咸平集卷一　　　　　　　宋　田锡　撰奏议

译性，左右取悦奉承，没有不是说成圣明谋略的。因此陛下说一句话，就说可以和商汤、周武王相比；做一件事，就说可以继承尧舜。自陛下继承大位至今九年，四方虽然安宁，万国虽然平静，然而刑罚还没有完全搁置不用，水旱灾害还没有完全调和。陛下说这是太平，谁敢不说是太平？陛下说这是至理，谁敢不说是至理？正想为百姓求福、报答上天的功德，在泰山举行封禅，在上帝面前展开礼仪，人谋虽然成功，天意却没有顺从。宫中发生火灾，将要使英明的君主觉悟；诏书下达海内，于是把这件事公布给百姓。近臣听到陛下有所感悟的话，难道不警惕奋勉吗？谏官读到陛下忧虑勤劳的诏书，谁不徘徊不安？臣因此说过错在近臣，不在圣上；罪责在谏官，不在陛下。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然而臣两次上疏，陛下连一两条也没有采用。如今臣身在外地，陛下却把替您分忧的责任交给臣；臣庸碌地随从众人，没有闲暇忧虑被遗漏的事务，内心惶恐而有志于进言，又害怕不能谏诤。现在幸而上天启发圣心，神灵辅助皇运，感念陛下虚心等待冒犯龙颜的劝谏，使陛下专心寻求逆耳之言，臣因此再次竭尽愚见，重申鄙陋的意见。臣所说陛下有早晨下令晚上更改的事情，试举一两件来说明：设置后不久便废止的，是农师；禁止却没有严格执行的，是车服。臣所说陛下舍近求远，试举一两件来说明：宰相不能任用人，却委派员外郎差遣；近臣专门接受责罚，却要求令录封章。这类奏章一定很多，听取采用一定很广。听取采用既广，条文制度一定繁多；条文制度繁多，依从执行的人就少。依从执行的人少，就是法令不能施行。法令不能施行，就是由于规划安排不恰当。比如前年下敕，命令邻近州府不要差遣司理判官；到了今年又下敕，却命令本州仍旧差置。又如前年下敕，凡征收科派的官吏，在期限以前办完就超等升迁，超过期限没有办完就应当降黜。既不考虑县有大小的差别、税收有难易的区别、土地有肥瘠的不同、年岁有丰歉的不等、风俗有勤惰的各异、官吏有能否的差别，却一概受期限拘束，一律以升降作为决定。此后却没有听说超过期限欠缺的降一级官、期限以前办完的升一人的。这难道不是把话挂在空中、显示出缺乏信用吗？请求今后凡有所奏、或有所陈述，希望陛下明察审慎，命大臣商议后再施行。臣下说出来，称为封章；陛下施行它，就成为法令。法令可以简约，不可使它繁杂；制度可以承袭，不可屡屡变更。变更不定，是显露出思虑不精；繁多难以依行，是使人手足无措。《尚书》说：‘治理臣下要简约。’又说：‘得到贤师的人可以成就王业。’如今宰臣如果贤能，希望陛下信任并任用他；宰臣如果不贤，希望陛下选择可用之人任用。为什么把他置于仅备位的具臣地位，却像对待普通人一样怀疑他呢？百官如果能够履行职务，希望陛下听取并任用他们；百官如果不能胜任职务，希望陛下衡量其才干后任用。为什么把他们置于备用人员的位置，却像对待冗余官员一样对待呢？臣认为百职如果都能举其职，万事就会随之自然得到治理；百官如果不能修治职务，万事也会随之败坏。如果任用却怀疑，上下就不是一条心；怀疑却又任用，君臣就不是一体。为什么呢？怀疑能够产生诽谤，诽谤能够产生怀疑；怀疑从诽谤产生，那么父子之间的慈爱孝顺之道有时也会偶然亏缺；诽谤因怀疑而产生，那么君臣之间有时就会转变为怨恨责怪。魏文侯焚烧诽谤之书，陛下本来应当知道；令狐楚有《辨谤论》，陛下也应当时时阅览。陛下如果这样阅览并实行，就能保全臣下始终如一，完全得到君上的恩宠，这才可以说君主是元首，臣子是股肱。【雍熙元年八月，上书时任右补阙、

译守睦州。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七年十二月，两次上疏。】上给太宗、答诏论边防事务

译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十一日陛下的御札，向内外文武群臣宣示：北方边境多有忧患，契丹成为祸患，陛下长久等待良策，降下温和的谕旨，询问抵御外侮的好办法，询问安定边境的长远谋略，命令大家充分陈述不同意见，以便选择采用所说的办法。臣愚昧专断，哪里足以完全符合圣意？但臣狂直，怎敢不竭尽鄙陋的心意？倘若所说能够对事情有所补益，明圣的陛下就不会因臣愚昧而怪罪。臣每次读史传，详细观察古来边境用兵，原本是常事；朝廷的防备，自有通常的规制。概括而言，不过是训练士卒，选择将帅，广泛增加储备，多设置屯田，严密修治城池，明确设置侦察哨，谨慎管理烽火，使铠甲兵器锋利，施行间谍以离间敌心，禁止侵扰以松懈敌意，等待对方衰弱，顺势攻取，等到对方宾服，再用德政安抚。这些都是方策中已经完备陈述、可以选择采用的办法。舍弃这些，就没有看到抵御边境的办法；采用这些，关键在于懂得临事时的适宜变化。军事机宜不可预先固定，谋划边防却必须依循古制。现在逐条奏上，只有陛下选择施行。一、如今抵御边境，没有比选择将帅更优先的事。选得将帅以后，请委托任用并责成其完成任务，不必把阵图降下，也不必授予固定方略；他们自然会根据时机设置变化，观察敌人的破绽而制定适宜办法。这样做没有不成功的，也没有不击破敌人的。过去汉朝西羌侵犯边塞，攻打城邑，杀死长吏。赵充国当时已经七十岁，皇上派丙吉问他：‘谁可以担任将领？’赵充国回答：‘没有超过老臣的。’由此看来，请命令宰臣以下各自举荐能够担任将帅的人，又命令一向有声望的旧武臣也自行举荐，然后由陛下详细选择任用。又，赵充国担任将军后，宣帝派人问他：‘将军估计羌虏情况如何？应当使用多少人？’赵充国说：‘听到一百件不如亲自看一件，军事难以遥测，臣愿意驰往金城，把方略绘图上奏。不过羌戎违逆上天、背叛朝廷，灭亡不会长久，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给老臣，不要忧虑。’由此看来，从前赵充国作为老将，尚且说听闻百事不如亲自一见，何况如今委任将帅，却每件事都想从中间降下诏令，授给方略，或者赐给阵图；依从诏令就可能不合时宜，专断行事又成为违背圣旨。这样来制胜，看不出有什么长处。伏望赶快命宰臣举荐良将，并命一向有声望的旧武臣自行举荐自己的才能以及所知的人。一、将帅行施恩信，抚养士卒，必须有充足的财货，才能得到士卒的拥戴。从前赵奢担任将领，所得君王的赏赐全都分给军吏；李牧担任将军，市场的租税都用来宴享士卒；魏尚守卫云中，军市租税全都用来供给士卒，又拿自己的钱款宴请宾客和军吏，因此匈奴不敢接近云中的边塞。如今国家任命的将帅，虽然古今情况不同，但凡有赏赐，谁还敢效法古人，散尽家财来赏赐士卒？