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六

译后唐总论 我读《五代史》，五十年间更换国号一共五次，没有一次不让我放下书叹息。我说：“唉！世道衰败，人心苟且浅薄，早晨还向梁、唐称臣，晚上又归附汉、晋，始终没有确定的方向。然而考察各国取得政权是否正当，其中胜过其他的，还是后唐稍微好一些。李国昌平定庞勋之乱，略有一点功劳；李克用在黄巢之乱时，有恢复唐朝的功劳。虽然他拥兵强大、抗拒朝廷命令，也不能说没有过错；但与朱温相比，贤明得远了。到了晚年兵力衰弱、锋芒锐减，朱全忠倡导作乱，不能再次平定天下，只能保全自己。庄宗首先承接父亲的功业，加上英勇的资质，多次作战多次取胜，终于消灭大盗，建立国家、立下社稷。但他只是沉溺于一时的享乐，不替万世谋划，刚得到帝位，便沉迷声色，以至于死在伶人手中，难道不可悲吗！明宗本来没有想要即位的心思，资质性情宽厚，没有苛刻猛烈的政令；但他连文字都不识，而辅佐大臣不过是冯道等人，想要达到盛治，也已经很难了。闵帝年幼，享年不长；潞王猜忌，石敬瑭最终导致国家灭亡。唉！假使庄宗能够制定法度、留下纲纪，为后代子孙留下谋略，后嗣又有贤明的君主，那么天下的离散，应该不会像这样严重了。然而他一旦得志，就宠爱女色，亲近顽童；在艰难时刻，和太宗一样英武；在安逸闲暇的日子里，却和太宗完全不同，毫无警惕。僖宗、昭宗时代本来已经亡国，他的后唐事业又一败涂地，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论张承业 韩愈说：世上本来有名义上是儒者、行为却像墨家的人，问他的名声，是儒者；考察他的行为，却不是儒者。这样的人难道还可以同他交游吗？如果有名义上是墨者、行为却像儒者的人，问他的名声，不是儒者；考察他的行为，却是儒者。这样的人难道就不可以同他交游吗？我认为后唐的张承业也是这样。自古以来，宦官误国误家的人很多，他们这一类人多得难以数清。唯独张承业凭孤忠丹诚，终身效忠唐朝；他节省费用、爱护百姓而效力于晋，聚敛钱财，大概也是想要平定后梁、恢复唐朝罢了。这难道不是名义上是宦官而行为上是忠良吗？正是君子所应当取法的。唉！五代之时，世道衰微，王纲荡然无存，读书学圣的人都进入山林寻求自我安乐。当时像张文蔚、杨涉、蒋元晖、柳璨之类的人，都把国家和人民输送给朱温，成为他的羽翼；唯独宦官中还有一个值得取法的人。那么五代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论宋太祖 自三代以来，太平到了极点便产生祸乱，祸乱到了极点便希望治理，这种情况是有的。但从来没有像前五代、后五代那样分崩离析、长期混乱的。所以对于开创基业的君主，我唯独认为唐太宗、宋太祖是别人不能比的。这两位君主，都凭非凡的才能平定天下，又以仁爱之心、宽平之政养护百姓，治理的功业灿烂，光照千古。不过在家门内部的政治、兄弟之间的友爱方面，唐太宗比不上宋太祖。宋太祖继承周世宗之后，占有河洛；刚即位时，首先把安定内部作为根本，兴办学校，褒奖忠良，丈量民田，开放言路，惩治节镇造成的祸患，命文臣主管州政，又让常参官主持县政。国内安定之后，才兴兵出征，讨伐南汉，攻克西蜀，无不闻风披靡，叩头来朝。偏师向北进发，刘钧吓破了胆；水军南下，李煜归顺纳命。虽然也有诸将效力的功劳，但同样是由于太祖处置得合乎道理。五代的君主得到天下后，对外猜忌各镇，对内沉溺声色。宋太祖在杯酒和几句话之间便解除藩镇的兵权，君臣之间名分分明而情义深厚，并且把俭约作为要务。治理安定、功业成功之后，制定礼制、制作乐章，把这些传给后代，作为万世的法则。他取得成功、达到盛治的程度，几乎可以和唐太宗相比；而建国规模的端正，又超过了唐太宗。论宋宣仁皇后 《易经》说：“家人卦利于女子守正。”意思是说，闺门是王道教化的开始，必须女子守正，然后才能推及兄弟，治理家庭和国家。