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州山人文抄卷之二

译先帝在位时，我与京山李公先后任尚书郎。李公出任浙江按察佥事，海岛盗寇突然从浙江兴起，猛烈劫掠郡县。李公应当巡行各部，驾车的人却以此为难。李公回头叱责说：‘你还要在前面为难我吗？我本来就不是为我自己所有。’当时上奉臣文华来视察军队，所施加的攻击比盗寇更加猛烈。左右有人谋划，认为李公应当为自己打算；李公又叱责说：‘你们又要为难我吗！大丈夫只看合不合于义罢了；死于敌人和死于权势，难道有不同吗？’李公不能顾及饮食的日子有若干，亲自穿戴甲胄直到戊时；审理文书案件，眼睛不交睫的夜晚有若干；在野外谋划而无暇盖覆，住宿而没有准备铺陈的寒暑有若干；在昼夜和寒暑之间辛劳操持，已有若干年。他一点一滴修缮储备，训练击刺技艺，核查军事实力，整顿官府弊病，革除贪污恶习。他的根本目的，是替浙江士民向天子请求一朝之命，即使自身安危和利害，也毫不顾念。李公眼中看见的是浙江士民，看不见盗寇；看见的是天子的职责和德意，看不见天子对奉臣的供养。然而所谓盗寇，已经使李公稍稍退让离去，最终却不能胜过奉臣，李公反而因言语不当、不能称合其意而获罪，应当调任。父老子弟相继围住公请求的有数千万人，车子被挡住无法出发，说：‘公怎么能舍弃我们？’ 李公恍然醒悟，说：‘离开它，我才能得到真正的自我！我从前又恢复了亲身所有的本性。’原来公的父亲大夫公田居无恙。当李公回家省亲时，每天整顿治理政务，侍奉大夫公有闲暇，便跟从旧日侍御王时育游玩，十分欢乐。侍御过去曾论劾权相严嵩，触犯皇帝旨意而被贬。有人对李公说：‘如今权相正与奉臣朋比为奸、迷惑皇上，公难道不担心受到牵连吗？’公笑而不顾，游玩更加欢乐。过了七年，奉臣败亡，朝廷内外争相推举李公贤能，认为任用他太晚；而公却完全没有出仕的意思。大夫公责备李公：‘我吃肉骑马，身体还像少壮时一样，你难道生来就诅咒我衰老吗？况且不趁时机以荣贵来光耀我，反而拘守匹夫的小孝，怎么希望有所作为？’李公不得已，通过太宰选官任山东佥事，后来任河南参议，又任山西宪副。李公官位日益升高，又因河南任职而受封，大夫公被赐金紫；公的儿子维祯也考中进士，进入中秘书省读书。恰逢我从田间被起用，由浙江左参政逐渐升任山西按察，与李公相互慰劳辛苦；过了很久，我开玩笑对公说：‘在浙江任职久了，难道没有想念浙江吗？我有事到浙江时，公的父老大概有一半已经由壮年变老了，但他们对公的恩德却像一日之间一样。’ 公谢绝说：‘有这种情形，是因为我[缺]。浙江使我惭愧，而我又勤劳士民；他们思念我，我怎么敢忘记？’过了不久，我因疾病请求归乡。回乡两个月后，李公调任浙江左参政，正是我从前的官职。公将要出发，嘱咐同僚袁公等人说：‘这件事一定要请王子写几句话，才可以成行。’袁公派使者奔走四千里，对王子说一定要替我写。李公念念不忘地请求我，难道是因为我曾经任过李公的官职，熟悉浙江事务吗？我即使熟悉浙江事务，又能增加什么呢？即使是李公，也会早晚思考，想献上一两条意见。李公将要笑我，因为他曾经宽待我。不过，仍然有事情要请求。调养和缓的治疗，一个人的脉象未必需要再次诊察；同一疾病而一再诊脉，是因为患者所受的病情和所治理的先后不同。公离开浙江已经十五年了，我如今观察那里百姓不再忧虑盗寇，却忧虑县官繁重的赋税以及豪强兼并。不忧虑盗寇，武备就日益松弛；忧虑县官繁重赋税，百姓无论大小都更加困苦；忧虑豪强侵夺兼并，弱小者就更加困苦。我从前本来就考虑这些，却没有办法筹划。李公出发了，不是向南走长山道路，就是向北走檇李。父老子弟相继迎接公，拉住公的衣袖说：‘皇上幸而重新任用公，您的神明不衰，我们料想您一定有办法使我们重新活下来。’ 他们要以我的话来向公询问。至于李公不肯成为黄次公，这一点我可以相信了。○送按察副使巴蜀邓公赴任福建序。

译按察副使巴蜀邓公，以湖广节度使的身份奉玺书来治理我们吴中四郡的军事。公到任后，亲自巡行海防，按时接见文武官吏士人，询问利害和便利困苦等情况。他明白列举七件事上报幕府，大意是想使兵力减少而足以作战，赋税减少而足以供饷，将领减少而足以控制守卫，防地减少而足以扼守要害。先前上报的事情，有的获准，有的被否决，但最终没有办法推翻公的意见。公最积极推行的，是核查百姓的荒地，赐给稍有能力的人，免除其税，使他们去耕种，等土地成熟后再逐渐征税。事情已经就绪，邓公不摆出严厉声色来威吓下属，也不说浮夸虚饰的话来取悦人；于是下属中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和地方豪强见到公，盛夏也像背负霜雪一样恐惧；廉洁淳厚的吏民归附公，像严寒中突然遇到春日阳光。远近一致称道，说公居官称职，即使数十年来的贤大夫，也没有超过他的。可是一天之间，公被任用为福建节度使，前往监督那里的军队。消息传到城中，士民和乡野父老子弟狂奔呼喊，失去常态，说：‘天子把邓公赐给我们吴地，正要大大改造吴地，公怎么能轻易离开？’我内心又疑惑说：天子突然调任公，是因为看重他的才能吗？如果是才能，为什么不提高公的品秩呢？况且福建和吴地哪一个更重要？我们吴地四郡的谷粟金帛赋税，日日夜夜不断输送到京师；吴地赋税有十份，福建只有一份。这是县官完全知道的。为什么却轻易调走公？对于邓公任我吴地的事，我又疑惑说：过去县官采纳给事中、御史的意见，下令官员久任；此前使者汤公应当升迁时，多次只增加中二千石的品秩，仍然主管原有事务，又过三年才升迁。如今邓公任职才几个月就突然调走，为什么汤公任职长久而邓公调动迅速？县官为什么自己违反自己的成规？我们便聚集起来向缙绅先生询问。缙绅先生说：‘是，是；不，不。你们的疑惑，本来有道理。然而县官确实认为邓公有才，又急于处理福建事务；况且你们没有见过和、扁为人治病的情形吗？病人来求治，有人说是腹心病，有人说是手足病，都是疾病，药物就一定先治腹心而后治手足。如果切脉按气，发现病源不在腹心而在手足，也就先治手足。紧急在重要部位，就先治重要部位；紧急在次要部位，就先治次要部位。因此缓急的形势一出现，轻重的次序就会改变。如今福建确实像手足，但它是赤子之地，又正当海岛盗寇冲击，赤白钱粮日夜紧急上报尚书，以至于要拿其他省的赋税来供给福建士卒；早晨奏报功劳，晚上便传来封赏，路上往来络绎不绝。’ 吴地自壬戌年以后，战场上的烽火几乎没有熄灭。天子本来可以高枕无忧，接受长江以南的谋划，怎么能不急于处理福建呢？说吴地可以安置汤公，就缓一缓；说福建需要邓公，就赶快调去。况且邓公不立即提升品秩，难道不是因为资历还有等待吗？调节缓急的形势，考察资历和声望，大体上能根据才能使用人，这是县官微妙的驾驭方法。遇事不避艰难，鞠躬尽瘁，是臣子的忠贞节操。于是各位父老子弟听后醒悟，终于释然，却又忧愁而不快乐，说：‘您大夫的说明清楚了，但我们终究不忍舍弃公。’各位缙绅便把他们的话交给我，王子让我记录下来作为赠文。王子说：‘读邓公所筹划的各种策略，难道只足以治理吴地吗？它本来就宏大宽裕，没有什么治理福建的困难。此前我的朋友汪伯玉监督福建军务，耿子衡也因原有品秩调任上谷，不久便在那里建立中丞的旌旗。我替福建庆贺，得到邓公；也替公庆贺，因为得到邓公，就等于得到了福建。’ ○赠吴参将调任江北副总兵序