去掉吝啬而施行恩惠，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每年供给运输、劳师费财，哪里比得上优厚供给将帅，让他们用来赏赐呢？又听说近来的侯伯也有三五十名亲卫，练习骑射，作为心腹；每次出入敌阵，能够让亲卫随身护卫主帅。后来不敢蓄养设置，前些时候杨业陷入敌阵，据了解也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心腹随从亲卫相助防护，以致被敌人俘获。如今虽然时代不同、事情有异，但废置与设置的利害，也必须访察后施行。一、如今抵御边境，应当从沿边各郡中选择有勇有智的人，任命为刺史，委托他们自行运用方略；遇到警急而有利便之事，办完后再奏报，使每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这一定能为陛下各自建立特殊功勋，控制外敌的侵侮。从前后汉郭伋任渔阳太守，当时匈奴屡次抢掠郡界，边境深受其苦。郭伋于是整顿士马，制定攻守方略，匈奴畏惧，不敢进入边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任职五年，户口增加了一倍。又张堪任骑都尉，在高柳击破匈奴，授任渔阳太守；捕捉打击奸猾，赏罚必定信实，人人都乐于为他效力。匈奴以一万骑兵进入渔阳，张堪于是率领数千骑兵奔驰出击，大败匈奴，郡界因而安静。又在狐奴开垦稻田八千余顷，劝导百姓耕种，使地方富足，百姓歌颂他。他任职八年，匈奴不敢侵犯边塞。由此而言，沿边各郡请命令选择有智有勇的人担任刺史，一定能符合陛下托付忧患的期望。一、如今抵御边境，更在于使军情得到安抚和取得。凡经拣选而退下、还能够从事劳役的人，应当仍给原来的料钱。那些战阵中死亡以及守戍时死亡的士兵，凡是营中年老的亲卫，应当加以怜悯优恤，或者给予赏赐使他们各自得以生活，不要让他们受寒挨饿而无所归依。又不可以把他们充作洒扫、裁缝之类的役隶。其次，军中刚招募来的士兵，即使稍有身手才能，也不宜立即让他们管辖旧人。必须经历过行军作战，稍微懂得军队的次序，并有一点功效，才可以让他们充任节级等职。这样贵者以下的人都会心甘情愿，也容易驱使。如果曾经有功劳却没有得到优厚赏赐的，请另外设置名目给予优异酬赏。臣不知道朝廷府库钱帛的总数，也不知道国家支出用度的多少。如果陛下节省停止塔庙的耗费，转来充作军队的赏给，那么谁不会改变怨恨之心，谁不会献出死力？如果这样击破敌人，一定能符合陛下平定戎狄的心愿。一、如今抵御边境，也应当另设条例和等级，规定赏赐。如果攻取一座堡垒，或收复一座障亭，就授予某种官职并赏赐若干。赏赐不得超过时限，必须诚实、必须守信。条例不要繁琐，要让军中明白。这样一定会有果敢而有智谋的人，来符合陛下设立赏赐的用意。一、如今抵御边境，还应当用重赏招募敢死之士，仍按照古来选士的科目选取士卒；也在军中选择符合选士条目的人，命令他们举荐六七项，还可以详细斟酌增删。暂且依据兵书所说：选取曾经学习韬略兵法的人；选取有谋划的人；又选取能够辨知敌情真伪的人；选取能够知道山川险易、道路迂直的人；选取力气强过常人、能够斩将夺旗的人；又选取往返数百里而不到傍晚就能抵达的人；又选取能够破格舒展铁钩，或者背负数百斤、行走五十步的人；又选取轻捷如飞、能够越过壕沟堡垒、出入无形、能够承担窥探侦察任务的人。应当分别技能，设置编制，以便接受将帅指挥。

译一、如今抵御边境，对外要委任将帅，对内要咨询谋划宰臣。施行一件事，必须让宰臣知道；发布一道诏令，必须命宰臣议论。臣听说前年出兵向北，命曹彬以下将领想要攻取幽州，是侯利用、贺令图之流误导圣听，陈述谋略计划，宰臣昉等却不知道。又去年招置义军，刺配军队分驻三边，宰相普等也不知道。哪里有议论边疆、调发军队而宰相却不参与知情的道理？如果宰相没有才能，为什么不罢免？宰相可以任用，为什么不咨询谋划？如今宰相普三次入中书，又两次出任藩镇，声望重、德行高，是元老大臣，众人都仰望他，事情没有不经历过的。伏望陛下把军队事务、机密谋略全都与他共同筹划，使他充分施展规划。这是国家的体统，也是君父最公正的做法。臣听说偏信会产生奸邪，独任会造成祸乱。侯利用、贺令图等已经在以前误导陛下的机宜，不要让类似侯利用、贺令图的人日后再次误导陛下的机宜。伏望陛下一一与宰相谋议，件件事情都同宰臣商量。悔悟眼前独断的自以为明智，采用今后共同商议的道理，那么事情没有不妥当的，部下没有不竭尽忠诚的；大臣们也就足以承担陛下忧劳的期望了。一、如今抵御边境，在于辨别边地上奏报告的虚实，察看左右近臣是否有蒙蔽遮蔽。奏报失败，不一定完全说实话；报告大胜，也不足以深信。陛下本来不应当相信却先相信了，陛下本来想知道的却没有知道。这样，凭什么判断安危？这样，凭什么防备成败？安危成败的道理，乞请陛下详细考察。一、如今抵御边境，没有比使用间谍更优先的。《兵书》说：‘事情没有比使用间谍更秘密的，赏赐没有比给间谍更重的。’北方本来有许多国家，不知陛下是否已经探知一共有多少国？有多少国与契丹为敌？如果全都知道，就可以用重赏实行间谍活动。间谍一旦行动，那些国家自然会发生混乱；那些国家混乱，边境就自然安宁。从前李靖使用间谍攻破突厥，使其心腹之人自行离心叛离。事迹载在《唐史》中，事情可以查知。如今招募能够前往遥远地区挑动蕃部内乱，使他们互相侵害的人，就像汉代的陈汤、傅介子一类，不必劳师动众，自然会归顺教化。这可以缓解陛下忧虑边疆的心情。其余谨慎管理烽火、明确侦察哨，也可以依照古法作为警备。《赵充国传》说：‘五星出现在东方，中国大为有利，蛮夷大败；太白星出现在高处，出兵深入，敢于作战的人吉利。’虽然天道遥远而难以知晓，但星象明白地垂示于天文之中，也是为陛下说明用兵的利害。一、如今抵御边境，凡是召集调发士兵，或储备搬运粮草，也应当谨慎安静，不要使事情喧闹烦扰。臣私下听说，去年在户税上折征马草，以及官府和买、应当买纳却还没有足数的时候，就有使臣催促督办，贫困下等人家的妇女也被差派征集。又听说汴河水浅干涸，于是分引南河的水注入汴河，以等待漕运。国家的计划筹算在哪里，为什么临时竟到了这种地步？京城之下，难道没有外国的间谍吗？臣还不知道现有的军粮可以支用几年。如果没有九年的粮食储备，实在就是没有准备；如果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实在就是窘迫紧急。如果并不窘迫紧急，那么为什么要差派妇女交纳草料，又要增添河水来等待漕运呢？一、如今国家拥有天下，精锐士卒、锋利兵器，估计有百万之多，然而没有将帅为陛下治理军队。