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制乐善堂全集》序 我年少时读《尚书》，看到二帝三王以及继承帝位的贤明君主，君臣之间相互询问、警戒，所重视的只是身心性命的根本；他们施行政令、任用官员，也只是以道德为根基，并不拘泥于事务末节。后来考察《诗经》《周易》和四子的言论，凡是谈论政事的，都与《尚书》所说相同，其旨归彼此表里相应。此后广泛涉猎各代史书，才发现即使在政治清明昌盛的时代，人们竭尽心力忧思的，大多详究事功，却忽略根本。教化的兴衰，政治气象的高下，实际都由此分判。因此我每天勤勉不懈，寻求由此入道、进德的门径。皇考以阐明义理、树立诚信的大训示诲我，我才大略懂得其中贯通的纲要。又想到修饰文辞必须以诚信为根本，所以凡是见于古文、诗辞的作品，都把诚信作为宗旨，不敢有丝毫偏离。从前庚戌年，我曾把数年间所作的序论、书记、杂文、诗赋，编成十四卷，放在几案上，时常就其中所说的内容来检查自己的行为。此后所作大约是从前的四倍；自继承大统以来，亲自处理万机，兢兢业业，只怕有一件事处理不当，辜负 皇考交付给我的重任，再想得到从前那样从容作文的乐趣，已经不可能了。然而只要稍有闲暇，我没有不考察、对照经史来反省自己的。于是取庚戌年文稿中所载的作品，保留十分之三；续作中尚未收入的，保留十分之七，总编为一部，共若干卷。并不是想靠文辞自我彰显，大概是因为这部集子是我早年考察古代典籍、学习经学所得的心得，实在不忍心弃置。从今以后，即使还有著作，有的出自词臣之手，真伪各半，而且我也不想同文人学士争奇斗巧，以免反而给后世留下讥讽。那么，这部集子的编纂，实在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礼记》说：“以自身为本，向百姓求证。”从前我检查自己的行为，用来勉励自己尽量符合所说的话，那只是日常交往应酬中的平常事务。如今所做的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一件不是关系到政教的盛衰、百姓的苦乐，不能置身事外。因此更加自我警戒，努力承担上天所授的帝位，顾念并畏惧民众的怨言，希望明理立诚的学问时时在眼前、时时在心中，永远不要废弃。乾隆丁巳仲夏望日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谕：近来偶然阅看《乐善堂集》，由于初刻本所保存的篇卷颇多，其中有不少句子不太合心意。古人说：“文章流传千古，得失只在作者内心。”我并不是后悔早年的作品，只是不吝惜删留之名，正因为随着时势加以删订，那么今昔功力所达到的程度，完全可以借此自我验证。着令内廷诸臣仔细校阅，分别拟定应当保留和删去的篇目，贴签进呈，等候我裁量，重新订定为定本，交付刊刻。钦此。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臣】蒋溥等谨 奏：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谕：近来偶然阅看《乐善堂集》，由于初刻本所保存的篇卷颇多，其中有不少句子不太合心意。古人说：“文章流传千古，得失只在作者内心。”我并不是后悔早年的作品，只是不吝惜删留之名，正因为随着时势加以删订，那么今昔功力所达到的程度，完全可以借此自我验证。着令内廷诸臣仔细校阅，分别拟定应当保留和删去的篇目，贴签进呈，等候我裁量，重新订定为定本，交付刊刻。钦此。【臣】等恭敬奉行。《乐善堂全集》，共同恭敬谨慎地校阅。仰见我 皇上的德行合于天道，学习勤奋而时时精进。散体文章包罗六经；从先圣直到先儒的道理，无不熔铸贯通，体制宏大，思想精深。骈体文章超过唐代、驾凌汉代，笼罩群言，风格高古。诗章则融会《诗经》三百篇温柔敦厚的规范；广泛采撷历代精华，而创作机杼自出。这是内圣外王的完整学问，无不统摄兼备，实在足以 训导万世。现今恭敬承受 圣上的训示 命令【臣】等校阅拟定贴签进呈，恭敬等候 钦定。【臣】等谨遵 谕旨，详细恭敬地加以诠释，谨就我们管窥蠡测的见解，分别贴签，恭敬呈上。供御览，恭敬等候 训示裁定，等到 发下之日，交给 武英殿刊刻。再者，【臣】等伏见初刻本中，恭逢 御名却没有恭敬避讳，实在深感不安，谨一并拟签进呈。呈上，仰求 圣明鉴察。再者，集内所刻制义，义理醇厚，文辞茂美，雅正清纯，确实可作为文章的法式。如今【臣】等恭敬查核制艺卷内，共计文章二十七首，似应在目录末尾标明“附录制义”四字，并附刻在诗赋杂文之后，题签写作“乐善堂制义”，下刻一个小“附”字，这样对于刻印全集的体制更为妥当。至于原本已经长期颁行，如今订成定本，对于我 皇上的制作如同日月经天，原本可以听任它们并行；但现在定本既已详细订正，而且将要流传海内、为艺林珍重购求，必然应当奉为准则，所有原本自然应当陆续恭敬缴回。【臣】等请 拟定：凡内外臣工曾经 颁发初刻本以及书坊翻刻本、外省官刻本，都命令随时收缴，不必规定期限，也不必行文追查；在内交军机处汇总缴回，在外由各地方官转送布政司，恭敬谨慎地收藏。定本刻成时，仍趁便发交各布政司，依照摹刻印行，以惠及天下。【臣】等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恭敬等候 圣上的训示。谨 奏。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臣】蒋溥 吏部尚书【臣】刘统勋 工部尚书【臣】嵇璜 吏部左侍郎【臣】董邦达 户部左侍郎【臣】刘纶 户部右侍郎【臣】裘曰修 礼部左侍郎【臣】介福 兵部左侍郎【臣】观保 刑部右侍郎【臣】王际华 工部右侍郎【臣】钱维城 内阁学士【臣】钱汝诚 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奉 谕旨：制义不必刊刻，其余依议。钦此。

译庚戌年原序 我九岁才开始读书，十四岁学习写文章。今年二十岁了，这期间从早到晚所学习的，是《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讲习讨论过两遍、三遍，只是我的资质愚钝、见识浅陋。每天取先圣先贤所说的道理，用来从内心修治身心；又把身心所得落实到文章中。两方面都有未能达到之处。每天做一篇论，间或写些诗歌杂文。虽然不敢写奇特的辞句、诡异的论说，因而自外于经传和儒先的要旨；但对于古人所说“文章用来承载道”的道理，返观内心，私下里实在深感惭愧。常常自己思量，承受 皇父深厚的恩德，时时听到谆谆而详尽的教诲；皇父又替我选择贤能的师傅，让我接受学业、解除疑惑，在切磋琢磨中，从容处于藏修、息游之间，使我得以充分领略诗书的滋味。然而穷究义理还未达到，克制自己还不够用力，性情涵养还不够醇厚。半夜思考这些，警惕而恐惧。因此选取庚戌年秋九月以前七年所作的十分之三四，略按先后编次，将序、论、书记、杂文、诗、赋分为十四卷，放在案头，便于修改。孔子不是说过吗？说话要顾及行为，行为要顾及说话。《尚书》说：“知道它并不难，实行它才是难。”我常常拿自己说过的话来检查自己的行为，假如不能自我反省，以至于言行不能相顾，能够知道却不能实行，我的惭愧难道还不更加严重吗！六经的教诲，都是为了阐明仁义中正之道，感发人的善心。下至诸子、史书，也必须依循经义，足以备具劝善惩恶、辅助教化的作用，然后才能被后世诵读效法。所以唐宋各位文家谈到自己的学问，必定以六经的仁义为根本。这样看来，乐于行善而不知疲倦，本来就是敦实行持的要务，也是一切文章产生的根基。雍正十年冬。皇四子把自己所作的《乐善堂文钞》给我看，并嘱托我为它作序。我打开阅读，经过十天又一个月，仍然不能穷尽其中的深奥美妙。它的义理完全以五经四子的学说为根本，并以宋儒的言论加以折中。文章的意旨气度、诗歌的风格，按照古人的成法考察，没有一丝一毫不合；每当写到忠、孝、友、悌，尤其真挚诚恳而恺切，足以感发人的善心。大概 皇子的文章，正是乐善不倦的诚心积蓄于内、表现于外的结果。我 皇上天赋圣德，以仁义中正之道陶冶一代人，而 皇子亲自承受 谕教，近在身旁仰观 仪范，朝夕之间耳闻目见，深入心志；又专心好古，深入思考并努力探究古代圣贤的言论，近取自身加以实践，所以发而为文章，内容充实、光辉灿烂而无法遮蔽，达到这样的境界，才是 皇子却仍然自认为不足。他在自序中还说，汇集成帙，放在案头左边以便修改。由此可见他不敢自以为是，而求道之心又何等迫切。他又说，常常拿自己所说的话检查自己的行为，担心言行不能相顾；由此可见他进德的诚心。这就是古代圣贤乐善不倦的实际功夫。我见识浅薄、听闻寡陋，不足以发扬 皇子的文章，而我区区的一点诚意想要贡献给 皇子的，只是希望他把自序中所表现的严密自我检点，永远坚持而不改变，如此就够了。雍正十年冬月谷旦，和硕庄亲王允禄序。文章用来承载道，道体现在自身便是德，发之于言语便是文章。所以韩子谈论文章说：“行走在仁义的道路上，取法于《诗经》《尚书》的源流。”又说：“仁义之人的言语，和蔼可亲。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仁义的实际内容，是道德的根源。” 皇四子年幼时侍奉 圣祖仁皇帝，特别承受慈爱眷顾，朝夕 教诲，而且见到我 皇上侍奉父母饮食、问候安否，极尽爱敬之情，没有一件事不与往圣相同。天性受到熏陶，耳闻目染，于是体现在身心之中，表现于言语行动之间，不必摹拟，自然合乎规矩。圣贤经典和传记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教导、辅助万世，其道理没有别的，不过是父子、君臣的大伦罢了。皇子的天性资质乐于行善，已经获得道德、仁义的根源。圣祖长期的涵养熏陶，又加以 皇上的谕示教诲；同时又与师友切磋，在诗书中深究，早晚勤勉不懈，每天使自己的德行更新，所以发而为文章，处处都能得到源头活水，与道大为相合。用古代作者的法则衡量，合乎规矩，不失分寸；而且涉及人伦的事情，言语 尤其恳切周详，使读者忠孝友恭之心油然而生。自古以来，文人学士只要有一句话合于道理，他们的文章就一定能流传久远，何况 皇子把道真实地落实在自身，并且和蔼之气自然流露在言语之外呢？皇子早已以“乐善”命名堂号，于是又用它题名文集；由此可见他平日心力所倾注之处，而作文的根源也全在这里。壬子八月，他嘱托我作序。我反复寻绎，深感庆幸。皇子的德业日益进步，增益而不自知自己的学问还浅薄、言辞还不够文雅。于是写下这篇序。《和硕果亲王允礼序》。

译我 圣祖仁皇帝留下福泽、遗下谋略，尽善尽美。皇上纯厚孝顺，天性仁厚；当他还居于藩邸时，能够预先体察并顺承皇父的心意，尤其做得好。圣祖的欢心。康熙六十一年，于是命令 皇四子宝亲王入内廷侍奉，以表示特别宠爱。那时王年方十五岁，我的年龄也相同，两人相对十分欢悦。等到 皇上继承大统，我因年幼特别承受 恩命，忝居贝子，晋封贝勒。回顾自己没有一丝长处值得记取，只是凭借恭敬谨慎 小心自我约束，于是承蒙 恩宠眷顾。每次入朝觐见 皇上，常常遇到 王，便承受赞许，握手深谈，亲密融洽得如同乳水相合。癸丑夏月，他拿所作《乐善堂文钞》给我看。我替他庄重地诵读一遍，见其中论、记、文、序、赋、颂、诗、歌各种体裁无不具备，约有数万字。因此惊叹得舌头发直，站起来说道：“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种不朽，并不是想把它们分开；最高的立德不易得到，退而求其次，也可以不朽。” 然而用圣贤之道来衡量，德是内心蕴藏的根本；把它著述出来便成为功，把它宣扬出来便成为言，这些无不具备于一身，就是三者合而为一。如今 王以“乐善”命名他的堂，又用它命名文集。大概善就是德，德行完备，功业和言论便随之而来。正如水必有源头、树必有根，其枝条畅达、流水运行，都是不待期望而自然如此的。然而水势浩浩荡荡，观察水波便可知道它的源头；枝叶繁茂，抚摸叶子便可知道它的根。因此想要测知 王的德行和功业，又有什么不能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来呢？如今取他的文章来读，其中和蔼温和的，可以看见仁德；严肃坚毅的，可以看见义德；情感畅达而不繁琐，洞察事物而不苛察，坚定确实而不动摇的，可以看见礼、智、信的德性。把各种美德总称为善，从自身得到它便叫作德。王乐于行善 王取法于善，大概因为善是无穷的，而取善之心勤勉不懈，日日积累、月月累积，所以发而为言，得心应手，自然有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境界；这正说明他的内在积蓄深厚，平日涵养有素。刘昼论慎独说：“以善为枕、以善居处，即使眼睛看不见，也不因此改变自己的心；耳朵听不见，也不因此改变自己的情感。”老子说：“最高的善像水一样，水滋润万物却不与万物争，因此最接近道。”这两种说法，可以举来作为 王的赠言。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言语，是心灵的声音。如果没有内在的积蓄和涵养，便不足以培植文章的根本。如今 王乐于行善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加以扩充，由此优游于天下，逐渐达到大舜那样的境界，那还能估量其限度吗？将来可以看见，德、功、言都由一身具备，绰绰有余了。假如只是浮泛地羡慕辞章，徒然借著述来相互抬高，又哪里足以读懂《乐善堂》的文章呢！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上旬，允禧序。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自汉、唐、宋、明以来，有道的儒者都发之为文辞，用来阐明圣贤深奥的道理；写作诗歌，用来舒展自己的胸襟情怀。让后世读到它的人，玩味其文辞，推究其义理，称颂、宣扬并加以效法。这样看来，后世文章所能发挥的功用，难道是浅薄微小的吗？至于禀赋颖异的资质，又精研典籍，每天同贤师良友交往，称述先圣，考论古今，藏修学习，那么 兄长虽然所处环境相同，但领会有深浅，气力有厚薄，措辞有工拙，我不敢与他相提并论；我的 兄长跟随 皇父居住在藩邸时，朝夕共同相处，寝食相同；等到 皇祖见爱，把他养育在宫中，他恭谨慎重、温和谦恭；皇祖见到他，没有不高兴的；皇父听说，也没有不喜悦的；又想到弟弟在家，不能经常相聚，虽然身处 两地，心却彼此相通。我的 兄长纯厚孝顺、极尽友爱，可以说真挚而没有间隔了。等到 皇父尊居九五之位，我们二人闭门读书，朝夕相处，寝食相同，如同从前兄弟同气相亲的欢乐，哪里是语言文字所能完全记载的呢？我的 兄长在问候寝安、侍奉饮食的闲暇，常常有所心得，便发为文章，每天完成一篇。即使退居私室，也不敢自我懈怠，亲手披阅，潜心研读，想努力追赶古代作者。八年秋九月，汇集编订他的序论、诗赋、杂文若干卷，命我作序。我说：承载道的文章，由真正的儒者写成；没有实际内容的文章，由追求名声的人写成。追求名声的人不求实际所得，真正的儒者则以亲身实践为根本，把它表现在言语中，因而可以流传后世。如今看我 兄长文章的本质，正是平日所讲明、所践履的道理积蓄于内而发之于外；向上不辜负 皇父慎重选取天下英才并加以教育的苦心，向下不辜负十余年穷究经书、努力学习、以发愤和快乐相互激励的坚定志向。处在帝王之家、身居富贵之位，而能如此，史书所载也不多见。兄长乐于行善没有穷尽，所以文思也因而没有穷尽。凡古代圣贤精微的言论、大义，修身体道的要领，经世治物的方法，没有不加以发挥阐释、娓娓道来、畅所欲言的。即使是一吟一咏，也都弘扬风教、崇尚雅正，温柔敦厚，合于《诗经》三百篇的旨趣。哪里是那些只炫耀文采、追逐外表而忘记内在的人所能仿佛万一的呢？又哪里是弟弟我见识浅薄、言辞鄙陋所能赞美的呢？弟弘昼谨序。

译文章用来充实言语，并且承载道。对内，上达天人性命幽微显著的道理；对外，贯通经世事业、礼俗万事的深奥，都必须根柢深厚、造诣精微，然后发之有源，变化莫测。所谓内涵宏大而外在铺陈，贯通于道而有助于义，达到玉振金声的美境。大概正是感受圣人垂示的文章而创作、述作，使道统更加隆盛，并非偶然。【彭】年少时冒昧承受 圣恩，接受讲读 内廷，得以侍奉 皇四子，朝夕讲习贯通，私下看见 皇四子在问安、侍奉饮食之余，把耳目心思全都用在学习上。考察会通古今，征引讨论异同，即使是单独一个词、一个义理，也必定条分缕析，丝毫不差。每次作文，笔不停下，千言顷刻写成，而文思如泉涌，文采自然生成。大概他天资敦厚敏捷，又不断修明光大，实在是天资与学力同时达到极致的人。积累数年，著作已经丰富，所汇集的《乐善堂文钞》编成。【彭】沐浴洁净后，读了数遍。它探究心性之学，便是德成于天、明出于自然；探寻精微言论，包罗常道法则，将心源与道法合为一体，一以贯之而无所遗漏。它阐发经学，便是深刻明辨而广泛考察，探求奥义而概括旨趣，淘汰众说中的糟粕，使至高义理光明显著，发明前人所未达到之处，为后学开辟津梁。至于史事中难以评断的情迹、千百年来积存而未发的疑问，也常常揭开隐秘、解除蔽塞，出人意料。总括治乱兴衰的原因，衡量是非得失的标准，无不包括隐显、变化、通达和适宜等方面，标举论点、确立义理，足以超越古人而取信于今。旁及诗歌赋颂，各种体制美备，描写天地的光辉，雕琢玄黄的华美辞藻；虽然讲究组织辞令、排比声律，但都兼具文采和实质，斟酌雅正而语言丰富，不是寻常只在外表雕饰艳丽的作品所能相比于万一的。只有真正知道，才能真正说出；只是【彭】见识浅薄，哪里能够知道高深的境界，又怎能陈述赞颂之辞呢？【彭】侍 在几席之旁诵读学习时，常常苦于自己闭塞而难以通晓。他总是以 片言只语提点启发我，顿时如同拨云见日，并且因势利导 指示方向，牵引绳墨，传授规矩；教诲从不疲倦，培养栽培我的用心极其深厚。只是我以愚钝的资质，学业没有更加修进，见识也没有更加增长；接受阅读这部文集，所谓“发之有源而变化莫测，贯通于道而有助于义”的境界，【彭】实在不足以理解，只能略陈大概，恭敬地缀述数语，作为歌颂清明盛世的一点帮助罢了。雍正十年，岁次壬子，十月初一日，平郡王福彭谨序。善，是一心的主宰、万物变化的根源，也是事理会合归结的最高原则。然而如果实际上并不以此为乐，那么所见便不真实，所信便不坚定；由此发为文章、落实为事业，最终也不能笃实光辉，流传于后世。皇四子宝亲王性情资质纯粹，自幼受到 圣祖仁皇帝深切宠爱 特地召入宫中抚育，受到熏陶 德行教化。皇上十分重视义方之训，广泛延请师傅保姆，询问经书、考察史籍，每天勤勉不懈；用来培养他的德性、扩大他的学识，既深厚又长久。【尔泰】以镇守疆域的大臣身份入朝参与政事，恭敬承受 恩命，得以侍奉 讲筵，私下看见 皇子举止动容，言辞中温和肃穆的气度兼而有之。偶尔听到他的议论，便能穷究根本、探寻源流，条理纵横，无不让我私下庆幸。皇子秉承天赋的善德，以诚心体察大道，不只是文学才能远远超出常人而已。他间或拿出《乐善堂文钞》若干卷给我看，开头两篇的题旨是：“立身以至诚为根本，读书以明理为先。”这是我 皇上亲笔书写以训诫勉励 皇子的训语，而皇子便把它作为篇首的题目。他所做到的念念不忘，以此启迪天赋的德性、汇聚各种善行，没有不是以此为基础的。至于推演阐发经义，评论古人，穷究事理，辨析众说，实在有独到的见解，超出前贤思考议论的范围。有时铺陈宣扬功德，吟咏人的性情，作品可歌可诵，使读者忠孝而深切感动的情怀油然而生。这大概是 皇子乐善的诚心充积于内，而英华自然向外流露，有一种不知为何却自然如此的境界。昌黎韩愈所说“根源出于仁义，所以言辞和美”，在这部集子中可以看到。私下考察六经中记载的关于善的言论十分详尽，而“乐善”一语唯独由孟子说出；“与道相合，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称说尧舜的道德”，与此正好相互表里。皇子如果确实由这部集子加以充实，以明白善为基础，以诚实修身之心在事情上验证，那么“精一危微”的训诫，以及上承历代圣贤心传的道理，无不在这里达到极致；而当世逢遇升平之时，太和之气广泛融洽，天下安宁和乐，各自都在至善之中相互感应，可以用歌咏来传唱、用简册来流传的善，究竟是怎样的善？其中的快乐又是怎样的快乐呢？鄂尔防谨慎作序

