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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七 《尧峰文钞》别集类六【国朝】提要 臣等谨慎考查：《尧峰文钞》五十卷。清朝汪琬撰写。汪琬字苕文，号钝翁，晚年居住在尧峰，因而以此自号。他是长洲人，顺治乙未年考中进士，由户部主事升任刑部郎中，降职补任北城兵马司指挥，后来又升任户部主事。康熙己未年被举荐为博学鸿词，授任翰林院编修。起初把他的文章汇编为《钝翁类稿》六十二卷、《续稿》五十六卷。晚年又亲自删削淘汰，定为这部书。他的门人林佶亲手抄写并刊刻流传。古文一脉，从明代在“七子”那里变得肤浅浮滥，在“三袁”那里变得纤弱轻佻，到启祯年间已经极其衰败。清朝初年文风返归淳厚，一时的学者才重新讲求唐宋以来的法度，而汪琬与宁都魏禧、商邱侯方域被称为其中最为工整的。宋荦曾把他们的文章合刻刊行于世。然而魏禧的学问夹杂纵横家之习，尚未归于纯粹；侯方域的文体兼有华丽文采，稍稍流于浮夸。只有汪琬学术深厚，文章轨范又端正，他的言论大多以六经为根本，与二人明显不同。他的文章气势疏通畅达，很接近南宋诸家，文章路径也略有不同。庐陵、南丰二家固然不是轻易能够评论的，总之汪琬接续唐代归有光一脉，毫无愧色。汪琬性情急切，动辄看见别人的过错，交游之人很少有能与他善始善终的。他又喜欢诋毁批评别人，看到文章必定挑出瑕疵，所以总是对别人不满，也总是受到别人不满。他与王士祯同年考中进士，后来被举荐为博学鸿词，当时便与王士祯发生冲突。他的诗中有“区区誓墓心，岂为一怀祖”一句，把王述比作王士祯。王士祯将此事记载在《居易录》中。他又因礼制问题与阎若璩互相辱骂，阎若璩将此事记载在《潜邱札记》中，这些都成了世人的谈资。然而自古以来，势力彼此倾轧的双方，必定是力量相当；若不相当，弱者不敢，强者不屑，不会发展到互相排斥攻击，否则必有一方先败，也不可能长久彼此抗衡。王士祯的词章名重一世，并不与他人争胜，而他所争胜的只有赵执信和汪琬。阎若璩学问博洽，也名重一世，并不与他人争胜，而他所争胜的只有顾炎武和汪琬。由此便可以大略看出汪琬的文章和学问了。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 《尧峰文钞》卷一　翰林院编修汪琬撰　骚【一首】《反招隐辞》【并序】我居住在尧峰已经两年了。有客人劝我出山做官，我回答说：“我有病，不能这样做。”于是写下这篇辞来表明自己的志向。山高高地耸立在湖边，青苍色的云气四季不散；轻云缓缓飘动，浅滩水流潺潺【字样有误，难以确释】。白天悲声吟叫的是谢豹，夜晚长声呼啸的是王孙。山中的树木有桂树，枝条纷乱交结，聚成团团树冠；花开花落，幽深茂密，年年都很美。有一个人容颜如花，远远地在山湾修筑居所；药草铺成房屋，兰草架成栋梁，薜荔和女萝缠绕其上。让我驾车登上层层岩石，在深谷中放慢车节；饮用乳泉来磨砺牙齿，嚼食云子来充饥。年岁将要晚暮了，谁能和我为邻？猿猴是朋友，麋鹿是伙伴；我感叹凤凰被关在笼中，麒麟被套上轭具。难道还不如山中的寂静吗，又何必羡慕官场的印绶？攀着桂树，幽深处更显幽深；姑且长久伫立，杂以嬉游。唉，山中啊，谁说这里不可以长久居留？赋【一首】《丑女赋》姑苏一带、太湖旁边，有一个丑女，形貌十分奇特，世上少有匹敌；即使是嫫母、瘤后，也差不多只能与她相仿。她面颊宽大，额头高耸，皮肉肥厚，骨骼痴钝；鼻孔粗大，嘴巴张阔，眉毛浓黑，额头突出；朱红的嘴唇像凝结的煤，白皙的肌肤却像涂了黑漆；两只眼睛昏暗不明，黑色少而白色多。腰围细，却有数围那么长；双脚纤细，足足一尺。站立时弯腰驼背，行走时歪斜不稳。她含着话将要吐出，污秽的气味先扑面而来。即使极尽笔墨言辞来描写，也还没有穷尽她六七分的丑态。然而她既不养蚕，也不织布；既不织锦，也不纺丝。她既丑陋又淫荡，不通过媒人求婚，却撩起衣袖，拖着长巾，在乡里招摇，在市场门边来回徘徊。她所到之处，人群无不惊骇。鸡拍翅乱飞，狗连声狂吠。她却还不知道自己的丑陋，反而自高自大，把自己比作妖艳一类的人。她嘲笑西施，排斥毛嫱，亲近阳文、陵阳君；对毛嫱周遍地挑逗年轻人，眉目传情，神色飞扬，忽远忽近，像是在迎接，又像是在招引。低头弄影，故作姿态，她的丑态更加显著。行路的人害怕她，提起衣服绕开，连看也不看。嘲笑讥讽一起发作，笑声彼此交错。年过三十，仍然孤独如故。想嫁男人却始终不能，直到年老。呜呼，唉呀！这难道是还没有成年、尚待婚聘的女子，或是守寡独居、等待再嫁而守贞的妇人吗？于是她面对春光而忧愁，在半夜里徘徊不安；有时拥被长叹，有时抚镜自我哀诉。她既因忧愁深重而积聚怨恨，也因羡慕太甚而萌生嫉妒。俗话说：“美女是丑女的仇敌。”确实是有原因的。杂著【五首】关于理财应考察盈亏形势、积久的问题应斟酌制定长久疏通办法等事项的题本答复稿（后来的题本不采用这份稿子） 臣等查阅得知，科臣汪某奏称：天下各项钱粮一年只收入银一千九百六十万两，天下兵饷共需银二千四百万两，把一年全部收入用尽，已经缺银四百万两。而八旗兵饷，以及王以下各级满官、京官和外官的俸银，共二百零八万多两；祭祀、营造修缮、赏赐、赏赉、征讨出师等费用还不包括在内，等等。查我部钱粮收入不够支出，已经于四月二十日具奏《有钱粮不敷、兵饷缺额等事》一疏，把十七年收入多少、拨充兵饷多少、支用多少、不足多少，逐一说明后具题，恭呈皇上御览，不必再议。又奏称：京、通两地仓库现有漕米四百万石；十七年起运的，加上十六年漕粮三百万石，新旧合计七百万石。每年王以下人员以及八旗披甲人等领取米一百四十万石，还剩五百六十万石，足以供应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年使用，这是有五年的储备，请将应当运输的漕米改为三年运输一年，等等。查京城八仓现有粳米、粟米一百三十五万三千一百五十八石有余，通州三仓现有粳米、粟米一百二十八万石有余，两处实际共有米二百六十三万三千一百五十八石有余，这就是各仓米数的大概总数。十六年分的漕粮，除湖广早已留作兵饷的以外，大约有粳米、粟米三百零二万五千二百三十五石有余；再扣除江南省题请留存的三十万石、江西省改折的三十万四千七百三十一石，十七年起运净计应有米二百四十二万零五百石，这就是各省运输数额的大概总数。新旧合计只有米五百零五万三千六百五十八石；扣除每年王以下人员、八旗披甲人、各衙门皂书、太监、匠役等各项共需支取的米一百五十八万二千七百八十八石，还剩米三百四十七万零八百七十石，仅够供应十八、十九两年使用。如今科臣条议把实物改为折银，确实是从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四十二万五百石、三百四十七万八百七十石〕 国大局出发，与臣等题奏的用意大致相同；但是积蓄储备是天下的根本大事，京师又是根本之地，所需漕粮关系极其重大。臣部只是因为钱粮匮乏到了极点，万不得已才议定改折一百万石，这本来只是权宜之计。若确定三年折运一年之例，假如发生水旱灾荒，西北要地遇到紧急情况将依靠什么？而且各省米粮不起运，必然造成积压，谷价低贱而损害农民，也值得忧虑。再停运一年，船只废置而不修，河道淤塞而不疏浚，第二年必然要花费大量钱财整治。现在议定暂且把十八年起运的、十七年漕粮中除臣部请求改折一百万石以外的部分，按照科臣所请，再改折一百万石，以接济军需。至于奏疏所称改折漕粮三百万石，每石银一两四钱，共应得银四百二十万两。通州漕粮船共一万只，每船运丁十二名，每名每月支米一石，共需米一百四十四万石，折银二百零一万六千两。每船行粮三十六石，共需米三十六万石，折银五十万四千两。再加上易米折席、轻赍等银四十万两，以及省去造船、挑闸、修仓等费用，合计改折一年约可得到银八百多万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一万六千两〕

译据此查考，十七年漕粮只有二百四十多万石。臣部题定粳米每石折银一两四钱，粟米每石折银一两二钱，数量和折价各不相同。通州漕粮船共只有七千六百七十四只，运丁有十名、十一名、十二名不等，共只有八万四千八百二十九名。每年支给行粮半年、月粮一年，实物和折银也不相同。实物中，行粮每人每月支给从四斗五升到六斗，月粮每人每月支给从九斗到一石，共计米五十六万八千四百二十一石。折银中，行粮每石折银从五钱到一两不等，共银四十一万二千八百六十多两。这是臣部现行的条例。臣等如今把行粮、月粮的正额和耗米，以及易米折席、轻赍等各项款目全部合计，改折一年不能达到科臣所议的数额，应当等候奉到诏旨后，再查照漕运规章办理。命令漕运总督斟酌议定应当改折地区的米价，并把各项款目造册题报，可以。请申明并严格执行就近拨付军饷的制度，以免耽误军需。《事题本覆稿》【康熙七年二月题】臣等查阅得知，科臣刘某奏称：贵州省需要军饷四十多万两，不过几个府的钱粮已经足够，却由部里拨取江南、江西的地丁银，又拨取两浙以及上元等八县的盐课银，再加上本省杂项银两；既不是就近拨饷，又过于零散，等等。查各省中距离贵州最近的，没有比湖广更近的，但湖广钱粮先行全部解送云南，所以就近省份分别已经没有可以协助的，只有江西、江南比其他省份距离贵州稍近，因此拨解江西省银十三万两、江南省银十七万两以接济贵州。这件事臣部已经在正月拨饷时题明在案，不能说是从远处拨取。至于原先拨取的杂项银五千多两，是用本省钱粮供本省使用；如果不许拨给本省，那么这项银两应当在哪里支销？因此也不能说是零散。两浙以及上元等地的盐课银十五万两，是贵州巡抚罗绘锦在上年十二月题请拨给现银的。臣部原想拨给七年份的钱粮，只担心起运解送迟误，于是将六年存留的盐课全部拨作现银，限令公文到达后迅速解送，随即奏报解送全部完毕，因此既不能说是远拨，也不能说是零散。科臣又奏称：今后拨给军饷，统算本省需要军饷多少，就把邻省钱粮全部拨给；如果不足，再拨取其他省的钱粮，等等。查云贵、两广的协饷，臣部将湖广、江西、江南、河南等附近地区的钱粮分别拨给；福建的协饷，将江浙附近的钱粮拨给；四川的协饷，将山陕附近的钱粮拨给。此后如果发生灾荒、缺额等情况，才不拘钱粮名目，拨取各省现银补足，每年正月逐一列明具题在案。科臣又奏称：州县钱粮一经拨作军饷，按例在正月开征；如今一省钱粮全部拨尽，必然催征严急。协饷原本规定分两期限期解完，是否可以改为在第二、第三期限内解足，以便利百姓，等等。查协饷原定限期是四月内完成三分之二，八月内全部完成；现在又定为四月内完成一半，九月内全部完成。三月至八月等月份，原听任各该督抚陆续征收、奏报解送，总以按照期限解足为准。这是臣部现行的事例，与科臣条奏大略相同，应当仍照原例执行。《复仇议》【并序】河南巡按御史复奏：部民张潮儿亲手格杀他的族兄、生员张三春，罪应处死。皇帝下诏令司法部门核查议论，而张潮儿的口供中曾说他的母亲先被张三春杀害，于是该司员外郎汪琬认为应当交给御史重新审理，所以议论此事说：关于复仇的议论，记载在《周官》《礼记》《春秋》中，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王安石的文章中也有详细论述。我不敢再抄袭那些言辞，只从 国家的法律来说明。明律说：“如果祖父母、父母被杀，而子孙擅自杀死行凶者，杖打六十。”注释说：“指不向官府控告的情形。”又说：“当即杀死行凶者的，不予追究。”注释说：“如果稍有迟延，就按照擅自杀人论罪。”由此看来，凡是祖父母、父母的仇，即使积累很久以后才报仇，都可以说是迟延，都可以援引擅杀条款来定罪。唯独不许张潮儿为母亲报仇，岂不是过于苛刻了吗？一条人命抵偿一条人命，这是刑部现行的条例。既然有人杀了张潮儿的母亲，却一定要张潮儿母子以两条性命来抵偿，这显然违背了法律的本意。如今议论此事的人说：“张潮儿从未向官府控告，因此他的口供恐怕不可信。”张潮儿录取供词之日，有司并没有追问他；到把案件上报解送之日，御史也没有驳回。那口供是真是假，司法部门又怎么知道呢？况且我并不是想立即免除张潮儿的死罪，只是请求交给御史重新审理而已。万一重新审理后，发现他的情节可以宽宥，罪行可以洗雪，我将援引擅杀的这一条法律，求国家保全一个孝子，那么司法部门所保全的就更多了。持反对意见的人说：“张潮儿既然想报仇，为什么不当即杀死张三春？”这完全不对。我曾见过被杀害人家的幼子寡女，门户单薄、势力微弱的情况；有的被对方的势力压制，有的被贿赂钱财阻碍。如果有报仇的心，却不得不乘机等待机会来谋划。若没有机会，即使拖延很久，推究法律本意，也都可以宽宥为“迟延”，这与相隔几年还是几年之外又有什么关系呢？法律说：“罪犯原本所犯的罪应当处死，而擅自杀死他的人，杖打一百。”如今张三春凶暴残忍，竟敢杀害自己的族母，他无疑也应当处死。假如这时有旁观者，比如张氏的亲属，能够代替张潮儿杀死张三春，罪也不过是杖打一百，何况是张潮儿本人呢？假使张潮儿果真能够为母亲报仇，却又不能因此减免死罪，那就不能说法律是公平的。议论者又说：“可是遇到多次大赦又怎么办呢？”复仇这件事不能用大赦来谈，因为大赦是

译国家用来怜悯保全有罪之人的，而不是孝子慈孙不忍亲人被害者所希望得到的。如今一定要以此给张潮儿定罪，岂不是几乎与纵容行凶同样严重吗？所以我认为审断此案的人，只应当追究他的口供究竟从何而来，不应当追问是在大赦以前还是大赦以后。我又曾查阅大赦文，只有误杀者可以赦免，其他如谋杀、故意杀人都不赦免。我不知道张三春所犯的罪，是符合误杀律呢，还是符合谋杀、故意杀人律？究竟应当赦免，还是不应当赦免？这些都不是司法部门可以预先悬断的。如果确实按照我的说法办理，只是交给御史重新审理，不过是麻烦本部题请和有关官府追查勘验罢了。这件事容易得如同翻手一样，而实际保全的人却很多。如果害怕题请、追勘的劳苦，甘愿自己陷入错误收监，那么作为执掌法律的官吏，也实在不该对此加以考虑。《汪姓缘起考》据《越国公行状》考查：汪姓的先祖，是汪芒氏的后代；也有人说，鲁成公的支子在汪地受封食采，于是以汪为氏。罗鄂州《汪王庙考实》说：“氏族的书籍都认为汪姓出自汪防氏，也称汪芒。孔子所说的漆姓守护封嵎山的人，在虞、夏、商三代是汪防氏，在周代称为长狄，在春秋时期称为大人。又《海外西山经》中有汪野，李善认为汪氏之国在西海外。这样说来，汪防是他的氏，汪野是他的国。然而他所居之地距离中国十分遥远，而鲁哀公时鲁国却有汪锜，死于齐国之难，受到圣人的褒扬。我私下曾想，汪防之人世代都身材高大，被称为身高十倍于僬侥氏的人。春秋之间大概曾经有一支来到中原。四兄弟分别投奔四国而死，投奔鲁国的叫侨如，是鲁国的亚卿，鲁国还以他的名字命名其子，而太史公又记载了他的埋葬，把这看作奇异之事。既然如此，所谓汪防的后代，怎么能够容身于鲁国呢？即使假定他在鲁国，传了几代以后，他的形貌也应当仍与常人不同。孔子回答吴国使者时，为什么舍近求远，不举本国的汪氏，反而远举封嵎山的长狄大人作为证明呢？”罗鄂州的说法论证得很明辨，所以我认为汪氏应当以姬姓后裔为正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又据旧谱记载：鲁成公的庶子出生时手上有文字，左边是水旁，右边是王字，所以取名为汪；他的后代子孙于是便以汪为氏。我私下怀疑，春秋时期诸侯给大夫命名其族氏，有的大夫以祖父的字为氏；鲁国有展氏、臧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等，就是这一类，却没有听说有以祖父的名字为氏的。周人以避讳来侍奉神明，到了侍奉祖父时便要避讳祖父的名字，怎么敢反而取它作为氏呢？鲁君也不应当以这种方式给大夫命氏。至于季公鉏的后代称公鉏氏、伍员的后代称员氏，这些都是后世不懂礼制的人所做的事，在春秋时期并不是这样。因此我认为，我们汪氏得姓，应当以食采地为正说。大概起初是以采地为氏，后来才由氏发展为姓。给门人的文告 昌盛明达、博大宏正，是盛世的文章；烦琐急促、支离破碎，是衰世的文章；颠倒悖谬，是乱世的文章。如今幸逢崇尚文治的时代，可是后生写文章，往往昏昧于文辞和义理，违背经书旨意，专门把新奇可喜当作主旨，喧嚣自得地自我标榜。写文章的人啊，人文与天文、地文是一样的。日月星辰，是天的文采；山川草木，是地的文采。假如太阳每天夜里出来，两个太阳同时出现，正午还能看见北斗；又假如山峰涌动、河流争斗，桃树冬天开花，李树冬天结果，这难道不是震动耀目、超出平常所见所闻吗？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喜悦的呢？可是经书史书记载这些事，不说是“新”，而说是“妖”；不说是“奇”，而说是“变”。这样看来，如今的作者专门以新奇可喜为主旨，难道也正是曾南丰所说的“乱道”，以及朱晦翁所说的文章中的妖怪、文章中的盗贼吗？我私下对此忧虑，而一两个年轻人却正要指责我的话是老狂妄之言，所以不敢把这些话告诉其他人，只希望各位志同道合者警戒罢了。那些来到我门下而志趣或许不同的人，我也不敢把这些话告诉他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月〕 《尧峰文钞》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 《尧峰文钞》卷二　翰林院编修汪琬撰　经解一【共四十三首，另有图五首】《八卦方位图说》二则 河图，是文王八卦方位图的来源。考察河图的位置，用五个生数统摄五个成数，所以一、六居于北方，即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对应坎卦，因此在北方。二、七居于南方，即所谓“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对应离卦，因此在南方。三、八居于东方，即所谓“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对应震卦，因此在东方。四、九居于西方，即所谓“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对应兑卦，因此在西方。这样说来，文王四个正卦的方位，本来取法于河图；至于邵子所谓伏羲的图，则不知道依据什么，这就是先天之学被先儒认为不正确的原因。朱子既然主张邵子的说法，后来又认为康节所说伏羲八卦的说法近于穿凿附会的可疑之处，后来的学者可以审慎决定应当遵从哪一种说法。阳主宰生长，阴主宰肃杀；南方主宰生长，北方主宰肃杀。乾、坎是阳卦，却居于北方；肃杀万物达到极点，正是为了使万物由此获得生机。坤、离是阴卦，却居于南方；生长万物达到极点，正是为了使万物由此走向死亡。由此推及盛衰，以及祸福、喜怒、哀乐，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也都是如此。《卦对图说》二则 坎、离固然都是正对卦，震、巽、艮、兑也未尝没有正对卦。颐、 小过，是震与艮的正对；中孚、大过，是巽与兑的正对，就是这样。六子卦中，只有坎、离能够各自独立成卦；震、巽、艮、兑虽然各有正卦，也一定要两两相附之后才能成卦。这就是坎、离成为乾、坤大用的原因。震属木，是阳木；艮象山，属阳土。山必定适宜有树木，所以震、艮相附而成卦。巽属木，是阴木；兑象泽，属阴水。水草聚集之处成为泽，所以巽、兑也必定相附而成卦。《上下经系卦说》五则 先儒说乾、坤是上经的主卦，坎、离发挥作用，这是对的。但也有需要辨析的地方。从泰、否以前，乾为主，坎发挥作用。屯、蒙、需、讼、师、比六卦都有坎；即使震为长男、艮为少男，也必须依附坎之后才能成卦。这是“天一生水”。从泰、否以后，坤为主，离发挥作用。同人、大有，是离先与乾相合；噬嗑、贲，是离又与震、艮相合。这是“地二生火”。于是圣人以坎、离作为终结。泰、否以前，有坎而没有离；泰、否以后，有离而没有坎。先儒说艮、兑、巽、震是下经的主卦，这是对的。但也有需要辨析的地方。从损、益以前，艮、震发挥作用。遯、大壮、蹇、解四卦，都是艮、震。到了损、益，艮、震与兑、巽相合，兑、巽才开始发挥作用。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共十卦，没有一卦不含兑、巽。到了渐、归妹两卦，艮、震又与兑、巽相合。巽是长女，兑是少女，都是阴。巽阴柔而善于进入，兑阴柔而善于取悦。兑、巽发挥作用，难道不是末世的象征吗？上下经虽然卦数不同，但其中的卦往往遥相对应。咸、恒与乾、坤相对，损、益与泰、否相对，夬、姤与剥、复相对，小过与颐相对，中孚与大过相对，既济、未济与坎、离相对。上经以天道为主，乾、坤、泰、否、剥、复、坎、离，都是天道自然运行的卦。下经以人事为主，咸、恒、损、益、夬、姤、既济、未济，都是人事发展必然达到的情形。乾、坤，是万物中的男女；咸、恒，是一个事物中的天地。泰、否，是乾、坤的交合；坎、离，则是天地之所以形成泰、否的原因。损、益，是咸、恒的变化；既济、未济，则是男女之所以发生损益的原因。泰、否必须循环往复，然后才能确立天地。假如没有水火，天地几乎就会混沌一片，也就没有所谓泰、否了。孔子说：“天地之气交融，万物变化而醇厚。”这是说水火存在于天地之间。损、益也必须循环往复，然后才能成就男女。假如没有水火，男女几乎就会冥顽无知，也就没有所谓损益了。孔子说：“男女交合精气，万物化育而生。”这是说水火存在于人事之中。天道相互交替而不停息，人事相互承接而不断绝，全都是水火在起作用。因此，天地在水火之中消长，男女也在水火之中经历死生。泰、否，是乾、坤整体的交合，所以列在上经。咸、恒、既济、未济，是乾、坤分体后的交合，所以列在下经。《象说》《易经》取象各不相同，有取卦体一半的，有取相似卦体的，有取互体的，有取伏体、反体的，还有取互变体的。所以说：“《易》是变化之书，不能拘泥于一种解释。”什么叫半体？例如《小畜》三、四爻得到坎卦下面的两画，所以彖辞说“密云不雨”，就是这种情况。什么叫似体？例如《颐》卦称“龟”，《大壮》卦以相似于兑卦而称“羊”，就是这种情况。什么叫互体？例如震卦九四爻互体为坎，所以四爻称“遂泥”，就是这种情况。什么叫伏体？例如《同人》内卦离下伏着坎，所以称“大川”，就是这种情况。什么叫反体？例如《鼎》内卦巽正好是兑的反体，所以初爻称“得妾”，就是这种情况。什么叫互变体？例如《乾》九三的互体变化为离，所以三爻称“终日”，就是这种情况。《阳爻称九、阴爻称六说》乾卦纯粹是阳，以九为阳爻，所以说“用九”；坤卦纯粹是阴，以六为阴爻，所以说“用六”。其他卦九、六交错，所以没有“用九”“用六”的说法。《阴阳老少说》三则 老阳，是纯阳而没有阴；老阴，是纯阴而没有阳；少阴、少阳，则是阴阳交错。所以说：三阳与二阴，以三乘三、以三乘二，便形成老阳、老阴的数；以两个三和一个二相合，形成少阴的数；以两个二和一个三相合，形成少阳的数。三个奇数为九，三个偶数为六，一个奇数、两个偶数为七，一个偶数、两个奇数为八。九、六、七、八这些数，就是八卦的数。阳气老极，阴气便潜伏其中，所以老阳的九退变为少阴的八；阴气老极，阳气便由此产生，所以老阴的六进变为少阳的七。《八卦皆配九数》二则

译天的生数是九，它的成数也只到九。因此八卦的爻画中，乾三画、坤六画合为九；震、巽、坎、离、艮、兑六卦两两相对，阳卦五画、阴卦四画，合计也都是九。这是与天数相合。天地各有生成之数，而八卦独具天数，是因为地统属于天。朱子说洛书以奇数为主，圣人作《易》所以取法洛书，意义就在这里。乾一与坤八相合，兑二与艮七相合，离三与坎六相合，震四与巽五相合。它们相加也都为九，所以说“八卦都配九数”。《坎离是乾坤的大用》乾、坤是本体，坎、离是作用。大过、小过都像坎，颐、中孚都像离，因为无论长男、少男、长女、少女，也没有脱离水火就能形成阴阳的。因此说：坎、离是乾、坤的大用。《八卦在五行之前》乾、兑都属金，震、巽都属木。《彖传》只说天地、水火、雷风、山泽，而把金木放置不说，是因为金藏在水中，木生于地上。天地开辟之初，还没有金木，所以这样说。因此说：八卦在五行之前。《卦义杂说》二十五则 天一生水，地六使它成形，所以乾、坎先相合成为需、讼，坤、坎随后相合成为师、比。地二生火，天七使它成形，所以离与乾相合成为同人、大有。它不与坤相合的原因，就是先儒所说的：上经是《易》的阳体，只与阳相合而不与阴相合。乾卦中爻互变，都会成为离；坤卦中爻互变，都会成为坎。这就是坎、离成为乾、坤之用的原因。泰和萧氏说：“六子卦如巽、离、兑，都是阴卦；震、艮虽然属阳，也都是偏阳。只有坎得到阳气的中位，所以在六子卦中最为尊贵，最先发挥作用。他的说法确实如此。然而震与坎相合，互体为艮，成为屯；坎与艮相合，互体为震，成为蒙。一卦之中，三个男卦全都具备；坎虽然最先发挥作用，震、艮也未尝不在其中。这就是圣人把屯、蒙排在前面的深意。” 屯卦六二爻变为节卦，这是女子处于困顿而守节，所以说“守正不嫁，十年之后才出嫁”。巽卦六三爻变为蛊卦，这是女子陷于巽顺而善于蛊惑，所以说“见到有钱的男人，便不能保全自身”。上面是地、下面是天，叫作泰；上面是水、下面是火，叫作既济。这些都是逆向运行的，所以说《易》是逆数。泰卦九二说：“包容荒秽。”这是阳包容阴。否卦六二说：“包容承受。”这是阴包容阳。阳包容阴，表现为君子蓄养小人的象征，所以是泰；阴包容阳，表现为小人容纳君子的象征，所以是否。等到情势发展到极端，君子不但不能蓄养小人，反而要以君子攻击君子；小人不但不能容纳君子，反而要以小人攻击小人。这就是大乱极度、彻底败亡的道路。泰卦上九说：“城墙倒塌到护城沟里。”这是天道循环的表现。圣人说的是泰变为否的容易。否卦上六说：“倾覆否塞，先否后喜。”这是人事挽回局势的表现。圣人说的是否变为泰的艰难。要把否转变为泰，除了九五的大人，还有谁值得寄望呢？不耕种却获得收成，不开垦荒地却得到熟田，这是意外得到的福。行路的人得到财物，城邑中的人却遭灾，这是意外降临的祸。祸福不能预先猜测，只有君子修养自身、等待天命，才能不贪图意外之福，也不忧惧意外之祸。天气是向下降的，坎水得到乾卦中间的一画，所以向下滋润；地气是向上升的，离火得到坤卦中间的一画，所以向上炎烧。两个坎相连接，第三、第四爻中间虚空，这是坎中含有离。两个离相承接，第三、第四爻中间充实，这是离中含有坎。所以说：坎、离是乾、坤的交合，不像震、巽、艮、兑那样各自互不相交。坎卦中爻互体为震、艮，震、艮中爻的互体也为坎，这是兄弟相互跟随的意义。离卦中爻互体为巽、兑，巽、兑中爻的互体也为离，这是姐妹相互跟随的意义。咸卦取象为拇、腓、股、脢、辅、颊、舌，梁山来氏说：“男女相感的情状，没有比年轻人更强烈的；人体从拇指向上，到舌头向下，无不因情感而相互感应，所以圣人取这些作为象。”他的说法确实如此。然而感应必须以正道相感，若不合正道，男女之情虽有余，而夫妇之道却不足。艮的意义是止，止于礼义才是正道，所以彖辞告诫说：“适宜守正。” 咸，是感应；兑，是喜悦。然而如果存心去感动别人，那么这种相互感应一定浅薄，所以不说“感”而说“咸”；如果用修饰过的言辞取悦众人，那么这种相互喜悦一定虚伪，所以不说“说”而说“兑”。损卦损减乾卦的上爻，用来增益坤卦的上爻，这是兑受损而艮得益。益卦损减乾卦的下爻，用来增益坤卦的下爻，这是巽受损而震得益。在先天八卦中，这是损阳以益阴；在后天八卦中，这是损女以益男。这就是先天与后天的区别。天地的化育，专一的不能生育，杂乱的也不能生育。《春秋左氏传》说：“男女同姓，他们的后代不能繁盛。”《谷梁传》也说：“只有阳、只有阴都不能生，只有天也不能生。”这是专一者不能生育的证明。《损卦》六三爻辞说：“三个人同行，就减损其中一个人。”这是杂乱者不能生育的证明。《彖传》说：“困，是刚被遮蔽，也就是柔困住刚。”等到观察爻象，又是刚柔交相困顿。困于酒食、困于金车、困于赤绂，是刚的困顿；困于株木、困于石头、倚靠蒺藜、困于葛藟、困于危险不安，是柔的困顿。拿木、石、蒺藜、葛藟所造成的困顿，与酒食、车马、赤绂相比，几乎更加严重。至于六三的凶险，又有死亡将要到来的象征。这样看来，小人的困顿最终也不能不使君子陷入自我困顿，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渐卦所说女子出嫁，是合乎正道的出嫁；经过聘娶便成为妻子。归妹所说女子出嫁，是不合正道的出嫁；私奔便只能成为妾。因此渐卦九三、九五的爻辞可以称说夫妇，归妹却不这样称说，是为了表明娣妾不敢与正妻相抗。万物的形质，在水中发生变化。因此屯卦坎在上方，以水开始；未济卦坎在下方，以水终结。未济以坎为终，也如同十干终于壬、癸，十二支终于亥。传文说：五行以水为根本；与它相应的星宿是玄武、婺女，是天地用来记载时序的，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内心充实就是真诚，乾卦三画都充实，所以圣人用“诚”来说明它。内心虚静就会恭敬，坤卦三画都虚，所以圣人用“敬”来说明它。坎、离是乾、坤的大用。坎得到乾卦的中爻，所以它的彖辞说：“有诚信，只有内心亨通。”孚就是诚。离得到坤卦的中爻，所以它的爻辞说：“脚步错杂，心存敬畏，就没有灾祸。”诚与敬，是心学的根本。

译天地之数是五十有五。班固说：“五和六，是天地中数的结合。”因此在五十有五之中去掉五，便是大衍之数；去掉六，便是大衍的用数。六画组成一个卦，所以老阳之数乘六，便是乾卦的策数；老阴之数乘六，便是坤卦的策数。乾卦的爻以一统摄三，是“参天”的说法；坤卦的爻以一分为二，是“两地”的说法。乾卦的三个奇画中，震、坎、艮各得到其中一画，巽、离、兑各得到其中二画，合计为十二画。以一统摄三，把十二画乘三，就是老阳之数。坤卦的三个偶画中，巽、离、兑各得到其中一画，震、坎、艮各得到其中二画，合计也是十二画。以一分为二，把十二画乘二，就是老阴之数。确立天道，说的是阴与阳；确立地道，说的是柔与刚；确立人道，说的是仁与义。因此圣人在乾卦讲仁，在坤卦讲义，这是效法天地来穷尽人道。班固说：“仁，是使生命不断生长的圆道；义，是使事物成就完成的方道。所以仁属于乾，义属于坤。” 《河图》的数字，阴阳相生而彼此配合；《洛书》的数字，阳数处在正位，阴数处在偏位。《河图》的数字排列到十，但方位次序未尝不止于九；《洛书》的数字排列到九，一与九相对，二与八相对，三与七相对，四与六相对，但又未尝不归结于十。《洛书》又以一与六相合，二与七相合，三与八相合，四与九相合，而以五居于中央，这些都同《河图》的数字相协调。所以说，《河图》和《洛书》彼此纵横贯通。传文说：“火和太阳的光辉向外显现，金和水的光辉向内显现。凡是能够照见事物的，都是阳。火和太阳属于离卦，离卦以阳包藏阴，所以光辉向外；金和水属于坎、兑二卦，坎、兑以阴包藏阳，所以光辉向内。既然如此，坎卦代表月，月也属于水，为什么却同太阳一样光辉向外显现？回答说：不是这样。月本来是借助太阳的光才明亮的，所以它的光辉看起来像太阳。” 《尧峰文钞》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三，翰林院编修汪琬撰，《经解二》【共五十八首】《易问》五十八则 用九，用六 问：六爻都发生变化，其他卦都占变卦，为什么乾、坤二卦不同？回答说：乾、坤不能变化。何氏说：乾卦变了就成为坤卦，坤卦变了就成为乾卦。如果按照变卦来占断，那就是天地、君臣互换位置，这怎么可以呢？因此圣人改变了这个规则。乾卦【变为同人卦、再变为小畜卦】问：乾卦九二爻说“龙出现在田野”，龙不是在深渊就是在天空，为什么会在田野呢？回答说：云气运行、雨水降下，田野首先承受它的恩泽，龙的德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圣人用它来比喻大人救济时世就是这样。所以《彖传》说：“龙出现在田野，德泽广泛施行。” 问：乾卦九四说“有时跃入深渊”，既然已经跃起了，为什么又说在深渊呢？回答说：这是说龙有时跃起，有时处在深渊。爻变之后具有进退、不能果断的意味，又同初爻相应，所以它的象如此。

译《传》说：“所谓‘有时’，就是有所疑虑。” 潜伏或跃起，都还不能确定。坤卦【变为剥卦】问：坤卦上六说“龙在郊野交战”，阴也可以称作龙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说卦传》说：“在乾方交战；乾是西北方的卦。”这是说阴阳相互逼迫，同这一爻的意义相同。阴不敢同阳交战，主导交战的是阳，所以称为龙。屯卦【变为比卦】问：屯卦和蒙卦都有坎的性质。屯卦为什么只把君道赋予初爻，蒙卦又为什么这样呢？回答说：这是我从前听先儒说过的。屯卦只把君道赋予初爻，是因为体现了震卦的意义；蒙卦兼把师道赋予上爻，是因为体现了艮卦的意义。蒙卦【象辞，变为蛊卦】问：六十四卦都是为占筮而设的吗？为什么唯独蒙卦的卦辞告诫人不要反复亵渎占筮？回答说：蒙卦的内卦是坎，坎代表狐疑。凡是明智的人善于决断，蒙昧的人善于疑惑。正因为善于疑惑，即使受到正面的告诫，仍然茫然不知听从哪一方。这就是越发蒙昧的原因，所以要加以告诫。问：蒙卦六三说“看见了金夫，便不能保全自身”，所谓金夫指谁？回答说：指九二。坎的性质是下陷并趋向下方，又因卦变为蛊卦，正是所谓女子迷惑男子。因此六三舍弃正应而跟从不正之人。既然如此，九二为什么称为金夫？回答说：卦变为蛊卦后，二、三、四爻互成兑卦，兑代表金。需卦【变为夬卦】问：需卦六四变为坎水，却说“血”，为什么？回答说：坎代表血；六四已经进入险境，朱子称之为杀伤之地，正是如此。因此不能只用水来解释，所以称为血。师卦【变为蒙卦】问：师卦上六说“开国承家，小人不可任用”，小人指谁？回答说：指六三。因为九二是长子，又是丈人；六三是弟子，又是小人。小人倚仗上位者的宠爱而放纵自己，必然造成骄纵、盈满、僭越和叛乱的祸患。即使有功也不能任用，何况是装饰军队、将要亡国的大夫呢？比卦【彖辞】问：所有卦都是为占筮而设，为什么唯独比卦的彖辞说“重新占筮”？回答说：蒙卦的内卦是坎，所以告诫人不可亵渎占筮；比卦的外卦是坎，所以教人重新占筮。坎代表狐疑，疑惑在内的，应当明白决断；疑惑在外的，应当详细审察，各自都有相应的意义。问：比卦彖辞说“后来的丈夫凶”，为什么说“后来的丈夫”？回答说：丈夫指九五。四个阴爻处在九五之前，是趋向丈夫的；一个阴爻处在九五之后，是背离丈夫的。因此所谓后来的丈夫，指上六。小畜卦【彖辞】问：小畜卦彖辞说“密云不雨”，难道是说它没有形成坎卦吗？回答说：是的。二至四爻互成兑卦，于是泽气向上蒸腾，是密云的象；三至五爻互成离卦，于是太阳高悬，是不下雨的象。上九变为坎卦，所以说“已经下雨了”。泰卦【变为升卦】否卦【变为无妄卦】问：泰卦初九称“同类一同前进”，否卦初六称“同类守正”，为什么？回答说：君子难以进取，所以圣人勉励他们前进；小人难以退处，又容易被邪道驱使，所以圣人告诫他们守正。圣人对君子的期望很深重，却也未曾轻易抛弃小人。泰卦【变为需卦】问：泰卦、归妹卦的六五都说“帝乙嫁妹”，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震代表帝，兑代表妹，这两个卦没有不同。因此《泰卦·彖传》说“天地交合，万物通达”，《归妹·彖传》反过来说“天地不交合，万物不能兴盛”，意义是相同的。否卦【变为萃卦】问：否卦上九说“倾覆否塞”，是谁使它倾覆的？回答说：是九五的大人使它倾覆的。不说“否被倾覆”，而说“倾覆否塞”，这就体现了天道，同时也有人事在其中。正是所谓“取乱而侮亡国”。谦卦【彖辞，变为坤卦】问：谦卦彖辞说“君子有终”，难道是用“有终”来告诫君子吗？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小人实行谦逊，是出于虚伪；君子实行谦逊，是出于真诚。因为真诚，所以能够有始有终；虚伪则没有能够坚持到底的。问：谦卦九三为什么称为“劳谦”？回答说：骄傲就安逸，谦逊就劳苦。坎是劳苦之卦。二、三、四爻互成坎卦，而三爻得到坎的中画，所以称为劳。随卦【变为兑卦、革卦】问：随卦六二说“系住小子，失去丈夫”。丈夫、小子分别指谁？回答说：六三是小子，初九是丈夫。六三位于六二之上，所以六二系住它；初九位于六二之下，所以六二失去它。不过六三也是震卦的一爻。震代表长男，为什么称为小子？回答说：因为它属于阴，所以把它看作年幼。问：随卦六三所说的丈夫、小子，又分别指谁？回答说：九四是丈夫，六二是小子。吴氏说：六三没有应爻，是没有丈夫的妇人；九四也没有应爻，是没有妇人的丈夫。没有丈夫的妇人接近没有妇人的丈夫，于是跟随他，所以称为“系丈夫”。蛊卦【彖辞，变为艮卦】问：蛊卦彖辞先说甲前三日，后说甲后三日，为什么？回答说：甲前三日是辛，这是蒙卦所纳的天干；甲后三日是丁，这是兑卦所纳的天干。蛊卦内为蒙，互卦为兑；兑、蒙都是阴柔之卦，容易导致蛊乱，所以前面加以惩戒，后面加以警告。问：蛊卦九二为什么说“治理母亲造成的蛊乱”？回答说：治理它的是三个男孩。内卦为震，初、二两爻变为坎，二至四爻互成艮。作为三个男孩的母亲，尚且不能没有蛊乱，这正是《凯风》所说的七个儿子深深责备自己的原因。母亲圣明善良，而我们没有善人，情意迫切而言辞委婉，希望也许能够治理母亲的蛊乱。这大概是从“不可守正”的意义中有所领会吧？观卦【变为涣卦】问：观卦六二为什么称为“从门缝中窥视”？回答说：这是因为变为坎卦。处在坎坑之中，能够看到多少呢？正是从门缝中窥视的象。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利于女子守正？回答说：妇人不参与外面的事务，从门缝中窥视正是她的正道。初爻为阳，所以像童子；二爻为阴，所以像女子。复卦【彖辞，变为颐卦】问：从姤卦到复卦，已经历经七个月，为什么不说月份而说日期？回答说：古人把月称为日。既然如此，《临卦》彖辞为什么说“八月”？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李氏说：复卦阳气增长说“日”，是庆幸它增长得快；临卦阳气消退说“月”，是庆幸它消退得慢。这是扶助阳、抑制阴的意思。问：复卦上六说“出兵，大败，并且使国君凶”，国君指谁？回答说：指六五。谁使他遭遇这些呢？回答说：上六使他遭遇这些。一阳刚刚复生，上六正处在坤爻、“龙在郊野交战”的位置，所以占断这样说。大过卦【变为咸卦、恒卦】问：大过卦九二、九五为什么说得到妻子、得到丈夫？回答说：这是因为变为咸卦、恒卦，于是有了夫妇的象。既然如此，九二为什么称为老夫？回答说：因为它的卦体属于乾。离卦【变为噬嗑卦】

译问：离卦九三说“不击缶而歌，就会有年老者到来”的叹息，为什么是凶？回答说：君子对于夭折和长寿都不改变心志，修养自身以等待命运。生存不是君子所特别庆幸的，死亡也不是君子所畏惧的。有时歌唱，有时叹息，显然是没有通达生死之理。这样怎么会不凶呢？既然如此，《诗经》说“蟋蟀在堂，年岁将尽；如今我不快乐，日月就要过去”，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回答说：《诗经》的意义另有所讽刺，并不是说日已西斜就一定应当歌唱。怎么能依据《诗经》来类比《易经》呢？咸卦、恒卦 问：咸卦、恒卦为什么象征夫妇？回答说：只有阳或只有阴，都不能使万物生成。咸、恒二卦阴阳相合，于是有夫妇之道。既然如此，蛊卦和归妹卦为什么不说夫妇？回答说：蒙卦遇艮卦，是阴老而阳少；兑卦遇震卦，是阳老而阴少。不像咸卦的少男少女、恒卦的长男长女那样阴阳恰好相等。中男、中女 问：长男、少女既然象征男女，为什么中男、中女唯独不这样象征？回答说：坎、离之所以成为乾、坤的作用，是因为坎代表阴阳相交，离代表日月运行。落实到物体上，就是水和火；禀赋于人身上，就是精和神。没有哪一样不是坎、离的作用，不能专门用男女来说明，所以不这样说。遯卦【变为姤卦】问：遯卦六二说“抓住它”，被抓住的是谁？回答说：是九三。因此九三爻辞说“系住遯退”，就是说被六二抓住了。上面三个阳爻远离阴爻，所以能够遯退；九三接近阴爻，所以受到它的束缚而不能遯退。明夷卦【变为既济卦】问：明夷卦的外卦是坤，这就是离卦的光明受到伤害的原因。六五却把箕子作为象征，为什么？回答说：三至五爻互变为离卦，并同六二相应，是光明的象；处在坤的昏暗之中，是光明受伤的象。变为坎卦，代表险、隐伏和心病，同箕子假装疯狂相合。所以说“箕子的光明受到伤害”。家人卦【变为益卦】问：家人卦九三说：“声色严厉，说笑嬉闹”，这两者有区别吗？回答说：“声色严厉”是义理胜过情感；“说笑嬉闹”是情感胜过义理。既然如此，九三重重皆为刚爻，难道也会沉溺于妻子儿女之中吗？回答说：闺房之间容易用情感遮蔽义理，即使刚强的人恐怕也难以避免，所以圣人预先对此加以告诫。睽卦【变为归妹卦】问：睽卦上九说“看见猪背负污泥，车上装着一车鬼”，这些话难道不稍显怪异吗？回答说：相信就会相合，怀疑就会离散，这是事物的常情。相合就更加信任，离散就更加怀疑。上九所看见的，是内心的疑惑。坎代表心，心病就是狐疑。上九所看见的，全都是坎卦的象。损卦、益卦 问：损卦、益卦是咸卦、恒卦的变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说夫妇？回答说：孔子曾经说过：“男女交合，万物化育而生。”这句话是解释损卦六三爻的。夬卦【变为需卦】问：夬卦九四就是大壮卦九四，取羊的象相同，说悔恨消失也相同。为什么唯独夬卦不能算吉？回答说：大壮卦变为坤卦而成泰卦，所以说“壮大到如同大车的车轴”；夬卦变为坎卦而成需卦，所以说“行走迟疑”，又说“听到劝告却不相信”。《传》所说的“需而不能前进”，正是这样，哪里有什么吉祥呢？升卦【彖辞】问：升卦彖辞说“向南征伐吉利”，怎么知道是向南呢？回答说：明夷卦由坤、离合成，所以九三称为“南方狩猎”；升卦由坤、蒙合成，离卦拱卫于中央，所以彖辞也称为“向南征伐”，都是指离卦。井卦【变为升卦】问：井卦初六、九三都说“不食”，九五却说“寒泉可饮食”。为什么不说饮用而说食用？回答说：这是以烹饪为主。所以说井水具有养育人的功效。革卦【彖辞】问：革卦彖辞说“到了己日才取得信任”，怎么知道是“己日”？回答说：卦图中离、兑拱卫坤，坤属土，所以说“己日”。既然如此，六二为什么又说“己日”？回答说：离卦得到坤卦的中爻，六二正是这一爻。彖辞和爻辞所说的“己”，都以坤为主。鼎卦【象辞，变为旅卦】问：鼎卦初六说鼎趾，九四说鼎足，九三、六五都说鼎耳，为什么？回答说：我曾听先儒说过。大概是把上下卦体分作两个鼎。上体的鼎有耳没有足，所以说“鼎折断了足”；下体的鼎有足没有耳，所以说“鼎耳改变了”。问：鼎卦九二说“我的仇敌有疾病”，这里的“仇”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关系美好的配偶称妃，关系怨恨的配偶称仇。”二、五爻正相应，是美好的配偶；二、初两爻虽相邻却不相应，所以说“仇”。渐卦【变为观卦、艮卦】问：渐卦九三说妇人怀孕，九五却说不能怀孕，为什么？回答说：三、四阴阳相交，所以怀孕；二、五虽相应却不相交，所以不能怀孕。既然如此，为什么九三凶而九五吉？回答说：九五以六二为妻，是正配；九三以九四为妻，不是正配。三、四相邻而成为夫妇，所以凶；二、五相应而成为夫妇，所以吉。这就是女子出嫁以守正为利的原因。归妹卦【变为兑卦】问：归妹卦六五所称的帝乙，指谁？回答说：指六五。所谓妹，指六三。帝乙以柔顺而居中之德教化他的妹妹，使她崇尚德行而不看重装饰，所以说：“不如她的陪嫁妹妹衣袖华美。” 丰卦【变为大壮卦】问：丰卦六二已经得到疑惑的疾病，为什么又能取得信任？回答说：信任是疑惑的反面；显发是遮蔽的反面。离卦的卦体中隐藏着坎卦，“有信任而显发”，是从隐藏的卦体反过来说的。蒙卦【变为渐卦】问：蒙卦九二说“蒙昧在床下，任用史官巫觋，纷纷而来”，为什么是吉？回答说：过分亢进的人往往因骄傲而失败；过分蒙昧的人往往因欺诈而失败。骄傲和欺诈都不能取中道，都是凶恶的品德。如果已经过于蒙昧，却又借助史官、巫觋反复诚恳地向鬼神表达自己，这就是蒙昧过度而仍有诚意，所以吉利。未济卦【变为蒙卦】问：既济卦九三、未济卦九四都说征伐鬼方，但为什么唯独九四劝告人要振作警惕？回答说：九三以刚爻居刚位，九四以刚爻居柔位。刚强者需要防止轻率锐进、喜欢生事，柔弱者需要防止退缩迟缓、把事情拖后。圣人对于九四，以振作警惕来劝勉它，那么未完成的事情或许就能完成吧？大衍之数二则

译问：大衍之数为什么是五十？回答说：太极生两仪，于是阳仪为一，阴仪为二，推演为三。两仪生四象，于是太阳为一，少阴为二，少阳为三，太阴为四，推演为十四。四象生八卦，于是乾为一，兑为二，离为三，震为四，蒙为五，坎为六，艮为七，坤为八，推演为三十六。把太极的一、两仪的三、四象的十八、八卦的三十六相加，所以是五十。既然如此，为什么虚置一而不用？回答说：太极是本体，两仪、四象、八卦是作用。太极是数字所由产生的根源，却本身不是数字，所以把它虚置不用。问：所谓小衍、大衍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四乘一，再加一就是五；四乘二，再加二就是十四；四乘三，再加三就是十五；四乘四，再加四就是二十。因此是五十。邵子说小衍推演为五，大衍推演为五十，正是这个意思。草庐吴氏采用了这种说法。四营 问：关于“四营”的说法，应当依据哪一种？回答说：一是分，二是挂，三是揲，四是归奇，这是其中一种说法。阳爻六九共有五十四，阴爻六六共有三十六；四营就是四乘五十四，得二百一十六，四乘三十六，得一百四十四。又合计上下两篇，阳爻共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九计算，得一千七百二十八；阴爻也有一百九十二，每爻以六计算，得一千一百五十二。四营就是四乘一千七百二十八，得六千九百一十二；四乘一千一百五十二，得四千六百八。这是另一种说法。合并这两种说法，大概没有哪一处不是用四来求取的，所以说“四营而成《易》”。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用四来求取？回答说：这是圣人取法于四象的意义。有人说“乾经营十八卦，坤经营二十四卦，离经营十四卦，坎经营四卦”，把这称为四营。这种说法也可以采纳吗？回答说：这不是《传》中所有的内容，我不知道。阴阳之数都为十五 问：两个少数的策数为什么同两个老数相同？回答说：一、三、五合为九，二、四合为六，这是天地的生数。把它们相加就是十五，阴阳的数字不过如此。所以老阳遇到老阴是十五，少阳遇到少阴也是十五，都是自然符合生数的。因此说：“参伍以变化”，三加五就是十五。由此，老阳、老阴的策数以及少阳、少阴的策数，各自都达到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太极 问：太极就是无极，应该怎样理解？回答说：“道生一”是老子的说法；“道在太乙之前”是庄子的说法。自王弼以来，依据老庄之说，于是把太极解释为太乙；这样一来，太极就不是道，还必须另有一个道来生成太极了。难道不是异端迷惑人的极端表现吗？所以周子说“无极而太极”，又说“太极本来就是无极”，大概是明确告诫学者太极的意义。它的意义既然明白了，说无极可以，不说无极也可以。朱熹、陆九渊的争论虽然彼此坚持而不能相下，但如果略去言辞而考察宗旨，两人对太极都各有贡献。两地 问：大地的直径为二、周长为四，为什么只取它的一半？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周长为三，是把一当作三，所以三个三阳相乘而成九；周长为四，是把一当作二，所以两个三阴相乘而成六。既然如此，取一半的说法也可以讲通吗？回答说：可以。九是阳的极数，六是阴的中数。所以说阳取全部，阴取一半。阴数的极数是十二，因此地支也以十二为数，一年有十二个月。六子 问：六子为什么分别象征雷、水、山、木、火、泽？回答说：我曾听先儒说过。雷从地下发出，所以震卦一阳在下；水蓄积在地中，所以坎卦一阳在中；山耸立在地上，所以艮卦一阳在上；木从地下生长，所以蒙卦一阴在下；火从木中生出，所以离卦一阴在中；泽汇聚在地上，所以兑卦一阴在上。木开始柔弱而最终强盛，阳在末位；火外部明亮而内部昏暗，阳在外位；泽外部润泽而内部干燥，阳在内位。泽正因为内部干燥，所以能够生金；正因为外部润泽，所以能够汇聚水。坎水 问：天一生出坎水，水为什么最先产生？回答说：“如今呵气会湿润，进食会流涎，打喷嚏会流鼻涕，悲哀会流泪，惭愧会出汗，雄雌交合，草木果实的包藏，没有一样不是水。气先湿润，然后蒸腾；蒸腾久了，然后发热，于是火便逐渐旺盛起来。这就是天一、地二的区别。” 艮卦不象征马 问：乾、震、坎、艮都是阳卦，为什么艮卦唯独不象征马？回答说：艮的意义是止。止不是马的本性，所以不象征马。纳甲 问：这是纳甲术数家的说法。先儒有时用它来解释《易》，果真可信吗？回答说：《传》中有这种说法。《易》这部书广大而完备。术数家只知道数字而不知道义理，就会流于方术；儒者只知道义理而不知道数字，也不足以穷尽《易》的全部宗旨。既然如此，天干有十个，而卦只有八个，为什么用八卦纳十干？回答说：乾、坤是父母，所以纳入天干的始终四日，即甲、乙、壬、癸。甲、壬属阳干，纳入乾；乙、癸属阴干，纳入坤。其余六日，三个男卦纳阳干，三个女卦纳阴干，这是数字与义理相协调的地方。人与卦象相应 问：人的全身也同卦象相应吗？回答说：是的。人的形体中，耳、目、鼻三个孔都是成对的，口和大小便三个孔都是单数，这就是泰卦的象。阴阳交合，形体才开始形成，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连山》《坤乾》问：有人说，震、蒙、坎、离、艮、兑、乾、坤的次序属于殷《易》；坤、乾、震、蒙、离、坤、兑、乾、坎、艮的次序属于夏《易》；《连山》是否就是这样的次序？回答说：文献不足以考证，孔子也曾这样说过。我怎么知道哪个是《连山》，哪个是《坤乾》呢？我只知道《周易》。有人说：《坤乾》从《说卦传》“雷以动之”一章开始，始于震而终于坤，因此可以知道；《连山》从“帝出乎震”一章开始，始于震而终于艮，因此可以知道。回答说：《易》是变化之书，圣人交错综合地说明它，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一定要说“这里说的是《连山》的《易》”，“那里说的是《坤乾》的《易》”，可是孔子没有明文，我不敢相信。那些这样说的人，就像把伏羲、文王、孔子的《易》分成三部《易》一样，都是后世儒者的错误编造。既然如此，孔子所谓“我得到了《坤乾》”，难道不是这样吗？回答说：《坤乾》没有流传下来，先儒本来就认为这句话是礼家依仿《鲁论》而妄作的说法。卦气

译问：关于卦气的说法，也有可取之处吗？回答说：我只取其中可取的部分。《临卦》说八月有凶，《复卦》说七日来复，这是文王论卦气的话。由此推演，那么复卦在十一月，经过临、泰、大壮、夬而到乾卦为四月；又到姤卦为五月，经过遯、否、观、剥而到坤卦为十月，这就可以知道了。兑卦正当秋季，这是孔子论卦气的话。由此推演，震卦为春分，蒙卦为立夏，离卦为夏至，坤卦为立秋，乾、坎、艮分别为立冬、冬至、立春，这也可以知道。其余六十卦，分配三百六十日，每卦分配六日七分，这是纬书所记载的，也是京房、郎顗等术士所阐明的，并不是经书本有的内容，我无法知道。先儒论《易》问：先儒的说法已经把《易》说尽了，《易》难道没有遗留的深意吗？回答说：《传》中说过：“仁德的人从中看到了仁，智慧的人从中看到了智慧。”儒者谈论《易》，各自只是说出自己所看到的而已。不要说能够穷尽《易》的深意；即使得到其义理的人，也未必能明白卦象，通达卦象的人，也未必能究明其数字。《尧峰文钞》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四，翰林院编修汪琬撰，《经解三》【共十四首】《诗问》十二则 《风》诗的始终 问者说：“《风》诗为什么开始于《周南》《召南》，终于《豳风》？”回答说：“《周南》《召南》是周王业由此成就的地方；《豳风》是周王业开始奠基的地方。等到周的德行已经衰落了，编次《风》诗时便以文王开始，以周公结束。思考得真深远啊！” 《诗经》中并没有天子诗与诸侯诗的区别。有人问：“诗果真没有天子与诸侯的区别吗？”回答说：“是的。天子的国家并非没有风诗，诸侯的国家也并非没有雅诗、颂诗。为什么这样说呢？十五国风中有《周南》《召南》，有《王风》，又有《豳风》，这些都是天子的诗。雅、颂之中，《小雅》有《宾之初筵》，《大雅》有《抑》，《颂》中有《鲁颂》，这些都是诸侯的诗。因此不能认为风诗专属于诸侯，雅、颂专属于天子。”问者说：“先儒说，平王的政教衰弱，所以把他的诗降为风诗。鲁国季孙行父向周王请求命令，然后才有鲁颂；难道这些说法全都不对吗？”回答说：“是的。平王的诗被降为风诗，是谁降的呢？天子不会自己贬黜自己的诗。作诗的人和采诗的人，也一定不敢把采得的诗降等后报告给天子。那么究竟是谁降的呢？平王的政教虽然比不上文王、武王、成王、宣王盛大，却不能同幽王、厉王相比。幽王、厉王的诗尚且列在雅诗中，唯独平王的诗不列其中，这反而成了平王还不如幽王、厉王。鲁国举行郊祭已经很久了，举行郊祭，乐工就必定歌唱颂诗，所以要先向周王请求，之后才敢制作颂诗。那么僖公以前，难道要僭越礼制而歌唱周颂吗？还是竟然不歌唱呢？如果不歌唱，就是废弃音乐；如果僭越礼制歌唱周颂，那既不是适合的地方，也不是适合的人，这是用虚妄之事诬蔑先公，也是自我诬蔑。” 鲁国的君臣虽然愚昧，却显然不会做这种事。况且季孙行父出使周王之事，又不见于《春秋》。《春秋》记载，天子的使者出使鲁国的有十八次，鲁国大夫到周国去的有六次，其中有一次到了却没有到达目的地；孔子没有不详细记载的，却唯独遗漏了这件事，这无疑是凭空臆造的说法。” 风诗、雅诗的正变。有人问：“风、雅的正变之分，是谁首先提出的呢？”回答说：“这是《诗大序》的说法，我对此有疑问。疑在哪里呢？《诗大序》说，一个国家的诗有正有变，一个时代的诗也有正有变；我怀疑不能拘泥于按国家和时代来划分。为什么这样说呢？《周南》《召南》是正风，然而《野有死麕》难道不能说是变风吗？十三国的变风，然而《柏舟》写贤妇，《淇澳》《缁衣》写贤君，《七月》陈述先民经营

译王业的艰难，难道不能说是正风吗？《鹿鸣》以下二十二篇、《文王》以下十八篇，都是正雅；然而《常棣》吊唁管叔、蔡叔，即使说它是变雅也可以。《六月》以下五十八篇、《民劳》以下十三篇，都是变雅；然而《六月》《车攻》《崧高》《烝民》《常武》等诗，都在赞美宣王中兴。既然已经对他加以赞美，就明显不同于《祈父》《白驹》一类的诗，即使说它们是正雅也可以。凡是谈正变的人，都必须考察诗篇本身；考察诗篇本身，然后才能得到实际情况。赞美的诗是正，讥刺的诗是变；和平、德义的诗是正，哀伤、淫佚的诗是变。所以说，不能拘泥于按国家、时代划分。” 如果一定要从懿王、夷王直到陈灵公都称为变风、变雅，难道不是拘泥胶着而不合实际吗？”问者说：“那么诗中哪些是正，哪些是变，岂不是几乎混乱了吗？”回答说：“观察其中的善恶、赞美和讥刺就能辨别，怎么会混乱呢？” 孔子不曾删削《诗经》。有人问：“孔子删去了哪些诗呢？”回答说：“孔子大概曾经整理过音乐，却不曾删削诗篇。删诗的说法，始于司马迁；他的话不能作为依据。”孔颖达说：“经书、传记所引用的诗，现存的很多，亡佚的很少，不可能是孔子删去了十分之九。”这话是对的。问者说：“删诗和正乐不同吗？”回答说：“所谓删，就是削除并抛弃；所谓正，就是校正节奏，整齐次序，如同所说的‘不相夺乱次序’。这怎么能相同呢？”司马迁大概因为《论语》而误解，卫宏又因《史记》而误解，所以才有删诗的说法。孔子对待诗，和对待《春秋》没有不同。《春秋》中‘郭公’‘夏五’有文字却没有意义，仍都写在册上，并没有删去。《小雅》中的《南陔》《白华》等六篇有篇目却没有文辞，也同样如此。至于《桑中》《溱洧》等篇，仍然清楚完整地排列着。假使孔子果真删过它们，怎么还会保存这些淫佚的言辞，来启发后世学者的纷扰议论呢？问者说：“那么为什么会有逸诗呢？”回答说：“世上所传的逸诗，有的是只保存了一句而亡失了全章，有的是保存了一章而亡失了全篇，不能算完整的诗。” 所以太师不采录它们，鲁国人也不记录它们。太师不采，鲁国人不录，那么孔子也只是听任它们如此罢了。” 正雅。有人问：“有人说雅诗没有正变之分，为什么呢？”回答说：“哪里只是雅诗如此？太史公说：‘周道衰微，于是《关雎》创作了。’薛君的章句说：‘《芣苢》哀伤丈夫患有恶疾。’这样看来，《二南》就不能算正风了。太史公又说：‘仁义衰落，《鹿鸣》加以讽刺。’这样看来，《鹿鸣》以下也不能算正雅了。谈正变，大概是从毛氏之学开始的。”问者说：“哪一种说法更好？”回答说：“大概毛氏的说法更好吧？”我曾从礼制方面考察过：《鹿鸣》《鱼丽》等诗，都是乡饮酒礼、燕礼中所歌唱的；《关雎》《鹊巢》等诗，都是合乐时所用的；《驺虞》《采苹》《采蘩》，都是大射礼中用来配合节拍的。假如这些诗是衰周时创作的，那么在成王、康王盛世，它们用于乡饮酒礼、燕礼、大射礼的诗究竟是什么呢？难道都是主管官员失传了吗？还是乡饮酒、燕射的仪式到了周朝衰微时才开始完备呢？我不相信。那些解说诗义却与《仪礼》《射义》不相符合的，都是臆说。因此我对毛氏的说法有所取用罢了。” 变风、变雅的终结。有人问：“变风、变雅的结尾，难道也有一定的义例吗？”回答说：“有。王道日益衰微，周公、召公不可能再出现。风诗以《东山》《破斧》等篇结束，是为了表现天下人思念周公。雅诗以《召旻》结束，是为了表现天下人思念召公。” 诗教。

译有人问：“孔子说：‘温柔敦厚，是诗教。’三百篇的教化，都是这样吗？”回答说：“是的。”问者说：“那么，《墙有茨》斥责宫闱丑事，《相鼠》讥刺没有礼义，《何人斯》《巷伯》憎恨谗毁，难道不是稍微过分了吗？哪里还敦厚呢？”回答说：“这是忠诚和爱护到了极点，不得已才写成这种深切怨恨、痛恨的言辞。它们的用意是美好的，所以圣人取用它们的用意，而不责怪它们的言辞。” 《二南》并非系属于周公、召公。有人问：“《二南》都是文王的诗，为什么却系属于二公呢？”回答说：“周、召是地名，不是人名。先儒大概已经辨析过了。《二南》既不是二公所作，也不是歌咏二公而作的。赞美召公的，只有《甘棠》一首。怎么能据此便把其他诗概括地系属于二公呢？文王在世，却把他的诗系属于二公，这就是以儿子侵夺父亲的美名，以臣子侵夺君主的美名。这一定不是圣人的本意。当时天下人都厌恶纣王而亲近文王，然而文王仍不能完全拥有天下，所以他的诗不称王，而系属于地名。文王虽然不能完全拥有天下，但他的教化所到之处，已经越出周、召，扩展到江、沱、汝、汉之间，不能用周、召的地域来限制。因此称为‘南’。《小序》说它的教化由北方传播到南方，这是对的；说它系属于二公，则是臆说。” 邶、鄘、卫。有人问：“邶、鄘、卫为什么能够列入先王之风呢？”回答说：“先儒曾经说过：从前武王灭商，把商王畿以内分为三个国家，所以三国共同承袭一种风俗。既然如此，邶、鄘、卫排在《二南》之后，就如同《商颂》能够排在《周颂》之后一样。这大概是孔子保存前代遗存的原因吧？” 圣人记录淫诗。有人问：“圣人果真记录淫诗吗？”回答说：“是的。王者的政教，一定从内廷开始。《周南》所歌咏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所歌咏的《鹊巢》《采蘩》，都是女子贤良而且得到幸福的，属于正诗。《邶风》的《绿衣》《日月》《终风》，《鄘风》的《柏舟》，《卫风》的《硕人》，都是女子贤良却遭遇不幸的，属于正而变。《终风》《柏舟》《硕人》之后，于是接着记录淫诗，如《凯风》《雄雉》《墙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鹑之奔奔》和《氓》一类，都是这样。礼义消亡，淫靡的风气大盛。圣人对于诗，首先记录女子的诗，有的用来劝勉，有的用来惩戒，这样看来，他喜好贞洁而厌恶淫乱，不是深切而明显吗？” 九夏不是《周颂》。有人问：“九夏果真是《周颂》吗？”回答说：“《南陔》《白华》《华黍》《由庚》，是笙曲。九夏，是击奏钟鼓时的节拍。大概都是有声音而没有文辞。《大射礼》歌唱《鹿鸣》三遍，演奏《肆夏》《新宫》三遍。《周礼·钟师》说：‘凡是音乐之事，都用钟鼓演奏九夏。’有声音又有文辞，由乐工讽诵的叫作歌；有声音而无文辞，由乐工用笙、管、琴、瑟、钟、鼓演奏的叫作奏。九夏怎么会是颂呢？”问者说：“那么《肆夏》不是《时迈》吗？”回答说：“不是。先儒说《肆夏》又名《樊》，《时迈》又名《肆夏》；《昭夏》又名《遏》，《执竞》又名《昭夏》；《纳夏》又名《渠》，《思文》又名《纳夏》。又有人说《肆夏》是一首诗，《樊》《遏》是一首诗，《渠》是一首诗，这些都是臆说。我从未听说一首诗有三个名称。况且《时迈》中有‘肆于时夏’一句，恰好与《肆夏》相合，还可以借此附会。至于《昭夏》《纳夏》，与《执竞》《思文》有什么关系呢？孔子、子夏没有说过，《仪礼》《左氏传》也没有说过，后人从哪里知道呢？” 我又从哪里能够相信呢！” 楚辞。有人问：“《楚辞》是《诗经》的后裔吗？”回答说：“是的。《诗经》衰亡之后，才有《春秋》产生；《春秋》绝传之后，才有《楚辞》兴起。它用来哀悯世道、憎恶流俗、劝善惩恶，大概仍没有失去忠厚恻隐的用意。”因此，与三百篇相近的作品，没有比《楚辞》更好的了。《尚书》中“星”的解释。“日中”指春分，阳气从这时开始居中；“宵中”指秋分，阴气从这时开始居中。“日永”指夏至，从冬至以后，太阳由北向南，阳气逐渐产生，日影也逐渐变长，到夏至才达到极点。“日短”指冬至，从夏至以后，太阳由南向北，阴气逐渐产生，日影也逐渐变短，到冬至又达到极点。春、夏、冬说日而不说宵，秋说宵而不说日，这是互文。‘星鸟’说的是星宿的形象；‘星火’说的是星宿的次序；‘星虚’‘星昴’说的是星宿本身。在春分说星宿的形象，那么夏季是苍龙、秋季是玄武、冬季是白虎，就可以知道了。在夏至说星宿的次序，那么春季是鹑火、秋季是玄枵、冬季是大梁，也可以知道了。在秋、冬说星宿本身，那么春季是柳星、夏季是氐房，也可以知道，这也是互文。《尚书》中的文字简约而周备，简洁却完尽。按《史记·天官书》，有四宫星宿：南宫朱鸟，是鹑火之次，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它们的形状像鸟，所以称为朱鸟，春分时出现在南方。东宫苍龙，是大火之次，包括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它们的形状像龙，所以称为苍龙，夏至时出现在南方。” 北宫玄武，是玄枵之次，包括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形状像龟蛇，所以称为玄武，秋分时出现在南方。西宫咸池，是大梁之次，包括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形状像白虎，所以称为白虎，冬至时出现在南方。为什么唯独指向南方呢？这是说圣人面向南方治理天下，面向光明而施政，所以取南方作为准则。为什么唯独指出四个仲月呢？这是说圣人不可能早晚都观察星辰运行，所以取四时的中间来验证。可是《尧典》所说的“中星”与吕不韦《月令》不同，为什么呢？有人说，《月令》举的是每月初一，而《尚书》总括地说一整个月，所以不同。有人说：不是这样。天周行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岁有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天度多出四分之一，岁日少出四分之一；天象逐渐向西偏差，岁时逐渐向东偏差。从秦庄襄王元年向上追溯到尧的甲子年，共二千零二十八年，总共相差二十六度，大约七十八年相差一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二十八年〕

译《尚书·顾命》解说。苏氏论述康王失礼，可以说很详细了。不过我仍然有所怀疑。我私下认为，《顾命》和《康王之诰》这两篇都是伪书。为什么这样说呢？凡是儿子对父母，平时有问安、看望饮食的礼节，父母生病有先尝药物的礼节，从来不应须臾离开父母身边。成王病危时，从公卿百官以下没有不在场的；康王亲自作为嫡长子，却独独不在成王身边，不能参与听受顾命，这是为什么？古人奔赴丧事，见到星星便出发，见到星星便停宿，可见是多么急迫。由此我认为，成王既然去世，即使康王相隔数千里，也应当匍匐赶来，哪里有宫门近在咫尺却不进去，不能到哭号、擗踊的位置呢？难道一定要等到手执干戈、虎贲之士出来迎接他吗？可是孔安国曲意为之解释说：‘从丧位出来，出来后再迎接，以表示特殊。’康王既然已经是嫡长子，又何必借此来表示特殊呢？经文中并没有明文这样说。曾子问孔子：‘服大功丧的人，可以参与馈奠之事吗？’孔子说：‘从斩衰以下都可以。’天子、诸侯服斩衰之丧时也可以进行奠祭；奠，就是在灵柩前设奠。” 这是说，主人因为悲哀而没有空闲亲自处理事务，所以各位臣子都可以代行。那么成王已经停柩，康王正处在居苫块之丧的行列中，即使没有空闲亲自实行祭祀中的各项礼节，也不能说不合礼；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拘泥于亲自哜尝而饮受福酒呢？哜，是小祥之礼。所以说：‘小祥祭祀，是主人向宾客回敬。主人哜尝，众宾客和兄弟则都啐尝。’怎么能在刚开始丧事的日子实行这种礼节呢？天子没有除丧时，仍称‘予小子’，即使周朝衰微时也是如此。礼书说：‘三年之丧，采用丧拜；不是三年之丧，采用吉拜。’如今康王俨然自称‘予一人’，又和群公在门内从容行拜揖之礼，这是吉拜，难道还知道擗踊、稽颡吗？假使康王不顾非礼而庄严地这样做，就是不孝；假使召公引导康王做非礼之事，就是不忠。难道康王、召公会不熟悉忠孝之道吗？事情可疑到这种程度。由此说来，难道仅仅是穿衮服失礼而已吗？所以我反复详细考察其中情形，认为这是后世不懂礼制的人伪造的。有人说：‘今文、古文都有，难道就可以马上怀疑它是伪书吗？’我说：‘不是。那篇《金縢》也同样如此。’ 宋代儒者本来已经对此表示怀疑了。于是便扩大苏氏的论说，形成了这样的解释。《尧峰文钞》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五，翰林院编修汪琬撰《经解》四【共二十一首】。《春秋论》之一【平王、隐公】。按《左氏传》，惠公续娶的夫人因声子生了隐公。孔颖达引用《释例》说：“夫人去世后不再娶妻，必定由夫人的侄女、妹妹或媵妾来继承正室之位。”这样看来，夫人的侄女、妹妹和两个媵妾都可以继承正室。她们虽然代理处理内政，仍不能称为夫人，又不同于其他妾，所以称为继室。既然如此，在孟子去世以前，声子和仲子都是妾。等到声子成为继室，众妾都不敢与声子并列，仲子又哪里能和她相比呢？可是考察《春秋》，隐公元年记载“天王来归仲子之赗”，五年记载“考仲子之宫”。仲子不过是惠公的妾，为什么反而能够得到这种礼遇，而声子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呢？汪子说：“钟巫之祸太严重了，是平王开启了它，而隐公自己招来的。”大概仲子本来就是家中受宠而善妒的妾，桓公又是她骄纵的儿子。只有作为他们的君主或兄长的人，稍微能够用礼制约束他们，才可以当面折服其非分之心，杜绝他们做不肖之事。如今平王和隐公却不是这样：仲子活着，平王便为她赗赠；死后，隐公便为她主持丧事并称为夫人；祭祀时，又为她建立宫庙。这三件事都是严重逾越礼制的，而平王和隐公争着先做。作为她的儿子，桓公既然习惯看见母亲受到尊贵宠爱，哪里会不傲然自认为是先君的嫡子，反而厌恶自己的兄长呢？如此一来，他的势力日益横行，谋划日益深重；身边亲近熟悉的人暗中窥伺其间，想着借助他来觊觎富贵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这个人便再也无法控制了。这就是羽父的谗言为什么很快便发生的原因吧。《易经》说：“踩到薄霜，坚冰就要到来。”说的是事情日积月累、逐渐发展而成。桓公敢于篡位弑君，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君主和兄长在此前已经逐步助长了这种趋势吗？譬如豢养猛兽，并不是能够亲近玩弄它，而只是把它关在栏槛、陷阱中，逐渐喂给它精美的粮食；即使它有咬人的姿态，也无从施展。如果一旦完全撤去防备，让它在外面跳跃横行，却又希望它感念自己的恩德而不咬人，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会这样做。如今隐公对待桓公，和这有什么不同呢？隐公难道不知道弟弟是豺狼吗？他之所以尊崇桓公的母亲，甚至不顾非礼为她行礼，也只是想借这点小事稍稍安抚桓公之心，使他不要咬自己；却不知道这样正好助长了他的骄横，加速了他的作乱。哪里比得上迎面抵制、折服他呢？从前周公辅佐成王，成王有过错，周公一定鞭打伯禽给他看。正因为预先教育有方法，所以天下称周公为贤相，称成王为贤君。唉！假使隐公不是摄政者，而隐公果真是摄政者，他大概也没有听闻周公的道理吧。” 《春秋论》之二【平王】。现在这里有一个富人，所生的儿子都是庶子，那么家政应该交给年长的，还是交给年幼的？不用问也知道应该交给年长的。假使不幸父亲去世，年幼的儿子不谦让，反而和兄长争夺，宗族长老一定会鞭打并责备他。诸侯有天王，就如同富家有宗族长老。可是平王竟然偏偏帮助幼弟，奉立幼弟的母亲来压制他的兄长，难道不是圣人深恶痛绝的吗？孔颖达是儒者中迂腐浅陋而不切实用的人。他解释归赗说：“隐公即位，桓公是太子，他的母亲便可以成为夫人，所以天王为她赗赠。国家必须先有君，然后才有太子。假使隐公得以正式立为太子，本来就应当称君，而不应称摄政。既然隐公已经摄政，我没有听说周公辅政时把成王称为太子。”这样看来，孔颖达的说法不也是荒谬吗？平王为仲子赗赠，仿佛不知道隐公母子存在一样；他帮助桓公逼迫隐公，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圣人贬斥他。孔颖达舍弃这一点，只拘泥于责备生前赗赠的不合礼，难道足以成为训诫吗？恐怕有人会提出疑问：“改葬之事，《左氏传》也说太子年幼，为什么呢？”我回答说：“惠公放纵自己的邪心，大概曾经想立桓公为太子。” 所以说桓公是惠公的太子可以，说是隐公的太子却不可以。而且我认为，天王为仲子赗赠，必定是桓公有所推动。声子、仲子都是宋国女子。隐公曾一次讨伐宋国，明知郑国与宋国相怨却又一次替两国讲和，先后两次采取防备措施。想来桓公暗中倚仗宋国的援助，向天子提出要求，所以隐公对此深感不平，想稍稍发泄自己的愤怒，以削弱桓公的羽翼。唐朝干宁年间，王珂与他的从父重盈的儿子珙、瑶争夺河中。王珂向李克用求婚，李克用替他向朝廷请求，于是王珂终于平定河中，珙、瑶不能与他争夺。这件事与鲁国的事情大致相似。我非常痛惜天王自己丧失权力，却像这样帮助别人篡位弑君，所以一并论述它。” 《春秋论》之三【赵盾一】。鲁宣公二年秋九月，《春秋》记载晋国赵盾弑杀国君夷皋。对此，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人都认为弑君的人是赵穿。《春秋》却记赵盾弑君，应该听从哪一种说法呢？汪子说：三人的说法，并没有严重违背孔子的意思。当时，如果赵穿没有赵盾的支持，一定不敢做这件事；如果赵盾没有赵穿，也不能实现他的谋划。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曾大略考察史书所记载的篡国之臣：赵高弑杀二世，是派阎乐；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是派成济、成倅；刘裕弑杀晋安帝，是派王韶之；弑杀恭帝，是派褚淡的兄弟；朱全忠弑杀昭帝，是派朱友恭、氏叔琮。这些人想要篡逆，必定先向党羽授意，党羽也乐意被他利用。这和赵盾的事情有什么不同？譬如盗贼，群盗一起抢劫，其中一人虽然没有亲自行动，却暗中主持谋划，他就是劫盗的首领，难道反而不称为盗贼吗？所以三人的说法，并没有严重违背孔子。孔子诛责的是赵盾的内心，三人指出的是赵盾所做的事情。那么三传果真没有错误吗？回答说：有。左氏、谷梁都采用董狐的说法，以赵盾没有讨伐贼臣反过来作为他的罪过。”

译我认为赵盾即使讨伐了贼臣，也不能免于被记作弑君。为什么呢？我又考察魏、唐的事情：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后，便收捕成济、成倅兄弟并杀了他们；朱全忠弑杀昭宗后，不久在京师朝见，也杀了朱友恭、氏叔琮。这两个人的心思都十分诡诈，谋划也十分狡猾；他们杀死成济、成倅、朱友恭、氏叔琮，难道不是想为自己解除篡逆的嫌疑吗？然而天下后世终究没有因此减轻两人的罪过。由此可见，假使人臣没有弑君之心，即使力量不足以讨伐贼臣，也不会把弑君的恶名加在他身上；如果确实怀有弑君之心，即使像司马昭、朱全忠那样诡诈，赶紧除掉党羽来为自己辩解，也仍然没有用。所以我有感于欧阳修的论说，便把他的说法扩充成这样。” 《春秋论》之四【赵盾二】。按《左氏传》，晋国赵盾援救焦国，随后从阴地率诸侯军队进攻郑国；楚国斗椒前去救援，便驻军在郑国等待晋军。赵盾说：“他们大概快要失败了，姑且加重他们的病势。”于是撤军离去。汪子说：“这是赵盾弑杀国君夷皋的那一年。从进攻郑国这件事看，赵盾不臣的谋划已经显露了。为什么呢？鹰隼将要攻击时，一定收伏翅膀；虎豹将要扑击时，一定隐藏形迹。这并不值得奇怪。正因为他在这里没有轻易发动，所以才在那里充分施展毒害，而没有人能制止他。赵盾率领晋国军队，又联合宋、卫、陈三国诸侯的军队，组成大军出征，只求寻找敌人，怎么会把斗椒的一支偏师放在眼里？他却偏偏不交战而撤退，并不是形势弱、力量屈服。当时国内的祸难将要发生，他既没有余力在外面长期相持，又认为如果交战获胜，就会横向挑起强楚的愤怒；如果交战不胜，就无法慑服国内人心。这样还想发动大事，谁会和他一起作恶呢？赵盾在这其中本来就有深远谋划，所以宁可稍稍收敛锋芒，强行压制阴险凶悍的气势，也不愿轻易把它用在楚国身上。不然，难道晋文公、晋襄公的威烈还在，他却突然害怕楚国吗？” 当时齐国崔杼讨伐鲁国北部边境，鲁国国君为此忧虑。孟公绰说：“君主何必忧虑呢？崔杼将要有大图谋，没有心思来危害我们，一定会赶快回去。”后来果然没有发生战事，齐军只是自行返回。崔杼所采用的，大概就是赵盾遗留下来的谋略，只是崔杼亲自射杀了自己的君主，而赵盾则借他人之手罢了。三传没有看出这一点，竟想以赵盾没有讨贼来替他减轻罪责，难道不知道赵盾谋划这件事已经很久了吗？他与崔杼罪行相同而刑罚不同，哪里足以作为《春秋》的法则呢？我曾经论说过，自古以来悖乱的臣子，没有不走同一条道路的。刘裕已经进入关中，本来可以很快在西北实现自己的志愿，却自称根本尚未稳固，立即带兵向东返回。当时他的叛逆形迹还没有显露，崔浩却已经预先知道，并把这件事告诉魏主。崔浩善于预料事情，又哪里比孟公绰预料崔杼差呢？如今功名利禄摆在眼前，是下愚之人所不能看清的，也是中等才智之人所争夺的。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不贪图眼前的功劳，不谋求丰厚的利益，那么他如果不是大善之人，就一定是大恶之人。赵盾进攻郑国却不交战，崔杼讨伐鲁国却不作战，刘裕到了关中却不再向西谋取，这些无疑都是大恶。大概因为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利益更大，所图谋的事情更为狡猾，所以眼前的一切功利都不足以进入他们的心中，也不足以动摇他们的意志。” 可惜进攻郑国时，各国的卿士大夫中，没有一个人像鲁国的孟公绰、魏国的崔浩那样，能够预先窥见赵盾的根本谋划。谋划之深，实在可叹。然而在邲之战中，荀林父不想交战，先縠却不听从；鄢陵之战中，士燮不想交战，栾武子却不听从。只是赵盾将要撤离楚国时，他的部众没有人敢违抗他，这又是赵盾长期积累的威势足以胁迫他们啊。” 《春秋》“作邱甲”解。《春秋》成公元年三月，记载“作邱甲”。所谓邱甲，只有杜氏和胡氏传说得详细。杜氏说，一辆长毂兵车配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这是甸所承担的赋役，现在改为让邱出这些人。胡氏说，一邱出十八人，积累四邱才足以装备一辆兵车，现在让每邱出一甲，四邱即一甸共出一百人当兵。按周代制度，四邑为一邱，四邱为一甸；每甸出戎马四匹、牛十二头、兵车一辆、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按这个数目计算，一邱共有十六井，得到一百二十八家；一甸共有六十四井，得到五百一十二家。把一甸的出赋平均分给四邱，就是每邱一百二十八家，共出卒二十三人、牛三头、甲士一人，还不足一匹戎马。如杜氏所说，我私下怀疑一百二十八家中每家还不到几个人，老人、幼儿和羸弱者，妇女又占一半，却要他们出一辆兵车，人数太多，增加赋役也太突然，所以先儒认为胡氏的说法较为合理。胡氏依据《司马法》立论，大概旧制是四邱出三甲，三甲为七十五人；现在四邱出四甲，四甲为一百人，也就是每邱增加二人，应当出士卒二十五人。” 只是还不知道戎马、兵车的赋役是否也一并增加，所以说：“不知道它所增加的，究竟是三甸增加一辆兵车，还是每辆兵车增加一甲士呢？”因此胡氏的说法较为长处。” 《春秋杂义》十二则【并序】。我并不是能够研究《春秋》之学的人，只是有所见解，便随即摘取先儒的说法记下，用来作为鉴戒。” 夫人子氏去世【隐公二年】。子氏就是仲子，仲子是桓公的母亲。古代诸侯不能再娶正妻，仲子虽然嫁到鲁国，仍然没有脱离妾的身份。妾凭什么能够称为夫人？解说者说，惠公放纵自己的邪心，想把仲子立为夫人，并立桓公为世子，所以隐公摄政，准备使国家安定后把君位还给桓公。假使惠公没有这种心意，而隐公预先猜测并捏造先君尚未有的心意，这是诬蔑先君；假使惠公确有这种心意，而隐公立即替他实现，这是把先君置于恶名之中。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因此隐公元年不记载即位，并不是赞美隐公贤能，而是贬斥他。” 为仲子修建宫庙【隐公五年】。仲子去世后，隐公不敢把她附祭于祖庙，却为她修建了别庙。这大概也是合乎礼制变通的做法，但先儒却认为《春秋》是在讥刺他。为什么呢？礼制规定，妾应附祭于妾的祖姑；如果没有妾的祖姑，就改变祭牲，附祭于女君。又说，应当按照妾的昭穆次序附祭；妾的母亲不能由孙辈世代祭祀，到此为止。既然如此，哪里还需要另建别庙？所以说这是讥刺。” 子同出生【桓公六年】。

译《谷梁传》说：“因为有所怀疑，所以特意记载。”刘氏非难说：“圣人都怀疑，谁还不会怀疑呢？《齐诗》说：‘确实是我的外甥啊。’诗人相信他是齐侯的外甥，哪里有孔子反而怀疑的道理呢？”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子同、子赤都是嫡夫人所生。《春秋》记子同出生，却不记子赤出生，这是为什么呢？圣人的意思仿佛是说：文姜虽然名声淫荡放纵，但子同确实是鲁君的儿子。记载子同，是为了端正周公后裔的血统，断绝后世的疑问。朱子说：桓公三年，夫人姜氏从齐国归来；六年，子同出生；十八年，鲁桓公才和夫人一起到齐国。这样看来，庄公确实不是齐侯的儿子。朱子大概深深领会了《春秋》的微旨吧？” 宋国人拘捕郑国的祭仲，奉公子突返回郑国；郑忽出奔卫国【桓公十三年】。公子突以庶子身份夺取嫡子之位，以卑贱者篡夺尊贵者的地位，这场祸乱全是祭仲造成的。《公羊传》说：“古人中能够权变的，祭仲就是这样的人。什么叫权变？就是违背常经而后来能够达到善果。”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祭仲更换国君，就像下棋一样，然而能够说这是善行吗？伊尹对于商、周公对于周，都是实行权变；孔父嘉为仇牧报仇，是守常经。所谓权变，是变通而不失去常经；祭仲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称为权变呢？刘氏说：“按祭仲的义理，应当拼死拒绝，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勉强答应。回到本国后再背弃约定，拘捕突并杀死他，也是可以的。”这两件事祭仲都没有做到，反而贬黜国君，扶立不正之人，是《春秋》所说的乱臣。这样看来，《春秋》称突为公子是合适的；那么忽为什么不称公子呢？苏氏说：“国人不拥护他，大国也不援助他，以至于出奔；他大概从未真正成为国君，所以不称公子。” 夫人逃奔齐国【庄公元年】。桓公被杀，文姜是否参与其中呢？所以庄公即位后，文姜便出走，大概当时还存有畏惧和羞耻之心。到了第二年，仍没有人加以防范、约束和责备，她便完全放纵而不知忌惮了。六年之中，她三次到齐国朝见齐侯，一次宴享齐侯，又一次跟随齐军出行。她的罪恶越来越深，越来越不知羞耻，也越来越严重。《春秋》把这些事全部记在册上，正是为了断绝与她的关系。《诗·猗嗟》的小序说：“讥刺庄公有威仪和技艺，却不能防范、约束他的母亲。”所以诗中说：“多么美好啊，名声显扬；美丽的眼睛清澈明亮；仪表已经完美；整天射箭，箭都不偏出靶心；确实是我的外甥啊。”《诗经》讥刺庄公，与《春秋》斥绝文姜，意义相同。家氏说：“庄公年幼，即使想防范、约束他的母亲，也没有办法。”我考察庄公即位那一年，他大概已经十四岁了。” 晋侯杀死他的世子申生【僖公五年】。《春秋》记载杀死世子的国君有两位：晋献公、宋平公。《公羊传》说：“杀死世子、同母弟，却直接称君主为行凶者，是极力加重其罪。”申生和痤都不过是自缢而死，晋献公、宋平公并没有亲自拿刀刺杀自己的儿子。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杀’呢？高氏说：“世子是君主最亲近的人，如果不是君主亲自杀他，谁敢杀他？所以直斥为晋侯所杀。” 宋军与齐军在甗交战，齐军大败【僖公十八年】。齐国的内乱从这里开始。大概齐人杀死无亏，拥立公子昭；公子昭死后，公子潘杀死他的儿子而自立；公子潘死后，公子商人弑杀舍而自立；齐人又杀死商人，拥立公子元。自古以来兄弟争夺国君之位、互相篡夺所造成的祸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君子说：“它的根源在于齐桓公失策。”桓公宠幸的内妾很多，他的后代竟发展到弑杀四位国君，延续四代才在齐惠公时安定下来。晋献公也是这样，他的后代发展到弑杀三位国君、刺杀三位大夫，也延续四代才在晋文公时安定。辛伯说过：“内宠与正后并立，受宠之子与嫡子相匹敌，是祸乱的根源。”确实如此。” 安葬我的小君成风【文公五年】。君氏是隐公的母亲。《春秋》记载说：“君氏去世”，却不记载安葬；这仍是不以夫人的礼制安葬他的母亲。定姒是哀公的母亲。

译《春秋》记载说：“姒氏去世。”虽然已经记载了安葬，却不称夫人，也不称小君。这也不是按照夫人的礼制来为她的母亲服丧。假如僖公的母亲去世，就称为夫人；下葬时则称为小君。这与君氏、姒氏不同。此后宣公的敬嬴、成公的定姒、昭公的齐归，也都如此，都是僭越礼制。吕氏说：“自从僖公厚待妾母，妾母死后称为夫人，嫡庶的秩序就乱了。下葬时又称为小君，于是便有了两个夫人。附祭于宗庙，更是亵渎人伦、改变礼制，再也无法辨别了。”这大概是把罪责归于僖公的说法。那么，给妾母服丧应当怎样做呢？答：服缌麻之丧，不向同族报丧；下葬后不回寝宫举行反哭，也不附祭于宗庙。仲婴齐去世【成公十五年】此人本是公孙婴齐，却称作仲婴齐。《公羊传》说：“他是为兄长承继后嗣的，为什么称仲呢？”孙氏以祖父的字作为氏。胡氏说：“如果让他承继归父的后嗣，那么弟弟就不能成为兄长的继承人；如果让他承继襄仲的后嗣，那么就应以父亲的字为氏，这也不对。这样看来，本应是《春秋》所不认可的。为什么《春秋》仍沿用通常的称呼而不加贬斥呢？答：扰乱昭穆次序、丧失父子亲情，有些罪行不用特意贬斥就自然显现出来了。有人说：不称仲孙，是明白表示不承认他以儿子作为父亲的孙子，这也是一种贬斥。” 八月丙辰，仲孙蔑去世【襄公十九年】。春季，周王正月辛亥，仲孙速在向地与莒人结盟。秋季，率军攻打邾国【二十年】仲孙速参加向地会盟以及攻打邾国的事。高氏说：代替父亲担任卿，就不再服三年之丧了。新安汪氏说：献子服丧期满后不再悬乐器，那么不服三年之丧，难道是从仲孙速开始的吗？我认为不是。礼书说：国君下葬以后，王室政令便进入国内；举行卒哭祭以后，便可以办理王事。大夫、士下葬以后，国君的政令便进入其家；举行卒哭祭以后，戴弁绖，办理兵器、军旅等事务，不必回避。如今庄子尚未举行练祭便参与政事，尚未举行祥祭便亲临军旅，这大概是合于礼制的变通吧？所以《春秋》没有贬词，而庄子反而是孝子，谁说庄子没有服满三年之丧呢？如果不是这样，他难道能逃脱圣人或贤者的责备吗？盗窃宝玉和大弓【定公八年】南蒯凭费邑叛乱，阳虎凭郓、讙、龟、阴四邑叛乱，侯犯凭郈邑叛乱，这些都没有记载。《春秋》却记载盗窃宝玉、大弓，为什么呢？费邑、郓邑、讙邑、龟邑、阴邑以及郈邑，都是三桓的私邑，不是鲁公的公邑，所以凭这些邑叛乱就不记载。宝玉、大弓是鲁国分封所传的礼器，显然不能与私邑相提并论，难道可以不记载吗？这样看来，阳虎的罪过比南蒯、侯犯加倍。先儒说分封礼器重于土地，圣人轻视财货而重视天命，这些说法都没有认识到孔子毁灭三都的意义，只是妄加解释罢了。因此我不取这些说法。晋国赵鞅率军把卫国世子蒯瞆送回戚地【哀公二年】到了这时，卫国的祸乱才达到极点。假使卫出公辄取得国君之位时，能够痛哭呼喊他的父亲说：“国家是我父亲的国家，怎么能不回来呢？”蒯瞆又痛哭推辞说：“我得罪了先君，不可以再进入国都。即使进入，也不能主持宗庙、奉祀社稷。国家本来就是你的国家。”这样，父子互相谦让；父子互相谦让，那么辄即使拥有卫国也可以，蒯瞆即使前去取代他也可以。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却天天互相争斗。辄固然没有把蒯瞆当作父亲，蒯瞆违失为父之道也确实明显。我没有听说过父子争夺国家而不灭亡的。可是《春秋》为什么不去掉蒯瞆的世子称号呢？苏氏说：“驱逐蒯瞆而立他的儿子，是灵公的行为。驱逐他是对的，立他的儿子却不对，这是招致祸乱的办法。” 《春秋传》中关于筮卦卦象的四则 秦伯攻打晋国 《左传·僖公九年》记载：秦伯攻打晋国，卜徒父为此筮卦，得到吉兆，说：“卦象遇到蛊卦，卦辞说：千乘之国三次退去，三次退去之后，捕获那只雄狐。”狐是蛊卦所象征的，必定指晋国国君。汪子说：“这大概是筮得蛊卦变为随卦。互卦中的震象征诸侯，是千乘的象征；随卦有进退、离去的象征。所谓三次退去，是因为初、二、三三爻都是随卦。变卦成为坎，坎象征狐；随卦有‘接近利益，市利三倍’的象征，表示有所获得。所以说‘捕获那只雄狐’。”有人说：“卜徒父所筮得的应当是六爻都不变，这种说法不对。”如果六爻果真不变，为什么不引用卦的彖辞呢？看《国语·晋语》，重耳筮问入国，得到泰卦，必定引用“​​小往大来”的卦辞；由此就可以知道占筮的惯例了。鄢陵之战 成公六年，晋国和楚国在鄢陵交战。晋厉公为此筮卦，史官说：“吉利，卦象遇到复卦。卦辞说：南方国家的弓箭射中了它们的君王，正中他的眼睛。国家的君王受伤，不失败还等什么呢？”汪子说：“这大概是筮得复卦变为颐卦。外卦坤象征国家，又象征西南方，所以说‘南国’。内卦震木克制外卦坤土，所以说‘弓’。震象征苍筤竹，有向上射箭的象征。凡卦的上方象征头部，‘元’就是头；元王就是爻辞中的国君。又因为爻辞有灾眚，眚是眼病，所以说‘射中元王的眼睛’。这就是所谓用兵而导致大败，因为国君凶险的缘故。有人说：震、坤相互环抱成弓，离卦和弓象征多白眼；离象征眼睛，没有离也没有弓，便是射中眼睛。这恐怕太牵强了。” 穆姜 襄公九年，穆姜在东宫去世。她刚要出发时，曾为此筮卦，得到艮卦，卦数为八。史官说：“这叫作艮卦变随卦，随卦象征她将要出行。”穆姜说：“《周易》哪里有这样的说法！”汪子说：“随卦内卦为震、外卦为兑，是行动而遭受毁折的象征。反体为蛊卦，大概就是医和所说的‘女子迷惑男子’，用来比拟穆姜的为人，也非常相似。又互体为艮、为弓；艮是停止，弓是进入，进入之后便停止。这些兆象都表示不能出去。随卦彖辞难道没有对穆姜不利吗？为什么史官还这样说？大概是迎合穆姜的心意，替她隐讳吧。有人说：艮卦变随卦，也可以说是随卦变艮卦。如果真按这种说法，那么随卦六二爻说‘系住小子，失去丈夫’，艮卦六二爻说‘停止在小腿上，不能救助随卦，心中不快’，也都是不能出去的象征，这就很清楚了。” 叔孙穆子的出生

译昭公四年开始时，穆子出生，庄叔为此筮卦，得到明夷卦变谦卦，把卦象给卜楚丘看。卜楚丘说：“这个孩子将要出行而归来，成为你的祭祀者；弓箭手将进入他的名中，叫作牛，最终因饥饿而死。”诸如此类。汪子说：“卜楚丘的话有许多地方不容易明白，姑且选择可以理解的说。所谓‘行’，是艮象征道路，正是爻辞所说‘在行进中有所往’。所谓‘归’，是离象征飞禽，艮象征停止；停止便不能飞行，就是所谓‘鸟飞而垂下翅膀’。所谓‘弓’，是离火有言辞显扬之象，就是所谓‘有言语’。所谓‘因饥饿而死’，是离位于三，艮是兑的反体，看不见嘴，就无法进食，就是所谓‘三日不食’。以上大体都与爻象相合。至于成为祭祀者，卦中没有祭祀的象；名字叫牛，卦中虽有牛，却也没有取名的象。其他杂引的卦，更有许多支离牵强之处。我怀疑左氏曾经加以修饰，使占辞显得神奇，未必全是卜楚丘的原话。至于陈敬仲筮得观卦变否卦，史官说他将兴盛于姜姓、张姓之间，守节认为爻属辛未，又因观卦上体为弓、未为羊，弓为女子，女子骑羊，所以说是姜姓；这只是牵合字形，甚至不是左氏本来的意思。《尧峰文钞》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六，翰林院编修汪琬撰《经解》五【共十四首】《置后解》古代，大宗没有后嗣，就为他设置继承人；小宗则不这样做。小宗尚且不能设置继承人，何况支子、庶子呢？子夏说：“为别人承继后嗣，是承继谁？是承继大宗。为什么要承继大宗？因为大宗是尊贵的宗族统绪。那么，族人没有后嗣，难道就终究无人祭祀了吗？”答：“不是这样。”孔子说：“凡是夭折者和没有后嗣者，都在宗子家中祭祀；在正室的西边，尊位设在东房。这样，即使不另立继承人也可以。”既然如此，有大宗之家，也有小宗之家，那么祭祀者应当依从哪一家？答：“看他所承继的祖先。”所以说：“庶子不祭祀夭折者和无后嗣者，夭折者和无后嗣者都随其祖先附祭进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孔子说：“宗子夭折而死，没有儿子，不为他设置继承人。”那么大宗难道就会断绝吗？答：“怎么会断绝呢？不为夭折的宗子立后，却为夭折宗子的祖先和父亲立后，所以大宗本来就有后嗣。”礼传说：“士的儿子成为大夫，父母便不能由士亲自主祭，而由他的儿子主祭；如果没有儿子，就为他设置继承人。”那么，大夫即使不是大宗，也可以设置继承人吗？答：“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公子有宗法之道，大夫也有宗法之道。” 庶姓之人起而成为大夫，就能够与不做官的族人分别开来。礼制说：别子作为始祖，继承别子的人成为宗子；大夫难道偏偏不是大宗吗？那么，大夫与公子是同等的等级吗？答：“是的。”公子不敢比拟诸侯，所以公子成为别子；大夫的族人不敢比拟大夫，所以大夫也成为别子。这样怎么可以没有后嗣呢？子夏说：“嫡长子不能为大宗承继后嗣。”那么，没有什么能高于大宗了。为什么不让嫡长子为大宗承后呢？答：“因为嫡长子承当传重之责。”古人尊敬宗族、尊奉祖先和父亲，嫡长子是继承祖先和父亲的人，所以不能为别人承继后嗣。这样看来，没有宗子，不论支子、嫡子、庶子都为之设置继承人，是今人的做法，也是古人所禁止的，不是严重违背礼制吗？答：“这是礼制的变通。大概是宗法废弃以后，宗子不能收摄族人了。宗子不能收摄族人，那么无后嗣者想要附祭便无处可去，岂不是要把他们逼成厉鬼吗？所以不得已为他们设置继承人。”这是礼制的变通。那么，今天设置继承人，一定要选亲兄弟的儿子，其次选父亲兄弟的儿子，这与古礼相合吗？答：“不相合。礼制规定，同宗之人都可以作为继承人。” 大夫有嫡子，就让嫡子承继；有庶子而没有嫡子，就占卜选择继承人，如卫国的石祁子就是这样。何况没有儿子而为他设置继承人，难道能不听从神意吗？我因此知道一定要占卜。既然占卜，就不必追问谁亲谁疏，这样做是可以的。古代可以这样做，今天也可以这样做。这篇也可题作《置后解》。《丧服》中“继母如母”义的解释 《丧服传》“继母如母”一章说：继母为什么如同生母？继母嫁给父亲，与因母相同，所以孝子不敢把她区别对待。汪子说：继母也是母亲；之所以说“如母”，正因为她本来不是骨肉亲属，与生母有所区别。先儒说：继母为什么如同生母？这是说明她们并不相同。也就是说，在相同之中仍存在差别。有人问：父亲在世时，二者都服齐衰一年；父亲去世后，二者都服齐衰三年，那么礼制上还有不同之处吗？答：有。生母被父亲休弃，便为继母的亲属服丧；生母去世，便为生母的亲属服丧；既为生母的亲属服丧，就不为继母的亲属服丧，这是一种不同。生母被休弃，要为生母服期服；继母被休弃，则不服丧。父亲去世后，生母改嫁，仍服期服；继母改嫁而不跟随父亲，则不服丧，这又是一种不同。丧礼中称作如同生母的有两种人：继母、慈母。由此可知，继母与慈母没有等级差别。服三年之丧，在礼制中属于加服，不是正服。如今律文说：“凡是嫡母、继母、慈母、养母杀害子孙的，加祖父母、父母一等治罪。”注说：“因为她们与亲生母亲还有差别。”圣人的律法真是伟大，岂不是与丧服礼相互发明吗？那么，史糜说：“继母与自己没有血缘名分，只是亲自抚养过自己，所以也像母亲一样为她服丧。” 如果确实如此，假如有前妻的儿子没有受到继母抚养，甚至像孝己、伯奇这一类人那样，那么他最终就不为继母服丧吗？答：怎么会这样呢？继母并没有被休弃，也没有改嫁，孝子沿着父亲的心意，不敢不服三年之丧。先儒说，儿子应当以父亲所服的丧服为准；父亲如果把她当作妻子服丧，儿子也应当为她服丧，所以说她与生母相同。由此说来，不敢区别对待，是孝子的礼法表现；不能不有所区别，则是孝子的真实感情。礼书称“情感确立礼文”，这难道足以概括孝子的全部情况吗？对“丧服继父同居”义的疑问 《丧服传》“继父同居”一章说：丈夫去世，妻子年幼，儿子年幼，儿子又没有服大功之丧的亲属，母亲便带着他改嫁；改嫁的丈夫也没有服大功之丧的亲属，就拿自己的财物为这个孩子建造宗庙，按时让他祭祀。妻子如果不敢参与，这就是继父之道。汪子说：这说的是孤儿跟随母亲改嫁。这个孩子或许是大宗的嫡系继承人，或许是支子，我都无法知道。假如他是大宗的嫡系继承人，那么家中必定已有宗庙，无须另行建造。按照礼制，父亲没有专庙，就与祖先同庙祭祀。作为继父，怎么能代替他建造宗庙呢？况且他说没有服大功之亲，难道独独没有服小功以下的亲属吗？宗法一旦实行，全族的父兄子弟都推尊宗子；有多余财物就一定归于宗子，即使拿来建庙也可以。哪里会有穷困颠沛而进入继父家中的人？又哪里会有借用继父财物才开始建造宗庙的道理？假如他只是支子，即使爵位是大夫、士，也仍应在宗子家中祭祀，不应拥有自己的宗庙，何况是孤儿幼子呢？作为继父，分给他财物可以，赠给他房屋、器物、车马、衣服也可以；违背礼制为他建造宗庙，这是过分溺爱私情，实在不可以。

译礼传说“改嫁的丈夫也没有服大功之亲”等等。《丧服小记》又说：双方都没有主持后嗣的人，共同使用财物祭祀祖先和父亲，称为同居；这说的是继父没有儿子的情况。继父没有儿子，难道可以把妻子原来的儿子抚养成自己的儿子吗？古语说：“神不享用非同类的祭品，百姓不祭祀非同族的人。”制定礼制的人应当唯恐禁止不及，反而倡导这种说法来引导人这样做，我不相信。我曾考察《春秋》，崔杼娶东郭姜，姜氏带着她的孤儿棠无咎进入崔家，最终为齐国酿成大乱，这大概就是同居造成的祸患。它是扰乱宗族、败坏家业、断绝祭祀的开端，后世应当以此为鉴，不能借礼文作托辞。唉，三礼之中，只有《仪礼》最古老，然而其中的说法仍有难以相信的，何况《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呢？其中一半是汉儒附会增饰的，大概古书的错乱已经无法知道了。很久以前，善于疏解《左传》的杜预说过：“父亲没有可以由继父承接的道理，这是焚书以后，俗儒妄造的礼制。” 对“命妇吊大夫”义的疑问 《丧服记》说：大夫吊唁命妇，服锡衰；命妇吊唁大夫，也服锡衰。郑玄说：“吊唁命妇，是命妇去世；吊唁大夫，是大夫去世。”汪子说：“不对，大夫吊唁命妇，是有这种事的；命妇吊唁大夫，则没有。为什么呢？妇人的职责只是掌管酒食和纺织，不应参与宫门以外的事务，所以说‘妇人没有外事’。礼制规定，认识死者便可吊唁，曾与死者相识便可吊唁。作为命妇，怎么会平素与大夫相识呢？如果死者是她应服丧的亲属，那么听到丧事的当天，她必定前往号哭、顿足、哭泣，与姑、姊妹、娣、姒等众妇人站在一起。哪里还能行吊唁之礼？况且她本来就有为丈夫服丧的正服，怎么能改穿锡衰呢？若抛开这些而出门吊唁，就是参与外事的开端。难道没有看见鲁国公父文伯的母亲吗？公父文伯的母亲，是季康子的从祖叔母。康子去拜访她，她隔着门与他交谈，始终没有越过门槛。仲尼称赞她懂得礼制，可见古人对于男女界限谨慎到这种程度。假如先王果真制定了这种丧服，就是在教导命妇淫乱。防范她们尚且担心不够，怎么反而教导她们呢？这件事确实很可疑。” 有人说：“礼制崇尚有来有往，大夫吊唁命妇，命妇不能不吊唁大夫。大夫应当怎么办呢？”我告诉他说：“命妇的丈夫和儿子正在服丧时，问候大夫本人，便相互服锡衰居丧；出门时也这样。若是为他的妻子前往吊唁，就服锡衰；出门后则不服。唯独没有说命妇为大夫服锡衰，这一点可以作为依据。”那人又说：“妇人不能越过疆界去吊唁别人，礼制禁止她越界，难道就连吊唁别人也禁止吗？”我回答说：“并不是这个意思。命妇去世，命妇可以吊唁；大夫去世，命妇不应吊唁。这大概也没有违背礼制。” 对“大夫、士的宗庙制度”义的疑问 《王制》说：大夫有三座宗庙，一座供昭世，一座供穆世，再加上太祖庙，共三座；士有一座宗庙。《祭法》说：大夫有三座宗庙、两个坛，分别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只在四时享祭、尝祭时祭祀；显考、祖考没有庙，有祷告时便筑坛祭祀，撤去坛后便成为鬼。嫡士有两座庙、一个坛，称为考庙、王考庙，只在四时享祭、尝祭时祭祀；皇考没有庙，有祷告时筑坛祭祀，撤去坛后便成为鬼。官师有一座庙，称为考庙；王考没有庙而祭祀他，撤去王考的祭位后便成为鬼。这两种说法不同。说到大夫，《王制》说三座庙，其中一座是太祖庙，却没有涉及高祖、曾祖；《祭法》涉及曾祖，而太祖却降为坛祭，没有庙。说到士，《祭法》虽将士与官师分开，却都可以祭祀祖先；《王制》则没有提到祖先。汪子说：宗法制度实在难以考察了！我从《王制》《祭法》中寻求依据，却产生疑问。《祭法》所说的大夫，究竟是继承别子的嫡子，还是支子？如果是继承别子的宗子，他可以建庙祭祀太祖，而太祖是百世不迁的，为什么反而降为坛祭并撤去呢？如果是支子，那么支子本来不能祭祀。”},{ 孔子说：“支子成为大夫，要用上等牲畜在宗子家中祭祀。”支子即使成为大夫，也不能建立宗庙，又哪里会有三座庙呢？太祖又怎么会只筑坛祷告呢？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大宗如果已经建庙祭祀太祖，万一大夫失去官职而成为士，是废掉他的太祖庙而改为两座呢？还是废掉他的祖庙而改为两座呢？还是把太祖庙和祖庙全部废掉，像《王制》所说只留一座庙呢？废掉太祖庙，就是废掉大宗；废掉祖庙，就是失去了继承祖先的意义。这两者应当取哪一种？横渠张氏说：“宗子为士，有两座庙；支子为大夫，应有三座庙。曾祖庙是为大夫建立的，不是为宗子建立的。”按照张氏的话，在小宗一系还说得通；如果是大宗，《祭法》既不让宗子建太祖庙，而支子所立的又是曾祖庙，那么太祖的祭祀最终还是废除了。况且《王制》所说的三座庙，其中一座是太祖庙，这就意味着大宗尚且不能祭祀曾祖，支子反而可以祭祀吗？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嫡士、官师，我估计并不都是宗子；他们所建的两座庙、一座庙，究竟是建在自己家中，还是建在宗子家中呢？假如确实是建在自己家中，那就是有两个宗统。况且宗庙制度是从天子以下按奇数递减的；士按照《王制》应当只能有一座庙，《祭法》为什么说嫡士有两座呢？这是第三个可疑之处。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便迁。继承父庙的宗子，有的并不立即成为继承祖庙的宗子；继承祖庙的宗子，有的也不立即成为继承曾祖庙的宗子。假如支子成为大夫，祭祀曾祖、祖先和父亲，都要分别在所继承的宗子家中建庙，这岂不是纷乱而没有纲纪，太过分了吗？如果把两座祖庙建在继承父庙的宗子家中，与自己另建宗庙而形成两个宗统又有什么区别？这是第四个可疑之处。大宗继承别子一支的情形暂且不论；小宗五世而迁，则从继承高祖开始。既然继承高祖，就应当祭祀高祖，何况高祖以下的曾祖、祖先呢？如果不祭祀，又怎么能称为五世之宗呢？假如小宗祭祀高祖，而大宗的支子成为大夫后，宗庙数目反而递减，有的祭到曾祖，有的连曾祖也祭不到，这有这样的道理吗？于是后来的解释者说：“《王制》讲的是商礼，《祭法》讲的是周礼。”这是一种解释。又有人说：“这里讲的是宗庙制度，不是所祭祖先的数目。”

译凡是宗子祭祀，必定涉及四代祖先，但不一定每一代都有庙。官师只有一座庙，却可以祭祀祖先；庶人祭祀于寝，也不限制所祭的祖先，由此可以推知。况且高祖还在五服之内，难道可以不祭祀吗？这是另一种解释。有人说：“《王制》说的是宗庙制度，开头先说支子不能祭祀，说明宗庙制度是为宗子设置的。支子即使成为大夫，也不能立庙。”这是又一种解释。有人说：“大宗必定建立太祖庙，百世不迁。宗子成为大夫时，建立三座庙，祭祀达到曾祖；失去官职而成为士时，建立两座庙，祭祀达到祖先。大概大夫加上太祖庙共四座，士加上太祖庙共三座。”这又是一种解释。有人说：“支子成为大夫、士，也可以在自己家中立庙，不必在宗子家中。因为庙是为大夫、士自己建立的，不是为其宗子建立的，所以不是两个宗统。”孔子的话是传写者弄错了，而张氏只得到其中一面、遗漏了另一面。这又是一种解释。汪子说：“解释越来越繁多，疑问也越来越严重。古人已经不能再起而说明，我怎么能辨别谁对谁错？所以我才说：宗法制度已经无法再考察了。” 考察《孔子家语》，孔子回答子羔关于大夫、士宗庙制度的问题，全部与《王制》相同，并且说这是从有虞氏直到周代都没有改变的制度。这样看来，《王制》不是商礼，显然了。郑玄所说的那些话，大概是没有见过《孔子家语》，特意附记在这里。牲体的解释 肩、臂、臑三种，左右合计六体；肫、骼两种，左右合计四体；正脊、脡脊、横脊三种，不分左右；短胁、长胁、代胁三种，左右合计六体。这是十九体。神俎不用左边的牲体，侑祭以下则使用左体，不再按左右合计。这是十一体。右肩、右臂、右臑、肫、骼、正脊两骨、横脊、长胁两骨、短胁，这是特牲的九体。分开左右，肩和脾为四体，再加两胉一脊，共为七体，这是豚解的七体。左肩、左臂、左臑、肫、骼、脊、胁，这是士虞礼中左半牲的七体。觳、折脊、胁，是接神和尸所用的三体。以十九体去掉脾、膉，再加两觳，共二十一体，是陈用之的说法。去掉两觳，加上两脾，是朱子的说法。紫阳方氏说，一牲有二十四体，是以十九体加两脾、两觳、一膉，合计二十四体。秀岩李氏说有三十二体，因为礼心、舌载在肵俎上，又有肠三、胃三，另有举肺一、祭肺三；又把随肝而来的称为炙，把随燔而来的称为肉，在二十四体之外再加心、舌、肠、胃、举肺、祭肺、炙肝、燔肉，合计三十二体。陈氏《礼书》、李氏《三礼辨》、杨氏《仪礼图》、方氏《古今考》，论述牲体大多言辞繁复，我像上面这样择要取用。大夫、士的宗庙应当有神主的解释 关于大夫、士在宗庙中祭祀，有一种说法认为有神主，另一种说法认为没有神主。说没有神主的是郑玄、许慎；说有神主的是徐邈、清河王怿。有人问应当听从哪一种，我告诉他说：“宗庙就是用来安置神主的。大夫有三座庙，士有一座庙；如果没有神主，那么在寝中祭祀就够了，还要宗庙做什么？”‘祔’就是附，指把神主升入宗庙附祭。士虞礼说，按照班次附祭。《丧服小记》说：‘附祭必须按照昭穆。’如果神主亡失，就从中间一代以上补位；假如没有神主，又凭什么排列昭穆呢？许慎知道自己的说法无法贯通，便曲意解释说：‘大夫用束帛依托神灵，士则结茅草作为蕝。’这是不合根源的说法，是凭臆测创作出来的。有人问：‘礼经没有明文说有神主，怎么办？’我又说：‘经书没有明说有神主，也没有明说没有神主。’《檀弓》重视神主之道，说‘商代的神主连缀在重上，周代的神主从重上撤下’，这并不只是针对天子、诸侯而言，因此大夫、士应当有神主，这是第一点。孔子说：‘祭祀有尸，宗庙有神主，是为了让百姓知道有所事奉。’用这个道理来防范百姓，百姓尚且会忘记亲人，这也不只是针对天子、诸侯而言，因此大夫、士应当有神主，这是第二点。徐邈所引用的《左氏春秋》，其中的义理十分充分，许慎却反而驳斥孔悝返回祏的举动，认为这是当时国君所赐，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依据。陈祥道说：“重体现神主之道，大夫、士也有重；尸是神的形象，大夫、士也有尸。”大夫离开国家时还要载着祏，谁能说大夫、士没有神主呢？这足以驳斥郑玄、许慎的妄说。那么，宗庙神主的制度应当怎样呢？考察重，是凿木制成形状，像札一样；士的重三尺，卿、大夫五尺，诸侯七尺。因为下葬以前尚未有神主，所以用重来代替神主。由此可知，神主制度虽无从考定，但其长短大略应当与重相近。又有人说，天子的神主长一尺二寸，诸侯一尺，大夫、士以下应当依次递减。《周礼》中九嫔、世妇、女御的辨析 郑康成说，众妃嫔被召见侍寝的制度是：女御八十一人，分当九个夜晚；世妇二十七人，分当三个夜晚；九嫔九人，分当一个夜晚；三夫人共当一个夜晚；王后当一个夜晚，总共十五天轮遍。汪子说：这实在是郑氏悖谬的说法。周公在成王时代制定《周礼》，婚礼也应当制定于这个时期。成王正当壮年，周公即使以德来引导他、以义来约束他，还恐怕有人乘隙以荒淫之术进言，何况还增加女宠，制定不可更改的制度来诱导他呢？每一个夜晚侍奉九人，除非是齐武成、隋炀帝那样淫欲无道的君主，否则一定不会如此贪恋女色。因此，假如一夜之中要遍及九人，那么君主的身体也要异于金石才行。日积月累，难道不会患上医和所说的蛊疾吗？假如不能轮遍，那么这一百二十人即使不断抱着被褥往返于君王身旁，仍免不了有怨女的叹息，反而只能在十五天中得到片刻侍奉君王的机会吗？况且大臣爱护君主，不会像左右近臣那样以逢迎媚悦为能事。霍子孟执政时，命令宫人都穿窄裤，增加衣带来防范昭帝，可以说严密了；但昭帝仍然早夭。

译难道圣明如周公，却会制定一夜九人这样的制度吗？如果周公辅导成王还不如霍子孟，我是不相信的。所以我认为，九嫔、世妇、女御，既然与女酒、女浆、女笾、女醢、女醯、女盐、女幂、女祝、史等人一样，都由冢宰统领，那么她们都是宫中的职官，辅佐王后、妃嫔办理事务，绝不是进宫侍奉君王的。她们也可能是选取卿、大夫的寡妻以及年老无子者来担任，所以称为内命妇。九嫔条下说：“掌管妇学的法则，以此教导九御，各自率领所属人员，按时依次到王的处所侍奉。”我认为《周礼》所说的“御”，也绝不是相随进入燕寝侍寝。否则，九嫔以下共有一百二十人，而且每人又有属员，人数应当不止数百，君王又怎么能像郑氏所说那样一一临幸她们呢？汉儒喜欢提出新奇说法，而许多说法没有根据，大概不足为信。《疑礼》六则 五祀与三祀 《曲礼》说：大夫祭祀五祀。《王制》也这样说，但《祭法》只说祭祀三祀。礼家所说的已经不能统一。郑玄作注，又常常牵强弥合，使后世听信他的说法。那么，凡是大夫，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种呢？按照郑注解释《曲礼》，他说：五祀是殷代制度，三祀是周代制度。解释《王制》时又改说：有采地的大夫祭五祀，没有采地的大夫祭三祀。这样，所谓殷、周制度不同，果真可信吗？他又注释《曲礼》说：五祀是户、灶、中霤、门、行；解释《王制》时又改说：五祀是司命、中霤、门、行、族厉。一种说法有户、灶而没有司命、族厉，另一种说法有司命、族厉而没有户、灶。这样，五祀的名称果真可以说有固定制度吗？所以我说，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种呢？殷、周制度没有任何证据，不过是郑玄一时的臆说。我无暇同他争辩，姑且只就祭三祀、祭五祀来辨析。户神与灶神、中霤、门神相类，这只是一个家庭的祭祀，难道像名山大川那样与封地相联系吗？有无采地，与此有什么关系？怎么能以有地、无地作为差别呢？《礼记》并不是一个人写成的，大概写作《王制》的是一个人，写作《祭法》的又是另一个人。只是这部书专门从有采地者立论，那部书专门从无采地者立论。两个人的说法好像故意互相抵牾，实际上暗中互相发明，难道不是牵强附会得太过分了吗？况且记载礼制的人从未分别说明这些情况，不知郑氏从哪里得到这种说法。这是无法贯通的说法。《祭法》中的司命神，郑玄认为是主掌督察三命之神；皇氏认为是文昌宫的星宿，本来就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位神。我私下认为，三命本是术士和民间的说法；至于星宿，也不是大夫应当祭祀的对象。族厉，孔颖达疏解为“众”，认为是古代大夫没有后嗣者。古代有宗法，大宗没有后嗣，族人便为他设置继承人；不是宗子而成为大夫的人没有后嗣，也同样如此，哪里还会有族厉呢？即使姑且按他的说法，那么司命与族厉都属于荒诞、久远而难以考知的神。大夫反而舍弃近在眼前、可以知道的户神、灶神而不祭，去祭祀荒诞久远的神，这又是无法贯通的说法。因此，《祭法》难以相信，不只是大夫的祭祀制度如此，其中所说的三庙、二庙、一庙也都是如此。绝不应当拿它作为依据。唉！使人受郑玄迷惑的，是《祭法》用《祭法》来弥合《王制》；而使后世受到迷惑的，正是郑玄。那么，大夫的祭祀应当怎样呢？答：祭祀数目应以五祀为准，所祭的神应以户、灶、中霤、门、行为准；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孔子在祥祭后弹琴 孔子举行大祥祭五天后弹琴，却弹不成声。汪琬说：这是记礼者诬妄孔子。举行祥祭时穿缟服，当月举行禫祭，过一个月才奏乐。祥祭、禫祭是在同一个月还是不同月份，我暂且没有时间辨析；但一定要等到下个月才使用音乐，这一点已经很明确了。孔子弹琴，难道不也应当等到过了下个月吗？考察琴瑟这种乐器，即使君子无故也不撤去；然而考察经书，琴瑟都是宴饮享礼时使用的乐器。《鹿鸣》诗说：“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而且欢乐。”这应当遵从过月奏乐的规定，没有什么疑问。何况大祥祭时，所穿的仍是麻服，所睡的仍不是床。即使稍微放宽一些，等到过月再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孔子却一定要弹琴，难道是要触犯非礼吗？与其弹而不成声，不如不弹；与其在大祥后弹，不如在禫祭后弹。鲁人早晨举行祥祭，晚上便歌唱，孔子只是略微指出他们的过失；孟献子举行禫祭后不奏乐，孔子却称赞他超过常人一等。谁能说孔子是礼教的源头，反而不如献子，只是同鲁人争论早五天、晚五天呢？假如孔子果真弹了琴，他就一定不会称贤孟献子而讽刺鲁人。孔子既然已经称贤孟献子并讽刺鲁人，就绝不会亲自弹琴而招致违礼的讥讽。曾子问：“除去丧服后，可以参加别人馈食、祭奠的事情吗？”孔子说：“脱下丧服而参加祭奠，是不合礼的。”解释者认为，大祥除服以后，也不能参加别人的馈奠。馈奠尚且不能参加，怎么可以弹琴呢？所以我说，这是诬妄孔子。大概记礼的人本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即使《檀弓》一篇，也常常有前后彼此矛盾的地方。祫祭

译天子在礿祭时单独祭祀，在禘祭时举行祫祭，在尝祭时举行祫祭，在烝祭时举行祫祭；诸侯在礿祭时单独祭祀，在禘祭时一祭单独、一祭祫祭，在尝祭时举行祫祭，在烝祭时举行祫祭。这是戴氏所记载的。已经毁去的宗庙中的神主陈列在太庙，尚未毁去的宗庙中的神主都升入太庙合祭，所以称为祫祭。这是公羊氏、谷梁氏所传的说法。先儒认为，戴氏记载的是四时常祭，公羊、谷梁所传的是大祫祭。于是又有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的说法。这些文字大概出自《礼纬》；纬书是汉代编造的，本来荒诞不合经典，但各位儒者却相信它。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考察《春秋》，记载在太庙举行祭祀的有两次，记载在太庙举行大事的有一次。所谓“有事”是四时常祭，所谓“大事”是大祫祭。孔子在《春秋》中，禘祭就写作禘，郊祭就写作郊，从没有称为“大事”的。假如祫祭果真三年举行一次，那么它也只是常规祭祀，怎么会比郊祭、禘祭还大，而独独以“大事”来记载呢？为什么？这其实是三年之丧结束后，新神主附入宗庙，于是把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合在一起，按礼仪告祭。礼书说，虞祭以后升入宗庙，称为祫事，就是这个意思。这种祭祀一代只能遇到一次，而且不能拘泥于固定的年时，所以称为“大事”。哪里有什么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制度呢？又，《春秋》之所以只在文公二年记载这件事，大概是因为祫祭合乎礼制时不记载，违背礼制时才记载。孔子把这件事写入经书，特意讥刺僖公违背礼制、倒行逆施地举行祭祀罢了。郑玄很赞同这种说法，却又把它说成鲁国的礼制。如果认为周王室和诸侯国都不是这样，大概还是受《礼纬》中“三年一祫”这句话的牵制。至于各位儒者说三年一闰，是天道的小成；五年再闰，是天道的大成，并以此作为禘、祫祭的节期；又说禘祭在四月，是取纯阳之气居于上位；祫祭在十月，是取百物都已完备。祫祭应取闰月、取十月，这些说法在礼经中都没有明文，后世是从哪里知道的呢？我很怀疑这些牵强附会的说法，不应当拿来作为依据。武王活到九十三岁。武王梦见上帝赐给他九龄，文王说：“古人说年龄，牙齿也可以称为龄。我一百岁，你九十岁，我把三岁给你。”文王九十七岁才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按郑玄《金縢》注说：“文王去世后的第二年生了成王，武王去世时成王十岁。”假如确实像《小戴礼》和郑玄所说的那样，那么成王出生时，武王已经八十四岁了。文王享年很高，几乎接近百岁；到了将死之时，却还没有见到嫡长孙，这样看来，武王得到儿子为什么会晚到这种程度呢？《左氏传》说：“邘、晋、应、韩，是武王的穆亲。”这四国的国君都是成王的弟弟，那么武王八十四岁以前为什么难以生育儿子，而八十四岁以后精力更加衰退，却反而如此容易并且生了这么多儿子呢？假如成王是邑姜所生，那么武王已经衰老，邑姜却还能够生子，莫非她不是武王的元妃吗？武王的时代距离汉代很远，中间简册磨灭，又经历了暴秦焚书，学者即使对不知道的地方有所缺略，也不能算作过失。然而汉代儒者竟妄加如此解说，这也太令人迷惑了。再假如确实像郑玄所说，武王八十三岁时文王去世，八十四岁时生下成王，那么这时正处于文王丧期之中，怎么能够立即生下成王呢？难道邑姜怀孕是在文王去世以前吗？又难道武王急于要有儿子，即使违犯礼制也不在意吗？又难道丧礼是周公后来制定的，而武王在世时还没有这种礼制吗？我私下认为，这些年龄大都是汉代儒者牵强附会的说法，他们竟敢诬蔑圣人，却自己没有察觉这种妄诞。然而这样说来，成王年幼、周公摄政，难道不是事实吗？回答说：“这些事情都记载在《金縢》《大诰》中，怎么可以否定呢！”只是武王的梦以及所谓“九十三岁”的说法，决不应当拿来作为依据。又《家礼》冠礼赞辞说：“孔子说：武王去世时，成王十三岁。”孔安国传也这样说，但《史记·鲁世家》却说成王还在襁褓之中，似乎又不到十岁，各种说法颇有不同。因此，学者治学，只要探求能够知道的事情并掌握其要旨就够了；至于其他不可知道的事情，姑且空缺，等待将来。这样才是善于考论古人的方法。按郑玄的说法，文王去世后，成王才出生；武王去世时，成王十岁。这样算来，武王在位只有十年。然而《周书·泰誓》中有“惟十有三年”的话，《金縢》中又有“既克商二年”的话。孔安国认为“十三年”是把文王受命九年的年数合并计算进去。宋代儒者斥责这种说法不对，认为文王不应改元；武王本应改元，却反而沿用先君的年号，这很没有道理。所以蔡氏另作解释说：“这是武王即位的第十三年。”但《周书》没有说武王在哪一年去世。皇甫谧认为，武王定位元年在乙酉年，之后第六年庚寅年去世。孔颖达则认为，伐纣后的第二年武王生病，病愈后的第二年去世。两种说法很不相同。总之，武王绝不可能只在位十年。又《书序》把十三年说成十一年，《史记》沿用了这种说法，邵子《经世》也如此，恐怕是不对的。姑且附记在这里。《冠义》说母亲向儿子行拜礼。《冠义》说，行冠礼以后给他取字，是承认他已经走上成人之道。他去见母亲，母亲向他行拜礼，是承认他已经成人，并以成人的礼节同他相处。汪琬说：母亲向儿子行拜礼，先儒的训释纷杂不一。有人说，母亲有顺从儿子的义理，所以屈下通常的尊敬礼节，以暂时表示对儿子的敬意；有人说，嫡长子代父承继祖业，所以礼数不同于其他儿子。这些说法都不对。解释经文却不追究其来龙去脉，难怪会纷乱悖谬到这种地步。若说这是因为母亲要顺从儿子，那么礼书所说的“顺从儿子”，是指妇人不能专擅行事，丈夫去世后家事听从儿子而已，并不是说要向儿子行拜礼。若说嫡长子代父承祖，那么所谓承祖，正是承继父亲；既然如此，难道可以不把他的母亲当作母亲吗？恐怕先王教人孝敬的道理不应当是这样。冠礼和婚礼是一回事。按《士冠礼》，行冠礼的人拿着干肉，从西阶下去，走到东墙，面向北拜见母亲；母亲拜谢并接受干肉，儿子拜谢并送上，母亲又行拜礼。这是母亲答拜儿子的明文。又按婚礼，妇人献上枣和栗，舅父坐着抚慰她，起身答拜；妇人吃姑母的食物，姑母以酒酳她，妇人拜谢接受，姑母拜谢送她。这是舅父、姑母答拜儿媳的明文。大概冠礼、婚礼都是大礼，即使是父母、舅父、姑母，也没有端坐着接受子女、儿媳拜礼的道理。《仪礼》的文字详细，而《小戴礼》的文字简略；不从《仪礼》寻求依据，却想把说法附会到《小戴礼》上，这就是后来悖谬越来越多的原因。只有孔颖达说“拜谢接受祭祀用的干肉，并不是拜儿子”，还比较接近事实；但他也没有考察冠礼的全文，所以仍免不了迁就原文辞意。关于“与人为后者”。

译孔子在矍相之圃举行射礼，观看的人多得像一堵墙。他让子路出去邀请人参加射礼，说：“败军的将领、亡国的大夫，以及给别人家做后嗣的人，不准入内；其余的人都可以进来。”汪琬说：这不是孔子的话，是记载礼制的人诬陷孔子。怎么知道呢？按礼制，为所承继者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都服丧若子；给别人家做后嗣的人，又为自己的亲生父母服丧。这些规定都载在礼经中，是周公所认可的，孔子为什么反而要排斥它呢？况且败军的将领是没有勇气，亡国的大夫是不忠；不忠、无勇，本应成为圣明时代最大的耻辱。至于给别人做后嗣，又有什么罪过呢？所以我知道这不是孔子的话。郑玄探求其中含义而不得，便曲意解释说：“‘与’还可以训作‘奇’，把‘与’训为‘奇’，恐怕不顺。”又曲意解释说：“后人只能有一个人。已经有了可以承继的人，却还要另求一个人来承继，是贪图财产。”本来，应当做别人家的后嗣而去承继，是合乎义的，可以说是不得已；不应当做别人家的后嗣，没有父母宗族的命令却主动求做后嗣，是不合乎义的，可以说是贪财。把这两种人相比，他们的贤能与不肖、得失相差实在太远了。即使按照郑玄的说法，孔子果真想排斥贪财的人，为什么不明白晓畅地告诫众人说：“凡是不应当做后嗣，却强行去做后嗣的人，不准入内。”这样众人就都能明白惩戒贪财者的用意了。孔子却偏偏不这样做，而用“与人为后”这一句话一概而论，难道他的意旨不是太隐晦了吗？这不足以深深警戒贪财的人，反而只会使凡是给别人做后嗣的人以不能进入为耻，从而对所承继的父母懈怠，甚至不能像侍奉亲生父母那样侍奉他们，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况且孔子为什么吝惜把话说得明白，用来劝戒当时的人，却故意说这种艰深的话呢？看看他平时在《春秋》中记载的，以及《论语》《系辞》中所说的，都是简明直截、容易理解的，绝不相似，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说：这不是孔子的话，是记载礼制的人诬陷孔子。《尧峰文钞》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七，翰林院编修汪琬撰，经解六，共三十五首。五服都称作“衰”的说法。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这五等丧服，通称为“衰”。即使吊丧所穿的服装，也称为“衰”。郑玄说：“凡是丧服，上衣叫衰，下衣叫裳。”五服的衰，上衣有一件斩衰，其他四种为缝缉的衰，这是三山杨氏《丧服图》所说的。衰、裳的制度，五服都相同：前面有衰，后面有负版，左右有辟领；只有为父母服丧时使用，旁系亲属则不用。这是先王的礼制。大概“衰”字的意义就是摧折，说明孝子有哀痛摧折之心。哀痛摧折之心，凡是属于五服之内的人没有谁没有，为什么唯独说孝子呢？只是因为孝子对于父母，比对旁系亲属更加悲痛，并不是说对旁系亲属就可以不哀痛摧折。这样看来，五服的丧服都通称为“衰”，是恰当的。但近世士大夫从大功丧以下，竟没有一个穿衰服的，全都不是懂礼的人。按《丧服传》说：“大功用粗布衰裳，牡麻绖，不加修饰；有的用牡麻绖和缨，布带则加修饰。小功用粗布衰裳，熟麻带、绖，有的用牡麻绖。”又《记》说：“宗子无父而为殇服丧，大功衰、小功衰都服三个月。”又《杂记》说：“服大功丧时，吃蔬菜水果，饮水和浆，不加盐和酪；如果不能进食，吃盐和酪也可以。” 这就是大功、小功称为衰服的明证。郑玄说：“缌麻用麻布衰裳，麻绖、麻带。”又《周礼》说，天子为三公、六卿服锡衰，为诸侯服缌衰，为大夫、士服疑衰。这就是缌麻称为衰服的明证。自朱子《家礼》、明代《集礼》《孝慈录》以来，没有不沿用这种制度的。只是律令在大功以下只说“服”，不说“衰”，并不是不穿衰服，而是省略文字。士大夫也没有穿功衰、缌衰的，这只是近世轻视旁系亲属的结果。难道这符合先王的制度吗？《丧服杂说》五则。禫祭。《礼记·间传》说，父母之丧，服丧满一年举行小祥祭，再满一年举行大祥祭，隔一个月举行禫祭。郑玄认为，二十五个月举行大祥祭，“中”就是间隔的意思；大祥以后隔一个月举行禫祭，所以主张是二十七个月。《三年问》说，父母之丧二十五个月结束。又《檀弓》说“举行祥祭后穿缟服，这个月举行禫祭”，所以王肃又认为祥祭和禫祭在同一个月。郑玄、王肃都以礼书为依据，但两种意义不同，他们的门徒常常互相驳难。晋朝初年采用王肃的说法，于是制定为制度。宋永初元年，黄门侍郎王淮之上书说：“王肃的说法只在晋朝实行，士大夫仍多遵从郑玄的说法，应该顺应人情，使朝廷和民间一致。”从此以后便都以二十七个月为定制。按礼制，亲属之丧在丧服之外除去，兄弟之丧在内心除去；服杖期尚且在祥祭、禫祭之间隔一个月，难道三年重丧反而不能以期丧为准吗？《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到齐国纳币，大概僖公的丧期到这时已经二十六个月了，但公羊氏仍讥刺他在丧期中娶妻。由此说来，当然应当采用郑玄的说法。先儒说，遵从郑玄是超过礼制而重视感情，遵从王肃是轻视感情而反过来拘泥制度，这样究竟哪一种才算孝呢？这种说法是对的。又范淳父说：“禫是祭祀的名称，不是丧服颜色的名称；如今却穿黪色丧服，三天以后才举行祭祀，这是不合经典的。” 按礼书说“禫而纤纤”，这里的“纤纤”并不是“禫”字本身的意义。等到看到汉文帝遗诏中说“纤七日”，颜师古解释说“纤就是禫”，可见这种错误流传已经很久了。《说文》说，“禫”字从“示”、从“覃”，是除去丧服后举行的祭祀。《释名》说：“孝子的心情逐渐淡然，对亲人的思慕也日益衰减。” 为妻举行禫祭。按礼制，服期丧，十一月举行练祭，十三月举行祥祭，十五个月举行禫祭。这里说的是服杖期，所以郑玄认为是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礼制又说，为父母、妻、长子服丧都举行禫祭；期服结束以前，不吃肉、不饮酒。父亲在世时为母亲、为妻服丧，又要住在丧庐中，丧期结束以前不进入内室；这里说的也是父亲在世时为母亲、为妻服丧。大概为妻服丧都与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相同，所以先儒说为妻也应在十五个月时举行禫祭。后世为妻服丧不举行禫祭，这样就已经把妻降同于旁系亲属的期服了。心丧。戴德《丧服变除》说：“天子、诸侯的庶出兄弟，大夫的庶子，为自己的母亲服大功丧；在哭泣、饮食等方面，思念母亲仍如同三年丧。”贺循《丧服要记》说：“凡是降等的丧服，既然已经降等，内心服丧仍按通常月份计算。”刘智认为，小功以下不税服，于是便没有心丧。陈沈洙又议论说：“元嘉年间确定的制度，以二十五个月为心丧期限。”只有王俭《古今集记》说：“服丧到二十七个月结束。”王逡曾对此提出非难。何佟之的仪注也采用二十五个月，不再举行心禫。由此可见，心禫可以废除，心丧却不能废除。宋代服制中，如嫡孙在祖父健在时为祖母服丧、给别人家做后嗣的人为亲生父母服丧之类，都允许辞去官职，申明心丧三年，大概还在遵行前代制度。自明代以来，这种礼制已经很久不实行了，但也应当是士大夫所应该讲求的。闰月。《春秋》哀公五年，闰月安葬齐景公。公羊氏说：“闰月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丧事按闰月计算。丧事为什么按闰月计算？丧期的计算是简略的。”谷梁氏说：“这是不认可在闰月举行的事。”范宁说：“闰月附属于某月的余日，丧事不把闰月算入公的丧期。”谷梁氏的两种说法不同。《白虎通》说：“三年之丧，是两个周年加二十五个月。礼制取三这个数字，所以称为三年，是因为它逐渐接近三年的气数。三年之丧不把闰月计算在内，为什么又说是期呢？所谓期，是恢复到原来的时节。大功以下按月份计算，所以把闰月除去。”晋、宋之间，丧事遇到闰月，诸儒纷纷聚集争论。隋开皇初年，太常卿牛弘上奏说：“三年丧和期丧不计算闰月，大功以下则把闰月计算在内。死者的祥祭和忌日，都以闰月所附的那个月为正月。”从此以后历代便成为定制。又考察《春秋》襄公二十八年，胡氏传说：“十二月甲寅日，天王去世；乙未日，楚子昭去世，两者相隔四十天，这是闰月的证据。”但经书没有把闰月记入丧期，说明丧服不计算闰月。又苏氏《集解》说：“安葬景公，丧期不计算闰月，是讥刺齐国在闰月安葬。” 这些说法大概都是遵从谷梁氏的意见，公羊氏的说法是不对的。丧服变除。

译古人对于丧服，规定得极其细密周全；对于三年之丧，更加谨慎。因此，三天后穿成服，三个月后下葬，便换穿受衰服、葛绖；到小祥时，除去首绖，改穿练冠、练衣，衣里用黄色，衣缘用浅绛色，穿绳编的鞋，不用鞋饰；到大祥时，除去衰服，截断丧杖，改穿缟冠、素色衣缘、麻衣、白鞋，也不用鞋饰。大概孝子的悲哀逐步减弱，所以丧服也逐步改变。有子在大祥后就穿丝鞋、系丝带，记礼的人讥刺他，认为太早了。唐代《开元礼》中练服、缟服都依照礼仪，但废除了受衰服。明代《集礼》仿照《家礼》实行，更加不能完全符合古礼；但小祥祭前一天陈列练服，大祥祭前陈列禫服，还保留了一些礼制遗意。又考察练衣，郑玄认为是中衣，孔颖达认为这不是正服，只是用来承接衰服而已。司马光《书仪》和《家礼》都规定练祭以后去掉负版、辟领和衰服，这与礼制颇有不同，不知其说法依据何在。辨析袒免。宋代儒者程子泰之曾辨析“袒免”，认为“免”应按本字读，不应依郑氏的读音。我起初喜爱他的文章，后来长久考察礼经，才知道程子的辨析并不合适。程子说：“不应当另外设立一种帽子，称作免。”我说：“用一尺宽的布，从颈项交叉到额头，再向后绕在发髻上，这本来就不能算作帽子。郑氏也从未把它称作帽子。”程子说：“免，就是解除吉冠，像‘免冠’的免。”我说：“这不是礼经的意思。礼书说秃头的人不免，是说他没有发髻可供缠绕，所以不行免礼。”又有人问：“免是用来做什么的？”回答说：“是没有戴冠的人所穿戴的。”如果确实如经文所说，那么它不只是‘不戴冠’而已，怎么能借‘免冠’来解释呢？程子说：“衰、绖、冠、裳都有各自的制度，而袒免本来没有冠服，所以经书无法记载。”我说：“经文已经有记载，只是程子没有详细考察。礼书说：‘奔丧的人，从齐衰以下，进入门内向左，在中庭面向北痛哭，尽情哀悼，在堂序东面行免礼并戴麻。’这说明免礼用麻。又说：‘斩衰服为父，束发用麻；为母，束发用麻，行免礼则用布。’这说明免礼有用布的。布和麻就是免礼的制度，怎么能说它没有制度呢？” 程子说：“礼制规定男子加冠、妇女插笄，男子行免礼、妇女梳髽髻；免礼与冠礼相对，所以可以用免冠的免来解释。”我说：“不是这样。冠与笄相对，免与髽相对。髽不只是除去发笄，难道免却单单只是免冠吗？”《左传》说：“韩原之战，秦穆公俘获晋侯，穆姬登台踏着柴薪，派人穿着免服、衰服和绖去迎接。”由此可明确看出免礼有相应的服装。程子又解释《丧小记》说：“父母都应当用麻束发，但古礼中母亲都比父亲降一等，所以减省麻而用布，特意说‘免’来说明这一点。”我说：“这又不对。经文上面说束发，下面说免，既然如此，免和束发就是不同的礼节，不能合并解释。有行免礼而又束发的，母亲去世时就是这样；有行免礼但不束发的，五服以内亲属去世时就是这样。”程子最后又说：“我怀疑郑氏，所以写下这些话，等待博学而不受迷惑的人来折中判断。”我说：“程子真是好学啊！不过，郑氏距离古礼已经很远，程子和我距离郑氏又更加遥远。先儒立论，虽然不能说没有精纯和驳杂之处，但他们的音读和训释一定有所师承，不能马上就怀疑它。” 幸好程子还留下了等待后人评定的余地，所以我得以发表这样的个人见解。我并不是博学的人，只是能够相信经文而不受迷惑罢了。父亲去世尚未下葬时，嫡孙为祖父服丧的辨析。礼制说，父亲在世时，为祖父服期服；父亲去世后，作为祖父后嗣的人为祖父服斩衰。这是《丧服传》的明文。后世儒者如贺循、徐广之流，却说父亲去世尚未下葬而祖父又去世，嫡孙不敢为祖父服重丧，因为父亲的尸体还在，不忍心改变父亲在世时的服制。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礼制规定下葬以后才成服；父亲已经先去世，就应先为父亲成服，之后再为祖父成服。到为祖父成服时，父亲的尸体已经下葬了，还有什么不敢服重丧的呢？祖父没有嫡子，却妄说嫡孙因为不忍而不服；对父亲不忍，却对祖父忍心，那么父亲的心能够安宁，父亲的眼睛能够闭上吗？《为长子传》说：“在上位有正体，并且将要把重祭传给他。”这说明父亲在世时已经允许自己的儿子承继祖父的重祭。等父亲去世，嫡孙反而不敢申明祖父的丧服，那么主持祖父丧事的人应当归谁呢？难道竟然无人主持吗？还是另立一个支子来主持呢？这对于传重的意义，失误太远了。《小记》说：“父母同时去世，应先安葬的一方，祭祀占卜要等待后事。”《杂记》说：“有父亲的丧事，像父亲尚未去世时母亲又去世，那么除去父亲的丧服时，穿除丧服，事情办完后再恢复父亲的丧服。”如果是三年之丧，那么已经按照练祭、祥祭的次序举行了。由此说来，父亲去世后，尚且不能因为余尊而压制母亲的丧服，哪里有嫡孙为祖父服丧却不敢服重丧的道理？这样才知道贺循、徐广都是妄说。庾蔚之说贺循所记载的情况，认为大夫、士也不是这样。作为祖父后嗣的人，从天子到士庶都相同，所以他的丧服不应有差别。辨析妾没有丧服。《仪礼》规定贵妾服缌麻，而律文没有这一条。如今的卿大夫应当依从哪一个？我回答说：依从律文。怎么知道应该依从律文呢？古今制度不同，有从重服改为轻服的，有从轻服改为重服的，有从有服退为无服的，也有从无服进为有服的。自唐代以来，对《仪礼》有所增损的地方很多，难道还要拿久远而无法考察的文字，来附会自己好古的名声吗？荀卿说过：要以当代君王的制度为法，这一点不能不深入讲求。如今的卿大夫不是这样，凡是为其他亲属服丧，无不小心遵守律令，不敢逾越；唯独到了自己的妾，就一定要遵从《周礼》，难道不是过分亲昵自己所宠爱的人吗？有人诘难说：不是说母亲因儿子显贵而尊贵吗？我说：不是这个意思。诸侯的庶出女儿、侄女、陪嫁女子所生的儿子如果得以立为国君，国人便随之尊奉他的生母，所以她在世时记为夫人，死后记为薨、葬、以及小君，都可以比照嫡夫人，这是《春秋》的惯例。那么妾所生的儿子既然显贵，天子尚且允许追赠其生母封号，家长难道可以不为她制定丧服吗？我说：天子自然会尊贵卿大夫的母亲，家长却自然会以妾为卑；律令、敕令、诰命都是天子发布的，所以这些规定可以同时实行而不相违背。