因此，内廷有贤德的辅佐，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至于太后临朝听政，尤其难以胜任。三代以后，贤德的皇后并不少，但临朝听政而能保全美名、把恩泽施及天下的，却从来没有过。宋朝的宣仁皇后，人们称她为女中的尧舜，确实是因为她临朝时没有失误的政事，又任用贤能、录用人才，成就了元祐之治。神宗败坏常道、扰乱法度，信任小人，天下大坏；宣仁皇后起而拯救局势，任用司马光、吕公著等贤臣，放逐奸邪，彻底改变新法。于是天下欣欣向荣，知道人生还有值得快乐的地方，难道不是宣仁皇后把恩泽施于天下吗？上天不保佑宋朝，宣仁皇后去世，小人的萌芽又重新滋长，大肆施行奸邪毒害。凡是司马光等贤臣，死去的被追贬，活着的被斥逐，甚至还想追废宣仁皇后的后号，幸赖向太后才得以停止。小人的心只想满足自己的意愿，却不顾天下的治乱，是多么残忍啊！唉，天下的事情，几个君子共同成就还嫌不足，一个两个小人败坏它却绰绰有余。韩琦、欧阳修在英宗朝治理国家，只能把仁宗嘉祐年间的政绩继承下来；王安石一改变法度，天下就大乱了。司马光等贤臣勤勤恳恳、竭尽全力，才使天下解除倒悬之苦；而章惇、蔡卞一旦放纵施行毒害，贤臣固然遭受排斥的羞辱，天下又重新陷入涂炭之灾。再传一代，便成为南宋了。小人危害国家，哪里说得尽呢！论吕端 我读《宋史》读到吕端把王继恩关在房中，进入宫中拥立真宗，然后登殿审视真宗并行拜礼时，没有一次不称许他能够决定国家大计，同时想见他的为人。当太宗去世，李太后正提出异议，皇帝年幼而时局艰难，吕端却从容地定下计策，阻止她的阴谋，关闭她的羽翼，不一会儿，继承帝位的人便确定了。过去东汉的李固在质帝去世时，不能阻止梁冀的谋划，只能以死来保全自己的操守。当时宰相权力轻微，而梁冀的威势极盛，根基盘结深厚，所以才这样。宋朝初年政治清明，信任贤相，吕端能够不动声色地处理此事，安然自若，可以说很善于应对变化了。吕端器量宽宏，才华出众，真宗一向敬重他。此前李继迁叛乱，军人俘获他的母亲，把这件事报告给太宗；太宗想杀掉她，吕端说：“今天杀掉他的母亲，明天李继迁就能被擒获吗？只是更加坚定他的叛乱之心罢了。”太宗于是醒悟。后来李继迁死去，他的儿子最终归顺纳款，这也是吕端的力量。太宗曾称吕端‘遇到大事不会糊涂’，可以说是真正了解吕端的人了。

译论韩琦 做臣子的，在国家清平之时进言纳谏、治理国家、实现太平，本来就是一代名臣。然而处在君主年幼、时局艰难的日子里，却能不动声色，使天下处于泰山般稳固的安全状态，这才是所谓国家的柱石栋梁；不是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学问智谋和勇气远远超过同辈的人，不能做到这一点。韩魏公两次安定国家大计，辅佐英宗，调和两宫关系，处理起来从容自如，使天下得到治理，难道不是国家的柱石栋梁、天下赖以安定的人吗？等到神宗即位，把他调到外地，但他从来没有片刻忘记君父的心。因此青苗法施行时，韩琦极力论说它损害百姓；辽国使者到来时，韩琦上书说明处置方法，最为周详完备，确实可以称为古代的大臣。仁宗中期，虽然君子之道逐渐兴盛，但小人有时仍被一并任用；到嘉祐以后，专任韩魏公，朝廷清明，天下安居乐业。英宗即位，又毫不怀疑地任用他，君子在朝，终于达到大治。所以任用贤人，必须使小人无法从中离间，然后疑心和二心才不会产生，而先前任用他的心意才会更加深厚。论明道程先生 自古以来，兄弟都成为著名儒者，德行在当时显著，流传的风尚影响百世，没有比二程先生更好的了。明道、伊川都师从周敦颐，学术源流既然端正，又能探究精微，卓然成为儒学宗师，继承孔子、孟子失传的学术。然而在从容宽厚、冲和深邃、气度宏大开阔而自然合乎法度方面，伊川似乎又比不上明道。明道具有辅佐君王的才能，大用他就有大成效，小用他就有小成效。他所上的章疏，引经据义、陈述善道，斟酌古今变化，可以坐而言之，也可以立即实行。他曾劝神宗防止尚未萌发的欲望，神宗拱手说：“我应当为卿戒除这些欲望。”