译雍正元年 皇上继承登上帝位 命廷【玉】随侍 皇四子 皇五子讲读经书，早晚奔走侍奉，仰见我 圣祖仁皇帝流布的光辉、赐予的福泽，接连不断、绵延广大；我 皇上恭敬承受 祖上的庭训，以此裕及后代 圣贤之学相承不绝，光明盛大 皇四子天资纯粹，聪明通达，而且用功缜密，早晨有课，晚上有功课，寒暑从不间断。有些方面，即使专门攻习文学的儒者也不能希望达到他的万分之一。从经史百家直到性理学说的深奥、诗赋的源流，无不广泛阅读、精心选择，讲明并切实研究。每提出一个问题、创立一个义理，往往就超出思议的范围，而且都是前人没有阐发过的。这是专心于实学的人所应当辨析的。他含英咀华，酝酿积蓄，内涵丰富；有时抒发胸中的见解，写成论说、诗赋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常常不必假借思索。一挥笔就是数千字，很快便能写成；文辞清丽而深邃，首尾灿然成章，数年来作品总数已不下千余篇。皇子亲自加以选择，选得若干篇编成一集给我看；我接受后反复阅读。大体上意义深邃，文采丰富，而笔力雄健俊逸，远远超出同类。所阐明的是圣贤的精深内蕴、宇宙间的名理；所流露的是经籍的精华、文艺之林的芳润。自古以来以文章著名的作家，没有谁能赶得上。皇子在文章方面，可以说才华超群而学问深厚了；不过，我尤其希望 皇子不要因此自我夸耀。我听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古代圣贤修养自身、治理他人，明白本体、通达功用的大要，全都在这里。不只是把文辞写得工巧来供人观赏，所以说：“说话并不艰难，实行它才是最艰难的。” 皇子凭借上天赋予的才能，广泛通晓古今学问，循序渐进地恭敬遵循 圣训“敬慎勤勉而不厌倦”，确实抓住了典籍的要旨。平日口中诵读、心中思考的内容，既能说出来，又确实能够践行。从今以后增进德行、修习学业，日益更新，年年增长。我能够乐于得到并宣扬他的美善盛德，难道还有边际吗？雍正八年，岁次庚戌，仲冬月，张廷玉谨慎作序。雍正元年，我 皇上继承登上帝位 特命朱【轼】侍奉 皇子读书时 皇四子 皇五子年仅十三岁，已经熟读诗书。皇四子背诵经书一字不漏，后来又精心研习《易》、《春秋》、《戴氏礼》以及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记》、《汉书》和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无不穷究其旨趣，探寻其精蕴。于是发而为文章，声势宏大，文质彬彬，已经登上作家之堂了。雍正八年 皇四子亲自编定自己所作的诗文为一集，名为《乐善堂文钞》，命【轼】为它作序。像【轼】这样孤陋寡闻的人，哪里足以了解呢？皇子的文章，我私下想到 皇子以“乐善”为堂名，又以此为文集命名。读者如果只把文章当作文章来看，即使纵情吟咏，赞叹欣赏，又哪里足以测度这部文集的深广边际呢？凡人做一件事，有时做下去，有时又停下来，是因为其中没有真正的乐趣罢了。皇子对于文章，穷年累月地构思探索，低头勤勉，每天都孜孜不倦，难道是真的从中得到趣味吗？他的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这样的。皇子所乐在其中的是善，而不是文章。如果只为了文章，即使像宜僚玩弄弹丸、庖丁解牛那样，心手相应、运用自如，也不过是给空车装饰罢了；与善又有什么关系呢？“乐善”的说法，见于《孟子》。所谓善，不过是仁、义、忠、信。专门说仁，它就是心的完整德性，而义包含在其中；兼说体和用，仁是体，义是用；与忠信相对而言，仁义又成为用，而以忠信为体。如果内心存有的东西中有一丝一毫不忠不信，想要达到仁义，能够做到吗？《易》说：“建立天道，叫作阴与阳；建立地道，叫作柔与刚；建立人道，叫作仁与义。”阴阳、刚柔运行不息、交替运转而没有穷尽，是真实如此的。圣人对于仁义，也不过如此。从圣人方面说，叫作诚；诚，是天道。从求学者方面说，叫作忠信；忠信，是追求诚，是人道。追求诚的功夫是什么？以格物致知开启端绪，以克己复礼践行实际，以戒慎恐惧树立根本，以慎独谨慎防范，循序从下学入手，逐渐达到上达。时间久了，私欲暗中消退，天理与内心融为一体，快乐便产生了。快乐产生了，怎么可以停止呢？既然不能停止，便会不知不觉手舞足蹈。天下使人心情愉快、志意畅快的事情，有哪一件能超过这个呢？恭敬地想到 圣祖仁皇帝，德行与天地相合，功业参与化育万物；我 皇上敬慎明察，继承并发扬光大圣道，以精纯专一、执守中道的心法，发而为 平荡正直的 皇帝宏大国策，天下各方的臣民都以此为训、以此实行，何况 皇子天资纯粹，志气清明，早晚侍奉在身边，受到 圣德圣训的熏陶涵养，本来已经日新月盛，却不知不觉自然达到这样的境界。从此恭敬承受而不厌倦，从容游息并充分涵养，在思虑尚未萌发时便戒慎，在接触事物之后便恭敬谨慎，增进德行、修习学业的功夫，谁能够窥见他最终将达到怎样的境界呢？【轼】曾经听说 皇子自己谈到文章时说：“诗、歌、赋以及古代三百篇一类的作品，我将把它们当作山水、当作音乐，用来涵养我的心罢了。”这句话意义深远啊！凡是知道的人以水为乐，仁德的人以山为乐，以及先儒所说的乐于观照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气象，无往而不是善；无往而不是乐，也就无往而不是 涵养。《尚书》说：“知道它并不艰难，实行它才是最艰难的。” 如果内心没有所得，却勉强去实行，便会承受不了其中的劳苦。如果致力于穷究事理、尽明本性，豁然有所领悟，勤勉不倦，那么还有什么困难呢？皇子努力吧！雍正九年辛亥十一月长至日，朱【轼】谨慎作序。

译雍正八年夏六月，廷锡蒙受 恩命得以陪侍 皇子讲席，私下见到 皇四子孜孜不倦地学习典籍，每天都有进步，每月都有增长。从五经、四书以及先儒关于性命的精深言论，到史籍的记载、名人大家的文集，无不探究研究，广泛阅读、博闻辨析，务求把握道理的归宿、事物的准则鉴戒、文章篇章的规范根基，使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内心有浩然的所得。等到讨论、服习已经很久，才把所得表现为文章，抒写成论著，形成歌咏。大体上充实纯粹，和平浑厚，获得天地中和之气，勤勤不倦，积蓄深厚而发出宽裕。所作逐渐增多，汇编成册，题为《乐善堂文钞》，命【廷】锡为它作序。过去文中子说：“文章一定要贯通于道，学问一定要有益于义。”如果离开道义而写文章，不过是佩巾之类的工巧、空车上的装饰，本来就是君子所不推重的。即使借助道来铺张文辞，引用义来畅达论说，汇集经书训诫却只是供文章使用，也仍然免不了把文章和道分成两件事，不能算达到了文章的最高境界。二帝三王的道，周公、孔子、孟子的传承，显现在容貌、言语、视听和日常动静之间，施行于礼乐政刑，关系到天下国家的大事，蕴含在德行之中，落实为事业，无论何处都不是道义充盈流溢的表现。所以它写在典谟之中，流传于经传之内，精微而广博，足以觉醒世人、启迪百姓，阐明大道、建立教化，于是最高的文章便产生了。朱子所说：“内心有这样的实质，外在必然有这样的文章；它的条理清楚，光辉发扬而不可遮蔽，并不是勉强之后才能做到的。”仰惟 圣祖仁皇帝神明灵秀，天资纵逸，圣贤之学高深；我 皇上光明盛大，心传相接，继承羲、轩、尧、舜的统绪，而这种传承就近在宫廷之中。皇子早晚侍奉，恭敬聆听 慈爱的教诲和提点所启发引导的道理，耳闻目染，当然已经在圣贤道义之中受到熏陶涵养。再加上考察古今，考问德业，品味经史的精华，采撷典籍的芳润，难怪发而为文，光彩灿然，竟如此盛大。如果把这些道理落实到身心，在行事上加以验证，使道义在内心充实纯粹，而最高的文章在外部显著光辉，那么就可以上比典谟经传，与子朱子的言论暗中相合，又怎么会把文章与道分成两件事呢？廷锡因而阅读 皇子的文章，谨慎地阐释其中的意义，作为 皇子诵读的文字。蒋廷锡谨慎作序 我 皇上至高的德行广泛运行，圣明恭敬日益提升，极大地彰显并承继先业，宏大地发扬继承之事，治理天下万 物全都把我 圣祖仁皇帝深厚蕴藏的德业，发扬成为长久宏大的制度，用以启迪保佑后代；也把 我 圣祖仁皇帝希望留给后代的事业，彰显为继承先志的美德，瞻仰光辉、发扬功烈，连续不断。绵延不绝，确实是万古以来独一无二的隆盛局面。各位 皇子每天承受 圣训，受到观感教化，最为真实；无不器量见识深厚，德性温和善良，勤奋敏捷地求学，不 敢安闲逸乐。因此在日常学习的余暇，便有很多著述。如今 皇四子自己汇集近年所得的诗歌、论、赋，选择若干首编成一集，拿给【敏敏】诵读、熟读，反复推究再三。论著则构思自出，罗列万象。古人所谓宏大深厚、渊博精深、义理精到，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至于诗歌各种体裁的作品，也无不达到了精妙境界，外表华美而内质珍贵，和谐高雅而冲和融洽；近古以来寻求这样的作品，实在很少有可与之相比的。如果不是我 皇上训导启迪 皇子的方针，实在足以承继先人、启迪后世，把长久的福泽流传到无穷。皇子恭敬承受 圣人的教诲，确实能够亲自沐浴其光辉，受到观感而更加向善。那么奋笔抒写文辞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洋洋洒洒，超过百家而超出同类呢？因为言辞之中可以看见道。皇子的著述，本来已经各种美善都具备了。我私下想到，自古圣贤的学问，并不只是把读书学习作为功绩，而是要把身心性命的道理、家国天下的事务，一一亲自践履并阐明透彻。这样以后所发为事业的，都是有根本的经纶；写在文辞中的，也都亲切而有意味。皇子啊，应当把文辞的丰富美好视为值得称道，却尤其把行为的光辉显著视为可贵；这样修饰文辞、彰明道德，使文与德、学与行一同兴盛，或许就可以不辜负我 皇上的教诲了。【敏】不胜区区期望之情，福敏谨慎作序。

译雍正元年，【世远】蒙受 恩典，特意被召入值班 内廷，随侍 皇四子 皇五子读书，早晚相伴，至今已经九年了。仰惟 圣祖仁皇帝尊崇经学，长久施行教化而功业成就；我 皇上以圣明承继圣统，学问贯通天人，成为万国的准则。凡是为后代谋划、为子孙留下安乐福泽，建立君道以赐福天下臣民的事情，无不是以训诫为准则、亲自实行的。训诲 皇子尤其精细详尽，和乐而真挚。皇子仁厚孝顺，聪明而谦逊，时时勤勉。从《四子书》、《五经》、性理学、纲目、《大学衍义》等书，到《古文渊鉴》、《名臣奏议》中有关学术和治道的内容，无不讲习贯通、反复研习。蕴藏在内便成为德行，发露出来便成为文章，不是雕饰藻绘的辞句，而都能够合乎仁义中正的旨趣。雍正八年秋九月。皇四子亲自编订前后所作的论、序、杂文、诗、赋，分为十四卷，名为《乐善堂文钞》，命【世远】为它作序。所谓善，在天叫作元，在人叫作仁。元，是天地的本心；天下所有含生负气的生命、灵秀和愚蠢的动物、植物以及有口鼻呼吸的类别，无不各自得到相应的本性并凭此获得开始。仁，是一切善的首要；爱、恭、宜、别，以及俯仰应酬交往，无不由恻隐之心发出。所以在天叫作元善，由天而到人叫作继善，赋予人便叫作性善。我们的本性高明广大，与天同体；喜爱它的人必然达到融洽通畅、舒展顺遂的境界，怎么会停止而自己却不知道呢？然而要点有三：一是穷究事理，二是克制自己，三是虚心。人伦和万物法则的根源没有彻底明白，爱好善的心就不会坚定。《尚书》说“惟精”，《中庸》说“明善”，是说善与不善的分别，应当精细地加以辨别选择。然而被自我的私意所累，凭什么能够快乐地行善呢？《大学》说“慎独”，濂溪说“果而确”，是说念头刚刚产生时，应当谨慎持守并使它充实扩展。克制了自己，私欲就会除去；私欲除去，内心就会虚明。《易·大象》说：“君子以虚心接受他人。” 内心虚明就能真实，真实就能公正，公正就会把人与我之间的界限全都忘掉；咸卦所说的感通，以无心为贵。所以说：“天地万物的情状，就可以看见了。” 皇子用这些道理从内心治理自己的性情，敦厚地实行善行而不懈怠，于是把它写成心声。情感深厚而文理明丽，醇厚茂盛而高雅，于是 皇子努力吧！古人不厌倦，向我显示光明的德行。实行并享受自己本性的善，就是享受上天的善；喜爱他人的善，也就如同自己的善。用它为文集命名，以此充实众人的内心，并落实到行动中去。就像谷种不断生长，生生不息；亲近它，如同芝兰的香气，闻到时浩荡充沛，仿佛江河决堤。还有什么善能比它更大？还有什么快乐能超过它？难道只是文章而已吗？雍正九年辛亥夏五月端阳日，蔡世远谨慎作序。濂溪周子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道无处不在，并且在文章中显现出来。从天地的广大，到万物类别的细微，全都有文章来宣示其中的意义、发扬其中的精华。流传下来成为经，是为了彰明其宏大之处；写成史，是为了记载其宏大之处。写成辞赋、吟咏成歌诗，是为了包罗其细微之处。而在其中兼有综合贯通、条理联系的，无不是道。”我 朝 历代圣人相继，凝聚祥瑞、积累福庆，孕育俊秀人才的源流，既悠长又深厚。皇上睿智天成，文思光辉遍及四方，而 宫廷近处之所以 施加慈爱、培育德性，必定反复教导立诚明理的功夫。皇四子以纯粹美好的资质仰承 圣训，涵养深厚醇正，英华发扬超逸，难怪施于简册笔墨，光彩灿然而有光。这也是【基】凭借浅薄的学问屡次承受 特殊恩典，充任中书秘阁官员，屡次经历台垣职任，如今又得以侍奉书写。皇子每天接近光仪，亲自参加讲论 皇子把所著《乐善堂文钞》给【基】看。【基】接受后阅读它：作品的气象崇高宏阔，如川水深沉、山岳耸立；心胸开阔深广，如风从地起、泉水喷涌；辞采高雅华美，如云气蒸腾、霞光蔚然；音韵调和协调，如金声和鸣、玉节相应。内容充实而光辉，包容各种美善；它已经是文章，并且进一步达到了道的境界。周子又说：“圣人的道，进入耳中，存于心里；蕴藏它便成为德行，实行它便成为事业。” 皇子沿着这条道路不停前进，那么就能循流溯源，明白本体而通达功用。凡是仁义中正的规范、整齐治理和公平安定的道理，体会验证越深，发挥彰显就越盛大。如此洋洋大观，难道只是成为文章的壮观吗？圣贤的重要道理，都在这里汇聚；德行和事业，大概将由此一以贯之。雍正九年，岁次辛亥，长至月，邵基谨慎作序。

译文章从哪里开始的呢？自从羲皇开始创立卦图，虞舜的《尚书》首先陈述谋略典章，文明的发展，确实由此开启。然而《尚书》的文章简约而包罗，《周易》的文章奇特而有法则，可知不是后人摹仿形似所能够冒充的。到了尼山孔子编订六经，天下文章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了；那种文采郁郁盛美的赞叹，确实是有原因的。此后随着事业的发展而增加文采，分门别类，日新月异，一年与一年不同。至于风云月露、草木禽鱼，触景抒怀、因时寄兴，这是逸士的文章。熔铸经书、锻炼史籍，含英咀华，绣口锦心，敲金戛玉，这是学士的文章。割裂经传，摘取雅正驯顺的语句，把帖括文章自我珍视，以科举功名为竞争目标，这是举子的文章。远则追随洙泗之学，近则师法濂洛之学，增进德行、修习学业，修饰文辞、树立诚信，这是理学家的文章。至于治理国家、管理百姓，布置纲纪、陈列法度，使国史声誉隆盛、德泽遍及天下，这是士君子得志于时、成就大事业的文章。然而文章虽然不同，无不以义理作为主宰，以见识加以运转，以气势使它充实，以辞藻使它华美。所以文章有义理，就如同太和之气保合流行，各种运转都合乎正道而应对无穷；见识周详贯通，就如血脉流通。格局一旦形成而不可轻易改变，就如同肢体上下各有定位，行动停止各有节度。经营组织得当，光彩向外焕发，就如盛德的征象，神色温润而德气充盈。所以构思要深而不要浅，见识要精而不要粗，格调要高而不要低，包容要大而不要小。至于事情本来浅近而文章特别深厚，事情本来粗疏而文章特别精微，事物本来卑下而文章特别高雅，事物本来细小而文章特别宏大；能够提炼精华、描绘精神，超然远寄，不拘泥于眼前腐近的文人墨客所走的旧路，实在包含着笼络一切、包容万有的光华，那么【煦】在《乐善堂文钞》中尤其深有契合。大概《乐善堂》是皇四子的馆课文章。皇四子没有一天不斟酌古今，早晚吟诵；没有一天不构思，抽取深奥的意旨，伏案挥毫。这样长久写作，作品不下千余篇，于是编排甲乙，汇聚成册。【煦】于雍正八年六月内奉 命在 皇子书房任职，因此得以每天亲近 皇子的仪表，详细领会他的风采。美好的文章总是由于学问积累广博，兴致寄托宏大开阔；步伐高远，追踪古人，心胸扩展而无边无际。因此能够吸收六经的芳润，以道的要旨为根基，增添光彩，挥洒在片纸尺幅之间，使读到的人志向飞扬、精神开阔，应接不暇。仿佛登上大雅之堂，天球河图汇聚而灿然陈列；仿佛聆听韶濩之乐，金石丝竹一齐和谐演奏；仿佛观看众多宝物的收藏，奇珍异品令人惊心动目，而且层出不穷。所以它可以振作衰颓怯懦，可以维系风俗，可以继承前圣，可以教诏后世。将来岂不是要依靠这样的文章吗？又何必一定要有韩潮苏海、燕许如椽之笔，才足以使人心悦诚服、赞叹为观止呢？胡煦谨慎作序 雍正七年十一月，【成天】蒙受 恩召来到京城宅第；雍正八年三月，得以入内陪伴 皇子讲读。我出身草野而卑微低贱，不懂天下事务，只能熟读圣人言论，粗略懂得义理。每天辰时入内、申时出来，我私下惊异：处在崇高富贵的地位，为什么功夫如此深密，内心的虚明反而超过寒门士人呢？日子久了，私下见到他从《孝经》、《四子》、《易》、《书》、《诗》、《春秋》、《戴礼》，以及《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唐书》、《宋史》诸家的文章，无不广博贯通。性天的微妙，纲目的是非，政务要领的从违，名儒名臣论道论事的言论，通达之士和骚人的忧乐之辞，无不清楚明白、如在指掌之间，并且探究其精微详尽。他所写的论、序、记，铭、赞，赋、诗，成百上千，无不内在明朗、外在润泽，从容适宜而合乎法度。于是我踊跃欢欣，想到我 皇上之所以施行教诲 皇子之所以勤奋求学，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资质气质既已清明，义理既已彰显，求学问道既已深厚融通，而言语行动更加恭敬谨慎。以【成天】的固陋，所拥有的只有这点诚恳而愚拙的心意罢了；然而泥土细流对于山海的高深，从来不会推让并加以选择。大概是因为见识宏大，而对圣人之道的志向坚定了。秋日清闲之时。皇子亲自披阅自己所写的文章，从中选取十分之三编成一集，并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是难事。”我的这些话，难道不与古代先哲的话相悖吗？果真没有相悖，难道就敢说已经达到成就了吗？昌黎说：“我所爱好的是道，只怕人们把我看作只喜爱文章的人。”老泉说：“若不是上天所赋予的，想求一句合乎道的话都不可得，岂不是把枝叶说得太夸张了吗？”我并不是珍爱自己的文章，而是要借此自我检验。车轮车辕装饰得很华美，却没有人使用它，就成了一辆空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不涉及义理、不涉及事务，却可以帮助人涵养心性的东西有三种：音乐、山水，以及诗歌辞赋，也就是古诗一类。我将把它同音乐、山水一样，作为涵养心性的资助。皇子将这些文字抄录下来，放在座位旁边，作为此事的记录【成天】奉。教序写在卷首，反复思索了一个多月，没有超过 皇子亲自领会诏书的意思，只恭敬地加以叙述 蒙受知遇的深厚，记载学习课程的实际情况，并且用来显示 本朝文明昌盛，遍及四海，原来是从宫中开始的。雍正八年庚戌冬日，顾成天谨慎作序。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七 《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目录。别集类六【国朝】，卷一。论 以至诚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论 读书首先要明白义理——论 宽厚而有容人之量——论 取得信任以后再进谏——论 宽厚就能得到众人拥护——论 修养道德就叫作教——论 以敬使内心端正——论 上下彼此交往，志向就会相同——论 君子以虚心接受别人——论 《家人》卦上九爻：有诚信而且威严，最终吉祥——论 始终怀有戒惧之心，关键在于没有过失——论 事物不能苟且求合——论 卷二 论 美善的言论没有什么地方隐藏——论 听到违逆自己心意的话，必定要到道理中去寻求依据——论 早晚建立天命，宽厚而深密——论 《春秋》以周王的正月为正月——论 晋国荀林父率军与楚子在邲交战，晋军大败——论晋侯、楚子、郑伯在鄢陵交战，楚军和郑军大败——论建立三军——论 三月，鲁襄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溴梁会盟。戊寅日，大夫们结盟——论 诸侯在平丘共同结盟，鲁公不参加会盟——论 卷三 论 爱护亲人，就不敢厌恶别人；尊敬亲人，就不敢怠慢别人——论：用仁来养育万物，用义来端正万民——论 为万世开创太平——论 行动时也安定，静止时也安定——论 治理天下在于得到贤能的人——论 傅说——论 周平王向东迁都——论 宋襄公——论 晋悼公——论 宋伯姬——论 卷四 论 汉武帝——论 汉元帝——论 韩淮阴背水列阵击破赵军——论 西汉总论