从前吴起担任将领，替士卒吮吸毒疮；霍去病担任将领，汉武帝想替他修建府第，霍去病说：‘匈奴还没有消灭，凭什么建立家室？’窦婴担任将领，如果得到赏赐黄金千斤，就把它陈列在廊下，军吏经过便随即量取使用。臣不知道陛下是否认为如今的将帅有像吴起、霍去病那样的人。如果按照臣所见，将帅必定没有这样的人。怎么知道呢？将帅肯替士卒吮吸毒疮吗？如果赐给府第住宅，他肯不要吗？将帅没有才能，就没有威望声名，凭什么使契丹听到风声便恐惧？如今有人身居显位、享受厚禄，为国家谋划却不足，为自身谋划却有余，凭什么符合陛下实现太平的心愿？凭什么实现陛下清静的政治？然而依臣所见，凡是小小的公务，不必劳烦陛下一一用心；如果是关系社稷的大计、为子孙作长远谋划，就在于举出大略，寻求将相、帝王的大体。譬如人想调理身体，先要调理心；心中没有邪念，身体自然端正。想治理外部，先要治理内部；内部既已治理，外部自然安定。臣认为边境动乱是由朝廷动乱所导致，边境安静是由朝廷安静所导致。在内部任用贤能的宰相，百官就能各举其职，纲纪就能振作；在外部委任良将，四方夷族就能安静，边境就能安宁。臣的愚见，已经全部陈述在这里了。以上各条奏议，都是国家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劳烦陛下谋划并询问卿士，向下层百姓询问，使所有臣僚都陈述自己的看法。然而臣认为国家还有尚未发生的事情，难道能不替陛下说出，能不替陛下忧虑吗？如今敌国君主只是一个老妇人，却任用狡猾之人为谋主，很有轻视中国的意图。今年春夏必定逐渐退兵，秋冬必定再次前来；如何制服抵御，只在前面筹划的几件事而已。如果将来敌人抵御不退，边境防备仍不得安宁，再加上契丹在西蕃施行间谍，汉家还没有斩断它的右臂，那么秦陇千里以外、瓜沙玉关以西，恐怕就不再是国家所有。万一兵灾、歉收接连发生，盗贼大量兴起，那时怎样谋划，那时怎样抵御？圣人不能使灾害不发生，却能抵御灾害。如今陛下圣德合于上天，国家没有忧患，万里安宁，居安思危的谋划，难道不应当根据尚未发生的事情预先防备吗？这也是抵御边境的长远意图。已经发生的祸患，陛下既然已经遍访直言；尚未发生的忧患，乞请陛下始终切实留意。以上臣任职中书省，忝任掌管诰命之职，恭敬奉行圣上的指示，命臣陈述方略。臣对时事昧然无知，思虑也不精密，但这些狂妄愚陋的意见，或许有可采纳之处。【端拱二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知制诰。】上给太宗，论军国要机和朝廷大体

译臣伏想，自从忝居谏官之职，至今已经满一年，没有一句话可以补益时政，没有一件善事能够上报君恩。大概是因为陛下文明圣治，没有可进谏的事；朝廷公正，也没有可进言的事。然而尸位食禄、荒废职守，忧虑惭愧更加迫切；竭尽忠诚、弥补过失，早晚怎敢忘记？如今冒昧把军国的要机、朝廷的大体写在一篇疏中，上达陛下的耳目。伏望陛下明察而宽恕，容纳而采用。臣所说军国要机一条，朝廷大体四条。现在为陛下逐一说明。臣听说古代圣人掌握天下，施展和收束圣明的谋略，舒展或收拢人心，使万人的心如同一颗心，使四海的意志如同一个意志。有如驾驭马匹，又如铸造金属。善于驾驭的人，使马奔驰它就奔驰，使马停止它就停止；善于铸造的人，要它圆就圆，要它方就方。如果错失了时机，又错失了时势，那么万人不能一心，四海不能一意，也就像不善于驾马、不善于铸金，使它奔驰却不奔驰，使它停止却不停，使它圆却不圆，使它方却不方。这样一来，危险和动乱虽然尚未萌发，却不能不忧虑；机宜和时势虽然尚未丧失，却不能不恐惧。所以古人说‘处在安定时要想到危险’，又说‘治理时不要忘记动乱’。臣常常想到唐朝末年，天下分裂，中原的土地疆域不过千里。自从先帝扩张皇业、开辟天下，平定吴地、攻取蜀地，容易得像劈竹子一样，只有河东残余势力始终不能平定。等到陛下一举攻取河东，功名光大，连后周世宗和先帝都比不上。然而自河东攻破以后，圣驾返回，各军都盼望赏赐，四海之内也等待广施恩泽。哪里想到陛下还没有普遍施行赏功劳的恩典，还没有举行策勋之礼，至今已经两年，这就是所谓超过时限。如今北方的国家不来朝贡，幽州孤立的堡垒尚未恢复疆界。臣以为国家兵甲强盛，朝廷物力充足，消灭敌人很容易，攻取幽州也不难。然而自古控制远方民族，只在于向他们显示威势和恩德。显示威势，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劳民费财；显示恩德，是把他们比作石田一样包容，像天地一样容纳。他们来朝贡，也不阻止他们归附的心意；他们背弃欢盟，也不因其侵扰叛乱而发怒。臣私下担心陛下因为幽州尚未攻取、契丹尚未平定，一旦他们又来侵扰边境，万乘之尊又想再次亲征，想快遂圣意，想施展睿智谋略，虽然一出兵必能成功，但行动却没有留下余地。然而臣请陛下或举行郊祀之礼，或施行封禅仪式，借此赏赐平定河东的功劳，借此显示策勋守信；使人心懈怠的重新欢悦，使经历军功劳苦的人最终得到酬报。皇帝的恩泽如大雨倾注，众人的情绪就通达安泰。这就是所谓陛下驾驭他们的意志、熔铸他们的心，使他们奔驰便奔驰，使他们停止便停止，使他们圆便圆，使他们方便方。如果不用威信铸造他们的心，不用恩惠驾驭他们的意志，臣恐怕会使他们奔驰却停止，使他们圆却变方。到了那时，陛下必定会想到臣今天的话，陛下必定会思考臣今天的劝谏。这就是所说的军国要机第一条。又想到交州尚未攻下，战士没有功劳。《春秋》说‘劳师费财’，兵书说‘军队疲顿而锐气受挫’。臣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大边疆，只致力于扩大德业。武德有七项，陛下为什么不扩大它们？上天生出四方夷族，陛下何必要把他们全部收取？如果圣上的德行日益更新，皇上的风教日益远播，远方之人自然会入贡，外域自然会来降。如果他们既不来降，又不入贡，他们国家自有灾疫，那些人自会遭遇凶荒。《尚书》说‘只有德行可以感动上天’，又说‘四方夷族来朝奉王’。《周易》说‘圣人先于天时行动，而上天不会违背他’；上天尚且不违背圣人，何况远方之人呢？臣曾读《韩诗外传》，说周成王时，越裳前来进贡，经过九次翻译才到达。周公问他们为什么前来，那人说：‘上天没有猛烈的风和急骤的雨，大海也没有掀起波涛，已经三年了。’ 恐怕中原将有圣人，何不前往朝见他呢？”从前太宗征讨辽国，魏徴苦苦进谏。到了贞观太平以后，天下州郡有三百六十个，羁縻州有八百个。屯田、设置戍守，都在边远荒僻之地，难道一定要逐一用兵之后，它们才来归附吗？如今陛下攻取交州为什么这样急迫？何况大国把交州视为瘴疠之海，前往那里的人不习惯当地风土，军队驻在那里，长期滞留。