在政事堂议事时，他一句话便使王安石惭愧屈服，大概是他的诚意和敬意感化了人，即使意见不同的人也心悦诚服。所谓虚伪的人献出真诚，傲慢的人表现恭敬，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假使神宗能够像任用王安石那样任用明道，那么内圣外王之道，就不在这之外了。可是明道最终被王安石阻挠，不能得到显著任用。等到司马光入朝任相，正要大力任用他时，先生却已经长逝了。使先生的道理不能施行于天下，天下人也不能看见先生之道的施行，三代的规模再也无法复见，难道只是宋朝的不幸吗？程明道告诫神宗说：“应当防止尚未萌发的欲望。”论。舜告诫禹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人心这种东西，最难防止遏制，却容易蛊惑人的聪明、沉溺人的志气，所以大舜首先这样告诫禹。禹是圣人，舜尚且这样戒备他，大概是说，不一定要等到它表现为行动，也不一定要等到它寄托在言语中，只要心中稍有动念，就是私心开始萌发了。难道可以不在开始时谨慎防范吗？明道先生以“应当防止尚未萌发的欲望”告诫神宗，确实是大儒端正人心的最重要原则。天理和人欲这两者，不能同时存在于思虑之间，就像冰炭不能相容、薰草和莸草不能混合一样。不进入这一边，就一定进入那一边。有人以为只是略有端倪，还没有达到严重程度，若不在渐渐发展时防范，天理就会从此消失，人欲就会从此炽盛。因此，只要稍微有贪恋声音美色的意思，我便认为是声色之私开始发动，要尽力防止它；只要稍微有喜爱珍奇、想要富厚的念头，我便认为是货利之私开始发动，要努力断绝它；只要稍微有不喜欢亲近正人、不喜欢听正言的心思，我便认为是骄傲之心开始萌发，要遏制它，唯恐遏制得不够；只要稍微有喜好宫室、服饰、玩物的念头，我便认为是奢侈之心开始萌发，要堵塞它，唯恐堵塞得不严。如果这样做，那么还有什么私心不能消灭、欲念不能消除呢？《易经》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解释这句话的人说：“霜，是阴气凝结而成的；阴气盛了，水就会冻结成冰。”这一爻说阴气刚开始在下面产生，端倪非常微小，但它的势头必然壮大，所以象征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要到来了。欲念也像霜刚开始凝结一样；不在尚未萌发时防止它，就一定会私欲大盛，造成坚冰般的祸患。神宗施行新法，大概萌发于想使国家富强、喜好建立大功的心思，而王安石又从中迎合了这种心思。假使神宗能够体会程子的言论，以诚意和正道为根本，用程子的道理辅佐自己实现大有作为的志愿，那么治理天下的功业，难道还会难以远远超过仁宗、英宗吗？北宋总论 北宋灭亡时，外部没有拥兵自重、横行跋扈的藩镇，威权和恩赏都出自皇帝；内部也少有宦官专擅权力、任意废立的祸患。可是金兵一到，宋人全都成了俘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民心已经瓦解，士气已经衰弱。太祖、太宗开创国家、承继基业，真宗、仁宗、英宗休养生息；到了神宗，事物盛极而衰，信任王安石，施行新法，连锱铢般的利益也要搜取，聚敛苛刻的人无不居于官位。于是民心已经瓦解了。哲宗又庸碌昏暗、没有见识；宣仁皇后临朝时，国家便成为太平盛世；宣仁皇后去世，坏运便从此开始。宣和年间接续而来，信任小人，奢侈华靡没有限度，一天比一天严重。金兵于是来到京城；即使徽宗让位给钦宗，钦宗不久任用李纲，又沉溺于和议，终于使父子二人都成为臣虏，宋朝的国运也中途衰败。难道不是因为民心瓦解、士气衰弱，贤人的正道不能战胜小人的邪道吗？幸而祖宗的德泽还留在民心中，所以康王即位，成为南宋的开端。然而朝廷早晨奔逃、晚上逃亡，已经没有朝廷的礼制，只是勉强延续宋朝国祚罢了。由此看来，君主修养德行、爱护百姓、深厚地培植国家元气，不只是为了当时的治理，也是在为后世子孙留下谋划，成为天下后世无穷的利益。