译汉光武帝——论 李固、杜乔——论 东汉总论 蜀汉的兴亡——论 东吴总论 东晋总论 北魏世祖拓跋焘——论 卷五 论 唐太宗——论 长孙皇后——论 唐肃宗——论 唐德宗——论 唐宪宗——论 唐穆宗——论 褚遂良——论 郭子仪——论 陆贽——论 李晟——论 裴度——论 李绛——论 李德裕——论 唐朝总论 卷六 论 后唐总论 张承业——论 宋太祖——论 宋宣仁皇后——论 吕端——论 韩琦——论 明道程子——论 程明道告诫神宗说：“应当防止欲望在尚未萌发时滋长。”——论 北宋总论 宋理宗——论 岳武穆——论 文天祥——论 南宋总论 元仁宗——论 许衡——论 说 复性说 卷七 序 《贞观政要》序 《韩文公文集》序 《杜子美诗》序 《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序 《大学衍义补》序 送五弟奉 命令前往祭祀 阙里文庙序 送平郡王奉 命前往盛京修理 福陵前河道序 送定边大将军平郡王西征序 《稽古斋文钞》序 卷八 记 皇祖圣祖仁皇帝恩赐御书记 瀛防记 丰泽园记 田字房记 时应宫记 乐善堂记 四余室记 二希堂记 防 恭敬的防 世祖章皇帝御注《孝经》恭敬的防 皇祖圣祖仁皇帝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恭敬的防 皇祖圣祖仁皇帝《千叟宴诗》恭跋《性理精义》跋《朱子大学章句》跋魏郑公《十思疏》后 跋《新唐书·兵志论》后 跋朱子《戊申封事》后 第九卷 杂著 读《二南》读《鹿鸣》至《天保》六首诗 读《邶》《鄘》《卫》风 读《秦风》读《无逸》读《吕刑》读《秦誓》读董江都《贤良三策》读《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跋 拟程明道《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拟胡安定《置经义、治事二斋记》拟尹和靖《六有斋记》第十卷 表 拟作 上呈颁发 圣祖仁皇帝御纂《易》《书》《诗》《春秋》讲说、《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书的谢表 拟作 阙里文庙落成贺表 颂 九符 赞 十臣赞 箴 《虚受箴》铭 《乐善堂铭》第十一卷 赋 《耕耤赋》《四时勤政赋》《东郊迎春赋》《喜雨赋》《秋阳赋》《灯花赋》《凤凰来仪赋》重修 《阙里文庙告成赋》第十二卷 赋 《万寿日庆云见苗疆赋》《为善最乐赋》《良玉比君子赋》《指佞草赋》《松竹四时潇洒赋》《帝赉良弼赋》《天爵赋》《相马赋》《九日登高赋》《五日角黍赋》《六艺赋》《日方升赋》《瑾瑜匿瑕赋》《水轮赋》《白鹿洞赋》第十三卷 赋 《文战赋》《望峄山赋》《迎长日之至赋》《景陵瑞芝赋》《五丝赋》《稼穑惟宝赋》《南风之薰赋》《书同文赋》《秋河赋》《荔枝赋》《多稼如云赋》《圣德合天地赋》《鸟求友声赋》《麦秋赋》《夏云赋》《学问至刍荛赋》第十四卷 古体诗 古风十五首 新竹 在海子行围时，蔡先生也听说了这件事。五弟读杜子美《秋兴》诗，分韵得到“肉”字。关山月 题咏李白《泰山观日图》，限韵 《喜雨四言诗》读《昌黎集》《铜鼓歌》读《贞观政要》傅修期 《公莫舞歌》《蠲租乐》，拟乐府 《黄石授书》读司马温公《谏院题名记》《芝兰曲》高其佩指头画《庐山瀑布》《观获》《拥炉读书歌》《暖砚歌》《腊八日》《自鸣钟》题《宋宣和清明上河图》，用骆宾王《帝京篇》的韵；题戴天瑞指画山水图。《新蝉》第十五卷 古体诗 《古砚》拟作苏子瞻《游赤壁诗》题王原祁《秋山图》郊外围猎时看见丰收已有征象，因事记下喜悦 《南苑观鱼》《驯象歌》《白马行》《德寿寺古鼎歌》《沍寒行》高其佩指头画马 《冬夜煎茶》读西山先生的《大学衍义》喂金鱼 开辟园圃 王瓜 新荷 题《静憩轩》喜鹊筑巢 读杜甫的诗 《翠云砚歌》冬夜偶然写作 沈石田的《秋林独步图》我的五弟有一个葫芦形笔筒，已经用了十年，请我题写几句诗。题白居易的《养竹记》望雪而行 一丈见方的室内 《烧香曲》《剪烛词》祭灶完毕后吃糖饧 《屏风谣》水仙 玻璃镜 春夜偶然写成 相风 填仓日 催促耕作的鸟 《素几谣》玻璃窗 卷十六 古体诗 长春 二月十一日晚上煮雪水偶然写成 春天的蔬菜 雨前茶 《古意》楼上的松树 王叔明的山水图 《大理石床歌》春暮在西厂骑马射箭 移栽碧桃 高其佩用手指画的老虎 水竹村 《有鸟二十章》采摘松花 新涨的水 读苏轼题写司马光《独乐园》的诗，便依照原诗韵脚作诗；观看割麦。雨后听溪水声 炎热 读书的乐趣 秋兰 投壶 《蓍簪吟》拟作杜甫《东邻枣树歌》斗蟋蟀 卷十七 古体诗 题唐岱《重溪烟霭便面》读白居易的诗集 拟作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诗》《相马吟》《猛虎行》拟写桃花源中的人送渔郎离开桃花源 拟写渔人再次来到桃花源却再也找不到道路 听鹤鸣叫 芸香 冬夜偶然写成 《换烛词》凭吊宋末的张、陆两位忠臣 排遣兴致 拟作杜甫《洗兵马行》传闻 冰床 《帝京岁暮八咏》，拟乐府诗体 读陶渊明的诗 春水泛舟 寻找春天时看见山桃刚刚开放 早晨起床听见雀鸟的叫声 在马上吟诗的乐趣 所见之景 清晨的阴云 经过通州浮桥 灌溉麦田 读范仲淹的神道碑，依照宋代陈傅良原诗的韵脚作诗。斑鸠呼唤下雨。《玉带生歌》雨师 陶制的琴 蝇拂子 蔺相如 卷十八 古体诗 《缲丝曲》《北风图》冰碗 拱极城 松树间的风声 青玉制的竹席 王明君 雪浪石 骑马行走在秋雨中 静夜吟咏 唐寅的《山静日长图》《关山月》《棹歌行》《古意》《神弦曲》秋夜读高青丘的《大全集》芦苇的白花 《壮士行》《织锦词》灌溉园圃 《虞美人曲》凭吊孟黡 《李夫人歌》题高其佩用手指画的《八骏图》秋夜词 读《申屠蟠传》谢人赠送墨 《美人磨镜图》海鸥捕鱼 倒挂 《牧牛词》，题写在马贲所画的作品上 班婕妤 戏拟禽鸟的叫声 卷十九 古体诗 古风十三首 苏卿的符节 侍中的衣服 郑公的笏板 叚太尉的笏板 侠士义烈之歌 秦吉了 藏雪 烹煮雪水，押用前诗韵 冬夜听到空钟声 射雉之歌 学仙歌谣 向着火取暖 寒冷的月亮 游览曲涧、花香游、流杯亭、日知阁等名胜 假充隐士 秋夜排遣兴致 夜间静坐 思念远方的人 绿珠 题二十一叔父《山静日长》小景图 鹤媒歌 雉媒歌 冯婕妤 神仙曲 海市蜃楼 觉生寺的大钟 题晋代戴逵《剡山图》恭敬瞻仰《万壑松风图》，感怀而作 在行宫排遣兴致 雨中乘船归来 放生鲤鱼 乘船行进 折芳图 卷二十 古体诗 夜雨中在斋室焚香 雨中听到雁声 种植松树 暮春曲 在西海捕鱼 《采芝词》并自题画像 捆鸡之歌 春蚕啃食桑叶的声音 秧马 听蛙声 五月五日芒种 消解暑热 花石纲 行走在野田之间 姑息之歌 夜卧听雨，忆念平郡王 砍伐枣树之歌 郭河阳《关山积雪图》探取雀儿 防拂子 题为《丰碑行》。题为《遣兴》。题为《燕引雏》。题为《食莲》。题为《拟古七首》。题为《马贲牧牛图》。题为《中枢歌》。题为《青青水中蒲三首》。题为《雁奴谣》。题为《丹青树》。题为《度竹钟声》。题为《古别离》。

译题为《唐寅秋林高士图》。题为《新月》。题为《七夕词》。题为《弋雁篇》。题为《见桃下栽松感而有作》。题为《饥鹤行》。题为《羽林执防郎》。第二十一卷。古体诗。题写《刘松年武夷九曲图》，并题句：“回忆起曾听蔡先生说过。” 题为《少年行》。题为《雨》。题为《同五弟月夜舟归》。题为《远将归》。题为《城门歌》。题为《废宅行》。题为《蓼花风》。题为《有所思》。月夜芦洲 《云防歌》拆除架子 秋日原野上的草 渔舟在晚霞中歌唱 秋浦泛舟 高其佩用指头画鱼 《有初行》八月三日所作 仲秋曲 夜里听到觉生寺的钟声 《桑条韦》游览西海 南苑雨中即景 《防栁树》在海子外举行围猎 鹰搏击兔子 南红门捕鱼 寄送衣物之歌 瀚海石子歌 疏浚池沼 题写唐岱《秋山不老》手卷 以“霜花扑晓鞯”为题赋诗 题写李思训《寒江待渡图》风吹竹林，如笙乐奏鸣 群雀喧噪 冬夜对月抒怀 游览法海寺即景 法海寺题壁 冬夜读韦诗 《蜡珠谣》《村赛曲》《霜晓炊烟》《啬夫词》《鹤氅裘》《草色》《萍始生》《石径松云》《渔庄晚霁》《野寺残阳》《野店风帘》《过觉生禅房》第二十二卷 古体诗 《熏香谣》《渔乡曝网》《松阴午憩》《温泉荷花》《闻鸡起舞曲》题咏林朝锴的《苍松霜隼图》六月十四日听到蟋蟀声 《卧月》题赵文敏《中▯怀净土诗画卷》《陌上桑》《封鲊行》《疾风劲草》《七夕篇》《古风》《细柳营行》《折槛行》《寄衣曲》咏写塞上达兰海兰松木笔格 《观刈》《月夜泛舟》《招鹤行》《秋江曲》，送梁学士休假回乡探亲 《慕容垂》《放灯曲》《待月》《秋日泛舟西海》题《朱贞女传》《鹤唳行》《鸣雁行》《奕》《金笼鹦鹉曲》《秋日过广通寺》《西山下故宫曲》《瀛洲亭》《明窗秋影》《骢马御史歌》《江皋曲》秋日，我和二十四叔父、五弟游览玉泉的各处名胜，随事抒发兴致，采用“爽气澄兰沼，秋香动桂林”为韵，作十首。题赵孟頫《洗马图》第二十三卷 今体诗 恭敬地记述皇帝赐予《书经传说汇纂》一书，共二十二韵。《暮春喜雨》《恭和》恭和御制《三月三日得雨》原韵 题《十八学士图》《赋得春风传我意》《白鹿洞》《花影》《柳塘送春》《夏云》《赋得秋水长天一色》《水中楼影》《新秋夜雨》《九日》《乾清宫侍宴恭纪》《寒夜闻霜钟》《题仙子图》游玉泉山见秋收，记其喜悦 《恭祝》《皇父万寿》雍正己酉年仲冬，阙里 文庙上梁前两日出现庆云 皇上亲自到太学举行祭祀，恭敬地记述此事，共二十四韵。《留侯》《郭汾阳》己酉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 皇父亲笔御书：“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赐给我的一副对联，恩准悬挂在书斋中，以寄托训诲的深意，谨此记述。《临池柳》《行围》《春日雨后海子外行围》《青云店民家见梁上防燕偶兴》《杨柳风》《顾孝防防》皇帝特别赐给进士，作诗祝贺此事 《赋得鹭立芦花秋水明》《九日讲武恭纪》《九日登高》《霜隼下晴皋》《寿五弟》《帝京杂咏》辛亥年二月初一日 恭敬地记述皇父赐予御书对联一事 辛亥年仲春 皇上驾临丰泽园，举行演示耕耤礼 皇上亲自推犁四次 命令臣等耕完这一亩地，恭敬地拟作应制诗十韵。《西厂习射即事》《佛手》《晚眺》《丁香花》第二十四卷 今体诗 《燕山八景诗》阙里的祭器新近制成 蒙赐观看簠、簋、铏、登、豆、爵六种祭器，恭敬地记述此事，共八韵。《恭祝》《皇母圣寿》《赋得一雨便如秋》雍正九年六月 皇上因为京畿附近三省降雨失期，预先筹划赈济抚恤的措施；甘霖接连降下，恭敬地 记述此事并表达喜悦，共十二韵。《赋得七月流火》《秋露如珠》《秋日播麦新生》《将猎南苑检阅所携书籍》校猎时因下雨受阻 辛亥年秋季九月，出南苑举行围猎，因为农事还没有完成，未能成行，便返回了。阅读《杨忠愍集》恭敬记述御赐《诗经传说汇纂》，作十韵诗 恭敬瞻仰 皇祖恩赐御笔，感怀而作诗 镜中的灯 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皇祖《实录》和御训编纂完成 皇父登殿，我恭敬接受礼仪，礼成后群臣庆贺，恭敬作诗记述。恭敬记述获赐乌铜香炉 平郡王修理 福陵前的水法工程完工，返回京城，作诗相赠，共三十二韵。孟春初十日夜间偶然作成，共十六韵 玻璃盘 恭敬阅读 恭敬阅读皇祖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并阅览图画后有所感触，作成长诗五 首 春耕 以“花随春令发”为题赋诗 题写蒋南沙相国所画的屏风五景 春日寄给朱可亭先生，共五十二韵 卷二十五 今体诗 三月十三日随同 皇父的车驾前往圆明园，作诗六首 以“好雨知时节”为题赋诗 柳溪垂钓 听松涛 以“泉和万籁吟”为题赋诗 濯缨泉 恭敬唱和 依照御制《咏竹》原诗的韵作诗 从军行 送邵通叅 奉命主持江西乡试 颜鲁公祠堂 阅读《项羽纪》阅读武侯《出师表》裁制衣服寄给从军的人 送毅庵鄂相国奉 奉命经营治理西部边疆 以“鹤舞千年树”为题赋诗 活水 冒雨寻找菊花 挽悼戴九臯 凭吊睢阳防忠 恭敬阅读 恭敬阅读皇祖圣祖仁皇帝御题《耕织图》四十六景诗，恭敬依照原诗韵脚唱和。挽悼蔡忠烈公 卷二十六 今体诗 石鼓 听说军营大捷，写诗表达喜悦 景陵宝城山上生长出石芝，一株彩芝，四株普通石芝。恭敬作诗两首记述此事，并获赐哈密瓜。恭敬作诗记述。恭敬唱和 依照御制《冬至斋宫诗》二章的原韵作诗 再次拟作《冬至斋宫》诗三首 橘子 凝结着积雪的冻云 冬日清晨听到雀鸟的叫声 恭敬阅读 恭敬依照御制丁未年冬至日诗的原韵作诗 村落夜间舂米 冬日寄给蔡闻之先生 诗兴 奉和二十一叔父以蝉联体所作、题为“松风雪月天花竹鹤云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的原韵。立春前五日，以诗代替书信，问候蔡先生的病情。腊月十九日立春 玉河的冰融化了 玉河的春柳 探春花 牡丹抽芽 奉和二十一叔父癸丑年元日早朝诗的原韵。花信风 雍正癸丑年二月七日 恭敬记述经筵之事 二月八日随同 皇父的车驾前往圆明园，恭敬作诗五首记述 千里镜 清明时奉 奉命恭敬祭祀 景陵，有感而作，共八韵 在慈云寺休息 渔阳 盘山 草的颜色 春社 以“独倚修篁看鹤笼”为题赋诗 盆中的鱼 以“买夏欲论园”为题赋诗 芦苇塘边放鸭 风车 鱼米树 以“船痕半载书”为题赋诗 弹琴峡 朱草 鹤的足迹 卷二十七 今体诗 恭敬题写二十四叔父裕德轩，共三十韵。萤火虫 芭蕉 追寻凉意 立秋夜间所作 小园闲适吟咏十五首 秋日寄给高安朱先生 凉州词 秋天将尽 荷花灯 槐市 在清河送平郡王西征 秋社 卖菊花的老翁 夜间听落叶的声音 开始穿皮衣 以“野径寻梅见小春”为题赋诗 仿括《苏子瞻后赤壁赋》，即以“赋”字为韵。送桐城张先生暂时告假回乡 西厂骑马射箭 《万年松》恭敬地记述御赐端砚 《归鸦》《十宫词》《帝京杂咏》题咏宋徽宗所绘的《竹枝防雀图》题咏吴梅村的文集 十一月十三日，恭敬地遇到 皇祖忌辰，有感而作成长诗 《橄防茶》癸丑年冬至 皇上亲自举行祭祀 南郊回銮，仿作诗以记述 冬至后一天，和二十四叔父、五弟游览西苑，试着射箭。卷二十八 今体诗 题唐岱所绘的画页 《夜坐》《水云榭》

译读《王安石传》《幻景四咏》冬夜忆念平郡王 冬夜吃哈密瓜 《龙翰傅先生防》承蒙恩典，简署司防，以诗祝贺他 游览蕉园 作赋咏“自己锄着明月种梅花” 《与唐岱》《百衲琴》题易祖栻所绘的墨竹卷 《雪事八咏》题董元所绘的山彴图 题邹一桂所绘的花卉十二幅 甲寅年元旦立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雪融化了 春日拂晓 上林苑的花香 清明前三天 御试时命令依和唐人的韵作诗，口头吟成以应 皇帝之制 榆荚如雨 春天的云 题唐岱仿古画十二帧 甲寅年三月 皇上亲自耕耤，回銮时迎驾，仿作诗记述 读《董仲舒传》和五弟乘船经过万寿寺，稍作休息 在御园跟随皇上耕作，仿作六韵诗记述 《积书岩》《蜂衙》作赋咏“沙滩上留下鸟篆般的斜痕” 辘轳转动的声音 蝉开始鸣叫 卷二十九 今体诗 煮茶 石笋 经过雪上人的禅房 作赋咏“下过雨后溪声更加雄壮” 雨后在池塘边闲步 颁发冰块 题咏《元祐党人碑》夏日在园中居住，随事吟咏 夏日寄诗给龙翰傅先生 雨中乘船行进，观看山景 避暑 夏日寄信给二十一叔父，索求诗和画 作赋咏“人站在荷花风中” 六月最后一天所作 《咏史十首》竹林中的流萤 雨夜听到梵音 新秋 秋日炎热 秋花 先前寄诗向二十一叔父索求近作，承蒙赐给一幅尺幅画，并且辱蒙赐和诗章，现仍用原韵作诗，以表达谢意。雨夜听到蟋蟀声 阴阳石 雨过天晴 郭河阳所绘的《峨嵋霁雪图》《军装八咏》白昼的漏刻 洞庭湖开始起波 斗蟋蟀 赠给从军的人 秋日菜畦 秋天 中秋前一夜对月 澄澈的江水如同白绢 听闻雁声 傍晚经过御河桥 吴宫殿怀古 在瀛台观看木头变成的石头 水开始结冰 板桥上的霜痕 刻漏 题焦秉贞所绘的人物画册十二帧 卷三十 今体诗 冬月盆栽的菊花 冬日在西苑同五弟游览，随事吟咏 甲寅年冬至 皇上亲自举行祭祀 南郊，仿作四首律诗记述 蜡日坐在冰床上渡过太液池，以记游兴 冬夜 灯花 探访春意 春日拂晓 花丛间传来的宫中漏声 经过淋河 清明日奉 命令，仿作诗祭祀 在景陵有所感触，作五言律诗 远处的烟霭 王原祁所绘的雨景图 写在《开元遗事》之后 雨中拜访僧人，却没有遇到 题赵松雪所绘的《竹院鸣泉图》题赵伯驹所绘的《仙山楼阁卷》《夏兴三十首》赋诗咏写：岸边的水痕，是一场新雨过后的痕迹。在清凉的竹席上观棋。郑宅的茶。夏日居住在园中所作的即兴诗。有人从军中来，我作诗安慰他，同时也怀念如心居士的《荷珠》。题写高其佩用指头画的鸡。《平湖雨渡八首》晚晴。野塘的月色。水底映着霞光，仿佛天在水中。新近的凉意。题写唐寅所画的扇面。秋天到来的消息。题写丁云鹏的《罗汉卷》。晒书。雨。题写石屏上的两首绝句。在万寿寺方丈室中稍作休息。秋日清晨。乳燕再次孵育。经过玉蝀桥三首。臣等谨慎考订：御制《乐善堂文集定本》三十卷。乾隆二十三年协 办大学士、尚书臣蒋溥等奉 皇帝的诏命，重新编纂我 皇上的诗文总集，内容丰富而且日益更新。雍正庚戌年秋天，开始编定为《文钞》十四卷。乾隆丁巳年，取 《文钞》中所收的文章，增加十分之三；又把乙卯年以前续作的文章，汇集十分之七。编成 文集颁行天下。到这时，又因初刻本卷帙较为繁多，特地下诏命内廷诸臣校阅删订，省去《制义》一卷，得以刊刻流布，更能显示 皇上日益精进、没有止境的学问，以及 圣人不以圣人自居的胸怀，也一并昭示于无穷了。乾隆四十年九月。恭敬地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论。《立身以至诚为本论》。诚，是万物的本原、万事的根本，是上天所赋予、万物所承受的正理。所以诚在天就是乾元、坤元，万物依靠它开始生成并获得生长；在人就是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与天地并列，辅助天地化育万物。然而人人都具备这种正理，却很少有人能够完全保持它，所以每天被私欲蒙蔽，沉溺于习气，天理就因而受到损害。圣人出现后，担任君主和老师，修明大道、树立教化，教人遵循实行诚的道路，逐渐达到至诚的境界。所以说“立身以至诚为本”，难道不是说真实的天理本来就具备于人出生之初，而在人自己努力去实现吗？大体说来，达到至诚就是圣人；努力实践诚，就是选择善道并坚定地坚持它。既能选择善道，又能坚定坚持，就可以进于诚的境界，立身也就有了根本。立身不外乎言语和行为，而言语行为不能靠外表装饰。说话一定要力求有实际内容，这样言语就可以成为天下人的法则；行为一定要力求持久不变，这样行为就可以成为天下人的准则。这都是因为诚。立身一定先从忠孝做起，而忠孝不能虚伪造作。即使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之处，也能培养自己的志意、奉承父母以使其欢悦，这才可以说没有辱没父母；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尽心竭力效忠并弥补过失，才可以称得上不懈怠。这也都是因为诚。诚的关键在于克制自己；自己不能克制，私欲就会暗中滋长，又怎么能够达到诚呢？实践诚的功夫又在于慎独。《诗经》说：“看你独自处在屋内，仍然希望你对着屋漏也不感到惭愧。”先儒说过：“学习开始于不欺骗暗室中的自己。”确实，如果不能慎独，那么萌发念头、处理事情，最终都会归于小人一类。这样看来，克己慎独，是追求诚最为迫切的事情。纵观古代，圣人有的依靠自觉努力，有的出于天性安然实行，但都以诚为根本。《尚书》说：“恭敬明察，文理深思，安然从容”，这是尧的至诚没有间断；又说：“伟大的德行上达于天”，这是舜的至诚上达。仲虺的诰辞说：“用义来裁制事情，用礼来约束心意。”《丹书》说：“敬胜过怠惰就吉祥，义胜过欲望就能顺从正道。”这些都是汤、武努力实践而达到诚。努力实践而达到诚与天生至诚没有区别；尧、舜、汤、武都被称为大圣，所以说：“等到功业成功，结果是一样的。”那么想使自身达到诚，就应当选择善道并坚定坚持，克己慎独，逐渐达到至圣的境界；凭此与天地并列、辅助天地化育万物，也就不难了。