译世人谈论文官和武将，往往不能权衡彼此而使其相互发挥作用。如今四境之外的人，表面把性命寄托给武将，暗中却把权力操持在文官手中，这种情形何其多啊！所以天下人只看见表面，便认为有事，已经在争相重视能干的将领；稍微看见表面上无事，便不再重视能干的将领。大司马依据考功法令实行黜陟，将要看重能干的将领了，其他事情又争夺这种重视，那么将领的升迁就会迅速；即使已经看重能干的将领，其他地方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升迁就会缓慢。升迁缓慢，可以窥见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务；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务，可以窥见表面上没有战事。然而思虑浅薄的人喜欢这种表面，思虑深远的人却担心其中的机变，认为这还不足以挫伤将领的志气、放松边防。至于能干的将领却不是这样：受到重视而不倚仗这种重视来挟持所为；不受重视也不丧失自己所以受到重视的才能；升迁缓慢时，时时培养自己所凭借、以等待紧急的能力；事情紧急时，也不突然丧失原来的从容。我王世贞家在东海之滨，少年时便观察执政大臣，因此对于横海诸将军所处的轻重缓急态势，前后看得很清楚。横海诸将军如何自处，过去没有见到值得称道的，大概到了晚年才开始得到今天的参将吴公。吴公出生于中州，从百夫长起家，并不是生来就熟习战阵，也不是凭借外戚、诸侯舍人的旧有身份。一旦率领轻骑，亲手捆缚蒲符之类的盗魁；奋身跟随戈船顺流而下，在接天连海的浩瀚水面中出没，把这些行动看得如同驾驭騊駼走在康庄大道上一样；多次交战多次获胜，俘获百人，活捉敌人来报告捷报。当时县官对外急于应付盗寇，对内重视将领，因此吴公得以屡次调动，直到帅府，任温处参将很久。盗寇警报渐渐松弛，吴公也仅仅调到我所在的地方。吴公调任我地时，前后开府的大中丞看见表面上没有战事，台使者也从旁怂恿；一切议论削减士卒编制的意见不止一种，大意是不想让兵力胜过粮饷，郡邑守令和理官便迎合其意，仰面拖延武官，恭敬唯唯，稍有一句不合意，刺责呵斥便随之而来。唯独吴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神色自若。凡是提出的建议，他都上报给开府、台使者，务求条目精详；不敢因为想销兵息战而懈怠：‘一旦有缓急，靠什么来应付？我应付朝夕事务容易罢了，却不愿把困难留给后来的我。’见到郡邑守令和理官，也大致像平常一样，说：‘何必使我奔波劳碌，虚假地对少年轻年人恭敬呢？况且我也不愿以自己的一官来换取自己的体面。’吴公前后任参将积年而没有调动，两次应当做大帅，都被上报罢免。公将要出发时，夫人为他插戴簪珥，买牛买酒犒赏将士，说：‘让我把金钱推在长安道路上，难道不如把金钱推给帐下将士吗？’然而公所到之处，都以威严和慈爱著称；他的廉洁耿介和安静持重的品行，即使开府大中丞、台使者没有立即完全知道，后来也会从官吏和士卒、老者和幼者的口中逐渐了解到。那些人见到吴公提出的建议，觉得逆耳，却没有办法用别的策略替代；见到吴公不增加礼数，觉得刺眼，却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操守。因此，他们固然不能一一从内心明白并爱重吴公，却没有一次不发文书推举吴公为第一。大司马按照资历簿册，斟酌考功令，也终究不能在任期上超过吴公。今年春天，淮扬因副大帅职位空缺，请求天子提升吴公的官秩，赐玺书派他前往。吴公的部属某某等人不能忘记吴公的恩德，说我王世贞确实知道吴公应当有什么可以光显此行。我说：如今任命副大帅，难道不是为了重用吴公吗？西北护卫帝都，那里有陵寝；稍向东又扼守漕运纲要，是天下咽喉之地；向南控制留京的上游，而只由一个幕府承担其责任。即使江南号称朝廷的肺腑，也不应轻视、比拟这里。难道县官果真急于任用副大帅吗？五单于解下辫发，奉行正朔；南越俯首，海上数年来没有风浪。世人固然因为看见无事，便把军队编制时常削减而不时增加，以至于大帅有时被罢免、有时被留任，这并不是真有急务。我对吴公所说的，原本就是：事情即使确实重要，也不要凭借其重要而有所自恃；事情即使不显得重要，也不要失去从容缓办的原则，并且应当不断蓄养力量以等待紧急时刻；即使真的紧急，也不要骤然夺去我们的从容。吴公本来就很有能力这样做，只愿不要忘记这些罢了。赠兵备副使、广平蔡公迁任山西学政序。

译蔡公整饬军务，实际上使我们四郡都得到了好处。吴郡守认为他最适合升迁，当时各位武官虽然都称蔡公为贤能的二千石官员，却因为他宽厚平和、重视教化而获得最好的声誉；他又常常为诸生讲说经义，推崇儒学而显得缓于谈兵，似乎无意谈论军务。蔡公到任后，延请武官相见，说：使者荒谬无能，从田野间起身，却高踞在诸位之上，还请诸位拿些东西教导我。随后他大阅军队，按次序施行赏罚，没有丝毫差错。他说：某人在某日犯了某项过错，某人盗取了某项军饷，某人侵削了某人的财物；幸亏你们的统帅没有及时上报，否则惠文法一旦执行，就要弹劾惩治你们了。各位武官战战兢兢地请求认罪，退下后还疑惑自己究竟犯了什么过错，甚至连妻子儿女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得到蔡公这样的待遇。随后他考察楼船将军部下的士卒，规定不得虚占名籍，设置斥候若干；某人最重要，某人次之；转运军粮按时供给士卒，不让仓廪虚耗，也不让士卒无粮。即使部属远在数百里之外，也仿佛早晚都能周遍照料。凡是公正廉洁而无害于人的、善于统率队伍的、勇于向前的，都分别凭借各自的长处得到提升。远近的盗匪首领和优越之徒，全都成群匍匐前来，请求在他的麾下效力。可是他为诸生讲说经义反而更加频繁，不久诏书下达，蔡公仍按原来的官秩，调任山西学政。