希望陛下暂且停止这次战事，暂缓南征。交州没有平定，不足以损害陛下的功业；交州已经取得，也不足以增光陛下的威名。臣只是认为长期用兵、耗费财物值得忧虑，军队停滞、锐气受挫实在可惜。因为征讨的战事，费用十分沉重，都是百姓辛苦劳作所得的财物，也都是各国供给的赋税。请求陛下爱惜轻易耗费的财用，希望陛下体念征伐的劳苦。这是朝廷大体中的第一件事。臣曾读《六典》，知道左右拾遗、补阙掌管侍奉和讽谏，凡是发布命令、举行事务，有不合时宜、不合道理的，小事就上封事，大事就在朝廷上进谏。臣又读《唐书》，见给事中可以封还、驳正诏书；所谓封，是封还诏书而不执行；所谓驳，是驳正诏书中的过失。又有起居郎、起居舍人，可以在天子台阶之下，详细记录君王的言语。如今谏官寂然无声、毫无作为。假使诏书有所错误，审查后认为诏令有不可施行之处，给事中也不敢封还诏书使其不执行，不敢驳正其中的过失。给事中、谏官既不敢违背皇上的防禁，拾遗、补阙又不敢进献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能站立在轩陛之间，不能记录君王的言语和行动，使圣朝的善政或有所遗漏而无人听闻，导致陛下的美德和恩言有些不为人知、不被记录。再加上御史不敢弹劾奏报，左右丞如今也有缺员；中书舍人又是陛下的近臣，掌管陛下的诰命。臣每逢起居之日，只见他们随班进来，行拜舞礼后退回，从未见陛下召见他们与之交谈，也从未听说陛下向他们询问政事。臣担心他们各自有所见解，想等皇上询问后才说；各自有所陈述，想趁便利时才上奏。恭请陛下有时就政事询问他们，有时召见他们交谈，希望他们各尽忠诚，也借此观察他们的才器和学业。又如今三馆之中，虽然有集贤院的书籍，却没有集贤院的职官；虽然有秘书省的职官，却没有秘书省的图书典籍。臣恭读去年九月十一日颁下的制敕，条理规定百官职掌，又在朝堂上练习礼仪，并且委托宪司加以申明举察。这说明陛下有意恢复古道，大力振兴朝纲。

译臣只看见所操习的是礼仪，没有看见所举察的是职事。如果各项职务都得到举察，那么威仪自然会严整。君主有君主的威仪，臣下有臣下的礼法，何必担心百官不整肃？何必担心各种政务不能治理妥当？臣请求今后让给事中能够封还、驳正诏书，让起居郎、起居舍人能够记录君王的言语和行动，让御史能够弹劾奏报，让谏官能够抗直进言，让左右丞能够纠察统辖各部门，让中书舍人能够恭敬地承受陛下的顾问。中书舍人能够随时备受询问，皇上的谋略就会日新；左右丞能够统辖各部门，朝廷的风纪法度就会更加整肃；谏官抗直进言，陛下就能听到从未听到的事情，知道从未知晓的情况；御史弹劾奏报，百官就会震惊畏惧，而皇上一人更加尊严；起居郎、起居舍人能够在陛下身边，盛大的政事就不会遗漏，国史也会完备；给事中能够封还、驳正诏敕，诏敕就不会有错误，政事的施行也不会错乱。这是朝廷大体中的第二件事。如今天下统一，海内广大，四方的人物财货汇聚而来，京城之下车马拥挤，万物货品都归集于此，京师富足繁盛。军营、马监没有不高大严整的，佛寺、道宫全都壮丽宏伟。陛下又新建西苑，再扩大御池；御池如同汉代的昆明池，园苑如同周代的灵囿，足以作为陛下宴饮游玩的地方，足以成为圣朝宏大规模的体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只是尚书省还是前代营建的旧址，官署房屋低矮狭窄；南宫二十四司不在其中，六部尚书没有本部门的官署，众郎官没有办公处所。至于九寺三监，只能寄居在宫门内前廊之下；再加上礼部没有贡院作为考试场所，每年考试举人，不得不暂借武成王庙。这不是太平时代职司设置的制度，也不是清明朝廷文物制度的规仪。请求陛下等西苑工程完毕、御池工程停办以后，重新修整省寺，安排职官。这是朝廷大体中的第三件事。臣又常常在行路时，看见有被拘禁的囚犯，身上戴着铁枷，不由得自己也惊骇，不知道这些人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这些囚犯究竟是什么人。臣谨按《刑统》，依照《狱官令》，枷、杻各有长短，钳、链各有轻重，制度和尺寸都有规定；刑书中却没有看见用铁制作枷具的规定。如今州县凡要鞭打一名轻罪犯，拘系一名轻囚，也一定要详细查考格文书，依照典章法律，奉行国家颁布的律令，遵守法寺规定的条文。用铁制作枷具，实在是超出法律之外。恭请陛下整顿革除这种做法，以免损伤皇上的风化。从前太宗因为观看明堂图，看到人的五脏都系在背部，圣慈怜悯，于是免除了徒刑。何况太平时代应当达到刑罚废置而不用的境界，至仁的君主更应该把敬慎刑罚、体恤人命放在首位。这是朝廷大体中的第四件事。臣所说的是关键要务，请陛下审慎地考察；臣所举的是朝廷大体，请陛下采纳施行。臣不胜感恩图报、激切惶恐之至。【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上奏，当时任守左拾遗】上奏太宗，分条陈述政事。臣任职谏官，出任河朔地方官，虽然勉励自己保持忠勤的节操，却未能尽情表达直言极谏的诚意。尸位素餐，自己很清楚，因此更加彷徨忧惧；凭什么来分担陛下忧劳勤政的寄托，凭什么来报答朝廷委任任用的恩德？怎敢不日夜思考，想以微薄之力效劳，希望把如刍荛之人的见解上奏，求得英明圣主的了解。如今陛下命臣颁行条令，委任臣治理州郡，亲近百姓的心意，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假如所治理的州郡事务简少、诉讼案件空缺，所亲近的百姓风俗淳厚，这就是所谓治理百姓有方法、驾驭下属有能力，足以报答朝廷任用的恩德，也足以彰显陛下忧劳勤政的本意。然而，事务有时无法使它简少，案件也没有理由能够长期空缺，民风还没有达到淳和，物俗还没有达到淳厚；即使有治理百姓的方法，也无从施展；即使有驾驭下属的才能，也无从设置。何况臣昏暗懦弱，治理下属没有才能，以臣的愚昧，治理百姓也没有方法，只能说一说他们长期的弊病，体恤他们尚未安定的处境。所谓长期的弊病，是过去靠近并门、邻近敌境，二十多年承担边防费用、抵御寇敌的军队，使百姓不得休息；所谓尚未安定，是如今北方敌人逼近塞垣，屯兵守边，运输军粮，涉及三十多个郡，百姓并不十分富足。专卖货物财利，搜刮利益过于严密，亲自处理机要事务，诏令也稍显频繁。臣所说的搜刮利益过于严密，是指酒曲的利润只求增加，商税的利润只求有余。有时偶然有盈余，却不追问盈余的原因；有时偶然有亏欠，却一定追究亏欠的过失。逐年比较追征，只管增加数额，不管亏欠折损；逐月考核比较，也不管欠缺和损耗。