译《读书以明理为先论》。天地之间，一切事情和万物，没有不具有道理的。理，是天的常经、地的义理、人民的行为准则。因此，日月星辰的朔望和运行度数，阴阳寒暑以及四时的推移往来，都是天的气，却有乾道刚健、和穆不息的理主宰其中。山川河岳、百谷草木依附大地而生，也无不依靠坤元承载深厚的理，作为自身的根基。人的仁义礼智，是承受上天正理而形成的；由此表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以及变化行动、万物各不相同的事情。由此看来，天下的事情和万物，哪一样能脱离理呢？所以圣人教人讲学，也不过是使人明白道理罢了。理就是道；道的最大本原出于天，它的作用存在于天下，它由圣贤传承，又依靠学习者讲习讨论的功夫来使它彰明。六经之书，是论说道理最重要的典籍。学习者在明理上下功夫，用这种功夫去观察六经，那么学问就已经懂得过半了。所谓明理，就是明白事情应当怎样，以及为什么应当这样。所谓应当怎样，是说父子应当亲爱，君臣应当合乎义，夫妻应当有分别，长幼应当有次序，朋友之间应当守信。所谓为什么应当这样，是说父亲为什么慈爱，儿子为什么孝顺，君主为什么仁慈，臣下为什么忠诚，丈夫为什么率先垂范，妻子为什么顺从，长辈为什么爱护，幼辈为什么恭敬，朋友为什么要责备对方的过失、辅助对方实行仁德。知道事情应当怎样，信守它就会坚定而不会误入歧途；知道为什么应当这样，理解就会深刻而不能自已。至于一件事、一种物，也无不应当明白它的表里、精粗，以及其中善恶是非的适宜与否。这样以后，道理明白了，才有所遵循。《大学》所说彰明明德的功夫，必定以格物致知为先；《中庸》选择善道的条目，必定在于广博学习、详细询问、谨慎思考、明白辨析。先儒讲论，也一定把讲明道理看作实践的根本。先圣后圣，难道有两种道理吗？不过，明理固然重要，而明白以后，又在于实行的功夫。如果只是知识有余而实行不足，那么即使精微的义理达到神妙境界，对于实际应用、盛大德行和最高善行也没有帮助，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获得知识与努力实践必须相互配合，而获得知识应当放在先。为什么这样说呢？知道都城的壮丽，想去那里游览，就必须先完全了解通往那里的道路，然后才出发。完全了解道路，是明理；亲自前往并沿路而行，是力行。如果没有完全了解道路就贸然前行，就会被讥笑为走错小径、迷失道路。做学问的功夫也是这样。知道仁是各种善行的根本，就一定不会放纵私欲，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知道义是处理各种事情的适宜准则，就一定不会昧失羞恶之心，做出苟且偷安、迎合取容的事情。这就是讲学必须把明理放在首位的道理。所以《尚书》称尧为“钦明”，称舜为“文明”。尧、舜是天下的大圣人，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圣人，就是以明理为根本。那些不致力于明理，只凭记诵文章来炫耀自己的人，就像舍弃璞玉而看重石头；那些不明白道理却勉强实行的人，就像拿开蜡烛在黑夜里行走。二者都是极其迷惑。雍正七年。皇父驾临上书房。亲自挥笔书写御笔。恩赐御联，题写道：“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我们兄弟洗手恭敬接受，谨慎地悬挂在座位右侧，于是依据这两句 宝贵的训诫撰写两篇论说。庚戌年秋天，亲手抄录《文钞》，就把这两篇作为全集的卷首，并不敢说是阐明和发扬 圣人的教诲，只是特意用来记述过 庭中的慈爱教诲，并记下写在衣带上的微薄诚意罢了。《休休有容论》。我曾读《秦誓》到“他的心胸宽厚从容，仿佛能够容纳一切”，没有一次不慨然感叹道：“美好啊！贤人是国家的珍宝，而容纳贤人的人，对国家人民的利益深远而重大，也可以作为千古宰相的准则了。”古代大臣辅佐天子，容纳他人有包容荒秽的度量，担当大道有徒步渡河般的勇气；确实是贤能的人，就不会遗弃他在遥远的地方；确实不是贤能的人，也不会因朋党而亲近他。这正是他宽厚从容的内心根植于内，宽厚从容的神色显露于外；贤人争相为他所用，争相为他所用也就是争相为国家所用，哪里是结党营私的人可以假借的呢？那些小人，把嫉妒当作本心，怀着私心、修结怨恨；他们招致的是奸邪之人和依附权势之徒，排斥的是直言抗争的正士。他们自满骄矜的样子显现在脸上，因此贤人远去，君子之道消退，国家也随之衰微。三代以后，称得上贤相的，汉代有萧何、曹参，唐代有房玄龄、杜如晦。萧何推荐韩信，成就汉王的功业；曹参礼敬盖公，百姓歌咏清静无为。《新唐书》赞美房玄龄、杜如晦说：皇帝平定天下，房、杜不谈自己的功劳；王珪、魏征善于进谏，房、杜让他们尽显直言；李靖、李勣善于统率军队，房、杜用文治来辅助他们。” 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虽然不能同上古的大臣相比，但就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贤能而言，都是因为具有宽厚容人的度量。李林甫、卢杞、韩侂胄、贾似道之流，嫉妒贤能、排斥人才，当然是小人中的极端。即使是李德裕那样忠诚正直的人，也不免有结党之失；王安石那样才学出众的人，最终也有不能容人的讥评。这就是容纳贤人、喜爱善行为什么困难。《秦誓》所说的“宽厚从容而有容人之量”，曾子特意在《大学》最后一章中表彰它，难道不正是把它作为万世大臣的标准吗？

译《信而后谏论》。《诗经》说：“天子的职事有缺失，只有仲山甫来补救。”仲山甫弥补天子职事的缺失，温和善良，一切合乎法则，使天子感到顺心。大概是因为他的诚信一向得到君主信任，而君主明察他的诚意、相信他的忠心，所以他的进谏没有不被采纳的，所说的话没有不被听取的。宣王能够善于听取意见，固然值得称美，也因为仲山甫一向取得了信任。因此子夏说：“君子先取得信任，然后才进谏，可以说是懂得进言的方法了。”君臣同有一德，上下意志相通，然后才能延续尧舜时代“都俞吁咈”的盛况，使政治达到安和盛治。所以君主听取意见的方法固然不可懈怠，做臣子的也应当思考怎样善于进言。臣下向君主进谏，本来不是容易的事。必须在朝廷任职时勤勉思考如何竭尽忠诚，退居时思考如何弥补过失；在任职以后修明自己的职守，在事情尚未确定以前使忠诚得到君主了解。这样，正直严厉的话就不会显得过于猛烈，委婉的话也不会被嫌作谄媚。所以做臣子的，绝没有因为无所谓而不进谏的道理，只应当平日竭尽自己的诚意，使君主信任自己罢了。如果平日没有忠诚之心，即使一时激愤，冒犯君主的威严强行进谏，对国事终究没有帮助。不过，先取得信任然后进谏，是一般的道理；如果事情已经危急，一天不说，百姓就多受一天的祸害；一天不说，天下的祸害就会加重一天。这难道也可以等到取得信任以后再开口吗？所以魏征对太宗，是取得信任以后进谏；陆贽对德宗，则是不必等到取得信任便进谏。后世的人都赞同陆贽，是因为陆贽虽然不能取得德宗的信任，但他的忠诚却为天下后世所信服。《宽则得众论》。从前周公解释《否》卦九二爻，首先说“包容荒秽”。解释它的人说：“圣贤的心没有要抛弃的事物，尧舜之道希望万物并生。若不能包容荒秽，就不足以体察天地之心，也不足以尽到君主和老师的职责。”孔子历数尧、舜、禹、汤、武王接受天命、传承帝位的事，接着说“宽厚就能得到众人”。自古帝王接受天命、保有国家，使远近之人归向，受到德行熏陶、沐浴于仁义，不是仁爱就不能取得人心，不是宽厚就不能使人安定。二者名称虽有不同，道理却是一致的。所以过分苛察，专用义理责备别人，就难以与人相处；只有宽厚，才能让万物共同生长、兼容并蓄。众人都各有寄托生命的地方，《易》重视包容荒秽，正是这个缘故。宽厚是仁的作用，仁是元德，元是众善之首。由此推演，那么使天地各安其位、辅助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也都在其中。泰山不拒绝土壤，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河海不挑剔细小的水流，所以能形成它的深广；君王不拒绝众多百姓，所以能彰明自己的德行。为什么呢？因为宽厚能够容纳他们。如果确实能以宽厚对待万物，包容荒秽、接纳污垢，宽宥他人的细小过错，成就自己的大德，那么人们也会感念他的恩德，心悦诚服。如果不是这样，而把狭隘急躁当作心念，把刻薄寡恩当作要务，那么即使勤于治理，如秦始皇丈量石刻、观览文书，隋文帝亲自处理官吏事务，又有什么益处呢？孔子举出宽、信、敏、公来说明历代圣人的道理，却把宽放在首位。圣人教人的用意，难道还不深切而明显吗？《修道之谓教论》。道的最大本原出于天，人禀受天命而形成自己的本性，又依据本性的良知良能而形成道，所以遵循本性就是道，实在是天地自然的道理。然而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只是一受到外物感触而发动，就会产生欲望；欲望一天天诱发，道有时就不能实行。上天眷顾并降下命令，设置君主和老师，使他们能够节制百姓的情感，恢复本性的善，从而实行大道，所以说“修明大道就是教化”，并不是在道之外另有一种所谓教化。人承受五行二气的灵性，在万物中最为尊贵，并且具备五种本性；仁义礼智的德性、忠信孝悌的行为，都完备于自身。然而圣人能够实行这些，贤人和不肖之人却有过度或不足的差别。古代圣王治理百姓，用仁来浸润他们，用义来切磋他们，用礼来节制他们，用音乐来调和他们，使他们受到熏陶涵养，道德一天天增长，道也自然得到修明。从十五岁入学开始，就引导他们认识本性中固有的道理，直到老年也不改变。因此，即使十户人家之中也充满仁爱谦让的风气，人民淳厚，是后世不能相比的。教导人们实行孝、友、睦、姻、任、恤等行为，仁道就实行了；区分贵贱，确定上下，明确赏罚，辨别等级和威仪，义的教化就实行了；乡饮、社祭，以及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没有一样不合乎礼，礼的教化就实行了。老师和朋友用来解除疑惑，学校用来引导方向，智的教化就明白了。确立这四种教化，使百姓每天进步、每月增长，没有诡异的习气和欺诈虚伪的萌芽，信的教化也就实现了。所以君主和老师的责任得到修明，道才不会成为空话。三代以后，达到盛治的君主，如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都早晚勤勉警惕，辛劳而不懈怠；然而他们不谋求根本而只致力于末节，只有惠爱百姓的政令，却没有教养百姓的实际。与汉、唐相比，他们算是贤明的君主；与三代相比，却只是平庸的君主。这没有别的原因，教化不能实行，道就没有办法彰明于天下。上天既然没有不给人赋予本性，天下也就没有不能遵循道的人。君主如果真能彰明自己的德行来更新百姓，修明大道来建立教化，那么早晨施行，晚上就会见效，又有什么困难呢？昏庸的君主自称不能实行而不去实行，英明的君主自以为自己能够做到却不屑实行；因此三代的治理不能一日恢复，人民本来具有的道也不能一日彰明。使自身端正来端正朝廷，使朝廷端正来端正百官，使百官端正来端正万民，顺着百姓本有的善性来建立教化，也就是凭借自己的教化来恢复人的本性；古代先王用来启发世人、觉悟百姓的道理，就在这里。这样一来，恢复三代的治理又有什么困难呢？

译《敬以直内论》。人的一颗心，极其空灵，具备各种道理而应对万事，具备五常而制约百种行为。人从上天得到这种心，用来主宰自身、应对天下事务，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然而心一旦放纵而不能守持，就会一天天昏昧；众多欲望攻击它，旧有习气禁锢它，所以杂乱思虑纷纷扰扰，不能恢复原来极其空灵的状态。只应当专一而不趋向别处，以保全本来不虚妄的体性，那么我心空灵而不昏昧的状态或许可以重新存在。这就是孔子赞说《易经》所谓“以敬使内心正直”的道理。心是全身的主宰，而敬又是一心的根本。圣贤之学，无非是希望人守住这颗心；守心的关键，也不过是教人保持敬。敬，是成就开端、也成就结局的根本。如果存心不能依靠敬，就无法澄清源头，又怎么能够制约流弊？由此去求知，就一定不能默默体察事情本来应有的道理；由此去实践，就一定不能笃实反省自身，恢复本性原来的状态。所以周文王“小心翼翼”，孔子告诫仲弓要“出门如同去见贵宾，使百姓如同承当大祭”，大概是深知敬是贯通上下的圣人功夫。偶然离开敬，就不是圣人的学问了。学习者应当守住自己的心，使它整齐庄严、中正，不让其中有一丝一毫的虚妄懈怠，整天勤勉不懈，防止邪念、保存诚意。这样，所谓敬就卓然存在于自己的本心之中，持续守持而不放纵于外，万事万物的道理也就可以随时观察明白了。《上下交而其志同论》。天下安宁、政治达到上等境界，必定依靠贤明的君主和贤良的大臣同心一德，互相咨询谋划、启发辅益；这样上下同心，各项功业才能确实成就，天下各地才能顺从法则。《易经》说：“上下相交而志意相同。”由此可以观察太平盛世的气象。天在高处，地在下方；君主尊贵，臣下卑下，这是道理和形势的自然状态。君主不能降低到臣下的位置，正如天不能降为地一样。然而天地的形体不能相交，却可以通过气相交；上下的名分不能相交，却可以通过内心相交。所以阴阳调和，万物顺遂；上下相交，万民受到教化。这是天地不变的常理，也是古今通行的道理。上下同心，君臣相互投合，国家就能治理；反过来就会动乱，彼此契合如符节相合，确实如回声响应。尧、舜对于皋陶、后稷、契，成汤对于伊尹，成王、康王对于周公、召公，都是圣明君主与圣明大臣相交，因此治理达到的盛况迅速兴盛。三代以后，如齐桓公对于管仲，昭烈帝对于诸葛孔明，苻坚对于王猛，唐太宗对于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虽然比不上上古君臣以圣人相交，但也各自凭借贤明的资质，得到贤明的大臣辅佐，同舟共济，言语被听取，谋略被采纳，所以治理也达到小康；“贞观”的风气，后世称为盛美。上下志意相通，天下就会安定，百姓就会得到福祉，道理确实如此。至于亡国的君主，没有不是因为君主尊贵而臣下卑微，志意骄纵而心满意足，臣下的忠言不能传达到朝廷，国家的大才却被弃置在草野；小人天天侍奉左右，只专门用阿谀奉承来取得君主容纳。这样虽然有上下的名分，实际上却没有君臣之情谊，哪里能说是相交呢？所以秦二世宠信赵高，桓帝、灵帝任用赵忠、张让，隋炀帝任用虞世基，难道不是交往了不应交往的人、疏远了不应疏远的人所造成的祸患吗？所以《易》的道理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关键只在于守正。与君子交往，就叫作“泰”，而且吉祥；与小人交往，就叫作“否”，而且凶险。《尚书》说：“纣有亿万臣民，却只有亿万颗不同的心；我有三千臣子，却只有一条心。”纣王朝夕相处的人，难道没有被托付为股肱心腹的吗？然而他不与正直之人相交，所交往的全是小人，所以殷朝因此灭亡。武王的臣子，都是周公、召公、吕尚、散宜生等人，同有一德，同有一心，所以承受上天的福禄，保有无穷的国运。君主没有不希望得到贤才来辅佐自己的，然而各种事务不能安定、至治不能出现，大概是因为所谓贤人并不贤，所谓人才并非真正的人才。那么，难道果真没有贤才可以任用吗？回答说：“他们所谓的贤人，只是善于讨好自己的人；所谓的人才，只是能够用巧术奉承上级的人。”在这种时候，民间的贤才只是深深隐藏而不肯出仕，在位的贤才只是退让避居、逃离仕途。偶尔有如硕果般残存的人才，也不过是今天任用、明天贬黜罢了。这样的人又怎么能长久留在朝廷呢？如果确实能够举用天下的贤才，把他们提升到朝廷而不疑虑，以真诚接待他们，以信任对待他们，上下同心，相互修治而不懈怠，那么天下有什么不能治理，远古盛治又有什么不能恢复呢？不过，这只是对做君主的人说的。《尚书》说：“臣啊，邻啊；邻啊，臣啊。”古代的大臣，一旦处在自己的职位上，就一天也不忘尽到自己的道义：陈述善道，杜绝邪恶，弥补天子职事的缺失。他们是被任用还是被舍弃，只听从君主的命令，并不因为君主不任用自己就产生懈怠懒惰之心。这样以后，上下才能和谐，得到君臣相交的道理，“都俞吁咈”的风气也就会天天出现在朝廷上了。《君子以虚受人论》。君子增进德行、修习事业，立身行事不能不诚实，应对事务、接待他人不能不虚心。所以《易经》的《中孚》卦讲立诚的学问，《咸》卦则讲接受他人的学问；内心不可不诚，也不可不虚心。程子说：“心胸廓然开阔而大公无私，事物到来就顺应它，可以说掌握了立身和接受他人的重要道路。”《大象传》的说法，难道还有不同吗？天地一贯的常道，是用它的心普遍对待万物，却又不存私心；圣人一贯的常道，是顺应万事的情理，却又不执着于一己之情。因为以万物为心，所以万物的心就是我的心；因为顺应万事，所以万事的情理就是我的情理。把万物作为心，把万事作为情，哪里还会有一己的私心、一己的私情呢？因此天地广大，没有什么不覆盖承载；圣人的德性与天地一样广大深厚、崇高光明，都是因为内心积累了诚意，而顺应万物时没有阻滞。君子希望成为圣人、与天相合，就一定应当以虚心为根本，如山谷的空虚，如水泽的滋润；这样，事物有所感应就一定能够相通，事情没有隐藏而不能达到的。虚心接受他人的心，也就能够成就《中孚》所说的教化。山势高峻险绝，似乎可以不借助外物，却能够接受水泽，所以更加增添润泽。君子谦逊自持、甘居下位，尚且把自己看得还不如低矮的小土丘，却能虚心接受他人的言论，所以应当每天都能看见自己的增益。那些小人，有的自以为聪明而自我夸耀，以承认过错、改正错误为可耻；有的轻慢侮辱善人，不接受他们的意见；有的表面顺从，内心却违背他们。他们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