译有人又诘难说：律文莫非有所缺漏吗？我说：国家辨别妻妾的名分，严格区别嫡庶之间的界限，这种防范和杜绝渐变的做法，可以说深切而明白了，哪里还会有缺漏文字呢？况且我考察《仪礼》，它说大夫为贵妾服缌麻；考察《丧服小记》，它说士的妾有儿子，士为她服缌麻。《仪礼》不说士的妾，《小记》不说大夫的妾，而唐代《开元礼》对两者都不制定丧服。宋代司马氏《书仪》、朱子《家礼》和前明《孝慈录》，也都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大概妾没有丧服，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如今如果家长中做大夫的为妾服缌麻，那么众子中做士的，也应当照样服；妾所生的儿子如果承继父亲，也应当照样服；父亲在世的人应为生母服大功，而他自己既然为妾服缌麻，那么对众子和生子就又要依从律文，或者服齐衰杖期，或者服斩衰三年，这样一来，古今制度都失去了。唉！不是天子就不应当议定礼制；如果爱好古制却不能纯粹遵循古制，守用今制又不能纯粹遵循今制，那就是自行创制礼制了。所以我说：不能不深入讲求。《丧服或问》二十四则。继祖母。有人问：“礼和律中，有继母而没有继祖母的条文，那么继祖母不应当服丧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说祖母，就包括了继祖母。大概继祖母与庶祖母有区别：继祖母去世后附祭于祖庙，庶祖母则不附祭。既然已经附祭于祖庙，作为她的孙子，每年按时祭祀享献，怎么可以没有丧服呢？所以说：‘说祖母，就包括了继祖母。’” 庶祖母。有人问庶祖母应当服什么丧？回答说：大概只能袒免吧。礼制规定，大夫以上为庶母没有丧服，哪里会有为庶祖母服丧的道理？然而律文规定为庶母服期服，却也没有为庶祖母服丧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防止混乱，因为没有恩义。因此，为她行袒免礼是可以的。丈夫的亲生父母。有人问：“礼制规定为舅父、舅母服齐衰一年，所以为亲生舅父、舅母降为大功。如今律文已经把期服改为斩衰三年，却唯独对丈夫的亲生父母仍按原制，这种降等不是太过分了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兄弟的儿子为伯父、叔父、伯母、叔母服期服，所以给别人做后嗣的人为亲生父母服丧，也与此相同。兄弟的儿媳为丈夫的伯父、叔父、伯母、叔母服大功，所以给别人做后嗣的丈夫为亲生父母服丧，也与此相同。这本来就是相互对应而制定的丧服。律文从未与礼制不同，哪里有降等太过分的问题呢？” 继姑。有人问：“礼制没有继姑的丧服，为什么？”回答说：“不是没有丧服。先儒说，儿子应当以父亲的丧服为准；父亲如果把她当作妻子来服丧，儿子也应当为她服丧，这可以类推。传文说：‘妇人出嫁后服从丈夫，丈夫是妇人的天。丈夫既然把她当作母亲，妇人怎么敢不把她当作姑母呢？’既然服从丈夫而服丧，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 舅父的妻子。有人问：“舅父的妻子为什么没有丧服？”回答说：“从父亲推衍，就有父族的丧服；从母亲推衍，就有母族的丧服。姑母的丈夫不能算作父族，舅父的妻子和姨母的丈夫也不能算作母族。礼制说断绝了亲族关系便不施加丧服，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庶母。有人问：“同样是父亲的妾，为什么一定要有儿子以后才称为庶母？”回答说：“父亲妾所生的男孩，我称他为兄弟；她所生的女孩，我称她为姊妹。兄弟、姊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母亲，所以称她为庶母。除此之外，就不能得到这个称呼。因此，若她是我庶出兄弟姊妹的母亲，我就为她服丧；若她不是我庶出兄弟姊妹的母亲，我就不为她服丧。” 继父。有人问：律文规定，继父与继子同居，并且继子有两个大功以上的亲属，继子才为继父服齐衰三个月；假如只有一个大功以上的亲属，或者一个也没有大功以上的亲属，那该怎么办？回答说：《小记》所说的“都没有承继后嗣、共同财产并祭祀祖先和父亲”叫作同居；有承继后嗣的叫作异居。郑玄认为，这个儿子有了儿子，也算异居。既然如此，律文虽然与礼制不同，但它的意思也是以是否都有承继后嗣为准。有人问：果真应当服丧吗？回答说：父亲本来不应当继娶，继父也不应当与继子同居，但礼制和律文有同居、异居的区别；这种丧服制度的变化，是末世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做儿子的不得已之举。前母的亲族。有人问：“先儒说前母的亲族应当算作亲属，却没有说应服什么丧，为什么没有丧服？”回答说：“礼制规定，为生母的亲族服丧，就不为继母的亲族服丧；宗族不能有两个统系，外祖一族也不能有两个统系。前母所生的儿子不为后母的亲族服丧，那么后母所生的儿子如果没有侍奉过前母，也同样不服。礼制中从属而服丧的关系，所从属的人亡故了，服丧关系也就停止。前母既然已经去世，怎么还会有随从她而服丧的关系呢？” 继母的亲族。有人问：“继母如同母亲，为什么不为继母的亲族服丧？”回答说：“郑玄认为，外祖一族不能有两个。庾蔚之也说：如果为继母的亲族服丧，就会与自己的生母已经出嫁的情况混乱。《礼》规定慈母与继母的丧服相同，《小记》说：‘为慈母的父母没有丧服，那么不为继母的亲族服丧也是恰当的。’唉！为别人做后嗣的人，称作‘如子’；继母称作‘如母’。所谓‘如’和‘若’，大概是说名义上与父母相同，但感情却不同。因此，不得已才为继母的亲族服丧。虞喜说：即使有十个继母，也只应当为继承生母次序之后的那位继母的亲族服丧。这种说法大概比较接近事实。” 生母的亲族。有人问：“礼制规定庶子为外祖父母、姨母、舅父服丧，而律文没有这些条文，为什么？”回答说：“古代诸侯、卿大夫的妾，出身于买来的女子的很少，而作为诸侯姊妹、侄女和陪嫁女子的很多。后世做妾的都是庶姓女子，她们的父母、兄弟、姊妹往往无法考察。律文不规定为她们服丧，大概是因为身份卑贱而压低了丧服等级。既然如此，庶子为生母服丧，如今已经和为嫡母服丧相同了；让他在母亲一方伸张私亲之情，却偏偏在母亲的亲族方面受到压制，难道不是稍微失去了伦理秩序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小的不能凌驾于大的，卑的不能侵犯尊的，贱的不能干犯贵的。圣人制定制度，姑且借此表示嫡庶之间的区别。这正是律文的深意。所以庶子可以为嫡母的亲族服丧，却不能为生母的亲族服丧。同乡前辈姚文毅公也认为不服丧是好的。” 同母异父的兄弟。

译有人问同母异父兄弟的丧服，子游说服大功，子夏说服齐衰，而唐代《开元礼》降为小功，三种说法不同，那么应当服什么丧服？回答说：律文规定没有丧服，这里应当依从律文。礼制规定，同父同母的兄弟服期服，同父异母的兄弟服大功；母亲既然已经改嫁，就与宗庙断绝关系了。她既然自行与宗庙断绝关系，那么她的儿子如果承继父亲，也仍不为她制定丧服，怎么可以把同母异父的兄弟降到与同父异母兄弟相同的服制呢？礼制规定，继母可以如同母亲，继父却不能如同父亲；所以继父不与继子同居便没有丧服，却唯独为同母异父兄弟服大功，这明显违背礼意。子夏传说：“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野人说：父母有什么可计算的？假如为同母异父兄弟服丧，就是只知母亲而不知父亲的人，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这样说来，齐衰也不是子夏的话，而是记载礼制的人凭空说的。妻子的母亲。有人问：“《明孝慈录》注说，妻子的母亲已经改嫁或被休出的，都服缌麻。果真应当服丧吗？”回答说：“不应当。改嫁的母亲、被休出的母亲，对于承继父亲的人来说尚且没有丧服，何况妻子那已经被休出或改嫁的母亲呢？如果对妻子的母亲优厚，却对自己的生母刻薄，显然不是先王的本意。律文说‘无服’，是正确的。” 君主。有人问：“汉、魏时期的属吏都为州郡长官服丧，服君主和旧君主的丧服；唐代以后却没有了，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汉、魏的制度，州郡都可以自行征辟属吏，属吏服这种丧服是可以的。后世官员任一命以上，无不请命于天子，接受天子的爵位，享用天子的俸禄，州郡不能把他们当作臣属。州郡既然不能把他们当作臣属，那么无论品秩高低，都是与君主并列而共同侍奉君主的人，又为什么要服这种丧服呢？” 朋友。有人问：“礼制说朋友之丧用麻，律文却没有，为什么？”回答说：“我听说，同门学习的叫朋，志趣相同的叫友。古代成为朋友的人，在准备交往时有初次相见的礼节；已经交往以后，又有终身共同遵循道义的恩情。大概他们谨慎于开始，而厚待于后来。正因为开始谨慎、后来厚重，所以死后在寝门外哭泣，加麻服丧三个月。如今交友之道已经废弃了，那些纷纷往来的，不过是饮食而已，赌博下棋、说笑而已；有善行不互相勉励，有过错不互相规劝，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所知’，曾子所说的‘相识’，并不是朋友。这样的人反而想给他加麻服丧，不是太过分了吗？朋友的丧服不在五服之内，所以律文省略不载。后世学者根据感情、义理的深浅厚薄，酌情处理，是可以的。” 老师与弟子。有人问：“老师和弟子为什么没有丧服？”回答说：“从前孔子为颜回服丧，悲痛得像死了儿子，却没有穿丧服；子贡请求为孔子服丧，悲痛得像死了父亲，却也没有丧服。如今做老师、做弟子的人，与孔子、子贡相比怎么样，怎么就可以互相制定丧服呢？先儒说，老师没有固定的丧服制度，不能擅自制定，这话是对的。有人问：那么穿吊丧服、加麻，出入时常带绖，不是可以吗？回答说：从前朱文公去世，黄文肃公作为他的老师，加麻，服制像深衣，戴冠并系绖；何文定公去世，王文宪公穿深衣、加带绖，冠上加丝。许文定公去世，蒲人王楫穿衰服、系绖赶去参加葬礼，司宾辞谢说：‘门人也穿衰服吗？’王楫说：‘他是我的老师啊。是传授技艺的老师，还是作为宾主之师的老师？我还担心报答他的恩德没有办法呢。’由此说来，后世有像朱、何、许三位先生那样被人尊为人师、经师的，也可以采用这种丧服。” 衰、负版、辟领。有人问：“衰服中有衰、负版、辟领，果真只是为父母服丧时使用吗？”回答说：“不是。经传没有明文，郑玄的注、贾公彦的疏也没有这样说。例如曾孙为曾祖父母服丧，嫡孙在祖父健在时为祖母服丧，给别人家做后嗣的人为亲生父母服丧，这些都很难用旁系亲属的例子来类比。难道就可以不用衰、负版、辟领吗？《家礼》和《仪礼图说》大概分别阐明了注疏，但仍各有未尽之处。所以我认为齐衰一定应当有两种形式。”},{ 关于丧礼中使用丧杖的问题。有人问：“《礼》中说，没有爵位的人，除非是丧主，否则不执杖。那么，庶人居父母三年之丧，也有不执杖的吗？”回答说：“没有这种情况。古人居丧时，哭泣、跺脚跳踊没有定数，甚至三天不把水和浆液送入口中。入殓下葬前的殡期过后，只吃粥，早晨一溢米，晚上也一溢米。这样做，就没有人不会因此生病。所以说：‘不是丧主而执杖，是用来辅助病弱身体的。’怎么会有不执杖的人呢？如今人们居丧，哭泣却不悲哀，饮食和起居也像平常一样。他们违背礼制的地方已经很多了，却又反过来揣测古人不能因哀痛而生病，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关于妇人穿丧服。有人问：“妇人可以不穿丧服吗？”回答说：“不可以。丧服是用来装饰并表现内心感情的，内在感情应当同外在容貌相配，吉礼和凶礼也应当相应。因此，丧服之所以称为丧服，就是用来表明内心的真诚。妇人难道唯独不这样吗？由此说来，即使是旁系亲属，也仍然不可以不穿丧服，更何况妻子为丈夫、妾为家长、女儿为父母服丧呢？” 关于妇人执丧杖。有人问：“妇人可以不执丧杖吗？”回答说：“妇人不执杖，传文说是因为她们不能因哀痛而生病。假如她们哀伤过度、形体受损而能够因此生病，那么圣人就会允许她们执杖，难道还会禁止她们拿着杖站在丧位上吗？那么，《丧服传》和《丧服小记》中，有的说应当执杖，有的说不应执杖，大概是两者互相发明、彼此补充。又有人问：‘这里所说的妇人，是指未出嫁的童女吗？孔颖达的说法也可以相信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妇”这个字的意思是“服”，即服事自己的丈夫，并不是未出嫁女子的称呼。’ 关于改葬。有人问：礼制规定改葬时穿缌麻丧服，郑玄认为三个月后除去丧服；可是《明集礼》说下葬后就脱去丧服，为什么两者不同呢？回答说：《明集礼》所说的脱去缌麻丧服，是指脱去缌麻丧服中的衰衣和麻带罢了；下文又说“穿素服之类”，可见仍然不敢立即完全恢复吉服。因此，我采用三个月后除服的说法。关于超过规定时日才下葬。有人问：“过了丧期才安葬，应当穿什么丧服？”答道：“按礼制，久不下葬的，主持丧事的人不能除去丧服。长期不下葬，是做子女的过失，难道可以不穿衰衣、麻带吗？礼制又规定，兄弟已经除丧，到了下葬时，还要重新穿上原来的丧服。兄弟尚且如此，何况做子女的呢？所以我们吴地人安葬亲人时，虽然礼仪文饰有所拖延，却仍然一定参照最初丧事的规制，大概是不失先王礼制遗意的。” 丧服的变除

译有人问：“古人过了虞祭就改穿受衰，过了练祭就改戴练冠，过了祥祭就有大祥之服，丧服的变除不止一种；可是近世全都不实行，这是为什么？”答道：“练祭、禫祭所穿的丧服，《明集礼》《礼部防典》中都有规定，品官和平民全都相同。然而没有人实行，并不是法令禁止，而是世俗不学习礼制的过错。” 命人报丧 有人问：“古代卿大夫家有丧事，主人一定命人报丧；那么我们吴地人报丧，也算是在实行古代的做法吗？”答道：“不是。认识死者生前的人，才去吊问；认识死者本人的，才表示哀伤。对生者不认识、对死者也不认识，却去报丧，不合礼制。” 丧事的主持人 有人问：“丧事一定要有主持人吗？”答道：“按礼制，丧事可以没有后嗣，却不能没有主持人。那么谁来主持呢？”答道：“只有嫡长子及其妻子，礼制所说的主人、主妇就是他们。”“支子不在主持者之列吗？”答道：“虽在丧事参与者之列，却不敢主持。”“为什么不敢呢？”答道：“因为他不是承继宗祧重任的人。”曾子说：“丧事不能有两个孤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亲戚故旧也可以主持吗？”答道：“可以。”古代丧事一定报丧，报丧一定哭泣，哭泣就一定有吊丧的人。孔子哭子路时，亲自主持丧事；哭伯高时，则让子贡主持，都是这种情况。“那么父母的丧事也可以让别人主持吗？”答道：“不可以。按礼制，父亲不主持庶子之丧，丈夫不主持妾的丧事，舅父不主持各位儿媳的丧事，妻子的亲族不主持姑母和姐妹丈夫的丧事。我没有听说过亲自服亲属丧服，却让别人主持丧事的。”“没有主持人和后嗣，该怎么办？”答道：“可以有摄主。”礼制规定，大夫没有主持人和后嗣，可以由身为士的宗子暂代；宗子身为士而没有主持人和后嗣，可以由大夫暂代。“为什么要让大夫暂代呢？”答道：“公子也有宗法上的道理。” 不是宗子而特意起用为大夫的人，也有宗法上的道理，所以可以暂代。“没有宗子又该怎么办？”答道：“没有宗子，就是没有同族。按礼制，没有同族时，由前后的邻家、东西的邻家主持；如果也没有，就由里尹主持，这是摄主制度的变通。“那么现在吴地有人家办丧事，有时让同姓的士大夫来防护料理，报丧告文中还一定把他的名字列在其中，这大概就是古代的摄主吧？”答道：“这和摄主不同。经书中没有‘防丧’这个名称。《朱子家礼》让懂礼的儿子或弟弟担任此事，凡有丧事都必须先禀告他。《明集礼》还兼用孙子。我没有听说过士大夫会亲自承担弟弟、儿子或孙子的职责。即使说这不合礼，也是可以的。” 《仪礼》说二则 父母亲族的丧服 先王制定礼制，在父亲一族中，以父亲的兄弟关系较重，而对父亲的姐妹恩情较轻。因此，为伯父、叔父服期服，为姑母、姐妹服大功服。在母亲一族中，以母亲的姐妹关系较重，而对母亲的兄弟恩情较轻。因此，为姨母服小功服，为舅父服缌麻服。这是先王用来区分内外、辨别男女、避开嫌疑的做法。唐太宗特意加重舅父的丧服，使其与姨母相同。太宗尚且懂得礼制，谁还会不懂礼制呢？” 姑母与侄、舅父与甥 凡是父亲一族中尊长的亲属，从父亲推论，都属于父亲的亲属，例如伯父、叔父、从祖父、祖父都是这样。至于父亲的姐妹，就不能称为父亲。既然不能称为父亲，难道可以称为母亲吗？二者都不能直接以父母命名，所以圣人改称为姑。《尔雅》说“称我为姑的”，我称他为侄。大概姑母也不敢把兄弟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凡是母亲一族中尊长的亲属，从母亲推论，都属于母亲的亲属，例如姨母就是这样。至于母亲的兄弟，就不能称为母亲。既然不能称为母亲，难道可以称为父亲吗？二者都不能直接以父母命名，所以圣人改称为舅。《尔雅》说“称我为舅的”，我称他为甥。大概舅父也不敢把姐妹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先王制定亲属名称的微妙用意。《尧峰文钞》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尧峰文钞》卷八，翰林院编修汪琬撰，论评附录【共二十一首】论用兵 国家的祸乱没有不是由兵事引起的。并不是兵不可用，而是用兵时不审察事情是否可行，不计算功业能否成功，这就是祸患潜伏的根源。既然对可行与否、成败得失无暇审察计算，又屡次用兵而不知道停止，所以即使取胜也会招来祸患，不能取胜也会招来祸患。前代导致乱亡的君主，很多都是如此。试略举几例：唐庄宗与梁军在德胜、杨刘之间相持，经过百战才勉强消灭梁军。一天李嗣源叛变，与赵在礼会合，唐庄宗仓皇连夜逃奔，死在绛霄殿下，这是取胜却招来祸患的例子。秦苻坚率领步兵、骑兵八十多万，号称一百万，讨伐晋国，自以为把马鞭投入江中就能截断江流。到了洛涧之战，阳平公战死，归顺的鲜卑人和各部氐人都背叛了他，最终被姚苌杀死。隋炀帝集结十二道军队，第二次征伐高丽，一在平壤战败，杨玄感便突然在黎阳反叛，各地盗贼纷纷响应，最终酿成江都之变，不到几个月隋朝便覆亡并归于唐，这是不能取胜却招来祸患的例子。从事情开始时看，这三位君主都可称为枭雄人杰。等到他们在外兵力疲敝、在内百姓困苦，形势紧迫、力量屈服时，即使是身边的近臣、亲信以及厮养奴仆，也都能奋起与他们为难。直到自身死亡、国家灭亡，而天下后世最终没有人怜惜他们，这是什么缘故呢？不审察事情可不可行，不计算功业成败，屡次用兵而不停止，正是明白的后果。苏氏曾说：“取胜，变化会扩大而祸患来得迟；不能取胜，变化会缩小而祸患来得快。”我却认为，取胜也是祸患，不能取胜也是祸患，虽然胜败的情形不同，但导致混乱灭亡却是一样的。汉高帝没有攻取尉佗的南越，把这个问题留给孝文帝；宋太祖没有攻取太原、吴越，把这个问题留给宋太宗。正因为攻取得越迟，所以得到之后越牢固而不可动摇，不过稍微推迟些岁月，事情便能从容安排而达到万全。这就是汉、宋能够长久安定治理的原因。譬如有一个人，如果能节制饮食起居，使他没有心腹疾病，那么即使有创伤，患处也可以不用药而自行痊愈；如果不能忍受搔痒疼痛，想用金石一类猛烈的药剂投下去除掉它，那么病患便不只在四肢，而且会深入膏肓，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

译论降将 古代谋划国家大事的人，不难于接受敌人的投降，难的是善后处理。不能妥善处理，投降后又反叛、反叛后又溃败的情况，天下多得很。因此帝王处置降将，必先解散他的党羽，规划他的土地，明面上剥夺他制造动乱的资本，暗中消磨他作恶的意图。起初绝不敢用高官厚禄表示对他的姑息，所以即使接受数百万人的投降，也从未留下后患。确实是考虑周密、防范严密，并且驾驭的方法得当。昔日安史之乱时，薛嵩、田承嗣已经投降唐朝，代宗却授给他们一镇之地，于是失去了河北。广明年间的动乱中，朱全忠已经投降唐朝，僖宗又授给他一镇之地，结果势力逐渐蔓延，发展到弑杀君主、毁灭唐朝宗庙。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三人都是盗贼中的枭雄，不是明白顺逆、竭尽忠诚以图报效后世的人。他们前来投降时，难道不是智谋用尽、能力穷竭，不得已才想改变计策以苟延一时的生命吗？如果两位君主果真能压低他们的爵位，减少他们的赏赐，并掌握驾驭的方法，那么他们即使想要逞强，不过是一个匹夫的力量，可以像驱赶、捆缚小牛一样处置他们。只是因为考虑不周、防范不密，无缘无故把山川险要、铠甲兵器、财赋利益资助给他们，使他们有所凭借而施暴作乱；这就像把猛虎放入山林，却想保证它永远低头贴尾、不再咬人，终究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样。昔日刘盆子率领部众投降汉朝，先派使者向光武帝请示：“陛下将怎样对待我们？”光武帝说：“只不过使你们不死罢了。”刘盆子是宗室后裔，乘机起兵，本来不是光武帝的叛臣，而且他的部下也都诚心听命，按理应当给予爵位赏赐来安慰他们。然而汉朝对待他们只做到这个程度，那么驾驭降将的办法，也就可以由此看出了。有人议论说，曹操接受许攸投降而不猜疑，李愬接受李祐投降，唐庄宗接受康延孝投降并重用他们，最终都依靠他们取得成功；不应使降将失职而产生怨望。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像许攸、李祐、康延孝这样的人，不是敌方的下级官吏，就是身居闲散职务，从未承担过心腹、羽翼之任。因此向他们显示义理，他们就知道归顺；用恩德感动他们，他们就知道勉励自己。议论者没有察觉这一点，竟想拿这三人的事例来对待薛嵩、田承嗣、朱全忠这样的盗贼，所筹划的办法也就错了。陈亮论降将说得好：“将领是天下最难驾驭的人，驾驭他们必须用权术，何况是降将呢？”所以我详细记述这个道理，作为后世的鉴戒。论名声 君主治理天下，根本在于诚信，但其中也要运用权术。诚信，是向人显示自己值得信任；权术，是向人显示自己不可测度。正因为值得信任，所以能使人一定乐意服从；正因为不可测度，所以能驱使天下士大夫奔走效力，而没有人察觉。爵位、俸禄、金帛，就是驾驭士大夫的工具。然而用爵禄使人显贵，天下就有不羡慕爵禄的人；用金帛使人富足，天下就有不留恋金帛的人。屠羊说、申包胥、鲁仲连之类就是这样的人。假如他们做了我的臣子，而万一有人像这几个人一样，用爵禄宠待他却不服从，用金帛私惠他却不听命，那么我驾驭人的工具岂不是快要穷尽了吗？我曾经思考过，士大夫爱好名声胜过爱好富贵。君主想利用他们的爱好来任用他们，于是不得已开始从名声这条途径入手，以警醒、激发他们的内心，振作他们的志气。这难道是追逐虚名而丢弃实际吗？这就是所谓权术。然而世上责难求名的人说：“我厌恶他们矫激偏执！”否则便说：“我怀疑他们虚伪欺诈。”矫激、诈伪确实不能保证一定没有，但想以此概括天下贤能的士大夫，就过分了。能够行善而不求名声的人，是上等；顾念名声、不得不行善的人，是次等；不知道名声值得爱好，却放纵地做不义之事的人，只是小人罢了。凭君主的权力，如果果真能把所有不求名声的人都得到并任用，还担心什么呢？然而形势既有不能做到的地方，又没有办法警醒、激发他们的内心、振作他们的志气，那么将会看到，其中贤能的人必然飘然远去，不肯为我所用；中等资质的人也会颓然混同于流俗，忍受污辱，只求朝夕的小利，那么国家最终得到的就全是小人。君主又有什么可乐意的，要同小人共享富贵呢？名声，是实际德行由此产生的东西。士大夫喜欢廉洁的名声，就一定不敢贪污；喜欢退让的名声，就一定不敢忿怒争斗；喜欢犯颜直谏、以死守节的名声，就一定不敢厚着脸皮苟且偷生。君主如果只一味追求名声，固然不能没有矫激、诈伪的弊病；假使姑且用名声来劝勉他们，再慢慢考核他们的实际，用不可测的方式施展我的权术，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我曾说，爱好名声的士大夫，不仅可以和他们谋划治理国家，也可以用来挽救败局。汉末动乱时，假如孔融、荀彧还在，曹操决不能使汉朝灭亡；唐末动乱时，假如裴枢、独孤损这些人还在，朱全忠决不能篡夺唐朝。只是因为有小人从中暗暗猜忌、相互排挤，把他们全都罗织罪名贬斥，甚至杀掉，所以汉、唐便相继灭亡。唉！士大夫的气节，犹如刀锋。磨砺它，就容易变得锋利；挫折它，就容易折断。如果没有权术来驾驭他们，又用求名之嫌来挫伤他们，这就是国家败乱接连不断的原因。

译《易》乾卦九四爻论 《周易》乾卦九四爻说：“或跃在渊，无咎。”王弼说：九四处在重刚的险境，所处又没有固定位置，这是进退无常的时候。《象传》说：“或跃在渊”，是说前进也没有灾祸。王弼又说：内心想要前进，意图在于公正，所以没有灾祸。此前九三是下卦的上位，虽然处在下体的极点，但对于九五的大人还没有逼近。到了九四离开下体进入上体，距离九五只有一位，大概已经渐渐有逼近君上的嫌疑了。用人事来说，九五的大人既然处在君位，九三的君子就应当处在卿大夫之位；九四居于二者之间，向上不能上，向下不能下，没有什么可以比拟。向古人求例，像文王处在西土，伊尹、周公处在商、周，都足以相当。为什么呢？文王有逼近纣王的嫌疑，伊尹、周公则有逼近太甲、成王的嫌疑。然而经文对九三尚且使用忧惧警戒的话，说：“整日勤勉戒惧，晚上仍像面临危险一样警惕，没有灾祸。”九四有逼近君上的嫌疑，圣人却只列举它的象，仿佛完全没有告诫，这是为什么？难道处在这个位置的人都可以傲慢放纵，自以为没有灾祸吗？凭文王的德行，尚且因受到崇伯的谗毁而不能免于羑里；凭周公的才能，尚且受到召公、管叔、蔡叔的猜疑而不能免于居东。假如不是文王、周公而侥幸占据这个位置，那么不能没有灾祸，是显然的。圣人作经，文辞深微而简约奥妙。所谓“或跃在渊”，是想跃上高天却做不到，想潜入深渊也不能，进退都失去依托，可以说是极其危险疑惧的处境。圣人认为九四既然如此危险疑惧，就应当不等到受到警戒才忧惧；又认为“勤勉戒惧、如临危厉”的话已经在前面的九三中说过了，既然如此，九四即使不问也可以知道，这本来就是经文隐微的用意。王氏推阐得很好，说：“内心想要前进，意图在于公正。”这个“公”字，难道不是九四的正确道路，也是伊尹、周公之所以能够延续其事业、保全其时代的原因吗？我又曾考察过，过去霍子孟受到孝武帝知遇时，小心谨慎，从未有过失，大概也差不多可以说没有灾祸了。后来他磔杀上官父子，杀燕王旦，废昌邑王，杀许后，于是放纵骄子悍妻而不知道忧惧警戒，最终夷灭全族。这些都是不公正造成的祸患。唉，子孟虽然比不上周公，但后世评论者还推究他的本心，至今称他为贤者；只是他死后不久，竟因不公正而招致祸患，这是因为他所处的正是九四逼近君上的位置。那么世上做卿大夫的人，如果不幸处在这个位置，也幸而能够思考王氏的格言，以霍子孟的覆辙为鉴，知道忧惧警戒，那么即使想要前进，也仍然可以没有灾祸了吧。族谱杂论三则 为兄长承嗣 考察鲁国公孙婴齐替兄长归父承嗣一事，《春秋》记载“仲婴齐卒”，孔子是赞许他呢，还是讥刺他呢？解释的人说：这是扰乱昭穆次序，失去父子亲情；不称“仲孙”，明确表示不把他当作儿子、父亲和孙子。孔子大概是在讥刺他。如今我族子贞公早逝而无子，广州公幼年由他抚养，及至在广州做官，便把次子过继给子贞公承嗣，君子对此表示赞许。赞许的是他不因仁爱而损害义理，不因私情而废弃礼制。有人说应当让次房的长子承嗣，不然就让广州公的长子承嗣，这种说法不对。子夏说：“怎样才可以作为后嗣？同宗的人可以作为后嗣。怎样才可以给别人承嗣？支子可以，但嫡长子不能给大宗承嗣。”解释的人说：这是小宗不可断绝的明确规定。广州公大概懂得礼制的意义了。那么古代没有让长子替兄长承嗣的事吗？答道：有。子思的兄长去世，子思让白也承继他，这是孔氏对礼制的变通。为外祖父承嗣 广之给毛氏承嗣，大概和《春秋》所说莒人灭鄫的事相类似吗？我认为并不相类似。鄫国没有后嗣，所以让莒国公子作为后嗣；如今毛氏已经让兄弟的儿子承嗣，却又让外孙承嗣，这难道不是可以停止了吗？给别人承嗣，就是做他的儿子。莒国公子承继鄫国，是作为鄫国的儿子。如今毛氏唯独把广之当作孙子抚养，使广之没有可以承继的父亲，却有可以承继的祖父，大概是再次扰乱他的世系，这难道不是可以停止了吗？所以我说，这不是莒、鄫之类的情况。鬼神不享用非本族的祭祀，到了广之按时祭祀、告祭的时候，毛氏的先人会享用吗？不会享用。他称自己为“孝孙”“孝曾孙”，毛氏的先人会接受吗？不会接受。用礼制衡量，还有什么过失比这更严重呢？那么恢复汪姓、守奉汪氏祭祀，就在于有善于继承广之志向的人。有人说，世俗常常收养异姓之子作为后嗣，那么被收养来承嗣的人应当怎么办？我说：先儒曾经说过，所收养的父母若没有后嗣，应当另立一室祭祀。如今毛氏已经有后嗣了，既然有了后嗣，即使不祭祀也可以。旧族谱把广之一支附在谱末，我仍然把他系在次冯公之后，等待懂得礼制的人来评定。为未婚者承嗣 有人怀疑未婚者不应有后嗣，我告诉他说：古人二十岁行冠礼，三十岁娶妻。按礼制，男子行冠礼后就不再称为殇，女子行笄礼后也不再称为殇；二十岁以上都是已经行冠礼的人，难道可以不给他们设置后嗣吗？礼制规定，为殇者立后，就按为殇者的丧服制度服丧。殇本来不应有后嗣，但尚且有时为他设置后嗣，这是先王不得已的变通。如《檀弓》记载的童汪锜之类，大概就是礼制的变通。何况是不算殇的人呢？所以我族弟顼【顼字修能，吴县附学生，二十岁夭亡，未婚。先伯父次冯公命令把修能的四哥荐郊子立为后嗣，见家谱】、我的侄子遵慧【遵慧字德存，吴江附学生，搢九的长子，二十四岁夭亡，也未婚】，都应当有后嗣；为他们设置后嗣是正确的，怀疑此事的人是不对的。子夏说：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野人说：“父母有什么值得计算的？”都邑中的士人便知道尊敬祢，大夫和学士便知道尊敬祖先。给人承嗣，是为了尊重祖先和父亲，这个义理与已经娶妻还是尚未娶妻无关；如果反而想以未婚为理由阻止立后，就是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史评十四则 诸侯所谓名士

译秦王采用李斯的谋略，暗中派能言善辩的人游说诸侯。对诸侯中那些可以用财物收买的名士，就厚赠财物以结交；对不值得收买的，就用利剑刺杀。离间他们君臣的谋划，然后让良将跟在后面进攻。汪子说：名士并没有什么值得轻重看待的地方，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君主又何必依赖这种虚名的人呢？从前孔子被鲁国任用，使齐国强大起来，便归还田地；卜子夏、段干木受到魏文侯礼敬，邻国敌人便停止谋划。鲁仲连在赵国，不肯让秦国称帝，秦军因此退却三十里。君子对于别人的国家，只因为他不被利益动摇、不因威势恐惧，挺立不屈，所以能够有所成就。至于所谓诸侯的名士，就是他们，就是他们，简直是小人中的小人罢了。汉高祖一 项羽立沛公为汉王，封他统治巴蜀、汉中。汉王愤怒，想攻打项羽。萧何劝谏说：“臣希望大王休养百姓，招致贤能之人，收取并任用巴蜀的人力物力，回头平定三秦，这样天下就可以谋取了。”汉王说：“好。”汪子说：刘备进入蜀地，和汉高祖的情况相同。然而高祖最终平定天下，刘备却不敢越过汉中，直到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天下大势不在蜀地，而在三秦。曹氏能够守住关中，而项羽不能守住，这就是兴亡所系之处，也是谋划国家大事的人有善有不善的地方。汉高祖二 汉王到达洛阳，听从三老董公的建议，为义帝举行丧礼，袒露左臂大哭，临丧哀悼三日，并告诉诸侯说：“希望和诸侯王一起攻打杀害义帝的楚国人。”汪子说：“帝王的军队，没有没有名义的，所以能一战建立大功。若是狼狈起事，又不合乎义理，那就只是盗贼罢了。安禄山、朱泚之流，即使把天下给他们，难道能长久占据吗？”《小雅》说：“既卑微又肿病，你的勇气还有什么用？谋划虽然很多，你手下的徒众又有多少呢？” 枚皋 枚皋自己说，作赋比不上司马相如，又说作赋不过是俳优的技艺，被人看作倡优。太史公也说，文史和星历之学接近卜祝，皇上把他们像倡优一样豢养。汪子说：孔子说：“文王已经去世，文不在我这里吗？”可见文章受到孔子的重视到了这种程度。只是汉代君臣竟把辞赋文章当作俳优嬉戏，那么辞赋文章确实不足以和孔子的文章相比了。可是近世士大夫还沾沾自喜地以此自夸。子美说：“文章只是一种小技，对于大道还算不上尊贵。”这话确实说得对。桑弘羊 桑弘羊制定平准法，主管接受天下各地的转运物资。当时遇到小旱灾，卜式说：“朝廷只应当收取租税、依靠赋税供给衣食罢了。如今桑弘羊却让官吏坐在市场店铺中贩卖货物谋利。”后来有人烹杀桑弘羊，天就下了雨。此后桑弘羊最终因罪被灭族。汪子说：“主持谋利的臣子，没有不遭到祸患的。就连刘晏尚且不能免祸，何况桑弘羊之流呢？”老子说：“施恩深厚的，得到的报答美好；结下的怨恨越大，遭受的祸患越深。”臣子掌握国政，却用谋利来取悦君主，这是聚集怨恨最严重的行为。汉元帝 京房对皇帝说：“陛下即位以来，春秋时节的灾异全都出现了。陛下看如今的天下，是太平还是混乱？”皇帝说：“也是极其混乱了。”京房说：“现在任用的是谁？”皇帝回答：“只庆幸他们比那些人稍好，又认为问题不在这些人身上。”汪子说：“忠心耿耿的人愿意进言啊，嫉妒的人纷纷阻挡他。”元帝实在不值得称道。唐德宗一向以英明明察著称，等到被卢杞迷惑，即使屡次遭受颠沛流离也不悔改，大概还不如平庸的君主。过去卫国有人病得很重，扁鹊到了他家，想替他治疗。病人的父亲对他说：“这不是您能够治好的。”于是便让巫师祈福求命，面对扁鹊作法诅咒，病人最终死了。世上并不是没有扁鹊，只是拿相信巫师的人没有办法。光武帝与宋太祖 邓禹、贾复知道光武帝修明文德，不希望功臣拥兵自重，于是解下铠甲兵器，专心学习儒学。光武帝也想保全功臣的爵位和封地，不让他们因担任官职而获罪，于是撤罢左右将军等官职。耿弇等人也献上大将军、将军的印绶，全都以列侯身份回府，加授特进，奉朝请。宋太祖对石守信等人说：“人生所求的富贵，不过是想多积累金钱，尽情自娱，使子孙不至贫困罢了。你们为什么不交出兵权，出任大藩镇的长官，选购方便宜人的田宅，多置办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朕还将与你们约定结为婚姻，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说：“这真是使我们起死回生、白骨生肉啊。”第二天，全都被解除掌兵之职。汪子说：“功臣参与政事，骄纵放逸，很少有不造成祸害的。何况又给他们土地，授予他们兵权，想凭这些来求得安宁，不也很难吗？光武帝和宋太祖这样做，不只是为国家考虑长远，也是为了保全功臣，而且已经做得很多了。《周易·大畜》卦引用《大有》卦说：‘给小牛戴上木枷，大吉。’小牛刚开始长角，本来还不需要木枷，却一定预先给它戴上，是在事先加以蓄养、防范。不这样做，或者等到它的角长壮、力量强悍以后，才强行捆缚它，那就会有伤人的危险。君主驾驭功臣，也是这个道理。” 何晏 何晏说：“只有深沉，所以能够通晓天下人的心志，夏侯太初就是这样的人。只有精微，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司马子元就是这样的人。只有神妙，虽不急促却能迅速到达，虽不行走却能抵达。我听过关于这种人的话，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汪子说：“西晋清谈的风气，从这里开始了。汉末崇尚品评名士，晋初尊奉虚无，这些都是名士。他们不但对国家没有益处，反而促使国家灭亡。可见虚名是如此不值得依赖。” 尔朱荣与唐太宗 尔朱荣擒获葛荣以后，其余部众全都投降。尔朱荣认为贼徒人数众多，如果立即分割处置，恐怕会使他们疑惧，于是下令让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与亲属一起选择居住之处。于是众人都非常高兴，立即四处等候出发，走了一百里才开始分道，由各人领押，随宜安置。唐太宗在阵上擒获窦建德，俘获五万人，也在当天把他们遣散，使他们返回乡里。汪子说：聚集数万人的队伍，长期不加遣散，造成的祸患一定猛烈。尔朱荣和唐太宗的策略是正确的；不过像唐太宗那样英明勇武的人，确实应该能够这样处置。凭尔朱荣粗浅的才干也能做到这一点，这难道不是枭雄人杰吗？后世君主搬运金钱、耗尽民脂民膏来豢养投降归附的人，和慈母喂养骄纵的孩子没有不同。谋划国家的人以为这样足以笼络他们的心，到了最后，却恰好成为动乱的阶梯。唐太宗

译贞观末年，太白星在白天出现。太史占卜说：“女主将会昌盛。”民间又流传《秘记》说：“唐朝三代以后，女主武王将代唐拥有天下。”皇帝厌恶此事，因为猜疑而杀了左武卫大将军李君羡，又想把所有与此相似的人全部杀掉。汪子说：“唐太宗的愚昧，竟到了这种地步吗？秦始皇为了防备文书中的预言而讨伐胡人，却不知道后来应验在胡亥身上；宋文帝依据天文图谶防备并杀死彭城王义康，却不知道后来会有叛逆者；晋武帝猜忌齐王攸，却不知道后来有贾氏之乱；宋明帝畏惧猜疑诸弟和大臣，几乎杀尽他们，却不知道后来有萧道成篡位。他们的过失都和唐太宗相似。因此，才智有时也会陷入困境，聪明有时也会穷尽。古代的王者，并不崇尚聪明才智，只崇尚德行来消除这些祸患罢了。” 吴元济 吴元济反叛，吴武陵写信劝他说：“人情和您是一样的，您反叛天子，别人也会反叛您。换个位置来谈论，那么其中的情理就可以知道了。”汪子说：“吴武陵的话说得好！像陈仙奇诛杀李希烈，张子良讨伐李锜，李师道被刘悟杀死，刘稹被郭谊灭族，都是所谓反叛天子而别人也反叛他的例子。图谋霸业的人，即使挟持天子来发号施令，尚且害怕事情不能成功，又怎么能以反叛为名呢？螳螂正举起双臂发怒搏斗，却不知道黄雀正在身后，这件事可以作为鉴戒。” 唐文宗 李宗闵、李德裕各自结成朋党，互相排挤、援助。皇帝为此忧虑，叹息说：“除掉河北的贼寇容易，除掉朝廷中的朋党困难。”汪子说：“文宗在这里说错了话。盗贼和朋党，都是相互因缘而产生的。假如朝廷清明，疏远小人，亲近君子，打开进谏争辩的道路，堵住馈赠贿赂的门路；在这种时候，家家富足、人人丰足，朋党就会消散，盗贼也会因此消散。否则朝廷混浊，疏远君子，亲近小人，贿赂公然流行，谗言阿谀天天传来；在这种时候，四海之内都不能安生，朋党就会炽盛，盗贼也会因此炽盛。因此唐朝的灭亡，不是黄巢造成的，而是朋党造成的；明朝的灭亡，不是李自成造成的，而是门户造成的。扰乱天下的是盗贼，促成天下大乱的是朋党和门户。” 徐温 徐温听说寿州的崔太初苛刻明察，失去了民心，想把他征召回来。徐知诰说：“寿州是边疆的重要镇所，征召他恐怕会发生变故，不如让他入朝，趁机把他留在朝中。”徐温发怒说：“连一个崔太初都不能制服，将来对待别人怎么办？”于是征召崔太初任右雄武大将军。汪子说：“徐温也是奸雄啊！他之所以能够操纵驾驭别人，一定有方法。否则，像汉景帝削弱吴、楚，晋庾亮召苏峻，唐潞王调动石敬瑭一样，一旦失去正确的方法，小的就会叛乱，大的就会篡位，灾祸立即到来。后世谋划国家的人，自己估量不能像徐温那样，能够把鼂错、庾亮、薛文遇作为鉴戒，大概就差不多了吧？”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行呢？答道：“逼迫得急了就会发生变故，放缓处理则可以预先防范而没有祸患。” 蔡京 崔鶠弹劾蔡京说：“想要让一门人死，就让一门人死；任用一个旧日属吏来驱逐人，就让一个旧日属吏前来。反复掌握最高政权，使没有一个人能够伤害自己，这就是蔡京的根本谋划。”汪子说：“弹劾蔡京不忠、不轨的人很多，但能够深刻揭露他的内心，未有像崔鶠这句话这样好的。”在此以前，王安石就用这种方法胁迫、控制神宗；继王安石起用的人，凡是主张绍述的人，都是王安石的门生故吏。此以后，秦桧又用这种方法胁迫、控制高宗；继秦桧起用的人，凡是主张绍述的人，也都是秦桧的门生故吏。这些狭小琐碎的人彼此援引，相互勾结，根深蒂固，延续数十年而纠缠不解，所以汴宋最终灭亡，南渡以后也终于不能振作。那么蔡京本来就是承袭王安石余绪的人，而秦桧又是承袭蔡京的人。《尧峰文钞》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 《尧峰文钞》卷九，翰林院编修汪琬撰，问【七首】关于复仇的问答【并序】有人因为父亲受到威逼而死，他的儿子却不为父亲复仇，汪子对此深感痛惜，于是作《或问》。有人问：“按照律法，杀人者处死，可是为什么反而允许人的儿子复仇呢？”答道：“凡是国法不能加以惩处、官府也无法拘捕的人，如果不允许受害者的儿子复仇，就没有办法禁止叛乱、铲除暴行。那么，做人子女却不为父亲复仇，难道也有罪吗？”答道：“这就是恶逆中最严重的行为。律文虽然没有明确的条例，但我从经书中看到了这个道理。《春秋》记载，君主被弑而叛贼没有受到讨伐，便认为这是心中没有君主，所以写作‘赵盾弑其君’。君主和父亲的仇恨是一样的；不讨伐弑君的贼人，可以说是弑君，那么不讨伐杀父的贼人，难道偏偏不能说是弑父吗？”问者说：“律法论定杀人罪，有误杀，有预谋故意杀人，有威逼杀人，刑法轻重并不相同，怎么能一概允许复仇呢？”答道：“律文把杀人分为四类，是圣人推究情由来判定罪名，用来表示不忍轻易施刑的意思，所谓宁可失之宽纵，也不枉杀无辜。至于做人子女的，哪里有空闲讨论这些呢？假如认定是预谋故意杀人，就应当复仇；威逼杀人、误杀，则不应复仇。这难道是律文中明白规定的吗？圣人制定法律，是仁爱达到极点、义理贯彻到底的表现。然而不替人分别规定这些条文，是怕伤害孝子的心，又怕引导人做不善之事。” 如今世俗对于律文中本来可以实行的规定，全都抛弃而不肯实行；而您又在律例之外曲意为之解释，以宽纵这种恶逆行为，岂不是大大违背圣人的教诲吗？况且那些不肯复仇的人，并不是全都忘记了仇恨，只是内心顾虑自身，外面又牵挂妻子儿女，不得已才厚着脸皮忍辱到这种地步。唉，自身和父亲哪个更重要？妻子儿女和父亲哪个更亲？情理有不能两全的，形势有不能兼顾的，即使忘掉自身，舍弃妻子儿女也是可以的。如今禽兽尚且有爱父亲的，过路人听到有人无缘无故遭受灾祸，尚且会叹息、愤懑不平。如果亲自成为父亲的儿子，却冷漠地不加顾念，反而还因此谋取利益，那几乎比禽兽还不如，是把自己的父亲当作路人看待。所以我说：“这是恶逆中最严重的行为。”那么孤儿、寡妇、衰弱无力的人，确实有不能为父亲复仇的，该怎么办呢？答道：“这本来就是宗族兄弟可以帮助他们的事。”子夏问孔子：“遇到兄弟的仇，应当怎么办？”孔子说：“如果在朝廷任职，就不和仇人同处一个国家。”遇到从父兄弟的仇，应当怎么办？孔子说：“不要做为首的人；如果主人能够行动，就拿着兵器跟随在他后面。”这正与律文相合。” 律文所说的，是罪人本来犯了应当处死的罪，却被擅自杀死的情况。然而宗族兄弟都听从主事者的命令；主事者想要复仇，那么他们都可以起身帮助他。如果主事者没有复仇的心，即使有勇敢好义的人，也只能捶胸顿足、扼腕叹息而无可奈何。问者又说：“古人分居在诸侯的国家做官，所以会有朋友以及从父兄弟的仇。在齐国，就离开而到鲁国；如果原来就在齐、鲁两国，就离开而到秦、楚、晋、卫。后世建立一个朝廷、侍奉一个君主，又将到哪里去呢？”答道：“有不幸而正好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出门就不和仇人同朝为官，居家就不和仇人同州同里，终身不相见也可以。这也是经书遗留下来的意思。” 关于师道的问答【并序】自从师道不再树立，我们吴地谈论老师的人，便说经书不必完全弄明白，道理不必完全修习，这难道不是邪说在迷惑人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迎合小人、占据教师席位的人。我已经写过一篇论述师道的文章，于是又写了这篇《或问》，来进一步阐发它的意思。有人问：您辨析师道，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在先王时代，除了庠序学校的官职，子弟难道就没有老师了吗？我回答说：古代各家所受的教化没有不同，各国的风俗也没有差异，从来没有各自聘请一个老师的情况。那么，章句训诂也是由学官传授的吗？答：是的。春天诵读，夏天弦歌，由太师教导；秋天学习礼，由掌礼的人教导；冬天读书，由掌管典籍的人教导。这不就是官员的职责吗？古代求学，内容简约而容易明白，切近实际而容易实行，从小学习，到成年以后便有君子的品行，全都是官府教导的结果。有人问：侍奉老师的礼节应当怎样？答：记载中有这种事：侍坐在大司成身边，要相隔三席远近来请问，最后退到背靠墙的位置；由此可以类推。至于到老师家奉养以及老师服丧的礼节，我以前没有听说过。那么《檀弓》所说的不是这样吗？答：那本来是曾子、子贡一类人侍奉孔子的方式。圣人是百世的老师，解释者说，因为道所在之处，所以礼节如此严肃。世上那些拿着书坐在那里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道德学问，肯定承受不起这种礼节。又有人问：如今的时代不是古代的时代，所谓经师、人师，难道不是很难做到吗？我回答说：君子应当博闻强识而谦让，厚实行善而不懈怠。博闻强识，也就接近经师了；不懈怠地实行善行，也就接近人师了。世上没有孔子，那就选择仅次于孔子的人来拜师，也可以。否则，只有记诵问答的学问尚且不足以做老师，更何况经书不能明白、品行不能修养的人呢？所以说，选择老师不能不慎重。至于童子之师，不是我所说的老师。从前韩氏的《师说》，大概也曾这样说过。既然如此，难道要和这种人抗礼吗？答：为什么要这样呢？先王时代，以年少者侍奉年长者，以卑者侍奉尊者，没有不侧坐而随行的。所以说，年长自己一倍，就应当像对父亲一样侍奉他；年长十岁，就应当像对兄长一样侍奉他。他既然是我的童子师，那么他年长于我，就不止十年、二十年了。恭敬而有次序，坐时必定侧坐，行走必定随后，这本来就是古代以少事长的礼节，哪里是把他当作老师呢？“师”这个字，汉代孔氏说是“法”的意思；宋代曾氏说是端正自己，让别人看见而受到感化。没有值得效法、没有值得观看的地方，却借先王之名欺骗愚人，谋求衣食，得到堆积的财物足以堵住嘴，便洋洋自得的，那就是荀卿所说的俗儒，哪里配称老师？为《后或问》

译有人问：“您把儿子筠立为后嗣，必定要等兰诒有了儿子；这究竟是遵从礼，还是遵从律？”答：“按照礼，应当把兰诒附祭于祖先而共同受享，不应另立后嗣。我大概是遵从律法的。律文有规定：‘凡是没有儿子的人，允许按次序承继，先在同父周亲中选择。’兰诒不就是筠的同父兄弟吗？怎么能预先知道兰诒一定没有儿子，而我一定没有孙子呢？”有人问：“兰诒还年幼，等到他有了儿子，岂不是稍微迟了些吗？”答：“律法有允许立后的条文，却没有规定不许迟立或不立的条文。如今我先祖的祭祀和子筠的丧葬都没有废止，又没有违反律法；即使把这件事推迟到兰诒有了儿子，也不算过错，有什么不可以呢？”有人问：“立后应当选择可爱的人、贤能的人，世俗大概曾这样说过，这也可以作为训条吗？”答：“这是律文，不是世俗的臆说。士人的儿子一直做士人，农人的儿子一直做农人，工商之子的职业也一直延续；如果后来士大夫竟然可以得到愚笨不肖的人以及农工商异业之子的后代，那么这和变成皂隶没有区别。所以律文宽容地说：‘凡选择贤能者或亲爱者立为后嗣，不许宗族按次序提出争议。’” 是这样。那么独子不为别人立后，果真也合乎律法吗？”答：“律文虽然没有明确条文，请允许我用礼来判断。按照礼，嫡子不得给大宗立后，先儒认为这是小宗不可断绝的明确规定。自己断绝后嗣，再让别人承继，伤害教化、败坏伦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圣人所禁止的，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至于子筠，则不能和宗子相比。按照礼考量，依据律法审察，即使不给他另立后嗣，似乎也没有罪过；然而为什么不能把这件事推迟呢？”有人问：“从您的先君到子筠，三代都是嫡长子，为什么不能成为小宗？”答：“我还在世。我在世而让筠称为宗子，就是轻蔑他的生父。因此按照礼，他是嫡子、长子，却不能称宗。” 代拟《武场策问》四道 问：战争的胜败，在于将领的智愚、勇怯，而不在于士卒的多少。从前汉世祖昆阳之战、谢玄淮淝之战、宇文泰沙苑之战，大多是以少胜多。可是王翦攻打楚国，又说非六十万兵众不可，这是什么缘故呢？如今天下已经大定，但每年耗费户部钱粮的数目，仍然多到无法计算，那么兵力不能说不厚实了。国家正忧心忡忡地谋划裁减淘汰军队的办法，而朝廷中的士大夫有时还提出异议。难道军队就不能削减吗？还是如今的将帅，他们的智勇都不如古人？或者，以少胜多的说法可以用于古代，却不能用于今天？用奇兵制胜正兵，以少数制服多数，这一定是有方法的。诸位何不试着筹划一下呢？问：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加以牵制，就能取胜吗？如今做将领的，本来就不是独立自主的。在外有天子制约，在内又有兵部堂司制约。这样牵制他的行动，却要求他一定取胜，恐怕和古代稍有不同吧？古代大将驻在军中时，可以把军市的租税全部拿来犒赏士卒、宴请宾客，军吏和君主都不过问。如今每年的犒赏都有定额，甚至连月份大小、兵马逃跑和死亡的情况，户部都一一加以核查，哪里还有多余的钱财来补助军用呢？如果想放宽文书法令，本来就是时势所不能允许的；想增加赏赐，又是财力所达不到的。将领究竟怎样做才可以呢？又问：从前苏氏谈论将领，有贤将、才将之分，而经书说：“将领应当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品德。”如果果真像经书所说，这不是圣人不能做到吗？可以得到像贤将、才将那样的人吗？而且严厉就必然杀伐，杀伐就似乎不仁；有智就必然用权诈，用权诈就似乎不信。这五种品德可以同时具备吗？诸位何不拿出所学来回答？又问：《尉缭子》说：“用兵以武力为根本，以文治为种子；武力是外表，文治是内里。”这两方面可以偏废其一吗？如今 国家崇尚武力，特别 命令巡抚、提督以下各级将领互不统属，这在驾驭将领的方法上固然很好。然而考察古代，例如诸葛武侯抵御魏国，羊叔子、杜元凯抵抗吴国，王景略攻破燕国，裴晋国平定蔡州，即使降而论及前明，威宁伯治理边疆，新建伯攻下南昌，也大多不是一般武臣所能相比的。而古代名将之中，又有能雅歌投壶的，能读书通晓大义的，能喜好《春秋左氏传》的；他们也未尝不因文才而受到推重。那么文与武难道就要分成两条道路吗？诸位应当效法古人，不要只以膂力自我标榜，请让我听听关于文武如种植、如表里的道理。辨析（二首） 吴、越没有称霸者辨 “五伯”这一称呼最早见于《左氏传》，但完全没有可考的具体名号。荀卿于是把齐桓、晋文、楚庄、吴王阖庐、越王句践列入其中；后来的学者有的排除吴、越，改用秦穆、宋襄。他们认为吴、越是夷狄，不应当有霸主。那么秦国是西戎，楚国是南荆，也都是夷狄，为什么却能列在齐、晋之中呢？荀卿距离孔子的时代不远，他的说法一定有所依据，恐怕不能全部废弃。我听说《春秋》的原则是，诸侯进入夷狄之地，就把他当作夷狄，如杞、邾就是这样；进入中原，就把他当作中原国家，如吴、越、秦、楚都属于这种情况。可是偏偏只排除吴、越，难道是孔子的本意吗？况且吴、越也不是纯粹的夷狄。吴本来是泰伯的后代，在姬姓中居长；越也是禹的后裔。杞国既已衰亡，吴、越本应同陈国、宋国一样，在周朝享受三恪的待遇。只是不幸这两位君主处在鼋鼍、鱼鳖、蛙黾出没的地方，安于偏僻鄙陋，不能奋发而已。然而他们在内凭借富强的资本，在外托称尊王攘夷的主张，来和中原争衡，并且把声势传达到天子那里，难道能因为不是霸主而排斥他们吗？

译所以说阖庐、句践不能列入五伯之数，可以；说他们不应当称霸，则不可以。晋国从景公开始同吴国交往，悼公尤其急切地想和吴国结盟，想借此扰乱楚国。刘文公在召陵会合十八国军队，却不能救蔡国，最终攻入郢都的，是阖庐。这样看来，吴国对于诸夏所立的功劳，不能说不多，而且不能说不长久。吴国国内的贤者，如言偃，已经登上孔子的门堂；延陵季子又受到孔子的推重，那么吴国也俨然是一个有衣冠、礼乐的国家，怎么能把它当作夷狄排斥呢？晏子到了吴国，吴国的行人说：“天子请您相见。”晏子连续三次故作惊惶地说：“臣奉命出使吴国，只是无才而迷路，进入了天子的朝廷，请问吴国在哪里？”于是夫差便以诸侯之礼接见他。吴、晋争夺盟主时，晋国命董褐答复说：“天子赐予的命圭已有规定，本来只说吴伯，没有说吴王。您如果不轻视天子而招致不祥，而称吴公，我岂敢不听从。”夫差答应了。到这时我才知道吴国能够听从善言、喜好礼义。所以即使孔子，也曾顺势推重吴国。越国是吴国的仇敌，吴人攻入越国却没有占有它的土地；假如吴王后来不杀伍子胥和公孙圣，不接受宰嚭的谗言，那么这一举动，即使郑庄公把许国封还给许、楚庄王把陈国封还给陈、晋文公复兴曹、卫，也不能超过它。只是因为吴国没有善终，最终被强敌灭掉，所以给它留下话柄直到今天还没有断绝，这不是太过分了吗？我不忍心吴国受到诬蔑，所以一并论述它。辨析公孙龙子 在胜国灭亡前夕，吴中异端学说纷纷兴起，有人说孔子只把道传给弟子公孙龙，于是奉《公孙龙子》几篇来贬低曾子。唉，这是多么荒谬啊！大概就是《王制》所说的“行为虚伪而固执，言语虚伪而善辩”。虽然这种说法荒诞，未必足以迷惑众人，但我不能不加以辨析。查《史记·仲尼弟子传》，公孙龙字子石，《孔子家语》认为他是卫国人，郑玄又认为他是楚国人，已经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了。推算年代，他绝不是那个主张坚白、同异之辩的赵国公孙龙。公孙龙比孔子小五十三岁，《年表》说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这一年是周敬王十四年。公孙龙二十岁时，到了周赧王十七年，这一年是赵惠文王元年，赵国封公子胜为平原君；距离孔子去世已经一百七十九年了。假如公孙龙还活着，应当已有一百九十八岁，难道不是成了妖怪吗？《平原君传》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和邹衍；邹衍经过赵国，谈论至道，于是平原君便贬黜公孙龙。史书明明说公孙龙的辩说损害道术，可是现在却反而倡导他向孔子传道的说法，多么荒谬啊！况且孔穿曾经辩论公孙龙所谓“藏三耳”的说法；孔穿是孔子的六世孙，世系清楚可考，而公孙龙与孔穿同时，难道能见到他的六世祖吗？这件事必然不是这样，是很清楚的。况且孔子的门徒中背离孔子的很多，诸弟子的后人，有的流变成荀卿，有的流变成庄周、禽滑厘，纷纷杂杂，都是异端学说。公孙龙的坚白之辩悖谬得更厉害。假使他果真曾受业于孔子，又果真活到两百岁不死，那么孔子复生，也应当免不了击鼓声讨他，何况还可以推尊他为传道者呢？庄周说：“桓团、公孙龙，是辩士一类，能够在口头上胜过别人，却不能使人心服。”那么公孙龙只不过是辩士，当时没有人说他懂得道，他自己也未曾以道自夸。因此我认为，春秋战国六国之间，应当有两个公孙龙，绝不是同一个人。所谓传道之说，是吴中那些肆无忌惮者的言论，完全没有根据。刘歆《七略》中，《公孙龙子》十四篇列在名家之中。庄周又对惠子说：“儒、墨、杨、秉，加上您，共为五家。”有人说“秉”就是公孙龙，大概他的字是子秉，所以一并附记在这里，等待考证。说（七首） 文与也字说 同乡文子防拿着他的字“与也”来请教我，说：“这是先文肃公为我所取的字。我年少时便失学，不能完全通晓孔子和曾点的意思，希望先生为我说明，使我能够诵读先生的教诲，不忘文肃公的遗命，那就是我的幸运了。”我告诉他说：“我听说古人求学，没有别的，不过是明白性和命罢了。深刻通达性命的根本，却不被情欲嗜好的私心所扰乱，所以从自身得到的道理完整而坚定。既然完整而坚定，那么他向外物所求的必然轻淡。推而极致，他看待穷困与显达、获得与丧失、死亡与生存、荣耀与耻辱，也就和草木的花开花落、鱼鸟的飞翔游泳、烟云的卷舒、山峦川泽的流止一样，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这就是尧、舜拥有天下却不把它当作私有，仲尼的门徒粗茶淡饭、饮水，却仍然怡然自得的原因。传记说：‘乐天知命就不会忧愁。’正因为知道它，才能享受它；这是尧、舜、孔子、曾子的共同之处。那么沂水舞雩的意趣，先儒说它有尧、舜的气象，难道不确实如此吗？否则，所学没有达到，又被内在的情欲禁锢，被外在的事务纠缠，早晚慌慌张张地奔逐在荣辱得失的道路上，不知道停止；即使突然给他万钟的财富、三公的尊贵，恐怕他也不能安然承受并拥有，何况还希望他在死亡和患难中有所获得吗？” 如今您是世代显贵大家的后代，不幸遭逢兵火，多次濒临患难，但最终能够保有祖先的房屋和坟墓，穿布衣、过贫困生活二十多年，仍然怡然自得而不后悔；如果不是自身有所领悟，能够这样吗？假如您由此再用学习来充实自己，那么对于文肃公为您取字的用意，还有什么遗憾呢！”于是文子说：“说得好。”文子防本来有这样的志向，只是还没有做到，希望先生替我写下来，使我能够从容阅览，逐渐达到这种境界；那将是防更大的幸运。我无法推辞，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交给他。《改过说》（并序） 魏环极先生教我读书并改正过错，因此我写了这篇文章。

译从前圣人创作《易经》，卦爻有奇有偶，作用上表现为刚与柔；刚柔各自处在相应的位置，然后吉、亨、利、无咎、凶、厉、悔、吝等征象才产生。大概教人趋利避害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完备的了。又在《颐卦》之后系上《大过》，《颐卦》说：“山下有雷，君子因此谨慎言语，节制饮食。”圣人认为言语饮食本来只是小事，但一旦不谨慎、不节制，就必然成为大过错，所以把《大过》接在后面。孔子为《易》作《系辞》说：“颜氏的儿子，大概差不多了吧？有不善之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就没有再去做的。”知道而不去做，这就是改过的道理。我认为善于改过的人，开始于悔恨，完成于勇气。白天所做的事，夜里要思考；年轻力盛时所做的事，到了壮年老年要思考。凡是因为言语不慎、饮食不节而伤害自身、招致别人怨恨责怪的事情，不能说不多。若不是刚愎自用的人认真思考，哪里会有不悔恨的呢？然而悔恨不久，因循姑息、掩饰过错的念头又产生了；不是说姑且等到以后再说，就是说这点事情不足以连累我。等到情形严重，到了败坏名声、破坏操守也不顾惜的地步，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祸患就在于没有勇气。我曾这样比喻它：这种形势就像江河一样。当江河将要决口时，不过是一筐土、几尺堤坝，就足以维持并控制它。放弃这些不去做，洪水便会四处泛滥而没有尽头。天下人常常轻视这种情况，等到尚未决口时想去救治，却已经无可奈何；谁知道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本来就有一旦失败便无法挽回的情况呢？犯了过错而不改，和这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说：一定要趁着悔恨产生之时，以勇气承接它；这才是善于改过的人。忠恕说 孔子说：“曾参啊！我的道是用一个根本贯穿始终的。”曾子说：“是。”孔子出门后，弟子们问曾子：“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苏子说：“除了一个‘唯’字以外，口和耳都失去了作用，弟子们却还想追问它的含义；这就是像系风捕影一类的人，哪里值得把实情告诉他呢！”汪子说：“这不是子瞻的话。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怀疑曾子说了妄语，这怎么可以呢？”子思说：“天下共同遵行的道有五条，使它们得以实行的根本却只有一个。”朱子解释说，这一个就是诚罢了。古代圣贤，往小处说把道理收敛在自身的身心性命中，往大处说把它推行于天下国家，没有不以诚为根基的。只有诚才能贯通，只有贯通才能长久。曾子的学问传给子思，子思以后，孟子的所得尤其深。他说：“万物都具备在我身上，反省自身而达到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这就是“一以贯之”的意思。“努力实行恕道，求仁没有比这更近的途径。”这就是“忠恕而已矣”的意思。圣人所说的“一”，只有诚；学习者所说的“一”，只有忠恕。由忠恕达到诚，就像取得谷物后舂米、簸扬，再煮成食物；取得蚕丝后缫丝、织布，再缝制成衣服。日积月累，没有不能达到的。大概开始时靠勉强努力，最后达到自然实行，这也就是圣人的学问。所以说：“诚，是上天的道；努力做到诚，是人的道。”忠恕距离道并不远。治生说 经营家业的人，没有不把治理田亩放在首位的。他们辛勤劳作，春天播种，夏天耕作，秋天收获。正因为家中有积存的粮食，才可以拿它交换各种货物。于是金玉锦绣之类的货物，饮食器用之类的需求，以及旁及图书、彝鼎和稀有难得的玩赏之物，都可以不费力而坐享其成，因此在天下享有富家的名声。不幸如果出了不肖子弟，厌倦耕种收获的辛劳和费用，就把田亩全部卖掉，交给别人经营。即使原来有所积蓄，也已经不足以供给早晚生活、谋求衣食了，何况还想致富呢？求学也是这样。凡是《诗》《书》六艺、诸子百家，都是我用来写文章的资粮，也如同富人家的田亩。所以必须耗尽精力和心神，在其中耕耘、收获。正因为取得的多，涵养得深，就会有逐渐磨炼的益处而没有剽窃盗取的弊病，有心手相应的能力而没有前后错乱的毛病。浩荡得像驾风而行，充沛得像决开百川四渎向东流去。它表现在文章上，就是这样，那么也差不多可以说成功了。那些不能竭力求取古人的学问，却想苟且经营、迅速得到成果的人，取得的东西少，于是剽窃的弊病显现；涵养得又疏浅，于是前后错乱的毛病产生。拿这些东西向人夸耀，和不肖子弟抛弃田亩有什么不同呢？假使没有遇到旱灾、水灾、兵火之灾也就罢了，一旦遇到灾害，哪里能不立刻显出贫穷呢？《礼记》说：“不要抄袭现成的说法，不要与人雷同，一定要以古代为准则。”称说先王，如今的学者可以说是抄袭说法、与人雷同了。突然拿古代先王来告诉他们，他们难道不会惊讶怀疑、哄然大笑，把它们一概看作愚蠢迂腐吗？唉，假如我的主张既不愚蠢也不迂腐，又凭什么和当今学者有所不同呢？所以写下这些话来勉励自己。交友之道说 子夏说：“可以交往的人就同他交往，不可以交往的人就拒绝他。”子张说：“君子尊重贤者而容纳众人，赞美善人而怜悯无能者。”子张的话和子夏的话是相互补充的，并不是相互背离的。子张所说的贤者、善人，就是子夏所说的可以交往的人；他所说的众人、无能者，并不是子夏所说的不可交往者。为什么呢？众人可以容纳，不肖者也可以容纳吗？无能者可以怜悯，不善者也可以怜悯吗？君子和小人的相反，大概不只是像火与水、白与黑那样而已。君子疏淡，小人亲密；君子诚信，小人奸诈；君子神情严肃、秉性正直，带有不可侵犯的气概，而小人常常表面装作柔和，暗中施行险恶不正。两者的势态不能相合，感情也不能相通。如果果真想兼容并包，在两者之间调停，那么君子一定退却，小人一定进用；君子一定被排斥在门墙之外，小人一定在门户内受到亲近。自古以来论交友之道，从来没有把君子和小人混杂在一起，却还能彼此相处而没有隔阂的。因此，子夏、子张二人的说法，仍然不如孔子的话好。孔子说：“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友。”又说：“交友正直，交友诚信，交友博学多闻，便有益；交友谄媚逢迎，交友表面柔顺，交友巧言善辩，便有害。”

译所谓不如自己的人，并不是说他们全都不肖，大概也是众人和无能者一类罢了。尚且要告诫人不要同他们交友，更何况谄媚逢迎、柔顺奸佞的小人，难道可以同他们往来应酬，让他们参与君子的行列吗？那么《大易》所说“包容荒秽”而且能够合乎中道，又是为什么呢？答：这是圣人用来教化小人的方法；不是圣人，哪里能这样做？如果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却想实行这种做法，那么不被小人利用、反而导致国家败坏的情况，几乎没有。给两个儿子取字说 我给孩子们取名，分别从竹、草、禾三类字中取，所以长子叫筠，次子叫蘅，再次叫穗。蘅和穗都夭折了，我只剩筠这一个儿子。筠年少时多病，咯血，到三十岁病情更加严重。我又还没有孙子，正忧虑将来忽然没有人祭祀，于是日夜在家庙祈祷。就在这时，妾张氏、司马氏先后怀孕。第二年夏天，司马妾生下儿子。此前庭院里有一株紫兰，开了两朵花，有人占卜说这是生男孩的吉兆，到这时果然应验。俗话说“兰因香气而自焚”，所以给他取名征兰，字延年。大概是希望他深藏自守、喜爱自身，不向世人有所求，从而保养寿命。秋天，张氏妾也生下儿子。我又想到先大夫好学力行，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福报；他的遗泽不应当断绝，余下的福庆必定会聚集到后代身上。《诗经》说：“君子有善德，留给孙子，大家都快乐。”我曾经诵读并讲说这句话，所以给他取名有谷，字诒女。用这些来勉励他们，使他们记住前人的恩泽。我年老而且多病，而两个孩子还小，恐怕不能再看到他们长大成人了。于是写下给他们取名取字的意义，收藏起来，使两个孩子长大后看到它有所感触，并更加懂得勉励自己，这也就可以了。北城募捐棺木说 《周礼》说，墓大夫命令国中民众合葬，并掌管相关禁令。我想，做周朝百姓的人，死后应当没有不装棺、没有不埋葬的。然而又有蜡氏掌管清除暴露的尸骨，对于死在道路上的人，埋葬他们，立木牌，记下日月，把衣服和随身器物悬挂起来，以等待月令。孟春又命令掩埋暴露的骨骸和尸体。这些都是没有棺木、没有安葬的人。难道是墓大夫仍然没有尽到职守吗？还是成周时代确实没有这种不装棺、不安葬的人，而先王姑且为长远考虑，制定命令来约束下民呢？后世既没有专门的官员，又没有孟春时节的命令，于是寄身荒草、暴露在霜露中的人，遗骸全被鸢鸟蚂蚁吃尽。小的化为鬼火，大的成为厉鬼，足以破坏天地的和气，也使国家仁政受到损伤，这种情况很多。本朝沿用前明的制度，尤其重视孤苦无依者和流离失所者；又设置义冢、划拨墓地，可以说仁至义尽了。然而在北城这一小片地方，我到任还不到十天，就有报告说发现浮尸，前后共四次。于是我立下木牌，命令役夫在道路上呼喊寻找，这就是《周礼》所说设置木牌的意义。我奉巡城使者的公文，前去检验死者，看到尸骨暴露、血迹未干，守护查看又不谨慎，不禁回头怜悯他们，想给他们置办棺木，又担心以后不能继续，于是和华子缵长商议。华子便和他的朋友何子蕤音、查子王望、傅子雨臣一起捐钱相助，事情办完后，我又想把这件事推广开来。先王的政令确实完善：墓大夫来不及查问的，就由蜡氏辅助；族葬不能全部办理的，就由清除尸骨、设置木牌、掩埋骨骸和尸体等办法辅助。然而我仍然不能没有疑问：假如设置了木牌，却没有人来收殓，难道就任凭他们不装棺、不下葬吗？既然已经成为骨骸和尸体，官府才开始替他们掩埋，为什么不也给他们装棺下葬，使他们不至于成为暴露的骨骸和尸体呢？有人说：“这样做将会棺木不够、墓葬不够，你打算怎么办？”唉！以先王的仁慈圣明，加上周官的法制，尚且不能使国内所有人都没有暴露的骨骸和尸体、没有死在道路上的人；如今却想凭小小的司城之力，又没有墓大夫和蜡氏那样的专职官员，反而茫然地专门去做这种财力承担不起、责任又不紧要的事情，这固然是世俗所讥笑的，也正是仁人长者暗自痛心、为之动容的事情。只愿大家共同勉励自己罢了。《尧峰文钞》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十，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碑文（共八首） 新修至德庙碑 阊门内的至德庙，是过去修建来祭祀吴泰伯的庙宇。大概在吴越武肃王时，才开始选定土地，在这里创建。宋元祐年间，赐庙额为“至德”。崇宁改元时，诏书屡次提升吴泰伯的王爵，并以仲雍和延陵季子札配享。明洪武年间，又改称“吴泰伯之神”。历代多次修缮。进入本朝以后，更加荒废坍塌，无人治理，几乎不能遮挡风吹日晒。有关官员虽然按时前来祭祀，也只是奉行公事。国家的法令和其他事务，余下的都无暇顾及，谁能料到会这样呢？巡抚都御史汤公刚刚到任，就选定吉日拜谒庙宇，回头瞻望，徘徊不忍离去，感叹不已。于是下令拆除那些不合礼制的巫祠，拿剩余材料召集工匠重修至德庙；材料不足，就捐出若干两俸金补助；仍然不足，布政使章君又捐出若干两金钱，并派县丞涂某监督工程。总共历时三个月完工，工匠不觉得劳苦，百姓也没有感到耗费。这座殿堂的地基比从前稍微缩小，至于高大的屋宇、修长的拱梁、高耸的墙垣、华美的台阶，丹漆彩绘的绚丽以及木石的坚固美好，都有所增加。汤公于是于六月初一斋戒沐浴，率领属吏清晨赶到庙中，陈列牲畜，进献甜酒，命祝史宣读祝版，告知工程完成。当时吴地士民正和睦融洽，汤公招呼众人，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吗？当年勾吴还是荆蛮之地时，语言风俗不能通达于中原。只有我吴泰伯来到这里居住，随后用端正的衣冠和礼法来治理，于是两千多年之间，文化教化由此大为兴盛。到了后来，不幸出了要离、专诸等一类人，百姓受他们影响，崇尚意气，争斗凶狠，舞剑而轻视死亡，于是泰伯的遗风逐渐衰微。你们知道吗？”如今街市鳞次栉比，舟车纷纷往来，衣冠文采冠绝海内，这是谁的功劳，却没有人想到呢？话还没有说完，郡人汪琬正在汤公身旁，于是又向众人作揖，重申汤公的教诲说：“汤公说得确实对！但我曾听说，文是礼的外在表现，让是礼的根基。泰伯用文教治理吴国，大概确实以三次谦让为根本。古代政治教化成功时，公卿在朝廷上相互谦让，士人和平民在都邑乡里相互谦让，耕田的人互相让出田界，争讼的人互相让出田地，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孔子说：‘如果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后世礼教已经废弛，连锥子和刀子尖端那样微小的利益、尺布和一斗米那样微薄的财物，也没有不争的，于是父子互相责骂，婆媳互相争吵，兄弟互相欺凌；到了严重时，诉讼频繁发生，盗贼日益猖獗，这难道不是从不谦让开始的吗？汤公到任以来所做的事，日夜都在感化吴人。汤公任职还不到一年，已经铲除豪强，惩治贪官蠹虫，尊崇儒学，兴办学校了。只是仍然对这座庙殷切不已，难道只是说至高的德行必定应当享受百世祭祀吗？凡是想借此来劝勉吴人的缘故。如果从今以后，有人经过泰伯庙下，肃然瞻仰他的塑像，假如不能突然警醒而思考，迅速翻然悔悟，感慨而改过，不只是辜负汤公的教诲，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不是人了。琬愿意和父老乡亲共同勉励，以此倡导诸位子弟。” 众人都说好。退下以后，汤公写信送到尧峰，嘱托我记载修缮的始末。我再三推辞而未获允许，于是奉命把前面的话一并写下，回复汤公。汤公名某，字某，河南睢州人，顺治壬辰进士，由某官升任现职。章君名某，字某，顺天宛平人，由某官升任现职。按照惯例，应当附带记载。重建长洲县尊美堂碑 县衙有堂，教化政令由此发布，赋税徭役、诉讼案件也由此总理，所以一定要建成高明宏大的处所，难道只是为了装饰华美吗？是因为不这样就无法辨明等级威仪，尊重人们的瞻仰和听闻，警醒士民的心思和耳目，使他们产生敬意。长洲是我们苏州的首县，辖境数百里，承受数百万户人家，规模相当于古代的大国。当地风俗奢侈，赋税繁多，向来号称难以治理。县署的公事机构，自宋雍熙年间创建以来，县治屡次修缮又屡次毁坏，到了本朝终于全部倾圮，高大的地基和雕刻的础石埋没在瓦砾荆榛之中已经很久了。历任县令大多把这里当作旅舍，只盼着赶快离任，没有人能够彻底重新建造它。前任县令祝侯开始建造三间房屋，偶尔在那里办理政务，然而简陋低矮，风从旁边吹入，雨从上面漏下；除了几案以外，书吏、士卒和文书几乎没有容身之处，等级威仪不能辨明，瞻仰听闻不能尊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一次，某侯刚开始任政，便以清心省事向神明发誓；一年期满，政令得到信服，人民和洽，麦禾丰收，疫病不发生，士民争相说道：‘侯爷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这些小民难道能让父母官暴露在露天之下吗？为什么不赶紧筹划这件事呢？’ 于是便谋划联合全县各家有财力而又好行义举的人，各自拿出私钱帮助。工程谋划确定后，才向县侯请示；县侯又把他们的意见上报上官，上官全部听从并批准。于是选择日期、召集工匠，工程开始于某年某月某日。富人乐于捐出钱财，壮年乐于贡献力气，技艺高超的人乐于施展本领，不到一个月工程便完成，劳役没有说疲倦，资财也没有说匮乏。堂屋拓宽若干尺，增高、加深又各若干尺，完全依照旧堂地基，没有增加或减少。又使瓦沟砖石高峻整齐，灰泥涂抹坚固严密，朱漆彩绘光彩照耀；四角都符合高明宏大、国君居所的规格。教授陆子予载与县侯友善，多次叙述士民的意愿，请求我把事情始末写在石碑上。县侯也接着来信，并说：‘碑石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不能推辞。我想《周官》用六项标准考核官吏，第一项必定是廉洁，因为廉洁是根本；善、能、敬、正、法、辨，是对政事的分别考察。如果不廉洁，即使具有善良、才能等长处，也仍不足以称为循吏。从前我曾听说过县侯的品行，他从年轻时就博学而修养品行，接受委任治理县务以后，穿朴素衣服、吃简单饭食，略如普通生员；竹箱礼物不送上台阶，馈赠不收进内室，他本来就有这个根本。

译等到他驾驭书吏差役时，严厉却不苛刻；抚恤老人和幼儿时，宽厚却不松弛；侍奉乡里的大夫以及接待来往宾客时，恭敬谦逊，却不能用私情干扰他；这些都符合先王六计的遗意。因此士民爱戴他还来不及，乐于辛苦奔走，共同建成这座堂。过去鲁国人有修筑高台、翻新马厩的工程，《春秋》便讥刺他们，讥刺其不该修建却修建了；至于修建閟宫，《诗经》又因此赞美他们，赞美其应当修建而修建。不应当修建却不加讥刺，就无法表示惩戒；应当修建却不加赞美，就无法表示劝勉。那么这座堂建成，确实不能不记载。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赞美我县侯的贤能；又不只是赞美我县侯，还要用来劝勉后来接任县侯的人。我请辞以来，已经超过十五年，只是因为年老多病、懒惰废弛，从未进入县衙。将来等县侯考核政绩列为优等，希望能够进谒这座堂，俯仰之间看到它的高明宏大而叹息。贤侯政教感化的成就，即使我年老多病，也还能够采撷鲁人的颂诗，交给负责采诗的人。堂的匾额题为“尊美”，是南宋知县石珵命名的，详情记载在米友仁的文章中。县侯仍沿用这个名称。县侯名某，字某，由某官升任现职；官丞秦江涂崇焜，主簿李正晓，典史张珍，都按惯例附带记载。把捐钱的士民姓名一并刻列在碑的背面。陈文庄公祠堂碑 前明南京国子监祭酒、赠詹事的陈文庄公去世时，是崇祯七年。过了十年，他的长子济生献公把父亲所著的书进献朝廷，朝廷才追赠谥号，并追录他的一个儿子。又过一年，福王在南京即位，又准许为他修建专祠祭祀。于是济生偕同弟弟济桢，在府治卧龙街闗忠义庙的右边择地建祠。岁月久了，有司按时前往祭祀，总感叹祠堂靠近市集，狭小逼仄，不足以相称。于是商议迁到虎邱，得到几楹民居，便加以改建。门和廊庑雄壮华丽，正堂和寝堂高大宏敞。旁边设有供祭祀人员用饭的地方，厨房和浴室也有房屋；再旁边有廪和仓，凡是文庄公置办的赡养族人的义田若干顷，以及祭田若干亩，每年所得的租粮都在这里收纳支出。这里山川雄伟秀丽，林野高敞清爽，烟云、竹木幽深秀美，确实称得上是神明栖息之所，不是旧祠可以相比的。工程已经完工，次子济桢又召集族人商议说：“如今还缺少记载祭祀的碑文，没有文字可以镌刻，这不是安妥先灵、昭示子孙的做法。”于是来拜访我，请我作文。我自念是乡里的后进，没能登上文庄公的门下接受他的教诲，但年轻时曾同两位公子交游。如果能把名字列在碑末，借文庄公之名而流传不朽，本来就是我素来的愿望。因此不敢以礼节推辞。谨按刘念台、黄石斋两位先生所撰的《文庄公家传》，详细记载文庄公在熹宗末年以讲官的身份负有重望，防止逆阉魏忠贤父子冒功请求赐给铁券。文庄公应当起草诰命，魏忠贤多次派使者催促他，文庄公奋然说：“头可以砍，诰命不能起草。”因此触怒魏忠贤，魏忠贤制造孙文豸案牵连文庄公，最终削去他的官籍，让他回乡。魏忠贤多次扬言要杀文庄公，他仅仅侥幸得以免死。唉！间或看看史书所载宦官之祸，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大概还没有像汉、唐以及前明这样严重的。然而汉朝灭亡，是因为十常侍；唐朝灭亡，是因为北司。这只是宦官与士大夫为难罢了。前明却不是这样，君子和小人混杂并立于朝廷，日夜利用门户之争互相倾轧，小人于是借宦官之刀来杀害君子。这种过错在士大夫，不应全归于宦官。当时，我们吴郡受祸最惨；不幸死去的，有周忠介公、周忠毅公两位；幸而生存的，有文庄公以及文文肃公、姚文毅公三位。两位周公之死，并不是轻视生命；文庄公、文公、姚公三人的生存，也不是逃避死亡，都是天意。上天使两位周公死去，是为了彰显忠臣的气节；使文庄公、文公、姚公等贤人活下来，是为了保存直臣的志气。假如这些贤人全都死在囚禁刑具之下，那么国家就没有人了。我看那些厚着脸皮、遮遮掩掩、毫无顾忌的人，一定会不断高呼‘九千岁’，最后必然发展到受赐九锡；既然九锡还不能满足，又必然发展到劝进称帝。还有什么可畏惧顾忌而不敢做的呢？文庄公和诸位贤人能够幸存下来，对前明的宗庙社稷关系重大，不是小事。所以我说这是天意。如今回想起来，从前号称义子义孙的人，他们的威势权焰不是不盛大炽烈；但没有多久，便都归于消散泯灭。即使是卑贱的妇人和小孩，也往往拊手张口，指斥他们的姓名，把他们当作辱骂的对象。而文庄公和诸位贤人的名声却独自留存于天地之间，能使谈到他们的人长叹，使听到他们事迹的人振奋。那么君子和小人得到上天的报应，究竟谁更优胜呢？如今距离文庄公去世已经超过五十年了。四方士人百姓往来虎邱，登上他的祠堂而拜谒，瞻望他的神主，有谁会不抽泣俯仰、想见文庄公的风范声名和气节烈行，徘徊不肯离去呢？我知道一定没有这种情况。祠堂建成于康熙十九年，又过三年，我才为它作文。至于文庄公的著述，已经流行于当时；他的家世、生卒等详细情况，也已经见于刘、黄两位先生所撰的文章中，这里概不再编次。文庄公名仁锡，字明卿，世代居住在长洲；天启壬戌科进士第三名，由编修历任官职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另自号芝台，学者称为芝台先生。江南布政使司参议、分守苏松常道方公祠堂碑。

译康熙二十二年，吴中士人百姓共同向长洲、吴县两县的官员陈述说：‘已故分守苏松常道参议方公，名某，治理吴地时，勤勉履行职务，以端方廉洁率领僚属，以严厉刚毅约束胥吏，又以慈爱抚慰百姓。士人百姓都感受到他的恩惠和威严，这样已经有几年了。后来奉檄到义兴采伐木材，深入险山，冒着风雪霜寒，不幸染病去世。到现在大概已经六个寒暑了，但民间仍然像公在世时一样歌咏他、祭祀他。这正合乎古人所说死于勤事、有功于德的意义。虽然已经在学宫祭祀过他，却还不足以报答公的恩德。请允许我们择地创建专祠，或许可以借此表彰公德、安妥英灵，昭示后世。’陈述此事的人前后共有几十批。县里采纳他们的意见，逐级上报到府、布政使司，以至巡抚都御史余公。余公慎重对待祭祀典礼，又两次下令有关部门核查旧例，最后完全依照士民的请求办理。众人于是踊跃效力，相继在虎邱山麓置地，工程不等召集工匠，财物也不等募捐。不到几个月，竟然很快建成。升奉神主的那天，士民都非常和悦，俎豆已经陈设，笙歌已经奏起，众人行动庄重肃穆，仿佛方公正在堂上。事情结束后大家退下，各自在庭院廊庑间稍作休息，回头看着祭祀碑，感慨碑上不应没有文字，并且说：‘像这样，仍然不足以报答方公。’ 众人又相继到我这里，请我撰写碑文。我没有时间答应，于是方公的儿子辰又接着来请求。因为我曾经为方公写过墓志，所叙述的事迹已经很完备了。大意是说：吴地百姓自明朝末年起，偏处一隅，未受张献忠、李自成蹂躏，却连年遭遇天灾，旱灾、水灾、蝗灾、螟灾以及水灾、火灾、疾病、瘟疫等祸患从未间断。民间一片凋敝愁苦。那些做大官的人，竟不知道安定供养、慰问救助百姓，因此百姓更加困苦。只有方公端正自身、率领众人，所以能够顺应百姓的愿望，与他们一同休养生息，民众的声望全都归于方公。考察西汉的循吏，如文翁在蜀地受祭祀，召父在南阳受祭祀，以方公同他们相比，确实没有什么惭愧的。他理应在这片土地上享受祭祀。于是我作了迎神、享神、送神的歌，让春秋祭祀时歌唱，用来在幽冥中慰藉方公，也酬答士民歌咏思念他的愿望。歌词如下：山丘上有茂密的树林，森然繁盛；又有泉水，涵映着文采般的水波。神灵为何来得这样迟？让云彩作车轮，让疾风驾车而来。林泉美好啊，正是神灵栖息依凭之处；击鼓啊，吹笙啊，献上桂酒和莼羹。神灵恍惚间从天而降，停下鸾车的节拍，放下彩虹旗帜。饮食都已经飘散香气，疾风升起，云彩飞翔。为何不在这座祠堂稍稍停留？神灵离去啊，疾风飞扬。生时抚恤我们，死后又降下安康恩惠；使士女们按时得到风调雨顺。前明福建布政使司右参议范公墓碑。前明福建参议范公卸任云南官职后，退居乡里，只以文章翰墨倡导和带领后辈，享受山林泉石的乐趣，从容安适地长寿生活，前后将近三十八年。他平时尤其擅长书法，远近购买他的书法作品，即使只有一寸绢、尺幅纸，也都收藏起来视为珍玩，与华亭董文敏公齐名。大约一百多年来，吴地士大夫中以风流蕴藉著称的，首推吴文定、王文恪两公；其后由文征仲待诏继承，最后又由范公继承。等到范公去世，先贤遗留下来的风流余韵也就尽了。我未能跟随范公交游，幸而曾同他的儿子检讨君在朝廷共事；检讨君拿出他所撰写的事状，请我为范公墓道撰文，所以我敢把自己曾经听闻和谈论过的事情叙述在文章开头。按事状记载，范公名允临，字长倩，另自号长白，是宋参知政事文正公的第十七世孙。以名汝信者为曾祖，赠太仆卿；名启晔者为祖父，由进士历任官职至光禄少卿；名惟丕者，是范公的父亲。范氏先世居住在吴地支硎、天平两山之间，太仆公迁家华亭，直到范公显贵后才重新迁回故里。范公是吴人，考中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改任工部，历任员外郎、郎中，都在南京；出任云南按察司佥事，提调学政，升为福建布政使司右参议，尚未到任便归乡。范公从小才识通达敏捷，以做章句训诂之学为耻；壮年做官时，奋发想以功名报效国家。他在云南时，正逢凤克作乱，临安等十多个州县残破，突然包围防城。巡抚陈公独自器重范公，把守城之事交给他。当时将领和士卒已经列戍在外地，贼兵急攻城池，旌旗刀槊都来不及设置，守城墙的只是百姓。范公用尽各种办法抵御，经过几个昼夜，城池终于得以凭借他的努力保全。等到贼兵逃走，东川有人献上所谓凤克的首级，范公争辩说：‘这是假的。’众人不相信他。不久便在安南边界擒获了活的凤克，押送俘虏到京师，报捷文书就是范公写的。在此以前，教化三部的人互相仇杀，广南酋长侬应祖自称智高，后来显露出叛逆意图，暗中窥伺三部的空隙，秘密催促安南军队，夺取三部土地来扩充自己。安南酋长武德成的军队最强，向来轻视各部，便拥兵号称十万，攻打临安、教化八砦和三长官司，全都加以蹂躏。上级官员多次劝谕，他都不听，防城大为震动。在任的文武官员集合商议，范公直率地说：‘交趾人进入内地，势必不能长久，应当防备各部合力迅速进攻。’当时武酋已经僭越称号，各路贼帅也都擅自伪署王公，气焰非常骄横；估计各部不能突然平定，便犹豫着撤退，我军乘机追击，于是大败敌军，俘获、斩杀伪王公以下数百人。武酋因此衰败，这全是范公的谋略。幕府正要上报功劳次第，却遇到陈巡抚被逮捕，继任者嫉妒范公，于是不再记录他的功劳。等到范公调任福建，嫉妒他的人仍不罢休，又接受朝中要人的指使，终于以考功法为由判定他应当降职。于是范公归乡，在天平山南面筑室，迁家居住，每日流连饮酒吟咏，品评泉石，多次同故人及从四方到吴地来的知交往来，一同游览山水。稍有空闲，他便靠着帘阁中的几案，命人拿来笔墨挥洒书写，以应付求字者。远近来购买他书法的人很多，他最终不再把功名放在心上。东方渐渐发生战事，有人想上奏起用范公，范公竭力推辞，不肯答应。后来时论逐渐发生变化，国家政局更加败坏。朝廷中的许多贤臣接连遭受党争之祸，范公叹息说：‘我只是侥幸得以免祸，所幸不过是懂得察知事机罢了。’崇祯十四年某月某日，范公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四岁。配偶徐宜人，是太仆少卿泰时的女儿，平素擅长诗歌，和范公唱和很多。她先于范公二十四年去世，继恭人之后十六年去世。儿子一个，就是检讨君，起初名云威，后来改名必英。顺治十四年考中举人，因为召试授予现任官职，女儿两个：长女莹，嫁给编修沈某；次女瑶，嫁给国子生杨某。孙子三人，孙女五人。

译此前，文正公置办赡养族人的义田三十顷，延续到明朝中期，只剩下三分之一；又受到赋税沉重的困扰，每年收入不足以支用，几乎完全废弃。范公另外捐出肥沃田地十顷来补助收入，这才有余粮可以分给族人，这些田地最终没有废弃。范公娶徐氏以后，对徐氏尤其有恩。徐宜人没有儿子，去世后范公权宜命令从孙能先主持丧事。检讨君出生后，又恢复能先的身份，终身把他当作儿子对待。吴地人都认为这很难得。徐宜人和恭人先后主持家务，都严肃稳重而有法度，贤德大致相当。恭人独居时尤其尽力教导检讨君，所以他能够延请优秀的宾客和老师，最终成才。康熙某年某月某日，范公葬在清流山祖坟，迁徐宜人和恭人的灵柩来附葬。范公去世时，检讨君才十一岁，所以办理丧事较晚。他曾哭着对我说：‘超过时限而不安葬，春秋称为慢葬。我不是敢于怠慢，而是奉承先恭人的遗命，实在有所等待。’检讨君博雅，擅长写文章，他所撰事状中叙述范公云南事迹，雄伟华丽而典雅详实，深得司马迁、班固文章的遗意，我无法超过。于是全部沿用他的原话，略加编排，并系以铭文说：天平山高峻，万石森然。范氏先人，确实安葬在这幽静的墓地，山川灵气汇聚于此。我的范公登科名列前茅，继承家声，是人中的英杰、国家的精华。前往滇南荒远之地，掌管学政，既用文章教化，也用武力施令，功绩光耀。却遭遇深重的诬陷，公于是退去，这对国事又有什么帮助呢？公居住天平山，在这里游乐；笔墨所沾润的地方，恩泽也流及山丘沟壑。公居天平山，有书有诗；诗书的恩泽，成为留给后人的遗产。看那清流山，和天平山相近；后人思念公，而公却不能再起。高大雄伟的丰碑，竖立在墓门，铭刻这些深意，使公如同永远存在。诰赠承德郎、翰林院修撰、加一级韩府君墓碑。韩诵先君去世十九年后，他的儿子慕庐先生以殿试第一名入朝应对。殿廷又赐予第一名，四方士大夫都惊叹称异，认为这是盛大的事实，吴中此前从未有过。于是韩君生前郁结不得志的抱负，才得以在地下逐渐伸展。唉，这也真令人悲哀啊！韩君年轻时就是有名的诸生，记诵广博，写文章从来不用起草，默默喜爱深入精微的思考；等到下笔，探究幽微、剖析细节，都是别人达不到的。同党同窗的人，往往传抄诵读他的文章，惭愧自己不如他。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同辈之前，却屡次受困于省试。最后从考场出来便患病，到了第二年春天去世。临终前还口占五言古诗一首，叙述自己的志向来勉励儿子。等到慕庐先生显贵，追赠韩君翰林院修撰，配偶周氏继顾氏，均追赠安人；这样之后，韩君的遗志才略得安慰。韩君有两个弟弟，而他是庶出且年幼。他的生母陈太夫人去世时，韩君向长兄请求将她的棺柩附葬于父亲墓旁，长兄原已答应。后来棺柩已经引出，长兄又坚持不同意，于是终于不能下葬。韩君作文哭祭，文辞中深深自责，悲痛异常，听见的人没有不感到酸楚的。病情正危急时，长兄与他诀别说：‘我知道你的心愿了，今后一定按原来的约定安葬你的母亲。’韩君不能起身，仍在枕上流泪叩首致谢，但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康熙十八年，慕庐先生请假南归，才开始选择日期开穴，在灵柩处告知父亲，然后隆重安葬陈太夫人。远近身穿丧服、戴丧冠、手执绋绳送葬的有几千人；父老围观，挤满街巷，都啧啧称赞羡慕。这样以后，韩君的遗志才得到极大的安慰。所以我说：生前在地上不得志，死后在地下得以伸展，唉，这也真令人悲哀啊。诵先是他的字，名馚，另自号幼徽。他的先世从凤阳迁到长洲，有一位赠礼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名宗道的人，是韩君的高祖。曾祖世贤，是太医院医士；祖父名逢隆；父亲名治，万历年间考中举人，历任云和、黄岩两县知县，以清廉能干著称。韩君刚成年，黄岩公便在任上去世；他扶柩走了几千里，沿途所有吊唁赠送的钱物一概不接受。因为过度哀伤消瘦，后来终身患咯血病。韩君为人沉静而有见识，孝顺友爱、敦厚诚实，大概都是天性；对姐妹尤其有恩德。他有一个姐姐嫁给张氏，夫妻都去世后，他把他们留下的孤儿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此前周安人嫁来时，嫁妆丰厚；她去世后，韩君把妆奁登记封存，锁闭得十分严密，岳母年老贫困，便全部归还，说：‘这些本来就是姑母家的东西。’打开封存后，财物价值超过千金，他把它们交给岳母的亲属，因此众人都心悦诚服。吴中旧有一种重大差役，叫作首名受役，承担的人往往弄到家破人亡。韩君的田产不如长兄，但长兄替他承担了这项差役。对韩君来说，他不肯推辞，把所有财产都拿出来听从长兄安排，前后花费不可计算，家中于是极度困顿，剩下的只有几簏破书和几间旧屋而已。韩君脱身出来，带着慕庐先生在吴山中读书，吃菜羹粗饭，生活日益不能供给，却仍然萧然自得，丝毫没有遗憾。刚一卧病，他便取出长兄所征收差役费用的各种手书，以及亲友谈论韩君因差役受祸始末的话，把它们全部焚毁丢弃。随后又对慕庐先生说：‘恐怕你们将来看到这些东西，或许会说出别的话，以至于伤害我们兄弟的感情。’他的用心如此周密。享年四十岁，卒于顺治某年某月某日。两位安人都有贤德，周安人先韩君十年去世，顾安人后韩君六年去世。儿子两个，长子照早夭，次子菼，如今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就是学者所称的慕庐先生，都是周安人所生。孙子三个，孙女两个。慕庐先生安葬陈太夫人后，于是择地将韩君及两位安人安葬在吴县穹窿山南面，请我为墓道碑撰文。我在翰林院任职时，慕庐先生是后进；而我年轻时确实曾同韩君订交，因此对他的情况知道得相当深。我既深切感叹君的不遇，又庆幸先生如今大为显达，使他的亲人也得以慰藉君平素的志愿。因此写下这篇叙文，并作铭说：那高峻的山冈啊，墓旁的树木森然成林。只有您这位有德之人，幽深的墓宫安置于此。积蓄得深，封闭得久；既久且深，一旦显发便迅疾。铭文说：您的儿子已经升入 帝王的朝廷。帝王的宠爱接连增加，谁能与之相比？您的英灵荣耀了，您的志愿实现了。您啊，可以安稳地栖息在高峻山冈的根基之下了。奉直大夫、前山东按察司佥事蒋公神道碑。

译已故奉直大夫、前山东按察司佥事蒋公，名鸣玉，字楚珍。他的先祖是周公的儿子伯龄，受封于蒋；蒋国被楚国灭亡后，迁往其他地方的子孙便以国名为姓。自汉代兖州刺史蒋诩因不肯出仕新莽而闻名于世，蒋诩的孙子蒋横又因大将军征讨赤眉而受封为逡遒侯；他的儿子、婺州刺史蒋澄又被封为函乡亭侯，家族才开始居住在阳羡。唐、宋两代显贵人物接连不断，有的分迁到丹阳、金坛，所以蒋公是金坛人。曾祖某、祖某、父亲应禄，都没有出仕。蒋公在前明崇祯年间考中进士，任台州推官七年，刚刚获得行取的资格，却遇到福王在南京即位；这年秋天任兵科给事中，多次上书论说军事，正想凭功名奋发有为，明朝却很快灭亡了。清王朝军队进入江宁后，蒋公弃去官职，悄悄步行回到乡里。过了很久，经略洪文襄公推荐他参与湖南军事。顺治三年，朝廷记录他随军征讨的功劳，于是擢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分巡兖东道，驻守沂州。蒋公治学不拘泥于一家，除经史以外，诸子百家、神仙、佛教的书籍，无不广泛阅读并牢牢记诵，深入了解其中的源流和大意。他年轻时尤其擅长举子业，在科场中很有声名，旁及其他文章也都写得精美。在湖广，凡军中文书檄文的主稿，都交给蒋公撰写。他处理政务不专事苛细察验，却精明敏捷而有见识。在台州时，曾竭力抗拒上官的命令，使被诬陷为海盗而捕获的十三名平民得以活命。他多次代理各府县事务，所革除和整治的弊病不下数十条。到了沂州，则更加凭借公平宽厚赢得众人的拥戴。沂州北面连接龟防、鳬绎诸山，所管辖的地方又包括泰安，号称盗贼聚集之地。群盗盘踞在费县西山之中，声称愿意接受招抚，众人惶恐不安，无法测知他们的意图。蒋公单骑冒雪走了几十里，抵达他们的营地，告诫劝导他们。群盗环绕跪下，恭敬听命，都哭着说：“蒋使君救活了我们！”于是便依次散去。盗首蔡乃憩等人屡屡成为沂州的祸患，蒋公先后设置防务并加以招抚，降服其党徒数百人，释放被胁迫而从贼的四千多人，同时保全了无数受牵连误捕的士民。然而他治理沂州时，虽然多采用从宽或舍弃追究的办法，对驾驭军队却最为严格。自战事兴起以来，各地隶属于军籍的人大多骄横强悍，难以控制，唯独蒋公同他们约定：“不得擅自进入百姓住宅，不得抢掠子女，不得强行购买酒食。”违犯者都依法处置，因此部下肃然守法。一时士大夫争相称颂蒋公的政绩，互相以此为效法的准则，同时深深赞叹他调和宽严、处置得当。蒋公自从出仕直到任佥事，穿布衣、吃麦饭，大体都和做诸生时一样。沂州标兵按惯例有一千多两免除旷缺的银子，属吏依照旧例献给蒋公，蒋公不肯接受，说：“怎么能把官府的钱财装进私人的口袋呢？”最终竭力推辞掉了。他奉行法令，公正廉洁就是这样。此前蒋公辞去兵科给事中时，既然能够省视父亲蒋太公和母亲韩太夫人，便换穿僧服，打算终老。后来江南盗贼兴起，蒋公族中一个无赖子弟因而同盗贼勾结，把太夫人家里的财产全部抢走，还斥责蒋公是逃避官职，想要让他因此懊悔。于是蒋太公拉着蒋公哭泣并告诉他说：“你即使不愿意出仕，又把你的父母怎么办呢？”蒋公不得已，只好勉强到江宁拜见文襄公。文襄公一向听说蒋公的名声，便为他逐一陈述了情况。清朝起兵的缘故使蒋太公受到感动，蒋公才开始接受诏命。然而做官本来并不是他的志向。到兖东任职不到几个月，他就多次请求回乡奉养父母。上官坚持不准，而蒋公的长子修撰君恰好考中进士第三名，入翰林院。蒋公听到后高兴地说：“从今以后，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志愿了。”不久，他因所管属县牵连获罪，等待调任，于是便辞官回乡。这样又回去侍奉两位老人，共有数年。蒋太公已经寿终，至蒋公去世时，韩太夫人仍然身体康健，没有疾病。蒋公生性孝顺，即使病势危重，想到太夫人会为自己忧虑，仍然勉强起身前往问候她的起居。他对宗族尤其厚道，多次购买田地，用来周济其中贫困的人。顺治十一年某月某日，蒋公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五岁。他所著的诗文杂说，合编为《怡曝堂集》若干卷。妻子袁氏，是同县某公的女儿，善于侍奉公婆，抚养他的儿子，不论嫡出庶出，一律平等爱护。她早于蒋公若干年去世，享年三十九岁。儿子二人，长子超，任内翰林弘文院修撰；次子进。女儿二人。孙男孙女若干人。某月某日，夫妻合葬于县中某里某原。蒋公先因任佥事而降去一官，最后又接受了修撰君的封赠，按理应当仍然晋升为正五品的品阶。吏部误未为他晋升品阶，所以只称奉直大夫。后来这便成为惯例。铭说：蒋氏是王室后裔，孙九侯的后嗣昌盛；唐、宋之间，身着衮服、佩带黻章的显贵接连不断。蒋公承载着前代的世德，只是先遭逢时世的艰难，愿意避开弓矢；为了忠与孝，才勉强出仕。晋侯、郑公，大概可以同他相匹敌。蒋公的才华确实丰厚，只是命运对他吝啬；出仕艰难，退处容易，生命竟止于此。在越地和东鲁，人们将世世代代思念他；他优游于山林泉石之间，却没有活到高寿。他以诗书传下的恩泽，将流传久远；谁能作为它的证明？蒋公有后代可以证明。睢州节烈祠碑。睢州节烈祠在城西角，距离州治大约一里，过去因此修建祠堂来祭祀。诰赠恭人赵氏，恭人大概是 诰封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汤公，名祖契的妻子；她也是前江西分守岭北道布政使司右参政、现任翰林院侍讲斌的母亲。琬谨慎考察如下：前明崇祯年间，流贼李自成在开封、归德一带侵扰，所到之处都遭到残破，渐渐逼近睢州。恭人听说后，对家人说：“本州正处在兵乱冲要之地，很难保全。如果突然发生变故，那么我的丈夫上有老母，不能去死；我的儿子又是宗祧所系，也不能去死；我只凭一人来实行自己的志愿罢了。”她慢慢把这些话告诉中宪公，并命令斌到北郭外读书。斌依依不舍，不忍离去，她就呵斥着遣他离开。不久睢城果然陷落，她又急忙告诉中宪公，让他背着自己的婆婆许夫人逃走，而自己坐在正堂，召集家人对他们说：“我家世代是名门，决不能受辱。”于是关上门悬梁自尽，家人惊慌之中把她解救下来；她又投井，家人再次把她救出。恭人发怒，发誓说：“贼人到来而不死，就不是节烈；不在适当的时候死，也不是义。”贼人不久进入，她被刀刃环逼，仍厉声大骂不止，最终遇害。事情发生在崇祯十五年三月某日，她当时三十七岁。斌当时刚翻过城墙，号哭着寻找恭人，而恭人已经拒不屈服于贼人而死了。知道这件事的人无不叹息流泪。过了七年，到了 皇清顺治五年，河南提学佥事李公震成才发布檄文，命知州房君星晔在她故居的东面修建祠堂。每年都率领属官前往祭祀。又过了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才把事情详细具奏，上达于 朝廷，请求奉行 防旌恭人之门，按照旧例加以表彰。州中老幼听说有这道命令，

译全都欢呼奔走，到祠堂下拜迎，并且斟酒祭奠以作禀告。于是知州戴君斌回顾瞻望，徘徊叹息，认为祠地狭小低洼，不相称，不能用来盛大地彰显 皇上的恩典、激励衰败的世俗风气，于是率领州中的士大夫、汤氏宗族的长老及其子弟商议改建并迁移祠堂，这就是今天的祠堂。召集众人，筹备材料，从门前的牌坊直到前堂、后堂，旁边设置供奉祭牲的地方，厨房和沐浴之所设有房屋，收藏祭器设有库房，依次全部完工。在南面的屋檐题写“节烈”二字，栋宇幽静深邃，涂饰更加华美，打扫得清洁整齐，按时奉行祭享，用来树立旌表、安妥英灵，昭示远近，使国家以乌头绰楔褒扬大节的意旨不致遗漏，实在是盛大的典礼。只是用于陈列祭牲的碑已经砍伐备好，过了很久仍没有碑文可以刻上去以作旌表。斌与我琬一起奉诏荐举来到京师会集，斌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我。琬自认为文学才能低劣，本来一再推辞却没有得到允许，只好厚着脸皮提笔撰写碑文。我私下认为，《春秋》记载历经十二位国君，孔子书写内女的贤德、并以烈节著称的，只有宋伯姬一人而已。如今归德正是旧宋国大火遗址所在，睢州又在它的西部边境。恭人生在伯姬恪守礼法的乡土，距离伯姬的时代已经二千余年，最终仍能亲身面对刀刃，慷慨激昂而不屈服，面对屠杀毒害，甘之如饴。把恭人死于兵乱同伯姬死于火灾相类比，大概可以说虽处境不同而节义相同；按照《春秋》的旨意，她确实应当获得记载。至于恭人的其他美好德行，没有一件不可记述，详细情况都记载在吴祭酒伟业、孙征君奇逢所撰的传记中，这里概不全部抄录，只特意记述这座祠堂的始末，使之刻在碑上来劝勉后来的人。最后系以诗说：上帝降下中正之性，于是排列确定人伦常道。作为妇人，就侍奉丈夫；作为臣子，就侍奉君主。臣子尽忠，妇人守节，这两者是相同的。不被强暴所屈，不被污辱所染，这种恒常的本性因此敦厚。世道衰败，道德沦丧，如同河流溃决。有的畏惧威势，有的受利益诱惑，低头弯腰、屈膝服从，还有谁来劝导人们遵守义理？身佩官印的人尚且如此，妇女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呢？恭人的贤德，实在是女子的师表。她能孝顺，能勤劳，能使自己的仪容品德美善；只是命运不佳，偏偏遭逢时世的艰危，于是舍生赴死，终于保全了自己的归宿。呜呼！恭人永远立誓守持贞正，平日从容自若，平素的志向早已确定。呜呼！恭人蔑视凶恶的刀锋，反而奋力斥骂，气势如虹。宁可击碎我的头颅，宁可刺入我的胸膛，也不让头发肌肤受到玷污，绝不做猪狗一般的人。呜呼！恭人遗留下的英爽之气不会灭亡，每到她的忌日，阴惨的气氛便四面充塞。狂风奔驰，暴雨击打，神灵上下往来，恍惚难测；雾中的车驾、云中的旗帜，谁也无法测知。高大辉煌的门阙啊。天子为她表彰，建起深邃幽静的新祠宫；地方长官考订礼仪，春季行禴祭，秋季行尝祭。恭人的神灵降临在祭器、登豆和所荐的苹蘩之中，恭人享用祭食，赐福给您的子孙；哪里只是子孙，连全州百姓也都普遍蒙受恩惠。《尧峯文钞》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尧峯文钞》卷十一，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志铭一篇，共五首。《诰赠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宋公墓志铭》。前明崇祯十一年冬季。大清军队攻破居庸关南下，山东大为震动。当时巡抚颜继祖正率所属军队移驻德州，总监太监高起潜率军驻扎在临清、济宁一带，作为声援。济南告急，巡按御史宋公学朱恰好出巡章邱，立即策马奔驰到济南，查看城中兵力，只有土兵五百人，以及调来的莱兵七百人，便叹息说：“这里是全省防守的要地，而且还有藩王在此，守卫竟然如此单薄，我决心没有死的地方了。”前后共七次上疏请求援兵，以及分条上奏作战方略，都被搁置而没有答复；他便率兵登上城墙防守。不久，大清军队抵达城下，包围一夜后离去，宋公更加严密地修治守城器具。后来大清军队大举聚集，环绕三面扎营，修筑长围困住济南城。城中粮饷断绝，便请求德王拿出府库银钱犒赏军队，又命将士抬出佛郎机和火器攻击大清军队，包围稍稍退却，双方相持九个昼夜。守城的人脸上都生了疮，援兵最终也没有到来。第二年正月初二，天刚黎明，宋公正率领巡道官周之训以及典史田多善等人守卫东南门，众人喧哗说：“城陷了！”大清军队逼近城墙攀登而上，宋公仍跃马率领亲兵几十人沿城向西，手持白棒抵挡战斗，力尽后战死。此地在城西南门的谯楼下面。周之训也战死，田多善逃脱。那时，宋公的三个儿子都还年幼，长子德宽听到消息后，立即同叔父匍匐赶到济南，号哭着到处寻找父亲的尸体，却没有找到；又同田多善以及宋公原来所带、后来逃脱的属吏再次到城西南寻找。田多善指示宋公战死的地方，但那座楼已经被围城士兵烧毁，左右尸骸交错堆叠，全都腐烂得无法辨认，仍没有找到宋公，只得到他遗留下的一支令箭镞，后来又找到他所佩带的一枚巡按御史印而已。德宽号哭徘徊了几天，不得已便在当地取出宋公生前所穿的衣冠招魂入殓。巡抚多次上奏陈述宋公殉难的始末，并有诏令复查。此前，高起潜既不救援济南，又因为失去藩王而害怕被杀，便谋划把罪责推给宋公；朝中嫉恨宋公的党人于是诬陷他没有战死。德宽扶柩归乡，而宋公的次子德宜就是文恪公，又同叔父伏在宫阙前上书，大略说：‘臣父奉命巡察地方，本来没有兵权，然而仍慷慨承担责任，最终以死殉职。臣悲泣想到，臣父孤身遭遇危难，不像守土诸官还带有亲属可以收殓照料，以致尸体消融骨骸化尽，连棺材都无法带回。只希望上天能让臣获得君恩，使父亲在泉下稍稍增光；可是详细核查多次，至今仍缺少题奏。’ ‘臣如果隐忍不言，凭什么做人，又凭什么做儿子？’他的话极其悲痛。又有诏令下令审察议处，但议论了很久仍不能决定，给事中光时亨于是起草奏疏，竭力为宋公洗清受诬陷的情状。江南、江北在朝中的士大夫，从刑部尚书徐石麒以下，共三十四人，又向朝廷为宋公申辩。吏部左侍郎沈维炳也请求依照前巡关御史王肇坤的例子，给予宋公荫封救恤，议论仍不能决定。后来北京沦陷，福王在南京即位，才追赠宋公太常卿，荫一子入国子监。唉！宋公不过是一个瘦弱的儒生罢了，假使能够站在螭头之旁，端正笏板直言进谏，成为当世良臣，也就可以了。不幸却奔赴刀箭石块之间，内无金钱粮食的储备，外无蝼蚁般援军的帮助，还要驱使数千老弱，以空弓和空腹抵挡突然到来的锋刃，战事一旦失败，便以死继之。和晋代的卞侍中、唐代的张睢阳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可是议论的人反而在其中挑拨阻挠，赏罚毫无章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就是明朝灭亡的原因。明朝末年，那些只想保全自身、妻子儿女的臣子，望见风声便像老鼠一样逃窜，像麋鹿一样奔逃，前后相接。像宋公这样手持符节、为义而死的人，又能有几个？然而还免不了遭受这样的诬陷。从前苏文忠曾说：‘人能够胜过天，天决定了也能胜过人。’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人中的君子和小人，往往交替取得胜负，最终还没有固定的定局；但上天本来从未不作决定。那些诬陷宋公的人，是人，不是天。他最终只是在一时受到阻塞困厄，后来却得以洗雪，这就是天意所为，不是人的力量能够勉强做到的。到如今几十年间，文恪公终于享受到报偿，声名光大显赫，荣光垂耀史册，盛大的名声、丰硕的实际功业同天地日月一样长久。文恪公父子兄弟都可以没有遗憾，也不能再说这是宋公的不幸了。宋公名某，字用晦，世代居住在苏州长洲。曾祖某，历任南京刑部郎中；祖父某，是国子生；父亲某，是县学生。公为诸生时，有长者称许他，因为熟习《小戴礼》而知名。崇祯四年考中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管理宝源局。一年多所得的利息若干，全都归入官府，不私自取一文钱。著书名为《司铸政略》。遭逢父丧，服丧期满后，补任礼部主事，改任云南道监察御史，弹劾杨嗣昌、田维嘉、唐世济、史▯、袁鲸五人，侃侃直言而不阿附。因此被党人嫉恨，后来又因他的父亲同文恪公显贵。诰赠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宋公的夫人王氏在宋公去世后，教导督促三个儿子，他们都很有名声。长子德宽，改名宓，康熙丁巳科举人；次子德宜，幼年奉宋公遗命过继给伯父，顺治乙未科进士，屡次升迁至光禄大夫，爵位至太子太傅，官职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恪，他的事迹详细载于国史；次子德宏，顺治辛卯科举人。女儿嫁给某某。孙子孙女若干人，曾孙子曾孙女若干人。王夫人在宋公去世若干年后去世。宋公下葬时，文恪公兄弟都已经去世，孤孙某等在康熙二十七年某月某日择地，将宋公灵柩同夫人合葬，地点在陈公乡金泾堰的原野。文恪公来拜访，请求我撰写墓志。我同文恪公是同年进士，又曾承蒙他的推荐，曾在史馆答应编纂宋公的事迹作传，却没有完成。因此即使文恪公已经去世，我也不敢忘记从前的诺言；在记述宋公大略之后，又仿照《大招》的文辞来招魂。歌词如下：

译公啊，回来吧，不要呼喊天门的守卫。白云茫茫，无法攀援。公啊，回来吧，不要滞留在异乡。历经山川跋涉，苦于长途奔波。那些猫头鹰和狐狸，任意摇动嘴吻；发出伊优啁啾之声，却丝毫不能损害您。虹彩的旌旗、霓色的车驾，返回到这佳城。湖水曲折回旋，墓地树木有千章。丰碑和巨大的碑座高高耸立，巍峨入云。碑上有兽有人，雕琢得精巧。公啊，回来吧，在这丘墓中快乐吧。这里既坚固又安稳，何不来游息？回来吧，回来吧，显现灵异。愿您的子孙繁盛昌大。铺陈文辞刻在石上，长久而且坚固。石头尚且可以磨损，铭词却不可削改。中大夫、湖广湖南粮储道、布政使司参政秦公墓志铭。在这以前，顺治十有二年，国家 临轩策试士人的典礼，已经举行五次了。公以策试第一名的身份，声誉大为传播。京城中的士子们相互传抄购买他的文章，于是 世祖章皇帝正留心文学，急忙命人取来公的试卷进呈御览，称赞了好几次。随后在朝廷发下策试名次，把公列为第三名。他对内院读卷官说：“你们知道这份试卷是谁的吗？”读卷官叩头谢罪，说不知道。世祖说：“这一定是秦某的。我从他的书法上认出他来了。”等拆开试卷，果然如此。世祖非常高兴。召见于南海子，赐给他袍服，待遇等同于第一名，这大概是特殊的恩典。授任内翰林国史院编修。过了四年，天子从词臣中选取才学著名的人，让他们到外地熟习民政，以等待将来重用。一共选得数人，公也在其中。于是转任广东参议，分守雷州道；升任浙江杭严道兵备副使；又升任陕西榆林道参政；擢升为江西按察使。过了两年，因为误将应当定罪的人释放而被降职调任，适逢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起用补任长芦盐运使；升任湖南粮储道参政。官缺裁撤后，等待补缺，于是再也没有出仕。那是康熙二十有一年。公当时六十有二岁了。当初和公一同外调任职的人，后来有的又被召回任用，接连做到大官，唯独公在外任官员中沉浮，终于坎坷一生。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人，没有不替公惋惜的。公却不以此计较。归来六年后去世。几个遗孤选择归山的墓道安葬他，拿着公的族孙对岩先生所撰写的行状来请我作铭。按行状记载，秦氏本是宋代龙图阁直学士秦观的后代，他的儿子开始迁居常州。十世孙又迁到常州的无锡，所以公是无锡人。明朝正德、嘉靖年间，有一位名金的人，官至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书，死后追赠少保，谥号端敏。他生有姚安知府秦汴，秦汴生县学生秦楷，秦楷生汤溪知县秦延默，秦延默生长洲县学生秦重采。两代人都因公的显贵而受到封赠。诰命赠予中大夫、长芦运使的，就是公的祖父和父亲。公名某，字某。生来气度深沉庄重，刚开始就外傅学习，便稳重得像成年人。凡是显贵公卿和年长有德者见到他，立即推许为国家栋梁。他在顺治五年乡试中举，过了七年考中进士。为人少言少笑，同人整天应酬答对，说的话一一都能数清。有时遇到诉讼纷乱，他总是不动声色，一句话便裁断平息。性情温和厚道，没有界限和架子，即使小吏、贱役也不轻易责骂呵斥。至于事情关系名教和重大利害的，必定侃侃而谈，坚持自己的论断，不得到恰当处理便不停止。因此虽然以词臣起家，却尤其熟悉吏治。所到之处不追求显赫名声，常叹道：“喜欢名声的祸害胜过喜欢财利。”大概他的治理有法度，基本情形就是这样。雷州遭逢兵乱，残破凋敝，靖南王每年拨发千金购买豆子运来缴纳，费用繁多，雷州百姓以此为苦。公竭力向王上奏，请求免除。沿海盗贼王占三占据海东，王之翰占据海西，名义上相互声援，实际上彼此猜忌。公探知其中实情，亲笔写信反复晓谕王占三。王占三受到感化醒悟，于是接受计策派人谋取王之翰。盗贼于是惊慌逃遁。商船误入海港，水师官将诬称是盗贼，多次邀请公前往察看。公查明实情，最终也不前往。商人因此得以保全。浙江境内有无为邪教，牵连愚民数百人。公问告发者：“什么叫邪教？”那人说：“不吃肉、不饮酒。”公便命人送上酒杯和肉片，让他们饮食完毕后立即把他们遣散。大帅率军经过杭州，索要女妓一千人。有司把这件事报告给公。公说：“杭州城哪里能有一千名妓女？即使有，也不能交给他。”于是带领属吏前往拜见，向大帅讲明大义，大帅才停止。公驻守榆林道神木县，所辖黄甫川一带有茶税、烟税两项，百姓无法供纳。公竭力向上官请求，乞求暂免这些税额而且不可再征；又请求同镇将商议，借用羢市的盈余来补足税收缺额，百姓的困苦才开始缓解。城外是蒙古部落驻牧之地，他们与百姓通商，稍有不公平便互相争斗。公尽心辨明双方曲直，部落人都感到悦服。他曾出外观看集市，部落人争着献上潼酪。公把一器饮尽。到他离任时，许多人哭着送行。江西进贤县追捕叛人江德八没有抓到，他的族人中有个叫国八的人，名字相近。县令把他抓来，认为已经捕获了叛人。国八经不起拷打，自诬认罪。公察知他的冤屈，向上官说明，奏请释放他。后来终于抓到了江德八。奸魁萧赞元用伪造的文书诱骗他人，事情败露后逃走，牵连染指了数百人。公晓谕他们，命令他们擒获萧赞元来赎罪。由此所有人都得以免罪。任按察使两年，保全救活的人很多。防务中有奸民冒充旗兵，乘船经过村落聚居处，抢取人财。新例规定诈取财物与盗窃同罪，船夫徐旵实际上并未得财，公依据法律免除其死罪，却最终被判定为误放罪犯，于是被降职离任。公的资质聪敏果断，长于揭发奸弊，迎面来见便能立即解决问题，许多惯于作奸犯科的老吏都不敢从中上下其手。两浙的案牍堆积如山，公亲手审定判词草稿，所援引的法律和判例一一精密，而且全用楷书书写，没有行书草书。对岩先生去见公时，总是互相慰藉，公笑着说：“我只担心心力还没有用尽，不知不觉便不觉得劳累。”因此江西人都称道他的公平允当。长芦盐政大坏，私盐贩卖日益滋长，而各盐商习惯于豪奢，渐渐陷于贫困，盐运使又把商人当作自己的钱袋，官体也更加卑下。公任职时奉守法令，丝毫不受阻挠，于是盐商才开始凛然听命。户部商议增加引目，公写信给主管此事的人，以竭泽焚林作比喻，读到的人都感叹佩服。既然没有来得及得到大用，他所施展的才干还没有充分发挥；凡是在吏治方面表现出来的，大致都如此。公侍奉父亲运使公严谨恭敬，父亲已经显贵，仍然整天站着侍奉，一刻也不休息。迎接父亲到江西官署奉养，父亲患病后，他几十天衣不解带；他本来体格肥硕，居父丧后竟瘦得只剩骨头。

译他抚养几个弟弟和弟弟的儿子，尤其友爱，彼此没有隔阂。借钱给亲戚朋友，对待他们如同故人，恩情心意十分周到。同县侍读诸公因事受到牵连时，公当时任编修，竭力资助他的两个女儿回归故里。卫经历陈君死于任所，公亲自料理他的丧事，使灵柩归还。陈君有个小儿子尚未婚娶，公又资助他，使他能够娶妻。任官时廉洁谨慎，自守甚严，馈赠的财物一概拒绝入门。他升任榆林时，贫穷得不能置办车马，便独自一人上路。长芦有位东光县令被流言中伤，几乎获罪，公立即设法救出他。县令带着礼物求见，公严厉拒绝说：“我保全的是贤能的县令，并不是为了让你家的孩子得到私恩。”知情的人都为此叹息。平日不蓄养妾媵，没有声色享乐的爱好。晚年修筑几间房屋，在庭院中杂种花木竹子，常常独自住在其中，书卷散乱，席上积满灰尘。傍晚只有一盏灯荧荧地亮着，仿佛一个老书生。每逢岁时伏腊，常和亲友相聚饮酒，彼此敞开心怀，欢欣自得。他读书过目不忘，写古文辞藻典雅，诗尤其婉约秀丽，屡有佳作。御试时他必定名列前茅，却谦逊自守，不以文章自我标榜，所以死后他的稿本散失了很多。对岩说，公和名流作长篇诗时，即使是险韵也不用刻意经营，自然清丽华美，满座的人都为之倾倒。可惜我没有来得及亲眼见到。公死于康熙二十有六年某月某日，次年某月某日下葬，享年六十有七岁。配偶吴淑人，儿子三人：长子汝泌，岁贡生，任铜陵县学教谕；次子汝沆，国子生；三子学源，长洲县学增广生。女儿三人：嫁给诸生殷沆，即无为州学训导；顾嗣和，诸生；刘学洙。又抚养侄女一人，嫁给国子生吴汉宗。孙子六人，孙女十二人，曾孙男女六人，详细情况都载在对岩先生所撰的行状中。对岩与公同年考中进士，又同在翰林任官，他的文章声望远在琬之上。他所叙述的公的事迹和品行都精确可信，所以琬仍采用他的说法，稍作删削编次，写成墓志，并作铭说：秦氏最初兴盛，根源在淮海之间，处在晁氏、张氏之间，才学充沛。秦氏再次兴盛，端敏公实在贤能，两朝声望隆重，史册上光彩显著。公和族孙共同光大先人的事业，在内翰林院中升沉进退，声誉相当。天子眷顾公，让他辅佐外台，并不是要疏远和推弃他，而是要使公的才干在地方上得到充分发挥；他一出任地方官便再没有被召回，这能怪谁呢？他竭力为吏民效劳，有所作为又有所守持，暂时受挫却获得了信任，本来应当期待他成为宰辅，却拂衣归隐，难道只是因为他能预知时势吗？公虽然已经去世，美好的声名却长久流传；君子的恩泽，世世代代不朽。只有这归山墓地，坟旁树木有千章；愿您的子孙繁盛昌大，兴旺发达。特进光禄大夫、提督陕西、统辖汉兵、兼管乌珍、超哈、谙班章京、世袭一等阿斯罕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李公墓志铭。李氏一族的世业，起家于辽东。其中有宁远伯李成梁，在前明神宗时统领北疆军队，曾经拓地数百里。他有个儿子李如松，又继起成为大帅，西面平定巴拜，东面援助朝鲜，前后事迹都详细载在旧史中。这两个人既都是名将，他们的子弟往来军中，也各自凭武勇奋发。因此近代推举世代将门之家，必定说辽东李氏。公就是宁远伯的四从孙，生来相貌奇异俊秀，洒脱而有才干。二十四岁时，前往抚顺外家游历，适逢我 太祖的军队攻破抚顺，公被俘送到费阿喇地方，于是隶属于正黄旗。过了很久，又攻破铁岭卫；铁岭四郊都是无人管辖的空地，公招集辽东遗民，使他们各自恢复旧业。太祖认为公的才干非凡，授予他拜塔拉布哷哈番的爵位；又因擒获间谍有功，晋升为三等阿达哈哈番。我军进入大安口时，公跟随军队攻下遵化。太宗随即命公据守那里。不久，永平、滦州、迁安都归附我方。四城彼此形成犄角，互相声援，和明军相持了数月。天聪三年春，明军准备谋求恢复失地，以全军压向滦州，另派谢尚政等将领攻打公所守之城，以牵制我军。我军日夜集中炮箭逼近城池，公打开城门奋力作战，三次击退敌军。最后永平、滦州、迁安各城的将士都防备我军向东撤退，而公城中的火药也终于被焚烧。众人喧乱，想要溃散，公立即向众人喊道：“你们若移动一步，就在这里全部被歼灭，不能有一匹马、一只车轮返回！为什么不听从我的计策？”众人都肃然接受命令。公慢慢结成阵势，带着四名投降的明军官员行进，亲自断后。出关以后，没有一人一马损失。又在次榆沱交战，斩首十一人，缴获船五艘。炮弹打伤公的下颌，他却不为所动。因功晋升为一等阿达哈哈番，不久又…… 命公代理礼部左侍郎事务。当时每旗由乌珍、超哈二人管理各座堡寨，还没有设置牛录、甲喇、章京。公所管辖的有沙河堡、燕郎寨，遇到年成饥荒，公设法赈济，增加的壮丁达到原来的数倍；任满七年接受考核。太宗对此深深嘉奖赞叹。赐给公玄狐裘一件，晋升为三等阿斯罕尼哈番，不久又…… 命他镇守盖州。世祖进入北京，公跟随他。豫王攻下潼关，公又跟随攻打扬州，攻破扬州，招抚江北，共得到十个州县。等到回来，特地 命公提督陕西全省汉兵，兼管四旗的乌珍、超哈、谙班、章京。自顺治七年以来，天子多次举行各种重大礼仪；既已郊祀，太祖再次上尊号，

译昭圣皇太后尊号，推恩于旧臣，晋升公为二等阿斯罕尼哈番，接着又晋升为一等阿斯罕尼哈番，后来又加授一拖沙喇哈番，都准许世袭。公任陕西官八年后请求退休归乡，归乡四年后去世，享年六十有三岁。陕西自李自成之乱以来，创伤还没有恢复，各路劫掠的首领正群聚蜂起。公一贯推心置腹地任用人，陕西人都悦服。公又因为部下没有战士，几次拿出钱财招募，不到三个月便得到士卒四千人。每逢岁时，杀牛买酒犒赏不断；但只要有人犯法，便立即按军法审治，因此将领官吏争相效死尽力。各劫帅中，以北山郭君、振耀州黄骑虎、府谷王永强最为凶猛，公临机处置予以剿灭，于是他们相继被擒，又迅速解散其余党羽。三秦这才大为安定，直到今天士民还歌颂他，相继立碑来表达对他的怀念。唉！我国开创基业于东海，统一占有四方，所谓勇猛之士、不怀二心之臣，群集而森然排列；而公却从平民起家，取得辅佐开国的地位，最终与宁远伯的威名风采隔世相望。三十多年间，共七次改换官阶，三次获得世袭爵位，功绩载入档子【本朝用五六寸长的薄板，在上面写满文字来代替簿籍，每几片便用牛皮贯穿，称为档子】，传播于诰命制书之中，这和古人所获赐的丹书铁券有什么不同呢？朝廷中的士大夫，素来了解公的人，争相把他同唐代的英、卫两位公相比；让我综合考核他的始末，恐怕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二年，宫保公择定六月某日，把公葬在完县檀山的原野，亲自拿着他的行状来请我作铭。我按行状记载，公名思忠，字葵阳，祖先是朝鲜人，明永乐年间迁到辽东，于是成为铁岭卫人。曾祖润祖成功，追赠某官。父亲如梴，追赠某官。夫人姓佟。儿子六人：长子荣祖，任参领、工部郎中，娶宗室布延图贝勒之女；次子就是宫保公荫祖，任湖广总督、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级，娶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镶红旗都统祝公世荫之女；继娶宗室内大臣色勒的孙女；次子显祖，任随征江南左路总兵官、都督同知，世袭一等阿斯罕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娶内大臣伯穆赫伦之女；继娶巴雅喇参领吴尔恪海之女；次子耀祖，任佐领、刑部员外郎，娶大学士鲍公承先之女，以上诸子都是佟夫人所生。次子似祖、续祖尚且年幼，是侧室赵氏所生。女儿三人：长女嫁参领佟国玺，次女嫁伯都统石公廷柱的某个儿子，均为佟夫人所生；三女嫁浙江都司金公国鼎的某个儿子，是赵氏所生。孙子孙女共十一人。铭说：陇西世族，在秦地显著闻名。猿臂善射，到了汉代却未能振兴。英公、卫公威武勇猛，攀附帝王而显贵。阴山显扬武功，平壤刻石记功；又有宁远伯，这就是公的先代功烈，名声盛于三韩。左手执法，右手执钺，正是公。继承先人事业，逢时奋发建功，披甲骑马，驰骋疆场。文皇 章皇帝称赞你的功绩，把你的画像绘于台阁，功劳书写在史册。西土的遗民盼望公，如同盼望一年四季的时序。公屡次前往巡视，恩惠和威严并用；险阻荒芜之地，既开辟又铲除。公说：“凯旋归来，奏报胜利，举行饮至礼。”显赫的我公，永远成为前人的光辉。活着是国家的屏障，死后配享明堂。世代功勋和旧德，实在难以忘记。后代继承这些事业，时间越久越加昌盛。资政大夫、世袭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驻防京口协领、加二级祖公墓志铭。祖氏从我朝 太宗时期，知道天意正受到眷顾，本朝率先归附；以及 世祖定鼎之后，各旗所称的开国辅佐 天命之臣，大约有数十数百人，而祖氏最为显著。他的子孙官服相承，世代接连显达，凡是奉朝请、任官职的很多。有的凭文学著名，有的以武功显赫；这些人大多是雄健磊落、卓异不群的人才，并不只是依靠世族大姓和豪门巨室的身份而傲视天下。而我们府君又是其中最杰出的。府君任职京口三十年，从容坐镇，往往有风流高雅、朴素清正的风范，具有汉代祭遵、晋代杜预的遗风，很快便受到士大夫推重。然而他的志向锐利，想以功名报 国。曾经见到弟弟蕴玉公调任荆湘援军，慨然对宾客说：“我们祖孙父子兄弟，世代承受特殊恩宠，即使捐躯碎身，也是本分所应当的。只是唯独不能亲身参加军队，贡献冲锋陷阵、夺旗杀敌的力量，来报答它吗？” 历代朝廷的深厚恩典，为什么却常常使他在半夜徘徊叹息？身边的人听见，也无不感动。然而他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官职只做到协领，寿命也只到下寿，这又是多么命运乖舛、不得际遇啊！可悲！府君名光玺，字白玉。先世有东晋豫州刺史祖逖，是东晋中兴名臣；他的另一支世代居住在宁远。曾王父某某，官至王父某，开始隶属正白旗，累积功劳至世袭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父亲某，也世袭拜塔拉布哷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追赠至资政大夫。府君是长子。自幼聪颖敏捷，刚从外傅就学，便端坐读书，能够默记并背诵。由官学生选授阜平知县，年纪还未到弱冠，政绩已流传远近。等到祖父告老，他作为嫡孙离职承袭世爵，这并不是他的志愿。顺治十一年，于是凭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的身份补授佐领，跟随征讨湖广，多次提出机宜来辅助军政，军中都器重他。过了五年补任参领，辅佐大将军率领禁军驻防京口。又过了十一年升任协领，接着又因为

译恩典晋阶为资政大夫。康熙二十七年某月某日因病死于任所，从他出生的天聪三年某月某日算起，享年六十岁。配陈夫人，是礼部侍郎阿斯罕尼哈番某公的孙女、阿达哈哈番某公的女儿。儿子维耀，候选知县；孙子三人：秉衡、秉圭、士元，都还年幼。孙女二人，一人尚未出嫁，一人嫁候选知县罗万象。府君才高识明，尤其长于处理复杂事务。阜平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又处在南北交通要道，四方事务繁多，奉命往来的官员日夜交错不绝。府君入内查看文书，出外治理供应使者的厨传事务，都处理得从容自如。一切老奸巨猾、积习已久的奸吏，都束手不敢作奸；那些凶恶的少年也收敛行迹逃走。那时姜瓖之乱刚刚平定，余党还在京畿附近潜伏，乘机偷袭，县中百姓屡受其害。府君听到警报，立即率领土兵奋身迎击；曾有家丁阵亡，随从众人喧嚷着想退。府君径直呵斥骑兵向前搏击贼军，毫不动摇。贼人因此畏惧府君威名，互相告诫不要侵犯。阜平县全境于是得以安定。吴三桂叛乱时，府君以协领身份统率江南所造战舰，前往支援荆湘。当时战事兴起，江湖间盗贼很多，大多聚集数百上千人，和吴三桂相互呼应。府君行军经过湖口时，盗贼正在肆意焚烧劫掠，势力非常嚣张，官兵没有人敢去过问。有人劝府君暂且停留，府君奋然说：“我虽然没有负责征讨的职责，但没有一件不是王事。先前因为不能身在军中而遗憾，如今见到贼人却不攻击，能说是忠吗？”于是急忙指挥部下列阵防守前进，炮声大震，继而鼓声呐喊，湖水仿佛都沸腾了，盗贼于是惊骇逃走。众人佩服府君的胆略。驻防空闲时，他留心文墨，每当评论古人成败得失，就像亲身处在当时一样。他喜欢结交招纳知名人士，偶尔遇到风和日丽的美好天气，必定带着宾客随从到山水间游览，猎取鲜肉、滤酒痛饮，谈笑不知疲倦，俨然是一个儒生。听到叛藩变乱的消息，他常常怒目张视、拍击几案，义愤流露在神色言辞中。统率军队严明而又有恩惠，告诫训导强悍骄横者，抚恤安慰老弱之人，三十年间，士民几乎不知道有军队存在。京口处在江海之间，素来是东南要地；自从驻防以来，屏障保护三吴，使海中的逃亡盗贼不敢蹂躏内地。这固然是大将军的功劳，府君也参与其中并有劳绩。平日里他尤其以孝友著名。有同胞幼弟深受父亲疼爱，后来弟弟病重将死，府君害怕伤了父亲的心，早晚向上天祈求，愿意用自己的儿子代替弟弟去死。弟弟夭亡后，他就在内室痛哭，挥手告诫家人，千万不要让父亲知道。蕴玉公与府君同时防守京口，兄弟在一地同任官职，恩情更加深厚。蕴玉公调往荆湘的八年间，府君负责筹办鞍骑、铠甲兵仗、粮食和日常用品，运送供给没有一个月中断。平日把侄子看作儿子，把家中上下亲疏各色人等共数千人都视如骨肉，一向不计较生产财利，却喜欢周济别人的急难。凡来求助的人，他从未借口有无来推辞，也从未要求回报。因此交游亲友宗族，全都把府君当作归依，即使倾尽钱囊、倒空箱箧也不顾惜。唉，实在可以称得上贤德了。府君安葬的日期已经确定，他的遗孤介和他的朋友宋子声前来请求我作铭。我与祖氏有世交之谊，而府君又对吴地有很大功绩，所以不敢以年老推辞。墓在某县某乡某山的原野。铭说：历代圣主兴起，开基于辽海，直到 章皇帝像闪电一样扫除敌氛，英杰挺然而生，祖氏有开国大功。有人勇武强健，是国家的虎臣。公正像他们，能够继承前人的功烈。文才武略兼备，卓然是人中豪杰。您的祖父和父亲，蒙受 皇帝的深恩，让您承袭爵位，以此勉励您的自身。说到笃厚不忘，忠诚和孝道正是如此。治理百姓、统领军队，前人已有光辉。来到南徐镇守，屹然如长城。穿轻裘、系宽带，以儒将著称。不只是才能优异，道德也确实超过常人。善德积累于家族，绵延的福庆可以期待。命运究竟为何如此？官位和寿命都受到阻厄，但铭诗足以尽述公的贤德。布政使司参政邱公墓志铭。山阳邱氏有一位布政使司参政、晋封中大夫的德峻府君，过去因年高德重、声望深厚而闻名于当时。他生有九个儿子，其中次子寺副先生和他的弟弟检讨君尤其知名。曾经刊行他们的诗、歌和古文，流传远近，早已受到四方士大夫的推重敬服。寺副与我同年考中进士，后来检讨又和我一同因荐举进入史馆。此后我前后跟随他们兄弟任职多年，诗酒往来，相处十分欢快，只是没能到府君床前拜见，尽一尽子弟之谊，以此为遗憾。康熙二十四年，我已经居乡，府君恰好八十岁，寺副先生写信托我为他作寿序，我因病未能写成。第二年秋天，府君突然去世，寺副身穿丧服登门，又托我写墓志，我于是再不敢推辞。又过了一年，他来催促墓志说：“下葬日期已经到了。”我便整理他的世系、官爵、事迹以及生卒、子女始末，写成墓志并作铭。按行状记载，府君名俊孙，字吁之，德峻是他的号。曾祖璪，祖父嵩，世代都有隐德。父亲廪，因府君显贵，屡次追赠至朝议大夫。府君考中崇祯癸未科进士，第二年授户部主事，兼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督理四镇军饷。王师攻下江南时，六合知县曾某因违法被杀，人们怀疑当地百姓将要叛乱，准备派兵屠杀他们。适逢有人推荐公的才干，便让他率领游击王某前往。府君料定六合百姓必定没有其他企图，于是把军队驻扎在十里之外，单骑来到城下，抚慰晓谕百姓。父老都感动流泪，出城迎接；没有杀一人便返回。不久巡视浒墅关，第二年主管后湖图籍，过了两年到京师，改任刑部历官郎中，因恩典加一级，荫一子入监读书；出任汉阳府知府，因积谷有方，实授加一级，特擢为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分守冀宁道，这不是旧例。由此被忌妒他的人中伤，罗织事情诬告弹劾。府君听说后，当天就弃官回乡。在乡居住三十多年，病将危重时，屏退医药，不许几个儿子长跪请求。府君笑说：“我的命悬在上天手中，药能有什么作用？”直到临终，精神仍然没有紊乱。生于前明万历丙午年八月初二日，卒于康熙丙寅年十月初六日，享年八十有一岁。历任官职十五年，所到之处都留下仁爱恩惠，尤其长于审理诉讼。有时案件尚未判决，他便端坐在公堂上，必定等事情办完才起身。