各位武官刚听到这个消息，人人都感到失意，说：“公为什么要舍弃我们？” 蔡公实际上是我们的父母，也是严厉的老师；我们舍弃蔡公，凭什么能够免于罪过？尽管如此，我本来就疑惑蔡公这次升迁，却发现他反而更加喜欢为诸生讲说经义。他的学生中稍微聪明些的说：“不是这样，蔡公本来就有很多闲暇。各位官吏难道不了解蔡公吗？他一展开眼目，运用心神，听过一遍就不再忘记，立即判断，不必再分析。况且你们破旧的铠甲、雕饰的兵器，有哪一件值得蔡公屈指劳心？你们筹划计数，有哪一件能牵动蔡公的思虑？”诸生诵习孔子的教法，把它写成经义的根本和道理，像秋天的果实、春天的花朵一样；议论是非，凛然如霜雪；判断策略得失，如同蓍草龟甲一样明察。这些本来就足以担当蔡公的期望。如今蔡公离去而在三晋之间主持学政，即使把龙门、河汾一带的俊才全部召集起来，推演图书的旨意，砍下淇园的竹子来写文章，也不足以抵得上蔡公一夜的阅读。假如天子有一天把长城般的重任交给蔡公，使五单于的性命系于他一人；韩地的铠甲、代地的战马搏击如闪电，兵器交击如雷霆，繁弱弓、夏服箭俱备，左右侍从整齐如满月，蔡公难道不会欣然喜悦、面露喜色吗？蔡公又何必只专好经学呢？王子听了说：“楚国这样做是错的，齐国那样做也未必正确。说蔡公专好文学的人，并不了解蔡公所好；说蔡公兼好文武的人，也不了解蔡公其实没有偏好。” 《诗经》不是说过：“文武兼备的吉甫，成为万国的法则”吗？孔子曾经在卫国推辞说：“俎豆礼仪之事，我曾经听说过；军旅之事，我还没有……”后来又说：“我若作战，就一定能取胜。”到了夹谷之会，他以友好之意前往，却准备了三位司马，在片刻交谈之间夺去了莱夷人的胆气，使敌人自行服从。他教给诸弟子的东西，即使粗略地称作“六艺”，难道有哪一样不具备文武二端吗？蔡公仁义已经成为本性，发而为文章政事，成为万国的法则；万国之事难道真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吗？况且蔡公统率军队，难道与他教导诸生有什么不同吗？他用恻隐怜悯来统领，用严肃整饬来衡量，详细规定科条而放宽入学条件，曲尽成全而不遗漏大小事情。至于他的内心，则深沉而安穆，只是守住至正之道而已。难道他又有两种不同的爱好吗？各位武官说：“好，请把这篇文章写下来，作为赠送给蔡公的文字。” 《吴朝卿茂荆亭稿》小序。我过去任吴郡太守，与属下相处只有半年，所喜爱的是那里山水清幽高远，以及各位荐绅先生品评鉴赏的清雅秀丽，我时时都能谈到这些。各位荐绅先生也颇以文学之士自居而出名，却没有谁能与吴朝卿并列。我离开吴郡十二年后，表兄陆楚生才拿着朝卿所撰写的序、记、说、辨、传、志、书牍等文章，共十卷来给我阅读。我读到其中的文辞往往合乎规矩法度，事理也不完全驰骋于风采容色的末节，私下里惭愧而叹服。褚彦回不过是一个外表端正的人，尚且能够在吴兴识得丘灵鞠、沈勃；而我昔日竟如此粗疏，那么为什么荐绅先生们最终也蔑视朝卿，不肯把他列入同辈呢？难道是因为我所指望的只是庶子的春花，而朝卿反而守住了家丞的秋实吗？估量朝卿的文章传遍大江以南，真正心中欣赏他的人能有多少？替他传播声名、为他吹嘘的人又能有多少？然而看到太宗伯在制科考试中考察经义，尚且想要贬抑嘉靖、隆庆年间的浮华而恢复弘治年间的质朴，何况名为古文辞的朝卿呢？我知道他一定会得到认可。因此陆生勉强请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过去我气势正盛，又依附声名，笔舌之间的润色足以使后进奔走；只是因为坐着而失去了天下人的拥戴。如今我已经衰惫，只能在凿杯焚烧笔砚之后，想为朝卿增加声望，怎么不自量呢？即使如此，朝卿不能得到部使者的知遇，却能得到一个衰惫、凿杯焚笔砚之人的推重，难道最终不也是一种幸运吗？为马先生祝寿序。

译等到我开始任刑部郎官时，郎官中的长者王、杜等几位君子常常对我说：身受天子的大恩，列在各曹署中，诸位父老没有别的愿望，只希望能够用自己的俸禄迎养父母；余下的赏赐就常常置办酒食，让诸位老人聚会。他们年纪都已七八十岁，出行时相互前后照应，举止从容，眉发全白，冠帽佩剑都很雅正，青紫色官服相互映照，城中人望见他们，就像望见神仙一样。参加聚会最年轻的是马先生，但也已经将近六十岁了，仪表非常俊美。他谈论事情慷慨流畅，滔滔不绝而令人爱听。诸位老人本来都比他年长，却唯独敬畏马先生，内心推让，认为自己赶不上他。我已经对这件事感到惊奇，私下记住了它。不久，文学卢生来商量为马先生祝寿的事情。我问起祝寿先生的情状，才知道卢生曾与他的儿子、如今的太史思参交好，思参又是我的朋友。大概卢生能够讲说先生年轻时的事情。先生是湖州人，后来迁居杭州，于是成为杭州人；他年少丧父，家中贫穷得四壁空空。杭州本来是大都会，那里的人没有不吹笙、驱狗、弹瑟、跛着脚跳舞的；唯独先生安于贫苦，不喜欢同轻浮侠客交往。他待人忠信谨慎，却有时自负才气，不肯轻易屈身于人下。几位堂兄弟都读书守义，是当时东南一带有名的才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先生。然而先生多次因为以儒生身份受到有司刁难而仕途不利，于是弃官离去，常常忧闷。他抚摸太史说：“唉，我怎么能竟然老死在学校官职上呢！我竟然愧对那些游侠，他们会认为我不是个男子汉。你要努力啊！”于是太史接受先生传授的经书，日夜磨炼奋发而不懈怠，终于以进士考试第一等及第，被选入中书省读书。声名显贵之后，他派人迎接先生，先生欣然来接受奉养，说：“痛快啊！让我自身显贵，不如让你显贵来使我显贵。”王、杜等老人听说先生来了，便邀请他参加聚会，先生也欣然前往。太史担心没有什么能合乎先生的心意，便更加日夜准备鸡、糯米、脍肉、肉干，暗中吩咐侍从，只要先生想要什么都照办，不要过问；各位老人因此更加高兴，置办酒食相互往来，毫不厌倦。我年轻时曾听术士说，寿星位于斗宿、女宿分野，因此吴越之间多有长寿而贤俊的老人；而且当今天子仁慈圣明，温和养育百姓，使天下安乐，没有灾疫，他们的寿命都达到高寿。然而究其一生著述和身后影响像先生这样的人，大概很少吧！今年夏六月某日，是先生的生日，各位老人应当穿戴盛装前往拜访先生，正如我先前所听到的同舍郎所说；太史侍奉在左右，捧酒杯上前祝寿，我难道能不说几句话吗？先生没有听说过杳山、洛中的耆英社吗？当时荐绅大夫争相喜爱谈论并夸大它的盛况，以至于后来传诵不绝，史官还为它作图。五代时，王漙、柴氏等人的父辈凭借尊贵权势，天天放纵地宴饮游乐，即使天子也没有人敢过问，人们还认为这是盛事，难道不是吗？