译《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论》。治理国家一定要从整顿家庭开始，而整顿家庭又在于修养自身。自身修养好了，诚信与威严自然能够结合。以诚意对待家人而不使他们怨恨，以庄重面对家人而不使他们轻慢，那么家道就会长久昌盛。用这个道理治理国家、平定天下，也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了。《易经·家人》上九爻说：“有诚信而威严，最终吉祥。”可以说是掌握了长久治理家庭的道理。它处在卦的终位而具有刚健的德性，因而得到树立威严的道理。正因为处在卦终，所以用来象征家道已经成就；正因为具有刚健德性，所以能够以诚信和威严对待下属。治理家庭的道理，应当在开始时谨慎，防范不能不严密。因此初九说“防闲家庭”，是说要趁着家人的志意还没有改变时加以防范。又应当善于保持结局，对待他们不能不真诚，约束他们不能不严格。处在上位的人要做到“有诚信而威严”，诚信与威严相互配合，才会永远得到治理家庭的道理。不只是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必须这样才能吉祥，凡是家庭之中长幼尊卑各类关系，都应当遵循这个道理。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相处；亲近他们，他们就不恭顺；疏远他们，他们就怨恨。正因为如此，要用威严来驾驭他们，亲近时才不至于不恭顺；要用诚信来对待他们，疏远时才不至于产生怨恨。”不过，所谓威严，难道是施加鞭打、杖责吗？所谓诚信，难道是温柔迁就，只知道一味姑息吗？克服自己的私心，使言语可亲、行为可作法则，又不践踏礼法，那么别人自然会敬畏他的威严。自己勉励实行仁爱，把爱首先施于亲人，把敬首先施于长辈；妻子儿女和睦，兄弟亲爱，那么别人自然会感受到他的诚意。这又是反省自身的关键，也是治理家庭的人应当首先做到的。《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论》。《易经》的道理广大无边。从天的方面说，它体现天地的造化，包罗阴阳的精气，统摄并完备五行万物的道理；从人的方面说，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伦理，以及日常交往、吉凶、悔恨、忧虑、得失等事情，无不记载其中。推究事物的开始、把握事物的终结之道，只要掌握一颗心，就绰绰有余。所以《易大传》说：“以戒惧贯穿始终，关键在于没有过失。”这是总括《易经》的道理，提炼其中的要旨来告诫人。人立定志向、修养自身，想亲自实践而达到圣贤的境界，方法固然不止一种；但总的说来，不外乎一心戒惧。为什么呢？人承受天地中正之气而出生，本性本来是善的；但被私欲蒙蔽后，心就放纵逸乐，不知道自我反省，以至于有错误的行为而陷入祸患。圣人希望人能够有所思考，于是教导人完成始终的道理，没有比把戒惧作为根本更好的方法。所以《泰》卦上六爻说：“城墙倾覆回到城壕中。”《否》卦九五爻说：“将要亡了，将要亡了，像系在丛生桑树上一样。”《泰》卦，是上下相交而志意相同；《否》卦，是上下不相交而天下无可保之国。然而吉凶差别突然如此悬殊，是因为《泰》卦上六处在太平达到极点、将要转为动乱的时候，志意满足、内心骄傲，不能戒惧，所以凶；《否》卦九五处在动乱达到极点、将要转为治理的时候，能够戒慎恐惧，所以吉。这不正是以戒惧贯穿始终的最大验证吗？推而广之，《谦》卦六爻都吉，《震》卦六爻没有凶，也是因为能够戒惧而得到亨通。《豫》卦上九的象辞说：“欢乐放纵到了极点，怎么能够长久呢？”意思是说不知道戒惧，就会从吉祥走向凶险。《夬》卦九二说：“警惕地呼号，即使夜晚有兵戎，也不必忧虑。”意思是说能够自我戒惧，即使处在危险中也不会有过失。《易经》的要旨，以守正为根本；戒惧就能守正。以诚信为可贵；戒惧就能保持诚信。它使危险转为平安，使安逸转为倾覆，最终都归结为以戒惧贯穿始终。人如果能把这个道理作为准则，开始时戒惧以防止细微问题发展，结尾时又戒惧以保持盈满、守住成就，那么处理事务的要领、做学问的方法，也都完备在其中了。《物不可以苟合论》。天下的事情，没有可以苟且行事而办成的。从小处到大处，从近处到远处，无不如此。所以礼是用来辨明上下、安定民心的。天下的事情，如果开始时不使它合乎正道，最终一定不能成功。如果不遵循礼而只想苟且求合，我没有见过这样能够成功的。自从上古结绳记事以后，尧、舜以文明之治治理天下，于是政治光明显著，被称为太平。此后圣明的帝王治理国家，没有不以礼为根本，然后用仁来浸润，用义来切磋，用音乐来调和，使天下受到教化而成就。用礼奉祀宗庙，就有献爵、焚燎以及肃穆和谐、恭敬庄重的仪式；用礼接待宾客，就有宴饮、享礼、进退、揖让、升降的等级；用礼治理百姓，就有分配田地、兴办学校、教导尊长、教导谦让，以及等级威仪、服饰器用的规制。凡是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文质相称，有节度、有文采，从来没有苟且应付的。秦、汉以来，没有圣明君主能够恢复古代礼制，只凭一己的便利而实行一时的权宜变通。所以宋代的大儒都认为这是苟且之道。大凡事物之所以能够有始有终，最重要的就是礼；《易经》所谓“事物不能苟且相合”，其中的意义确实广大而精深。而且，天理之心与人欲之心的区别，君子与小人的辨别，也都在这里。为什么呢？人陷入私欲而不能自我振作，都是因为人心发动后不能抑制，于是因循苟且，直到不可救药，天理也就受到损害。至于君子端正自身、修养行为，不进入小人的境界；但小人有时假装行善来诱骗君子，君子没有察觉而同他们交往，终身都会以此为耻，这尤其不能不谨慎。所以我推演其中的意义来告诫后人，应当惩戒苟且求合的过失，仓促之间也一定遵循礼，希望能够长久没有弊病。《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一。钦定《四库全书》。《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论。

译《嘉言罔攸伏论》。君主作为天下万国的表率，富有四海，万般政务每天陈列在面前；如果诚意有所不到，明察有所不周，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古代圣哲君王之所以明察事物、通达民情，咨询岳牧，也不过是希望好的言论没有任何隐蔽罢了。天下人的智慧各不相同，而天下的道理并非固定不变，所以依靠一个人的智慧作为智慧，不如兼取千百人的智慧作为智慧。君主即使明察，足以照临万国、洞察万事，然而天下千百人的智慧，又怎么能全部兼收呢？万事达到极其深奥、极其变化，纷繁错杂而不齐的地方，又怎么能全部明察呢？所依赖的，是臣下陈述善言、杜绝邪说，补足君主职守的缺失，使好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每天都能听到；这样以后，明察事物、洞察隐微，政务就没有不通达的，智慧也没有照不到的地方。然而臣下能够尽情进言，是由于君主能够启发他们。假如君主勤勤恳恳、努力不懈，乐于接受尽情的进言，那么臣下又有什么可吝惜而不说的呢？所以大禹恭敬地承受帝尧的命令时说：“君主能够认识到做君主的艰难，臣下能够认识到做臣下的艰难。”帝尧回答禹说：“确实如此，好的言论就没有什么会被隐蔽了。”君主把自己的职位看得艰难而喜爱听取正直的言论，臣下把自己的职位看得艰难而想着尽说正直的言论，这就是天下没有遗漏贤才、万国都安宁的原因。像舜这样的君主，像禹这样的臣下，当时君臣共同勉励的，只在于各自认识到职位的艰难，并接受完全的进言。舜又不敢把功劳归于自己，认为只是帝尧确实能够做到罢了。那么后世想求得天下大治的人，除了这条道路，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三代以后，推举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为贤明的君主。然而汉文帝仁厚俭朴有余，却没有当时的大儒和刚正不阿的臣下；宋仁宗有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臣下，却不能充分任用他们；只有唐太宗凭借英武、明智的资质，得到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作为臣下，他们整天陈述意见，纠正过失、匡正错误，唐太宗屈己听从他们。因此贞观时期的风气远远超过汉文帝、宋仁宗，正是这个缘故。由此看来，接受劝谏、听取言论，难道不是最急迫的事吗？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秦始皇灭亡时，当时没有好的言论传闻，难道果真没有进献善言的臣下吗？关龙逢有善言，夏桀却杀了他；比干有善言，商纣却杀了他；周厉王设置监视诽谤的巫师，秦始皇又禁止传播妖言。这些君臣像舜、禹那样战战兢兢，唯恐好的言论被隐蔽；而这几位君主却正好阻止它、断绝它，又进而治罪于进言者，想不灭亡，难道可能吗？后世论说古代的人，所以心神遨游于君臣相互赞叹、相互诘问的时代。有人说出违背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道理上加以考察。君主凭一人之身治理和驾驭天下，臣民众多，即使有聪明睿智的才能，也会有耳目达不到、思虑不周全的地方，于是可能受到蒙蔽而不能明察；一定要依靠忠正的臣子、正直的士人，明辨事情和道理的是非，以启发他的聪明、揭开他的蒙蔽，然后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使天下都受到正道的教化。即使他们的言论违背心意，也要从道理上加以考察罢了。如今那些出身草野岩穴、身穿布衣韦带的士人，白首穷究经书，牢记圣人之学，准备使天下兴起治理和教化，向我们的君主效尽忠诚。天下所有事情，他们知道的没有不说，说出来没有不尽，即使触犯君威、冒犯龙颜也不顾惜。这样的人，确实是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纯臣。然而这种人不能经常见到。我观察古来的臣子，想把几件事情进言，在进见应对的时候，原本想说的十件中有七八件被放弃，这样的情况很多。难道不是因为天威近在咫尺，难以尽情进言吗？即便如此，这样的臣子仍然很难得到。君主说出一句话，百人就应声附和；做一件事，众人就争先恐后地称颂。谄媚奉承的言论一天比一天增多，奸佞巧诈的手段一天比一天精密；他们心中只想着保住富贵、维护宠荣，对于天下的治乱安危，本来就不放在心上。君主还能依靠他们什么呢？所以做君主的，应当接受劝谏、寻求进言；对于那些违背心意的言论，一定要考察其中的真实情况，从正道上寻求答案，虚心接受，坚定意志去实行。这样，好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每天都能听到；对于天下的事理、臣工的贤能与奸佞、百姓的疾苦、风俗的厚薄，就会明亮得如同手持蜡烛，容易得如同看自己的手掌；凭此出政治理百姓，还有什么困难呢？即使只从太甲一人来说，太甲未能亲近阿衡伊尹的时候，伊尹写书劝告他，但太甲昏庸无为，不思考、不听取，这就是违背心意而不从道理上求证，因此才有长久谋划的告诫。后来太甲终于成就诚信之德而复位，就只听从伊尹的言论，这是违背心意却能从道理上求证，因此成为守成的贤明君主。不从道理上求证就会混乱，从道理上求证就能治理。听取言论的人，应当知道以此为鉴。夙夜奠定天命而深厚缜密——论 周朝从后稷、公刘、太王积累德行、累积仁爱，到文王、武王时更新天命，抚有四海。然而能够承续先王的明德、继承前代事业的，又是成王宏大深厚、安静缜密的德行，使他能够日夜不停地奠定上天的命运。君王接受天命来治理天下，因此暗中与上天的事业相通，庄严地仿佛上天就在面前，本来没有一刻可以间断。然而不宏大，根本就会有所亏缺；不深厚，作用就容易耗竭；不安静，就不能安定本性、建立准则；不缜密，就不能使冲虚寂静之中万象森然、完备具足。所以宏大深厚而安静缜密，就会宽裕而有容纳之量，精纯而不混杂。宏大深厚，是乾道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性命，是阳的德性；安静缜密，是坤道厚重、承载万物、德性与无疆相合，是阴的德性。将这两种德性结合起来，日夜不懈地承受并实行，若不是至高的德行，谁能做到这样呢？“不显露也在临视，不厌倦也能保持”，说的是文王；“我日夜都敬畏上天的威严”，说的是武王；“日夜奠定天命而深厚缜密”，说的是成王。他们敬畏上天、保守天命，是相同的。因此文王、武王凭此得到天下，成王凭此守成天命，使国祚延续八百年，子孙永远有所依赖，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

译春王正月——论 《春秋》是一部尊崇周王的书。开篇记载隐公时，不说“王春正月”，而说“春王正月”，其中的意义很深。春，是上天所施行的；正，是君王所施行的。它是要君王奉行天时，诸侯向上遵守王法，显示万物开始的根本，并希望端正根本。因此用春天生发的气息贯通四时，用君王的命令端正诸侯，用正月统摄一年。君王所施行的事情，必定向上以天为根本；不承接天意来制定号令，就没有法度。所以把“春”放在“王”的前面；诸侯不尊奉天王，就没有正道，所以把“王”放在“正月”的前面。政，就是正；政治没有比端正开端更重要的，所以把正月作为一年的开始。这是教导后世的君王：向上承接天意制定法度，向下建立准则来约束诸侯，这样政治就能推行，教化也能兴起。至于“体元”“调元”的说法，已经失于穿凿附会；胡氏主张实行夏时，虽然用《伊训》来作证明，但孔子却遵从周制，何况《春秋》记载春正月无冰、春二月无冰，如果采用夏历，那么没有冰就不足以称为异常了。冬十月降霜杀死豆苗，如果那是夏历的冬季，就不应当还存在豆苗。周朝改月、改时的制度，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晋国荀林父率军与楚子在邲交战，晋军大败。——论 说交战时用“及”，是以谁为交战的主方呢？这里说的是晋国主动交战。《春秋》本来赞许救助困厄，晋军这次邲地战役，是为了救郑国。既然是救郑，为什么《春秋》不记载救郑，也不说楚、晋在邲交战，却让晋国成为主方，用来责备晋国呢？陈国人杀死国君，晋国却没有讨伐；春季楚子包围郑国，晋国又不能迅速救援，以至于郑国与楚国讲和。到了夏六月，才派荀林父率军救郑，这就太迟了。所以不记载救郑，是责备它迟缓。至于荀林父的罪过，在于不能驾驭部属，害怕承担失去部属、丧失军队的罪责。他听从韩厥分担罪责的意见，明知困难却冒险前进，这是抛弃军队；又在中军击鼓，首先作出弃甲、拖曳兵器逃跑的举动，所以后来诛杀先縠，却没有撤掉荀林父的官职。这里称作“大败”，特意以荀林父为主，是为了彰显他失去权柄、惊惶疑惑、使众军败亡、丧失军队的罪责。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交战，楚子、郑军大败。——论 交战时称“及”，是记载谁是交战的主方。君主受伤，就不说军队；军队大败，是因为君主比军队更重要。因此鄢陵之战记作“晋侯及楚子战”，以晋国为主。记载楚子败而不说楚军，是因为君主比军队重要。郑伯是伯爵，把他排在楚子之后，是因为凡是交战，先发动军队的一方居前；楚国是发动军队的一方，郑国跟随它。称“军”而说败，是因为君主没有受伤时，军队比君主重要。同时压低楚子的罪责，表现郑伯侥幸因晋国获胜的意义，一举而全部具备了。自从齐桓公去世以后，楚国势力正盛，横行各国，欺凌中原诸夏。若不是晋文公在城濮取胜，楚国造成的祸害将有说不尽的地方。晋文公去世后楚国又强盛起来，自荀林父在邲地失败以后，楚国凌驾诸国更加厉害；十三国在蜀地会盟，楚国俨然成为诸侯盟会的主盟者。晋国的灵公、成公、景公都屏息不敢行动，到厉公时才在鄢陵把楚国打败，可以说是幸事了。不然，楚国将依靠郑国作为援助，长驱直入中原，周朝的宗庙祭祀难道不会被荆蛮破坏吗？然而文公自从城濮取胜后，君臣一心，建立并延续霸业；厉公在鄢陵取胜，却马上骄傲放纵，以至于丧失性命。由此可知范文子的话，可以说是具有远见的君子之言。设置三军——论 周平王自东迁以后，政令不能推行，礼乐和征伐都从诸侯出，于是朝觐天子的礼制废弛，尊崇周王的典章衰微，而会盟、征伐全都归于霸主；顺从的使他安定，违逆的就讨伐他，王纲日渐衰败，天下的事情不可收拾了。鲁国从隐公到襄公，共九代；在襄公时期，三家开始专擅政权，这就是所谓政令从诸侯出，历经十代很少有不丧失政权的。三家的专政，始于设置三军。三军，是鲁国先公从天子那里接受的制度。《鲁颂》说：“公车千乘，公徒三万”，那么三军显然是鲁国旧有的制度。但这里说“作”，是因为鲁国已经废三军为二军，到此时忽然用私家车辆补充公室的编制，重新设置三军。圣人谨慎地记载三军的设置与废毁，于是季氏险恶暴戾、目无君主的罪行全都显露出来了。季氏专擅鲁国已经数代，到季武子宿时，终于产生了窃取国政的念头；所以趁襄公年幼体弱，借口增加军队、防备敌人，设置三军，把鲁国土地分成三份，把民众分成十二份：季氏得到四份，叔氏得到两份，孟氏得到一份，五份归还公室，用来侍奉大国、征发军队、承受贡赋。这样季氏富足有余，而公室使用的力量很多，另外两家的力量很少，这种形势下三军不得不被废毁。季氏又在国内公开发布命令：进入季氏领地的免除征税，进入公室领地的加倍征税。于是，两家的百姓归属于公室，就像掉进深坑陷阱一样，急于设法脱身。所以一旦把他们全部夺取过来，公室的百姓都顺从了，而公室也无可奈何。设置三军时，鲁公刚满十三岁，所以叔孙即使知道此事不可行，也不敢坚持争辩。到了废毁三军时，把鲁国的土地和百姓分成四份，季氏得到两份，另外两家各得一份；不只是国君如同赘疣，叔、孟二家也不得不依附服从于季氏。废毁中军，也是趁昭公刚即位、叔孙本人死亡而家族混乱时急忙夺取的。因此我曾说，季武子宿的阴险狠毒、狡诈诡谲，是后世一切乱臣窃国者的魁首；三军的设置和废毁，则是田氏篡夺齐国、三卿瓜分晋国之前的旧路。所以特意阐发其中的意义，用来补充先儒尚未完备的地方。三月，鲁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溴梁会见。戊寅日，大夫结盟。——论 自平王东迁以后，王室卑微，诸侯放纵，会盟和征伐全都归于霸主，政权于是掌握在诸侯手中。到了末期，大夫擅自掌权，政权归于私家；会盟、约誓出自诸侯，尚且不能保证没有寒心之事；如果出自大夫，就可以断定他们不会守信。这就是溴梁之盟遍刺天下大夫的原因。孔子说：“天下没有道，礼乐和征伐就从诸侯出。”又说：“天下有道，政权就不在大夫手中。”这些都是为了哀伤周朝的衰败倾颓：先是诸侯专政，又进一步衰败到政权归于大夫，风气越来越低下，习俗越来越卑劣，天下的事情不可收拾。所以溴梁会盟时，诸侯都在场，却由大夫主持盟约；圣人谨慎记载此事，是认为诸侯相互结盟已经不是正道，竟又发展到大夫专擅会盟，使君主如同赘疣，那么人心怎能不乱，世道怎能不衰败呢？从此以后，晋国政权转移到六卿，鲁国陷入三家之手，齐国权力归于崔杼、高偃，卫国权力归于孙宁，这些都由溴梁之会有所启发。因此说：“溴梁之会，大夫不把君主当作臣下。”