论宋理宗 理宗还是沂王时，性情凝重少言，洁身自修，喜爱学习。他在宫中等待上朝时，诸王往往多有谈笑，只有他凝然自持，行为法度一向有常。因为受到史弥远的喜爱，最终继承大统。看他刚开始时，并不是没有从容有度、值得称许之处。然而即位以后，史弥远因为拥立之功，理宗把天下政事都交给他，威权下移，理宗不能自主，孤立地居于皇位之上。朝廷中小人很多，等到史弥远被罢黜，丁大全、贾似道一类人又接连进用。理宗始终没有醒悟，以致奸臣贪图功劳、制造事端，边防战事连绵、祸患相接，疆土日益缩小，直到灭亡。这难道不是理宗昏庸的罪过吗？只有表彰正统学术，尊崇信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算是对名教有功。然而西山先生真德秀还在朝廷时，理宗却不能充分任用他；由此可知，假使周、程、张、朱生在理宗时代，也很难得到理宗的信任。尊崇已经过去的贤人，舍弃当时的贤人，又有什么补益呢？

译论岳武穆 北宋灭亡，河北失守，宋朝国运不能再次振兴，中原不能恢复，人们都说是徽宗、钦宗造成的；然而高宗实在也难以逃脱责任。钦宗被掳往北方、国家成为废墟时，高宗入关救援，顺应人心而即位，这件事不是不正当而且伟大。等到即位以后，本应卧薪尝胆，想着报父兄之仇，却信任汪伯彦、黄潜善，贬斥李纲，不再把河北和中原放在心上，难道不是高宗庸弱、任用人而不能明察的过错吗？后来诸将效命，岳武穆凭忠诚、智慧和出众的才能率军北伐，所战都取得胜利；高宗却用十二道金牌召回他，命令军队班师。淮北百姓拦住他的马匹，痛哭说：“相公离去，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活口了！”然而武穆也不能自行留下。像岳武穆这样用兵、驾驭将领，勇敢无敌，像韩信、彭越一类的人都能做到；又加上文武兼备、仁智并施、精忠不二，即使古代名将也有赶不上的地方。他只知道有君主，不知道有自身；只知道奉行君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性命；知道班师必定会被秦桧构陷，但君命在身，便不敢在封疆之外长久掌握重权。唉！凭岳公的精诚，即使死在秦桧手中，天下后世仰望他的功烈，也确实可以同日月争辉了。只是我不知道，作为高宗，他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论文天祥 士大夫穿着儒者的服饰，实行儒者的行为，以学习古人为名，才德兼优的是上等；其次则以德行为贵，而不论才能。所以自古以来，凭才华却没有忠诚品行、败坏别人事业的人很多。从来没有忠诚有德却败坏别人事业的人；即使形势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也一定竭尽忠诚、耗尽心力，到死才停止，不肯忍受耻辱苟且偷生来辱没国家。宋朝灭亡时，像吕文焕、留梦炎、叶李一类人有才，却都背叛国家投降元朝；为死去的君主办事、分担国家灾难的人，都是忠诚有德之士。不过，有些人或许出于一时的愤激，奋不顾身而死殉，后世仍然仰望他们的风采。像文天祥这样，忠诚之心不只是出于一时激愤，时间越久越加坚定，浩然正气可以和日月争光。志士仁人想要在天下伸张大义，不会因成败、顺逆而动摇内心。文天祥最初被捕，后来得以逃脱，仍然奉事二王，困居海滨，直到家破族亡也不顾；兵败被捕后视死如归，而元人不杀他，希望他的忠义之心日久之后会松弛。于是元人送还他的妻子，归还他的族人，处在平常人的境地，本来一定会有人感激恩德而改变志向；但文公却以百折不回的气概，实行历经万变也不改的志向，妻子儿女在面前也不顾，高官厚禄也不羡慕，心中只向着宋朝皇室。他亲自写下自己的志向说：“孔子说成就仁德，孟子说取得大义；只有把大义完全尽到，仁德才会达到。”可以说他确实实践了自己的话。南宋总论 君主制定法度、留下谋略，培养国家元气，把仁爱施给百姓，把教化施及苍生，不只是为了当时享有太平的美好，也为了子孙万代获得无边的利益。