更严重的，有人或许因被排挤、因病而弃官，无法不产生千里相隔的感慨，只好借此来逃避权贵势力；至于沉溺肥美食物，又是末等的享受，那哪里值得拿来辱没先生呢？卢生说：“确实如此！先生与那些老人是不同的。” 赠乐葵封君七十寿序。像计然、白圭那样的学说，与养生家的言论没有关系。他们的方法不过是努力节俭、去掉甘美之物，随着物价涨落而买卖，适时取得盈余。墨家的说法稍微精微一些，说：“尧、舜这样的圣人，堂基只有三尺高，茅屋的茅草不修剪，屋椽不雕琢，吃土器中盛的粗食，喝豆叶羹，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太史公只称赞它能够强固根本、节省费用，认为使家家富足、人人充裕的方法已经完备了。老子的学说则把这道理推到极致，说：“不足以取尽余有，也不极力扩大来成就大业。清静淡泊，与世无所牵涉，顺其自然而作为。它的方法似乎过于简约困苦，不能适应现实；但它的资养最终因为不接触天下事务而不会匮乏。它微妙到了极点，能使天地的真气不被耗费而常常充盈。后世所说的养生之道，总也没有超出这一点。”从大体迹象看，这足以涵盖计然、白圭以下的学说，不必再论。那些铸造器物、经商贩卖、追逐高利奇胜的策略，只是从治家的相似之处取得方法；导引伸展筋骨、吸取精气、服食吐纳，只是从治身的相似之处取得方法；二者都不是达到根本要旨的办法。我如今才真正懂得这一点。乐葵翁因为贤能长寿，在我的族人中享有声望。只是听说他年轻时家境如墙壁般空竖，曾经停下筷子，寄居依靠外家；他接受诸生所学的经书，学业明白而无所妨碍，却不喜欢做官，离去后从事家中的耕作。他在吴地的荒地上耕作，把收成分作三份：一份缴给公家，一份留下等待年成。乐葵翁特意计算收入和支出，不让浮余以及服食、鸣瑟、穿鞋、博弈等嗜好消耗掉。可是他并没有采用铸造器物、经商贩卖、追逐高利奇胜的办法，只是逐渐积累财富。最初耕田不满一顷，到了晚年却超过十余顷。陆地上的粮食和牲畜，水边的鱼塘，山中的千章大材，没有不具备的。耳目和身体每天都能得到供养，却都节制其过度享受。世人不与我交往，嗜欲简少，精气完整坚固，皮肤肌肉充实。翁如今七十岁，和年轻壮年有什么不同？我在翁家居住时，从幼年到头发斑白，已经三代人了。我从未听到翁厉声呵斥，也没见他挺肩出行；他与人亲近，像小孩一样，人人都说翁是恭谨诚实、笃守品行的君子。这难道不是所说的与老氏精义相契合吗？翁的几个儿子都秀美有文才，长子担任岳牧，自从罢官后早晚侍奉父亲的心意；次子由澄江守升任河东道转运使，出任转运官，官秩为中二千石，佩金印紫绶。他们望见里门便趋前，长子率领孙辈在厅堂廊庑之间拜见，郡守、宰相在前捧杯祝寿，十分盛美。翁难道不会快乐吗？或者反而因盛大而过分忧虑吗？造物厚待翁，而翁取之有节；翁取之有节，造物便更加厚待他。这本来就是常理。那么翁又有什么可夸耀的呢？老子说：“谁能使浑浊的水安静下来，慢慢澄清？谁能使安定的事物长久运动起来，慢慢产生新的生机？保持这种道的人不追求盈满，正因为不盈满。”所以能够遮蔽旧弊而不急于求新，也希望翁长久留意这一点。为金令君七十寿序（代家父撰写）。

译我年轻做诸生时，读《汉书》，读到陈太丘仇蒲任亭长、尉官和县令时，慨然拍掌说：“士人难道一定要做到公卿显贵吗？即使有一天把数百社的百姓托付给他，希望能够得到尸祝和百姓的颂扬，也就足够了。”后来我做官显达，多次升迁，替天子掌管万里之地的政令，可是在梦中却未曾不在吴地的阊阖门之间。仲长统《乐志论》所称道的良田、宽敞房舍、背山临水、沟池环绕、竹木遍布，门前有易理的园圃，屋后有栽植果树的园子，船车足以代步，仆役足以使身体休息，能射取高飞的大雁，钓游动的鲤鱼，在舞雩台吹风，吟咏而归高堂，在闺房内安定精神，呼吸精纯和谐之气，这确实是凌驾霄汉、超出宇宙的最高贵生活。然而我们这些人不过只能在梦中得到类似的境界罢了。况且我所希望通过仕进得到的东西，已经没有实现；我所依靠退隐得到的东西，又还没有得到。于是我竟以为造物主能够偏偏给人大的东西，却不愿同时给人细小的东西，这难道是本来如此吗？可是有一个人没有走出市井乡里的范围，却得到了这些东西。东涯金君刚出仕时，任乌程县尉，后来稍稍升任余姚县丞，这就没有什么不同于程仇的地方。明法和各种条文束缚下属官吏，唯独金君奋然超越常格而显露才华。他谋划施行、锐意进取的精神内涵，虽然不能全部听闻，但我只看见他任县尉时，县中官民不称县丞而称县尉；他任县丞的县里，不称县令而称县丞；士人有颂歌，百姓有歌谣，直到金君去世数十年后仍不绝。后来金君升任长江县令，地位更加尊贵，却终于弃官归乡。金君过去因做官而家业丰厚，后来家业稍有旁落，便交给子孙经营，让池塘、园圃、水泽、竹木、果菜的收入与平民封君相当，自己优游自得地享用，已经与公理所说的生活没有区别。然而金君的长子任理问，次子任蒲圻县丞，幼子是太学生，内外孙子将近十人，个个文雅而砥砺品行、自爱自守；他们共同奉养老人，天天陪伴在左右以使他心情愉快，足以让金君欣然忘记衰老，这些或许是公理没有说到的。唉！士君子活在世上，进取时有办法显露自己的才能，退处时有办法享受自己的生活，这就足够了。今年秋天，金君的儿子士十理问来信，请求我写文章为父亲祝寿。金君是我羡慕却不能成为的人，他难道也会羡慕我的文章吗？如今我为金君约定：将来兵事稍稍平定，天子把鉴湖边赐给我这个老臣，而金君仍然能够健康地拄杖穿鞋；每逢岁时伏腊，宰杀鲜物、酿造醇酒，希望金君能分得公理所说的一两分，并让湖水荡漾起来。我将天天等待这一天。赠张听泉七十寿序。世人共同想得到的东西，最没有比长寿更重要的了；长寿之人希望从世间得到的，也没有比四民各不失去本业、共同实现愿望而老去更重要的了。然而士人急于求取名声，农民、工匠、商人急于求取利益。小的从早晨筹划到夜晚，大的从春天筹划到一年终了。他们拘谨劳碌，把头浸在考核、期限和利息之间，完全不知道那些属于自己的空闲日子正在离开自己，且并不真正属于自己。有一天，所追求的事情已经疲倦，稍想休息一下，可是将来的日子已经不能由自己最终拥有了。何况得失之念逼迫人时，便在并非所企求的地方耗损心思精神，往往暗中损害上天所赋予的资质；等到计较得失的时机成熟，又要挣扎抵挡、抑制冲突，施展牵绳拔根般的作用，出而暗中损害自己所等待的禄位。这样看来，所谓不失本业，本来就不能完全与长寿相合。我的朋友张鼎之，因为这个缘故替他的尊父听泉先生任职。先生年轻时曾读书修业，士人的学业没有完成便厌弃了它，隐居在娄江郊野耕作。又因为不善于求取报答，即使家在市井之间，也绝不随从他人乞求钱财、追逐什一之利。就四民的本业来说，他似乎有些没有完全做到。然而先生认为，遗留下来的书籍只要确实值得读，能够用来自我愉悦就够了，不必追求名声。遗留下来的产业只要足以供应稀粥、周济自身就够了，不必追求利益。他安静、详雅，突然看见他便知道他是君子长者；他宽容退让，即使突然逼迫他，也不能使他发怒；他萧散淡泊，即使突然面对将要熄灭的炊烟，也不能使他忧愁。先生所希望的，本不在于四民不失本业，而他每天所得的日子已经确实属于自己了。先生今年七十五岁，做官时的精神仍如少壮一样矍铄。他有儿子，既显贵又贤能，名利也稍不期然而聚集到他身上。他既不因疲惫思虑、耗损精神而损害自己的资质，也不因挣扎抵挡、抑制冲突、牵绳拔根而损害自己的禄位。上天用来报答先生的东西，哪里能够估量呢？我因为张鼎之的请求，私下里高兴先生确实拥有与长寿相称的德性，所以不推辞而写下这篇序。大司寇景山钱公七十寿序。