译凡是所属县邑把案件上报的，他立即判决发遣，因此旅舍中寂静无声，没有滞留的诉讼当事人。审讯时的话全由他口述，判词亲手书写，不借助众吏。即使是老奸巨猾、积习已久的吏员，也只是战战兢兢奉行，不敢有违法曲解文书、把诉讼当作交易的人。他在六合任职时，前任知县有个妻子被关在狱中，妻子怀孕将要生产，府君怜悯她，向大将军说明，极力说她无罪；刚出狱，这妇人便生下一个男孩，听说的人无不传颂叹息。在汉阳任职时，刚到任便向城隍神发誓说：“我如果处理事务不明，神就帮助我纠正；如果不公，神就惩罚我。”楚地风俗喜好鬼神、相信祥异，府君下令普遍毁掉各处淫祠，只修葺大禹庙和后稷庙来给百姓看。每当审讯双方，他总是为他们讲明道理，常常使他们悔悟流泪，叩头后自行解散。此后若有人因愤怒争执想要打官司，父老便劝止说：“为什么要拿小事再三烦扰我们的使君？”有一件疑难案件十年没有判决，府君向城隍神询问，夜里审查，双方各自的曲折和隐情都吻合；但府君发现此事关系闺门私事，审查完毕，立即拿蜡烛把卷宗在神前烧掉。明白的人知道这是积阴德。为人刚正爽直，不畏惧强权。西南用兵时，往来换防的军队使道路骚扰不安，百姓疲于奔命。府君负责调发供应，即使一捆柴草、一斗豆子也都有定额，绝不允许以私情干预，因此军民都畏服。各位上官额外索取的财物，一概不接受。有人派吏员来索要藤床，府君把吏员带入卧室，给他看自己睡的地方，床榻只有木板覆盖。吏员大惊，急忙跑回去，把情况全部报告上官，上官才惭愧服气。百姓有冤屈和疾苦，他一定竭力向上官请求，不被采纳就不停止。有人因此劝诫府君，府君叹道：“百姓已经不能承受这样的命令了，我怎么能迎合他人的喜怒呢？”所以府君归乡时，汉阳百姓哭着送行，送出一百多里才停下。晚年闭门读书，不再有求取功名的念头，地方长官都不认识他的面貌。他偶尔穿青鞋布袜出游在田间小路，府君自己不知道他是显贵的人，百姓也不再知道府君曾是荐绅先生。他一向喜欢周济别人的急难，各位故人子弟来问候馈赠，几乎没有一天空缺。他的友爱大概出于天性，创建宗祠，每年年初聚集拜祭，春秋聚集祭祀。其中有败坏名节的人，便用夏楚责罚；有贫困不能婚嫁的人，或逢岁时伏腊不能自给的人，便按情况给予钱粮。他平素的行为就是这样，确实可以称为年高德重、声望深厚的人。配张氏，屡次封为淑人。她先于府君十六年去世，葬在三里塘的新墓道。长子象观，次子象恒，都是诸生，早逝。象升，顺治乙未进士，大理寺寺副，前翰林院侍讲。象随，岁贡生。参加御试博学宏词的翰林院检讨象益、诸生，都是张淑人所生。象艮为岁贡生，候补训导的长庚早夭；同升、如升，都是国学生，候补序班，均为侧室管氏所生。长女嫁贡生王家植，次女嫁贡生刘芳誉。翰林院侍读乔莱、候补理问尚玉弼、荫生王裕德，都是张淑人所生。次女嫁国学生杜象昭；诸生乔荩、潘阀盛；国学生陈模；沈洢年幼；许配给诸生杨斐蒨的女儿，都是管氏所生。孙子八人，孙女十人，曾孙一人。几个遗孤择定康熙二十六年某月某日启葬府君，张淑人开墓合葬，这是礼制。唉，以府君这样的为人，本来应当享有长寿；只是他任官 在兴朝内外升迁辗转，已经积累了多年，却最终没有充分施展他的才略。所谓自身积德、把报偿交给上天，就像符契相合一样，究竟在哪里体现呢？我不能不把府君的后代昌盛，深深寄望于寺副、检讨以及他们的子弟。铭说：淮地也是楚地所仰望的地方，和江、汉相连。卓越的府君，是淮人所共同尊崇的人。学业成就丰硕，才智敏捷雄健。献身于 本朝，谈论建立功业，追风逐云，譬如骐骥和騄马，距离天只有五尺，哪里会难到一跃便抵达？入朝居郎署，出外任民牧，虽说事务盘根错节，却未能舒展骏马的足力；中途忽然跌倒，命运多么困顿啊！收刀入鞘，安然自守，真是通达！府君有诗有书，用来勉励后代。石渠阁、东观等处，后代相继高飞。享高寿而善终，美好的声名永远流传。街巷为之停留相送，士人都执着马缰。人定胜天，这句话确实可信。光大他的遗业，后来者都奋发有为。《尧峰文钞》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十二，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墓志铭二【共五首】。前明吏部验封司郎中曹公墓志铭》。顺治初年，王师渡过长江，攻破金陵，原明朝的贤士大夫纷纷向南逃奔，往往艰难辗转于闽粤之间，想凭功名自我掩饰；然而党争门户之祸更加炽烈，上层不懂军事，下层不听命令，文臣安逸、武将嬉游，终于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这才结束。其中身在军中的，有的死于战争，有的死于盗贼、水灾、火灾，侥幸得以免死；有的逃入僧道之中；其中最幸运的，又因感愤无聊，有的只筑一所房、置一块田，甘愿作为编户百姓终老。君子评论那个时代，为他们的志向悲哀，私下叹息他们遭逢不合时宜，不忍援引亡国大夫的说法苛责他们的后世。像侍郎公和公就是这样。公名元方，姓曹，字介皇，另自号耘庵，世代居住在海盐淳风里。父亲侍郎公名履泰，天启年间考中进士，过了十八年，即崇祯十六年，公也考中进士。父子二人都刚正敢言、不屈不挠，以才学一同著名，声誉显著，朝廷中人争相推许为东林党人。金陵被攻破时，从京口到浙西，无不望风归附。侍郎公当时因贬谪戍边而居家，公也弃去常熟县印，回家省亲。适逢淳风里被乱兵抢掠，父子二人仓皇中各自抛弃家产逃散。公从小路改换姓名进入福建，这才得以在福州拜见唐王，被授任吏部文选司主事，屡次升任验封司郎中。后来侍郎公也从海路到达，被授任太常少卿，屡次升任兵部右侍郎，父子二人都列身朝班。当时福建依靠大帅郑芝龙作为支柱，而郑芝龙桀骜不驯，甚至与阁臣行平等礼节，出入时呵斥清道，声势可比皇帝出行；他把唐王看得极其轻蔑。因此唐王君臣长期互相猜忌怨恨，最终杀掉了郑芝龙亲善的都督陈谦。公预料国事将要失败，请求到江上视察军队，于是加授御史衔，赏赐白银五十两派遣他出行。公刚到浦城，江上的溃兵突然到来，他便从城墙缒下逃入山谷，藏在僧舍中。

译侍郎公于是跟随唐王前往赣州，途中传来 王师到达的消息，地方豪强准备绑缚侍郎公投降；侍郎公急忙投身崖石之下，死去又苏醒，也被抬进僧舍躺下。那里距离浦城有数百里，公听说后，害怕侍郎公不能幸免，急忙呼喊寻找他，在乱兵之间艰难往来数日，父子才重新相见，把侍郎公迎到浦城。侍郎公因病先回故乡，公独自滞留僧舍；第二年夏天才回去，渡过钱塘江时正逢侍郎公去世服丧。此时淳风里的旧居已经毁坏，乡里的亲友也无处借住；加上市井恶少年纷纷气势汹汹地挥臂喧闹，把公看作奇货，借机挟持恐吓，手段无所不用。公屹然不动，但家业于是破败，只得带着母亲夫人和妻子儿女，长期寄食于旅舍。事情平定后，才选择硖石村，修葺东山草堂居住，闭门读书、作诗，闲暇时便拄杖游览山水，就这样过了三十年。最后县官仰慕公，感叹说：“这是前朝遗老啊。”请他担任乡饮酒礼的大宾，公竭力推辞，却没能推掉；知情的人都认为这很恰当。享年八十有二岁，死在草堂的正寝。公年轻时就有极其深厚的天性，尤其看重名节，崇尚气节和情谊。侍郎公在崇祯朝任给事中时，因上书论事触怒大宦官王永祚，被罗织罪名关进刑部监狱。公当时还是诸生，跋涉数千里进入狱中照料医药，为父亲抚摩伤口、吮吸脓血，日夜不得合眼；出狱后便穿着囚服，叩首奔走于诸公卿门前申诉，眼泪流满面，见到他的人全都怜悯他的冤屈。侍郎公担心公被巡逻的士兵抓住，公说：“即使死上万次，我也不遗憾。”侍郎公最终因获罪被发配戍边而得以脱身，便拍着公对相识的人说：“这是我的继承家业的儿子啊！若没有这个孩子，我就不指望能活着回来了。”金陵建都后，公身处候选官员之中。在此以前，阁臣马士英和侍郎公先后都被关进监狱，马士英与侍郎公关系亲厚，把公当作自己的子弟。到了这时，马士英专擅政权，有人推荐公署理职方司的事务，任命文书已经下发。马士英希望公前去拜访，且想借此施恩于公；公始终没有前往，却上疏说愿意安守本分，做一名在外任职的官吏，话中又牵涉讥刺马士英。马士英大怒，于是授予公常熟知县的官职，把他打发出去。公平日的气节就是这样。公是宋忠靖公韩世忠的后裔。韩世忠护卫宋高宗南渡，他的后代开始迁居并定居海盐。曾祖某，祖某，万历年间中举，任罗山知县；因侍郎公显贵，历次追赠至太常寺少卿。侍郎公下葬时，故史官吴先生太冲为他撰写墓志，文章典雅质朴，值得诵读。如今几位孤子选择某年某月某日，把公安葬在大河堰的原野，将墓志铭托付给我。我谨考察公亲自撰写的年谱以及侍郎公的墓志，摘取公的出处经历、大节以及与侍郎公相关的事迹写下，以取信于后世。至于行状中所述那些琐碎不当记载的事情，都没有收入。公娶陈宜人，生两个儿子：三德，康熙丁巳科举人；三才，廪贡生，都是侧室所生。两个女儿，分别嫁给诸生沈圣祥和监生王子颋，前者为陈宜人所生，后者也是侧室所生。孙子四人，孙女二人。铭文说：明朝末年，形势倾覆，无人能够支撑。唉！小朝廷勉强延续了几年，即使有君子，又能有什么作为呢？美好的曹公，才华很大却未能施展；逃离战乱，晚年选择幽静之地安居。峡石山麓，可以读书，可以耕种，可以饮酒，可以吟咏，也可以留给后代。果实已经成熟却没有被采食，上天如果保佑他，使他长寿而善终，像公这样的人实在少有。大河堰水边，神魂清爽地来此依凭，和侍郎公在九泉之下相伴相随。把这些文字刻在石上，希望永远不磨灭。诰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修撰、加二级、乡饮大宾缪公墓志铭。自从我 世祖定都以来 国家举行 皇帝临轩策试士人的典礼，共有十三次，其中以第一名考中进士的，我郡独占其中五人。天下把这传为盛事。其间有太公和太夫人都健在，能够享受儿子的俸禄，并且屡次接受 天子追封的恩赐的，只有学士徐公肃、侍讲缪歌起两位先生的家庭才是这样。侍讲的尊父藓书公尤其长寿。侍讲考中进士以后，缪公多次悠游自得。居家时有亭台池沼、花木景色之美，出游时有山川泉石之乐。日夜和故交宾客以及乡里的老人们，在酒杯、酒壶和投壶游戏之间谈笑起坐。肥美酥脆的食物不断入口，丝竹歌唱的声音不断传入耳中。又加上 皇帝命词、恩宠诏章前后接连而来，门庭的盛况，很少有人能够相比。这样过了十年，公才去世。古代《洪范》所传的五福，公差不多全都拥有了。吴中人都知道侍讲孝敬奉养双亲，却不知道公对侍讲的劝勉、告诫和指示教诲，为使侍讲成就事业而如此恳切周到，大概直到晚年才完全享受到儿子孝养的报答。公名慧隆，字子京，藓书是他的别号。先世从常熟迁到府城，所以现在是吴县人。曾祖宪、祖天秩，都追赠布政使司右参政。父亲国维，万历辛丑年进士，历任贵州右参政而死，曾平定蛮寇和安邦彦之乱，功绩载于前史。母亲苏氏、徐氏，都是恭人；生母为齐氏。公为诸生时，不崇尚虚名，也不琐屑钻研章句。写文章不必起草，片刻便能写成几千字，诸位老儒都退让于他。明朝将亡之时，公神色忧伤，心中有所不满，便弃去举子业，只把督促侍讲读书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请我的朋友宋子既庭到家中授馆。当时既庭正和公的弟子子长先生以文章称雄吴下，声名相当。我与既庭友善，我的弟弟南賮又到他门下受业。我们几人早晚侍奉侍讲，在读书处多次以文章相互砥砺。公每次恭敬地叫我们进去，必定备办酒肉表示殷勤，从未以长辈自居。后来侍讲的学问日益精进，声望也越来越高，四方的显贵、名士乘船坐车来到门前，前后相接。公必定带着侍讲迎接慰劳他们，亲自履行宾主之礼。遇到贫寒孤单的人，便降低身份加以慰藉，尤其优厚；即使十分烦劳费事，也不懈怠而中止。因此侍讲终于成为博通经术的儒者，最后又受到 天子非同寻常的知遇，特意选拔他在众士中夺魁，这都是公善于教导儿子所成就的。侍讲考中进士后，亲友们都喜形于色来祝贺，公却不露喜色，写信告诫他说：“你怎样才能不愧对科举所得的名声？只有安守本分、不急于求进，勤奋学习、不荒废职守，那么忠孝就都在其中了。”侍讲服母丧期满后，公催促他入朝。侍讲想到公已经老了，所以故意把这件事拖延了日期，公大怒说：“忠就是孝，正值

译国家多事之秋，哪里是从容顾念家庭的时候呢？”立即派人准备行装让他出发。过了很久，侍讲又将要请求告假。为公祝贺七十岁寿辰，公又写信答复他说：“我身体强健，吃饭也好，不必你回来奉养。”公始终勉励侍讲，就是这样。然而公晚年优游自在，忘却自己的衰老，实现自己的志愿，享受侍讲孝养的报答而拥有这五种福分，难道是偶然的吗？公性情坦率正直，不设心机，多次喜欢救济别人的急难。虽然名义上是贵公子，然而二十岁时便父母双亡，却能凭一己之力支撑家业。公多次思念参政公，详细整理叙述其历任官职和政绩，奔走数千里之外，请求在闽、浙、黔为他请求祭祀。吴地人直到今天还称颂公的孝行。公享年七十岁，累次加封至奉直大夫、翰林院修撰、加二级。配偶王宜人，是文恪公王鏊的五世孙。比公早七年去世，前礼部尚书、宛平王敬哉先生为她撰写墓志。儿子一人缪彤，就是侍讲。女儿一人，嫁给诸生顾瑞书。孙子一人祖龄，还年幼。孙女七人，都嫁给名门。宜人下葬时，墓在吴县邓尉山麓。到这时，便把公的灵柩运去与她合葬。实际日期是康熙十六年十二月某日。我因病请假回乡，闭门不接宾客。公却独自两次到我的苕蕐书屋，握手慰问，像平生交好时一样，还承蒙他有赞许奖掖的话。因此侍讲请我为公撰写墓志铭，我不敢推辞。铭文说：追溯缪氏的兴盛，从东汉、晋代起便有显赫声名，后来延续到参政公。参政公在吴门开创基业，勤勉奉行君王的事业，为后人开启道路。公承载并发扬他的美德，把它传播到家堂之中；如同那成双的鹓鸾，本应奋飞而上，不能亲自实现的事业，寄托在他的贤明后代身上。章服光彩灿烂，安然接受皇帝的福泽。功绩丰厚，报偿隆盛；收藏于这幽暗墓室之中，长寿而善终。广西布政使司左参政、分守桂平道徐先生墓志铭。康熙十六年三月，贵阳徐宁庵先生在江宁的寓所去世。讣告传到吴门，门人沈某、汪某已经各自设灵位哭吊。这年九月，将选择日期安葬在蔡家山祖坟，几位门人在安葬前先到江宁迎丧。孤子时成拜谢并哭泣说：“安葬的日期已经确定。只是墓道的石碑已经准备好了，而碑文还没有写成，凭什么使先君永垂不朽，并使我们孤儿的罪过在无穷后世得到宽解呢？”随后又告诉我说：“您尤其因文学为先君所知，这就是您的责任。”我坚决推辞而未能获准，这才敢叙述先生的族属、乡里、仕宦次序和政绩事实，写成墓志，继而附上铭文。先生名某，字致公，宁庵是他的别号。先世居住在彭城，明初有族人随军征讨贵州，因军功世代授任千夫长，于是定居在那里。曾祖迪吉，祖父讲，任平原学教谕；父亲卿伯，累官四川布政使司右参议。先生年少时聪颖，参议公任御史巡按山西归来，把车辆、服饰、器物和玩好陈列在庭院中，价值直达千金，召先生来看，说：“这是考察古人、学习古人的效果。小孩子想要这些吗？”先生略看一眼，似乎毫不在意。参议公更加惊奇喜爱先生。先生稍长便闭门努力学习，博知古今，不专门崇尚经生的功名之业。参议公任御史时，开始带着家人寄居南京，就是今天的江宁府。公偶尔回去探望家人，先生一定侍奉在旁，家庭中的议论和见闻，多由此获得。江宁的老儒和前辈名士，都降低辈分同他交往。明崇祯年间考中贵州乡试，十五年后又考中顺治己丑科进士，选为内翰林庶吉士，授秘书院检讨，充任乙未科会试同考官，出任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升广西左参政，分守桂平道，还未到任，河南巡按御史因私怨嫉恨先生，便设法陷害他，以致被罢职；总河和巡抚争相上疏为他申辩，才得以洗清冤屈。后来江南奏销案件发生，因无辜而受到牵连的有数万人，先生也在其中，于是再也不谈出仕。先生在翰林时多次议论政事，还请求翻译《大学衍义》以便进讲。天子认为他有才器而器重他，想让他试任吏治，恰逢有内外官员交替任用的机会。于是又提拔先生治理河道。当时，像先生这样由文学侍从之臣出任外官的，没过多久往往又被召回任用，升至卿贰等显贵官职；而先生最终却再也没有被召回。此后 世祖去世，先生便困顿失意地终其一生，这实在是值得替先生惋惜的地方。先生治理河道时，河决正十分紧急，他全部遣退车马随从，有时乘小船，有时骑一匹马，日夜奔走几十里、上百里，来回巡视，即使大风暴雨，也一刻不停。有劳苦先生的人，先生慨然说：“这是职分本来就应当如此，我怎敢爱惜自己的身体，使百姓漂流离散呢？”他为人敏锐果断，所制定的方略多在别人之上。每到秋冬之间，他下令在某处疏浚、在某处修筑，众人起初都不明白，后来终于依赖这些措施而没有发生败事，于是才非常佩服。守职公正廉洁，不肯把一文钱放进自己的口袋。此前河工每年耗费白银多达几十万，民间承担徭役往往骚乱烦怨。先生严格核算和调发，一切积存的弊端都禁止施行，即使豪强狡猾的官吏也相互顾忌，缩手不敢作假。上报的奏销册每年不过几千两白银，偶尔兴办大工程，也只用旧费用的十分之一二，而工程的规模和坚固程度却比过去大得多。官吏百姓赴役，没有敢于误期的。上官起初还以为先生只是个儒者而轻视他，后来从旁观察他的作为，便与他相互倚重如同左右手，大概无不赞叹先生才干足以依靠，也知道他的学问能够用于世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所以他后来被河南巡按御史陷害时，巡按属下的官员共同竭力争辩，为他洗清了冤屈。先生性情淳厚谨慎，与人交往没有疾言厉色。晚年更加致力于深沉自持，别人无法窥见他的内心。居家十多年，从未因事情去拜谒有司。在江宁任官的人，几乎没有见过先生的面。他吃粗食、穿补衣，却安然自得。享年六十七岁，配偶刘孺人。三个儿子：长子时成，是江宁附学生；次子时亮，时敏。孙女二人，都还年幼。先生起初在京师做官时，与同年曹厚庵先生友善，彼此切磋砥砺十分深厚。他的学问极力钻研性命之理，尤其详细探求经世致用的方法。我初中进士时，到先生寓所拜见，请教求学的要领。先生说：“从前孔子在《易经》乾卦中，首先阐明了一个‘诚’字；这个道理传给曾子，就说是‘诚意’；曾子传给子思，直到孟子，又都说是‘诚身’。诚，难道不是可以终身奉行的吗？”我又问求诚从哪里开始，先生说：“先儒有句话，从不说妄语开始。”我至今还诵读这句话，不敢忘记。然而，假如推广先生的学问，使他和曹先生都能在朝廷中大显身手，左右辅佐，那么他们的功业规模将会怎样呢？只是曹先生已经早逝，而先生的官位又与学问不相称，不能充分施展他的谋划；在官政上表现出来的，不过是残余的一点罢了。像我所叙述的，正是这样。

译这不是先生个人的不幸，而实在是国家所应当惋惜的事。我列于先生门墙末席已经二十多年了。气昏钝、资质愚笨，已经不足以完全阐明先生的蕴藏。虽然多次因文字而受人驱使，但笔力衰弱，也不足以阐幽发微，把先生的学问向当世发扬光大。难怪我拿起笔来迟疑不前，内心惭愧。于是写下铭文：以诚心持守自己，以诚心侍奉君主。先生的学问，遵循先儒的道路。本应位至公卿，却最终未能振作显达。德行实在很多，只是命运困顿。长江岸边，牛首山旁，土厚水深，龟卜和墨食都说吉利，永远安葬在这里；墓土不崩，石碑不蚀，使您的子孙世世代代都遇到吉祥。朝议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参议、分守苏松常道、加三级方公墓志铭。康熙十六年冬，分守苏松常道参议方公因病死于任所。整个辖区听说的人，从士大夫以下直到街巷中的老人孩子，没有不痛哭失声的。第二年春天，灵柩出发，拦道号哭、跪拜送行的人，几十里不断。公的儿子共枢服丧期满后，因事来到吴地，船经过阊门、胥门两处城门时，父老争相招呼并带他去观看，有人叹息落泪，互相说道：“看见公子，就像看见我家公一样。”第二年，公子又来，聚集观看的人如同当初，那些落泪的人也和当初一样。唉！公凭什么得到百姓这样的爱戴呢？大概吴地人自从进入 本朝以来，刚刚脱离战火，便遭遇旱灾、水灾、疾病和瘟疫，没有一年没有灾祸，十户人家九户空虚，满目萧条，充满愁苦叹息。然而担任地方官的，不思考保护安抚百姓的方法，反而开始兴办大工程，削减他们的生计，摧残他们的力量。唯独公以清静无为治理政事，顺从百姓的愿望，让他们休养生息，所以舆论歌颂全都归于公。我曾经议论说：吴地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好像病弱的人一样，精神耗损、气力衰败，即使给予峻补之药，还担心他们不能承受，何况再加上苦寒削伐的药剂呢？因此应该节制他们的起居，调理他们的衣服饮食，然后才可以稍稍延续生命。公能够领会这个道理来治理百姓，百姓既一致喜悦而归服，又惋惜他的施政没有完成。假如上天赐给他寿命，使他能够在江淮之间建立军府、开设府署，宣扬 朝廷的德政教化，难道不能对我们吴地大有作为吗？这样看来，公的去世，难道只是公个人的不幸，实在也是吴地百姓的不幸。公名国栋，字干霄，另自号艾贤。先世居住在浙江德清，后来迁到顺天。他是明太师文端公从哲的侄孙。六世祖允及、高祖华、曾祖天叙，都追赠少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祖父希哲，是县学生，私谥恬节先生。父亲士淳，因文端公的荫庇，历官至饶州太守。公读书明敏过人，十岁便善于作文。顺治初年，与长兄都以诸生身份参加乡试。长兄已经考中进士，公却连续在礼部会试中失意，于是授任蠡县教谕，升国子监助教，又升博士。为饶州公服丧，服丧期满后补任原官，升刑部江南司主事，历任云南司员外郎、福建司郎中。出任广东按察司佥事，分巡海北道。大盗邓耀盘踞海岛，时常出没劫掠，成为雷州、廉州的祸患。公向总督请求，集合三千士兵，分五路进军，并亲自总管指挥调度。接着又担心盗贼逃往其他地方，便急忙传檄邻近各道以及安南国王，分别出兵扼守要害。邓耀于是被擒获，公招抚他的余党，使数千人得以保全性命。廉州人争相感念公的恩德，把他的牌位刻入名宦祠，活着时便为他祭祀。升任整饬宁武兵备参议。过了很久，因裁缺改任分守苏松常道。公多次担任监司，大都处在兵戈扰乱之中，经历的事情很多。到苏州任职时，苏州处于江浙水陆交通的要冲，比其他道事务更加繁重，又正值 朝廷军队正在闽、粤用兵，军书纷至沓来，草料、干草和军粮的需求突然增加，来不及筹办，各级官员都惶恐不安。公一向胸有成竹，从容指挥，件件都切中要害，军队因此没有缺乏物资，而民间安然无事，仿佛不知道有战争。不久采伐木材的差役兴起，公疾行进入宜兴深山，昼夜督察，因为劳累而染病回去，过了三个月便去世。这一年是十一月某日，享年五十七岁。公身材高大修长，学问渊博雅正，擅长诗歌，喜爱书法，在下棋方面尤其达到高品。与人交往既不亲热过分，也不冷淡疏远；即使接待平民下士，也从未有疾言傲色。历官三十多年，穿补衣、吃粗饭，绝无声色、赌博、饮酒等嗜好。约束胥吏，往往使他们畏缩而立；抚恤视察士人百姓，却和蔼而有恩意。尤其刚正自守，不因祸福利害而动摇，终身始终如一。雷州、廉州的富人被盗贼诬陷，先后受到牵连入狱，公查明他们的冤情，在总督面前竭力争辩，使他们全部解除刑具出狱。富人们想到无以报答，凑集数千两白银为公祝寿，公大为惊骇，说：“我只是怜悯你们无罪罢了，你们怎么能用这些东西玷污我！”最终推辞不接受。朝中贵人派宠幸的伶人到吴地来，这个伶人本是吴中的无赖子弟，是乡里人都不屑与之为伍的人。到了这时，他依仗权势肆意谋取奸利，各级官员因为顾忌贵人的缘故，争相屈身奉承他，甚至同他作揖谦让，行平等的礼节。唯独公丝毫不屈服。伶人又以违法之事托请公，公也不听。有人劝公何不稍微委曲求全，为保全官位考虑呢？公最终严词拒绝，不肯答应。伶人大怒而去，却也不能对公增加一丝一毫的伤害。公的声望因此更加受到尊重。公丧事归葬的第二年，选择葬地于大兴县方家庄祖坟旁。原配贾恭人先已去世，于是附葬在那里。儿子一人辰，即共枢，例授监生，娶徐氏，是侧室叶孺人所生。女儿一人早夭，是贾恭人所生。共枢好学而有文才，他的妻子是太仆卿、武进徐君某的女儿，因此多次往来吴中。他起初到来时，正是为父亲请求墓志铭，并且说：“了解我父亲的人，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了。”我想到此前请假十年，正逢公治理吴地时，公曾用含蓄的话触动我说：“您为什么不教导我？”我严肃地说：“从前汉代杜密居家时，常常替人陈说托请；刘季林却因闭门谢客而被称为清高之士，杜密很讥讽评论他。然而党锢之事兴起后，刘季林竟得以免祸。您是想让我成为杜密吗？还是宁愿成为刘季林呢？”公笑着点头。因此我们相知最深，不能不为他作铭。铭文说：

译显赫的大家族，文端公为它奠定基础；博学的大儒、清廉的能吏，只有公继承了他们。公还没有来到吴地时，吴人惶惶不安；等公到来，康庄大道上便充满歌舞。以仁慈怜悯万物，以廉洁约束自身。使千人活命的人，后来必定会受到封赏。吴人思念公，仰望公的儿子；余庆绵延不绝，由此承继，由此相似。湖广湖南布政使于公墓志铭。公姓于，名朋举，字襄于，自号念劬。于氏家族以金坛巨室著称。先世有一位历官都御史、名湛的人，是公的七世祖。恩贡生、名玉鸣的人，是公的曾祖父。费县教谕、追赠布政使、名之镛的人，是祖父。累次追赠至布政使、名防的人，是父亲。荆夫人是公的原配。五个儿子、六个女儿：星焕、星灿、星炳，都是太学生；星燿、星炯是公的儿子。候选州同姜伊、乡进士张恕可、太学生徐时成、李肇轸、吴远立、王缉馨，是公的女婿。公考中顺治六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过了五年，奉诏外调升任，于是任分巡睢陈道按察司副使，升福宁道、布政使司参政、四川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父丧服满后，补任湖广湖南布政使，这就是公历任的官职。从文林郎到通政大夫，这是公累积的品阶。他在睢陈时，曾亲自题写办公厅堂的对联：“不向官吏有所求，官吏自然会自我检点；不扰累百姓，百姓自然安宁。”他的施政大意就是这样。公的岳父荆公，曾任郾城县知县，所以公是他的下属。有一天夜里盗贼越过城墙抢劫府库，杀死县官逃走，全城士民喧乱不安，认为城池将要遭到屠杀。公听说变故，便从小路赶来，告诉大家不要恐惧，并命令县吏关闭城门。不久营将果然率兵来到城下，公拒绝让他们入城，营将大怒，把这件事报告给总督。总督召见公加以责问，公说：“县官是我的舅父，我难道不想亲自惩治这些盗贼吗？然而怎么能牵连平民，使他们无罪而遭祸呢？”总督这才大悟。不久盗贼被捕，公后来调任湖南，从京师经过郾城。郾城人高兴地互相告诉说：“这不是从前在使君任上救活我们的人吗？”全县人空巷拦道迎送，几十里不断。公在福宁时，刚到任，兴化便发生士兵哗变。事情发生在兴化海边，协镇官所属的士兵都是招抚来的群盗。恰好有一名材官侮辱张给事的仆人，被给事告发；镇将打了材官几十棍，士兵们非常愤怒，相继闯入给事家，毁坏门窗器物，想杀掉给事；给事急忙逃窜才得以免死。士兵们又想胁迫镇将作乱，镇将已经暗中逃进防城，士兵们未能得逞，便上吊而死。被鞭打的人又喧闹着闯入给事家，诬称是他的仆人杀了人。公先查明了几名首要恶徒，于是召集文武官员公开审讯，立即把首恶捆绑在台阶下。这时健儿们佩剑站立，个个怒目而视，愤愤不平。公从容地叫来首恶，对他说：“军法规定，士兵在队伍中只能听从将领。如今你们竟敢挺身喧闹，以至于杀人，罪不可赦。不过我刚刚到任，又奉上官指示。想到你们平日缺乏约束，只按杀人罪办理，让罪责专门落在你们身上，怎么样？”众人这才叩头说：“杀人的，是张氏的仆人。”公斥责他们说：“你们的气焰是多么嚣张？把张氏仆人看成砧板上的肉罢了。他难道能在上百上千名健儿中夺走一个人并把他吊死吗？”又召来被吊死者的妻子和家中仆役、童仆审问，他们都吐露了实情。于是依法审判首恶和随从三人，将他们处死，释放其余的人。这样军民才安定下来。这一天若不是公，几乎酿成大变。泉州提督正在官军剿灭海盗，海盗有的逃入兴化境内，镇将抓获数百人，准备全部俘虏。公察看其中曾经被剃发的人，便说：“这是被盗贼陷害的良民，按法应当宽赦。”见到年少的，又说：“还是儿童，懂得什么，也应当宽赦。”因此保全活命的人很多。漳州与海中的厦门隔海相望，是所谓的要地。国家已经派固山额真统率军队驻守防城，准备应援，固山额真又另派梅勒分班驻守漳州。每年轮换四次，兵马往返七百多里，便常常发檄文征调民夫服役，多达三四千人。这些人背负重物翻越险地，有的遭受鞭打，有的苦于饥饿羸弱，坠崖而死的接连不断。公怜悯他们，向总督请求，让驻防部队不要轮换。总督说：“不行。”公说：“那么延长轮换期限可以吗？”于是商议把每年轮换四次改为两次，大概就是从此开始的。公在湖南任职时，湖南人刚刚脱离战火，大都无法维持生活。公让他们一切休养生息，每次看见司中胥吏滥竽充数，多达几百人，便叹道：“湖南百姓都穿着破衣、面容憔悴，而这些人却穿着鲜衣、张着车盖，在市井间横行，他们凭什么取得这些东西？”于是全部下令淘汰，只留下几十名谨慎厚道的人，让他们只负责文书事务。公多次向上官陈说士民的利弊以及有司贤能或不肖的情况，上官完全不采纳，反而怀疑他标新立异，加以责罚。公又一概置之不理，因此逐渐与巡抚发生冲突，终于被巡抚借事中伤而获罪。于是被降二级调用。公还没有回任，巡抚也因贪婪残酷而获罪，士民都为巡抚获罪而感到痛快，却为公感到惋惜，没有不相互叹息的。公一向以廉洁谨慎闻名。他离开睢陈时，将要渡过洪泽湖，船夫担心船轻，不敢前进，于是搬来岸边的大石头压在船中增加重量。公笑道：“只可惜这石头不够顽固，否则就成了陆郁林的故事了。”福建总督李公某也曾说：“在地方任官而不爱钱的，只有我和于参政罢了。”这就是公任官的大致情况。公年少时母亲冯氏去世，赠翁把他带到灵柩前，告诫说：“你的母亲只生了你一个儿子，假如你不读书自立，你母亲在棺中也不会瞑目。”公接受教诲后，赠翁又说：“等你有所成就以后，再安葬你母亲。”公后来以检讨身份请假回乡，这才按照赠翁的话，把冯太夫人安葬在西坟。晚年公嘱咐几个儿子说：“将来一定要把我葬在太夫人旁边。”他侍奉继母张氏，尤其谨慎；病将危重时，担心给张太夫人留下忧虑，几次勉强支撑病体前去问候起居；侍奉伯叔父、抚育幼弟，也都孝顺友爱，无可指责。这就是公居家生活的大致情况。公享年五十六岁，选择某月某日安葬在县中某乡某原，距离冯太夫人墓若干步，遵从公的遗愿。将要安葬公时，公的儿子星焕已经早逝，前来请求墓志铭的是次子星灿，替他居间请求的是徐君时成。铭文说：学问优秀便进入仕途，这是古代崇尚的制度；后世却不是这样，学问和政务分离。公才华卓异，是国家的伟大人才，从文人出身，却精通吏治。

译皇帝说：“去吧！你的学问已经完备，去辅佐你的长官，试验你的政务才能。于是历任五个藩镇，不敢说疲惫。你离任的地方都思念你，都怀念你的恩惠。道路本来宽广平坦，为什么中途遭受挫折？你所学的十分之百，只施展了一二分。壮年便归来休息，收敛你的锋芒，积累这些美德，留给后代继承。你的后代既有成就又能相似继承，救活千人的人，将来可以等待封赏。巍峨的新墓道，墓旁的树木森然耸立。用诗歌来彰明它，使它流传亿万年。” 《尧峰文钞》卷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十三，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的墓志铭三篇【共五首】。彭贻令先生墓志铭。我们吴地有三位隐居的君子：彭先生名行先，字务敏，又字贻令；他的朋友郑举人，字士敬；金秀才，名俊。三人年龄大致相近，虽然没有来得及出仕做官，但都因为是杰出人物、德行高尚而受到士大夫推重。三人每年按时往来，等到须发全白，便一起讨论文史、品评文章书法，饮酒吃肉，谈笑一整天，见到的人都羡慕他们，以为是神仙中人。后来郑、金两位先生相继去世，只有先生仍巍然长寿，因此声望更加显著。已故尚书、睢州汤公曾经在吴中开府，每月初一读法令时，必定命有司邀请先生前来，以此增重声势。先生称说年老多病，坚决推辞。汤公回朝后，入宫见天子，皇帝询问吴地人物，汤公便首先举出先生的姓名回答。其他如总督潼川王公、学使吉水李公，也都不断派使者带着书信礼物问候先生起居。然而先生总是自守本分、畏缩谦让，不敢轻易前去回访。此时先生的侄子珑、珑的儿子司业定求，接连考中进士。司业又以第一名考中进士，最后先生的孤孙编修宁求也考中进士，成为第三名进入翰林，家门显贵，祝贺的人挤满乡里。先生反而忧伤地说：“我家受到这样的际遇，子孙们凭什么来图报呢？”更加恭敬谨慎、谦退自让，早晚关门，谢绝宾客和请托；偶尔出游城市，也穿布袍、木屐，只跟随一个年老的苍头，绝不以华丽的车舆和众多侍从互相炫耀。康熙二十八年某月某日，因病死在家中。这年某月某日将要下葬，几位孤子把司业撰写的事状交给我，说：“希望您为他写墓志铭。”我考察彭氏先世原居临江，自明初率领义军归附，编入苏州卫军籍，于是定居长洲。传了几代后，有名时的人，隐居不仕，年过八十而终；先生就是他的曾孙。名天秩的曾祖父生于嘉靖辛酉年，是举人。天秩生先生的父亲汝谐，万历丙辰年进士。脱去布衣做官后刚过一个月，便客死于京城寓所。先生尚未满二十岁，跟随长兄匍匐跋涉数千里护送丧柩回乡，悲哀毁瘁而不失礼节，知情者称赞他是成就远大的栋梁之才。补为诸生后，所交的老师朋友都是知名人士，经过不断磨炼浸润，发为文章，锐意想借科举奋发自强。后来他的朋友因科场之事被人告发，那人与先生是旧交，暗中拉先生作证，想借此免罪，而先生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件事。先生于是受到牵连被革去功名，有人劝先生向官府申诉。先生叹息说：“功名是小事罢了，怎么能败坏家声，使祖先蒙受玷辱呢？”于是赶赴京师，上书宫门，为自己洗雪。但始终没有把罪责归到朋友身上。那位朋友后来获罪，还有人把先生送回学宫。士大夫都认为这是特别的待遇，更加推重先生为长者。先生既然遭受坎坷压抑，从此也不再想着在举子业上奋进。明朝末年，他以贡生身份赴吏部谒选，考授知县。见国事逐渐无法支撑，最终弃官回到故乡隐居，教授学生，靠此维持生活，长达四十多年。编修能够成名，也是先生亲自训导督促的结果。先生内在品行完美纯洁，恭敬地侍奉兄长和嫂嫂，以恩德抚养兄长的遗孤。兄弟分割财产时，无论财物多少厚薄，他一概置之不论。与人交往淳厚谨慎，没有别的心思；很擅长书法，闲暇时便在帘阁中靠几临写，努力摹仿晋唐诸家，没有不像的。家贫不能买书，便多次借别人的书，亲手校订、抄录，每天抄写几十页，放在巾箱衣箱中，时时翻阅而不厌倦。尤其熟悉前明典故，每次面对知交，必定根据世家遗老流传的风尚逸事，滔滔不绝、拍掌谈论，把这当作常事。病情将要危重时，他预先刻定日期，屏弃饮食、汤药。到了那天，便飘然去世，享年九十二岁。明朝灭亡以来，我们吴地的逸民中，没有像先生这样安康长寿、精神高朗而善终的。先生去世，老成典范于是几乎凋零殆尽。当先生六十多岁时，亲自营建寿藏于东吴乡祀字圩的原野，请郑先生为墓穴撰志，请金先生把志文书写在石上。志文中记述先生的话，认为持守情性必须平和，待人处事必须宽恕；给人以恩惠而不使人知道，施加德惠于众人而不求报答。这是先生自己的叙述。了解先生的人说这是如实的记录。先生娶顾孺人，比先生先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已经先行安葬。到这时，几位孤子奉先生灵柩与她合葬。六个子女，三男三女：佩，府学生；璜，早逝，追赠翰林院编修；球，长洲学生；女儿嫁给诸生陆尝吉；女儿嫁给朱有孝；女儿嫁给诸生程棅。孙子十一人：予绣、予绶、宁求、实求、宏求、志、求思、对、广益、思光、思毅、锡光。宁求是康熙壬戌科进士第三名，任编修。宏求是府学生。孙女六人。曾孙男女十五人。先生比我年长二十多岁。我年轻时，还来得及见到郑先生，只是因为长期在京师做官，没能跟随他交游。金先生去世并下葬时，是我为他撰写墓志。至于先生一族，从进士公以下，与汪氏结为世代讲论、通家的友好关系，已经四代了。况且以先生的名望德行，更是我所敬重侍奉的。这位太史公，就是所说的令人欣慕、愿意执鞭追随的人。后辈晚进有幸以文章受先生役使，怎么敢推辞？因此答应了几位孤子的请求。铭文说：彭氏的开端啊，始祖是铿。长寿啊，直到今天仍流传久远。后代子孙啊，超过了先祖。啊先生啊，声名德行完美。文章如同献玉，足为后世贤者的仪表。五种福分啊，亲身拥有四种。虽然不富有啊，却不是所希望的。子孙后代啊，登上显贵仕途。自身尊贵啊，德行更加美好。俨然是老成大儒啊，却和寒士相处。甘愿寂寞啊，镇定浮躁喧哗。善行积累啊，福庆没有边际。制书褒奖啊，光彩而华美。等待恩宠赏赐啊，来到 天家征召这篇刻文啊，便知道它并非夸饰。前明兵科右给事中吴公墓志铭。

译故兵科给事中吴公去世十一年后，几个儿子卜地葬在长洲金鵞乡的诫字圩。又过了十一年，他的妻子顾孺人去世。到第二年，几个儿子将把她的灵柩奉来，与吴公合葬。吴公下葬时，还来不及备办墓碑铭文。到这时，他们拿着我所撰写的行状来向我求铭。我的祖妣汤太君，把顾孺人当作侄女看待，顾孺人大概是我的重表姑；吴家与我家又有世代通家的交谊。吴公的幼子又曾跟随我交游，所以我不能推辞。考察吴氏家谱说：吴氏是周泰伯的后裔，从泰伯到现在已有二千多年，多次迁徙却始终没有离开吴地。高祖父吴滔，赠官襄阳知县。祖父吴之佳，以进士出身逐步升任都给事中。万历年间，他与同僚合力防御，请求预先教育皇太子，因触犯权贵而被削籍。去世后追赠太仆少卿。父亲吴承科，因吴公显贵而追赠户科给事中。吴公名适，字幼洪，晚年适逢明朝灭亡，自称“南国废人”。他早年聪颖敏捷，下笔便能成文章。赠翁吴承科器重他说：“这孩子很像你的祖父。”崇祯十年中进士，初任衢州推官，因政绩卓异被征召，刚离任而福王在南京即位，入朝授户科给事中。内阁马士英派人向吴公表示殷勤，吴公没有答复。这时马士英专擅朝政，极力援引逆案中的阮大铖，让他掌握枢机权柄，共同招揽小人，图谋把东林党人全部驱逐出去。武臣中如诚意伯刘孔昭、忻城伯赵之龙之类，也都与他们内外呼应。尚书张公慎言争辩而不能奏效，以病为由离职。阁臣姜公曰广、都御史刘公宗周又相继离去。吴公心中愤激，极力进言说老臣被弃置实在可惜，于是请求申明祖制，把清议专门归给言官处理，皇帝没有答复。不久，吴公兼办吏科事务。赵之龙上疏推荐前少卿陈尔翼，陈尔翼也在逆案中，却得到起用。吴公已经抄录驳斥了这份奏疏。赵之龙又上疏申辩，吴公于是弹劾他。赵之龙大略说：“祖制只规定科臣与司封驳官负责封驳，从没听说可以让勋爵参与。陈尔翼曾称赞魏忠贤奉命办事，又推荐崔呈秀为兵部尚书。假如把谄媚魏忠贤这个逆臣的人说成是公道之士，那么假如魏忠贤还活着，也一定要为他昭雪以后，才能把推荐崔呈秀这个逆臣的人说成是公道之士；假如崔呈秀还活着，也一定要推举任用他以后才可以。若只要经勋臣逐条列举，无论是否属实，便都写入奏疏，那么科臣的封驳和铨臣的甄别都可以废弃不设了。这是让悖逆之徒自以为强盛，把旧制视同草芥。”奏疏一上，群小对吴公恨之入骨。第二年，吴公升任兵科右给事中。当时总兵官宁南侯左良玉正与马士英、阮大铖交恶，起兵焚烧武昌反叛，以清除君侧为名。起初，吴公在衢州任职时，蔡奕琛曾因钻营请托之事被发觉，上司下令让吴公和另一位推官共同审查，吴公执法不屈，蔡奕琛因此获罪。南渡初年，蔡奕琛被召任吏部右侍郎，有人劝吴公前去谢罪，吴公故意不去，蔡奕琛深深记恨他。后来蔡奕琛身在内阁，便想借事陷害吴公。吴公上疏推荐侍郎杨鹗仍可担任荆襄巡抚，并说杨鹗与镇臣左良玉慷慨同仇，共同发誓辅佐朝廷等语。蔡奕琛摘取其中的话，票拟奏请严加责问。不久左良玉起兵，随即暴死军中，他的儿子左梦庚代替他统兵，连绵水军二百余里，攻破九江、安庆等府。京师还不知道左良玉已经死了，朝廷内外大为震动，九卿和诸御史争相上疏请求讨伐左良玉。科臣中只有吴公的奏疏主张停止此事，最终没有实现。皇帝和群小更加怀疑这是吴公的主意，于是命马士英派私人方国安统兵到江中抵御左良玉。方国安反而焚烧铜陵，掠夺南陵，所到之处百姓都登城固守。吴公探知此事，半夜起草奏疏，弹劾方国安罪当斩首，并连带揭发镇臣牟文绶劫掠的情状。有人阻止吴公说：“您算了吧，说了又有什么用，只是催促祸患罢了。”吴公不听。蔡奕琛果然票拟奏疏，责怪吴公阻挠方国安的军队；又亲自上密奏弹劾吴公，诬陷他结党反逆，把他交给锦衣卫监狱。群小一定要杀吴公，以快先前的怨恨。御史张孙振于是说吴公是东林党的后劲、复社的首领，应当赶快执行“两观之诛”。案件因此更加紧迫，吴公自己也料定必死。一个多月后，南京失守，他才得以脱身回家，奉母亲徐太孺人到乡村房舍中避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两〕 皇清顺治三年，巡按御史以地方人才的名义推荐吴公，这并不是他的志愿；他不得已拖延行程，走到半路便返回。此后闭门谢客、拒绝扫除庭院，达十七年之久。徐太孺人寿终，他因哀伤过度而形销骨立，不能承受丧事，终于去世，享年五十岁。吴公为人公正廉洁、刚强正直，在科道任职只有几个月，所上的章奏二十多篇，全都关系到宗社存亡和东南地区的利弊。至于是非问题，他尤其直截激切地陈说，不肯阿谀曲从、委曲周旋来迎合权贵，所以深受小人忌恨。他能够没有被杀，已经是幸运了。即使吴公真的死了，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那些小人难道就能不死吗？原配申氏，追赠孺人。续娶顾氏，封为孺人。顾氏先祖中有一位太仆卿，名存仁，世宗朝任著名谏官，就是顾孺人的高祖。顾孺人在吴公还是诸生时，便凭借勤俭辅佐吴公，使家业兴起。吴公刚被捕入狱时，全家惊惧，顾孺人摆手告诫家人不要让徐太孺人知道；早晚擦拭泪水去问安，脸上不露丝毫异常，她的孝顺谨慎就是这样。吴公去世后，她能够尽力主持家政，同时放手让几个儿子求学，使他们都取得成就。享年六十九岁。有五个儿子：吴瞻，康熙癸丑科进士；吴誧，早夭；吴诜，按廪生名额入国子监为太学生；吴谌，乙卯科顺天乡试举人；吴诵，太学生，就是跟随我上疏的人。五个女儿：长女嫁给诸生申岳来；次女嫁给申祖琦；次女早夭；次女嫁给候补中书舍人钱廷鈗；次女嫁给贡生李绵初。孙子十一人，孙女四人。曾孙男女若干人。长女是申氏所生。申孺人先前已经随葬在赠翁墓的左侧，所以没有与吴公合葬；吴公与他的祖父太仆公一前一后，都因直言而显名，又都以谏官身份终其仕途，符合赠翁当年的话。吴地人说赠翁真是了解自己的儿子。铭文说：善于观察国家的人，要观察这个国家有没有人才。假如没有人才，国家就将要荒废。明朝末世，蝇营狗苟、蝉鸣沸腾，小人放肆地以言语罗织党羽，清正之士丧失了气势。吴公却刚正不阿，像支柱一样支撑着它；栋梁椽檩已经崩折，形势没有人能够支撑。头戴幅巾，身穿布袍，回到三径之中，终于成为遗民。声名高尚，节操坚劲；佛塔两座高高对峙，野水环绕流淌，墓旁的树木苍郁茂盛。吴公归葬于这座山丘，乘云驾虹，风雨在上下翻飞。吴公的英灵肃然长存，是百世之人所仰望的。贞宪先生墓志铭

译嘉定侯先生研德去世后，他的朋友宋先辈既庭听说了，便设位哭祭，并前去吊唁他的孤儿。既庭召集先生的故交和门生说：“按照谥法，清白守节叫作‘贞’，博闻多能叫作‘宪’。如今先生处在国家破亡之后，却能履行艰险、走出困境，不使祖先的事业坠落，难道不能称为‘贞’吗？修养自身、建立言论，不忘记老师的学问，难道不能称为‘宪’吗？何不以‘贞宪’作为先生的谥号？”众人都说：“是。”于是写成议谥的文章，在灵柩前祭告。因此学者都称他为贞宪先生。先生的孤儿将要下葬，来请求我写墓志或墓铭。我和既庭都与先生交往很久，既庭已经议定了他的谥号，所以我也不敢推辞，便写下墓志和铭文。墓志说：先生名▯，字研德，晚年改名涵，另自号掌亭。有一位名尧封的，官至福建右参政，是先生的高祖。祖父名震旸，万历年间中进士，逐步升任吏科给事中，因为抗疏触犯魏忠贤，被削籍而死，追赠太常少卿。祖妣龚太孺人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名峒曾，天启年间中进士，官至左通政，明朝灭亡时因城池陷落而不屈死。幼子名岐曾，是太学生，在通政公死后两年，也因事被牵连而死。这就是先生的父亲。先生年少时补为诸生，和兄弟及同族子弟一起在陶庵黄先生门下学习经书，都有文章声誉，而先生最受陶庵器重。王师攻下江南后，通政公、太学公两位先后殉国，太恭人也遭遇灾难；上官又相继下令查抄通政公的遗产，并发布通缉太学公幼子瀞的命令。那时侯氏的祸患接踵而来，死丧遍地，官吏又络绎不绝地往来于门前，亲友相继惊逃，其他受到牵连、被钩稽追捕的人尤其多，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先生兄弟和同族子弟合起来只有六人。二哥早夭，两个堂兄又都跟随父亲死去，大哥又带着堂弟瀞逃亡，只有先生留在家中。先生独自竭力支撑其间，先应付官府的公文命令，其次筹划殡殓，再其次抚恤孤儿寡妇，几次都已经濒临死亡。他的妻子孙孺人病重将死，先生也无暇照料。有关官府没有捕到瀞，便把先生抓来交差。上官用好话诱导他，又用严刑威胁他，让他供出瀞的踪迹。先生慷慨据理力争，丝毫不为所动，过了很久才得到释放。但那些无所依凭而窥伺、觊觎侯氏的人，仍然趁机想排挤他。先生担心终究不能免祸，于是带着全家逃到别县，藏在村落中，没有固定住所，共三年后才迁到郡城，又过三年才回到故乡。大哥也回来，兄弟共同料理太学公留下的产业，却只剩下十分之一了。先生天性尤其友爱兄弟，分割家产时完全听从大哥，家产的一切有无、多少、肥瘠好坏，都置之不论，不加计较。他把二哥的遗腹子当作亲生儿子，孩子夭折时哭得超过常情，因而患了吐血病，后来病势更加严重，直到去世，享年四十五岁。先生身材高大，脸部上宽下削，仪表雄伟。自幼博览强记，凡是经史百家、古今典故，以至天文地理、医药卜筮，以及佛教、老子的书籍，没有不通晓的。他喜欢同乡里先生讨论天下大事，常常预先推测事情后来成败得失，也没有不符合的。太学公当时声望很高，四方贤人、达官贵卿以及各位名士登门拜访，日夜不绝；他们一见先生，便称他为小友。晚年先生与我结交。我比先生小四岁，先生把我当弟弟看待，我对他尤其敬畏，不敢以同辈自居。先生论学，完全以《大学》所说的致知、格物为根本，认为事物尚未穷究便贸然谈主静，遇到事情就难免混浊；若贸然谈主敬，用力也难免时断时续。这些都没有彻底明白根源，即使有所积累，往往只能处理常态而不能应付变化，只能独善其身而不能兼善天下。先生谈文章，则以《孟子》一书为宗旨，认为读《孟子》而恍然领悟它所以成为文章的原因，然后才知道，事理、形象、数理以及变易到我们面前的东西，无不属于这种事物；把它们引发出来，便会滔滔而来，浩浩荡荡而不可穷尽。文章中奇与正、隐与显、起伏与开合，都随着我的心意卷舒变化，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格式。因此我没有固定的老师，能够役使古人，而不受古人役使。谈诗，则主张辨别裁取那些伪体，最终达到自己的心得；认为如果确实有自己的心得，那么以自己的心为师可以，取法古人也可以；如果没有自己的心得，取法古人不对，以自己的心为师也不对。因此先生作诗绝不苟且，有时一天写几篇，有时一个月也写不出一篇。一生所著有《掌亭集》若干卷，《玉台金镜》文一卷。大概自陶庵去世后，先生继承了他的学术，诸位儒者称赞能够得到老师传授的人，一定首推先生。原配孙孺人，是巡抚都御史孙元化的女儿，有贤德的行为。她因为哭吊祖姑龚太恭人，舅父太学公哀毁而死。续娶章孺人，是知县章简的女儿。又续娶莫孺人。儿子三人：长子开，国子监贡生，出嗣二伯父；次子棠，县学生；次子莱，出嗣大伯父。女儿一人，早夭。某年某月某日，卜地葬在某乡某原。距离先生去世已经若干年了。铭文说：先生的著述纵横奔放、超绝尘世，仿佛海涛澎湃，冲上天空；又仿佛雷霆在昏暗中轰然震击，忽然停止，雨过天晴，云气澄明，水面寂静。他的才华和学问充实，气势也同样如此。可惜遭逢艰难困厄，大才小才都没有机会施展；假如能够施展，功业就会建立，声名就会显著，但命运又能怎样呢？最终只能潜藏蛰伏，把魁伟不凡、盘曲雄奇的气象全都寄托在这些文章中。读他的遗著，便可以想见他的为人。侯记原墓志铭

译嘉定前左通政侯公峒曾已经因城池陷落而不屈死去，他的儿子侯演、侯洁也都跟随父亲死难。不久，他的弟弟太学公又因事被捕；太学公的长子秬园府君和通政公的幼子瀞恰好在外地，所以没有遭到这场祸难。没过几天，通缉瀞的命令便下来了。侯君无暇顾及家人，终于带着瀞逃到支硎山中峰。传言说追捕者将要到来，瀞非常害怕，想回去赴死，侯君拉住他哭着说：“不可以。你死了，我的世父在地下也不能瞑目。你赶快走，我代你去死。”随即遣瀞离开，自己登上一只小船，带着酒痛饮，解下腰间的金钱送给船夫，挥手让船夫离去。于是把瀞的姓名大书在衣襟上，几乎纵身跳入水中，自料必死。幸亏有会游水的人把他救起，出水很久才苏醒。当地人问明缘故，叹息说：“这是忠义之家，何不把旧衣留在水边？如果追兵来了，就把它给他们看，骗他们到水中寻找尸体。”侯君依从他们的话，换了衣服，夜里逃往吴山。有位老僧替侯君剃发，给他改名为一正，授给他钵，说：“你不要留在这里，我发誓不泄露你的行踪。”侯君又到了中峰，中峰的僧人把他藏起来；瀞也剃发逃亡，取小路渡江，藏在扬州的天宁寺中。事情刚刚平定，侯君的母亲和弟弟掌亭先生探知他的下落，写信劝他回来。侯君于是向中峰的僧人道谢，改名换姓，往来于昆山、常熟之间。过了三年多，听说瀞已经死去，便与掌亭先生痛哭。侯君捶胸说：“我九死一生来保全我的弟弟，原是为世父留下的遗孤打算，今天却竟到了这个地步吗？”他急忙回到故乡，让长子侯乘承嗣，堂弟侯演主持通政公的祭祀。侯乘早夭，又让幼子侯莱承继。这样一来，侯君便没有后代，临死时嘱咐以掌亭先生的儿子侯莱作为自己的后嗣。唉，天降给侯氏的祸患多么残酷啊！如果不是侯氏兄弟彼此奔走，在内外支撑门户，那么侯氏一族就要被杀得一个不剩了。难道上天果然还没有安排妥当吗？还是天理昭彰、报应分明，从古以来人们所叹息的事情，不只发生在侯氏身上呢？侯君名汸，字记原，晚年居住在秬园，便以此自号。他是太学公岐曾的儿子，也是太常少卿震旸的长孙。幼年聪颖，太常公居家时，曾与子弟讨论李可灼进献红丸的事情，侯君才九岁，侍立在旁便问：“杨涟既然和方从哲一同被召进内廷，在进献红丸的时候，为什么不当面争辩，反而随众人走出宫门呢？”太常公因此大为惊异。侯君稍长成为诸生，便和诸弟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希望能够用于实际；他尤其慷慨爽直而有志向节操，洒脱自得。嘉定以银折交漕米，早已制定为法令很久了。崇祯末年，流寇传来警报，议论此事的人又下令缴纳五万多石粮食来资助军费，嘉定士民对此很苦恼。第二年，侯君将要伏在宫阙下请求免除，他慨然与张先辈鸿磐一同到宫门下，上疏陈述嘉定素来不产米，连年大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形；又详细地为各位公卿分条说明其中利害，朝廷认为说得对，最终依照他们的请求办理，直到今天士民还蒙受其利。这一年，侯君按例以监生身份参加顺天乡试，列入乙榜。凡是列入乙榜的人，才可以合并上疏请求准许入贡；但阁臣顾某却派私人来索取贿赂，侯君当即拂袖回去，从此不再参加科举。晚年学使者在他门上悬挂“高士”匾额，侯君也严词拒绝接受。侯君刚从京师回来，知道明朝将要灭亡，便把妻子▯孺人的奁中器物全部拿去换成金钱，交给王母龚太恭人，请求购买白塔田二顷，准备前往耕种。占筮得到震卦变剥卦，占筮的人说：“还不能行动。”侯君说：“不对，我这是退，不是进；是回来，不是前往。不去就没有什么不利。” 我为长子成卦，卦爻全动，说明适宜同妇人一起出行；变卦为“硕果”，说明应当能够独自保全。互卦说“禴祭受福”，就是所谓“不丧匕鬯”；又说“吉，大来”，互卦变为“黄裳元吉”，就是所谓“大来”。况且我受资助于妇人，上承王母；“黄裳居尊”正应在王母身上，我大概可以出行了吧？”后来事情果然都如卜筮所说。康熙十六年，他患病，又命人占筮，筮者说：“这是那个卦象，是从死门中出来的征兆。”申君笑着说：“先前震卦变为剥卦，就是所谓从死门出来；如今已经出来了，不能再出来了。”于是去世。通达事理的人认为他知晓天命，享年六十四岁。妻子是杜继宁，有两个儿子：乘、来，应该都是杜氏所生，也就是后来先后承嗣其堂弟的人。女儿二人，分别许配给许珌和柴某，都早夭。申君遭逢祸患以后，所以求学更加进步；他曾论述《易经》乾、坤二卦说：“世道衰败时，所到之处都没有可以施展刚直的地方。乾卦以刚为主，但继之以刚健、中正，又继之以纯粹精微；大概一定要这样，然后才可以称为刚。坤卦六二爻发动，以内心正直而持敬，但继之以外表方正而合于义；根本在于柔顺、中正，大概一定要这样，然后才可以称为直。” “否则，凭恃自己的血气而不屈挠、不摧折，我能够免除悔恨和忧患吗？”这大概就是他晚年所得的心得。某年某月某日，他的孤子莱卜把申君葬在某乡某原，于是来请我作墓志铭。铭文说：“侯门之中啊，忠诚而且重义；保全孤儿很难啊，牺牲自身反而容易。君虽九死啊，内心更加欣慰；漂泊到了极远的天涯。吃尽苦药啊，也甘甜如饴；幸而保全生命啊，返回故居。君的两位父亲啊，正气飞扬；气势凌云并与太阳相摩啊，直达天际。如今前去追随他们啊，这样”便可以没有愧疚。广西提学道佥事申君墓志铭 从前在我们吴地，少师申文定公以进士第一名的身份历事三朝，中年进入内阁，成为神宗的首辅。当时国家太平，他常居中调和裁度，救援东宫，起草建议的诸位大臣都能从容进退，众人都推许他为贤相。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是兵部尚书公申用懋，次子是广西参政、封通奉大夫的公申用嘉。家宅分为东西两房，诸孙前后入仕取得官籍的有十多人，诸曾孙、玄孙中能够穿戴衣冠行拜起礼的有几十人。高大的屋脊连接着墙垣，房屋像鱼鳞一样依次排列。乡里的父老观看仰慕，叹息说这是吴中大族的盛况，此前从未有过。参政的次子是户部侍郎公申绍芳，最小的儿子是候选推官公申綋祚。推官入

译本朝后，成为与我同榜的进士，最后辞世，而申氏家族也开始衰落。文定公的旧宅到这时也被授予别人了。又过了五年，申君重新考中甲科。君名穟，字叔斾。他的祖父就是通奉公。父亲名某，是通奉公的第三子，凭文定公的恩荫，曾任内阁中书舍人。因为申君显贵，屡次追赠为礼部郎中。礼部公家门显贵豪富，三代的门生、故吏以及姻亲党羽很多，往来送迎、馈赠问候，花费不可估量，而每年的收入却很少，因此更加困窘。晚年居家时，他延请访问名师益友，让他们同申君相互砥砺、切磋文章，希望借此使申氏家族再次兴盛。申君从小聪慧，虽然没有废弃游玩嬉戏，却擅长记诵。刚到二十岁，就擅长写科举考试的文章。顺治末年，于是考取江宁乡试第一名。第二年成为进士，回家在堂下拜见父母。礼部公高兴地说：“孩子努力吧，还不要使我先祖少师的事业断绝。”申君也意气激昂地奋发自励，私下认为功名可以循序登升，也可以通过努力迅速取得。授任内阁中书舍人，以 覃恩加一级；又因收掌《实录》加实俸一级；升任礼部祠祭司主事，又因 覃恩加一级，再补任仪制司历，升为郎中。覃恩又加一级。康熙二十四年，提拔为广西提学道佥事。申君在礼部任职很久，熟悉并精通旧日典章制度。各司有事情，尚书一定要询问申郎中，可见他受到的倚重就是这样。申君任中书时，按旧例有考选制度，众人都说叔斾必定首先获得科道官职，却因为受到条例限制而没有得到。等到任郎官、舍人时，又赶上考选，申君自己也以为必定能够获得，却因为接连遭逢父母内外丧事，又没有得到。他由曹郎出任学政，在吏部铨选中本来只是照常调任而已。同僚郎官有的挽起袖子争相猎取这个职位，而申君徘徊等待很久，也只得到广西。广西处在岭峤之间，距离京师五六千里，越过长江和重重湖泊才能到达，蛮烟瘴疠，士大夫往往不愿前往。申君身材肥壮，平素不能忍受炎热，身体与当地环境完全不相宜，亲近的人常常含蓄地劝说他。申君却遍考岭外的图经，询问当地风俗，以及七星岩、独秀山的胜景，买船束装出发，笑着说：“这不就是韩退之、范至能所称道的可以乘鸾而游的地方吗？我为什么不能去！”然而到任后，过了十多天又遭逢嫡母丧事，只得回去。回去不到一个月便去世了，难道果真是命运安排的吗？申氏自文定公以来，凡是考中甲科的人，大多都显达做官，享有高寿。其中早逝的，没有像推官公那样的；做官而没有来得及显达的，也没有像申君这样的。申君为人机敏警觉，通晓世事的变化，交游和亲故遍布朝廷各列，力量足以替他推举援引；可是申君最终屡次命运不济，官位止于五品，享年止于五十一岁。他的文章不能流传于世，功名又没有在朝廷上大为显著，实在可悲。申君侍奉两位母亲，具有极深的孝性；母亲在世时奉养、去世后送葬，没有一件不合乎礼法。晚年他多次到我虎丘书舍来，情意恳切，仿佛有所托付。他去世前几天，书舍的桂花刚刚开放，申君又来了；我们相对清坐了很长时间，然后他才离去。不久，讣告的消息就传来了。妻子徐宜人，是累次追赠为左都御史、名某者的女儿，治理家事严整而有法度，比申君早十个月去世。儿子三人：长子申珂，是康熙丁巳科举人；次子申琳，是国子监生，早夭；再次是申玮，是吴学生。女儿二人：长女嫁给诸生黄璜，另一女尚未出嫁。孙子二人，孙女三人。他的孤子选择某年某月某日，把申君夫妇合葬在长山乡羊字圩的新墓道。前来请求我作墓志铭。汪琬说：我的曾祖父参政府君，曾经和文定公同在一张砚台旁读书。府君赴京参加会试时，文定公正主持考试，因为失去府君而引以为憾。府君下葬时，文定公确实为他撰写了墓志铭。我还是诸生时，礼部公想聘请我到家塾中做申君的老师，恰好我接连考中科第，最终没有成行。大概我们两家早已有通家之谊和旧交，我岂敢不作铭？铭文说：远远追溯文定公；他的世系已传四代。族属是华贵的，科名是显赫的；作为公侯的孙子，本应恢复祖先的基业。虽然中途去世，余下的福泽却还没有穷尽。《尧峰文钞》第十三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第十四卷，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墓志铭四篇。前明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级蔡忠襄公墓志铭。前明崇祯十七年春二月八日，流贼李自成攻陷太原。原任巡抚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懋德为此死难。流贼长驱直入京师。不久，诸位大臣在南京拥立福王。于是礼部尚书顾公锡畴上疏，请求褒奖蔡公，说：“京城沦陷，天崩地裂，大小文武官吏纷纷抱头鼠窜，甚至迎接投降、献城投效，为逆贼倒戈并拼死效力的人，实在很多。至于慷慨赴义的人，却很少遇到。臣懋德凭一人之身守御全晋，功劳业绩十分显著。事情到了穷尽、形势十分危急之时，他洒血与众人盟誓，发誓不与贼人同生。城池陷落之日，终于实现了他的志愿。他又能率领旗鼓、武官和士卒，使他们全都成为一时节义之士中的冠首。如果不厚加恩典褒奖，凭什么慰藉忠魂，并向世人昭示以死勤事者所应得到的报偿呢？”奏疏呈上后，下诏赐祭并予以安葬，建立祠堂，谥号为“忠襄”。当时阁臣马士英与顾公过去有嫌隙，讨好马士英的人便弹劾顾公失守之罪，因此追赠和荫封全都没有实行。东南士大夫争相扼腕长叹，认为报答蔡公还远远不够。此前蔡公巡抚山西时，正与陕西督臣孙公传庭互相依托抗击贼军。后来孙公的十多万军队在潼关大败，自成进入西安，掠夺榆林。蔡公所管辖的平阳、汾州都大为震动，于是嘱托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卫太原，自己只率三千疲弱的军队，日夜往来，在黄河上拒击贼军。他先在大庆渡打败贼军一次，又在风陵渡第二次打败贼军，又在吉乡渡再次打败贼军，双方相持了四个月。他多次上疏请求军饷，却没有得到答复；请求调发禁军以及大同、宣府的军队来援，也没有得到答复。防守贼军从榆林扬言要进攻太原，于是太原又告急。汪宗友写信催促蔡公回来保卫晋王，晋王也派使者向蔡公求救，使者前后不断。蔡公不得已，将部下分为三部分，派两千人守卫平阳、汾州，亲自带一千人急驰进入太原。蔡公回来以后，汪宗友立即逃走，贼军于是从平阳渡过黄河向北进发。后来，汪宗友在路上听说此事，因自己曾催促蔡公回来，害怕获罪，便谋划把责任推给蔡公以自我解脱，上奏公开诬告蔡公没有援救平阳。朝廷有诏令解除蔡公职务，听候审查，并且命郭景昌代替蔡公巡抚，命阁臣李建泰统率军队前来援救。这两个人都停留不前。李自成派伪使者诱骗蔡公投降，蔡公砍下使者的首级，挂在竿上示众。有人劝蔡公说：“贼军已经深入，为什么不依照旧例出境暂避，以等待替代者呢？”蔡公毅然说：“我是守卫疆土的大臣，就应当死在疆土上。现在存亡只在一呼一吸之间，怎么能借口解除职务而图求自己的便利呢？”于是立下誓言。士民登城防守，李自成大怒；蔡公杀了使者，李自成便率领全部人马五十万来到城下。此前，蔡公估量城外的要害地点，埋下火炮等待贼军到来；贼军恰好在这些地点扎营，于是蔡公夜间招募壮士挖出火炮，杀伤了无数贼军。李自成也几乎陷入困境，更加愤怒，驱使众人逼近城墙强攻。第二天，大风拔起树木，吹扬沙石，白天也昏暗如夜，守城墙的士卒都无法站立。又过了一天，城池终于陷落。蔡公先前已经草拟遗疏，藏在怀中，到这时交给赞画、知县贾士璋；自己督率部下在街巷中作战。过了很久，他知道形势已经无法支撑，部下士卒想劫持他逃走，蔡公厉声不许，径直下马，徒步走进三立祠。三立祠原本是为祭祀山西各位先贤而建，当时跟随蔡公的仍有几十人。蔡公从容登上祠堂，面向北方叩首，呼喊道：“臣的力量已经竭尽，不敢不以死报效。”向各位先贤的木主拜了两拜以后，解下腰带，在祠堂东边的梁上自缢。跟随他死难的，从中军副总兵应时盛以下共有若干人。李自成进入城中后急切搜捕蔡公，有人指示尸体所在，贼军便将尸体砍伤后弃置在海子。材官段可达设法查知此事，暗中买来棺材草草收殓，葬在南门外的东冈。原文仅有“我”字，句意不完整。清顺治五年，蔡公的儿子方炳、方炌前往背负父亲的灵柩回到太原，人们无不流泪送行。又过了三年，选择吴县妙明山山麓作为墓地，方炳拿着行状来请求我作铭。唉！替别人谋划军队，军队失败就应当为之而死；替别人谋划邦国城邑，城邑危亡就应当与之共亡。蔡公既然奉到解除职务、听候审查的诏令，本来完全可以找到为自己解脱免罪的办法。即使暂且等待治罪，最终上疏申辩也是可以的；否则，就和众人一起逃奔，等待贼军出现破绽，以便日后图谋，也未尝不可。然而蔡公都不这样认为。蔡公治理太原，仅仅两年左右。自三秦瓦解以后，内部没有隔夜的粮食储备，外部没有蚂蚁般微小的援助；张开空弓，裹着空腹，竭力与虎狼抗争。到了最后，用利益引诱他，他也不顾；用死亡恐吓他，他也不悔改。牺牲自身、接受死亡，在地下保全气节，难道是仓促之间能够做到的吗？蔡公平素大概奉王文成公的学说为宗旨，直到老年仍聚集诸生讲学论道而不停止。假如幸运而功名成就、获得封爵，那么就是文成公；假如不幸而身死国破、尸体弃于沟壑，那么就是蔡公。虽然遭遇不同，但不朽却是相同的。蔡公还是举子时，得到王文成公的《传习录》，读后感叹说：“圣学的深奥源流就在这里，我从今以后才知道应该以什么为宗旨。” 所以他谈论学问时，以致知、格物为根本要旨，以至诚为归宿，以知及仁守、庄涖礼动为循序渐进的阶梯，以发愤、疑问、谨慎以及达到自得为下功夫的方法，而特别推尊文成公，称其为嫡传。由文成公上溯朱熹、陆九渊等儒者，由诸儒上溯孔子、孟子的本源流派，派别分流清楚得如同看手掌一样。由此才知道，蔡公之死，是期望不愧于自己所学、不辜负君主和父亲，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成仁”、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与普通男女拘守小节的诚信相比，实在有很大的不同。根据行状，蔡公字维立，另自号云怡。祖先世代居住在河南新蔡，宋高宗南渡初年才迁居吴地。曾祖安，从太仓迁到昆山；祖父畴，追赠某官；父亲允忠，追赠某官。到蔡公为止，三代都冒用陈姓；蔡公显贵以后，才恢复本姓，归宗蔡氏。万历末年考中进士，初任杭州推官。上级官员推荐他的治理政绩为第一，本应入朝任给事中，却因为触犯同县阁臣顾秉谦，改任礼部某司主事。后来又触犯太监魏忠贤，请假回乡。魏忠贤被诛杀后，重新补任礼部官职，历任员外郎、郎中，出任按察司副使，提督江西学政，改任嘉湖道，升为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因母亲去世服丧，服阕后补任井陉道，升左参政，改任宁前道。原文仅有“我”字，句意不完整。

译清兵大举入侵时，蔡公有守城的功劳，又有松山之功，却再次触犯阁部杨嗣昌，功劳没有得到叙录；后来酌情调任济南道，升任山东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他所到之处都很有声望，受到上级官员的倚重。在宁前时，祖大寿将军长期镇守边疆，他的士卒颇为骄横放纵，蔡公对此忧虑，进入祖大寿的营中，假意与他亲切交谈。过了很久，祖大寿高兴了，蔡公才慢慢说道：“边疆事务紧急，幸亏幕府同心协力，哪里敢彼此为难呢？只是部下士卒把商民当鱼肉宰割，将军您不知道。我请求惩治他们，以保全将军的美好声誉，使之有始有终。”祖大寿恭敬地答应了，边地百姓得以依靠此举安宁。太监高起潜尤其尊贵蛮横，蔡公写信责备他说：“我与贵监相见的礼仪，礼典中没有记载；按照宪纲体统，应当从义理出发罢了。贵监如果姿态不屈，那么就是凶恶的品德；我们这些官员如果不能伸展正道，就失去了自己的操守。如今假使让我们只尊重朝廷的命令，而贵监也常常能够对士大夫放低姿态，欢快地沟通宾主之情，我想贵监或许能够享有谦谦君子的声誉，我们也能够伸张正直敢言的节操，岂不是可以使双方都得到成全吗？”高起潜无法反驳。蔡公又因灾异应诏上书言事，极力指出，平定天下必须依靠经国济世的才略；而所谓经国济世之道如果不以圣贤大道为根本，只顾眼前小利、追求速效，最终不足以拨乱反正。他又说，儒者的心学没有得到阐明，大多结党同类、攻击异己，祸乱实际上就由此奠基。蔡公升任山西巡抚后，愍帝在中左门召见他，下诏询问治理国家的要领。蔡公首先说：“四方多有事端，都是因为百姓贫困而成为盗贼；臣负责安抚，应当使贫困百姓有饭吃。”又说：“爱护百姓没有比考察官吏更优先的；考察官吏没有比先考察臣自己更优先的。臣若不公正、不廉洁，凭什么使属官心服？”又说：“军队富足以后才能强盛；想要劝导屯田，就必须使人相信永不起科征赋税的命令。”愍帝很是嘉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他始终坚持正道、不阿附权势，大多就是这样。当明朝末年，朝廷中那些显贵的大官，只知道各自把持门户，日夜用言语互相攻击；即使有像蔡公这样的贤者，也总是把他放逐排斥到外地。假如当时给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供给他调遣的兵力，使他能够左右支撑、抵御西北，那么天下还可以挽救。可是国家危急倾覆，他们不加怜恤，反而互相践踏社稷、使国家覆亡，谁来掌握国家大政？蔡公难道能够替他们承担罪责吗？然而议论蔡公的人还说：“他失守太原，又说没有援救平阳。”凭蔡公的风采气节，已经与日月争辉；那些卑小浅薄、蛀空国家、败坏宗社之后的人，竟然还厚着脸皮，放纵私意来压制公论，不惩罚他们的恶心，反而怨恨蔡公的正直，这难道不是应当让人流泪痛哭的吗？” 蔡公享年五十九岁，妻子徐淑人比蔡公晚十五年去世。儿子三人：长子方熺，是国子监生，由淑人所生；方炳、方炌，是次子和幼子。方炳是长洲学生，由侧室顾氏所生；方炌是苏州府学生，由侧室叶氏所生。女儿二人，女婿管熙、陈哲庸，都是诸生。孙子孙女若干人。方炳所作的行状，叙述蔡公的仕宦政绩十分详尽；我略述其中重要的部分，又作招魂之辞来铭记蔡公说：公啊，回来吧！雁门山高耸险峻，道路艰阻而漫长。河水汹涌澎湃，蛟龙盘曲其中。回来吧，回来吧，不要长久滞留。公啊，回来吧！坟丘高达三尺，马鬣形封土已成。苍松、圆柏、山楸等树木，森然排列成行。回来吧，回来吧，乘着云中的龙归来。公啊，回来吧！雕刻的椽木和涂丹的楹柱，建有高大的祠堂。祭品有羊羔、兔肉，杂以小猪煮成的羹。回来吧，回来吧，献上清醇的酒。公啊，回来吧！天地元气浩荡，风声猛烈。史书将大书特书你的事迹，使它留在史册上。回来吧，回来吧，经过千亿年，你的美名也不会泯灭。《工部尚书、充任经筵讲官汤公墓志铭》。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工部尚书、睢州人汤公斌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公病重时，皇上派御医诊视；去世后，又派满、汉学士祭奠公的灵柩，并命令他的孤子乘驿站快马护送公的丧柩回乡。诏令按照旧例赐祭并办理葬事。死讯传到吴地。此前公曾驻节吴中，离开一年多，吴人追思不忘，为公在学宫建立生祠。到这时，在祠堂下面哭泣祭奠的人有几千几百，个个号哭悲痛，甚至失声。有见识的人说，几百年来，除周文襄王、端毅两公之外，巡抚没有比得上公的。公去世的第二年，几位孤子将择地葬在州城东南黄冈的墓道，事前派使者带着书信和行状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我曾与公同任史官，又承蒙公知遇，交情最深，于是核实他的世系、官职门第和事迹，叙述并铭刻下来。谨按：公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年又号潜庵。先世从滁州来安县迁来，凭军功任金川门世袭百户，后来调任睢阳卫，于是定居睢州。后又凭功世袭指挥佥事，传五代到明威将军、岷州卫守备、讳某者，就是公的高祖。曾祖是赵城县县丞，讳某；祖父是州学生，讳某；父亲是州学生，讳祖契，因公显贵被追封为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母亲赵恭人，在李自成之乱中被俘，因不屈而死。我曾为她祠堂撰写碑文。继母是轩太恭人。公年轻时不喜游玩，稍长更加勤学，奋力读书，无所不读，尤其喜爱研习宋代各位大儒的著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年纪刚过二十岁，考中顺治戊子科乡试。第二年参加会试中式，过了三年成为进士，改任弘文院庶吉士，授国史院检讨。当时正商议修撰《明史》，公上疏说：《宋史》在元至正年间修成，并没有忌讳记载文天祥、谢枋得的忠节；《元史》在明洪武年间修成，也同样列入丁好礼、普颜不花的义行。陛下顺应天意和人心，而元、明交替的那两年，前明诸臣仍未领会天意，抗守节操而死的人，似乎不可以一概按叛逆来写入史书。请颁布宽宥诏书，使史官能够免除顾虑，那么诸位臣子就十分幸运了。朝廷执政者见到公的奏疏，很不高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年〕 世祖亲自召公到南苑，反复慰劳他，于是声誉大为显著。不久，诏令升任翰林官，担任监司，使他熟悉民间事务，以等待将来重用。公在入选之列，出任潼关道副使。当时中原刚刚平定。

译王师正在攻取滇、蜀，关中是用兵必经的要道，征发调遣的军队往来不断，其中不少骄横而不受约束，百姓深受其苦。加上差役赋税繁重，百姓相继逃入山谷。公告诫属吏，不要苛取民财，不要任意役使驿夫；军队来了，我自会应付。不久，公驾驭军队有了章法，来往军队都恭敬地遵守约束；不到三年，流民归来恢复产业的超过几千户。关中盗贼很多，公严格实行保甲法，根据地势远近，令民间各自设置钲鼓、炮石；盗贼一到就传递警报，顷刻传到数百里，近处的赶来救援，远处的各自扼守要地。盗贼因此不敢发动，即使发动也总能被所属官兵捕获，于是境内大为安定。升任岭北道参政。公任所设在赣州。赣州是四省上游之地，高山深谷，大盗藏身其中，常常出来肆意焚烧劫掠。适逢海寇侵犯江宁，赣人骚动不安，纷纷激愤，想要作乱。公秘密向上官陈述方略，擒获一名盗魁，诛杀一名海上奸细，又杀掉一名城中与盗贼谋合的奸民，同时赦免其余党羽，赣地因此安定。上官正把公倚为左右手，但公想到父亲中宪公，最终请求休假回乡。从此居乡将近二十年。他本性清廉耿介，穿补衣、吃素食，却怡然自得。有些不认识公的官吏，或许会欺凌侮辱他，他也置之不理，从不计较。中宪公服丧期满后，听说孙钟元先生在苏门讲学，便租驴前往门下求学，每次询问疑难，先生都极力称许他。回乡后，他的学问更加精深，实行也更加有力，俨然成为中原的大儒。朝中贤士大夫众口称誉，经推荐又被起用；御试列为甲等，补授翰林院侍讲，与我等一同进入史馆，充任日讲起居注官。不久转任侍读，出任浙江乡试主考，回来后充任《明史》总裁官。后来又在经筵值班并参与纂修。两朝《圣训》都是公参与编纂的，他在皇上面前进退从容，仪态娴雅，陈述事情详尽深入，深深契合 皇上的心意，皇上破格提拔他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于是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南。临行辞别皇上的那一天，皇上赐给他鞍马、缎匹和白银五百两，随后 又赐御书三轴，告诉他说：“展开它，就像见到朕一样。”皇上的 眷顾信任大多如此。江南旧来习惯奢侈，吴中尤其严重。衣服、饮食、玩好大多没有节制，又喜欢赌博等各种游戏。每逢岁时，妇女争相炫耀妆饰，穿着华服游赏山水，把这当作常事。市井中的无赖子弟大多崇尚拳勇，动辄斗殴、恐吓；一旦急需民财，就倚仗豪强势力充当自己的钱袋，彼此仿效，渐成风气。前任官员始终不能治理，公全部加以禁止，一点也不宽贷。当地素来淫祠很多，楞伽山五通神的祭祀尤其盛行。严寒酷暑之中，载着鼓吹、笙箫和丝帛前往赛神祈祷的人络绎相接。奸巫、淫尼乘机进入人家内室，争相煽惑。吴人因此更加困苦。公查清情况，亲自到五通祠，把土偶取出投入湖中，众人非常惊骇，过了很久又大为心悦诚服。公处理政务简约安静，但下令必定要求实行。收受贿赂的官吏和贪蠹的胥吏都战战兢兢，互相告诫不敢违犯。重修泰伯祠，每逢朔日、望日必亲自前往拜谒；又拜谒范文正公、周忠介公的祠堂，以此劝导众人。多次亲自到学宫，命诸生讲解《孝经》，让年幼的孩子也都列坐听讲。抚恤百姓，仿佛唯恐伤害他们。吴地风俗从此大变，即使穷乡僻壤，也无不感激称颂他的政绩。里巷因为公姓汤，甚至用谚语称他为“清汤”。公多次上疏申诉吴人的疾苦，请求把合并征收的积欠改为分年带征，请求减免十八、十九两年的灾欠，请求免除邳州按版籍计算的荒田赋税，又请求蠲免明神宗朝增加的九厘饷税，还请求免除淮、扬、徐遭水灾各州县的赋税。部议有的采纳，有的否决，但公起初从未害怕烦琐。二十五年春，诏令升任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事务。吴人倾空全城，痛哭叩击辕门挽留公；留不住，就堵塞城门阻止公出行；又未能阻止，便拦道焚香送行，人数不下亿万，绵延千里不断。直到公渡过淮河才停止。公回朝后，皇上优厚地接待他，每逢会推、会议，都必问：“汤某怎么说？”公也十分感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皇上特别优待公，凡是是非可否之事，公都必定直言正论，不阿谀，不屈挠。不久有辅导皇太子的命令。公因病想归乡，又自认为刚刚遭受谗言，不敢请求告假，于是推荐前道臣耿公介侍奉 皇太子讲习，以代替自己。耿公是年老的儒者，迂腐谨慎，与满朝官员都合不来。廷臣弹劾公所推荐的人不合适，部议决定革职。皇上特意从宽处罚，降五级，仍留任。公恰好听说太恭人病了，于是上疏请求暂时回乡省亲。皇上派使者带着亲笔诏书慰问劝谕，并且想在京师赐给公住宅，命公把母亲接来奉养。公叩头说：“母亲年老，绝对不能来。”奏疏呈上后，有 过了几天，皇上仍不允许公离去，命令改任工部尚书。忌恨公的人势力无法施展，便又图谋制造大狱，罗织公的罪名。没过几天，公的病突然加重，于是去世。配偶马恭人。儿子四人：溥、濬、沆，都是州学生；棐。女儿三人：嫁国子监生赵登、诸生李中、张淑文。孙子五人，孙女七人。公平日潜心圣贤之学，对于性命之学的深奥、造化的精微，无不探究，而始终以诚意正心为根本；对于古今政治的治乱、事情的得失，无不综合考察，而始终以忠孝为先。所撰《洛学编》一卷，《补睢州志》五卷，诗文若干卷。我在史馆任职时，出入常与公同行，受到公磨砺启发、讲解贯通的益处极多。我不知道公比之程朱如何；但与真魏、许、姚等儒者相比，应当在他们之上。我正请求病假，也曾劝公归乡。不久公想推荐我任《明史》副总裁，从江南被 召回后，又想以宫僚身份推荐我，我坚决辞谢不肯接受，并且说：“愿意与公一同退隐，不愿与公一同进用。”我比公年长三岁，到如今还厚颜活在人世，而公却再也不能复生了。每当想起公，眼泪总是满面流淌。哪里忍心提笔为他写墓志铭？然而我一向以正直诚信受到公的认可，倘若不能说明公的志向，揭示他受谗言陷害的始末以告知天下后世，岂不是辜负我的亡友吗？铭曰：啊，汤氏屡次迁徙，开始在睢阳兴盛。到了公这一代，历时越久越加昌盛，成为 国家的纯臣、当世的大儒，继承洛学和闽学的志业，尊奉社稷而更加维护我国家。世祖拔擢公时，公正值年轻，从内院起家，交给他治理大藩；公轻快地引身退去，隐居蛰伏于乡里。世祖把公储备起来，留给我 圣明的太子；入朝则升任侍从，出外则抚治江淮。皇帝顾念疲惫的百姓，说：“去吧，你去协和治理他们。”两年政绩将成，忽然被召到皇帝面前。遭遇那些含沙射影的诬陷，暗中设下机关来射击。为什么交运如此亨通，命运却这样艰难？屡次陷入坎坷，脱离险境实在艰难。风雨露雷，没有一样不是 皇帝的恩德。

译皇帝的心意早已记在心中，哪里会忧虑不可测的祸患？活着荣耀，死后又受到哀悼，公还有什么遗憾呢？天意可以一定预知吗？人心安定就能胜过天命。黄冈的山丘，不会削平，也不会崩塌；把这篇铭诗埋葬在那里，等待贤良的史官为之作传。《广西巡抚右副都御史加四级郝公墓志铭》。顺治年间，吴三桂等人进入四川，奉诏统率东、西两路军队，驻扎川南，谋求进取；定州郝公也以御史身份巡按川中。吴三桂当时挟有王爵，拥重兵自卫，日益骄横，而部下尤其滥杀妄为。公性情严正，吴三桂很忌恨他，常常禁止沿途塘报。公上疏说：“臣忝任朝廷耳目的职务，却被这样阻塞消息，要臣有什么用？这实际上是在暗中刺责吴三桂。”吴三桂更加怨恨公。后来东西两路军队都被贼军打败，吴三桂等逃到绵州。公当时正奉命在保宁主持省试，贼将刘文秀的前锋将要抵达城下，保宁士民惊慌恐惧。公亲自率领文武属吏登上城墙，声称“秦兵大批到来”，士民因此稍稍安定。于是派使者带着奏启和紧急檄文，奔驰邀请吴三桂等人来救援，以大义责备他们，说：“不能死在贼人手中，就必然死于国法。”吴三桂等不得已，才从绵州赶来。公当面传授方略，详细说明贼军可以攻破的形势。最终上奏取得大捷，这主要是公的功劳。诏令统领东西两路的军队驻扎在川南，以图谋进取；定州的郝公也以御史身份巡按川中。三桂当时挟持王爵，拥重兵自卫，日益骄横，而部下尤其肆意杀人、违法乱纪。郝公性情严肃正直，三桂很忌惮他，便动辄禁止沿途传递塘报。郝公上疏说：“臣有幸掌管朝廷的耳目，却被这样阻塞蒙蔽，朝廷还要臣做什么呢？”这实际上是在暗中刺责三桂。三桂更加怨恨郝公。不久，东西两路的军队都被贼军击败，三桂等人逃到绵州。郝公当时正好在保宁监督省试，贼将刘文秀的前锋将要抵达城下，保宁的士民惊惶不安。郝公亲自率领文武诸属吏登上城墙，扬言“秦地的军队大批到来”，士民因此稍稍安定。于是派使者带着书信，并传送紧急檄文，奔赴邀请三桂等人前来救援；又以大义责备他们，说：“不死在贼人手里，就一定死于国法。”三桂等人不得已，这才从绵州赶来。郝公当面传授作战方略，详细说明贼军可以击破的情势。最终上奏取得大捷，其中郝公的功劳最多。诏令给吴三桂等人依次颁赏，公却独自上疏辞谢不接受，因此更加与吴三桂相违。公又上密封奏章，极力说吴三桂已有跋扈的迹象，恐怕他必然反叛。吴三桂于是对公恨之入骨，暗中派使者侦察公的隐私，却没有找到什么。此前，参议董显忠等人，有的因投诚，有的因隶属旗下，都授予副将名衔，改授司道等官职，大多贪婪暴虐，成为百姓祸害。公弹劾他们不通晓文义，于是令其恢复原职。吴三桂便唆使董显忠奔走朝廷诉告，自称识字，结果公竟因这件事被降一级调用。过了很久，任命仍未恢复，吴三桂的怨恨却始终不止，又捡取保宁守城之事，诬陷公冒领功劳，非要置他于死地。世祖洞察公的冤屈，特意从宽处理，改为流徙盛京。康熙十年，如今 天子巡幸奉天，公在道路旁迎接拜谒，详细陈述巡按四川的始末。皇上改变脸色，倾身认真听取，慰劳了很久。后来吴三桂果然如公所说反叛。朝中士大夫争相为公申诉冤屈。府尹、蔚州人魏公到任后说：被吴三桂仇恨的人，正是国家应当选用的，怎么能弃置而不录用？尚书、宛平人王公又接着替公说话。最后魏公再次上疏保举，部议却都阻格不行，特意 下令召还公并录用，仍补为本道御史，出巡两淮盐课，因称职而留任一年。那年五月，升任左佥都御史；不到一个月，再升为副都御史。第二年，便命令巡抚广西。临行辞别皇上的那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五月〕 皇上召他到便殿问对，多次奏陈军国事务，都符合 皇上的心意，皇上赐给他御厩良马一匹。任职超过两年，因劳累在广西去世。这一年是康熙二十二年某月某日。几位孤子把公的灵柩送回，选择某年月日，择定葬在州城某乡某原。附上行状和公的奏疏稿，寄信到尧峰山中，请我为墓道石撰铭。按行状，公讳浴，字冰涤，又字雪海，另自号复阳。先世从山西洪洞迁居中山，于是成为定州人。曾祖某，祖某，父亲大钫，是恩贡生，考授府通判，累次追赠某官。公考中顺治三年乡试，又过三年成进士，授刑部广东司主事，改授湖广道御史。公从小好学，博通六经和诸子百家的学说，留心时务，多次探究古今治乱兴亡的原因。每当发表议论，总能追溯本末，洞见前贤学说的精髓。尤其熟悉历代典故，任官时慷慨有志略，见四方仍未安定统一，便独自把澄清寇乱当作自己的责任。公在保宁被围时，世祖诏令询问公关于收拾整个四川的办法，公的奏疏大略说：秦地军队苦于转运粮饷，四川军队苦于等待粮食，这是两方面都受困。因此必须秦地不援助四川，秦地才能保全；四川不依赖秦地援助，四川才能谋划治理。成都地广而且重要，灌口一带的水系如衣襟腰带，连接三十个州县；开垦耕种一年，可以抵得上从秦地运粮三年。锦城之外竹木成林，结茅草为屋并不困难。锦江的鱼在岸边便可捕取，比鸡豚还多，这是又一项富饶资源，不应抛弃。若把众多军队的家属全部迁到成都，按户籍屯田，命总兵、副将、防守、游击分地按人口授田。其余流民和土著，也令各道招集开垦。文武官员的考核，都专门以此为准。困难在于牛和种子；现在各土官中有正在世袭、等候袭职的，已经得到恩赐供应了。倘若令每个司拿出若干头牛，巡抚与他们立下契约，等到丰年便归还牛价，应当没有不听命的。嘉定据守叙州以南的上游，独有茶盐之利，再命驿传道暂时换取谷种，那么牛和种子都不难筹办。因此臣说开设屯田便利。又说：四川所忧患的，是滇地的贼寇。滇地东南连接黔、粤，北面连接楚地，西北连接蜀地，五省山水环绕曲折，山岚瘴气交错，军需无法运送，骑兵不能突进；这就是那些跳梁小丑得以稍稍延续残余气息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二十二年〕 臣知道滇地贼寇所凭借的不过是皮兜、布铠、鸟铳和刀，所擅长的只是翻山越岭而已。然而蜀中的土官、土兵，其技艺还胜过他们。若选拔其中精锐作为前锋，而用满兵和强悍骑兵作为后劲，那么贼寇凭借险要也不足以自固，凭借技艺也不足以制人；在迅雷疾霆之下，都会像鸟兽一样逃窜。因此臣说使用土兵便利。公再次补任御史时，适逢总兵官王辅臣等叛变归附吴三桂。公详细陈述各路出兵的曲折，又说：用兵有虚有实，也有策应。若使用秦、陇、宝鸡、平凉、固原的军队，来控制贼寇的命脉，这叫实兵；若从西河出兵，或从武关攻取汉中，从郧阳攻取兴安，从袁州攻取长沙，以牵制贼寇的肘腋，这叫虚兵；若使用西安、潼关的军队来破坏贼寇的奸谋，这叫策应预备之兵。又上疏说：武官放纵部下残害百姓，有司借口谋反而倾覆百姓家产；大吏虽然有纠劾属员、提督军务的权柄，却往往废置不行，这样将凭什么取得万全的成效？前后上奏数十次，全都熟悉兵事，通晓国家大体。类似这些奏疏，以及在广西任职时所处理的各项事务，当地刚刚脱离战火，士民凋敝困顿最为严重，狼、猺、獞、獠等蛮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三年〕 到处窥伺。公于是上疏陈述调节四项事务：第一，虚耗钱粮的马匹应当淘汰；第二，增设的军队应当裁减；第三，要害之处设置防务应当斟酌；第四，抚标、提标中的精锐应当精选。由于各处都受到觊觎，郝公于是上疏陈述调节整顿四项防务：第一，虚耗粮饷的马匹应当淘汰；第二，增设的军队应当裁减；第三，要害之处的防守设置应当斟酌调整；第四，抚标、提标中的精锐部队应当精选裁汰。

译皇上认为他说得对，把这些事情全都交给公处置。公又说应当停止鼓铸，又说应当酌情恢复南宁、太平、思恩各府县旧日实行的食盐运销制度。又说滇南军队撤回，按惯例应经过黔、楚，不应借道粤西土司辖地，奔驰数千里经过不毛之地。又为已故殉难的巡抚马雄镇、傅弘烈请求建立祠堂，为已故知府刘浩、已故知县周岱生请求抚恤。各省都心悦诚服，认为这样做便利安稳。各项措施还没有完成，公却已经去世了。享年六十一岁。士民奔走在街巷中哭泣达三日。后来丧柩将要北归，焚香叩送的人沿途数千里不断。谈到公，必定流泪叹息。当公去世时，掌印官左布政崔某是公的同门学生，因此过去与公有嫌隙。此前，前任巡抚傅公在军中，因军务兴起时供给不及时，挪用库银超过七万两。公到任后，便请求从库项中扣抵。只是各种事务仓促繁忙，还来不及扣抵，掌印官便弹劾公侵吞欺骗，部议决定革职并追缴补偿。奉 诏令特意称许公前任巡盐、后任巡抚时都能洁身自持、爱护百姓，免除夺职处分。后来又奉 诏令称许公如前，下令免于追缴库项，并且说：“这是为了彰显朕优待抚恤廉吏的深意，实在是特殊的恩典。”公的学问本来就渊博，居住奉天时，更加潜心研究义理之学，尤其喜爱《孟子》和二程遗书，曾说：“没有孟氏，就没有途径进入孔子的门下；没有二程，就没有途径登上孟子的堂奥。”后来修建三楹书室，间额题作“致知格物”，早晚端坐其中读书。他以主敬穷理为做学问的功夫，以身体力行为最终归宿；这样坚持将近二十年，才归乡。归乡后所得更加精深，表现在奏章和政事上的，不过是他学问的余绪罢了。元配李淑人，在前明崇祯末年殉节投井而死；继配王淑人，尤其有贤德，随公居住奉天共五年后去世，二人都与公合葬。儿子五人：相，是廪贡生；林，是康熙壬戌科进士，二人都是王淑人所生；椿，州学生；桢、枚。女儿一人，嫁诸生梁穆，都是侧室所生。孙子孙女共六人，士大夫都说…… 天子与公相互契合，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公生前选拔诸生，死后又抚恤他的身后之事；称他廉洁，反复加以称许。俨然像一家人的父子一样，皇上对公了解得多么深啊！我却认为 如今的皇上固然了解公，但不要说 先皇帝不了解公。吴三桂的凶暴气焰正盛，公不过是一个书生，却偏偏不自量力，独自与他抗争；如果不是 先皇帝，那么公的尸骨早已腐朽，肉身也已经腐烂了。假如不对公施加表面上轻微的责罚，以稍稍消减吴三桂的怒气，那么吴三桂必定很快反叛；反叛一旦提前，就会在内地煽动四川盗贼，在外联结滇地寇患，秦、楚之间将更加难以平定。因此把公谴责后派往远方，借以避开吴三桂，既是为了延缓吴三桂反叛，也为了留下公作为 如今皇上的心腹股肱之臣。先皇帝的心意，哪里容易测度呢？所以借叙述公的事迹，逐条说明并详细论述它。铭曰：显赫诚信的郝公，正直敢谏，迅猛打击乱臣，像鹯鸟、鹗鸟一样；将近二十年，邪恶的谋划不能得逞，国家有这样的人。那些人几乎吓破了胆。显赫诚信的郝公，学问和见识都很雄厚，世祖早已把他储备起来。今上任用他统兵，筹划民间疾苦，他的话一说出便必定实行，一个月中多次升迁，确实是皇帝心中所记取的人。皇帝的内心 皇帝说：“你去吧，你去抚治西粤诸蛮。安抚惊惶的遗民，扶持他们、哄慰他们。凭你的廉洁，使你至死勤于职事，这就是纯臣的节操。活着我就任用你，死后又抚恤你。小人诬污公你，到了鬼神那里我也要诛罚他们。墓门高大庄严，幽深的墓堂巍峨高耸。埋下这篇铭文，以寄托对劳臣的思念。” 《顾徐赤墓志铭》。君讳埴，字徐赤，姓顾氏。自孙吴立国以来，一千四百多年，顾氏一直是吴中的著姓。父亲某，祖父某，都是太学生；曾祖某，是荫监生；高祖九思，则是隆庆年间进士，官职累升至通政使。君娶王氏，也是著姓，为少傅文恪公的六世孙女。君二十六岁时得病，病了几年才痊愈。当时病情危急，医药祈祷花费无数，家业于是衰落。况且他作为文士，向来不善于经营生计，多次受困于徭役赋税；继母王孺人又去世，他自料疾病之身不能支撑，便把产业分给诸子，自己接受他们供养。他性情恬淡，欲望很少，始终没有妾侍。到这时病稍稍痊愈，更加闭门独居在一室之中。诸子拿鲜衣美食送来，他总是推开不吃；整日危然静坐，很爱学习导引养生之说，恍惚间像有所领悟。这样过了若干年，遭遇太学生父亲的丧事，因过度哀毁再次得病，病情屡次痊愈又屡次发作。又过六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实为康熙二十二年某月某日。君年轻时善于写文章，在诸生中很有名声。为人仁厚坦率平易，从不违逆他人，尤其喜欢宾客。凡四方士大夫登门拜访的，无不盛情供待并与之结交。君没有生病时，乡里原有一个文社，名叫“慎交”；我的族人很多参加其中，君也在其中。所以我和从父自远、再从弟宝文，都曾多次跟随君学习文章、饮酒，十分欢乐。我的二弟搢九，尤其与君友善。后来文社日益兴盛，来往的多是贤豪和知名人士；然而在文章和品行方面受到同辈推重的，算来不过几个人，君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大家各因别的事情离去，我也在外做官，滞留京师，而君于是因病废居。知情的人全都替君叹息。等我从郎舍请假回乡，才又得以相见。君虽然多病，但起居动作仍和从前一样。我以为君既然懂得养生，要达到长寿并不困难，曾把这些话告诉君的长子敕五。可是我的话最终没有应验。可悲啊！我比君大两岁，自远比君年少两岁也正是如此。搢九、宝文与君相比，年岁大略相当。君去世时，宝文已经先一年去世，自远、搢九也已死去很久，其中最早去世的将近二十年了。只有我衰老将死，还在这里。既然如此，叙述君的事迹，使它流传后世，除了我还能是谁？君有五个儿子：敕五、敷锡，都是太学生；抚五、三典，是吴县学生；良五。女儿三人，分别嫁给太学生陆裕国、吴闰、诸生胡鸣▯。孙子孙女若干人。此前王孺人葬在长洲县尹山某乡的墓地。君去世的第二年，诸子奉灵柩前往与她合葬。君性情纯孝，平素不相信术士的话。安葬太学公时，术士以日干不利加以阻止，君严肃地说：“古代葬礼有固定制度，何必议论利不利？假如不利，自然由我来承担。”他通达而知礼就是这样，因此诸子全都遵守他的家法。敕五字有典，三典字有常，正凭文学在学校中显露声名；将来能够光大君的事业、使君显扬的，大概就在他们身上。铭曰：名声没有升达于

译朝廷，寿命也没有达到耆年。天啊，为什么让这样一位善人仅仅止步于此？《尧峰文钞》卷十四。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十五，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墓志铭五篇【共六首】。《席舍人墓志铭》。我多次游览洞庭东山，从俞家舍到薛家桥，道路多有毁坏，每逢新雨便泥泞得无法行走，来往的人都以此为苦。最后一次经过那里，看到道路已经用石头修筑，两旁以砖砌成，坚固而且绵延数里。问是谁修的，回答说：“是席舍人修筑的。”当时山中的妇女没有别的产业，常常空着手坐吃，已经成了惯例。后来织布的声音响亮地连接着街巷，问是谁造成的，又回答说：“是舍人招募邻郡女工来教她们的。”再问棉絮原料以及纺车、织床等器具从哪里取得，又回答说：“都是舍人供给的。”我非常惊异。问舍人是谁，原来他讳启图，字文舆，是岁贡生，候补内阁中书舍人，尚未授官便去世了。山中人一向敬重君，所以不称他的字，而争相用他的官职称呼他。后来我寄寓在严氏家中，君的几位孤子都是严氏所生，因此知道君的事迹很详细。等到将要安葬君时，他们来到仪岭的墓地，又向我索求墓志铭；我因此更加了解君的为人。按行状，席氏为躲避唐末黄巢之乱，开始居住在莫厘峰南面。曾祖洙，祖父端攀，都没有出仕。父亲本桢，前明任文华殿中书舍人，升太仆少卿，并追赠先世两代为与少卿相当的官职。母亲是吴淑人，而君的生母是谭氏。君自幼丧母，由嫡母吴氏抚养；他侍奉吴氏极有孝性，吴氏生病时昼夜不离左右，亲自写青词向神祈祷，愿意用自己的身子代母去死，前后写了四十九篇，至今还有稿本保存。君为人恬静少欲，从不孜孜营求钱财，只想着行德于乡里。凡宗族亲友中靠君供火做饭的有若干家，靠君资助婚嫁、丧葬的也有若干家。山中贫民苦于贫困严寒，他便施给葛衣；炎热时施给苎衣；生病就给药；不幸死去而无钱入殓的，给他棺材；无地安葬的，又扩充少卿先前置办的义冢，达到三十多亩，给他们掘墓安葬。每逢年成大歉收，便拿出粮食周济，多时有一千余石，少时也不少于数百石；又赎回被卖掉的子女，收养在路旁遗弃的婴儿，每年所费往往超过数千金。山中大姓大多靠经商和节俭起家，常常积聚财产自我防卫；其中最豪富的必定穿华服，乘盛大车马来炫耀，而君自己的生活却只与贫寒人家相当，屋中没有姬妾，箱中没有珍玩，每次积存的收入都全部耗费在施舍上。亲族党羽担心他与自己不同，有人暗中议论；君听见了也丝毫不在意。时间久了，满山无论亲疏远近、大小老少，没有不称颂敬服他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九章〕 这样以后，我才知道自己先前听见和看见的事情，还不足以说明君的奇异。君喜欢读书，藏书累积到数万卷，于是广泛收集先贤的嘉言懿行，分条辨析、分类编排，共若干卷，命名为《畜德录》。晚年患风痹病多年，更加闭门撰写此书，曾在书尾题写：“我的病已濒临死亡，唯一遗憾的是书尚未完成；如今幸而稍稍好转，若不勉力完成此书而敢自我懒惰偷安，死后便没有脸面去见地下的先贤。”病重到不能翻身，也要把书放在床席上，俯身斜视它；他勤于求学就是这样。我因此考察君一生事迹的始末，认为他从先贤那里得到的东西很多。享年四十三岁，去世那天，宗族亲友哭着说：“从今以后遇到急难，我们要去叩问谁呢？”山中父老子弟哭着说：“从今以后遇到寒冷、饥饿和患难，谁来抚恤我们呢？”唉！像舍人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有德有言的君子了。病情尚未恶化时，他预先辞谢遣散医药，对诸子说：“我出生时太岁在寅，今年是申年，月份也相同，寅申相冲，我恐怕将不能免死。”后来果然如此。通达的人说他知晓天命。卒于康熙十九年某月某日，葬于康熙二十三年某月某日。从前太史公说：“水渊深了，鱼就在那里生长；山林深了，野兽就会前往；人一富有，仁义就会归附。”只是他所记述的蜀地卓氏、程氏、宛地孔氏之类，财富多到超过君数倍，却没有听说有像君这样轻视钱财、喜爱学习的人。凭太史公文章雄奇华丽、令人喜爱，所以能够流传后世。我自料笔力衰弱低劣，不能与他的才华相称，哪里能使君的名声永远流传呢？可惜君没有遇到太史公！然而又不能不为君作铭。君娶严孺人，生儿子三人：长子例监生、候补国子监典簿永劼；次子岁贡生、候补内阁中书舍人永勋，出嗣世父之后；次子诸生永渤。女儿二人：长女嫁诸生许霦，次女嫁许郑茂鼎。孙子七人，孙女二人，都还年幼。铭曰：古代所说的不朽，只有德行和言论。后世儒者不能将它们磨灭，唉，你难道独独不能如此吗？积累善行就会延续福庆，再有著书相助。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背靠山、面向湖，墓旁的树木森然茂盛。人虽亡故，名声长存，或许可以达到万年。《周文季墓志铭》。无锡周君文季，讳炳文，享年五十四岁，于康熙七年某月某日死于家中，于康熙十年某月某日葬在军鄣山先茔旁。曾大父某，大父是县学生维新，父亲是乡饮宾怀良，都有潜在的德行。配偶倪孺人。三个儿子：廷韩、廷范、廷杨。三个女婿：王仁济、华侨、蒋士震。孙子四人，曾孙二人。君考中顺治十一年乡试，与我同为门生；而我辗转任职于郎署，来往很少。君到京师，偶尔来我这里饮酒，常常酒杯还未举尽、蜡烛还未燃尽，便上马告别，从未有过促膝握手、亲切谈笑的时候。所以我对君了解很浅。等我年老多病，闭门居住深山，旧交断绝，起初并不知道君是生是死。廷范来到尧峰，与我互相慰问，说：“我父亲的墓树都快合抱了，我母亲倪孺人也相继去世很久了。”我问他的学业，他说：“荒废后又勉强振作起来了。”我问他的生计，他说：“我父亲不喜欢经营生计，遗留下几亩荒芜的田地，如今已经不足以供给稀粥了。”于是他拿出再从兄缄斋先生所撰写的事状给我看，我这才知道君的为人。

译廷范留在山中十天，我们共同征集、叙述君的遗事，之后我更加详细地了解了情况。我悲伤地流泪，后悔认识君太晚。于是杂取事状中的话，以及廷范所叙述的内容，写道：君在家庭中的品行醇厚完备，分割房屋时不计多少、肥瘠和优劣，侍奉母亲方太孺人最为恭敬。从开始患病直到病危，他都摆手告诫家人不要让太孺人知道。将要入殓时，眼睛还注视着太孺人；太孺人哭着抚摸他，他才闭上眼睛。君向来精通地理之学。此前父亲葬在邓尉山，过了多年，君推测不是吉地，谋划迁葬。几个兄弟认为此事困难，他便写下遗命告诫诸子：“一定要迁葬。”廷韩于是改择军鄣山。等打开旧墓穴，果然群蚁已经把棺木侵蚀得差不多了。当时君的灵柩还停在堂中，迁葬的那天晚上，家人听见堂中有呜咽号哭声，都认为是君的灵魂。平日里君享有长者的声誉，喜欢帮助别人解决急难。乡里有争执不平的事，必定到君那里辨析是非。交游亲友无辜受陷害的，君必定向上官为他们争辩冤屈。上官见君持论慷慨爽直，出于至诚，也都相信并听从他。有一位同年生性情颇好饮酒、难以接近，正醉酒喧闹时，听到君清咳的声音，便立即肃然起身。他曾对人说：“我在一个县中所敬重侍奉的，只有周筠心罢了。” 筠心大概是君的别号。君从小喜爱读书，博览强记，不只是把学问用于应试文章。四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没有考中，叹息说：“考中了却不能停止，是没有道义；没考中却不能停止，是没有命运。我们还能把命运怎么样呢？可以停止了。”于是考授教职。后来因其他事情受到牵连，也终究没有得到选任。家中原来在一乡之中很富有，晚年更加衰落，依靠倪孺人竭力维持。孺人尤其勤俭，到老还在灯下劳作，一刻也不稍停。迎娶儿媳、嫁出女儿，全都由孺人操办。于是因积劳成疾，享年五十五岁，于康熙十二年某月某日去世，比君去世晚五年。又过十年，与君合葬。按《周氏世谱》，相传是吴国偏将军周瑜的后代。他们迁居无锡景云乡，是从宋代制置安抚使、讳应者开始的，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子孙仍环绕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当地人便按他们的姓称这条水道为周泾。铭曰：才能充足，学问丰富，谁能比不上他？命运坎坷而终于早逝，按命理之道说便是穷尽了。倚靠幽深的墓宫，气象郁郁葱葱。侍奉双亲，有贤妇相伴，依从卜筮所言而得吉祥，子孙也将兴盛。《乡饮宾徐府君墓志铭》。徐氏的先祖都以偃王为祖，又都以汉代征士徐稚为祖。我们吴地的徐氏，过去多是仕宦之家，往往各自成为一族，族谱彼此完全不相通，不知道究竟分属哪一支。宋淳熙年间，有一人担任常熟教谕，才开始在直塘镇置家；后来又迁到长洲采云乡，列居下塘，这就是下塘徐氏。自明世宗时期到现在一百六十年间，徐氏以进士身份成为大官的共有四人，在乡试中举的又有数人，其余有的凭资财，有的以诸生贡入学宫，于是出仕做官的人接连不断。因此这一支徐氏的人比其他徐氏更加豪盛，凡是财产的丰厚、住宅楼台亭榭园林池沼的壮丽，以及车舆服饰、歌舞伎妾和优伶的华美，全都冠绝吴中；四方的官员士绅日夜争相聚集到他家门下，已经进入。本朝以来徐氏突然衰落，子弟大多因为骄纵幼稚、放任恣肆，把家产败坏得几乎精光。其间能够成为谨慎笃行的长者，几乎不过一两人，府君就是其中之一。府君自幼丧父，族人轻视他孱弱，动辄制造诉讼来倾覆他家，于是家道中落。等到府君成为诸生，才颇能坚强忍耐、自食其力；后来有了儿子堂，堂又能帮助父亲办理家事，所以家业渐渐复兴。然而府君常以安于淡泊为乐，喜爱行善施舍。亲友中有不能料理父母丧葬的，他一定供给资助。族中子弟有人盗卖先世留下的义田，他又率领众人捐出囊中钱财赎回，以供岁时祭祀，因此徐氏一族无论长幼都敬服他。他醇厚谦谨，大概是天性如此。族中少年曾有所倚仗，乘醉以非礼之举侮辱府君，旁观者都愤恨不平，府君却笑而不计较。中年丧妻汪氏，独居二十多年，身边没有侍妾，仍然萧然自得。晚年尤其潜心研习佛典，于是把家业交给儿子堂承继，自己每天只是安坐诵读学习而已。我与他比邻而居，我年老多病，闭门不出，府君也很少出门，所以不常相见。逢年过节偶然相见，他说话仿佛不太能出口。他在乡里，即使卑贱的男子和年幼的仆童，也都恭敬地同他行礼；稍微听到喧闹争竞的声音，便赶快避开。乡里人推举府君为长者，七十岁那年被举为乡饮宾，众人都认为很恰当。第二年，他因脾病去世；又过一年，堂将要把府君安葬在阳山祖坟旁边，汪孺人先已去世，于是也把她的灵柩合葬在那里。府君名纶，字襄孙；父亲名果达，祖父名治安，都有隐而未显的德行。曾祖父名有声，是县学生。汪孺人生有一个儿子，就是堂；堂是太学生。女儿三人，女婿分别是诸生施赟、朱楷、江文模。葬期已经定下，堂穿着丧服戴着丧冠来到我门前说：‘我的父亲与先生是世代姻亲，又是邻居。了解我父亲的人，大概没有比先生更深的了。如今墓石已经准备好，却还没有刻辞。我这个孤儿很怕不能彰显父亲，使他的遗绪终于湮没，所以冒昧来请先生。’我于是答应下来，为他撰写墓铭。铭文说：我听说府君自祖父以来，累世都是长者；到了府君这一代，更因长者的德行而闻名，这并不只是徐氏一族所罕见的。即使吴中那些以权贵富有而显名的大家族，人数也很多；可是像府君这样身为布衣而恭谨谦和的人，最终没有谁能超过他。秦余杭的马鬣山高高耸立，正适合安葬您；愿您的子孙承续祖先余庆，绵延不绝。如果说这些没有凭据，就请看我的铭文吧。《金孝章墓志铭》。

译我们郡过去有很多品行高洁、喜好古道、独善其行的君子。近世如杜用嘉、邢用理、沈启南先生，往下到赵凡夫、文彦可之类，大都遗弃荣华而不出仕；有的凭诗文，有的凭书画，有的兼通医卜，各自在当时卓然有名。他们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余韵，直到今天还在乡士大夫口中流传。自从有明灭亡以后，吴中那些好事之人也都抛弃巾服，自称隐士。起初在流离患难中，他们仰慕前贤风范，俨然像前代的逸民遗老。后来天下平定，他们苦于饥寒、困顿跌倒，能够始终守持一节，年老死在窗下而不悔恨的，实在没有几人。像孝章金先生，或许可以说是《大易》所谓乐天知命的人吧？先生名俊明，字孝章，是吴县人。年轻时跟随父亲在宁夏做官，往来燕赵之间，骑马驰骋、游猎射弋，颇有任侠自喜的气概。辽东多事，各边将帅争相想聘请他入幕府，先生却不屑一顾。回到乡里后，才改变志向读书，在孝介朱先生门下学习经书。朱先生多次赞叹他的才华。补为县学生，声名渐渐传开。多次参加乡试，却没有被录取。最后又赴试，用焦氏《易》占筮，得到蛊卦变艮卦，卦辞如此云云。先生忧愁地长叹说：‘上天难道是要我把这种事做得高尚吗？我将从此离去了。’于是没有考完就回来了。回去后便辞别诸生，闭门以替人抄书来供给自己。当时明朝还没有灭亡。又过了一年，流贼攻陷北京；再过一年，王师渡过长江，吴人才开始深感惊诧。先生早已预知时势。先生幼年便以善于书法著名，吴中小楷取法《曹娥碑》，行草取法《圣教序》，都很有法度。晚年更加自成一家，同时擅长诗歌和古文。四方士大夫听到先生的名声，拿着书法或诗文来请他书写、创作的人接连不断。乡里贫穷人家的孩子，手中一文钱也没有，也常常早晚来到门前求先生写字，先生总是欣然答应，从不稍有厌烦。因此三吴的碑刻、牌匾，甚至僧坊酒肆，大多出自先生之笔；得到的人争着拿来夸耀展示，以为幸运。他偶尔喜欢画树石，都萧疏有致；其中墨梅最为精工，吴人尤其把它当作珍品流传。先生既然擅长书法，平日便抄录经籍秘本以及交游文稿，共有数百种，无不装潢成册，谨慎地收藏在箱柜中。我曾经跑到先生几间老屋去，桌案上满是尘埃；和客人相对清坐了很久，他才亲自起来焚香煮茶，稍稍拿出自己的书画和所抄录的东西来供客人欣赏罢了。我曾评论说，先生并不是忘却尘世的人；只是因为遭逢不偶，把自己激昂奇伟的才华，以及盘曲郁结、傲岸不平的气概积聚起来，直到晚年仍没有削减干净，不得已寄托在书画之中。吴中的后辈和晚进之士，那些高谈书画鉴赏的人，只会推许先生书画精妙，而且想在笔墨的门径之内探求他的奥妙，却都还没有真正了解先生。先生七十岁时，遍请平常来往的人为他作挽诗，并引用陶渊明《自祭文》作为先例，可见他的风流雅趣就是如此。曾有学使仰慕先生的名声，想招请他，却没能做到，于是感叹说：‘清正纯真、超绝尘俗，即使古代的沈约也不过如此。’先生享年七十四岁，于某年某月某日，他的孤子把先生葬在长洲县瓜山的万字圩，拿着行状来请我作铭。根据行状：曾祖父名篪，祖父名可大，父亲名永昌，曾任陕西宁夏卫经历；母亲是徐孺人。先生娶浦氏，浦氏先去世。女儿二人，长女贞琬嫁给吴江张某，次女贞琰嫁给长洲方某。儿子四人，长子上震，是某科武举人，现任某官；次子侃，次子祜，次子预早逝。孙子三人。先生笃厚孝友，每逢居丧，必亲手抄写数百本《孝经》送给别人，以此抚恤爱护他们；对两个弟弟尤其尽力。晚年自号耿庵，又曾亲自题写堂额‘孺宜’，用来表明自己的志趣。铭文说：在学问上丰厚，在德行上崇高；只是没有得到施展才用的机会，是时代困穷所致。有幽兰，是先生所种植而收藏的；有奇妙的书法，是先生所创制的。潜藏的光辉和隐约的光彩，留给后人；愿后人因此昌盛。这块石碑记下了这些。《江太一墓志铭》。休宁的江氏一向号称右族，他们的先世大概居住在浮梁。唐天复年间，有人任休宁县簿，于是便在这里占籍定居。此后子孙繁衍，分居在休宁的郏阳、梅田二乡；而江公则是从梅田迁到苏州的人。名五声，字太一，以乡饮大宾、名茂时的人为父，以乡饮宾、名判的人为祖父。兄弟共七人，诸位兄长大多凭文学享有声名。二哥又考中乡试，而大宾唯独认为江公才华奇异，特意命他到苏州管理铁冶，于是凭冶铸业使家族兴起。他为人任侠，重视诺言，广泛结交四方贤士大夫。凡是士大夫来到吴地，没有不上门拜访的；江公一定盛备帷帐、酒肴、礼物，完备迎送之礼，因此得到好客的声誉。我的族女正好嫁给江公的孙子，成为姻亲，所以汪氏家族也没有不与江公交往的。我族居住在吴县西郭外，近年以来我迁居到江公家附近，相距不过几十步。只是我在京师做官多年，回来以后又因病闭门不出，唯独没有登上江公的厅堂、认识他的面容。然而我询问乡里人，大家都纷纷推许说：‘这是一位长者。’江公去世服丧期满后，他的几个儿子才请朋友俞子无殊多次往来我家，不时叙述江公的轶事，我更加知道他确实是一位长者。江公生性喜欢施舍，尤其厚待同族。有族人贫穷而要卖掉女儿的，他立即捐钱把女儿赎出，并且替她选择归宿。有族人品行不端而被诬陷为盗贼，族人都唾骂他、不屑与他来往；江公却怜悯并援救他，使他得以脱罪，那人最终悔悟，不再作恶。有人因急难相告，江公便按照所需给予帮助；有人长期欠他钱不还，江公就毁掉契约文书。像这样的共有数人，所损失的钱财也不少于数千金。江公喜欢实行这种德行，都是这一类。平日喜欢读史书，又喜欢购藏古代的鼎、彝、罍、洗，直到官窑、哥窑以下的瓷器，以及前代的朱漆、黑漆等器物，排列在便坐左右。每当家政和宾客事务稍有间暇，他一定进入精舍焚香，倚几而坐；有时摩挲各种玩物，有时手拿一卷史书，一边阅读一边诵读，悠然仿佛置身世外。他不只是一个长者，实在还很有隐逸君子的风度。享年六十岁，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去世。妻子程孺人先他十年去世。儿子五人：接荷、士騊，都是国子生；接芹，是吴县学生；士习，是苏州府学生；士騋，是吴县学生。女儿六人，其中四人都嫁给名门，其余尚未出嫁。孙子十六人：承谟，是府学生；

译承备、承诗、吴县学生承倌、承效、承侒、承諴，都是吴县学生；承份、承说之训，府学生承俅、承度、承祜、承恩、承祐、承偲；孙女十三人，曾孙男四人、曾孙女三人。承谟就是娶我族女的人；承諴和承之训，跟随他们的叔父士騋，如今正到我门下游学。某年某月某日，几个儿子把江公葬在某乡某原，与程孺人合葬。江公既有隐德而未显露，子孙又大都守持他的遗业，恭谨谦慎，足以成为守护家业的主人，并且还有能读书、能写文章的人。他们的家族繁盛昌隆，难道不在后代吗？于是无殊为他撰写行状，我便记述并作铭说：善行积累起来，福庆就会有余。江公蕴藏善德，却来不及施展，留给子孙。诗书之学的兴盛，必将蓬勃发展。立碑可以把这些铭刻并保存下来，这些话并非虚妄。《乡饮宾席翁墓志铭》。我曾两次到洞庭东山，第一次到达时，因为有事前往拜见席太翁仲远。太翁的小儿媳是我的外妹。当时太翁已经七十多岁，身材高大，胡须飘拂，衣冠十分伟岸。他的辈分尊贵，年龄又比我大，但对我仍按宾主之礼十分恭敬，拱手作揖、进退行止都像年轻人一样。我在饮酒间听他叙述山中各种逸闻，首尾连贯，滔滔不绝，十分可听。我心里知道他是位长者。十年后我再次来到这里，太翁已经去世，他家将要举行禫祭了。他的长子和小儿子正各自经营一座园圃，中间树木苍翠秀美，亭台水榭洁净雅致；又各自在园中穿池种菜，极尽幽人闲逸的情趣。他们不只是守护家业的主人，差不多还足以振兴宗族。这样说来，太翁留给后代的福泽是长远的。太翁名本久，仲远是他的字。先世有人在唐朝做官至武卫将军，于是开始在东山定居。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樊瑞，是国学生，凭善于经营田产而兴家。太翁年轻时是青浦诸生，所到之处都和各位名士交往，日夜以探讨学问互相砥砺，所以学问所得醇厚深湛，尤其擅长应试文章。然而多次在科场失利，中年时才自我叹息说：‘这是命啊，文章能把命运怎么样呢！’于是把所学的功名事业全部抛开，悠然自得，不再把科第放在心上。他多次邀请旧友，作诗饮酒为乐，竟然因此终老。闲暇时便在帘阁中倚几而坐，亲手抄写各位大儒的语录，达数十卷；又曾为《孝经》作训释，尤其精研深思《易经》。他论说乾卦九三爻说：‘“乾乾”是卦的本体，“惕若”是卦的作用；潜藏、跃起、显现、亢进，没有一件不需要警惕。因此九三不说龙，是因为它代表处在人中、作为人的龙。懈怠之心一萌生，龙的德性就丧失了。懂得进退、存亡而又不失其正道，关键就在于警惕吧。’于是自号惕庵，他治学的根基就是如此。我认为自明代万历以来，山中富裕人家推许氏、翁氏两姓为最上，他们大多以文雅相互推重，喜欢结交四方贤士大夫，并不是只会吝啬守财、自我防卫的人。因此每逢春秋佳日，远近的轿子和画舫争相聚集到他们门前。一时的名卿士大夫，如华亭董尚书玄宰、陈徴君仲醇、嘉定李进士长蘅、太仓张内翰天如、仪部受先之类，都把翁、许两家推为湖山的主人。所有管弦歌舞的娱乐、牲畜酒醴和陈设供应的盛大场面，所花费用几乎无法计算，却丝毫不吝惜；即使古代诸侯所谓‘宾客来了就像回到自己家’的待遇，也没有超过他们。翁、许两家衰落后，席氏便兴盛起来。我虽然是晚辈，幸而能够跟随游历，也大概还能见到过去的遗风余韵。等到太翁去世，山中承平时代的旧事就遥远得再也看不到了。古人说‘从前’，又说‘昔日的先民’，难道能不为此追念叹息吗？太翁天性俭朴，自己生活不用贵重绮罗和多种肉食，所得只用来施舍别人而从不疲倦。顺治初年，临清的商店全部毁于兵火，但太翁仍照旧施舍。每当想到族中女子多有守寡而贫穷的，便买下若干亩田，按年计算收入供养她们，说：‘我是用这个来劝勉贞节。’原配姜氏贤良而没有儿子，曾拿出妆奁中的钱替太翁买了两个妾；等到嫡长子刚出生，太翁便为她们选择婚配，准备妆奁，将她们嫁出去。他最后买的那个妾侍奉太翁多年，出嫁时仍然是处女。因此乡里众人一致推重敬服他。至于赈济饥民、埋葬尸骨、修治道路桥梁、修缮学校，众人所夸说的义举，在太翁看来都是理所当然；即使一再更换仆人、拿着算盘计算，也不能把这些事全部数清。有司听说后，便邀请太翁参加乡饮，县里人无论老幼都说这完全当之无愧。太翁享年八十岁，娶姜氏，姜氏享年六十岁；侧室沈氏，善于侍奉嫡妻，又严格管束下人，与嫡妻姜氏都以贤德著称，且都先于太翁去世。儿子二人：士琨、士璵，都是太学生，候选州同知。女儿三人：分别嫁给诸生严某、徐某、诸生蔡某，都是沈氏所生。孙子十人，孙女七人；曾孙男十三人，曾孙女十一人。太翁壮年时还没有成年的儿子，曾自称恐怕不该有子；到这时内外子孙将近五百人，尚且不计算那些抱在怀中的孩子。逢年过节捧酒祝寿，穿着彩衣和朱鞋的人交错满堂，有些甚至不能一一认出。洪范所说的五福，太翁确实兼备，这就是长者德行的功效。两位儿子服丧期满后的第二年，把太翁夫妇葬在卜家山的新墓道，以沈孺人附葬。这是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某日。铭文说：积聚财富并不难，积聚善行才难。财富久了会倾覆，善行久了就会敦厚。太翁行善，士子们又以学问增益它，窥探《易经》深奥的旨意，明白乾卦九三的警惕。开垦荒地，耕种熟田，都是为了播下善种。我自身的美德，也要留给我的后代。环抱青山，面向湖水，幽深的墓室已经建成，余泽绵延不绝。刻石把这些昭示出来。《尧峰文钞》卷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十六，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墓志铭六篇【共八首】。敕授文林郎、闽县知县刘君墓志铭。刘君名惠恒，字子迪，另自号养孺。姓刘，是汉代中山靖王的后裔。唐代有刘禹锡，名声显赫于当时。后来迁徙两次，才定居无锡。到了刘君的曾祖父，封为郎中，名陞，凭举人身份两次代理教谕；他与儿子光禄少卿前后都很有声望。同县的高忠宪公少年时曾向郎中学习，后来又和少卿同朝为官，彼此友善。因此郎中父子去世时，都由忠宪公为他们撰写墓志。少卿名元珍，是万历年间进士，历任南职方郎，曾弹劾首辅沈一贯结党邪曲、蒙蔽皇上的罪状，因此被削籍。复出后，少卿又弹劾原赞画刘国缙与杨镐、李如栢相互勾结、卖国求荣，正直的声名震动天下，被推为东林党魁。少卿的儿子封为知县，名明翘，生有四个儿子，刘君是长子。顺治丁亥年考中进士，授任福建闽县知县。巡按御史上疏推荐，说他的政绩和操守为第一，朝廷即将把他调入京中任职。只是因为抗争直言触犯了忌讳而被罢官归乡，年纪才二十五岁，于是闭门谢绝宾客，更加努力治学，三十三年不再谈论仕宦之事。他无书不读，尤其喜爱宋儒语录；而他平日私下取法、敬仰的人，则专门是忠宪公。我常常遗憾不能来得及跟随忠宪公交游，所以他的学问以静坐为根本，以致知格物作为下功夫的途径，以亲身实践、获得心得作为最终归宿。他常想通过忠宪公上溯程颢、程颐和朱熹，再由程朱上溯孔子、孟子，其源流和统绪条理清楚。晚年更加深究《易经》，完全不喜欢佛、老两家。他曾感叹说：‘佛家不知道性，老家不知道心，本源已经错误，必定不可能与我们的儒学相合。’又说：‘天下聪明有才智的人多半流入佛、老两家，也只是没有把五经、四书以及大儒的各种讲义熟读并深入思考罢了。不然，我们的道理广大而精微，正应当勤勉急切，日夜从事于此；对于佛、老之学，不只是我们不敢涉足，实在也是没有空闲。’肺病将要危重时，他亲手写下数百字遗嘱，把棺中所用的幅巾、绞衾以及入殓、安葬的制度全都写明，并且说治丧禁止使用佛教僧人。他的说法是：‘我读过佛氏的忏文，都是悔过改善的话，并不是说跪拜诵读便会有益。佛并不是愚人，人为什么要自己使自己愚昧呢？’刘君的议论大多如此。唉，近世士大夫年轻时沉溺于章句之学，一旦入朝便沉溺于功名富贵、声色和贿赂财物的嗜好，从来没有在学问上获得真正的心得。到了晚年，精力衰弱、志意昏昧，又被所谓死生祸福摇撼心神，于是只有归向佛教；其中高明的人，有时还偷取佛教的一些言论。那些自称有文饰、修养的人也因此以下流趋向谄媚佛教，想借此获得福报、逃避灾祸、延长生命、推迟死亡，难道不是大大的迷惑吗？我年老又多病，写下治命来教诫两个儿子，所说的道理与刘君大致相同；然而听到的人不是怀疑，就是认为荒诞，推想两个儿子的心意，也未必能立即遵行。幸好有像刘君这样的人先行实践，我或许可以援引刘君来使自己更加相信，并强令我的儿子一定遵从。这样说来，刘君确实可以称为贤者了！享年五十九岁。著作有《树樗园诗集》五卷、《赘语遗稿》若干卷。某年某月某日择定葬于某乡某原，妻子秦孺人；两个儿子，长子学洙，是苏州府学生，次子学柔，早夭；三个女儿，长女嫁秦宏▯，次女嫁吴茂锳，三女许配给诸生秦汝瀚。孙子孙女各一人。当初刘君在福建任职时，公正廉洁，受到百姓爱戴；到离任时却没有钱办理归途，▯上官中了解他的旧人给他路费，他才得以回到故乡。临行哭着送行的百姓有数千人。然而刘君做官才三年，所施行的政务还不足以完全展现他的学问，所以我不再详细叙述。铭文说：忠宪公是光明伟大的大儒，他的德行和言论灿若日月；刘君与忠宪公同乡，一次应试便受挫，隐藏身形，私下以先贤为老师，庄严地跟随他的步伐；竭力研求深奥，探寻遗留下来的典籍，使忠宪公的学问不至于后继无人。他愤恨世人陷溺于迷惑和愚昧，想扶助儒术，挥斥并批驳佛教，挖出它的根株，难道忍心让众人的心志都随之沉沦吗？这样的人真贤啊！如今已经亡故，刻铭来表示褒扬，并不是谄谀。《周宏叔墓志铭》。君名某，字宏叔，姓周。他的先世居住在常州，有名应的人，是宋代开庆年间进士，历任建康府知府、制置安抚使，才开始定居无锡。后来又迁居越地，传到第十一代才重新回来，所以从君以上数代都是无锡人。君是诸生，凭才干谋略享有声誉，不幸早逝。妻子华孺人，生有一个儿子廷旦，是县附学生；女儿一人，嫁给华某。孙子三人：钧、铸、镗；孙女一人。曾孙男女三人。君死于顺治二年某月某日，享年三十六岁。孺人死于康熙十九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八岁，两人相隔超过三十五年。此前，廷旦择地把君葬在大池的新墓地；等到孺人服丧期满后的第二年，便打开君的墓穴，于某月某日奉孺人的灵柩前往合葬。距离君下葬，也已经超过三十年了。君有弟弟文季，是我乡试时的同门生，因此廷旦请文季的儿子某人来求我作铭，我不好推辞。于是按照行状中记载的次序押韵作铭，交给他。廷旦又说：‘先人抛下孤儿，某人早早去世，对他的遗事叙述得不详细，这是某人终身留下的遗憾。’我回答他说：‘从前孔子幼年丧父，不知道父亲的墓在哪里，向聊曼父的母亲询问以后，才得以把父母合葬在防。像您的儿子这样知道并叙述先人事迹，比孔子不是多得多了吗？还有什么遗憾呢！’铭文说：

译以国名作为姓氏，没有比周更大的了。它的源流遥远，水势浩荡绵延。您的鼻祖名瑜，公瑾是吴国的名臣，使江东声势振作。从周瑜以后，世代相承不断，在宋代出了醇厚的儒者和清正的官吏，颇有声望。后来从毗陵迁来居住无锡，乡里名叫锦云，经营田地，营建住宅。元明之际，子孙四处迁徙，有名清的人，才开始返回故乡。曾祖父后，祖父维新，都潜藏才华、隐藏光彩，连续几代没有振兴。父亲怀良有深厚美德，在郡学和乡饮中声誉和善，充任宾客之首。这个家业的传统既已兴起，传到君这一代更加显著。君年轻时居于学校，文才郁然。文章写得好还不算什么，那只是小儒的事情。君看待功勋名位，正直而高远，几乎可以相提并论。朝廷诏令选拔骑射人才，他驰马挽强弓，俯仰之间意气自雄，没有人能与他并肩。明朝末年，党争之士喧腾沸扰。君虽然在家闲居，却仍为国事忧愤叹息，譬如寡妇守节，不顾惜自己的寡居生活。国家将要覆亡，半夜流泪哭泣。江淮一带战乱纷扰，郊野震动惊惧。他宰牛斟酒，愿意保卫乡里社稷，志向实在豪壮。人们却压制他，他的才干正当长成，命运又催促他早逝。到了乙酉年，接连遭遇丧乱，深重忧患无法承受，最终结束了他的寿命。妻子孺人是鹅湖人，乡里称她仪态温婉美好；她能够侍奉公婆，能够和睦对待丈夫前后各房的姑姊妹，因此帮助君成为足以相称的贤良配偶。君刚去世时，孺人号哭呼喊，说：‘君是臣，他死了；我是君的妻子，丈夫死了；按义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幼小的孤儿依靠谁呢？她强作笑容维持生活，希望保全门户。孺人在盛年艰苦守节，这种贞节直到老年；她抚养幼子，就像君还活着一样。孺人到白头仍甘心守节而终，到了地下见到君，也不愧对于内心。长山南面、大池旁边，君和孺人的遗体确实安葬在那里。有楸树，有松树，郁郁葱葱地守在墓门。愿君和孺人保佑后代。后代将怎样呢？要守护祖先留下的恩泽，使家族兴盛昌隆。这篇铭文可以作为考证。《仲翁墓志铭》。从吴江县城向东南走七十里，有个地方叫盛泽。那里河流回环，炊烟人家稠密，四方商旅往来，云集的桅樯和迎风的船帆相望而来，号称大镇；而仲翁的家就在这里，大概已经居住了好几代。仲翁善于经营生计，喜欢读书，爱好待客而不知厌倦；他派两个儿子棅、枢驾船经过尧峰山麓，多次跟随我游学。我听说仲翁教导他们说：‘读书人以品行为上，文章次之；以求学为先，做官又次之。’所以两个儿子文质彬彬、淳厚高雅，在学校中很有声誉，为同辈所推重。等到仲翁去世将要下葬，棅来求我作铭，整天侍立在我身边；和他说笑时，他从不露齿；请他吃饭饮酒时，他从不随便举杯夹肉；问到先人的遗事，他一定掩面流泪回答。不到一个月，枢又来催促墓铭，他的举止也一样。我这才感叹仲氏的家学有根基，也更加熟知仲翁是孝顺、重义、笃厚、诚实的君子。仲翁名某，字文涛，先世出自先贤季路，世代居住山东济宁州。有名基的人在宋建炎初年南渡，才迁籍吴江；他曾任台州府知府，就是仲翁的第十六世祖。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时彦，都有潜在的德行而未显扬。母亲徐氏，生了四个儿子，仲翁是最小的一个。他刚八岁就丧父，面对父亲的丧事悲哀得像成年人一样，乡里的父老都认为奇异。长大后遇到湖盗之乱，逃到别的地方躲避，多次濒临死亡，家业因此衰落；但他侍奉母亲徐氏更加谨慎。最后母亲病重将死，他每夜都向上天呼告，请求代母受病，还割下大腿肉进献。母亲死后很久，只要谈到她，他就一定呜咽不止，乡里的父老更加认为这很难得。家道已经中落，他靠节俭勤劳使家业重新振作。自己生活极为俭朴，没有世俗的华靡放纵习气。轻视钱财而喜爱施舍，即使把钱袋倒空也不在意。内外姻亲族人中有不能衣食、不能嫁女的，必定来告诉他；不幸遭逢死丧、不能置办含殓和墓穴安葬的，也一定来告诉他。仲翁都满足他们的愿望而后离开。其他如给病人送药、替人买棺材安葬、给穷困孤独者送粮食钱财，无论认识不认识，他都不问。道路有淤塞毁坏的，他便砌石修治；港渠有无桥可通或桥梁不坚固的，他便出木料石料修建，不问乡里众人是否募捐。此前祖产已经分割完毕，伯兄又被仇家揭发，于是引发大案。仲翁估计兄长无力支撑，愿意拿出自己所得产业的十分之四来帮助他。族中长辈有人摇手说：‘你年纪小，不懂事，必定会留下后悔。’仲翁奋然说：‘我有什么可后悔的！’ 后来案件久久不能判决，仲翁挺身前往上官处申诉，请求为兄长洗清冤屈，牵连持续了一年多，把自己所得的产业全部花尽，才使案件得到解决。伯兄得意洋洋，并不询问这件事；仲翁也怡然自得，丝毫没有怨恨芥蒂的意思。唉，这可以称为君子了。因此，远近仰慕仲翁的人争相来拜访他。他去世后，乡里无论老幼都流泪叹息。从前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信之人。’吴地人历来浮薄，可是只在这个大镇的一隅之地，就能有像仲翁这样孝义笃实的人，那么孔子的话不也仍然可以得到验证吗？仲翁从小聪敏，虽然因为避乱而荒废读书，有空便记诵经史，甚至天官、历数等各家学问，也大都通晓。吴江靠近水乡，他尤其喜欢谈论水利；至于全县所征收的钱粮以及各种款项的始末利弊，没有不明白的。在众人中议论事情侃侃而谈，不肯曲意逢迎、随从众意，因此即使开合变动不定，众人也敬佩而服从他。临终时告诉儿子们说：‘我们家本来是先贤的后裔，你们如果能够努力学习、积累善行，不辱没我和我们的祖先，就足够了。’享年五十四岁，娶吴氏。儿子六人：棅，是国子监生；果，考取吴江学生；枢，是府学生；鸾鸣，是浙江钱塘学生；楷、槐。女儿四人：长女嫁给太学生王统，次女许配给诸生蔡某，另有一女许配给方某。孙子孙女共四人。仲翁于康熙二十年某月某日去世，次年某月某日下葬，墓在琪字圩的八转湾，距离居所共九里。铭文说：远处带着淞江，近处俯临具区湖。有高大的树木，有隆起的坟丘。墓地既已坚固，又已安宁。君子的居所，将使后代振兴，也储积着前人的福泽。把福庆留给后代，长久以后更加有余。刻铭以等待后世验证，这些话并非谄谀。《观涛翁墓志铭》。

译东山金君孝植说：‘我们金氏的先世原来居住在彭城，宋建炎初年才开始分散迁往江南；元延祐年间，我们的始祖迁到洞庭东山的橘社村。传到第十一代，便是我的父亲观涛翁。父亲十岁时大略通晓经书大义，不幸十一岁就丧父。稍微长大后便放弃读书，帮助席氏经商；父亲本来就是席氏门下出身。席氏门下有几批外出经商的客人，只有他的舅舅知道金家外甥公正廉洁、可以任用，便以高于其他客人的礼遇对待他，命令各位客商都听从父亲的指挥。父亲善于经营生计，其他商人喜欢囤积市场上的货物，等待价格上涨；父亲总是按平价出售，只管转运积压货物，务求不留下存货罢了。因此其他商人常常亏损，而父亲总能独占利润。其他商人购买货物时争着压低价格，货物大多粗劣；父亲却专门寻找价格较高而质量优良的货物，人们因此都涌向父亲那里购买。各种货物既容易卖出，利润又有数倍之多。父亲替席氏办事三十年，席氏派出的客商每年奔走四方，出发时接受父亲的指示，回来时向父亲复命。他的儿子们都聚集到父亲那里，席氏不再过问他们收入支出的情况，但父亲从来没有拿取一文无名之钱。亲近厚待他的人有时委婉劝说：‘您即使不想让自己获利，难道不也该为子孙打算吗？’父亲斥责他们说：‘别人把内心完全交给我，而我却辜负他，我将如何面对鬼神！’ 劝说的人面色羞惭地离开了。父亲天性真挚，尤其慷慨激昂、崇尚义气。母亲去世时，他号哭跳踊，办理殡葬完全合乎礼制。伯兄在任丘客居时生病，父亲前去诀别；病人闭口不肯服药，父亲把药送到他口边，他咬住父亲的手指，几乎要咬断了，父亲却完全没有察觉疼痛。后来遇到僧人传授良药，伯兄才得以痊愈。有人寄存白金若干两，后来那人客死而无子，父亲四处寻找他的女婿，把金子送还给他；女婿家大为惊讶，原来根本不知道岳父曾把金子存放在我父亲这里。因此山中人都推举我的父亲为长者。又说：‘父亲去世时，我才十九岁，从来不熟悉外面的事务。我的弟弟中最小的九岁，我的妹妹中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全靠母亲施孺人左右扶持，才有今天。母亲对外主持门户，对内勤劳操持，嫁女娶媳，代替父亲支撑应付了三十多年，才去世。父亲不问生产经营，有钱就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疏远的兄弟。父亲去世后，家中没有余财，母亲施孺人也是如此。她病重将死时，侄媳前来看望病情，拿白金来偿还所欠债务，母亲还推辞说：‘你丈夫在外客居，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留下买柴米呢？’她的用心仁厚就是这样。这只是父亲母亲大略的事迹罢了，他们的美好行为很多很多。我已经老了，大概不能全部记载、逐一列举了。’ 于是金孝植再次拜谢，流着泪说：‘我安葬父亲时年纪还小，墓道中的墓石一直空缺，没有刻文。如今母亲也将要安葬了，冒昧把这件事托累给您。’说完便拿出行状以及侍郎叶文敏公所撰的《翁小传》给我看。侍郎性情耿介，不轻易许人可取；但传中叙述的遗事次序，大略与金君所说相同，并且说洞庭人拘谨琐屑，只知道追逐末业、趋逐利益，唯独推许观涛翁有古代独行君子的风范。事情确实如此，是可以作铭的。观涛翁名汝鼐，字元调；曾祖父炤，祖父壂，父亲有声，都没有出仕。观涛翁年轻时奉父命，出继给堂祖父某人的后代，曾经以考选授为礼部儒士。晚年在太湖岸边筑室，题额为‘观涛’，因此用它作为自号。享年五十岁，死于顺治二年某月某日，于顺治四年某月某日葬在管家岭的墓地。孺人享年八十岁，死于康熙二十年某月某日，诸子于康熙二十三年某月某日择地，把她的灵柩与父亲合葬。儿子四人：孝棐，先父亲一个月去世；孝植，是国子监生；孝枢，也早逝；孝梓。女儿四人，分别嫁给周时▯、张起鸿、叶文荣、姚垠。孙子孙女各六人，曾孙男女四人。铭文说：读书人而经商，能够实行自己的志向，这是我所赞叹的；商人而有读书人的品行，这是众人难以做到的。孝顺友爱、清白廉洁，是观涛翁的贤德。侍郎曾有这样的评价，不可删去。我再加以申说，供后人考验取信。《熊府君墓志铭》。府君去世三十一年后，孤子源才把父亲的灵柩与元配徐孺人的灵柩合葬在十一都华园村祖坟旁。源从小懂得写文章，因为贫困出赘，多次给儿童讲授句读；常常自我伤感年纪已经老了，却不能帮助父母办理安葬之事，把这看作遗憾。到下葬时，便来请我为墓穴中的墓石作铭。我查考府君名秉铉，姓熊，字鼎玉；他的家族从山东青州迁来，定居吴地，到府君已经第五代了。太学生绍奎是府君的父亲，曾以举人身份任福州府通判。文燧是他的祖父，吴县学校的学生，曾被授予儒官。寿柟是他的曾祖父，由进士累升至四川左布政。佑是他的五世祖。府君娶徐氏为妻，我本来就是徐氏所生，府君实际是我的姨父。此前我的外祖父有四个女儿，都嫁给大家族，但这些家族后来都中落，只有府君与先父同时做诸生，名声日益显著。天启四年秋天，先父刚过二十岁，参加乡试没有考中，而府君的试卷已经在推荐录取之中了。只是同考官与主考官意见不合，竭力争辩也没有成功，最终也被黜落。过了三年，先父考中乡试，府君更加感奋，日夜记诵、揣摩，也想凭科举功名奋发自立，然而最终还是失意。诸生考取中式若干年后，最终成为一个坦率平易的人，不问家产有无。晚年与我一同侍奉母亲，彼此很不合，于是更加困顿。享年六十五岁。府君去世后，徐孺人学习佛法，吃素，放弃了家政。源和幼弟尚且年小，依靠生母黄氏纺纱织布相互扶持而活。府君能够延续祭祀血食，是侧室黄氏的功劳。徐孺人享年六十七岁，在府君去世五年后去世。黄孺人享年七十七岁，又在徐孺人去世十八年后去世。到这时，便把她与徐孺人合葬。儿子是治、源、泾，女婿是王蕙徴、盛恒、刘定、张升；源、泾都是黄孺人所生。孙子中有常熟学生葭，曾孙中有日炳、星炳。府君下葬时，治、泾以及各女儿和女婿都已先去世，没有在场的人。只有源独自艰难操办，不因贫穷而废弃礼仪。从前鲁国公孙敖知道叔服善于相人，见到他的两个儿子，叔服说：“谷将来要靠你们供养，死后也要靠你们收殓。”如今源对于翁媪，活着供养他们，死后又收殓安葬他们，也确实是能够持家的了。有人说，不合时宜地提前下葬叫作“渴葬”；过了时日还不能下葬，叫作“不能葬”。安葬府君已经过了时日，那么我该怎样称说这件事呢？我说：“源有什么过错呢？源不能安葬父亲，实在是因为贫穷而万般无可奈何。”所以君子应当体察原谅他。源虽然荒废了学业，但葭在我这里求学，读书能写文章，在诸生中很有名声。人们都称说府君有后代。铭文说：