然而国家军队数量广大，支用之处很多，赋课利润不得不这样征收，专卖税收不得不这样比较，竭尽取财的途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至于疏通、发展货物财利的来源，却没有听说采取适当的变通，似乎不知道停止，完全没有固定期限。如今请求国家对关市的征税规定固定数额，对酒曲的利润制定常规；偶然有增加，就不再追求盈余；偶然有亏折，就允许在有盈余时补足。比如州县征收赋税，农桑税赋，年成丰收时从未听说增加缴纳，年成歉收时却允许缓征，自然能够处理得适中，使百姓知道如何应对。为什么这样说？百姓依靠财利而生存，也像鱼依靠水而生存一样；百姓因财利而困苦，又像水干涸使鱼困苦一样。希望陛下重新以正直的议论为主，另外颁布新的条令，正值百姓已经繁衍增多之时，正是谋求治理、斟酌适中的时候，天下幸甚，海内幸甚。臣所说的诏令稍显频繁，是因为臣曾读扬子《法言》，其中说：“圣人的道，像太阳正当中天一样。” 臣又曾阅读太公《六韬》，其中说：“圣人的道，像龙的头一样。”所谓龙首，是说高处观察、远处听取；所谓日中，是说光明通融，照见幽暗。由此可知，君主有居于上位的威仪，臣下有奉事君上的职守。君主之道贵在简明，简明则号令审慎，百姓容易遵从；臣下之道贵在勤勉，勤勉则职事修治，事务不会堵塞。臣看到陛下忧虑百姓过甚，处理政事过于勤劳，每天早晨在崇德殿接受百官朝见，直到中午又在讲武殿处理万机。或进呈申状，或挑选阅看军人，或亲自询问囚犯，或亲自观看战马；从匦中投进来的奏章，有时详细审察其中的文辞义理；击鼓来报告的案件，有时询问其中是否有冤屈诬陷。每一句都是陛下亲口发出的言辞，人人都得到省察询问；陛下以天心裁度，一一加以区分。由此可见陛下劳累于万机，而臣下也因此显出没有尽到侍奉君主的职分。何况如今四方没有战事，多处堡垒都已平定，为什么还要使陛下这样过度勤劳？为什么要让三公因此感到惭愧？大概是陛下担心耳目所听所见仍有未能通达之处，万机政务仍有不知道的地方。文王的心意，于是早晚都乾惕不懈；成汤的心意，贵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日新。然而陛下为什么不把这种勤劳转移到求访贤才上？为什么不把这种精力专注于选拔士人上？把谏官安排在左右，把御史委任为纠察弹劾之职；

译给事中中有才干的人，应允许他封还、驳正诏书；诏书起居郎中有文才的人，应命令他记录君王的言语和行动。百种职务都这样，各自举其职事；千名官员都这样，各自得到适合的人才。这样还忧虑什么政事不能治理妥当？还担心什么百姓得不到恩赐？如今有关部门发布指挥，多半用札子请取圣旨；官员的注拟任用，必须引见皇帝，听候敕令裁定。事情如果妥当，就是出自皇上的决断；事情如果不妥，也归于皇上的睿断。这样一来，什么事都劳烦皇上听取，哪里还用得着有关部门？这就造成陛下处理政事过于勤劳、忧虑百姓过于深重。何况宫阙是尊严的地方，轩墀排列着清近显要的官班，可以迎候、延请贤良，询问求取治国之道，怎么适宜把押送来的囚犯、患病的军人、以浮词越级申诉的人、侥幸希求恩宠的人带进便殿，使他们得以接近天子的容颜？陛下便随着事情当场指挥，临时决定取舍。其中有的人突然承受皇上的询问，向上畏惧天威；有的人偶然陈说，稍稍合乎圣意。性情懦弱、口才笨拙的人，口头虽然奏答，却没有尽情表达内心；奸诈而善于辞说的人，言语虽然似乎得当，却未必有道理。陛下有时赐给他们恩泽，有时按刑法处置他们。然而皇上的明察周全通达，发布命令固然不会枉滥，但帝王朝廷的清肃【缺】难道可以用喧嚣来称说吗？再加上处理政事的条理，有时会伤于过于频繁；施行诏敕，于是到了繁多重叠的地步。《礼记》说：“君王的话像丝一样，发出以后就像纶；君王的话像纶一样，发出以后就像綍。”这是比喻君王的话由近及远，逐渐扩大光照于四方。用言语教导人民，才可以长久施行于百代。简明而且扼要，人民就容易遵从；繁多而又难以实行，人民就容易触犯。《尚书》说：“面对下属要简明。” 又说：“统御众人要宽缓。统御众人不能宽缓，获罪的人就多；面对下属不能简明，遵从命令的人就少。何况帝王有一贯的治道，禁令有固定的程序；发布命令贵在一定要施行，设置禁令贵在一定要禁止。命令没有节制，奉行它的人一定困难；禁令没有时限，遵守它并停止相应行为的人也少。臣所说搜刮利益过于严密，已经是那样；诏令稍显频繁，又是这样。希望陛下宽恕臣敢于直言的罪过，审察并认真考虑；希望陛下听取臣敢于进谏的话，选择其中可行的施行。臣还有三件尚未明白圣意的事，又有两件请求施行的事。所谓尚未明白的第一件，是如今内职各司都有官署，禁林近侍各有本部门的官署。中书省是宰相办理政事的厅堂，相府是陛下优待贤才的地方。如今却在中书省外廊设置磨勘司，考核朝臣功过有无，审核州郡劳绩才能的虚实。按说这项职务本来属于考功，难道是考功的职务没有修治好，所以才另出磨勘之名吗？这实在不是雅正的称呼，严重损害纲纪。这就是臣所说的第一件不明白圣意的事。其次，御史台本来不禁锢人，如今却成了拘系囚犯的地方；大理寺过去设置监狱，如今却成了检核格令的部门。授予人官职，本来贵在任用适合职务的人；根据实情审讯案件，自然不会造成滥刑。有时诸侯犯了大过错，有时百姓受到深重冤屈，于是才命令宪臣，委任为制使；这样宪府的风纪规范自然与刑曹不同，刑曹的审问也会没有疑滥。如今却有时击鼓向皇帝报告，或用虚浮言词到宫阙申诉，多半派殿直承受诏命，充任制勘使。臣并不是审理案件的人才，却突然被委任去审讯别人的罪过。其中有的还没有审明查清，就因此导致案件拖延；有的不了解刑法条文，妄自加重刑罚。既然以制书的命令临其身，又把他们置于囚禁之中，上面畏惧严威，谁敢抗拒？等到录取口供时，全都服从认罪的供词。即使罪行达到徒刑、流刑，也一定要上奏申报。案件既已完备，就按照诏令施行。难道没有把无罪的人陷入罪责的吗？难道没有使有罪的人逃脱惩罚的吗？这会损害陛下慈仁的本意，损伤朝廷敬慎刑罚、体恤人命的恩德。这就是臣所说的第二件不明白圣意的事。臣每次读史书，读到文集，看到有普通妇女具备贞正的节操，有乡野之人具有孝悌的风尚，朝廷便表彰他们的门闾，或赐给他们粮食布帛，用来挽救浇薄衰败的风俗，也用来推行风教的规范。修身的人由此显扬声名，崇尚义行的人因此树立节操。如今国家的官僚远赴外地任职，不得搬迁家属；父母去世，也不得离任，只能穿着墨色丧服处理政事，难道能使孝子的心安宁吗？明白的诏令还没有施行，实在严重损害圣人的教化。这就是臣所说的第三件不明白圣意的事。从前汉文帝在位时，号称刑罚废置不用，一年终了判决的案件只有三十件。这大概是因为百姓安于自己的产业，所以不会触犯刑法。万物失去适宜的状态，必然会自行遭受夭折和枉屈。