译王子说：人们谁不熟悉“任用”呢？任用了，却不熟悉“不任用”所发挥的作用。如今五金在炉中熔炼、铸成器物，得到合适材料便制成钱币、农具、锅鼎、戈盾，人们欣然认为它们每天都在发挥作用。可是其中贵重的材料，制成清钟、大镛、夏敦、殷彝、五父之鼎，陈列在明堂的廊序中，一年还未必使用一次。尚未经过试用时，那些每天欣然被认为有用的器物已经损坏了。这些器物之所以贵重，正因为一年不试用一次，却一年比一年更加受重视；大概经历世代更替、祭祀变迁，天下都共同尊重它们。吴地本来是大邦，文人贤士大夫的声望号称天下第一。然而从我年少头发尚未干时，就知道有已故太宰朱恭靖公；等到成年入朝任职，才知道有如今的大司寇钱公。这两位公，都是不必靠被任用来证明作用、却同样发挥作用的人。我先说恭靖公：世宗初年即位时，朝廷准备褒奖、擢升大臣，吏部大臣中有空缺，朱公任南京吏部官，几乎应当得到此职。恰逢有一点不合皇帝之意，朱公便上章请求退休。有人说朱公不稍作等待，是为大拜之位铺路。朱公笑着不理会，说：“我即使善于受任高官，也不如善于归隐。”天子看重朱公离去，特意改变礼制来传扬他，又恢复他的俸禄和隶属供给。朱公在家领取俸禄与在官府任职领取俸禄，三十年如同一日。朱公闭门谢绝世事，不写文章夸耀自己的美德来改变世人的看法。然而不到一年，郡县城乡内外都默默受到感化。卿大夫不敢用虚饰的行为在国士面前表现，士人不敢在学校中虚饰，商人不敢在市场上虚饰。父老相互率领，告诫子弟说：“如果行为邪僻，怎么向朱公听闻？”子弟们也相互告诫说：“我若行为邪僻，即使不愧对自己的老人，又怎么能不愧对朱公？”又过了一年，天下士大夫天天互相询问吴中，以朱公是否健在来衡量世道轻重，而朱公更加退避谦让。他的行为，从有操守的士人、普通百姓直到垂髫儿童，都与他平等交往而不受压制。他的声望达到这种程度，又是三十年如一日。朱公由状元及第，三十年后任尚书而归乡；归乡又三十年，等到后来的甲子科状元出现，天下都艳羡传说，把它视为奇瑞。然而如果衡量朱公的功业和才器，他早年显达、被世所用，哪里比得上后来不被任用却发挥作用的意义大呢？钱公考中进士，进入铨选部门，多次升任两京的司法官员，所任职位比朱公稍微更为繁剧，但也将近三十年后请求归乡。归乡时正值世宗末年，朝廷不能为他预备俸禄和属吏。然而不到一年，天子施行大赦恩典，使他进一品官阶，称其贵重超过朱公。钱公坚决请求退身，虽然稍晚，却脚步健康，聪明才智的作用仍很丰富，不减于朱公五十岁时。钱公虽然困顿于仕历之外，仿佛沾染了某种污点，内心却纯真如赤子。他深沉安静而容易显明，恭敬退让而质朴，举止没有一点不同于朱公。如今的士大夫、学官和商人，本来不能像朱公在世时那样质朴易于感化，但也逐渐知道仰慕。钱公每天改变称号，月月更加尊贵；评论二公的名望德行，前后在世宗和今上初年相互辉映，便不知道谁更为厚重了。然而这种厚重难道只在吴地吗？《易经》说：“鸿雁渐渐飞到陆地，羽毛可以用来作仪饰，吉祥。”牛穿服、骏马乘骑，起初在车轭上效力，最终在皮革上发挥身体的作用。世间固然不应轻视年老者，但如果只是使用，又何其浅小呢？钱公如今七十岁，全乡大夫士人聚集起来为他庆贺，而我不才，让他们致辞说：“请公进七筷子，安步徐行而安乐。”天子修明世宗的典制，让公在家领取俸禄而又享有官府供给，三十年如一日，那么二公的作用确实就很大了。赠大都督玉江杨公五十寿序。烛之武曾说：“我年轻时，尚且比不上别人；如今老了。”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不禁反复诵读而叹息。我认为君主坐视天下人才而使他们老去，过错不在人才；但又可惜士人的才能很少遇到爱用老臣的君主，年老时又遇到喜爱年轻人的君主，终其一生都困顿不得志。君主如果确实能够任用老臣，即使已经晚了，但若能使他们握着筹策、回顾收敛过去的果敢气势，在万全之计中建立功业，总归不是年轻人所能希望得到的。因此秦国一次采纳计策，明不如蹇；第二次采纳计策，信不如剪；汉朝三次采纳计策，武贤不如玄。国家为什么如此？因为它广泛采纳谋略，计算功绩的时间长远。我的朋友都督玉江杨公年轻时，以列校身份提一把剑从军，和倭寇交战几十、上百次，小战就小胜，大战就大胜。他积累军功，从十级到万级；官位从千户升到佥都督；职务从裨将升到大将，大概没有超过十五年。杨公既不肯牺牲自己的才能去取媚于人，君主也没有吝惜官职来酬报他。可是有一天，中了中山之策，只凭一封短札便使他罢归。朝廷内外忧虑社稷、珍视干城之臣，想找出其中原因却不可得。遇到警报，常常把杨公的名字上报；南方有强敌就借调他到南方，北方有强敌就借调他到北方，好像片刻也不能少了杨公，而君主却迟疑徘徊了很久，每次上报都只答复“知道了”。杨公也对世事感到厌倦，曾经把自己过去那种呐喊叱咤、跃马冲锋便能使千人退却的气势，收敛为啸歌山水；把驾驭长风、冲破巨浪的志向，缩小为乘苇舟游于一池一岛。他用计倪的书来治理生计，用穰苴的书来考察奴仆，用蒙恬的书来管理园圃；这些书中的办法有时应验，有时不应验，家业也渐渐旁落。杨公今年五十岁，稍稍称病，谢绝其他事务，但喜好宾客仍和从前一样。于是他的若干宾客争相写文章来赠给他，虽然每个人说法不同，大体都是祝愿杨公长寿，同时感念杨公年纪还壮，却没有得到适当任用。只有我认为，俗话说：“能容纳牛的大鼎拿来煮鸡，水多了汤淡而不能吃，水少了又煮不熟，因为器物太大而用途太小，便不相宜。”秋季三个月在郊外祭祀上帝，会集九宾、享礼诸侯，之后才没有不用大鼎的地方。等到今日以后，杨公年岁日益增长，谋略和见识日益深沉；如果君主下一道诏书，把斧钺之任交给他，令明信武贤之士都对他瞠目退让，让出侯印，公难道会推辞而不敢期望吗？尚父受命辅政，方叔年壮，难道还会嫌迟吗？就让我们等待这一天吧！杨公辞谢说：“不是这样，您的话确实美好，却不是我的职责。” 从前李将军的孙子与太史公交好，太史公叙述他多次驱逐敌人、屡次被废又屡次起用的情状，经历千百年仍仿佛是新事。如今我有幸接近并与您交好，又亲自得到您的言论、亲自阅读它们。某种奉献难道不是很大吗？请允许我把它写下来，张贴在墙上。太学顾若时、雍伉俪同寿六十叙。