译有高大隆起的山丘啊，有水曲折盘绕。随先人安葬在这片土地啊，但愿墓地巩固而安宁。金府君墓志铭 府君名朝勲，字令猷，姓金。金氏是吴地的著姓，但族支并不只有一支。府君的先世有一位千户公，名恭；在元朝末年，他选择迁居吴地吴苑乡，这就是府君的始祖。乡里濒临太湖，当时湖中盗贼很多，乘隙肆意出动抢掠。千户公率领两个儿子、三个孙子，集合乡人抵御盗贼。两个孙子都死于战斗，但他的意气丝毫没有受挫。他们擒杀盗贼很多，盗贼彼此告诫，不敢再来侵犯。因此全乡得以保全。浙江行省上报千户公的功劳，随后授予他义兵千户之职，有司又把他的乡里命名为“下保”，以表彰他。其子孙聚族而居，直到今天还称作下保金氏。前明二百七十多年间，以科举及明经起家的人接连不断，入仕以后…… 本朝金氏府君这一族中，曾祖辈有一人中乡试，他的从兄弟中又有一人以进士高第进入翰林，金氏正值兴盛。府君又培植德行、积累学问，差不多可以大振宗族，却独自在诸生中沉浮，困顿一生而死；因此了解府君的人都为他惋惜。自千户公以下第九代，是绍兴府经历、名某；再下一代是县学生、名某；再下一代是府学廪贡生、名应华，这就是府君的曾祖、祖父和父亲。府君从小聪颖，刚到成童之年就受到学使赏识，每次考试总在高等。为人淳厚谨慎，能以孝友约束自己，以节俭勤劳治理家庭，以仁爱恩德施及亲戚邻里。父亲去世后侍奉母夫人，尤其尽到为子的道义；母亲稍有不满，他一定长跪请求，等母亲心情缓解才起身。伯兄和大嫂相继早逝，府君年少便当家，入内则送终养老，出外则支撑门户，综合治理生产事务，一切井然有法。兄长遗下的孤儿还在襁褓中，他抚养孩子与自己的亲生子没有不同，先替他选良好的乳母，后来又替他请名师、选佳偶，直到成人，始终如一。何氏姑母守寡后前来依靠府君的父亲，府君遵照遗命奉养她、为她安排居所，如同父亲在世时一样，最后又向有司陈说，使她得以凭苦节为其家门获得表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有一位曾经侍奉老师、年老而贫困的人，他的家又将被大火烧毁，府君拿出自己的钱建造房屋，把屋中所需的各种器具全部置办齐全后交还给他，听到的人都认为这尤其难得。其他如宗族亲党中婚嫁失时的人、不能办理丧葬的人，交游中因缓急有无而来求助的人，也一概由府君帮助。府君答应这些事时没有施恩自得的神色，也没有厌倦的容态，众人纷纷说这是金氏积善的报应将要集中体现了。然而府君作为诸生，五次参加省试都未考中，后来以准贡生身份进入太学；又参加两次顺天府试，几乎考中却最终失败。一位旧日知交身居要路，派使者带着书信和礼物招请府君，想替他铺路荐举，府君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身为可耻，婉言推辞而止，他对于仕进就是这样淡泊。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因病死于家中，享年四十八岁。原配顾氏，先府君十六年去世；继室蒋氏，侧室陆氏、某氏。儿子二人，顾氏所生的枋早夭，陆氏所生的上简为廪贡生，候授训导。女儿四人，顾氏所生的许配沈烜，尚未出嫁便去世；蒋氏所生的一人嫁给诸生蒋应鑨，一人许配缪宗俨；某氏所生的尚且年幼。孙子孙女共四人。将择日把府君安葬在灵岩乡颜家隖祖坟旁，并把顾孺人附葬。其孤儿前来请求我撰写墓志铭。唉，我看吴中那些世代显赫的大家大族，凭借祖父留下的产业，往往不熟悉诗礼教育；强悍的喜欢争斗诉讼，软弱的则陷入声色、华服骏马、赌博和饮食享受，尤其不肖的又贪爱吝惜财物，以此向众人购买怨恨。大概还不到一两代就败掉家业的很多。像府君这样的文才品行，不只是金氏中能够守家的子弟，恐怕可以称作一乡的善士吧？然而他隐藏光彩，直到死也没能振兴名声以留给后人。从前欧阳子说过：“行善没有不得到报答的，只是早晚有时。”既然如此，使府君不朽的，应当在府君的儿子和孙子，而不在于有没有这篇铭文。我为他作序并作诗，也姑且用来安慰他遗孤的心意。铭文说：湖边一曲之地，乔木苍苍，经历三百年，家族更加昌盛。府君承继这一切，在学校中有声望，能够保守祖先的德业，在一乡中显扬。按理应当使他的宗族显赫兴盛，以补偿时运不遇；本来盼望长寿，却在中途夭折。这样的报应难道错了吗？不是报应错了，天道自有常理。他积德深厚，流传下来的福泽才会长久。留下美善、降下福祉，成为后嗣的吉祥；但愿后人能够有声望，为府君增光。如果说这些没有凭证，就看这篇铭文。李太公墓志铭 李氏的先人从洪洞避乱迁居泾阳，经过六代，到明世宗在位时，有一位名世达的人，由进士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死后追赠太保，谥号敏肃；从此他的家族才兴盛起来。他有两个儿子，长子户部郎中梓没有儿子，便以同母所生兄弟的儿子惟庄作为后嗣。惟庄就是太公的父亲，官任内阁中书舍人。太公小时候不喜欢嬉戏，同辈孩子有时发生忿争，他总是退让，不与他们计较。中书公已经认为他很不寻常。中书公去世后，他侍奉母夫人有极其真挚的孝性。母亲一向喜好佛教，常常布施，太公总是大量购买各地物品奉养母亲，储存起来供她使用。他一生没有别的嗜好，只以读书、弹琴、种树、养鱼自娱，尤其精通医术，救活的人不可计数。他在诸生中沉浮了几十年，晚年时公子念慈，字屺瞻，中乡试，县中众人正敬重爱戴他。此前太公总是说：“李秀才是善人，为什么困顿不得志竟到了这个地步？难道天道的报施有时会错吗？”到这时便说：“上天将要让他在儿子身上享受报应了。”过了三年，屺瞻成为进士，众人更加高兴，纷纷向太公道贺。后来屺瞻授任河间推官，不久又补任廉州，随后又因裁缺，刚到任便被罢免。于是众人渐渐失望地说：“天道难道本来就没有知觉吗？”后来屺瞻改授新城知县，最终又因牵连过失离职，众人的心更加不能平服。然而太公听说后，仍然怡然自若。[疑有脱文]王师讨伐叛乱时，滇屺瞻因才能被推荐，前往湖广随军，随即补任竟陵知县。不到几个月，又因博学宏辞科被推荐，到京师应试。于是众人喜出望外，又都说：天子一定会重用屺瞻了。太公从此享受儿子的报答还没有终止。

译御试结束后，京师喧传屺瞻已经列在前位，消息在士大夫间流传，却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传来。最后竟然传报落选，人人都替屺瞻扼腕叹息。屺瞻也郁郁不快，弃官向西归去。刚到里门，还迟疑畏缩，担心没有办法使太公满意。太公却仍然像平常一样怡然，叫屺瞻到面前说：“粗茶淡饭，是你能给我的长久供养，难道还要突然嫌弃它而追求三牲九鼎吗？我本来就是期望你用养亲之志来成就自己。”他的旷达大多如此。太公名绍▯，字慎闲，性情最为友爱。屺瞻考中后，便把旧日共同居住的房屋推让出来给几个兄长。凡有子弟来接受教育的，他教导督促他们如同自己的儿子，没有差别。家产已经中落，仍然想尽办法为屺瞻延请名师，并且每天准备醇酒丰盛饭菜，款待四方宾客，从来不计算家中有无。与人交往温和谦恭，仿佛唯恐待人不周，不与人划分界限。他尤其看重信守诺言、救济危难；间或接触郡县各有司，一定列举地方利弊，恳切陈说，即使触犯他们的意旨也不顾，往往暗中为人洗雪冤屈，不让当事人知道。有人拿金钱来祝寿，他也坚决推辞不收。后来凭医术获得名声，每逢岁时节令总广泛施舍药物，远近前来求医的人接连不断。对于贫穷羸弱的人，遇到天气寒冷、路途遥远时，常常拿出酒菜饮食供给他们。亲戚或长辈前来，也总是用好话安慰。人们服药大多见效，他也不肯接受馈赠酬谢。曾经到平阳，正好遇到竟陵一位年老的书生患脾病，长期卧病在客舍中。太公一见，立即到床前抚视，命童仆用畚箕清除粪秽，拿出袋中储存的好药，亲自煎煮给他服下，又不时命童仆扶持照料，直到病情平复才停止。他的朋友平阳太守代为馈赠太公白金五十两，太公笑着推辞说：“我只是照常做我所做的罢了。”最终没有去见太守便离开。他平日积善就是如此，因此敬爱太公的人，无论年长年幼、尊贵卑贱、亲近疏远，都一样。享年七十二岁，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去世于家中。原配常氏，享年十九岁，生一子，就是念慈。继室扈氏，享年四十五岁，也生一子，名慕慈。孙子孙女各三人。两位夫人都有贤德。先将她们葬在县东南十五里太保公墓旁，随后择某年某月某日，奉太公灵柩前去合葬。琬与屺瞻相交三十年了，并且一同参加宏词科考试，曾经推重佩服屺瞻的才学，认为高出我们这些人好几层，却为他在世上的坎坷遭遇感到悲伤。今年我经过吴门时，屺瞻也已经老了。他拿出自己撰写的行状概要，命琬为太公撰写墓志。琬向来多有抑扬往复、感慨叹息的话，不只是为了安慰屺瞻，也将要安慰地下的太公，不知这是否合乎屺瞻的心意。铭文说：李氏出自陇西，那是鼻祖所在啊；后代分散迁徙，指向秦地啊。敏肃公使簪缨家世开始兴起啊，以理学和功业成为国家的股肱啊。文孙继承他的事业，敦厚文德品行啊；行善不懈，积累多余的福庆啊。于是有了贤能的儿子，被称为超逸之才啊；已经飞翔在仕进的天路上，却跌倒而不能再起啊。天道茫茫，幽深难以测量啊；享有高寿并得善终，留下长远的遗谋啊。墓旁树木郁郁葱葱，修筑幽静的墓室啊；前去陪伴你的祖先，等待你的后代昌盛而炽盛啊。乡饮大宾周翁墓志铭 我已经因为衰老多病而退居虎丘东麓，曾有一位无锡周翁，名贞兹，在半塘与我相遇，于是来到我的草庐，并让他的长孙标、次孙棨珩跟随我求学。这时周翁年近七十，须眉浓密，神色言辞十分恭敬，举止步态十分伟岸。两位学生陪在身旁，我多次询问他的学术、议论和文章，他们都能说明本末，不是近世那些固陋浮薄之人可比。间或向翁的乡人询问，乡人说：“翁是侍郎文恪公的再世孙，此人孝顺友爱、敦厚朴实，凡是治理家政、训诫督促子孙，无论高下，都合乎法度，大概就是马少游所称的乡里善人。”有识者说，他应当有积善的报应。不久棨珩以诸生身份应试，学使者把他从数百名府学生中突出选出。有人因此认为这是周翁积善的结果，我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他，他说：“还不是。两位学生都有杰出的才华，又恭谨地能够遵循家学，将来一定各自取得显赫成就，为文恪公增光，那么翁在孙辈身上享受的报应，从今以后大概还没有尽头。”今年秋季七月，两位学生穿着丧服来到我门前，哭着告诉我周翁去世已经一个多月了，享年七十一岁。将择日安葬在□峲山祖坟旁，于是请我撰写墓志铭。我为此悲痛落泪，不敢以衰老多病推辞，姑且辑录两位学生所编撰的事实，为他作序并写铭文。翁名嘉申，贞兹是他的字；父亲如璜，官任典簿。祖父炳文，累官至都察院都事。曾祖父子义，累官至掌詹事府、吏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追赠礼部尚书，谥文恪；因次子文简公炳谟显贵，又追赠太子少保。父子都留下了显著的声名事迹。翁虽然是贵公子的后代，但文恪公一向以公正廉洁自持，贿赂不进入他的门内，去世不久，家中没有多余财产。传到第二代典簿公时，分得的污莱田地不过几顷；但他很喜欢结交宾客，每当四方客人到来，供给、宴请、赠送的费用没有限量，于是家产渐渐中落。直到典簿公晚年，翁兄弟便像贫寒人家一样了。于是把文恪公的旧宅卖给别人，而翁的两个兄长又最为贫困，只有翁奉养典簿公，住在县西郭外的偏僻地方，生计屡屡空乏，却完全不放在心上。然而父子远望旧宅，常常相顾叹息说：“我们三代承受先人遗业，却不能谨慎守护，堂构之业可怎么办呢？”于是翁减少衣服、节省饮食，一点一滴积累，谋求赎回旧宅；家人对此争持不下。

译父亲去世若干年后，翁才把袋中所有钱财拿出来，按原价加倍偿付，然后才把旧宅买回，完全是为了遵从典簿公的意愿。平日抚养尚未出嫁的妹妹如同女儿，抚养幼弟如同儿子，侍奉两个兄长、对待宗族亲属，也极尽恩义礼数。死后无力办理丧葬的，前后超过十七起，都由翁出资收殓安葬。原有祠田若干亩，已经荒废卖尽，翁特意割出一顷肥沃田地补上。至于周济亲党患难、赶赴公家急事，更是日夜唯恐来不及。此前典簿公号称长者，族中豪强有时肆意凌辱他，典簿公曾写下数百字自述，颇含微妙指责。翁奉行遗命，将其刊刻流传给同邑人看，那些人十分愤怒，因此千方百计对付翁，翁承受这些事而不计较，乡人尤其推重他的宽宏气量。翁年轻时专心求学，明朝覆亡后，想到家中几代都做官，最终放弃举子业，竭力购买旧书，请名师来教导儿子。不久，长子继髙中乡试。长子去世后，他教导两个孤孙也像这样，因此孙辈文质彬彬地相继兴起，受到同辈称赞。所以我说：他享受善报还没有尽头，确实是有原因的。翁三次担任乡饮宾，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日去世，同年十一月某日下葬。配偶成氏。儿子二人：继髙，顺治庚子年举人，考授内阁中书舍人，先于翁去世；家肇，侧室所生。女儿一人，嫁给诸生吕晋孙。孙子三人：标，太学生；棨、珩，常州府学生；椿。孙女八人。曾孙四人：焞、爌、熺、烱。曾孙女一人。当初文恪公下葬时，申文定公为他撰写碑文，许文穆公为他撰写墓志；都事公和典簿公下葬时，邹宫谕德溥及马博士瑞为他们撰写铭文。这些人大多是前代有名的重臣大儒，卓然有声，所以能够振笔书写，向后世阐扬先人的事迹。可是我是什么人，才学浅陋，又正处于衰病之后，想要接续前贤，为翁谋求不朽，难道不是荒谬吗？然而这是两位学生的心愿，不能不为他作铭。铭文说：岁在屠维，日行析木之次；在巨区水边、□峲山麓，修筑这座幽宫，让我的翁安息其中。愿他能够把福祉留给我孙子，使之流传无穷。《尧峯文钞》卷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 《尧峯文钞》卷十七，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墓志铭七 湘乡知县汪君墓志铭 君与我同为新安越国公华的后裔，又与我同年考中进士。顺治十五年冬，我在户部任职待罪，君也来吏部参加选官，我们多次往来相从，十分快乐。当时我租住在正阳门东，住所后面有一座小阁，俯临长满鱼藻的池塘，面对郊坛阁；阁外灌木幽深，水鸭沙雁上下游泳，是京城人士游览观赏的地方。君有空便登上我的阁楼，徘徊眺望，拿酒赋诗作为常事。第二年，君得到湘乡县令之职；湘乡渡江越湖，距离京师数千里。我在郊外为君饯行，临别时没有惆怅缱绻的神色，原因大概是…… 天子正在褒奖宠任奉职守法的官吏，常常破格提拔；我同年中的诸位兄弟任职郡县，有的远则任期还不到一年，有的近则不过三四个月，便得以入朝担任京官，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以君的才干品行，本应在侍从清要之列；我认为不久他一定会再次入京，入京便一定会在这里重逢，所以没有把这次分别看得特别重要、特别难舍。谁知他竟突然去世了呢？君去世，是因为遭逢母夫人丧忧，哭泣悲痛以至于形毁，于是请求告急奔丧回乡；但上官坚持留住君，等候替代者到来。替代者没有立即到任，君的悲毁更加严重，终于不起。距离他参加选官仅两年，距离我在郊外为他饯行仅四十多旬，难道不是尤其令人悲痛吗？君性情简易，与人相处没有隔阂；同人说话时讷讷难以出口，但等到做官，又因为廉洁能干、仁慈宽恕而受到上官器重。湘乡遭逢兵乱，乡里萧条，君让百姓一概休养生息，曾对人说：“刑罚是用来警戒众人的，不是用来逞我残虐的。”有人到公堂诉讼，他立即晓谕遣散。[疑有脱文]国家在云南有战事，而湘乡正处在用兵必经之道，所需征发的民夫、船只、马匹数量极多。君慨然说：“各种征税徭役集中而来，百姓不是死于战争，也要死于劳役了。”于是写信向上官陈说，请求免除船只运输，并请求恢复从前废弃的驿站，百姓的困苦才开始缓解。武冈、邵阳大旱，饥民逃散到君所辖县境，有人担心他们会发生变乱，商议驱逐他们；君不同意，设置防卫并给他们食物，大概有几千家因此得到救活。他的吏治就是如此。可惜中途去世，不能完成他所施行的政务，难道不是命运如此吗？君名观，字颙若，顺治乙未年进士，享年五十三岁。曾祖某，祖某，父为太学生某。他的先人从新安迁到宣城，是十四世祖宋代中散大夫慥。娶某氏，儿女各一人。儿子名绍洪。当初君与弟灿、发若一同中乡试。君去世后，发若把灵柩送回，将择某年某月某日安葬君于某里某原；他因考试事务来到京师，请我为其兄墓穴撰写铭文。我无法推辞。君有三个弟弟，发若是他的叔弟，如今改名如龙，也因文学在当时有名。铭文说：鲁公的后代，姓氏为汪；自唐至宋，世代昌盛。子孙绵延不断，分散到四方；直到今天，冠带仕宦之人仍遥遥相望。只有君的才干品行，是宗族中的善良之士；尚有施展而未能完成的事业，更加令人悲伤。我想向上天呼喊，天却茫茫无边。这座山丘的墓穴，是魂魄藏身之处。寿命虽然短，声名却长久。昭信校尉芬徳拨什库王君墓志铭。君名仕，字某，是正红旗人，世代居住在辽东。国家升盛京为都后，便在那里设置辽阳县。君大概就是该县人。先世凭军功获得官职。祖父兰，明朝时任中屯卫指挥使。父亲有才，以谨慎整饬闻名乡里。君身材高大，面色赤红，远望很是伟岸；但为人恭谨谦让，有父亲的风范。年轻时曾从事乌珍、超哈之职。太宗 太宗正对中原用兵时，在大凌河战役中，君奋力作战而知名；从此多次出入战阵，充分显现功劳。世祖即位后，任命他为芬徳拨什库，不久授予六品顶带，官阶为昭信校尉，随后又加二级。顺治十三年，随军征讨福建，击败并驱走郑成功的军队；军队回师时，他患病在杭州去世。把灵柩送回京师，享年四十六岁。安人陆氏，儿子三人：魁、三畏。[原文称“三人”但仅列二名]我与君原本并不相识，听说的情况大概是从他的侄子、刑部笔帖式三省那里得来的。顺治十八年三月，将把君安葬在京城东北宛平县境内。于是君的从父兄弟仲举等托三省来请求说：“我弟弟虽然凭武力奋发，但能为国家勤劳，在家中孝友，在乡里仁爱谦让。即使全辽那些号称读书明理的人，也都推重谦让我弟弟，自认为比不上他。如今不幸中途去世，如果不是请您赐下一句话来使他在幽冥中获得荣耀，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会埋没我弟弟的真实事迹，也没有办法昭示给他的子孙。”我正推辞谢绝，三省又说：“我们王氏为本朝效力，已经三代了。从天命、天聪年间以来，…… 国家辅佐开创基业的伟人，下至骑马射箭、以高超勇力著称的将士，像树林一样密集排列。然而像我从父这样具有才干的人，确实少之又少。可惜我三省当时年幼，不能全面了解他的始末；从辽东父老以及我的伯叔兄弟那里听到的，也只是大概而已。至于冲破敌锋、攻陷坚阵、俘获活人、斩获首级的数目，兵部还有档案可以考查，但也已经十份中只存二三份了。唉，我从父去世至今不过五年，向上距离太宗皇帝的时代，也不到二十年。然而三省所熟悉传闻的，也只有这些。如果再过几十年，那么时代越来越远，事情也越来越模糊。三省担心这些事有一天会湮没，完全没有一件保存下来，难道不可悲痛吗？幸而承蒙您为他撰写文章，不仅可以使子孙荣耀，也或许能够把这些事流传长久。我赞赏他说得质朴，同时又为此悲伤，于是写下铭文。铭文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十年〕 东海之滨，有蛟龙出水；群人攀附它的鳞片，乘云驾风飞腾。君啊多么刚烈，手提戈戟，驰骋奔走于王事，建立功勋。为国事而死，却留下声名而不湮没；把先人的光荣留给后代，凭什么来验证？看这篇铭文。葛府君墓志铭

译昆山葛生悌明将要把父母合葬在常熟虞山以西，前来拜访我并请求说：“灏中不幸，刚满四岁，母亲和父亲便相继去世，直到今天已经三十年了。父亲的嘉言美行，我实在无法详细记忆。幸而在家中，我便侍奉在祖父母身边；出外，则接受从祖祖父、世父以及父亲朋友的教诲。他们无不叙说父亲的轶事，用来督促教导灏中。祖父母称父亲说：‘他善于侍奉我。’从祖祖父、世父称赞他说：‘年少时就能勤奋求学。’父亲的朋友都说：‘他与人交往，耿直不屈而不迎合世俗，端正方正，不肯接受别人的怜悯。’我在家庭中加以考察，向乡里人询问验证，认为这些话可信，所以冒昧请求您撰写墓志。”我对他说：“四民中穷困无告的人，确实没有比孤儿更严重的了。谁能没有父亲，谁能没有母亲？但幼年没有依靠，长大没有供养；家贫便无力自行存活，等到稍有富余，又会有外来侵侮、内部患难乘隙交相纷扰的忧患；即使三尺小童，也很少有不受人鱼肉的。君子成了孤儿后，不改名，衣冠不穿杂色，一生都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表示不忘父母，也确实是自伤其艰难劳苦，并且其中有极大的不得已。” 我的孤儿身世与你相同，说起这些已经刺心皱眉了，难道忍心替你为先君撰写墓志吗？”悌明再次请求说：“灏中侍奉先生已经很久，冒昧地最终还是要以这件事劳烦先生。”我于是说：“从前孔子疑惑父亲墓地所在，把母亲暂时停殡在五父之衢，郰人曼父的母亲告诉他父亲的墓地，这才知道。如今你对于先君的轶事，在家庭中考察而可信，向乡党询问而又可信，比曼父的母亲所告知的不是多得多吗？使幽隐显明、使细微彰显，也是后死者的责任。我不能再固辞，于是为他作序并撰铭。君名云▯，字方千，是昆山县学生，死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二十六岁。娶戴氏，先君一年去世。曾祖某，追赠某官；祖某，万历某年进士，官至某官；父某，任某官。儿子一人，即灏中，国子监生，考授州同知。娶陆氏。孙女三人。铭文说：太常名卿的恩泽流传到孙子，文章才华郁郁盛美，却不能长久。世代选择那高敞之地，在虞山山脚，草木郁郁，多么美好啊！墨食安葬在这里，只愿后人能够承受遗留下来的福祉。事物既经历剥落，终将亨通；道路终会重新从你的起点开始。张府君墓志铭 府君下葬时，他的遗孤排比编纂事略，登门请我作文作铭。回想我从童年起，多次跟随先仲父知县公得以见到府君。府君上身丰满而下身削瘦，身材修长高大。有时仲父、我和府君同住一里，缪子长先生作文时，[疑有缺文]他的文章最为雅丽秀拔。我兄弟在家塾中，总是传抄诵读来熟悉它；等到进入…… 本朝缪先生先考中进士，最后我也考中进士，在朝廷任郎官。先仲父也得到浙东一个县的官职而离去，只有府君脱去诸生服，闭门不出，把教导督促几个儿子作为事务。府君有一个好儿子叫遇恩，每次以诸生身份参加有司考试，必定和同邑名士互相争论高下。曾经评定考卷，编成所谓《介石堂选》，传遍四方，所剩的光泽和余香滋润了后进，借此考取科第的人很多。但遇恩屡次在省试中被淘汰，府君常为他叹息。等到遇恩的儿子如锦考取高第，才得以大振宗族；而府君那时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康熙二十八年某月某日，葬于吴县十九都长山乡的祖坟。我年少时曾从习于府君，而遇恩的妻子又是我的中表妹妹，所以便采录事略中的话，为他作序并撰铭。府君名明勲，字元卿，晚年自号介庵。张氏的先人，在孙吴立国时，与朱、顾、陆并列为吴中著姓。后来迁居长洲阳城村的，不知是其中哪一支；后来又迁居郡城，以封徴仕郎某为曾祖，以忠义卫经历某为祖，以县诸生某为父。府君年少丧父，能够在学业上自我奋发，以至于成人成才；出外参加童子试，受到学使赏识，与同母弟明烈先后成为诸生，都善于写文章，声誉显著，被称为“二难”。他结交的都是名流宿儒。八次参加乡试都未被录取，其中有一次是本房首荐，又因为触犯主考的心意而报罢。府君私下感叹说：“这是命运，不是作战的过错。”很久以后，按惯例贡入南太学，两位司成中有认识府君姓名的，慰劳他说：“您还在困顿而未遇吗？”这时国家将要灭亡，府君也不再把举子业放在心上。他为人有至性，因为没能侍奉父母终老而遗憾，每逢父母忌日，便在住所东堂设享祭祀，并指给子孙说：“这里是你们祖父临终卧病的地方，你们要记住它，不要忘记。”话未说完，必然泪流满面。世父家产富足而没有儿子，便收养明烈为子。世父去世后，有人对府君说：“您是大宗，应当按照法令，您应该作为后嗣。”府君严肃地说：“遗命在这里，而且亲兄弟相距有多远，怎么敢争夺呢？”平日侍奉世父如同父亲，侍奉庶母如同母亲，对待各位侄子都如同自己的儿子，与明烈友爱无间。他本性一向耿直，晚年尤其坚持操守、自重自爱。旧友中有显达者回乡来拜访，府君拒绝不见；对方请他赴宴，他也不去。有司听说他的文章品行，请他参加乡饮，他又推辞了，因此受到乡党推重。但府君始终不因此在众人面前自夸。辞去诸生身份后，打扫一间屋子，收藏数千卷书，坐卧其中，日夜亲手抄写、口中诵读，即使严寒酷暑也不停。多次遭受外来侵侮，家产渐渐中落，仍然安然处之，不屑一顾。有时写作古文词，喜爱学习唐宋各位大家；遇到风和日丽、花月明媚时，便写一两首小诗。府君才华很高，学问很广，并不只是凭举子业而获得声名，只是向来不愿以诗文自我标榜。作品完成后便削除稿本，如今只存《介庵日纂》若干卷，收藏在家中。享年六十九岁，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去世。配偶吴孺人，妇德非常完备，治家节俭勤劳而合乎法度，抚养媵妾、奴婢都有恩意。她从小知书，闲暇时便阅读《通鉴纲目》，抄录古文小品，常常诵读。享年四十六岁，顺治某年某月某日去世，已经先行安葬。到这时把府君与她合葬。儿子二人，长子就是遇恩，次子次墀，都是太学生。

译女儿五人，分别嫁给廪贡生黄日华、吴江县学生吴森颖、府学生顾扬钺、范君瓒和吴诏。孙子五人：太学生如镜，县学生如锡，康熙某科进士如锦，府学生如钰，年幼的如鉽。孙女五人，分别嫁给太学生王元震、郑谊、县学生顾三曽、许时对，另一人尚未出嫁。曾孙一人，曾孙女三人。铭文说：张氏本来就是巨族，世代都有贤哲，有的隐居，有的出仕；到了府君，以学问使家族成名，以善行立身。善德积累在自身，给有文才的孙子留下福庆，希望能够承受…… 上天的恩宠因此大大降临里门。加赠的恩典施及幽冥，也光饰了亡魂；形体虽然消亡，不会消亡的东西仍然存在。若想验证这一点，就看这篇铭文。朱翁墓志铭 翁名某，字慎闇，另自号润寰，出自徽州的望族。曾祖存中，开始迁居吴江；祖父行父文彬，又迁居著名的府城。翁是家中幼子。先世大多居住在市集街巷之间，潜在的德行没有显扬。到翁的兄弟这一代，才延请名师，劝勉各个子弟求学，于是他们的子孙便有人考取科第、在朝廷做官。吴中朱氏到这时才更加兴盛。翁为人洒脱不凡，崇尚义气。虽然从小放弃举子业，却喜欢阅读各类史书。与人谈论古今成败得失，大体如同以绳贯珠，娓娓道来而不厌倦。家庭和睦，全家有数百人。翁奉养老人、抚育幼儿，安排指使，家中上下都井然有序。他性情喜好施舍，从三亲三族到旧日交游，从邻里到僻巷中的老弱、佣工、乞丐，以及婚嫁、饥寒、疾病、死亡丧葬等事，全都归他救助。翁救人急难，不以自己贫富为推辞，也不以远近亲疏区别厚薄。因此吴中人争相称颂他。他一向相信佛道之学，晚年在邓尉山麓筑室，萧然独居，只与方外之士交游，把修养心性、参究学问作为事务。家政全交给儿子，不再过问。病势将危重时，才就医进城。有人来问候病情，他便回答：“我眼中没有障翳，胸中没有阻碍；从哪里来就来，往哪里去就去罢了。”有见识的人知道翁大概已经有所领悟。平日他尤其有至性。母夫人常患脚病，他总在半夜焚香露天祈祷，愿意用自身代替母亲受病；祈祷无效，便割下大腿肉煮成粥进献给母亲。母亲的病果然痊愈。翁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过了很久，稍有知情的人有的向翁询问，翁皱眉说：“这是不得已罢了，难道是我本心想这样做吗？”因此众人更加叹息，认为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曾评论此事：从前唐史记载陈藏器注释《本草》，说人肉能够治疗羸弱疾病，民间于是割大腿肉来治疗父母。韩退之作《鄠人对》，斥责毁伤身体是最严重的不孝。我私下认为不应这样说。儿子侍奉父母，就像臣子侍奉君主。臣子在国家危急时，即使肝脑涂地也不吝惜，所以杀身成仁，君子称许其忠；忠孝本来是一回事。假如割股不是孝，那么比干剖心、屈原投江、颜鲁公和张睢阳以身殉国难，都可以说不是忠吗？贾生说：“父亲借农具给儿子，便面露有德之色；母亲拿箕帚给儿子，便有责骂之语。”大概自周末以来，先王的教化不再施行，人伦道德衰败，父子之间像秦人看待越人一样的情况很多。可是韩退之又写这篇《鄠人对》来辅助这种说法，难怪孝友之行很少显现了。因此我特意记载翁为母亲治病这一件事，用来劝导后世的风俗。至于其他修桥、砌路、赈济灾荒，以及世俗所称的各种善事，大多没有写，因为他的善举多得写不完，而且在翁看来只是细小的行为罢了。享年五十八岁，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去世。原配陈氏，继室黄氏。儿子二人，名霖、霞，都是太学生；霞出继给伯父。女儿三人，分别嫁给太学生邵言璋、诸生裴起潜，幼女许配李钧，都是黄氏所生。孙子二人，孙女三人。其遗孤择某年某月某日，将翁葬在吴县西南珍珠隖的山原，事先来请求墓志铭。铭文说：岁在屠维，日行星纪之次；于是选择良辰，开启幽宫。这座幽宫在邓尉山南，梅花香气浓郁，墓旁树木苍翠茂盛。翁的体魄安息于此，经历千万年；把文章铺陈写下，使它永不磨灭，可以等待后人验证。敕封徴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刘太翁墓志铭 太翁姓刘，名士壮，字穉公，别号石庵。先世是豢龙氏的后裔，迁居宝应，是从宋室南渡以后开始的。县学生刘承宗，是太翁的父亲；廪生例授太学生刘延祚，是太翁的祖父；县学生刘本，是太翁的曾祖父。儒学训导，是太翁候选后所授的官职。征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是因儿子显贵而得到的貤封。享年六十一岁。前明崇祯改元四月三日，是太翁出生的年月日；今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是太翁去世的年月日。太孺人姓乔，是他的妻子。儿子有：国翼；壬戌科进士、由庶吉士累官刑科掌印给事中的国黻；丁卯科乡进士国扆；以及诸生国藻，承继世父之后。这是太翁的三个儿子。女婿有诸生张丽微、张易抒、乔崇醇。太翁自幼聪颖敏捷，书读一遍便能背诵。曾经钻研《春秋》，深入研究、探寻隐微义理，所撰写的记录堆满一尺，同学没有人能与他抗衡，即使老师和宿儒也都惊叹，认为他是国家栋梁。他在诸生中待了几十年，文章典雅华丽，学问纯正深厚，议论深奥博大，锐意想凭功名奋发自立，却总是被学使看中，选拔置于高等；然而最终困顿于科场。晚年以岁贡资格应选补授师儒之官，这并非他的志愿。他一向具有至诚至性的品德，家中没有一两金钱的积蓄，却把奉养母亲做得极其丰厚周到。他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都早早去世，二哥的儿子也同样早逝。那时广陵发生大水，城中士人百姓濒临饥寒，都不能维持自身生活，而太翁却独力供养死者的遗属、料理在世者的生活，支撑门户，抚养孤儿寡妇，从未说过疲倦。他为人恬淡安静、少有欲望，凡是世人争相追逐的荣誉、声名、恩宠和利益，他全都不去求取；尤其喜欢救济别人的急难。曾捐出一块地势高而干燥的土地作为义冢，又曾担心邻田缺水而使肥沃田地荒废，便疏浚沟渠来使它们受益，丝毫没有顾惜，因此全郡更加称他为长者。晚年既已接受貤封的

译命令，却平日不穿章服，不乘轩车，也不张伞盖。几间老屋，穿破衣、吃粗饭，一切如旧。有时只穿木屐，凭借一个童子出游，从不以贵人自居。县城中不认识他的人，也不知道他是贵人。他为人谦逊谨慎，和善平易，看见侍从穿着好衣服，便生气说：“你穿成这样，势必会触犯我的宗族和邻里，必定连累老夫。”便亲自登门道歉，随后急忙命人脱下那身衣服，也不加责罚。最后叔子在乡试中考取，来祝贺的人挤满了里巷。乡里老人独自惊惧地说：“我们寒门得到这样的事情，实在超出意料；如果不努力行善，将凭什么承受这种福分？你们应当努力。”太翁的家训大多如此。所以给事君被称为著名谏官，从叔子以下，也都很有声誉，被推举为县中的大家族。众人都说：“这是太翁积德和勤学的报应。”在此以前，县中有御史乔先生乔圣任，向来被称为东林大儒，具有善于识人的鉴识力。当时正为爱女选择婚配，太翁还只是幼童。乔先生见到他，认为非同寻常，便答应把女儿嫁给他。太翁的父亲谦辞说：“我是穷人的儿子，不敢和贵府小姐婚配。”乔先生不听，所许配的女儿就是太孺人。过了很久，太翁命运坎坷，科举不顺，乔先生又慨然对他的儿子侍读公说：“刘氏世代都是有名望的长者，穉公又好学能文，只是终究不能考中一第。他的几个兄弟又都没有福禄，困苦到了极点而后才通达，福气将落在他的儿子身上。我想把外孙女许配给国黻，结成更深的婚姻。”因此给事君又娶了乔氏。没过几年，乔先生的话果然应验。到了太翁晚年，给事君已经大大振兴了家族，子孙满堂，而且都文质彬彬、文雅有礼，谨慎地遵守太翁的家法。刘氏的兴盛，确实还没有止境。康熙二十八年春，太翁的下葬日期已经确定。给事君寄来他所撰的事略，又请他的岳父侍读君写信代为请求墓志铭。我听后说：“先人没有美德却称扬他，这是欺骗；先人有善行却不知道，这是不明智。如今考察给事君所撰的文字，大都质朴而不虚妄，可以说是善于称述太翁美德的文章。”于是作铭说：卯金刀刘氏在丰沛兴盛起来，支派绵延，直到千年。太翁的始祖向南迁到射陵，世代承载德行，却仍然不能兴盛。太翁继承了这份传统，文才品行尤其卓异，儒者的清白声誉传遍乡里，福报由他的儿子承受，声名显赫。王朝廷 天子嘉奖你教育儿子有成，于是下达诏书 赐给他章服。太翁接受这项赏赐，年老后更加自我勉励。生时荣耀，死后令人哀悼，余庆绵延不绝。愿你兴盛昌隆，后人承继这份福泽。《尧峰文钞》卷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十八，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志铭八。诰封陈母张淑人墓志铭。康熙十七年冬，翰林院掌院学士子端陈先生将要奔赴母亲张淑人的丧事，主管部门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天子对此感到悲恻。下诏派学士屯泰公和喇沙里公到丧所慰问先生。赐给乳茶、挏酒四器，并且宣读 皇上的谕旨说：“你陈廷敬，应当不要过度悲哀，以至于伤害性命；朕对你的恩意格外深厚。”事情办完后，二位学士回宫复命。皇上又问：“先生的举止和面色怎么样？”两位学士都据实回答。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这些都是君臣相交的特殊礼遇，考察以往的旧例，只有满洲重臣才得以享有。先生是汉人，官职又刚升到三品，为什么独独受到如此优厚的恩宠和关怀呢？本朝三十多年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于是先生捶胸顿足，号哭呼喊，几次哭得几乎昏绝。等到奉到 皇上的谕旨，才按照礼制节制哭泣；过了五六天，才有力气匍匐着到宫傅大学士高阳公的门下，请求为淑人撰写墓道碑铭。高阳公答应后，又嘱托我汪琬为墓穴撰写志文。汪琬按：张氏世代居住在泽州沁水，淑人是已故陕西商雒道左参政张之屏的孙女、威县知县张洪翼的女儿。她嫁入泽州陈氏，是已故赠儒林郎、浙江道监察御史，加赠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陈经济的妻子，也是现任封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陈昌期的配偶。她与詹事公相敬相助四十多年后去世，累计得到三次封赠，才获得今天的称号；这都是因为学士先生显贵的缘故。淑人自幼聪颖，受到父母的钟爱。威县公曾说：“如果她是男孩，我们张氏大概可以复兴吧？”他教她《四子书》《通鉴》《列女传》等书，她没有不背诵成篇的，而且能够懂得其中的意义。母亲王孺人又善于治家，她教导淑人，处处都有尺度和法度。淑人也善于体察父母的心意，因此张氏各房亲族没有不称许她贤淑的。她以贵家小姐的身份嫁给詹事公，却完全没有一点骄纵放逸的姿态，烹饪、缝纫等一切琐碎事务，都一定亲自去做。奉上谕之后，哭泣也有一定的节制；过了五六天，才有力气匍匐着走到宫傅大学士高阳公的门下，请求为淑人撰写墓道碑铭。高阳公既已答应，却又嘱托我琬为她撰写墓志。我考察得知：张氏世代居住在泽州沁水，淑人是已故陕西商雒道左参政、名之屏者的孙女，是威县知县、名洪翼者的女儿。她嫁入泽州陈氏后，便是已故赠儒林郎、浙江道监察御史，加赠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名经济者的儿媳；如今受封为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昌期的妻子。她与詹事公相互敬重地生活了四十多年，去世时，前后共积累了三次封赠，才开始获得如今的称号；这些都因学士先生显贵的缘故。淑人从小聪明颖悟，深受公婆的疼爱。威县公曾说：“如果她是男儿，我们张氏或许就能重新兴盛了吧？”于是教她《四子》《通鉴》《列女传》等书，她没有不能背诵的，而且还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她的婆母王孺人又善于持家，教导淑人时，事事都有明确的尺度和章法。淑人也善于体察并顺从公婆的心意，因此张氏族中的亲属没有不称赞淑人贤德的。她以名门闺秀的尊贵身份嫁到詹事公家，却丝毫没有骄傲放纵的姿态；凡是烹饪、缝纫等一切琐碎事务，都一定亲自去做。婆婆范太安人年老而爱好洁净，若不是淑人送来的食物，便觉得不合口味。她性情端庄安静，谈笑一向不苟且，稍有空闲就从箱中取出书来，庄重地诵读，像读书人一样。她一向不信鬼神祈祷之事，尼姑、道士、巫婆更是拒绝交往。对内外亲疏、尊卑大小的人，全都按照礼节相待。对于庶出的孩子，她一视同仁，即使家人起初也察觉不出他们不是同母所生。顺治初年，姜瓖在大同叛乱，泽州被贼军占据。贼人早已听说詹事公的名声，多次派人引诱他前往，詹事公多次撕碎他们的书信和礼物，用恶言回复。最后激怒了贼人，贼人率众把詹事公围在所居的中道庄堡。詹事公率领堡中人奋力抵御。当时淑人刚生下女儿，便自己振作起来说：“这不是我安睡的时候。”于是起身准备干粮，置办酒食，协助詹事公安抚、慰劳堡中人，人人都感动奋发，没有二心。一座堡垒因此得以保全，淑人也出了很大力量。于是陈氏各房亲族又没有不称许淑人贤德的。淑人享年五十九岁，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中，于某年某月某日占卜葬在中道庄东山的原野上。儿子八人，其中淑人所生六人：廷敬，顺治戊戌进士，历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任 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廷继恩，拔贡生、候补国子监官；廷荩，出继叔父之后，州学生，早夭；廷愫，例监生、候选州同知；廷扆，岁贡生、太原府府学训导；廷统，岁贡生、候选知县；廷弼，例监生；廷翰，州学生。廷敬、廷荩、廷愫、廷统、廷弼、廷翰都是淑人所生。女儿五人，其中淑人所生四人，分别嫁给诸生卢启茂、例监生候选州同知秦光先、例监生王仁堂、候选州同知张中骥、例监生杨健。嫁给秦氏、王氏、张氏、杨氏的，也都是淑人所生。孙子孙女七人，曾孙一人。学士先生年幼时，四书全由淑人亲口教授，直到熟练；后来到外傅那里读书，每天傍晚从学塾回来，淑人必定点灯督促他学习，与塾师没有两样。学士后来成为皇帝身边的侍从，以儒学和文章著称。在天子身边任职，但淑人每逢年节仍一定亲笔写信给他，劝诫和训导比詹事公还要严厉。天子器重先生，日子久了，常称说先生厚重沉默，可以托付大事，正有意提拔任用他，却惋惜他因服丧离职，叹息了很长时间，因此不断派人慰问。先生把这些事告诉我说：“廷敬兢兢业业守职，幸而能够承受皇上的特殊恩典；如果不是母亲的教诲，我达不到今天。”说完便拍着胸口悲痛哭泣。淑人读书，明白大义，她的贤德可以比拟古代的列女，因此她教育儿子的功效显著可见，也差不多可以光耀于无穷后世。汪琬已经老了，不能为此效力，但我私下想起年轻时做诸生，曾受知于提学御史道庄公，而道庄公正是学士先生的伯父。后来又跟随先生交游多年，若说完全了解淑人的事迹，应该没有人比我汪琬更合适。因此我忘却自己的才疏学浅，厚着脸皮提笔为淑人作志，并且谨慎地列述其事。把皇上的谕旨写在前面，使先生稍稍舒缓哀痛，不至于忘记这份恩典。这是天子的美好恩命，也足以大大慰藉地下的淑人；这大概也是淑人的心愿吧？于是作铭说：像采蘩诗所赞美的恭敬，葛覃诗所赞美的勤劳，樛木诗所赞美的和顺，鸤鸠诗所赞美的仁爱，《国风》中的美德，都集中在淑人身上。淑人是什么样的人？她用古人的法度约束自身。岂止约束自身？她还以忠和义辅佐丈夫，也勉励自己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国家的良臣。愿她的家族兴盛昌隆，福泽传给后代。幽深的墓室有这方石碑，刻下铭文，时间越久越加显明，确实不可磨灭。敕封徐母刘孺人墓志铭。

译孺人是贵阳刘氏，家族庞大，世代都有显达之人。她是前明威州知州刘琯的女儿，十七岁嫁给徐氏，是四川右参议徐卿伯的妻子，也是广西左参政宁庵先生徐必远的配偶。她享年七十一岁，比先生去世晚四年。又过了五年，附葬在先生墓旁，这一年正是康熙二十五年某月某日。儿子四人：长子维，是江宁学生；次子时成，是例监生；次子时盛，是来安学生；次子时敏。孙子孙女若干人。当时，时成因为我汪琬是宁庵先生的门生，而且我曾为先生墓石撰铭，所以又请我为孺人作铭。他说：“如果没有孺人的教诲，我们哪里能够成就到今天呢？”此前长兄已经夭亡，有人劝孺人考虑选择嗣子。孺人惊诧地说：“即使我不适合生儿子，侧室有儿子，也和你有什么不同？怎么突然说出这种话呢？”当时参政府君正带着孺人赴任，补授翰林检讨，孺人便带着两个侧室一同前往。不久孺人生下时成，另外两个庶母相继生下时盛和时敏，此后孺人才更加高兴，对三个孩子一视同仁，即使家人也看不出他们是异母兄弟。时敏弟弟刚满一岁，生母便突然去世，孺人把他移到自己的卧榻旁，防护照看，周到地关心他的饥饱寒暖，唯恐有一点照料不到。她居住时常告诫时成兄弟说：“你们的祖父和父亲把清白家风留给你们，你们应当谨慎遵守先人的教训，读书磨炼品行，希望可以慰藉你们父亲于地下，也免得给我增添忧虑。”临终遗命时，她反复叮嘱的也是这些。因此时成兄弟从小到大，彼此和睦友爱；虽然他们不够聪敏，未能立即取得青紫官服来显耀父母，但家门严肃清白，没有子弟犯过失，这全靠孺人的教诲。我的儿子，难道可以不写一篇文章来彰显她吗？汪琬说：“是。”时成又说：“孺人嫁来时，大王母任太君、王父参议公、王母杨太君都健在。孺人早晚进奉饮食，问候寒暖；稍有疾病，便扶持他们起卧，亲手调治汤药，没有一件不完全合乎两位太君心意的。两位太君都说：‘新妇善于奉养我们。’她侍奉王父也是这样。晚年她曾对我们说：‘两位太君待我厚重，到如今各房媳妇中还能侍奉两位太君的，只有我一人。’说到这里总是泪流不止。我的外祖父母回到黔中，遭遇战乱，全家都被杀尽。孺人每逢年节追念他们，从来没有不抽泣流泪的。她的孝顺谨慎就是这样。她治理家务严整而又宽容，遇到受宠的妾媵有过错，必定加以遮掩，有时整年也不施以鞭笞责罚。家中奴婢的孩子和年幼女孩，常常牵着她的衣襟，绕着她的膝边，把她当作母亲；孺人也常拿出饼食、枣子和果品喂他们，一整天也不厌烦。她性情喜欢施舍，内外有人以急难相告，总是拿出簪钗耳饰来周济救助，他们的慈惠又是这样。她一向没有浓妆艳饰和甘美脆食的爱好，衣服不重叠穿，饮食不求多种滋味，尤其勤于女红；到了老年，还亲自缝补衣物，以此带领各房妇妾。她笃信佛教，早晨焚香、晚上点灯，寒暑都不废止，吃素三十多年。她的俭朴和勤劳又是这样。儿子，你把这些一并为我讲述出来，以彰显她幽居地下的德行。汪琬又说：“是。”唉！世上的女子，即使有幽静专一、温婉柔顺的操守，然而足迹不出内室，言笑不出门屏；不像贤士大夫有功勋声名和事迹显露于天下后世，可以大书特书。至于孺人的行为，比照《二南》所记载的《葛覃》《小星》《采蘩》《采蘋》等诗歌，也一点不觉得惭愧。怎么能让她默默无闻呢？何况徐氏自参议公以来，积累德行、修养善业，积聚在家中又施行于国家，已经世代相传。孺人又以贤德的行为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她所享受的福报难道还没有终结吗？那么子孙将有千亿之多，家族兴盛昌隆，徐氏的余庆大概还没有尽头。这是应当刻铭记载的。铭说：家门的荣耀，章服的华美；贤德的孺人，从不以此自我夸耀。举止有仪，行为有法，俨然是儒家贤良的妻子。长寿的母亲既贤淑又美好，去世后随从夫君，长久安息在山冈。愿你的子孙，手执笏板，身垂绶带。经过千百年，恩泽深厚而流传久远。把铭文刻在石上，以告示无穷的后代。诰封薛母王宜人墓志铭。宜人名宁，字子安，姓王。她家世代是孟县的著姓，是前明处士王某的女儿，十五岁嫁到薛家，成为 本朝故资政大夫、礼部左侍郎、弘文院学士薛某的长媳，也是如今大理寺右寺副薛某、字大武的妻子。大武曾任户部郎中，因此宜人得以 获得今天的封号。后来她随大武到京师任官，患病去世，享年五十四岁，时在康熙十八年某月某日。大武已经遣送她的灵柩回乡，来对我说：“将要下葬，希望有一篇铭文。”我想，我和大武一起考中进士，以同年相称已有二十六年；中间又一同授任户部官职，以同僚相称有三年。虽然仕进与退处、聚合与离散不止一次，但到老年又能在这里相互往来，我的交游逐渐衰落，只有大武待我仍像从前一样，我们的相知最为深厚。为宜人作铭，应该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于是写下这篇序并交给他。考察大武所撰的行状，他叙述宜人的平日，大致说：她勤劳节俭，以辅助丈夫；孝顺谨慎，以奉养尊长；把酒食和餐具准备得丰盛洁净，来供给丈夫的宾客；年节时问候馈赠不断，以和睦地对待妯娌和薛家的姑姊妹。等到大武的伯父、叔父分家，宜人便指着祖先留下的翕园一处说：“这座园子难道还不够灌溉使用吗？我们翁家没有其他丰厚产业，除了这处园子，并不是我所需要的。”大武叙述这些，已经详细而完备了。虽然如此，这仍不足以概括宜人的品德。当大武从户部郎中升任吏科给事中时，来道贺的人挤满里巷，宜人脸上没有喜色。等到大武因牵连获罪而降职，即使大武自己也免不了心中愤懑、不能自得，宜人却独自安然。

译他对大武说：“回去就是了。谏职确实不容易担任，称得上从今以后卸下重担了。”大武性情有些急躁，又孤高而自负才气，不肯违背本心、自我摧折来迎合时俗。宜人为此担忧，必定随事安慰勉励他，并且趁机多次说些苦口的话来磨炼告诫他，直到晚年也没有停止。大武听到宜人的话，也没有不从心里屈服的。因此他的行状中详细叙述宜人的事迹，叙述完毕后又在篇末概括说：“宜人与我名义上是夫妻，实际上给了我朋友般的助益。”这样说来，宜人确实贤德啊！如今考察女子的贤德，从经书来看，不过是遵循烹饪、洗涤、纺织、绩麻、缝补等日常事务，以道义使家庭富足，以礼法整顿内务罢了。至于安于贫困而任由通达与否，善于成就世事而能与众人和谐相处，即使我们士人中也有时难以做到，哪里是闺房中温婉柔顺的女子所能知晓的呢？看宜人用来劝勉大武的言语，那么宜人的贤德，又超过了《诗经》和《礼记》所说的贤德。她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宏声，次子同声，都是县学生；次子振声。女儿一人，女婿是诸生禹卜。孙子孙女五人。墓地选在县中某乡某原。下葬于某年某月某日。铭说：君子亲爱她，家人认为她合宜，宗族亲戚和姻亲朋友没有不敬重她的。彩饰的灵柩旌旗鲜明，载柩车声声作响，通向幽深的墓宫。宜人安息在这里，万年不倾坠、不毁坏。想要知道宜人是什么样的人，就看这首铭诗。李母常孺人墓志。李母常孺人，是已故巡抚河南右副都御史常某的女儿，嫁入李氏，是内阁中书舍人李某的妻子、诸生李某的夫人，也是顺治戊戌科进士、前推官李念慈的母亲。孺人去世已经五十三年，太公才去世；那时孺人已经先行下葬。又过了七年，念慈将启开孺人的墓穴，与太公合葬，命我汪琬为太公墓撰志。我文章写成后，没有来得及详细叙述孺人的事迹。念慈又提出请求，所请与请求太公墓文相同，只是言辞更加悲痛。念慈说：“我的母亲和父亲同年出生，只比父亲早出生几个月，享年只有十九岁。她去世时，我刚刚出生，前后相隔只有十四天。痛苦啊！我的母亲因为生我而免身得病，终于导致了这样的结局。我的父亲悲伤我未能见到母亲，赐给我母亲遗留下来的亲笔手泽两件，让我收藏在箱笼中。一件是订成的小册子若干页，另一件是一件婴儿短袄。小册子大多是母亲侍奉外祖母治病时记录的，其中病候的进退、药物的增减，全都记载完备；字迹端正劲健，具有曹娥碑的笔意。婴儿袄则针线整齐严密，领襟平整熨贴，用重华缎制成，颜色正红。我的父亲指着这些对我说：‘这本册子是你母亲亲手写成、又亲自订定的；这件衣服也是你母亲亲手缝制，预先为生产后准备的。你看见它们，就像看见你母亲的声音、容貌、笑语，以及她孝顺、谨慎、节俭、勤劳的为人。’我哭泣着接受父亲的嘱托，不敢不看，又不忍细看。直到今天，每逢年节祭祀，就拿出来陈列，每次展开，都悲号得几乎昏绝。痛苦啊！从王公贵卿直到走路、贩卖、挑担的平民，没有人没有母亲；母亲活着时奉养，死后悲哀，没有谁不可以尽自己的心。唯独我小时候不能认识母亲的容颜，长大后不能奉养母亲。上天啊，上天啊！我念慈有什么罪过，遭受这样的苦毒到了极点？您的儿子如果不为此作文，拿什么稍稍慰藉念慈呢？’于是他拜了两拜，又说：‘念慈曾听外祖母说过。外祖母对我说：你的母亲天性聪慧，懂得读书写字，尤其擅长女红。她以贵家小姐的身份嫁到我家，起初从没有骄傲懒惰的神色。凡是我的饮食、衣服、卧具，以及烧火、洗涤等事务，她必定亲自去做，不肯交给婢女和老妇。我有所要

译求交给你母亲，从来没有不合我心意的。她嫁到我家最晚，你伯母们都已经年长了，你母亲不因出身尊贵而失去长幼之礼，因此前后各房之间都和顺，彼此敬爱。她管理奴仆，宽严都有法度，因此内外绝无怨言。’外祖母每次说到这些，总要神色忧伤很久；念慈也泪流满面。大概外祖母也曾这样说过。这就是我母亲事迹的大概。其他事情，外祖母和外王母没有来得及说，父亲也没有说，我都无法知道。考察孺人卒于崇祯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年某月某日；又于某年某月某日与太公的灵柩合葬并附葬。汪琬私下被念慈悲悼母亲的言辞所感动。距离母亲去世已经将近六十年了，然而时间越久，悲痛反而越不衰减，所以又为她作志，使人刻下放入墓中。后来承继侍奉的扈孺人也很贤德，念慈幼年时依赖她抚养、教育，甚至一并附在后面记载。顾母何孺人墓志铭。我县顾公君升改葬时，他的长子开林已经请泾阳顾先生为父亲撰写墓志和铭文；等到把母亲何孺人附葬，又请我的朋友卢子定三出面，请我为她作志并铭。我想，泾阳先生在前明一向有声望，居家时凭文章成为老成名士，在朝廷任官时凭气节成为一党领袖，他所撰写的一切文章都名重当时，流传后世，所以能为顾公增重。至于我，则是学问浅陋的鄙儒，自知被乡里弃置已经很久了。顾氏却想让我执笔跟在泾阳先生之后，怎能不惭愧汗颜？但是卢定三仍不断督促我，于是我拿起开林所作的行略，读后长叹说：“我怎么能为孺人增重？孺人的品行却足以使我的文章增重。”当孺人嫁给顾公时，顾公患疫病将死，群医用药都无效，孺人日夜流泪焚香向天祈祷，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代替丈夫承受疾病，于是顾公竟然痊愈，孺人也没有受到伤害。内外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传说此事奇异。此后她又与顾公相敬相助二十多年，那么孺人的迫切祈祷而得到回应，是偶然的吗？还是她的诚心足以感动上天，而往昔的孝敬果真足以感通幽冥呢？我全然无法知道。然而我曾经从《诗经》中考察过：葛覃所写的亲自奉行节俭，螽斯所写的宜于生育众男，采蘩所写的共同供奉祭祀，樛木、小星所写的不嫉妒，降至草虫、野有死麕所写的守礼，这些大多不过是闺房女子日常的德行，并没有奇异的节操、崇高的义行来震惊时俗，孔子仍然采录它们的章句，把它们列在十五国风之首，用来劝勉天下。何况孺人的品行这样卓异而值得称道，难道不是圣人深深赞美并极力表彰的吗？可惜当世已经没有孔子，吴中的士大夫也没有人把她的事迹表彰出来，使之见于诗歌；但像孺人这样贤德的人又不可不流传。因此我详细叙述这些事，以完成开林的请求，希望我的文章可以借孺人的德行而增重。行略又说，孺人善于持家，米盐等细小事务全都有规矩；每逢年节周济她的寡妹，直到老年也不懈怠。这些事情大概是其他女子难以做到的，但对孺人来说，都只是细小的日常德行，可以略而不谈。顾公名世竣，字君升，是长洲岁贡生，世系详见泾阳先生所作的志文。孺人的祖父一贯，是吴县学生，世人所称仁孝王少湖先生的高足。父亲思佐，母亲杨氏。儿子二人：长子韡，就是开林，长洲学生；次子芳菁，康熙丙午科举人。女儿五人，女婿为某某。孙子十一人，孙女八人。曾孙男女三十人。享年七十五岁，墓在陆墓的寥字圩。铭说：《金縢》一书中记载，周公作为臣子，为君王筑坛祈祷，请求代替君王受病；又有女师，以此侍奉她所敬奉的丈夫。她的诚心感动神明，使她和丈夫一同保全。余庆绵延不绝，留给你的子孙。受到诗书熏陶，后代接连奋发而起。美好啊！墓穴中有柏树、楷树、楸树、松

译树。与她同穴安葬在这里，坚固如金石，不会倾颓崩坏。敕赠乔母潘孺人墓志铭。

译我过去因被荐举而到京师，曾经通过家舟次与宝应乔子石林结交。舟次下笔精妙天下，很少称许别人，却唯独推重佩服石林的才学，口中总不离石林。并且说石林能够成名，实在是他的母亲潘孺人先行教导的结果。于是石林也请舟次出面，托我为他的母亲作墓铭，大概距孺人去世已有二十多年。石林说：‘我的母亲姓潘，先世有一位名埙的人，曾以都御史巡抚河南，因平定青羊山贼有功，事迹载在前史中，是我的高祖。我的外祖父名叔旸，任云南马龙州知州。母亲是仲孺人。我的母亲生来聪慧奇异，受到父母特别钟爱。外祖母很喜欢读书，所以母亲也喜欢读书；外祖母很擅长五言、七言诗，所以母亲也善于作诗。先父去世时，前母王孺人还在。母亲十九岁嫁来，便掌管家政。后来先父以御史身份在京师任官，母亲住在家中。有同僚来巡察盐务，知道先父不接受贿赂馈赠，便私下送白金二百两到家里。母亲坚决推辞说：‘金钱达到二百两，就不是日常交际的常礼了。’最终拒绝不接受。先父巡按浙江时，副都御史陈干阳写信托他举荐贪官，先父不听，反而立即弹劾那人，因此触怒了陈干阳。等到先父回到道署，陈干阳诬奏先父所举荐的人不合适，先父因此受到降职处分。先父索要陈干阳的书信，准备上呈朝廷，母亲却把信扣住不给，并回复说：‘拆看别人的私人书信，是古代贤人所耻。茶香酒熟，等着您和我一同归隐已经很久了。’先父这才大为高兴并佩服。明朝灭亡时，母亲流泪多日，写下绝命诗四章，放在衣带中，关上门自缢，被家人发现，因此得以获救。最后莱补为诸生，母亲忽然闷闷不乐，又作诗一章，大略叙述她教导莱的内容，因为深深惭愧自己辜负了前面四首诗。她通晓大节，很多方面都像这样。母亲既然喜爱读书，于是能够广泛通晓经史。先父晚年隐居在柘溪之上，闭门谢客，坐卧于一座小楼中。母亲多次举出古人的出处、成败来同先父讨论，并且以此安慰先父。先父高兴地说：‘你真是增益我的朋友。’这就是母亲作为妻子的德行。前母王孺人生了我的两个兄长，名叫迈、英，又生了吴氏长姊；到母亲嫁来时，兄长和姐姐都已长大。母亲养育男孩、嫁送女儿，日夜辛劳，很少违背礼法；尤其深爱两个兄长，但对他们管教十分严格。兄长曾经游玩饮酒到半夜，母亲便在堂中点灯端坐读书，一定等他们回来后才睡。后来两个兄长醒悟过来，再也不敢夜间饮酒。她对莱的督促责罚更加严格，莱外出有时直到深夜才回来，母亲生气，必定命他长跪到天亮。大概先父晚年才生莱，所以稍微给予宽容；母亲却认为不应当骄纵他，总是写告诫儿子的诗来表达心意。从此莱受到的管教比先父还严格；她对庶母所生的两个幼弟也一视同仁。她已经病重将死，仍谆谆叮嘱莱和两个兄长。这就是母亲作为母亲的德行。我于是拿她说的话向舟次核实。舟次与石林同郡，又曾与他同窗，并且有姻亲关系。他对孺人的称述，与石林所说全都相合，那么孺人的贤德确实可信。先父名可聘，天启二年进士，历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孺人封为安人，因儿子显贵又加赠。现在记作卒于顺治十四年，享年四十九岁。生有儿女各一人，儿子就是莱。莱字石林，康熙六年进士，现在任翰林院编修。正受到 天子的知遇，仕途正迅速显贵，还没有止境。女儿嫁给刘士壮。孙子三人：崇烈，太学生；崇让，岁贡生；崇修。孙女六人：长孙女嫁进士刘国黻，次孙女嫁岁贡生邱璋，次女许配舟，次女许配子宸褒，次女许配太学生朱经，次女许配黄之钧。还有一位年幼的女儿；王孺人以及侧室所生的子女，都详见御史府君的志文。先父葬在柘溪，孺人的墓在郑府庄，距柘溪二里。铭说：《诗经》三百篇，是孔子采录的。写女子的诗，大概没有比卫国的二姜更好的了；但孔子仍感叹她们虽然贞洁，却陷入变乱，哀伤又近于过度悲伤。哪里比得上孺人像彤管那样光彩照人？她是贤妻贤母，超过古代列女，她的封号和墓堂都很显赫。如今魂魄安息在这里，我谨作铭诗，永远告知后代。李母顾孺人墓志铭。李氏世代居住在嘉兴长水之滨。前朝末年，有李晓令先生，名应，凭文章和气节闻名东南。晚年郁郁不得志，客死在粤中。他的妻子顾孺人，亲自抚养几个儿子，督促他们读书修养品行，早晚不懈。她曾转述先生的话：“穷困或显达是命运，只要使我的儿子成为通晓儒学的人、成为善人，就够了；否则即使有万缗钱财、三公爵位，也不是我的愿望。”因此李氏几个儿子相继卓然成才。长子绳远，字斯年；次子良年，字武曾；幼子名符，字分虎。他们全都器量见识雄伟豪迈，议论卓异；所学广博精深，融会贯通，全都能用于实际。作诗赋和古文，笔力高妙、韵致雅正，可歌可诵，偶尔写出新奇挺拔的句子，总是令人惊绝。晚近贫困的同县曹侍郎秋岳，向来奖掖后辈，极力称道他们，首先推举他们。浙江东西都称他们为“三李”。远近交游中凡是知道“三李”的人，没有不把他们的成就归重于孺人善于教育；他们的姻亲宗族中凡是了解孺人的人，也没有不推重“三李”善于承受母亲教诲的。武曾北游京师，满朝士大夫都熟悉他的姓名，而我尤其与他相知相得。他的文名传播很广，人人都听闻看见。后来他参加博学宏词科的选举，各地儒者一同聚集。

译当时在宫阙之下，武曾的学问更加高深，声望和身价更加显赫，凡是著名卿士和大官，都争先恐后地邀请、延揽他，求见武曾。私下里人人屈指推算、揣摩，都认为一定是李先生，应当成为这次选拔的第一人。把这些话告诉各位儒者，大家都喧然应和说是。后来他竟然被嫉妒者排挤，只好收拾行李离开国门。众人于是捶胸皱眉，代替武曾惋惜。等武曾回家探望孺人时，孺人安然处之，又转述先生从前的话，从容地说：“古人有句话，我对你的期望是用志向奉养父母，不是用俸禄奉养父母。”母子之间怡然相慰，完全没有把受压抑屈辱显露在神色言语上。唉！对孺人母子来说，他们已经做到了；可是国家失去才德之士怎么办？那些当权者又把什么作为侍奉君主、任用人才的道理呢？如今距离武曾参加博学宏词科，已经五六年了，武曾还沉浮在诸生之中，斯年、分虎也同样如此。他们哪一点不如别人，却穿着粗布衣、徒步行走，相继在四方寄食？难道真是先生所说的命运吗？孺人姓顾，父亲是广东左布政使元镜，母亲是吴淑人。她性情机警敏捷，识大体；以贵家小姐的身份受到翁婆钟爱，出嫁时嫁妆十分丰厚。晓令先生喜好豪侠，宾客朋友纷纷登门，供给、陈设和馈赠的费用，几乎耗尽孺人匣中的财物，她一点不生气，也一点不顾惜。她侍奉婆婆沈氏和小姑张氏，使她们都十分欢喜。先生去世后，家道便衰落了，她一人支撑门户，管理米盐等事务，收拾整理箱囊，用来迎娶媳妇、嫁送女儿，这样辛勤操劳了许多年。兄弟们遵照布政公遗言，分给孺人二顷田地，其他产业也按此分配；她笑着说：“我出嫁时带来的财物，难道就放在这里吗？这也是命运。”又说怎么能因为我的缘故减少兄弟们的产业，最终不肯接受。她年少时学习《孝经》《毛诗》《小戴礼》《列女传》和唐人诗集，背诵没有差错；后来跟随布政公在官署中，午后常代他起草、修改答复的文稿送上去。她尤其擅长作诗，和先生唱和很多。先生去世后，她把诗稿全都取出烧掉，说：“我不忍再回想唱和诗歌的时光。”于是专心归依佛教，只偶尔作偈颂，写下自己的体悟罢了。病重将死时神志不乱，拿出簪钗、耳饰和衣衫分给家人，与他们诀别说：“我的期限到了。”时在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九岁。诸子占卜在次年某月某日与先生合葬。儿子五人，幼子震远早夭，另有侧室所生的幼子嗣远。女儿三人，女婿是祝翼铨、诸生徐章、郑鲁孙。儿子四人，女儿五人。曾孙一人。同县缪山人天士评论孺人夫妇的诗说：“先生遭逢丧乱，他的诗多有忧愤和感慨；而孺人常常用通达之语加以辅助，不流入妇女中纤弱艳丽的习气。”可惜诗稿已经焚毁，我没能见到。铭说：古代妇德的内则已经遥远，世上没有女师。孺人有仪态、有德行，亲自操劳，手脚疲惫，以支撑坎坷的生活，谁来安慰她的心？有儿子能够承担家业，孺人还在堂上时，众子环绕而来，她教导他们，把父亲遗留的学问传给他们。孺人留在家中，儿子便外出游学；秉承这些美好的教诲，声誉名望于是日益显著。上天的报偿，要看你所积累的善德；积累已经深厚了，得到的报偿却还不到十分之一。可叹你的后人，应当昌盛兴旺；上天长久之后自会作出决定，何不姑且等待呢？《尧峰文钞》卷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十九，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志铭九【共六首】。诰封王母董夫人墓志铭。宛平王文贞公与当今相国胥庭先生父子二人，都从翰林院起家，前后都侍奉过 世祖章皇帝的辛劳 王室称他们为辅佐皇帝建立功业的臣子，以及 到今上二十一年，先生以尚书的身份 被召入内阁时，文贞公已经去世，服丧期也刚刚结束。当时云南的叛乱刚刚平定，先生在皇帝身边 辅佐天子安抚天下，使百姓安宁、风俗欢快，时令调和、年成丰收，天下都歌颂圣德，并且不断称道先生的功勋。先生又有一位贤惠的内助，名叫董夫人。夫人十七岁嫁给王氏，当时先生正任学士，侍奉在章皇帝身边，出入都随从皇帝，有时十天半月也不能休假回家。文贞公则以尚书身份退休在家，喜欢邀请宾客相见，和他们一起赋诗饮酒，从不显出倦怠的样子。先生担心甘美脆嫩的食物和柔软温润的衣物供应不周，便告诫夫人。夫人恭敬地答应说：“有我在，您还忧虑什么？”先生有几个庶出的弟弟妹妹，年幼的才在襁褓中，又担心他们寒暑、干湿调护不合时宜，便命夫人帮助各位庶母好好照料他们，并且嘱咐不要让文贞公知道。夫人又恭敬地答应说：“有我在，您还忧虑什么？”后来先生暗中观察夫人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安排治理得当的，心里暗暗十分高兴。文贞公也说：“新妇善于侍奉我的各位庶出姑母。”又说：“如果没有夫人，我的子女就不能成人立业了。”从此先生能够一心处理 国事，终于不再为内宅之事忧虑了。当时卿大夫之间称说有家法的人，一定推重王氏，认为他是京城各大世家的第一等。亲戚党羽中了解夫人的人，又推许夫人的贤德，认为她是王氏家族中最贤能的。夫人享年五十三岁，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去世。择定葬在京师某乡某原。先生预先写好记述夫人生平的行状，同长子食事君一起寄信来告知我，并且征求墓志铭文。琬考察行状，夫人姓董，父亲正义，历任广东都司佥书。母亲是梁孺人。在此以前，先生的前妻去世，文贞公为先生选择配偶，知道董氏有贤德的女儿，于是命人下聘。夫人嫁来以后，共经历六次 皇帝广施恩典：先生任检讨时，封夫人的母亲为侍读学士，加一级；先生任掌院学士时，封岳母为掌院学士，加礼部尚书；先生任左都御史时，封夫人为左都御史，加一级；及至先生任兵部尚书，加一级并进入内阁，任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时，又三次封夫人为一品夫人。共有五个儿子：长子克善，任江西分巡道按察司佥事；次子克勤，任例贡生，候选正六品京官，早夭；次子克昌，任户部陕西司员外郎，加二级；其余年幼。克昌是夫人所生。共有八个女儿：长女嫁例贡生章维贞；次女许配官生戴綖；次女许配贡监生张光鏊；有两女都未出嫁便夭折；次女嫁山东督粮道布政使司参议、加三级的胡介祉；次女许配孔传铎；其余年幼。嫁给章若、胡若，许配给戴、张的女儿，都是夫人所生。孙子三人，孙女四人。文贞公去世时，正值夫人刚刚生产，文贞公留下遗命，不许她主持丧事。夫人听说后，猛然起身说：“哪有做了三十年儿媳，却不看着公公含殓的呢？死生不过是命罢了。”侍女阻止不了她，众位妯娌阻止她也阻止不了，她伏在地上痛哭一声，几乎昏绝。此后，她供奉祭奠都合乎礼法，对各位妾媵全都有恩意，对庶出的子女尤其像对待亲生子女一样。佥事君将要赴江右任职时，她谆谆告诫说：“清廉、谨慎、勤勉这三个字，你一向常听说，更应当再加上谦逊厚道；不要败坏家声，不要忘记家庭教诲，这就够了。”病势将要恶化时，她听见窗外幼子的声音，急忙呼唤乳母说：“不要把孩子抱到风口上去。”她的天性就是这样孝顺而慈爱。唉！夫人凭借美好的德行和驯顺的操守，做淑妇、贤妻、良母，共三十八年；受到的恩宠赏赐接连不断，子孙满堂，可以说是享有深厚福祉的人了。可是她能够身居显贵而不骄傲，富有而不放纵，始终如一，几乎没有一天改变；这不只是古代的列女难以做到，即使士大夫君子也很难做到。因此先生说：“我此前两次续娶妻子，丧妻之痛虽然深重，却不如这次悼念夫人的悲痛深。”这话难道是过分了吗？我刚刚脱去布衣做官时，就凭通家子弟的关系往来于文贞公门下，受到文贞公的知遇；又承蒙先生多次来访，奖掖我的文章，惭愧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如今我已经衰老多病，投老于山村，荒废笔墨很久了，而先生仍然出于旧日情谊，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作为后辈，既不敢坚决推辞，又担心自己衰老无能，不能为夫人尽力。正值先生的弟弟知府君又从京口来催促墓志铭，于是作铭诗说：内治之道已经衰微了，女子的德行也因而微薄；谁能辅佐夫君，使美好的仪范永远彰明？显赫的相公，是当今的周公、召公；夫人确实贤德，也能够长久继承《采蘩》的恭敬、《葛覃》的勤劳、《樛木》的恩惠、《螽斯》的仁厚。《风》诗所歌颂的美德，都汇聚在夫人身上。富贵康宁，尚未完全享尽福祉。象服已经华美，诰命之言也已经荣耀。后世的女史啊，难道不应采录这篇铭文吗？孝贞女墓志铭 宋子既庭与计子甫草，都因文章和品行闻名天下，两人彼此推重，彼此友好。甫草有个儿子，名叫孺子凖，字念祖，年少时容貌秀美，常常跟随甫草往来于既庭家。既庭喜爱他，便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这就是孝贞女。孺子十五岁时补为吴江附学生，才华很高而且好学，声誉正日渐显著。刚到婚龄却因患痘疮夭折，讣告传来，女子暗中悲恸哭泣，并且自己发誓说：“我生也做计氏的媳妇，死也做计氏的媳妇。”当天便停止梳洗沐浴，穿布衣，吃粗食，愿意这样终身守节。既庭惊异于女儿的志向，准备把她嫁到计家；但甫草担心她年纪还小，仍然没有决定。过了很久，有人向既庭求婚，女子稍微听到这件事，便几天不吃东西而死。甫草这才非常悔恨，流泪叹息说：“这真是我的儿媳妇啊，我辜负你太多了。”于是用船载着她的棺材归来，某年某月某日把她同孺子合葬在某乡某原，以成全女子的志愿。有人诘难甫草说：“《周礼》禁止迁葬和把未婚早夭者嫁葬，她是宋氏的女儿，为什么要同穴葬在这里？”我替甫草解释说：“礼法所禁止的，是丈夫尚未订婚、女子也尚未许嫁的情形。现在男方已经订婚，女方也已经答应婚事，为什么不能合葬呢？”

译有人说：“女子还没有到宗庙拜见公婆，不能附葬于婆母，应该归葬女方亲族，怎么可以合葬呢？”我说：“不是这样。礼有通常的规定，也有特殊的变通。娶妻定下吉日而女婿去世，女子穿斩衰服前往吊丧，葬后除服，这是通常的情况；守贞不嫁，则是变通。像既庭的女儿对待孺子，起初不接受脂膏润泽，不尝酒肉；后来又绝食捐躯而不顾惜生命，这是变通中的变通。她既然已经俨然成为计氏的媳妇，怎么能用未成婚妇人的礼法来限制她呢？”我又说：“《春秋》记载‘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死去’，左氏说‘她是女子而未成为妇人’，谷梁氏说‘伯姬的妇道已经尽到了’。两种传说的褒贬相反，先儒取谷梁氏而非左氏，是因为人伦道德衰败、女子德行不贞时，如果连像伯姬这样守死不改的人还要加以贬斥，那凭什么来表示劝善呢？所以，妇道就是女道。”既庭的女儿因绝食而死，不能说不是女道；正如伯姬死于火灾，也不能说不是妇道。如果有人怀疑她舍生会损伤勇德，那么我请用伯姬的事例来作比。我虽然不聪明，难道敢置身于先儒的学说之外吗？女子天性仁慈孝顺，幼年学习《论语》《孝经》，都懂得其中的大义，大概是既庭家中诗礼教诲显著，并且施及女儿的缘故。女子死时二十三岁，宗族亲党怜悯她，私下给她谥号为“孝贞”。铭文说：从前赞颂典姐，如今记述这个女子；郑重地大书特书，冒昧附入野史。她们的贞烈相同，姓氏也相同。既然把上天所配的丈夫作为志向，便以自身跟随他。身虽死而名声长存，幽深的墓室中有铭刻，用来警戒后世遗风，作为闺房中的准则。王母徐夫人墓志铭 太仓太原王氏，是我吴地望族中的第一等。自文肃公凭借名望和德行在明神宗朝执掌政务，调护两宫，保全各位谏臣，被称为贤相。编修公继承他，虽然地位没有大显，但才干声誉卓著，闻名海内。其子太常公耳濡目染，能够守住家学，并以此教导子孙。直到今天，通过甲科考试进入仕籍的人仍然接连出现。太常公治家尤其整肃，内外闺门和睦文雅，互相以义劝勉，互相以孝道勉励。谨守文肃公父子的遗泽，延续数十年而没有衰落，其中徐夫人的帮助功劳很大。夫人与太常公先后去世，她的儿子进士君揆等择定某年某月某日，把夫人附葬在太常公的新墓道，请人来征求墓志铭。我与进士君是同年考中的朋友，交游已经很久。他的同母弟仲君又是我的从妹婿。因此我虽然年老多病闭门不出，也不敢以文辞荒疏为借口推辞。根据行状，夫人姓徐，父亲继良，世代居住在青浦，本是儒家子弟，后来弃儒经商，以重然诺、性慷慨著称。母亲姓沈。夫人十六岁嫁给太常公，当时太常公的母亲周太恭人还健在，举止行动都必定依据礼法，儿媳中很少有合她心意的，却唯独亲近夫人，从未责骂呵斥。夫人平日没有轻薄的言语和嬉戏的神态，侍奉在太常公身旁，奉上盥洗之水、递上佩巾，都十分谨慎。至于其他饮食等琐碎事务，凡是奉命办理也都如此。全家数千人，渐渐都认为夫人贤能。她有才器和见识，亲友中有急难来告知的，她一定倾囊相助；即使力量有所不及，也必定为之叹息忧虑很久才停止。进士君和他的长子原祁先后考取高第，家内家外都来祝贺，夫人却坦然自若，没有增加喜色。等到进士君因过失受牵连而被阻止，不能在 朝廷任职，众人又都喧哗称冤，而夫人仍怡然自若，不把情绪表露在脸上。她曾经口头写下数百字，命原祁抄录，用来告诫诸子。大意说：近来年成荒歉、赋税催逼，家道衰落、亲人年老，你们姐妹日夜只把修身保家作为念头，还担心不能支撑下去。你们如果有时喜怒失常，有时宴饮超过节度，招来过失、导致疾病，将拿什么来安慰我这个老人呢？又说：世态险恶，结交朋友实在困难。表面交往不如内心相交，以酒食结交人不如以道义结交人。这些都是格言。所以从进士君以下，大多能够卓然自立，凭学问品行闻名东南；而各大世家的子弟在丧乱之后，往往因为结交坏人而倾家荡产，一个接着一个。夫人的话果然应验了。她天性勤俭，不爱华丽奢侈的妆饰，一切女巫、尼姑、老妇和盲妇都拒绝让她们进入内室。安排处置事务，即使下至鞋带、盘子、匜等物，也都井然有序。亲戚党羽中稍微涉及游玩嬉戏，或所经营的衣服玩物过于珍贵喜好的，她一定摇手相互告诫，不要让徐夫人知道。偶尔有人私下议论夫人迂腐，夫人知道后笑着说：“留下我一个人做个妇道人家的样子，也就可以了。”于是听到和见到这些事的人，更加认为她贤德。有的人回去后便祝愿自己的妻子或女儿，希望将来能学到徐夫人的万分之一。唉！自从先王的教化衰落以后，内治之道废缺，凡是做女子的，耳朵听不到保姆的教诫，口中不诵读图史之文，再加上奴婢老妇在其中挑拨煽动，很少有人不浸染于骄横放纵、任性妄为，彼此安然相处而形成风气。夫人却唯独不是这样，这就足以铭刻下来。享年六十六岁，生于明万历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夫人去世十四年后，太常公也去世。生有三个儿子：揆、顺治乙未科进士抃、摅，都是国子监生。两个女儿，都嫁给名门。孙子九人：原祁，康熙庚戌科进士，候补内阁中书舍人；原博，州学生；兆新，国子生；兆建、兆封、昭溥、昭复，府学生；昭骏、昭被。孙女十四人。曾孙男女十人。他们子孙婚嫁的详细情况以及墓地所在，按例应当书写的内容，已经先写在太常公的墓志中，因此这里略去不详述。也嫌重复告知。铭文说：女子贵在德行，不贵在才华；温柔和顺、贤淑恭顺，这也确实艰难啊！夫人的贤德，实在符合礼经。有不知道的人，看看她的子孙子孙奋发兴盛，就知道了。王国祯的夫人，使成就之事足以比拟前人；墓丘高大，种植的楸树如云。经过千百世，永远跟随她的夫君。敕封杨母吴太孺人墓志铭

译太孺人姓吴，是太学生某的女儿，二十岁嫁给杨氏；因此她是太学生某的妻子，也是赠征仕郎、行人司行人某的配偶。赠公去世九年多后，太孺人才去世，享年六十八岁，附葬在赠公的墓地。此前，赠公尚未患病时，预先为自己撰写墓志铭，并且告诫儿子不要在身后向显贵之人求取文章。又过了八年赠公去世，诸子恭敬地遵行他的遗志。等到太孺人将要附葬时，长子行人君带着弟弟们来请求我为太孺人的墓穴作铭。我听说太孺人曾教诫儿子们说：“你们的父亲曾勉励你们：亲近名师，谨慎交游，敦厚地对待天伦，整饬品行操守，戒除懒惰苟且，节制嗜好欲望，不要断绝读书的种子，不要毁坏先人的遗业。你们如果把这几句话写在衣带上，或许就能有所成就。”行人君因为 奉行王事途中顺路回家探望母亲，太孺人又告诫他说：“官职即使清闲，也不要辜负国家的俸禄；家里即使贫穷，也不要去求见请托。”她的家庭教诲就是这样。这样看来，太孺人确实贤德啊！这正应当铭刻。根据行状，赠公的家产只达到中等人家，稍有盈余便拿出来施舍。平日勇于行善，乡里饥饿的人给他们食物，寒冷的人给他们衣服，生病的人替他们救治，遭遗弃的婴儿收养抚育，从远方流离而来的妇女替她们赎身送还。赠公的姐姐中贫穷的，没有一个不救济；外甥中孤苦无依的，没有一个不抚养；姻亲、亲戚、宗族中有急难来告知的，没有一个不回应。这些事情太孺人全都出力相助。赠公每做一件善事，太孺人一定在旁边劝勉支持，往往把袋中的积蓄全部拿出来，终身从未显出吝惜的神色。她侍奉公公、婆婆，以孝顺谨慎著称；对下承接赠公的姐姐以及赠公的各位外甥，情意礼数都周到，终身从未显出懈怠的样子。因此乡里人既然一向称赠公为长者，每每连同太孺人一起称赞，认为她是善于辅佐君子的贤内助。她天性尤其勤俭，到老也不停止女红；有人劝她停止，便微微一笑说：“我不做这些，心里就不舒畅。”她享年虽然不算长久，但赶上看见两个儿子同时考中乡试，又看见长子行人君以高第在朝廷做官，亲自穿戴章服，享有俸禄供养；每年节令，他奉酒祝寿，家内家外的子孙合在一起，接连不断登堂跪拜起身的，不下数百人。按照《洪范》所说的五福，她本来已经大略具备了。这就是贤人的报应。我读赠公自撰的墓志，其中有话说：“活着时自己述说自己的事，是可耻的；死后由别人阿谀奉承，也是可耻的。品行不能取信于人，是可怕的；言语不足以给后代示范，更是可怕的。”我为士大夫家族撰写墓志很多，大概不能没有惭愧。因为赠公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我叙述太孺人，只采录那些细小而真实、有凭据的事情，不敢用浮浅的文辞和抄袭的说法来欺罔太孺人，这或许也是符合赠公的遗志吧？儿子三人：某，康熙己未进士，任行人；渊，与长兄同年中乡试，任颍上学教谕；漙，国子生。女儿五人：女婿有贡生华俶、铜陵教谕秦汝泌、秦凖、诸生华学潜、国子生高大酉。许配给秦凖的女儿尚未出嫁便夭折。孙子六人，孙女十三人，曾孙一人。于康熙二十三年某月某日去世并附葬，于这一年某月某日葬在姚湾祖坟旁。铭文说：辅佐丈夫行善，教训儿子读书；妇人的德行、母亲的仪范，在这里都卓然可见。长子已经先行高飞，终于登上通达的大道；次子也有声誉，希望他继承前人的事业。我不是优秀的史官，只是仰慕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所以铭记这位贤母，希望还能执守直笔。正如赠公所说，告诫自己不要写阿谀之辞。赠公如果有知，知道这件事吗？诰封王母张宜人墓志铭 我已经请假告归，朋友王子贻上命我为他的长兄考功府君作传。过了两年，他又让我为他的叔父御史府君作传。后来他又写信来告诉我说：“我因为文章的事劳烦您，已经涉及我们两代人了。如今我的妻子张宜人年仅四十岁就去世了，我感伤悲悼不止，愿意再来劳烦您。您难道也会怜悯我，赐给我一篇墓志铭，来安慰亡者、减轻我的悲痛吗？”于是我写信去慰问他，并且读了贻上所撰的行状。行状中记载她的籍贯、居处和世系说：“邹平是宜人出生的县邑。前巡抚河南都御史一元，是她的曾祖；都察院左都御史、谥忠定的延登，是她的祖父；镇江府推官万钟，是她的父亲。李孺人是嫡母，而宜人是景氏所生。”行状中记载她的生卒和子女说：“前明崇祯十年六月某日、今康熙十五年九月某日，是宜人的出生和去世年月日。她有四个儿子：长子启涑，是例监生；次子启浑，再次子启汸，都是县学生，而启浑早夭；次子启沭，才五岁，正在哇哇啼哭。”行状记载事实说：“宜人嫁到我家时，十四岁。虽然生长在富贵之家，却不喜爱绫罗绸缎、金银玉器。衣服不到多次洗涤，便不忍心更换。上奉王舅以及公公婆婆，始终孝顺谨慎。接待姑姊妹和妯娌，和睦而有礼。驾驭婢仆，严厉而有恩。终年从未听到她呵斥的声音。两位老人都很高兴，说新妇贤德。我有幸考中进士，宗族亲党都来祝贺，宜人却神色淡然，没有丝毫喜悦的表现。宜人又生下次子启浑，两位老人更加高兴，说新妇能够辅佐丈夫成就事业，而且是个宜生男孩的人。在宜人去世以前，她治理家务更加勤勉。我的各位姊妹回娘家时，宜人对待她们比过去更加周到，饮食、衣服、日用品，纤细之处都照料周全。各位姊妹曾叹息说：“我们这些人没有母亲，如果不是弟媳，我们就没有可以依靠着回娘家的人了。”这就是宜人辅助我主持家政的情形。同乡徐隐君东痴贫穷而且年老，冬天没有棉袍，宜人拿出棉絮和丝帛说：“您难道不想起徐先生吗？何不把这些送给他？”我任职广陵时，朋友许天玉北上，告诉我行装困乏。当时我囊中空空，惭愧没有办法应付。宜人笑着说：“不要担忧。”于是指着我的跳脱对我说：“这件东西难道不够许君的行李费用吗？”便举起来送给他，没有一点吝惜的神色。在京师，我和诸子举行文会，四方人士聚集在旅舍，宜人准备菜肴、果品、茶酒，一定亲自办理，不把事情交给奴仆。

译如果物资不够，就常常典当簪珥，也毫不在意。这就是宜人帮助我以礼接待宾客的情形。唉，从今以后，再也不能得到这样的人了吧？大概贻上的行状就是这样。我与贻上同科参加会试，又先后在户部任官。从前我外出做官时，与贻上以诗文和酒相互往来，日夜没有间断。能够了解宜人贤德的人，大概没有谁比我更合适。我过了壮年便丧妻，回头看见弱小的儿子和幼女在身边，几次泪流不止，无法控制。能够完全体会贻上感伤悲悼之情的人，又应当没有谁比我更合适。可是让我来叙述，不如贻上自己说得详尽周到；让我代替贻上叙述，又不如贻上亲自抄录他想说的话那样更加呜咽抽泣。因此我把行状中的话依次编排，略加删削润色，接着作铭说：野草艾草繁茂开花，芝兰却遭摧残；鹪鹩成双游处，鸾凤却受到伤害。贤美的宜人啊，美好的德行显著；为何寿命竟不长久，上天实在难以测度。有高大的坟丘，可以远离祸患；圆润挺直的楸柏，永远青翠苍郁。夫君将逢吉祥，子孙必定昌盛；于是把铭文刻在坚贞的石碑上，表示永不忘怀。闵宜人墓志铭 宜人姓闵，内外亲族都是名门。她的父亲和舅父都在前明做官，做到高官。她既生长于富贵显盛之家，晚年又曾随沂州公住在官舍。享年六十三岁，不能说不幸。然而她去世后，几乎没有办法办理殓葬。将要给她穿寿衣、置办饭含等殓具时，把她的箱笼全都翻遍，寻找碎金小玉，却什么也没有。沂州公夫妇贫穷，竟到了这种地步吗？沂州公本是贵公子，中年在科举道路上沉浮，过了二十多年，才在章邱做县令。又因为不是自己的罪过被弹劾，正当事情紧急时，他所挪借的军饷有若干两，有司日夜急切催逼，不知道从哪里偿还。宜人恰好在家，便把全部产业卖掉偿还，沂州公这才得以回来。回来后又被奸民诬告为叩击守门人，长官发文移送，江南方面要求把沂州公交付审问，捕吏半夜来到门前，老少都惊慌逃匿，宜人内心忧惧，沂州公独自哭泣而准备应对 此事。她握着沂州公的手，与他诀别。事情虽然得以澄清，但宜人已经因惊恐而得病了。沂州公性情豪迈，喜欢宾客，每当朋友交游在座，便呼酒取乐，而钱袋里其实一文钱也没有。宜人竭尽心力置办酒食，大半靠典当借贷，还告诫侍者不要让沂州公知道。沂州公有三顷低洼田，即使丰年，收入也全都用来帮助缴纳徭赋、供应子钱，仍然不够全家吃饭。家中有几十口人，有时大白天忍饥相互对望，沂州公只是拍手仰天叹息罢了。若不是宜人，家人就没有饭吃。沂州公又多病，反复痊愈又复发，药物、汤剂、饮食等，全靠宜人供给。宜人更加疲惫，而病势已经无法支撑。她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贫困。可悲啊！宜人的始祖珪，历任刑部尚书，谥号庄懿。祖父某，赠某官。父亲宗德，历任湖广左布政使。宜人嫁来以后，侍奉公公海南公，最为孝顺谨慎；因为来不及奉养婆婆丁夫人，每逢岁时祭祀，便抽泣着办理祭事。平日治理家务严整而有法度，抚养庶出的女儿，一如亲生子女，内外亲族都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有两个儿子：攸介，才华出众却早夭；元防，国子监生，候选通判。孙子四人：份、侃、僎、何，都是元防所生。在此以前，沂州公还没有贫困。顺治初年，有个族子因酒与人在路上斗殴，跑来向沂州公告状。当时吴地刚设织造侍郎，权势气焰十分张扬，所谓机户尤其蛮横。那个族子和与他斗殴的人都属于这种人。对方知道沂州公胆小怕事，便谋划借此陷害沂州公，于是向官府进言，想把沂州公拘到公堂上侮辱，非要得到贿赂赔偿才肯罢休。而沂州公的家境就是从此衰落的。有人把族子的事情告诉宜人，宜人神色安然，毫不在意。过了一会儿微微一笑说：“这是我们夫妇的命罢了，千万不要把它放在口头议论。”唉！吴中的风气浮薄，父兄子弟为了争一文钱的积蓄，往往脸红脖子粗，挥手互相辱骂，以至终身断绝关系而不顾；哪里有像宜人这样，能够把千金抛弃如同唾液眼泪的人呢？像宜人这样，即使称她为女中丈夫也可以了。沂州公准备择定某年某月葬宜人在某乡某原，只是对从子琬说：“你应当预先为她写墓志。”于是我编排事情始末，呈给沂州公。沂州公回复说：“你的措辞为什么这样悲恻，刺痛我的心！我将在帷帐中诵读它，每当出声便泪流不止，不能读完全文。” 怎么办呢！于是我又为她作铭，既用来安慰宜人，也用来排解沂州公的悲痛。海南公名某，官至广东布政使。沂州公名某，前明崇祯年间中举，官至沂州知州。铭文说：死生去来，仍然如梦如幻；没有生灭，要觉悟实在艰难。我所说的宜人，通晓佛教和禅理，诵读、抄写贝多罗经，所写的字累计有千数。她洞察变化，彻底探究根源，心、手、口彼此相应，哪里还需要借助言语解释？饮食、行动、呼吸，都姑且顺应世间因缘；因缘尽了便离去，曾有什么可留恋的呢？老蚕懵懂地吐丝，把自己缠绕起来，宜人却独自返归真实，所以宜人是贤者。《尧峰文钞》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二十，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墓志铭十篇【三首】亡弟南賮墓志铭 这是我弟弟南賮的墓。南賮姓汪，名佩，一名琛，是吴县附学生。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当时很有名声。不幸二十八岁早夭。父亲元御府君，是前明丁卯科举人。皇帝追赠刑部郎中，母亲徐宜人；南賮娶王氏为妻，没有儿子，与南賮先后去世。于是以二哥搢九的儿子涵质作为后嗣。搢九又没有儿子，涵质又归来继承后嗣。其父在南賮死后十七年，长兄琬将他葬在姑苏台西麓，并且作文章哭他说：“你们夫妇难道就这样没有后嗣祭祀了吗？想要让我的儿子继承你们，可我的儿子又很少；想另外立别房的儿子，涵质却已经继承你的田宅很久了。中间不能谨慎守护，有的田宅或许已经转卖给异姓，近一半都没有了。别房即使有儿子，难道肯空着手来做你的后嗣吗？这是我不敢指望的。涵质幼年由你的妻子抚养，大概也曾为你们夫妇服过三年的丧服。这样却不能拥有你们一寸田、一尺土地，你们夫妇能安心吗？可是想夺取涵质已有的产业交给别房，我又不忍心。没有办法，只好暂且等涵质生下儿子，再慢慢商议立嗣之事。假使你死后什么都不知道，有没有后嗣也就相同；如果你有知觉，能曲意体谅我的心意吗？”哭过以后，于是又申述作铭。因为先府君的墓碑还没有树立，不敢把铭文刻在石上，便用朱砂写在砖上埋葬。铭文说：年少时便成为孤儿，长大后又因病去世，而且没有儿子，我的眼睛凭什么闭上？唉，苍天啊！为什么才华如此丰盛，却被命运困厄呢？

译亡儿蘅埋葬记 儿子小名叫蘅，是我的第二个儿子。母亲是袁宜人。孩子生得秀美，聪慧警敏异常。刚会说话时，婢女背着他走在大路上，看见各位生员举行释菜礼，有鼓乐旗帜在道路上迎接，孩子指着对婢女说：“我稍微长大以后，也应当像这样。”三岁时，母亲袁宜人教他诵诗，大略能背诵《关雎》以下几篇，以及唐人的绝句。每当作诗之余，他就背给我听，声音清脆响亮，十分悦耳。每次经过厨房，家人有人箕坐放肆说话，孩子一定呵斥制止；如果不改，就告诉袁宜人，让她加以鞭打。从此各位僮仆害怕孩子，像害怕成年人一样。孩子有两个妹妹，名叫四姑、慧姑。四姑年幼，比孩子小一岁，生母身份低微。孩子抚养照看她，唯独不肯把她与另一个妹妹区别对待。母亲袁宜人偶尔赏赐果品点心，一定分给四姑，估量两人相当才停止。孩子的聪慧奇异，大多就是这样。顺治十二年冬天，我从京师回来，家里贫穷而且负债很多，女儿慧姑又因痘疮夭折。我和妻子典当衣服、簪珥为她收殓，因此更加困窘。时近岁末，天气寒冷又下大雪，孩子才五岁，我不能给他换新衣服，他仍穿着破旧的棉絮衣服，于是受寒得病。第二年春天，痘疮发在下巴，过了七天便死了。他死的那天，他母亲梦见一个戴黑帽、穿绛色袍子的人，带着两个童子径直登上孩子所卧的楼，把他挟持带走。她醒来时，还听到下楼的脚步声隐隐约约，而孩子随即就死了。在此以前，我家中多次出现怪异之事：窗上的屈戍没有风却自行摇动，好像有人在震动它；孩子玩耍的竹凳丢在墙边，无缘无故自行移过原处十多步；酱瓿忽然掉到地上破裂，发出砉然的声音。我曾经考察传记中的说法，凡是物体自行移动，叫作木沴；金属自行毁坏，叫作金沴；木制物件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不祥的征兆。不到一个月，子女便相继夭折，唉，也实在可悲。孩子生于顺治八年三月某日，死于顺治十三年正月某日，葬在邓尉山先茔旁，于是为他作了这篇葬志。

译第五女墓志 我还是生员时，我的妻子袁宜人先后生了四个女儿，都夭折了。考中进士回家后，宜人又生下第五个女儿，十七岁时因心疾夭折。那时距离宜人去世已经十四年。此前女儿已经许配严氏。按照礼法，女子十五岁行笄礼，行过笄礼就不算夭殇。《春秋公羊传》说：“女子既然许嫁，就为她取字并行笄礼；死后便按照成年人的丧礼办理。”所以女儿夭折时，我不敢轻视，给她服一年之丧，所有衰服、麻衣、绖带都按礼制办理。康熙十三年某月某日，把她葬在姑苏台山麓，实际附葬在我弟弟南賮的墓旁。从我脱去布衣做官以来，只有二十年，开始是在家中哭我的次子蘅，接着哭弟弟南賮；住在京师时，听到袁宜人的死讯，在大通桥分司设位哭奠；接着又哭二弟搢九和从子遵慧于兵马司；后来又哭我的三子穗。到这里因病请假，刚过一年便又哭我的女儿。唉！我既然做官不得志，而遭遇夫妻、兄弟、子女的变故，又怎么样呢？这样的孤单和苦难，我已经将近老年了，即使想苟且偷安地活在人世间，又还能有多少时间呢？于是为她记述墓志，不只是为了悲悼我的女儿，也是借此叹息并悲悼自己。塔铭【三首】中峰晓庵了法师塔铭 法师名觉了，字晓庵，是长洲朱氏的子弟。十六岁时入赘徐翁家，生有一子一女。过了几年，曾梦见带着家人渡海，遇到风浪全部溺水，只有一位老僧背着法师出来。醒来后受到警悟。又过了一年，妻子和子女都死了，徐翁想替他另娶，法师坚持不答应。他剃发，在崇义庵居住。不久到退翁储公处受戒，后来又听苍雪彻公讲法。事情完成后，又回到原来的庵中，闭门阅读藏经三年，才向彻公的大弟子缘中经公受法。支硎原来有中峰讲院，已经废弃很久了。到一雨润公居住在那里，才重新兴盛。明崇祯年间，彻公次子补任润公的讲席，前来住在中峰。他的同门朋友汰如河公住在华山。两山相对耸立，钟声梵呗声彼此应和，两人日夜共同弘扬佛法、阐明义理，使四方震动。凡是名公贵人，下至民间士女，没有不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地往来于支硎和天池之间的。正因为两位法师归来，所以他们的道场最为兴盛。自两位法师相继去世后，华山最终归退翁作为灵岩子院，中峰也又逐渐荒废，所有田地都卖掉来偿还官税。于是殿阁倾塌，道旁的高大树木几乎全被砍伐，僧徒也相继逃往他处。各位檀越施主共同商议，认为非请了法师主持不可。法师素来把支撑弘扬佛法当作自己的责任，于是空着两手进入寺院，叹息说：“如果我不亲自努力，那么先祖传下的一盏法灯就要熄灭了。”他住持寺院共十六年。法师刚到时，寺中一室空空荡荡，吃饭没有盐和豆豉，睡觉没有帐子和褥垫，穿衣没有楮树皮絮；法师却安然处之，毫不在意，更加致力于阐明彻公的佛法。到了晚年，布施的人大批聚集，然后修葺房屋、整修墙垣，铺砌长路，种植幼松，又恢复供养僧人的旧田若干亩，各项事情都有了头绪。远近的人喧传说：“苍雪法师又出现了。”正值盛夏讲说《华严》玄理，因为劳累而显出疾病，讲经尚未结束便圆寂了。世寿五十二岁，僧腊三十二年。将要入龛时，僧俗哭泣送行的有数百人。事情发生在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某日。法师相貌清瘦，双目炯炯有神，性情坦率正直，没有城府；喜好学习，从不倦怠。除了佛典之外，像《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都能背诵，下笔作文多有可观之处，尤其擅长诗歌。平日口中不谈募捐，脚不踏入权贵显要之家。他与我的朋友吴先生公绅、周子觐侯交情深厚。春秋佳日，如果法师不持杖携锡出山，就是公绅、觐侯驾船乘车到山中拜访法师。三人焚香饮茶，流连吟咏长啸，往往从夜晚一直持续到白天。因此法师唱和的诗尤其多，也曾多次同我交游。自从见到我以后，他的诗歌体格便因此稍有改变。我想，古代的文人如果不得志，一定会在山巅水涯放任自适，招来身披袈裟、赤足的僧人，相互游乐，彼此唱和不断。像陶渊明之于慧远，韩愈之于大颠，苏轼之于辨才、参寥等人，都是这样。大概这些僧人往往聪明忠信，又用学问使他们更加深厚，用雄辩宏论帮助他们，所以大多受到贤士们的喜爱；而这些僧人又想借助士大夫中的贤者，使自己受到世人的看重。这难道就是所谓名义上是墨家、行为却像儒者吗？还是果真是此处有所失、彼处有所获得呢？凭我的才识浅陋，距离古人远得很，而法师对我的期待，几乎不亚于陶渊明、苏轼对待僧人的程度。我也喜爱仰慕他的为人，每次相见一定坐着交谈很久，彼此都不忍离去，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法师临圆寂时，召集各位弟子嘱咐完毕，又告诉他们说：“铭记我的人一定要请尧峰先生。”他大概到这时仍然没有忘记我。因此，受法弟子明瑞隆三次来请求我作铭，以便刻在石上。过了一年，将要奉龛入塔时，公绅、觐侯又代替法师催促墓铭，并且说：“石碑已经准备好了。” 先前，彻公和他的老师润公两代人，都在讲院旁边建塔；到这时，又把老师的塔附葬在彻公塔的右边，相距大约几步。铭文说：“我曾经拜访老师，请教《华严经》的纲要和提纲。他说话喃喃不绝，像车牵引丝线，连续不断；像泉水流入深谷，淙淙潺潺而不枯竭；像牡蛎从钥孔中猛然开启，豁然贯通。这就是高超的辩才。辩才既然高超，又兼有文学才华。浅陋的儒生听见这些，少有不退缩的。为什么不让我多留他一些时日？他却突然显示出圆寂的期限。我失去了好友，众人失去了导师。高高的佛塔巍然耸立，和祖塔遥遥相望。这祖孙二塔，正是佛法门中的师表。” 昆山选佛场性空臻禅师塔铭

译康熙十七年冬天，临济宗第三十二世性空臻禅师在京师龙泉寺圆寂。第二年正月，弟子超晓等依照佛法为他阇维火化，火化后的遗骨中有四颗牙齿没有损坏，还得到五色舍利子三百多颗。僧众见到的人都流泪叹息，说禅师的道行是世间罕有的。超晓将要把他的遗骨装入匣中带回南方，便拿着道安静公所撰写的行状，请求为禅师的塔撰铭。禅师曾到我的寓所拜访，我见他眉目清秀，脊骨棱棱地凸出衣外；同他谈话，简淡而有意味。当时正想把他引为佛门外的朋友，却没想到他竟突然去世了。我惆怅了很久，因此不敢以文才不足来推辞。根据行状，禅师名行臻，字性空，是代州人，姓边。他的母亲韩氏梦见金子、牛入怀，因而怀孕。幼年不吃荤，喜欢静坐。刚十多岁便剃发为僧，几年间遍游各地。听说天童密云悟公的法席兴盛，便前往受具足戒，询问和决断生死大事。他问：“人从哪里来？”悟公用棒打他说：“现在从什么地方来？”他进前说：“从堂中来。”悟公又用棒打他说：“既然从堂中来，就还回堂中去。”禅师茫然不解。后来听到山石崩坠的声音，才开始有所省悟。他又请求密公印证启发，刚一开口，密公便连续挥棒把他赶了出去。后来他游历扬州福缘庵，阅读《大藏经》，读到《云门语录》中“一棒打杀”的话，恍然看见悟公的大机大用，想再去依止悟公，却正逢悟公迁化，于是前往金粟寺拜谒费隐容公。容公正是悟公接受法嗣的大弟子，命他担任监院。这样过了十三年，容公十分器重他，说：“先师的道法，依靠你就不会孤立失传了。”但禅师尤其不愿拿出世人的身份自我炫耀。他栖身在昆山陈氏的废园中，面对颓墙旧屋，连稀粥也供应不上，却安然处之，毫不在意。五年多以后，徒众渐渐聚集，檀越的布施也从数百里外赶来。于是修建殿堂、楼阁，以及方丈室、香积厨等，无不齐备；雕刻、涂丹、涂黑，各项装饰都超过一县，寺院巍然成为著名的佛寺。于是题写匾额为“选佛场”。各地僧人倾心仰慕，携着水瓶、扶着锡杖前来问法，坐在门下的人日夜相继，总是苦于粮食不足。他又募得田地若干亩，用来供给接待僧众的费用。虞山维摩寺请禅师主持寺务，禅师厌恶选佛场的喧闹，便前往应请。不久，他对门人说：“我老了，又是北方人，缘分应当在北方，何不去京城游历呢？” 于是他和超晓等人一起挑着行囊，搭船前往京师，寄居在龙泉寺。不到四个月便示现疾病。常熟翁编修宝林正来拜谒，禅师和他坐着谈话还没有结束，便合掌结跏趺坐而逝，室内隐约闻到异香，过了很久仍未消散。临终时，他没有说偈，也没有留下遗嘱。见识高明的人称赞他有古代雪窦禅师的风范。禅师在选佛场时，曾因一位僧人圆寂而写偈，其中有“百丈当年卷却玉峰，今日重铺”两句。僧人问：“百丈既然已经卷走了玉峰，为什么又要重新铺开？”禅师说：“因为你还在打瞌睡，没有醒来。”僧人送给他一根拄杖，禅师说：“古人说：你有拄杖子，就给你拄杖子；你没有拄杖子，就夺走你的拄杖子。这是什么意思？”僧人说：“这是学生送给和尚的。”禅师说：“既然这样，就已经被山僧夺走了。”僧人正要思量回答，禅师大笑，又问：“挂羊头卖狗肉，这是什么意思？”僧人说：“看破了就一文不值。”又问：“那么禅僧的本分事是什么？”禅师说：“老僧没有力气回答你。”他的接引方便，大多像这样。享年七十一岁，出家受戒年数若干。继承法脉的弟子若干人，受他度化出家的弟子又有若干人。有《语录》两卷流传于世。禅师的塔在昆山选佛场某原。铭文说：道法如同河流的源头，同一源流却分成不同支派；临济一宗，世代相承接续。堂堂天童禅师，实在应当推为中兴祖师；他的时代恰好承继祖印，建立大法幢，擂响大法鼓，随众生根机竖起拂尘，以引导聋者和盲者。清风白云，来去无踪；撞倒须弥山，独自显露虚空。在娄江岸边，高高矗立佛塔；人中龙象都来归依，永远守护这片土地。广福院藐庵谷禅师塔铭 禅师名秉谷，字风遇，另自号藐庵，俗姓任，是扬州通州人。父亲名某，母亲姓马。禅师年少时机警聪敏，在怀抱中听到僧人诵经和念佛的声音，便高兴得不停跳跃。刚入学读书时，老师授给他的书，他过目不忘。长大后，离开家庭，投奔本州天宁院。十七岁受度出家，十八岁受具足戒。后来又进入扬州天宁寺，正在礼佛时，听到有人诵读《报恩经》，读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忽然流汗，因而有所省悟。从此遍游各方，栖身山岩、住宿水边，参究从不懈怠。最后拜谒灵岩寺退翁储和尚，退翁问：“你是什么地方人？”禅师说：“我同和尚的生缘没有不同。”退翁说：“老僧虽然是从人家的屋檐下走出来的，却很庆幸没有脚跟可追寻，你自己去找吧。”禅师说：“我很庆幸已经能够展开礼拜。”退翁笑着说：“随你颠倒着到禅堂去参究吧。”禅师依止退翁很久，退翁于是让他担任书记。从此他的契悟日益深厚，前后经过八年，才开始派他领众，于是出世主持浒墅的广福院。寺院虽是古刹，但荒芜废弃已经很久，禅师穿着补过的衣服、鞋子，跟随众人一起劳作，见到他的人都替他不平，纷纷攒眉搓手，但禅师自己却安然处之。偶尔接受布施，便一点一点积存下来，全部用来支撑倾斜的建筑、扶起倒塌的房屋。这样做了十七年，重新疏浚放生池，完全恢复民间侵占的旧址，大规模修缮殿堂、楼阁、墙垣、廊庑等建筑，都已有了成效。有一天，他忽然示现小病，预先确定了圆寂的日期，并且告诉监院某人，让他主持院中事务。临终前，他叫侍者取洗手水，水送来后说：“我的身体本来清净，不必烦劳这个。”于是捧水擦了擦眼睛，回头对左右说：“这段光明，也要让大家完全明白。”说完含笑而逝。这是康熙十九年闰八月某日，享年五十四岁，出家受戒三十八年，受度弟子若干人。两年后，按照遗命，在寺院后面的空地上建塔。禅师性情刚直，在寺院中同各位学人日夜互相砥砺；每逢有人来往问答，必定收放自如，毫不放过，然而最终却没有把法传付给任何人。有人请求他传法，他慨然说：“佛道衰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怎么忍心随便用一拂、一偈来作传法记莂，岂不是替不合资格的人贩卖先师吗？”他的孤高峭拔，大多如此。寺院原来紧邻关隘，是吏员、商旅争夺钱财、喧哗争吵的地方；禅师早晨敲钟、晚上诵经，清规严肃整齐，闲暇时便闭门安坐，和处在穷山深谷中没有区别，完全不知道外面还有关市。

译因此众人都习惯并安于禅师的作风。我是研究章句的儒生，对于禅门完全没有认识和理解，实在不足以窥见禅师的境界。此前我曾在寺中遇到禅师，谈到玄妙的宗旨，禅师问：“居士毕竟认为应当怎样呢？”我说：“一就是三，三就是一罢了。”禅师讥笑说：“这样说，也可以算对，但还没有达到。”就像所说的：在第一句中悟入，可以做祖师的老师；在第二句中悟入，可以做人天的老师；第三句则连自己也救不了，等等。明明有三句。玄妙的宗旨也是如此。那么三玄的次序，难道可以任意混同、不加分析吗？如今相隔将近十年，我仍能记得禅师这番话，所以一并记述下来。铭文说：三峰的法脉，在吴地下兴盛炽烈；甘露般的佛法雨水，倾注而下，绵延不绝。这里有继承法脉的后代弟子，阐明弘扬宗门纲要；门庭高峻险绝，谁来继承遗留下来的踪迹？因缘聚合便来，因缘离散便去；来去从容，是因为本来没有障碍。数尺高的瓦龛，嶙峋的石幢。作诗来表彰他，用以示范给修学者。墓表【九首】诰授奉政大夫、广西按察司佥事、分巡左江道李公墓表。李公名某，字贞甫。他的先世居住在江西赣县，后来迁到山东德州。前明世宗朝，有一位名逢时的人，以进士身份历任官职，做到山西左布政使，曾任监察御史，进谏制止大同马市，因此同宠臣仇鸾不合。这件事详细记载在前代史书中，他就是李公的第四世祖。曾祖父名汝栋，是隆庆庚午科举人；祖父焕，是国子监生；父亲嗣美，因为李公显贵，获赠奉政大夫、工部员外郎。母亲是高宜人。李公年轻时擅长科举场屋文章，考中崇祯癸酉科乡试。本朝因推荐而授任故城知县，调任丰县，后来兼摄砀山县事务。当时砀山土寇正盛，上级想挑选有才干的官吏去剿贼，估计没有比丰县令更合适的人，于是便把这件事交给李公。李公乘间冒着重重包围，出其不意进入贼城。贼人怀疑大军正跟在李公后面，仓皇逃走。于是砀山各大家族争相互相告发，说对方曾与贼人交通。李公惩办首恶，同时列出条目，宽免释放被牵连的人很多。砀山人刚刚安定下来，驻防济宁的军队就到了，声称要屠城，城中人心汹汹，打算溃散。李公先劝告百姓不要害怕，立即带着牛肉和酒，到几十里外迎接那支军队，对主帅说境内都是良民，已经没有贼人了。主帅不肯听从，李公同他反复争辩多次，大声说：“这县本来就是某的县，假如发生意外，由某自己承担。”最终拒绝他们入城。李公回来时，老幼都拥到马前跪拜说：“使君救活了我们；没有使君，我们不死在贼人手里，也一定会死在军队手里。”他的治理成绩很快传到上级那里，于是升任南城兵马司指挥。过了三年，升任工部营缮司主事。顺治八年，端门初次建成，他因督造琉璃窑有功，获授员外郎衔，加一级，赐文绮、名马各一匹。又因覃恩，官阶升为奉政大夫。顺治十一年，升任虞衡司员外郎；因督办清江船厂完成事务，将多余的白银数千两进献给朝廷，朝廷又加一级，不久升任屯田司郎中。顺治十三年，调任广西按察司佥事，分巡左江道。行至岳州时患病，于是请求辞官回乡。过了五年，在家中去世。这是康熙改元九月某日，享年六十三岁。李公性情庄重严肃，少言少笑，做官以公正廉洁自持，尤其擅长治理复杂难办的事务。凡是计划处理的事情，必定事先做好准备。他喜欢整治弊病，敢作敢为，即使老奸巨猾的吏员也无不缩手屏息。但他又能安抚体恤普通百姓，仿佛唯恐伤害他们。案牍堆满面前，百姓来见便立即解决；他查究根源，全部追查清楚。因此士民开始时畏惧他，后来又爱戴他；等到他离任之后，过了很久仍更加思念不忘。故城县额定丁役有两万多人，兵乱之后死亡、迁徙的超过一半，但每年征收的丁役仍照旧，百姓十分困苦。李公的编审工作已有头绪，恰逢改任官职将要离开，于是召集父老，拿出旧册焚烧，说：“不要让这些东西日后连累你们。”又把书吏锁在密室中，日夜按照新册删改，向上级申报，最终获得批准，百姓的困境才开始缓解。丰县库吏张某，号称‘螙魁’，李公刚到任时，预先把金帛和器物陈列在官署里。李公大惊说：“这些是从正项赋税中拿来的吗？还是你自己置办的？”库吏敷衍回答：“这是掌管府库的旧例。”李公愤怒地说：“库中的一丝一毫都是公家的赋税，怎么能拿这个来诱惑我？”命令把那些物品全部撤走，杖打并罢黜库吏。不久，库吏果然因受贿败露。从此直到李公任期结束，他从未支取库中一文钱。黄河决口，上级急需征集柳木，丰县应当输送柳木一万多束。吏员请求按里甲摊派，李公说：“这样下去弊端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而且一定会耽误期限。”于是召集各大家族，告诉他们某处荒废土地有柳树可以砍伐，某些人家有收集禾秆、运输的牛车可以调发，费用由官府出钱租用。众人都说好，不到一天事情就办成了。丰县有个豪强，想奸淫妻子的妹妹，被她的丈夫羞辱，便怀恨在心，收买大盗把她丈夫招作同伙。那人经不起拷打，案情先前已经定成，关在狱中将要死了。李公独自察觉其中有冤情，微服进入狱中，查明狱吏与豪强内外勾结、共同作奸的情形，立即依法处置豪强和狱吏，释放那个人。有个寡妇财产很多，她的大哥贪图财产，想把她改嫁而未能成功，便唆使某甲诬称自己同寡妇通奸。某甲到官府后，李公因为没有旁证，不相信他的话，暂且缓办案件，把某甲关在空屋里，暗中让狱吏骗他说：“你伯父已经得到弟媳的财产，将要替你了结官司了。” 过了很久，李公把某甲召到庭上，假装严厉地喝问：“你知道自己犯了死罪吗？”众人都附和说：“按照强奸律，强奸者处死，赶快把他押进死囚牢，不要留下。”某甲大为害怕，哭着申诉说：“实际上并没有通奸，是那个人唆使我这样做，难道还要置我于死地吗？”寡妇于是得以昭雪。有兄弟二人争讼田地，官府收了哥哥的贿赂，压制弟弟。弟弟不停地申诉，李公暗中查明实情，便把田地判归弟弟，并用大义严厉责备二人。两人都感动流泪，最终恢复了兄弟关系。砀山的生员有人告发监生范某，说他想谋反。李公叫骑兵将领到他家去，众人竭力劝阻，他也不听，只让随从留在外面，亲自查看屋内；只见到处都是钱粮，却没有任何谋反的器具。他出来斥责那些生员说：“你们大概只是贪图他的财产罢了，为什么要骤然陷害一个人，使他灭族？”事情过后不久，又有谣言说范监生将要引贼进来。此前李公很欣赏范某的相貌，于是勉励他凭武力自我奋发，派士卒护送他到徐州。后来范某果然做了守备，多次向李公流泪致谢。李公爱护士民，大多如此。他曾在夜间渡过大河，突然遇到几十名大盗，随从不知如何是好，李公却谈笑自若。不久盗贼打听出他是李公，便喧哗着说：“这是好官，不可以冒犯。”

译于是盗贼便依次散去。当时民间争相借用歌谣颂扬李公，各位上级官员以及士大夫也多次引荐、推重他，尤其受到徐州道张兆罴公的赏识。张公每每对同僚说：“李君真是能干的官吏。”最后李公代理清江巡按御史，秦世祯公到达该地，逮捕关押其他关隘的奸猾吏员不下几十人，唯独清江一人也没有追问。他叹息着对李公说：“我一向听说您的清廉操守，今天所见几乎胜过传闻。”秦公以御史的声名和风采著称于江南，即使同时的大官也没有不震惊畏惧的，李公却受到他如此知遇。李公在内外任官共十四年，行囊中没有多余财物，家里也没有肥沃田产。先世传下的几顷田地，他考中乡试后全都让给弟弟；后来因病辞官回乡，闭门谢绝请托，有司官员都没有机会见到他的面。他平时训诫儿子，严厉而有规矩，子孙没有敢违背他的教诲。娶宋宜人，继娶赵氏，又继娶董宜人。儿子三人：长子浃，顺治丙戌科进士，任苪城知县，曾参与讨伐叛将姜瓖并立功，却因考功法而没有得到叙功，后来免职；次子涛，康熙丙辰科进士，由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三子润，州学生。孙子六人，曾孙二人。下葬以后，编修君撰写李公事迹的梗概，交给我来记在墓上。我说：“考察前代史书所记，像汉代的黄丞相霸、卓太傅茂，都没有帷幄谋划的功劳，也没有披甲作战、驰骋疆场的功绩，只是因为吏治清明善良，便得以封侯赐土。卓茂又被画像于南宫，名列开国功臣之次，光照史册，声名流传无穷。以今天来看李公的政绩，难道不可以同古人并列吗？”至于砀山发生动乱时，举竿弄兵的贼人堵塞道路，李公挺身骑马，带着几个吏卒，踏入不可预测的险境，把一群盗贼看得如同猪狗一般，不用一尺长的鞭子、一寸长的箭头，便把他们赶出境外，最终又能安抚救济善良百姓，保全他们的子女，使砀山的遗民得以沐浴在。国家休养生息的教化，能够延续三十多年，这究竟是谁带来的恩赐呢？可惜寿命不能与德行相称，官位不能与功劳相配，所以李公值得表彰的事迹，只能记到这里。我不敢以年老多病、文才不足为由推辞，谨慎拾取其中的大要记下，不只是为了安慰李公于地下，也将把这些事告知。让国史中记载循吏的人有所考察。李公葬于某年某月某日，墓地在州中某乡某原，这就是墓表。敕赠文林郎、户科左给事中蔺公墓表。从偃师向南走二十里，到达景山。那里林木茂密，有高高的土丘，这就是敕赠文林郎、户科左给事中蔺公的墓。蔺公在家中以孝顺谨慎著称，在学校中以文学闻名，在乡里以轻视财物、崇尚义气而取得信任，可以说是才华和品行都纯正完备的君子。然而他终身只做到诸生；去世十多年后，他的弟弟给事君在朝廷做了显贵官员，才得以光大他的遗业并彰显他的名声。认识蔺公的人没有不深感快慰的，同时又惋惜他有这样的儿子，却来不及等到这一天。蔺公名献徴，字某。年轻时学习科举业，十分精通；补为诸生后，便得到学官的赏识，每次考试总是第一。因此虽然在科举场屋中不得志，但他的试文一经发表，便成为县里人学习的范本，尤其以学识广博而著称。县中后辈大半出自他的门下，他的文学造诣就是如此。他家中不过中等家产，却慷慨施舍，从最亲近的亲属到姻亲，从宾朋故旧到街巷中的人，没有不把他当作依靠的。遇到年岁大疫，病人曾依靠他求医购药而活命；道路上死去的人，曾依靠他提供棺材收殓，并挖坑筑墓安葬。乡里的孩子有不能备办束脩的，他总是为他们设立义学。有借贷而不能偿还的，他便撕毁对方写下的借据。平时闭门不问外界事务，但只要关系到县中重大的利害问题，就一定在上级官员和有关部门面前侃侃争辩。他轻视钱财、崇尚义气，又表现于此。然而蔺公尤其具有真挚的天性，冬月为母亲服丧时，光着脚号哭，双脚脚踝都冻裂了，甚至留下痼疾，却始终不顾。他遇事刚正，丝毫不退缩；待人谦逊，无论年长年幼、身份贵贱都如此，但内心刚直，不轻易认可别人。他教育训诫子弟，严格而有方法。给事君曾请优伶宴请宾客，蔺公听说后勃然变色，说：“淫靡的声音和邪佚的色相，难道可以拿来扰乱耳目吗？”斥责了很久，给事君跪下认错，他才停止。蔺氏三代都学习《礼经》，到了蔺公，名声更加显著，用力钻研其中，被称为经学大师。给事君刚开始授官经学之职时，便引用他的说法告诉别人：“你想修养自身、使社会向善，必须先从《曲礼》开始。”蔺公对于礼，原本没有一天不诵读于口，也没有一天不整顿施行于家，并不只是做章句训诂的学问。蔺氏的祖先是相如，处在秦汉之间；相如的孙子某人曾迁居阳城，后来又迁到长子。到明代洪武初年，有名诚的人，才开始在河南偃师定居。曾祖父新，任盩厔主簿；祖父芑，是县学生，因为儿子显贵，获赠奉政大夫、户部郎中，考完人县学生。蔺公晚年因恩例遥授训导，因给事君显贵，追赠的官职同给事君。先娶曲孺人，后娶张孺人。生有四个儿子：长子挺秀，次子挺粹，都是县学生。挺秀早夭，挺粹抗拒流贼，坚贞不屈而死；再次是挺达，壬辰进士，如今任吏科左给事中；再次是挺伟，县学生。孙辈男女十六人。曾孙三人。享年七十七岁。顺治元年，为躲避战乱，死于巩县的谢砦，于是草草葬在那里。康熙二年十二月，才选择景山迁葬。详细情况都记载在给事君所撰的墓志中。蔺公既然困顿于诸生身份，所以他的才华虽高，品行虽十分完备，却一生坎坷失意，始终不能施展才干、安排事务，使声名远播，成为当时显赫人物。这是尤其令人痛惜的地方。假如不为他立表，使他的名声永远流传，那么数百年之后，一个乡里的后生小子即使想听闻君子的风范，又将从哪里考察叙述呢？所以我在蔺公下葬的第二年，便答应给事君的请求，把这些文字大书刻在墓地上。敕赠文林郎、河南府推官张君墓表。如今 当今皇帝改元康熙的这一年，我的朋友稽勋君张子蕴，亲手拿着他先父文林君的行状，哭着告诉我说：“府君归葬故土，已经将近二十八年了。我没有才能，不能光大府君的事业，幸而越级考中一科，又有幸承受天子的宠命，能够把相应的爵秩下施到幽暗的墓穴，而墓道上的石碑直到今天还空缺，没有文字可刻，所以冒昧以此请求您。”

译我推辞说不能胜任，他才作罢，于是我为他写序并作铭。根据行状，张氏世代居住在绵竹。宋朝南渡以后，太师忠献公张浚曾在绍兴、隆兴年间建立功名；他的后代有人迁到莱地，于是成为莱州掖县人。到登仕公张暠时，历任鸿胪丞，张氏才在莱州显达。张暠生濬，濬生伟，父子都隐居不仕。伟生张君，父亲尚仁，是府学增广生；母亲陈氏。生有三个儿子，张君是幼子，名某，字某。他从小学习，长大后以孝顺友爱著称。母亲去世后，他整整三年吃蔬食；同兄长和弟弟分家产时，所得财产厚薄，毫不计较。十岁左右，就因文章写得好而得到郡太守赏识，补为附学生。每逢上级考校士子，他总压过本县其他人，却屡次在秋试中受挫。明崇祯五年，莱城士卒发生兵变，张君于是未能幸免。享年四十九岁，因为稽勋君显贵，追赠文林郎、河南府推官。妻子迟氏，在他去世若干年后去世，追赠孺人。长子含辉，壬辰进士，历任吏部郎中，就是稽勋君。次子德辉，府学生。孙子名某某。张君是谨慎厚重的长者，同人交往始终以不欺骗为原则，所以虽然只是诸生，但全县士大夫，下至乡里的孩子、田间老人，乃至强悍而无所顾忌的人，没有不知道敬畏他的。他家在城外有旧居，地方空旷偏僻，居民大多要在夜间戒备。张君在那里筑室读书，神色自若。一次，一群无赖共同抢劫邻舍，远远望见屋里的灯火，知道是张君，便告诉同伙说：“这是君子之家。”互相告诫着避开。夜半有鬼出来作祟，在座旁呼啸，张君正色斥责它，鬼便不再出现，始终不能加害。直到今天，县里人还津津乐道地谈论张君这些逸事，大多类似这样。以张君笃实好学、努力实行道义的品行，本应活着享有显贵官职；却没有这样，反而使他的官位受限，也许是上天以丰厚寿命补偿了他，这也是天道常理。然而考察张君一生，应该修养完备却早年夭折，应该显达却反而隐晦，遭受坎坷患难，突然丧失生命，难道上天所安排的显贵长寿之人，反而都不是这样的人吗？不然，善行深厚而回报微薄，凭什么使行善者得到勉励、作恶者感到恐惧呢？我对此更加疑惑。此前崇祯七年，张君葬在禄山墓道，已经把迟孺人迁来合葬；又过了八年，我才为他立表，并作诗说：“显赫的魏公，从西部边地起家；思陵、阜陵两朝，世代依赖他的辅佐；中途受到权臣压制，未能完成他的事业；后来他的后人，也经历艰难曲折向东迁徙。张君确实喜好修养德行，继承了你的前代美德；谁使你遭受悲惨祸患，鲜血染红了这掖水？天命没有延长，身体毁灭，家族也遭破坏。禄山墓道不过一尺六寸有余，高大的树木只剩下老根，亲骨肉都归葬于此。砍石刻下铭辞，永远给后世祭祀者观看。莱地人经过这里，一定会恭敬地停步。”

译陈处士墓表 前明熹宗在位时，宜兴陈少保公任吏部侍郎，因为弹劾魏忠贤而被削去官籍。愍帝即位后，起用他为左都御史；他因议论政事得罪同县的权贵，又被削籍。他曾跟随无锡顾端文公在东林书院讲学，因此成为世人关注和议论的人物。到了这时，他又以正直的声名震动天下，东林人士更加共同推重佩服他。陈少保公有个儿子陈贞慧，字定生，就是陈处士。陈处士年轻时便以文学著称，喜欢结交东南名士，尤其同金坛周礼部镳、贵池吴秀才应箕交好。每当众人聚集，杯酒纵情，相互捋须击掌，议论来回纵横；对于国家的治乱、中朝士大夫的贤能与不肖，没有不追究始末、连续数千言详加评论的，听来十分痛快。各位名士尤其仰慕陈君的气节，所以都以少保公为老师，同时同陈君亲近友爱。前面所说的那位权贵恰好在家，想要消除旧日嫌怨，便同陈氏父子交好，含蓄地劝陈君说：“公子何不跟我交游呢？我能使公子显贵。”陈君坚决不肯前往，双方的嫌隙更加深了。当时魏忠贤的义子阮大铖，长期受到人们的厌恶，带着巨额金钱到京师，谋求在公卿之间重新被任用。流言纷纷，名士们听说后说：“怀宁一旦起用，东林人士就没有一个能保全了。” 怀宁，是大铖居住的县名。于是众人谋划列举大铖的罪恶，写檄文声讨他，共同推举应箕起草，陈君和周礼部也把姓名列在其中。檄文还没有公布，事情便泄露了。大铖既惭愧又愤怒，说：“我不知陈某究竟是什么人，他竟把我当鱼肉这样对待。”于是对陈君恨之入骨。陈君的祸患从此开始。不久，那位权贵奉召出任官职，大铖钻入他的幕府。有人替陈君担心。没多久权贵败露，陈君才得以免祸。适逢福王擅自即位，大铖突然得到洗刷罪名的机会，掌权后准备把东林党人全部杀掉。当时少保公已经去世，陈君、周礼部和应箕都在南京礼部，先被逮捕。陈君设法营救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别人又劝他不要这样做。陈君嬉笑说：“不过一死罢了，有什么可怕的！”大铖侦知此事，便积累过去的怨恨，半夜派校尉逮捕陈君和应箕。应箕逃走，陈君出面到狱中，受尽长期刑讯，案件始终不能成立，才把他释放；但最终还是罗织罪名，把礼部官员置于死地。陈君回家后，鉴于前次祸患，便谢绝从前的名士，隐居在乡村中十二年，最终享年五十三岁。唉，陈君只是一个读书人，又是显贵公子。如果不得志，本来只须闭门读书，埋头学习科举文章罢了。即使偶尔有一点空闲，也不过穿着宽袍大带，出门在乡里游玩，那也足以自我满足了。如今他却独自舍弃这些，参与听闻国家大事，直言确凿，即使临近死亡也不后悔，这是为什么呢？从前东汉末年、两宋末年，太学诸生大多发表危险而切直的言论，考察评论人物；严重时甚至伏在宫阙前上书，诋毁讥刺当权者，最终都招来大祸，而汉、宋也终于因此灭亡。前明党争门户的祸患，也颇为相似，这固然是国家的不幸。然而我看东南的显贵大臣，在年轻壮盛时也曾负有很高声望，被称作东林党魁；等到年老发白，却贪恋官位俸禄，完全抛弃自己的言论和风采，低头到权势之家乞求怜悯的人，大概也有一些。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鄙夫患失’吗？像陈君这样慷慨激愤、始终如一的人，果真能够多得吗？假使这样的人能够身居高位、掌握大权，那么他所提出的主张一定有显赫可观的成就，难道还只是这样而已吗？少保公名于廷，万历年间考中进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追赠少保。嫡母张夫人，生母王安人。陈君娶汤氏，是御史兆京的女儿。儿子有维崧、维嵋、维岳、宗石；女儿嫁给吴璟、吴全昌。孙辈男女若干人。维崧、维嵋都擅长文章，维崧尤其有名。陈君于某年某月某日去世，又于某年某月某日下葬，墓地在某乡某原。此前，陈君的哥哥贞达因父亲的任用而授官户部主事，后来降为顺天府知事，流贼攻入北京时死难。我因此得以把相关文字附带写入，于是在陈君墓道上立表说：“这是东林名臣的儿子，甲申殉难名臣的弟弟。”后来有人经过陈君的坟墓，看见并考察这块石碑，就会知道他对朋友忠诚、对道义坚定，能够同父亲和兄长并列，大概也可以无愧了。

译文林郎、岑溪知县刘公墓表 山阳刘公禹度死于苍梧时，分守道秦仁管君流着眼泪说：“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官吏已经亡故了。”于是停止鼓乐三天。苍梧和岑溪的父老全都放声痛哭，并且说：“上天夺走了我们的刘公，谁来接替他抚养我们呢？”后来灵柩归葬，两县百姓倾城出送，超过三百里；沿途穿着白衣、驾着素车，老人和孩子互相搀扶，前后相望，哭声震天。刘公的孤儿多次致谢，劝他们回去，但众人都依依不舍，不忍离开。有人说，自从岑溪设县以来，历任县官从没有一个比得上刘公。我听到后叹息不已。世人传说岑溪处在荒山峭壁、丛林密竹之间，獞獠出没；当地习俗亲近人而凶恶如兽，不可以用法律文告来告诫晓谕。刘公本是一个儒生，却能得到百姓如此爱戴。从前班孟坚为循吏作传，合计西汉二百多年，只勉强得到六个人；探究他们的根本原因，就说是“用经术来润饰吏治”。那么刘公的根本所在也就可以知道了。刘公名昌言，字禹度。他的先祖从濠州、泗州迁来，有名世光的人，由乡进士出任沈丘知县，廉洁正直，政绩多有不同寻常之处，山阳刘氏到这时才兴盛。沈丘公生礼部主事一临，主事公生追赠文林郎、知县自靖，刘公是追赠公的次子。刘公不到二十岁，就成为著名的诸生；文章才华雄健博大，下笔纵横，几千字很快便能写成，每次考试总是名列第一。刘氏世代学习《礼经》，刘公尤其被称为大师；他所撰写的经义被士子们传诵，余下的精华也滋润影响了当时的人。他的堂弟以及山阳的后辈，多半因此先后考中科举而离去；刘公却长期沉浮于诸生之中，更加专心研究六经、三史和唐宋大家的学问，不屑于走时文的途径。后来他北游太学，考试又得第一，于是考中顺天乡试。孝陵在朝廷上复试各位举人，刘公的文章又受到称誉。朝廷特意把他拔置在前列，过了一年便考中进士，刚被授任岑溪知县。有人劝他不要去，刘公笑着说：“我正是因为它容易，谁来做那困难的事呢？”催促家人赶快收拾行装。岑溪自从战乱后日益凋敝，刘公减省烦扰，清除苛刻，一切馈赠请托全都拒绝。随后严格实行保甲制度以防止百姓犯罪，平均徭役，放缓催收赋税，减少诉讼以缓解百姓困苦；修缮学校，考核选拔生徒，让他们在那里学习文学和礼让，以劝导百姓谦让。不到一个月，政务就治理有成。县里过去出产毒草，百姓稍有怨恨便咬食毒草自杀，他下令禁止这种草，从此毒草不再生长。广西人都认为这很奇异。县中发生火灾，延烧了若干家，刘公怜悯百姓露宿，拿出行囊中的俸金三百两，命令百姓依次建造房屋居住。邻县有贼人彭奇扬言将要压境，城中士兵只有三十人，众人察知敌不过，纷纷骚动，想要溃逃。刘公坚决拒绝，日夜率领吏民登上城墙，又组织数千乡勇，在城下列营，表示已有防备。贼人最终不敢侵犯。刘公有时出谋划策诱降贼人，其中一个叫李胜高的贼党便捆绑彭奇来投降，并献上按手印签名的名册。刘公说：“这些人都是被贼人胁迫的良民；如果牵连治罪的人太多，怎么能让心怀疑惧的人安心呢？” 于是拿过名册烧掉，保全救活了数千家。县中更加安宁，刘公便修筑兼山堂，种花栽竹，在其中吟咏长啸，并在座位旁写下“清心省事”四个字。他曾告诫同僚和属吏：“做官的道理，不在于标新立异，只在于不扰乱百姓罢了。”苍梧缺少县令时，上级发文命刘公兼摄其政务，他治理苍梧如同治理岑溪。于是苍梧人高兴地说：“这真是我们的刘公！”岑溪人又争辩说：“本来就是我们的刘公，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刘公去世后，刚刚入殓，授任宛平的命令才到；因此两县百姓更加痛惜他。刘公的吏治，根本深深植于经术之中。享年五十六岁，妻子王孺人，生三个儿子：长子始大，改名愈，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次子始恢，康熙十年进士，如今任吏部某官；再次始伟，早夭。孙辈男女各四人，详细情况见墓志。刘公性情醇厚正直，没有城府，待人轻财重义，尤其以孝行著称。考中进士后，想到追赠的父亲年事已高，多年不赴选，直到服丧期满才出仕；平时喜欢在乡里施行恩德。刘公去世已经很久，山阳人仍能一一说出：“某座桥是刘公建的，某条道路是刘公铺砌的；某家的儿子、某家的女儿被掳，是刘公赎回来的；某村有人患疫病，是靠刘公给的药物才救活的；某甲某乙死在路旁、几乎暴尸，是刘公提供棺材收殓的。” 这样看来，刘公不只是一个好官，确实还有古代长者的风范。他在康熙十一年某月某日去世，在康熙十三年某月某日下葬。芝麓龚先生已经为他撰写墓志并作铭了。过了十年，吏部君到吴地复命，请我为墓道上的石碑作文。我是芝麓先生的门生，自知文笔衰弱，不能接续先生之后；但又想到自己曾在史馆任职，本应叙述刘公的事迹，表彰并公布出来，等待后世像班孟坚这样的良史来选择采用。因此最终不敢坚决推辞。刘公的墓大概在山阳城东三里塘。

译天岳山人墓表 山人名防，字晋之，姓龚，是常州武进人，后来客居关陕一带。他曾经带着手杖登上华山顶峰，拂拭石头题写姓名后才下山，因此号称天岳山人，后来出仕。本朝他担任邓州同知，却仍以山人自称。乡里熟悉他的人也就都这样称呼他，所以不再直说他的官职，以成全他的山人志趣。山人从小跟随祖父按察公在南方做官游历，熟悉祖父的言论和旨趣，通晓中朝旧事，于是专心研究国史之学。他尤其擅长写诗赋，典雅丰赡、整饬华丽，与当时世俗的爱好大不相同。明朝灭亡时，他写了《金陵燕台怀古绝句诗》各一百首。这些诗文字简约，含义深隐，繁密的音调配以急促的节拍，像庾信的哀痛、唐衢的痛哭，像羁旅之人和思妇的深重愁苦，又像秋露中的寒蝉、冷猿那样凄切哽咽；情意往复回旋，上下反复，三番倾诉自己的心意。他又写了《三朝史议》三篇，其中最好的一篇说，建文帝尚未逃亡时，史臣记事不应那样写：对内应称靖难，对外才称逊国。他的论议持平公正，君子都认为说得好。由此也可以窥见山人的志向了。山人的先祖中有名大有的，凭进士出身任南御史，正值武宗南巡，他率领同僚上疏劝请皇帝回銮，却没有得到答复。他的孙子中有名道立的，也凭进士出身历任湖广按察使，以清廉能干闻名。吉水邹忠介公曾写《两龚合传》来赞美他，他就是山人的祖父。山人的父亲名可宗，是国子生。山人一向没有贵族子弟穿绮衣、习奢靡的习气，读书过目不忘，锐意想凭文学奋发自立。过了壮年才补为诸生，声誉便渐渐兴起。他一生所师从的，都是中朝贤德的公卿大夫；所结交的，也都是各地知名人士。他们彼此唱和，前后相互推誉扶持，所以山人的姓名更加轰动。掌握科举文章取士权柄的人，都奔走聚集到书商那里求取他的文章，看他取得一第，几乎如同俯拾即得。后来他多次参加乡试，却未能考中，于是开始为自己的困顿失意而伤感，渐渐厌倦懈怠，而国家也很快灭亡了。顺治年间，他在内阁任职的一位交情深厚的故友，强行劝他到国学游学，按例应当可以得到一官半职。于是他客居游历秦、晋，并往来燕京，共计十四年，才回到邓州。任命他的文书下达后，他颇为郁闷不乐，想丢弃官符不接受，但没有做到。到任不到几个月，竟死在邓州，享年六十八岁。妻子有蒋氏、王氏。儿子有士勋、士烈，以及国子生士荐。士荐才华最高，人们称说他能够继承山人的事业。女婿有诸生孙复道、董元礼。孙子七人，孙女五人。某年某月某日，选择将他与按察公合葬。有人疑惑：山人既然没有忘记故国，为什么还要接受官职？我说：不是这样。汉朝灭亡时，梅福做了吴市的守门卒；宋朝灭亡时，许多有名的儒者和隐逸老人，有的连供养自己都不足，便接受书院山长的俸禄来维持生活。后世那些崇尚并评论他们的人，不能分辨其高下。他们归宿相同，都是保持自身清白，对于山人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我怎敢不把这件事表彰出来，给士荐看，使他刻石，把这些话刻在墓上。