因此圣人看见一件事物失宜，就一定产生怜悯；知道一个人无所安身，就一定动起哀怜之心。穿一件衣服，便想到天下女工的辛劳；吃一顿饭，便想到天下农夫的艰苦。所以《尚书》说：“不敢侮辱鳏夫寡妇。”《周易》说：“诚信可以达到猪和鱼。”猪和鱼是极其微小的生物，诚信尚且能够施及；鳏夫寡妇地位极其低微，也不敢加以侮辱。由此可见，圣人的用心，没有微小之处不周到；圣人施行恩惠，没有地方不均等。如今河朔几州，衙前、军将中应当依宣命配发前来的很多；江南、两浙的人，虽然曾有敕文允许他们自行处理，然而各人都没有去留归着，仍然挂在职名之下。其中有的不请求衣粮，只希望得到差使；即使有应当领取的俸给，多半也是折支。天气寒冷却没有衣服，白天饥饿却没有食物，老少聚在一起，受冻挨饿，贫穷困苦，羁旅在外而没有办法，只能叹息忧愁。与其把他们配发来而没有用处，哪里比得上放弃他们，让他们回去？这是第一件可以进言的事。如今国家疆域很广，州县极多，令录官有缺员；防、资等资历考满后才能迁授，主簿、县尉任期届满，也要按年限迁调。其中官吏虽然很多，但贪婪的人也不少。贪婪的人偶然没有暴露，刑罚难道就可以加给他吗？廉能的人没有得到上报，表彰和酬劳也没有轮到他。谈到奖赏和劝勉，似乎还不够精细周详。应当委托各州，命令他们普遍申报。一个州有多少县，一个县有多少官员，把善于任事的人奏报上去，那么不善任事的人自然就显露出来；把廉能的人奏报上去，那么不廉能的人也自然显现。有的就加以奖励和整饬，有的姑且给予升迁，那么廉能之才既有所归属，卑劣滥竽者难道不会自己惭愧吗？表扬清廉、激励贪浊，实在是实现治理的首要之务；改变风俗、移易风气，应当从亲近百姓开始。这是臣所说的第二件可以进言的事。臣屡次陈述浅陋的意见，烦扰冒犯圣上的听闻，臣不胜惶恐战栗之至。【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上奏，当时以右补阙知相州，入朝迎接皇帝时上此奏】上奏真宗，请求早日建立太子宫。臣私下看到，唐宪宗即位后，改元元和四年冬十月，在宣政殿楼册立皇太子。又查考《李绛论事集》，元和三年，翰林学士李绛等上奏说：“古代先哲君王把天下看作重大的器物，知道一个人不可能独自治理天下，四海不可以没有根本，所以设立太子作为自己的副贰，设置百官分掌职务，然后人心才大定，宗庙社稷才永远安宁。这是拥有国家者不可改变的道理。陛下继承大宝，到现在已经四年了，但太子宫尚未建立，册立典礼尚未举行，这不是开启觊觎帝位的端绪吗？不是违背慎重谨慎的道义吗？这不是承继宗庙、重视社稷的做法。”宪宗依从他们的请求，下制令有关部门选择日期，准备礼仪册立太子。如今陛下自从继承大位，改元以来已经五年了，太子宫尚未建立，册立典礼尚未举行，难道不考虑开启觊觎帝位的端绪吗？难道不思考慎重谨慎的道义吗？应当赶快以使宗庙社稷永远安宁为谋划。【咸平元年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真宗，进献经、史、子、集中的要语。

译臣听说古代帝王在盘、盂上都刻有铭文，几案、手杖上都有警诫，日常起居时一定能够看见，早晚都不忘记。因此商汤的盘铭说：“每天都要更新自己，又要每天更新。”太公《金匮》说：“武王想制作关于日常起居的警诫，于是在几案和手杖上刻铭说：‘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存在时不要忘记灭亡。’熟思这两句话，以后一定没有凶险。”墨子说：“尧、舜、禹、汤，把自己的事迹写在竹帛上，又刻在盘盂上，说：‘君子福分越大就越加警惧，爵位越高就越加恭敬，远处要观察，近处要察看，俯仰之间都要有所分别。’何况黄帝乘坐的车和几案也都刻有铭文，说：‘我居于百姓之上，惴惴不安，唯恐有所不及。’武王的门和坐席上都一定有训诫。席上的铭文说：‘不要做将来会后悔的事。’门上的铭文说：‘得到很难而失去容易。’圣人修养德行从不懈怠，但仍然佩带、遵守这些警戒，终日不忘，所以能够成就至高的德行和伟大的功业，长久保有天下。臣又曾读《唐书》，看到高宗命黄门侍郎赵智在百福殿讲解《孝经》，于是对他说：“大概的道理，朕已经知道了。”随即举出这部经书中重要切要的地方来说，用来弥补自己有所不及。赵智说：“天子有七名敢于进谏的臣子，即使天子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微臣冒昧把这句话进献给陛下。皇帝非常高兴。宪宗又在听政的闲暇，采集汉史、三国以来有关治理国家的重要事迹，撰写成十四篇，题名为《前代君臣事迹》，抄写在六扇屏风上，放置在御座右边，出入时都观看省察。臣每次阅览经、史、子、集，便选取其中的要语，总共编成十卷，特意进献给陛下。可以把它们题写在屏风上，放在御座旁，出入时观看省察；所希望的，是陛下早晚观看省察，使圣德日益更新，与尧、舜、禹、汤、文、武相媲美。【咸平三年上奏，当时宋白举荐臣应贤良方正科，臣任泰州知州，奉召回朝】上奏真宗，论述制科应当依照汉代制度选取人才。臣私下考虑，唐代设置制科，有“道术可比伊尹、吕尚”科，有“见识通晓韬略、能够担任将帅”科，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自太祖朝以来，兵部尚书张照上奏请求兴办制举。当时有关部门从前代制举中选设三科：一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二是经学深厚、可以作为师法科；三是详细熟习吏治、通达教化科。敕文大略说：“天下各种身份的人，不限于以前的资历和任职官员、黄衣、草泽等，都可以应诏；送交吏部考试三道策论，共三千字，必须在当天选取文理俱优、人物爽秀的人，才可以解送。已经入朝任官的人，也允许上表自荐。”虽然设置了制科的名目，却没有完全掌握选取人才的道理。怎么知道呢？汉代下诏取士，不限制对策的字数，按照应试者所回答的内容，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所以汉孝文帝时晁错的对策不过二千字，汉孝武帝时董仲舒的对策不过二千多字，然而皇上看后认为奇异，于是又命令策问；凡是诏策三问，回答的文字都不到二千多字。到了公孙弘回答策问，只有五百多字，然而汉代选得贤良人才，这时最为盛大。看董仲舒所回答的三道策，也不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如今只要依照汉代取士的办法，那么董仲舒、公孙弘这类人才就不只是汉代才有了。