译诸侯在平丘共同结盟，鲁公没有参加盟约——论 《春秋》为本国避讳，臣子对于君父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如果本国受屈而对外显得正直，就替它避讳；如果外部受屈而本国正直，即使受到侮辱也不避讳。为什么不避讳呢？别人以无礼加于自己，恰好足以显出对方的无礼。所以黑壤之会鲁公没有参加盟约，便替鲁国避讳，因为受屈的是鲁公；平丘之会鲁公没有参加盟约，却不避讳，因为受屈的是晋国。同样是没有参加盟约，却一处避讳、一处不避讳，圣人的意图就可以看出来了。平丘之会，晋国的德行不能胜过别人，只夸耀兵甲的威势，肆意施行胁迫挟制的手段，不像黑壤之会那样正当。晋国听信邾、莒的谗言而不接见鲁公，也不像对方不相互朝聘那样，是鲁公确实有罪。这样看来，晋国凭借武力，贪图财货，用无礼加于兄弟之国，对鲁国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王室之臣没有向下与诸侯结盟的礼制，鲁公不参加盟约，正可以避免与王室之臣结盟的罪过。何况平丘之会，晋国有四千乘兵车，只想向众人显示威势，甚至自己说即使以无道行事，也一定令人畏惧，最终却不能制止众人的纷纷议论。与齐桓公、晋文公举行的衣裳之会相比，也实在差得远了。晋国君臣却洋洋自得，安于不能胜过别人，没有愤耻自强的志向；齐国人不结盟，郑国人争着承认晋国，叔向都靠善于辩说而侥幸取胜。晋国的霸业从此更加衰落了。《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三 ——论 爱护自己父母的人，不敢厌恶别人；尊敬自己父母的人，不敢怠慢别人。——论 《尚书》说：“树立爱心以亲人为先，树立敬意以尊长为先，从家庭和国家开始，最终推广到四海。”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在一家之中培养孝、悌、忠、信，从敬爱自家老人推广到敬爱别人的老人，从爱护自家孩子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然后使教化遍及天下，风俗淳厚美好。所以《尚书》称赞尧说：“九族已经和睦，就辨明百官的职分。”《诗经》赞美文王说：“先给妻子作榜样，再推广到兄弟，以此治理家庭和国家。”圣明的帝王之所以使政治达到完善、保卫国家，只是把这种心意推广到天下罢了。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理。《孝经》所说：“爱护自己父母的人，不敢厌恶别人；尊敬自己父母的人，不敢怠慢别人。”孔子教导治理天下的人，采用的是大孝。君主让天下来奉养自己的父母，难道不是大孝吗？然而不只是奉养，还一定以使父母得到欢心为贵。想使父母得到欢心，就在于爱护他们、尊敬他们罢了。即便如此，只是爱自己的父母却厌恶别人，只是敬自己的父母却怠慢别人，也还不足以称为孝。必须在上爱护父母，问候起居、察看饮食，希望他们身体康健而没有其他忧患；然后推广开去，使处在下位的百姓也都丰衣足食，享受太平的事业。在内尊敬父母，仿佛在看不见的地方也能看见，在听不见的地方也能听见，希望父母欢心而没有隔阂；然后推广开去，使外在的臣工都受到礼敬而不敢轻慢侮辱。这样，就可以说是能够推己及人：自己不厌恶别人，别人也不厌恶自己；自己不怠慢别人，别人也不怠慢自己。爱敬的道理，还有比这更大的地方吗？爱与敬，是仁义的实际作用；爱亲、敬亲，是推行爱敬的根本。完全实行爱敬之道，由近及远，正是用自己不能容忍的心去做自己不能容忍别人做的事情，因此能够得到根本。否则，不爱自己的父母却爱别人，叫作违背德性；不敬自己的父母却敬别人，叫作违背礼法。那种对亲人淡薄，却在别人面前表面上装作爱敬的人，既然是伤害礼法、败坏人伦的大错，又怎么能说是“不厌恶别人、不怠慢别人”呢？孔子推究并说明了根本，又把它推广扩大；作为君主，只要把这种真诚的心推广到万物，也就够了。用仁爱养育万物，用义理端正万民——论 上天凭借阴阳五行化育万物。阳气使万物生长，阴气使万物成熟。使其生长是仁，使其成熟是义。阳气按时出现，布施于上，主持一年的生长功业；阴气潜伏在地下，按时出来辅助阳气。因此阳气开启、阴气闭合，春天温和、秋天肃杀，万物在乾天覆盖、坤地承载之中生生不息。这是天地的巨大作用。圣人效法上天来建立正道，辅助天地适宜的运行，以辅佐百姓，也一定要仁义并施、德礼相互维系，然后才能达到最大的顺遂和教化，成就与天地并列、赞助化育万物的功劳。所以《通书》说：“用仁爱养育万物，用义理端正万民。”由此可见，圣人与天道没有两样。古代圣王制定治国之道、保卫国家，养育百姓时，为他们划分田地、种植树木、畜养牲畜；五亩住宅，在住宅旁种桑树，使他们在饥荒时有所准备，在严寒时有所抵御；设置网罟，进行田猎捕鱼，以取得山林湖泽的利益；制备衣服宫室，使身体得到安定；制造舟船、车舆，驯服牛马，使身体得到安逸。这就是用仁爱养育他们达到极点了。又担心只养育而不教导，就会接近禽兽。于是设置庠、序、学校来教育他们，使他们知道父子有亲情，君臣有义理，夫妻有区别，长幼有秩序，朋友有信用。对于不遵从教化的人，便用乡、遂寄棘之法来纠正，用嘉石、圜土的刑罚来惩戒。始终不改移，然后才施加刑罚。他们用义理端正百姓，也就是这样。当时百姓在日常作息、耕种、开凿等活动中，都能消除蒙昧、懂得顺从；受到声教而普遍达到的地方，远至东西南北。于是百姓彻底改变，教化广泛推行。否则，只用仁爱养育而不用义理端正，百姓就会趋向放纵淫逸；只用义理端正而不用仁爱养育，百姓就会苦于严酷急迫。这两者本来就是相互资助、共同发挥作用的。后世君主对百姓施行一两项善政，就说这是仁爱养育；但其实对百姓又有什么恩惠呢？更严重的，甚至用刑罚残害百姓、使百姓困苦，却说这是用义理端正；百姓反而受到毒害，生灵因此困苦患病。所以仁爱养育、义理端正，是君主治理天下的根本。天地养育万物，也都是由此而实现的。

译为万世开创太平——论 天下和平、万世长久有所依赖，是因为圣人教化光明，大道能够推行，并且可以传给天下后世。圣人离世已经久远，道统丧失，文教衰败，所以百姓有相互争斗、相互怨恨的弊病，士人有偷懒怠惰、苟且求安的习气；没有人奋然而起，拯救天下的沉溺，开创万世的事业。只有依靠圣王尽自己的本性，并使别人也尽其本性，彰明光明的德性来更新百姓，使天下礼制彰明、音乐完备，在光天化日之中和谐盛美，成为千百年的规范，然后才能说是为子孙留下谋划，万世长久有所依赖。百姓承受天地中正之气而生，仁义礼智都完备于自身，在万物之中最为灵秀；只是沉溺于私欲，没有彰明善性、恢复本性的功夫，所以尊卑上下、智愚贤否、强弱众寡，不能井然有序地得到安排，但他们本心的善良并未完全泯灭。圣贤兴起，依据人们固有的善良，施行礼乐刑政的法度，把他们聚集到庠序学校中，用孝、友、睦、婣来督导，使百姓都归于善道；大道光明显著于天地之间，即使后世再有圣人出现，也不会改变这条道。这就是张子所说的“为万世开太平”。然而开创太平的方法，也不过是穷究事理、克制私欲，修养自身来治理他人罢了。因此，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传衍道统，具有敬德勤民的功劳；孔子、孟子虽然没有得到当时的任用，也修明道义、阐明人伦，为后世留下教化，他们为天下后世谋划得极其深远。至于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一类人的学说，只是凭借刻薄、诈伪的私心，防止天下后世的人心沉溺罢了，哪里还谈得上开创太平呢？张子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面上虽有四件事，其中的道理却只有一个。为什么呢？天地之心，就是所谓“伟大啊，乾元生育万物”的心。人能够体察天地生育万物的心，去除私欲而实行刚健，以仁爱之心爱护百姓，这也就是为万世开创太平。为百姓立命，就是教养百姓；如果能够有道地养育他们，有法地教导他们，使礼乐刑政平正适中、明白诚信，并且可以成为千百年的法则，这也就是为万世开创太平。继承往圣的绝学，就是道统赖以传承；如果能够修养自身、体行大道，阐明精一执中的学说，实行克己复礼的学问，以继承先圣微妙的言论，启发后世有志之士，这也就是为万世开创太平。所以说，事情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个。有志于成为圣贤的人，应当在端正内心、端正外在行为上下功夫，使知行并进；这样主体确立而作用得以施行，德性崇高而事业广大，那么所谓为万世开创太平，就不再是空话了。行动时也安定，静止时也安定——论 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养，使万物终结又使万物开始，万物无不按照各自的时令生长、收藏。然而它之所以能够广泛地生养万物，也只是因为简易罢了。圣人效法天地来治理自己的心，修养自己的道，使本体和作用相合，使显明与幽微贯通。然而他之所以聪明而能及时治理天下，也只是因为定性罢了。所谓定性，难道是对一件事不思考、对一物不思虑，呆然如同枯木而已吗？行动时也安定，静止时也安定，这才是定性的意义。《易经·咸卦》九四说得好：“守正则吉，悔恨消失；心意纷乱地往来，朋友就会顺从你的思虑。”守正就是安定，安定就吉祥而悔恨消失。心意纷乱地往来，是不安定；不安定，朋友就会顺从你的思虑，其中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程子也说：“天地的常态，是以自己的心普遍对待万物而没有私心；圣人的常态，是以自己的情感顺应万事而没有私情。”没有私心、没有私情，并不是完全没有心、没有情，而是没有私心、没有沉溺的情感。正因为没有私心，所以心能够普遍对待万物；正因为没有沉溺的情感，所以情能够顺应万事。这不就是行动时安定、静止时也安定吗？君子的学问，心胸开阔而大公无私，这是静止时的安定；事物来到面前就顺势应对，这是行动时的安定。静时安定，所以专一而不旁骛，内心空明洞彻，邪念无从产生。行动时安定，所以顺着事理行事，措施全都恰当；用心也不会被外物扰乱，内外兼修，本末俱备。进入圣人境界的功夫，难道还在这之外吗？

译治理天下在于得到人才——论 君主接受上天光明的命令，作为万国的表率，必定应当使天下安乐祥和，使治理达到最高境界，恩泽遍及百姓，仁爱及于万物。然而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有限，即使尧、舜那样圣明，也还要依靠皋陶、后稷、契等人的辅佐，来光大上天的事业、兴盛各项功绩。何况尚未达到尧、舜境界的君主，怎么可以不把任用人才当作急务呢？古代圣王，从公卿大夫直到各种职事的官员，都能胜任其职。贤能的人处在相应的职位，有才干的人任职于相应的官位，所以天下得到治理，华夏得到安宁，百姓安居乐业，风俗淳厚，只是因为任用的人得当罢了。纵观三代以后，想求得治理的君主，一定寻求贤良的臣子。所以汉高祖兴起汉朝，是因为有张良、萧何；光武帝恢复汉朝，是因为有邓禹、马援；唐太宗兴盛唐朝，是因为有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宋太祖兴盛宋朝，是因为有曹彬、赵普。即使是继承世代而即位的君主，使天下富足厚实、治理近于三代的，例如汉文帝，有周勃、申屠嘉；宋仁宗，有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因此当时政治大治，后世歌颂圣君，而君主也享有安宁康健。《诗经》说：“贤士众多，文王因此安宁。”《尚书》说：“君主如果没有贤臣，就不能治理。” 假如君主知道任用贤才最为可贵，对上等贤才就以师傅之礼相待，尊重其身份仪容，推诚相待，听取他们的谋略，专门委任职务，使他们能够施行自己的道并竭尽才华；即使是中等才干的人，也以礼相待，以诚意勉励，使他们勤勉地承担各种职事的职责，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不能治理，政事还有什么不能办成呢？如果说任用贤才不难，而得到贤才很难，那就是自己限制自己了。凭君主的权势和心意所向，天下都会仰望跟随；即使是珍禽异兽、远方难以招致的东西、外国绝域所产的物品，只要心里想得到，也都可以得到。何况贤人君子并未走出天下之外，他们的心也没有与世隔绝，却偏偏认为得到他们很难，不是很糊涂吗？如今建造高大的房屋，一定要寻找工匠之长；雕琢璞玉，一定要让玉工来做。哪里有治理天下却不寻求贤才的道理？这和倒退着走却想要到达前方有什么不同？假如君主喜爱贤才如同口渴求饮，聚集天下英才，把朝廷政务交给他们，毫不怀疑地信任他们，又让他们各自把所知道的人才推荐给朝廷。这样，天下贤才都能登朝任用；大臣有皋陶、契的风范，治理百姓的人有龚遂、黄霸的政绩，各部门小吏都能胜任其职，百官互相敬重，朝廷内外相互维系。即使有一两个小人苟且容身于朝廷，也会像裴矩在隋朝时那样，在唐太宗时期转变为敢于进言的人。由此看来，君主一旦任用贤才，效果就如此显著；那些昏庸的君主嫉妒贤能、亲近小人而疏远君子，实在是糊涂到了极点。孔子说：“去除谗言，疏远女色，轻视财货而尊重德行，这是用来勉励贤才的。”贤人君子能够端正自己而不屈服；如果君主听信谗言，君子将忙于挽救祸患还来不及，又怎么能尽情陈述自己的谋略呢？亲近女色就会心智昏乱，尊重财货就会志趣卑鄙，还能任用君子的言论吗？君子也将飘然远去了。这又是任用人才最重要的事情，是君主不可不知道的。傅说——论 从前高宗在外服丧服劳作，于是知道小人的依靠和民情；旧学甘盘深切表达求贤的心意，所以高宗能够恭敬沉默、思考治道。上帝赐给他贤良的辅弼，于是使殷国大治。论者说，高宗本来就知道傅说，假托梦境，是圣人以神道设教。高宗如果确实知道傅说可以辅佐，以君主的力量，提拔任用他有什么困难，却为什么要做这种诡诈的行为呢？实在是因为精诚可以通达神明，纯一不二，与上天没有间隔，所以在梦寐之间，上帝把贤良的辅弼赐给他。这也像舜在羹墙中见到尧，文王占卜得到吕望，孔子梦见周公；这些都不是机巧心术所能做到的，而是圣人至诚感通的妙道。傅说本是筑墙的工匠，一旦登上宰相之位，辅佐殷宗。他首先提出遵循规矩、听从劝谏的道理，进言说因此能够启发君王之心，接受教诲、辅助德行。考察他们彼此勉励的言论，全都是治理国家、综理万事的关键，完全能够承担盐梅、舟楫那样的辅佐职责。君臣相互成就、彼此增辉，难道不可以和帝廷中君臣唱和的盛况相提并论吗？有人说，《君奭》篇称说武丁、甘盘，却没有提到傅说，这是为什么？大概说到成就君王的德行，甘盘在傅说之前；说到安定百姓、治理天下，傅说超过甘盘。而且周公是追溯高宗求贤的美德，所以把功劳归于甘盘罢了。至于招揽俊杰，排列在各个职位上，使海内诸邦仰望皇帝的风化，继承君王先祖的事业，来回应上天对天子的美好命令，除了傅说，谁能够胜任这样的职责呢？周平王东迁——论 武王营建洛邑，让周公居住在那里，用来监视殷朝顽民，并不是有意迁都，只是占卜洛邑作为居所，把它看作天下的中心，用来安抚殷民罢了。后来平王迁居洛邑，周王室于是衰落；虽然没有立即灭亡，最终却不能振兴。所以苏轼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加错误的了。”这话确实如此。王都，是根本；根本动摇而枝末能够安定，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如今平王舍弃根本而谋求枝末，想求得安定，怎么可能得到呢？《诗经》说：“古公亶父，早晨赶着马匹奔走。”解释者认为古公迁到岐地而使周兴盛；当时太王只是一个小诸侯，是被狄人的祸难逼迫，不得已迁到岐地来建立国家。盘庚迁都，是为了恢复殷朝的旧业，是被黄河水患逼迫，并不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丢给别人。如今有人遭遇盗贼之患，一定会加高墙垣，防守门户，这样盗贼就没有办法进入。没有人只因遭遇一次盗贼，就抛弃自己的住宅。平王东迁，正是一次遇到盗贼便立即抛弃住宅。抛弃住宅却寻求安定，这就是平王错误的地方。羿、浞造成的动乱，少康能够使国家复兴；周厉王时期中途衰败，宣王能够使国家复兴。这些人都没有抛弃旧有的事业，而有所凭借来求得安定。东迁以后，诸侯不再朝见天子，政权归于盟主；虽然有天子的名号，却没有天子的权力。这不是平王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呢？所以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加错误的了。”

译宋襄公——论 修治内在德性的人能够成就王业，修治外在事功的人只能成就霸业。商汤、周武王实行仁义而称王天下，齐桓公借助仁义而称霸天下。修治内在德性，以内心为根本，事物来到就回应，事情完成就停止；修治外在事功，则凭一个人的智力应付天下万事，因此一旦有一天稍微懈怠，智力就会穷尽。这就是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功业盛大而显赫，最终却免不了志得意满、内心懈怠，死后国家陷入危难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只修治外在事功而不修治内在德性。至于宋襄公，内不修德，外不修政，是极其愚蠢而可笑、极其浅陋而可怜的人。齐桓公任用管仲并信任他，筑城救邢、保存卫国、谋求霸业时，是这样勤勉；联合亲近诸侯、安定东夏，近二十年内外没有祸患，然后追问楚国不进贡包茅、接受楚国结盟，完成称霸的功业，是这样艰难。而宋襄公想在片刻之间称霸天下，刚刚接纳孝公，就说霸主的统绪已经在自己手中；邾、曹前来朝见，就说诸侯已经归附自己。至于任用鄫子，拘执滕子，包围曹国城邑，他的暴虐无道已经到了极点，却想向楚国求取诸侯，不从自身寻求，却向别人寻求。在盂地会盟被楚国拘执，在薄地会盟又由楚国释放，所受的屈辱也太深了。作为宋襄公，应当修养自己、和睦邻国，培养威望、树立德行，以图谋日后的行动；却不能估量自己的力量，攻打郑国而招来楚国。在泓水之战中，他仍然拘泥于迂腐的言论，认为不能击鼓进攻没有列好阵势的敌人，不能擒获头发斑白的敌人，结果自己受伤而死，也实在可怜。宋襄公本来没有什么成就，却被列入五霸之中；许多儒者多谈他的愚蠢错误，却不说他为什么能够称霸、又为什么失败。我曾考察《左氏传》：宋襄公做太子时，把国位让给目夷，目夷不肯。宋襄公即位后，认为目夷仁厚，让他担任左师来听理政务。这样宋国得到治理，那么宋国之所以得到治理、之所以能够称霸以及之所以失败，都是由于任用或不任用目夷造成的。假如让目夷听理政务并信任他，宋国就会得到治理；在使用鄫子、包围曹国、在鹿上结盟、攻打郑国等事情上，目夷都曾劝谏，却都没有被听从。于是前面有被拘执的耻辱，后面有身死的羞耻。由此看来，任用一个贤人，整个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失去一个贤人，整个国家就会混乱。不只是国家混乱，连自身也会死亡，难道不值得引以为鉴吗？齐桓公任用管仲而称霸，晋文公任用狐偃而称霸，秦穆公任用百里奚而称霸，楚庄王任用孙叔敖而称霸；宋襄公起初任用子鱼而有称霸的可能，后来不听他的言论而死去。能够称霸天下的人，尚且应当把任用贤才、接受劝谏作为急务；那么想要实行王道、端正自身来端正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把任用贤才、接受劝谏作为急务吗？晋悼公——论 自从晋文公倡导霸业以后，他的子孙世代继承这项事业。然而在灵公、成公、景公、厉公四位君主时期，楚国势力逐渐强盛，晋国霸业不振：灵公政权堕落、权柄分散，没有抗衡霸业的志向；成公力量弱小、作为浅薄，没有称霸诸侯的权力；景公心力交瘁、谋划错误，没有驾驭天下的谋略；厉公外强中干，没有使人心服的办法。到了悼公，才凭年幼之身振兴霸业。他进入国都时，施行舍弃自己罪责的政策，救济鳏寡，振兴废弃和停滞的事业，救助贫乏困苦，救治灾害祸患，禁止淫乱邪恶，减轻赋税，宽赦罪过，节省器物用度，顺应民众的愿望，不违背时令，以此安定国家根本。他谋求霸业，举措没有失职，官制不改变方向，爵位不超过德行，军队不凌驾正道，行军不逼迫军队；以此安定内部、抚慰外部，忠厚而不逼迫，坚忍而持重，有长远谋虑、回顾后果的思考，没有逞强快意的举动。因此没有发生争论和灭亡之祸，终于抓住曹、卫失道的机会，诸侯都归附他，不用发布命令就自行前来。霸业的盛大，难道不是超过齐桓公、晋文公吗？然而称霸的人中，只有齐桓公、晋文公被推许为盛，却不说晋悼公，难道是因为萧鱼会盟以后霸业便衰落，以及大夫掌权的缘故吗？况且他不讨伐孙林父、宁殖的罪恶，反而与他们结盟来安定卫剽，这一点是齐桓公、晋文公绝不会做的。难道不是中行偃给他留下的祸患吗？大概晋国霸业最初兴盛，是因为任用知罃；后来衰落，是因为任用中行偃。任用知罃时，讨伐宋国鱼石，九次会合诸侯，使郑国服从、使楚国衰弱，悼公也清明而没有失误的政事；任用中行偃时，讨伐秦国却迁延不决，不讨伐卫国的叛臣，悼公也懈怠于善终，霸业不能振兴。因此我特意表彰并说明这一点，以表明统治天下的君主，必定要从选择宰相开始。宋伯姬——论 《春秋》是圣人治理世事、树立教化的著作。忠臣、孝子、义士、节妇的事迹，没有不大书特书的；即使反复记载，也不只记一次，可见圣人奖勉人们行善的用意是多么深厚。所以，宋国两位姬姓女子的事迹屡次见于经文，难道不是因为她们守节不变、贞义显著，足以成为天下妇女的典范吗？然而，记载叔姬守义而善终的事迹，又不如宋伯姬遭遇火灾仍守节不变那样艰难。她身处变故而不改变常道，遭逢灾难而不丧失志节，实在足以成为天下后世的标准。如今在安居无事之时，自认为是贤人圣人，不因生死患难而动摇心志的人，难道还少吗？等到事变突然发生、横祸骤然降临时，丧失志向、改变心意的人却很多。男子尚且如此，何况妇女呢？伯姬年已六十，烈火烧着她的住宅，她一定要等傅姆全部到齐，认为越过义理求生不如守义而死，于是终于被火焚死。巍峨的高山也不足以比喻她的高尚，徒手搏虎、徒步涉河也不足以比喻她的勇敢。像伯姬这样，才可以称得上大勇。因此圣人把她的事迹写入经书，用来告诫后世遭遇变故的人。如果这种道义能够推行天下，哪里还会有乱臣贼子呢？伯姬不仅是天下妇女的典范，也是天下男子的典范。《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四 论