译乡饮宾邵公墓表 公姓邵，名文灿，字明父，另自号海鸥，是武进县漳湟村人。他生性孝顺友爱，轻视钱财而乐于施舍。年成不好、缺少粮食的人，便给他们粥和稀饭；患病而没有钱医治的人，便供给药物。借了钱无力偿还的，以及佃户一年收入不足的，他便免除他们的债务。死后没有棺材的人，他替他们收殓；想安葬却没有地方的人，他挖坑埋葬。族中贫穷而不能供子弟入学的人，每年给乳哺米十斛，直到十岁为止。年老的鳏夫和寡妇无所归依，他便接到家中，与他们一同饮食，直到终身。公内外等候他供给炊火的人有十多家，等候他料理婚嫁的人又有十多家。借钱而不收取利息的，也都是这类人。公家原本富裕，因为这样逐渐中落，但他施舍如故，从未因此后悔。县中有重大徭役，他总是拿出全部家财，首先为众人出力。前后任职的长官都爱重公，称他为长者。他两次参加乡饮酒礼，两次受到在门上悬挂旌表的典礼。后来巡按御史巡视所属各地，县令连续几年举荐公的善行，请求旌表他。后来御史责问道：“县中难道没有其他士人可以符合诏令所要求的吗？”县令恭谨回答：“臣实在没有见过有谁超过邵某。”他受到长官推重佩服，就是这样。临死时，他嘱咐儿子长蘅说：“我曾想置办义田来赡养我们这一族，如今来不及了。你要从宅院中划出一处，建造康节先生祠；划出若干亩田作为祭田，我死了也就没有遗憾了。”后来长蘅终于按照公的遗命办成了这件事。大概公就是康节先生的第十八世孙。公下葬时，长蘅亲自写了公的事迹，拿给前大理评事贺君瞻度看，请他作铭。长蘅从小努力学习，以诗歌和古文辞闻名。大理君又是东南一带博通的儒者，长于三礼之学，他的文章足以传之不朽。公的事迹已经记述得很详尽了，而长蘅却命令我为他的墓作表。我自己考虑才力低下，即使想竭力铺陈长蘅的事迹来替公效劳，难道还能超过大理君和长蘅所写的吗？只是我曾经仰慕公遗留下来的风范和韵致，认为它可以使贪婪者廉洁、使懦弱者立志。我又曾感叹，世上有许多富人拥有财产而自我封闭。我还曾怜悯公不得志而死；假如他得志而拥有俸禄地位，那么他的施舍必定更广，所惠及滋养的人必定更多，哪里会只是在乡里受到传颂呢？这些事情，我内心实在有深深的感慨。虽然长蘅郑重而反复地请求我，我仍应当拿出自己不敏的文辞，希望能够附在大理君之后，阐明公确实是位长者，并使末世风俗从这件事得到劝勉。何况这又是长蘅的命令呢？所以我便略述他的品行，在墓上大书道：“这是乡饮宾海鸥邵公之墓。” 至于世系、子孙姓名以及生卒年月，都已详细记载在志铭中，大概可以相互参看。又说：“他的墓大概在定安东乡的中村。” 邵氏石表阴记【附】我已经为海鸥公的墓作了墓表，后来在京师遇到公的儿子子湘，他又请求我记述母亲孺人的事迹。因为我为公作墓表时，孺人已经先于公去世，按例本应附在墓表之后记述。我原稿已经写成，而且其他事情在贺大理所撰的志铭中都有详细记载，可以相互参看，所以没有再写。子湘却感到歉意，觉得似乎有所不足，接连不断地请求。于是我按照事迹概要续写如下：“孺人姓杨，祖父名某，父亲名某。十五岁嫁给海鸥公。公性情豪迈，不屑过问家中财物有无，而孺人能够用勤劳来补助他。每逢年节，她准备肉脯、肉酱、粔籹等物，用来宴请宾客以及馈赠宗亲，数量无法计算；东西的厚薄多少，全都有一定的规矩。稍有空闲，她就亲手从事女红，给众妇女作表率，从未稍有懈怠。公喜好施舍，常常不顾一切地耗尽家财，而孺人能够用节俭来补助他。平日减少衣服、节省饮食，即使一铢一寸的小物，也告诫不要胡乱花费；把积存下来的所有财物，几乎全都用来帮助公行善，因此箱笼中没有私蓄。公多次失去儿子，四十多岁才得到子湘，疼爱他与其他孩子不同，常常把他抱在膝上，即使嬉戏也不加呵斥责罚；孺人却又用严厉来补助他。子湘刚满十岁，就登记入学宫成为诸生，孺人并不面露喜色。他每次从私塾回来，她一定询问所学；见他有进步，就比平日格外喜笑；没有进步，就气得不吃饭，叫他长跪在地，一边哭一边责数他，有时有人来劝解制止，她便说：‘这正是我爱护孩子的方式。’后来子湘多次参加乡试都不顺利，公和子湘在县里都不称意，孺人反而安慰开解说：‘孩子只应当努力学习，是否遇合是命运，我又怨恨谁呢？’她明白大义，能够这样与公互相补益的地方，大多如此。晚年她喜欢佛教，建造一座小阁，在里面供奉佛像，早晚不停地礼拜；又常常对婢女妾侍谈说佛法和各种因果报应的事情，听的人专心倾听，忘了疲倦。她六十岁去世，过了三年葬在中村；又过了两年，公也去世，于是挖通他的墓穴，同孺人合葬，实为顺治十八年十月某日。’子湘名长蘅，子湘是他的字。他有俊秀的才华，在京师，吴、楚两地的士大夫没有不屈身礼敬他的，他的声誉正迅速兴起；虽然还没有在朝廷任官，相信他的卓异才华足以无愧于孺人的家教，所以写下这些话留给他，使他磨刻墓石的背面，并一同刻上去。

译烈妇周氏墓表 洞庭周之球的女儿名叫寿英，嫁给同乡蔡氏。她的丈夫琼藻患有心病，寿英郁郁不乐。丈夫的哥哥琼滋是个凶暴的人，强行想要奸污她，常去调戏寿英。寿英逃去向婆母诉说，婆母反而恼怒地说：‘你嫌弃你的丈夫不聪明，如今有个聪明的，难道反而还不高兴吗？’琼滋更加肆无忌惮，又跑来调戏她。寿英知道无法申诉，便不停地斥骂他，急忙剪取妆匣中的金饰服下，没能死成，便在床上上吊而死。同乡人群情激愤，准备把这件事告到官府；有人阻止了他们。周之球远在湖广，而蔡氏又贿赂乡人使他们停止告发，于是她的冤屈最终没有得到昭雪。第二年周之球回来，才把女儿葬在山南，又亲自为她作铭。铭文悲酸凄楚，读到的人没有不替周之球和寿英叹息的。康熙十五年，寿英死了很久之后，琼滋忽然在夜里发狂，闩上门，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和所生的一个女儿，随后自刺而死。第二天门关着打不开，家人从墙上打洞窥看，见三具尸体交叠在一起，大为惊骇。有个小婢女藏在床下，叫出来询问缘故，她详细说，半夜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女子在房中来回走动，好像在引导琼滋杀人；众人这才明白是寿英的鬼魂。红衣据说就是寿英大殓时所穿的衣服。她死时十九岁。汪琬说：‘太史公说过，怨恨和毒害对人影响太大了！这并不是只有活人会有，死人也是如此，譬如杜伯射杀周宣王、魏其侯灌夫守在武安侯田蚡门外的故事就是这样。至于东海孝妇死后，还能导致三年大旱。既然如此，一个女子虽然微不足道，但等到她的精诚受到激发，往往能够震动天地、使鬼神哭泣，怎么可以忽视呢？如今寿英的冤屈既然疏远，乡人不能替她昭雪；亲近的父母兄弟，直到周氏族人以及姻亲故旧，也都不能替她昭雪，而寿英若有知觉，却在二十年以后亲自报了仇。琼滋能够不暴尸于市中，已经算幸运了。我因此为她的墓作表，既是安慰地下的寿英，也是用来警戒世上像蔡琼滋这样凶暴不仁的人。’这是康熙十六年四月某日。这件事，我向周氏家人查访，确实如此；又向周氏的亲友查访，也确实如此。等到我游历洞庭，再向挑夫查访，也确实如此。不过，我写这篇墓表已经一年了。起初有个蔡旅平，不知是什么人，自称是琼滋的父亲，倚仗族党势力，絮絮叨叨地为琼滋申辩，并且威胁我，要我删去这篇文章。这是凶人的幸运，却是烈妇的大不幸。难道鬼神还会容许他这样强横无忌、肆无忌惮吗？从前归震川写张贞女殉死的事情，又写她的讼狱之事，又作《贞妇辨》，又给嘉定诸位朋友写信，还给李浩卿以及殷、徐、陆三人写信，几乎不止数千字，反复叮咛而不停止。我起初还怀疑他写得太繁琐，今天看来，难道是可以停止的吗？难道是可以停止的吗？康熙十七年四月己丑，钝翁记。寿英的姑母姓陆氏，藏在床下的小婢女名叫贞秀。篇中所说收受贿赂、阻止此事的人，指的是乡人中有私下收取利息、议论此事的人。详细情况见旅平写给我的信中。旅平字文若，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不敢同周氏争辩，却在我身边喋喋不休，大概是有人从中怂恿、误导了他。当初我写这篇墓表，只是想保存烈妇的事迹，起初并不想斥责她公婆的姓名。旅平既然自己说出了这些事，我就不能再替他隐讳了。第二天又记。《尧峰文钞》卷二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二十一，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行状【共二首】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王公行状。曾祖龙。皇帝追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祖父镗。皇帝第一次追赠通奉大夫、内翰林国史院学士，加一级；第二次追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生父爵，明代武德将军、锦衣卫正千户。皇帝第一次追赠通奉大夫、内翰林国史院学士，加一级；第二次追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生父嫡配妣张氏、生母焦氏，都追赠为一品夫人。父亲爱明中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皇帝第一次追赠朝议大夫、国子监祭酒；第二次追赠通奉大夫、内翰林国史院学士，加一级；第三次追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妣张氏，屡次追赠为一品夫人。原籍直隶顺天府宛平县，享年七十七岁，行状如下。公名崇简，字敬哉。他的祖先世代居住在河间府任丘，从公的曾祖光禄府君开始来到京师，入赘于晋氏，因此后来成为宛平县人。家谱散失，不知道他的族望从何时开始。传了两代以后，家业才兴盛起来。锦衣府君生性孝友，读书而明白大义。他掌管东厂时，太监陈矩认为他贤能，想援引他担任理刑，他坚决辞谢没有就任。布政府君在万历年间考中进士，起初任潞安府推官，以清廉节操闻名全府，人们称他说：‘王青天，只喝潞安的水罢了。’此后历任各官都有声誉和政绩，死后董文敏公其昌为他的墓作表。府君没有儿子，锦衣府君生下公，公刚满一岁，便把他过继给府君作为儿子。公稍稍长大，擅长写文章，旁及诗歌和古文辞，都能写得很好。先后受到国子监司业张鼐公、提学御史左光斗公的知遇；这两位一向以善于识人闻名，每次见到公的文章就赞叹说：‘这是宰辅之才。’二十六岁考中乡试，又过了十六年考中进士。了解公的人想引荐他进入翰林，但公正请假为焦夫人营葬，来不及出仕。恰逢流贼攻破京师，他便带着家人辗转迁徙到东南，过了很久才回来。顺治三年 世祖章皇帝慎重选拔文学之臣，准备留给太子使用，公在第一批入选之列，于是授任内翰林国史院庶吉士，特意免除教习，与各位词臣同样办理事务，并参与编修《明实录》。不久授任秘书院检讨，历任侍读，升为国子监祭酒，入弘文院任侍读学士，升任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任侍读学士。因病请求告假。顺治十二年，刑部右侍郎戴明说公推荐公可以大用，吏部却对此为难。世祖一向了解公，于是越过吏部的议论，把公从家中起用。第二年，公以原官兼任弘文院侍讲学士，升任国史院学士，不久又因为 太宗皇帝配享上天 的诏令加一级，升任吏部右侍郎，仍兼学士，加级照旧。不久转任左侍郎，几个月不到，便授任礼部尚书。又过了一年，加任太子太保。公从成为诸生起，就竭力治学，每天诵读记忆数千字，从经史、诸子到百家著作，没有不贯通的。每当考察评论古今治乱兴废的原因，总是慨然有志于当世，更加致力于经世济用的学问。在弘文院时，诏令考察明末殉难诸臣的始末，公便上疏说：‘在朝廷内，如东阁大学士范景文以下二十三人；在朝廷外，如山西巡抚都御史蔡懋德等五人，都以自身坚守气节而死；有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相随而死，有的全家无论老幼都死去。他们的忠贞壮烈相同，应当一并赐予褒扬，以扩大鼓励尽忠的典章。’这道[原文“防”疑为“疏”]奏疏上呈后，当时舆论都认为恰当。等到任礼部尚书，感念皇上的知遇之恩，更加尽心于职守。恰逢御史请求重新制定帝王庙祭祀典礼，公上疏说：‘庙宇创建于前明，直到’ 本朝曾经增订，所祭祀的都是历来开创帝王功业显著的人；至于守成而有令德的君主，一概没有列入。其间如商代的中宗、高宗，周代的成王、康王，他们的事迹都见于《诗经》《尚书》。汉文帝，史书称他节省费用、爱护百姓，使天下安定、家家富足。宋仁宗恭敬节俭、仁慈宽厚。明孝宗也与仁宗相类似，忧劳勤勉、时刻警惕，始终不变。这七位君主，应当享受百世祭祀，不应因为只是守成之君而被排除。又说宋臣潘美不应列入从祀。张浚三次任将，三次都导致失败：第一次败于富平，于是关陕沦陷；第二次败于淮西，于是郦琼叛命；第三次败于符离，于是中原终于无法收复。又弹劾李纲杀害曲端、与岳飞意见不合，奏称他蓄意在于合并军队；他虽然是南渡名臣，却起初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功劳，也应当罢免其从祀资格。’ 诏令议定祫祭礼仪，公上疏说应当奉祀 肇 兴 景 显四祖，以及 太祖面向南方 太宗面向东方。又 诏令议定大享殿合祀礼仪，公上疏说 本朝所封的启运山，应附祭于中岳坛；天柱山、隆业山，应附祭于北岳坛。按照前明附祀的先例，有人建议请求在孔子庙中祭祀周公，唯独公认为不对。奏疏说：周公制定礼乐，前代把他同帝王相比；如今既然已经让他在庙中配享武王，礼数已经十分隆重，如果再在文庙中祭祀，从体制上说便有所妨碍，也不是尊崇周公的正确做法。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北岳恒山在曲阳建庙是不对的。公考察先儒的说法后说：‘考查曲阳有三个地方。《里志》所说的上曲阳属于常山郡，在恒山以北；谷下曲阳属于钜鹿郡，是鼓聚少阳亭，也就是晋国荀吴灭鼓的地方。如今的曲阳既不是鼓聚，又不在北谷，距离恒山非常遥远。’于是上疏说，应当听从议论者的意见，把祭祀地点迁到浑源州，这样更为便利。当时天下已经完全安定，朝廷内外安宁。天子正锐意创制礼乐，公既是大儒，学问广博融通，受到皇上的委任，又亲自担任礼官之长，所有制度的沿革，都一定援引古制、考证今事，理直气壮地提出意见；即使朝廷议论纷纷，也都等候公说一句话来裁决。皇上也一定采纳公的意见，因此对他的眷顾日益深厚。公有一位贤能的长子名胥庭，先生熙先与公同为学士，到这时也因考核政绩而加任礼部尚书。父子前后同列，天下都以此为荣，认为这是 国家罕见的殊荣，是王氏家族的盛事，近数百年来从未有过。只是天子正要重用公，而公却又因为旧病请求告假了。奏疏一共上了两次，皇上都下优诏不准。世祖皇帝突然抛下群臣，公治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大行皇帝的丧事以及议定当今 天子登极的礼仪，日夜办理事务。左翼门处病势突然加重，公又再次上疏，请求解除职务。皇上不得已，准许公告假。公虽然居住乡里，士林舆论却更加一致地推重他。康熙三年，病情大大好转，人们都希望公重新被起用，有人私下相互传话说：

译‘天子早晚会召公入朝。’而公这一年刚满六十三岁，举止行动健康安宁，和少壮时一样；按旧例本应赴任补职，公最终却不肯起身，立即以年老请求退休。从此直到公去世，共十五年，始终不再提及出仕之事。当时有见识的人没有不替公惋惜的，也没有不佩服公出仕与退处的大节的，认为这是做官的人最难做到的。公的交游遍及天下，年轻时亲近的人大多是有文章、有意气的士人。等到登上显贵地位，仍然不断提携后进。即使是寒门后辈、行辈相差很远的人，每次登门拜访，他也一定同他们握手，亲切交谈。凡是受到公礼遇的人，个个都面露喜色，说：‘王先生亲近我。’他所奖掖帮助的人，后来大多成名。公性情清廉谨慎，不苟且取财。曾借给前明中贵人何某黄金百两，何某死于盗乱，公无法收回那笔钱，便把它施舍给僧寺，并设灵位作文告慰说：‘我用这笔钱资助故人祈福。’有一位同年宋君某，把黄金百两、白银千两寄存在公那里，他的家人并不知道。宋君死后，公催促他的儿子来，按照数目交还给他。那孩子大为惊讶，愿意把其中一半献给公作为寿礼。公笑着说：‘这样做岂不是和干没钱财没有区别了吗？’ 最终把全部财物都交给了他。公平日没有声色、赌博、下棋等嗜好，晚年更加喜爱清淡寡欲，只是潜心研究先儒的义理学说，以亲身实践和内心体会为主。对于诸儒之间的辩论，他不强行标新立异。等到把这些思想发之于文章，便追根溯源、条理分明，下笔往往数千字，而且全都以六经为根基。他论述《诗经》风、雅的正变时，认为讨论正变，按诗体来论，不如按声音来论，因为诗体是由声音决定的。三代以前，诗和乐本出于一体，古人把有声之诗演奏于乐，所以诗的根本在声音。孔子删定《诗经》，能得到诗的声调便保存，得不到声调便不保存。有人说，诗有正变，声音为什么也有正变？这是不知道宫、商、角、徵、羽是正声，变宫、变徵都是变声。他认为后世儒者补出的六笙诗、肆夏诗，都是没有通晓声音意义的表现。他论说‘春王正月’时，认为《春秋》的创作，是孔子尊奉周王的创作。依据鲁国史书的文字，遵循周代的制度，完全没有疑问。假如认为《春秋》用夏历的时令冠在周历的月份之前，那就是违背王制而不是尊奉周王。因此孔子所书写的‘春’，就是周历的春；所书写的‘正月’，就是周历的正月。他的这些学说都对学者很有帮助。至于其他碑铭文章，更受到当时人的看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百两、千两〕 子孙后代想要荣耀自己的父祖，往往从数千里外专程来请公撰写墓志，他写的文章都典雅核实而有法度。如今翰林侍读学士叶方蔼在为公文集作序时说：‘色泽深黝却有光彩，滋味平淡却意味深长。’这确实是如实的记录。偶尔召集宾客、门生和子弟，与他们饮酒赋诗，或到山水之间游玩；所作诗歌清新整丽，见到的人争相传诵。有《青箱堂诗》十卷、《续诗》十二卷、《文集》十卷，家谱、年谱各一卷，杂著若干卷。公于某年某月某日患病，死于正寝；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西城关外坊畏吾村以西。原配一品夫人梁氏有贤德，在公之前四十年去世，详情都记载在公所撰的行状中。公下葬时，挖开夫人的墓穴与她合葬。儿子六人：长子熙，顺治丁亥年进士，历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加三级；他是梁夫人所生，就是士大夫所称的胥庭先生。次子槱，任国子监典簿；次子然，任山西灵丘知县；次子照，任刑部江南司员外郎，都是赵宜人所生。次子燕，候补员外郎；次子默，候补国子监正，都是侧室周氏所生。女儿六人：长女嫁太仓州同知陈承吉；次女嫁丁亥年进士、福建按察使张弘俊；次女许配诸生朱持正，但朱持正早夭；次女嫁辛丑年进士、行取候补主事米汉雯；这几位都是梁夫人所生。次女嫁诸生张弘佐，是赵宜人所生；次女嫁候补兵马司指挥孙道林，是侧室田氏所生。孙子十人，孙女十一人，曾孙一人。于是胥庭先生身穿丧服登门，请求说：以公的官阶以及他的学术、功勋、事业，应当获得赐谥并立传，不能不写一篇行状，以等待太史氏采择。并且借此请大人先生为他作铭，放入墓穴，刻在华美的牲碑上，以昭示后世并流传无穷。于是我叙述公临终时的遗命，接受委托为他撰写行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四十年、六人〕 我有幸与公同年世交，又曾蒙公误称赞我的文章，还曾参与校订公的全集。我的才识虽低下，不足以窥见公学问的深度，然而私下愿意附列在了解公的人之后，所以斗胆搜集公家谱、年谱以及胥庭先生所述的行略，分条记载如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十一人、一人〕 《尧峰文钞》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二十二，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记一【共十二首】大通桥分司壁记

译顺治十五年冬，我已经被分派到大通桥分司任职。当时太子少保永昌王先生正以尚书身份担任主管。我前去辞见先生，先生对我说：这个分司在部属差事中等级最低，不过清静无事，适合诵读和著述。第二年春天，我来到官署，过了一个多月，漕运没有到达，各位小吏战战兢兢奉行法令，连鞭笞都可以不用，清闲的情形大致就像先生所说。然而我素来多病，疾病每次发作，就苦于烦闷，不能多读书；住处带来的书又很少，也不能把它们读完。虽然时时有所写作，但都是应酬乡里俗务的文章，没有时间奋发努力以赶上古人，因此深感有负先生。官署原有一座轩，名叫饮冰，是前任主事钱江重新修葺的。轩中空空荡荡，只有一张几案、一张床榻。我每天早晨骑马进入官署，总住在这座轩中。各位小吏抱着案牍等候在几案旁，我蘸笔签完公文末尾，便拥着药炉和茶具，装出苦苦吟诗的样子。小吏们见了，都偷偷发笑，躲开离去，不再理会。轩前有庭院，庭院中有一块石头，挺立得像人站着；又有柏树、槐树各一棵，小桃树一株。桃树将要开花时，我有空便抱着席子到花下坐着。有小鸟青黑色，在花树间飞鸣，驯顺亲近而不躲避人，我很喜欢它。[原文此处有疑字]疲倦时常常到日暮才回去。以我的懒散、率直，本来就自知不能胜任钱粮事务；去年夏天参加铨选，不幸被选入户部，又被分派到这里，正好借此掩盖自己的拙劣，我没有不欣然高兴的。然而受到疾病侵扰，衣食和汤药都不足以自给，京师中来往探访的亲友也越来越少。官署之中，除了办理文书以外，也没有其他才能可以让我表现出来。于是抚念岁月如流水般逝去，因功名未能建立而感到羞惭，又不止一次默默思考、悄悄恐惧。诗说：‘等待黄河水清，人能活多久？’既然如此，我离开故乡，舍弃朋友兄弟妻儿相聚的快乐，来到这里牵系于俸禄和食物，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一月〕 嗜退轩记 搬到住所一个多月后，我才整理出一间轩作为读书之所，命名为‘嗜退’；这个说法见于《宋史·司马池传》，我取来作为自我铭志。可是我自从接受分司差遣以来，公文催逼得很急，日夜奔走，即使在东便门外，也没有时间经常住在这间轩中。在这以前，我身体瘦弱，疾病还没有痊愈；进入夏天后又咯血不止。我正担心不能胜任户部事务，想请求改调其他部而离开。恰有上书言事的人，也分条列举我的过错，朝廷下令公卿集议，过了很久仍未决定。我又谋划以疾病为由请求回江南，文稿都已经准备好了。但各位小吏极力争辩，认为按照旧例没有不果真实行的。秋季八月，漕运事务将要结束，我才得以回来，住在轩中学习养生家的说法来治病，但也已经不能再读书了。轩前没有别的杂植，只有两棵丁香树，青翠苍郁，十分可爱。每到深夜人静、明月照满墙壁时，树影斑驳如画。我常常在树影间缓步吟咏，心情欣然自得。因此又想到海边一带事务繁多。至尊正商议南巡的典礼，准备扫除凶逆【当时郑贼逼近江宁，皇上下诏将要亲自征讨，所以这样说】。士大夫争相想施展才智，到数千里之外建立功名，慨然产生乘长风、破巨浪的志向。只有我独自僻居在这里，形影相对，好像不知道自己身在长安，这是什么缘故呢？从前马少游劝诫他的哥哥说：‘士人活在世上一生，取得衣食，刚好足以供养下属；有华美的车乘和良马；乡里称他为善人，这就可以了。至于追求多余的财物，只是自寻辛苦罢了。’仲长统也说：‘凡是游历侍奉帝王的人，不过想借此立身扬名罢了。但名声不能长久存在，人生容易消灭，能够悠闲地俯仰起居，自我娱乐就够了。’于是我便写文章来评论这件事。这样看来，古人所立的志向，大概也有同我相似的地方，我内心难道能不感慨吗？于是作《嗜退轩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月〕 兵马司西阁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兵马司号称巡城使者，属吏虽然品秩上与部中主事相当，但所掌管的事务卑杂琐碎。在京朝廷任职的士大夫，都可以凭公事文书差遣他们到所属地区办事。像偏僻村庄、曲折小巷中的饼师、酒妇、牧童、商贩，以及争酒骂人、抢鸡逐狗之类的事情，没有不应当过问的。每月初一、十五进见巡城使者时，他们混杂在胥吏徒隶之中，低头弯腰，好像要在庭院里下拜。使者不允许，他们才停止。有时在路上遇见御史，便下马奔走躲避，远远看着御史呵斥仪仗离去，然后才敢继续走。因此他们虽然同为京官，士大夫却全都轻视他们，甚至拿他们互相讥笑。北城兵马司旧有官署，在宣武门内；那地方荒废已久，无人治理，便常常租赁民舍居住。我被贬官之后，今年秋天才来任职，在处理公文的空闲时间，退居这座西阁，关门吟咏长啸，神态自若。有客人问我：‘你心中也有不快吗？’我说：‘不，不是这样。从前汉代张忠任御史大夫时，曾任用孙宝为主簿。孙宝迁入官舍后，便请邻居来祭灶，众人认为奇怪。孙宝说：“高士不肯做主簿，而大夫您认为我可以做；全府没有人说我不是士人，难道能唯独自己装作高明吗？’ ‘况且没有遭逢机遇的人尚且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何况主簿呢？’这样看来，我因为没有才能，幸而被摒弃到这里，这也正是我祭灶请邻居的时候。又有什么可不快的呢？’客人于是偷偷发笑着离开了。容安轩记

译我已经寄居在太傅息斋先生的宅第中，那宅第越过正堂向左，得到东厢房三间，低矮潮湿而幽暗，遇到下雨就将要坍塌。于是稍加修葺，整治其中一间，开窗朝南，设置几案和床榻作为闲居休息的地方。有空就坐卧其中，除了处理文书、接待宾客，通常不迁往别处，于是给它命名为容安轩。‘容安’这个名称，大概出自陶靖节的辞赋，苏文忠又取来写入《志林》。古代通达的人，饥饿时想吃饭，寒冷时想穿衣，即使惶惶无所立锥之地，也想得到一处居所，并没有稍稍不同于常人。只是他们内心自得，即使再加上生死、利害、是非、得失，也不足以扰乱他们的心，使他们露出一笑，何况日常起居这些小事呢？所以，藜藿之类的粗食也可以吃饱，粗毛布衣也可以御寒，简陋的柴门小屋也可以居住，哪里还有别的原因呢？确实只是能够安然处之罢了。又想，正当靖节弃官时，种高粱、采菊花，悠然自得；不幸被贫穷饥饿所驱迫，常常作诗求食，却从未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悔恨。文忠在海上时，蛮地的烟雾瘴气，是士大夫极不能忍受的环境；但他能够割取桂枝酿酒，储存番薯芋头作为粮食，采摘萝卜和芜菁煮汤，每天同黎子云、老符秀才一类人戴着便帽、拄杖穿鞋，在山市间漫步，好像没有被贬谪而不得意的地方，大概就是因为他能够安然处之。这样以后才知道，生死和得失果然不足以动摇通达之人的心、成为他的牵累。如今我降任司城已经一年多了，在出仕与退处、言语与沉默之间，虽然同靖节走的道路不同，但等到退居这座轩中，有图书可以愉悦眼目，有酒和茶可以适合口味，从容地俯仰起居；与文忠被有关官署驱逐，不得已在桄榔树下休息相比，距离难道不是很远吗？这就是我使自己安适，并愿意追随二位君子的原因。读书斋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编修叶子子吉在京师，以喜爱藏书而闻名。他曾积聚数千卷书，闭门阅读，用来奋发努力地求学。因此把自己居住的房间命名为‘读书斋’，请我作记。唉，读书哪里是容易说清楚的事呢！士人年轻时，被科举功名之学困住，凡是对经生应试没有益处的书，全都弃置而没有时间阅读。等到壮年在各地做官，又被繁琐的簿书文牍困住，被仓廪、监狱、城郭等事务的防守困住，被上官同僚、冠盖交游之间往来应酬的纷繁事务困住，于是凡是对吏治没有益处的书，也全都弃置而没有时间阅读。在这种时候，并不是没有有志之士，知道书籍值得喜爱而能够奋发自勉的。然而他们未被赏识时，有时被看作迂腐疏阔，不足以迎合主管官员；已经得到赏识后，有时又被看作软弱迟钝，不足以练达当世事务。所以士大夫无心于读书，反而争相把读书视为忌讳。只有翰林先生不是这样：既然已经舍弃科举的旧业，又没有簿书文牍、仓廪狱讼等事务可忧虑。品秩虽然稍低，却大多以简朴尊贵相互标榜。对于往来应酬的礼节，也不过略有一些而已。这就是欧阳永叔所说的‘荣耀显达而清闲，可以兼得宰辅、神仙、人间、天上的快乐’。这样看来，他们本来应当有读书的空闲。况且翰林这种官职，向来以用文章侍从君主为职责。上级优厚地给他们俸禄赏赐，放宽他们的课程期限，使他们能够从容缓步于执笔侍从的行列。到了这种地步却还要废弃书本而嬉游，不就等于荒废官职、丧失职责了吗？而叶子值宿的房舍，又是国史院。我想其中必定有前代金匮石室所藏的书，以及日历、起居注之类民间不容易买到的书，满满地充藏其中，等待叶子来阅读。这样看来，叶子如果真的喜爱读书，又何必对这间斋舍如此恋恋不舍呢？不过我曾考察古代，像周代柱下史所掌管的藏书，晋代伯黡氏所主管的藏书，汉代兰台、天禄阁，唐代丽正殿，宋代崇文院所校辑的书籍，都设置有专门官员；藏书多的甚至达到八万九千多卷，而近世本来没有这样的条件。大概三院所贮藏的，除了 太祖 太宗以及前明十三朝的实录以外，没有听说还有难以购得的书。翰林先生除了翻译研习满文以外，也没有听说有谁卓然留心于书籍。至于退朝休假，也大多是饮酒谈笑的时间。由此才知道，把读书看作忌讳，即使在翰林院也是如此。然而叶子却偏偏不是这样。他在这间斋舍用心读书时，勤勉不懈，穷尽白天和黑夜，几乎不知道还有什么外物可以替代他的爱好。假如他更加奋发努力而不停止，那么他的学问哪里能够估量呢？所以我不推辞，为他写下这篇记。缓斋记 《缓斋记》颜蠋说：“晚些吃饭，可以当作吃肉；安稳地步行，可以当作乘车。”苏轼评论说：“颜蠋很善于安贫乐道，然而还没有听闻大道。”苏轼在这里却说错了。战国时代，像苏秦、张仪、犀首、樗里子这一类人，没有不游说诸侯、争相攫取大国的金玉锦绣来作为荣耀的。假使颜蠋稍微施展才力与他们抗衡，难道竟会不如这几个人吗？可是他反而退处安居于此，能说颜蠋没有闻道吗？如今那些居住山林、困穷自守的人，内心没有悲忧欣喜来逼迫他，外界也没有是非毁誉、得丧祸福来侵扰他；拖着鞋行走，倚着手杖休息，从容地在泉石、林木、山麓之间俯仰起居，所以能够懂得安步的乐趣。假使不幸游走于朝廷和都市，在追逐功名的道路上奔驰，衣襟相牵、衣服交叠，摩拳擦掌、挽臂争逐，连日连夜不得停止，那么这种情势就像飞蛾扑火、蚂蚁聚集在腥膻之物上一样，哪里能同山林中困穷自居的人相比呢？所以孟东野反过来说：“长安没有缓步。”我的朋友吏部郎王子子底，为人恬淡安静，欲望很少，不苟且说笑，几乎接近于闻道的人。他从河南典试回来后，又曾反用孟东野的诗意，把自己休息的屋子命名为“缓斋”。大概子底看待朝廷和都市，本来就同山林中困穷自居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不久，他却被负责磨勘的人搜罗罪过、罗织过失。诏令下到刑部，于是他不能安居在这间斋中了。有人便讥笑他，认为这大概就是“缓”的效果吗？汪子说：不是这样。你难道没有看见马和车吗？车的车辕偏斜而奔驰，不到几里就翻倒的有的是；马脱掉嚼子、丢弃缰绳而奔跑，不到几里就跌倒的也有的是。它们所以跌倒、翻覆，为什么呢？因此我知道，快速行走未必都能达到目的，安稳步行也未必都会失败。如今子底所遭遇的防范和祸患，只是不幸罢了。可是世上那些贪求功劳、至死追逐名声的人，反而想拿区区的祸福得丧来作为子底的病症，这难道是懂得子底之道的人吗？从前《离骚》说：“曾经抽泣叹息，我忧郁烦闷，哀叹我的时运不合于我。”对于子底也可以这样说，所以记下这件事。

译晳次斋记 梁先生说：我同缉交相交往已经多年了。他内心刚强，外表和顺；同他交游共处一整天，他的爱憎喜怒都不表现在脸上，几乎像孔子所说的中行之士。然而自从脱去布衣做官以来，凡是所到的寓所，以及他退居读书的地方，一定都用“晳次”来命名他的斋室，意思仿佛是不敢把自己比作曾晳，而愿意处在季次、原宪这一类人的行列中，为什么呢？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从前孔子既然把狂者、狷者并列推重，到了周朝衰落以后，像庄周、列御寇这样的人出现，大都把生死看成一回事，把得失看成同样，以此自认为贤能。后来承袭他们学说的人，如刘伶、阮籍一类，饮酒放达，没有不自命为狂者的，却始终没有听说有人以“狷”自称。即使史传所记载的独行、卓行之士，也往往历经好几代才仅能得到一两个人。至于孔子谈论狂者，又看到了古今放纵不羁的不同。大概他预先知道庄周、列御寇一流人的流弊，因而提前为此忧虑；而对于狷者却没有讥刺，莫非是因为狂者还可以在外表上装出来，而狷者孤独地自守其节，哪怕是喜欢求名的人，也不能偷取一点相似之处来依附自己吗？先生终于看重他，也就很自然了。但有人或许说：最高境界是通达事理而合乎节制，其次是守住节操；狷者自守有余，却常常缺少高明广大之处，这正是季次、原宪不如曾晳的原因。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传》中说：“有些事不去做。”又说：“人要有所不做，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古代圣贤做学问，虽然根本在于中庸，却也未尝没有超越世俗、绝异于众人的行为；并不是姑且用来显示与众不同。正因为他们不顾惜千辆马车的富贵，所以能够进一步成为王者的辅佐；正因为他们不接受万钟的俸禄，所以能够退处而凭借自己的言语道德成为儒者的宗师。拥有千金的人无缘无故沉溺酒色，能够保全家业的就少了，何况还指望他积累财富以致富呢？由此可见，有所不做果然值得推重。近世卿士大夫，没有不喜欢谈论旷达通脱的见识，夸耀自己纵横驰骋、上下无拘、不可羁绊的才华；同狷者所坚守的操行相比，相距实在太远了。等到进一步窥察他们隐秘的行为，即使败坏名声、撕毁操守、放纵废弃礼法之外，也间或有这样的事。难道不是他们追求所谓高明广大，想成为曾晳，却反而超过了应有的界限吗？在这种时候，假如有一个人，凭借自己孤独自守的节操，在他们中间高高自立，不仅可以激励世人、警醒风俗，也大概接近圣贤之学了。这就是先生的志向。计氏思子亭记 计孺子准，字念祖，是我的朋友甫草的长子。十五岁时补为吴江诸生，到了满一年便夭折了。甫草悲痛地哭泣，于是搜集士大夫为他写的诔文；后来又为他拟定谥号，又刻录他的遗文。四年多以后，甫草来对我说：“我非常思念孺子，准备在我居住的地方建一座亭子，命名为‘思子’，您何不替我写一篇记呢？”我于是郑重地告诉他说：“从前子夏因丧子而哭瞎眼睛，这是感情超过礼度；延陵季子三次号哭后便离去，这是感情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这两种都不对。世上那些极其溺爱子女的人，往往被骨肉私情牵制，不知道用礼来加以节制，所以感情过度的多，而感情不足的少。圣人对此悲悯忧虑，那么宁可对季子有所取法。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要教导天下为人父母者，使他们都懂得以礼作为节制。如今孺子去世，已经历时很久很远了，甫草却仍然眷恋不忘，起居睡食时常发出缠绵凄恻的声音，逢年过节、举行腊祭时又露出流泪哭泣、憔悴不堪忍受的神色，这恐怕已经接近没有节制了。我正担心他越过礼制，又要为他建亭，这难道不是也应该停止吗？”甫草说：“还没有。” 孺子是贤者，我将按照礼制中对待成年人的礼仪来对待他。”我回答说：“不，不是这样。我听说周人埋葬夭折的孩子时，使用殷人的棺椁和虞夏的堲周瓦棺；丧期结束后，穿黑色衣服来祭祀；祭祀时不设置尸，也不用一头特牲。从来没有不与成年人的礼制有所区别的。父母看待自己的孩子，本来不分贤能与不肖；内心产生的悲痛或舒缓，表现在外的礼数隆重或简略，唯一看的是他是否属于殇子而不是成年人。所以说，先王制定礼制，不敢过分。这种礼制施用于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所谓夭折的孩子呢？孺子虽然贤能，然而显然不能同童汪锜一类相比。如今既然思念得过分，又用不合礼制的做法来增加它，这就是抛弃先王的制度，甘愿走子夏留下的旧路。甫草，你要慎重啊！”唉，我这样说，难道果真能够禁止甫草不再思念吗？我只是以送葬殇子的礼制为本，用圣人的教训加以权衡，并不是薄待孺子，而是想以此向我的朋友尽忠尽爱罢了。孺子容貌秀美可爱，在夭折前一年，正好我罢官南归，曾见过他一面；而甫草极力说孺子平日特别好学，那么他长久不忘，也确实是自然的。于是写作《计氏思子亭记》。尧峰山庄记 尧峰山庄在横山山脚，距离先父所选定的墓道只有一里，因此作为卢氏的别业。秋季七月，我请朋友卢子定三评估房屋，以白银四十五两直接买下，并命令子筠加以翻修。总共召集工匠一百五十多人；木料按根计算，竹竿按支计算，瓦、砖、钉子按枚计算，灰砂按斛计算，漆油按斤计算，共计一万一千五百多件。过了四十天，耗费白银几乎又同房屋原价相等，才完成工程。我同朋友旧交在这里置酒群游，酒喝到一半，常常仰头望着屋子叹息，大概是感叹得到它很难，而修葺治理它更难。后代子孙难道可以不想办法好好守护它吗？我们吴地风俗衰败，父兄师友没有用诗书礼义教导子弟，他们大多轻浮狡猾、巧诈虚伪，不遵循孝顺友爱的道理；其中尤其不善良的，又大多把家产转用于服饰车马、饮食、赌博、下棋和歌舞的爱好。于是士大夫之家容易兴盛，也容易衰败，传了几代以后，借贷也不能维持；能够不使祖先的坟墓荒芜、不砍伐祖先所栽的树木的，大概也很少了。我们先父没有其他旁支亲属，如果我父子不衰败，然而我已患病，子筠又没有生子，我们正一起亲手辛苦经营，勉力维持，想把它遗留给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后代，却又责求他们善于守护，难道不是愚蠢吗？” 虽然如此，汪氏自太学公以来，读书修身，积累了许多年，到先父这一代仍然没有完全享受到应有的回报。《诗经》说：“从今以后，年年都有君子得到福禄，把它留给子孙。”苏轼也说：“王晋公修养德行于自身，向上天要求回报，就像拿着左契，等着双方交手相付。”假如这些话可以相信，那么我们先父留下的恩泽本来还没有穷尽。姑且记下年月，以等待它的应验。

译苕华书屋记 康熙九年春天，我从金陵命令儿子筠前往郡城西郊选地居住。那里有二十多间老屋，厅堂、寝室、厨房、浴室大略齐备。民间传说这是前明正德年间尚书陆公完的故居。夏季五月，我从西新关回来，才打扫旁边的一间屋子，搬几案床榻进去，在那里睡宿起居。地方宽长不超过几弓，庭院前后杂有三株花药，各有两棵老梅。前院又有一块竖立的石头，陵苕刚刚开花，藤蔓沿着外墙垂下，交错缠绕在石头四周，大概同梅树一样都是生长了几十年的东西。我很喜欢，于是把它题名为“苕华书屋”。水流即使经过万次曲折，最终也一定向东；鸟兽中体形大的失去群侣，过了一个月或一段时间，就一定会经过它们原来的乡土，盘旋飞翔，鸣叫哀号，迟疑徘徊；小到燕雀，也还有一会儿啁啾鸣叫的情形。如今我自从做官以来，没有田地荒草可以供给稀粥，没有房屋可以遮蔽风雨寒暑。袁宜人去世以后，我便把家属寄托给姻亲友人，而在京师领取俸禄，差不多已经十三年了。等到回来后环顾眼前，井市有一半已经改变，亲朋旧友有一半已经凋零死亡；从前收藏的琴、酒器、图籍以及玩赏喜爱的物品，有一半已经零落，不知道散失到哪里，而我也终于老了。幸好还有这一间屋子，可以作为读书吟咏的地方，自以为可以稍稍休息；可是仍然奔走劳碌，忙忙碌碌不能停止，难道不是实在值得大大叹息吗！这样看来，我本来已经困顿而思念归乡了。拂拭头巾，穿着布袍，从容地在陵苕花下休息，不会再等很久很远了。所以记下这件事。三衢文会记 《三衢文会》大概是元代江浙士子私下考试所作的文章。题目有经疑二道，《易》《书》《诗》《礼》《春秋》各出本经经义一道，赋、策又各一道，共得到二百一十二卷。录取者从德兴余闱以下，共六十六人。负责纠察的是程国表等十三人，负责盟誓的是刘文瑞，主持评阅的是郑县丞元善。这一年是延祐六年八月。考查《元史·仁宗本纪》：皇庆二年六月，命宋代诸儒以及已故中书左丞许衡配享孔子庙庭；十月，下诏天下，三年八月举荐贤能充任贡士，有司在第二年会试于京师，等等。后来将三年改为延祐元年，又过了五年，这部文集便编成刊出。当时正值尊崇儒术、将要推行科举之际，是有元一代最为兴盛的时期；江浙又是文学的渊薮。因此科举诏令已经下达，南方士子没有不联结衣襟、交叠衣袖，共同磨砺锤炼，等待有司选拔的。由这部文集考察，大概浙江西道、建康路、浙江东道、海右四道六路的人才都汇集于此，何等文质彬彬啊！郑氏的评语都在，没有欺罔之词，也没有过分之语；采择美玉、剔除瑕疵，几乎没有失去正直诚信的遗风。而各篇策文所回答的周代正朔问题，也都引据精确详核，铺陈详尽丰富，大概可以由此看出作者所保存的学问。近来吴地一带，士子已经只是耳闻目睹、抄袭窃取；至于那些在江湖间寄居、靠写文章谋生的人，又往往写成浅陋鄙俗、支离破碎而没有根基的文章，盗取虚名来相互笼络；后生中不肯学习的人也跟着纷纷喧噪而追随他们。这就是震川先生所说的“妄庸人”。同这部文集作者那样典雅丰富的文章相比，同评阅者这样正直诚信的评论相比，难道能不羞红脸、汗湿额头吗？考查《辍耕录》：元代沿袭宋金遗风，起初考试用论、赋，后来一概以经义为根本，等等。等到考察《选举志》，春秋两次考试都不曾使用论，元代始终也没有废除赋而不用；或许只是有关官员评阅时稍微重视经疑、经义罢了。前代儒者说：经书如果没有文章，便无法阐明它的旨趣；文章如果不以六经为根本，又不足以称为文章。可是后世竟有人背离经书而以文章自命，这是什么缘故呢？” 伐杨柳记 杨柳容易生长，适宜种在水边，春夏之间，往往长得十分美好。我们吴地本来就是水乡，人家靠近水边，大都栽种杨柳来取其美景。然而这种树木稍微长久一些，内部就会空朽，不足以用作梁栋和器物，砍下来只能当柴烧。这就是庄周所说的“不材”之木，可是我们这些人反而作词来宠爱它，辗转传写、互相仿效，多到几百首，或许也是杨柳的幸运吧？词刚刻成，官府制造火药，需要用杨柳木烧炭，巡抚下令长洲、吴两县，命令砍伐城内外的杨柳。民间骚动不安，而无知的人害怕官府追究，所经过的地方又私自砍伐。官府和民间共同砍毁的，几乎不止十分之六七。有人责怪我的词，仿佛是它为杨柳招来了灾祸。我说：不是这样。我听说福分不可以妄自求取，名声也不可以侥幸得到。杨柳凭借不成材的木质，却横遭诗词宠爱，那么招致这场灾祸，也是应该的。然而栎树因为不成材而得以保全，杨柳却独独因为不成材而被砍伐，这只是它的不幸，并不是庄氏的话不灵验。于是又有客人说：这两种说法都过分了。杨柳是没有知觉的东西，用词章宠爱它，它不知道荣耀；用斧头砍伐它，它也不知道困厄，不知道羞辱。假使士大夫处在荣辱之间，能够淡泊漠然，像这种树木一样没有知觉，那就差不多了。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却反而对杨柳喋喋不休地议论，难道不是浅陋吗？我对他的话感到惊异，所以记下了这件事。《尧峰文钞》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二十三，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的记文二，共十三首

译宝翰堂记 前礼部尚书臣王崇简，和他的儿子、现任工部尚书臣王熙，以及臣琬，经过他的私宅。宅中有三间厅堂，题名为“宝翰”，大概是臣王熙建造的，用来敬重并收藏世祖章皇帝所赐的御札、书法和绘画。于是他引导臣琬，使我能够一同观看。卷轴用象牙、犀角装饰，外面包裹着华美的锦缎。打开匣子、揭开书帙，灿烂的光彩充满眼前。我看完以后，臣王崇简又命令我说：“你应当为它写一篇记。”臣曾经得以侍奉。孝陵，不敢用浅陋的辞藻推辞，谨行拜手、稽首之礼写下这篇记。我私下认为，我世祖章皇帝具有上天赋予的资质和神武的功业，承受上天成就的大命，向西剪除巨大的盗寇，向南平定小小的蠢乱；十多年之间，四海内外没有不宾服的。天下安定以后，才亲自屈尊 以至尊身份多次召见身边的侍从和通晓今古的士人，讲论、翻译《诗》《书》，修明礼乐，举行郊祀典礼，考求籍田、临幸学校的仪式，以此开创文治。正在这个时候，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等到万机稍微清闲，又能够屏绝其他嗜好，遨游于翰墨之林，挥洒淋漓，渲染生动，奇花异草般的佳作接连出现。直到今天，他所收藏的 藏在天府中的作品，当然不知道有多少；而流传民间的寸缣尺素，公卿大夫之家也都装裱起来珍藏爱惜，这样的作品实在不能算少。臣王熙从禁苑起家，既凭借文学才望受到皇上的知遇，于是出任典制书之职，入朝充任顾问；皇上出游、打猎、巡幸，他没有一次不在交叉护卫、随从驾车的行列中。这样共有十四年，而他尤其以恭谨勤慎、独善其职受到天子亲信，所以多次蒙赐书法和绘画，比其他侍从所得几乎更多。由此才知道君臣相得，从晚近数百年以来，没有谁能达到臣王熙所遭遇的盛况。《周书·君牙之诰》说：“只有我这个小子继承先王，守护文王、武王留下的事业，也只有先正之臣，能够辅佐我治理四方。”古代君王对大臣的期望就是如此。像我 世祖在位时，功业崇高、德行盛大，已经使天下达到安定太平，又谨慎选择一两个心腹重臣作为辅弼，如臣王熙这一类人，用来辅佐我的后继者；他的知人之明不可说不明察，留下的谋略不可说不深远宏大。那么竭尽辅弼之臣的力量，奉行并彰显 继承皇位的天子那广大光明的美好使命，使它没有缺失 不辜负先皇帝的知遇，并使先皇帝丰厚的宠赐流传无穷，这些都是臣王熙的责任。《书》又说：“世代笃守忠贞，为王室辛劳效力。” 我在王氏父子身上看到了这些品德。御书阁记 皇帝登基第二十三年的冬季十月戊午日。皇帝南巡到达苏州，过了两天，到庚申日。御舟返回，停泊在无锡。皇帝驻跸在惠山山脚。召见巡抚都御史臣斌。皇帝谕示说：“编修汪琬，长期任职翰林院，文章声名很著。近来又听说他居住乡里，不参与过问外界事务，这确实值得嘉奖，特意赐给他。” 一轴御书，你应当传示给他，不必让他前来。感谢之意也不必写奏疏陈述谢恩，允许他在家中恭敬接受。臣斌奉行。奉命立即简选官员差役，让他们恭敬地携带 皇上的谕旨以及 御书南下。到了夜间更漏十多刻，臣琬听说后，穿上朝服，跪在大门外迎接；接着又行九拜三叩首之礼，在堂中接受御书。仪式完成后，才敢打开重重封裹，恭敬地反复阅览。全卷有行楷三十五行、一百三十一个字，原来是临摹已故尚书董其昌所录的三阕诗余。笔墨所到之处，光彩辉映，像凤凰飞翔，像蛟龙腾跃，像太阳照耀天空，像云从山峰间升起；横竖变化，几乎如同出自造化。虽说是临摹之笔，难道是董其昌一类专凭一种技艺成名的书家所能仿佛其大概的吗？卷首有“致中和”小玺，末尾又有“癸亥春”。御笔临摹董其昌的九个楷书字，覆有“康熙”二字。臣琬展开御笔之宝，刚看完，感激和惭愧更加深重。臣在当今世上的诸位儒者中，学术、才华、品行最为疏拙；从前任职史馆，幸而免于罪过。自从请求告假以来，姓名不列入朝廷名册已经超过四年了。没有想到我这样微不足道、如虮虱一般的小臣，仍然承蒙皇上眷顾，劳烦皇上以 温和的谕旨赐予 御笔，所受恩宠、奖赏高厚无边。在我这蓬门陋室之中，光彩灿烂，已经多得无法再增添了。从前唐太宗对他的臣子马周，曾经赐给飞白书；宋孝宗对他的臣子范成大，曾经赐予“石湖”的称号。这些人都身负心腹股肱之任，早已受到至尊亲近信任，所得到的恩典频繁而深厚，本来是应该的。然而他们所得的笔迹，多的不过十几个字，少的只有两个字罢了，史官已经详载其事，二人的列传也把它推为荣耀和宠遇。至于范成大，又创作文章，大书深刻，登刻在坚石上，置于华美的屋宇之中，借此夸大君臣相得之义，向乡邻炫耀，留给子孙。何况臣琬所承受的恩遇，超过他们十倍百倍呢？只是想到自己犬马般的年齿渐渐衰落，气力疲弱，想要报答却没有后继之力。从今以后，我岂敢不早晚战战兢兢，更加努力自我砥砺，希望不辜负皇帝赞许我不参与外界事务的美意；但愿能够反省自身、少犯过错，或许还能报答并发扬皇帝 万分之一的美好恩命。”

译草庭记 平湖鲍声来有三间读书的屋子，在前面的门屋题额为“草庭”，并请求我写一篇记。我认为屈原作《离骚》，曾经用香草比喻君子，如江蓠、薜芷、蒥夷、揭车、蕙、茝、兰、菊一类，都是这样；用恶草比喻小人，则有茅、薋、菉、葹、萧艾、宿莽一类。有人说兰大概是指令尹子兰，那么江蓠、薜芷又指谁呢？不论是援引事物、类比联想，还是建立言论，本来都有自己的体例，不应当直接斥责、使用当事人的姓名；况且令尹子兰一向嫉恨屈原，并向楚王进谗言，是小人中最坏的一类。屈原反而想滋养他、佩带他，好像同他最为亲近，这难道是《离骚》的本意吗？我私下怀疑子兰的姓名，是后人因袭《离骚》辞句而附会出来的，这种说法很不正确。如今鲍氏庭院中所有的草，究竟是香草还是恶草呢？声来同我交游三年，我观察他，确实是笃信古道、喜好古学的君子。假使遇到恶草，一定不是他所喜欢的气味，一定会忙着砍伐、割除它，哪里有闲暇借此给庭院命名呢？因此他所寄托的，大概是兰、菊、蕙、茝之类，这一点可以没有疑问。声来读书稍有空闲，何不也考察《尔雅》来辨明它们的名称，扩充阅读《本草》来考察它们的性质，按时观察它们的荣枯、花实，随即设置支架扶持它们，抱着水瓮给它们浇灌，开辟小径，邀请宾客亲友来观赏它们，绘成图画，写入歌咏来描绘它们呢？如果确实这样，那么这座庭院得到这个名称，即使过了一百代以后，群芳凋谢，也仍然能够同南阳的草庐、成都的草堂一起流传于好事者之间，难道能同骚人笔下空有言辞而没有事实的香草相比吗？” 屐砚斋记 同族人季青从俞无殊那里买得一方古端砚，形状像木屐，于是用“屐砚”题名他的斋室。他先命令四方名士作诗歌来为它增光，又嘱托无殊请我写一篇记。俞无殊问我：“季青为什么喜爱这方砚呢？”无殊说：“这方砚历来相传是宋末的物件，经历世代已经四百年了。它从福建流入吴中，几经不同姓氏，最后进入季青的屋中。季青二十岁左右，意气自负，读书而且善于写文章；那么他得到一方古砚并喜爱它，不也是很适宜的吗？”我说：“季青对古物的热爱实在太深了。即使如此，古代值得喜爱的东西难道只有砚台吗？表现在器物上的，有钟、彝、鼎、罍、尊、壶、盘、洗一类；表现在翰墨上的，有碑文石刻、法书名画、近代士大夫遗迹一类。这些都可以说是古物，但仍然不是最高的。最高的莫过于六经、三史、诸子百家，以及汉魏以来直到唐宋，各类贤人君子、大家名流的文章。喜爱它们，并不只是用来满足耳目之娱、夸耀见闻广博。得到钟彝器皿，可以考察制度；得到法书名画，可以陶冶性情；得到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可以向上考察国家的盛衰兴废，向下观察人物的是非邪正、浅深高下，采择其中美好的言语和善良的行为作为楷模，以备当世之用。它的益处看起来难道不比一方砚台大得多吗？古人消逝已经很久了，他们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余韵，往往散见于这几类事物之中。即使有的在兵火中磨灭，在山崖墟市间零落，又被妇女儿童和流俗之人的手毁弃，究竟有多少已经失传也无法知道；但流传在人间的，仍有十分之三四。只是担心有力量的人不能喜爱，喜爱的人又没有力量罢了。季青年少有志，又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它，更应当广泛搜集、博采远取，使这些东西全都充实在斋中，然后才能充分满足自己的爱好而没有遗憾。他的收藏大概从这方屐砚开始；如果只是把这方砚看作古物，那么季青把斋室命名为“屐砚”，岂不是局限在一件物品上而没有想到更广的意义吗？我知道他一定不是这样，所以叙述前面的道理来扩充它的意义。兰室记 晋国的士会采食封地在范，武子是他的谥号。可是班固《古今人表》把士会列在中上，把武子列在上中。两个公孙龙相隔一百多年，而郑玄却说孔子的弟子就是那个讨论坚白异同的人。卢橘和枇杷其实是一种果实，但司马相如《上林赋》说：“卢橘夏熟，枇杷橪柿，蔓菁莱菔。”蔓菁和莱菔是两种蔬菜，但注释《本草》的人有的说：“在南方叫莱菔，在北方叫蔓菁。”古代的名物很多，典籍的记载也很繁杂，而学者彼此诋毁指责，又十分琐碎。即使有博学通达的人，又怎么能够一一疏通考证，使其中没有一点小错误呢？我家种了几株兰，每年夏秋交替时，花开以后，便把它们抬到室内，用来自我欣赏。客人来了，就常常把它们指给客人夸耀。有客人笑着说：“这是土生的续断兰，不是《离骚》诗中所说的兰，也不是《淮南子》、陶隐居所说的兰。您拿它向客人夸耀，差不多难免被有见识的人讥笑。”我说：“不是这样。班固不知道士会和范武子是同一个人，并不妨碍他成为良史。郑玄不知道周代有两个公孙龙，并不妨碍他成为大儒。司马相如不知道枇杷就是卢橘，并不妨碍他以辞赋闻名。注释《本草》的人不知道蔓菁不是莱菔，也不妨碍他成为救活人的医术家。如今这些花，闻它的气味，浓郁而芳香；看它的颜色，油润而有光泽，可以写入歌咏，可以佐助饮酒，可以供人采摘欣赏，可以面对着它而忘记尘世烦恼，也忘记湿热酷日带来的烦闷。大概若不是幽居的人和超脱的士人，就不能从中得到乐趣。即使把它称为兰，也完全适宜。我本来就不是博学的人，又何必辨别哪一种是真兰，哪一种是杂兰，哪一种真正具有兰的实际，哪一种只是冒用兰的名称而造成误认呢？”于是挥手向客人告辞说：“姑且替我把《离骚》中的诗兰拨开吧，改日再接受您的教诲。”

译姜氏艺圃记 艺圃，是前给事中莱阳姜贞毅先生寄居的园林。我们吴郡郡治的西北角，本来是商贾聚集、店铺密布的地方，尘土喧嚣而狭窄低洼，居住在那里的人都以为苦；而这座园圃处在其中，却特别以景胜著名。园中有堂、轩各三座，有楼、阁各两座；斋、窝、居、廊、山房、池馆、村柴、亭台、略彴之类，又各有一处。我曾概括考察它的大略，那么方广弥漫的没有比得上池塘的，曲折绵延而深邃茂密的没有比得上村落的，高敞明朗而开阔通达的没有比得上山顶的台，曲折精巧而华美的没有比得上仲子读书的馆舍。至于轩中，奇花珍卉、幽泉怪石彼此掩映，仿佛就在几案座席之下；百年的藤、千株大树，直冲云霄、横跨山谷；林中栖息的鸟、水中住宿的禽，早晨吟鸣、晚上啼叫，交错杂陈在房屋旁边。有时登上高处观赏云物的美景，有时俯临深处窥看游鱼浮泳的乐趣。前来游览的人往往因耳目应接不暇而疲惫，因攀登寻访而手脚劳倦；它的胜景实在不能用一两件事来计算。大概这座园圃得名已经很久，园主人也多次更换。最初是袁副使绳之以高尚的操行闻名于前；其次是文文肃公父子，以刚正方直、义烈著称于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章〕 如今贞毅先生又继承前朝著名谏官的身份，在这里悠游度过一生；他的两个儿子则凭借读书好士、风流儒雅，继承先业并使它发扬光大。马蹄车辙日夜来到门前，高贤与胜境相互增重。难怪四方文人墨客乐于把它写入诗歌、画入图画，过了二十多年反而更加兴盛了吧？否则，吴中相互望见的园林居所，大多只是涂饰土木，用来蓄养歌舞，以夸耀财力有余；那些全是庸碌妄为之人所崇尚的东西罢了。不久就会荡然成为冷风，化为蔓草，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石隖山房记 吴中美丽的石头，像太湖石、雨村石一类最为著名，而以尧峰文石为第一。美丽的泉水，像武邱、法雨、七宝、憨憨一类最为著名，又以尧峰乳泉为第一。所以我们吴地的游览者，没有不大力推重尧峰，尤其推重西山幽深绝妙的地方。石隖在尧峰山麓，居住的人不到几家，但道路上所踩的全是文石；早晚用来灌溉稻田、汲取来供饮食洗濯的，全是乳泉。再加上竹树的美好、花药的胜景，以及云霞烟霭出没变化的奇丽，一切都同泉石相互映衬。王子咸中喜爱这里，于是建造别业，在其中读书；闲暇时就探寻泉源、穷究石脉，直到登临游览所能到达的地方才停下。我私下对此感到奇怪，认为咸中年力刚刚壮盛，正锐意追求功名学术，而他的旧居又在吴市场的西南角，一向号称舟车冠盖往来的要冲。其中有文恪公怡老的园林，有先君子耆老的堂舍，可以在其中游息宴饮、睡卧起居；自幼成长以来，大概已经三十多年了。出门可以结交四方名士大夫，入内可以同诸位兄弟从容啸歌、聚会作文饮酒，计算起来没有比这里更方便的了。可是他却舍弃这里不住，穿着补缀的衣服，吃着粗淡的食物，隐迹于深山穷谷之中，同泉石为伴；没有四方结交的助力，也没有兄弟间以文章和酒相互唱和的乐趣。我推测这个人，如果不是看淡权势利禄、厌弃尘世喧嚣而旷然自得、心中有所获得，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既然如此，咸中居住在这里，难道只是徒然吗？只是我几次询问咸中他从中得到什么，他始终不肯告诉我，那又是为什么呢？于是写作《石隖山房记》。传是楼记 昆山徐健庵先生在住宅后面建造楼房，共有七间，命工匠砍削木材制成书橱，收藏书籍若干万卷，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部附有传注义疏之书，史部附有日录、家乘、山经、野史之书，子部附有卜筮、医药之书，集部附有乐府、诗余之书。书橱共七十二个，按部分类，各有次序；白色的标签、浅黄色的书帙，打开锁钥，灿然夺目。于是先生召集几个儿子登上这座楼，教导他们说：“我拿什么传给你们呢？我徐氏先世本来就是凭清白起家的，这种熏染旧有根基。曾经感慨那些做父祖的，每每想把田产财货传给子孙，可子孙未必能够世世代代富裕；想把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类的东西传给子孙，可又未必能够世世代代珍藏；想把园池、台榭、歌舞、车马之类传给子孙，可又未必能够世世代代享受其中的娱乐。我正要以这些作为鉴戒，那么究竟拿什么传给你们呢？”于是指着书籍欣然笑道：“能够传下去的，只有这些了。”于是把楼命名为“传是”，并请汪琬写记。汪琬衰老多病，来不及写，先生多次写信催促。最后汪琬又对先生说：“书籍的命运实在太艰难了！” 自汉代以来，君主往往用厚重的官职和赏赐来购买书籍；下面的名公贵卿又往往拿丰厚的钱帛来交换，有时亲自执笔抄写，有时分派掌管文书的官吏缮录，即使这样，聚集不久便常常散失。由此可知收藏书籍很难。”汪琬却说：“收藏它的难处，不如守护它的难处；守护它的难处，不如阅读它的难处；尤其不如亲身实践、在心中领会它的难处。因此收藏而不能守护，就等于没有收藏；守护而不能阅读，就等于没有守护。既然已经读过了，却有时言语同自身行为相违，内心同实际行迹相悖，只采撷它的华美而背离它的实质，这就是只会呻吟、占有、记诵的学问，是用来哗众取宠、窃取名声的，和没有读过有什么区别呢？古代善于读书的人，开始广博，最终简约；广博不是为了夸耀众多、争奇斗胜，简约也不是为了抱残守缺、安于浅陋。善于读书的人，根本立足于性命之理，最终落实于事功；沿着流脉追溯源头，没有不探究的；明白根本而用于实际，没有不通达的。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实行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能够这样吗？”如今健庵先生已经把自己从书中得到的学问贡献出来，上面受到 天子的器重，下面成为朝廷士大夫所敬仰效法的榜样，借此润色宏大的事业，报答并发扬 皇帝的美好恩命已经有余了；又把这些推及用来训诫教育子孙，使后代先后登上高等科第，取得优厚官职，齐齐在当世有名。汪琬这才长叹，认为读书的益处实在宏大啊！沿着这条道路，即使把它传给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至于我汪琬，就没有资格参与其中了。我平常资质愚钝、才华低下，忧虑的是有书却不能读；到了晚年，又藏身在穷山僻壤之中，耳目鄙陋，旧日学问消亡，大概本来就不足以为这座楼作记。不得已勉强承受先生的命令，姑且写几句话作为回答。先生也会宽恕我这个老而昏愦的人吗？”

译南垞草堂记 《尧峰志》记载有南、北两个垞。相传元末顾阿瑛曾经避乱选居于此，但这件事在其他书中没有见到，不知道果真如此吗。南垞在胡巷村南面，我居住在村中。吴公绅先生多次到这里访问我并喜欢此地，于是买地建造小园，在园中建了草堂。草堂前有几株高大的树木，文石参差排列；飞泉从山顶流来，穿过墙洞进入，每到水边都潺潺作响。台阶下草堂东面是漱石廊，再向东是攓云阁，东北面是容安轩。我住在山中空闲很多，常常穿着木屐在其中缓步吟诗，但这里的胜景没有超过草堂的。公绅于是用南垞的名称给它命名，并且请我写一篇记。我读欧阳公所记许氏南园，认为园林本来不值得写，特意只写其中孝友的一节来表示劝勉，这是多么善于掌握立言的体裁啊！如今吴氏的善行大概不比海陵许氏逊色。公绅本来是儒者，到了壮年才开始学医，因此喜爱读书作诗，乐于施舍、喜好行义。有人因疾病来告诉他，无论寒暑风雨，他一定前往；既然尽心治疗，别人有无报酬，他一概不计较。有多余的钱财，一定用来分给亲朋故旧和宾客，随手散尽，家中不留一文钱。依靠公绅家中开火做饭的亲朋故旧，每天常有几十人。所以，他虽然是一位有盛名的良医，却十分贫穷。后来遇到末疾，行动起居都需要别人扶助，一切甘美脆嫩的食物、药饵，以及米、盐、柴、炭等费用，全由公绅的长子毓干负责。毓干侍奉父亲的起居，连衣袜都来不及解下，废寝忘食，共有六十个昼夜。公绅有一所住宅、三顷田地，毓干愿意把它们全部推让给几个弟弟，又愿意偿还父亲欠别人的钱，达到五百多两银子。然而毓干自己也贫穷，正筹划集资替父亲偿还。他的二弟于石，以诸生身份跟随我游学三年，也像毓干一样恭谨淳厚。唉！吴中的风俗凶悍刻薄，往往因锥刀之末、箕帚之微小事，竟至于母子争吵、兄弟互相防范，到处都是这样。可是吴氏一家的善行却集中到如此地步。欧阳公又认为，假使许君的子孙长久保持孝悌，并且越来越笃厚，那么将会看到园中的草木枝干并生、枝条相连，飞翔栖集的鸟儿不争夺巢穴而居，也不挑拣自己的子女而哺育。大概气息乖戾，灾异的征兆就会应验；气息和顺，吉祥的征兆也会应验，这是必然的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所以我对吴氏也这样说。既然如此，公绅扶杖靠几，跟随他的子孙们，和悦地安居在这座堂中等待这些征兆到来，是可以的。《游京师郭南废园记》出了宣武门，横穿菜市，穿过曲折的小巷向南，找到几亩荒废的土地。那里有前朝民居的旧园。我在京师住了十年，游览这个地方已经多次了。最后一次，我和两三个朋友在这里设酒共饮，在偃卧的松树下伸腿而坐，在杂花之间徘徊。我们都感到快乐，正午前往，到下午才回来。我于是告诉两三个朋友：“从前孔子以快乐排遣忧愁，颜渊住在简陋的陋巷，只有一箪饭、一瓢水，却不改变他的快乐。这些都是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只以道德上的适意和性命的安宁为快乐，因此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快乐的地方。”至于我们这些人却不是这样，学习却不够，修养也不充实，纷纷被忧患劫持，又被私欲助长。若这两件事每天交相袭来而没有停止，那么我们不快乐的事情不是已经很多了吗？如果不是有所寄托，又凭什么能够悠然地笑、洒脱地歌唱、从容地生出游乐之心呢？既然如此，我们和两三个朋友取酒作乐、采摘花朵赏玩，大概也只是出于无聊的心情，不得已把心思寄托在这座园子里，彼此寻求快乐罢了。这不是所谓“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啊！必须能够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然后才可以称作达到最高境界的人。

译《重修报恩寺记》报恩寺正对着府治卧龙街的北面，俗称只叫作北寺。宋代时，是佛日崧法师的道场。考察郡志，这里在孙吴时叫通玄寺，唐代叫开元寺，到吴越立国时，才改为现在的名字。宋崇宁年间，加号万岁寺，不久因为崧法师在这里开讲《华严疏钞》，奉敕改为贤首教寺。这里原有一座十一层的塔，前后两次重建、两次毁坏。绍兴末年，行者大圆重建，开始去掉其中两层，成为九层。明隆庆年间，又因僧人不慎失火，僧人如金重建，推为全郡佛塔之冠。大概这座寺院屡兴屡废，已经超过一千年了。从宋代到元代，一直到明初，寺中僧徒日益繁多，规制也日益宏大。长生田达到一千八百多亩。黄文献公溍、宋文宪公濂先后撰文记述此事。近一百多年来，田产全都无法再查考，殿宇也倾塌殆尽，寒烟古木、荒涧败草之间，成为鸟雀栖息、马牛放牧之地，不知已经多少年月了。只有宝塔仍巍然独存，直到进入 本朝，也又逐渐剥落得更加严重。有个叫惟一的僧人，募捐修缮颇为尽力，最终却没有完成而停止。康熙五年，太傅金文通公回家养老，和他的次子侍卫君一同看见这种情形而叹息，催促延请剖石璧公主持首先修葺【原文“剖石璧公主之首葺不染尘耳殿”疑有严重讹误】，接着兴建宝塔，施舍钱财的人像车辐聚集一样纷纷到来。于是金光碧色交相辉映，灿烂照耀在高空之上；栏杆俯临云端，铃铎在风中交响，僧俗瞻仰，无不踊跃赞叹。正商议开始修建正殿时，金文通公和璧公相继去世。继承法席的闻公名叫一源，就是璧公的大弟子。他刚刚主持事务，便慨然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拿出衣钵中储存的资财倡导捐建，又召集社友共十人，凑集钱款从旁资助。闻公高兴地说：“工程可以兴建了。”于是聚集材料、召来工匠，选择日期开工，从康熙十二年冬天开始，经过九年才将近完成【“溃于成”疑为“几于成”等讹文】。殿高十寻而宽度有所收缩，长度比高度增加十三尺有余，宽度是长度的数目再加一半。中央楹柱之间供奉安置三尊金像，塑土敷彩，全都出自名家之手。至于禅修之所、讲法的堂屋，以及旁边的斋房、僧寮、厨房、库房等，大大小小大略齐备。总共耗费白银两万多两，危峻的屋檐、重叠的屋脊，文饰的台阶、彩绘的栋梁，仿佛神力所建，犹如进入仙化之宫。文通公和璧公平日的愿望到此才大为满足，而闻公又显出疾病。他临终时召集门人说：“我的精力全都耗尽在这座殿上了，假如没有文章记述它，将凭什么向各方后来的人展示呢？”门人某等接受遗命后，便请侍卫君托我撰文。我的私下观察，吴中的各座名刹，没有比灵岩、玄墓两座寺刹更著名的了，大多都是借名山形成自己的胜景，因为那里有可供赏玩的泉石，有可供游泳游览的峭崖深壑，所以每逢春秋佳节，士女信奉向往者争相前往。只是如果不带上预先舂好的粮食，借助舟车之力，就不能到达那里。至于报恩寺，距离市井仅几步之遥，四面墙外，市场店铺和商贾聚集区鳞次栉比，原本没有泉石崖壑供士女观赏。然而这里房屋佛像的壮丽，宝华名香的幽深芬芳，钟鼓、鱼版、梵呗的悠扬长久，没有一天一夜不处在庸俗之人的耳目之间；用这些来警醒他们的懒惰偷安、激发他们斋戒向善的念头，难道不是更加容易吗？所谓不离开世间有为之法而进入第一义谛，大概就在这里了。因此我乐意叙述它兴建的始末，使人刻在石碑上；至于社友的姓名和各自捐输的财物数目，则另列在碑阴。《重修尧峰露禅庵记》从苏州府城向西南走三十里，是尧峰兴福禅院。沿禅院东麓转入竹径，登上山峰顶端，松树竹林交相遮蔽，泉水山石分布其间，而那里独有一片平坦开阔之地，方圆可达几十丈，露禅庵就在这里。庵前正对具区，西面连接灵岩、穹窿，东面俯视楞伽、茶磨诸山，层层山峦、重重沟壑环绕左右，游览者因此认为这座庵最为优胜。起初有昆山僧人性海，号湛川和尚，来游尧峰，谈论这里的山水，选择石洞居住，就是俗称的大龙洞。当地人认为和尚诚实质朴，稍稍送些食物给他。恰逢大雨雪连续三日，砍柴采薪的道路断绝，山顶没有烟火，当地人一起喧嚷说：“和尚冻饿而死了！”天放晴后前去寻找他，却见他仍安坐洞中，像往常一样诵念佛号。父老们全都敬重并认为这是奇异之事，共同集资在庵址建造木龛，让他居住。不久施舍者纷纷聚集，和尚才在这里创建禅庵；一切佛像、堂屋、斋房、僧寮、厨房、浴室等佛教徒应有的设施，大略都已具备，建成房屋若干区。后来禅院兴盛起来，规制日益宏敞，于是和尚亲自前往主持禅院，而把这座庵交给门人看守。到现在将近一百年了，禅庵不可能不倾斜毁坏，众僧只能勉强容身，早晚的香火也仅能保持不断而已。上人超晓，字尚德，是和尚的第四代孙。他感慨不已，捐出自己的私人积蓄，准备材料、召集工役，大规模整治土木工程，于是更换破裂的构件和倾斜的部分，修饰漫漶不清之处，增高低矮的部分，禅庵因此焕发光彩而华美。每逢春秋之交，前来瞻仰的士女逐渐增多，但上人的衣钵积蓄也耗尽了。我居住的山庄距离禅庵大约三里，多次乘轿前往慰劳上人，他总是自己振作起来说：“还没有完成。”于是他指着旁边一块种菜的空地对我说：“这里可以营建一座高大的楼阁，我将前往京师，写好文书呈给礼部并上报此事。” 如果天子能够赐给我们佛教所说的大藏经，把它锁藏在这里，那么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您何不替我记述这座庵的始末，给各位施主看，希望有人怜悯我的志愿而来资助。我答应了，却一直没有空撰写。等到我奉诏北上时，上人已经先到了；每次经过我的旅舍，必定请求我写记，我推辞说：“写记是很容易的事，佛教经典果真可以获得吗？” 上天的恩赐究竟能不能得到？建楼阁的资金从哪里来？河冰将要融化了，何不跟我回到老尧峰去呢？上人默默不答，离开了。我赞赏他志向勇敢而果断，于是告诉米子紫来：“我来捐文章，你来捐书法，合力成就这段美好的因缘，可以吗？”于是替他写成此记，又请紫来书写，刻在石上。

译《重修慧庆寺正殿记》出了阊门，沿漕河向南走，到虹桥。还没到桥几百步，有慧庆禅寺在那里。寺建于元代延祐年间，元统年间获赐寺额。天如则禅师曾经为它作记。寺院前后地势爽朗高峻而平坦开阔，过去是吴地人士游乐的地方。前记所说的松林柳径、映衬如画，确实如此。从元代历经明代，寺院屡次兴建又屡次废弃。到这时，佛殿已经大为毁坏，佛像暴露在外。进门瞻仰礼拜的人，全都懈怠而不再敬畏。整座寺院没有人过问。僧人惟贞便自己振作起来说：“这难道不是我的责任吗？”于是拿出自己的行囊积蓄，筹集木材石料，召集僧众，又命监院廓源主管这项工程。缺少的就补上，毁坏的就更换，模糊剥落、昏暗不明的地方就重新涂上丹青。总共用了五十四天，耗费白银一百八十两，才完成工程。于是，整座寺院焕然一新，仿佛换了景象。唉，自 国家平定江浙以来，我们吴地又经历了湖海盗寇的忧患，公私房屋有的废弃成丘墟，成为灌木丛生、狐狸鸣叫、鸱鸟啸叫的地方，十处中将近有三四处；可是佛法在这时反而特别兴盛，高楼杰阁直摩霄汉，雕刻的楹柱和彩绘的墙壁，下可窥见鬼斧神工，钟声、木鱼声天天听见，金钱粮食丝帛等供养不断送来，舟车士女按时往来，道路上人流交错，大体上江浙各座名刹都是这样，而我们郡则以灵岩、玄墓两处法席为最盛。吴地百姓如此谄媚佛教，实在太过分了。直到今天，东南平定也已经很久了，然而学习佛法的人往往连谋食之处都没有，背着行囊钵盂、戴着斗笠，四散到别处去，和从前明显不同，难道吴中的旧日风俗到了这时就改变了吗？大概十多年以来，吴地百姓刚刚脱离水火，而水旱灾害、疾病和瘟疫仍然年年交替发生，徭役越来越重，诉讼案件越来越多，民间正忙于谋求朝夕生计，哪里有余力舍弃家室、减少衣食，来顾及那些学佛的人呢？这本来就是形势所造成的。然而盛衰循环的规律，即使佛法也不能避免，而我独自为吴民的困穷感慨。幸而有惟贞公这样的人出现，不借助同伴，也不邀集施主，把世俗姓氏下的全部积蓄都用在佛事上，建成这样庄严宏伟、华丽非凡的景观，难道不确实很难吗？我认为，这项工程是在百姓已经穷困之后进行的，即使那些僧徒日夜奔走于街巷，呼号乞募，谋求完成此事，也未必能很快办成；而惟贞公凭一己之力建成，竟如此卓然。世上的士大夫大多把佛教徒斥为异端，像惟贞公这样的人，难道也可以一概斥责吗？工程完成后，我答应替它作记，但惟贞公病得很重，临终时还嘱咐文子与也来催促我写文章，我不敢再推辞，于是写下这篇议论，告诉所有学习佛法的人。《尧峰文钞》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二十四，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序一【共十一首】《送人之云南序》十六年 王师攻下云南，李定国率领余部逃往缅甸。第二年，议论此事的人担心李定国引导各部戎人入侵，于是将要命令平西王在他们出发之前，率军前去消灭他们。众人的意见都相同，只有我推测事情不会如此。从前曹操在官渡击败袁绍后，趁机攻打乌桓，把袁尚、袁熙赶到辽东，却没有追击他们。诸将问其中的原因，曹操说：“公孙康一向害怕袁尚、袁熙，逼得急了，他们就会合力；放缓了，他们就会自相残杀，形势就是这样。”不久公孙康果然斩杀袁尚、袁熙前来投降。曹操善于料敌，真是厉害。如今李定国到西域求食，仰赖他们的鼻息，究竟能够彼此亲信吗？还是各自心怀猜疑嫌隙呢？这形势和袁尚兄弟在辽东有什么不同？计策不如暂且把军队驻扎在边境上，派一名使者急驰到缅甸诸国，赦免它们收纳叛军的罪过，让它们讨伐李定国以自我赎罪，这样西域一定会听命。这也是曹氏留下的谋略。我又曾向尚书王公请教说：“如今想守住云南，它的要害有几处？需要设置障塞戍守的地方有几处？”王公说：“上策是保住腾越州，其次就是永昌城。”我说：“估计用兵多少人才够？”王公说：“不过两万人。”我又说：“应当使用多少粮饷军费？”王公说：“可以把定额粮饷减少十分之七。”大概王公是永昌人，所以才这样说。当时下令让平西王趁他们还没有出发，率领军队前去剿灭他们。众人的意见全都一致，唯独我根据形势谋划，认为事情不会这样。过去曹操在官渡击败袁绍后，乘势攻打乌桓，迫使袁尚、袁熙逃到辽东，却没有追赶他们。诸将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曹操说：“公孙康一向害怕袁尚、袁熙，逼得紧了，他们就会合力抵抗；放缓攻势，他们就会自相图谋，这是形势决定的。”后来公孙康果然斩杀袁尚、袁熙而投降。曹操料敌的本领，实在高明极了。如今定国前往西域求取粮食，依仗西域诸国的鼻息过活，他们果真能够彼此亲近信任吗？还是各自都怀有猜疑嫌恶之心呢？这种形势同袁尚兄弟在辽东时又有什么不同？计策不如暂且把军队驻扎在边境上，派一名使者飞驰到缅甸诸国，赦免它们收纳叛徒的罪过，让它们讨伐定国，以此赎罪，那么西域诸国必定会听从命令。这也是曹氏留下的谋略。我又曾向尚书王公请教说：“如今想要守住云南，险要之处有几处？设置屏障、驻扎军队的地方有几处？”王公说：“上策是保住腾越州，其次就是永昌城。”我说：“估计用兵多少人才足够？”王公说：“不过两万人。”我又问：“应当使用多少粮饷和钱财？”王公说：“可以把额定粮饷减少十分之七。”大概是因为王公是永昌人，所以才这样说。利用他们相互猜疑的心理，为他们打开自我赎罪的道路，既没有劳师动众、玩忽敌寇之名，又有裁减兵力、减少粮饷的实际效果，那么国家又有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呢？俗话说：“射箭只图侥幸而多次失误，不如审慎瞄准再发。”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只知道作战，不知道防守；只知道急攻可以取得一次胜利，却不知道缓缓诱导可以十全十美。用力多而成功少，难道是好的计策吗？可惜没有办法把这些话传到 天子那里。这时，我的同郡某君正向吏部投递文书，准备前往云南游历任职。我把这些话告诉他，并且说：“您现在就要出发了，平西王正在降低身份礼遇士人，而巡抚袁公也是一位温厚的长者，一定能够听取并采用士大夫的策略，士大夫也一定更容易竭尽力量。您何不抓住机会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他，使它们得以传到天子那里呢？”这是我的心愿，也是可以减少几万兵力和数百万定额粮饷的办法。您一定要记住这些话，所以写下来送给您。至于交游惜别、握手流连之类与国家大事无关的话，就不一一记载了。

译《送陆蔚文序》古人求学，开始于家塾、乡里的学校，后来才进入天子的辟雍。等到做官归来，又都把教人作为自己的职责：大夫担任父师，士担任少师，来督导率领乡里的子弟。大概一生都在学习，正因为如此，才能磨炼自身、修养品行，成为众人共同推举的全国声望所在，并且还能拿出自己的学问余力来建立教化。这就是才俊之士纷纷兴起的原因。后世道术分裂，士人各自标榜一位老师，而国家设置的官员奉 天子的命令来到学校任教，学生多达几百人；可是做他们老师的，对于学生一切品行不修、学术不正、文章技艺不优美纯粹的情况，一概都不过问，简直像越人看待秦人一样，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这种官员既没有文书事务和期限考核的责任，又受到上级督察，而上级又因为他们是儒官而优容他们；那么他们本应当和学生们日夜在诗书礼乐之间讲习，使学生都遵循规矩，亲自学习问道，文质彬彬，像古代的才俊之士一样，然后才算称职，怎么反而荒废自己的职守呢？这样就是上负 天子下达的任命，下面又辜负了国内的各位子弟。大概这种相互因袭的坏习惯已经很久了。唯独我的朋友陆子蔚文，为人耿直正派而有操守，聪明敏锐而博学多闻，以文章和品行闻名吴中，所以在松江任学官时，举凡诸生应交的束脩和贽礼，其他老师不断苛责索取的，他全都免除了；贫困而无力置办灯火费用的，又给予周济抚恤。他们的学业品行超过别人、可以作为诸生榜样的，又加以奖励慰勉。每逢岁时还大规模考察他们的文章才艺，每月必举行一次。评定甲乙等次后，再选取其中尤其优秀的，从容分别说明，详细陈述在学使面前。他奖励、劝勉、督导的方法不断增加，没有停止。前面所说的两种辜负，在蔚文身上都没有可惭愧之处，可以说完全称得上尽职了。于是上级官员无不赞赏感叹，便以政绩卓异列入荐举名册，成为大江南北七府一州吏治中最出色的人。蔚文也真是荣耀啊！如今他刚刚升任庐陵县令，出发的日子已经临近。我听说班孟坚评论循吏，必定说他们“以经术润饰吏事”；而他为蜀地文翁作传，却独自叙述文翁兴办学校、重视教化，称其为西汉治理政绩第一。如今看来，蔚文一定能够取得像文翁那样的政绩。因此我在蔚文出行之际，赠送这些话给他，等待他实现。《送胡生序》天下的士大夫都聚集在京师，达官贵人有的乘车、有的骑马，日夜在道路上络绎不绝。京师的人遇到他们，便互相指点说出他们的姓名；坐着的人张开双腿，站着的人跛着身子倚靠着，安然不以为怪，为什么竟这样轻视他们呢？至于偏僻穷困的乡邑，平时从未见过官府，即使有县丞、佐贰、幕僚之类的官员，爵位不过一命，官位不过九品，但当他们出行时，黑色车盖、肩舆，前面有伍伯导引，乡里的妇女便争相聚集观看，把这当作荣耀。其中稍微谨慎整饬的人，有时低头屏息，不敢出声，这本来已经和京师不同了。京师的风俗是五方杂居，豪强狡猾、无所凭借的人，把斗争诉讼当作祸害，操纵官府的权柄，官府反而因此害怕顾忌他们。而穷僻之地的人，大多以耕田织布、守护田地房屋为务，亲近上级、奉行法令，除非遇到租赋徭役之事，终身都不进入官署，所说的豪强大恶之徒，根本没有一个。做官吏的，不过按时出示条教、讲习保甲而已。这样的形势容易使人尊敬，事情也容易办成。所以只要位在一命以上，想要以循吏自我表现的人，往往都兴致勃勃地趋赴那里。难道一定要在京师做官才快乐吗？如今胡生某将要到某县任主簿，那个县城仅有三里，居民不到几十家，大概也是最为穷僻的地方了。我估量胡生心中一定有不快之处，所以写下这番话来催促他上路。《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各曹把他失去了一郡，却因此得到他，这是十几个州县的庆幸。国家得到他，朋友们却失去了他，这又是两三个士大夫的遗憾。我的朋友王子贻上，年少而有才，已经在甲第考中进士，本应担任部主事，却因新令出任扬州推官，将要同我们这些人告别。我看见感到遗憾的人正留在燕市，而感到庆幸的人已经在江淮之间翘足伸颈地等待他了。王子努力吧：侍奉上级应当恭敬，接待下属应当诚恳，处理事务应当谨慎，使用刑罚应当宽缓，反过来就是罪过。我对王子的劝告只有这些。北风刚刚变得强劲，雨雪布满道路，摇鞭策马出行，努力保重自己。

译《送宗人舟次出使流求序》我听说古代君王对待臣子，既用尊贵的职位来宠爱他们，又用固定的俸禄来厚待他们。平日无事时，又常常略去上下尊卑的分别，而厚重宾主之间的情谊。于是用竹筐、玉帛等赏赐他们，用美食和酒浆款待他们，击鼓奏瑟、吹笙奏钟击鼓，使他们欢乐。一旦有事情，如出兵、出使之类，就充分体恤他们在道路上的劳苦，以及家室方面的私情，用慰问安抚的方式送他们出发。《小雅·四牡》诗所说的“王事没有止息，没有闲暇奉养父母”，就是这种情形。只有情意和礼文周到完备到如此程度，做臣子的才没有不安心承受劳苦、顾念自己的私情，耗尽心力、竭尽体力，来图谋报效而不感到困难的。后世却不是这样，平日礼貌形式做得不到位，临事时慰劳之情又不周全。君主对待臣子，岂只像秦人对待越人一样疏远？而大夫们办事，也只能在下面叹息感慨《北山》诗所说的“王事没有止息，使我忧虑父母”。这两首诗，都有不能奉养父母这一点相同。假使由君主替臣子说出来，他们都会心悦诚服而知道奋发；如果是臣子自己说出来，就不免带有怨恨和不平。如今我的同族舟次，才华很高而学问丰富，器量宽博而志向雄伟。天子曾在各学官之中【“防诸”疑有讹误】，越级授予他史职，皇上的知遇不能说不隆厚了。恰逢有诏令召集朝廷大臣，慎重选派出使流求的人，大家争相首先推举舟次，他于是接受诏命。天子十分高兴，所赐给他的各项赏赐都超过旧例；舟次又分条上奏几件有利于政务的事情，部议全都拘泥旧例而不准许，天子特意发出 中旨，曲意同意了其中四件请求，并且让他等流求陪臣前来迎接后再出发。恩典待遇不能说不优厚，知遇的隆盛、恩典的优厚 天子对待舟次，与古代君王相比，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舟次双亲尚在堂上，年纪将近八十，士大夫都说他应当陈述亲情，请求免行。然而舟次不以父母为借口，窥知父亲甫生伯先生的心意，也不因儿子远赴海外、冒着万里烟海和不可测的波涛险阻而忧虑。等到舟次乘驿马疾行，取道经过家乡，捧酒祝父亲长寿时，父子之间神情和悦，议论宏伟，安心承受劳苦而顾全私情，从未有丝毫叹息感慨的意思。他们彼此劝勉的，只是担心不能完成皇上的使命。这确实是贤德啊，他一定能够报效国家。天子对待舟次，确实如同古代派遣“四牡”“皇皇者华”使者一样，毫无疑问。我和舟次同祖，过去又曾在翰林院一同任官。对于他的出行，按情理不能没有几句话。我既深深赞美舟次父子之间的贤德，又进一步推究 天子之所以宠爱优待舟次的原因，追述前面所说的事迹来赠给他。《送宋牧仲榷赣州关序》康熙十七年仲冬的吉日，刑部宋子牧仲正因才干被选任为赣州关使，临行前在京师，各位相识的人几乎都前去为他饯行，又作诗赠送给他。牧仲的心意还没有满足，又命我为这篇序文写开头。我叹息着对牧仲说：“我曾经从乡里的先生那里接受过教诲，愿意明确地告诉您。从前朝士大夫担任郎官属吏，往往不乐意任职户曹；做户曹的，也往往退让，不愿以分司的职务得到上司的知遇；担任分司的，又都不急于征收财利，而只致力于宽缓体恤往来的行旅。这就是商贾富足，官吏百姓安乐，而士大夫也多有廉耻风气的原因。近年以来，时代和形势大都不同于此，所以关税政务日益严苛，用来稽核财利得失的方法也日益巧密。于是商人手中的钱财容易耗尽，耗费多了，舟车就不能前进，贸易的人也渐渐减少。贸易者少了，物产地又担心货物卖不出去，远方难得的物品，狡猾的人便囤积起来作为奇货，所以价格急速上涨。民间已经纷扰而告困，而负责征税的人也无计可施。以这样的办法使国家富足，可以吗？但他们还要自己惊叹说：‘这是我的才干，这是我的能力。’ 这就是只知道一面而不知道另一面的人。以宽大作为施政原则，以招徕、安抚、惠恤为心，上面不缺少军国所需的供给，下面又不使远方的人产生怨恨，这就只在于您努力去做了。至于赣州山水的雄奇，鲜美的鱼、橘子和柚子，花木竹林的美丽，以及亲友同僚携带酒器、设宴饯行，殷勤叙说旧情、黯然感伤分别的情怀，凡是诗中能够写到的，我都没有时间再说了。《送张牖如之任南宁序》善于治理政务的人，让上级长官褒奖他，不如让民间百姓称誉他更好；民间百姓众口称誉他，又不如一两位贤能的公卿大夫称述他更好。大概民间的话公正，而贤能的公卿大夫所说的话可以流传取信、传到远方。我的门生张子牖如，为人慷慨爽直而精明强干，一向以才华闻名。等到初次做官任登封县令，断绝馈赠，革除弊病，严格要求自己，宽厚地爱护百姓，像冰一样洁净、霜一样严肃，又像膏雨降落般滋润、薰风吹拂般温暖。不出一个时节，政令教化大为推行，于是士人百姓在乡野称颂他，河南各位在京师任职的绅士又称颂他于 朝廷。后来他受到提拔，任南宁，而县中的耿先生逸庵是中州的大儒，正辞官居家，又作了若干首诗文，歌咏并记述这件事，还把它们刻在乐石上、写在白绢册子上，为张子出行增光。从前季路任蒲邑宰，孔子进入蒲邑境内，赞叹说：“子路做得好啊！”进入县邑后，赞叹仍是这样；到了官署庭院，又再次这样赞叹。季路的政绩没有大概记载下来，但自春秋以来，传说他善于治理蒲邑一直没有衰落，正是因为孔子这句话的缘故。登封距离我们吴地数千里，我们吴地的父老子弟从未游历嵩山脚下、到过阳城的厅堂，然而传说张子和登封士民的事情，竟像出自同一张嘴，难道不是因为逸庵先生的话足以流传到远方吗？我知道张子前往南宁后，他的政绩也会像这样。他既然以政绩卓异被举荐，本应列入台谏官的候选，然而只得到通守一职，而且远在西南荒远边地，人人都怀疑张子会面有不悦之色，而张子却神情怡然、自得其乐。临行前请我写几句话赠给他，我的言语哪里能比得上逸庵先生呢？姑且作五言诗一章，希望用来安慰张子并勉励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译《送宋声求序》声求遭逢文恪公丧服而归，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他平素为人雄迈自得，到这时更加谨慎修整，从没有贵游子弟的过失。于是族中长者称赞他，接着姻亲同党认可他，再接着全郡的贤士大夫以及四方来往吴地的宾客，都异口同声地称颂，说文恪公有能够继承家业的儿子。文恪公本来廉洁谨慎，去世后家中没有剩余财产，声求又率领几个弟弟，把囊中所有财物全部拿出，重新选择地方改葬曾祖王妣。随后又把祖父母合葬在匠门外的新墓地，再把文恪公的父母合葬在赐茔；凡是墓旁丙舍和墓域，没有不建造得壮丽开阔的，筹划安排没有一点不尽力。又在虎丘山麓修建文恪公祠堂，计算前后所花费用，不下万缗，声求却毫不吝惜。族中有人丧葬已久、尸骨还埋在浅土中的，以及想安葬却无力办成的，他一定资助钱财。和各位庶弟分割家产，必定做到公平；他的二弟早夭，声求本应接受其遗田，却一定公正地分给各位弟弟。他的堂兄担任县令，欠有千金官债，声求全部替他偿还。家庭之中和睦融洽，无论丰厚俭薄、丰盛菲薄，全都合乎礼法。这样看来，他用力非常勤苦，而孝友也非常深厚。难怪赞颂之声会交相汇集。我听说先王治理天下，既命大司徒招致、兴举万民，而在六行之中首先重视孝友；有不遵从的，又用刑罚纠正，详尽而严密到了极点。到了成周盛世，功勋德行之臣数不胜数，但《诗经》《尚书》所记载的，君陈、张仲却独独以孝友列为首要称誉，这是为什么呢？传记说：“孝，是用来侍奉君主的根本；悌，是用来侍奉兄长的根本；王道教化的推行，要从家庭开始。” 夏、商以来，淳朴的风俗逐渐衰薄，民俗越来越不如古代。父子兄弟虽然出于天性相亲，但那些庸碌、苟且的人，往往习惯于此并把它当作儿戏。等到恶化到极点，就会在耕作时对父兄摆出自以为有德的神色，在洒扫时互相争吵，在家庭内部彼此防范，日夜沉溺其中却自己不知道。先王担心会这样，所以用事物和教化来教导他们，用刑罚来防止他们，又不时选取名公卿中品行极高的人，把他们的事迹传播在训诫言辞中，吟咏在歌诗里，以此褒奖确认并公开宣扬。这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为了广泛树立教化，用来劝勉后世的风俗。如今 天子正用孝道治理天下，比拟并追慕成周盛治；而声求在家庭中的品行又如此卓异，难道仅仅供远近的人称颂而已吗？将来万一有机会传达到 天子的耳中，难道会有不加以褒奖宣扬的吗？况且文恪公做官三十多年，事业关系国家社稷，品望处在朝廷之中，声名德行遍于乡党，被称为贤能的宰辅。而声求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却以孤单无依的身份，想要承担父亲留下的重任，也可以说是承受了重大的责任和艰难。声求努力吧！从今以后，希望你早晚以公事为重，能够始终不懈怠，以至于成功；不要违背前人的遗训，不要坠失父亲留下的美好事业。这样，你的声誉不但能使文恪公拥有贤能的儿子，也能使我们 国家拥有世代相继的贤臣，这才是孝友的最大功效。汪氏和宋氏本来就是姻亲。我又和文恪公同年考中进士，曾与声求一同在翰林院任官，承蒙置身于前辈之列。如今他服丧期满北上，于是赠送这些话来勉励他。《赠翁君序》翁君名天章，字汉津，是吴县人。他以诸生身份进入国子监上舍，为人喜好声色，放纵地游荡于狭邪之地。顺治十四年，他来到京师，和妓女冯金相好。不久他带来的钱财全部散尽，没过几个月，冯金径直抛弃他而去，改嫁别人，而翁君还日夜叹息惊叹，不能自持。每次面对客人，他必定说：“我辜负了冯姑娘，我辜负了冯姑娘！”于是京师人都把他当作疯子。翁氏世代居住在洞庭东山，翁君的族人有个叫逢春的，是故明中书舍人，他的豪迈尤其和翁君相似。他在金陵做客时，有个宠爱的妓女姓寇，凭美貌才艺在南院中享有盛名。中书君被她迷住，先后花费了数万钱帛，才把她娶作外妇。后来又游历临安，把囊中的二千两金子运到寓所廊下。一天醉酒回来，脚踢到金子伤了脚趾，勃然大怒地喊道：“我明天如果不能把你用尽，就不配再称作侠士了！”于是遍请故人、游士以及妖童艳倡之类，约定第二天早晨聚集在湖上。这天他把船停在西泠桥，召集了几十、上百人，置酒于高台，所赠送的缠头钱财数不胜数。到了傍晚问守门奴仆还剩多少金钱，奴仆却已经报告全部用尽了。又有个叫彦登的人，也是翁君伯叔辈的族人，年轻时任性而有智谋，专断蛮横于山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明愍帝在位时，他置办了十二名姬妾，分别为她们建造楼阁居住，屋脊高耸、栋梁华丽，形制如同宫中的掖庭。后来被仇家上疏揭发，交给巡抚逮捕下狱。于是翁君和族人拿出家产，闲居了很久，才得以解脱。大概翁氏以意气相尚，大都如此。东山的风俗强悍好斗，喜欢诉讼；富人往往向四方放债，以细小吝啬积累家业，而翁氏独独任侠仗义、轻视钱财，甚至倾尽家产也不顾惜，也真是豪迈啊！从前我游东山时，正值翁氏兴盛时期，高门宅第相望；他们的子弟穿着轻裘鲜服，日夜和宾客往来，弹筝拨瑟，有古代游闲公子的风度。如今相隔不过几年，逢春死了，彦登老了而且有病，翁君也在长安失意落魄，始终没有得到机遇。翁氏几乎不再有往日的兴盛了，但翁君的意气仍和从前一样，始终不因这些而后悔自恨。难道他真是古代范少伯、原巨先一类的人吗？翁公娶布政使来虞公的女儿，对我来说是从姑的丈夫；性情坦率，常说大话，每每自夸能作诗。然而他在馆舍、邸舍住了几个月，也没见翁君曾经作诗。忽然有一天他醉后对我说：“你将来在石上铭记我，应当这样写。”我笑着答道：“您果真想要汪琬的文章，又何必用铭文呢！” 于是我简略叙述翁君的生平，又牵连翁氏的故事写成文章送给他。

译《渔樵耕牧图序》叶子子吉日夜思念他的母亲，想以终身奉养来尽孝，于是请假回家。姜子绮季便为他创作《渔樵耕牧》四幅图，董御史玉虬用大字题写在图首，诸位君子又分别在图后作诗咏叹，赠给叶子。叶子看了，我私下却有疑问。从前孔子建立教化，曾经斥责樊迟为小人，又鄙视老农、老圃，认为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即使子贡想停止仕进去耕田，孔子也从未答应他。至于汉阴的丈人、杏坛下的渔父，以及长沮、桀溺一类人，又放纵地发表他们汪洋恣肆的言论，诋毁讥讽孔氏，连他的弟子也一并攻击。他们的意思显然和圣人相违背，大概就是所谓道路不同。叶子学习孔子，正想读书励行，在千年以前继承已经断绝的事业，却偏偏小心仰慕渔、樵、耕、牧这四种人，难道不是大大违背孔子的教诲吗？况且这四种生活也并不容易做到。古代从事这些生活的人，大多刻薄少恩，完全舍弃爵禄的荣耀、衣服饮食和家庭供养，蓬头垢面，使身体劳苦、精神辛苦也不顾惜，然后才能学习他们的技艺、精通他们的事情，终身放任自己在山顶水涯、幽深树林和平坦山坡之间，丈人、渔父一类人就是这样。如今叶子果真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吗？还是不能做到，只是姑且试着做做罢了？我认为叶子生长于显贵之家，出入文学侍从之列，已经很多年了。爵禄不能说不荣耀，衣服饮食的供养也不能说不是日益趋向便利安逸。能够取得外物的条件很优厚，用来保护自身的条件也很充足。既然如此，叶子对于这四种生活，本来就没有时间精通并学习。假使有一天贸然去做，其中内心一定忧愁不乐，外表也一定勉强憔悴而难以忍受。以不精通的事情、不熟习的技艺，再加上不快乐、难以忍受的心情，即使想像古人那样终身放任自己，怎么能够做到呢？这就是我疑惑的地方。虽然如此，用这些话为这幅图作序，也稍微有些不合适。因为我听说叶子的先父在邓尉山麓有别墅，那里左边是山，右边是湖，山势高深而环境幽秀，渔、樵、耕、牧四种人全都聚集在那里。叶子不妨侍奉母亲，前往那里，带着车舆、几案、手杖，从容地在湖山旁边游赏，已经足以获得游观的适意。等到闲暇稍多，又凭栏远望，拥着炉火吟咏，然后慢慢展开这幅图，比较图中人物风景和实地是否相似，这也将会使他展颜一笑吧。《孝陵于役诗后序》康熙四年五月，工部主事臣玺召集工匠开工。往返孝陵三十多天，写成诗七章，回来后拿给宗族中人看。臣琬臣私下认为 世祖章皇帝凭借威势和德行安抚、统有中原，向西越过僰笮，向东抵达瓯闽。各地僭越作乱、草窃偷盗之徒，无不防备并低头归服。当时，朝廷内的公卿百官，朝廷外的督抚以下各官，凡是选拔任用的，必定都是一时人才中的佼佼者。因此能够同心协力，辅佐太平政治。直到今天，作为新天子股肱耳目的臣下，也全都是 先帝留给他的遗产。至于 亲自执政以后十多年间，天人和谐相应。朝廷内外安宁寂静。君主能够从容安坐、垂衣拱手而治，多次同文学之士修明并举行明堂、郊社的礼仪，亲临太学，亲耕籍田；虽然礼制创制作还不完备，但规模已经宏大深远。假如上天赐予的寿命稍微长久一些，那么达到唐虞三代的盛况并不困难；不幸的是上天正要降下灾祸，享有国运的时间又很短，这正是远近大小之人望风叩首、流泪终身悲悼的原因。像臣玺这样的人，又忝列于 禁廷近侍之列，确实曾亲眼看见 先帝的盛德和宏大功业，也窥见了他显文而隐武的心志，内心感触和怀念很多，何况亲自瞻望 寝园以及先帝穿戴衣冠出游的地方，哪里会有不因此潸然流泪、凄然悲痛的人呢？这就是这七章诗产生的缘由。臣又私下考察《周诗》中的《大雅》《小雅》和《正雅》，大都为文王、武王开创王业而作。大概他们在位时，诗篇便铺陈叙述并加以描绘；等到他们去世已久，又追述往事而加以仰慕怀念。古代的臣子，没有不是这样的。至于 先帝的功德，深厚积累已经可以同文王、武王相比；臣玺在文章中所写的东西，虽不敢仰望元公，至少也应列在辛甲、尹佚之流。如果将来有机会把这七章诗献给太师和乐工，传播到弦歌之中，配合金石之乐，那么大概就能够把先帝的遗烈传扬到无穷无尽了吧。《尧峰文钞》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二十五，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的序文二，共十八首 《礼记说义纂订序》关于二礼的学问不明白，已经很久了。官器的异同，礼仪文制和法度数量的详略，其中纷繁纠缠、令人怀疑而不敢相信的地方，即使不断更换谈论的人也数不清，骑马赶路也算不完。姑且就《礼记》来说：郊祭这一项，有的说用辛日，有的说选择吉日，那么究竟应以吉日为准，还是以辛日为准？禘祭这一项，有的说是春祭，有的说是夏祭，那么究竟应在夏天祭祀，还是应在春天祭祀？宗庙制度这一项，有的说大夫有皇考庙，有的说有太祖庙而没有皇考庙，那么究竟应当依从《祭法》，还是依从《王制》？奔丧这一项，有的说服大功丧服的人望见丧家门就哭，有的说看见丧者乡里才哭，那么究竟应当依从《杂记》，还是依从《奔丧》？禫祭这一项，有的说在中月举行，有的说在祥祭后举行禫祭，那么究竟应采用二十五月，还是二十七月？同父异母兄弟的丧服这一项，有的说服大功，有的说服齐衰，那么究竟应依子游的说法，还是依子夏的说法？四十九篇都出自小戴一家，尚且彼此乖违相反，这些都是学者应当尽心考察的。汉、唐儒者往往拘守师说，不能详细考求；到了前明，又只把它看作科举时文的功课，靠口头传授、耳朵听记来侥幸求取一第，实际上没有人综合考核、贯通其中。学问日益浅陋，见识日益卑下，四方风俗也日益败坏，以至天理民彝几乎就要灭绝了，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关西杨公凤阁，多年来专心研究礼学，独能旁通综合《仪礼》《周官》二经，深通马融、伏生、郑玄、王肃诸家的训释，因此写成了这部书。拿来阅读，其中我先前疑惑的地方，杨公本来都已经深入思考而有了自己的心得；有的略微引出头绪，有的详细剖析其内在意义，像抽茧剥丝一样，全部清楚明白地写在书中了。用这部书来补益世道人心，难道会是微小的作用吗？于是杨公的从子三开使君集资在吴地下令刻印，工程完成后命我写序。我对于礼经一向不是专家，但愿意借助杨公的书，在余下的时间里稍微尽心研习，所以便接受使君的命令为它作序。

译《远志之苗序》前明御马监太监刘若愚，是直隶延庆州左卫人。崇祯初年，因为魏忠贤党羽的关系下狱。若愚极力为自己辩解，在狱中编纂了这部书。书中记述妖书以及客氏、魏忠贤始末的部分最为详尽。卷首题作《寺人小草》，又题作《远志之苗》，同《酌中志》大体相同而略有差异。这大概是他的稿本。我向文氏借来此书，见其中笔画讹误，而且杂用行书、草书，于是另行抄录校缮，并写序说：‘唉！凡是国家的祸患，一是女宠，二是宦官，外戚与藩镇还不在其中。为什么呢？女子和小人，类别相同，心志相同，他们窥伺的手段既狡猾又深沉，结交依附又近便。日夜处在人主身旁，不是用声色财利蛊惑他，就是用土木工程来中伤他，用犬马游幸来诱导他，从来没有不彼此内外勾结、互相配合的。然而考察前代，之所以祸乱并灭亡，往往是由宦官促成，而以女宠为开端。汉代有王圣和她的女儿伯荣在宫内，然后江京、李闰之流便乘机而入，于是黄门常侍逐渐炽盛。唐代有张良娣干预政事，然后李辅国、程元振之流便乘机而起，于是北司最终导致唐朝灭亡。大概女子和小人都足以招致祸患，而女宠迷惑人主尤其严重。祸根深扎、根蒂牢固，盘结在宫闱之中；表面上借托人主的权力，暗地里却培植左右群小作为援助。谏官不能纠正，重臣也不敢过问，这确实是招致祸乱的根本。这样哪里会有不灭亡的呢？前明也是如此，开始是郑贵妃，接着是李选侍，后来又有乳母客氏，而魏忠贤便乘此间隙，窃取并玩弄人主的威福，召集同党，诛杀铲除异己。外廷那些觊觎富贵的人，又无不攀援依附、结党营私，早晨朝奉郑贵妃、李选侍，晚上又趋奉客氏、魏忠贤。于是酿成士大夫门户祸患的事情，纷纷纠缠，延续将近五十年。到了末期，贤人君子，大的被诏狱折磨摧残，次一些的则在罢官、遣戍中消磨，而明朝的社稷便逐渐倾覆，再也无法支撑。然而宦官造成的祸患，又没有不是由女宠引起的。唉！千寻高的大树，并不是不高；能吞下船的大鱼，并不是不大；但到了腐败的时候，必定从内部开始。《诗经》说：‘祸乱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由妇人所生。’后世掌管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戒惧吗？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兵饷一览序》康熙六年九月，户科掌印给事中姚公文然上疏，大意说：‘臣恭敬地想到 诏旨规定每年征收夏税，定在五六月；秋粮定在九十月。这实在是 皇上体恤百姓的美意、创立事业的良法。然而臣见近年来各处兵饷，都借本年催征所得的银两来支销本地以及拨给协济别省的费用。臣私下担心，来年兵饷要在正月开支，而民间征收要到五六月，两者相距几乎半年，怎么能够做到随收随解，不耽误军需呢？臣曾大略计算，来年春季收入的钱粮不能抵充一个季度的支出。万一军需十分紧急，不得已又议论变更，那么美意就会晦暗而不能彰显，良法实行后又停止，实在可惜。应请 下敕令给有关部臣，迅速查核今年储存的钱粮款项，以及明年春季一个季度应当征收的钱粮款项，全面合计，究竟能否充作一个季度的兵饷？如果不够，斟酌议定变通办法，或者借发国库银钱，或者暂时开办事例，以便完成此事。皇上的良法美意。这些大都是所谓权宜之计。若有类似这样可以推行的事情，一并由部臣详细筹划。由皇上详细选择决定，不是臣愚昧所能全部知道的。谨此上报。’ 天子把这份奏章交给户部。此前，尚书王先生弘祚担心军需不能接续，于是命我查核历年来储存的钱粮。我正把文书分发给户部十四司，数目还没有汇集齐全，这份奏疏便下来了。王先生督促得更加急迫，各司交来的文书也陆续到达。我日夜亲自查阅计算，厘清其中的弊病，核实遗漏，哪怕极细微的数目也不放过，按照账册集中汇总，过了六十多天，才查得储存银五百四十万两有余，回复王先生。从此兵饷可以不必担忧了。我退下来后又整理奏疏中的余意，编录成书，命名为《兵饷一览》。书的开头总目为一篇：一、每年兵饷支出的数目；一、每年正项、杂项收入的数目；一、每年各项储存、等待拨付兵饷的数目。其后又详细列出直隶十四布政司，分为十六篇：一、本地每年地丁额定征收的数目【有免除、荒歉的，另行书写】；一、杂项大约征收的数目【如缺官住罚、变产、罪赎之类都在其中；有盐课、关税、芦课的，则另行书写】；一、每年储存在库中的数目；一、上年奏销后剩余的数目。以上共若干条：一、本地每年兵饷的数目【有藩下和绿旗应当分别计算的，就分为两项】；一、应当拨给的协饷数目【如云贵、两广、川闽则没有这一项】；一、往年缺额而兵饷尚未补足拨发的数目。以上又有若干条。至于蓟州、密云、昌平、宣府、大同各营镇，以及沧州、德州、保定、太原各驻防的定额兵饷，都附列在本地兵饷项目之旁【江宁、镇江、杭州、西安的驻防兵饷，总计在全省兵饷数目内，不另列款】。已经拨付某项若干，尚未拨付某项若干，支销抵补某项若干，便用朱笔在各项下面详细列明，这样国家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总括列举时先写兵饷、后写赋税，是为了说明职掌，因为财用以兵饷为急务；核查细目时先写赋税、后写兵饷，是因为重视物力，因为财用以赋税为根本。我编录此书的本意，大概就是如此。书已经完成，恰逢增补注录尚书马尔赛向朝廷建议暂缓征收。诏令没有实行，于是有关官府仍像往常一样全面催征赋税。到了第二年，又废除了左右两饷司，王先生也因此获罪离开职位。我自己惋惜精力都耗费在这件事上，便暂且把这部书藏在箱箧中，写下这篇序。

译《焦山古鼎图诗后序》古代祭祀典礼中有彝器。‘彝’的意思是常用。俯口的叫钟，仰口的叫鼎。钟、鼎本来就是彝器中较大的。左氏《春秋传》说：‘诸侯有功勋而不废弃，有功绩而记载下来，便用彝器来抚慰、奖赏他。’这就是天子赐给有功之人的东西。那么焦山所收藏的古鼎，以及二位王公子弟所作的诗，难道大概正属于这一类吗？我曾经说过，古器与法书、名画同样重要。大约从宋代开始，正值历代太平之后，朝廷无事，士大夫读书好古，像欧阳永叔、刘原父这样的人，争相以博雅相互推重。到了政和、宣和年间，天子重新创制礼乐，也渐渐仰慕三代的法物，搜求奇异、探取幽微，把它们收藏在殿阁中的，数也数不清。于是李伯时、黄长睿、薛尚功、赵德甫等人又相继兴起，无不摹写器物款识，研求其字画，吟味其铭文；有的绘成图，有的编成谱。这样以后，钟鼎之器更加受到世人尊崇。如今二位王公子弟趁着登临远眺的闲暇，抚摩鉴赏，作诗歌来传述它，岂止数百字而已。考察他们的风流情致和爱好趣尚，哪里比前宋诸位君子差呢？我大概正因此有所感触。从前春秋时期鲁桓公二年记载‘从宋国取来郜地的大鼎’，解释的人说：‘取，是不应当取的意思。’又说：‘得，是取得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称呼。’鲁桓公、宋庄公这些人，都是孔子深深厌恶的人。那么一场行贿、一场强取，对这只鼎的玷辱就太多了。这可以说是鼎的不幸。至于焦山所收藏的鼎，虽然曾经被严氏父子玷污，却还幸运地回到原处，深深藏在荒僻的山岩绝谷、佛寺的精舍之中，当然不能同郜鼎相提并论。譬如山林中隐居遁世的人，遭遇患难，却最终能够洁身自全，难道不是更加值得尊崇吗？所以我特意把这两件事一并论述。至于二位王公子弟的诗，雄伟奇丽，俨然如杜子美、韩退之再生；这方面已有程通判、雷山人的评论。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部直径一尺五寸八分，□的周围看起来同腹部相称，只是减去了七分之一；□高三寸，足高是它的两倍。鼎腹有铭文，文字是：‘九月既望这一天，甲戌日，王回到周，在□□图室，司徒南仲右助□惠□站立在庭中。王呼唤史官接受册命，命□惠说： “掌管官职的□王□身旁□，制作并赐给你玄衣、束带、戈、雕饰的防护物、素缟、彤色箭、鋚□、銮旗□。”惠谨慎地回答并颂扬天子盛大光明、广施福泽的德行，因此铸作尊鼎，用来祭享□位光荣的先祖，使周朝簋器传至万年，子孙永远珍宝。”其中有八个字因锈蚀而无法辨认，这是我所释读的文字，同贻上原文略有不同。《归震川先生年谱后序》先生去世以后，他的族弟道传刻印遗集二十卷；他的儿子子祜、子宁又刻印遗集三十二卷。两种版本取舍多有不同，子祜等所刻本有诗一卷，又附行述、墓表、志铭一卷，比道传本稍为完备，却独独没有年谱。琬深感惋惜，于是略述先生事迹，稍加编次，用来表达仰望高山、景仰先贤的意思。当明代中叶，士大夫争相谈论古文，往往抄袭《史记》《汉书》等书来互相争胜，纷纷倡导应和，遍及东南。这正是先生深深叹息那些妄庸之人竟成为文坛巨子的地方。于是先生退居在荒江寂寞之滨，独自同门人弟子讲求六艺，慨然把弘扬斯文当作自己的责任，想要远追游、夏一类的人物于一千数百年以前，难道不是豪杰之士吗？我曾经根据年谱推究过他的生平始末。以先生的学问见识，本来应当出入禁林，早早成为执笔入翰林、负橐供职的人选；却偏偏仕途困顿，蹉跎失意，前后九次参加礼部会试才考中一次，这已经可以说是不幸了。可是后来又困顿于州县职务，受到谗妒者的诋毁，处处龃龉多年，临近晚年以后，才从散官中任掌外制的职务，正想凭借高文大册在天子面前显扬自己，却又突然长逝了。先生乞求致仕的奏疏中所说的‘作唐一经，成汉二史’，本来有这样的志向，却没有来得及完成。那么区区遗集，又怎么足以概括先生呢？王文肃公曾称赞先生的文章如同清庙中的瑟，一唱三叹，并不刻意感动人，而欢乐愉悦与悲惨哀恻的情思却从言外流溢出来，可以说是卓然不群的大雅之作。我私下叹服，认为这是知言。去年夏天，琬托同年友人向先生的曾孙庄求取先生遗像的摹本，直到如今还没有得到回复。应当写信催促他，而先把这件事记在这里，将来准备附在年谱的右侧。《重订韵补序》凡是字都有声有音，所以以平、上、去、入四声作为经线，以宫、商、角、徵、羽以及半徵、半商七音作为纬线，然后才产生切韵、协韵。这就是穷尽韵学正变的方法。夹漈郑氏独自倡导急声、慢声谐声的说法，例如‘中’同十阳协韵，‘激’同十八药协韵，都是协韵。郑氏把中央的急声称为张，以古代《豓歌》为证；把激越搏击的急声称为郭，以《西京赋》为证。这种说法大概本于梵书的合音，但对于六经诸子所谓协韵的规律，仍然没有完备说明。只有吴棫才老所作《韵补》最为广博精通，后来朱晦庵先生便全部采纳它，用来使《诗经》三百篇和《楚辞·离骚》协韵。它受到这位大儒如此重视，当然不只是对小学有功而已。如今世上的士大夫群起尊奉的，只有刘渊《韵略》一书。其他如陆法言编纂的，孙愐增补的，宋祁、郑戬修订的所谓二百六韵，全都茫然不加辨析，哪里还顾得上询问协韵呢？我认为唐宋韵与协韵各有适宜之处：五言、七言诗遵从当今声韵，所以适合唐宋韵；箴、铭、赞、颂、骚、赋、歌、谣一类作品效法古代，所以适合间或使用协韵来写成古文。不懂协韵，就像观赏音乐却不懂琴瑟，学习礼仪却不懂笾豆一样，这怎么可以呢？这样看来，才老有这部书，确实是不可缺少的。韩退之说，凡是写文章，应当略微懂得文字；如果能够通晓字义的源流，审察它的声音，考究它的偏旁笔画，又进一步求证协韵，大概就可以说是懂得文字了。至于近世好古的儒者，往往讥讽排斥协韵之说，甚至上则怀疑孔子作《易》传，下则贬斥颜师古、章怀太子为《两汉书》所作的注释；他们的议论越说越长，辨析越说越细，这又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了。

译《伤寒书序》我听说医生治病有药方，就像军队作战有阵图、下棋有棋谱一样。善于运用它，足以制胜；不善于运用它，没有不因失算而失败的。因此河汾先生说：‘医，就是心意；药，就是疏通。先领会病情的大意，然后用药物使它通畅调和。’这可以说是善于谈论医学的人了。如今世上以行医为业的人却不是这样，大都用固定的药方来治疗变化不定的疾病，不询问病人的起居饮食以及时令、风俗中的温凉燥湿等情况，一概按照现成格式投药。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心意，究竟是否真的与病情相合。唉！学习书法浪费纸张，学习医术浪费人的生命；由于庸医造成的误治太多，能够不误人性命的很少。一般杂病即使发生误治，有时也还可以补救；即使不幸误治了，或许得失各半，还可以寻找治疗的旨归，设法补救。唯独伤寒这一病证，其中既有阴阳、表里之不同，又有三阴三阳、半表半里、虚实传变以及停留潜伏、隐微难测的变化。自从仲景建立辨治纲领以来，王叔和、朱奉议、成无己等人为它疏通说明、辨析解释，学习者本来就不止一家。其中经脉、督脉、营气、络脉，以及汗、吐、温、下等证候，细密得像蚕丝；治法如同猜射覆器，稍有差错，生死便会判然不同。它不像杂病那样偶尔误治也可能无妨。因此有见识的人对此总是战战兢兢、谨慎对待。友人某君一向精通这门医术，于是搜集六经相关内容，加以论断，编成《伤寒》一书，关键以先领会病情大意为主。这大概也是遵循河汾先生的指点。前人讨论、辨难这种病证，达到三百六十条；明代只有陶尚文最能把握纲领，但他颇多诋毁仲景《伤寒论》，说那不是完整的书；王宇泰又曾攻击陶氏的缺点，认为他还没有望见易水学派的门墙。他们之间的纷争和聚讼就是这样。只有这部书剖析其中的疑难，尤其详尽完备，用来指示后学，它所下的功夫确实很勤苦。俞跗、扁鹊一类的名医既不可能再出现，那么选择医术精巧的人来学习、遵从，或许也不至于误人性命吧。《说铃小序》汪子正在编写《说铃》，有位客人看见后笑着说：‘为什么您著书立说竟这样不合常理呢？四方的大夫士人，车辆相连、衣襟相结，来到京师游历的人，不是为了猎取奇闻、探求怪异，就是为了攀求荣显，仅此而已；攀求荣显，所以名声显赫；媒介求利，所以实际利益丰厚。如今您却舍弃这两件事，每天拿着纸张伸展笔墨，从事于这部书；论名声则穷困，论实际利益则相反，莫非这不是奇异而怪诞吗？’汪子回答说：‘客人所说的名声和实际利益，那些穿着宽衣、缓带从容的人，没有一个能免除追求。然而他们当完值、休沐的时候，一定要用丝竹音乐调和耳朵，用妖冶女子悦目，用樗蒲、博塞一类的器具使心情愉快、放纵志意；一张一弛，沿袭这种道路已经很久了。如今客人看看我的房屋，空空荡荡、孤单寂静、萧条幽静；丝竹乐器没有，只有图书史籍；妖冶女子没有，只有蓬头垢面；樗蒲博塞的器具没有，只有破旧的竹箱、坏掉的几案。然而又没有什么可以自我娱乐，面对穷困忧愁怎么办呢？于是我追忆旧闻，亲手编纂，口中诵读，不用丝竹也能和谐，不需妖冶也能愉悦，不靠樗蒲博塞的器具也能畅快得忘记回来，这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唉！我想攀求荣显，却疲倦而没有阶梯；想媒介求利，却困顿而没有诱饵；又厌恶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所以宁愿从这里取法，又哪里有什么奇异可以拿去售卖、有什么怪诞可以拿来猎取呢？’ 客人于是笑着离开了。《说铃》的意义，大概取自《法言·吾子》篇；这部书则同《世说新语》《语林》大体相类似。《鸣道集说序》金朝尚书右司都事李君纯甫，字之纯，另自号屏山居士，是弘州襄阴人。一说纯甫就是他的字。他历任官职的始末，都载在《金史·文艺传》中。元好问所谓的中原豪杰，就是他。我得到他所著的《鸣道集说》，阅读后发现，它的学说以性命之学为根基，又加入了变幻诡谲的内容。大体认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后，道术将要分裂，所以把老聃、孔子、孟子、庄周以及佛如来尊为五位圣人，并推重老庄、佛教的言论，认为它们能够同孔孟之道相合。又推重唐代李习之、宋代王介甫父子、苏子瞻兄弟，认为他们能够暗中引用老庄、佛教的言论，来证明孔孟的各种著作。于是发挥为雄奇的辞章、怪异的辩说，曲折周详地疏通自己的见解，而推究到最终旨趣，往往归结于佛教。凡是宋儒中排斥佛教的人，他都大肆攻击，从司马文正公以下直到程颐、朱熹，没有一个能够幸免。我起初读它感到惊骇，读到中间感到疑惑，读第三遍便叹息它的学说过分。大概自唐宋以来，士大夫逐渐沉溺于佛氏之学，借此附会经传、粉饰儒术的人，间或也有。然而还没有像屏山这样纵横捭阖，敢于违背圣人规矩的。他为什么这样诚心护卫佛教，又这样严厉有力地剪除我儒家的羽翼？考察这种流弊，比荀卿说人性本恶、墨翟论短丧，恐怕还要严重。姑且把他的书弃置在箱箧中，像上面这样写下序言。他论述学习时说：‘内在有三种弊病，外在有四种祸害。什么叫三种弊病？见识凿刻它，就会伤害元气；凭恃它，就会使才气亢盛；放荡它，就会浮薄。什么叫四种祸害？学问封闭它，就会闭塞；辩论喧哗它，就会产生疑惑；文章甘美它，就会变得狂妄；名声束缚它，就会僵死。’这段话深深切中了学者的弊病，所以录在这里。考察《金史》，把《鸣道集说》写作《鸣道集解》，大概不对，应当以黄侍讲的序为正确。现在这篇序文收在王忠文公文集中。

译《归诗考异序》我编撰《先生全集考异》，以昆山本为主要依据，并把其他版本的异同全部附列在后面。至于先生的诗，只有昆山本刻入《外集》，新本刻入《别集》，复古堂本、常熟本全都没有，所以我所考订的只限于新本。过去我偶然私下感到奇怪，旧刻的各首诗往往有不同于《孙愐广韵》和《吴才老韵》的地方，最为古雅；新本却多采用近世通行的俗韵，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异同。有人说归氏家中藏有抄本可以校订，但我又略略考察他所刻的全集，例如《归孝子传》《徐郡丞惠政记》等篇，都不以抄本为主，而是参用昆山、常熟两本；又如《上王都御史书》《周宪副行状》等篇，只把抄本中不同的几句话节略后附注在篇末，本来就没有专门使用抄本作为依据。我又私下推想，他家所藏的抄本，未必果真出自先生亲笔传授；而校勘这部抄本的人，也未必亲自侍奉先生、熟悉他读书作文的情况。于是各家的版本纷纷错出，后来的浅学之人阅读先生的诗文，几乎不知道应当依从哪一种了。从前朱子为《韩文考异》作序说：‘姑且考察各个版本的异同，同时保存下来，等待阅读的人自己选择。’等等。因此我私下遵循朱子的先例，也不免有所疏通、证明；但回顾自己的学识浅陋，终究不敢意气用事，放纵自己的臆见，擅自删改其中的文字。请读者详细考察。《全集考异》的卷帙很多，不能立即刻版流传于世，但它的大旨已经在这里显现了【《归文全集考异》现在改名为《归文辨诬录》】。《古今五服考异序一》从前鲁哀公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人的丧礼，两汉时期仍有专门以礼服为名的学者。至于马融、郑玄、王肃、谯周等人，都号称博通的儒者，没有不逐条分析异同，反复诚恳地研究这件事的。勉斋黄先生也曾想编撰丧服图式，并把古今沿革附在后面。可惜还没有来得及成书就突然去世了。自近代以来，人们忌讳谈论丧事，往往抛弃这门学问而不讲。于是士大夫服丧时，大都各自按照心中猜想行事，王者制定礼制的本意便渐渐隐微了。我私下对此感慨，所以作这部考订，以《仪礼》为依据，并按照今天的律文来裁断。其中阐发、辨正的内容，杂采各家的书，又在末尾略述自己的浅见。孔子说：‘我是个小人，哪里足以知道礼呢？’孔子尚且这样说，何况像琬这样浅陋的人呢？然而用它来辅助律文，大概也不是没有一点小小的补益。《古今五服考异序二》有人问我说：‘礼和律文不同，如今您作这部考订，大都取法于律文，难道不是迎合当今而不好古吗？’我告诉他说：‘不是这样。我曾经把《丧服传》反复读了三遍，却不能没有疑问。高祖在九族之内，大夫可以建立高祖庙，士也可以祭祀高祖，但偏偏不为高祖服丧，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曾祖与祖父相隔一代，却为祖父服齐衰一年，为曾祖只服三个月，这种递减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男子三十岁才娶妻，却要为妻子的丈夫之姊服长殇之丧服，这是第三个可疑之处。支子不能主持祭祀，便不能建立宗庙，哪里还会有孤子之服；而继父却可以为前妻的儿子修筑宫庙，这是第四个可疑之处。舅舅和从母都是母亲一族的人，却为从母服小功，为舅舅只服缌麻，为什么轻舅舅而重从母呢？这是第五个可疑之处。大夫对于旁系亲属一概断绝缌麻服，却偏偏为贵臣、贵妾服丧，这是第六个可疑之处。汉、魏诸儒牢固地守着师说，不肯改变；其中即使有讹误，也往往跟着牵强解释。自唐代以来，贤明的君主和宰相察知丧服制度应当随时势有所损益，于是汇集众议，称制裁决，把它列入法令来统一；直到今天，律文更加详细严密。我听说，礼制有可以随着百姓而变革的地方；那些不可变革的，则是亲亲、尊尊、长长，以及男女有别。贤明的君主能够察知哪些是因循不变的原则，哪些是可以损益变通的礼文，不是很好吗？又何必拘拘于周代制度呢？那些迎合当今而不通晓古代、好古而不能同当今相合的人，都叫作俗儒，君子是不赞同他们的。’客人离去后，我便记录下来作为序。《古今五服考异后序》以上所作《古今五服考异》八卷，共用了八个月，九次修改稿本才完成。我曾考察《周礼》：凡遇大丧，小宗伯把丧服、丧冠的式样悬挂在路门，大仆把首服的制度悬挂在宫门，肆师禁止男女所穿的丧服不合制度。卿大夫有丧，肆师便辅佐主持礼仪，职丧则按照国家丧礼来执行禁令、排列事务。因此没有不涉及五服的。如今虽然律文完整存在，但世风轻薄恶劣，凡是丧服以及居丧的礼节，很少有人能够遵守法令。国家又没有专门的官员来督察，于是苟且简略、怠慢轻易的风气一天天形成习俗，更严重的还承袭讹误、沿用谬说，违背并失去了制定礼制的本意，难道不是非常可痛惜吗？我不自量才识浅陋，愿意充当卿大夫中辅佐礼仪、安排事务的人，所以冒昧综合古今，写成这部考订。即使有人责骂它怪诞迂腐、偏僻不通，也不是我所忧虑的。至于从大小殓直到祥祭、禫祭，仪式文制和法度数量详备，接近古礼而又不违背今日情势的，莫过于温文正公《书仪》、徽文公《家礼》。只要学者斟酌采用而实行，这里就不一一备述了。《五服图后序》考察勉斋黄氏的《仪礼经传续》和信斋杨氏的《仪礼图》一书，其中丧服类的各图虽然以《仪礼》为根本，实际上也参照了《小戴记》。我所作的图全部取用《丧服传》正文，又分别按照律文编排成图。前贤所重视的是考订经书，而我所重视的是遵守律文，所以彼此不同是理所当然的。礼，以合乎时宜为重要。从前殷人下葬后哭吊，周人反哭后哭吊；孔子遵从周礼。殷人在练祭时附祭，周人在卒哭时附祭，孔子大概认为殷礼好。对于周礼就遵从，对于殷礼只是认为好却不遵从，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它不是当时君王所实行的制度。朱子说：‘古今情形不同，礼文的变化有些无法考察。’又说：‘身处周代却想实行夏商的礼，便是所谓违背古制的道路。’由此说来，学者讨论礼服，应当知道取法什么了。

译《校正〈东都事略〉前序》《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由宋承议郎、龙州知州王称撰写。王称字季平，是眉州眉山人。淳熙年间，翰林洪文敏公上表推荐他的书，并且称赞王称专心研究史学，诏令授任直秘阁。正史《宋史》没有把王称列入《儒林传》或《文苑传》，所以没有详细记载他的生平始末。考察陈氏《书录解题》，说这部书的纪传、附录大体都很完备，只是过于简略，不能算完全完善。岳氏《桯史》也曾指出其中的错误，朱徽公又曾拿它给学者看，认为它只是说到了一个影子。南宋诸儒都不是十分认可这部书。我拿来阅读后，觉得它的文辞质朴而不粗俗，繁富而不芜杂。至于蔡京、王黼等人的传记，又大略仿效《史记·封禅书》《平准书》的体例，把议论杂入叙事之中，尤其能够推究祸乱的起因，反复申说，三致其意。它的文章恐怕也不能全部抹杀。元代托克托修史，大体采纳了这部书，其中又用其他书增补的，不下十分之三四。南宋渡江以后，刚刚经历兵火，祖宗殿阁所藏的书籍已经全被劫火烧毁；至于士大夫家中的家乘、别集以及行状、志铭，又因流离迁徙而不免散失。王称搜集编纂、广泛网罗，实在可以说是艰难了。所以此书虽然自成一家，仍然偶有遗漏，像诸儒所说的那些情况；这不是王称的过错。近年以来，这部书在江南流传得极少。合肥龚尚书芝麓便说《宋史》草率，如果想重新修订，必定应当参考此书；但我也不敢认为这话完全可信。今年秋天，我才从吴山吴氏那里买到这个本子。持有它的人是村夫，不通晓文义，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凭个人臆测挥笔改窜，又沿袭了已经破坏很久的旧纸本，所以墨迹脱落、讹误很多，‘乌焉亥豕’之类的错误杂乱地满篇都是。于是我拾取其中有依据的部分，粗略加以校正，其余暂且置之不论，等待后世博学有识的君子。《东都事略跋序》我编写这部书，是因为王同老的请求；不敢专门偏袒文彦博、富弼、洛阳一派和蜀地一派的相互攻击，也不敢专门偏袒伊川、道君的禅位，以及姚平仲劫寨的说法，也不敢专门偏袒吴敏和李忠定。又有人说，神宗时陈世儒夫妇的案件，是想借此诬陷吕申公；徽宗时赵谂的案件，是想借此排斥曾子宣；王寀的案件，是想借此倾陷刘昞。这些都是当权者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做法，不足以作为依据。至于李重进之死、欧阳文忠反对佛教的事情，也都有不同说法，往往取自小说，明显同正史相反。舜囚禁尧、太甲诛杀伊尹，这些事史书都没有记载，圣人也不曾谈说，但后世仍然叙述并记录它们。凡是所谓确实可信的传说就传其可信，尚有疑问的传说就传其可疑。我大概略微仿效这个意思；否则古人的骨头已经腐朽，墓上的树木也已经拱手高了，他们同我有什么怨仇或恩德，我为什么要说出这种毫无顾忌的话呢？请读者详细考察。《安南日记序》只有他的气节能够胜过天下的一切事情，然后才可以树立天下的大节，成就天下的大功。士大夫在朝为官，就在朝廷建立功勋和声名；退居之后，就把得失、生死都置之度外，傲视万物，浩然充塞于天地之间。到了这个时候，即使赴汤蹈火，身受鼎镬烹煮也不惊惧；把三公的尊位、万钟的财富给予他，他也会像吐唾沫一样弃之不顾。这是什么缘故呢？只是因为气节足以胜过这一切。张子房、诸葛孔明、李长源这一类人，有的侍奉具有大度的君主，有的处在猜疑忌讳的朝廷，所遭遇的情况虽不相同，却都同样取得了成功。在谈笑之间挥斥应对，风采声望便显著于世，传闻天下。小人和宦官相互勾结，环伺在旁，最终也没有谁敢动摇他们。数千百年以后，人们仰望他们遗留下来的功业，考察寻求他们的言语文章，才知道他们从气节中得到的力量，实在不是微小的。不然，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张仪、苏秦那样的辩才，淳于髡、樗里子那样的智慧，平日里自负不凡，等到临事之时，如果气节不足以充实自己，就没有不卑污怯懦、完全丧失操守的。我游历四方，所结交的贤才俊杰很多，却从未敢以有气节许许他们，只有我的杨子，差不多可以当得起这一评价。国家承平将近三十年，士大夫拘泥固守于文章学问，雄伟不凡的才士都屈抑无从表现，唯独杨子得到知遇。皇上突然被…… 简拔任命，接受尺一诏书，出使到瘴疠横行、祸福难测的地方；不带一个随从，也不携一件兵器，却能够先声震慑那骄横的国王，幸而一切都切中要害，并竭力扭转他强悍而不肯臣服的心，使他把所侵占的疆土全部交出，归还邻国，简直像折断契券一样容易。试读他写给国王的书信，前后援引旧事，笔力奋发，文采鲜明而分析透彻。那陆贾、终童，哪里足以同杨子相比呢？我曾说，杨子所做的事情极其艰难，大概不是仓促之间可以办成的。先前我在京师时，见杨子博通古今，发表议论，没有不滔滔不绝、值得听取的，各位名卿贵人都仰慕他而同他交游。出使交趾以后，往返万里，沿途所得的馈赠，一件也没有装进他的行囊。他为人耿介而能和易，多才而且有操守，可见他的修养长久而丰厚到了这样的程度，难怪能够不辱天子的使命。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杨子大概具有这种气节吧。所以在为他刊刻的日记作序时，写下这些话。

译《读书正譌》序 我读《春秋》，对于后世的学者深有感慨。周朝衰微时，周文公遗留下来的风气渐渐消失，防守、结盟、征伐等事，列国一天天相互争斗。然而那时的国君大都熟习礼仪，卿大夫大都通晓训诂辞令。即使降到闺房中的妇女、四夷之地的君长，也无不文雅有礼，把修养文德作为自我完善之道。后世自汉、唐以来那些好古之人所能做到的，大概也不能超过他们；那些精通训诂的老师宿儒所不能穷究的，他们却能够掌握。因此，穆姜虽然是鲁国淫乱的妇人，却能吟赋《绿衣》的末章，能够解释《随卦》的卦辞。戎子、郯子都是边远夷族的人，戎子却能诵读《青蝇》，郯子能够知晓少皞氏的旧事。延州来季子是荆蛮之地的次弟，本来并不熟悉中原文化，等到出聘鲁国，一听到周乐，就能完全了解周朝礼乐的盛衰兴废。后世的学者束起书本而不阅读，所以即使典籍完整地保存着，承袭讹误、遗忘事情的原委者却很多。于是方言俚语中荒芜而难以解释的话，往往从士大夫口中说出，又写进他们的文章。假如处在周朝衰微之时，尚且不能与那位淫妇并列，何况能够厕身于晋国叔向、郑国子产、楚国左史倚相之侧吗？我曾经推究其中的缘故，大概是从南宋开始泛滥，在明朝末年逐渐浸染开来，风气像风吹草偃、波浪相接一样蔓延，到今天终于达到了极点。何休说过：“崇尚古学、看重文章的，被称为俗儒。”从近世学者的观点看，那么我的这种学问，大概也很难免于被视为俗学了。但我仍然不能自已，于是编成这部书，用来纠正文章家中的疏漏；将来成书后，使后来的学者能够采纳我的说法，把它作为鉴戒。《尧峯文钞》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尧峯文钞》卷二十六，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序三【共十首】《诗说》序 汉朝兴起时，距离孔子已经很远了，世上讲说经书的人，通常各自固守本师的学说，彼此异同离合，纷纷争辩，不能汇归于一处。其中没有比《诗经》和《春秋》更严重的了。不过，《春秋》主要记事，凡是事情的是非曲直，都清楚地写在简册之间，那么三传的得失还比较容易辨别。《诗经》独以诗人的心志为主，所重在文辞；委婉讽谏以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的内容，言辞隐约，义旨精微，有赞美，有讽刺，有表面像赞美而实际是讽刺的，往往要从百世以后反复涵泳、抽丝剥茧，即使读上几十遍，也未必完全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至于各家的解释，比如同是一首《关雎》，有人认为是赞美后妃的德行，有人认为是讽刺康后晚起；同是一首《芣苢》，有人认为是妇人以有子为乐，有人认为是哀伤丈夫患有恶疾；同是一首《黍离》，有人认为是哀悯周王室衰微，有人又认为是卫国公子寿哀悯他的哥哥伋。众说繁杂琐碎，大义彼此违背，比起《春秋》来尤其严重。然而儒林保存这些说法而不废弃，是想扩大学者的见闻，使他们不至于像高叟那样固执。唐代盛行毛传、郑笺以后，齐、鲁、韩三家诗便亡佚了；明代盛行朱熹的注解以后，毛传、郑笺虽然还存在，实际上也等于亡佚了。如今法令所规定、学校所学习的，只有朱氏一家而已。追溯事情的最初，并不是不符合先王统一道德、同一风俗的宗旨；然而学者寻章摘句、抱残守陋，必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正是诗教所以败坏的原因。我的门人惠子元龙，喜好做广博的学问；对于各部经书，他潜心思考、广泛阅览已有多年，仿佛有所领悟，间或提出自己的意见，为经书疏通证明，没有不完全有根据的，不像专门学者那样固守本师的学说而不肯改变。他的《诗说》先已完成，能够启发疑难、辨明疑惑，其中多有发明；虽然不知道是否果真符合孔子删定《诗经》的本意，但它广博而不杂乱，通达而不诡怪，也可以说是毛传、郑笺的功臣，是朱紫阳的诤臣。我本来年纪已大，却有志于经学，只是年已老迈，见闻容易遗忘，常常抚卷叹息，认为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因此很高兴得到机会为它作序。

译《唐诗正》序 诗歌的正体与变体之说，大概是从毛传、郑笺的学说开始的。成周初年，即使是道路上的歌谣、街巷中的民歌，也都可以列入正体。周幽王、周厉王以后，凡是诸侯夫人、卿大夫因忧虑时世、忧患风俗而作的诗，无不称为变体。所谓正、变，是根据时代而言，并不是根据作者个人而言。所以说：“细弱短促的音乐兴起，百姓就忧虑思念；舒缓和谐、轻慢平易的音乐兴起，百姓就安康快乐；顺遂和谐、感动人心的音乐兴起，百姓就仁慈友爱；流荡偏邪、散漫淫靡、狄成涤滥一类的音乐兴起，百姓就淫乱。”诗本来就是音乐的先导。观察诗的正变，就可以鉴察当时政治的衰败与兴盛、治理与混乱、污浊与隆盛、得失等情形。史家记载五行灾异，常常取其中变化最为严重的，称作诗妖、诗孽，作为言语不合天意的征兆。所以圣人必定以温柔敦厚作为教化，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我曾经依据这个说法来读唐诗。唐朝三百年间，诗才杰出的人接连出现，贞观、永徽年间的诗，是正体的开始；然而雕琢刻画、华美藻饰，大概还不能免除陈、隋遗风。开元、天宝年间的诗，是正体的盛盛；然而李白、杜甫两家并起争雄，有的出自豪迈俊逸、不受拘束，有的趋向深沉凝重、感慨愤激，虽然属于正体，却仍保留着变体的因素。到了大历，直到元和、贞元年间，典范还存在，仍未失去太平时代的旧有风气，差不多可以说是虽有变化而不失正体。此后，诗辞渐渐繁复，声调渐渐纤细，唐朝于是日益衰落，最终走向灭亡，议论者大概把它比作郐国、曹国那样没有值得讥刺之处的诗了。这一切都是时代造成的。当国家强盛时，君主在上面励精图治，宰臣和百官在下面办事尽言，政治清明，刑罚简约，民气和平，所以发之于诗歌，大都冲和融洽而典雅，读者认为是正体，作者自己却不知道自己的诗正是正体。等到国家已经衰败，朝廷中是朋党相互攻击，野外是战乱交相发生，政令繁琐，刑罚苛酷，民气愁苦，所以诗中抒发的多是哀伤愁思、节奏急促，最下等的便流于浮薄靡弱。其间虽然有贤者，也曾扩大自己的学问，振作自己的气概，希望使诗篇昌盛，但终究不能立即恢复古风；读者认为是变体，作者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诗已经变了。因此，正变的表现同国家的治乱相联系，人才的消长、风俗的污隆也同它相联系。后世谈诗的人，却只取一字一句的工巧，互相夸耀崇尚，哪里足以同他们谈论这些道理呢？我的朋友俞子无殊，与我的同族周士晋贤一起，以擅长诗歌闻名于吴下；对于唐诗，他们咀嚼英华，穷尽搜求，广泛阅览，所读不知有多少。后来又分别挑选其中最优秀的，得到若干卷，总名为《正然则》。变体，难道本来就在不收录之列吗？三位君子说：“不是。正体我们选取，虽属变体而不失正体的，我们也选取。其他不能感动人心、端正世教的，都是我们所略去的。”厘定作者以后，又考察诗的音调；考察音调以后，又区分它所处的时代。所期望的，只是不失去古代风雅的规范而已。我听说后认为很好。三位君子虽然不能生在周代，不能亲眼见到太师采集民歌，也不能亲见孔子保存三百篇的原因，但毛、郑关于正变的学说，仍可借这部选本而不至于亡佚，这就是三位君子的功劳。代陕西通志作序 康熙四年，我奉诏出行，经过秦中，乘驿车向西，几乎走遍雍州、梁州两地的境域。其中名山大河、鸟道云栈、沙漠旋涡、盘曲山路、幽深险峻而遥远的地方，凡是可喜可惊之处，没有不周遍经历的。至于数千百年以来的故宫废垒、荒陵毁寝，以及残碑断碣、金石遗文中那些足以备考核、助鉴戒的，也没有不加以阅览的。因而私下想到《小雅·皇皇者华》诗中所说的“诹询谋度”，正是使臣的职责。举凡所乘的骐骥、骆驼，所到之处耳目所见所闻，都应当搜集、摘录、记载、注释，以寄托自己常常感到能力不足的心情。但我的才识浅陋，没有写成书，大概不能不留下遗憾。等到使命完成，向东返回时，得以看到巡抚贾公所编纂的《陕西通志》，包罗古今，斟酌当世，分条列类，详备周密，有典据又有纲要，对秦地人的补益很多。于是起身叹道：“这部书完成了，我诹询谋度的心愿，或许可以借此稍稍得到安慰了。”只是贾公在三秦统领军政时，疆域广大，几乎占天下的一半，军政事务纷繁，日日没有闲暇。他既安抚聚集当地百姓，又像除草梳理头发一样整治地方，还能穷尽搜求、远方采集，把境内山川地理、土俗风情、文物典章之类，一一罗列编成这部书。如果不是具备周密的见识，以及雄伟博大、非同寻常而能够四面贯通、无所穷尽的才华，怎么能够编成这部书呢？况且贾公曾经镇守安抚中州，他的施政措施和方略，大都同治理秦中没有不同。此前他所编成的《河南通志》，我曾接受并读完，也正如今天读这部书一样。自古以来谈论天下形势的人，都说关中是首要之地，洛阳是腹心之地。周成王营造周都时，必定使镐京与新邑洛阳同等重要。后来一直到东汉、隋、唐时期，也必定在东西两处建立都城，巍然并立如一体。大概天下根本和要害的地区，没有超过这里的。唯有贾公能够宣扬布达。国家的威势和恩德，周遍广大地充满于这两处重要地区之间，其作为 天子所倚重依靠之处，以及四方所仰望瞻视之地，本来就不是一天形成的。这部书完成以后，更加可以看出贾公的才识通达流畅、四面贯通到了这样的程度。我家在中州，向来熟悉贾公的方略；如今又因为奉使命来到秦地，有幸同贾公交往。几年之中，两次读到贾公所编成的不朽之书，这是多么深厚的幸运啊！于是为它作序。