南宋偏处江南，困守一隅，君主没有英明出众的才能，在位者多是奸邪小人，强敌压境，军力衰弱、百姓贫困；然而仍然享国一百五十年。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亲近他们的君上，为长上而死，屡屡有人在当时不因仓促的生死关头而改变操守，事迹光照史册，难道不是太祖、仁宗仁德恩泽深厚、道德教化深远，后世子孙仍然承受它的美好恩泽吗？自从高宗放弃淮北，中原便不能守住；前期被汪伯彦、黄潜善迷惑，后期受秦桧控制；有岳武穆却不能任用，有恢复故都的机会却屈膝求和，失去中原的罪责，高宗不能推辞。孝宗有谋略、有作为，足以兴复国家；但上天不保佑宋朝，恰好遇到金世宗这样的贤君，没有可以利用的间隙。光宗、宁宗昏庸而不能振作；理宗联合蒙古灭金，却背弃盟约、放弃友好，任用专权奸臣，虽然有尊崇儒学的名声，却苛刻对待百姓，疏远贬退君子，南宋灭亡的征兆就在这里。度宗沉溺酒色，国家灭亡没有发生在他本人在世时，是他的幸运。皇帝还没有亲自成为臣虏，然而大树倾倒，难道是一根绳子所能系住的吗？端宗、帝昺偏居海滨，国家已经不像一个国家了，但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大臣仍然尽心竭力地维持它，这也是忠臣义士舍弃生命而不改变节操的时候。最终端宗惊惧而死，帝昺投海而亡，国家灭亡，宗庙断绝，社稷成为废墟，这也实在可悲。然而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汉、唐、宋是三代以下享国长久的王朝，汉、唐建国强盛超过宋朝，而宋朝到了末运，保全节操、为义而死的士人又远远超过汉、唐，这又是祖宗留下的恩泽，以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讲明正统学术的功劳。唉！谁能说道德、教化和学术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呢？论元仁宗 成宗去世时，国家多难，仁宗入朝平定极大的艰难，能够安定宗庙社稷，自己却把帝位让给别人而不居其位，可以说懂得友爱谦让的道理，远远不同于篡夺抢夺的人。等到他即位，首先罢除尚书省，录用旧臣，信任李孟，开设科举选取士人，尊崇孔子的学说，停止营造修缮，排斥进献求利之说。大概元朝几位君主之中，仁宗确实是最杰出的。至于处理政事，他完全遵循成法，不热衷游猎，不喜欢征伐；对待宗室亲戚和老臣，一概以礼相待。死刑案件上报复审时，他悲悯不已，久久不能释怀；他的宽厚仁爱，有助于培养民心，后世将永远依赖这些恩泽。称他为“仁”，仁宗确实当之无愧。

译论许衡 君主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创立基业、传下统绪，必定要有通晓经书、明白道理、谋划宏大的大臣为他制定法度、留下谋略，使子孙有所鉴戒，遵守既成法典而保持长久，这才是立国的关键。元朝自太祖、太宗直到世祖共同拥有天下，无不使人归顺，也依赖一两个名臣在其间辅佐，使政令教化得以施行，能够建立一代的纲纪；耶律楚材、许衡就是这样的人。二人树立纲常、陈述法纪，为国家制定成法，才智兼备，处理各项政务；许衡在才干方面谦让耶律楚材，而在阐明道理、通晓经学、匡辅君主、安定国家、讲明礼乐、建立国家规模方面，耶律楚材又要让于许衡。看他起初陈述的四条防备之策，以及那篇建立国家规模的奏疏，世祖多次采用他的意见，已经有了成效。至于他所说的治国之道、劝用贤人、养护百姓，都是天下的急务，却没有在世上得到充分任用，这是天下的不幸，也是元朝的不幸。自朱子以来，继承传播其学说的儒者，历代都不乏其人；但推举西山、鲁斋，尤其卓越。西山生于宋末，虽然担任执政，却没有充分发挥作用。鲁斋处在元朝初年，尊崇信奉朱子，倡导阐明正统学术，世祖多次召见并信任他，他的功效比西山更为显著。说 复性说 性是本体，情是作用。