译距离我住处向东几里地，有一个小璜泾顾氏。他们的祖先是滁阳人，跟随宋朝躲避敌人而迁徙，著籍至今大约四百年，世代都是海上的名门大族。族人多半以本业致富，聪颖的人便用儒学装饰自己而自立。时雍君上数代人都兄弟和睦、敦厚亲爱，时雍在儒学方面又最为显著，所以我的堂兄光从兄引礼公把他的女儿嫁给他，这就是王孺人。时雍年少丧父，分得遗产，然而州里的产业按照最高等赋产充作乡赋，年年没有空缺。时雍谨慎善于处理所承担的事务，亲自核算各种账目，出入一点不差，家业因而更加富裕。乡里人起初稍稍为难他，后来又羡慕他说：“嘿，顾君早晨登上贼郡的城门，回来就经营事务、驾着肥马，气宇轩昂，难道不足以压倒那些田舍小子吗？”顾君慨然说：“这哪里值得夸耀！”于是他舍弃人们所称道的祖先遗业——仅供糊口、遮风避雨的产业，难道祖先留下的图书就没有足以守护的吗？从此每日昼夜读书不休，终于成就学业，补任州学博士弟子。不久升入太学上舍。太学是天下贤俊士大夫汇聚的地方，顾君与人初次相见，人人都欣然称赞他是长者；偶尔有人拜访顾君，学习他的文章，又无不肃然称赞顾君有国士风范。进入太学学籍之初，顾君从前本来很会经营生计，有了王孺人之后便不再过问经营之事。王孺人脱下簪珥，谢绝绫罗绸缎的装饰，亲手整理蚕丝、挑选织物，亲自察看劳作，脚步遍及田地园圃。她早晚起居，四十年都亲自走在奴仆之前，顾君因此能够闲暇专心于学业。然而他的命运多舛，九次应试都不利。恰逢儿子应聘已经在诸生中有了声望，顾君便说：“我九次应试而九次不利，难道完全都是命运吗？我怎么能同人人争较才力、用尺度衡量高下呢？”于是对顾应聘说，要他努力并自爱。愚公移山的事，进行到他把责任交给儿子和孙子时，山神也已经害怕了。王孺人承担顾君家中的事务，顾应聘承担顾君儒学上的责任，顾君几乎没有什么必须亲自做的事了，却很喜欢施行自己的德行：扶助颠危、救济贫困，治理埋葬之事，供给饥饿者粥食，为鳏夫寡妇办理婚嫁。直到海岛盗寇发生变乱，顾君从盗贼手中得到的财物没有多少，但他所施行的恩德本来就已经如此广泛。今年夏天，我将要到晋阳去，顾应聘来拜见，跪下请示说：“只有先生以文章闻名天下，或许能够施惠于我的父母……【原文缺文】……吗？”又说：“如果母亲受辱是先生从子应聘的耻辱，犹如是外甥的耻辱，那么只用含蓄的话请求可以吗？”我又推辞说不能做到，他便问我：“您的父母如今六十岁了吗？”我说：“还没有，日期在来年。” 既然如此，那么您凭什么能够得到我的话呢？应聘又跪下说：“先生不能按时回来，而我若按时为父母祝寿，就怕来不及等到先生。”我说：“我将要回去，回去还赶得上举杯祝寿。”但你姑且把我的话告诉你的父亲母亲。我曾读过西京的故事，各位官吏士人凭借一种技艺、建立一种品行而被推荐给上级，知道他们就像打开契约取出债物一样，没有不报答的。即使是乡里恭谨的君子，修治农具、耕作有成，也还有举荐孝悌、奖励力田的办法来待他们。如今顾君出仕，才华为国家所用，却九次被举荐都没有成功；回乡后在乡里施行德行，乡人却【原文疑】没有增加对他的称誉。也许他的福庆暗中积累而成为福报；如果不是这样，那一定就在应聘身上吧？应聘用来显扬父母、使他们志意快乐的行为，也已经值得举杯庆贺了。为封少司马汪翁及元配胡淑人七十寿序。嘉靖末年，汪伯子任襄阳太守，以政绩最优闻名。诏书嘉奖襄阳太守，说他的治理情况已受到赞许很久了；那么这种政绩从哪里来？他把情况详细上报，说襄阳专门致谢并非……，于是说：“有父亲某，母亲胡氏，年纪都将近六十岁了。”他们教诲太守保持清廉、爱护百姓的方法不止一种，于是汪翁获得与太守官职相应的封典。胡氏随汪翁官秩封为恭人。过了很久，到了隆庆五年，襄阳太守升任御史中丞，督理八……，安抚郧阳上游……。因为这位中丞勤勉努力、更加办治有方，朝廷又封赏太守夫妇，使他们在乡居中平安无恙。封赏的具体情况都随同中丞的奏报，和最初一样。于是受封的太守汪翁得以晋封御史中丞，恭人也随之同等晋封，所以不再进封……。第二年，当今天子有两位官员……，御史中丞入朝拜为少司马，参与枢密事务。天子更加嘉奖他的功劳，汪翁又得到与司马官职相应的封典，胡恭人改封为淑人。前后共三次受到玺书褒奖，内外名望和德行都十分隆重。又过一年，天子改元万历，希望把福寿与海内共同分享；这时汪翁和胡淑人都已七十岁。少司马……持斧巡视九……，掌管王事……堂……，王生擅长辞令，嘱托我说：“如果不能替……人祝寿吗？” 【原文缺字】否则就先用这些话回复少司马。《易经》不是说过：“在军队中居于中位，吉祥；君王三次赐予命令”吗？《象传》《系辞》对此说：“心怀万国。”君主怀有心系万国的仁德，竟然三次在军中赐予命令，可以说是隆盛而特殊的恩宠了。然而从来没有把恩赐施及父母的，如今天子仁德无比，认为少司马确实勤勉辅佐王室以保卫内外，又赞叹他同类推及父母的孝行，于是三次赐予我汪翁、胡淑人恩典。少司马应当精纯自己的志虑，专心从事边疆事务而不顾家内；又由少司马指示，百拜叩首上前为二位祝寿，说：“唯愿汪翁、唯愿胡淑人，何不一同承受、发扬天子的美好命令！”对汪翁的命令是：“更加专一精神，辅助长久寿命。”对胡淑人的命令是：“寿命富贵超过赵太君，宴饮欢乐何止如鲁国太夫人。”从今以后，二位一同拄杖入朝，观看您的儿子建立功业。天子向汪翁、胡淑人致祝的心意还没有结束。翁和淑人同为七十岁，已经老了，难道以后不能达到耄、耋、期、颐之寿吗？少司马贵为三品，难道以后不能得到七命、八命、九命吗？天子本来就期望二位能够拄杖入朝，将要修明三老五更相互割牲奉食的礼仪，让汪翁和胡淑人参加。到那时，二位进献七箸，凭借几杖来彰明天子的美德，使我们少司马永远能够专精志虑，致力于边疆而无内顾之忧，宗庙社稷永远有所依赖。于是吟唱《黄山》诗来为二位祝酒，歌词说：“黄山啊，与天为友，愿您的寿命与它相等。凭借它们相配，黄山的水啊，浩荡而浑浊流淌，愿您的福分与它相等，以获得善福。黄山的云啊，升起便化作雨，化育您的后代，永远以长寿惠及天下。”汪翁、胡淑人说：“好！”恭敬地举起您的酒杯。赠穆大公序。