译代青阳馆规作序 古代做官的人，从比长、闾师以上，他们治理官府、推行政令，都不超出乡里的范围。在一个乡中，吉凶祸福、有无财物，彼此救济；每年伏日、腊日，举行禳祭、宴饮、乡射等活动，互相往来，这是多么美好的风俗啊！大概那时作为君长的人，有八刑、三物的法令来治理众人；再往下，公卿以下各级又有大宗、小宗的制度来排列子孙，所以能够使他们整齐而相互联结。凡是所说的敦睦亲族、和睦姻亲、救灾恤患等事，无不细致周全地实行。士大夫生在那个时代，进而入朝为官，同自己并肩的人都是亲友故旧；退居在家，同乡党学校中的人交游，彼此往来的也都是自己的亲友和子弟。居家的人有礼让的教化和亲爱敬重的心；出行的人没有寄居羁旅、在外谋食、轻易离开乡土的忧患。孔子说：“我观察乡里的情况，就知道王道很容易实行，难道不是这样吗！”等到先王的法度不再施行，从显贵的官员到商人旅客，都不能不离散而前往他处；而京师作为四方的都会，常常车毂交错、衣襟相连，像鱼鳞和麋鹿一样密集。即使是同乡同邑、共同饮水的人，亲友子弟，相隔数千里之外，也常常在京师遇到他们，那么使彼此整齐联结的方法，就尤其不能没有了。于是，一方的士大夫规划地点建造会馆，把敦睦亲族、救济患难等遗留下来的制度寓于其中，大概是暗中实行先王治理一乡的办法，这难道不是善于恢复古制吗？前明万历年间，我的家乡曾经设置一所会馆，又把三十条馆规刻在木板上。近年以来，会馆倾塌毁坏、荒废失修，一天比一天严重。同邑的孙君茂先，担心没有办法整齐联结乡人，急忙来告诉我说：“何不赶快筹划这件事呢？”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捐出若干金钱首先倡导；孙君又亲自督理工程，不到一个月，门、屏、厅堂、房舍全都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又增修馆规，依次完成。我们青阳地处江南，偏在一隅，风俗一向号称质朴，大都能够用敦睦亲族的道理相互教诫，可以说很美好了。假使一旦来到京师，又都遵循这套馆规并加以守持，至于吉凶、有无、岁时往来，都一概以古代的亲爱、敬重、礼让为本，从来没有羁旅在外的叹息，虽然不能不离开家乡，仍然算是没有失去先王遗留下来的心意。因此我很高兴为它作序。代洪氏族谱作序 《礼记》说：别子的后代以别子为祖，继承别子嫡系的为宗，继承父亲旁支的为小宗。从前先王用亲亲和睦的道理教化天下，把田地划分为井田，设置乡大夫、党正、族师、比长来告诫训导百姓；又按照姓氏把人们联结起来，建立宗法，使全族合在一起吃饭，按照昭穆排列长幼，举行冠礼、婚礼便告知宗族，举行丧葬便通知宗族，每逢岁时宴饮，大家相率登上宗子的宗庙，在其中行揖让进退之礼，这就是王道兴盛的原因。后世的儒者认为大宗制度已经无法恢复，于是不得已而设法恢复小宗，希望在十分之一的范围内保存王道。社会风俗不像古代，已经很久了。亲爱亲族的情谊淡薄，欢欣、亲爱、敬重的心情微弱，他们看待族人，实在同看待路人没有分别。即使是五服以内的近亲，死后还彼此服丧，也不过是迫于法令而实行，并不是出于真诚的悲恻凄怆。即使侥幸保存了小宗的说法，也只是保留一个空名、具备一些文书而已；拿它同先王亲亲和睦的教化相比，哪里相称呢？这样说来，宗法难道就穷尽了吗？宗法刚开始建立时，凡是姓氏的本末、子孙同宗各支的亲疏远近、分枝别派，本来不必依靠图表，也不必记在谱牒上，没有不清楚明白的。自从大宗、小宗制度亡失以后，世代家谱兴起；学士大夫编写家谱，正是为了挽救宗法走向穷困的局面。我们的先世从唐代开始居住在曲阿，第一次迁到▯之官阬，第二次迁到休宁的黄石，宋室南渡以后又迁到洪原，从此族人逐渐繁盛，直到今天，散居迁徙的人数已经无法计算，但仍然没有比徽、宁两郡之间更兴盛的，昭穆世系大概还可以考察。我愿意召集族人告诫他们说：凡是父兄子弟居住在这里的，难道就忍心把族人看作路人吗？还是仍然不忍这样做呢？从今以后，如果能够守住亲亲和睦的遗意，不废弃先王的教化，那么宗法虽然无法恢复，洪氏宗族大概还可以接近古代吧？于是开始修订家谱，完成后，我在它后面写下了这篇序。

译休宁张氏世谱序 张氏的先人，见于《诗经》和《尔雅》的有仲；见于《春秋传》和《战国策》一类纵横家书籍的，有老、趯、骼、孟、谈、仪等，张氏渐渐兴盛。进入汉代以后，留侯张良的功名更加显赫。相传休宁张氏就是张良的后代。我考察吴郡各家张氏的史书，都没有记载他们是张良的后裔，只有休宁旧谱这样说。谱图从张良到第六世孙张千秋，都同《汉书·功臣表》相合。唯独说张千秋的次孙张赞南渡，居住在苏州吴江县九里桥；张赞的长子居住在苏州，任华亭县尹，我私下对此感到怀疑。推算张赞渡江应当在东汉初年，那时吴地属于会稽郡，有吴县而没有吴江，有娄县而没有华亭，而且县官也不称“尹”，怎么会像谱中所说的那样呢？况且汉顺帝时才开始把会稽郡分为吴郡，到隋代才改称苏州，张赞又怎么能预先用“居苏”来给他的儿子命名呢？这是可疑之处。谱中说张良的第二十三世孙张裕，其父为凭，祖父为茂，曾祖为镇；而李延寿《南史》说张裕的曾祖是光禄大夫张澄，祖父是广州刺史张彭，父亲是吴国内史张党，与谱中完全不合。谱中说张裕的儿子张永字景山，而史书却说张永的弟弟名岱、字景山；谱中说张裕的长子张演没有儿子，张岱的弟弟张畼有一个儿子名融；而史书说张演有儿子张绪，张畼有几个儿子，张融排行第五，这些又都不相合。其他官爵、姓名、子孙与史传相抵触的，大多也属于这一类。这又是可疑之处。我固然不能相信史书而屈从于家谱，也不敢相信家谱而贬抑史书。大概谱牒之学，自古就是困难的。休宁青山有张氏后裔，名叫羲驭、字履升，正把修葺世谱作为自己的责任；又因为从张良以来年代久远，无法考证取信，于是大略沿用旧谱列在前面，而唯独详细记载休宁四大支，以保存宗法的遗意。他们的先世大概多次从吴江迁徙而来。到第三十三世张荣，迁到休宁岭南；第三十五世张闲，迁到渔滩；第三十八世张荡，再迁到山斗；最后到第四十六世张五九，才迁到青山。这些地方都没有越出休宁境内。于是把荣公作为始迁岭南之祖，闲公作为始迁渔滩之祖，荡公作为始迁山斗之祖，五九公作为青山之祖。所谓四大支，婚姻、娶妻、死亡、安葬都一定记载，有子无子也一定记载；至于青山这一嫡本支，则尤其详细谨慎。我认为这部谱有三项长处：一是对疑问存而不妄断，二是尊崇祖先，三是收摄族人。这也足以用来示范给子孙了。羲驭为人谦逊厚道，喜欢行善，在乡里经商来到吴门，吴地人都推许他为长者；他又能请我的朋友周子敉宁来教导自己的子弟，希望以文学使宗族大为兴盛。我看张氏的先人，世世代代官服冠带不断，号称新安的名门望族。羲驭的事迹和品行又是这样，世代承继，日益昌盛，大概还没有止境。从现在开始，每年中若有君子有了美好的收获，能够把它留给子孙，大概就在张氏了。吴氏家传序 延陵吴氏，都以仲雍为始祖；他的后代分散各地，往往有人凭功名和文学在前代史书中显名，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留居吴中的吴氏支派分布繁多，比其他姓氏更加兴盛；吴氏宗族中戴冠束带的显贵人物，也不是其他姓氏敢于企望的。不过，我的朋友敬生先生，从他的祖父以上，连续两代都有潜藏的德行而未能显达；敬生父子又都是才华很高而命运坎坷的人，至今还坐在学校的讲席上，只能在学校中领取微薄俸禄，知情者都为他们惋惜。只有他的同胞弟弟翼生，脱去布衣做了县令，远近都推许他为第一等的清廉官吏，正在朝廷中迅速显达。于是敬生感叹说：“这是我祖父积善所得到的结果。然而他们的事迹年代久远，渐渐湮没散失，假如不把它们写在册子上，那么后辈还能述说什么呢？”于是把自己听见和了解到的事情编次为若干篇传记，将要刻在木版上，于是写信给我说：“我听说，先祖没有美德却称赞他，这是欺骗；有善行却不知道，这是不明；知道了却不传播，这是不仁。我已经把这些作为鉴戒，如今我编次的传记都在这里，您认为怎么样？”我打开书读了，深深感叹它质朴而不鄙俗，详细而不繁杂，确实符合《礼记》所说的论述、编撰先祖美德的要求。这样说来，敬生的孝思，哪里是容易估量的呢？古代孝子慈孙爱护亲人，活着时奉养、死后哀悼，还不算完；为他们合聚宗族来恭敬承继，为他们使家门内部和睦协调，为他们立身励志、成就自己的名声来显扬亲人，还不算完；亲人死后，为他们写行状呈给史官，为他们撰写墓志埋在地下以昭示后世，还不算完；还要为他们写诗作文，阐发他们的嘉言美行，收藏在家中以劝勉告诫子孙，始终怀抱着不能明知善行而不记、不能知道而不传的恐惧。像司马迁、班固撰写序传，韦孟作赋称述邹地祖德，谢灵运记述祖先的德行，无不如此。而敬生所编次的这些文章，就属于司马迁、班固那一类。因此我不顾衰老多病，斗胆勉强为它叙述大概如此。

译沙氏族谱序 三代时期，姓和氏分为两种：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姓用来区别婚姻，氏用来表明贵贱。后世把姓和氏合为一体来称说，所谓氏族只是借助郡望、地望互相夸耀，这就是隋唐所以有谱牒专门之学的原因。自从谱学废弃，先王大宗、小宗的制度荡然无存，甚至《礼记》所说的尊祖、敬宗、睦族的根本意义，也几乎没有人知道了。加上迁徙没有定常，贫富、困达各不相同，所以即使是世家大族，往往也不能详知自己的来历；有的把最初迁来的人当作始祖，有的把在朝廷做官的人当作始祖。像我们吴地的沙氏，也属于这一类。沙氏本来籍贯在大梁，上代的谱系已经不再保存。明朝初年，有一位名福一的太医院使，他的儿子景铭来到吴门的长洲居住，传到处士公沙让，便靠经营生计使家业兴起，带领子孙选择在虎丘山左边筑居。一时之间，亭台楼榭的幽美、花木的繁茂、琴酒图籍的丰富、宾客往来的盛况以及饮酒吟咏长啸歌唱的乐趣，在我们郡中首屈一指。吴文定公、文待诏、唐解元、陆尚宝、袁提学等贤士大夫，先后同沙氏交好；沙氏的衣冠人物、文化文物，在这里最为兴盛。沙氏的父老都轻视钱财、崇尚义气，努力奉行长者的品行；同族的子弟都读书息业，诚实谨慎、孝顺恭敬，没有穿着华贵衣服骑着骏马、赌博、游荡嬉玩的过失，大概正是《易经》所说的积善之家。天启年间，周忠介公正被逮捕，士民起而群殴旗校；处士的第五世孙舜臣以秀才身份在上官面前抗议辩论，不屈不惧，被有关官府列名指责，因此尤其以气节著称。后来进入本朝，舜臣的族孙▯中又在乡试中首先中举，于是沙氏的地望几乎可以同三吴各大世家相抗衡了。这部族谱由经历公沙纶创始，存疑而求证，世系从太医院使父子开始记载。经历公是太医院使的玄孙，也是处士的孙子；后来又得到经历公的从孙懋德协助修谱。稿本前后修改三次才完成，到现在又过了一百多年。族支日益分开，子孙日益繁衍。舜臣的侄子、太学生恒铨担心族谱年代久远后族人离散疏远，又召集族人重新修订，独自捐出囊中若干金钱，刻版刊行。至于编排事实，搜集修整先世传记、墓志铭等作品，则恒铨的侄子云起也出了力。这样以后，昭穆得以明确，长幼得以有序；每逢岁时蜡腊、宾祀、傩酺等活动，礼仪整齐有序，使太医院使的后裔不至于彼此相看如同路人，这都是族谱的功劳。我反复周览，认为这两位君子所做的事没有失去先王尊祖、敬宗、睦族的遗意，他们知道根本所在，也合于礼制。汪氏族谱序 宗法灭亡已经很久了。别子以别子为祖，继承别子嫡系的为宗。什么叫祖？别子最初成为大夫的，就是祖。什么叫宗？别子的嫡长子，世世代代继承而成为大夫的，就是宗。所以说，宗就是继承别子所出的一支，百世不迁的宗支。这是先王尊祖、敬宗、收摄族人的本意。自从世代承袭爵位、世代享受俸禄的制度废除，宗法便开始败坏。后代儒者也想讲求并推行宗法，但最终无法实现。并不是宗法难以恢复，而是制度变化、风俗浇薄造成的。古代大夫有三座宗庙，又有采地来安置子孙。如今大宗的后代大多降为普通百姓，既没有宗庙，也没有田地，怎么能够率领族中显贵者，在岁时到寝庙中举行合祭呢？这是不能实行的第一点。古代族人各自居住而共同拥有财产，有余财就归于宗子，不足时就由宗子资助。子弟得到贵重器物，一定先献给宗子，然后才敢穿用；次一等的，到了今天，父兄子弟往往为一铢钱、一尺帛争夺，甚至怨愤辱骂、争斗相残，几乎不知道限度。如今想把宗子和族人的衣服、器具、车马、财货全都聚集起来，交给宗子而不允许各人私有，怎么可能呢？这是不能实行的第二点。古代断绝宗族关系的人不施以丧服，然而用来尊重大宗的礼制却另有加重之处。宗子死了，族人为他服齐衰三月；他的母亲、妻子死了，也同样如此，即使是大夫也不因此降等。如今的法令没有这一条。宗妇死了，即使宗子的母亲还在，丈夫也要为她服禫。宗子的长子死了，父亲为他服斩衰三年。如今的法令又没有这些规定。这是不能实行的第三点。因此我编写本族族谱而不称宗，并不是贬抑我们宗族，而是哀悼宗法无法恢复，在这里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这是制度的变化、风俗的浇薄造成的。况且孔子曾经说过：“仁厚多的人往往义薄，亲近却不尊重；义厚多的人往往仁薄，尊重却不亲爱。”所以义没有仁就不能成立，仁没有义也不能施行。凡是我族的父兄子弟，如果能够懂得仁义、尊亲的道理，使内外有别，长幼亲疏有序，有无相互救济，吉凶患难彼此帮助，在伏日、腊日、膢蜡等祭祀宴饮饮食活动中互相往来，这样即使不称宗，宗法也已经寓于其中了。族谱后序 我编写本族族谱而不称宗，或许还有深微的用意。我们族中继承始祖的是嫡子处士公。处士公的嫡子显去世，没有后代，不从兄弟的儿子中立后，却立了异姓之子为后，这样大宗断绝，差不多已有三百年了。继承高祖的是嫡子赠参政公；参政公的嫡子是赠刑部公；刑部公的嫡子度去世，没有后代，不从兄弟的儿子中立后，却立了同母弟弟广州公为后。广州公任刑部官，竟说兄弟之间不能互相为后，过了很久才把自己的幼子立为后，于是小宗几乎断绝，而幸运的是没有完全断绝，又过了几十年。这样看来，我不称宗，不只是因为宗法无法恢复，实在是有很大的不得已。我的堂兄搢九又说过：“谱牒之所以废弃，有十分之三是废于贫穷低贱者，有十分之七是废于富贵显达者。富贵的人有时以家族衰落为耻，便攀附大族，强行把自己附会进去；显贵的人有时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先世留下的恩泽还在，又过分担心族中贫穷的人觊觎自己的一点财物，便唯恐同族疏远得不够快。富贵者既强行依附别人的宗族，显贵者又急于远离自己的宗族，于是谱牒虽然保存着，实际上却已经亡失了。”这话确实有道理，凡是我族的人都不能不深思。《诗经》说：“难道没有别的人吗？却不如我们同姓的人。”所以我把这些话写在族谱末尾，作为父子兄弟的鉴戒。《尧峯文钞》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尧峯文钞》卷二十七，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序四【共十一首】

译重刻《高子遗书》后序 以上是高先生的遗书十二卷，是陈氏防亭所编纂刊行的书。屡经兵乱，刻版焚毁而不存。我曾经购买寻求这部书的抄本，过了一年才得到，拿给四方各位门人看，他们都欣喜感叹，认为自己还没有见过。有一位高生名嵀，字象姚，来跟随我交游，我在谈话间告诉他说：“先生这部书决不会湮没，何不谋划重新镌刻呢？”高生恭敬地答应了。他大概是先生族中的曾孙，回去后倾尽囊中资财，召集工匠、置办役事；如果仍有不足，就卖掉三十亩肥田来资助。总共耗费白金若干两，经过若干天才完成，用来嘉惠后学，他的用意实在深厚。那年正月，高生又到我门下，请我为它作序。我认为，明朝二百七十多年间，贤士大夫中以大儒硕望著称于世的，肩背相接；其中学术精粹纯正、议论醇厚正大的，前面只有薛文清，后面只有高先生。只是两位先生都遭受宦官的祸害，薛文清谨慎而得以幸免，高先生却不幸竟然重蹈楚累沉渊的旧迹。上天降下罪罚，奸邪之人从内部争斗，这就是明朝社稷终于倾覆的原因，也是后世评论者免不了有“人亡而国殄瘁”的悲痛。我从前就有志于学问，只是心志昏昧、资质愚钝，到如今头发已经斑白，仍不能稍有进步。年轻时就听闻先生的风范，壮年时诵读先生的著作，慨然想象他的为人，光明灿烂，仿佛日月星辰照耀天空；浩浩荡荡，仿佛江河流行大地；巍峨高峻，仿佛嵩山、泰山同天地并立。像我这样浅陋低劣的人，向上仰望、向下揣测，哪里能够穷尽先生学问的高深境界呢？我正忙于仰望他的高山、遵循他的正道，哪里敢妄加一言来赞美描摹他呢？姑且接受高生的请求，详细叙述重新镌刻此书的始末，以满足他的心意，慰藉四方学者欣喜感叹、想要一见此书的心情；而我又得以把自己的姓名挂在卷首，私下认为这是很深的幸运。《具区志》序 古代扬州的地域，越过淮河，抵达大海，像衣襟和衣带一样连接吴、楚两地，疆域最为广大。《周礼·职方氏》所标明的、作为一州薮泽水泽的地方，称作具区、五湖，其实都指太湖这一片水域，这同其他州很不相同，为什么呢？东南虽然号称水乡，但大水没有超过这座湖的，所以称作太湖。湖心有名山，如洞庭山；东西方向又有像马迹山这样的山，是各峰中的冠首。进入湖中，就有平坦的田野、宽广的道路、高大的树林和聚集的村落，环湖居住的人多得无法计算。抬头登高，岩石沟壑的秀丽、云霞的变幻，都在眉睫之间；低头眺望远方，波涛的起伏、沙禽水兽的上下、高帆大樯往来的隐现，都在衣襟鞋履以下。至于鱼虾的利益，橘、柚、李、梅等果实的珍美，莲、芡、芋、栗、菰、莼等物产的丰富，在三吴地区首屈一指，商贾都聚集而来，船只相接、肩挑背负，络绎不绝。再加上巨人长者、德行高尚之人、名儒胜流，以及士女中的卓异人物、僧道中的奇异人物，照耀史册、光彩照耀文辞的人，前后相接。名义上只是湖山的一隅，实际上却可以同京城相提并论，绝不是小国寡民之地所能比的。这实在不能没有一部志书。然而以前编写志书的人，出于草创，往往简略而不完备；最后的《震泽》一编，仍不免依据杂乱、搜罗驳杂而有遗漏。于是东山翁的儿子季霖奋然而起，说：“士君子不出门户庭院也能知道天下，何况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怎么能任由它湮没而不著名呢？”于是慨然制定纲目、创立体例，上至《山海经》，下至太史公、郦道元以来的各种书籍，旁及图经、地记、稗史、别集之类，四处搜集，积累多年。对于其中有的尚未详尽之处，便从山驿、旅亭、僧舍、店铺墙壁、荒郊野冢、残碑断刻，以及父老的传闻、僧人的记忆中搜寻；近处就拄杖前往，远处就划船访问，搜罗剔抉、讨论考辨，没有遗漏。完成以后拿给我看，我喜爱它典雅详实，自成一家之言，于是答应季霖的请求，为它作序刊行。季霖学问广博而知名于世，家中藏书很多，尤其擅长五言、七言歌诗；他所交往的，大都是当代贤士大夫。他的长处本来不止于这部书，而这部书也不是借助我的话才得以流传的。《吴逸民传》序 陈子均宁为人沉静淡雅，从小就不急切追逐名利。年纪还未壮年，正值明朝士人结社已经瓦解，便放弃诸生身份，隐居在东郊外娄江之上，靠教授学生自给。尤其喜欢著书，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他辑成《吴逸民传》，上起仲雍，下至金先生孝章，共有若干人，大概是借此寄托自己的志向。我认为“逸民”这个名称本出于《论语》，其中提到了虞仲。考察周初有两个虞仲：一个是太伯的弟弟仲雍，《左传》说“太伯、虞仲，是太王的昭子”，直到今天虞山上还留有虞仲墓，陆广微《吴地记》记载的就是这个人；另一个是仲雍的后人，《史记》说武王灭商后，把仲雍的曾孙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在周地以北，所以夏代旧墟称为北吴，说的就是这个人。孔子所称的逸民，究竟是仲雍，还是周章的弟弟呢？从汉代孔安国到魏代王肃、何晏等诸家，都没有注释虞仲究竟是谁。近世才开始把他确定为仲雍，这一点很可疑。太伯、仲雍逃离周地，正如伯夷、叔齐以孤竹国相让一样。孔子也曾推许太伯具有至高的德行。可是等到他排列逸民时，却把夷、齐兄弟列在最前面，唯独太伯不能援引这个例子，与仲雍并列，这其中的道理在哪里？按时代考察，仲雍比夷、齐早了将近一百年；按照《论语》叙述事迹的体例，也不应当把夷、齐列在前而把仲雍列在后，这又是一件可疑之处。仲雍虽然剪发纹身，以顺从荆蛮的风俗，但本来就是世代承继土地的君主。孔子把他列为逸民可以，进一步把他称作民众中的一员可以吗？《春秋》中杞成公采用夷礼，便降低他的伯爵爵位；记载楚人扰乱中原、开始攻打蔡国时，又贬低楚国的国号，写作“荆”，都是表示贬斥。那么，孔子把仲雍称为民众，若按《春秋》的法则来衡量，难道是贬义的话吗？这又是一件可疑之处。我从牙齿尚未长全时起，就没有一天不背诵《论语》，可是到了垂老之年仍然不能弄清它的含义，我真是愚钝得厉害。然而，提出疑问、考辨难题，都是后学应当尽心去做的事。均宁好学深思，是吴中隐逸之士中的佼佼者；他撰写这篇传记，搜集材料最为广博，取舍又最严谨，阐明体例、创立条例，井然有序而不苟且，一定能够讲求孔子称逸民的本意。我怎敢把这些说法写在卷首，向均宁求教；均宁可不要因为我年老昏愦而弃置我。

译《篆隶考异序》古今的制度不同。古人所用的食器是俎豆，后世改用杯盂；古人所居所用的是簟席，后世改用榻、案；古人所听的音乐用箾、管、琴、瑟，后世改用筝、笛、琵琶；古人的书籍，载体是简策，字体是大小篆和籀文，后世则改用缣帛、纸张以及隶书、分书、行书、草书。风俗日益趋于简易，人心日益趋于浮薄，这就是造成古今不同的原因。假使后世有圣王兴起，一定要把当时的制度全部废除，大幅度恢复古制，这并不是不美好、不正确；然而这样做只能使人们的视听受到惊骇，实际上不足以用来治理天下。为什么呢？因为形势是长期逐渐积累而形成的。如今的学者却拘守片面见解，动不动就用小篆匡正隶文，用大篆匡正小篆，我常常对此感到困惑。推究他们这种诡异的主张，如果不是打算一直退回到科斗文、结绳记事的时代，他们的争辩一定不会停止。唉！这正是浅陋之士所崇尚、通达的儒者所不赞许的。不过其中仍有不可不辨明的地方。隶书相对于篆书，只是略微改变了笔画和形体而已；对于《周官》保氏所掌的六书之法，并没有相违背。近代以来承袭讹误，沿用错误，完全不知道造字的源流，于是争相使用俗字，六书之法也就灭亡了。起初只是市井中有人使用，后来学士大夫也这样使用了。起初只是私人家中的簿籍中有这些俗字，后来经典、诗文，直到诏章奏疏、符牒一类文书也都如此了。小学的教化不明白，因循苟且的人越来越多，凡是儒林和文坛，都免不了逐渐受到流俗的浸染。难怪世上的浅陋之士能够凭借片面的见解互相诋毁斥责了。我们郡的周子敉宁博学能文，慨然对此感到忧虑，写成《考异》一书；阐明体例、创立条例，全都以许慎、李阳冰、徐铉三人的说法为根本。每个字都一定加以分析，先以隶文为主，然后到篆书中寻求依据，并把俗字附列在后。上则引用六经，旁及诸子、史书，探究字形的本末，辨析是非，极其详尽细密，却从未有诡异之说，所以即使通达的儒者也无法驳难。韩退之说，凡是写作文章，应当略微懂得文字；像敉宁这样的学问，难道不是最为精通文字的吗？不必把隶文全部废除，而小学六书的教法，借此可以重新讲明；他对于统一文字的治理所作的贡献，并不浅薄。我因此写下这篇序来给学者看，希望他们加以采纳。《畜德录序》《易经》大畜卦的卦象辞说：“君子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论和往日的行为，以此积蓄自己的德行。”德的本体玄妙幽静而清虚，就像天一样；艮山广大厚重，遮蔽着天空，仿佛把天蕴藏在其中并据为己有，所以有“畜德”的卦象。然而君子效法它，必须广泛记取言论和行为，并不是只为了夸耀见闻广博。学者所忧虑的，只在于志向容易衰退，见识容易昏暗，心思容易闭塞，气质容易流于轻佻浮薄。志向衰退就会堕落，见识昏暗就会卑下，心思闭塞就会愚昧，气浮而质轻佻就会放纵无所收束，那么他的德行早已丧失了。因此必须逐渐浸润在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之中，每天看见以前没有看见的，每天听到以前没有听到的，以达到深入造诣、自己有所体会为止。这样以后，衰退的志向可以立定，昏暗的见识可以明白，闭塞的心思可以通达，轻佻浮薄的气质也可以改变。这就叫作积蓄德行。否则，求学不能追究根源，只是局促地被耳目所限制、被辞章所束缚，那就像坐在井里窥看天空，绝不是艮山把天蕴藏在其中的意义。我们吴地洞庭东山的席君文舆，平日以仁厚存心，以淡泊来调养身心，轻视钱财而乐于施舍，周旋于亲友之间并安定乡里，他在君子德行方面，已经具备根基了。但他又闭门喜好读书，家中积存的书有数千卷，每每挑选其中最切合身心的，亲手披阅，开口吟诵，反复玩味并以之为师，恍然有所领悟。但他又认为这样还不够，于是把周、秦以来直到元、明的嘉言美行全部搜辑起来，共二十卷，命名为《畜德录》，以便省览。即使长期卧病在床席之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编次，从未轻易改变自己的爱好。他的为人既不萎靡昏昧，也不闭塞浮薄，那么他所积蓄的德行究竟怎样呢？席君已经去世，将要下葬时，他的儿子献臣拿出这部书给我看。我读完以后，长叹说：“多么丰富啊，这就是君子所说的广泛见闻吧。”过去我曾见过宋代儒者编撰的《厚德录》《仕学规范》《名臣言行录》等书，大概与这部《畜德录》相类似。那些书所编排的，大多没有超出本朝贤人，不能像席君这样上下贯通数千百年，分门别类得如此完备而美善。我先前因为席君有德行、有言论而称许他，后来的读者借此想见席君的为人，那么我的话不就得到验证了吗？至于席君平生的事迹以及家世、生卒的详细情况，都见于我所作的墓志铭中，这里不再论述，只谈《畜德录》。献臣名叫永劼，是席君的长子。他为人很有文采而淳厚谨慎，有先父遗留下来的风范。如今又勤勉不懈地校订刊刻这部书，仿佛唯恐父亲的姓名不能流传后世。我听说，显扬先人，是奉行孝道；亲身继承先人的事业，是顺从；把先人的德行昭示后世，是教化。献臣大概已经接近这些了，所以一并附带记述，以说明有德之人的后代能够如此。

译《国朝诗选序》我的门生孙子思九，一向以才学知名。既已写作科举文章，空闲时又同知交以诗歌互相赠答，其中尤其多有清新秀丽、超逸拔俗、风流美好的作品，本来已经受到当时贤士的推重了。偶尔又选取 本朝士大夫、诗人墨客以及方外之人的作品，把散见于世间的诗作汇集编纂成书刊行。他的选本完成后，带到邱南给我看。我还没有来得及阅览，先试着问思九删取、保存和取舍的原则，得知他以唐代开元、大历年间为宗旨。于是又告诉他说：古代写诗的人，学问一定各有依据，篇章结构、句法、用字也一定各有师承；唐诗、宋诗并没有本质不同。如今却把唐诗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接着又把唐诗与宋诗分为两类，这和我所听闻的道理相差多么远啊！况且宋诗没有不出自唐诗的。杨亿、刘筠学习温庭筠、李商隐，欧阳永叔学习李太白，苏轼、黄庭坚学习杜子美，子由、文潜学习白乐天。宋诗与唐诗，本来就像埙与篪互相唱和，又像駏驉与蛩蛩彼此相助周旋。道理确实如此！再说，你难道没有见过厨师吗？同样是肉，有的切成肉片，有的剁碎制成臡、菹，有的捶打后晒成脯，有的煮成羹；肉的精细、粗糙、湿润、干燥等质地虽不同，味道却相同。至于用酒、酏、糁、蓼、醯醢、桂、姜等来调味，所增添的味道虽不同，但它们作为肉，仍然没有不同。一旦把这些肉摆到几案席面上，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并不是肉本身果真有差异，而是同席众人的口味以及牙齿舌头，容易受到厨师手艺好坏的改变。诗道也是如此。善于选诗的人，就像吴地善于烹饪的厨师一样；借此改变学诗者的耳目，导引他们的心志，转移他们的风气，都在于此。如果确实如此，即使专门以唐代开元、大历诗歌为宗旨，也是可以的。《砥斋集序》《砥斋集》是华阴王子弘、字无异所作，汇集后在京师刊刻的作品。王子已经同我结为朋友，于是拿这部集子给我看。我读到《孙督师傅庭公传》时，来回读了好几遍，总是不禁感慨叹息，凄然悲伤。前明崇祯末年，朝廷士大夫日夜分立门户，互相攻击诋毁；至于国家政事的倾覆、盗贼的蔓延，以及中原、秦、楚一带的陷落动荡，全都置之不顾。为什么会这样呢？先儒说：“扬之水，是哀悯郑忽没有忠臣良士，终于因此灭亡。”我对于愍帝也这样认为。在那时，只有督师公慷慨担当政事，所扑灭的流寇数不胜数，最终却受到宦官的动摇、政府的控制，不能充分施展才能，终于遭遇祸患。督师公一死，明朝的大势就已经无法挽救了。王子撰写这篇传记，搜集事迹既详细又确实，加以叙述编排简洁而有法度，很有太史公《史记》中《傅靳蒯成列传》的遗意；使督师公得以不朽，难道不大有赖于王子吗？王子过去曾自号山史，看他的学识达到如此程度，确实接近史家了。如今皇上正下诏修纂 太宗 世祖实录以及前明史书，已经一年多了，并且将要考察求访征聘的典制，搜罗山林之间年老成熟、学问深厚高雅的隐逸之士，以扩大储备和选择，使王子能够供职掌管文书，置身于翰林院之中。他若阐明体例、创立条例，辨明是非，一定不会苟且地附和流俗；即使让他与日月争辉也不难，只可惜他穿布衣、着草鞋，沉沦在诸生之间，没有人来援助他。假如有一两位大人物出力从旁扶助他，那么他所撰述的东西，难道只会是这些吗？王子熟悉许多前明旧事，尤其喜欢鉴别唐、宋以来的法书名画；平生写作很多，议论纵横驰骋于古今，全都有根据，不是随意创作的人。于是他对我说：“我将要离开您西归了，幸望您用一句话为我的文章作序。”我已经替他作了序，又劝慰挽留他说：“我正要以修史之事期待王子，恐怕还不能西归，何不暂且放下行囊，稍稍等待呢？” 《物外闲吟序》天地之间充满万物，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物的。害怕尘世喧闹的人，激愤之下闭门不出，自以为已经超然于物外了。然而他亲近的是家室，使用的是琴瑟、书册、几案、手杖一类东西，这些全都是物。厌弃车服官位的人，放纵自己进入南山、北山的险阻之中，更加自以为超然物外了。然而他听到的是松风、泉声、鸟鸣、虫叫，看到的是重叠的山崖、飞泻的瀑布、奇异的花、名贵的药草，以及麋鹿来往、农夫、渔翁、方外之人出入，这些也全都是物。推到通达之人的见解，连我们自身也不过是物，又到哪里去寻求超然于物外而逃避它呢？所以可以把心意寄托在物上，却不可以把心意留滞在物上；只要随着所寄托之处而安然自得，这样以后才能不被万物役使，而遨游于万物之外。无锡华先生子嘉，身材高大修长，为人耿介自守。年纪还未壮年，就同妻子分居另立门户，独自闭门生活将近四十年；今年已经七十岁了。他头发花白而鬓发仍黑，面色红润，神采旺盛；有几间老屋，数千卷破书，纸窗土墙，烟熏的帐子、积尘的床榻，却仿佛自得其乐。他很会饮酒，酒意酣畅时就把兴致发为诗篇，篇章短小，节奏急促，脱去唐、宋诗人的章法道路，萧散疏宕而寄意深远，品味起来另有一番情趣，共有若干卷，题名为《物外闲吟》。我读后更加喜爱仰慕它，这难道就是所谓不被物役使而遨游于物外吗？先生年轻时娶周氏为妻；我门生周子子瞻，是先生妻子的侄子。他几次经过邱南，请我写一句话为《闲吟》作序。我想先生胸襟浩大而疏落，像广阔的虚空，尘世的情念和虚妄的念头几乎全都消灭了；俯仰天地古今，看它们与空中幻花、游云、野马没有多少差别。何况诗歌这种小技，哪里还会像近世诗人那样以苦心吟咏自夸呢？既然如此，先生把万物都看作寄托，他把这些吟咏也看作寄托；只是耳目所接触到的事物偶然触发兴致，便寄托于诗而已。世上的人互相争逐，以金钱互相倾轧，以名位相比较，十个中有九个浮沉不定，忙忙碌碌地陷在尘埃弥漫之中，他们哪里能知道先生的高远旷达？读到这些诗的人，何不按照我的话去体会它。

译《洮浦集序》文章只是一种小技艺，说它在大道面前并不尊贵，这话确实正确。然而古代的作者对于大道没有不各有所得的；虽然所见有深浅，入道的途径有彼此不同，但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文章就不能流传，即使流传也不能达到长久而遥远。自孔子、孟子以来，像庄子、屈原，像荀子、扬雄，直到唐、宋诸位大家，没有不是如此的。若一概以小技来斥责文章，难道可以吗？金沙曹惕咸先生，也是近世闻道之人。先生考中进士出仕后，同年张翰林天如交好，他的才华声名也大致相当，却屡次受到党人的排斥，仕途不能进展，于是归家闭门谢客，以著述自娱。他治学从六经、诸史出发，旁及稗官野史、天文地理、《尔雅》、本草以及佛教、老子的书，没有不研究的。后来又遭逢甲申、乙酉之变，颠沛流离，奔走四方，把感慨激愤和郁闷忧愁全都表现于诗歌和古文辞中。有时写得像太羹玄酒，有时写得像火龙黼黻；有时如虎豹斑斓，有时如鱼龙变幻；有时如镛鼓的宏大声响，有时如筝笛的繁复乐声；有时如吟叫的蟋蟀、长啸的猿猴那样凄清，有时如蛇神牛鬼那样诡异怪奇。他把奇异化为正常，把旧的变化为新的，有时像怨恨，有时像愤怒，有时像隐伏，有时像排斥，有时写庄重的语言，有时写寓言。这大概是因为他伤痛宗庙社稷的倾覆，感慨自身和世道的离散，却没有地方发泄，只好姑且寄托在这些作品中罢了。后世读者可以由此知道他这个人，并评论他所处的时代。但他仍然认为自己的造诣不够，于是取《庄子·南华经》和《华严经》两部书融会为一，作《南华泚笔》若干卷。上采诸子之说，次而援引佛门诸语录，文辞雄伟华丽，恍惚难以穷究诘问，总计数千余言。像从茧中抽丝，像车轮牵引泉水，逐层追根究底，把内里的道理全部叩问出来。这不就是穷尽大道的变化、发挥文章的全部本领吗？古代贤人说文章与大道处在同一个关键之处；既然如此，若只把先生看作文人，因而怀疑先生不懂大道，那就大错特错了。冢君是持原琬的同门朋友，把先生的文集拿给我看，并在尧峰山中嘱托琬作序。琬捧读了好几遍，自知文章既不工巧，闻道又浅薄；对于先生的作品，简直就像河伯遇见海若，只能望着大海洋洋自失而逃。我倾慕先生的为人已经很久了，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姓名列在文集卷首，岂不是幸运吗？《杨柳枝词序》我考察郭茂倩《乐府》，其中有《折杨柳》词，共分四调：其中一调是横吹曲，梁元帝有诗以及古词“上马不捉鞭”等五曲就是这一类；一调是相和歌瑟调曲，《默默施行违》一篇就是这一类；一调是清商西曲歌，《月节折杨柳》词就是这一类。另有《杨柳枝》词，是白乐天尚书创制的，词中都吟咏杨柳。《本事诗》说：“尚书有个歌妓樊素，善于歌唱；小蛮善于舞蹈。尚书年纪已经很大，而小蛮正当丰艳，于是作《杨柳枝》词来寄托心意说：‘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宣宗听到这支曲子，问是谁作的词，左右侍从详细回答，于是派东方使者取来永丰坊的两株柳树，移植到宫禁之中。尚书感激皇上知道自己的名声，又喜好崇尚风雅，便再作一章词说：“料定玄象在今春之后，御宿星光之中又增添两颗星。”后来干符五年，薛能任许州刺史，命属下歌妓中的少女表演《杨柳枝》健舞，又为它谱写歌词，成为新的声调。《杨柳枝》词的始末就是这样。再考察白乐天这首词，除了《本事诗》所记载的以外，还有八首，其中有的写洛阳，有的写馆娃、钱塘，大概不全是为小蛮所作。刘梦得所作的和词也是如此。《本事诗》所说的那些话，不可以拘泥相信。如今这卷唱和之作虽然不是专门宗法刘禹锡、白居易，但不能不知道它的缘起，所以把这些记在卷首，给阅览者作为考证。《募修长洲县学序》诸子百家兴盛起来，圣人的道统便衰微了。自司马迁、刘向父子把儒家作为一家与诸子并列，有时分为六家，有时分为九家，儒者的地位于是更加轻微。到了后世，佛教、老庄之学盛行，它们所造成的危害，比诸子更为严重。世上有才华而贤能的人，听到虚无、性命之说就喜欢；愚昧顽固的人，则沉溺于福田、利益、报应之说，奔走信从。它的影响一天比一天扩大，火势一天比一天炽烈。即使是学习圣人之道的士绅大夫，也不能卓然自拔于其中，于是天下竟然没有儒者了。因此如来的寺院、三清的道观遍布名山大川，钟声、木鱼声以及礼拜诵经声日夜不断。至于殿阁的高大、梁栋的壮丽，以及朱红、黑色、金色、碧色相间的灿烂，即使宫阙也比不上；而圣人的学校却终究没有人过问。人伦秩序所以放失，人心风俗所以败坏，不是这个原因又该怪谁呢？我实在不能不感叹。我们苏州长洲县学舍，创建于前明嘉靖年间，万历中叶又重修，都是有大德的重臣以及贤能的地方官，拿出赎金、捐出俸禄，倡导乡人共同兴办的；这些都清楚地记载在学志中，可以考查。到如今将近一百五十年了，木料腐朽，石头剥蚀，殿堂和两侧廊庑之间，侧面受风、上面漏雨，倾斜坍塌，难以支撑；严重的地方已经变成菜畦和草径，有关官员却没有人忧虑。教谕姚君、训导王君首先召集乡贡进士陆子蔚文以及诸位生员，谋划重新修建，估计费用应当耗费白银六千余两，但没有筹款办法，只好准备遍求县中百姓资助，并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只看吴中灵岩、玄墓、穹窿之类的名山，凡是被佛、道两教雄踞的地方，考察它们修建土木、塑造神像所花的费用，相比这里大概不止多出数倍。然而佛道徒众募捐，城中人士施舍，凭此完成修建十分容易；唯独对于学校，往往皱眉搓手，觉得非常困难而不敢举动，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我们的道统同佛、道两教，势力本来就不能同时兴盛吗？还是像我前面所感叹的那样，这种情形总是足以成为人心风俗的负担吗？巡抚余公正奉 天子的命令，手持符节治理这片土地，恳切地想把教化和养育这里的人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估量所要施行的措施，一定从学校开始。学校是士绅大夫由此出身的地方，也是百姓共同关注、共同瞻仰的地方。移风易俗，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假如能够首先援引嘉靖、万历年间的旧例，倡导并率领大家办理，那么既有贤能的上级官员从上面兴办，又有诸位君子从下面响应；有才华的人奋发，愚钝的人仰慕，事情迅速成功是必然的。那还有什么困难可说呢？所以我用这些话告诉诸位君子，也请一并告诉余公。《尧峰文钞》卷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二十八，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序五，共十一首。

译《徐圃臣集序》此前，嘉兴徐君圃臣托他的族人崧之请我为他所著的书作序。我年老多病，神志昏乱，匆忙之间没有来得及记住这件事。过了两年，崧之催促作序催得很急，并且说圃臣家贫而好学，日夜闭门，勤勉撰述从不厌倦，甚至谢绝一切人事往来，同乡的贵人全都不相往来，唯独仰慕钝翁，这些都是崧之对他的称述。我曾经偶然看过圃臣所编排的历法，与元代郭守敬以及回回、大西洋诸历法大致相互抵牾；他论说《春秋》“春王正月”的意义，更与诸儒大不相同，我非常惊异，也略感震动。圃臣大概长于数学吧？不过我私下仍有疑问。请用邵氏的易数来说明：从子、丑二会天地开辟开始，直到巳会，数字总共六万四千八百年；而唐尧、虞舜正好处在午会，午会一万八百年的中间，那么在此以前已经超过七万年了。在这七万年中，圣贤相继兴起，除了流传下来的易卦图、本草经之外，其他书如三坟、八索、九丘，都已经湮没无存。现存的只有尧、舜以来三千多年的各种书籍。然而《尚书》仅存二十八篇，《周礼》又亡失了冬官，《仪礼》散失得更多；圣贤的书尚且免不了湮没残缺，何况我们这些人，正想耗尽精力、劳累心神，孜孜不倦地穷尽日夜来从事著述，却动不动就说要为不朽作打算，它果真能够不朽吗？从尧、舜直到今天，时间的数目还处在午会末期；从此以后，经过未会、申会、酉会，还要再过三万三千多年，它果真能够流传三万三千多年之久吗？近世的后生晚辈喜欢诋毁讥刺前贤，以此博取声名、抬高自己，他们能够保证三万三千年后的人果真不同于今天的人吗？他们果真能够把我们的书全部读完，并且深刻理解我们的心意吗？又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像今天的人一样，大肆张口议论呢？我又怎敢凭借这短暂而容易耗尽的生命，拿出自己的书去同三万三千年后的人争胜，给他们提供攻击我的口实呢？所以我过去喜欢写古文辞，到了晚年才深深后悔，也很怜悯圃臣的志向与我从前相似，同时又怀疑他谋划失当。不过，圃臣既然长于数学，难道不会根据推算得出他的书必定在三万三千年之久大为流行吗？所以他才孜孜不倦地把精神用在这里，以求成就一家之言；即使到了垂老之年仍不愿回头，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圃臣的打算就不能说错，而我的话实在大错特错了。圃臣将用什么来教导我呢？《王贻上诗集序》从前吴国季札出使鲁国，鲁国人给他演奏齐国的乐曲，他赞叹说：“美啊！气势浩大，这是表率东海的风格，大概是太公吧？”可是解释乐曲的人又说齐国的音乐傲慢放纵，表现骄矜的志意，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曾诵读齐国诗歌，从《鸡鸣》以下，共十一篇，大多是哀公、襄公时期的诗。《诗经》疏解认为，哀公政治衰败，荒淫怠慢，齐国的变风从此开始。那么所谓傲慢放纵、骄矜自得，指的就是变风吧。自太公以来，四公时期的正风已经失传很久了，想来季札大概还来得及看到并听到它吧？所以才为它的美好咨嗟叹息，像这样思慕太公吗？孔子同季札生活在同时代，到他编述《诗经》时，却不收录齐国的正风，只保存《鸡鸣》以下十一篇，难道孔子所见还比不上季札吗？我对此困惑已久。我的朋友王子贻上，世代居住在济南新城；新城原来是齐地。贻上又擅长作诗，为人博雅好古，熟知六艺的文章。从前在京师时，我多次同他往来。可惜我没有把这个问题拿来询问贻上，辨正自己的疑惑。贻上的诗情思缜密而意旨深远，间或能够自出新意，纵横驰骋，无所不可，也许能够彻底破除所谓傲慢放纵、骄矜自得的习气，进而达到正风吧？假如当今又有吴国季札这样的人，他应当怎样做呢？贻上会不会也为齐诗的美好咨嗟叹息？或者假如让贻上生在孔子的时代，孔子难道会把他的诗全部删去而不收录吗？由此就可以知道贻上的造诣了。吴国在孔子的时代，被视为同于越、蛮、荆一类的边远之地，所以吴、越、荆、楚的诗歌都没有收入《诗经》三百篇。直到鲁成公七年，吴才开始见于经书。自西汉以来，吴地的贤士大夫才逐渐在文章、功业上卓然崛起，与中原相抗衡；直到今天，吴地号称文物之乡。古今的时势不同，就是这样。我在吴人中才学最为浅陋，但有幸生在季札的乡土，虽然不能作诗，却还能够懂得贻上的诗，私下想依附于季札赞美齐国正风的美意，贻上会答应我吗？贻上归去时，曾请求我为他的诗集作序，我当时没有空闲；如今正逢休假无事，便借此机会叙说这些话送给贻上，也想请贻上替我辨正这个疑惑。

译《王子底诗集序》我读《风》《雅》诸诗，从来没有不感慨叹息的。我认为在成周盛隆之时，众多士大夫文质彬彬，都熟习文学，他们能够作诗本来是理所当然的。至于田夫、野叟、妇人、童仆，知识昏昧而资质愚钝，这些人都不足以参与作诗；但诗作者却没有断绝，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先王用诗来教化人们，设置国史来采集诗歌，设置太师、瞽蒙来掌管诗歌，设置舞蹈的节拍来表现诗意，设置鼗、柷、埙、敔、箫、管、琴、瑟等乐器来宣扬传播诗歌。从国学直到家塾，从饮酒、射礼直到祈年、蜡祭，没有一处没有诗。因此，即使众多田野妇女儿童偶然有所感受，也全都能够把它唱成有韵的歌，叙述成有文采的篇章。他们确实深入其中，日夜受到观感和激发，却不自觉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后世偶尔也用诗取士，但所争的不过是声调，所崇尚的不过是排偶，这已经同成周大不相同了。等到科举的课程改变，诗歌便更加衰落；于是那些有才而贤能的人，也曾极度耗费精力来努力求工，但拿来一看，仍然多出于凌厉和摹袭之作，没有时间进而达到古人的境界，难道不是因为诗教已经不存在了吗？既然如此，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假如能够自成一家，希望接续《风》《雅》的遗风，可以说是很难了。唉！从后世的说法看，诗道不过是文艺中的一个部分。因此上面不把它作为教化，下面也不把它作为学习。但在先王时代，诗歌往往由国史采集，由太师、瞽蒙掌管，在宗庙、明堂中进献，没有谁敢废弃。学者又进一步尊它为经典，为什么看待诗歌竟然如此重要呢？正因为古人非常重视诗，所以即使是田野中的众人也都能够作诗；后来人逐渐轻视诗，虽有才华而贤能的士大夫，努力追求诗艺，最终仍有达不到古人的地方。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取决于教导诗歌的人。新城王子子底和他的弟弟贻上，都因擅长作诗而在京师闻名，可以说是自成一家，希望接续《风》《雅》的遗风。我曾为贻上的诗作序，认为他能够改变齐风。如今看子底的作品，尤其幽静闲适、淡泊放达，充分表现性情所趋，而自然归于正道。假使子底努力不懈地写下去，又怎么会有赶不上古人的地方呢？我大概是有感于世人轻视诗歌，所以愿意同子底兄弟一起奋起互相勉励。至于诗教所以兴盛的道理，就不是我们三个人所能参与的了。子底姑且等待吧。《灌园诗后序》李子武曾经打算在长水之上修建园圃，于是命他的朋友文子与为他绘图。京师士大夫听说后，便各自作诗吟咏这件事。武曾把诗辑成一卷，又命我为它作序。我认为古代君子想要进取便进取，想要退隐便退隐，没有不是浩然自得的。如今的君子在进退之间侧身迟疑，常常惶惶不安而不能自主，为什么呢？不是人的缘故，而是时代造成的。古代君子努力耕作来获得食物，努力养蚕来获得衣服，俯仰于自身和世道之间，没有额外的要求却都能自给，所以当他不得志而退隐时，一生都可以没有忧闷。如今的君子向上不能供养父母，向下不能养活妻子儿女，饥寒的忧患逼迫肌肤，这个时代同古代不同。即使不得志，他能够避世长久离去，在寂寞无人之地保持浩然之气吗？我因此知道这很困难。如今武曾北游已经一年多，形容枯槁、身心憔悴，不得已才想得到几亩园地来灌溉；他的谋划确实很好。《易经》履卦的讼卦爻辞说：“保持朴素的行为前往，没有灾祸。”象辞说：“保持朴素行为前往，是独自实行自己的愿望。”但是武曾所处的时代正是如此，他正奔走于车辙马蹄之间，连衣食都顾不上，哪里有闲暇独自实现自己的愿望呢？考察这幅图，里面有华美的屋舍，有花木水石的胜景，又有琴酒、棋弈、朋友往来的乐趣。一定要等具备这些条件以后才能长久离去，我估量并不是武曾所能办到的。武曾在京师孤独少合，平时亲近友善的只有我们三五个人。至于我，又在郎舍之间沉浮，心情并不自在；即使让我拿出一点粗茶淡粥的资财来稍稍安慰武曾，也还不能长期接济，何况还想竭力帮助他完成心愿呢？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替武曾谋划，只好顺从他的请求，把我的想法告诉他如此。《吴道贤诗小序》毗陵的吴生善于绘画，也能作诗。他的山水画宗法北宋，而五言诗则出入于盛唐、中唐之间。他已经把自己的作品拿给我看，我告诉他说：“邓氏有句话：一个人如果富有文采，即使有不懂画的人也很少；一个人如果没有文采，即使有懂画的人也很少。”我由此知道诗道同绘画是相通的。试从绘画山水的人来说：李思训、王维，正如诗歌中的正宗；荆浩、关仝、董源、李成，正如李白、杜甫等大家；范宽、郭熙，正如唐代大历以后接踵而起的诗人；郭恕先、米元章一类人，往往超出规矩之外，自出胸臆，这就是逸品，大概相当于诗中的韦应物、柳宗元吧。唐诗的衰落从长庆年间开始；北宋绘画的衰落从宣和年间开始。长庆时期谈论作诗，大多讲究构思，精于措辞，越是工巧越是刻意迎合一时风尚，诗于是开始变化。绘画也是如此。我虽然不了解吴生的画，却还能了解他的诗。他立意用语简洁，寄托兴味深长，淡泊而隽永，大概是韦应物、柳宗元的苗裔；若不是称为逸品，几乎不足以命名它。如今吴生要去游历瓯、粤，正要渡过剑津，划船经过武夷，登上慢亭、壶公等山峰，访求古代仙人的遗迹；江山名物能够给他的助益很多。吴生的诗如果像他的画一样，那么它的成就难道还能估量吗？我姑且等他回来再向他求教。

译《绮里诗选序》陈后山说：“诗如果一心想写得好，就不能写好。”杜子美作诗，奇特、平常、新颖、陈旧，没有一样不好。后山可以说真正懂得子美了。不过，天下的事物，没有奇特而不是平常的，没有新颖而不是陈旧的。若在新颖中再求新颖，在奇特中再求奇特，即使写牛鬼蛇神，也还不足以谈奇特；即使裁云剪月，也还不足以谈新颖。采撷眼前的景物，表达心中想要抒发的意念，把流俗所删削、认为陈旧平常的东西写出来，一经子美表现，腐朽便都成为神奇，平淡便都变得绚烂。这种所得，本来就应当超然独出于新奇之上，哪里是后世那些一心想写得好的人所能仿佛并驾的呢？虞升学习作诗，起初谨慎选择，以清新典雅为宗旨；近来却变得雄健豪迈、放纵任意，挣脱束缚，一心归向子美。难道还可以同我相比、沾沾自喜地追求写得好看吗？所以我把这些话告诉他。不过，学习子美也是有方法的。当子美献赋而不得志时，酒杯残了、烤肉冷了也不怨恨，穿着粗布衣服骑驴，在公卿之间傲然自守而不后悔。等到流离困顿，往来奔走于东西两川时，采橡栗代替稻黍，种莴苣，摘苍耳充当肥美的鱼肉，退居下来同田夫野老为伍，却饮酒吟咏、长啸高歌，怡然自得。即使有严郑公、李梓州之类的人做他的主人，他也不借机攀附依托。正因为他能这样自守，所以发之于诗的才力、气骨，越到老年越强健，举世都推许他为大家。如今虞升正值盛年，却困顿于诸生之中，平日很是自负高气，完全不能随俗俯仰，因此才华声誉遍及东南，而处境却日益困窘，生计也日益狼狈。他的舅父侍郎公正享有重望于 朝廷中的士大夫乐于跟随虞升交游的人，脚跟脚趾相互碰撞，络绎不绝。只是虞升闭门藏身，仿佛唯恐有人借谈论、请托之事来牵累他的舅父；他难道真是子美一类的人吗？假使增加他的年岁，并且使他更加勤学，即使想隐瞒自己诗作的优长，也是做不到的。《计甫草中州集》序 诗文因为喜爱游历而更加精进，确实如此啊！我的朋友计甫草来到京师，拿出他在中州所作的书、序、记、铭以及五言、七言杂诗若干篇。我接过来读了，不禁为之三次叹息。甫草从春天到秋天，遍游黄河以南以北；他的车轮马蹄所到之处，大多是明季战争留下的旧营垒。因此，戈头箭镞、阴森的鬼火和遗骸，常常夹杂在颓垣、野田、荒烟、蔓草之间。他每次看见这些，常常产生苍凉壮烈、愤懑不平的余绪，所以他所作的道路旅舍之诗，当然多有彷徨凄恻之情。渡过黄河，经过洛水，远望嵩山、少室山、苏门山的峻拔秀美；其中长林修竹、飞瀑清流，绵延不断。至于兔园、雁池、铜台、紫陌旁边，日落风号，狐鸣鸱啸；即使想询问梁孝王的骄奢，以及曹氏、高氏的雄豪意气，也已经渺远难寻了。因此，他所作的登临怀古之诗，当然多幽峭而深长。他所遇到的贤士大夫以及王孙贵胄，下至酒徒、侠客、卖浆者和屠宰沽酒之人，其中还有隐姓埋名的人，却仍然没有失去中原文物的遗风。他有幸能够跟随他们的步履，与他们彼此反复论说；他们的议论无不令人动心惊叹，值得歌咏，也值得流泪。因此，他所作的往来赠答、宴饮别离之诗，当然多激昂沉郁，并且以顿挫的笔调写出。这样说来，甫草作品的精工，大概到这里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从前太史公的足迹几乎遍及天下，子美、太白也曾往来于齐鲁、秦蜀、荆湖之间，所以能够写出他们亲身所得，在当时获得声名，并流传后世。诗文之道，古今之人虽然常常不能相及，但总的说来，因为喜爱游历而更加精工，确实是千百年来杰出才士共同的特点。当我年轻时，也曾想凭一点点笔墨同甫草一争高下。等到有一天被官职束缚在这里，无法作名山大川千里之游，来壮大气魄、开拓见闻，于是学问日益低劣，见识日益浅陋，才华也逐渐凋落，和甫草相比实在惭愧太多，何况敢于遥望古人呢？只是我仍想竭尽自己的固陋，为甫草写下这篇序而不推辞，为什么呢？也不过是想记下我的惭愧罢了。《湘中草》序 上天生育人才，是要让他们有所作为。既然已经生下了他们，却又斩削摧折、困顿挫败，使他们想有所作为却不能取得成就，这是什么缘故呢？于是后世的学者有时慌乱、愤懑，无处呼喊申诉，不得已便设作《天问》《天对》以及排遣无聊的言辞，反复从各方面表达其中的意思，却仍然没有得到解释。于是有人说，天与人的关系，漠然如同互不相干，这是柳子厚关于果实、瓜蔬、痈疽、痔疮和草木的说法。等到这种说法发展到极端，又有人说，上天对于人，往往爱护不肖之人而嫉妒有才之人，所以它所培育的，常常是妄庸无知之辈；至于那些被斩削摧折、困顿挫败、想有所作为却不能成功的人，则一定归于贤能或聪明之人。这正是孔子、孟子一生惶惶奔走，而颜回、闵子骞以下也终于短命的原因。这大概就是庄周所说“人间的君子，是上天的小人”的说法，只是又加上了诡激的意味。虽然这种说法不合于正理，但知道它出于无聊而又不得已，确实是可以肯定的。我的朋友汤子卿谋，从少年时便以才华著称。当明朝末年时，他年纪刚满弱冠，就凭诗歌和古文压倒同辈；甚至对于老师宿儒，也都使他们屈尊相待。然而卿谋已经不幸夭亡了。假使卿谋没有死，一定能够实现志愿、取得功名，使自己积蓄的才学得以显露，并在一世之中发扬光大。即使志愿不能实现，功名不能相合，或者只能享有中下等的寿命，闭门著书，也一定能够深入精微之境，卓然追赶千载以上的古人。可是他为什么竟然不幸到这种地步呢？这就是所谓的“天”了。难道上天的好恶喜怒果真同万物相反吗？难道有才之人果真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不能同上天争较巧拙、成败并战胜它吗？为什么竟然不能避免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被天嫉妒才华呢？我对此更加疑惑。卿谋是徐子公肃的岳父；徐子已经刊行了他的遗集，尤子展成、宋子既庭又都是卿谋的故交，也接着为他作序，并且命我续写在后面。我一向知道卿谋的才华，难道敢默然不说吗？

译《苑西集》序 从前兴起的君王要使政治达到清明，没有不是有左右亲信的重臣，仰赖他们进言辅弼；其次又以文章作为文饰，作为治理太平的工具。像皋陶在虞舜时作歌，周文公、召康公、尹吉甫一类人在成王、康王时代创作《风》《雅》《颂》诸诗，都是这样。明朝万历以后，士人的风气越来越浅陋，这种文章也渐渐衰败，从我 世祖定都以来，文治迅速兴盛，于是声教所及之处，作者多得不可胜数。当时如太仓吴祭酒伟业、宛平王文贞公崇简、合肥龚端毅公鼎孳，首先以文学倡导，后来博学大儒纷纷仰慕风气而兴起，一直到今天。皇上亲自临朝以后，更加广泛搜罗海内英才，文质彬彬、兴盛茂密的人才如鱼鳞般接连、如麇鹿般聚集在朝廷之上。大的发为诏诰，小的表现为诗歌，文采交错施展，韶乐和濩乐一同奏作，往往可以媲美前代。其中尤其魁伟杰出，屡次被 天子亲自选拔并称赞的，只有澹人先生一人。先生器量见识温厚，才华思路敏捷，学问广博精深，已经足以获得 皇上的知遇，慰藉天下人的期望，这样已有十多年了。当他入值 禁廷时，宫阙苑囿的壮丽，天球琬琰，内府的珍奇，法书名画，周代彝器、汉代鼎器，四库中的秘藏珍玩，都饱听而充分见识过。等到他外出随从皇帝出巡警跸时，又奔驰在长杨羽猎的场地，翱翔于宣曲巡游之地。向东拜谒孔林，向南探访禹穴，直到平沙广漠、崇山峻岩和边塞险障，我 太祖、太宗发祥的旧址，以及凭金戈铁骑、百战创业的地区，都曾跋涉经过并随从引导；借此开拓见闻，激发感时怀古、慷慨壮烈的情思。宏篇短章间或接连出现，上承 御制之作，下与士大夫交相唱和，难怪他登上作者的殿堂，而独独受到 天子的屡次赏识。近来他请假闭门，把箱笥中收藏的作品编次起来，取十分之一二，命名为《苑西集》，分为十二卷，表示内容丰富而不失于繁芜，简约而不流于促迫，和平典雅，绝不染指雕琢艰涩词句的习气。其气象雍容，仿佛垂着衣带、端正执笏的台阁大臣。从前元遗山评论金源文章，认为宇文、吴、蔡诸人不能说不是豪杰之士，然而都是在金朝做官的宋儒，所以大定、明昌年间的文派，应当从蔡正甫、党竹溪、赵闲闲开始。琬的评论是：本朝的诗文也一样。前面所说的太仓、宛平、合肥几位公，虽然有的为文章雄杰，有的为诗坛宗伯，却也都是前明遗老。后来的学者若想在 清朝兴盛的五十年间寻求文章的正统传承，除了先生这一辈人，还能归于谁呢？琬的说法如此，留待后世采诗的人评定就是了。《使琉球录》序 《使琉球录》若干卷、《中山沿革志》又若干卷，是吾舟次奉命出使时所作。舟次在翰林院任职，既因特别选拔出任使者，持使节出使，声名传播到属国。过了一年返回复命。天子征召他把沿途撰写、记录的各种书籍进呈，于是他抄缮此书献上。皇上已经把它收藏在金匮石室之中了。等到他请求紧急归乡，四方士大夫索求观看的人很多。舟次于是把它刻印出来，并嘱托我为它作序。我考察周代的制度，使者出使四方，就一定要叙述当地山川形势的要点、礼俗政治，以及语言、风土、物产的情况，总共写成五部书献给天子，使天子全面了解天下的情形。像小史、外史所掌管的，土训、诵训所讲述的，都是这类事情。然而考察《职方》所记的舆地，从王畿直到各镇、各藩，其服制只有九等；使者所记载的，也应当不超出九服之内，从来没有远及海外、超出象胥所能知晓、鞮鞻氏所能接触的范围，却能用心撰写出这样的书。琉球自明初以来，才开始奉行正朔，守职纳贡，年年往来不断；既进入 本朝，更加不懈怠，也更加恭敬。然而前后出任使者的人，往往跋涉在狂波巨浪之中，心惊神骇，历经十天半月，才到达该国，精神魂魄尚未安定，大多只是草率办事，没有时间从容著书。偶有作者，又多喜欢铺陈奇异之事，承袭讹误，简直等同于郢书燕说。从前后世议礼之家、执笔为文的臣子，忽然有所查访，却始终没有可以凭信的材料；即使是道路里程和当地风俗，也不能附载在简牍末尾，何况世代沿革这样的大事呢？舟次仪表俊伟，才识敏锐果断，文章议论壮丽；正因为受到属国的爱戴和敬畏，所以有话必诚实相告，有事必据实答复。他写成此书，确实是理所当然的。书中搜集得完备，依据得详尽；上等可以作为天子輶轩车出使时的指南，其次可以供史家删削采录，最下也可以成为四方士大夫考察异闻、记述荒怪的一种帮助。可惜《周礼》中的五部书已经湮没，后世不能流传；依我推测，大概还未必马上胜过舟次的作品。又据我听说，《皇皇者华》所说遣使臣出行时，歌词虽然繁多，大体是命令使者访求谋略、询问情形，以便上报天子。如今舟次所访求询问的，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这部书写成，也无愧于王使的职责。《雄雉斋选集》序

译江都顾子书宣带着薛生孝穆来到我居住的邱南，拿出自己所作的三百多首诗给我看。我一向听说顾子年纪虽轻，交往的多是名公巨儒，一下笔写文章便妙绝天下，而在诗歌方面尤其精工。读完一卷，看到其中有他在我的同族人蛟门比部斋中唱和的诗，以及他仿效张文昌诗体祭奠蛟门的作品，我合上书卷叹息说：“蛟门看待顾子，大概就像韩退之看待孟东野、欧阳永叔看待梅圣俞一样吧？”从前韩退之为孟生作诗，称赞他具有咸池之音，后来又想低头下拜，说要把自己比作云，把东野比作龙，希望在天地四方之间追赶他；欧阳永叔称赞圣俞也是这样，甚至推尊他为诗老，自认为不能企及，倾慕喜爱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他们相逢时，就用诗互相赠送；告别时，就用诗互相安慰；至于分别久远以后，又因感时触物，无不以诗互相问候慰劳。笔墨尚未干，诗篇已经流传四方，至今还保存在诗集中，被诗人们传诵谈说。蛟门自从罢官以来，闭门养病的日子多，宴集谈笑的日子少；等到同顾子唱和，这种聚会就更加少了。到了他们谈论诗歌时，彼此讲解研讨，磨炼砥砺，不深入古人的堂奥就不停止。可惜他们聚合的时间不多，而蛟门终于因遭受忧患，忧愁失意而死。今后，顾子的年力更加壮盛，学识更加广博，才气也更加老成，著述正会越来越丰富，应当会有数倍于这一卷的作品。只是蛟门却来不及看到了。春日、秋夕饮酒长吟，想要唱和而能够应唱的人同谁在一起呢？想要先唱而能够应和的人，又同谁在一起呢？难道不会感慨抽泣，像古人所说“再也不能鼓琴”那样吗？这就是我叹息的原因。我自知浅陋低劣，学习诗歌并不专精，日后所见远远赶不上蛟门。蛟门为顾子诗集作序，既认为其作品恢奇深奥、铺陈丰厚、气势磅礴而不受拘束，又推知其用意深远广大；遗留下来的话还在，见识精确、评论公允，同韩愈、欧阳修称许孟郊、梅尧臣没有不同。顾子可以相信自己了。像我这样浅陋低劣的人，又哪里能再说一句话呢？《尧峰文钞》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二十九，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的序六篇【共十四首】《王敬哉先生集》序 敬哉！王先生不远三千多里，把六卷文集寄给我。琬接受后读完，叹道：“丰富啊！美好啊！”我听说，文章是贯通大道的器具，所以孔子说：“文章的道理难道不在我这里吗？”孔子所说的文章，大概指《易》《诗》《书》《礼》《乐》。这难道是后世辞赋章句中那种拘泥于对偶、只讲究文字颜色相配的东西吗？孔子去世后，汉代儒生收拾秦朝暴政焚毁之后的残余，整理阐明，讲习传授，可以说是勤勉了。然而讲《易》的人不知道天与人相互贯通的关键，却沉溺于纳甲、卦气之说；讲《诗》的人不知道王国盛衰的根源，却沉溺于四始、五际之说；讲《书》的人不知道二帝三王用以实现治理的根本和作用，所争论的只是周文王改元、周公践阼之说。至于礼乐，又往往有其义理却不知道实践其仪式，有其器物却不知道它们的名称；严重的甚至混杂图谶，掺杂讹伪。这样，孔子删定、阐述的文章不是晦暗不明，就是紊乱失序。日月星辰，是天的文采；山川草木，是地的文采；《易》《诗》《书》《礼》《乐》等经，是人的文采。人有文章，是用来经纬天地之道，并使天地之道得以成就的。假使它最终流于晦暗和紊乱，那么人的欲望一天比一天炽盛，常伦一天比一天败坏，天地之道将凭借什么来寄托和流传呢？此后文统和道统日益衰落，于是分裂为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以文章著称，周敦颐、张载、二程以道学著称，却没有人汇合它们的源流而使之归于一体。其中能够剖析义理的细微之处，钻研问学的根本，并凭借自己的著作向前推进、继承孔子的人，只有朱徽国文公一人而已。假如没有文公详尽的论说和有力的辨析，那么先前晦暗的内容有多少不会熄灭，先前混乱的内容又有多少不会消散殆尽呢？这样看来，使孔子的文章传了几十代仍不坠失，大半是文公的力量。如今距离文公又有五百年左右了，继承他的人还没有出现；即使有这样的人，我处在海边偏僻之地，也还没有见到。这就是我日夜流连叹息，不能不对世间求学者寄予希望的原因。等到看了先生给我的作品，其中文辞质朴而丰富，义理简约而明白，拿来同文公的各种著作相考察，没有不相合的；用它来辅助传注，贯通《易》《诗》《书》《礼》《乐》的文章，或许可以由文公而上溯孔子吧？我这才知道上天还没有丧失这种文章的传统，从孔子以来直到今天，大概始终如一日。俗话说：“贤者认识大的方面，不贤者只认识小的方面。” 琬也曾经喜爱学习、深入思考，努力希望从事这件事业，本来不敢安于做不贤之人；但自己气质昏昧、资质懒惰，虽然想努力进入贤者的境域，以求上溯孔子所说的文章，最终却不能达到。因此希望把自己的名字附在先生文集的末尾，叙述所见所感，以求先生指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五百年、一日〕 《金正希先生遗稿》序

译正希先生名声，休宁人。正希是他的字。崇祯戊辰年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历任修撰，官至兵部右侍郎，死于殉难。先生去世三十年后，他的侄子贲和他的哥哥敦澄汇刻先生的时文稿若干篇，命我为它作序。我想，自明朝以来，国家制定法令，创设五经、四书八股文章的学业，把它作为进退士子的依据。当它兴盛时，凡是魁伟之人、杰出之士，以及公卿将相、平定祸乱、通晓时务的人，全都从这里产生。他们的文章也都昌明博大，长于语言，成为学者所宗法的对象。虽然名为时文，但拿来同古人相比，大概没有不相合的。沿袭到神宗末年，文体日益败坏，士人的习气也日益改变。朝廷之中，各个门户相互争斗，君主孤立在上，士大夫在下结党相连。没有几个年头，终于使国家困蹙并覆亡。唉！国家气运的治乱，人才的贤与不肖，我本来就可以从时文中验证出来。时文的糜烂诡异，正是《五行传》所说的“言之不从”的灾祸。可是先生在明朝末年独自慨然把国事当作自己的责任，跋涉于兵乱之间，多次被党人所扼制，而志向一点也没有衰退，最终建立了如此卓著的功业，这又是多么壮烈啊！正希先生名声，是休宁人。正希是他的字。他在崇祯戊辰年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历任修撰，升至兵部右侍郎，后来为国殉难而死。先生去世三十年后，他的侄子贲和哥哥敦澄汇刻先生的时文稿若干篇，请我为之作序。我认为，自明朝以来，国家制定法令，创设五经、四书八股文这一科业，把它作为士子升降进退的凭据。当它兴盛时，凡是科举魁首、杰出士人，以及公卿将相中能够平定祸乱、通达时务的人，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他们的文章也都昌明博大，长于语言，为求学者所推崇。虽然名义上称为时文，但拿它与古人相比，大概没有不相符合的。到了神宗末年，文风日益败坏，士人的习气也日益改变。朝廷之中，各个门户彼此争斗，君主在上面陷于孤立，士大夫在下面结党相附。没有过多少年，国家便因此困窘而覆亡。唉！国家命运的治乱、人才的贤能或不肖，我本来就能从时文中看出来。时文的糜烂诡异，这正是《五行传》所说“言之不从”的灾孽。然而先生在明朝末年独自慨然把国事当作自己的责任，在【防防】兵间，多次被党人压制，志向却一点也没有衰退，最终建立了如此卓越的功业，这是多么壮烈啊！我曾间或取出他的时文，反复诵读、推究其义，大体上凭借浩瀚的气势、雄放的才华和深沉幽峭而挺拔的思想，在思泉、震川、鹿门诸家作品之间驰骋上下，自成一家。上等之处能够探究天人关系的极致，其次能够讲明经世致用的学问；对于前古盛衰治乱、废兴得失的缘故，更是深切地反复表达自己的心意，显现在议论和文章之中。窥见他的所得，和全盛时期的作者没有不同，可以说淳厚极了。正因为他的所得淳厚，所以能够不被威势恐惧，不被利益诱惑；即使到了捐躯断颈而死，也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先生的死，难道是世间那些因突然被患难逼迫而仓促应付的小丈夫所能做到的吗？反过来说，如果使用剽窃牵连、拼凑浮泛、没有根基的文章，想在一旦之间侥幸求取功名，那么这种人就像风中的蓬草、水上的木梗，软弱飘荡，毫无可以凭恃之处；却希望他日能够有所建立，难道不是很难吗？这就是先生的文章更加可贵、可爱的原因。因此我愿意把这若干篇悬挂在国门，来给学者看。《袭紫楼文集》序 嘉兴李君明远，他的祖先都运公凭乙科出身，累官至两淮运使，曾经受业于顾端文公，承习他的风流余韵，朝廷中人争相把他看作东林党人。去世后，龚尚书芝麓为他撰写墓志，称赞他年轻时诗中多有名篇丽句，是文人；年长后经术深厚，具有经世才能，是通儒；晚年廉洁明辨、能干通达，是能吏。他受到推重敬服就是如此。于是先生又和诸孙、再从兄晓令继承家学，都凭文学在东南闻名，并且都跟随姜翰林西溟学习。当时文社正盛，先生兄弟又是张氏门下的高等弟子，世代居住在长水之上，四方好事之人驾着轻舟经过长水，到门投刺拜访的，连日连夜不断。而晓令尤其看重诺言，性情刚直，喜欢谩骂，因此被仇家中伤，多次耗尽千金家产。晓令死后，留下斯年、武曾二子，才名相互抗衡，年纪都比先生小。先生便又凭自己的长处同他们竞争，直到老年仍然没有一点懈怠。我曾感叹，长水一隅之地，居民不过数千家，而李氏在百年之间科举功名接连不断，衣冠人物整齐文雅；他们的子弟耳濡目染，无不受到学问的熏陶，这是多么兴盛啊！先生虽然坎坷不得志，但年轻时居家有都运公作为祖父，有晓令作为兄长；在外有翰林西溟和同门诸名士作为老师或朋友，所以学问容易进步，声望也容易兴起。最后又有斯年兄弟作为族子，早晚来问候起居，彼此唱和诗歌，研磨古文辞的曲折，于是凭此娱悦晚年，忘却贫困，那么先生所得的，不能说不深厚而幸运。武曾在京师对我尤其友善，先生带着武曾的书来到我尧峰山中，嘱托我为他的文集作序，并且追述文社中的各种故事，娓娓道来，十分动听。我认为，先生的诗文既然已经流行于世，四方士大夫一定有读过它而了解先生的人；至于他的家世和学问的源流经过，读者未必都能完全知道。因此我把它的始末编次出来，回答武曾，并寄托先生让它冠在卷首的意思。

译《乔石林赋草》序 在此以前，天子已经下达荐举人才的诏令，四方的士绅，下至隐居山林、身穿布衣的士人，全都聚集而来。京城之下，那些以才艺互相炫耀的人很多，其中中书舍人乔子石林尤其能远远超出同辈。正当 皇帝考试文章、辞赋的那一天，侍卫和各位近臣环列左右。别人刚刚蘸墨构思，作出吞吞吐吐、瑟缩不前的样子，石林却已经展开试卷快速书写，一千多字立刻写成。他起身看日晷，太阳还没有偏西。琬和同场考试的人在旁边斜眼看他所作的文章，没有不叹息佩服的。后来石林名列第五，琬也冒昧地混在五十人的名单中。奉诏授予翰林院官职，不久将一同进入史馆。于是石林把平时拟作的赋稿全部拿出来给琬看，共有若干篇。琬接受后读了，看到他立意以根本要旨为依据，遣词则趋向雅正，所以华丽却不淫靡，典雅而有法度，确实是使国家文章增光的人选。有人说，赋家应当长于铺陈夸饰，史家应当简洁直截，这两种学问不同；如今让石林凭赋才掌管史书纂修，岂不是用错了他的长处吗？琬说：“不是这样。登高能够作赋，就可以做大夫。古人所谓大夫，考察《周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之类都包括在内，并不要求他们没有兼备的才能。刘向、扬雄在汉代，曾经整理汉高祖以来的各种旧事，一直写到元、成、哀、平诸帝，以续接《史记》。等到考察他们的骚赋作品，又都卓然有名，如刘向的《九叹》，扬雄的《长杨》《校猎》《反骚》等文就是这样。” 世人称说班固的《汉书》文章丰富、叙事详尽，超过司马迁；而《东西都赋》又叙述山川的险要、都邑的雄伟、宫阙掖庭的华丽，最终归结到灵台、辟雍、明堂以及风俗教化的盛况。它的文辞宏大深厚、浩瀚铺展，即使后世有作者苦心思考十年，也不能稍有增加。谁说在这一方面擅长的人一定不能擅长那一方面呢？石林具有优秀史才，我就是从他的赋中知道的。”然而琬仍然有所感慨，从前贤人感叹“作赋竟成了俳优之事”，司马迁也说“文章、史学、星象、历法接近于卜官、祝官之间”，这两种学问在前代受到轻视到了这样的程度。近来，天子大力扩张文治，尊崇儒术，对于被荐举的诸位臣子，往往赐给金帛粮米，用宴饮来慰劳，接着又以清贵华美的职位宠遇他们，这远非前代所能相比。假使能够得到石林这一类兼具才华的人来承担此事，确实可以无愧于时代。只是琬不是这样的人。自从告假以来，我的才华已经削落，旧日的见闻也散失了，既不能写出骈四俪六的辞章来续接骚体、颂体，又不能搜罗前朝的典章制度和上下二百七十多年的人物，为修史提供材料，却想跟随在石林之后，难道能不惭愧而搓手吗？此时正惶恐不安，担心在上位者面前受辱。朝廷下诏，反而给文坛留下污点，实在值得畏惧。难怪我读石林的这些赋，禁不住羡慕仰慕，于是提笔为它作序。不只是要彰显他的赋作构思之精工，也想把像扬雄、班固那样的史才厚重地寄望于石林罢了。《愿息斋集》序 义理之学是一门，经术之学是一门，史学是一门，辞章之学又是一门。学到辞章，似乎稍微容易一些，但世上的文士终身耗尽精神，最终也没有达到全面精通。杜子美的诗，世人全都推崇，称为集大成；可是没有韵的文章往往就读不通。苏明允、曾子固都不擅长诗。子瞻作诗，像文章一样雄健奔放，他的天才大概很难有人赶得上；但作倚声小词，却远不如周邦彦、秦观。大概就像轮人不能制造弓，泥瓦匠不能拿斧斤砍削栌椽一样。只有在一门技艺上耗尽精神，然后才可以穷尽它的变化，进入神妙化境。所谓技艺达到极致的人，难道不能同时精通两种吗？像我的朋友徐子竹逸却不是这样。徐子和我同年出生，曾经在京城相聚，后来脱去布衣，任永昌推官，分别二十多年，才又在吴门相见。他拿出自己的著述，共有若干卷。我接受后读了，他的诗歌很精工，古文辞也很精工。至于饮酒、游玩、嬉戏时，放低文体格调而写成小词，又同样精工；古人难以兼擅的事，徐子却容易做到。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才识气力足以远远超过众人。徐子的家世在义兴，生长在山水深奥的地方，铜官、善卷、张公洞等名胜，他本来已经听得很多、看得饱足了。等到他奔走于西南各边远地区，又把高峻的山崖、陡峭的深谷、重重深渊、漫长坡道、鱼龙聚集的地方、虎豹猿猱藏身的洞穴，以及竹木丛生山谷的幽深、花木的秀丽、虫鸟羽毛的奇异娇美，无不亲眼阅览，铭记于心，并发之于文章。加上仕途游历不得志，于是又徘徊于险阻之间，叹息自己的坎坷，抚触时事、感物伤怀，产生幽愤悱恻的情思。因此他的作品大多得到了江山的助益。不过我听说道成于上，艺成于下。我和徐子都老了，我五十九岁，徐子又比我年长，胡须头发已经全白，却还在辞章上争逐，耗尽精神而不知道回头，这也离道很远了。何不共同削去表面的华饰，抛弃纸笔文章，向上求取更高的境界呢？这就是先儒义理之学还在今天的意义，今后愿意同徐子一起努力。

译《白石山房稿》序 从前宋朝兴起时，同时以文章闻名于世的人，世人一定推举欧、苏、曾、王四家。而欧阳文忠公、曾文定公、王文公都出自江右，于是江右的文章覆盖天下，远近没有人敢于仰望。大概是因为那里名山大川、深林重壑，蜿蜒广大、积蓄深厚的气势长久聚集而未曾发泄，后来才产生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这样的杰出人物。此后人文兴盛，直到明朝末年兵火之后，文献逐渐衰败。凭借深厚德望、声名卓著而成为江右文坛冠冕的，没有人比得上侍郎石园李公。如今文饶先生，就是侍郎公的次子。当侍郎公受到我 世祖的知遇，位列卿贰之时，先生年纪还小，便跟随父亲在京城宅邸游学。入内就接受侍郎公的教诲，出外则同四方名公伟人往来，没有不趋近他们、聆听他们的言论。国家的掌故，古今的沿革，一时人物的褒贬，以及细微到天人性命的区别，显著到礼乐政事治乱的关键，大概全都已经明白掌握，了然于胸。侍郎公的夫人米氏，又一向熟习吟咏，日夜同侍郎公唱和。先生住在家庭旁边，常常亲自承受指点教诲，耳濡目染，天天都有所得。后来以高等成绩选入翰林，在玉堂中读书，在随从皇帝出巡、参与朝会之时，才华更加高超，学问更加广博，见闻更加雄阔宏放。每写成一篇文章，士大夫们拿到后一定相互传颂，直到熟读。先生在 本朝，简直就像欧、曾、王三位君子处于宋朝盛世一样。去年春天，天子特别选派先生视察东南。先生在考核士子的闲暇，汇集自己所作的《白石山房文稿》若干卷，寄信给我，并说：“您应该为它作序。”琬以为，古人对于诗文，有台阁体，有山林体。居于朝廷的人擅长台阁体，守布衣身份的人擅长山林体，大概很少能够兼擅。先生却不是这样。当他代皇帝发言、奉命作制诰，歌颂盛德、粉饰太平时，大篇幅丰厚而有法则，小篇幅简洁而有章法，灿烂如春花盛放，华美如文锦，这确实是掌握了台阁体。至于登高临远、感时惜别、因物寄托兴致、抚今追昔怀念人物时，有时情感淋漓尽致，有时气势激昂多姿，穷尽哀乐变化，极尽刻画之精工；对于山林诸体，又更加擅长。前人不能兼备的，先生却独自兼得。假如欧、曾、王三位君子在今天复生，让先生拿出文章，发挥自己的所得，同他们驰骋争逐，我不知道究竟谁先谁后。琬已经老了，前后请假离职超过十七年，居住在穷村僻壤，以田间老人、乡社父老为朋友，即使偶尔有所创作，也只是懂得山林体而已。至于所谓台阁体，即使我耗尽精神、竭尽思虑，也还不能窥见其堂奥的万分之一，因此更加叹服先生能够兼擅两种文体，也乐意为他作序。至于先生勤勉培养士子、严肃处理政务、操守耿介而严峻之处，已有京城人士的歌颂，我就不再赘述了。《篴步诗集》序 唐诗以杜子美为大家，宋诗以苏子瞻、陆务观为大家。这三家都才华雄健而学问丰富，气度俊逸而辞藻伟丽；即使只是片言只句，往往也能写出难以改换名状的景象和难以吐露的情感，使读者豁然醒悟、兴奋感发，这当然不是堆砌词藻、雕琢文句的人所能仿佛其万一的。我的朋友徐子泰初，是我的老师致公先生的季子，年纪虽轻而才器颖敏，身为风度翩翩的贵公子，却不堕入穿绸着绮、纵马乘车的习气，遵循雅正而自我珍重，善于作文，多次受到学使的赏识提拔。又利用闲暇写作诗歌小词，都能出入于三大家之间，沉浸磨炼而不停息，所以他的句法、字法，森然各有出处，渐渐受到大江南北名士的称许，确实是我老师能够继承家业的儿子。今年夏天他来到我门下，我询问他的学问，譬如抽丝引泉，越是抽引，越是无穷。读他所奉赠的《篴步诗集》，它的华丽，如初升的霞光映照朝阳；它的秀美，如寒潭映照秋月；它的苍然古朴，如高大的松树旁逸直上，都是绘画所不能达到的。我看见他不断进步，便又像枯木逢春而荣发，又像潮汐昼夜涌动。他平时从三大家那里得到的作诗方法，已经很深了。虽然如此，诗歌有方法，总是为了求得精工。我对徐子所说的，难道是要舍弃方法而超然凌驾其上吗？徐子知道进入方法之中的精工，却不知道忘掉方法才是更加精工。假如忘掉方法，就同承蜩、弄丸、郢人运斤、庖丁解牛没有不同了；这虽然是技艺，其中却也有道。若能如此而达到汪洋宏肆、左右逢源的境界，即使同子美、子瞻、务观三位大家并驾齐驱、争先后而流传于世，也不难做到。

译《董御史文集》序 从前先生任御史时，和我以及叶尚书子吉、李佥事元仗等几个人聚集在京城宅邸，以诗歌和古文辞相互砥砺，十分快乐。先生曾邀请合肥龚端毅公在小阁中宴饮，我也得以参加。三个人促膝而坐，纵情讨论，上溯典章掌故的沿革，下至文章正变的源流，娓娓不休，一直谈到丙夜。龚公击节大喜，举杯畅饮，酒杯不知举了多少次，菜肴果核全都吃尽。先生拿出腌菜佐酒。宴饮结束时，白昼漏刻已经超过十多刻了。当时端毅公在上层以文章教化、主持文坛，我的几位同党又在其间左右推动，因此四方人士无不知道玉虬的诗和文章。后来先生因直言而降职还乡，我也称病请假。毗陵距离我的住处不过几舍，但我偏居山村，音信往来稀少；虽然曾一两次在虎丘拜访先生，却不能再像在京城宅邸时那样谈论文艺了。去年秋天，先生取道经过我的草堂，拿出他所撰写的《杨将军赐物记》，一边指点一边诵读，神情颇为得意。他自己说脾病不能饮酒，只能多次吃一些随身带来的药物。我看先生面色很旺盛，以为他虽然年老却还没有衰弱。可是先生最终竟因脾病不起。他的遗孤某某整理先生的遗文若干卷，请我为卷首作序。先生从年轻时起就博闻强记、广泛涉猎，凡是杜甫、韩愈的名篇，苏轼、黄庭坚的警快诗句，无不一一背诵在口。尤其酷爱左丘明、司马迁、欧阳修的文章。我在京城宅邸见过他抄录《史记》并勾画取舍的段落，把它们汇集编纂成文，全都井然有法。所以他的文章发之于笔墨，有时流动纵逸、奇特奔放，有时艰深典奥，不能归属于某一家。晚年潜心三礼之学，众说混杂时一定加以折中统一，相承的讹误一定加以厘正，从不苟同，也不为了求异而故意不同。文集中所载的经学论说，仍然清楚可考。可惜没有给他更多寿命，竟然突然去世。我只比先生小一岁，衰老疾病正重，下笔写不了几行就头昏昏想躺下，哪里还能为先生的文章作序呢？追忆往事，距离如今将近二十年，端毅公的坟墓树木已经合抱，其他当年在京城宅邸谈论文艺的几个人，也十不存一二了。杯酒笑谈的雅事，恍然如梦，实在有值得感慨的地方。因此没有推辞他遗孤的请求，只姑且叙述事情的大概如此。《春草轩小稿》序 处士君名远臣，字孔舆，姓华，世代是无锡的名门大族。他年少丧父而贫穷，以孝敬奉养母亲著称。长大后学习应举的学业，同时潜心研究先儒关于义理的学问。明朝国运结束后，他便叹息说：“先儒有句话，学习道术却去应试，就像为了躲避人而反倒走进市场一样。”于是断绝了仕进的念头，把全部力量用在诗文上。他来到吴门，遍游于前明士大夫之间，在灵岩、邓尉一带游览，所作诗歌更加闻名。《春草轩小稿》还未来得及刊行于世。他去世十九年后，托梦给他的儿子佺说：“你正在刊刻我的诗，应当请汪钝翁为它作序。”佺当时已经弃儒不学，起初根本不知道钝翁是谁。醒来后，他逐一访问亲友，才知道钝翁就是我，于是请表兄弟周生子赡带他来请求我作序。我读了他的诗，气息平和，语言温厚，不失古代诗人的教化意义，并不像《麦秀》《黍离》那样充满感伤、愤懑和怨恨，确实是可以流传的作品。然而，周代有掌管占梦的官员，所掌管的六种梦兆叫作正、噩、思、寤、喜、惧。华先生所托的这个梦，在这六类中究竟应验哪一类呢？诗文这种小技，是求道者所不屑为的。先生坟上的树木都快粗到两手合抱了，难道还这样眷恋不忘吗？先生在世时，我和先生互不知名，音信也不相通，从未有过同饮一杯酒、同坐一砚席的交谊。等先生去世后，反而在地下知道我了吗？我在世上困顿已经很久了，闭门住在空山中，喜欢我的士大夫没有几个，先生的英灵却偏偏如此爱慕我吗？难道鬼神的好恶，竟与人世间如此不同吗？我不幸年轻时学习古文辞，晚年又衰老多病、荒疏失意，自料将要湮没无闻了。像先生的作品，已经被骚人逸士的口中交相称道，难道反而还要借助我残余的声望和余火才得以不朽吗？这些都不能当作可信的道理。或者我听说过这样的话，知道道的人说：“活着还像在梦中，死了才像醒来。”先生已经醒了，我却还在碌碌尘世中时而沉沦、时而浮沉，反而要用梦中的话使醒着的人流传不朽，那么先生的谋划就错了。只是因为令郎前来请求，言辞悲哀而深有思念，传扬先父的诗作，志意又十分坚定，正是《易经》所说的“能够继承父业”的人。因此我不能默默不说。

译《张青雕诗集》序 从前贤人谈论文章，有两种体格：一种是台阁体，一种是山林体。诗也一样。铺陈赞扬功德，气势磊落而文辞华美丰赡的，是台阁诗；流连景光，雕琢辞句而纤巧精细的，是山林诗。气度从容舒展、接近《大雅》的，是台阁诗；悲叹愤慨、接近怨刺诽谤的，是山林诗。因此，王公大人所作的诗，读起来像击打鼍鼓、敲击大钟、抚弄琴瑟那样和谐，这就是台阁诗。骚人思妇所吟诵的诗，读起来像拍击土块、敲打瓦缶，像听见猿啸虫鸣那样凄清，这就是山林诗。唐代各位名家，如燕许的宏伟瑰丽，李、王、钱、刘的清新高逸，都属于台阁诗。至于卢仝的奇诡，李长吉的刻峭，孟郊、贾岛的寒瘦，则属于山林诗。写台阁各种体格的，应该显贵、长寿，在世上建立宏大的事业；写山林各种体格的，应该失意、不长寿，不能有所显露，自己放逐废弃在寂寞的边缘、浩荡的旷野。用这个标准观察士人，大体都如此。唯独我的朋友张君青雕不能用这个标准判断。青雕从中翰起家，接连升任曹郎，仕途渐渐趋于受用；他一生经历台阁的日子很多。凡是亲身见闻和经历的事情，以及兴致和感触所触发的情思，没有不寄托在诗里的。长篇大作和短篇诗什，都在士大夫口中流传称颂。祭酒吴梅村先生最擅长歌行，每每推重青雕数千言的长歌，叹息其气势不可遏止。后来他居所与我相邻，多次以文章彼此较量。青雕偶尔写出一篇，我没有一次不瞪大眼睛、击节赞叹的。他的诗体确实符合所谓台阁诗。然而他的官职没有超过郎署，年纪也未达到耄期，最后竟困顿坎坷而死。为什么应该长寿却没有长寿，应该显贵却不能大有作为呢？我因此深有感慨。后来 天子崇尚文治 下诏选举博学宏词科人才 在体仁阁下亲自考试，评定甲乙等次。假如青雕当时在应试者之列，凭他深厚广博的学问、雄奇华美而不凡的才华，纵横抑扬，稍稍施展笔墨，取得首选也并不困难。然而回想青雕去世时，距今已经很久了。我因此又一次深感悲痛。于是他的女婿金生名定，整理编次遗稿若干卷，请我作序。所以我姑且谈论其大略，也借此悼念我亡友。《问亭诗》序 问亭先生本来是我的 太祖高皇帝的曾孙，也是 世祖章皇帝的再从子。他曾拿出自己所作诗歌一编，交给我，命我为它作序。于是我又对先生说：“文章，是承载道的车；诗，又是文章的精华寄寓其中的东西。从前周公、召公都是周王的至亲，辅佐王室，光辅了好几代君王。文王、武王在前面开创基业，成王、康王在后面大力承继，终于承受天命，把它留给后世。实在是周公、召公在左右辅佐君主。当时，他们协力同心，无不早晚勤勉，所以能够使盛大的德行和功业成为周王室的冠冕。按理说，他们应当没有闲暇在一章一句上追求工巧，同学士大夫争论才华高下，这是很清楚的。然而考察《诗经》的小序，《豳风·七月》《鸱鸮》《东山》是周公所作；《小雅·常棣》也是周公所作；《大雅·公刘》《泂酌》《卷阿》是召公所作；《颂·清庙》《烈文》等篇，又是周公所作。它们情意委婉，思想深沉，文辞从容而典雅华美。后世学者即使想仿效取法，也无法做到。德业盛大既然如此，诗歌又如此典雅华美，为什么竟能兼擅长两方面呢？大概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周公、召公从道中所得深厚，所以不刻意求工，却没有一处不工。如今” 天子倡导崇尚文德的政治，向天下内外昭示，正要把末世的风俗都引回成周，所以在处理万机之余，屡屡拿出 御制诗说：“光明灿烂，譬如列星；日月二曜显现天象，光辉无穷尽。受教化的人，从近处的宗支到远方的臣民，全都在艺苑中竭力奔走，在文坛上盘旋飞翔，铺陈华辞、采撷藻饰，响应教化如同回声。而先生则尤其……” 是王室中卓越杰出的人。他的学问贯通经传，错综典故，又深入研究性命之旨，广泛探求天人之源。先生对于道的造诣，我汪琬实在愚昧浅陋，不能窥测其所达到的境界。至于他的近体诗清新，歌行诗雄放，所谓承载道理的言辞之工巧，我已经传诵并应和过其中一二篇了。但这些哪里足以概括先生呢？先生地位虽高，供养虽优厚，然而还没有得到任用，又以求试为耻，所以他的长处长久隐藏而没有光耀。倘若 天子选拔有道德的辅佐之臣，一旦让先生以皇室近亲的身份出仕，委以心腹重任，使他得以扩张弘扬至善的政治，把天下安置于太平，然后把他最擅长的全部创作献上去，写成雅颂，奏于 郊庙，施用于宴飨、朝会，必定能够铺陈赞扬先祖功烈，彰显盛德的形象；其次采集民间歌谣，陈述劝诫，反复恳切地表达心意，也一定可以与《豳风·七月》相媲美。这样一来，先生将进入周公、召公二公之间，实在不知道谁先谁后。美啊，这部诗集大概已经开始奠定这样的基础了。我虽然年老多病，仍谨慎地拭目以待，希望能够看到先生创作的成就。《旅行日记》小序 晋贤渡过长江，到巢去探望他的岳父，往返共若干天；同行的是周子青士。两人一起作诗若干首，合编为《旅行日记》一卷。我平生虽然没有到过巢，但日记中所记载的南徐、广陵、真州，都是我自束发以来南北奔走、熟悉游历的地方；白门、凤台又是我曾经奉命出使到过的地方。在文章政事之余，凭吊金粉繁华的遗迹，访求王谢家族的风流遗韵，俯仰上下之间，理应触发诗歌，稍稍抒发胸中的积蓄。只是我才力拙劣，思路艰涩，先后写在纸墨上的作品，大概寥寥无几。如今看两位君子如此丰富的吟咏，怎能不感到惭愧？晋贤往返江上时，宾朋亲故接踵而来登临，酬酢交错；从日记考察，似乎没有片刻闲暇。然而两位君子却从容纵逸，在其间赠答唱和，随口吟成、随手记录，几乎都像预先构思好的。至于诗意清新，章句工整华美，又都不是草率之作，这更是我尤其惭愧的地方。俞子没有别的话，晋贤正约定深秋出发，将与二三位朋友从长兴泛舟游览二涧，探访张公洞、善权洞等洞穴，乘坐篮舆和画舫，带着匏制酒尊和竹杖，游赏山林泉石之间。那里的境界将更加优美，他们所得的诗也应当更加宏奇瑰丽。我不只是感到惭愧而已，实在还不胜叹息和羡慕。姑且在日记末尾附上几句话，同时执笔等待他们的佳作。

译《西郊泛雪倡和诗》序 常熟蒋子文从所辑录的《泛雪诗》若干首，并附有图画，编成一卷，如下所列。我认为泛雪是高雅的游赏之事，在雪中泛舟而作诗、绘图，更是这种雅事中最雅的。虽然如此，蒋子只知道雪可喜，却不知道雪也可畏。我在郎署十多年，每逢雨雪天气，京城道路上马、牛、车、驴互相践踏，其中泥泞深达数尺，道路两旁冰凌像山一样；天将亮时进官署，常有跌倒的恐惧。我又曾经上奏办事，夜半时乘行殿抵达南海子，风雪十分猛烈，巨大的声音从林木间传出，几乎像猿啼鬼叫，灯火几乎全被吹灭，迷失方向而不知道道路，徘徊了很久，遇到骑马的人救助，才得以脱险。等到请假回乡，冬末经过旴江，寒云四面聚集，放眼望去没有人烟。我当时乘坐肩舆，积雪覆盖轿子，厚达一寸；轿夫疲倦得无力承担，衣服鞋袜全都湿了，手脚甚至僵硬，冻得像要裂开；上下牙齿不断相击，发出咯咯声，脸色全都沮丧。幸而到达前面的旅店，童仆无不置酒相贺，认为这是死里逃生。我的畏雪实在太厉害了！直到今天偶然回想起来，仍然会不寒而栗。然而蒋子凭借高才，出生于士人之家，从容游赏于溪谷之间，面对青帘画舫，与宾客纵情观赏山雪，举酒吟咏品评，还能把所见写入文章，争奇较胜，刻画尽致。蒋子不知道雪的可畏，正如我不知道雪的可喜一样。难道雪果真有什么不同吗？只是各人所遭遇的情形不同罢了。假如我早早脱离尘世的束缚，穿着轻暖的皮衣、坐在席上，能够跟随蒋子到虞山观雪，即使风流蕴藉也未必能与众贤相比，然而仍想借酣畅呼啸、登高眺望的快乐，来娱悦性情、寄托志趣，又有什么不可喜的呢？我既为自己的遭遇叹息，又羡慕蒋子独享这种最雅的事情，所以愿意为这部诗集作序。《许南交送行诗》序 荀卿子说：“技艺达到极高境界的人，不能同时擅长两种技艺。古代有才华的人在文章翰墨之间求取声名，从没有能够让诗和画同时著名的。这样的例子有，那是从王摩诘开始的。大概他的才情气韵，本来就有根底，每次落笔，没有不尽善尽美的。所以世上谈论诗画的人，全都尊奉他。此后如文与可的竹子、苏子瞻的树石、米元章的云山人物，差不多可以凭诗画相配而流传。然而文与米大多是画胜过诗，苏子瞻则又是诗胜过画。至于王摩诘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他们大概还不能超然进入那种境界。”这样看来，荀卿子的话仍然可信。我吴地近百年来，士大夫中兼擅诗画的，差不多不下数十家，但独独推重沈启南、文征仲为最。古人说沈氏的画是神品，文氏的画是妙品，得到它们的人珍爱得如同双手捧着宝玉。至于他们的诗，后来的年轻人和晚辈从事文学，往往拘守一说，不能融会贯通全部成就，所以直到今天议论仍略有不同。拿他们同王摩诘相比，虽然或许还不能赶上，但已经可以与文与可、苏子瞻并驾齐驱了。虞山许某，字南交，他的家世历来多有显达之人，但他独自沉浸于诗画之中。他的歌行和近体诗，大概取法晚唐；绘画则出入北宋诸家，与文、沈画派不同而根源相同。将来他以贡生身份前往吏部考选职官，日期已经约定。吴地诸位了解南交的君子，都各以一句话赠行，嘉兴曹秋岳先生首先作诗。我汇集起来读过，私下认为南交年少，仪表秀雅，学问深广，本来足以震动一世，何况又兼有诗和画呢？如果在饮酒吟咏之余，铺纸挥毫，必定能使观看的人心神愉悦，使听闻的人肃然倾听。凭借这些才华前往京城，他使王侯停步、让公卿车骑奔走相迎，大概多得不能用手指计数了。难怪诸位君子吟咏赞叹不止。从前文征仲入京应贡时，声望正受到同朝人的重视，于是得以被推荐进入翰林。这样看来，南交难道会骤然止步于一名选人吗？” 《尧峰文钞》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三十，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序七【共十七首】

译《绵津山人诗集》序 所谓《绵津山人集》，是牧仲宋先生为自己前后所作的诗取的名称。先生是文康公的长子，从小就显露头角，很有声誉。稍稍长大以后，便以侍卫身份往来于 宫殿朝廷交接出入之中，进则在长杨宫校猎、宣曲宫骑射，没有一次不在其中扈从，因而受到 世祖的赏识；退朝后侍奉在文康公身旁，接待名公巨卿，熟悉他们的言论和旨趣，耳濡目染，因此练达通晓。历代以来典故制度的沿革、文献盛衰的情况，他所资取的见闻已经十分丰富。后来从事宦游，南面临江淮，北面俯视碣石，所经过的名山大川、长林峭壑，没有不前往探访的。古今金石碑刻、鼎彝器物、经史百家之学，直到名家书法绘画，没有不采览的。隐逸居住的山谷，耆旧所居的房舍，以及四方骚人和寄居官员所在的地方，没有不延请访问、屈尊交往的。这些用来拓展胸襟、陶冶性情的经历，又长久而深厚。他的志意越充实，气度越谦下，于是发而为诗歌。他的长篇雄奇多变，如蛟龙幻化；他的短章秀丽挺拔，如珠玉晶莹润泽。甚至联句争胜时，能够描写难以形容的事物，吐露难以言说的情感，像倾倒江河一样，越流注越无穷尽。确实是才华高、学问宏博而涵养充裕啊。我听说，不是才华不足，便不能应对仓猝；不是学问深厚，便不能驾驭才华；不是涵养充足，便不能蓄积所学。先生的为人，本来已经光明俊伟、博大醇厚而深沉。等到他通达政事以后，廉洁而不刻薄，严明而不苛酷，抚慰教化官吏百姓，温和慈爱却不流于姑息。他任职吴地时，只有四个月；裁决文书、核查钱粮，常常直到三更，虽是精锐的年轻人也不敢企望达到这种程度；一两个老奸巨蠹，也都低头侧足，不敢从旁窥伺。考察他的施政，诗歌不过是先生的余事罢了。所以他能在公务间隙与宾客置酒酬答，正当作揖谦让、谈笑之间，落笔便如风雨骤至，别人还来不及构思，他已经写成数百字了。如果不是天赋才华高，又有学问辅助、涵养加深，必定做不到这样。这哪里是那些只知琢磨辞章、雕饰文句，仅仅以诗人自矜者所能相比的呢？从前文康公以渔阳开府，后来升任宰辅；如今先生继承他的事业，又在江右开府，出则成为辅弼大臣，入则必定成为皇帝心腹、参与机密决策的辅佐之臣，适逢时运而遇到 君主，继承发扬前人的美好功业，将来所作的颂歌诸篇，配以管弦并用于郊庙祭祀的作品，应当会有这部诗集的数倍。譬如五星灿丽于天空，光芒清寒、色泽端正，正好与日月同放光明，哪里只是使文康公增光而已呢？先生刊行这部诗集，命我作序。我衰老无能，哪里能够窥见其著作的全部根由和脉络？姑且叙述大概如此。《拾瑶录》序 学问所崇尚的方向各不相同，但义理是一种，经济经世之学是一种，诗歌和古文辞又是一种。谈义理的人有时流于迂阔，谈经世的人有时流于雄放，于是都轻视诗歌古文辞为小技，不屑把它们当作真正的学问。自汉代以来，便把儒林与艺苑分为两类；到了《宋史》，又另立道学一目，终于把它们分成三类。我认为写诗作文必定有它的根源。如果掌握了根源，即使信笔写出、随心而发，也未尝不能流传、不能吟咏。若没有掌握根源，只是把零碎材料堆积起来求丰富，把辞句编织起来求新奇，剽窃模拟以求符合古人，未尝不会一时受到众人称誉，但不久便会像冰消水落一样，全部归于乌有。因此写诗作文，关键要以义理和经世之学作为根源。朱徽公本来是理学的祖师，而他的诗文最为工巧。推及南渡以后的一流大家，以及唐代的陆宣公、李卫公，宋代的韩魏公、范文正公这一类人，他们的功勋声名在朝廷，他们的声望在天下，后世看来本来应当不屑于诗文。然而他们议论卓异，辞采壮丽，五言七言小诗雍容典雅，直到今天读到片言只句，仍无不想见他们的风采而仰慕其为人。这样看来，把道学、儒林、艺苑分成三类，是史家的浅陋见解，不能称为通行的论断。定州郝雪海先生从小博通各家学说，日夜讲求古今治乱兴亡的原因，溯流穷源，洞察根本。后来被贬谪到铁岭二十多年，更加潜心研究宋儒各家语录，从居敬穷理开始，归结到亲身实践和内心体会，所以他的涵养日益深厚，发而为文也日益宏大。他平日读史，有《史断》；阐发孟子，有《孟子章句序》，这大概是把道学和儒林合为一体了。他又取先生所作诗文来读完，看到其中旨意醇正浑厚，文辞清润雄畅，凡是感时触物、纵情感慨的内容，都在其中表现出来。即使号称诗文专家的人，有的也未必能赶上他，这大概又是把艺苑同儒林、道学合为一体了吧？既然如此，诗和文若说是学者学问的余绪、可以称为小技，便不能用来评价先生的作品；从先生的作品中，便知道他的根源是有来历的。先生的事功宏伟，不在陆宣公、李卫公之下；他曾秘密上疏弹劾吴三桂，尤其具有古代豪杰的风骨，这些已经详细见于志铭，现都不再论述。这里只谈论他的学问，作为《拾瑶录》的序。

译《见山楼诗集》序 关西退庵杨先生从安庆寄来所作的《见山楼诗集》，共若干卷，拿给汪琬看。我恭敬地读了好几遍，觉得他的诗出入于魏、黄初、唐、 大历之间，绝不走时下流行的路子。凡是登临远眺、往来赠答之作，大都意旨深远、思虑深长，尤其多有清丽雄迈、警拔绝伦的词句，不是一般骚人墨客敢于与之抗衡的。我敬服先生已经很久了。先生当年在西台任职时，吴逆三桂正凭王爵镇守滇南。朝廷不了解他的异心，给他以便宜行事的权力，只有先生独自上密封奏章，极力说明三桂跋扈不臣，力图在萌芽阶段挫败他的叛逆。后来先生虽然因此获罪离职，但三桂知道朝廷中有人，十年之间拖延畏缩，不敢突然发难，这是谁的力量呢？是先生的力量。我因此敬服先生敢于直言，也敬服他的先见之明。后来他接受特别简拔的任命，在安庆建立大中丞的节旄。安庆控制着江南上游，向来号称重镇。先生德性宽厚，性情和易，所以施行政令时如此；他内心简静而慷慨爽朗，办事敏捷果断，所以部署防务也如此。弘一旦盗贼在武昌兴起，蹂躏黄州所属各县。黄州与安庆相邻，盗贼却畏惧先生的威名，不敢稍稍侵犯他的辖境。先生听到警报，也严令整饬城楼、橹楯、铠甲兵器以及攻守器具，向他们表示已有准备。军情稍有空闲，便不停饮酒作诗，略如太平无事之时。士民没有人能窥知他的深浅。当时吴中谣言接连传来，市井中不守法的徒众气势汹汹，踮脚挽臂等待骚乱，而全吴最终能够安然高枕无忧，又是先生的力量。我因此敬服先生镇静安定，也敬服他有胜算在握。然而他的功勋声名正盛，在士大夫口耳间流传，区区诗歌之学，不过留连景物、雕饰章句，先生哪里会借此来增加自己的分量呢？但他离职居乡时，没有怨愤不平的情绪；等到在此地建立节旄，也没有面露喜色。他在五言七言诗中所表现的，往往忠厚而含蓄深沉，至于爱君忧国，更是谆谆反复地表达心意。这就是我所说的意旨深远、思虑深长。从前《小雅》既推许吉甫为天下各国的法则，《大雅·崧高》的末章又说：“他的诗作非常宏大，他的风采极其美好。”《烝民》的末章又说：“吉甫作了诵诗，和穆得像清风。”为什么言语这样郑重，辞意这样反复？即使吉甫所作的一首诗，也要为之赞叹欣赏而不止一次。大概《大雅》《小雅》中所称举的南仲、方叔、召虎等人，在事功方面并非不优秀，也足以与吉甫相配；但在文章、声名和德行方面，最终没有超过吉甫的。如今我对先生也这样说，深愿把自己的名字挂在诗集末尾，依附先生而获得不朽。所以先生命我作序，我便不推辞而为之作序。世上有了解先生的人，应当知道我并不是过分赞美。《纬萧集》序 商丘是古代宋国的土地。宋国的历史，杂见于《春秋》《战国》《左史》《记》等书中，只有班氏特别称说，宋国自尧、舜、汤以来，那里的人厚重，多有君子，仍然保留先王的遗风。直到今天，距离宋国建国已经两千多年，出生在那里的人，公卿名臣、著名儒者，大多以功勋事业和道德相互推重；其次也有雄俊瑰伟、风雅不凡的人才，前后相继出现，与班氏所说的“多君子”相符合。因此我早年的师友，大都是四方的贤豪长者，而我最为深厚友善的人，一定要推宋中如牧仲先生为其中之一。先生的次子君山言，孕育于前人光辉之中，受到家庭教育的熏陶，年纪刚刚长大，便已经在中原闻名；多次随先生出游做官，遍交南北知名人士，一同切磋讨论，作诗歌古文辞，不探究到根源就不停止。起初我在史馆，于睢州汤先生潜庵的座上见到他，只见他仪表魁梧，作揖谦让、言语恭谨谦下，却颇为显露爽迈磊落的气概。潜庵指着他对我说：“这是善于继承牧仲家学的人。”但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擅长作诗。后来得到牧仲先生的《双江集》，其中有山言所作的诗；他和作的《彭蠡望匡庐》一篇，气势雄伟，措辞警拔，下笔惊人，我这才为之叹服，但仍不知道他其他诗作是否都工巧。自从先生任职巡抚以来，我吴地与山言在官署相见，把他的诗稿全部读过。所谓《纬萧集》，往往清丽雄伟，各种诗体兼备，间或出现新意，越是奇特，越是高古。至于联句的作法，用韵妥帖，使典故灵活变化，尤其像牧仲先生，这才知道潜庵所指称的确实可信，并非虚妄。确实是君子之人，写出了君子之文啊！从前孔子删定《诗经》，没有把宋诗列入十五国风之中；有人说《商颂》就是宋诗，因为宋是王者之后，所以尊之为颂，然而变风却终于缺失。假如孔子在今天复生，能够看到先生父子所撰写的作品，难道不会采录它们列入国风，以补足这一缺憾吗？世上读宋氏父子诗作的人，也知道这一点吗？”

译《来虞先生年谱》后序 我的从祖祖父来虞先生历任官职将近三十年，起初在工曹任职，就因为职责所在而触犯权倾一时的宦官陈永寿、汪怀德，因而获罪。后来在粤藩任职，又触犯魏忠贤，被勒令闲居。先生在朝为官时，对各个党人绝不依附；遇到事情，常常像这样不肯屈服。唉！熹宗末年，士大夫媕婀无耻，争相把献媚宦官当作事业；结交不停，接着便是赞助引导；赞助引导不停，接着便是歌功颂德，拥戴并为魏忠贤建立生祠的议论于是兴起。起初由浙江巡抚倡导，蓟辽总督、应天巡抚等人附和。当时主持票拟的是昆山、元城两位宰相，他们共同编造骈俪华丽、吹捧夸饰的言辞，答复皇帝如同回声。于是凶恶的德行参与政事，生祠便遍布天下。假如上天不悔改而降下灾祸，那么劝进、九锡之类的文章必定出自这些人之手，前明的宗庙社稷又何必等到那些揭竿斩木的民众乘机聚众呼啸，才开始覆亡呢？可是先生以一个外任官员的身份，屹然支撑在其中，因而能够辅佐巡抚、按察使，率领激励属官，严禁境内擅自建立生祠，最终使逆阉一党的陈嵩等人收敛行迹、屏息不敢出声。风雨昏暗如夜，鸡鸣仍不止；先生的为人，难道不是人心风俗所深深依赖的吗？” 否则乱臣贼子相继而来，纲常伦理或许就会陷于消亡，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到了先生晚年，虽然又被当权者排挤，放逐到海外而死，但他的高尚风操和伟大节义，直到今天仍在吴越人士口中传述。那些献媚宦官的人，上等的已经伏法，稍次的在朝廷和市场间受人鄙弃；即使侥幸逃过刑刀，保住脑袋在窗下苟活，儿童、走卒、商贩和饼妇仍然能够成群指斥他们的姓名，众口唾骂不止。这样看来，贤人与不肖之徒相距很远，他们各自得到的究竟谁更多呢？读这部年谱的人，不只是我们本族的子弟应当谨慎地不要忘记先生留下的美德，相互率领起来向他学习，以求在世上继承他的美名；凡是有官职的君子，倘若也应当奉先生为楷模和借鉴，并且等待太史氏将来修明史时，采择其中一二，补足实录、起居注的缺漏，不也是可以的吗？这部年谱是先生的第五子沂州公辑录的。先生去世时，沂州公还年少；如今距离先生去世已经五十年，他独力搜集材料，前后两次脱稿才编成。过去他曾郑重地对我说：“我编写这部年谱，是希望文字直截、事实核实，大概可以用来取信后人。”我赞叹他的确是这样，所以一并记载下来。《先大夫诗集》后序 先大夫字元御，自号玉淙居士，是明天启丁卯科举人，皇帝追赠为奉政大夫、刑部郎中。他十六岁丧父，二十岁补为诸生，二十四岁在乡试中举。第二年，崇祯戊辰参加礼部会试，没有考中，回乡。过了两年便得病，咯血；又过了五年去世，享年三十一岁。当时我和兄弟们还很小，不知道谨慎守护先大夫留下的书籍。稍稍长大后，又遭逢兵乱而迁徙流离，大概先父手泽散失的已有十分之二三。只有这部诗集是先大夫亲自编定的，我虽然遭遇患难，总是带着它跟随先母；幸而没有被盗贼抢去，也没有毁于水火，所以至今仍保存在巾箱中。唉！自明万历末年起，吴地下能写文章的人，无不以公安派为祖、以竟陵派为宗，而先大夫的诗却独独没有沉溺于这种风尚，竟能如此。如今正值国运安定昌明、文学开始复兴之时，名公巨卿大都能够以振兴衰颓、挽救颓靡自任，那么诗教或许要重新昌盛了吧？倘若有人看到这部诗集，能够了解先大夫的志趣并深深悲悼他早逝，那么先大夫的遗作大概就不会灭亡了。直 《寓庐十咏》后序 元年正月，我刚得到张氏园林的一半作为寄居的房舍。不到一个月，便北上去了，于是作绝句十章来吟咏它，并让儿子筠略加修葺整理。后来我叹息说：“张氏修建这个园子，经历了几代啊！当初开始营造时，难道不是想把它留给子孙吗？可是最终却交给了我。试看那些长寿的藤、茂密的竹，蔓延而荒芜，哪一种不是从前的美花佳卉，是当时排列栽种并加以灌溉的呢？荒废的溪流、断裂的沟堑，石头将要倾倒，水也快要干涸，哪一处不是从前的曲径平池，是当时四周察看、精心经营的呢？倾颓的墙、破碎的瓦，成为鼯鼠、黄鼠狼打洞和斑鸠、麻雀筑巢的地方，哪一处不是从前雕栏画栋、众人聚集、管弦歌舞之所呢？”主人的去留没有定时，而人事的盛衰消长自有定数。那么我得到这所房舍，大概不只是郑人梦见蕉鹿、游子寄宿旅亭那样偶然。虽然称它为寄居之所，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唉！凡是我所说的寄寓，本来不只是这一所房舍。富贵也是寄寓，所以尧舜拥有它并不认为过分，许由、巢父辞弃它也不认为自己高尚。形体内外的一切也都是寄寓，所以赤松子、王子乔得到长寿，并不算特别长寿；颜渊、殇子失去生命，也不算特别夭折。古代有道之人，常常任凭柳树般的赘生物长在肘上也不厌恶，弯腰驼背、背部隆起、步履蹒跚地行走，也从未以此为耻。大概是因为他们安然忘掉了自己所寄寓的形体，而游心于世俗之外。如今我反而不能舍弃这所寄居的房舍，还沾沾自喜地吟咏它，难道不是多余的吗？

译《拟明史列传》自序 世上谈论史书的人，没有不争相以司马迁、班固、范晔三部史书为宗法对象的，但它们仍免不了后世儒者的评论。评论司马迁写史的人说，项羽不应列入本纪，陈涉不应列入世家，《龟策列传》不应列入列传，五帝世系次序不应颠倒错乱，六经传记不应割裂，写孔子不应只说他能辨识会稽山的骨头、辨别坟中羊的怪事、讲述楛矢的奇异。评论班固的人说，《五行志》不应芜杂烦琐，《古今人表》不应名目乖错、体例混乱，孺子婴不应写入王莽传，西楚分封的十八王不应载入异姓侯王表，司马迁、扬雄传不应采用他们自己的序，严延年传不应拿子贡、冉有作比。评论范晔的人说，董宣守正不应概括为酷吏，蔡琰失节不应概括为列女，王乔、左慈的荒诞之事不应收入方术传，廪君、盘瓠的鄙俗怪诞、不合经传之事不应收入蛮夷传，圣公结交宾客为报仇不应诬说他懦弱，计子勋就是蓟子训，不应一人写成两传，论后也不应再附加赞语。这样看来，刻削、诬罔、刺谬，即使三部史书也不能避免。更有人说：“史书的缺失从司马迁、班固就开始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司马迁、班固尚且不值得取法吗？” 这大概是后世儒者以文章互相倾轧的弊病，并不是公正的言论。何况我的才华、学问、见识三方面都赶不上古人，却像我这样勉强列在著述之林，难道能免于评论吗？我又衰老多病，蹉跎失意，刚一出仕便几乎丧失廉耻；计算起来，进入史馆只有六十天，闭门请假将近一年，才得以放归。所以所撰写的只到这个程度，然而错误接连出现，缺略时有发生；想要不获罪于古人，大概实在困难。既然已经抄录上交史馆，回归以后仍不能不把这份稿子收藏起来，并不是敢于指望藏之名山，只是希望有像司马迁所说的那种知己之人。孤独地居于卑位，苟且领取俸禄，拖延岁月，也姑且用它记下自己的惭愧罢了。《伯子遗稿》小序 伯子名筠，字禹吹，是吴江的附学生，年仅三十二岁。他患咯血十多年，最终因此去世。死后，他的父亲钝翁才改称他的字为伯子。在此以前，伯子除了时文之外，也很喜欢作小诗。钝翁因为他的病反复痊愈又复发，禁止他作诗。可是伯子仍私下同朋友往来，时时相互唱和，告诫朋友不要让父亲知道。等到服丧满祥之后，钝翁从沈君友篪、范君鹭公那里得到一卷遗诗，抚摸着诗稿悲伤流泪，于是抄录保存若干首，用来在地下慰藉伯子。至于所作诗章的醇厚或疵病、工巧或拙劣，姑且等待采诗者来选择吧。唉，真是悲痛啊！上天在这件事上给我的打击，已经到了极点。我即使有才华，我的伯子已经如此，我还忍心说些什么呢？还忍心说些什么呢！” 《仙府十二观》序 近世谈论仙道的人，一定说神仙应当有前定的命运，有特殊的骨相，又有功德修行的积累才能达到，并不是勉强求取就能希望得到的。这种说法确实很好。不过我听说，古代成为神仙的人，并不都是忘情于世俗的人。他们起初有的年少锐利，刚直不平的意气还没有来得及消除，本来曾想凭功名奋发，与世上的贤士大夫较量才智，求得建立一尺一寸的功劳，以供君主任用。等到遭遇不合，便又考虑改变计划，遨游于世俗之外。这就像俊鸟搏取猎物一样，一次出击没有命中，立即翩然飞到万里云霄之上，使人无法追踪。安期生、梅子真一类人就是这样。安期生因为多次劝谏项羽，得不到任用便离去，不知去了哪里。梅子真两次上书讥刺王氏，得不到回应，便抛弃妻子，做了吴市门卒。这两个人都长生不死，是后世所称神仙中的人物。从今天看来，即使称他们为豪杰也可以。豪杰之士，如果得志，必定会成为张子房、李长源那样的人，功成名就之后才解下小小的印绶，放弃万户封侯，把心意寄托在辟谷导引上，以怡悦生命。如果不得志，那么宁可与安期生、梅子真并列罢了。至于撩起衣裳、挽起袖子，沉沦在尘埃▯的境地，却在金玉锦绣、声色玩好之场中侥幸纵情，迷失而不知回头，这不过是一个狂妄庸俗的人罢了。即使他自负为豪杰，又有谁肯承认他呢？三原梁大千，是与我同年考中的进士。几年来，诸位同年大多取得高官、身居显要，唯独大千参加铨选后任邯郸令，因以礼法礼节触犯上官，被削去官职，居家闲住。他喜好神仙家呼吸吐纳的术法，恍惚间似乎有所领悟。他渡过长江到吴地，在城西遇见我，已经七十岁了。胡须鬓发没有一两根白的，谈笑行走都不比壮年时减少。他拿出所著的两卷书，谈论神仙之事，从《仙居》开始，以《仙语》结束，命名为《仙府十二观》。我读了它，几乎不能测知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难道是他的宿命、骨相以及功德修行，终于应当成仙了吗？还是他本来就是豪杰之士呢？有人说：假使大千果真已经成仙，那么终南山、太华山都是他的邻近土地，没有一处不能住下、舂米备粮再前往；他为什么偏偏舍弃这些地方，反而背着行李、牵着跛脚马，像这样辛劳奔波于尘埃▯之中呢？我说：不是这样。我郡的林屋洞，是左神幽虚之天，这本来就是大千所称奇的仙居。况且子真既然已经隐居在吴市门，后来竟然还渡海炼药，直到今天海上还有梅岑山。安期生也曾经和羡门一起隐居在蓬莱，那地方都在甬东，距离我们吴地不远。大千这次来，或许也是想游历洞天，于是招来安期、子真等人，和他们一起乘着云气，去访求太清之境吧？我又怎么能够测知呢？姑且记下这几句话，作为《十二观》的序言罢了。

译《参同契衍义》序 神仙之学，贵在内外兼养。有的只养外而遗弃内，有的只养内而忘却外，这就是庄子讥讽张毅、单豹的原因。魏伯阳《参同契》多次谈到坎、离、龙虎：从内丹来说，龙是精，虎是气；从外丹来说，龙是汞，虎是铅。精像汞一样，属于阳，是坎中的东西；气像▯一样，属于阴，是离中的东西。内丹和外丹的旨趣，虽然流派不同而同出一源，但后世却突然不能把二者结合起来，这是为什么呢？据我所听闻，又有与庄子不同的说法：内丹已经炼成，假如没有外丹来辅助，也只能延年益寿、祛除疾病罢了；想要达到变化飞升，是不可能的。若内丹尚未炼成便仓促服用外丹，那么精气耗损、元气离散，就好比把火放在柴薪堆下，很少有不被焚烧的，因此本来应当以内丹为主。注释《参同契》的有好几家，他们的说法纷繁而不一致；而我乡里的子佩周先生所撰《衍义》一书，专门以内部修养之学为主，分章析句，全部出于自己的心得。至于他解释《上德无为》章，说“上闭则称有，下闭则称无”，“以上为上兑，兑为口；以下为下兑，兑为精门”，尤其不是各家所知道的，其幽深精微到了这种程度啊！先生今年七十多岁了，面色红润如婴儿，行走、饮食都超过常人，常常像三四十岁的人一样；他自己说内丹已经炼成，确实是修养有所验证。假如再用外丹来辅助，岂不是要乘着云气遨游于无边无际之境，和魏伯阳相互揖让吗？不过我又听说，从前颜鲁公不向李希烈屈服，等到死后拳头仍握着不张开，手指甲都穿透了手掌的背面，当时人称为尸解。偶然又读到《十二真人传》，其中说斗中真人降临曲阜兰氏，自称孝弟王，传授兰氏至道，并且说晋代真人许逊传承了孝道的宗旨，是众仙之长。这样说来，忠和孝本来是我们儒家立身的根本，也同样是神仙家变化飞升的要术。如今先生这一门，忠孝二者都具备了。忠介公正直慷慨、义烈不屈，既不辱没颜鲁公；即使遭受逆阉的祸害，我料想他的精魂威严可畏，一定已经翱翔于天地之间，至今不死，也像颜鲁公尸解一样。至于先生，当时不过是一个孤单的童子，却跋涉数千里刺血上书，终于洗清父亲的冤屈，并把奸党在市中处死；他从少年时起，天性中的孝就已经这样卓异了，难道不是斗中孝弟王想要降临人间寻访、引导他飞升的人吗？先生何不姑且等待呢？既然如此，先生应当成仙，我本来就不只是凭这部书来断定的。承蒙先生吩咐，姑且叙述这部书的大略。如此而已。《募建永宁接众禅院序》从前先王治理政事，由近处推及远方，所以对于道路上来往的人，没有不修治井泉、栽种树木，整顿船只车辆，严明禁令的。备有饮食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储存积聚物资以供使用，设置庐舍、路旁旅舍和候馆以减轻他们的劳苦。这种制度起初用于接待宾客和使者，最终惠及远方之人。在那时，凡是到其他地方去的平民，即使十分孤独、贫困，也一定没有露宿野外的忧虑，没有饥渴、疾病、愁苦而得不到救济的祸患。这本来不用等到《周官》有明文记载，大概也可以推知。自从王政衰败熄灭以来，行旅颠沛流离、无处申诉的情形，也已经严重到了极点。于是有学习佛教的人，往往用这种办法周济救助同类；所谓“接众丛林”的名称，大概还保留着先王遗留下来的心意。唉，佛教的教义，不是我们儒家所赞许的。士大夫先生们拒绝并辟斥它，往往不遗余力。然而佛教所建立的制度之善，替同类预先谋划，细密周详到了极点。我们在这里失掉的东西，佛教却在那里得到了，儒者本应惭愧叹息还来不及，却动辄想用空洞的言辞排斥它，这实在不足以使人心悦诚服。吴地人崇信佛教，喜爱僧寺，精舍遍地如同市场；而娄关内外数十里的地方，却偏偏没有僧侣活动其中。那里的人饥渴、露宿，想稍稍求得休息却办不到，同类人大都以此为苦。于是上人圣公和吴中士大夫商议，开始为他们筹办这件事。有人说，这项工程费用艰难、力量巨大，要完成它一定很难。但要知道，谋划事情只怕着手而不能果断实行；实行了以后，又怕不能长久坚持。圣公曾游学于雪窦禅师门下，各地都推重他为老宿；他的才智见识非常敏锐，愿力非常宏大，道法又非常兴盛。如今又得到我们这些士大夫同心协力地辅佐他，哪里会有不能办成并且长久坚持的道理呢？我认为，补助王政有所不及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所以乐意和热心此事的人共同帮助它完成。《金刚经注》序 这部经传入中国以后，从鸠摩罗什以下，直到唐代玄奘、义净，翻译它的共有六家。从天亲、无著两位论师以下，直到明初宗泐，作笺释的共有一百多家。然而宋文宪公唯独推重无著，将经文配为十八住；天亲断释二十七种疑问，最符合先佛真实究竟的义理。我曾经反复诵读、推究这部经，觉得旨趣过于深密，解释就容易枝蔓反复；过于繁琐，文字又容易晦涩。并不是不能探究幽微、阐明义理和事理，只是仍然难免牵强扰杂、纷乱纠结的弊病。这部注本相传是通过扶乩传授下来的；它不攻击异说，不涉及狂妄见解，不违背儒家宗旨，文字简洁纯净、明白流畅，大概是笺释之作中超然出众的一部。作者号称云▯子，又称谷口子，真不知是否也是隐士一流，只是借扶乩托名罢了？我的朋友沈东生读了以后喜爱它，为它疏通义理、加以证明，并详细评阅；他把它珍藏重重包裹起来、秘密收藏在箱笥中，已经很久了。后来他又担心末法时代日益衰落，想要完全开启凡夫的信心和觉悟，于是刻版印行施送，并命我作序。我想，沈子的为人，在他历任内外官职时，就以清廉能干著称；公务之余，穿补衣、吃粗饭，清寂地住在一室之中，即使是黄面僧人也未必能够忍受。士大夫仰慕他的风采，彼此相看叹息，这本来已经是显现宰官之身来讲说佛法了。到了晚年，他闭门息心，往往研读朱笔批点、露水般精微的文字，只把评阅这部注本作为自己的功课。玄妙的言语、深奥的义旨接连而来，他在笔锋和舌端之间，俨然与佛法早有契合，不只是像坐在狮子座上执持麈尾拂尘的人；这又是显现居士之身来讲说佛法了。我认为沈子本来就是奇异之人，大概与云峰、谷口属于同一流辈，所以在他所笺释的内容上，即使想不显出彼此形影相应、水乳交融，也是做不到的。将来如果把儒教和佛教合为一体，完全删去枝蔓和歧异的见解，防护性命之学而超越乘果，除了沈子还能归于谁呢？所以我很乐意得到这部书并为它作序，以此给通晓佛教教法的人看。

译《游五台山诗画册序》隐岩禅师从五台山回来京城，于是把士大夫赠送给他的诗和画全部收集起来，共有若干幅，合为一册，命我作序。有人问我说：“佛法不落在言语上，也不涉及各种形相。禅师参究了二十多年，也已经深入雪窦禅师的门室。如今请试着施展他的慧眼，照彻世间一切，即使说本来没有文殊、本来没有五台山，也可以；即使说先前携杖前往的人本来未曾离去，如今粮尽返回的人本来未曾到来，也可以。可是诗和画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为什么反而殷切地向士大夫求取，并且这样装裱、珍藏、爱惜，难道他仍然有所留恋执着吗？”我说：“不是这样。如今有和无、真和妄，本来没有什么需要分别思考的。一旦生起思考之心，产生分别理解，都是得道圣人所排斥而怜悯的。人人都具足佛性，谁是文殊，谁不是文殊？处处都充满道场，哪里是五台，哪里不是五台？即使在这本册子中，一树一石，乃至没有树石的地方，无不与西方净土的变相图妙相契合；一幅画、一处题记，一个字、一句话，乃至没有画、字、句的地方，无不摄入五千四十八卷佛经的第一义谛。古代的得道圣人，既不滞留于有，也不取着于无；既不离开真，也不舍弃妄，纵横自在地游戏，这就是大神通、大自在、大解脱。这正是禅师所得到的境界。我和你都是凡夫，哪里足以测度它呢？”提问的人说：“好。”于是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序。《草堂合刻诗序》自古以来辟斥佛教的人，没有比昌黎韩愈更严厉的。可是读到他的《送灵师》一篇，却又有不同。那个人，舍弃父母、兄弟和妻子，跟从佛教，已经背叛了我们周公、孔子的教诲；等到做了和尚，又下棋、六博、饮酒、吃肉，以求见请托、招致邀请为事，这不是更加违犯佛教的戒律了吗？上面背叛我们周公、孔子的教诲，下面又违犯佛教戒律，即使诗写得很好，又有什么可取呢？可是昌黎不替他隐讳，反而津津有味地称道不已，这是为什么？我的主张不是这样。跟从我学习的人，如果是士人而不是僧人，就一定要把六经诸子百家，以及关于天、人、神、鬼、精微和广大等方面的道理，互相讲求、切磋磨砺，以求不违背周公、孔子，这就是我们儒者的责任。如果那个人是僧人，难道就没有要求了吗？这也一定要选择那些不求见请托、不饮酒吃肉、不下棋六博，并由此类推而完全遵守佛教教言的人，然后再加以称道。至于诗，本来是儒者的余事，是士大夫常常从事的；士大夫作诗尚且苦于难以精工，不应以此要求僧人，僧人也不应凭此自我夸耀。至于不求见请托、不饮酒吃肉、不下棋六博，又完全遵守佛教教言，那么凡是做和尚的都应如此，似乎是很容易做到的。可是我曾经出去访求僧人，往往发现他们容易谈论诗，却难以守持戒律，难道不是迷惑得太厉害了吗？如今有两位上人在这里，他们所受的特别之处，不只是既不求见请托、不饮酒吃肉、不下棋六博而已；凡是所谓的戒律，大概都能一条条努力守持。至于他们在六时礼拜诵经之余，又常常以苦心吟诗而知名，难道不是我尤其要称道的吗？恭密和他的弟子佛开就是这样。恭密为人循循有礼、修身谨慎，佛开又沉静少言，受到我的朋友甫草以及乡中人的认可，大家无不喜爱并信任他们。他们的诗都以唐代钱起、刘长卿为宗旨，幽深秀丽、典雅洁净，正日益进步而没有止境。不知道与灵师相比，究竟谁更工巧、谁更拙劣；但论为人，则与昌黎所说的那个人不同。唉，我不是能够辟斥佛教，而是辟斥那些信佛却违犯戒律的人。假如说如来曾经戒除绮丽言语，而作诗也属于绮丽言语之一，那么我就不知道了。《洞庭诗稿序》佛教徒作诗，有诗人的诗，也有禅人的诗。唐代的皎然、灵澈，是诗人的诗；贯休、齐己，是禅人的诗。诗人的诗，长处全在诗上，所以他们的诗都精工；禅人的诗，不一定都精工，但他们的长处也不全在诗上。长处全在诗上的人，凭诗流传；长处不全在诗上的人，则凭道与诗一同流传。因此皎然、灵澈、贯休、齐己的作品，在后世声名相当，没有人能够判定谁优谁劣。镫公本来是儒家子弟，年轻时读书有名，长大后遁入佛门，遍访各地尊宿，终于受传法印记，成为曹洞宗的大师；后来退居洞庭山顶，搭茅屋而住，每天和弟子以灌园、种竹为事。他偶尔也挥笔作诗，对字句反复雕琢修改，不达到精工就不停止，因此一开口便能标新立异、文采出众，深入唐人诗歌的奥妙境界。大概他能够兼具贯休、齐己的道行和皎然、灵澈的诗才。自然已经超越唐代诸僧而居其上了。我认为诗与禅并不是两回事。从前谈论诗歌的人看重妙悟，并且把大历以后的作者比作曹洞一宗；这话确实如此。读镫公的诗，便知道他从道中所得已经非常深厚、精微了。我哪里能够轻易窥见并测度它呢？《姚氏长短句序》词和诗相类似吗？回答说：不相类似。诗根本出自《诗经》三百篇，是以温柔敦厚为教化宗旨的。后来虽然不完全如此，但上等的可以考察政治的治乱，次等的可以显示劝善惩恶，仍然保留着风、雅、颂的遗意。词就不能参与这些作用了。那么，能作诗和能作词的人有不同吗？回答说：没有。李太白是诗人的正宗，却精于作词；欧阳永叔、苏子瞻，是数百年来公认的文章大家，也精于作词。至于黄鲁直、秦少游、周美成这些人，也没有不兼擅诗词的。古代的名公巨卿，下至骚人墨客，既然已经把他们深远宏大的情怀舒展表现于诗中，又拿出余力，组织纤丽艳美的文字，流连于闺房之境，依照声律写出，用来助兴酒宴、配合笙箫，号称“诗余”。从来没有能作诗却不能作这种余事的人。钱塘姚子升，正凭借俊逸超迈的才华、浩博的学问，和他的朋友刻意创作歌诗相互抗衡；但都把作品秘密收藏在箱笥中，唯独取出所填新词一卷寄给我。我读了它，感叹它采撷辞藻很美，寄托情感幽微，构思婉转而意味深长；往往语言已经说尽而意思没有说尽，语言和意思都已经说尽而感情仍未穷尽。这确实是诗人的词，大概不是世间淫靡浮艳之作所能相比的。假如说姚子所擅长的专门在这里，那么我还不敢相信。《尧峰文钞》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三十一，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序文八篇【共八首】

译《代寿洪太傅七十序》太傅亨九洪公平定滇南三年以后，上书请求回到京师。第二年，是嗣天子改元的年份，九月某日，洪公七十岁。京师士大夫提前嘱托我写文章为他祝寿作序。我想，洪公自从得到皇帝知遇以来…… 世祖章皇帝历任内外官职，先后担任将相，前后将近二十年。他的品德声望在乡国间，他的威名在遥远荒外，他丰盛的功业和伟大的政绩都记载在太史之中。他本来就是上天特意降生、赐给我国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月〕 国家所尊奉的元老、纯臣，因此他的福禄寿考应当一天天增长、一个月接一个月延长，至今还没有止境。我有幸和洪公交好，对他的功业了解得最为详尽，愿意论述排列其中重要的部分。当洪公在长沙督察军队时，湖岭以南有许多挥刀奔走、乘机偷偷发动叛乱的人，洪公将他们剪除并招抚归来，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很有方略。军书所到之处，西南诸位君长都忙于叩首接受官吏的统治；这就是我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 国家所以终于能够安抚滇、黔的原因。我曾考察前代的事例，如汉代伏波将军、楼船将军平定南粤，唐代韦南康控制南诏，明代傅颖国攻下云南，没有不光明显赫、辉耀旧史的。然而拿洪公来比较，他的功劳更大一倍，也难一倍，为什么这样说呢？赵佗去掉黄屋、左纛，是在汉文帝时代；骠信接受盘器和龟兹乐工，是在唐明皇时代。大概他们所称的内附、纳职贡，近的已经有几十年，远的更有一百多年了，所以即使有伏波、楼船两位将军的才略，有韦南康的谋略，甚至斩断、捆缚建德并与骠信结盟，也不足以仅凭武力来说明其功劳。洪公所面对的，并不像赵氏和段氏那样时叛时服、不能向北与中原争衡的情形，因此难度加倍。当傅颖国南下时，梁国君臣害怕段氏从后面暗中追击，段氏又倚仗梁人在前面牵制，双方迁延观望，最后不过折断马鞭、传递箭矢便平定了。用今天的情势来衡量，对方正挟持拥戴者的余孽，借恢复旧国的虚名，煽动招引群蛮，自称强敌，几乎不能仅用威势声名震慑，因此难度又加倍。然而洪公果断地决策制胜，疏通漓江、荔江的水道，开辟苴兰的道路；从此以后，禁军可以轮番调动，军屯可以恢复，金马山、碧鸡山可以招致，笮马、僰僮、▯緆、犀牛大象等物产可以顺流而下；四方湖岭以南，畏惧威势、感怀恩德的人绵延数千里相望，这哪一样不是当日谋划成功的结果呢？我国所以终于能够安抚滇、黔的原因，我曾考察前代的事例，如汉代伏波将军、楼船将军平定南粤，唐代韦南康控制南诏，明代傅颖国攻下云南，没有不光明显赫、辉耀旧史的。然而拿洪公来比较，他的功劳更大一倍，也难一倍，为什么这样说呢？赵佗去掉黄屋、左纛，是在汉文帝时代；骠信接受盘器和龟兹乐工，是在唐明皇时代。大概他们所称的内附、纳职贡，近的已经有几十年，远的更有一百多年了，所以即使有伏波、楼船两位将军的才略，有韦南康的谋略，甚至斩断、捆缚建德并与骠信结盟，也不足以仅凭武力来说明其功劳。洪公所面对的，并不像赵氏和段氏那样时叛时服、不能向北与中原争衡的情形，因此难度加倍。当傅颖国南下时，梁国君臣害怕段氏从后面暗中追击，段氏又倚仗梁人在前面牵制，双方迁延观望，最后不过折断马鞭、传递箭矢便平定了。用今天的情势来衡量，对方正挟持拥戴者的余孽，借恢复旧国的虚名，煽动招引群蛮，自称强敌，几乎不能仅用威势声名震慑，因此难度又加倍。然而洪公果断地决策制胜，疏通漓江、荔江的水道，开辟苴兰的道路；从此以后，禁军可以轮番调动，军屯可以恢复，金马山、碧鸡山可以招致，笮马、僰僮、▯緆、犀牛大象等物产可以顺流而下；四方湖岭以南，畏惧威势、感怀恩德的人绵延数千里相望，这哪一样不是当日谋划成功的结果呢？所以我说洪公的功劳很大。《尚书·君奭》说：“上天赐予寿命，平治天下，保卫安定殷国。”如今洪公已经建立了平治天下的功绩，上天又赐给他长寿，这难道只是洪公一人的庆幸吗？实在是我国 国家政治清明、国家长久昌盛所依赖的啊。由此看来，洪公保卫安定 国家的功业，正当永远延续而不停止。又哪里是伏波、楼船以下诸位将帅所能望其仿佛的呢？谨作此序。《刘叙寰六十寿序》我还是童子时，就和叙寰结为忘年交。叙寰比我大约二十岁，但我们两人多次来往，亲密深厚尤其厉害。从前我在京师做官，每每想到叙寰贫困，因为我的妻子袁宜人与刘氏有亲戚关系，我便写信给宜人，总是说：“叙寰困顿到这种地步，你应当资助并送他来。”宜人只是敷衍回答说：“叙寰不能承受舟车劳顿，已经不能再出门了。”等我罢官回来，拿她的话问叙寰，才知道原来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我对此深感遗憾。叙寰为人朴实正直，没有别的心思；他的妻子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小女儿还未出嫁，儿子也还年幼，但他们都能凭自己的劳力生活，不来扰累叙寰。所以叙寰虽然贫穷，仍能常到我家喝酒吃饭、奔走往来，像平常一样，从未因饥寒而稍受挫折。我自从辞官以来，那些号称故交、与我熟习往来的轻浮少年，大都渐渐离开，有的甚至不再互通音问。只有叙寰留恋我而不忍舍弃，屡屡像从前一样安慰我、慰劳勉励我。我念念不忘叙寰，也是理所当然。叙寰老了，常常困乏得没有食物，有一位故人替他收集布匹、粟米之类，让他拿到四明顾渚山中换茶。叙寰赤脚走了几百里，山林茂密，溪谷险峻幽深，忽然遇到大风雨，迷失道路，不知该往哪里走，只能和虎伥、猿猴为伴，幸而得以逃脱。得到中下等茶一百多斤后，他带着茶回来，忽然患了腰部痈疽，拖了几个月，最后把换茶所得全部花光才痊愈。他一生奇异困厄的遭遇，大多如此。我居乡时，很喜欢作诗、弹琴，而叙寰对于各种技艺一无所长，常常迈步来访。我默默坐了一整天，偶尔说一句话，也质朴直率而缺少文采，听见的人彼此使眼色发笑，但叙寰却不因此改变。我反而因此更加亲厚他，正准备替他修整房屋、置办粥食，使他心情舒适；而我又要北上京师了。当时送行的人都聚集在虎疁，只有叙寰最早到来，我留他一起饮酒。我的儿子筠看见他的衣袖里似乎夹着什么东西，伸手一摸，取出一卷一丈多长的白纸，问他想做什么，才知道叙寰准备以今年秋天作为六十岁寿辰，想求我写文章相赠。他嘴里支支吾吾，不敢开口，筠便替他请求。我首先点头答应，于是把事情的大概写出来给筠，让他在生日那天能够前来敬一杯酒。