节制情感，使它顺从本性，这是以本性统摄情感；违背本性而放纵情感，这是让情感反过来支配本性。让情感支配本性，本性就变成了情感；这样还哪里是本来的本性呢？那么应该怎样才可以呢？回答说：有恢复本性的道路。恢复本性的道路在哪里呢？回答说：克制自己，恢复天命本来的状态，使情感和顺，来顺应本性罢了。《易经》复卦初爻说：“回归得不远，不会留下悔恨。”孔子解释说：“不远的回归，是用来修养自身的。”意思是说，本性本来没有失去，失去以后能够迅速恢复，身心就修养好了。在天地之间，是一阳重新出现；在人心之中，是本性重新明白，哪里会有悔恨呢？孔子举这一爻来赞美颜子，刘屏山举这一爻来教导朱子，因为它是修身复性的要旨。六二爻说：“美好地复归，吉祥。”孔子解释说：“美好复归的吉祥，在于亲近仁者。”初爻的一阳是天心显现，就是仁；六二靠近初爻的一阳，有谦下亲近仁者的美德。说到恢复本性的道路，又在于喜爱德行、亲近仁者、涵养熏陶，使本性每天都复归，达到从容宽裕的状态。六三爻说：“屡次复归，有危险，但没有灾祸。”屡次复归与不远复属于不同等级，所以虽然危险，只要能够复归就没有灾祸。六四爻说：“行于正道，独自复归。”全卦五个阴爻中，只有六四与初爻相应；它处在众多小人之中，却独自能够与一个君子志同道合。爻辞不说吉祥，但吉祥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孔子以遵从道义来赞美它。到了六五的敦厚复归，只说“没有悔恨”；上六的迷失复归，则说“凶”。由此可见，恢复本性的道路，应当谨慎地察觉细微端倪，不重复过错；修养自身来克制它，谦下亲仁来使它美好，独自复归来守持它，以敦厚来安居于其中，而不要使它屡次复归、迷失复归。这样，所谓天命之性、五常五伦的美德，就都在我的自身之中，不会被后天习染疏远了。所以我说：恢复本性的道路，在于克制自己，恢复天命本来的状态，使情感和顺来顺应本性罢了。《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第六卷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第七卷 序 《贞观政要》序 三代以前，君主英明、臣子贤良，天下和乐安宁，世道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自东周迁都以来，风俗日益浅薄，天下不再有太平和乐的美好。即使有资质美好的君主，求治的愿望十分迫切，但他能够屈己从谏、努力施行善政，最终也不能达到震古烁今的成就。到了唐朝贞观年间，太宗凭英武的资质，能够任用贤良之士；当时像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等人分列左右，彼此配合而更加彰显。大概三代以后，能够任用贤人、采纳劝谏而治理天下的，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史臣吴兢编纂辑录这些事，给它取名为《贞观政要》。后世求治的君主，有的把它陈列在屏风上，有的取来进讲。元朝至顺年间，戈直又刊刻此书，使它流传于世。我曾读这部书，想象当时的情景，没有一次不反复赞叹说：“贞观之治，盛大极了。然而它所以能够达到治理，还在于任用了这几位贤臣；几位贤臣之中，又以魏征的辅益最多。但魏征不能保证自己一定得到太宗的信任，不能亲眼看见自己的功业；由此又知道，太宗之所以独独信任魏征，言听计从而取得那样的成效，实在是君主应当铭记在心、写在衣带上而不可忘失的道理。” 书中分列篇目，每一目下面又有条文，在条文末尾引用先儒的话加以论断，其中对后世君王的期望是很深的。君主应当向上取法尧、舜，向远处承接商汤、周武王，本来不应当把三代以后作为自己的界限。然而看看当时君臣用来保持盈满、保全安泰，施行仁义、轻视权术的做法，太宗虚心接受言论，群臣思考政事、启发辅导，也差不多有了君臣之间彼此赞叹、互相劝勉的风气。