【咸平三年上奏，当时自泰州知州任上召回】上奏真宗，请求赈济河北饥民。臣本月二十五日所进的密封奏章，是为霸州、干宁军死伤人户等事；从二十六日到今天，又有莫州奏报饥饿而死十六人，沧州奏报全家因饥饿而死十七户。虽然已有指示下达转运司斟酌办理，并且减低斛斗价格赈济出售粮食，却还没有看见另行下达指挥。如果有关部门只是这样办理，实在不符合陛下忧劳勤政的心意。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使百姓饿死，就是陛下辜负百姓。宰相调和阴阳，启发圣德，却使恩惠不能下达，王道不能光明融通，这是宰相辜负陛下。如今陛下为什么不仿效禹、汤那样承担过错，归罪自己，略微颁降恩德诏书，向发生饥饿杀人之事的州府下诏，使百姓知道陛下忧虑体恤他们，然后开仓发粮，借贷救济，以拯救他们免于死亡？如果仓廪空虚，而运送粮食、储备边防还不充足，以至于当天没有可以发放借贷的粮食，那就是执政者平素不用心造成的。过去伊尹担任宰相，以一个人没有得到安居为耻；如今饿死人到了这种程度，真可以说还要这样的宰相有什么用？现在陛下可以把这件事按照治道，略微当面责问宰臣以下官员，看他们有什么话回答，观察他们有没有惭愧之色、忧虑之色。等三天以后，或者十天半月以来，如果他们不上表待罪，不上章请求退职，便是残忍无情的人，哪里配称为良相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十六口〕 既然不是良相却仍然任用他们，就是陛下没有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如果不另外进用贤能的大臣，恐怕危乱的萌芽将来会滋长蔓延而难以收拾。俗话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诚守信的人。”何况如今皇家富有天下，万国之中难道会没有人才吗？可以在常参官向来每五日一次转对时，观察他们上奏的话；其中有远大谋略、经营治理才能的人，可以破格提拔任用。如果只有言论而没有实际才能，就按礼节罢退他，也合乎治国体统。不然臣恐怕国家不能早日达到太平。哪里只是不能达到太平，国家的忧患不只在边防，叛乱也可能发生在内地。这是陛下继承先帝万世基业的紧急事务，是所有急务中最优先的。希望圣明的听察详细考虑微臣的话。陆贽说：“贪图因循苟且的人，最终必然遭遇大患。”如今如果因循不改、不早作谋划，恐怕大患就要到来了。如今臣所奏请的事情，暂且可以先颁降恩德诏书，以禹、汤责备自身的意思来向上天谢罪，以尧、舜极其仁爱的心意来对待臣下，使遭受饥饿的地区知道陛下忧虑体恤他们的心意。臣的职务在于深严之地，每天都有所听闻和见到，不敢不奏报。【咸平三年正月上奏，当时任直集贤院，权管干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上奏真宗，论述不应轻率用兵。

译臣私下考虑，国家判处徒刑以上的罪行，都必须详细审问，案牍完备，由判官录取口供，然后才施行刑罚。死刑案件将要执行时，判定以后还要给犯人酒食，命令其他官员监督执行，考虑到他可能申诉冤屈；执行完毕后，还要记录案情上奏。奏章下达大理寺后，大理寺官员加以防检，送到审刑院；审刑院官吏详细审阅，如果案情没有完备、理由没有穷尽，就要治有关官员的罪。这就是所谓君王的心意：重视用刑而爱惜人命。等到北方敌人扰乱边境、西方戎族侵犯边疆时，却不先筹划后出兵，不先谋议后决战。战斗失利，士卒陷没死亡的很多，百姓被俘的也不少。不知道判处徒刑以上的罪，直到施用死刑，为什么用心能够像前面那样精密周详；而不先筹划就出兵、不先谋议就决战，以致士卒陷没众多、百姓被俘众多，为什么用心却如此粗疏？前一种用心精密周详，是帝王重视百姓；后一种用心如此粗疏，是因为将帅轻视人命。州郡杀死一个罪犯，如果判决不当，州郡官员就要获罪；大理寺、审刑院防检审阅有遗漏，也要追究有关官吏的罪责。等到士卒陷没死亡、百姓被俘，宰相不过罢免退居，改任尚书；将帅不过贬降官职，成为庶人。这就是朝廷对用刑轻重处理相差悬殊的情形。【咸平五年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上奏真宗，论述防集强壮。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雨水很多，秋季庄稼受到相当损害，京城附近各州又遭积水为害，加上差遣使者防集乡兵，人心不安，物议令人震惊。听说一家即使有几口人，三个成年男子也一定抽取两个，以强壮之名登记，准备在紧急时使用。虽然不在脸上刺字，却分别遣送他们回家务农，但他们终究隶属于军籍，以后必须在军伍中服役。正当北方敌人尚未归顺、西方戎族正在为害的时候，难道不知道到临时再抽调他们，以补充正规军队的缺额吗？这样抽取壮丁，使各家父母、妻子儿女发出哀痛哭声，实在会感伤天地和气。朝廷应该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加以治理，枢密、宰相应当从头谋划并考虑最后结果。臣私下听说国家府库渐渐空虚，仓廪不充实，不然为什么急急忙忙搜聚财货，孜孜不倦地筹备抵御边防？何况朝廷没有人才，军队没有将领，居于高官的人都不知道危亡逐渐逼近，享受厚禄的人全是坐看成败的人。边地上奏的报告接连传来，敌军侵扰越来越近。那些喜欢说奉承话、使皇上安心的人却说：“国家哪里会忧虑没有长远谋划？眼前的忧患不过是请皇上亲自出征罢了。”希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忧，请陛下听取像刍荛之人的意见。臣每次奉到圣旨，凡是有所见闻，就立即陈述，怎敢不遵守？冒犯天子的屏障，臣不胜惶恐激切、战栗不安之至。【咸平五年五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此前诏令集合京城附近各州壮丁，选取隶属军籍，田锡于是上此疏】上奏真宗，论述拣选强壮失信。臣恭敬地看到自去年秋天以来，连绵大雨造成灾害，京城附近各处水涝成灾。虽然听说已经检视灾情、复核后减免租税，也听说正在斟酌地势低洼之处，开通决排沟渠；虽然忧虑体恤的心意已经有所施济，但其中利害，却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理。古时候不耽误农时，是担心妨碍耕种；遇到歉收年岁，就想到百姓困穷，所以有赈济借贷粮食储备、免除徭役的措施，不使百姓衰败困病，以至于流亡。