译《刘叙寰七十寿序》孔子说：“国家尊敬老人，百姓就会兴起孝行。古代君王对于尊养老人，在庠、序、胶、学等不同场所各有区别；燕礼、飨礼、食礼等礼仪的仪文各有区别；燕衣、缟衣、玄衣等服饰也各有区别，对他们的敬重都按照相应的制度来实行。像这样逐级推及下去，又对孤儿、独居老人、鳏夫、寡妇有所赏赐，对哑者、聋者、跛者、瘸者以及侏儒之类有所供给；对于普通百姓中贫穷而无处申告的人，没有不使他们得到奉养的。这就是《周官》所说的用保息六政养育万民，也是百姓在先王时代乐于生存的原因。”如今我的故友刘翁叙寰，已经七十岁了。可是他的年纪越高，贫穷也越严重。所有维持生活的东西，没有一样具备。按照礼制，七十岁应当享用不同的膳食，饮酒吃肉，居住在内室；而叙寰只能吃藜藿、粗粝的饭，能够吃饱就满足了，哪里敢奢望什么膳食？按照礼制，七十岁应当按时接受供养；而叙寰连一间可以安居的房屋也没有，忙于筹措衣食，连供给早晚生活都来不及，哪里敢谈什么按时供养？按照礼制，七十岁在国都可以扶杖，不再参与接待宾客的事务；而叙寰在家要操持汲水、舂米等家务，出门还要赶赴亲友的急难，想求片刻休息、仰卧安息都做不到。只是他的起居行走还和从前一样，或许没有用到拐杖的必要罢了。叙寰的贫穷实在太严重了！自从近世以来，国家还保留着释菜、乡饮等礼仪，但主管官员把它们看成具文，大都奉行得不够有力。至于养老、救济穷困、抚恤贫苦的制度，就已经废弛衰落到无人过问了。于是像叙寰这样的人，退不能在私人家室中安居，进不能在官府接受宾礼。如今百姓没有俸禄，天灾夭折不断摧残，我不胜感慨叹息。大概这并不只是为了叙寰。叙寰和我交往很久了。我既然做官遭受挫折，回来闭门养病，正想守持先王遗留下来的经典来消遣晚年；叙寰也终于把余生托付给佛教，称念佛号，诵读《金刚经》《大悲经》等经咒，即使严寒酷暑也不间断。我推想他内心一定有所领悟，对于贫穷、忧愁和不平的处境，应当已经漠然，不再留恋。确实如此，那么像我前面所说的感慨叹息，本来就是叙寰所鄙弃而不屑谈论的。我所以说：这并不是为了叙寰。九月某日，乡里人将要去为他祝寿，来请我说几句话相赠。我既为叙寰的贫穷有所感触，又深深想到古代的君王不再出现，世道变迁不停，于是姑且借叙寰来抒发这些感慨。《赵孟迁七十寿序》当初我在郎舍任职时，有个叫赵孟迁的老人多次拿着名帖登门，我都没有空闲和他相见。最后一次我正值休沐，孟迁来了，守门人又推辞不让他进。于是他无处发怒，便在门口大喊：“你的老先生就是山阴赵升，是天下奇男子，你是什么人，竟然不替老先生通报姓名？”他抓住守门人的头按到地上，想要用拳头打他，声音传到了屋内。我大吃一惊，跑出来，向孟迁作揖，请他登阶。孟迁长着虬曲的胡须，脸色红赤，穿着破衣，拖着破革鞋走来，我很有些轻视他。等坐下以后，他自夸会作诗，又自夸和李琳枝侍御是酒友，絮絮叨叨说了几千字也停不下来。我心意渐渐懈怠，几次看日影，便告辞了。从此我曾经题赞孟迁的画像，说：“志向放纵不羁，形貌颓唐，拍桌张臂、大喊大叫，把公卿称作你我。”说的就是这件事。后来我设酒邀请他来饮酒，孟迁喝不了一二升，我更加拿这件事调笑他。过了很久才知道其中缘故：李侍御平素善于饮酒，两人日夜举大杯相互较量，孟迁不胜，于是被侍御逼迫得很惨，常常扶着几案呕吐，酒量已经比原来减少了十分之六七。后来我又读他的行卷，卷中全是近体诗，没有乐府和古诗；他的辞句质朴直率而愤激，与世人一味模仿唐代杜子美、明代李献吉、李于鳞的作品全不相同。然而孟迁一向自负其奇特，诸位士大夫也多次称奇于孟迁；有人供给他酒钱，有人和他作诗唱和，所以孟迁虽然沉沦失意、怀才不遇，他的姓名仍然流传在人们口头耳边。今年春天，孟迁七十岁，又来游历京师。在此以前，他曾在山西拜见井研相公，相公赠给他一篇文章，大体说孟迁好动、多言、容易发怒；但篇末却说：“古代的至人，依循天性发言，以自然之和调和自己，这三件事都不值得成为忧患。”这对孟迁的讽劝很好，但把至人的标准用来要求他，就近于诙谐了。我听说好动会伤筋，多言而易怒会伤气，这是养生家所忌讳的。孟迁既不是至人，为什么不也减少应酬，戒除奔走，而退居到恬淡无为的境地呢？善于自我保养的人，即使对诗和酒这一类事情，也还担心它们使人呕心腐肠，认为不值得去做，何况肯为这三件事奔波劳碌来缩短自己的寿命吗？假使孟迁果真能够这样，那么他距离至人的境界也就不远了。

译《宋既庭五十寿序》先生和我交往已经三十年了。我为人轻率而没有威仪，先生却醇厚安静、少有欲望，举止行动都有固定的准则。我多言而喜欢争辩，先生不苟且，一开口说笑，便用义理使人折服。我心胸狭窄急躁、不能容物，先生却喜欢奖掖后辈，为他们延请声誉。我的不如先生，竟然到了这种程度。然而先生比我大三岁，我本来把他当兄长侍奉，而先生也像对待弟弟一样抚养我，三十年来一直如此。当初我十六七岁时，就和先生因文章受到徐宫詹勿斋的知遇，多次被带到二株园作文。每篇文章写成后，宫詹一定首先推重先生，以此率领我们这些人；从此先生的才华日益高超，著作日益丰富，跟随求学的弟子也越来越多，在科场中声名显赫。顺治年间，他以举子的身份寄居京师，常常提起衣襟，坐到贵人上座，意气轩昂，完全没有顾忌谦让。而从著名公卿直到四方游士，仰慕先生的人又无不日夜拿着名帖登门，把能见到他的面色当作幸运。当时推想先生的内心，一定自以为考取高第可以很快实现，功名也可以很快取得。谁知不过几年，江南奏销案兴起，被牵连误罪的人有万人之多，先生从此被屏退，不再参加科试，这实在令人叹息。我在郎署时，也因为这件事获罪，沉沦在低微的官职中。今年夏天，我在江宁分司任职的事情办完，顺道回到乡里，在西郭外见到先生，和他一起游览武邱，在短簿祠下徘徊。我困顿失意已经多年，心中颇有悔恨；先生却从容地握着我的手，丝毫没有流露出失意不平的情绪。傍晚回去住在我的书舍，我们秉烛相对，他娓娓说了几百句话，对我劝勉切磋得十分恳切；到这时我才知道，我不如先生的地方，又像三十年来一样没有改变。先生今年五十岁，闭门息心，专心学道已经很久了。从前孔子游历到匡地，宋国人把他包围了好几层，但他仍不停地弦歌。颜渊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只有一箪饭、一瓢饮，也不改变他的快乐。《易经》说：“乐天知命，所以不忧愁。”庄子也说：“古代得道的人，困穷时快乐，通达时也快乐。”这样看来，先生所做的学问，既然内心已经有了浩大的所得，那么从前的文章才名，都应当削除剪去，归于空无。何况际遇的迟早、人事的得失，哪里值得使它们劳累胸怀、扰乱思虑呢？我还替先生写下这些话，实在是我的固陋啊。缪歌起，是先生门下很有成就的弟子，曾经在家中供先生住宿十年。我从这时开始得以和先生交往，所以缪歌起将要派人前去为先生祝寿，便命我作序。我于是没有因自己的浅陋而推辞，写下这些话，也姑且用来说明平生的欢乐，为先生助饮一杯罢了。哪里敢说自己就了解先生呢？《林立轩寿序》【附】名山大川的气势深厚雄浑、郁积凝聚，必定会把它集中到人身上。像万物中尤其秀丽的珍禽奇兽、异花灵草，尚且都不足以承受它；而集中到人身上，就更加丰厚。上等的成为名臣、鸿儒，次一等的也不会不是光明磊落、非凡卓异之材，以及醇厚修谨、能使人善良而德行长久的人，超然拔出于众人之间。他们进而被任用，就会在功名上发扬，在政事上通达；等到退居而不得志，也一定会潜藏深入，以文章学术受到世人的尊重。这些都可以激励懦弱顽劣的人，磨砺末世的风俗，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闽中的秀丽天下第一，江河环抱、大海相连，武▯耸立在前，太姥山环绕在右；这里所孕育的珍奇灵异之物，已经通过水路陆路运输，远远惠及四方。它集中在人身上的，自宋代以来，名臣有杨大年、蔡忠惠、苏子容等，鸿儒有杨龟山、李延平、朱徽文公等。至于雄才厚德之士，更是无法屈指计数。史册中记载的人，我没有时间论述；若以我耳闻目见所及，立轩林先生大概就是其中之一。先生有个次子名叫吉人，曾奉先生之命来吴中游学，实在是好学而有志的君子。分别一年多，吉人又到我这里来，在我家住了三个月。我为他详细谈论天、人、性、命以及理学异同的缘由，接着谈到秦汉以来各位大家的源流曲折；这是各位门人不能立即明白的，而吉人学问丰富、思考深刻，没有不能应答如响的。偶尔有不合之处，他就反复研究探求，不深入其中的奥妙便不停止。我知道他受到先生家庭教诲的熏陶孕育，已经很多了。我又听说先生辞去官职后，历任官职直到达州守，以清廉简静、慈惠爱民受到官吏百姓传诵。最后一次遇到选举，告老还乡，没有沾染吴逆之难，士大夫称赞他明智通达。归来后只有三间旧屋，庭院里有几株高大的树木，房中有几架旧书。先生早晚从容地在其中徘徊吟咏，把家政交给长子，又用读书修行来教导并激励子孙。足迹从不到官府门前，逢年过节也从不向官员投递名帖。各位名公巨卿拿着旌节前来拜访，他也关闭门户不再相见，优游自得，以此安享晚年气节。我前面所说的雄才厚德、独自承受山川秀气的人，先生大概兼而有之。今年五月，他已经七十二岁。吉人说他父亲步行趋走非常健壮，皮肤丰润，饮食、谈笑都像壮年男子一样。这确实是上天所赋予的福分深厚，而享受子孙的回报也远远没有止境。于是，吉人肩挑雨笠、脚穿草鞋，说着回到故乡去，想赶上父亲初度的生日，捧酒拜寿，问候起居。我因此引用《诗经》的话说：“和乐平易的君子，福禄都降临于他。”请用这句话为先生祝颂：“有粮食留给子孙，大家都快乐啊。”也用这句话为先生的子孙后代祝颂。康熙庚午年春三月，林佶在邱南侍奉先生，将要告假回乡，先生写下这篇序交给林佶，让他用来使双亲欢娱；林佶又请求抄写草稿带回去。那年秋天，先生增删《文钞》完成，这篇序便来不及收入。后来先生来信，恳切地提到想要增补进去的内容，可如今已经无法再向他询问了。林佶害怕先生的遗文散失，何况这又是先生为我的父亲所作的文章，哪里敢不抄录下来流传呢？只是担心会扰乱先生亲手确定的成书，所以题记附在这里，并请同门诸位学者指正。壬申二月二十二日，门人林佶谨慎记。

译《代寿张母贾太恭人七十序》康熙六年秋 天子亲自临朝执政，推行恩典。朝廷命令大臣各依照所任官职，给他们的父母加封，于是蠡吾张子正甫便凭户部郎中的官职，得以加封母亲贾氏为太恭人。太恭人正居住在京师，已经七十岁了。在朝任职的诸位君子中，和正甫交情深厚的人，都羡慕太恭人健康安宁、长寿高龄，能够享受正甫的报答；又羡慕正甫能够凭爵位使太恭人荣耀。众人一同到我这里来，请求我说几句话作序。我和正甫同朝为官，又同住在京畿附近，而且正甫多次屈意与我结交，所以我不敢以文才不足推辞。我私下听说太恭人的德行已经很久了。她在贾家时，因为勤劳谨慎、少言寡语、熟练女红而成为贤淑女子；嫁到张家以后，因为善于侍奉婆母，并且一生与赠公相敬如宾，成为顺从贤德的媳妇。赠公曾经在乡试中举，等他去世时，正甫正是孤苦无依的幼儿；张氏家族诗书传家的恩泽延续得像细线一样，太恭人又亲自扶持、提携正甫，使他能够在王朝廷试中取得名次，在郎署之内建立声誉和威望。作为贤母，即使史传所载列女的事迹，也没有什么能超过太恭人的。那么她健康安宁、长寿高龄并享受正甫的报答，难道是偶然的吗？不过我从古事中观察到，侍奉双亲和侍奉君主，其道理大概不能两全。正如《祈父》《北山》所写的那样，遇到时运不佳，不能尽到奉养双亲的私情，所以诗中不是说“有母亲主持饮食”，便是说“王事没有止息，使我忧念父母”。至于《鹿鸣》这一组诗，解说者认为是周文王时所作；篇末又系联《南陔》《白华》等诗，大概是极力说明君臣上下、兄弟朋友宴饮享乐、出征讨伐、时和年丰的美好，最后归结到孝道上。在这个时代，士大夫中居官在位的人，难道会有得不到奉养的父母，以及不能奉养父母的子女吗？然而《四牡》一诗仍然深切地表达将母亲接来奉养的愿望，同《祈父》《北山》没有不同，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是在这里有所得到，却在另一方面有所失去吗？即使凭借先王的仁德，仍然难以完全体察士大夫的个人愿望，而代替他们谋划吗？像正甫世代居住在蠡县，距离京师不过几舍，风土相接，语言饮食也相通。因此太恭人带着轿子和竹杖，时常到他的官舍接受奉养。正甫上朝时头簪笔、肩负囊袋，全心办理 王事，没有一件不尽职；退朝后侍奉太恭人，凡是晨昏定省、问安视膳的礼仪，以及稀粥、厚粥、酒醴、脂膏等供奉之物，也没有一样缺少。如今正逢太恭人的生日，他又率领家中子弟和妇女陈列 天子所赐的冠帔，在太恭人面前捧酒祝寿，这样看来，侍奉君主和侍奉父母的道理，正甫都做到了。即使《四牡》中出使的人，也还担心来不及做到，何况《祈父》《北山》一类的人，哪里敢希望得到其中万分之一的境遇呢？我认为天子亲政以来，和卿大夫们振作精神治理国政，大概也不亚于《鹿鸣》《天保》所描写的时代了。既然如此，作为正甫，应当更加早晚勤勉，自我奋发，使自己的品行如《南陔》《白华》所表现的那样纯洁，以免辜负太恭人的教诲；那么他的爵位一定会逐渐尊隆，天子的宠爱赏赐也一定会逐渐丰厚，而家门享有福禄的喜庆也一定会逐渐增多。我知道太恭人康宁长寿，必定会一次次增进，直到无穷无尽。于是写下这些话，使她举杯一饮，以此为劝。族母吴夫人六十寿序 族母吴夫人将于今年二月某日庆祝六十岁生日。夫人是我的再从弟宝文的母亲、从父维亿君的妻子，也是从祖祖父方伯来虞先生的夫人。生日之前一个月，宝文请我写文章祝寿。我私下对汪氏家族盛衰的变化颇有感触。起初夫人为妇时，正值前明熹宗年间，先方伯因为触犯魏阉的私人党羽，被解除粤东藩政职务而归，声望正盛；加之我的先大夫又恰好考中乡试，家门和睦，诸位伯叔兄弟都恭敬勤勉地学习文学，被称为吴中巨族之首，可以说是兴盛极了。当时我年纪虽小，却还来得及见到这种情形。后来先方伯再次被起用，不久却暴病死在海外；从父和先大夫又相继早逝，汪氏家族渐渐衰落，多次受到外部侵凌。虽然宝文年幼丧父，也困于徭役，免不了遭遇风雨飘摇的忧患，但最终能够支撑门户，成长立业，这是谁使他做到的呢？因此宗族亲党聚集时，没有一次不啧啧称道夫人，认为这实在难能可贵。而夫人尤其有别人不能比的地方，大概自明朝末年以来，进入 本朝，我族中考中乡试的有两人，考取明经高第的有一人，考中进士甲科而得以任京朝官的，连同我在内又有两人。这也是汪氏家族衰落很久之后逐渐复兴的征兆。然而我族日益繁衍，香草和臭草、好人和坏人杂然并出其中；虽不乏闭门自修的士人，但一两个不成材的人也往往好勇斗狠、喜欢诉讼，依仗机诈和气力彼此欺凌。汪氏大概因此不能振兴了。我因此曾长声叹息，想着重新见到先方伯当年的盛况，却终究无法实现，于是不能没有隐忧。唯独宝文守持家法，读书作文，具有先正典雅的风度；出门交结朋友，所交往的都是吴中的贤士大夫。于是宝文的名声大为显著，却不知道其实是夫人对他有所教导。这就是她尤其非凡、别人不能比的地方吧？我曾说，汪氏处在今天，在《易》的卦象中应当是“剥”卦；距离先方伯去世已经超过三十年，这就叫作一世。在剥卦中，应当是上九爻，爻辞说：“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如今凭夫人的贤德，历尽艰难而勤勉努力，终于享有长寿，难道不是我汪氏的硕果吗？我虽然不能再见先方伯盛时的景象，却还应当看见宝文乘坐君子的车舆，庇护他的族众。《尧峰文钞》卷三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三十二，翰林院编修汪琬撰。书一【共十五首】给曹木欣先生的信一 我汪琬听说，从前孔子以弘道自任，大概正逢周朝衰微之时，君王的遗迹已经消失，学校严重败坏。太师、瞽蒙等官职虽然设置了，却不能教导士人；《诗》《书》以及六艺的典籍，祝敔、钟鼓、琴瑟、干羽等礼乐器具虽然还在，士人却也不能靠自己修养成材。于是孔子从平民中兴起，日夜和他的弟子讲求先王的典章文教，推究阐明尧舜以来天人性命的道理，彼此传授，而他的弟子也一致跟随他，这以后他的道才大为彰明。当时号称高第弟子的，有颜回、闵子骞、子游、子夏等人；与士大夫交游往来的，有晏平仲、蘧伯玉、左丘明等人。然而左丘明亲自从孔子那里接受经学，到他作传时，仍免不了有伤害教化、损害义理、过分铺陈以及巫觋式错误的地方，以致纷纷受到诋毁责难，直到数百年后仍未有定论。这样看来，左丘明在道方面有许多龃龉不合之处，而孔子却仍然有所取用。子游以文学交友、施教，传了一代两代还不到，荀卿就已经指斥它的流弊，认为这种人苟且懦弱、畏惧任事、没有廉耻而贪嗜饮食。大概考察他所得的，不过是道的器用和条目而已，并没有涉及性命的精微之处；可是孔子为什么仍把他列入四科呢？我因此深深感叹后世的儒者，他们立论太高，责备别人也太无止境，而孔子教育人才却能做到这样，这实在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假如孔子一定要拿自己的道来衡量别人，那么子游本来可以说是卑贱的儒者，左氏评论文章辞采，也一定会因此被处死；这难道是求学者所希望的吗？我曾打过一个比方：如今匠人石拿着斧头进入山林，把小树砍来做楹柱、短柱，做猕猴和猿猴攀援的木桩；大的做栋梁，做贵人富商车上的轸旁。大概从一人合抱以上，三围四围，七围八围，没有不取用的，也没有不派上用场的。正因为他取材的范围广，用材的途径宽，所以凡是上天所生、山川所储藏，以及被荆棘、茨刺遮蔽的木材，一遇到匠石，我从未见过有被丢弃的。假如教育人才也能像孔子那样，大概就是学者的良匠和良师了。如今先生从事圣人之道，致力于求知并努力实行，已经多年；求学者如果不自行放弃，谁不会提起衣裳、整理衣襟，快步走到先生门下呢？只是我年轻时没有乡里的声誉，壮年后又在朝廷任职，也没有王公大人的援引，默默退守，自料没有什么可以显扬，因此望见先生的门庭而犹豫畏缩，多次都是这样，没料到先生竟想同我相见。您又想看看我所作的杂文，大概确实有意像孔子那样教育人才，所以我才敢把这些说法进献给您。恭敬地希望您始终教导成全我，这是我的大幸。给曹木欣先生的信二 自从我同先生相见，听到高明的议论，内心十分向往，于是忘掉自己的固陋，斗胆用一番话求教，希望能够私下依附在左氏、子游氏之后。仓促之间承蒙您赐信答复，其中勉励奖掖的话过分了，这并不是我接受教诲的本意。我对于道，固然有志向，却是有所不能达到的人。年轻时，我很喜欢韩吏部、欧阳子的文章；到壮年才开始学习六经，又喜欢各家注疏之书，孜孜不倦，穷尽白天黑夜，在其中用功。于是对异同离合必定辨析，对名物器数必定明察，对义理类别和旨趣归宿必定进一步研究，不能说不广博而且专精。时间久了，便逐渐把所得写成文章，也曾豁然好像有所见解，欣然好像有所收获。又过了很久，稍加细察，这才知道自己所得的，有时拘泥于才气的偏向，所见的有时出于聪明的臆测；拿它去求合于圣贤之道，落实到日常生活和行事，并以修身治心为根本，大概都还没有契合。因此又忧愁不安，又迷惘困惑；懈怠、忧愁、困惑三者交相并存，我距离道不是更加遥远了吗？只是先儒一定说文章是承载道的器具，我私下认为这只有六经、《论语》《孟子》才足以当得起。至于韩退之的《原道》、欧阳永叔的《本论》，仍然只是举出粗略之处而遗漏精微，沿着支流而没有追溯源头。他们在摒弃陈旧言辞、排斥邪说，毅然奋起，以挽救衰微、建立教化为自己的责任时，难道就完全昏昧而不懂道吗？然而其中的踬跛驳杂、疏漏、支离以及牵强附会之处，已经不少了。何况像我这样固陋的人呢？如今先生说：“儒者的学问，本源于天地，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无论到哪里都不是没有道。”这话确实正确。但如果观察天象的人只知道星辰的运行和位置，就说天道全在这里；观察大地的人只知道山川形势的脉络，就说地道全在这里，那么郭璞、何承天、僧一行之流，都可以列入有道之士了。先生难道会真的认可他们吗？后世的学者不精心探求道的大本源，只拘守自己从某一篇文章中得到的一点见解，便自以为所考察的全都纯正、所涵养的全都成熟；一人倡导，众人附和，不是说“仁义之人的言语和蔼”，就是说“没有不深于道而文章达到极高境界的人”。唉！他们果真就深于道了吗？还是仍然存在毫厘之差而相去千里、是非离合的分别呢？这是我不敢安心接受的。因此愿意尽心在您身边接受教诲，恭敬地希望您加以体察。

译给周处士的信 您刚进京师，我就听韩武库、圣秋不停地谈论您，口中一刻也不离开您。后来又在官舍遇到刘刑部公勇，他向我称道您的地方，完全如同武库所说，而且讲得更加详细。我私下推想，这两个人士大夫都说是贤人，他们的话一定不会虚假妄诞，所以愿意同您相见。见面以后，饮酒谈笑，件件事情都令人感动；只是您却从未把古学者的道理告诉我，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对于词章之学，本来没有深刻的理解。三四年以前，意气旺盛、志向锐利，喜欢取韩愈、欧阳修的文集来揣摩，日复一日，渐渐积成篇帙。正在得意的时候，铺开纸张、研磨墨汁，四下望去没有别人，也觉得胸中浩然自得。等文章写成后再回头看，却发现前后错乱、首尾断续，脸面也因此惭愧局促，内心也因此羞愧悔恨，整日整夜不能停止。大概其中可以拿给别人看的很少。文集中保存的，都是经过惭愧悔恨之后剩下的东西。没想到竟被您窥见，这本来应该得到您怎样严厉切实的教诲啊！如今您却不是这样，反而用浮泛的言辞推许赞誉，这不是我对您的期望。虞仲翔有句话说：“得到一个人的知己，死了也可以无憾。” 我的交游日益减少，但在吴门得到计子甫，在京师结识梁御史，名叫缉，如今又得到您，这三位，不能说我仍然孤单。此前御史过分奖掖我，我且相信且怀疑；退回来后又取出韩愈、欧阳修的文集，恭敬诵读并深思，未尝不感叹他们才华见识的精练通达、意气的奔放，以及议论的超卓宏伟，确实有同《诗》《书》六艺相表里的地方，不是后世所谓能文章的人所能望其肩背的。这样一来，我的惭愧悔恨反而不减往日，更加怀疑御史虽然名义上了解我，实际上仍没有完全了解。难道是了解了却不告诉我，还是告诉了我却不真诚？或者是太深爱我，替我掩盖缺点？这不容易对您说清。您如今凭借广博的学问、旷达的思想，远远超出同辈，又能周游燕、赵、齐、鲁、吴、越各地，所听闻和所见到的，比我多十倍百倍。我对您的期待，同对梁御史、计子甫的期待没有不同，希望您把严厉切实的教诲告诉我，不要再使用浮泛的言辞。给友人论内乱不与之事的信 连日天下雨，道路泥泞，不能到您身边接受教诲，私下斗胆有一事请教。我汪琬退值时，稍稍阅读《礼经》，书中说：“内乱不参与，外难不逃避。”这说的是崔杼作乱，晏子不为他而死；孙林父作乱，蘧伯玉从近关出走之类的事情。然而我实际上不能没有疑问。考察《春秋》，像孔父、仇牧的事情，都详细记载并深加赞许。齐、宋、卫三国都是内乱，士大夫舍身赴死的仁德和保全自身的智慧，一定不是临事时才可以随意选择的。如果不参与内乱是正确的，那么孔父、仇牧只是知道勇而不知道义，《春秋》决不应当赞许他们；如果参与内乱是正确的，那么蘧伯玉、晏子只是侥幸偷生，为什么《春秋》没有讥刺他们？孔子所说的难道还不如《礼经》，难道《礼经》不是圣人的话吗？这正是我疑惑的地方。孔悝被蒯聩劫持，子羔没有死，子路却为此而死，孔子两人都认为贤。我的私见是，人情所爱惜的，没有超过生命；至于舍弃身躯、割断颈项也不顾惜，只是因为名节在那里罢了。如今假使死和不死都不妨碍他们成为贤人，那么一旦发生许多变故，又怎么能有奋然忘生的人呢？后世江、徐死于逆邵之乱，袁、刘死于萧道成之乱，《通鉴》对此全无贬斥之辞，大概是取法《春秋》留下的意旨。如果完全按照《礼经》所说，那么汉代的孔光、扬雄就比楚国的两龚贤明，而齐国褚渊、王晏之流，都可以减轻罪责了。这是学者应当尽心研究的地方。您精通经传，一定能够阐明圣人的旨意，幸望您赐示一二。就此搁笔。给魏光禄的信 自去年秋天以来，我日夜奔走于郎署，没有机会恭敬地到您身边请教。我自料获罪已经很久了，没想到您还这样过分地挂念我。我怎么敢把自己置于您门外呢？但我曾听说：古代君子想献上玉圭玉璧、文锦，必定先用皮帛作为礼物。如今我不能准备一尺皮帛来作礼，只能先奉上空话，那么其中所怀的，显然没有玉圭、玉璧、文锦。不过区区的心意仍然不能自已，所以想采摘蔬菜、斟酌甜酒，恭敬迎接您的到来，并私下表达自己的固陋。春秋时期，各国卿大夫相见时，曾赋咏《小雅·瓠叶》。杜氏认为，古人不因礼物微薄而废弃礼节，即使是葫芦叶、兔头，也仍愿意拿来与宾客共享。既然如此，我所献上的，也不过如此而已。恭敬地希望您鉴察并接受它，这是我的大幸。

译给梁御史谈《正钱录》的信 分别以后，我再次读吴氏的《正钱录》，它列举的条例很严密，文辞也很明辨，确实对这篇文章有所贡献，而且贡献不小。但我私下认为，学者读书，不可以没有平和的心态、周详而博大的见识。这两方面具备以后，还要在其中反复推求、曲折考察，然后才能评论并判定作者的是非。如果只是意气盛大地互相攻击，而商量权衡还没有妥当，就一定有偏颇驳杂的毛病；考证不够周全，就一定有粗疏遗漏的毛病。我有我的说法，他有他的说法，纷纷扰扰，挽袖争论，最终没有止境。即使像柳子非议《国语》、吴缜作《唐书纠缪》这样的文章，也免不了受到后人的议论，何况比这更差的呢？譬如这里有一个大盗，有司已经捉到此人，必定要查考他的赃物和证据，推究他出没的踪迹、窝藏赃物的地方，各方面都取得真实情况，然后才杀掉他，而不敢另作异说。假如没有原来的赃物，没有现成的证人，不知道他出入的踪迹，也找不到窝藏的地方，案件还没有审定就上报各司，最后一定会成为疑案。能保证没有人替他平反吗？如今这部书并不是条例不严、文辞不明，然而其中列举的内容还有不相合之处，大概就像前面所说的偏颇、驳杂、疏漏；莫非是意气盛大地互相攻击，还没有来得及商量权衡、考据求证吗？恐怕不能说已经定案了。我汪琬同钱氏并没有师生门墙之间的雅谊，也没有杯酒往来、殷勤相交的感情。平时我讥刺他的文章，几乎不遗余力，如今反而提出不同意见，难道其中有什么偏袒双方的地方吗？实在是希望吴氏平和自己的心态，扩大自己的见识，反复曲折地考察，以求得出钱氏的是非所在，然后从容地写入书中，这样或许可以没有遗憾。否则，这部书一旦刊行，必定不能使钱氏心服，也不能堵住他的辩口。我曾经痛恨文章之道被钱氏败坏，他造成的祸患不亚于弇州大函，而钱氏门徒如今正盛，后辈小子没有不附和并以他为师法的，因此天下人都不说他的不是。幸好有一个吴氏，不自量力地同他争辩，却又没有抓住要领，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所以我说这些，也是想维护文章之道，并在万分之一的程度上帮助吴氏弥补不足。然而吴氏正以才学自负，我却凭空疏的胸襟、迂阔而不切实际的见解，在他身旁喋喋不休；他若不认为我狂妄轻率，也会认为我轻薄罢了。我估计他所敬重的人只有先生一位，所以不敢把这些话直接告诉吴氏，而把它私下托付给您。这些意见都写在另一张纸上，幸望您稍微引出其中的端绪，使他加以改削，这也算是朋友的忠告。其中如果有不妥之处，请您再加以指示。答王进士书 汪琬启：近来承蒙您屈驾来访，并命我撰写贤姊节烈传，我实在不敢坚决推辞。然而您所示的事实未免太简略，例如尊大人的官职、名讳、氏族都没有记载；贤姊既然投井而死，什么时候找到她的尸体并办理安葬，也没有记载。这些都是大事，能否再赐予指教，将使我十分幸运。我曾思考，古人所谓忠孝义烈之人，身体虽已死亡，容貌举止虽不可再见，但他们的浩然正气、磊落精神却流布天地之间；上至名公巨卿，下至乡里百姓，以至妇女儿童，没有不乐于传颂他们的姓氏。遇到足以感动人的地方，又会彼此相看长叹，不知不觉涕泪流落。因此时间越久越不可磨灭，相隔千百年，仍然在人们口中耳边光明显著。这难道取决于有没有文章吗？然而有志之士仍想奋起为他们撰写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并不是说忠孝义烈的名声要依靠文章才得以不朽，只是文章不能无缘无故地写成，必定要借他人的事迹来发抒自己的见解，使胸中的奇特思想略有显现，并借此取得后世的重视。假如遇到的不是值得记载的人，写的也不是值得记载的事，那么即使有纵横驰骋、瑰丽奇异的辞句，也必定不能流传。即使遇到了值得记载的人，但他的行为没有特别恢宏奇异之处，那么文章即使流传，也必定不能传到长久以后。所以尤其要慎重选择所得的材料，详细地把它写下来。从前李习之在唐代有很大的声名，但他唯独自述所写的《高愍女》《杨烈妇》，认为不在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近世归震川先生，也号称东南大儒，他尤其沾沾自喜的，正在于写作《张氏女子神异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前贤写文章的用心。然而世俗之人不能明察，妄加推许，竟说文章的权力可以褒奖宠荣死者，几乎想把自己比作孔子的《春秋》，这不也是夸大而难以令人相信吗？我的才学愚钝浅陋，假使把我列在李习之、归震川的行列中，我一定会惭愧得满面流汗。然而我私下向他们学习，已经有很多年了；如今正想借您所示的材料，使自己的文章得以流传，所以先略说我的看法，恭敬地希望您省察阅览。就此搁笔。

译给王处士的信 汪琬启：自从离开河间以后，每次住进旅店，总要拿出先生的文章来读，惊叹不止。其中像《蔺副使传》《郝太仆传》《胡孺人寿序》等篇，尤其有卓越的见解。我做官以来，多次被利禄驱使；虽也曾利用余暇，有志于经史之学，却茫然未能涉足其涯际，昏昧未能探测其底蕴。这正是儒者所悔恨、贤士大夫所屏弃而不愿记录的状态。如今大的城市和繁华的都会，无不有万户聚集的街道、陈列百物的店铺，上至珠玉绮绣，下至器用服食，各种物品光彩纷杂，应有尽有。因此行旅之人带着钱来求购货物，车轮相接，脚步交错，衣襟衣袖相连，各自满足了欲求后离去，可以说是繁盛而富庶。然而假如没有钱财的游闲之人经过那里，那么即使在其中徘徊叹羡，也仍然没有益处。如今我对于经史，见识不足以穷究古人的微旨，才力不足以通达古人的变化，而且又曾被文书事务耗费心神，往来应酬劳累筋力，早晨诵读晚上便忘记，什么也没有得到；譬如没有钱的人，也只是在店铺街市之间徘徊叹羡罢了，怎么能满足自己的愿望呢？先生却不是这样。先生的见识足以穷究古人的微旨，才力足以通达古人的变化；而且姓名没有挂在仕籍上，身体也不到国都，凡是文书应酬之类的事务，全都萧然抛开，因此能够专心凝神，探求圣贤遗留下来的学术脉络，在环堵之室内自得其乐。等到这些学问发而成为文章，气势厚重，文辞丰盛，如风雨骤然来到，如日月四方照耀，如尊彝俎豆那样深厚庄严；它们既能探究古意，又确实可以有利于事物、救济实用，大概也无愧于作者了。《诗经》传记中有这样的话：“《干旄》，是贤者乐于把善道告诉人的诗。”郑氏说，卫文公的臣子竖起旄旗、乘马，多次到浚邑去拜访贤者，这是喜好善道；所以贤者有善道，便乐于得到机会告诉他，内心没有什么吝惜。我既然被公事所迫，不能跋涉数百里同先生相见，至于我的才学见识，又都没有值得取法的地方，但区区一片爱好善道的心，仍想把自己比作《干旄》中的大夫，希望先生能够把道理告诉我，不要有所吝惜。答陈霭公论文书一 汪琬顿首顿首。此前在刘比部的席间，有幸同您邂逅。分别以后，比部极力称赞您的文章，认为不减古人，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详细说明。后来又遇到计子甫草，他再次称道您所作的《边大绶传》等文章，我内心十分向往；但我性情鄙陋而且懒怠，不能提衣登门请教，自料已经被您拒之门外了。没想到您竟从三百里外寄来殷勤的书信，其中称呼谦下过分，俨然像后辈对前辈行礼，这哪里是我敢当的呢？我二十岁时稍稍懂得求学，作诗歌和古文辞，也曾想奋发显露头角，以便列在东南士大夫之后；但器量见识浅陋低劣，最终没有成就。后来一旦出仕于 朝廷，又不熟悉世间事务，多次遭遇坎坷；于是年近四十，精力元气衰竭，头发变白，牙齿脱落，突然想到退隐，已经很久不敢再拿文学之事同士大夫比较长短了。没想到您过分采信我的虚名，错误地加以推许，而且又委婉地说：“没有读过您的文章，终究不敢深信。”您怀疑我，这倒还值得庆幸，只是因为我同您交往疏远、情谊浅薄罢了。假如早晚相互来往，能够把我的文章全部读完，观察我的行事，听取我的议论，那么您一定会讥笑我迂腐，斥责我荒诞、虚伪了。哪里只是怀疑而已呢？不过我私下敬重您的高义，不敢不作答。我曾听儒者说：“文章是承载道的器具。”又说：“没有不深于道而能够作文的人。”我私下认为，这话也稍嫌夸大。古代承载道的文章，自六经、《论语》《孟子》以下，只有周子的《通书》、张子的《西铭》《东铭》、程朱二子的传注，或许接近这个标准。即使扬雄《法言》中的议论，也免不了受到后人的批评，何况其他文章呢？至于文章有所寄托，这是立言者的用意，并不是所谓的道。比如屈原作《离骚》，便寄托于美人香草，登上阆风而到县圃，以寄托自己的佯狂；司马迁作《史记》，便寄托于游侠、货殖，以及聂政、荆卿等轻视生命而仰慕义气的人物，用来寄托自己的感激愤懑，这些都是如此。如今您处在浮靡风气盛行的时代，却独自侃侃而谈，持守自己的主张，认为文章非阐明道不可，确实是豪杰之士，是超越流俗的人。然而您却把所谓寄托也归入道，又说只有道才有力量，这就使我不能没有疑问。我曾经遍读诸子百家、名家大家以及神仙、佛教的书籍。他们的文章，有的简练而精美，有的疏朗流畅而明白，有的汪洋恣肆、曲折迂回，充沛地四面涌出而不可阻挡，大概没有不是因为其中有才华和气势。正因为才华雄健、气势厚重，所以力量所集中之处，能使读者心动魂惊，改变看法、转变听闻；忧愁因此而舒展，哭泣因此而破涕，行走坐卧都因此忘记睡眠饮食，这已经很奇异了。但等到用道来求取它们，却发现小的多半支离破碎而不相合，大的甚至敢于披猖肢解，完全冲破圣人的边界而剪除藩篱；即使小人无所忌惮的话，也常常夹杂其中。能够像周子、张子那些著作的，实在只是少数。由此才知道，读者的惊骇和改变，大多是被它们的才华震动、被它们的气势慑服而造成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在道上有所心得。

译我不知道您喜爱这些文章，是于是就相信它们所说的道呢，还是因为它们不合于道，便连同文章也一起排斥而不加记录呢？文章之所以有所寄托，是因为意旨在起作用；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才华和气势共同推动。它们同道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古人作文，各自有所侧重：有的借文章来阐明道，有的凭借文章来求道，有的懂得文章却不懂得道。您喜好古文而博学，勤勉纵情于词章之学，已经积累多年。如果又能由此窥见大道的端绪，那么即使凭我这样才学浅陋、精力衰败的人，也将欣然执鞭追随您而来不及。假如说我所寄托的全都是道，那么我尚未读过您的文章，不知道它同周子、张子的著作相比，在纯正和疵病、得失方面相距多少；而您这样立论，岂不是近于前面所说的儒者夸大的言辞吗？所以我终究不能没有疑问。我怀疑您，也正如您怀疑我。文章虽是小技，但它的源头不深，流传就不会长久。古人所以把它比作江海，正是这个道理。如果确实想进一步探求作者的主旨，那么上有六经、三史，完整地保存着；其次有诸子百家，以下直到唐宋大家的文集，也都完整存在。您学习它们已经很久，玩味它们也已经很熟，应当详细选择并审慎取法。如果反而舍弃这些不谈，只拘拘地考察嘉靖、隆庆年间的诸位君子，沿着水流追溯而忘了源头，那不是我所仰望于您的。莫非您怜悯我的浅陋，姑且想借此稍微试探我吗？那么这就是我不能测知的了。我过于不自量力，略略陈述这些迂阔荒诞的话，恭敬地希望您赐予教诲，我怎敢不唯命是听。汪琬顿首，不再多说。答陈霭公书二 汪琬启：前次仓促回信，惭愧没有能够充分符合您的意思。这次休沐稍有空闲，所以愿意再尽我愚见。您的来信谈论文章以阐明道、建立学说，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赞叹您说得真是知言。我私下想，您在这里一定应当上溯孔孟，其次陈述濂洛关闽诸家的著作；最下也应当旁采前明薛文清、王文成、陈公甫、罗达夫诸位贤人的学说，对它们的异同加以折中，对它们的纯正和驳杂加以研究辨析，彼此在细微疑似之间充分辨论，这样才差不多不会辜负道。没想到信的末尾却泛泛谈到近代诸位君子。这样看来，您的本意固然不在于道，也只是在谈文章罢了。若从文章来说，大家各自有法度，正如下棋的棋师有棋谱，唱曲的乐工有节拍，工匠有墨绳和尺度，是不能不讲求并且自己掌握的。后来的作者只知道字而不知道句，只知道句而不知道篇，于是有开头而没有收束，有呼唤而没有回应，有前后而没有操纵顿挫，不是涣散就是混乱；譬如驱赶一群乌合之众去同天下争胜，想不立刻失败也很少。古人作文，抬高它，是希望它高远；收束它，是希望它深厚；推展开来使它远播，是希望它雄健而骏利。它高远时，如同垂挂天际的云；它深厚时，如同穿行大地的泉；它雄健而骏利时，如同汹涌的波涛，如同万骑千乘奔驰而过。等到文章的变化离合最终全都归于自然，又像神龙蜿蜒游动而不显露首尾。大凡开合、呼应、操纵、顿挫的法则，没有不具备。如今流传的唐宋诸位大家，大都如此。前明二百七十多年间，文章曾多次变化，其中最卓著知名的人，也无不向古人学习而取得成就。罗圭峰学习韩退之，归震川学习欧阳永叔，王遵岩学习曾子固，方正学、唐荆川学习二苏。其他如杨文贞、李文正、王文恪，则又学习欧阳永叔、苏子瞻而尚未达到他们的境界。前贤向古人学习，并不是学习他们的辞句，而是学习他们开合、呼应、操纵、顿挫的法则，再加以变化，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后辈小子不懂这个道理，竟想用剽窃模拟来代替，于是古文就灭亡了。如今您说：“没有寄托而专门追求章法辞令，也不过是木偶的形体、支离的声音。”这是看见后辈的剽窃模拟，所以故意说出这种带有激愤意味的话。依我看来，不经历穷愁不能著书，古人的文章怎么会有所谓没有寄托的呢？关键只在于工巧还是不工巧。工巧的能够流传，不工巧的不能流传；还必须是特别工巧的，才能流传数千百年而最终不可磨灭。孔子说：“言语没有文采，传播就不会久远。”既有篇章的法则，又有字句的法则，这就是言语能够成为有文采的文章。即使圣人也取法于此，您却反而能用支离、木偶来轻视它吗？唉！您的议论多么过分啊！我没有才德，不足以同您明辨吗？这番话既狂妄又直率，恭请您裁断答复。汪琬再次顿首。

译给计甫草谈论道的信 昨天相见时，您曾谈到《论语》“朝闻道”一章，匆忙之间没有来得及反复辩论，但这件事不能就此作罢，所以姑且为您陈述我的看法。您认为孔子所听闻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实行的五伦之道，我私下认为对此不能安心。《中庸》说君子之道有四方面，是孔子所说的求之于子、臣、弟、友之道。《中庸》又说，道就像大路一样；“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这是孟子的话。您也曾静下心来体会《中庸》《孟子》等书的旨意吗？恐怕没有。五伦之道并不是别的，就是赋予上天时称为命、禀受于人身时称为性、从知觉的灵明发动而称为心的东西。因此圣人存心，所存的只是这个；恢复本性，所恢复的也只是这个；通达天道、知晓天命，也只是通达并知晓这个罢了。假使舍弃日常生活中经常实行的道理，却想在恍惚不可知的地方寻求所谓性命之理，那就是异端，就是淫词邪说。您却引用子贡所说“不可得闻”来作证据，大力宣说此道有不可传授的秘密，这几乎是用佛氏所谓“无法可说”“不立语言文字”的说法来对待圣人了。不知您是要借佛来尊崇孔子呢，还是在诬蔑孔子？朱注解释“不可得闻”说：“教导不能越级。”这个说法非常容易明白，而您却弃置不用。您对朱注，小时候就学习它，后来用它来补诸生，又用它来进入上舍，还用它来参加乡试，为什么偏偏在讲学时违背它的说法呢？向上说，这是诬蔑孔子；向下说，这是违背朱子，没有一样是可以的。难道不是有所偏溺，所以才导致这样吗？您又说，日常生活中经常实行的道理，即使最愚昧的人也可以听闻，不需要等待孔子，这就更加错误了。自从大道不明，诸子纷乱的学说兴盛起来，有的逃遁到虚无之中，有的奔逐于名法，有的流入崇尚同一、兼爱众人的学说，竟敢发表放纵的言论和高论来炫惑天下人的聪明才智，天下人将会纷纷跟从他们。此外又有鬻拳式的忠诚、申生式的孝、苟息式的不食言，以及乡愿一类人的廉洁忠信，这些也都是道所不赞同的。所以圣人认为听闻道很难，讲解它不厌其详，辨析它不嫌细密；凡是不合礼的礼、不合义的义，没有不加以研究辨析并折中裁定的，为的是说明相差毫厘便会相去千里的错误，使一切重新归于中正，然后才算听闻了道。孔子所说的“闻”，难道又是佛氏所谓“闻熏闻修、耳门圆照三昧”的说法吗？您一向学习禅宗宗门的教法，其中机锋和义理固然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如果想把孔子的道同禅合为一体，就好比把乳汁倒进酒里，最后酒和乳都会败坏。我愚昧地希望您慎重对待这件事，不要让懂得道的人讥笑。给王敬哉先生的信 我汪琬年少时父亲便去世了，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不能通晓先王六艺的教法。幸而学会了当时流行的应试文章，得以侥幸取得科举功名，忝居郎署末位。在那时候，我意气旺盛、志向锐利，正想在功名道路上奋发进取，还无暇求学。不幸横遭牵连获罪，被降职为司城，退居下来与胥吏为伍。加上文书簿册繁多，自料才力不能胜任，以为再也没有振作起来的日子了。后来承蒙上官体恤，才得以从容闭门，把所收藏的六经、三史全部取出，详细阅读并加以考察。可是我的见识不能穷究义理的精微，才力也不能通达古今的变化。虽然时常精疲力竭，仍想写成文章来抒发心中的感慨和愤懑，但文思艰涩、浅陋拙劣，最终无法前进一步，哪怕达到古代作者的万分之一；本来早就应当列入摒弃而不予收录之中，却没想到过了很久，虚名竟传到了您的左右。伏惟先生年纪虽高而志向更加勤奋，地位虽尊贵而德行更加厚重，功勋声名和学术成就载入史册，并传布于天下士大夫的口中；这哪里是后进小生所应当凭自己浅薄的才识、艰涩拙劣的文章，来玷污门下清览的呢？只是先生恳切诚挚，结交后辈而不知疲倦，实在与《周诗》所说的“哪里不培养人才”、孟子所说的“乐于培育英才”的意义相合。所以像我这样浅陋拙劣的人，也承蒙您记挂。我冒昧地不自量力，深以能够出自大贤门下为喜；然而我实在不是这样的人。私下恐怕会损害先生知人的明察和爱惜士人的高雅品德，因此这几个月来一直犹豫观望，时进时退。昨天钱进士中谐又转述先生的话，说想看看我所作的杂文，所以我冒昧抄写旧作序、传十篇，恭敬地祈请您赐予指教，惶恐等待教命，实在难以胜言。

译答李举人论以史实证明经书 昨天您读到我关于《春秋》的几篇论说，立即屈尊写信给我，说古人是用经书来证明史书，而不是用史书来证明经书；解释经书的文章，不应参照后世的事情。您的说法十分明辨，但我实在不敢苟同。我不能搜罗援引秘藏典籍来回答您，姑且举村塾中儿童们经常诵读的内容对您说说，希望您稍稍平心静气地听一听。过去程子传授《易经》时，在解释屯卦九五爻时，曾引魏高贵乡公、唐僖宗和昭宗来作证明；解释师卦时，曾引淮阴侯；解释六五爻时，曾引郭子仪在相州战败的事来作证明；解释否卦九五爻时，曾引王允、李德裕来作证明；解释遯卦的彖辞、未济卦九二爻时，又引王允、谢安、郭子仪、李晟来作证明；解释坎卦六四爻“纳约自牖”时，则引汉代四位老人拥立太子的事，反复说明其中缘故，并痛切地阐明它。这就是解释经书的人用史实证明经书的明证。如果史实不能作为证明，那么淮阴侯以下那些人的事，难道不都出自史书吗？至于杨廷秀的《易传》，引用史实尤其多；其他如胡康侯传《春秋》、郑伯谦论《周礼》，无不如此。那欧阳永叔、苏明允等人的著作，只是偶然没有涉及史实罢了，并不是史实果真不能用来证明经书。如果史实不能作为证明，那么《易》《春秋》的传以及《太平经国书》，决不会随意引用汉、唐的事，这一点是很明白的。况且我又听说，《春秋》经文中的史事，不应拿《易》《诗》《礼》三经来作比。如今的士大夫如果真能上下考察数千百年，全面取用《春秋》以及汉、唐、宋各代由安定走向危乱、由治理走向混乱的原因，直到君子、小人的任用和弃置、进用和退处，凡是有相同也有不同、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无不纵情议论、击掌称叹，往来驰骋地加以辨析，并且还能写成文章，建立一家之言，作为后世治理国家、管理家族者的借鉴，那么这也是旷绝一代的奇才。即使借助经书来立论，再参照后世的事情，把它称为“以史证经”可以；称为“以汉、唐、宋的史事来证明《春秋》中的史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大概就是朱子所说的“解释经书而又能通晓世务的人”吧。可惜如今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而我又学识愚陋，不足以担当此事。您应当早日奋发自勉，用这个道理来倡导后辈，却反而说：“史实不能证明经书。”这样一来，我还希望什么呢？冒昧直言而无所顾忌，希望赐予裁答。与梁曰缉论《类稿》书 如今读某人的文章，便有人说他取法于庐陵，有人说他取法于震川。那些没有读过某人文章的人，也跟着附和这些话，只是些悠然听来的空谈。我听到这些话，从来没有心悦诚服地点头。为什么呢？凡是写文章的人，开始时一定要寻求自己从哪里入手，完成之后又一定要寻求自己从哪里出来。那些抄袭句子、窃取字词，连脚步都严格跟随别人，却以此谈论文章工巧的人，都是只能入门而不能出门的人。古今之人虽然不能相互赶上，但学问的根本和末节，无不各有自己的心得。即使是父子兄弟，对于各自真正得力的地方，尚且不会彼此假借，何况庐陵和震川呢？拿我的文章向上与两位先生相比，无论气力的厚薄、议论的醇正或疵病、篇章格局的工巧或拙劣，本来已经相差悬殊了。至于我得力和用心所在的地方，只能自己领会，不能告诉别人，又哪里能够驱使它完全同古人一样呢？我曾经自己评论自己的文章，大概是从庐陵入门，并不是从庐陵出来。假如拘拘然只会亦步亦趋，像用一只手摹印出来一样，即使把我比作车夫、舆夫和皂隶，也尚且不配做古人的臣妾，何况敢同古人彼此行礼、进退周旋呢？您称赞我，而我不接受，原本是应当的。如今承蒙先生说了这些话，实在是过分奖掖了；至于说我的文章源流和派别出自南渡诸家，如果不是知己，不能深入了解其根本和末流，确实很难明白到这种程度。那些道听途说、随声附和的人，成双成列地站满了，果真对我有什么恰当的评价吗？另外，我起初根本不会作诗，十年以来，只是随口吟咏、率意下笔，尤其与唐人的诗风相去甚远。曾拿几首诗给人看，那人回来说：“盛唐，盛唐。”我很惊讶，询问缘故，他却说：“这是某位先生的话。”士大夫往往就是这样，姑且把这件事说出来，给您添个笑料。《尧峰文钞》卷三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三十三，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的书信二，共十三首 与归元恭书（一） 昨天读到您刻印的《太仆先生集》，其中有不少地方颇相抵牾。例如“阁”字，考察《宋志》说三公用黄閤，《北齐书》说三公府三门中间开门、黄閤设置内屏，都是写作“閤”字；杜甫诗中“黄閤老”三个字就是由此而来。我私下认为，凡是唐、宋称“閤老”“閤下”的，字都应从“合”而不从“各”。前明则不是这样，宫禁中有东阁、文华阁，学士入阁办事，于是有“内阁”“阁老”“阁下”的称呼，与前代不同；即使随俗写作“阁”也可以。如今您对“阁老”不加辨析，却单独认为“阁下”的“阁”应从“閤”，论说十分详细，竟有一百六十多字。同一个字而意义不同，不知有什么依据，这是我疑惑的第一点。《张贞女死事》中写有“梳”字，却改成了“梭”字。我私下认为，吴人即使是富裕人家，也没听说用金子做梭子。若说是铜或铁，也都属于金属。梭子应当用铁做成，那么就不是一个弱女子能够折断的了。况且抢夺她织布的梭子，事情的情势似乎稍显缓慢；至于抢夺她头上的梳子，则是步步紧逼，不能不严厉拒绝了。大概金梳恐怕不是梳发用具，或许是首饰，就像近来妇女所用的金制掠鬓、搜根簪之类；不妨把它作为存疑之说传下去。如今您凭臆测改动它，又没有其他版本可以校正，这是我疑惑的第二点。何氏先茔碑文原来有两篇，常熟本是何煃做进士时请求作者撰写的，昆山本则是何煃做都给事时继续请求撰写的。篇中所以说“碑已具未立”，又说“并载前语”，铭文中“黄门云云”也正是指他当时做都给事。若想把两篇都收入，已有周益公刻《庐陵文集》的先例。若只收常熟本一篇，也应照《周宪副行状》的做法，用小字把昆山本全文附录在后面。如今却偏偏不是这样：正文抄取常熟本，铭文中又载入昆山本的一篇，首尾彼此不连贯。所谓“是生黄门”等话，究竟应当安放在哪里？这不只是太仆先生在天有灵也不会马上认可，我恐怕您的贤从祖在地下也会觉得糊涂；这是我疑惑的第三点。卷中像这样的疑义很多，难以逐一列举。从前苏文忠公有谨慎改窜的戒言，我一生都遵守这一点。我私下认为，字句有异同而有别本可以证明、并且两种意义都说得通的，应当注为“一作某”；如果两种说法相差很大，就应当说“一作某，非是”；即使没有别本可以依据，但自己心里不安的，应当说“某字疑当作某字”。像朱考亭的《韩文考异》，便是做得十分完善，并没有别的原因。重要的是使前贤留下的文章，不至于被后辈任意扰乱，也好让那些好学而深思的人加以考察、推求，自己得到结论。狂妄而浅陋的意见，恳请您抽暇阅览。又据陆少卿师道有一篇《张烈妇诗》序，说烈妇嫁给汪生的儿子，汪生的母亲与一群恶少淫乱，烈妇以此为耻，婆婆发怒，谋划让一人强行奸污烈妇；烈妇不从，便将那人杀死。我的朋友归熙甫认为她的节操品行很高，请我作诗，序文大意如此。诗仿效《焦仲卿乐府》的体制，其中有“轻佻放荡的人一定会来侮辱她，起身抢夺她头上的梳子。新妇一边哭一边骂，把梳子还给他，故意显得柔顺。梳子既然沾污了奴才的手，哪里还可以再亲近？皮肤不过方寸之间被刺伤，也不再顾虑迟疑”等语。按“梳”与“韦”“肤”“蹰”押韵，可见是“梳”字，不是“梭”字；这也是一条证据。附记于此。与归元恭书（二） 昨天您同我辨论《太仆先生集》刻本中的错误之处，指示得十分详尽，我已经草草写了答复。后来有朋友来，转述一叶生的话，说您非常愤怒。我听了就像背负荆棘一样，既惭愧又后悔，想着如何向您自我辩解。您自己说只是疏忽简略是过错，却说我的贤从祖悍然不顾【见来信】。您的贤从祖删改、涂抹太仆的文章，您也删改、涂抹太仆的文章【这种情况难以尽举】，又把他的两篇删改合成一篇【何氏先茔碑文就是这样】；立论虽然不同，但删改的做法却是一样的。谁是故意，谁是错误，有谁能辨明？谁是悍然不顾，谁不是悍然不顾，又有谁能辨明？我恐怕即使皋陶重新活过来，也不容易听完这场诉讼。所以希望您不要发怒。假使我的话错而您是对的，那么您的议论即使张扬、学术即使浅陋，天下后世也一定会有人代替您来攻击我；您即使不发怒，也是可以的。假使您十件事中有九件是对的，却还有一丝一毫的错误没有删改修补，那么即使我不说，天下后世也一定会有人说出来。君主尚且不能禁止毁谤，您区区一个平民，哪里能够完全堵住士大夫的嘴呢？您即使发怒，也没有益处。所以希望您不要发怒。您的贤从祖当初下笔时，我料想他心里一定不肯退一步反省自己的悖谬，必定会说：这样写文辞就优美，这样写义理就顺畅；这也像您在给周汉绍的信中所说的不可迁就。现在看来，文辞果真优美吗？义理果真顺畅吗？究竟应当迁就，还是不应当迁就？您可以稍稍鉴察了。您不肯迁就我，以为这是正直、诚实、见闻广博，这正是我愿意终身接受的教诲。若是不肯迁就太仆的文章，偏要删改涂抹、移易篇章，按照自己的臆见来行事，那就大大违背了“确信的传递确信，疑惑的传递疑惑”的原则，岂不是过于大胆了吗？所以希望您不要发怒。您对太仆来说是曾孙，却删改涂抹他的文章；对您的贤从祖来说是族孙，却丑诋他悍然不顾；这些您都认为理所当然。至于我，只是您的一个故交；我读到新刻本后，正深深惊讶于您竭力攻击贤从祖的短处，却又亲身犯了同样的错误，想要成全您的美名，不得已向您略陈一言。我的进退取舍、听从违背，全听凭您的吩咐；可是您却立即骂我愚戆【又见给周汉绍的信】，斥责我为杜某、取笑我【都见于来信】，又大肆咆哮冲撞，使道路上的人都在传说，您实在太不宽恕了！所以希望您不要发怒。太仆的文章，是天下后世的文章，并不是一个人或一家可以私自占有的。我私下敬仰太仆多年，宁可得罪您，也不愿得罪太仆。有句话说：“喜欢争强斗气的人，不要同他争辩。”新刻本中的疑义很多，从今以后我不敢再触犯您的怒气了；应当仿照朱考亭《楚辞辨证》《韩文考异》的例子，另写成一部书，独自流传于世罢了。汪琬再拜。

译与周汉绍书 我再次托人把给元恭的书信送去，竭力辨明删改《震川集》是不对的，他一概置之不答，却动辄编造言辞辱骂我。又听说他指摘我最后一封信中的“布衣”二字，说我简慢傲慢、轻视他，于是向同道诉说，在京师士大夫中传播，这样一来，元恭也太浅陋了。我只是见识浅薄的鄙陋儒生，不能通晓古今，请允许我把村塾中现成的几部书拿来给元恭讲一讲，好吗？《庄子》说：“魏牟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公子，他隐居岩穴，就很难与平民之士相提并论。”这里的“布衣”是和“公子”相对而言的，见《南华经·让王篇》。《荀卿子》说：“穿布衣、着粗鞋的士人如果确实正确，即使住在穷巷陋屋里，王公也不能同他争夺声名。”这里的“布衣”是和“王公”相对而言的，见《新书·富国篇》。至于仲尼这样的大圣人，尚且曾经做过鲁国司寇，司马迁却说：“孔子是平民，传了十多代，等等。”司马迁写文章如此，难道果真是傲慢于仲尼、轻视他吗？假如仲尼复生，难道真会在言语神色上显出愤怒吗？我不明白元恭所诉说的究竟是哪句话，士大夫又为什么异口同声地附和呢？依我看，“布衣”这个称呼，并不是不尊敬、不重视，也不是不赞美、不称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我原来的信还在，上文借用君主作比，下文用“布衣”作比拟，正和《庄子》《荀子》的文义大致相同；用这种方式来过分推重奉承元恭，如果说元恭因为拘束忸怩而不敢承受，这还可以理解。可是他却说我简慢傲慢；他即使再浅陋，难道在奔走拜访、频频求见之余，竟完全没有读过这些书吗？《礼记》说：“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他之所以咆哮辱骂，一再不停，难道不正是因为没有学习吗？我私下希望元恭稍稍留意于学习。或者我又妄自揣测：莫非元恭曾经外出做官，也已经授予官职，而我忽然忘记了？那么只是因为我出生稍晚，自 世祖章皇帝以来便在本朝任郎官、做小吏于京师，所以只知道本朝的官秩罢了；至于元恭所经历的官职，确实不能知道。既然因此被指责为简慢傲慢，我又怎么能逃避责任呢？我知道错了。我承蒙令尊及孝章先生的命令，本来早就应当闭口不言，可还是喋喋不休，大概是因为元恭交游很广，声势和气焰都足以置我于死地，所以不得不向您自我申辩。希望您替我洗雪。我的病废之余，既同人争这场闲气，又想珍惜这条残命，于是放下笔来一笑。这篇稿子长久收藏在箱笼中，已经不敢拿给同人看。如今听说远近都在传说某句话，把它当作笑谈；甚至有些人从未见过我的原信，却在酒席灯下，随意增删字句，借来作为谈资以献媚。所以我又把这篇稿子检出付梓。至于《归文辨诬录》三卷，应当等到日后再刻印出来，以示给后世；后人是知道我的罪过还是责怪我，都听凭他们罢了。钝翁附记

译答从弟论师道书 来信第一段，昨天您同我兄长谈论为师之道，说古代有做人之师，有传授经学之师，不属于这两类的，就不能称为老师。这样说，似乎很奇怪世上那些接受学业而被称为老师的人。世上庸庸碌碌的人如此之多，训诂不明白，句读也不通，却喋喋不休地向人号称：“我是老师，我是老师！”用这个道理来斥责他们，确实痛快。古人谈论老师，措辞有重有轻。如果从宽泛的意义说，三个人同行，其中即使有一个不善的人，也可以成为我的老师。如果从严格的意义说，《礼记》中本来就说过，所谓老师，是教人做事并使人明白德行的人。即使孟子也曾担心有人喜欢以老师自居。我的说法是：不是传授经学的老师、不是做人之师，就不能称为老师。这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的。可是您把“接受学业”四个字一概拿来解释，那么所接受的究竟是道德之学吗？是经术之学吗？还是仅仅训诂章句之学呢？假使他接受的是道德、经术之学，那么这同我所说的经师、人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只是训诂章句，那就是如今的学究和训诂先生罢了。这两者明明不同，您却把它们等同看待，胸中为什么这样糊里糊涂，竟分不清黑白呢？来信第二段说，师道不可以不讲。古代人认为，百姓的生命由三者成就，对待他们应当一样：父亲生育我，君主供养我，老师教育我；无论他们各自处于什么位置，都应当为之献出生命。《礼记》说：“侍奉父母，要守丧三年；侍奉君主，要服丧三年；侍奉老师，要心丧三年。” 您引用经书是对的；然而“心丧”的礼制，考察经书，只有孔子的门人曾经实行过；考察史书，这种礼废止已经一千多年了。可是您却想突然把它施行于学究身上吗？这不只是世上的士大夫做不到，连您也从未实行过。自己从未实行，却发表大话来自我欺骗，我不敢赞同。来信第三段说：“我所不知道的那种老师，一定是品行修养足以教导和规范风俗，所通晓的经学足以接续绝学、彰明隐微。像所谓经师、人师这样的人，之后才称为老师吗？还是凡是接受了他学业的人，都称他为老师呢？” 我听说，君子知道最高深的学问有难有易、有美有恶，然后才能广泛地晓喻他人；能够广泛晓喻他人，然后才能做老师；能够做老师，然后才能做长官；能够做长官，然后才能做君主。老师，就是用来学习如何做君主的。古人如此重视老师。那么，品行可以不修养，经学可以不明白吗？古代做士人的人，无不逐渐受到先王礼乐的熏陶，习惯听闻仁义的教诲，没有不修养自己品行的。品行不修养，就是不遵循教诲。正当被迁徙、屏斥还来不及的时候，难道还敢做别人的老师吗？大概您所谓的“接受学业”等话，意思是专门指训诂而言，所以我姑且宽容地解释您。我怀疑您认为品行可以不修养，经学可以不明白。您难道不知道先王时代没有如今这种训诂之师吗？当天下太平时，凡是做士人的人，从幼年到成年，没有一天不在学习；先王便根据他们才质器能所达到的程度，设置官职来长久培养、成就他们。至于所设置的官职，又都是由士大夫中贤能而有学问品行的人担任，所以能使聪明奇异、杰出不群的人才，上等的可以做公卿，次等的可以充任官吏，几乎全都出自学校。《诗经》说：“于是成人有德行，年轻人有成就。”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等到世道衰败，学校渐渐废弛，有志向的士人往往各自到四方去寻找老师。此后孔子的门徒声势最盛，他的学生都心悦诚服地服从他；“心丧”这种礼由此开始。当时，哪里会有品行不修养、经学不明白的人，而天下士人却成群结队奔走前往他的门下呢？您受到世俗学说的熏染，不再通晓经传，难怪言论放荡偏邪而自己还不知道。来信第四段说，如果一定要足以成为经师、人师之后才称为老师，那么品行在一乡中修养得好、可以做一乡老师的人，在他生前，一乡人都为他献出生命；在他死后，一乡人都为他服心丧。品行在一国中修养得好、可以做一国老师的人，在他生前，一国人都为他献出生命；在他死后，一国人都为他服心丧。这一段文意纠缠，很难分辨清楚。一乡一国的人，有贤能的，有中等才质的，有愚昧不肖的；此外还有各种工匠技艺之人，也不在其中。假使一个人的品行在一乡中修养得好，那么一乡的贤者会同他交友，中等才质的人会把他当作老师，愚昧不肖的人则会望见他便躲避。品行在一国中修养得好，也是如此。哪里会有一乡一国所有的人都为他献出生命、都服心丧的道理呢？您用这点来驳斥我的说法，却没有明白我的旨趣，实在太荒谬了。来信第五段说：“品行修养没有超过孔子的，经学明白也没有超过孔子的。然而他在匡地受围困时，唯独怀疑颜渊已经死了。后来孔子死在鲁国，服丧三年的，除了门人之外没有听说有别人。可见一定是接受过他的学业，之后才称为老师。” 这一段话说得很好。然而接受孔子学业的人，是接受他的道德仁义以及《易》《诗》《书》《礼》《乐》《春秋》的教诲罢了。这本来就是人师、经师的祖宗。自有百姓以来，从来没有像孔子这样的人；百世之后，学者无不尊奉他，又不应再追问是否接受过他的学业。唉！孔子做老师，毕竟和如今人们做老师不同。难道可以把他降低下来比作训诂学究吗？比拟人物必须比拟同类，训诂先生不是孔子的同类，即使三尺童子也都知道，您为什么反而不知道呢？孟子说：“圣人，是百世的老师。”按照礼制，凡是拥有国家的诸侯，都各自祭祀自己的先圣先师。比如唐、虞时代的皋陶，周代的周公，鲁国的孔子，这些人都不是接受过别人学业的人。您认为一定要接受过学业之后才称为老师，那又错了。来信第六段引用韩愈的话：“老师未必比弟子贤能，弟子未必不如老师；听闻道理有先有后，学术技艺各有专门研究，不过如此罢了。”我认为他谈论老师，最为恰当。老师就是传授学业的人：我所不知道而他知道，我就以他为师；我所不能做到而他能够做到，我就以他为师。等到我已经拜他为师，就一定终身侍奉他。如果因为我后来所学远远超过了所拜的老师，便不再称他为老师，那么孔子就没有老师了。韩退之所说的“闻道”，从来没有把训诂、句读指作道；他所说的“术业”，也从来没有把训诂指作术业。孔子以老聃、郯子为师，难道也要劳碌奔走地去侍奉他们、服心丧吗？即使终身侍奉他们，按照礼制，也一定会有所减轻。

译来信第七段说，曹交愿意向孟子接受学业。孟子说：“你回去自己求学，身边还有许多老师。”这样看来，古代接受学业的人都可以称为老师，不只是儒者如此。古代人人都有自己的职业，把自己所从事的技艺传授给别人，就称为老师。韩愈也说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都各有自己的老师。”就是这个意思。曹交想向孟子接受学业，是想成为尧，是想成为舜，并不是因为不明白训诂、不能熟习句读，才去孟子那里问难。我把做老师看得很重，而您却轻易把老师的名号授给别人，难怪村翁野叟都一本正经地坐在讲席上，自比于孔子、孟子。欧阳氏的话说得好：“后世师法废坏，如今世上没有老师。世上没有老师，求学的人应当以经书为老师。”欧阳修和韩愈，文章相近，品行也相仿。您引用韩愈的话来张扬学究的旗帜，那么我请允许引用欧阳修的话，拔掉这面旗帜而舞动它，难道不可以吗？来信第八段说，古代儿童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内则说，十岁时出外就教于外傅，学习幼年礼仪。这样看来，小学也有老师。《学记》说：“古代施教，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担任老师的人很多。” 礼制所说的外傅，像《周官》中的乐师之类就是。乐师一章说：掌管国学的政令，教导国子学习小舞。郑氏引用《内则》作了解释。塾、庠、序、学中的老师，就是大夫和士。孔氏引用书传说：大夫七十岁退休，退职养老后回到乡里；大夫做父师，士做少师。这些都是先王设置的官职，使他们能够发挥学问品行，来教育国中俊秀的人才，不是如今的学究、训诂先生所能相比的。况且引用经书不能武断，您何不详细考察它的首尾而加以推求？《学记》“国有学”下面接着说：“每年入学……”随后又说：“九年之后能够触类旁通，坚定地立身而不违背正道，称为大成；这样之后才足以教化百姓、改变风俗。”学问达到能够教化百姓、改变风俗的程度，那么接受老师的益处就更多了。可见，真正做老师的人，没有品行不修养、经学不明白的。您却把他们同学究相提并论，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来信第九段说：“怎么能够全部得到呢？如果是经师，如果是人师，就以他为师吧！” 您的固陋实在太厉害了！照您这样说，岂不是认为天下没有经学明白、品行修养的人吗？士人不可轻视；如今您乘船驾车，南面不越过浙江，北面不到淮水，耳目所见所闻不超过四五百里，却敢轻易估量天下的士人吗？我出外做官游历十五年，遇到经学修明的人有两位，叫顾子宁人、李子天生；内在品行醇厚完备的人有两位，叫魏子环极、梁子曰缉。这四位君子都同我是朋友。我已经老了，虽然不能拜他们为师，本来也是欣然愿意为他们执鞭随从的人。可惜您还没有见过他们！像您这样的人，譬如庄子所说的井底之蛙，恐怕不免被有见识的人嘲笑吧。来信第十段说：“弟弟曾经同兄长辩论，有时牵涉一件事、一件物品，有时牵涉一家、一乡，关系很小，不值得深入讨论。至于师道的重要性，关系到天下万世，恐怕世上向人学习的人，都不把自己的老师当作老师，这件事不能默默不说就算了。” 老师一定要有道，而这种道已经很久没有树立起来了。您说：“关系到天下万世，不能不讲。”我也说：“这确实不能不讲。”您正做着别人的老师，却反而说凡是做老师的人不一定经学明白、品行修养，这岂不是谦虚的话吗？还是您确实在这方面有所不足呢？鸟兽尚且爱惜自己的毛羽，您如果确实有所不足，我希望您从今以后日夜勉强自己勤奋学习，进一步补足尚未修养的地方，讲求尚未明白的道理；这样，虽然以前的行为或许不能没有惭愧，今后也可以坐上讲席而不感到辱没了。又何必放纵自己喋喋不休的口舌，曲意作这样的辩解呢？君子不应轻易从口中说出言语，希望您谨慎。

译与友人论葬服书 承蒙您来信，恳切地说因为古代没有葬服而感到疑惑，请允许我申述自己的看法，也请您详细选择判断。古人居丧，葬礼不超过规定的时日，所以先王没有制定这种服制。到了孔子的时代，仍遵行三个月、五个月的期限，而能够实行的人本来就已经少了，大概并不只是近世才如此。考察《春秋》所载各国的葬礼，他们的国君往往拖延而不合礼制，所以《公羊传》讥刺他们，说他们不能办理葬礼。然而那时仍在服丧期结束以前，应当没有不穿衰服、麻带的。近世士大夫沉溺于阴阳家的说法，办理葬事尤其迟缓，有拖到数年的，有拖到十年、二十年的。像这样却不为他们制定衰绖之服，可以吗？葬礼是丧事的终结。启殡后行祖祭，由亲属执绋引柩而行，到墓穴便下棺。在这个时候，主人有时跳踊，有时哭泣；显然不能穿吉服办理丧事。礼书说：“长久不下葬，只有主持丧事的人不除去丧服。”大概长久不下葬，是主持丧事者的过错。又说：“为兄弟服丧的人，返服其服。”这样看来，除主人、主妇以外，也没有谁能够完全穿着吉服了。近世士大夫自从服丧期满以后，有的到四方办事，有的在朝廷任职，既不能不除去丧服，临到下葬时又不为亲人穿丧服，这就是忍心把亲人当作死者而不顾了，难道可以吗？从前司徒文子向子思问道：“丧服已经除去，然后才下葬，应当穿什么服？”子思说：“三年丧期尚未下葬，服制不变，也没有除去丧服的事。”由此说来，下葬时难道会有不穿丧服的人吗？做儿子的，也不过是反省自己的内心罢了。假如举行祖祭、执绋、下棺时，确实可以不跳踊、不哭泣，那么即使穿吉服办理丧事，又有什么嫌疑呢？如果不能这样，却反而推托说：“古代没有葬服。”那么究竟应当穿什么服来下葬呢？所以我认为，今天的葬服仍然没有失去礼制遗意，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您不妨仔细思考。答某人论祥禫书（一） 近来正遇到丧礼之事，请教《家礼》，其中说：“两周年举行大祥祭。注：不计算闰月，是二十五月。两周年本来只是二十四个月，却说二十五月，疑心是二十五月的第一天。大祥祭以后隔一个月举行禫祭。注：中间隔一个月。从初丧到这里共二十七个月，似乎又是在二十七个月的最后一天，等等。” 按礼服制度之所以不计算闰月，大概是因为如果把闰月计算进去，大祥祭就在第二年的末尾，便不能称为三年之丧了。一定要加到二十五月，道理应当也是如此。大概小祥祭在十三个月，大祥祭在二十五月；《礼记》所说亲丧之外表面上除服，先王体察仁人孝子的心情，不忍让他们立刻改变、除去丧服，同时又向他们表示应有节制，所以说到二十五月才完毕。古代要先占卜日期再祭祀，《书仪》《家礼》想采取简易办法以便于世俗，所以只有禫祭占卜日期，其他小祥、大祥都只用忌日。宋代儒者所说的忌日，应当就是来信所说的第一天。禫祭则在前一个月下旬占卜下一个月上旬的日期；如果不吉，就占卜下旬的日期；再不吉，就不再占卜，直接用下旬的日期。那一天有时是丁日，有时是亥日，并不是直接用最后一天；只是近来的人举行禫祭一定满二十七个月，所以应当在最后一天。虽然这种制度更加趋向简便，但实际上并没有违背礼制，姑且依从它似乎没有害处。大祥祭下面第二条说，设置灵次并陈列禫服；后面又有禫祭一条。是要在大祥祭当天立即改穿禫服吗？还是一定要等到二十七个月呢？古代大祥祭时除去衰服，折断丧杖，戴缟冠、素纰，穿麻衣、白鞋而不系鞋带。《书仪》则规定，男子垂下冠脚，戴黪纱幞头，穿黪布衫，系布裹角带；妇女戴冠、梳假髻，穿鹅黄、青碧、皂、白等颜色的衣服和鞋。它的说法同礼服不同，《家礼》已经全部记载，仍依照《书仪》并加以说明。会典又完全没有记载，读来不能不感叹它的疏略。近年以来，士大夫居丧尤其多有苟且之处；如今想要改换服装，不知应改成什么样的服色？难道只是姑且保留名称吗？所谓陈列禫服，是说在大祥祭前一天把禫服陈列在灵次，第二天才穿着它举行祭祀；这样看来，这种服装显然不必等到二十七个月。总的来说，古今制度不免有相同和不同之处，但大祥祭时除去衰服，禫祭后的下一个月便恢复常服，历代都是如此，没有什么可疑的。大祥祭当天，往来使用的名帖上，就可以写“禫服”了吗？古人的名帖不写服制，答复别人慰问丧事，只称“孤子”“哀子”“孤哀孙”，其他情况已经无法考知了。吴地的习俗要到二十七个月才在名帖上写“禫服”，似乎不违背先儒所说的重情而超过礼制的意思；刚到大祥祭时，姑且不要这样写也可以。当今礼教丧失已经很久了，我的学术又固陋，恭敬地请求您同知礼之人进一步讨论，这样礼制就有幸了。答某人论祥禫书（二） 礼书说，居丧时读《丧礼》，下葬之后读《祭礼》。您双亲都健在，却还诚恳地拿丧事同我反复讨论。我私下认为这样不合适，所以答复您十分简略。您又大力称说两周年应当举行祥祭、禫祭，而且在二十四个月完成，那么请允许我陈述看法。从前汉代儒者有主张二十七个月的，这是根据《服问》中“一个月而禫”的说法；魏代儒者有主张二十五月的，这是根据《三年问》中“二十五月而毕，除去丧杖举行祥祭并戴缟冠，这个月举行禫祭”的说法；唐代儒者又有主张三十六月的，这是根据《丧服四制》中“丧期不过三年，三年而举行祥祭”的说法。这三种说法都出自《礼记》，只有汉代郑玄能够斟酌情理和文义的适宜之处，得到先王中庸之道，所以历代施行，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废止。您所说的二十四个月，我不知道遵循的是哪部经书、援引的是哪种传注。我恐怕仁人孝子的用心不应当是这样。而且您也曾看过 本朝的礼法，对于妾的丧事，本来没有服丧之服，但您却一定要加服缌麻三月；对于父母的丧事，本来是二十七个月，却一定要把祥禫减为二十四个月。在今天的时代反而实行古代的做法，圣人尚且要加以议论，何况抹杀经传，想凭此自立一说吗？谁不是人子，只是您偏偏消灭、丧失了人本来具有的仁孝之心，强行争辩来求胜罢了。根本既然不能确立，那么区区关于变除的对错、禫祭先后的问题，不过是余文末节，即使暂且放置不论也就可以了。孔子对宰我说：“你若心安，就这样做吧。”这本来就是不屑于再教诲他的意思。所以我对于您的话，称作戏论；万不得已，也只说“您心安就这样做吧”而已。给堂弟论立嗣书（一）

译听说您大力称说兄弟之间不应互相为后，并且议论纷纷，这与我平日所见最为相合。我预先嘱托兰诒的事情，当时草稿刚定，便拿来请教您。如果有不妥，您为什么不当面规劝我，却这样议论纷纷呢？我听说，古代给人作后的人不能参加射礼，曾深深感叹人生的不幸竟到了这种极点。近世的习俗却往往因立嗣而互相辱骂争斗，这不是因为有仁人孝子的心，深切思念宗法的遗意，害怕亡者忽然无人祭祀，不过是想图谋他的田地罢了，想贪图他的财产罢了。如今我对兰诒的嘱托中，一条说要供给他饮食衣服以及将来婚娶的费用，不得使长媳有所负担；这并不是要让他强求寡嫂抚养他。另一条说不得觊觎长嫂的私蓄；又一条说我现有的田宅仍由兰诒均分；这并不是要让他承受长兄的遗产。我又打算在门状的开头不列“孤子”一行。唉，哪里有给人作后却不求取抚养的呢？哪里有给人作后却不承受遗产的呢？又哪里有给人作后却不称孤子的呢？我在祭告文中用“权”字措辞，“权”就是说可以如此，也可以那样，是迂回未定的说法。大概是怕新妇哭泣伤身，暂且用这话安慰她眼前的心情，并且代替老人暂时守护亡儿的宗祧罢了。刘原父说：“《春秋》的义理，有常道，也有变通。立后者不能选取兄弟，这是常道；既然已经选取了兄弟，就端正其礼，使他按照侄子的例子办理，这是变通。”僖公以兄长继承弟弟，《春秋》称他为“子”；婴齐以弟弟继承兄长，《春秋》也称他为“子”。这就是所谓常道用于常情，变通用于变局。如今我不敢说是变通，而说是“权宜”，并且写在对兰诒的嘱托中：“等到兰诒结婚生子，这个说法就明白了，但他的内心也会更加痛苦。”扰乱昭穆次序，失去父子之间的亲情，我决不忍心这样做。我难道要效仿世俗那些无赖子弟，言语反复，欺骗鬼神，出卖祖父吗？前一封信与您商量，打算另立一位后嗣；还没有料到收到您的答复，正屏息等待，您又反复劝说此事。这就是我的不孝、不慈，无法为自己辩解，只有捶胸泣血罢了。给堂弟论立嗣书（二） 听说您又大力称说庶出的儿子不能作后，大概是从豚犬、谷诒那里听来的看法，我对此十分惊讶。礼书说过，怎样才可以给人作后？同宗的人就可以给人作后；怎样才可以为别人立后？支子可以。郑玄、贾公彦都把支子解释为庶子，起初从来没有庶出之子不能为后的禁令。《防典》中也有规定，嫡妻年过五十而没有儿子的，可以立庶长子。大概有嫡子就立嫡子，没有嫡子就立庶子，也从来没有庶出之子不能为后的禁令。您正昂首挺胸、锋芒毕露，自认为是贤者，又受到同族人的推重。您在前面倡导一种说法，族人以后一定会纷纷附和，我哪里敢得意扬扬、愤愤不平地另立异议呢？然而我年老愚钝，读书不多，敢问您：这说法载于哪部书？出自哪位君王的典章？否则，您一向自称学问宏博，著述装满箱箧，难道反而舍弃《仪礼》和《防典》不信，却相信道路传闻和没有根据的俗说吗？古代有世袭爵位，凡是继承祖父爵位的人，都称为作后，并不一定是给别人作后。例如《檀弓》说石骀仲去世，有六个庶子，于是占卜确定由谁作后。《仪礼》中也有庶子为父后嗣的文字，就是这个意思。近代爵位不再世袭，凡士大夫的长子都用“为后”的名义来称说，大概是因为有官府规定的缘故。正如律文所说，出嫁的女儿对于那些为父后嗣的兄弟，便是这种情况。我既衰老又多病，早晚将要入地，而现存的兰诒两个儿子都出自庶出，敢问您：这些庶出之子，虽然不敢给别人作后，难道也能够给我作后吗？不知道您先前说的“不可”，只是指不可给别人作后，还是连给自己的父亲作后也不可？给父亲作后和给诸父作后是同一回事。假如这个可以而那个不可以，您的说法究竟根据什么呢？礼法规定，嫡子不得给大宗作后，这是古代圣人的教诲。若遵从圣人，嫡子就不能给别人作后；若遵从您的说法，支子庶子又不能作后。那么，收取后嗣的人究竟应当选择谁呢？如果完全抛弃周公、孔子的教诲，只听从您的意见，那就是您的贤能超过了周公、孔子，我实在不敢相信。请您明白地说明给我。给参议施先生书 琬敬启：去年姜子学传达先生的命令，并带着《大集》来让琬评阅。琬没有自量，私下曾竭尽自己浅陋的见识，而先生不以为忤，反而又命令我说：“替它作序。”接受命令已经超过一年了，我迟疑不决，未能动笔；姜子学多次来见催促不止，于是不敢再坚决推辞。我听说古人的诗文，有因序而显得重要的，有因诗文而使序显得重要的，也有诗文与序彼此相互增重的。比如子夏为《诗》作序，杜预、何休、范宁为三《传》作序，这是序因诗文而显得重要。韩退之为《盛山十二诗》作序，苏子瞻为《牡丹记》作序，这是诗文因序而显得重要。上至孔子为《易》和《书》作序，下至昭明太子为《文选》作序，这些都是诗文与序彼此相互增重。如今先生的诗沉郁雄丽，与古人相距不远，本来不是要等有了序以后才在当时受到重视，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琬，则一向忧患深重、困顿坎坷，未老先衰，因此才识浅薄，学问荒疏，早已自认为不配列入文艺之林。如今却想用乡里俗陋而不敏的言辞，在先生面前炫耀，也决不能同先生彼此增重。先生的诗既不需要借序来增重，而琬的序又不能与先生的诗相互增重，但先生却把这件事托付给姜子学，恳切不已，这就像想献上价值千金的璧玉，却反而让它乘着低矮的车、由瘦弱的马先行，岂不是不合适吗？然而琬之所以不敢坚决推辞，也正是因为自量才识如此浅薄、学问如此荒疏，幸而没有被有道的长者抛弃，又有幸把名字列在卷首，得以附着在沉郁雄丽的作品之后流传于世、传之后代，或许也可以说是“序因诗文而显得重要”吧？谨将誊清的稿本附便奉上。恭请先生察看，并请屈尊赐下一言加以教诲，琬岂敢不唯命是听。

译给宋、陈两位先生书 暑气正盛，恭敬地祝愿您的起居康健吉祥。琬以浅陋低劣的才能，承蒙过分地裁量栽培，得以列入荐举之列，感念知遇之恩，铭刻在心骨之中。闰月中曾奉上短札致谢，不知是否已经送达？近来手臂疾病为患，又加上咯血，已经超过二十余旬了。想着等治疗稍有好转，便立即收拾行装前往。完全没有料到，两个月以来病情缠绵日益加重，我私下叹息正逢这种情形。征求人才的那一天，海内士人中稍有见识、懂得这个情况的，没有不承接。诏令说：踊跃奋发，想施展自己的长处，而琬独自成了废人，不能参与供给笔札从容办事。殿廷交相考察之中的内观 报答国家的光荣，而获得知遇，就是因此我向北遥望、引颈企盼并为之忧闷的原因。不得已，我把情况具文呈报主管官员，幸蒙怜悯，已经命令印官亲自查验。见琬痿痹衰老，不再发文催促上路，答应替我移文咨报吏部。筋力已经耗尽，才刚刚有了成事的希望。恭请先生始终怜悯救助，给予委曲保全，使我得以由部中批准在告休养，不再驳回查问，那就尤其是门下使我得以再生的恩德了。万一承蒙您的恩惠得到庇护，勉强能够延续这口气息，那么以后我扶杖走入深山，在太平日子里放歌，以保全晚节，终了余生，没有一件不是出自先生之力。您的赐予实在太大了，感激、欣慰、颂扬、祈祷，哪里说得尽呢？恭请俯察。答顾宁人先生书 我与天生相见，谈话间得知长者近来起居清健，著述更多了，实在使人欣慰仰慕。后来又收到您的手教，其中奖掖鼓励鄙拙之处超过实际，实在万万不敢承当。礼教废坏已经很久了，倘若先生斟酌今古，根本依据礼经，而上不违背。对于国家的制度，下不失民间风俗的适宜，用来扶助人伦、启发后学，实在很好，实在很好。另纸所论《康王之诰》，辨明冕服是逾年即位之礼，依据最为明确，引用也最为详尽。我曾用《春秋》昭公十年七月，晋侯彪去世，九月叔孙如到晋国安葬平公的事来加以考证。诸侯的大夫想趁机会见新君，叔向推辞说：“孤正在服斩衰丧服之中，如果穿吉服相见，就是丧礼还没有结束；如果穿丧服相见，就是再次接受吊唁。”等等。大概是因为故君去世未满一年，新君不敢即位，所以他的辞语这样委婉。当时晋国的霸业已经衰微，三个月便下葬，已经不免失之过于急促，但君臣仍能恭谨遵守这一礼法，以此拒绝列国的大夫，不能说不是叔向的力量。至于康王盛时，正要用礼教治理天下，难道会在服丧初期，反而亲自实行非礼之举，像那样穿戴冕服，像那样自称“予一人”吗？如此说来，太保的见解反倒在叔向之下了。我私下实在困惑不已。如今读到先生这篇辨析，也可以止息后儒的非议了。可惜不能使苏公从九泉之下复起，与他彼此辩论。叹服，叹服。琬在尧山居住读书九年，略微觉得自己有所成就。这次进退两难、处境狼狈，恐怕免不了被有识之士掩口讥笑。不知先生将怎样教诲我？时值严寒，恭请您为求道而自爱保重。不再一一陈述。给人论墓志铭篆盖书 墓志铭草稿已经写成，附上呈阅。有一句想奉告您：如果立即刻石，那么篆盖以及志文的第一行只应写“某衔某府君云云”，请不要加上“暨元配某孺人”六字。这是近世没有见识的人所作。唐、宋、元各位大家的文章，全都没有这种写法；前明成化、弘治以上也是如此，近来的名家文章也一样。有碑刻和文集可以考察，古人并不是疏略了它。这里本来有深意。因为女子随从丈夫，所以祭祀称作祔食，合葬称作祔葬。凡是祔食的，只立男尸而不立女尸，所以说同几，也就是共用一个神位，这也是同样的意义。我曾论述过，古人写行状，不只是为了准备墓志铭采择材料，也是要上呈太史和太常。上呈史官，是为了请求立传；上呈太常，是为了请求定谥。如今虽然不再实行，也应当保存古人的遗意。女子既然没有传、没有谥，又哪里用得着行状呢？如果夫妻不同穴，或者女子节烈卓著、值得称道，或者女子先葬而丈夫尚在，或者丈夫去世并下葬已久，她的事迹来不及附见于丈夫的志文中，另作墓志铭是可以的。若墓志铭有所不足，即使为她表彰也可以。可是如果还想用行状来增益，而她一生事迹的始末已经附在丈夫的碑志中，浏览一下就能得到，又何必如此呢？而且篆盖、篆额又想加上“暨元配”等字样，必定要使它与男子没有区别，这些都是多余的，都是古人所不允许的。所以我对于女子的行状，一概拒绝不作；对于墓盖、碑额，也想稍稍保存古法，大概只能对有见识的人这样说罢了。知道您留心文学，所以敢于详细说明来告知您。不知您能否相信我的话？琬拜谢陈白。

译给梁御史论佛经书 昨天与先生偶然谈论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彼此争持未定。大概先生并不是诋毁讥刺佛门，只是怀疑它是别传罢了。琬不敢再征引禅理，而愿意用先生曾经称颂的《首楞严经》《圆觉经》《金刚经》来请教您，可以吗？先生说，六根日夜游历于六尘，却不涉入六尘的各种相状，这就是本性，这就是妙明圆心，这就是如来的第一义谛。那么先生看待这六尘，究竟相信它们真实存在，还是相信它们真实不存在，或者怀疑它们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呢？既然说不涉六尘，我知道先生一定认为它们是无。《楞严经》说：“无相则无，非无则相。”如今既然确实有这些相状，山河大地、六根六尘全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先生又怎么能把它们全都视为不存在呢？即使能够做到，恐怕仍不免落入顽空。况且六尘就是法相，也就是非法相；不涉六尘就是非法相，也就是非非法相。如果先生的见解和证悟，用来破除尘劳已经有余，但想进入佛的清净智慧之海，就做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拘泥于相与非相的义理。《金刚经》说：“若取法相，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 所以不应取法，也不应取非法。经中又说：“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既然这样，非法相正是如来所呵责的，先生反而要取它吗？大概有所取，就必然有所执着；无论法相还是非法相，都不应取着，即使非非法也不应有所取着。先生又说真心像镜子，妄心像尘埃，舍弃一切妄念，真心就存在了。心本来只有一个，却偏要在其中分别真心和妄心，岂不是更加支离了吗？《圆觉经》说：“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果真像先生所说，舍弃一切妄念而去掉它们，难道不是息灭妄心吗？难道不是了知妄想之境吗？经中又说：“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假使真与妄有两个分别，如来岂不是在说欺骗人的话、不真实的话吗？如来说法好比医王治病，病未痊愈时，针对病情给予药物；病既痊愈，病和药便一同除去，而先生却想把病执作药，岂不是失去了如来权宜方便的本意吗？近世士大夫中根器勇猛、能够承担大事的，除了先生还有谁呢？琬的道眼尚未明，不足以受到先生的重视，先生何不寻求大善知识来加以决择，这一佛法幸甚。《尧峰文钞》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三十四，翰林院编修汪琬撰传一【共十首】申甫传 申甫是云南人，崇尚侠义，能言善辩。他还是童子时，曾把一只老鼠拴在道路旁玩耍。有个道人经过，教申甫做游戏，于是命他捡来道路旁的瓦石，四处铺在地上，把老鼠放在其中。老鼠多次奔突，却不能出来。随后道人把狸猫引来，狸猫想捉老鼠，也始终不能进去。狸猫和老鼠相拒很久，道人便在申甫耳边低声说：“这就是所谓八阵图，童子也想学习吗？”申甫当时还小，不懂他的话，便回答说：“不愿意。”道人于是离去。明天启初年，申甫正做和尚，往来于河南、山东之间，没有什么收获。他进入嵩山，又遇到童年时见过的那个道人，便以拜师的礼节侍奉他，请求学习他的术数。道人临行时，扔给他一卷书，匆匆告别而去，不知到哪里去了。申甫打开书看，里面全是古代兵法，而且对车战讲得很详尽。申甫于是留在山中学习，过了一年便不再学习佛法了。后来他把那卷书埋在嵩山脚下，出游颍州，寄居在州人刘翁廷传家中。刘翁原是颍川的大侠，门下食客数百人，都喜欢谈论兵法，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申甫。刘翁资助遣送申甫到京师，申甫多次拿自己的兵法去求见公卿，常常得不到采纳。崇祯帝即位后，北方军队从大安口入侵，很快逼近京师，九座城门白天都关闭了。于是庶吉士刘公之纶、金公声知道事情危急，便把申甫推荐给朝廷。崇祯帝召他到便殿，以温和的诏旨慰劳他。申甫感动流泪，在殿阶下叩头，大声说：“臣没有才能，愿意以死报效。”于是当即授刘之纶为协理戎政兵部右侍郎，授金声以御史身份任参军，授申甫为京营副总兵。但实际上没有军队交给申甫，只听任他自行招募。过了三天，招募的士卒略有聚集，大多是城中贫穷人家的子弟，不知道操练兵器，而申甫所传授的兵法又长于使用战车，士卒根本无法实施。他正选择日期部署部众，还没有来得及作战。当时权贵们都不熟悉军事，常与刘之纶、金声意见相左，又忌恨申甫以白身越级任用，便谋划先派他去试探敌人。日夜下发兵符，催促申甫出战。而防守武经略满桂在安定门外战败身亡。满桂原是知名的老将，曾任大同总兵官，因赴援来到京师。崇祯帝正倚重他，他战败后，京师震动恐慌。申甫不得已，痛哭着在夜间带领部众用绳索出城，还没到芦沟桥，士卒便逃散殆尽。申甫亲自搏战，中了几十支飞箭，终于被杀。于是权贵们争相归罪申甫，并讥笑刘之纶、金声不识人才。等到北方军队撤退，竟然没有人为申甫的死主持公道。申甫死后几天，刘之纶又从八路出兵赶赴遵化，独自率领部下驻扎在娘娘山，遭遇伏兵，督率将士殊死作战，战斗超过一昼夜，各路援兵都没有到达，他也战死了。汪琬说：世上评论申甫事迹的人，常常攻击申甫所学，又责怪他不善于用兵。我拿自己听到的情况来核对，认为都不对。驱赶乌合之众去面对强盛的敌人，双方势力本来就不相当，而那些掌管文法的官吏又想用严密的法度来约束他。申甫即使想求得不死，难道能够做到吗？冯唐劝告汉孝文帝的话说得好：“陛下的法令太严明，刑罚太重，这种情形自古以来就令人叹息。”我所叙述的申甫事迹，得自刘子体仁；体仁又得自他的父亲刘廷传。

译乙邦才传 乙邦才字奇山，是山东青州人。明愍帝时，他以队长身份跟随监军太监在河南、江北一带攻打贼军，主管者起初并不认为他奇特。总兵黄得功与贼军在霍山交战，得功乘胜离开大军，单骑前进，结果陷入贼军的泥淖，贼军把他包围了好几层，射杀了他的坐骑。得功仰面射贼，射穿贼人的胸膛，与他们相持；这时天将黑了，他只剩两支箭。得功自知必死，恰好邦才从另一条道路奔驰返回，登高望见此事，认出他的头盔，说：“是黄总兵！”便大喊着再次驰去。贼军四散逃走，得功才得以脱身。邦才把自己的马给他，分出箭囊里的箭给他，自己步行跟随得功，一边逃走一边回身射箭，总共杀死追来的骑兵十多人，才得以赶上大军。于是得功感念邦才，把这件事告诉主管者；主管者这才大为惊异，逐渐提拔他为麾下材官。当时又有一个叫张衡的人，跟随总兵刘良佐，也以骁勇闻名。贼兵围困六安，形势十分危急，提督马士英率军救援，刚一到达，立即斥退身边的左右副将，向各军喊道：“谁是乙邦才、张衡，进来见我！”两人到堂下拜见，马士英当即发文书补授他们为副将，把军队交给他们，并出示文书说：“替我进入六安，取得太守的结状来报告。” 两人答应说：“是。”马士英立即挑选二百名精壮骑兵交给他们，约定每人持一面角旗，十人共同举一面大纛，夜间奔赴贼营，突然冲穿贼阵，便进入城中，绕城呼喊：“大军到了！”城中人十分欢喜，一齐喧呼。两人催促太守准备饭食，吃完后，挥手命太守说：“签署结状！”他们急忙把结状揣在怀里，又带领骑兵冒险冲出包围。贼军大为惊骇，后来知道是邦才、张衡，便都停下不敢逼近。等取得文书报告回来，竟然没有损失一名骑兵。自从战事兴起以后，颍州、寿州、六安、霍山等州县屡遭寇患，邦才常在这些地方作战，大小十多次，冲破包围、击破敌阵，俘获和斩杀的敌人无法计数。主管者有时侵夺他的功劳，有时把功劳转给其他将领，这种事已经发生多次。同僚替邦才感到不平，时常暗示他自己申说，他总是推辞说：“这是我的部众不惜死力，我一个人能做什么？”始终退让，不为自己申辩。福王在南京即位，史可法出任督师，希望得到邦才与自己同行，任命他为总兵官驻守扬州，不久以后。大清军队到来，邦才战败而死。邦才的身材相貌只相当于中等人，皮肤白皙，鼻子高挺，臂如猿臂，善于投壶；本来不识字，但举止安详文雅，尊敬礼待士大夫。他与颍州的刘公勇交好。汪琬说：我读到公勇所写的乙将军生平始末，总是感慨地想见其为人，于是略加删改润色，写成这样。公勇又说：邦才平素不饮酒，唯独喜爱美貌妇人。有人曾在濠上遇见他，当时他正打猎回来，便让那人席地置酒，自己弹琵琶，命侍姬歌唱秦地曲调，和着歌声，兴致非常欢乐。后来他又把琵琶放在膝上，注视那人说：“邦才自从出身行伍，多次受到皇上赏赐的银币，做到大将的位置。能够报答国家的，只有这条性命罢了。幸好所管辖的地方没有战事，不能不以声色自我娱乐。一旦有警报，我就准备以此身为国家而死。”后来果然如他所说，难道不令人痛惜吗？张衡，不知道他的出身来历，只自称是山西人，在刘良佐军中。他的军队曾经败退，张衡独自一人断后，因此也积累功劳做到总兵官。

译刘公惟中传 刘公名廷传，字惟中，是颍州人。年少时父亲去世，由几位叔父抚养。云南布政使九光是他的长辈，曾任颍州卫诸生。明神宗末年，刘廷传知道天下将要大乱，慨然以建立功名自许。遇到州县中的豪杰，他都屈身与之交往，取得他们的欢心。仰慕气节的人争相来投奔他。刘廷传为人沉着勇敢，有智谋，写诗作歌不太打草稿，大多是雄奇豪迈、令人感奋的言语。他尤其喜爱谈论军事，和堂弟廷石都因行侠仗义而闻名于河南、河北。廷石是九光的儿子。杨应龙在播州反叛，朝廷调集各路军队向西讨伐。隶属于颍州道的军队不愿出发，准备杀掉押送军队的官吏而作乱。刘廷传暗中得知他们的谋划，想用计策劝阻他们。他独自带着酒和猪肩肉，在郭门外十多里处邀请他们。那几个首领与刘廷传相交已久，望见他前来，纷纷下马在道路旁拜见，说：“您为什么在这里？”刘廷传笑着指给他们看酒肉，说：“我将要同各位分别，姑且用这些来助兴罢了。”于是大家杂坐在一起，他从袋中取出大觚斟酒，拔出佩刀割肉，与众人饮酒吃肉。刘廷传慢慢起身说：“国家多事，这是壮士建立功勋的时机。各位努力吧，幸好不要首鼠两端，使四方人笑话我们颍州没有人才。”几个人默默不回答，过了很久才说：“应当按照您的话去做。” 刘廷传知道他们的心意已经动摇，于是说：“各位也思念妻子儿女吗？我在这里保证你们不会忧愁受冻挨饿。”于是亲手斟满酒觚，举杯说：“我愿替各位承担保证。”众人又感动又佩服，果然都匍匐流泪说：“我们已经明白您的心意了，哪里敢有别的志向？”这一天若不是刘廷传调解，几乎就要发生变乱。群盗在村庄市镇大肆抢掠，将要抵达州城；州太守原是文官，不知如何处理，便把士民全部召集到公堂商议。刘廷传听说后，缓步走进公堂，于是士民都聚集起来。太守一向敬畏他，急忙作揖请他说话。刘廷传仰面大声说：“这只是一群狂妄小贼，计策已经逃走了；即使他们逼近薄弱的城池，也不过是自投罗网罢了。”太守惊慌失措，只想借刘廷传来安定众人，便假意说：“刘先生说得对。”于是命令刘廷传率众侦察他们。后来盗贼果然逃走。刘廷传出奇制胜、料事如神，大多类似这样。他身材相貌魁梧，饮酒至一石也不醉乱，善于驾驭马匹、挥舞长槊，来往奔驰如飞。家产不过中等人家，全部散尽，用来供养门客。他所供养的食客每天常有数百人，闲暇时便用兵法部署他们。当时流贼刚从陕右兴起，蔓延到汝水、洛水之间，到处抢掠，官军不能制服。颍州正处在贼军冲击之地，州人只把刘廷传视为依靠。然而刘廷传最终来不及施展才能便死了。崇祯八年春，贼军攻打州城，城外原有一座楼，比城墙高数丈，贼军夺取并占据它，从上面俯射城中。城中人喧扰不安，想要溃散。刘廷传带着全部门客进见太守，说：“事情危急了，但楼附近原有许多狭巷，可以用绳索放下约一百名壮士，诱使贼军交战，再另外寻找机会焚烧那座楼，那么贼军的势力便可以压制了。”太守已经答应，但张尚书鹤鸣也在包围之中。尚书年老，性情懦弱而多疑，从中阻挠，这个计划于是搁置。刘廷传竭力争辩仍不能获准，便奋然甩袖走出，谋划伪造太守命令，派遣门客行动。门客已经全都听说张尚书的话，纷纷愤怒斥骂，渐渐自行离去。第二天城池失守，贼军来到刘廷传家。刘廷传端坐在堂上不动，贼军首领厉声呵斥询问他，刘廷传瞪眼斥责，便被杀害。当时五十七岁。起初，刘廷传虽然与廷石都以侠义著称，但廷石年轻气盛，而刘廷传却恭谨守法，屡屡屈身礼待下人。廷石讥笑刘廷传是迂腐儒生，刘廷传只是笑笑，并不计较。后来廷石被仇家中伤，上官将要逮捕治罪，事情泄露后，廷石害怕，逃往他处躲避。刘廷传派人把他召到家中，暗中替他谋划，使他得以免罪。从此廷石才非常佩服他。最后刘廷传战死，廷石也与贼军交战失败，身中十多处重伤，被人抬到床上，仍口述写下数百字，请求邻近道路的军队前来救援。贼军随后攻来，不到一天他也死了。刘廷传娶王氏为妻，有儿子体仁，与我一同在顺治年间考中进士，如今正任刑部主事。汪琬说：“我读刘公的诗，读到《抱膝吟》和《听郭山人弹圮桥歌》，没有一次不感叹刘公的慷慨壮烈，大概这就是他的天性。刘氏自布政公以来，科举中第者接连不断；廷石有个弟弟廷桂，也与我同年考中进士；他的儿子佐临、壮国，壮国的侄子搢，后来也相继考中进士，所以河南称为巨族的，必定推举颍州刘氏。”

译邵宗元传 邵宗元字元汭，是徐州人。明崇祯末年，任保定府同知，代理掌管府印。十七年春，流贼李自成攻破居庸关，将要进犯京师，保定人震惊恐惧。邵宗元与总监方公正、原光禄少卿张公罗彦纠集乡兵二千人，登上城墙防守。不久，督师阁部李建泰退兵抵达保定，谋划进入城中。守城者不让他进。李建泰不得已，派监军御史金公毓峒与城上守军结盟，才得以率领部下士卒一百多人进入公署。此前李建泰曾与贼军交战，暗中已经有了异心，而邵宗元等人都不知道。后来李自成攻陷京师，派伪将刘方亮奔赴保定。刘方亮把劝降书射到城上，诱使投降，详细说明京师覆没、保定成为孤城而无援的情形。李建泰得到书信后把它藏起来，催促召集众人在公署议事。众人渐渐聚集，李建泰从容地说：“各位也听说京师发生变故了吗？”众人说：“私下听说了，但还没有确实了解。”李建泰于是拿出贼军射来的书信给大家看。众人正传看书信，邵宗元后来到达，看见后勃然说道：“我们承受国家厚恩，应当以死报答，怎么能厚着脸皮向狗猪求活呢？” 当时知府何公复刚刚到任，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府印，印章仍在邵宗元那里。李建泰便说：“我想取得您的印章，用印章文书替保定数万户百姓请求活命，否则他们必定遭到屠杀，怎么办？”邵宗元于是泪流满面，掩面不说话。过了很久，他又大声说：“先前知府来了却没有接受印章，我之所以没有坚决推让，是因为守城的主张由我首先提出。现在即使知府来争夺印章，我也不会给他，何况阁部将要抢取它交给贼军呢？”于是他指着李建泰一一斥责说：“唉，我邵宗元不过是江北的老贡生罢了，地位不过郡丞，庸碌无能，不值得一提，尚且不忍背弃君主苟且偷生。阁部本来是科举中的名列前茅者，接受任命做到将相，即使不爱惜自己，难道独独不记得出师时皇帝亲自到正阳门为您祖饯，把您同武侯、晋公相提并论吗？如今竟然丧失良心到了这种地步！”李建泰瞪眼无言以对，而他的部下大声喧哗，想杀邵宗元。邵宗元急忙把印章扔在李建泰面前，说：“任凭你去做吧。”于是拔出佩刀要自刎，有人把他抱住。邵宗元哭泣，众人也哭泣。最后张光禄、金御史到来，又取回印章交给邵宗元，互相带领着走出公署。李建泰独自留在公署中，仰天叹道：“唉，我只是替保定士民打算罢了；这一举动之后，将没有一个活口了。” 李建泰只在夜里用绳索放出自己的亲信，暗中与贼军约定投降。第二天，城池失守。邵宗元于是带着印章投下城去，被群贼抓住。贼军搜出他的印章，想要夺走，邵宗元大骂他们，坚决不给，于是被贼军杀死，手里仍紧握印章不放，贼军砍断他的两根手指把印章取走。张公罗彦和何知府也都死了。张光禄兄弟及其妇女二十多人也全都死了。而李建泰最终率领部下投降了贼军。李建泰投降后，又派使者拿着一支箭去招降金御史。金御史一边逃走，一边亲手折断那支箭，厉声斥责使者。有个穿绿衣的贼兵跟踪御史进入三皇庙，御史出其不意，挥拳迎面殴打，贼兵被打倒；御史于是抱着监军印，急忙奔到庙前的古井中，也死了。几年以后，保定人建祠祭祀这些为国事而死的人，邵宗元也在其中，享受血食至今。汪琬说：“甲申之变时，保定据守孤城，比京师晚五天才失守。以死殉国的人很多。诸生陈禧有《上谷纪事》，记述得很详细。我唯独仰慕邵宗元斥骂李阁部的话，正直慷慨而雄伟，所以把他的始末大略写成这样。”

译江天一传 江天一字文石，是徽州府歙县人。年少时父亲去世，他侍奉母亲并抚养弟弟天表，天性极为孝友。他曾对人说：“士人如果不能树立品行，就一定写不出文章。”前明崇祯年间，县令傅岩认为他的才华非凡，每次考试总把他列为第一。三十六岁时，才补为诸生。家里贫穷，房屋破败，他亲自铲土筑墙居住，屋顶瓦片也不完整。盛暑时便暴露在酷日下；下雨时屋内淋漓，蛇在其中盘伏，他有时张开破伞遮蔽自己，家人又怨又叹，而江天一仍夹着书自若地吟诵。江天一虽然以文士闻名，却深沉多智，尤其受到同郡金佥事金声的知遇。当时徽州人多盗贼，江天一正协助佥事金声运用军法，团结乡人子弟筹划防守。后来张献忠攻破武昌，总兵官左良玉向东逃走，部下的狼兵在道路上哗变，所到之处焚烧抢掠，将要抵达徽州，徽州人震惊恐惧。佥事金声谋划前往抵抗，把这件事交给江天一。江天一头戴刀帓，黑夜骑马，率领壮士奔驰数十里，在祁门与狼兵激战，斩杀大半，全部夺取他们的马匹、牛只和器械，徽州因此得以安定。顺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已经被攻破，各州县望风归附，而徽州人仍替明朝拒守。六月，唐王藩在福州自行即位，听说江天一的名声，授任他为监纪推官。此前江天一对佥事金声说：“徽州是形势险要之地，各县都有险阻可以凭借，只有绩溪县一面正当交通要道，地势平坦开阔，应当在那里筑关，多派军队据守，使它与其他各县形成犄角之势。”于是筑成丛山关。后来清军攻打绩溪，江天一日夜率援兵登城防守，一点也不懈怠，间或出城迎战，杀伤敌我大致相当，就在这时。清军用少量骑兵牵制江天一在绩溪，另从新岭进入。守岭的军队先行溃败，城池于是陷落。大帅急切悬赏捉拿江天一。江天一知道事情已经不可为，立即回家把母亲托付给天表，出门大喊：“我就是江天一！”于是被捕。有认识江天一的人想释放他，江天一说：“你以为我害怕死吗？我如果不死，恐怕还会牵连全族。”他在营门遇见佥事金声，金声看着他说：“文石，你有老母亲在，不可以死。”江天一笑着辞谢说：“哪里有和别人共同做事，却独自逃避他的困难的人呢？先生尽管放心，不要替我母亲忧虑。”到了江宁，总督想不追究江天一，他却昂首说：“替您打算，您不如杀了我。我若不死，必定重新起兵。”于是被押到通济门。到达后，他大声呼喊“高皇帝”三次，面向南方拜了两拜，随后坐下接受刑罚。围观的人无不叹息流泪。过了几天，天表前去收取他的尸体安葬，佥事金声也在这一天死了。当狼兵被杀时，凤阳督马士英震怒，弹劾徽州人杀害官军，准备把佥事金声置于死地。江天一替他携带辨明事实的奏疏到宫阙上呈，又作《吁天说》，流泪向权贵申诉，这件事才得以昭雪。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江天一前后治理乡兵三年，都在佥事金声的幕府中。当时幕府中号称懂军事的侠客有数百人，但金声唯独推重江天一，凡是内外机密军务都取决于他。后来江天一终于与金声一同死去，即使古代忠义壮烈之士也没有超过他们的。我从翁君汉津那里得到了他的始末，于是替他作了这篇传。汪琬说：正当前朝灭亡之际，新安士大夫中为忠节而死的，有汪伟公、凌駉公和佥事公三人；而汪天一却以诸生的身份殉国。我听说天一游历淮安时，淮安有个民妇冯氏，剖取自己的肝来救活婆婆。天一征召当地名士为她作诗文和表章，想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最终没有办成。大概他就是这样喜欢奇异、崇尚意气的人。天一原名景，另自号石，嫁给了樵夫翁汉津。《史兆斗传》史兆斗字辰伯，他的祖先是吴江人。有位处士史鉴，曾同吴文定公吴宽以平民身份交往，因学识广博而知名，学者称他为西邨先生。后来迁居长洲。兆斗成为诸生后，仕途不得意，便弃去功名，努力学习古学，尤其广泛通晓前明典故，下至旧日世家遗老的遗风逸事，无不熟记于心。有空闲时便同人拍掌谈说，整日整夜也不疲倦。他年轻时，士大夫已经争相以他为宾客了。他尤其喜欢收藏书籍，所购买的多是秘本，有些还亲手抄录，积累到数千上百卷。他居住的书斋空寂萧然，只以校勘书籍为事。偶然有所心得，便写成小字楷书批注在书眉上，每卷都有。早在我尚未中进士时，就已经认识兆斗。兆斗谦逊自下，把我看作平等朋友，从未以长者自居压在我之上。乙未年秋天，我考中进士归来，兆斗多次来访。我当时已经八十多岁，潦倒失意，不事修饰，面色苍老，胡须很长，衣服朴素粗野。他面对我时庄严得如同一幅图画。他向来不喜欢饮酒，我只为他摆设肉食而已。然而他的议论滔滔不绝，仍不比平日减少。他为人刚正直率，见到轻浮浅薄的少年，常常斥责他们；即使对方内心惭愧、脸色发红，他也不顾忌。因此受到士大夫的敬重，也因此招致别人的嫉恨。但他唯独喜欢我，曾说：“您的文章一定会流传后世。不过我听说从前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都因担任学使而著名，您如今能不能做这个官呢？”我正惭愧地推辞说自己没有才能，兆斗却掀须大笑着离开了。后来我因回访致意到了他家。他家在偏僻小巷中，我让车马随从停下，徒步进去，在堂下拜见兆斗。兆斗亲手把我扶起来。临行时，他告诉我说：“《长洲县志》绝不称为志中最难写的，是人物。我删削订定这部志书已经很久，如今老了，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应当把它交给您。”后来这件事终究也没有办成。三年后，我将要进京，兆斗前来告别，从袖中取出果品和饼食送给我。我深深感受到他的情意，从此以后便不再互通音问。过了一年，金秀才谷似写信来告诉我：“兆斗年老有病，已经去世了。”唉，虽然已经没有年高德劭的老人了，却还留下了典范。兆斗一死，吴中的文献也由此断绝了。兆斗在世时，正值明神宗初年，曾亲自侍奉刘侍御凤、王校书穉，登门接受他们的学问，因此他的方正严峻、阔步直行、敢说正论，仍有前代贤人的遗风。自天启、崇祯以来，后生小子喜欢说剽窃而没有根据的话，捆束书籍却不阅读；每逢聚在一起谈笑，远远看见兆斗来，便多次惊异躲避，有时甚至把他讥讽嘲笑为迂腐荒谬，这样的人也偶尔有。这使我不能不感叹。兆斗贫穷而没有儿子，便以侄子某人为后嗣，晚年依附在他家中。兆斗死后，所收藏的书籍全都散失不存了。按：金秀才名式祖，是我的表弟，也一向熟悉并了解兆斗。

译《杨顾两先生传》杨先生名彝，字子常，是常熟唐墅里人。年轻时同郡的顾先生先后补为诸生，两位先生相互亲近友善，都通晓经书、修饰品行，珍重并崇尚气节；每次考试各自都取得高等，当时人并称为“杨顾”。据说顾先生出生时，他的母亲陈氏梦见神人赐给她一只石麒麟，所以给他取名梦麟，字麟士。他是吴丞相雍的后裔，世代居住在太仓双凤里。明朝万历、天启末年，读时文的士人喜欢倡导新说，背离传注；两位先生慨然想着振兴这种弊病，彼此讲论辨难，竭力阐明先儒之学。远近接受他们讲经、称为弟子的人，曾经不下数百人。吴中各位名士兴办文社，名叫应社，两位先生都在其中。各位名士及其门下弟子，往往遵用两位先生的学说，接连考取科第，而两位先生最终一直沉浮于学宫之中。顾先生仅考中应天乙榜，援例进入国子学。杨先生以岁贡生身份授任松江府学训导，任职五年，升为都昌知县，却因病推辞没有赴任；顾先生也始终没有来得及做官。然而他们的声名正在大为轰动，凡四方贤能的公卿大夫有事到吴中，必定请求同两位先生相见，按照宾主相等的礼节交往；宾客纷纷而来，登门却不能见到他们，便以为羞耻。东阳张国维公巡抚三吴，听说两位先生的名声，多次亲自前去拜访礼敬，又聘请顾先生做自己儿子的老师。然而顾先生严肃正直，除了注释书籍、讲说经义之外，从未稍微以私事相求。有个武官夜里带着贿赂来到，先生惊骇地说：“这是什么缘故竟来到我这里！”那人惶恐急忙离去。太仓守、鄞县人钱肃乐侯，同顾先生来往非常融洽，也让自己的子弟向他学习；直到钱侯任期结束，顾先生始终没有因任何事情请求过他。因此钱侯入朝任职后，常在朝廷上称赞顾先生。杨先生自明朝灭亡后就闭门不出，有贵人前来投递名帖，他在门外徘徊多时，始终不能见到先生，只得叹息离去。大概两人的耿介正直很相似。此前明朝末年推行征召举荐的制度，张公和提学御史极力想推荐两位先生以响应诏令，两位先生异口同声地坚决推辞，来往劝说了四次，知道无法改变他们的意志才作罢。本朝顺治初年，有人冒用顾先生的姓名，前往拜访当权贵人；贵人不知道他是冒充的，于是厚礼接待，还授给他官职，直到府通判。杨先生先得到消息，写信告诉顾先生。顾先生安然说：“我就是我，他难道能玷污我吗！”最终没有揭发这件事，当时人推许他为厚道长者。顾先生比杨先生小两岁，六十九岁时于顺治十年去世，又过了八年，杨先生才去世，享年七十九岁。两位先生的性情都孝顺友爱，尤其喜欢救济他人的急难。杨先生遭逢母亲去世，吐血数升，直到丧期结束都戒绝酒肉；他抚养孤侄，处处尽到恩情。年轻时侍奉过的老师去世后，他独力为老师办理殡葬，还替老师的子女筹办婚嫁。邻人有时侵占杨先生的屋基地址，他置之不理，不与人争执。顾先生遭逢母亲去世，守礼也同杨先生一样。崇祯年间，吴中连年发生严重饥荒，米价大幅上涨。顾先生首先倡议富家煮粥来救活饥民，对人说：“我家并不富裕，只是勉力行善罢了。”两位先生终身努力学习。杨先生做诸生时，每到暑夜苦于蚊虫，便把双脚放进大瓮中来读书。晚年眼睛失明了，仍请朋友在身旁为他读书。他给诸生讲说，一定连日连夜；顾先生年老多病，也总是手拿一本书，躺着阅读，从不轻易放下。顾先生尤其喜欢著述，编纂有《四书说约》二十卷、《诗经说约》二十八卷、《四书十一经通考》二十卷、《织帘居诗集》四卷，又重订《说约》二十卷、《织帘居文集》四卷、《中庵琐录》一卷、《韵珠》四卷、《双凤里志》八卷。杨先生当时正在编写《次大全节要》一书，等看到《说约》流行于世，便对顾先生说：“您的书也就是我的书。”于是删去了自己的稿本。两位先生都擅长诗歌。杨先生的诗大多没有保存下来，现存《怀旧诗》一卷。同郡有一位擅长作诗的人，作序评论顾先生的诗，把他同陶南村、龚安节二人相提并论，吴人都认为恰当。诗集中和陶渊明的那些篇章，尤其受到当时人的传诵。杨先生有儿子诸生杨静，另有庶出子杨绪，都早夭。顾先生有儿子顾▯，字伊人，也擅长诗歌，曾编纂《虎邱新志》，我极力称赞他，当时正开始闻名于世。旧史氏说：“我听说杨先生身材高大挺拔，骨骼棱棱，衣服都仿佛不能承受他的身形；顾先生面颊丰满，胡须飘拂，他的议论尤其和缓婉转，听来悦耳。两位先生生在同一郡，长大后同学，于是共同在当世享有声名。直到今天，天下谈论经学的人，大多尊奉他们。可惜我没能到他们门下游学。因此仿照班固为楚国两位龚氏作合传的体例，为两位先生合写此传，以记录前人的风范，等待后来的良史采录。”

译《彭公子籛传》彭公名而述，字子籛，是河南邓州人，世代居住在禹山之下，自号禹峰。他卓异不凡，胸有大志，读书不拘泥于章句，写诗作文提笔便能完成。曾对人说：“男子汉幸而得志，应当奔驰于边塞，取得封侯的印信，像前代威宁、靖远两位王公那样建功立业。如果没有遇到机会，那么闭门写成几十卷书，也足以自豪了。”他在前明崇祯年间考中进士。此前他还是举子时，正值张献忠占据谷城，谋划率领所部投降。督师熊文灿听闻公的名声，派使者携带金帛聘请公去刺探张献忠。公策马独骑，用马鞭敲打贼军营垒的门，大声呼喊说愿意见主帅商议事情。见到张献忠后，他详细陈述顺逆利害来震动他，贼军因此丧失气势，想留下公，但公不答应。回来后，他请求私下劝说文灿：“您也知道贼人的真实意图吗？”文灿问：“怎么样？”公说：“贼人并不是害怕我们而投降，我推测他们的意图反复无常，大概是想借此使我军放松警惕。如果赶快乘他们懈怠时，以大军逼近进攻，那么张献忠不过是锅里的鱼、砧板上的肉罢了，您难道没有这个打算吗？”文灿惊愕而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公又劝说道：“如果迟疑对付贼人，大军长久不出，必将被张献忠欺骗。” 文灿的脸色稍稍安定下来，才回答说：“朝廷正办理招抚，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公说：“不是这样。古代将军得到在边外专断行事的权力，如今您亲自掌握节钺，却反而狐疑不决；一旦身败名裂，给天子留下忧患，到那时后悔怎么还来得及呢？希望您慎重考虑。”文灿最终没有听从，公辞谢离去。张献忠果然反叛，文灿也终于未能免祸。公出仕后授任阳曲县令，遇母丧服丧。这时李自成攻破北京，中原大乱，公秘密渡过长江，于是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再做官。顺治初年，英王率军抵达湖广，查访得知公的所在，上疏推荐公为提学佥事，晋升参议，分守永州道。当时定南孔壮武王平定湖南后，正准备出兵西征，又推荐公巡抚贵州，给他三千兵先行，进入靖州。刚到靖州，陈友龙便叛乱。友龙原是投降我军的伪总兵，此时带着全部党羽数万人反叛，把州城包围了十多层。公夜间打开西门，在南山下扎营。将要天亮时，天空忽然大雾，贼人的炮火和箭矢射中公的马腹，公扶着马鞍神色自若，慢慢回头对部下诸将说：“贼人虽多却不整齐，可以乘着大雾出其不意地打败他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谁能替我前去？”于是拍着偏将张自强的背说：“你是健壮的勇士，应当前去。”随即叫人取酒，命令准备大酒杯，亲手给他斟酒，让他率领一百名骑兵作为前锋，横冲友龙的阵势，敌阵开始动摇。公亲自率众跟上，贼军将要溃逃时，副将贺进才突然战死，城中的守兵又大声喧乱，关闭城门，想同友龙会合。公侦察得知此事，便率部撤退进入宝庆，报告定南王，请求增援。王派副将熊嘉梦率三千兵增援公。公于是同贼军在紫阳河上相持，一年多。公原属的永州府被贼军攻陷，巡按御史弹劾公没有救援，公被免官离去。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不是公的罪过，都为他惋惜；但公反而闭口不为自己辩白。从此在乡里沉浮了十年。尚书王文通公有知人之明，曾读过公的诗文，后来在京师见到公，叹息说：“有这样的才干却不能任用，是宰相的过错。”特意上疏朝廷说公可以重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当时洪文襄公正在长沙设立经略府，于是命公前往经略军前。公身高八尺多，胡须美盛，仪表相貌十分伟岸，咳嗽声像洪钟一样。公善于饮酒，酒兴浓时便为人讲说古今成败兴亡的缘故，口中叙述，手上比画，议论生动活泼。因此多次受到诸王公的敬重。接受军前任命后，公独自乘船到文襄公幕府，穿着戎服，佩刀，按照军礼入见。他还绘制黔、楚山川形势，把战守方略一并陈述献上。文襄公非常称许他，补授衡州兵备道，升为副使，掌管云南右布政事。调任广西参政，分守桂林道。獞贼莫扶豹聚众抢掠永宁，没有一天停止，两江地区都受到震动。公说，用军队进攻贼人，不如让贼人进攻贼人；用王师进攻贼人，不如用土兵进攻贼人。于是任用始龙，让原来的土司覃法欧担任向导，又发檄文给永宁知府史赞勋，招募数百名土兵，率领他们同参将马甲、游击陈乙分路进攻。莫扶豹逃窜，追赶到酉山把他打败，又在武宁的麻冈再次打败他。公于是撰写论说陈述作战事宜：“贼人有三件难以攻破的地方，有四件可以擒获的条件。山路险峻狭窄，只能徒步单行，像鱼贯一样前进，不能长驱直入取得胜利，这是难破之一。贼人赤脚登山坡快如飞鸟，临到崖顶便转身落下悬崖，像走平地一样；他们出没在草丛之间，即使蜥蜴、猿猴也要让他们的敏捷，这就是难破之二。贼人行走不经过正路，有时披荆斩棘，有时踏过险峻的山岩，有时从沙地、水沟、石沟中经过，无法追踪，这是难破之三。然而自从酉山、麻冈两战以后，被胁迫跟从的人已经像鸟群一样四散，死党不过几十人，这不过是挺身走险，他们还能有什么作为？这是可擒之一。我军已经占据贼巢，贼人裹带粮食向西逃窜，屈指计算粮食就会吃完，靠草根树皮，又怎么能长久支持？这是可擒之二。▯山五六百里，有三十多处关隘，处处设置险阻，严密派兵控制防守；即使想夺关而出，冲破包围也实在困难，这是可擒之三。” 计谋穷尽、力量疲敝之后，他所能依靠的只有逃跑这一条上策。我军就地取粮于敌，能够长久困住他，使这个贼人一天不得行动，官军便一天不撤退，这是可擒之四。运用这四种可以擒敌的方法，针对那三种难以攻破的险势，消灭这个首领，不过是早晚的事。”不久莫扶豹被擒获，公因功升任贵州按察使。平西吴王将要征讨水西，公写信给王说：“乌蒙、乌撒、镇雄、东川四府同水西互为唇齿，土司陇安藩又同安氏结为姻亲。如今四府虽然名义上归附，然而仍有狼子野心，势必要顾惜自己的同族。凭水西的强盛，如果再让安藩使四府归附安氏，那么安坤就很难控制了。计策不如席卷四府，先斩安藩，然后西南才可以没有忧患。”听到这番话的人都没有加以省察。后来平西王杀了安坤，果然如同公所筹划，于是公升任广西右布政使。王一向礼遇看重公，又推荐公任云南左使。公从军二十年，所见军中那些贵人，大多只是自己的后辈，自己却只低头办理钱粮，颇为郁郁不得志。于是感叹说：“我老了，立功、立言两件事最终都没有成就；与其在军马之间奔波，哪里如退下来著书，以此娱乐晚年呢？”

译于是写作《归田记》，并向王请求说：“我在西南效力已经很久，希望请求退休，回到乡里。”王知道公的心意，仍勉强安慰挽留他。但正好有诏令召公改调，公于是启程。走出省城三十里后，一夜之间无病而死，年仅六十岁。公性情洒脱，不易同人相合，却喜欢奖掖诱导他人；为人善良，喜欢以豪侠自许，不屑于繁琐文饰和过分谨慎。他所学尤其长于史学，在军中稍有空闲便喜欢阅读各部史书，因此发为诗文，起初从未刻意摹拟他人，然而文辞气势雄浑壮丽，能使读者想见其为人。儿子六人：始起、始骞、始奋、始超、始搏、始凯。始起考中武进士，始骞也因公的缘故任贵州黄平知州。始奋、始搏尤其擅长诗文，有父亲的风范。汪琬说：“我曾听说公考中进士时，明愍帝正急于求取文武人才。有一天皇帝驾临天坛，召集各位进士考试骑射。公相貌本来就魁梧，观看的人都注目于他。等到他张弓跃马，九次发箭九次命中，所有进士都没有人能赶上他。愍帝大为高兴，想破格任用公。但公知道明朝将要灭亡，于是上章辞谢。公大概不只是才略胜人，他很早就已经能够察知事变的征兆了。因此最终受到这样的知遇。” 本朝能够跻身开国名臣之列，难道不是伟岸的大丈夫吗？《节孝王先生传》康熙十二年七月，前吏部考功清吏司员外郎节孝王先生在家中去世，大概是因为哀毁过度的缘故。他是怎样哀毁过度的呢？此前先生在京师，听到母亲孙太宜人的讣告，便在堂上设灵位，日夜捶胸顿足，倒地昏厥后又苏醒，几天不肯喝一勺水、吃一粒米。先生平素体弱，亲友私下里有人为他担忧。有位曹君某写信劝解先生。先生说：“不孝正逢这样的重大丧事，却远在千里之外，凡是先太宜人入殓所需的物品，都没有能够使用；至于能否尽到诚信，哪里还敢谈奉禄奉养呢？我暗自深深悔恨这件事，悔恨越深，悲痛越深；今天的悲痛，大概是因为有来不及尽孝的过失，而不仅仅是没有过失却悲伤罢了。”从此便病倒了。等到奔丧回家，半夜哀号，家人全都不忍听闻，枕席上到处都是斑斑血迹。病情更加严重，医生有人说他的心血已经耗尽，只有猪肝可以补养心脏。先生拒绝说：“我宁可守礼而死，也不要越礼求生。”大概距离太宜人的小祥还不到二十天，先生便去世了。他遗命早晚祭奠，只摆设白粥和清水，舍弃酒和肉干，家人遵从了他的遗命。亲友哀悼先生因孝而死，私下为他谥号“节孝先生”，享年四十八岁。《礼记》说：“节制哀痛、顺应变故，君子还要追念事情的起始。” 像先生这样循循然遵守礼制，未尝没有节制；但他抱持羸弱的疾病直到死亡，即使说他是不幸，也可以；哪里能同伤害本性的人相比呢？《礼记》又说：“父母的丧事，可以从仁者身上观察他的爱，可以从智者身上观察他的礼法，可以从强者身上观察他的志向。”孝子、悌弟、贞妇，也都可以由此考察出来。那么先生的孝、友、仁、智，在这件事中已经全部显现了。想要观察先生，除了这里还能到哪里去呢？先生名士禄，字子底，自号西樵山人，考中顺治乙未科进士。他为人清正耿介而有操守，从小便以文章闻名，尤其擅长诗歌，晚年更加专心研究六经。他评论伪《诗传》说：“近世流传的子贡《诗传》、申公《诗说》，都是伪书。”明代有鄞县人丰道生，喜欢编造伪书，自称他家有一本《鲁诗世学》，是远祖稷传下来的，实际上是他自己编写的。他又作《诗传》，假托为子贡所作，以此作为根据；而所谓《世学》，似乎又同它相互阐发，大概是想让《世学》同《诗传》的关系，像《毛传》同郑玄《笺》相对于《诗序》的关系一样，以显示有所本。后来有个妄人依傍《诗传》另撰《诗说》，体例类似《小序》，说法同丰氏完全相同，只是篇次略有不同。道生叙述《诗传》的源流，又诡称它的出处，说魏正始年间虞喜奉诏摹刻石经，后来宋代王子韶开河时得到此书；他的说法最为支离，而当时各位名公却没有察觉，郭子章把它刻在楚地李氏处。维桢作序，意见也不一致。我怀疑只有道生同郡的周应宾著《九经考异》，辨析得特别详细。不过即使没有周氏，这部书是伪书也显而易见。凡古书的源流、存亡、真伪，《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后来的郑樵《通志》、马端临《通考》等书，都可以查考核对。《汉书·儒林传序》记载各家传授尤其详尽，却没有一句提到子贡《诗传》。考察《虞喜传》，也没有奉诏书写石经的事。只有申公传授鲁诗，《汉书·艺文志》记载《鲁故》二十五卷、《说》二十八卷；《隋书·经籍志》明说它们亡于西晋，怎么可能到今天还保存着呢？而且卷数也不相合。所谓《说》，大概就是毛氏旧日训诂一类的书，必定不会采用《小序》的体例。至于《诗传世学》的伪造，穿凿附会、掩饰痕迹，清楚可见。例如《诗传》的篇目在郑玄旧说中缺少《狡童》一篇，却另列出《麦秀》一篇，说“子良劝谏采用狂狡”等等；《世学》却取《箕子·麦秀》一歌作为这一篇的首章，大概因为两首诗都有“彼狡童兮”一句，所以硬行牵合。《诗传》在郑风中又缺少《东门之墠》一篇，却在《王风》中另列《唐棣》一篇；《世学》于是取《论语》中“唐棣之华”四句作为这一篇的首章，大概因为《唐棣》中有“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这样的句子，而《东门》首章有“其室则迩，其人甚远”，第二章又有“岂不尔思”，所以牵强附会地合并起来。它又喜欢借用春秋时期的事情来作解释。例如《陈风》因为《小序》说《株林》一篇是讽刺陈灵公淫乱于夏姬的事，于是便把《墓门》说成是泄冶讽刺灵公淫乱，又说《鹊巢》是国君夫人忧虑泄冶，《泽陂》是国人为泄冶悲伤。其他奇异说法尤其多，大都把《春秋》的事情同诗句牵强附会。那些义理说得好而又同毛传、郑笺不同的地方，也只是暗中抄取诸家，并不是有所传授。这部书本来不足以欺骗后世，然而凌濛初作《传诗》时，正好竟把《传》排在《序》之上，认为端木赐长于西河。邹忠胤作《诗传阐》，也往往依据《传》来攻击《序》。姚氏《诗疑问》引用《传》的说法同《序》并列，于是好像《诗传》果真出自子贡之手。我担心后世会因此受惑，所以记述其大概。先生的著述很多，这一篇尤其写得好。至于他的官职、门第和世系，详载在他的同母弟弟贻上所作的年谱中。汪琬说：“我同贻上一起考中礼部，又同先生一起考中进士。后来我们先后在京师做官，彼此友好。大家聚居饮酒时，贻上议论纵横、意气风发，而先生独自恭谨谦逊，从不妄自说一句话。我本来就知道他是笃实行义的君子。”起初，我因生病请假，先生赶来探视我的病情，依依不舍，不忍离去，还和作我的《遮字韵》诗来赠送我。直到今天，我还把他的手迹收藏在箱子里，只是顾先生已经再也见不到了。因此为他写下这篇传记。” 《御史王公传》【附赞】

译公名与▯，字百斯，是山东新城人，浙江右布政使王象晋的次子。考中崇祯元年进士，选任翰林院庶吉士，出任湖广道监察御史。曾上疏抗议弹劾总兵官邓玘，大意说：邓玘自从用兵以来，淫乱污辱、抢劫掠夺，每次作战都把杀害良民冒充战功；这样败坏军纪的人，把他放在军队中，正像稂莠妨害禾苗、虎狼吞噬生物一样，造成的祸害最大。恭请罢免他的兵权，依法审查处死，或许杀一个人而使千万人畏惧。当时掌握兵权的人正横行无忌，邓玘又是内阁大臣的私人，奏疏上报后大大触犯了内阁大臣的心意，公被贬为江西按察司知事，回到家乡，从此不再出仕。十七年三月，流贼逼近京师，公听闻此事，流泪哭泣，不肯进食，亲自写下墓志草稿，最后拜别父亲布政公，进入内室沐浴，和妻子于孺人、儿子士和关门一同自缢而死。遗命要求迅速安葬。士和字允协，是县学生。起初公寻求死节时，家人有人用含蓄的话劝士和，希望他乘机加以劝解，士和不为所动，还说：“这是世间的好事，你们何必絮絮叨叨地劝说呢？”于是作了一篇绝命辞，大意说：“悲痛我生不逢时啊，上天灭亡了我所奉立的君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可叹世道混浊啊，为什么四维不能张立？那些反过脸来侍奉仇敌的人啊，正让臣子和妾妇都来不及顾及礼义。想要容身却没有地方啊，愿意跟随我的亲人到帝乡去。” 世祖章皇帝平定天下以后，下诏命礼官把甲申年死难诸臣的事迹始末上报，为他们亲临致哀。朝廷长叹息，特意下令赐予谥号，宣布交付史馆记载，这是非常盛大的典礼。总共获赐谥号的有二十三人，而公因为被降职后居家，唯独没有参与其中，议论此事的人直到今天还为他惋惜。唉！镇守疆土的大臣，就应当死在疆土上；辅佐社稷的大臣，就应当死于社稷。至于官职已经被贬、本人已经退隐的人，本来确实没有守护疆土社稷的责任了。当时即使入山蹈海，做一个世间的逸民遗老，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公却泣血饮恨，慷慨杀身，这是多么壮烈啊！所以我说，公死节已经很难得，引导妻子和儿子一同赴死，更加难得。我的朋友王子贻上，悲痛于从父的事迹没有被朝廷听闻，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读到绝命辞，尤其为之潸然流泪。因此把它完整记载下来，接着作赞。赞说：我已经写完这篇传记，贻上又写信给我，叙述公听闻变故后，曾拿砒霜服下，却没有死；两次投水，也都被救而未死。伪县令贾三俊来到后，公求死更加迫切，便同于孺人在室内一起上吊；又把绳子系紧仍未死，家人于是共同守着他。公等到守护的人稍稍松懈，便上吊而死。下葬时，前来哭吊的有几千人，贾三俊也来了，众人愤怒，争相想上前捉拿他，三俊策马逃走，才得以免脱。贻上所叙比传记中稍微详细，因此一并附记在后。愿意做贤良之臣，不要做徒有忠名之臣。从前贤人所遭遇的时世，距离昌盛之时已经遥远。公任职御史，犯颜直谏，敢于批逆鳞，正直敢言，从不顾惜自身。那些小人，伏在暗处等待逞凶，一次冲击便将公置于死地；这不是人的力量，实在是天命。明朝政治纲纪败坏，门户之间喧嚣争斗。盛极必衰，阳气屈伏而阴气伸张，恶人像鸱鸟张翼，群小如蚂蚁聚集。只有这些黄巾贼，无论大小，都瓦解土崩。上天倾覆，太阳衰微，宗庙社稷因此沦亡。公为此悲痛，仰面呼唤苍天；群臣却拜伏犬豕，屈膝苟且偷生。公以此为耻，于是臣子为君主而死，妇人为丈夫而死，儿子为父亲而死。啊！天地间的精气聚集在公一家，希望告诉太史，不要让这些事默默湮没，不应连一字也不记载；这样可以告慰地下的公，可以劝勉大节，可以激励衰颓的风俗，同天地长存，像日月一样常新。赞辞说：愿意做贤臣，不要做忠臣。从前贤人所遭逢的时代，已经距离昌盛之世很遥远。公任职柱史，冒犯皇帝的威严而直谏，正直敢言，从不顾惜自身。那些小人潜伏着等待逞凶，一次冲击便置公于死地；这不是人的力量，而是天命。明朝政治纲纪败坏，门户之间喧嚣争斗。盛极而衰，阳气屈伏、阴气伸张，恶人张牙舞爪，小人聚集如蚂蚁。这些黄巾贼无论大小，全都瓦解土崩。上天倾覆，太阳衰微，宗庙社稷由此沦亡。公为之悲痛，仰面呼喊苍天；众人却拜伏犬豕，屈膝苟且偷生。公以此为耻，于是臣子为君主而死，妇人为丈夫而死，儿子为父亲而死。啊！天地间的精气聚集在公一家，希望告诉太史，不要让这些事湮没无闻，不应一字不书；以此慰藉九泉之下，以此劝勉大节，以此激励衰颓的风俗，同天地长存，像日月一样常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尧峰文钞》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三十五，翰林院编修汪琬撰传二【共十一首】

译《蕐鳯超先生传》先生名允诚，字汝立，无锡人，考中天启二年进士，回乡后到乡里前辈高忠宪公高攀龙门下受学。一年多以后，跟随忠宪公北上，授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当时魏忠贤同内阁大臣魏广微等扰乱政事，正想把东林党人全部诛杀驱逐，凡是被士大夫指名议论的人，全都被列入党籍。先生将要起草奏疏争辩，忠宪公竭力阻止他。后来杨忠烈公杨涟因上疏弹劾魏忠贤获罪，忠宪公同各位贤臣相继离职，先生于是请假归乡。崇祯二年，先生赴京补任营缮司，监督琉璃厂，削减修缮城墙的经费数万两。南方御史上疏推荐天下清官四人，把先生的姓名列在首位，众人都认为恰当。过了很久，升任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协助郎中办事。这时温体仁在内阁，闵洪学在吏部，两人互相勾结，谋划推翻过去确定的逆案；一切是非、升降，都不符合众望。先生愤然说：“除去河北的贼人容易，除去朝中的朋党困难。我若不是以奉养母亲为理由退隐，就应当死在官职上。”先上疏说母亲年老请求退休，未获允许，于是直陈三件可惜之事、四件可忧之事，写了几千字。奏疏末尾说：“次辅和冢宰因为同乡而结党，吏部只会迎合阁臣的意旨，登门请示，昼夜不停；即使把人抬到膝上，也可以随意把人推入深渊，只看他们的欲望。甚至包庇同乡，就可以借机保举逆党；排斥正直一类，就可以借题发挥逼逐讲官。皇上厌恶诸臣欺骗，欺骗没有比这更大的；恼怒诸臣专擅，专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厌恶诸臣结党，党结没有比这更牢固的。威权和福禄向下转移，举用和罢黜也完全倒置，臣私下感到寒心。”奏疏上报后，先生两次受到诏旨诘责，于是揭发闵洪学冒功冒罪等弊端，言辞更加刚正不阿，又说：“丧师辱国的王化贞，为什么不依法处死？洁身自守、爱护百姓的余大成，为什么不加以怜恤？唐世济的党羽、逃亡之臣，为什么突然得到优厚官职？刘宗周孤忠自立，为什么不列入启事？”当时温体仁正得宠并专擅朝政，看到先生奏疏的人都替他担忧，先生自己也料定灾祸将至。然而皇帝的意旨颇有醒悟，只夺去他半年的俸禄。此后余大成获释，王化贞被诛杀，闵洪学获罪，最后唐世济下狱，温体仁也终于被罢免，全都如同先生所说。那一年先生终于以奉养母亲为由告假归乡。归乡十二年后，福王在南京自立，先生才调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不久改任验封司，到任才十三天，又以疾病为由归乡。他总共取得仕籍二十多年，在朝廷任职却不到五年。他的刚正方直，大概是天性如此。期间所上疏争辩的，大多是国家大计，但最终都没有得到施用，了解先生的人都为此惋惜。他还是诸生时，读到忠宪公关于心性、静坐等学说，便深信不疑；等到跟随忠宪公交游，学业造诣更加深厚。忠宪公去世后，先生阐发高氏之学，巍然成为东南大儒，大概是忠宪公之后唯一有此成就的人。平时闭门居家，有关官员很少能见到他的面，尤其受到巡抚都御史张国维公、巡按御史祁彪佳公的敬重。每当先生来到吴门，两位公一定先驾船前往，虚心向他咨询。此前周延儒再次被召用，经过无锡时，绕道到先生门前，并托自己的亲信传话，许诺给先生特殊升擢。后来先生在南京，马士英也像周延儒那样登门，先生都不予答谢。先生曾论经说：“《易》是圣人的本体，《春秋》是圣人的作用。”又论治学说：“处在喧闹嘈杂的时候，要经常自我收敛，经常自我镇静；处在寂静空旷的地方，要经常自我振作，经常自我生发。”他的学问所得大概就是这样。本朝顺治五年，他避难住在邹氏镇，标兵突然到来，先生因为不剃发而被捕，押送到江宁。满汉各官都聚集在那里，一起用和缓的言辞劝诱先生。先生挺立着面向南方，举手说：“二祖列宗的神灵在上，允诚的头发不能剪去，身体不能投降。”于是被杀害，享年六十一岁。这一天雷电大作，天色昏暗，风雨突然降临。看见此事的父老相互说道：“这是不肯屈服的华吏部啊。”没有人不叹息流泪。侄孙尚濂跟随先生而死，仆人薛成听说先生被捕，长久悲痛，不肯进食，在先生死前一天去世。仆人朱孝听到讣告，也号哭着站立而死。顺治十五年，县人制作神主牌位，把先生附祀在东林道南祠，学者因先生自号，尊称他为凤超先生。前史氏说：“我听说先生在朝代更替之际，偶然指着头上的头发，叹息说：‘留下这些头发必然招来祸患；然而我享受先朝俸禄，若剪去它们，死后便无法面对先帝。’由此可见他的志向早已确定。唉！忠宪公在前面以身殉国，先生又在后面保持节操；他们遭遇的变故虽然不同，但成就义节却是一样的。不辜负所学，确实可以说是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弟子。”