译《韩文公文集》序 天下的事情，有一门技艺，就一定有精通这种技艺的人。不论大小精粗，只要能使机巧随心而应、技艺神妙，就能不为外物纷扰；后来学习这门技艺的人，都奉他为师法。养叔精于射箭，离娄精于规矩，师旷精于音乐，仓公精于医病，匠石善用斧斤，公孙善于舞蹈，他们都达到了这门技艺的堂奥，品尝了其中的精美滋味，因而流传后世而无穷。文章也是天下的一门技艺。精通文章之道、可以奉为师法的人，周代有左氏，汉代有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这几个人虽然不是已经见道之人的文章，但都卓然自立，不迎合流俗；他们文章的古朴，也不是浮华浇薄之人所能企及的。到了五代分裂以后，文章衰弊，质朴穷尽，天下谈论文章的人，专门把雕饰文采当作事情，说话絮絮叨叨，像妇人讲话一样；世道因此衰败，人心也由此变得虚伪浅薄。到唐朝统一天下，文教蓬勃兴起，大约一百多年以后，韩昌黎才以六经的文章震动天下。由此说来，文章对于世道和人心的关系，也是很大的。大概韩昌黎对于文章，正是所谓进入堂奥而品尝精味的人；他借文章显明圣道，希望达到古代立言之人的境界。他自己下功夫，在于培养仁义，把它作为立言的根本；他所获得的趣味，则是气势充盛，言语的长短和声调的高低都自然合宜。至于他不因袭前人，一句话也不必烦劳修改便自然合乎法度；不顾世人的讥笑或赞誉，反而削去雕饰而归于朴实，铲除虚伪而归于醇厚精粹，一切都出于正道。后世学习文章的人，都奉他为师法，没有谁能够超过他。唉，真是达到极致了。不过，韩公并不只是长于文章，他的道德、谋略和政务才能，也都是唐代一朝特别杰出的人物；只是不能在宪宗、穆宗朝大为显扬，是因为气运的迁变流转，不是人的力量能够挽回吗？还是上天让他暂时受到压抑，而终于在万世之后显扬呢？或者是在这里得到完全，却不能在那里得到完全呢？孟子排斥杨朱、墨子，使圣道因此流传；韩昌黎排斥老子、佛教，圣道也因他的文章而显现。他振衰起弊、扶正道，起初好像还没有人相信，最终却在当时大为显扬。苏轼把他上比孟子，难道是过分赞誉吗？《杜子美诗序》自上古以来，康衢有击壤之歌，虞舜朝廷有歌咏祥云的诗，帝王与皋陶、禹、益等大臣宣读诏命、相互唱和，在同一朝堂上拜手扬言。歌咏的兴起，是有来由的。到了姬周，周公旦、召公奭调和宫声、协合徴音，规定节奏，作品浑厚从容，雅正堂皇。教化从《周南》《召南》开始，传播到各诸侯国；上至公卿，下至百姓，甚至变风、变雅，也无不是忠臣义士抒发忠诚之心，写成歌辞。喜爱美色却不淫荡，有怨恨却不悖乱，都可以劝善惩恶于当时，教导后世。《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谁说诗歌只是缘情而写、追求绮丽靡曼，与学问见识没有关系呢？然而三百篇的诗不拘泥于格律，音调却合乎尺度，正所谓太羹不加调和却有至高的滋味。汉代把四言变成五言，间或也有七言体。到了魏晋，音韵更加兴盛；进入唐代，格律更加精密。设置盐梅调味，是对太羹本真滋味的损害；凿开七窍，是对浑沌天然状态的破坏。至于有些诗不谈性情，只以华美靡丽为务，没有劝善惩恶的实际作用，反而发出淫邪的声调，这同诗教所要求的温柔敦厚，难道不是大相违背吗？因此谈论诗歌的人，一定以杜氏、杜子美为准则和目标。子美的诗，正是所谓表达性情而有劝善惩恶实际作用的诗。他抒发忠诚之心，怀抱刚正之气；即使受到音韵格律的限制，言语反而更加畅达，选择更加精当，表达更加详尽。他对于忠君爱国，就像饥饿时要吃饭、口渴时要喝水一样，片刻也不能离开。因此即使是短篇偶然吟咏的作品，也无不眷顾唐朝国运，把心系于明皇；他在蜀中的作品，尤其用意深切。屈原被放逐，作了《离骚》，后代尊奉它为经。子美的诗，也因为他颠沛流离、怀抱忠诚而秉持正义，不能在现实中施展，于是寄托在诗中以自我显现，所以后世尊奉他，把他的诗列入《诗经》三百篇之中。至于比较一个字谁更长，争论一个韵谁更巧，在篇章中铺陈华丽辞藻，以博学丰赡来炫耀众人，那只是技艺，并不是用来求取子美诗歌真义的途径。