译论汉武帝 世人评论汉武帝，认为他穷奢极欲、喜好用兵、穷兵黩武，和秦始皇没有区别，因此贬斥他。但我认为他仍有值得称赞之处，为什么呢？人没有比认识过错更难的，也没有比悔改过错更难的，更没有比改正过错难上加难的。汉武帝即位以来，对内欲望很多，对外却施行仁义；刑罚繁重、赋税苛重，推崇方术；对内大兴奢侈宫室，对外征伐四夷，导致朝廷内外疲惫，远近贫困，实际上和秦始皇没有区别。而秦始皇死后国家危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汉武帝死后，谥为世宗，地位上与太祖相配，子孙继承他的基业，历经数代而国运长久，难道不是他后来反省过失、挽回祸患的功劳吗？汉武帝本是英明之主，他先前所做的事，固然是沉溺于一时的私欲而自己没有察觉；等到彻底改过，便扭转乾坤，再看从前所作所为，恍如两个人所为。若不是英俊明智之人，怎么能够这样呢？至于兴办太学，推举孝廉，修治祭祀，改正历法，制定历数，协调音律，考订礼仪，这些又对后世有功。虽然如此，与其能够知过而改，哪里比得上根本没有过错、达到完全呢？何况天子一时的过错，会造成天下无穷的祸害。假使汉武帝没有先前的过失，再加上休养生息、任用贤能，即使古代贤君，又有谁能超过他呢？论汉元帝 自古灭亡国家的君主，有的失于刚暴，有的失于柔弱怯懦。刚暴的，灭亡得快；柔懦的，灭亡得慢。灭亡快的，一旦知道国家将要危亡，便用宽和政策补救，有时还可以在末路挽救；灭亡慢的，祸患一天比一天严重，逐渐沉沦，即使有贤臣，也无法使后来局面变好。因此，刚暴的君主使国家灭亡，有时只是横征暴敛、滥杀过度，导致众叛亲离，但祖宗留下的恩德还没有泯灭，所以本人虽亡，国运仍有不绝的。柔懦的君主，则可能被权臣、外戚、宦官或受宠幸的女子控制；一旦丧失大权，威势和赏罚便转移到臣下，自己虽可苟安一时，但到了子孙一代，没有不灭亡的。柔懦导致的亡国，又比刚暴更加严重。汉元帝的过失，在于柔懦。他刚即位时，萧望之、刘更生、周堪、张猛都是正直之人。假使元帝早能英明决断，收回君主权柄，诛杀石显、弘恭，为国家除害，难道不能和汉宣帝相提并论吗？可是他竟听信宦官的谗言，萧望之死去，刘更生被废；周堪被贬斥，张猛自杀。萧望之死后，只换来弘恭、石显一伙脱帽谢罪而已。小人还有什么畏惧而不敢做呢？元帝虽然本性仁厚柔和，喜欢儒学，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相继担任丞相，但所谓仁柔，不过是姑息迁就的爱，是妇人和宦官式的仁慈。所谓喜好儒学，也只是从事文辞、熟悉典故的儒生，而不是笃实求学、坚守道义、正直不阿、忧国忘身的儒者。汉朝基业的衰败，不正是从元帝开始的吗？所以我借元帝的事，全面论述刚暴和柔懦的弊病，写在这一篇中。论韩淮阴背水破赵之阵 用兵以正兵交战，以奇兵取胜。所谓出奇制胜而变化无穷，是因为谋划周密、意志坚决。即使表面上显出危险的形势，实际上却已处在不可失败的地位，韩信背水布阵就是这样。凭几万乌合之众深入远方作战，对抗二十万据险待敌的军队，如果正面交战，必然没有侥幸取胜的可能。韩信说这是赶着市民去作战，不把他们置于死地，他们就会逃跑。他对形势的判断可以说十分明白。若把士卒置于死地，却没有必胜的方法，那就是拿自己的士卒和敌人一起送死。所以他先派精锐骑兵二千人埋伏在赵军营垒旁，然后用背水布阵诱使赵军。赵军正以为韩信失策，于是倾营出战，而那二千名打着红色旗帜的骑兵已经进入赵营。韩信既背水布阵以坚定士卒死战的意志，又埋伏骑兵在赵营旁以乘其空隙。赵军果然倾营而出，营垒便暴露给汉军，根本动摇了。赵军回头看时，根本已经动摇；如果继续交战，我军有意志坚定、奋勇死战的士卒，他们军队虽多，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这就是谋划周密、意志坚决，表面显得危险，实际上已立于不败之地。白起曾说他击破楚军、打败魏军、击溃韩军，都是利用地利和军势的自然规律，不足以称神。拿他和韩信破赵的战例相互参看，就知道兵法中的奇变，都是掌握了必胜的谋略，做到知己知彼，而不是靠试探和侥幸取胜，这一点很清楚。

译西汉总论 自从秦朝失去天下，四海扰乱，群雄纷纷起兵争夺天下。项羽灭秦，以暴政替代暴政；汉高祖却任用贤能，胸襟豁达、气度宽宏，平定天下，最终登上帝位，传给子孙，成为三代以后享国长久的王朝之首。虽然也是天命有所归属，但高祖的英明足以使他成为开创基业的贤主。看他让张良担任主要谋臣，让萧何做丞相，让韩信做将领，最终灭亡楚国，难道不是知人善任的明证吗？只是即位以后，他刻薄而少恩，有功之臣很少能够保全；这固然是皇帝的过失，也是群臣自身没有对当时的禁令保持戒惧所致。汉惠帝天性仁厚，却遭吕后虐待，又沉溺酒色，自我摧残。若没有周勃、陈平的忠诚和宗室藩王的强大，汉室的国运岂不就会被吕氏窃取吗？汉文帝入继正统，宽仁恭俭，爱护百姓，致力于根本，亲身穿着粗厚的黑色丝织衣服，帷帐不用刺绣，约束自己、崇尚节俭，为天下作表率。南越自行立国，便用德行怀柔它；匈奴入侵掠夺，只命令边境加强守备，专心用德化来教化百姓，培植汉朝国运，文帝是有功劳的。汉景帝遵循父亲的政策，与民休息，也称得上小康。然而他听信晁错的主张，仓促削弱七国封地；又畏惧七国强大而杀死晁错，周亚夫也因是方正的功臣而被杀，所以景帝不能没有少恩的讥评。汉武帝对内欲望很多，对外施行仁义，穷兵黩武，使百姓疲惫、国家困敝；宫室苑囿、游乐怠惰，求神仙、信方术，开疆拓土，凡是危害百姓的政策，没有不实行的。唯独他崇尚儒学、尊重道义、求取贤才、采纳谏言，这些值得称道。汉昭帝年幼即位，却能辨明霍光的忠诚，可以说很明智。假使上天多给他一些年岁，又有儒学名臣辅佐，那么即使周成王、周康王，也未必能超过他。汉宣帝起身于民间，知道农耕收获的艰难，褒奖有名的官吏，赏罚分明，官员称职，百姓安于本业，可以说是贤明。但他喜好刑名之学而夹杂霸道，赵盖、韩杨等人的死亡，也给他造成了许多牵累。至于汉元帝，优柔寡断，贤臣萧望之、周堪、张猛不能任用，厌恶弘恭、石显却不能罢退他们，汉朝基业的衰败，开始于元帝。汉成帝荒淫于酒色，把政权交给王氏；汉哀帝、汉平帝在位时间短，王莽乘势而起，于是篡夺汉朝帝位。自古国家有盛必有衰，这是理势的必然。然而，导致国家灭亡的原因，也在于君主自取。假使元帝不任用弘恭、石显，成帝不任用外戚，刚明地处理政务，那么汉朝国运由谁来断绝呢？上天不再保佑汉朝，汉朝中途遭逢变故，国统三次断绝，而孝元皇后凭借长寿成为王莽政权的宗主，使新莽得以肆意施展奸邪。这就造成了成全篡夺盗窃之祸。幸亏汉文帝、汉景帝的教化仍在人心，百姓没有忘记汉朝旧恩，光武帝起兵后天下纷纷响应，终于实现中兴。由此可知，君主早晚都勤勉警惕，爱护百姓、培植国家，不敢有片刻懈怠，正是为了上承祖宗托付的重任，下为子孙栽培福泽，哪里只是为了当时获得贤君的名声而已呢？论汉光武帝 自古中兴的贤明君主，夏有少康，周有宣王，汉有光武帝，这些都是最高的典范。考察他们兴起的原因，都是因为英明大度，任用贤能，宽厚爱民，仁慈抚恤臣民，使天下归心，从而恢复旧日基业。难道不是上顺天命、下合民心，受命而成为帝王的吗？王莽作乱时，汉朝宗室几乎断绝，被废黜排斥；王侯被杀，汉朝祭祀将要断绝；城邑成为废墟，丘陵坟墓被挖掘，这场灾祸比后羿、寒浞之乱和周厉王出奔彘地的耻辱还严重。光武帝于是以平民身份仗义奋发，挥袖起兵，大声号召，天下纷纷响应。邓禹、冯异、寇恂、耿弇、吴汉等人，都是一时豪杰。光武帝得到他们并加以任用，平定赤眉、张步之乱，建立平定陇地、蜀地的功业，平息动乱、诛除暴徒，平定天下，最终登上帝位，功业并不逊于少康、周宣王。天下平定以后，他口中不再谈论战争，尊崇儒学和道义，褒奖赏赐奉行善政的官吏；西域派儿子来入朝侍奉，他拒绝而不接受，又不是好大喜功的人所能相比的。并且保全功臣，使恩泽显达于九族，这又远胜于汉高祖，可以称得上贤明了。因此他培植了东汉二百年的国运，汉明帝、汉章帝继承其业，使天下休养生息。到了汉灵帝、汉献帝时期，董卓、曹操之乱比王莽之乱还严重，但建安年间的名位和国号仍然存在，难道不是光武帝垂示教化、树立法则，培植了风俗、庇护了子孙吗？石勒贬低光武帝而尊崇汉高祖，并不是真正懂得尊崇汉高祖。他大概看到当时如项籍、淮阴侯韩信一类的人，都是勇力和智慧超群的豪杰，而汉高祖却都能使他们被荡平、臣服，所以不得不低头北面称臣。光武帝有仁厚之心和深厚德行，和石勒志趣不同，又哪里是石勒所能窥测的呢？曹子建评论汉高祖、汉光武帝的文章，见识卓越、议论宏大，确实是百世都无法改变的高论。论李固、杜乔 东汉自光武帝、明帝、章帝勤勉治学，培植气节，所以即使传了几代而逐渐衰落，仍有袁安、杨震、何敞、朱穆、张纲、傅燮等君子，个个清正恭谨、正直不屈，面临患难和生死也不改变操守。至于李固、杜乔二人，更是疾风中的劲草，卓然杰出。梁冀擅自掌握废立皇帝的权力，有利于扶立年幼者；李固、杜乔与胡广、赵戒共同争辩此事，后来胡广、赵戒顺从梁冀，但二人的志向始终不可动摇，争辩无效后便以死相继，他们对汉室实在忠诚。权奸想要擅自掌握国家大权，必然要害死那些忠直不屈、不肯与自己同流的大臣，以震慑其余人，梁冀对李固、杜乔就是这样。他认为这些人一旦被除掉，上面的君主就势单力孤，下面百姓的希望也断绝了，其余人都是软弱无能、容易控制、贪恋职位俸禄的人罢了。后世奸臣多仿效他的做法，而君主都没有醒悟，最后君主一人孤立在上，前后左右全是奸臣的人，难道不可悲吗？汉末被称为忠臣、并称为李杜的有三组：李云与杜众，李膺与杜密，以及李固与杜乔。总要以李固、杜乔为首。

译东汉总论 自王莽篡夺汉朝以来，处在不该处的地位，败坏礼制、扰乱法度，借文章粉饰奸邪言论，毒害流布华夏，使百姓无法生活。因此人心思念汉朝，光武帝从南阳起兵，拨乱反正，平定天下，能够继承汉朝宏大的基业。和少康、周宣王的中兴盛况相比，所费力气更大，成功也更伟大。光武帝即位后，用文治守成，兴办学校，选拔廉能之士，崇尚教化，敦厚士人的操行。西域派儿子入朝侍奉，他拒绝接纳；与汉武帝开边境、招致事端相比，差别太远了。他不把功臣任用于行政事务，使他们能够终享福禄，又远远超过汉高祖的寡恩。只是废黜郭皇后、杀死韩歆，成为盛德上的缺憾。汉明帝以英明睿智的资质，加上喜好学习、尊重道义，亲临辟雍，尊崇桓荣、李躬为五更，用来劝勉贤能、尊崇圣人教化，到了极点。他友爱东海王，又体现了《常棣》所说兄弟亲爱的意义，始终没有间隔。汉章帝宽厚仁慈，爱护百姓、致力根本，休养生息，尊重信任东平王，任用第五伦为丞相，于是天下得到治理。汉和帝年幼继位，处理政事没有过失，能够任用郑众等五人诛杀窦宪，但宦官之祸也由此埋下根基。汉殇帝早逝，汉安帝庸弱昏暗；汉顺帝依靠宦官常侍的力量才得以恢复正统，外戚之祸平息了，常侍之乱却兴起了。此后梁冀掌权，汉冲帝在位短暂，汉质帝中毒，汉桓帝有可作为的条件却不能自强；外有强臣，内有宦官，正直之士被废黜排斥，贿赂公开流行。到了汉灵帝时期，党锢之祸更加严重；汉献帝仍只是寄居于权臣控制下的君主，汉朝国运也就转移了。西汉因为汉文帝培植元气，恩德深入百姓，所以光武帝起兵时民心归附。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都是贤明君主，爱护养育百姓、培植国家根本，也未尝做得不好。然而自汉和帝以后，外戚、宦官相继兴起，把天下贤才罗织起来，置于罗网、陷阱之中。这样下去而民心不离、天下不亡，是很少有的。可是董卓、曹操肆意施虐，汉朝守住臣位二十多年，昭烈帝继承正统，使汉朝国运延续四十多年，难道不是祖宗培植气节留下的余烈吗？开创国家、承继家业、为子孙留下谋略的人，应当知道应该崇尚什么。论蜀汉的兴亡 汉朝自汉桓帝、汉灵帝以来，王道中断，奸臣权势乘机而起，曹操、孙权、公孙瓒、袁绍相继窥伺帝王名器。昭烈帝是汉室后裔，怀有忠义之志，具备雄杰才能，想要恢复天下、扫除大恶。然而他先归附陶谦，后依靠公孙瓒，又寄居袁绍处，后来在荆州作客；期间遭遇危困、祸乱，多得无法计数。英雄不能施展武略，只能狼狈奔走，前后二十年。得到孔明之后，便把他当作股肱，托付心腹大事，采用他的谋略，获得荆州各郡的土地，又拥有涪城、成都的险要，形成三国鼎立的形势。然而最终不能恢复天下，只得到一州，固然是因为曹操、孙权势力强盛、立国已稳，不能很快平定，也因为没有专心谋取魏国，反而因愤怒出兵攻打吴国。假使采用赵云所说的策略，占据黄河、渭水上游来讨伐逆贼，汉室大业未必不能成功。最终在猇亭大败，威势受挫、形势逼迫，这也是昭烈帝的过失。到了后主时期，信任孔明，成都大治，守住父亲留下的功业，保全土地、安定疆域。孔明七擒孟获的威势、六出祁山的锐气，使敌国像害怕老虎一样畏惧他。等孔明去世，黄皓、陈祗掌权，残害百姓、误害国家，汉朝国运便告终了。唉，治乱的道理，难道不是取决于君主任用贤才还是不任用贤才吗？昭烈帝当年狼狈奔走，是因为没有得到孔明；后主能够守住前代功业、使敌国畏惧，是因为孔明在相位；后主任用黄皓、陈祗而丧国败家，是因为孔明已经去世。贤人是国家的珍宝，难道不是真的吗？东吴总论 自刘氏衰落以来，孙坚占据江左之地，虎视中原。他的儿子孙策继承事业，与周瑜交好，招集士大夫，江淮之间的人都归向他。他善于用人，宽宏通达而有法度。他的弟弟孙权承继其业，任用贤能、采纳谏言，周瑜、鲁肃、张昭、顾雍、陆逊都被提拔任用，于是形成三国鼎立的形势，奠定了东吴的基业。东吴兵强将勇，敌国都害怕它。曹操的智慧谋略远超常人，却在赤壁大败。曹丕多次兴起大军，临江据守，大概是因为英雄排列布置在各处，内外共同施展防御力量。到了孙亮时期，吴国的国势由盛转衰，祸乱从内部发生。孙綝这个小人在内部作乱，但当时外无边患，政治也没有大的缺失。到了孙皓时期，苛刻严酷、滥用刑罚，暴虐日益严重；任用的人不合适，施加的刑罚又与罪行不相称，使百姓承受倒悬般的痛苦，吴国也随之灭亡。即使有忠臣和守节而死的义士，又能挽救什么呢？所以说，王濬的才干并不像曹操那样雄杰，他统率的军队也没有八十万之众。然而赤壁之战使孙权兴起，石头城之战却使孙皓灭亡。这难道是因为战守之道、险要地势的利弊和过去不同吗？刘禅因为昏庸而灭亡，孙皓因为暴虐而灭亡，是上天厌弃他们了。至于魏、晋，又有什么值得责怪的呢？

译东晋总论 晋朝自贾皇后扰乱朝政以来，八王相继起兵，刘渊、石勒在中原交相作乱，百姓遭受涂炭。晋元帝占据江左之地，后来实现中兴。当时有王导、周顗为他谋划，卞壸、顾荣、贺循等人分掌各种政务；祖逖、刘琨各自统率强兵。假使元帝果真有恢复中原的志向，亲自统率荆州、吴地的军队，兴起讨除暴乱的军队，迅速诛灭刘渊、石勒，完全平定天下，那么晋朝基业就会永远安定，天下也会统一。可是他却拖延时日，只图苟且偏安，有见识的人从此知道晋朝基业不会再振兴了。到了晚年，又发生王敦之乱，以至于他怀恨而死。晋明帝年少而聪敏，亲自消灭大恶，但在位年限不长，君子都为之惋惜。到了晋成帝时期，朝廷内部有苏峻之乱，幸赖温峤、陶侃、卞壸忠勤为国，国家得以无忧；成帝勤俭爱民，也算是当时的贤明君主。晋康帝在位时间短，国家没有发生大事。到了晋穆帝时期，外有桓温跋扈专权。晋哀帝在位短暂，到了晋帝奕时，终于被桓温废黜。晋朝的政局从此衰败。晋简文帝、晋孝武帝、晋孝安帝几位皇帝，不过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只是尸居其位而已。朝廷内部弊政很多，奸臣屡次出现，到了晋恭帝时，司马氏的天下改成了刘氏的天下。唉，创业艰难，守成也不容易，关键只在君主能否任用贤才、采纳谏言；做到这一点，天下自然安定，国家也能长久稳固。晋朝君臣崇尚浮华虚妄、没有实际用途的言辞，风俗已经浅薄，天下人心也随之浇薄，所以王敦、苏峻、桓温、王恭、殷仲堪等相继起兵作乱。假如不是王导、温峤、陶侃、谢安几位君子，晋朝几乎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了，何况还能转危为安、恢复旧业呢？国家势力的振兴，没有超过刘裕时期的。刘裕不忠于国家，反而图谋篡夺，君子对此只能三叹惋惜。论北魏世祖拓跋焘 北魏自拓跋珪以来，国家富裕，军队强盛，政治和谐，百姓安定。到了世祖拓跋焘，凭借前两代的基础，奋发施展英雄志向，南侵北讨，东征西伐，使魏国疆域广大、军力强盛，大体都是他的功劳。虽然他喜好异端，在坛场接受符箓，这是他的过失；但他能够听从高允的进言，并且进一步赞美他，尊崇祭祀孔子，用太牢祭祀孔子，命令公卿子弟入学，征召世家子弟和隐逸遗才，也渐渐成为贤明的君主了。只是功业没有完成，最终发生宗爱之祸，大概也是平日任用权术、喜好杀戮造成的。若把境内的沙门全部杀掉，不是太苛酷了吗？讨伐刘宋之后，河南变成一片赤地，连燕子都只能归巢于林木之间，不是太残酷了吗？唉！天道讲求报应循环，难道不应当引以为戒吗？《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五 论 论唐太宗 隋炀帝时期，天下分崩离析，群雄怒目相视，窥伺帝王名器。于是唐太宗凭借英雄资质，具备仁义德行，又有高祖这样的贤明父亲。以《易经》的道理说，坤卦六四爻“括囊，无咎无誉”，六五爻“黄裳，元吉”，九五爻“飞龙在天”，这里大概是说高祖凭借柔顺中正的德性，依靠太宗刚健的才能，把它发挥出来并加以施用，以安定天下，唐室的兴盛本来就应当如此迅速。太原起兵、长安立帝，不必采取诡诈虚伪的行为来谋求利益，也不必尊奉江都而拥立代王；应当正名定罪，以声讨罪行和大义讨伐他们。即位之后，他振作精神治理国家，减损自己而使百姓受益，爱护百姓、听从谏言，亲身实行仁义，任用房玄龄、魏征之流，君臣相互投合，不敢懈怠，从而成就贞观盛世。他的美德善政说不尽，可以说是三代以后特别杰出的贤君。虽然征伐辽东时志满意足、心生骄盈，但失败以后立即重立魏征的碑，慰劳他的妻子儿女，并深深自责；他改正过错也已经非常迅速了。贤君不是每代都有，周成王、周康王以后，过了数百年才有汉文帝；汉文帝以后，又过了数百年才有唐太宗。总之，他们都能虚心对待万物，减损上层而使下层受益，因此成就天下盛治。唐太宗和汉文帝大体都采用这种道路。汉文帝质朴而德性纯厚，超过唐太宗；但论到达成的盛治，汉文帝怎么能比得上贞观时期呢？有人说，唐太宗因为有魏征，所以自身修养好、国家治理得好；魏征死后，他骄傲自满的念头便产生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正因为有唐太宗这样的君主，才有魏征这样的臣子；假使唐太宗只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魏征，又能怎么样呢？只是唐太宗内心没有真正体悟大道，身上又有求取名声的念头；他虽能屈己听谏，却免不了用权术驾驭人，所以不能使天下达到熙熙皞皞的盛治。至于后世那些拒绝谏言、憎恶贤能、骄奢自满的人，与唐太宗相比，更是远远超过数倍。论长孙皇后 闺门，是王道教化的起点。《诗经》三百篇，却一定以《关雎》为首；《礼记》严肃对待婚礼，《尚书》重视皇女下嫁；《易经》上经以乾坤为首，下经以咸、恒为首。因为知道端正家庭的道理，必须从闺门开始。闺门端正，家庭才能整齐，国家才能得到治理。帝王册立皇后，取法乾坤，必定要选择有美好德行的人，使她能够辅佐成就内政，安静守正、承载万物，然后配合乾坤之仪，成为天下人的母亲。所以太任、太姒秉持妇德而使周朝昌盛；明德马皇后能够恭敬节俭而使汉朝光大，这些都是古今所称道的事实，不能抹杀。文德皇后长孙氏，实在是闺门中声望美好的典范。她仁慈孝顺、恭敬节俭，年轻时喜爱读书，辅佐完成内政，帮助极大。她教导诸子，常把谦逊节俭放在首位。唐太宗也敬重她的德行。有一次早朝回来，愤怒地说：“我恨不得杀了这个乡巴佬。”皇后问是在说谁，太宗说：“魏征。”于是皇后退下换上礼服，向皇帝道贺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下才会正直，这正是因为陛下圣明啊。我怎敢不来道贺？”于是太宗高兴起来，魏征的进言便没有不听从的。唐太宗难道真的想杀魏征吗？虽然没有这个意思，却多少有些不喜欢听谏言。皇后一听到这句话，立即借道贺的机会委婉地进行讽谏。魏征更加受到宠信，唐太宗的善德也更加彰显。由此才知道，端正内宫的益处不可缺少；乾卦的刚健，必定要得到坤卦的贞正来顺承它。《易经》说：“牝马属于大地一类，行走在大地上没有疆界。”马是阴类之物，阴的德性有利于柔顺；但必须柔顺而守正，并且能够行遍大地、没有疆界，才可以辅佐乾道，使恩泽施及天下。如果只是柔顺而缺少贞正，又怎么能帮助乾道、广施恩泽呢？长孙皇后不干预朝政，即使皇帝询问她，她也始终不回答，可以说是懂得安静守正的道理。她资助公主出嫁，以委婉劝谏来安定正直之臣，生病后也不求助于佛道方术，这些尤其贤明，她的声名流传百世，与周文王的母亲太姜、太姒相媲美，实在是应该的。