译燕、赵自古就以多有感慨激昂、守节任侠之士著称，魏国也是辅佐国家的地方。如今那里的人仍有许多矫矫不群、修养品行而不衰的人。任侠之士遇到士人的困厄，急切得如同自己的事情，既已使人免于死亡、挽救其生死，却不夸耀自己的能力；然而一旦做成义举，天下便归附他，百里之地歌颂功劳，千里之外传扬声名。像朱家、季心一类的人，他们仍然是为名声所驱使。守节之士则不是这样，他们与人契合专一而事情又紧迫，如羊角、左伯婴、杵等人；如果事情不能成功，便牺牲自己来保存对方，事情成功后，对方又牺牲自己来报答死者，这样只为成全两个人，他们仍然是为意气所驱使。因此守节之士的范围狭窄而坚信自己的志向，任侠之士的行动广泛而施展自己的意愿，总的说来都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若有人以仁心为根本，敦厚而明诚信，为国家爱惜人才，为士人爱惜仪节，内心足以守志，外在却能挫抑个人名声，那么就超越了这两类人；穆大公不就是这样的人吗？穆大公是魏地人，有个儿子叫文熙，已经显达。文熙的朋友石给事星上疏向皇帝左右陈说天下大计，其中有所指斥，违逆圣旨，应当在北阙下受杖刑。当时左右的中贵人挟持皇帝的怒意来报复他，又命令守门官吏不得让给事的属吏进入。文熙听到后说：“果真这样，给事就要死了。” 当时我正任工部郎官，还没有赴任，便闯入拜访缇骑。朱帅说：“您是要为给事抗拒中贵人吗？我的文章难道不能因中贵人而使给事死得不朽吗？我的文章也同样可以不朽。只是希望您为天下爱惜直臣，也为万世爱惜自己。”朱帅点头同意，暗中告诫负责杖刑的人。石给事最终因事情败坏而死，令我惭愧得不敢去见强项郎。给事刚杖刑完毕，几个中贵人群起辱骂他，给事也回骂，于是他们更加恼怒，棍棒交相落下。文熙急忙上前，用身体遮护他，又解开衣带，像戟支撑一样竭力护住他说：“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吗？”中贵人愤怒地叫嚷：“你是什么官，竟敢闯入这里？”文熙斥责说：“我是工部郎官某某，这是朝廷之臣受刑之处，不是你们可以任意闯入的地方。”各位中贵人因此屈服，渐渐退去。文熙把浑身血肉的给事从地上扶起来，装入袋中带走；这时给事已经成为编户平民。文熙当天就在都门外租房，给给事医药，给事几次昏厥断气，文熙几次向他吹气，才使他苏醒。当时文熙拿出全部行装，又卖掉住宅，所得约二百金，用来安排给事回乡的费用，但估计仍然不够。过了十多天，有人骑着跛脚劣马蹒跚而来，原来是穆大公。他抚慰给事说：“为了职守而死，足以称为大丈夫；何况有我在，还担心什么呢？” 随后他对文熙说：“你难道要倾尽钱袋来资助给事吗？我还有儿子，这些不丰厚的钱财可以帮助你，你们可以一起回去。”当时将要册立东宫，穆大公本应受封。文熙想到放弃官职容易，唯独难以让穆大公受封；于是封授穆大公，穆大公知道后发怒说：“给事的父亲还以平民身份埋在地下，我怎么忍心独自穿着官服？况且你用一套官服就足以使我荣耀吗？赶快带给事回去，我们三个人在田间生活也足够了。”给事常常对人说：“北阙之下那场灾难，穆大公父子实际上让我死而复生；我的身体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过了很久，文熙凭借品行义节在公卿荐绅之间得到推荐，被推举任礼部郎官，后来升为尚玺丞，又改任吏部郎官。穆大公也随之受封为礼部郎官，但默默无言，不自行表彰，乡里内外没有人能说清穆大公的功德。文熙任吏部官时，想以正直来匡正长官在任用人才方面的做法，屡次奖赏提拔人才，从不掩藏自己的声迹。后来他的旧友某位侍御有所弹劾，事情没有成功，便称病归乡；文熙从中设法寻找机会，希望遏制那个人而伸张侍御的奏疏，事情被发觉后，他被调任臬司副职，也称病归乡。穆大公迎接他时说：“儿子的病来得晚了些，我过去早已知道；汉廷如今竟肯为了你再次伸展志向。”文熙当初因朋友的缘故自行罢官，穆大公对此感到安心；后来罢官而复出，是因为朋友的缘故；而大公又安慰他，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不满，这难道不就是所谓内心足以自守志向、外表却承受名声挫折的人吗？给事又说，大公熟习经史，尤其精通民间关于左民的说法，有人认为这是学问的力量。然而大公在乡里所做的这类德行并不止一件，只是他不自我表明，所以没有人能够为他称述；或许是仁慈之心成为他的本性，悲悯而慈爱子女，遇到事情便自然流露出来罢了。大公没有因为一时得到官职，便阻止文熙弃官，那么对于文熙的进退，他本应坦荡无私。我曾一两次遇见文熙，与他谈论古今、才术和文章技艺，彼此都很器重对方。我也曾想弃官，但唯独当权者唆使言官排挤攻击我；文熙奔走求见那些长官，指天画地地设法使我免受其害，却不让我知道。大公为我祝寿，稍微依次叙述这件事并称赞它，认为这胜过古代那些喜欢践行节操、任侠仗义的人；这或许是给事和文熙的意思，并不是大公本人的意思。为孝廉顾道通追述父母而作的寿序

译人的感情，不需要假意修饰，都会从本性中流露出来。贤能的人常常承担自己做过头的部分，不肖的人常常承担自己做得不够的部分。自从先王的礼教施行以后，做得不够的人总是苦于勉强自己去做到，做得过分而有所超越的人又总是苦于受到抑制、不能充分施展。然而先王的礼教虽然本于裁成调节、使事情归于适中，它的用意似乎在于伸展情感，而不在于压抑情感。因此，子女侍奉父母，父母活着时就尽力供养，生病时就尽力医治，去世时就尽力表达哀痛，认为这样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可是供养仍不停止，以至于卖掉自己的孩子；医治仍不停止，以至于割下自己的大腿肉；哀痛仍不停止，以至于守庐墓旁。这些事情，先王尤其认为接近厚道，所以还加以表彰。卖掉孩子而没有后代，割肉而伤害自己的生命，终身守墓，甚至违犯了对活人的重大训诫；然而先王仍然把它们看作过度，而不把它们看作罪过。陈仲子不肯吃母亲的饭，许世子不肯亲自尝药，原壤唱歌，而宰予想缩短丧期，他们本来只是侥幸暂时免于当时的法律。然而圣贤之所以揭示其中细微的道理，并把它们作为万世的刑戒，为什么这样严厉呢？所以，若用一条准则衡量此事、用另一条话语说明彼事，那么子女对父母，宁可承担做过头的责任，也是可以的。我的朋友孝廉顾道通，一天穿戴整齐来拜访我，拜了两拜，神情严肃地说：“我父母抛下不肖的我，实在是在壮年。” 先父北山，是笃实行义的君子，只是他的名声传播得远近仍不能超出乡里；母亲何氏贤淑美好，使人的教化影响也不能超出家门。