如今国家因为军队稍有缺额，要防备边疆戍守，于是在曹、郓、宋、亳、陈、蔡、汝、颍之间防集乡村，拣选强壮，得到五七万人。起初听说只是刚刚下达宣命，指挥只让他们在本城防守；等到郡中人数上报以后，却一并抽调到京师。近来朝臣为什么商量得这样失信？命令一下，百姓都怀着怨恨和不满，难道能够没有言辞吗？何况陛下常常喜欢读书，有儒臣时常得以侍讲《春秋》，其中说：“君主的命令不能有两样。”又说：“诚信不能不发自内心。”想来陛下圣聪已经完全通达其中的微意，哪里有命令已经向众人宣布，而诚信却不是发自内心的道理？如果外国派人在京城探听事情，事情无论大小，境外一定全都知道；知道后便会谋划，边地就不能安静。他们所谋划的，是古人所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的天命。如今国家征取壮丁作为士兵，因而损害国家根本；又因灾害而失去粮食，哪里还有百姓赖以生存的天命？粮食储备不但没有剩余，边防准备恐怕也不能周济。利用这一点取得计策、利用这一点乘机而动，是外国谋划中较小的方面。他们所谋划的大事，是关西去年秋季庄稼没有成熟，京东今年春季播种又已经失收，国家忙于营救还来不及，朝廷谋划考虑又不精密，却想用新近招集、尚未习惯的士兵，交给没有才能和勇气的将领，侥幸求胜，轻视敌人而缺少谋略；这才是外国所谋划的大事。加上自春天以来阴天多、晴天少，每逢朔风到来，连续几天都没有固定时间，改变了阳春和暖的气候，也成为边塞动静的征兆。臣不懂占卜之书，也不知道军事谋略，只是根据经史所说的事，寻求可以看见灾祥的证据。按照臣愚昧的判断，希望圣慈采纳。只是兵器是凶器，不得已才使用；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也不得已才征取。如今五七万人一同离开农田，近日又不断派遣使臣拣选防备，难道会没有物议和忧患吗？在灾害余波未平之时，如果盗寇兴起，正好成为敌人的利益，只会使陛下更加劳心忧虑；检视灾伤只是徒有其名，实行赈济借贷也并非实事。这正是今天最急迫的事务，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忧患。臣认为，没有十年不足以积聚财货，没有十年不足以生养百姓；二十年之内治理得当，就没有忧虑，治理失当，就会有忧患。忧患还不止二十年；尚且不能积聚财货、生养百姓，何况临到事情发生时才想设置措施呢？希望陛下考虑今天的急务，忧虑随时可能发生的祸患，以守信来巩固人心，以良好谋略来成就事情。如果诚信不是发自内心，事情又超出谋划之外，恐怕国家的多难将从今天开始。臣承受先帝的识拔，不敢不说；臣承受陛下的指挥，也不敢不奏报。【咸平六年三月上奏，当时任侍御史知杂事。此前五年十一月，命令京城附近各州招募愿意充军的强壮，给发衣服、装钱，送到宫阙之下，田锡于是上此奏】上奏真宗，请求询问寻求将相人才。

译臣曾读《唐太宗实录》，看到李靖具有文武才略，隋朝将领韩擒虎就是与他同类的人。李靖两次与韩擒虎谈论兵法，没有一次不称赞他，抚慰他说：“可以和你谈论孙武、吴起的兵法。”李靖最初在隋朝任殿内直长，吏部尚书牛弘见到他而器重他，说：“李靖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如今国家自先帝平定晋国以后，与契丹结下仇隙，将相中的旧人相继去世，边境州县屡次被契丹攻陷，皇威长期不能振作。当时议论说将相无人，也已经很久了。却不知道如今朝廷公卿大夫中，有没有像韩擒虎与李靖谈论兵法那样的人？有没有像牛弘那样知道李靖具有辅佐帝王之才的人？如果有人能够谈论兵法，有人具备辅佐帝王的才干，不知陛下是否知道他们？有人善于谈论兵法，有人具备辅佐帝王的才干，这本来就是帝王应当首先知道的。一直以来，皇城司派人侦探事情，又另外派人侦探皇城司所派的探事人；这样探察京城民间的事情，无论大小都通达圣聪。近来又派朝臣任巡抚使，又以检察酒务的名目派朝臣出外访察，所访察的事情不过是民间的利弊、官吏的能否而已，却还没有听说委托公卿大夫访察善于谈论兵法的人，询求具有辅佐帝王之才的人。由此可见，所寻求的事情琐碎细小，而所忽略的事情却远大重要。陛下如果以宗庙社稷为忧，以百姓为念，就应当把远大之事作为要务，把寻求将相人才作为急务。臣每次奉到圣旨，命令陈述浅陋见解，都仰望英明睿智的陛下，特意赐予审阅详察。【咸平六年八月上奏，当时任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咸平集》卷一。钦定《四库全书》。《咸平集》卷二　宋田锡撰写的书。请求恢复乡饮礼的书。某月某日，乡贡进士臣田锡惶恐叩头上书皇帝陛下：臣听说圣人建立伟大功业、取得至尊地位，就制定礼仪来治理国家，制作音乐来调和神灵和人。五礼在朝廷举行，远方的人有终身不能看到的；六乐在宗庙演奏，远方的风俗有终身不能听到的。于是制定乡饮礼，在乡里的学校之间举行，使人们普遍知道，希望人们容易认识它。大概乡饮礼的条文非常明辨，仪式非常详备，有祭祀献享的仪式，有俎豆酒爵的数量。命令乡里贤能的人担任主人，邀请乡里年长的人担任宾客，作揖、谦让、跪拜、起身都有仪式，登堂、降阶、进退都各有位置。用钟磬等金石之乐调和其中的节奏，用《雅》《颂》等诗歌引导人们的情感。自从秦朝承接周朝的衰败，汉朝又接近秦末的乱世，不能施行乡饮礼。到后汉世祖时才施行，世祖以后又废止。到西晋重新恢复，西晋以后又废止。到唐代又采用，明确写在礼文中，分发给各郡国，使各地长官都用它来教化百姓。到开元年间，宣州刺史裴耀卿认为，乡饮礼仪只在贡士之日略微得到施行，其余时间都渐渐停止。这难道是圣王教化风俗的心意吗？难道是良吏懂得礼制的重要性吗？于是上奏章进言：“应当恭敬勤勉地举行礼仪，每月学习一次，每年举行一次。” 于是宣州的老人、宣州官署中的属吏，每次听到《白华》诗篇、《华黍》诗篇、《南陔》篇、《由庚》颂歌，听到其中讲述孝子奉养父母的道理，阐述万物顺遂本性的宗旨，观看的人都踊跃兴奋，听到的人有的感动哭泣。这大概是礼乐感动于外，而精诚从内心发出的缘故。在唐代，作为唐朝的州牧守令；唐朝国祚将近三百年，唐朝的州牧守令总共有几千人，只有裴耀卿能在一个郡之内独自奉行先王的礼制，仍然教化当地风俗，改变当地风气。由此可知，先王的礼并不是白白施行的，先王的乐也不是白白使用的；只是后人施行它不得其道，使用它而不知道其中的精微。国家的大礼与天地同其节奏，大乐与天地同其和谐。祭祀天地，祭祀宗庙，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