译论唐肃宗 天宝年间发生叛乱，唐明皇幸蜀，肃宗留在灵武。同年秋天肃宗即位，尊明皇为太上皇。君子说：“肃宗即位，不合礼法。即使说是依从众人的心意、顺应明皇的命令，但他迅速取得帝位，开创了后世趁乱夺位的先例，难道不是违背做儿子的道义吗？”等到他削平大难、恢复天下，迎太上皇回到西京，早晚侍奉，亲自履行做儿子的职责，可以说是好的。然而他听信宠臣的言论，把太上皇迁到西内，又派兵守卫他，这就不是人所应有的行为了。世人称道他收复失地的功劳，把他看作中兴之主，然而他的惭德实在很多。当时郭子仪在外效力，李泌在内谋划，所以平定叛乱易如反掌。等到局势恢复正常以后，肃宗的志向却荒废了。开始时中兴大业正盛，建宁王却被害死；后来肃宗自己尚未安定就去世，张良娣又被杀。身为人子，却不能保全父亲；身为人父，却不能保全儿子；身为人夫，却不能保全妻子。三纲都沦丧了，还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呢？论唐德宗 世人评论唐德宗，认为他有三项过失：一是实行姑息政策，二是任用宦官，三是喜好聚敛财物。但他们不知道，他造成祸乱的根源在于任用小人、猜忌君子。看他刚即位时，任用崔祐甫为宰相，天下清明安宁，屡次施行善政。他拒绝李正己送来的财物，却把这些财物赏赐给李正己的本军，并不是一味姑息；他杖责宦官邵光超，并不是任用宦官；他下诏停止各地进贡，也不是喜好聚敛。因此天下一致称赞治理得好，几乎可比贞观。可是卢杞一被任用，三件事全都反过来，于是逐渐导致泾原之乱，难道不是治乱兴衰的明显验证吗？在奉天受围困时，朱泚包围城池，援军没有到达，德宗这才开始相信陆贽的话，听从他的计策，颁下罪己诏，于是将士感动哭泣。李怀光再次叛乱，德宗幸临梁州，途中失去了陆贽，痛哭不已，后来采用他的谋略，国家又得以安定。等到复国以后，却过河拆桥，因为听信谗言而疏远陆贽。他害怕藩镇之祸，后来又采取姑息政策；想到财政困窘的弊病，却又加重对财货的贪求。宦官掌权，天下衰微，这就像身体虚弱的病人刚刚痊愈，因为担心他不能饮食，便让他饱食酣饮，难道不是很危险吗？推究事情的始末，起初的清明，是因为任用崔祐甫；他的祸乱，是因为任用卢杞；他恢复故都，是因为信任陆贽；后来又恢复到危乱状态，是因为最终没有任用陆贽，反而把他贬斥了。同一个人，所作所为竟然如此反复，大概是能在有事之日警戒自己，却不能在无事之时谨慎自守。他导致祸乱，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论唐宪宗 自天宝之乱以来，天下分崩离析，百姓遭受涂炭，藩镇强横，权力转移到宦官手中。唐肃宗、代宗、德宗屡次被迫迁徙，国势衰落，叛臣遍布。到了唐宪宗，他凭借英武资质，任用贤能的宰相，听取言论、采纳谏诤，约束自己、安定百姓，削平藩镇，易如反掌。于是平定夏州，消灭蜀地割据势力，使江东入朝，收服泽潞，招致魏博，平定淮蔡，归服成德，振奋了五代以来不振的声威，拔除了数代以来擅自发号施令的叛乱者。威势和赏罚归于朝廷，政令出自君主，发布号令、施行政令无不妥善；即使强大的藩镇，也顺从朝廷、谨慎奉命，称为中兴，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等到天下平定、四海无事，他却任用进献求利的臣子，听信方士之说，志满意骄，祸患从疏忽之处兴起，实在可惜！假使宪宗能够善始善终，任用裴度并推行他的主张，斥退皇甫镈、程异之流，再加以休养生息，建立万世基业，那么贞观之治重新出现，也未必不可能。论唐穆宗 自古亡国败家，没有不是由于子孙昏庸软弱，违背先王的法典，从而导致丧乱。唐朝自唐明皇晚年起，不再修治唐太宗的事业，对外任用小人，对内宠爱妃嫔，天下大乱，原因就在这里。到了唐宪宗，唯独能够振奋前代的威势功业，以成法为鉴，削平藩镇，天下归心。到了唐穆宗，又不能修治宪宗的政务，游猎、声色，放纵心志、沉溺欲望；宰相萧俛、段文昌、杜元颖等人又没有长远谋略。于是朱克融在卢龙作乱，王庭凑在成德倡导叛逆，魏博各军也相继叛乱，几十年经营所得的一切都不再拥有，唐朝最终因此灭亡。难道不是后代不肖，不能守住父祖的基业，才导致丧乱吗？欧阳修说：“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逸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看唐宪宗在延英殿议论政事，汗水湿透御衣后背；再看唐穆宗沉湎酒色，他们的勤勉与安逸相差多么远啊！论褚遂良 天下的治乱，取决于臣子的邪正；臣子的邪正，又取决于君主任用还是不任用他们。唐朝兴盛时，太宗凭借英武资质，得到魏征辅佐，言听谏从，历经多年，因此成就贞观盛世，天下安宁，几乎达到三代的水平。到了高宗时期，昏庸淫欲，内政已经倾覆，天下也随之混乱。即使有褚遂良这样忠正无私、敢于抨击君主过错的人，也只能因此遭受斧钺之刑，又怎么能够辅佐匡救、使天下安定呢？由此看来，正直之士、忠臣并不缺少，真正相互感应的，是君主是否信任任用他们。因此有尧舜这样的君主，必然有皋陶、夔、后稷、契这样的臣子；有桀纣这样的君主，必然有飞廉、恶来这样的臣子。尧舜在上，即使有飞廉、恶来一类的人，也必定把他们流放到远方；桀纣在上，即使有皋陶、夔、后稷、契这样的贤臣，也会把他们排斥而不任用。云随龙而行，风随虎而生，气类彼此感应，这个道理本来就不会改变。所以太宗处在帝位而魏征得到任用，高宗处在帝位而褚遂良被弃置。假使魏征处在高宗时代，也同样难免被废黜的祸患。结果忠臣逐渐衰微，皇后掌权，奸臣窃取福柄，国家遭到灭亡。这难道不是高宗的过错，还是谁的过错呢？褚遂良以公义消灭私心，忧虑国家而忘却家庭。在太宗时期，他就多次直陈忠谏。到武后想要被立为皇后时，太宗召集大臣，褚遂良说：“今天的召见，多半是为了中宫之事。皇上的心意已经违背正道了，这样下去我一定会死。”于是请求单独进谏。他进去后，皇帝果然谈起立后之事，褚遂良极力劝谏，皇帝不听，他便把笏板放在殿阶上，叩头叩得流血。皇帝发怒，把他贬出朝廷担任都督。不久，长孙无忌等人也获罪，褚遂良死在迁谪之所。唉，褚遂良可以说是忠诚了。君主有过错，他便进谏；君主不听，又进谏；仍不听，便把笏板放在殿阶上，叩头流血继续劝谏，最终颠沛流离，死在迁谪之所。这难道不是高宗的过错吗？然而褚遂良虽被贬斥、流离到这种地步，忠臣的名声却流传千古，浩然正气长存于史册。他本人虽然死去，却可以在地下与太宗相见；作为唐朝名臣，一心存念国家，真是伟大啊！

译论郭子仪 自古以来，出将入相、关系国家安危的大臣，必定具有忠诚的德行和治理世事的才干，能够扶危定倾、安邦守国，然后才能建立非凡功勋、成就万世事业。汉朝的孔明、唐朝的郭子仪，确实就是这样的人。两人都凭借忠正老成成为当世众望，又具备非凡才能，功劳盖过天下。因此诸葛亮死后蜀汉灭亡，郭子仪在世时唐朝得以复兴。古今所称道的事实，确实如此。天宝之乱时，唐明皇幸蜀，肃宗继位，河南、河北两京都被叛贼占据，叛军像蜂群蚂蚁一样聚集，无法收拾。而郭子仪率领朔方军，平定关中，收复两京，使唐朝国运中途复兴。他对唐朝的功劳太大了。等天下大体平定、大难略微解除，谗臣伺机进言，朝廷却夺去了他的兵权。然而朝廷的命令早晨传来，晚上便执行，他内心没有丝毫怨恨；他单骑去见敌人，用诚信感化他们。若不是对君臣大义笃厚坚定、足以感动天地、使鬼神哭泣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他侍奉君主忠诚，统御下属宽恕，待人和善，驾驭将领真诚。因此，鱼朝恩本是小人，却因他而知晓感化；田承嗣本来傲慢凶狠，却向他拜受使者之礼；回纥本是蛮夷，却仰慕他的诚信；仆固怀恩据守汴州时，他仍以礼币相待。功勋名声显赫光耀，千古不朽，正是因为他的忠义笃诚发自内心。论陆贽 治理并不一定只产生于太平之日，祸乱也不一定只产生于乱世；拥有国家的人，应当端正根本，及早辨察这些征兆。我读史读到唐德宗时期，认为朱泚之乱并不是产生于姚令言，而是产生于任用卢杞；恢复唐朝的功劳不在于任用李晟，而在于信任陆贽。天下的治乱、国家的安危，都在于君主任用一个人。因此看来，任用人才难道可以不慎重吗？奉天之难时，天下反叛的有十分之四五，藩镇拥兵强盛，虎视中原；朱泚兵强将勇，围困奉天城数月。他们突破包围、解除危难，冒着箭石、迎着刀锋，救出皇帝、恢复国家，固然是李晟、浑瑊等将领的功劳；但筹划大计、调和天下，使各镇人人思慕唐德的，若不是陆贽的功劳，又是谁的功劳呢？所以我说，恢复唐朝的功劳不在于任用李晟，而在于信任陆贽。陆贽为人刚正严明，具有治理世事的才能；他的奏疏都可以施行、作为法则，实行于天下便有治理安定的效果。大体上，他以仁义作为根本，以财货作为末务；议论深切合乎实际，言语不离道德。至于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忠厚与苛刻的差别、推诚相待与运用权术的分界，他无不反复向德宗说明。所以在奉天危难之时，德宗完全听从他的意见，藩镇畏惧朝廷威势；德宗到梁州避难时，与陆贽在道路上失散，痛苦得像失去了左右手。等天下大体平定、大难略微解除，德宗却把陆贽置于闲散职位数年；即使任命他为宰相，也不能真正信任，后来又听信裴延龄的谗言，把他贬到远州。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竟然如此难以辨明，即使陆贽反复劝说，自己也免不了被废黜。唐顺宗即位后又想任用他，诏书还未到，他便去世了，实在可惜！论李晟 唐朝的祸乱起始于藩镇强横，他们像虎一样窥伺天下，彼此结为朋党。河北诸镇尤其严重。大概从肃宗时起，仆固怀恩怀有不轨之心，想要结交强镇，便把叛将任为节度使，于是节度使世代承袭，把藩镇视为己有，不再奉行朝廷命令。后来发生泾原之乱，德宗巡幸奉天，诸镇中虽有为王室竭力、抗拒朱泚的人，如李怀光；但只要稍有不合，便又反叛归附朱泚。于是藩镇的势力更加横行，而天子的权力更加削弱。只有李晟不是这样。李晟凭几千兵力击破朱泚，解除重围，后来又处在两个叛寇之间，最终收复西京。他身居宠贵，是唐朝的宗臣，功劳也很伟大。但张延赏一类人的谗言一传播，他便流泪眼肿，人们只议论他胆怯，却不知道这正是他成为纯臣的原因。假使李晟像李怀光一类人那样，受到谗言便叛乱，难道是他的兵力和才勇不足吗？只是他明白君臣的名分，忠义深厚，邪私之念不能动摇他罢了。世人称郭子仪忠厚诚信，是唐朝名将，所以他部下的诸将如李晟、马燧、浑瑊，都有非凡的功勋，而李晟尤其是其中最杰出的人吧。论裴度 宪宗刚即位，就有削平藩镇的志向，任用贤能的宰相。当时杜黄裳、李绛、裴度等人都居于相位；而出将入相、功业显著的人，又以裴度为首。当时宪宗正把治理天下的希望寄托在裴度身上，裴度也把天下安治视为自己的责任。国家有贤相，外部寇敌便拱手屈服，这是理所当然的。当吴元济想要作乱时，他自己请求承袭节度使，朝臣都一味姑息，想答应他。宪宗说：“我任用裴度一人，就足以攻破两个叛贼。”于是听从他的谋略，专门委任他并要求他完成责任。这样，成德、魏博、淄青三镇都归服朝廷，天下正一致地期待太平。人们以为武功既已成功，裴度辅佐天子，居于朝廷，发扬文治，这是多么美好的君臣际遇啊！却不知道志得意满便产生骄傲，小人乘隙而入，方士鼓吹邪说，贪利的臣子又侵入他的心腹，于是裴度被调出朝廷，任河东节度使。穆宗时，三镇叛乱，又用裴度讨伐它们，但小人在朝廷内部阻挠他，使他不能成功。敬宗听信韦防厚的话，任用韦防厚为相，又把裴度调出朝廷。文宗有优厚尊崇他的典礼，却没有真正信任他的心意，裴度于是优游于绿野堂，不再有心于天下大事了。唉，君臣之间，竟然如此艰难吗？凭裴度的忠诚正直，加上治理国家的才能，历事四位皇帝，只有宪宗初年对他的信任专一而深厚，因此取得了成效；其余时候，有时任用他却不专一，有时又把他调到外地，都是因为小人在朝廷，正直的人一天比一天被疏远。以宪宗对裴度了解之深、裴度功业之显著，尚且不能保全他的晚年，何况穆宗、敬宗、文宗呢？

译论李绛 唐朝自肃宗、代宗以来，皇帝的威令不能施行，藩镇骄横跋扈。宪宗刚即位，就有削平藩镇的心志，任用贤相，听取直言，纠正过失、恭谨勤勉而不懈怠的人，以李绛为首。李绛继杜黄裳、裴垍之后任相，宪宗想要治理天下的心情正十分迫切，常常把唐太宗的治理作为自己的目标；李绛也把自己比作魏征。因此君臣彼此投合，如鱼得水，言语必听，计策必从，没有什么意见被违背。正因为如此，即使宠爱莫过于吐突承璀，也把他疏远而调到外地；即使信奉莫过于佛教，也果断地斥责并拆毁佛教碑楼；对朋党的疑虑，一句话便能消除；对财货的嗜好，一句话便能化解。这样施行了几年，内政安定，外部平靖，承宗束手无策，吴元济也被擒获。虽然可以说有裴度的力量，也是在李绛先行开启局面的基础上实现的。我曾评论唐太宗对魏征、宪宗对李绛：他们是否任用这两个人，关系到天下是否得到治理，始终没有不同的轨迹。为什么呢？太宗任用魏征，天下大治，米每斗三钱，夜间门户不用关闭；魏征去世以后，便有东征之事，天下疲敝，公私都困乏。宪宗任用李绛，藩镇畏惧威势，不敢横行肆虐，百姓财物充足，天下安定；李绛一被调出朝廷，听取意见的心意便渐渐懈怠，等到平定蔡州后又志得意满、内心骄傲，就更加无法控制了。由此看来，凭太宗、宪宗这样的英明之主，尚且要依赖贤相辅佐，何况才智中等的君主呢！论李德裕 唐朝自唐明皇以后，对国家造成大害的，外部有藩镇强横，抗拒天子；内部有宦官掌握权力，擅行威福。武宗即位后任用一个李德裕，河北三镇便效命朝廷；昭义军抗命，他就用两镇的兵力讨伐。仇士良屏息收敛而退休，后来又籍没他的家产。为什么皇帝的威势和命令能够施行到这种地步呢？大概是因为贤相掌权，垂着衣带、端正持笏，不动声色，而天下自然畏惧他的威势。当时武宗正信任李德裕，期望他一定能治理好国家；李德裕的才干也足以制服各藩镇，所以各镇使者来到京城，他一定当面告诫说：“告诉你们的使者，与其派大将来求官，哪里比得上亲自结交圣明天子呢？”因此三镇不敢产生异心。为国家承担轻重责任的人，李德裕几年的功劳和显赫声名，可以和裴度相比；然而他不能免除朋党习气，借公事报私仇，凭权势雪私恨，君子没有不为此惋惜的。凭李德裕的才干，再加上公正无私，即使古代名臣又有谁能超过他呢？唐朝总论 治理天下的方法，应当把端正风俗、取得民心、敦厚士人的品行、恢复古代礼制作为首要任务。所以到了王朝末年，人民仍然思念它而不能忘记，后世子孙也依靠这些遗泽得到安定。唐朝承接五代末期的局面，高祖创业以后休养生息，把武力转向文治。太宗凭英武的资质，又有忠贞之臣辅佐，听取言论、采纳劝谏，任用贤能、录用人才，兴办学校，劝导农桑，施行租庸调法，为子孙万代谋划，可以说谋划得很周详了。高宗是柔弱昏暗的君主，承接父亲留下的功业，刚即位时颇有善政；晚年宠爱武后，死后皇位便转移。唐朝宗室子孙几乎被杀尽，中宗又沿袭覆亡的道路，被妻子杀死；与高宗相比，几乎更加不如。睿宗是唐明皇的父亲，没有参与复辟的功劳；但父亲因儿子而尊贵，所以唐明皇讨伐叛贼，睿宗进入宫中即帝位。睿宗鉴于李建成之乱，按照嫡长的原则而又考虑功劳，继而传位，可以说懂得权变。唐明皇即位后，治理天下的心志正十分迫切，任用姚崇、宋璟为相，二十年间的政治接近贞观之后的盛治；后来宠爱杨贵妃，任用李林甫，导致安禄山之乱，皇帝出逃，天下分裂，于是祸乱从这里开始。肃宗任用郭子仪削平叛党，恢复唐朝社稷；但后来竟任用叛贼党羽为节度使，于是河北三镇的祸患直到唐朝灭亡也不能平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代宗、德宗都是才智中等的君主，喜欢一味姑息；内部又有宦官造成的祸患。顺宗即位几个月，便把国家传给太子。宪宗有统一天下、恢复祖宗功业的志向，于是杜黄裳、裴垍、李绛、裴度等人相继任相，河北三镇归顺效命，不敢横行肆虐。但宪宗晚年被方士的说法迷惑，志意又骄傲自满，因此有陈弘志作乱的祸患。穆宗不能承当大业，三镇再次失去。敬宗即位三年便被宦官杀害。文宗受制于家臣，忧郁而死。武宗任用一个李德裕，藩镇便屏息收敛，宦官也收敛手脚；但因为在位时间短，未能实现他的志愿。宣宗把刻薄当作明察，多用权术，但听取劝谏不懈怠，尽心于民政，不敢稍有懈怠。懿宗骄奢无度，国家元气已经败坏，等到僖宗、昭宗时，唐朝终于灭亡。唉！看看太宗制定法度、留下谋略，为子孙打算，难道不是周详而深远吗？然而最终仍然走向灭亡，大概就是所谓取得它艰难、失去它容易。总的说来，唐明皇以前，内部叛乱较多，祸患多由女色兴起；唐明皇以后，外部祸乱较多，祸患多由藩镇引起，又加上宦官内部争斗。不过到了僖宗、昭宗，多次迁徙京城，多次陷入危难，群雄彼此观望，却不敢离开臣下的地位，即使朱全忠篡夺皇位也是如此。而仍奉行唐朝正朔、称用天祐年号的藩镇还有好几个，这难道不能说是太宗留下的功德吗？《尚书》说：“以先王所成就的法则为鉴戒，这样就永远不会有过失。”难道确实如此吗？《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第五卷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第六卷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