译《前礼部主事王先生小传》王先生名泰征，字嘉生。他的家族出自琅琊，后来迁居徽州祁门。唐干符年间，为躲避黄巢之乱，又迁到歙县。经过数代，族人日益增多，当地人称他的村子为“王千”。所以先生是歙县人。祖父赠给事中王世纲，父亲乡饮宾王文谟，都客居江陵。先生出生在那里，于是寄籍为江陵学生。他从小善于写文章，在湖广、襄阳一带声名很大。二十多岁时，曾以贡生身份到防城参加考试。有位名叫某某的前辈白君，素来知名；这时年纪已经老了。他同先生相遇，询问姓名，先生完整回答。白君生气地说：“我早已听说王嘉生的名声，估计他的年纪应当同我相当，怎么会这样年轻，难道是在胡乱说话？”后来知道果真是王先生，才大为叹服。又有一次，他醉酒登上黄鹤楼，正好各位名士正在那里聚会。先生本来就喜欢借酒使性，醉中说话冒犯众人。众人也喝醉了，争相起身问他是谁，甚至有人想打他。有人从旁认出了先生，便大喊：“这是江陵王嘉生，是你们一向仰慕的人！”众人大为惊异，于是请先生上座，同他订交。他就是这样受到敬重。先生的文章刚写成，同辈便争相传诵。因为他成熟老练，常常有人偷取他的作品，凭此考取科第离去，而先生仍然沉浮在诸生之中。过了壮年才在乡试中举，又过了七年才考中进士。出自马文忠公世奇门下，初次授官为广东吴川县知县，调任事务繁重的新防县。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补授福建建阳县知县。所到之处，都大有声誉和政绩。崇祯十七年，因政绩卓异升任礼部主事。适逢愍帝之变，终究没有赴任，回到歙县檀山隐居，闭门以教授学生为业。先生的学问，不只是擅长科举文章；对于经书、史书和诸子百家，无不深厚广博。既然居于文忠公门下，常听闻他的议论，学问更加精进。每当与人辨析论说，必定旁征博引、曲折作证，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千字，而且条理清楚。至于写在文章中的内容，更加深沉曲折，令人惊叹而又欣喜。因此，徽州的学者全都带着粮食、书箱前往跟随先生学习，每年大约有数百人。经他亲自指授后，后来取得优异名次、声名显赫的人，前后也不下几十位。先生每次出游山水之间，不带随从，有时只带一个童子，有时只是由几名门生搀扶而已。晚年脚病长久不愈，采用晋代习凿齿的故事，作《半士赋》，把自己的寓意寄托其中，夹杂着讥讽。赋中援引的材料非常广博，徽州人都传诵称述。享年七十六岁，死于家中。唉！上天生育人才，从没有具备才能却不能适用于世的。然而能够被任用的人总是很少，埋没在穷山深谷中的却总是很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假使先生肯施展自己的长处，与当时的贤者竞争角逐，未必不能与他们并肩齐足。可是他却甘愿放弃世俗，寄身于寂寞之滨，悠然游处于尘世之外，直到老死也没有得到任用，难道不是他的不幸吗？或者我听说过这样的事：从前文中子处于隋代时，他的门下有魏郑公、薛太常之类的人；吴渊颖处于元代时，他的门下有宋文宪公、王忠文公之类的人。所以他们自身虽然仕途不遇，但所造就的弟子，大多都被称为兴王之佐，后世称颂他们的师道，传了几代也没有衰落。如今先生也是如此。距离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而徽州士大夫中在朝任职的，人才济济、并列朝班；追溯他们师友学术的渊源，无不归于先生。难道先生终究比不上文中子、吴渊颖吗？那么也不能说他是不幸的。我因此仰慕先生的风范而乐于称道，便应其仲子基棠的请求，搜集遗事写成这样。岳先生传 先生姓岳，名荐，字西来，是山阳的生员。他在时文方面很有名声，但那并不是先生所喜好的。他常常独自努力钻研古学，从经传旁及诸史百家，没有不融会贯通、深厚广博的，久而久之所得更加深刻。他对人说：“圣贤精微的道理全在六经和四子书中，其中尤其重要的在《大学》一篇。”因此，他把践履实践作为实学，把体认天理作为根本，把佛、老之学视为一定要排斥的，把古代圣贤视为一定要效法的对象。他言语规矩，举止端正，即使在盛暑之中，衣冠、行动和仪态也整齐有序。当时的人都认为他迂腐而嘲笑他。明朝崇祯末年，他知道天下将要灭亡，每当饮酒至兴浓耳热，便叹息呜咽、抽泣着离去，人们又有时认为他狂放。只有与刘翁禹度关系亲善。家中很贫困，平时吃的常常夹杂糠屑，但奉养两位老人始终十分谨慎。刘翁性情豁达，喜欢豪爽的举动，先生为了使他欢娱，想尽各种办法，总怕不能合他的心意。刘翁夫妇相继去世，先生每次哭泣跳踊，几次哭得气息都接不上来。他一向强壮健康，没有疾病，到这时因哀毁过度，所以终身病弱。有一个庶弟刚出生，他的生母突然死去，恰逢先生的妻子也生了女儿，先生便让妻子抛下女儿，给他的弟弟喂奶。弟弟又患了疮，日夜啼哭不止，夫妻二人轮流抱着抚慰他，于是都染上疮毒，脓血淋漓，遍布全身。先生本来安然自处，妻子也受到感化，先生行事从未有一点怨恨。刘翁既然与先生友善，又一向敬重他的为人，便命两个儿子始大、始恢跟随他游学。先生教导这两个孩子，专以宋儒程朱之学为准则，并不只是用章句文字相互勉励。后来两个儿子都考中了进士。始恢任职吏部，曾对我说：“先生不是如今所说的普通老师，他大概是古代的经师、也是人师。”又说：“我们兄弟之所以粗略懂得学问和品行，不敢使先人蒙羞，全是先生的力量。”此前康熙六年，刘翁被授官岑溪，那里过去多瘴气，有人劝阻他不要前往。先生听说后说：“人的命运禀受于天，难道一定是瘴气之乡才能使人死亡吗？从前巢谷不怕跋涉万里，到海外去探望苏东坡；我虽然比不上古人，却愿意和您一同前往。”于是便到了岑溪，不满一年，竟死在官舍中，享年只有五十一岁。先生没有儿子，很喜欢作诗歌，门下弟子想把他的稿本收藏起来，先生不答应，说：“人只看实际践行得怎么样罢了，哪里用得着这些区区小技呢？”他又曾经写文章阐发经史之说，写成后随即也毁掉，始终没有人能够窥见他的学问境界。刘翁撰写《岳先生传》，我删削整理其大意如下。旧史官说：“岑溪翁称述先生时，认为他的地位太低了。他说，著述应当列入《文苑》，经学应当列入《儒林》，操守坚定正直则应当列在《独行逸民》之首。后世成为良史的人，将把先生放在什么地方呢？”我很惭愧岑溪翁说了这番话。然而先生的言行风采，四方本来没有人知道；如果没有岑溪翁父子，又将从哪里取得凭证来相信呢？所以我把它详细记述下来。

译文文肃公传 文公名震孟，字文起，祖先世代是衡州人，从衡州多次迁徙，才定居苏州。有个名林的人，和他的弟弟森先后考中进士。文林官至温州知府，文森任巡抚都御史，于是文氏家族开始兴盛。文林生翰林待诏文徵明，文徵明生国子博士文彭，文彭生卫辉同知、赠左谕德兼侍讲文元发，文元发生下了文公。二十一岁时，凭《春秋》经参加应天乡试，前后十次参加礼部会试。天启二年才考中会试，殿试列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当时熹宗年幼，太监魏忠贤专权，群小相继掌权，正要下令禁止讲学，谋划把东林党人全部驱逐。文公于是上疏请求劝学勤政，言辞触犯魏忠贤。魏忠贤发怒，指摘奏疏中的文字，认为是在嘲笑讥讽自己。有旨将要杖责他，阁臣极力营救，改为降官二级、调往外任，于是他骑着跛马回乡。文公一向与外甥姚文毅公希孟以及同乡周忠介公顺昌友善，志向节操大致相同。他在东林诸位先生中辈分很低，但风采和议论却多有仰慕追随之处，因此群小争相指称他为党魁。回乡后，周忠介公已经被捕而死，文毅公又因事被削职，文公日夜害怕自己不能幸免，预先向家人诀别，等待缇骑到来就自杀，幸而没有遭遇祸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不久，一个狂妄男子作《步天歌》，用来寄托讥刺，厂卫将他捕获后，便锻造狱辞，命他牵连文公，文公也因此被削除籍贯。崇祯改元，荐举起用为侍读，不久晋升左中允、左谕德，充任日讲官，屡次升至左庶子、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纂修《熹宗实录》，日讲仍照旧进行。文公在讲筵中，看到皇帝聪明明察过甚，而众臣正因门户之见互相倾轧，没有人能够真正打动皇帝的心，所以每次临讲都反复陈说，务求联系时事来讽谏。皇帝往往改变面色，赞许并采纳他的意见。不久皇帝察觉文公刚正忠诚，议论对于国家有益，在选择宰辅时，曾说：“文某倒是很好。”起初讲筵在五经中废置《春秋》，《礼记》也不讲；神宗正下令讲《礼记》，到这时又下令讲《春秋》。阁臣温体仁等一向不喜欢文公，而《春秋》非专门精通的人不能讲。文公年轻时就研习这部经书，是其中的大师，温体仁不得已只好让文公奉诏讲授。讲到“宰咺归赗”时，这是《春秋》所载的凶礼，按惯例应当避讳，皇帝命他补写讲章进呈阅览。文公于是推阐《春秋》的义理，极力说明宰咺身为六卿之长却破坏法度、扰乱纲纪，这种事情从王朝开始就发生了，正是任用这种人的结果。皇帝十分赞叹，下谕各位讲官说，以后凡应当讲授的内容，都要依照这种方式推阐。朝廷更加知道文公将要受到重用。第二年，朝廷推举阁员，文公资历尚浅，不在推举之列；皇帝特地下令吏部把文公的年籍和履历取来呈入，于是授任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文公任史官时，正值北方军队刚刚退去，吏部将要借边才之名，推翻先前议定的逆案，文公两次上疏争辩，群小已经彼此侧目。接着他又上疏请求改正《光宗实录》，大意说：“臣以微薄的才干忝列史局，近来因纂修之事恭请《光宗实录》副本校对，看到其中错误很多，而最大的悖谬，没有比先帝册立以及梃击、红丸三大事更严重的了。它们把《三朝要典》的错误记载和邪说奉为依据而附和，原来是逆党崔呈秀等人请求重修的版本，如今收藏在皇史宬的就是这个版本。当初进呈时，皇上刚刚登上大宝，《三朝要典》还未销毁，逆案还未订正，所以含混办理；后来也再没有打开金匮的秘藏、洗涤石渠的污秽，直到今天邪说仍然存在。假如说一旦收入皇史宬就不能再改，那么流传给后世将以什么为准呢？这关系到国是，不是小事。”于是逐条列出应当改正的事项，共列五条。奏疏送入后，大大违逆了温体仁等人的心意，而皇帝独自认为他的言论很好，走出御座来到平台，亲手把文公的奏疏给阁臣看。皇帝锐意想要任用文公，但温体仁和王应熊二人仍然竭力争辩反对，诘问了很久，二人理屈词穷、无法回答，才叩头说：‘这确实是逆党制造的邪说。《三朝要典》已经毁掉很久了，如今又蒙皇上申饬，正可以垂示后世了。’” 《实录》虽然最终没有改动，但奉旨下令申明的内容，大略如同文公的奏疏。因此更加与温体仁等人相忤。文公入阁值班后，王应熊离职，而温体仁又深受多方攻击，于是极力寻找可以中伤文公的办法。适逢都给事中许公誉卿以及文公的姻亲、福建右布政申绍芳获罪，文公竟因此被罢免。此前吏部尚书谢陞不得众望，屡次被科道官弹劾；谢陞很怀疑是誉卿指使，誉卿本来是文公所推重的人，因此也连带怀疑文公。最后谢陞接受山东布政劳某的贿赂，推举提拔他为登莱巡抚，众议哗然，于是交相上疏弹劾谢陞。谢陞十分窘迫，写奏疏自我辩解，便诬陷誉卿、绍芳，说他们凭借奥援争夺官职、讲官职位，事情完全没有旁证，实际上是暗中借此倾覆文公。按照旧例，凡奏疏送到内阁，阁臣依次分拟票签；这份奏疏不归温体仁办理，温体仁却强行取来，竟拟旨削除誉卿的名籍，同时在票签中指斥文公。文公从容地说：“言官替百姓争取极为荣耀的事情，他们只是在感激您的成全罢了。”温体仁更加恼怒，公开上疏说皇上用来鼓励天下人的，只有爵禄名位，而文某却说了这样的话；作为皇上的股肱心腹之臣，竟说出这种违背伦理、毁弃法度的话，是想激怒皇帝。皇帝果然认为文公有私心，于是下令他闲住；文公被罢免，誉卿被削籍，绍芳也被押入狱中。文公回到乡里，刚过半年便因病去世。文公病重时，听到文毅公的讣告，前往哭祭，悲痛不已，病情于是加重；距离文毅公去世仅十五天。四方贤士大夫争相为他哀悼惋惜。文公性情方正严肃，不肯苟同，因此多次触犯小人；在内阁任职不到三个月，虽然屡次得到皇帝宠顾，却受到同僚排挤，最终来不及有所作为。文公居家时谨慎自守，馈赠贿赂之物不敢进入家门。他入仕共有十五年，直到显贵之后，住宅仍是当生员时所住的旧宅，从未扩展一弓之地、增建一椽房屋。平生非常厌恶宦官，不与他们交往。有个太监曹化淳，原本出自王安门下，轻慕文公的贤能，曾派私人来请求文公，说如果能够按照惯例与外廷往来办事，自己岂敢不听命。有的人劝文公前去拜访，文公笑着说：“这次拜谒一旦进去，那种耻辱还能够洗刷吗？”后来文公被温体仁排挤，人们都说曹化淳也出过力。过了三年，文公才恢复原官并致仕；又过了两年，赠礼部尚书。福王即位后，追谥文肃。文公曾因流贼未平，上疏说造成祸乱的根源有四项，其中指斥朝廷猜疑党人、上下蒙蔽以及将领没有纪律、士兵没有队伍、淫污掳掠、驱使百姓成为盗贼等情状，尤其痛切。

译文公死后，明朝最终果然因此而亡国。文公有两个儿子，长子文秉最有名；明朝灭亡后，他隐居在竺坞的丙舍，闭门著书，终其一生。前史官汪琬说：“我曾经探访文公的旧居，但那里已经换了主人。于是来到他读书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青瑶屿。俯临清澈的水池，攀折高大的柳树，我感慨良久。恰好大风在林木间飒飒而起，便想象文公捋着胡须、拍击着手掌，痛斥逆党的情景。”汪琬谨依据文公的行状和文秉所撰《愍帝小识》，编次整理为传，交给文秉的儿子文某，使后人有所考察。张赠公小传 张公名民感，字尔孚，另自号霖海。祖先从淮安迁居安丘，家中一向以务农为业。他们家因文学显名，则从祖父将仕郎张澄开始。张公年轻时补为安丘县学生，在生员中不屑于钻研俗儒的章句；性情方正严肃，以同流合污为耻，但勇于行义，被乡里推许为长者。中年没有儿子，原配王孺人曾用丰厚的身价为公买来一妾。那女子容貌非常美丽，刚进门，张公见她泪水盈满脸颊，惊讶地询问缘故；女子照实回答，张公知道她是名门之女，于是立即把她送还，并不索回身价。女子回到家，面对使者拜了两拜，祝愿说：“公是长者，愿公生三个男孩。”后来张公果然生了三个儿子。张公曾经修筑楼房和别墅，畚箕、锄头都已备好；一天夜里梦见老妇人来告诉他说：“我们在您的屋宇下面避护已经很久了，如今要被驱逐。您本来是长者，何不稍稍宽限，让孩子们把衣服等物准备好后再走。”醒来后，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征兆。第二天挖土，发现蛇穴，大小蛇蜿蜒其中，数以千百计。张公笑着说：“从前入梦的原来就是你们吗？”便命役人保护它们，把蛇迁移到野外；见到的人都认为这很奇异。张公生在太平时代，东部士大夫之家大多以奢侈相互夸耀，唯独他奉行俭朴；一把扇子用了好几年才更换，其他物品也都如此。有人讥笑他故意作态，张公说：“福气本来就应当这样。”可惜他最终活到六十岁便去世，临终安排用柳木棺材收殓，一切殡葬器具都告诫不要超过制度，家人全部遵照执行。他娶王氏为妻，妻子先去世；继室也是王氏，都赠为孺人。儿子三人：嗣伦，万历壬子举人；继伦，天启丁卯岁贡生；绪伦，崇祯辛未进士，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张公去世时，长子刚十二岁，次子三岁，最小的还在母腹中。病重时，他对王孺人说：“如果生下来一定是男孩，将来必定能昌盛我家。”后来出生的就是御史公，人们都不知道张公是凭什么预见的。有个侄子名叫书绅，是举人，也是一位长者。张公平日很厚爱他。病重后，叫他来诀别，又屏退旁人，从袋中拿出千金，指给他看说：“几个孤儿孤苦伶仃，哪里容易守住这些钱？交给你，等他们长大后，如果可以交还就交还；如果不可以，你自己享用就是了。”书绅连声答应，把钱放在食器中抬走，没有人知道。三个孩子渐渐长大后，书绅置办酒席，大宴宗族亲友，把原来的钱袋送还，封缄锁钥都和原来一样，众人大为叹服，并追称张公善于识人。康熙二十四年，岁贡生公的儿子张贞入京，路过我这里，请求说：“我祖父距今将近一百年了，故人和遗老几乎没有在世的，他的逸事日渐湮没；我出生又晚，实在害怕先人的德行无法告诫后代、流传后世。” 请您勉力为之。我搜集编录，得到有根据的材料，仅仅如此。这些也可以流传吗？我说：“《礼记》有这样的记载：先祖没有美德却称赞他，这是欺诈；先祖有善行却不知道，这是不明智；知道善行却不为之传扬，这是不仁。这三件事，都是君子所引以为耻的。如今您所编纂的材料，质朴却能核实，难道不是真实吗？详细却能有所取舍，难道不是明智吗？一落笔就想到要使先人永远流传，难道不是仁爱吗？这本来就远远不同于《礼记》所说的情形了，怎么会不能流传呢？”于是略加删削叙述，写成这篇传，内容如上。其余关于他的生卒、子孙，以及举人、岁贡生和御史公的事迹，都另载在家谱中。张贞字某，所撰各项行实，都符合史法。当时正候补翰林待诏。

译袁氏六俊小传 陶斋公名表，字邦正，由太学生授任西城兵马司指挥，改任南京中城，升任临江通判。为人平和随和，不故意设置界限，但内心正直刚强，不可侵犯。在南京因事情触犯权贵，抗守节操不屈，因此被关进监狱，很久才得以释放。当时人都赞叹他的正直。后来在临江退休回乡，捐出袋中一千多金的俸禄，修葺祖先坟墓，创立祭扫的规章仪式，建亭刻石来示给子孙。他擅长作诗，落笔便滔滔不绝。多次与兄弟以及文徵仲先生、王履吉等人相互唱和。著有《江南春集》，流传于世。谢湖先生名褧，字尚之，晚年在谢湖之上耕作，所以用“谢湖”自号。他是吴县学生，屡次参加考试总是第一。七次参加应天乡试都不顺利，依照惯例进入太学。他学问广博，擅长写文章，在吴中很有名。凡是到吴地来的上级官员和有关官员，听到先生的名声，便往往降低身份与他交往。他性情极为高亢清洁，学问尤其长于诗歌，喜欢绘画花鸟，作品有超逸的趣味。书法达到了米元章的境界。家中有石磬斋，蔡孔目九逵曾为它作记。著有《田舍集》《游都三稿》《谱系八述》，以及合编的《类金声玉振》等稿本，数量很多。岳山人岳岱也是有名的士人，曾撰《今雨瑶华》，极力推重先生的文章和品行，认为有德必然有言。谷虚先生名衮，字补之。嘉靖戊子年中乡试，戊戌年考中进士，授江西庐陵知县。先生勤于处理政务，每次翻阅文书，不到夜漏下数十刻从不停止。县里的人以好诉讼闻名，又要把赋税输送到京师，往往被包揽代纳户侵吞冒领；到这时，先生把他们的奸猾行为全部查出，依法处置，全县都惊服。又彻底整修学宫和文忠烈公祠，还为靖难诸臣曾御史、曾纪善修建专祠。凡是兴办这些工程，都从罚款中取得足够费用，从未花费百姓一文钱。适逢奉檄核查县中田地，即使是深山穷谷，先生也一定亲自到达当地，抽查核验都有法度，吏胥不敢从中舞弊。于是监察官交相推荐，有诏征召先生，先生因田地核查尚未完成，最终没有成行，于是也未能参加考选；后来升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升署员外郎，以疾病为由辞官归乡。先生身材高大挺拔，须眉美好，性情和雅谦逊，接近他便令人消除忧虑。他与同母弟裘共同居住，一生没有分割家产。历任官职十多年，家境越来越衰落，但周济抚恤亲族朋友，从不因贫富有无而停止。先前先生在庐陵时，庐陵人想为他建立生祠，先生不答应。先生离任后，他们又把此事报告给上官，恰逢先生去世，于是改为祭祀他于名宦祠。著有《袁礼部集》，流传于世。卧雪公名褒，字与之，是太学生。身高七尺，声音像巨大的钟。他一向轻视功名，不肯出仕。与人交往不设防备，轻视钱财而喜欢施舍。有人把急难之事告诉他，他便倾尽钱袋救济，从不吝惜。潜心读书，不喜欢佛、老的学说。晚年在桃花坞选择地基，筑屋灌园，在那里抱膝长吟，对声势名利淡然无动于衷。因儿子显贵，赠为按察司使。儿子年，万历丁丑年进士，历任陕西按察司使。孙子堪，万历庚子年举人，历任肇庆府同知、绛州州同。曾孙于令，历任荆州知府。公著有《东窗笔记》《括囊稿》等若干卷。胥台先生名袠，字永之。五岁便懂得读书，七岁作诗已有奇特的语句。十五岁时就已经在科场间声名远播。又过九年，中乡试第一；第二年殿试列二甲第一名，改任庶吉士。适逢张孚敬新近显贵，幸而想把先生招致门下，先生没有答应。张孚敬便宣扬诸位吉士年轻轻浮，全都把他们降为闲散官职。先生被授刑部主事，主持河南乡试，所录取的多是知名士人。改任兵部武选司，不久武选司失火，先生恰好代替朋友主管司务，于是被逮捕下狱，判处戍守湖州，这大概是张孚敬的意思。先生既擅长文章，又精于书法；湖州处在山水之间，他所吟诵和著述的作品，传播到远近各地，名声更加显大。后来遇到赦免，被荐举起用为南京武选，历任广西提学佥事，辞官归乡。凡是游历过的名山，都写文章记述。选择横塘置家，拥有石湖的胜景，心胸十分开阔。因儿子显贵，加赠副使。著有文集以及《皇明献实》《吴中先贤传》若干卷，《世纬》《岁时记》《周礼直解》又若干卷。王尚书元美曾题赞先生画像说：“在艺文上沾沾自喜啊，六经典籍浩博，足以取用啊；经世济民的事业井然，却不以我为用啊；年轻时身处通达之途，可叹中途困顿啊；宁愿自己隐约曲折地处世啊。” 由此可以知道先生的文章和品行了。儿子尊▯，嘉靖乙丑年进士，历任山东提学副使。父子二人都卓然被称为嘉靖年间的名臣，吴地人直到今天仍然推重他们。志山公名裘，字绍之，是吴县学生。屡次参加科场考试都不顺利，叹息说：“这是命。”于是更加广泛地取读经史以及汉、唐以来名家的文章，广泛涉猎、遍览群书，贯通古今，作诗歌、古文、词，都含蓄醇厚而典雅，有很多可以流传后世的作品。他天生秀美聪敏，而且恭谨畏慎，从不失去规矩。居父母丧时完全遵守礼制；哥哥谷虚在朝任官，公便承担主持家务，从未敢把一文钱放入自己的私囊。谷虚去世后，公写了数千字的文章抒发哀痛，文辞极其悲痛，读者都替公拭泪。晚年才依照资历贡入礼部，最终没有来得及做官。著有《志山诗集》。前史官汪琬说：“我曾经查阅袁氏世谱，明成化、弘治年间有一位隐居君子，名敬，别号介隐公，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是教谕公袁鼎，次子是赠礼部公袁鼒，三子是封刑部公袁鼏。礼部公的儿子是谷虚先生袁衮、志山公袁裘；刑部公的儿子是陶斋公袁表、谢湖先生袁褧、卧雪公袁褒、胥台先生袁袠，他们都以文章和品行知名。吴中称他们为‘六俊’，其中谷虚、胥台两位先生尤其闻名于朝廷。事迹详见《明史》。世宗在位时，吴地袁氏、皇甫氏兄弟的文学都十分出色，国内没有人能够与他们并列。如今不过一百六十多年，两姓已经零落衰败到极点。只有志山公的孙子麟振之，以及他的儿子士俊，努力维持家族门户，乐于收集整理先世遗迹。又向上官请求，乞以乡贤身份祭祀谷虚先生；又倡议族人，请求建立六俊祠。因为我的妻子宜人是胥台先生第四代女孙，所以命我撰写《六俊小传》。

译忘庵王先生传 王先生名武，字勤中，是明太傅文恪公的六世孙。以生员身份进入太学，年轻时风流豪爽，不把科举功名放在心上；除了读书作诗之外，像投壶、蹴踘、弹棋、骑马射箭、武术，以及栽花、种树、养鱼、笼养禽鸟的方法，无不通晓研究，尤其擅长绘画，素来精于鉴赏。当王氏家族兴盛时，祖先遗留下来的以及平时购买所得的，大多是宋、元、明各大名家的真迹；他常常在心中摹拟、用手追摹，力求得到古人的遗法，所以他所画的花鸟草木，随意渲染，都有生动的情趣。家境本来富裕，但王先生向来不经营产业，多次被徭役赋税困扰；又生性喜欢施舍，亲友中有时有人欠他的债，也一概置之不问。计算一年收入，总是随手花尽，因此家境便衰落了。刚到壮年，他才屏绝各种嗜好，独以高洁含蓄自持。他居住的是文恪公的旧宅，旁边的怡老园有亭台楼阁、花木水石的胜景，常常与宾客随从及兄弟们备办蔬果酒食，在园中饮酒吟咏。即使家中空乏时，也一定清坐相对，谈笑终日而不厌倦。家境越发衰落，而他的画却越画越精。各位爱好书画的人评论王先生的画，即使前辈陈山人道复、陆处士叔平也不能超过。前太常王翁▯客也善于绘画，尤其极力称赞他说：“近代写生画家大多有画院的习气，唯独我勤中所画的，神韵生动，应当列入妙品。”于是他的声誉大为传播，四方士大夫写信送礼、登门求画的人早晚相连；小幅绢帛和尺幅纸本流传远近，无不郑重收藏，甚至有人临摹赝品出售。京师贵人争相仰慕王先生的名声，拿出加倍的钱访求他的画，却不能得到。内阁宋文恪公就是王先生的姐夫，正显贵于朝廷，写信召王先生到京师，先生只是笑笑并不答应。他曾对人说：“古代善于绘画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以文章品行著称的高人杰士。比如文恪公的宾客沈徵君、唐解元、文待诏之类，他们本人都能使绘画受到重视；否则，绘画哪里能使人受到重视呢？”晚年他自号忘庵，有人问其中的含义，王先生告诉他说：“鱼在江湖中彼此相忘，人也在道术中彼此相忘。如今我在这里安顿身心、止息机心。是世人忘了我呢，还是我忘了世人呢？彼此都忘却，那么距离道就近了。”他的寓意就是这样超卓。他五十九岁时死于家中。为人孝顺友爱、和乐平易，与人交往不设心机；无论遇到贵贱、长幼之人，大多都委婉周到地与之相处融洽。他平时容易生病，晚年疾病屡次发作，不再多画画了。故人中有贫困缺乏的，他就勉强自己为他们作画。王先生欣然执笔说：“愿意用这些来帮助您早晚的需要。”族父年老，有个孙女不能出嫁，王先生又强忍病痛为她画了几幅，让她拿去卖掉置办嫁妆。客人有因他生病而劝阻的，王先生说：“我的财力不足，但力气还有余，难道敢爱惜自己吗？”此前，他积藏的各种名迹和其他玩物很多，中年时已经拿出去换取柴米，几乎全都耗尽。病重以后，又命令几个儿子把箱笼中剩下的东西全部拿出来，赠送给亲戚故旧，再没有存留的。汪琬听到他的讣告，为之悲伤流泪，说：“这是我们吴地的老成典范。从今以后，吴中哪里还会有这样的人可以相比呢？”当时的大人物和名流都推重王先生的画，只有我特别爱慕他的为人，认为王先生平日的品行不只是长者风范，更有古代达人的遗风，所以愿意为他作传。前史官汪琬说：“我们吴地过去本来就有很多高隐之士，前明以来，像渊孝先生杜琼、石田翁沈周、顾祖辰子武、陆治叔平这一类人，无不因擅长绘画而闻名，他们流传下来的风尚余韵直到今天仍为吴地人称述。” 过了一百几十年，王先生才继承而起。王先生的文章词翰虽然比石田稍逊，但他的风尚和品格，大略可以与渊孝、子武、叔平相提并论。可惜享年不长，而世人称道王先生时，又被他的画名遮蔽了他的名德，我实在不禁为之深深叹息。

译宋烈女传 《礼记》说：女子年幼时跟从父亲，出嫁后跟从丈夫。但也有尚未出嫁便为未婚夫殉死的人，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是过分的行为。我私下曾这样议论：君臣、夫妇的道理是相同的。士人和庶民尚未委身仕进，就如女子已经许嫁而尚未出嫁。为人谋划军队，军队失败便为之而死；为人谋划国家和城邑，国家城邑危亡便为之而死。然而，没有居于那个职位、享受那份俸禄的人，与虽居其位、食其禄却没有军队、国家和城邑责任的人，先王本来就不会轻易责令他们以死相从。可是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孔子却称许他们；童汪锜死于郎地之战，孔子也认可他不必按未成年人葬礼安葬。伯夷、叔齐未曾侍奉纣王，汪锜不在成年人之列，又不是在鲁国享有俸禄地位的人。由此说来，他们都可以不死。可是等到他们已经死了，孔子却从未认为这是过分。难道不是因为世道教化已经衰落，人伦大道已经息灭吗？凡是忠、孝、义、烈的行为，圣人急于借此来砥砺衰败的世俗，而不嫌它过于激烈；这样说来，又何必怀疑女子为丈夫殉死呢？《礼记》说：男女如果没有媒人，就不能互通姓名；没有接受聘礼，就不能交往亲近。既然媒人已经出面，便可以互通姓名；聘礼具备，婚姻关系便可以确定。曾子问道：“娶妻已经选定吉日，而女子却死了，应当怎么办？” 孔子说：“女婿穿齐衰服前去吊丧，葬后便除去丧服。丈夫死了也这样办理。”这就是说，女子对于丈夫的死亡，必须穿斩衰服前去吊丧。丈夫活着时，已经有婚姻交亲的关系；死后又穿斩衰服。如果这样进而以身殉死，有什么过错呢？因此我为宋烈女的事迹作传。烈女名叫典姐，家住蔚州西面的崖头。她的父亲名有怀，本来是农夫。烈女性情朴实谨慎，不轻易说笑。十六岁时，许嫁给千字村人兰州厮兰氏。因家贫不能及时置办聘礼。康熙四年正月刚刚聘定，州厮便突然暴死。讣告传来时，烈女正在舂谷，立即停止舂谷，痛哭着想要殉死，几次都几乎成行。父母多方劝解安慰，她的心意似乎稍稍解开。后来趁母亲外出，她径直撕裂兰氏所送的数尺罗绸，在寝室门旁上吊而死。收殓时，面色还像活着一样。于是村中父老奔走，把事情报告给州府，州府又上报给上官。前光禄寺丞魏环极先生也是当地人，他把这件事写下来寄给我。我认为烈女长大在农家，并不是平日听闻过姆氏训诫的人；也不是熟习诗书文章、平时深知礼义的人。然而一旦遇到事情，竟能慷慨杀身，即使名门士族也有人比不上她。这种义烈出自天性，难道可以把它看作矫饰激烈而轻视吗？” 所以我特意详细论述这件事。康熙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礼部复奏顺天学院萧某的奏章说：“烈女宋典姐听到丈夫突然死亡，时时流泪哭泣，趁母亲熟睡时，拿绳子自缢。与烈妇随丈夫自尽的事例没有不同，应当予以旌表，请裁定。” 敕令有关抚院、学院转行所属地方官，按照题定的条例，发给银三十两，听凭她的家人自行建立牌坊即可。奉行。奉旨依照议定办理。这件事见于邸报抄本，与前传略有异同，一并附录在这里。王烈女传 王烈女，小名玉，是陕西郃阳的世家女子。父亲名图南，母亲姓康。烈女刚生下几岁时，就孝顺谨慎而聪明，她的祖母尤其喜爱并认为她非同寻常，指给家人说：“如果是男孩，必定能振兴王氏宗族。”稍稍长大后，许配给韩城的张某。适逢梁山以北盗贼兴起，白天黑夜侵扰劫掠，死伤者遍布道路。各个盗贼首领又喜欢掳取妇女作为人质，以索取厚重赎金，多的要偿付到千金。因此郃阳、韩城都深受盗患之苦。顺治五年，盗贼攻打百良堡，一夜之间攻破。烈女家住堡中，家人听说盗贼将到，全都分散逃走。烈女知道自己不能幸免，急忙起来告诉母亲康氏：“我一定会死，但一定不会让身体受到污辱，成为王氏的耻辱。”话还没说完，母女相对落泪。不久盗贼闯入她们的房间，把烈女拉走。进山后，烈女假装和平常一样，反而用好听的话欺骗盗贼说：“我只是一个柔弱女子，势必不能逃走；况且家已经破败，逃走还能到哪里去呢？何不稍稍宽待我呢？”盗贼怜悯她，也认为她说得有理，守卫便稍稍松懈。烈女偷偷走出营外，回头看见道路上的枯井，便投入井中而死。这是冬十一月的某一天，她当时十六岁。烈女死时，那些一同被掳来的妇女都在旁边，亲眼看见她的情状，争相啧啧惊叹。有的人曾被盗贼侮辱，有的则低头叹息，因而感到惭愧。几天后，堡中稍稍安定，王氏家人四处出钱寻找烈女，有人指示尸体所在之处，才得以把她带回安葬。又过了十一年，烈女的弟弟王又旦考中己亥进士，在京师讲述她的事迹，命我为她作传。汪子说：“我读《野有死麕》诗时，感叹古代的妇女是多么柔顺、贞正啊！即使到了抵御强暴的时候，言辞仍然这样委婉曲折。如今看烈女欺骗盗贼以及她因此赴死的情形，难道不正有诗人遗留下来的风范吗？”郃阳本是有莘氏的故地，是周朝后妃太姒出生的地方，洽水从这里流过。《诗经》所谓“在洽水的北面，在渭水的岸边”，说的就是这里。大概这里的风俗教化由来已久。

译金节妇传 节妇胡徽之，是休宁人。嫁给金腾茂，腾茂早年夭亡。这时节妇才二十五岁，婆婆徐氏还健在，留下的孤儿明诚只有一周岁。腾茂本来是贫寒的读书人，死后家境更加困苦。节妇靠借纺织缝纫换取粮食肉食来奉养婆婆，大致和腾茂在世时一样。明诚小时候患痹病，过了换牙年龄仍然不能行走，病势又很严重。节妇抱着他，流泪向神祈祷说：“这个孩子是金氏家族唯一的一线血脉，不能死。我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代替他死，绝不遗憾。”一天夜里梦见神人给她药，第二天明诚的病果然痊愈，不到一年，身体强壮而且超过一般儿童。他受到的感应竟如此灵验。节妇又因为贫穷，不能请老师，便亲自口授他读书识字，督促教导非常严格。明诚长大后，又命他外出到乡塾求学。因此明诚虽然后来经商，却恭谨而有士人的品行，都是节妇教导的结果。不久，婆婆徐氏年老患病，整日坐卧在床褥中，家里又没有婢女老妇。节妇日夜扶持她起居，凡是饮食、搔抓、便溺、洗涤等事务，没有一件不亲自做。这样将近十年，婆婆才去世。节妇历尽艰苦，从没有怨言，也没有懈怠的神色，只说：“妇女的本分本来就应当这样。” 姑母将要去世时，叫来节妇与她诀别，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只愿你将来得到新媳妇，她日后侍奉你的情形能像你侍奉我一样，我在地下也就可以安慰了。”话还没有说完，她握着节妇的手流泪闭上了眼睛。节妇也号哭悲恸，几乎昏死过去，正如她哭腾茂时一样。于是族人和亲友都感叹她的孝行，认为实在难得。节妇至今还活着，当年已经七十五岁了，但身体仍像从前一样强健。明诚生有儿子，又有孙子、曾孙若干人，内外亲属都严谨守礼，完全遵循节妇的仪法。休宁各地妇女中被称为节妇孝妇的，必定首先推举金节妇。我的门生贲，字筮文，是明诚的族人，请求我为她作传，并且说：“将要到有关官府请求旌表。”于是我替她略述了事情的始末。唉，按照礼制，妇女以柔顺和顺从为职责，《国风》二南所歌咏的，如《葛覃》《采蘩》《采苹》《小星》等诗，也都只是勤于洗涤、共同祭祀，以及不嫉妒之类的常行，并不一定要等到有苦节高行之后，才在世间闻名并被圣人记录。后来王道教化衰微，如果不是节义特别显著，就不能列入国家旌表门户的典制。然而这些事情也都只是办理一些具文，主管官员没有谁真正放在心上。即使有幸遇到留意此事的官员，那么所受到旌表的人，也大多是豪强、权贵、显赫而有势力的人家。至于民间，即使有苦节高行的人，往往也会被埋没湮灭，直到老去仍得不到旌表的，几乎不知道有多少。节妇也是其中之一。国家创立乌头绰楔的制度，是为了旌表这些人，大概是想借此劝勉其他人。可是如果受旌表的人有的不足以起到劝勉作用，而民间那些卓异得足以流传的人又不能都得到旌表，那么风俗怎么能不更加败坏，教化又凭什么复兴呢？这正是今天主管官员的责任。所以我写完节妇的传记，因而一并论述这件事。《克勒马传》和硕礼亲王有一匹良马，名叫克勒，按汉语说就是枣骝马。身高七尺，从头到尾长约一丈多一点。耳朵旁有肉角，约一寸；腹下的旋毛像鳞甲一样。它昂首骏健，远胜寻常马，识马的人认为这是龙种。平时给它上鞍，它就常常人立起来踢蹬。在军中听到鼓声，就奋跃迅疾，想要冲出去。只有马夫的话它才听从，礼亲王非常爱它，多次骑着它出征讨伐，没有一次不如意。曾经到了安平，这匹马正好蹄子生病，自己刨开泥土挖出泉水，洗涤伤口，伤便痊愈了。于是军中把这眼泉水称为圣水。顺治五年冬天，礼亲王去世，马听到哭声，踢踏着悲鸣不止。马夫煮豆子和粟米给它吃，它不吃；给它青草才吃。不久，这匹马就死了。某谨按：礼王就是 太宗的长子，而今上皇帝的伯父。自从 国家创建以来，礼王在各位皇子中按年齿称为最长。他讨伐夜黑乌拉、灰爬、鱼皮等部落时，从未不在军队中。每次出入万人之中，击破敌阵，擒获活人、斩杀敌首，礼王的功劳总是最大，而这匹马的助力也不可说少。唉！上天造就我们 国家，既生下礼王这样的宗室伟人，又生下这匹马，用来预备礼王辅佐君命、驰骋征战的需要，难道是偶然的吗？从前唐太宗有六匹马，曾经把它们绘成图，后来又刻石立在昭陵之下。后世好事的人家，竟有拓印那些石刻的痕迹，互相传玩。可惜礼王在世时，没有空闲为这匹马绘图；到了今天，也没有善于绘画的人能够追摹它的形貌，传给后世。不知道我的文章还足以代替绘画吗？姑且把我听到的这些叙述下来罢了。《尧峰文钞》卷三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三十六，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事略【共十首】《周忠介公遗事》周忠介公名顺昌，字景文，明万历年间考中进士，历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后来请假归乡。当时太监魏忠贤把持朝政，前给事中、嘉善人魏忠节公因触犯魏忠贤而被逮捕，路过苏州时，周公前往和他饮酒三天，并把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他的孙子。魏忠贤听说后，非常愤怒。御史倪文焕接受魏忠贤的意旨弹劾周公，于是周公被削去官籍并逮捕。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与前应天巡抚周起元以及周公有嫌隙，追劾周起元时，把周公的姓名夹写其中，于是派官旗来逮捕周公。周公知道后，神色安然，并不动容。等到在官署宣读旨意时，巡抚都御史毛一鹭、巡按御史徐吉以及道府以下的官员都在场，聚集观看的百姓有几千人，争相替周公喊冤，声音震天如雷。诸生王节等直上前去责问，毛一鹭说众人的愤怒不可触犯，明公为什么不暂缓宣读诏书？这是要把事情报告朝廷。毛一鹭其实并不想听诸生的话，只是姑且用好听的话向他们道歉。诸生又极力争辩，言辞渐渐触犯毛一鹭，毛一鹭勃然大怒说：“诸生诵读孔子的经典，懂得君臣大义，诏旨马上就要宣读，君父就在眼前，你们却聚集喧哗成这样吗？”大家都回答：“哪里只是君父，二祖十宗实在都凭借他们的威灵在这里。” 诸生承蒙明公教诲，万一将来在朝廷任职，不幸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应当以死相争，明公为什么反而教人谄媚呢？巡按御史见诸生言辞激烈，想替他们解围，便对诸生说：“只管不要喧哗，应该商量如何妥善收场。”众人正围在那里，像墙一样密集地听着。官旗见议论久久不能决定，又奇怪巡抚、巡按不依法惩治诸生，便把手中的刑具扔在地上，发出声响，大喊：“囚犯在哪里？”又说：“这是魏公的命令，难道能缓慢办理吗？”众人于是愤怒地说：“既然这样，就是伪造的逮捕文书！”争相折断盾牌，奋力殴打官旗。官旗抱着头四处逃窜，有的爬上树、登上屋顶，有的躲进厕所，全都战栗着求饶说：“魏公害了我！”其中有人被打死。巡抚幕府中的将领率领骑兵赶来，有的拔刀威胁众人，众人更加愤怒，几乎要夺刀。毛一鹭命备兵使张孝鞭打士卒来示众，这才稍稍平定。知府防慎、知县陈文瑞素来得到百姓拥护，又多次用温和的话劝解，众人才散去。有人劝周公何不返回私宅，周公不肯，于是留在毛一鹭的官署中。当天，其他到浙江的官旗从胥门进入城中，强行向市民索取酒肉，瞪眼呵斥百姓，市民又群起殴打他们；官旗逃走后，百姓烧掉他们的船，把行囊投入水中，官旗都游水逃生。毛一鹭害怕了，召集骑兵披甲自卫，连夜请求御史上疏报告变乱，又发文命有关官府逮捕百姓颜佩韦等十多人，将他们拘禁起来。过了八天，周公终于被逮捕。到了京城后，被押入诏狱，因受拷打而死在狱中。魏忠贤又假传圣旨杀死颜佩韦等五人，杖责并发配马信等七人，又黜退诸生王节等五人。崇祯元年，魏忠贤倒台，周公的长子茂兰刺血上书，为父亲申冤，诏令追赠周公太常寺正卿，谥号忠介，并特许为他建祠。毛一鹭也因是魏忠贤的党羽获罪，闲居家中，白天看见周公乘轿，颜佩韦等人骑马跟随，径直进入堂屋。毛一鹭非常恐惧，随后便病死了。汪琬说：“亡弟搢九曾私下编次周忠介公的事迹，我拿给周公的孙子旦龄看，认为确实如此，于是稍微删节其中冗长的部分，又参照殷氏所作的年谱，交给他家收藏。”

译《书张缙始末》十六年六月，有个狂妄的男子，戴缨帽、穿汗裤，骑马经过河南柘城，把马拴在旅店里。马受惊逃走，他叫店主人追赶，主人没有立即答应，他便用马鞭把主人打伤。旁观者都觉得奇怪，搜查他的行囊，得到一枚铜印，重超过二斤，隐约有篆文，无法辨认，便把他押去报告县衙。县令询问他的姓名来历，男子于是挺直身体大声说：“我是朱慈英，前明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母亲是周皇后。”随后反过来呵斥县令。县令大惊，辨认那枚印上的文字，原来是“忠孝德全，福禄寿永”八个字，于是把此事上报巡抚。巡抚又下令兵巡道按验。男子更加编造说：“我刚出生三岁时，李自成攻破北京，被贼军统帅掳走；到山海关时，有个姓李的武官背着我向南逃走，辗转过江，藏在主事耿元度家里。耿元度答应把女儿嫁给我，后来江南大乱，我又和耿元度在吴越之间逃亡，跟随前翰林何应元游学，后来剃发做了和尚，在天台山中住了几年，因为不被人容纳，想向北渡过黄河，所以取道这里。”他还说自己曾经做过总兵官，言辞荒诞，这类话很多。巡抚秘密把他锁押起来，上疏 朝廷将公文下到兵部，传讯男子铜印的来源，他说：“是耿元度给我的。”问耿元度和何应元在哪里，他说：“早已死了。”问李姓武官在哪里，他说：“家在真定，至今还隶属巡抚麾下。”又问李武官叫什么名字，他说：“忘了。”问他的相貌如何，他说：“一只眼睛有毛病。”兵部于是下令真定寻找此人，巡抚把麾下独眼的人全都拘来，带到京师与男子辨认，但都不是他所说的人。兵部假意说好话，逐渐诱导男子吐露实情，过了很久才揭穿他的骗局。原来他是浙江金华府人，姓张名缙，二十岁，曾做过和尚，又名超福。小时候曾得到一枚铜印，不知是谁遗留的，单凭这个根本不足为凭；但张缙颇为妖异荒诞，于是逃入义乌郭门外的伏虎庵，拜和尚百峰为师，常常假称自己是前明皇子，有时称朱慈英，有时称朱盟，总拿那枚印作证，用来迷惑士民，肆意奸骗牟利。有个千总龚某厌恶他，打算把他的事上报官府。张缙侦知此事，便丢掉僧服，逃到江宁，又转入河南，终于被柘城人捉住。前面所说的那些话，全是假的。于是诏令把他押入刑部监狱，司法官判定张缙妖言惑众，依法应当弃市。皇帝仍然认为其中有疑点，命司法官重新审讯。司法官反复盘问张缙，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张缙理屈词穷，只说：“我年少无知，被人欺骗，所以应当处死。”问欺骗他的人姓名是谁，即使严刑拷打，他始终不肯据实回答。直到现在还关在狱中。狱中人传说他精通六壬术数，自己占卜，断定不会死。我当时正署理河南司事务，亲眼见过他。汪琬说：“成方遂王郎那样的事，自古就有，但没有像张缙这样荒诞的。我考察明愍帝共有七个儿子，周皇后生皇太子和定王，田贵妃生永王、皇四子；皇四子在田贵妃之前就夭折了。这和张缙所说的完全不相符合。” 国家律例中没有诈称皇子的条文，但司法官对张缙判处斩刑，大概是援引《汉史》作判决依据，可以说真正懂得律法的本意。我担心后人附会张缙所说的话，以为那是真的，所以把他的始末疏理如下。十七年十一月某日记，第二年张缙终于被弃市。当时我已经降职为兵马司指挥了。《书张献忠兵败始末》前明崇祯十七年，张献忠率领部众从荆州进入四川，屠杀防州、云阳，到达万县，把当地百姓全都驱赶投入江中。又从梁山奔向重庆，所经过的地方都杀戮，把人肉当作粮食，连妇女也没有能幸免的。于是长驱直入成都。张献忠气焰极其骄横，便自称老万岁，建立东西二府，让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分别居住，各自命令他们称千岁。由此便有了进入关中夺取李自成地盘的志向。不久李自成被 王师消灭，张献忠听说后才开始害怕。此前张献忠每到一处，就焚烧积聚，毁坏城墙宫室，从不作长期占据的打算。到这时才据守成都。顺治二年，肃王奉 诏西征，到了汉中，故意停留不进，以表示官军没有向西进攻的意图。过了一个多月，贼帅刘进忠前来归降，于是把张献忠的虚实全部供出，详细说明可以攻取他的情形。肃王兼程进军，命令士卒和战马都衔枚而行。当时张献忠驻扎在西充，没有设置防备。王师突然到达西充的凤凰观，正逢大雾，白天如同黑夜，便暗中约束军队登山。贼军的侦察者发现了这件事，报告给张献忠。张献忠平素骄纵，又没有料到会这样。王师来得如此迅速，张献忠把报信的人斩杀示众，说：“这些不过是成群讨饭的民夫，肃王难道能一下越过剑阁吗？”不一会儿，又有人来报告，又被斩杀。这样一共斩了三个人。等到张献忠派出的侦察者被王师捉到，王师便挥军骑兵冲下山，直逼张献忠的营地。张献忠当时正在马厩里察看良马，看到敌军突然到来，立即上马奔驰，来不及穿戴铠甲。王师追赶并放箭，箭射穿了张献忠的胸膛。张献忠拼命驰回营地，拔箭查看，果然是清兵射来的，这才大惊。于是贼军士气尽失。王师乘势进攻，所向披靡。东西二府各自率兵逃走。这一天，张献忠被擒获。张献忠中了箭，已经将要死去，却仍然瞪眼怒视那些投降的部下。投降者还排列着向他跪拜。肃王于是拔出佩刀，仰头祝告上天说：“张献忠罪恶滔天，毒害流布万姓，我接受 天子的命令，奉行上天的诛罚，谨慎地替万民报仇。”祝告完毕，肃王亲自把刀刺向张献忠的身体，随后将他磔裂处死，把尸体陈列在辕门，士民争相前去砍斫，尸骨血肉几乎全被砍烂。此前，阆中有一口大钟沉没在水中，张献忠命党羽率领几千人和牛去把它拉出来，却不能拉出。张献忠怀疑钟有神灵，大怒，发射巨炮轰击大钟，把钟口打坏二尺多，于是才把它取出。见识的人有人说，贼人的名字叫献忠，钟与忠读音相近，如今钟又遭炮击而损坏，这难道是献忠将要失败的征兆吗？果然不到半年，张献忠就死了。张献忠相貌魁梧，脸长一尺六寸，性情残暴，一天不杀戮便凄然不乐。他死时四十一岁。张献忠失败后，孙可望、李定国都逃走，投降明朝。后来孙可望和李定国争夺权力，互相厮杀，孙可望兵败归降。世祖封孙可望为义王，而李定国又溃败逃往缅甸，最终死在那里。张献忠还有一个养子叫郑国，和孙可望一同归来，被授予一等阿思哈哈番。我曾经认识这个人，他讲述张献忠的事情非常详尽，这里没有时间记述，姑且把张献忠兵败的始末略述如此。

译《书沈通明事》淮安人沈通明，字克赤，曾任前明总兵官，崇尚侠义而轻视钱财，喜欢和中原士大夫交游，士大夫都称赞他。他多次与贼军作战立功。顺治二年，此前有个巡抚叫田仰，平素了解沈通明的为人，对他格外礼遇。到了这时，见明朝将要灭亡，便把家属托付给沈通明，自己乘船渡海离去。沈通明把田仰的妻子儿女藏到别处，防守保护他们。王师渡过淮河后，悬赏搜捕田仰的妻子儿女，很快追查到沈通明家，并且一并来捉拿沈通明。当时沈通明已经遣散部下，闭门很久了。捕兵总共有十多人，一齐喧闹着包围他的住所。沈通明跑进寝室，喝了几斗酒，撕开束帛把自己的爱妾捆在背上，又牵马而出，手拿弓箭，大声喊道：“你们也知道沈将军吗？”于是搭箭瞄准捕兵，他们都迟疑着退后。沈通明快马奔驰，和爱妾一起逃脱，租住在苏州，改名换姓，靠卖卜为生。不久爱妾去世，他心情无法自解，进入灵岩山，祝发做了和尚。后来又舍弃僧人身份，穿着平民服装，向北到邓州访问故人。沈通明原本是魁梧豪迈的丈夫，美髯飘拂，以能饮酒自豪，又善于演唱曲调，每次喝醉就高声歌唱。后来在邓州集市上，他有时用曼声歌唱夹杂其中，声音酸楚动听，全市人都把他当作疯子。彭公子籛是邓州人，素来在江淮间有声望，刚刚卸任巡抚，闲居家中，唯独听见他的歌声后觉得奇异，侦知沈通明所在，便徒步前去和他交谈。沈通明默默不答，后来问明是彭巡抚，便大为高兴，吐露实情。彭公握住他的手说：“你的相貌略有不同，必定会有寻访你的人；如果不是我，谁还能做鲁朱家那样的人呢！” 彭公把他带回家中。彭公也很能饮酒，日夜和沈通明纵情饮酒，十分欢快。过了很久，遇到赦免，沈通明才得以出狱。沈通明年轻时以勇力闻名，曾和贼军作战，贼军射箭射穿他的腹部，他急忙拔出箭，撕开铠甲和衣裳包扎伤口，前去追赶放箭的人，终于杀死那个人回来，因此全军都认为他壮勇。如今他已经八十多岁，体力虽然稍有衰退，但饮酒并没有减少，时常以任侠自得，也仍和从前一样。他起初住在苏州时，改姓名为申宗耿；后来做和尚，又名玄弇。刘吏部公勇曾作序赠给他，把他比作前宋的姚平仲、龙伯康、云夫。明朝末年战争之际，各地奇才接连出现，像我所记述的乙邦才、江天一以及沈通明这一类人，大多都是卓异非凡的器识之才，意气、才略横行四出、层出不穷，这些都是我亲自听闻过的。其他流落埋没、我未能听闻而无法执笔记载的，又不知道有多少。然而最终明朝灭亡时，他们竟没有起到补救作用，为什么呢？在那个时候，有的人虽有才却没有被任用，有的人虽被任用却没有用尽其才；至于朝廷掌权办事的大臣，不是淫邪结党，就是庸弱委靡、贪恋俸禄和宠幸的人。他们遇到事情时，不仅牵制这些人的手脚，还一定要从中加以挑拨陷害。等到有一天事情突然崩溃，束手无策，他们便一概诬称天下缺乏人才。唉，天下真的缺乏人才吗？《诗经》说：“谁掌持国家政务，却不亲自主持政事。”这正是我叹息的原因。《曹孝子事略》孝子的名字叫广摅，字蕴昔，是现任兵部侍郎曹国柄的长子。他凭借恩荫进入国子监，二十五岁时，适逢母亲夫人患病，便割下自己的大腿肉煮成羹给母亲喝。母亲喝了以后病愈。在这以前，孝子自己也生病，割股之后把伤口藏起来，没有告诉别人。伤口突然受风，病情于是加重。过了若干天便去世了，实在是顺治十八年。顾御史如华已经详细传述了这件事，所以我把事情略述如上。有人问我：“损伤肢体以至于死亡，这不是古代圣人的教诲，也不是国家法令所允许的。孝子难道不知道吗？”我回答说：“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当病势危急、感情迫切时，药物治不好，祷告也没有回应，想要呼告求助却无处可求，又哪里有空遵守古训、顾忌禁令呢？所以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唉！从前的君子为君父效命的人很多，如今的君子能做到吗？不能。有的人既不能努力去做，反而那些狡猾诡诈、巧言妄说的人，又援引圣贤之说为自己解脱，借似乎符合国家法令的说法来求得逃脱罪责，彼此纠缠于虚名，彼此用文书形式来粉饰，这就是风俗日益偷薄的原因；到了危急艰难、国家将亡的时候，天下因此没有臣子了。” 议论的人不责怪这种情形，反而只以损伤肢体、丧失生命为理由议论孝子；孝子不幸已经死了，却还不能免于非议，难道不是他的不幸更加深重，而这正是那些议论者的过错吗？

译《黄孝子事略》孝子的名字叫洪元，是丹阳人。他的父亲国相，在乡里凭借强横专断而自豪。有个叫虞庠的人，喜欢拿官吏的短处和长处做文章，攀附权势、告发他人；他和国相同乡却互不相容，于是揭发国相的隐私，想把他治罪。国相行贿而没有获罪，虞庠反而因为诬告受了杖刑，于是假装道歉，准备酒食与国相交好，却暗中派恶少年窥伺国相。后来国相醉酒夜行，虞庠的人从后面抓住他的脖子，把他反绑起来，背上石头沉入河中。乡里人都心知是虞庠所为，却没有人敢追究。当时孝子和弟弟某都还年幼，后来稍稍长大，隐约听说此事，便哭着告诉母亲：“杀我父亲的人是虞庠。”母亲急忙捂住他的嘴说：“不要胡说，会招来祸患的。”孝子每次号哭悲恸，母亲总是呵斥禁止，于是他半夜饮泣直到天亮，还捶打床铺说：“大不了一死罢了。”母亲也哭着说：“你父亲还没有下葬，我已经老了，等我死后就任凭你去做。”孝子这才接受母亲的命令，兄弟二人一起到集市上，买了几把利斧藏起来。虞庠颇为疑惧，又用好话安慰孝子说：“孩子还没有娶妻，我把女儿嫁给你。”孝子假意道谢说：“您是我岳父一辈的人，能够做您的女婿，是我的幸运。”退下来后却咬牙说：“这个贼奴竟想用女儿换我父亲的命吗？” 过了很久，母亲去世，兄弟二人把父母合葬后，在墓上哭拜说：“我们含着血泪、怀着仇恨已经十年了，今天愿意同父母诀别。”于是怀着斧头前往，沿路追踪虞庠，却没有找到机会。按照旧例，春社时一定大规模陈设优戏，乡里观看的人围聚在一起。当初国相也是在社日醉酒时遇害的，到这一天又正逢社日。孝子看见虞庠在社坛，奔回去叫上弟弟，各自夹带斧头前去杀虞庠。虞庠正坐在上首观看优戏，满面得意。孝子径直进去，用肩膀撞他，对虞庠直呼其字说：“逸群，我来送你去死。”虞庠站起来笑说：“孩子，你喝醉了吗？”孝子瞪眼回答：“要用你的血让你醉。”说着拿起斧头砍向虞庠，虞庠应声倒下。众人大惊，兄弟二人横着斧头挥向众人，大喊：“走开，别来尝我的刀刃！”众人都退后站着，不敢动。两把斧头一同砍下，虞庠于是死了。兄弟二人环顾四周，拱手道歉说：“我们失礼了，仓促之间惊扰了诸位。”父老们又见兄弟二人夹着斧头慢慢走出去。第二天，他们到县衙自首陈述事情经过，有关官员认为他们有义，免去了弟弟的罪，把孝子关进狱中。这是康熙十一年四月某日的事。第二年，上级官员最终把孝子也释放了。汪琬说：“贺君玚是孝子的同县人，擅长古文辞，曾经为孝子作传，写得非常奇特。我既仰慕孝子，又喜爱并看重贺君的文章，所以把他的事迹节略如下。我又听说孝子出狱后，便离家做了和尚，改名为光空，如今正在各地云游，以精进修行著称。” 《颜中和事略》我写完黄孝子的事情后，同族人昭兹从容地对我说：颜生中和曾经为父亲报仇，事情始末非常完整。我叹息说：这又是一位孝子，不能让他默默无闻。中和本名发祥，是吴地枫桥人。他的父亲宏仁，顺治初年有个仇家叫周昌，趁乱和十多个同党诱骗宏仁，把他关进空屋杀死，丢弃他的头颅。后来颜家在路旁找到尸体验看，确实是宏仁。多次悬赏寻找他的头颅，却始终没有找到。等到查访杀人者的姓名，知道是周昌，便接连向官府申诉，却没有得到公正处理。当时宏仁有长子孟和，次子就是中和。中和刚十三岁，痛恨父亲被杀，曾拿劈柴斧出去磨，又把稻草捆成人形，在上面写上周昌的姓名，用来试砍斧头，这样做过多次。邻里中知道这件事的人屡次劝阻中和，认为这不过是幼童的玩闹。周昌听说后，心里颇为震动，但也没有来得及防备。过了三年，中和怀揣斧头，偷偷告诉母亲：“我将要去为父亲报仇。”母亲大惊，摆手阻止他说：“周昌没有借口，却有力气，你年幼体弱，能做什么？千万不要自己找死。”中和奋然拂袖出门，不再回头。这天正好周昌在市中，中和暗中跟在他后面走，周昌并不知道。走到稍前面时，中和突然从后面挥斧砍中周昌的头，鲜血流满他的脸。周昌正要左右张望，中和又砍了一斧。这时有人通知他的母亲，母亲催促孟和赶去查看。弟弟孟和赶到时，周昌已经死了。兄弟二人于是一起向众人喊道：“何不和我们一同到官府自首认罪呢？”众人按照他们的话做了。到了县衙，中和和孟和争着承认是自己杀的人，官府无法裁决。旁边的人分别说明情况，这才把中和下狱。他的母亲爬着前去看他，一面哭一面抚摸他的背，责骂说：“傻孩子，难道没听说杀人要偿命吗？难道要用父子两条命去换对方一条命吗？”中和安然说：“父亲的仇已经报了，死也没有遗憾。”第二年，巡按御史审录囚犯，于是释放了中和。周昌此前和他一起杀死宏仁的十多个人，后来先后都病死了。临死时都说：“颜泰如来守着我，满身青紫，好像有人在击打我。”又有人说：“颜泰如，幸亏你暂且放过我。”泰如是宏仁的别字。不到一年，十多个人一个也没有活着，而中和至今平安无事。这是昭兹说的。汪琬说：颜氏聚居在枫桥市中，他们的先人中有颜佩韦，是中和的从祖祖父。明天启年间，他和众人一起为周忠介公申冤，殴打并杀死了锦衣卫派来的官校，依法被处死。颜佩韦因为义而立身，如今中和因为孝而立身，二人都卓异而有操守。颜氏一族确实多贤人啊！昭兹又说：中和性情坦率，平时喜欢六博，本来不太懂读书；但等到他奋起为父报仇时，临近死亡也不畏惧。这是读书明理的士大夫也比不上的地方，也真是奇异。” 《记二狱》距离我的房屋几十步有一座桃花墩。墩旁住着几十户人家，都是没有凭借、贫贱的小民。有个妇人和人私通，她的丈夫并不知道是谁，只是多次挟持妇人索要钱财。后来妇人和奸夫都苦于此事，便伺机用锥子刺入她丈夫的腹部，直到他将死，又把他背起来吊在坟地的树上，谎称他是自缢的。事情于是被邻人揭发，奸夫拿钱买通她丈夫的哥哥作证。她丈夫的弟弟曾经因盗窃被捕，众人殴打他，他因伤势疼痛而死。妇人和奸夫都逃脱了罪责。又有洞庭东山的百姓不孝敬父亲，父亲向他要水喝，他总是给父亲喝尿。过了很久，他竟又杀死母亲，邻人把他押到县衙。他的父亲在旁边极力作证，县令却不听，只打了他一顿便放走。上级官员后来知道了实情，大为惊骇，又把他捉来投入狱中，最终杖打致死。刑罚失当，已经很久了。如今做官吏的人，急于催收赋税，却怠慢审理诉讼。催收赋税竟到了逼死人命的地步，而百姓犯了重罪，难道反而可以不死吗？吴地风俗一向狡猾险诈，喜欢打官司而不以犯法为耻，有关官员又这样引导他们。孔子说：“有爱心而能宽恕，可以容纳困顿的人；温和而又果断，可以抑制奸邪。”如今做官吏的人，大概根本没有认真思考这些罢了。

译《书恭迎》《大驾始末》康熙二十三年冬十月 皇上南巡，将要抵达苏州。二十四日，丙辰日，我汪琬和在籍的坊、院各位大臣，准备船只到望亭迎接。这天晚上，皇上的船到了无锡，我们等人回来住在浒墅。第二天丁巳日半夜，前导人员传呼说：皇上的船将要到了，各位大臣都穿好朝服，露坐在百姓家的屋檐下等待。戊午日天刚亮，皇上的船越过关口，我们恭敬地在南新桥岸边迎接。皇上传谕，让前面的臣子们竭尽力气向前赶了几十步。皇上的船才停泊下来，我们等人列队跪在岸边。皇上逐一询问各位大臣的姓名完毕，唯独没有问到我汪琬。汪琬于是自己通报姓名，皇上随口谕示说：“知道了。”接着询问汪琬年龄几何，汪琬恭敬回答：“臣这匹犬马的年齿已经六十一岁了。”皇上又问：“吴中秋收怎么样？”汪琬回答：“今年歉收，夏天发了大水，秋天又没有下雨。” 皇上似乎微微点头，于是打开 御前的糕点两盘，拿来 赏赐，并且传 谕说：“船上没有别的东西，今天用这些慰劳你们。” 皇上的船将要开行，于是派侍卫送我们回到自己的船上，然后才出发。我退下后，把这件事恭敬地向各位父老讲述。听到皇上的话，没有人不欢呼叹息，甚至有人流下眼泪。因为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的天，没有不关心百姓粮食而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皇上东巡时，所到之处也已经免除了百姓三分之一的租税。如今仓促之间停船，又这样恳切地询问民情，专心关注百姓疾苦。这样的盛事十分罕见，即使是《尚书》所说的“皇帝清楚地询问下民”，又怎么能超过它呢？我已经老了，隐居在草野之间，何其有幸在头发已经花白的年纪，能够和田间父老一同沐浴 圣人的恩泽，在天下太平、治理极盛的时代耕作取食呢？我私下担心记注官不在这里。由于御舟左右的情形，我未能全部知道详情，所以谨慎地把这件事记下，以备采择。《记志铭石刻事》文待诏先生曾替陈以弘写过一篇墓志铭，八分书也出自先生之手。以弘名键，是都御史璚的幼子，太医院判周原已的女婿，也就是今天姚城陈氏的先人。当时墓志已经刻石，却不知什么缘故没有归还陈家，竟然流落在乘鲤坊的民家。民妇误把马桶放在石上，当天夜里发冷发热、胡言乱语，好像有人附在她身上，责怪妇人不该擅自污损这块石碑。民家非常恐惧，经过多种祈祷祭祀才痊愈，于是怀疑这块石头作祟，把它搬送到西邻的禅兴寺中。寺里的僧人愚昧庸俗，也不知道石头的来历。从此它被丢在寺院庭中墙角，已有若干年。寺中流传关于此石来历的说法就是这样。族侄右衡曾在寺中读书，因为知道我喜欢访求前贤的名迹，便请求寺僧派两个轿夫把石碑抬到城西给我看。我于是用一条船把它载回山庄，稍有空闲便考察文待诏先生的《甫田集》，却又不知什么缘故，集子没有收录这篇文章。我唯独喜爱它文章整齐华美、笔墨端庄秀丽，于是把石碑嵌入山庄右边的墙中。从志文所说的正德己卯到如今康熙壬戌，相距总共有一百六十四年。唉，石头果真能够作祟害人吗？难道是文字不能隐藏，它的应验就这样发生了吗？又难道是文待诏先生的英灵造成的吗？还是恰好是民妇自己生病，却姑且把病因推给石头呢？不然，就是因为这篇文字写得精工奇妙，或许确实有神灵在呵护它，不愿让它湮没而无人知晓。因此把这件事记下来。石碑共四十四行，七百五十七字，没有篆书碑额，刻字的人是章简甫。《尧峰文钞》卷三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三十七，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箴、赞、颂、铭【共二十首】《坐右箴》二首 牙齿刚硬就会毁亡，舌头柔软才能保存。你要以此为戒，借此保全自身。你如果不引以为戒，最终一定会折断。把过错全部说尽，前面已有覆车的教训。你不要说自己贫穷，荒芜的田地三年就能耕种；你不要说自己卑贱，官职簿上也有五品。你如果还愤愤不平，究竟还想求得什么？才力困顿、机心笨拙，最终只会后悔并责怪自己。《世祖章皇帝御书赞》【并序】礼部尚书臣王崇简曾经拿出 世祖章皇帝的御书，在宝翰堂给臣汪琬观看。臣汪琬退下后恭敬地为它作赞。赞文说：啊 皇帝停止用武，早晚都在谈论治道。既聪明又明察，宏大的文章因此光耀。精研书法艺术，和大道一同完备。云霞般的文辞如同太阳的光华，气象万千。应当刻在乐石上，用来配合周代的鼓。即使是渴骥怒猊这样的书法气势，又哪里值得一提。承受这些教诲，把它珍藏起来，光辉照耀上天；天圭之璧啊，永远显示珍贵。《陶渊明像赞》【并序】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记述桃花源人的话说：“连汉朝都不知道，又何必谈论魏晋。”这正是陶渊明借此寄托的意思。大概自魏晋以来，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操戈挥臂，争斗纷乱，其中那些耳目所不能忍受的事情很多。陶渊明想找到深山僻谷、深远险阻、与世隔绝、萧然遗世的地方逃避这一切，最终却无法找到，于是姑且把这种愿望寄托在文章中，设置虚构的言辞，表现自己欣喜向往、驰想神游的心情，本来不必真有那块地方，也不必真有那些人。后世善于作诗的人，便因陶渊明的话而不断写歌诗和歌行。到了最后，苏子瞻、洪驹父一类人又从中加以辨析，认为桃花源中的人并不是神仙，这难道不是大错吗？从前阮嗣宗处在魏晋之际，他的才华无处施展，便寄托在酒上，当时人讥笑他放纵诞妄、旷达任性，唯独大将军司马昭称他为最谨慎的人。司马昭虽然是奸雄，但说他深知阮嗣宗，也不能算错。陶渊明喜欢饮酒也是这样，他微醉醺然时，悠然长吟，不认为自己是黄绮一类的人，便认为自己是无怀氏、葛天氏时代的百姓。所以他的诗中说：“饮一杯酒，百般情思都远去；再饮几杯，忽然忘却了天地。” 几乎像是不知道自己身处义熙、永初年间。他所看待的醉乡，也和桃花源没有什么不同。我看见子瞻喜爱孔北海，子由喜爱管幼安，都为他们作赞，于是作《渊明赞》说：金朝的气数已经衰败，寄奴接着兴起，像蚂蚁争斗、苍蝇营逐这样的纷争，陶公确实憎恶并以为可耻。想要让群鸟野兽都没有可以栖息的地方，所谓桃花源，只不过是寄托寓意的假说罢了。北窗生风，东篱菊花开放，凭什么使心志愉悦？抚琴作诗，留下诗篇百篇，淡泊宁静而冲和。自苏轼、苏辙之后，还有谁能和作呢？《杜少陵像赞》【并序】鄢陵梁子说：缉任御史，一年后才被任用，正直地履行职务，在当时获得声名。不过，他闲居时所作的诗，却唯独喜爱杜少陵先生。依我看来，杜先生爱君忧国的心情，表现在诗中，可以说一篇之内多次表达这种意思。然而当他经历战乱离散，接受左拾遗的任命时，必定有许多议论，风采卓然，和别人不同。可是除了劝谏房琯罢相、推荐岑参之外，寥寥没有什么建言，为什么呢？难道是史官把这些全部遗漏了吗？后来考察杜先生的诗，有句说：“躲避他人，把谏草烧掉；骑马想在鸡鸣时歇息。”又说：“明天早晨还有封事，要几次询问夜里是什么时候。”可见他所谓一饭不忘君，就是这样。由此才知道史官遗漏了这些事，确实如此。那刘昫本来就不值得说了。凭宋景文、欧阳文忠那样的贤能，尚且不能免于遗漏，难道不是非常可叹吗？不然，难道那些躲避别人而焚烧谏草的事，果真存在吗？既然这样，梁子喜爱杜先生，一定是从他这个人的品格中有所取法，当然不只是因为他的辞采精工、音节雄壮而已。于是命工匠绘制杜先生的像，邀请同年出生的汪琬为像作赞。我恭敬地赞颂道：先生的诞生，忠诚仁爱天性形成。生逢世道艰难，感激之情充满胸怀。有志向却不能实现，便发而为歌诗。并非他本来愿意如此，而是时代使他如此。胸襟如海涵纳，气度如山岳蓄积，没有人能测量其边际。后人读到这些诗，四面环顾而叹息。也有后来创作的人，学着他的脚步，却没有得到他的形貌，更不用说精神神似了。上等的只会争竞，下等的只会剽窃。如果不是根本出于内心，繁芜的言辞又有什么益处？岳岳然的梁子，正直的神色显现在朝廷上。在朝廷上不诡诈、不随波逐流，如鹯鸟搏击、鹰隼飞腾。诵读先生的诗，还要进一步评论他这个人。忠诚仁爱的心，在不同的时代同样可贵。于是绘制这幅画像，用来给后来的学者看。仪容端庄有度，风采温厚肃穆。像我这样的后辈，因此仰望先生。继承先生的言辞作成赞语，恭敬地告诉诗史。

译《刘叙寰像赞》刘叙寰的画像非常像本人，可惜鼻子太大了。可是叙寰年老而贫穷，正奔波于各家聘请之处谋求衣食，哪里能得到这样的泉石山水呢？我归隐的计划已经决定了，将要和叙寰一同隐居，于是仿照《楚辞》写来题在他的画像上说：松风发出飒飒声，泉水发出淙淙声。烟霭景色将近黄昏，您为什么还在山中？打开门扉抱膝而坐，任意倚卧在松树旁。室内的人被贬谪了却不知道，我姑且逍遥自在，自得其乐。漱饮流泉，采集松脂。您将要离开这里，什么时候再回来？山中的居处可以占卜选择，我要招请您，您不要推辞。《程周量像赞》并序 有一卷程周量的画像。画中他坐在方席和茵褥上，左边有三株梅树，右边有池塘，又有梅树的倒影映入池中，旁边堆着石岸，杂草丛生在上面。画像大体如此。周量是南粤人。南粤自庾岭以南，深谷峭壁、幽崖绝壁之间，放眼望去全是梅树。如今周量把画像安置在梅树旁边，难道不会因而产生思念故乡的感慨吗？此前，周量曾在壬辰年考中进士，已经取得第一名了，但因与权贵人物和考官有嫌隙，权贵便谋划借事陷害他。于是科场议论兴起，争相指摘周量的经义，想借此倾覆考官，这些话传到了 皇帝那里，周量于是又被黜退。当时，权贵的本意并不是因为素来对周量有怨恨，只是把周量当作借口，以满足自己的私怨罢了。然而科场的议论一天比一天激烈，祸端从这次科举开始，而祸害在丁酉年达到极点。士大夫遭受牵连、腐烂溃裂的，几乎数不胜数。《诗经》说：“是谁制造了祸阶，直到今天还成为阻碍。”所以我每次想到壬辰年的事情，没有不长叹一声，追究首先制造祸患的人的。如今周量正因阁试选拔而升任中书舍人，身居玉堂之上，可以说是当时的荣耀了。而从前那些指摘周量的人，却往往因事被斥逐，已经很久不能再掌权任用了。唉！凭周量文章高雅秀美、明白纯洁的才华，投身于任何职位本来都应当无所不宜；然而不幸遭受排斥贬落，到现在将近八年了。幸亏 天子深知他的才华，所以又重新录用他。作为周量，应当怎样做呢？竭尽自己的才力，谋求报答称职吗？可是为什么反而顾念故乡，仿佛想效法古代隐居山林的人呢？我将见到周量，向他询问这件事。于是龚芝麓、孙退谷两位先生都为周量的画像作了赞语，我又为此作记，并且以诗附在后面。诗辞说：“篁墩的后裔，迁居越地五羊；积累学问，修治文章，于是来到这里。” 在皇帝的朝廷中遨游，先困顿而后通达，于是命令画史描绘这副清俊的容貌。华林草木郁然，流泉淙淙。为什么刚一出仕，便又忘不了退隐的念头？你的年纪正当壮盛，你的声名正当兴盛，何不把这幅画像收藏在箱中，等待仕途功成之日。《孙侍郎像赞》还没有老就辞官归里，为什么这样耿介而坚定呢？没有陷入穷愁却能著书，为什么思想这样深厚而广博呢？身边有鼎、有彝、有图、有史。每天在它们旁边俯仰自得，悠然自娱，精神志趣是多么闲适超逸，意气又是多么卓异不凡啊！那些不了解先生的人会说：“这大概是古代独自行事的君子。”了解他的人却说：“不是。他本来登上过子游、子夏的门堂，又坐过濂洛学派的讲席。” 《乔石林像赞》啊，先生容色如玉，丰润饱满，曾经梦游过钧天帝都。在天帝的都城中，穿戴闲雅，佩着黼芾和琼琚；才华高超，气概雄健，使众人侧目而仰视。从前任侍晨之职，如今返回幽居。有梅树百株，有一片水面。胸襟坦荡如壶腹，枕着诗书而卧。出仕还是退隐，言语还是沉默，都随着时机收放自如。我仰视先生，您的容貌并不憔悴。虽然并不憔悴，也已经列入仙人和儒者之中了。《琴士某像赞》携此琴来供奉。天宫中淫靡喧杂的曲调，都应屏弃斥退。还用得着琵琶、空侯、觱栗这些乐器吗？帝王歌咏《南风》，于是和谐地奏出它的声调，希望阶梯般达到太平，以此获得慰藉。帝王的心，是宽广还是邪僻？如今又在这里重新制作。《小像自赞》并序 同郡的朱某君为我画了一幅小像。我已经在像后题了两首绝句，又作了一篇八韵的赞语，涂写在空隙处，如下。办理政务刚直任性，文章才华迂拙浅陋；做官和求学都很笨拙，愧对君子儒者。晚年勇于退隐，成为山泽中的清瘦之人；钻研经传，驱除那些蛀蚀经书的蠹鱼。铺开纸张，蘸湿笔墨，哪里敢说是在著书，不过是让心和手相互任意，姑且用来自己娱乐。风雨昏暗，便关门居住；别人也许不能忍受，我的内心却很愉快。《荐福寺募塑弥勒佛像赞》佛说：“众生不能解脱，都是执着于自我和贪爱，在生死中轮回。贪爱之心一旦炽盛，对于金银、钱粮、衣服、器物等种种事物产生恋着，便到处寻求；求不到时，就互相辱骂争斗。由贪爱产生贪欲，由贪欲产生嗔恨，由嗔恨产生愚痴，因颠倒而堕落，永远没有出离之期。因此应当知道，抛弃贪爱而乐于舍弃，凡是眷属、妻妾、子女，以及这个身体的六根四大，都是各种因缘虚幻和合而成，没有什么不可舍弃的。何况财宝，本来就是真正的外物。如果能以这种方便施舍财物，就像丢弃瓦砾一样，却能获得髻中明珠，脱离烦恼障碍，得到清净之乐。”这时，吴城荐福古刹有一位比丘，认为自己在千劫以前就曾亲近弥勒佛，深深种下善根，发誓用这一生庄严弥勒法像，以花香、灯烛常作供养。愿意大力广泛募化，使大众生起坚定的信心，共同成就这一殊胜果报。善哉，善哉！我乐意用笔墨文章，欢喜地为此赞叹。为了首先说明世俗的姓氏，愿大众各自捐助钱财，乃至粟米、布帛，一丝一粒，以破除吝啬贪婪之心，向佛布施，这是重大的因缘。这也不是因缘，因为应当知道佛性离开因缘；这是重大的功德，也不是功德，因为应当知道佛性离开功德；也没有弥勒，也没有众生，因为应当知道佛性离开一切见解和形相；那里也没有募化，这里也没有施舍，因为应当知道佛性离开彼我之分；不可执着于有，也不可执着于无，因为应当知道佛性泯除有无。如果由于欢喜而舍弃，永远断除贪爱之根，见到清净本性，就是见到弥勒。” 《水月观世音菩萨像赞》如果说水中没有月亮，为什么水中常常显露月影？如果说水中有月亮，向水中捞取月亮，它又在哪里？假如只有一瓢水盛在器皿中，那是水而不是月；假如又分成两处，这个月影一旦显现，仍然没有离开水。这样反复推测，都是妄想。说有一个便已经不对，何况说有两个呢？凭借这些妄想来寻求菩萨，就像寻找昨天的梦，又像寻找已经失去的头，颠倒狂惑，完全没有道理。究竟什么才是观世音菩萨？贪看水上的月亮，却丢失了眼中的明珠。

译《渡海观世音菩萨像赞》苦海茫茫，是众生所恐惧的地方。一念清净，便能拨开云雾。唯有我大士，弹指之间就能渡过。鲛人走在前面引路，龙子在后面护卫。天上的音乐如雷鸣，宝花和甘露纷纷降下。鱼、鳖、鼋、鼍聚集观看，像围墙一样。夜叉、罗刹以及各种鬼众，手持兵戈，肩扛武器，赤身露股，全都前来归依。他们踉跄着礼拜歌舞；即使长波怒涛，也完全没有险阻。好像乘坐安稳的车，又像踏在平坦的道路上。喝！彼岸不过相距半步。至于那些众生，业障都已经造成，在五浊恶世中浮沉，被恶风吹落。《观世音菩萨像赞》众生凭借妄念造作各种各样的业，又因为恶业而普遍看见各种各样的果报。正当遭受果报时，辗转产生恐怖，恐惧极了便大声呼喊，想求菩萨救助。一声念“观世音”，便顿时忘却各种苦趣。应当知道，救苦并不是借助菩萨的力量。就像自己用绳子把自己捆住，仍然由自己解开。捆缚自己的并不是别人，为什么还要等待别人来救呢？我观察众生，都具备菩萨的智慧，本来各自清净。为什么会遭受这些苦难？苦难从哪里产生？既然有产生，就应当有消灭，为什么始终不能消灭？沉沦千劫之中，如果能够破除这种妄念，生和灭都不是真实的，便能随处自在游行，得到最大的自在。菩萨不住于空，菩萨不住于色；非色与非空，也一概不住。我如今塑造这尊像，又作这样的说明：愿那些求救的人，一时脱离一切苦难。” 《栴檀观世音菩萨像赞》并序 汪家毛氏拿出私财，命令工匠恭敬雕刻观世音菩萨像。像完成后，他的舅父汪琬作赞说：“如果说这是菩萨，那么这只是栴檀木，经过工匠雕刻，又以赤金作为外部装饰；一切都是假合而成的菩萨，菩萨究竟在哪里？如果说不是菩萨，那么容貌美妙端庄，宝冠和璎珞，种种都属于稀有之物；看见的人全都顶礼，俨然就是菩萨在此。两种说法互相驳难，归根到底都是戏论。要知道菩萨的本性，它包含包裹着十方世界；本来清净，本来真实，本来圆满光明，本来周遍一切。这种形相归根到底不是形相，不是形相也仍然不是非形相；处处没有障碍执着，所以称为观自在。” 《睢州汤烈妇旌门颂》并序 顺治十七年，巡按河南监察御史臣粹然上言：睢州诸生汤祖契的妻子赵氏，正值明末李自成之乱，贼兵进入汤祖契家中，挺刀劫持赵氏，准备把她赶出去。赵氏厉声斥责说：“国家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竟至于屠杀百姓、剥光并侮辱妇女？上天的诛罚将要降临，很快就会看见把你们这些人肢解，肉拿去喂狗和猪；你们连死都不顾惜，还敢拿刀锯来威胁我！”贼人大怒，于是用刀杀死了她。直到今天，全州仍然流传这件事，说起时眼泪直流；即使头发花白、牙齿毁坏的人，也没有一句不同的说法。于是士民某等把实情报告给长官，长官又逐级上报各府以及司道，转达给臣下。臣复核查验后，认为应当表彰赵氏的门闾，用来劝勉流俗。臣谨冒死上奏。天子把这份奏章交给有关部门，礼官议定，依照御史所说办理，于是事情得以完成。诏令有关官署遵照法令办事，在她家门上题写“节烈之门”。到了康熙十八年，赵氏的儿子侍讲某和汪琬都在翰林院任职，详细叙述了她母亲守节而死的始末。汪琬认为我 世祖章皇帝承受天命，刚刚在燕地定都建国，就 命令臣僚广泛搜求明末为国而死的诸位臣子，共得到二十三人，分别赠官、赐谥，待遇各有不同。这同古代释放囚徒、封护墓地的做法实在没有差别。大概兴起王业的君主尊崇忠义节烈，恩典非常深厚丰盛，借此更新臣民，改变懒惰苟且的风气；创建国家的规模，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既然如此，那么赵氏能够得到 褒奖宠荣，难道不是应当的吗？汪琬惭愧地任史官，幸而得以列在某之后，以文章为职，不顾自己的浅陋，冒昧作《旌门颂》一章，交给某刻在坚石上，永远传示后世。颂辞说：啊！圣人建立最高准则，抚有天下万方。武功既已停止，文教于是兴盛。忠诚啊，节义啊，于是赐予荣宠的诏章。没有遥远之处不能到达，没有幽暗之处不能照亮。睢州女子赵氏，嫁给了汤家。幽静闲雅、贞洁端正，秉持常久的德行。当时局势艰难而紧迫，凶恶的暴徒煽动灾祸。喧叫纷乱，睢州人的内心都很恐惧。赵氏难道独自不肯屈服吗？她反而抗拒那些凶徒。那些凶徒懂得什么？正放纵猖狂。赵氏流出的血，最终涂满了凶徒的刀锋。睢州百姓为此歌唱，为此扬声；又只有睢州百姓，深深怀念她的冤屈。御史采录此事，上报朝廷。皇帝说：“好啊！这符合舆论的期望。” 朕难道会有所吝惜而不为你表扬吗？这也不是为了你的私情。你的节操确实美好，于是命令睢州人砍石树碑于高冈之上，筑起基座，建造牌坊。乌头双表，使这门墙更加光彩。诗经赞美游女，实际上是称颂她抵御暴徒强暴。史书称赞礼宗之死，是为了激励赵氏。像她这样卓然不群，光辉灿烂。” 皇帝称许你的节操，使它更加彰显。有高山便有高耸，有黄河便有长久。即使山崩塌、河流枯竭，美好的声誉也不会消亡。《念佛颂》并序 中峰了法师和各位居士倡导莲社，拿一首示范念佛三昧的诗给我看，我为此作了这篇颂。佛在你的心中，念在你的口中，一百零八颗念珠数在你的手中。心、口、手如果同佛合而为一，想求生西方净土，也先要借助念佛之力。什么是佛？念佛的又是谁？头上戴着头却到处寻找头，为什么这样狂奔？六根和六尘清净，这就是净土；身心安稳，就是坐在莲花座上。昼夜六时修行持念，恍惚间看见佛的容貌。忽然坐断一切分别，连佛的形迹也空无所有。一念不执着，一念不起，这才是真正的念佛。愿佛为此作证。《沼泉铭》并序 我把先父葬在尧峰山麓，丧葬事务办完后，听从风水先生的话，命令工匠开挖水池。在墓地南面挖土超过七尺，得到一眼源泉。照看它，水清澈；饮用它，水甘甜。并且有崇报禅院的佛塔，距离这里十多里，唯独常常把影子映现在泉水中。我认为这是祥瑞，于是作铭刻在石上，放置在这眼泉水的左边。横山涌出泉水，伏流于土中，汇聚成池；水气与山相通，可以吸饮，可以灌注，可以灌溉原野，可以滋润竹、石、枌、榆、松、槚。干旱时不会干涸，水涝时也不会涨满。这泉水的德性，是清澄、澄静而深广。先父的遗体，永远安葬在它上面。先父的神灵啊，请来这里游息，春秋祭祀不要失时。《擭村石砚铭》擭村出产的良材，黄色的纹理、黝黑的质地，放在老翁的几案上；磨墨适宜，运笔也适宜，兼具这两种优点，可以用来著述。它的形体是石头，德性却像美玉。《尧峰文钞》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三十八，翰林院编修汪琬撰，题跋一，共十二首

译题《致富书》这部书出自近世，文辞不够雅正驯顺；但论述种树、种艺、养蚕、畜牧的方法，很值得阅读，确实对农家一类的人有益。孔子说：“季孙氏赐给我千钟粟，我的交游便更加亲密；南宫敬叔让我乘坐他的车，我所讲的道便更加推行。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财物帮助，我孔丘的道大概就要废弃了。”财物实在不能不增加积累啊！孔子交游遍及四方，他的道又广泛传给七十弟子，可是仍不能没有财物的帮助，何况后世的求学者呢？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做郎吏一年多，生活却更加贫困，想凭此求得交游亲密、道术推行，不也很困难吗？然而孔子又说：“富贵不可以用求取来多次得到。”他讥讽子贡不接受天命而经商求富，这是什么缘故呢？求学的人如果有志于孔子的道，就不能不知道天命。有了财物而交游亲密、道术推行，是命；财物不足而交游日益疏远、道术日益废弛，不是那个人的过错，也是命。所以即使有是非毁誉来到自己身边，也只安于天命等待它罢了。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取用这部书呢？”我告诉他说：“我将要退居家中，讲求所谓种树、种艺、养蚕、畜牧的方法，直到老去，那就必定要从这部书中取法；这是为了让自己归入农家一类的人。” 并不是为了求富。” 题《渊明集》屈原、伍子胥，都是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的人，然而扬子云却讥刺他们。子云正自夸为光明显赫的明哲之人，推究他的胸中，除了《剧秦美新》之外，他自以为有所得的东西并不多。难怪他对这两个人会像冰炭、水火一样不能相容。温文正公的为人，难道可以同子云相比吗？《资治通鉴》不推重奇节之士，对于屈原投水而死的事情，略去不取，也还可以理解。可是到了元嘉四年，竟连陶渊明的去世也没有记载，这是为什么呢？渊明出仕和退隐的始末，在本传中记载得很详细。至于他的诗，哀悼伯夷、叔齐固守穷困，感叹精卫填海，大节光明显著，并不只是用甲子来纪年而已。可是《通鉴》没有记载，难道是偶然遗漏了吗？还是另有编纂义例呢？扬子云是一个曲解学问的人，本来不足称道；可是从温公直到王介甫、曾子固这些人，没有不喜爱他的学问的。当时能拒绝并驳斥他的人，只有子瞻一人而已。温公既然喜爱子云，甚至说荀子、孟子几乎都不足以相比，于是作《太玄集注》，又作《潜虚》来模拟他。唉，这也太过分了。从前有人讥讽司马迁的是非判断同圣人相违谬，我认为扬子云也是如此，甚至恐怕还更严重。至于温公不取屈原和陶渊明，莫非是因为他平日的爱好未能免受子云毒害，所以有时才会表现出来吗？我把渊明的诗反复读了三遍，不能不为温公深深叹息。题《小儿语》沙随吕公得胜作《小儿语》二卷，他的次子侍郎公坤作《续语》三卷、《演语》一卷，都没有超出街巷俗谈和闺房中儿童女子所熟习的内容，但其中保留着劝勉和告诫。《易经》说：“防止邪恶以培养正道，是圣人的功业。”圣人的道兼通上下，并不是幽深玄妙、奇特得不可测知的东西。所以它的功效由日常饮食起居出发，最终可以穷尽人的本性、达到天命，使人民受到教化、形成良好风俗；所谓内外、本末，都是由一条道贯通的。苏子由本来不懂道，于是说有一种道是不可用语言说明的；可是当他论述子夏教人时，却又称赞子夏从洒扫、应对、进退开始，而不急于讲道。如果果真如此，难道道和洒扫、应对之间果然截然分成两件事吗？这不过是支离悖谬，失去了子夏的本意。只有程子不是这样，他说：“洒扫应对就是形而上的道。”懂得这一点，对于《易经》所说的“养正”，大概就能相互发明了吧？所以我说，这些话不只是闺房中的劝诫；即使说圣贤的教诲、大人先生的学问，也不超出这些内容，同样可以。私下希望扩大它的流传，等待后世求道的人。题《平母节略》卷 《诗经》中的《周南》《召南》，有一半是为后妃夫人而作的。圣人既把它们列入正风，到了《邶风》《鄘风》《卫风》，便成为变风的开始。而《鄘风》又以《柏舟》开头，后面才接着《墙有茨》《采唐》《鹑之奔奔》等篇。大概圣人立教的用意，就是希望人们成为前一种人，而警戒人们不要成为后一种人，意义深远。像冯孺人这样，能够坚守苦节终其一生，又能教导儿子凭文章取得声名，她同共姜相比，又有什么惭愧呢？于是王茂远、宋玉叔已经为她作传，各位士大夫又相继作诗来褒奖她，共有若干篇。将来还会有人编纂辑录。本朝的诗，如果不取法圣人，那就罢了；如果取法圣人、继承《诗经》的用意，就一定不会遗漏这件事。而且不仅不会遗漏，还一定会选取其中最工整贴切的作品，列在篇章的开头，用来端正风化、激励末世的风俗。平氏何不姑且等待呢？

译题《使琉球记》陈翼字友石，常熟人。略通琴艺和经书，后来跟随张御史学习礼仪，前往出使琉球。他曾经教琉球王世子弹琴，回来抵达京师后，详细向我讲述海中鱼龙的变幻、日月的出没、烟涛云浪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的情形，以及琉球风土的淳厚、人物氏族的高下、礼仪文物和器物制度的质朴简略，其中近于古代而令人欣喜或惊异的事情，很多是记载中没有的。我听后既羡慕又向往，为之拍掌起舞，只恨不能亲自经过那里、登高眺望。过去苏明允说过：“大丈夫不能做宰相，能够出使，凭口舌在外交中挫败敌人，也就足够了。”如今陈生虽然不是正式的使者，幸好能够附随 王者的使臣出行，把自己的技能远远地展示在数万里之外，足以让我羡慕，即使葬身海中又有什么遗憾呢？这时陈生又说：往返海上，大概有好几次濒临死亡。起初在海口遇到盗贼，几乎要因战斗而死；后来滞留在大洋中，储存的水和米都用尽了，又几乎因饥渴而死。夜里看见大鱼浮在海面上，扬起鱼鳍喷水，水柱涌起数丈，所乘的船震动得将要翻覆，又几乎沉溺而死。随风漂到琉球北山，登上岸后，再往前几十丈，就将要坠入落漈洋中，无法上来，又几乎死去。越过北山，突然遇到风雨，两条龙夹着船在海中饮水，又几乎死去。回来时又遇到大风雨，桅杆折断、船帆损坏，舵绳从中断裂，漂荡了三天三夜，不知道漂到了哪里，又几乎死去。抵达福建境内后，又潜行在贼人占据的岛屿之间数百里，害怕被他们捉去，又几乎忧惧、疾病而死。只是幸亏得到 天子的庇护和中国的威灵，多次濒死却没有死去，天吴、海若实际上暗中相助。陈生自己认为幸运，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仍然有所遗憾。考察古人，如游览辋川、泛舟渼陂，周游洞庭、彭蠡、沅湘、云梦一带，这些是他们足迹到过、耳目经历过的地方，同大海相比，简直只相当于杯中的水、勺中的泉罢了。然而他们尚且写成诗文，彼此铺张夸大而称述。何况这里的奇异景观和罕见见闻，是那些事情的十倍百倍；如果没有雄伟宏大、卓绝非凡的作品，来叙述其事情、陈列其形状，回来后上交史官，收藏在文学典籍中，用来同《齐谐》《志怪》之类的书媲美，那么将凭什么向后世夸示，使它成为无穷的传记呢？可惜陈生正沾沾自喜于琴艺和经书，还没有闲暇顾及这件事。题《万里纪程》《纪程》为什么写作？是我吴地的孝子黄君向坚、字端木，为他的父亲写的。父亲是谁？就是这位孝子的父亲含美先生。先生名某，崇祯癸酉年举人，明末任云南大姚县知县，因战乱阻隔不能返回。孝子徒步前往寻找他，所以有这部作品。《纪程》为什么这样命名？孝子的行程开始于顺治八年冬十二月，结束于第二年夏六月，从吴地进入云南，又从云南奉迎父亲返回吴地。时间共二十一旬，路程共二万五千余里。途中疾风暴雨的叹息，悬崖绝壑、深谷险桥的恐惧，山妖木魅、猩猩猿鼯、豺狼虎豹以及獞人、猺子怒目咆哮撕咬的危险，烽烟、战马、营垒、关隘的警报，没有不记载的。没有见到父亲时便忧愁，忧愁而思念；见到父亲后便欢喜，欢喜之后又继之以哭泣。凡是家人父子之间凄楚悲伤、亲切相接的感情，也没有不记载的。所以称为《纪程》。我从徐子祯起那里得到这部书，读完后站起来问宾客：“从前文安人王原、大理人赵重华，都曾经寻找父亲，贤能的士大夫也曾为他们作传作述来表扬他们。如今又看见一位孝子，那么这位孝子和王原、赵重华相比，谁更艰难？” 一位宾客说：“王原、赵重华更难。”我问：“为什么这样说？”他说：“王原、赵重华与父亲分离时，有的还在孩童时期，有的还在襁褓中，而他们的父亲又是普通百姓。他们所从事的没有固定职业，所到的没有固定方向，东西南北，茫然无所适从，所以寻找父亲很困难。”孝子却不是这样，虽然相距万里，但含美先生毕竟安然居住在蛮獠之中。孝子又熟悉父亲的声音、容貌和笑态，难道一定要像王原、赵重华那样通过梦境占验、凭卜筮决定、由异人指引吗？”我说：“不对，不对。王原、赵重华生活在太平时代，往返道路时，市场不在清晨交易，狗不在夜里吠叫，天下如同一家；即使说他们寻找父亲困难，也只是相对容易。当孝子在往来军情文书之间徘徊，在无人烟的境地匍匐前进，经历风吹雨打，身心一同憔悴，脚上结茧、脸色黧黑，完全失去人的气色。远方的人看见他，不是猜疑他是间谍，就是喧叫着说他是匪类；能够侥幸逃脱刀刃剑锋，已经很少了。这样看来，即使说孝子的事情容易，也其实是困难的。”大概含美先生的心意，也可以这样说。话还没有说完，座中一位宾客笑着说：“您说错了。那位孝子哪里会问所谓难易呢？大舜能够使家庭和谐，被称为孝；小子胡能够遮盖父亲的过错，也被称为孝。” 周文王、周武王侍奉父亲，早晚问安、进献膳食，被称为孝；《小弁》诗中的人穷困到了极点而呼天，也被称为孝。如果说文王、武王的孝容易，那么文王、武王自己并不知道；如果说像舜、胡、以及《小弁》中的人那样的孝很难，那么舜、胡和《小弁》中的人自己也不知道。凡是做人儿子的，只知道自己的父亲罢了。此时尚且不以自己为有，做到孝，又哪里会问所谓难易呢？”我说：“说得好。” 题《搢九传疑录》《录》末尾所记永王的事情，见于 建国初年的邸报抄本。顺治元年十一月，有一个自称前明皇子的人来到京师，进入原嘉定伯周奎的家中。周奎收留他两天，便把他作为假太子的事情上疏朝廷。于是吏科朱徽、河南道赵继鼎等接连上章弹劾周奎。但《录》中说他是被人捉住的，不对。案件交到刑部后，有个小内官指认他身上的伤疤，抱着他哭泣。《录》中说内官不敢辨认，也不对。当时朝廷大臣的各份奏疏都在，大意大致相同。只有侍郎沈惟炳说得尤其明白恳切，大略说：“如果他是真的，那么这是明帝的英灵在暗中护佑他。” 清朝宽仁厚德，特别顾念前朝，给明帝上谥号并举行发丧，礼仪极其隆重。如今又将命令将领出征，替明帝除凶讨暴，对于他的儿子又有什么嫌疑和顾虑呢？难道不能把他作为三恪之后，奉祀为明帝后代，保留这一线希望吗？如果他是假的，那么必定是阴险之人妄图富贵，所以挟持这个无知之徒，冒死试探法令。凡是主使、合谋的人，以及收藏、引荐他的家族，务必一直追查到底，让天下人共同看清。如果留下真假难辨的形迹，凭什么向后世传达可信的事实呢？唉！东宫南逃时，满朝还斥责王之明是假的；何况如今玉步已经改变，却想在其中替他缓颊、委婉措辞，不是更加困难吗？既然如此，沈侍郎的奏疏并没有错。搢九没有看到邸报抄本，所以所记不免彼此抵牾。现在抄录御史赵开心以下四份奏疏，附在卷末，使著书的人有所考察。” 题《时御史西台奏议》后

译以上是嘉定时公干所作的《西台奏议》三卷。公名偕行，字汝健，“干所”是他的别号。前明万历年间中进士，由知县升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因为查抄崇信伯一事，特别被降职调往边远地区任杂职，后来回家去世。当公刚任御史时，太仓王公锡爵在内阁，余姚陈公有年在吏部，富平孙公丕扬在都察院。当时正崇尚清正节操，百官都恭敬尽职，被称为国家最盛的时期。处在言官职位上的人，大多刚正不阿、坚守正道，公就是其中之一。我读公所编纂的各篇奏疏，共二十六篇。其中如论沈惟敬勾结倭寇的奸诈，认为他表面上说封贡，实际上答应和亲，于是连同弹劾石星、宋应昌、李如松等人；这些都是国家的文武大臣，竟不能练兵选将、屯田积粮来守卫边疆，却今天议论封赏，明天议论进贡，渐渐又出现和亲的说法。没有听说请求尚方剑斩下沈惟敬的首级，反而替他曲意辩护、隐瞒讳饰，这算什么呢？又因雷震西华门，极力指出奏章既然留在宫中不发，又加上小臣因进言获罪而一概禁锢；这样就是骏马劣马不能分别。大臣称病请求退休，却一概慰留；这样就是香草恶草没有区别。我希望根据臣下的才干品行来决定取舍：像孟养浩、邹元标那样直言进谏的，应当赶快任用；其中若有沽名钓誉、偏执乖拗的人，舍弃他也可以。根据大臣的贤能与否来决定去留：像陈有年那样忠诚耿直的，应当赶快挽留；其中若有可以指摘的瑕疵，听任他离去也可以。他又说，钱财好比水；疏导它成为江河，开通它成为沟渠，众生都能得到它的利益。如果积聚堵塞日久，必然向四方奔溃，流出的祸害无穷。单穆公说：“断绝民众的财用而充实王府，就像把河流堵积起来成为污水洼地一样。”它干涸的日子就不远了。如今太仓的积蓄已经空了，太仆寺的马价也已经匮乏，而东边的倭寇、西边的敌人还没有停止侵扰的期限。皇上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家，何必把财富收藏在内府，徒然聚成污水洼地呢？公所争论的，大多是关系天下的大计；如果听从他的话，对国家社稷有益，难道不是意义深远吗？伟大啊！只是考察神宗朝的实录，既没有来得及为公立传，后来执笔编修的人，也无法完全了解公的始末。我是公同乡的后辈，距离公去世不过几十年，距离公居住的地方也不到几舍，可是公的流风余韵，却茫然没有听闻，这是值得叹息的事。” 如今幸亏公的曾孙圮授来到我门下求学，我才得以看到这二十六篇奏疏；可惜他的名声和地位还没有大大显著，事业也没有充分施展，便很快困顿终身。难道是上天有意把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吗？“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大力修明他的德行”，这就要看圮授是否能记住。圮授字期五，是县学生，正凭借高才在吴下闻名。题《杨柳枝词》后 《杨柳枝词》是七言绝句的体裁，虽然最初形成于白尚书乐天，实际上却本源于《诗经》的风雅。后世的人既相互师法承继它的意思，又进一步改变它的体式，推广运用。因此，有写离别的，就是《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意思；有写闺房男女的，就是“东门之杨，其叶牂牂”的意思；有感慨身世失意的，有的借它来表示讽刺，有的借它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就是“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菀者柳，不尚息焉”这一类诗句的意思。其中有的用起兴，有的用比喻，既是承继风雅，又把意思寄托在杨柳上，主旨确实显明。读者可以吟咏玩味，恍然在无言的意境中领会它。只是它的体裁同风雅不同，至于它的意思却从未不同。近世后生浅薄无学而不能作诗的人，往往敢说大话，鄙视这种词接近儿童女子的语言，傲慢地认为不值得作。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诗经》三百篇中那些歌咏杨柳的诗都在，孔子为什么不删去？自汉代以来各位儒者传注训诂，又为什么尊奉它为经，使它得以列入风雅，并且相互师法承继呢？至于稍微会作诗的人，正当写这种词时，却把前代贤人的残余膏脂和剩余芳香全部拿来，杂乱堆砌，借以把自己附会成骚人墨客，用来敷衍应付求索者的请求，仿佛有课程督责，不得已才写作。可是仔细考察其中，竟无一首不是这样；大概真正能够成篇的也很少。于是唱和的词多达一千六百余篇，而所收录的只有这些。即使在所收的作品中，也都是瑕瑜优劣层层出现、交替显露；要探求它们主旨所在，就不知道同《诗经》三百篇的起兴比喻相比，究竟哪些疏离，哪些切合，哪些接近，哪些遥远了。这岂不是很难吗？所以我不敢用标准责求别人，只姑且题写在后面，并希望私下同各位门人共同勉励。” 题袁氏册后 我家同袁家世代有亲戚关系。袁家的先祖介隐公，以隐逸君子著称。介隐公生方斋、怀雪两位先生。两位先生的儿子，被吴人共同推为汝南六俊。方斋所生，是谷虚、志山两位先生；怀雪所生，是陶斋、谢湖、卧雪、胥台四位先生。胥台名▯，官至佥事，生吴门公，名尊尼，官至副使，是我亡妻宜人的曾祖。卧雪公名褒，生德门公，名年，官至参议，是宜人的本生曾祖。袁家世代因甲科功名和文章声望相承，这些都记载在国史和家谱中。吴人共同把袁家视为大族之首。如今振之先生年过七十，胡须眉毛浓密，读书而喜爱义理，借行医来隐居。他的次子令推，尤其英俊聪慧，擅长文章，就是志山公名裘的孙子。兵火之后，袁家渐渐衰落，先世留下的恩泽，以及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各位名公所赠的翰墨，都落入好事者手中，散失很久了。先生和令推极力收购寻求，才开始收集到先人的各幅小像；从介隐公以下，大略齐备，吴文定诸公的题赠以及志记之类，也都在其中，装裱成册。唉，介隐公以来留给子孙的东西，并不是不好；但如果没有先生父子贤能，相互努力使它们得以延续，那么散失的东西凭什么重新聚集，遗失的东西又凭什么重新保存呢？”},{ 宝玉和大弓，是鲁国的重要器物。鲁人失而复得，《春秋》对此还加以褒许。这部册子中留有祖先亲手书写的墨迹，其珍贵不只是如同大弓和宝玉而已。袁家的子孙，希望能够继承先生的志愿，世世代代珍藏它。先生命我为它题写后记；我又娶了袁家女儿，理应叙述袁家的世系，因此特意写得详细一些。

译为《庉邨和尚法嗣图》题写。记载说：上天生出时序，大地生出财富，人由父亲生育，又由老师教导，这就是师道的起源。如今，医药、卜筮之术，捕蝉、弄丸，弹棋、蹴踘等技艺，尚且都必须有所承受和教导，然后才能精通，何况是圣贤之学呢？佛教徒中谈论禅法的人，都以达磨以下的历代祖师为根本，所以称他们为祖师。到了受摩顶、记莂的时候，又各自有自己的老师。然而我听说，大慧曾经游历大阳、洞山一带，已经领会了曹洞宗的旨趣；他看到传授法脉之际，必须在臂上烧香留痕，以表示不会轻率地传授，于是私下想道：禅法既然有传授承受，难道祖师自悟自证的法门，竟会因此抛弃它，而遍历各方吗？由此说来，佛教所说的师徒，并不像我们儒家所说的师徒那样。因此，等到已经悟道之后，佛也可以斥责，祖师也可以辱骂，禅板和几案都可以一把火烧掉。因为他们正是借此表现大机大用、彻底洞见并了悟究竟之处，哪里曾拘泥于威仪礼数之中呢？像清上人，本来就是庉邨和尚的法嗣，是天童和尚的徒孙。他来到京师，便把同门中接受佛法传授的若干人全部取来，排列绘制成图，又沾沾自喜地用自己的说法为它作序。我不知道他对于那一法门所谓的自悟自证，究竟有没有所得。即使如此，从前公伯寮亲自列在七十弟子之中，却敢于诋毁季路；邢和叔本是程门的高等弟子，却突然诬蔑宣仁，说他依附绍述之说。这样看来，士大夫中暗怀恶意、诡诈反复，背叛师友而离去的人，实在不少。可是佛门中却独能辨明师承授受的来源，所以守护自己的门墙，唯恐不够严密；守持自己的衣钵、巾拂，唯恐不能周全。难道不是还算贤明吗？像上人就是这样。我因此有所感触，写下了这些话。题写《容安轩记》汪子已经写成这篇记，宣城的梅子读后叹息说：“先生大概是有道之人吧？”旁边有人笑着说：“不是。我听说至人对于道，就像承接蝉、捶打铁钩那样专心；他看待忧患，就像空船碰撞一样；他行事安然，就像潜水的人入水、醉酒的人坠车一样。本来就是淡泊无心、与造化同游的人。如今先生却不能承受得失祸福的忧虑，纷纷扰扰地积聚在胸中，并表现在起居动静之间；明明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却还喋喋不休，借一番话来排解，拿自己去比附陶渊明、苏子瞻，这果真能说是无心吗？如果无心，怎么会有话？如果没有话，怎么会有这篇记呢？”古语说：‘知道的人不说，说的人不知道。’所以说：‘先生不是有道之人。’于是汪子听了，认为这话说得好，便记录了下来。《尧峰文钞》卷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卷三十九，翰林院编修汪琬撰。题跋，共二十六首。跋《孝经易知》这部《孝经易知》共一卷，是登封耿逸庵编纂的。它的说明明白简要，便于儿童学习，大概嵩阳书院刻印它已经很久了。汤潜庵先生到吴中任职后，怜悯我吴地风俗衰败，孝友之道衰微，于是选拔宿儒，命令每月在学宫讲授《孝经》，想借此改变风俗。到了讲授日期，远近来的人环集四周，先生亲自前往观看，命他们坐下听讲；又召来社学的学生，凡是年纪还小的，就让他们上前，用好话慰劳，给他们吃糍饵，使长幼人人都得到适当的照顾，深合古代所谓有德有造就之人的意义，真是盛大的举措。于是我吴地原任登封县令张牖如，曾经在逸庵那里得到《易知》一书，便把它呈给先生。先生读后非常高兴，谋划把它颁行，作为儿童教养的辅助。牖如于是捐出资财，召集工匠重新刻印，快要完成了，准备按照先生的命令颁示给社学学生，使他们早晚研习。唉！《周官》中的大司徒用六行教导万民，首先说孝；用八刑纠正万民，首先规定不孝之刑。他的属官族师在每月初一召集百姓读法，就记下其中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而有学问的人；师氏教导国子，又一再说要以孝德使人知晓悖逆为恶，以孝行使人亲爱父母。至于周武王作《康诰》，动辄举出不孝不友的惩罚，把它们的罪比作首恶大恶。这样看来，古代圣王施行教化，没有不把家庭内部的孝道作为根本的。后来负责督率的人不能实行，教育也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这种道理便逐渐衰微消失，常常导致民间伦理泯灭混乱，彼此争夺劫掠，以至陷入诉讼。先生深切怜悯这种情形，以及那些没有不知爱亲的幼童，是很应该的。我吴中的学生，如果每家都得到这本书，早晚诵读并仔细体会，毫不懈怠，也许能够端正内心、洗涤面目，从而抛弃旧有习气，恢复本来的良知。这并不困难；这就是先生的心意，也是我汪琬和张牖如的心意。琬因此写在书后，并恭敬地空出前面的序文位置，等待先生亲自落笔。”

译跋《汉书·扬雄传》我吴地的杨庄简公曾在四川任参政，写过《郫县扬子云祠堂记》，广泛引用郫人简氏、吉人、胡氏的说法，辨明扬子云未曾仕于王莽，而胡氏的说法尤其详细。大意是说：传记称扬雄作《符命》，投阁自杀，七十岁时，于天凤五年去世。考察扬雄到西京时已四十多岁，从成帝建始改元到天凤五年，共计五十年；把五十年加在四十多岁上，岂不是将近百岁了吗？那么传记说七十一岁，恐怕是错误的。据桓谭《新语》，扬雄作《甘泉赋》时，梦见肠子流出，便收起来放回腹中，第二天就去世了。成帝在永始四年祭祀甘泉，如果说扬雄是在这时去世，恐怕也不对。再根据《法言》考察，王莽被称为安汉公是在平帝元始年间；《法言》称‘汉公’，并说汉兴二百一十年，从高帝到平帝，正好是这个数目，那么扬雄七十一岁去世，应当在平帝末年。扬雄历仕成帝、哀帝、平帝，所以说‘三世不徙官’；如果又仕于王莽，难道还会只经历三世吗？由此可知，扬雄决没有做王莽大夫以及投阁作《剧秦美新》的事。这种说法可谓辨析清楚而且考核严密了。但是班孟坚离扬子云的时代已经很远，他的传记出现讹误，本来也是应该的。桓谭亲自见过扬子云，为什么错误竟然这样多？实在难以解释。庄简公又引用《法言》说：‘君子处在太平之世就像凤凰，处在乱世也像凤凰。为什么？因为太平时便出现，乱世时便隐退。’扬子云有这样的话，可见他没有仕于王莽，等等。庄简公名成，是嘉靖丙辰进士，累官至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书，有文集四卷，没有流传于世。我特意把这篇记取出，附在扬雄传后，等待以后再次考察。跋《素问》经典中关于五运六气的论述已经很详尽了。不过我听说，元代的葛恒斋，就是葛可久父辈中的人，曾经提出一种看法，认为医生应当根据时势的盛衰来增减治疗。刘守真、张子和等人处在金人强盛之时，百姓强悍而正气刚健，所以多采用宣泄的方法。等到金势衰败，战乱之后饥荒接连不断，百姓劳苦、心志困顿，所以张洁古、李明之等人多加以补益。到了宋朝末年，医生大抵只致力于守护元气罢了。这种说法确实补充了《内经》所没有充分说明的内容。我则认为，不仅衰世之人应该采用补益法。正当国家强盛、太平稍久之时，人们大多被声色酒食豢养，平日精神气力已经先行衰耗，一旦患病而使用宣泄、寒凉的药剂，必定不能承受。这个道理很明白！葛恒斋同时代的人中，只有丹溪朱先生也领会了这个意思。后来凡是做医生的，都不能不知道。即使如此，难道只有医生如此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跋《正字通》读书人喜好奇异而不知道有经典，实在太过分了。这部书论说‘禫’字，宗从戴氏侗的说法，认为它是除去丧服的名称。这样一来，《礼记·丧服小记》中‘宗子母在，为妻禫；为父母，妻长子禫’的说法就全都无法解释了。它论说‘袒免’，又宗从程氏大昌的说法，认为‘免’字是免冠的‘免’，按本字读。这样一来，《左氏传》中‘穆姬以免服衰绖逆赵鞅，使卫太子絻’的说法也全都无法解释了。学术不能贯通经典，却喜欢提出新奇可喜的议论来诋毁讥刺前人，所以弊病就成了这样。这部书正在流行于世，我姑且摘出这些错误，用来告诫后来的学者。跋《四书图》我历来考察唐宋画家，往往留意经传，例如《尚书》的《无逸》、《诗经》的《豳风》直到《孝经》《尔雅》《楚辞·九歌》之类，无不绘有图画；唯独没有绘制四书图的，有的话，从这部册子开始。希望再命画工广泛绘制，使它差不多可以具备邹鲁的典型，描绘俎豆、车服等器物，使后来的学者能够从中受到感发而奋起，用来防止愚顽、树立懦弱，大概也不是没有一点帮助。跋《李义山诗注》古代作笺注的人，没有不广泛汇集各家说法，以成一家之言的。经传以外，颜师古注《汉书》，其实出自颜远游；后世不知道颜远游，是因为成书归于师古。李善注《文选》，其实汇集了张载、颜延之、沈约、薛综、徐爰、刘渊林各家的长处；后世不称述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说法都汇粹于李善。常熟僧人道源解释义山诗，尚未完成便去世了。吴江朱长孺作笺注，很采用其中的内容，钱夕公、冯定远以及陈氏、潘氏等人的说法也附在其中，从未掩没他们的姓氏，对道源也是如此。长孺给我看道源注的原本，杂乱累赘之处很多，而且间或有所遗漏。长孺删削补充，取舍增益，不下十分之六七，他用心实在勤苦。吴地人不了解情况，往往暗中议论他的后出，几乎使长孺成为郭象对于向秀那样的情形。这些都是耳听目见、抄袭窃取一类的议论，不值得相信。长孺常对我说，道源所引用的佛教典籍，最为浩博；如果没有这部注，某些书也不能完成。大概他的胸襟开阔、乐于成全别人就是这样，而嫉妒他的人却还喋喋不休。我担心后来的读者有人被这些说法迷惑，所以题写在笺注之后。题《欧阳公集》古人写文章，没有完全没有根据的。例如韩退之的《讳辩》，本于《颜氏家训》；欧阳修论隐公不是摄政，本于《何氏膏肓》；辨析尧舜、后稷世系次序的差错，本于杜预《释例》；论世族谱以及苏轼为延州来季子多寿所作的序，本于孔颖达《正义》。不知道这是偶然相合，还是也稍稍沿袭了它们的说法而纵横发挥出来的。然而文忠公所作《送廖倚序》，就是韩愈的《送廖道士序》；《药师院佛殿记》，就是《圬者传》。这些文章的源流，都显然可以看出来。难道古人也并不完全忌讳这些吗？”

译跋《邵尧夫先天图》邵尧夫曾把他的学问传给王豫，王豫没有传给别人，死后便把书葬在坟墓中。后来吴曦叛乱，盗墓者挖开王豫的坟墓，得到《皇极经世体要》一篇、《内外观象》数十篇。有个道士叫杜可大，贿赂盗墓者把书取来，传给旴江廖应淮。应淮死在鄱阳，传立得到这些书。傅之后又传了两代到德兴董时，后来就没有消息了。金华宋太史作《溟涬生赞》，所叙述的廖氏事迹尤其奇异。廖应淮遇到余安裕、弋阳，想把他的学问教给他们。安裕劝廖学习《中庸》，廖厉声说：‘俗儒几乎辱没了我的康节！’他既尊奉先天之学，颇为自负，知道《易》中的道理便见于《易》书，老师所传稍有差错就加以讥笑。谈到后天学说时，他则尊奉伏羲的卦画为经，把彖辞、爻辞、系辞作为传，排斥《文言》《彖》《象》，认为是九位老师的言论；又说《说卦》不是圣人不能作，上下《系辞》是门人所述，《序卦》不过是汉儒的记录罢了。他性情好酒，难以接近，在临安时常常痛饮，不醉不止。醉中曾大喊：‘天不是宋朝的天，地不是宋朝的地，怎么办，怎么办！’他多次把国家将亡的征兆指给太学生熊某看，知道得最为详细。临安人都把他看作狂人。住了不久，元军就攻入了。廖应淮没有儿子，收养了一个义女。临死时告诉女儿说：‘一个月以后，朝廷应当命令一位姓山名鸟的使者来征召我和傅立，傅立应当经过我家，你可以把我收藏的书给他看。’后来果然如他所说。所谓姓山名鸟的人，就是崔鹏飞。此前林黄中、袁机仲，最后还有黄东发先生，都竭力辨明先天学说是不正确的。东发私下师法朱子，唯独这项学说与朱子不同，大概不知道它的奇异验证竟然这样灵验。我因此略述其大概，附在图后。朱子发说，陈抟把这幅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传给李之才，李之才传给邵雍；又有魏华父说，这幅图中卦爻的方位缜密妥当，正是天地自然之数，必定是古书无疑。它此前只见于魏伯阳《参同契》，陈图南的《爻象卦数》还没有说得很明白，到邵雍才大为阐明，等等；这就是这幅图的源流。王伯厚又说，邵雍与胡文恭公一同在庐山从一位隐居的老和尚那里学习《易》，于是得到《皇极经世》的学问，并说出自谢上蔡的记文，他的说法更加奇异。还有人说先天图就是古代的河图，魏华父也对此表示怀疑；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跋《宣和画谱》这部《宣和画谱》共二十卷，前面有徽宗御制的序。徽宗擅长绘画，曾经设置画学，聚集了很多画士，他应当很精于鉴赏。可是考察御府所收藏的画，其中有韩滉所画《李德裕见客图》；按照《新唐书》，韩滉侍奉代宗、德宗，李德裕侍奉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两人相隔很远，这幅画显然是伪作。又有李赞华所画《女真猎骑图》；李赞华归附唐朝时，契丹正在同渤海交战，而女真部落还没有强盛，李赞华不应当有这幅画，恐怕也不是真的。这样看来，徽宗的鉴赏，大概和吴中好事者相似；画谱中所记载的，难道也是真迹和赝品各占一半吗？”},{ 《高似孙〈子略〉跋》。【原文缺失，无法翻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七十年〕 《家礼》跋。据年谱，乾道五年，文公四十岁，遭逢母亲祝孺人去世之丧，开始编纂《家礼》。第二年，书编成。门人黄勉斋作行状，说此后又多有增删，没有来得及重新修订。杨信斋也说，《家礼》只是早年的稿本。现在姑且只考察其中的丧制，它与经传不同的地方有：五种齐衰服都规定穿丧服，并有负版、辟领，这是第一处；妇人不穿丧服，这是第二处；下葬以后不再改换丧服，这是第三处；大祥祭用忌日计算，则只有二十四个月又一天，似乎违背满二十五个月而结束丧期的意思，这是第四处【如果大祥祭只在二十四个月又一天举行，假如禫祭选择在二十七个月以后十天举行，那么中间就是间隔两个月后举行禫祭，而不是间隔一个月】，这是第四处。祭祀日期先选上旬，再选中旬，与《礼记》所说丧事先选择较远日期相反，这是第五处。自从明代《孝慈录》汇编《礼部典》，都遵照采用这部书，因此沿袭至今，大概并不是文公的本意。如果万历年间的坊刻本偶有增删，那就更加失去原貌了。只有这一部是正德以前刻印的，又附有杨氏注、刘氏增注和补注，虽然有缺漏和讹误，还算值得庆幸。《三衢文会》跋。右边这部《三衢文会一编》，是元仁宗延祐六年在鄱江刻印的。当时诏令实行科举已经五年了，一时的名公大儒于是纷纷通过科举进身，延祐年间尤其兴盛。正如史书所载，张文穆公起岩、黄文献公溍、欧阳文公玄、许文忠公有壬、杨待制载，都是延祐二年的进士；汪文节公泽民、虞仲常、虞槃，都是延祐五年的进士。这些人的儒学、吏治、文章、节义，大都卓越杰出，闻名于世。这样看来，科举对国家又有什么辜负呢？这部文编虽然只是江浙一带的私人课艺，也足以看出当时人文之盛。编中从余闱到汪诚，共十人，全部收录他们的文章；第十五名徐徽录赋一篇；第十九名王世凤录经疑两道，共计文章五十三篇。我既记述了它的始末，又作跋如下。

译《唐荆川集》跋。《荆川集》若干卷，是我在京师买到的。其中有些字本来并没有错，却间或被改窜，不知道是谁下的手笔。这个人恐怕是妄人。我曾见过乡里的儒生塾师，读书不多，遇到自己不理解的地方，便凭臆测擅自改动原文，这种情况很多。过去《春秋》记载“伯于阳”，孔子说：“我到今天才知道这件事。”身边的人说：“您如果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不把它改正？”孔子说：“像你们这样不知道的人……”可见不知道却胡乱改动文字，是孔子所厌恶的。所以我把这件事写在这里，用来告诫一切读书人。《文氏葬录》跋。文先生去世时，一时的名公显贵接连前来吊祭、赠送助丧财物。二承所辑录的亲笔祭文，竟然多到这样的程度，那也实在是盛况了。先生处在太平盛世尊崇文治的时代，能够凭文章和德望震动天下。同乡的后辈，如陆少卿子传、王吏部禄之，以及陈道复、王百谷一类人，都曾登门受教。他遗留下来的风尚和影响，吴地人直到今天还在传述不绝。这不是一般只凭笔墨精妙而受到推重的专门艺士所能相比的。何元朝说：“衡山在翰林时，大受姚明山、杨方城的困窘。他们当众直说道：‘我们衙门不是画院，竟然容纳画匠的地方。’只有黄泰泉、马西玄、陈石亭与他唱和交往得很愉快。那两个人只会考中状元，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本事。衡山和这几位先生长存于天地之间，如今世上难道还会有像姚涞、杨维聪那样的人吗？”吴梅村评论说：“这些话说得痛快，即使过了百世，还足以使人振作奋发。”我读梅村所记的这段话，每每为之叹息流泪，所以附记在《葬录》的末尾。《衡山手迹》跋。右边是待诏文先生的家书九纸，都是他北上授官时所写。第一纸寄给三小姐，应该是指他的夫人吴氏。其余八纸寄给国博、和州两位先生。考察和州先君的行略，他在壬午年以岁贡身份入京，癸未年四月到达京师，这就是第四纸中所说的“十七日到湾，十九日入城，留在王绳武处”。行略记载仅十八日，吏部便为他覆奏前一奏章，授予待诏之职，这就是第六纸中所说的“原拟在初八日考试，没想到初六日诏命下达，于是承任待诏之缺”。只是从前一个月十九日数到闰月六日，按行略计算无疑应是十八日；如今信中把“八”写成“六”，或许是没有把入城、晋见和奉诏两天计算在内。又考察王弇州所作《文先生传》，其中说“经过吏部考试，吏部认为他贤能，特意越级授官”。然而先生虽然已经投递了试卷，本来还没有参加考试就被授职了；而且考试之事都隶属于礼部，考试完毕后才移送吏部，传中所说的这些话都不对。王弇州一向以博学著称，尤其熟悉国家典故，却错到这种程度，因此一并附带订正。《茅鹿门手迹》跋。茅顺甫先生亲手抄录自己所作诗歌的一册，是他的曾孙某上人买来收藏的。我考察，顺甫生活在前明世宗时期，自认为具有文武才干，写文章气势滔滔、雄健奔放，尤其擅长谈论兵事。他曾任广西佥事，率领五千名士卒，直捣府江贼寇的巢穴，接连攻破十七座营寨。后来东南地区遭受倭寇侵扰，胡绩溪在浙西主持军政，凡是料敌、设置间谍，大多采用顺甫的谋略。他的才气就是这样雄奇。假如当今世上有几个像顺甫这样的人，卓然分布在各处，哪里还用担心盗寇气焰充斥呢？因此，阅读他的遗墨，虽然我属于他这一派的后辈，仍然不胜仰望高山的思慕之情，慨然想见并仰慕顺甫的为人。何况亲身接触到他的后裔，如上人这样的人呢？至于他的诗歌体制和书法，姑且不详细叙述了。《宋其武遗迹》跋。当初我任户曹时，其武先生正任翰林，我常常能够在身边侍奉受教，曾见他抄录《汉书》一册，其中有行书，也有隶书，全都妍美可爱，我心里十分喜爱。到如今相隔将近二十年，他的侄子叔防才拿出这册书给我看，笔墨光彩焕然，与我先前所见没有不同，而先生墓上的草却已经长久地枯宿了。抚念岁月容易流逝，感慨旧日长者已经相继亡故，展开阅读还没有读完一册，就不禁悲伤流泪了。《周氏血书贴黄》跋。右边这份用血书写的奏疏贴黄，共一百四十四字，是周君子佩年轻时所写。当时愍帝改元，子佩将要为颂扬父亲忠介公的冤屈，用两根手指刺血写成整篇奏疏。写完后，先拿给同乡姚文毅公看，姚公从贴黄中摘出几个字，命他改写后进呈。这就是现存的原本。子佩自己的叙述以及诸公的题跋都说得很详细了。我只是感叹，忠介任官清廉谨慎，居家只有几间房屋，仅能遮蔽风雨。他遇到公正之事，总是发愤力争，因此受到乡人的爱戴。然而倪文焕、李实两份奏疏，竟敢诬蔑诽谤、疯狂噬咬，几乎使东西颠倒、黑白换色。像忠介这样的名声，自然应当与日月同存；至于倪、李这些小人，则都是苏轼所谓的蛆虫、苍蝇和粪秽。谗人的诬陷没有止境，互相扰乱四方。这是古今相同的事情，令人因此感慨。《论道书》跋。我还是诸生时，虽然曾经学习程朱学说，但只是为了应付科举罢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心得。去年春天，我写成这部书，刚起草完，甫草却不以为然，极力劝我阅读《程氏遗书》和《朱子语类》。等到我潜心探求，确实发现其中有些内容能够与这部书相互发明。程子说：“道以外没有事物，事物以外也没有道，天地之间没有一处不是道。落实到父子关系，父子就有应当亲爱的道理；落实到君臣关系，君臣就有应当严肃恭敬的道理；以至于成为夫妻、长幼、朋友关系，都没有哪一种行为不是道，这就是道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原因。”朱子答复吴斗南说：“圣门所说的闻道，所谓闻，只是通过见闻、玩味和探求而得到它的意思。所谓道，只是君臣父子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当然之理，并不是有什么玄妙奇特、不可测知的东西。”先儒的学说本来就是这样。甫草一向喜爱东林高顾之学，又曾拜木欣曹先生为师，不知为什么见解竟有这样的差别，难道不是有终身实行道却不知道道的弊病吗？不然，就是如古代贤者所说的读书不详察，妄自穿凿附会一类。我可惜甫草已经南归了，等以后见面，当同他把这件事彻底谈论一番。《剑阁图》跋。这幅图虽然免不了带有画院画家的习气，但用笔最为苍劲润泽。再看图中的人，都骑着马缓缓前行，举手指点之间颇有闲雅的姿态，仿佛不知道阁道的险峻，这确实是高明的作品。我因此想到，士大夫处在崎岖险恶的环境中，大都应当像这样安然自守，然后才能渡过困难。如果轻浮急躁、任意妄为，没有不失身坠落的，难道仅仅是走阁道才如此吗？同年友人吴天章拿出这幅图给我看，因此把这段话附记在后面。

译《王咸中手简》跋。咸中从京师写信告诉我诸公的事情，追述当年嫉妒我的人，甚至吐唾沫斥骂他们如此等等。唉！君子和小人，起初并不是难以分辨。小人正嫉妒君子时，排挤的人只有一个，附和的人却有十个，于是竟把白的变成黑的，以臭草代替香草。这是自古圣贤都不能避免的事，何况像我这样衰颓庸碌、浅陋低劣的人呢？然而这并不是我所忧虑的。事情稍微久一些，水落石出，公正的议论自然无法遮掩。从前那些排挤我的人，已经骨化形销，不知到哪里去了。至于其他附和的人，他们起初有的是被权势利益诱惑，有的是受到气焰压迫，都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一旦没有可畏惧的气焰，也没有可以依凭的权势，他们也就像鸟群散去、冰块消融一样，什么都不剩了。这对我难道有什么损害吗？我自从归田以后，穿布衣、吃粗食，读书讲学，用来自我娱乐。几年之中已经习惯并安于这种生活。幸而学问没有荒废，名节品行没有堕落，这也可以说是嫉妒我的人促成了我。难道不正是所谓爱我的人像疾病，憎恶我的人反而像药石吗？我间或曾打比方说，这就像做了一场噩梦，梦醒以后，恍惚之间已经不再记得了，还容得下什么芥蒂呢？请替我传话给朝中的诸位大臣，姑且不要再吐唾沫、斥骂他们了。《来虞先生手迹》跋。右边是一卷杜甫的《秋兴》诗，是从祖祖父来虞先生所抄录的。卷末自己题记说：丙寅年。大概就是天启六年。考察年谱，先生先从粤东入京朝见，朝见完毕回到家乡，两次请求退休，都没有得到允许，才重新赴任。没有几个月，最终被罢官回乡。这是他第二次到粤地时的手迹。又考察这一年，阉党正盛，正是杨涟、左光斗遭祸的第二年，先生正为职位不安，所以抄写这首诗来寄托讽谏、寓托志意。所谓“闻道长安似弈棋，以及文武衣冠异昔时”等句，与当时的事情颇相符合，其中的意思大概也是隐微而明显的。我私下认为，先生任工曹时，多次触犯权势显赫的宦官。假使在魏忠贤专权的日子里，他能够入朝担任卿贰之职，那么他的尽情直谏一定不亚于杨涟、左光斗诸位君子。只是由于先生身为外任官，不能和杨、左在朝廷中齐名，这是先生的命运。先生的不幸，却是杨、左的幸运。可是先生被罢官以后，悠闲地在家食禄，符合明哲保身的道理。晚年虽然没有得到重用，却可以说是自身和名声都安泰。而杨、左最终遭遇灾祸，死后甚至不能庇护自己的家人，这是杨、左的命运。又是杨、左的不幸，却成为先生的幸运。距离先生去世已经五十年，他的曾孙僎年少好学，拿出这卷诗给我看。我不禁抚摸着诗卷长声叹息，于是像这样评论起那个时代来。至于触犯宦官的始末，年谱以及我所撰写的族谱中都有详细记载，这里不再写了。《石交纪牍》跋。来虞先生曾经以部使者的身份持节巡行张秋，会见宛平县的米太仆；米太仆也出使清源，两人相互往来非常频繁。这一篇《石交纪牍序》以及石与石隐相互赠答的诗二首，都是先生替太仆所作。石隐大概是太仆自取的别号。这些稿本过去收藏在我叔父沂州公家中，如今才装订成一册，并把太仆的书信附在后面。我曾追溯神宗时期，那时国家正处于太平无事的状态，中央各部对官员颇加选择，所以部曹官尤其被称为清贵；当时法令规章又宽松，公文很少，其中有才华声望的士大夫，大都能够拿出自己的诗文，彼此相互抗衡、上下唱和。每逢宴饮聚会，往往命人取绢染墨挥毫，流连唱和，成为常例。等到出使往来时也是这样。那种风流文采，常常受到好事者艳羡称赞。拿近来郎官属吏的情形来看，不已经远远落在后面了吗？唉，自从各曹官员的品流渐渐混杂，我由此感叹士大夫所遭逢的时代，各有幸运和不幸。我在京师时与太仆的孙子紫来交好，只是我出生得晚，不能完全了解两家世代交好的情谊，而紫来也从未把这些事告诉我。大概距离先生和太仆去世，也已经很久了。以后如果有便利的邮路，我将请求沂州公抄录这些文章，写信寄给紫来，让他知道这件事的始末，作为我们两家的佳话。《拟〈明史·侯岐曾传〉后》跋。我过去任纂修官时，曾经写过《侯氏三传》，呈送给史馆，不知道是否收入《明史》。如今读到侯岐曾的儿子子涵所撰写的《父亲行实类略》，其中叙述陈给事逃亡的事情尤其详细，而且与他的父亲一同死去的还有仆人俞儿、朱山、鲍超、陆二、李爱，共五人，这些都是传记中没有记载的。书中说：“子龙与叛人吴胜兆有牵连，按罪应当处死。府君不知道这一点而收留了他；由于收留他的缘故，最终失去了子龙，抵命也是可以的。府君被捕入狱后，责令他一定要抓获子龙，这样做也可以。只是子龙就在百里之内，不等抓获他，府君却先在两天之内被依法处死，这是为什么？子龙尚且没有谋反的事实，何况府君呢？不过是共同一个老书生罢了，发下一纸檄文，一个差役低头前去拘捕，死生听凭命运，何必调动五百名士兵、四十艘船，好像要攻破岩城、对付大敌一样？后来又挑担子、打开箱笼，把他的妾、妇女和仆役捆绑起来，把全家财物劫掠一空。班师以后，又带出一个被劫掠的妇人，索要数百金的身价，这是为什么？况且即使把藏匿之罪加在府君身上，处死他，也已经过分了。俞儿等五人因为只是奴仆、不明事理，竟一同被押赴受极刑。吴胜兆、子龙没有被诛杀，府君却被诛杀，又是什么道理？听说吴胜兆的事情还没有发动就被捉住了，当时全郡都依法安定无事。吴胜兆应依谋反律处斩；子龙应依谋反未遂而逃入山泽律处绞刑；府君藏匿子龙，按律应比子龙减一等；其他人被捕获，或者罪犯已经死亡，又减一等。法律这样规定已经足够了。各位大官如果据实上报，必定会得到批准；从此烧掉交关、诽谤的奏章，焚毁投名求见的文牍，而地方本来就没有事情。如今却想夸大平定动乱的功劳，贪图囚犯的财产，指称书生为强盗，把儿童也牵连到极刑之中，像瓜藤一样勾连蔓延，抄掠不止，最终使一时的士民像鱼兽一样纷乱逃散，逃亡江湖海滨，往往互相构陷，煽动成为群盗，以致…… 当政十多年，面对南方的忧患，难道没有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吗？我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抚摸书卷长叹。大概陈氏亲身遭遇家难，又不敢直接斥责自己的父亲无罪，所以他的文字徘徊曲折，仍然有古人“有怨而不愤怒”的遗意。因此附记在这里，以保存他的志意，也让后来的君子有所考察。

译《诗问》跋。我先前作《诗问》，开头就说，诸侯的诗也有风、雅、颂三类，并不只是天子的诗才这样。有人怀疑这是我的臆说，其实不是。我又曾经考察豳诗：豳虽然是周王业的根基所在，但在它处于有夏之时、位于岐山、梁山之间时，也不过是一个小国。在十五国风中，既然最后列入《豳风》，而《周礼》又说，在田祖祭祀时，要吹奏《豳雅》，击打土鼓来娱乐田畯；举行蜡祭时，则吹奏《豳颂》，击打土鼓来使万物休息。这也是列国有雅、颂的明确证据。不然，为什么独独有《豳雅》和《豳颂》呢？朱子曾引用有人的说法，认为《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首诗所说的都是农事，而篇次又在《小雅》中，想把它们当作《豳雅》。到了近世，何氏于是就说《甫田》《大田》是《豳雅》，《丰年》《良耜》《载芟》是《豳颂》。这种立论非常明辨，按道理或许是对的。唯独郑玄认为《七月》一诗同时完备风、雅、颂三种体制，不知他依据的是什么，这显然是穿凿附会。我所以写下这些话，是为了消除读者的疑惑。《尧峰文钞》第三十九卷。钦定《四库全书》。《尧峰文钞》第四十卷，翰林院编修汪琬撰写的祭文、哀辞【附共十二首】。《大通桥土地神祠祈晴文》。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汪琬带着一只羊、一头猪，向大通桥分司土地正神的神灵祷告说：“唉！汪琬凭借不才之身奉……” 奉天子的命令来到这里，和神明共同治理此地。掌握生杀祸福的权柄，是我不能主持的，只有神明负责掌管。然而自从五月夏季连日下雨，一直到六月，河水泛滥，道路泥泞，服役的民夫困顿不安，马牛疲惫死亡，二十六户车夫孤苦奔走，他们日夜所仰望的，只有依靠神明罢了。神明难道忍心看见并听见这些事情吗？或者是阴晴失常，实在是上天造成的；只是因为神明地位卑下、职权微小，所以不能参与知晓吗？难道天数不可挽回，即使神明这样聪明正直，也不能把事情上达于天吗？还是车夫们桀骜不驯、不服管束，实际上触犯了神明，神明将借助雨水洪涝来加速惩罚他们吗？不然，就是我不勤勉、不谨慎，或者有什么行为招致了这场灾祸，而神明又漠然置之、不加怜恤。私下认为，分司官如果确实失职，神明应当向上天申诉；罪小，就使他患病、染疫，以此创伤惩罚他；罪大，就灭绝其身，不应当牵连二十六户人家，也不应当阻碍 国家的运输物资，却使灾害这样严重而且长久。愿从今以后承蒙神明施恩，千万不要把疾风暴雨降临在运输道路上，使车夫们能够稍稍解除困苦、减轻所受的惩罚；这样，我对神明的报答和感谢将永远没有穷尽，而神明享用这些祭祀也不会有所惭愧。谨此告祭。《祭季给事文》。唉！公在朝廷，历任左掖官职，俯视朝班诸列，像鸷鸟压倒百鹰。一篇规谏密奏，使满朝都面露惊惧。公实在是大丈夫，群臣虽簪髽戴帼，面对宫廷之事仍手执笏板、直言不讳。即使涉及传闻，难道敢忘记进言劝善、纠正过失吗？仰面触犯皇帝的威严，只是担心会有突然的祸患。先皇圣明神武，停下车驾长声叹息，说公是爱护君主、即使樵夫的话也肯听取的人，应当选择既能违逆又能顺从的方式，庄严地回答禹、益那样的贤臣；想让公养老，却姑且表示给予轻微贬谪。滋润万物的甘雨和迅疾的雷霆，无不属于 皇帝的恩德。公北上出征时，儿童老人都啧啧叹息，扶老携幼前来送行，欢呼声充满街巷，祝愿公活着回来，烧香叩额祈祷；公离去时却头也不回。慷慨赴任，我这个臣子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幸而宽免了肢解之刑，甘愿踏上险阻的道路。车轮孤单，车毂只有一只；寒日使人心中惨淡，阴风使人骨寒；与魑魅为邻，呼号声到处充斥。长沙地势低湿，潮阳瘴疫流行，鳄鱼张牙，鵩鸟振翅；公遭遇这些祸患，死在沙漠荒滩，棺材悬置，草草埋葬，和被抛弃没有两样。唉，悲痛啊！” 世祖末年，云雾散开、阴霾涤荡；每当乙夜起居，皇上常常顾念忠贞之士，只要能让他稍稍延长任用，必定召至身边亲自咨询。金鱼袋、绯袍紫服，眼看就要接受宠赐，怎么竟会突然绝命？消息像飞驰的箭一样传来，虽说公卿那里有赐还之命，又哪里来得及呢？听说您病危，我眼泪鼻涕交相堵塞。只有您的君主和父亲，仍在病榻前殷切顾念；您在昏乱梦呓中，忧愁深重一如往昔，睁大眼睛拒绝含殓，带着遗恨埋入墓穴。藏血三年，化丹为碧；招

译魂防护而南行，仅仅归来一具枯骨。我们这些人对于您，辱承您以亲戚朋友相待；将来仰望您如魁星、北斗和岱山、峄山，珍藏您的谏草，哪里只是把它当作拱璧而已？还希望您回来，再次亲近几席之间。如今却已经不能了：山崩星陨，远远望见铭旌，道路遥远相隔；白马素车奔驰而来，却终究不能赶到。众人一同抢地呼号，声音发出如裂帛一般，用什么来祭奠您？只有酒、棉絮和鸡肉，勉强胜过乳酪。公啊，您难道不肯来享用吗？《祭叶讱庵文》呜呼！有明一代的名臣，早已推重文庄公的盛德宏才，史书也加以褒扬。他遗留下来的恩泽绵延二百年，到了先生兄弟二人，仍然在科举中取得崇高名次，前后都光彩显赫。兄长出任外官，在东方尽力施政；先生任职朝廷，佩印立于朝廷之间。人们都说你们兄弟是二难，永远继承前人的光辉。为什么竟相继离世，实在无法详知其中的道理。讣告接连传来，亲友们仓皇失措。回想去年在春明门分别，饮了一杯酒便叹息不已。年老多病，各自守着田园桑树；不久回望先生，仍见您志气激昂。人们对先生的期望，是辅佐君主、恩泽百姓；可您的官位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地步，年纪也没有到乡里所尊的高寿。命运竟是这样，实在大失所望。说别离才有多少日子，您的声音容貌已经渺茫难见。我过去有幸与您结为姻亲，又列身于您的门墙之中。感念往昔，每每九回肠断。您本不是无情无义的至人，彼此曲折深厚的情谊实在难忘。灵柩南归，香烟蒿草之间一片凄怆。我匍匐到灵前，眼泪沾满眼眶。既为我个人悲悼，也为斯文的损失而悲伤。呜呼，悲哉！我琬向来不敏，才疏学浅。先生了解我，曾指出我的根本缺陷，如今头发已经斑白。我哪里敢比较长短，拟作文字报答先生？只能缩手退居山庄，再陈述这些粗陋的话。哪里是自量才力，不过借这一杯酒来祭奠罢了。并不是说这些话已经成篇；先生若有灵，请幸自鉴察我的内心。《祭陈母张太夫人文》母亲的仪范光辉灿烂，《内则》中的规范也盛美严明；共姜、伯姬这样的贤德妇人，都是圣经所记述的，谁能比得上这位淑人？她安守常道、履行吉德，笃实地生养了这位儒臣，用来辅佐王室。呜呼，悲哉！这位淑人的贤德，早年便声名远播；在家中从君姑开始，对外直到亲近之人，凡是赞叹她的妇德的，没有不遵循效法的。原以为她可以和太翁白头偕老，难道不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吗？为什么她的行止如此和顺，命运却如此安逸短促？只是她的年寿忽然促减，未能活到耄耋之年；上天难道竟吝惜寿命，仓促夺去她的生命吗？本应修长的反而短促，本应隆盛的反而衰替。学士任官已久，参与机密事务，远远望着你们二人在天边；每当想到您倚门盼望，心中便缠绵如结。想乘版舆、坐锦车前去迎接您，却始终未能到达。多次想陈述心情，辞去官职爵禄。淑人寄来书信，言语极其恳切，劝我以报答君恩为先，使我不要安逸享乐，不要眷恋家庭，从而荒废自己的官职。慈母的教诲谆谆，写在纸上；若不是这样的母亲，哪里能留下这样的教诲？她的手泽宛然在目，至今还编成一帙。十月十六日以后，您忽然发肿病，学士惶惶不安、额头紧皱，内心惊惧，奔走求医。近日有人依据术数推验，五行家都说只是小灾，认为流星带来灾祸，禳解之后便会消除；可是这些话都没有应验，实在令人呜咽。那些医生虽然高明，也只能对着医术束手无策。呜呼，悲哉！像我这样的人，才疏志拙，承蒙学士知遇；即使遭受毁谤也不顾惜，您使枯萎者复苏、朽木重新生长，十年如一日。哪里只是感激您的恩德，实在是敬仰您的贤哲。我仰慕您的清廉，私下送礼您必定斥退；我佩服您的谨慎，您对秘密之事也从不轻易吐露。文章写得好坏，学术的是非得失，常常在酒将尽、灯将灭时殷勤相互质询；到了白头仍是这样，亲密得如胶似漆，我与淑人的情谊也同子侄一般。惭愧的是我还没有登堂拜见，只能以姓名通报求见；讣告一到，怎能不惊骇悲痛？我羁旅京城，举步艰难，怎么能够匍匐前往帮助执绋送葬？醴酒不清，蔬菜祭品也不洁净；我怅然生悲，眼泪沾湿了腰间的丧带。无论怎样都要前来，心中凄怆恍惚，希望您或许会来享用吧？相隔千里，只能发出一声微弱的叹息。《祭仲弟搢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