而那时我还年幼，不敢请求显贵长者为他们撰写墓铭或表彰文章，这样竟然三十年如一日。假如我的父母活到今年，应当已经七十岁；假如父母到了七十岁，即使我确实贫穷，也一定要向四方求取甜酒、清酒、醒酒和盎酒，来装满我的酒杯；一定要向四方求取肴馔、羔羊、腥膻之物和香美之食，来充实我的祭俎；一定要向四方贤士大夫求取歌咏、诵述、序文和记文，来充实我的厅堂。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无法实现了。那些用来充实酒杯和祭俎的东西，估计不能使我的父亲起死回生而享用它们；至于歌咏、诵述、序文和记文，其中文辞义理俊秀，足以时时寄托我的思念；其中的赞美足以流传后世，仿佛吹气使枯木生机复苏、使白骨生肉，从而使他们不朽。像先生这样的人，正是我所要请托的对象。我希望向先生提出请求。”我惊异地对他说：“所谓祝寿，是指头发花白、背部弯曲，黑发和乳齿都已更替的年岁；而祝寿所用的，是把高冈和大陵比作长寿，把河流上涨、太阳每天升起作为祝辞，晚上在堂上举杯祝贺，再把这些祝辞和陈设带回家中，这难道不是正当的做法吗？”道通不停地拜谢说：“先生说得合乎义理，我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先生虽然这样说，却一定要用什么话来安慰我地下的亡亲，并寄托我余下的思念。” 我坚决推辞，不肯答应。道通的朋友曹生在旁边劝说道：“我们吴地的风俗，薄情的人在子女悬弧之日设宴，往往躲避不参加，只带些肉干和酒浆，责令别人按价偿还；临死更换衣衾时便呼喊离去，检查行囊；送葬时儿子哭着前往，醉醺醺地回家，等到墓旁的树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才拿出一点钱财来祭祀。这怎么比得上顾君年老之后仍思慕父母呢？即使厚道的人大多做佛事，称作为亡灵布施，依靠、拜师于僧人和道士，拿出珍贵器物赶往京师，买来御用物品后返回，把它们刻在丰碑上，这又怎么比得上顾君的孝心和见识呢？何不请先生写一篇文章，来寄托他的思慕之情呢？”曹生的话就是这样。唉！顾君所做的事情，请求说确实不合常规；而我答应下来也确实过于轻率。只是我受到曹生这番话的感动，觉得顾君似乎仍然得到了先王所特别厚待的情义，私下把自己附会于卖子、割股、庐墓的人，于是写下这篇序文交给他。徐母郭孺人八十寿序 万历甲戌年，天下向朝廷贡士的有几千人，嘉定徐子子颙在其中名列前茅。徐子等待在南宫按次补官，我的侄子骃正拜他为师。徐子有个儿子叫嘉言，是本县的诸生。本县诸生有几百人，嘉言也多次参加考试，每次都名列第一；我的儿子骐乂又正是他的朋友。人们都说徐子应当能够得到官职，立即进入太学，以便参加畿试；可是徐子想到母亲郭孺人将近八十岁，心想即使获准告假回乡，难道还不能摆脱粗茶淡饭的生活，让母亲得到一天的供养吗？然而他心中仍不满足，不能自我排遣，说：‘拿什么来为我的母亲祝寿呢？往日我母亲专心从事女红已经这么多年，本来希望能够等到我先父显贵；可是我却只能穿着章服应诏。后来母亲专心履行母亲的仪范又这么多年，本来希望能够等到我的兄长显贵；可是我还不能脱离诸生身份，兄长却已经先于母亲离世。如今母亲又专心履行母亲的仪范这么多年，希望能够等到我脱离诸生身份。现在我终于离开诸生身份了，却还没有什么可以使母亲显贵，拿什么来为母亲祝寿呢？不如借贤者的一句话来表示心意吧？因此把这件事托付给您。’我推辞却无法推脱，于是对徐子说：‘您姑且做您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了。’ 《陟屺》那一章和《靡盬》的诗篇，其中的人难道不是也曾穿着彩衣、享受俸禄吗？可是仍然困顿于奔波服役，不能和父母同行，以至于对祈父说：‘为什么把我转置于忧患之中？我还有母亲在家操持饮食。’那么作为他们母亲的人，反而比自己的儿子更为他们的饮食操劳，却不能享用儿子的奉养。您作为徐子，已经这样多年，曾经享用过诸生的廪禄；嘉言也享用过诸生的廪禄。母亲即使不能分到大官的膳食和尚方的挏酒，至少也比田间背负劳作的人贤胜一些吧？作为您先人的后代而被称为孝子的，有个叫元直的人；可是因为出仕于刘氏的缘故，几乎不能安心，辗转跋涉之后才得以把供养送给母亲。哪里比得上作为您先人的后代而被称道的仲车呢？我的儿子骐进来说：‘徐母获得祝寿，本来已经可以安于儿子贤能，而不必以官禄为贵了。然而既然在新年开始时年满八十才举杯祝寿，而徐子和嘉言的科试也赶上了这件事，难道还要用诸生的身份来祝寿吗？’即使如此，姑且写下这篇序文以作记载。赠程君五十寿叙

译自从孟子提出‘仁者不富’的说法，学者们便雅正地谈论它；可是太史公偏偏说‘人富裕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这该怎样解释呢？孟子看到了事物相反的一面，而太史公看到了它们相合的一面。陶朱公做越国的相国时，地位极其尊贵傲慢，却一旦抛弃这一切，如同丢掉破鞋，把自己转移到广阔偏远的地方，却不能忘情于购买、迁徙和囤积货物的事情。他已经验证过自己的才能，难道是故意贪恋它而一定要再试一次吗？他大概是想找地方施展自己的志向。治理产业、囤积货物而不向别人索取，聪明人能够做到；在□年之中，三次积累到千金，又两次把它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疏远的亲族，这不是仁人做不到。程君接近这种境界，实在太厉害了。我的朋友戴子说：‘程君是新安人。新安偏僻地处山溪之间，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世代没有遭逢兵乱，所以人口日益繁衍。土地贫瘠，不能充分供给耕作，因此当地风俗细密节俭而熟悉经营，大概□成的人在本邑经商，□成的人在天下经营。他所积蓄聚集的财货，其中□成在国内，□成在外地。程君年纪刚到孩童时期，就跟随舅舅到江淮、闽地以及天下各处做买卖，后来成为中等商人。适逢外患发生，他脱身回乡，便把资本转移到湘楚，逐渐转而经营二广地区的珠玑、犀角、象牙、香料、乐器、果品、布帛等货物，大概没有几年就成为大商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九年〕 门下受计出子者但数（下有脱文） 《弇州山人文抄》卷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