《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序》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因此害怕。《春秋》也不过是一部编年史书，为什么说“乱臣贼子惧”呢？大概是说它彰明善行、憎恶恶行，连缀史事、组织文辞，诛责已经过去的奸邪谄佞，杜绝将来的僭越叛乱，使那些不害怕王法的乱臣贼子读到这部书而知道恐惧。这难道不是对世道和人心有功吗？三代以后，孔子的道几乎停止流传，所以有臣下背叛君主，有儿子违背父亲，乱臣贼子没有什么忌惮。朱子生在周敦颐、程颢、程颐之后，修明几乎绝传的学问，对此深感痛惜而又十分怜悯。他仿效孔子删削《春秋》的笔法，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一书，重新创立义例，写成《资治通鉴纲目》。他在自序中说：“以年表列岁首，因年书明正统，大字书写以提纲概括要旨，分注用来详备言辞。”确实如此！在一篇书中，善善恶恶、是是非非都具备了，没有不完备的。这样以后，人们知道忠臣义士一定会得到上天的福佑；即使一时不能被任用，后世也没有不赞叹并效法他们的，唯恐落在后面。乱臣贼子一定会遭受上天的诛罚；即使侥幸免于当世，千年以后也逃不过公众的评判。彰善瘅恶、连事属辞，虽然不足以完全穷尽《春秋》的义理，但从大略说，可以说与它同一道理。三代以后，传世长久的朝代，没有比汉、唐更长的。当它们强盛时，政治教化和恩泽深入百姓，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然而在改朝换代之际，为君主而死、为国事殉难的人却屈指可数。自从《纲目》修成以后，士人知道顾念礼义廉耻，把侍奉两个姓氏视为耻辱，所以南宋末年，忠臣义士舍弃生命以殉王事，不肯忍受羞耻、苟且偷生求活的人，在史册中屡屡可见。而且元代取代宋、明代取代元，都没有像前五代、后五代那样分裂割据的乱局，也正是因为对忠奸贤佞分别褒奖、贬斥，严肃得如同帝王的褒贬刑赏，使人知道有所惩戒、有所劝勉，害怕被后世诛责。这样看来，说《纲目》修成以后乱臣贼子便害怕，谁能说不是这样呢？

译《大学衍义补序》学习贵在广博吗？尧、舜相传的十六字心法，有人终身连其中一句也不能实行。学习贵在简约吗？往圣先贤的著述接连不断，有些话却说得不厌其详。大体说来，谈论义理，就希望精确、简明、切当而容易遵守；谈论事情，就希望详细、条理分明、分析细密，便于中等才质的人实行。对于邱琼山的《大学衍义补》，我大概懂得它的意义了。圣人经典二百零五字，治学的方法在其中完备，施教的法则在其中具备，治理天下的道理也尽在其中，这就是所谓义理极其精微而又容易遵守。到了后世，道衰文弊，贤者尚且不能窥见圣经的深奥，又何必责怪中等才质的人呢？所以西山先生作《衍义》一书，写到齐家为止；至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本来已经具备，并不需要琼山增补。然而也不能没有琼山的增补，这正是所谓准备更多规矩法则而容易实行。圣人谈义理，贤人谈事情；前代谈义理，后世谈事情，是因为学术各有不同，时代也各有不同；但用来启发当时、教导后世的心意，却是相同的。在这里也可以看出琼山有志于君臣百姓上下各方面：谈事情极其详尽，谈义理也极其精确。至于此书的条目和义例，邱氏的序中说得很详细；我因此赞赏它明白义理而便于处理事务，所以写下这篇序。送五弟奉 命往祭 阙里文庙序 雍正八年冬十月，新修 阙里文庙落成，殿宇、廊庑、门和台阶，以及黄瓦、丹漆，既宏大又高隆；圭瓒、俎豆、尊罍等礼器也都齐备。由上方颁赐 圣天子亲自书写“大成殿”“大成门”的匾额，又命良工重新摹刻圣祖御制的文庙碑文。孝思和继承先志、尊重道统和崇尚儒学，都在这里兼备了。既然已经形成定例，就应当派遣官员前往祭告。皇父特别重视这项礼仪 命皇五子斋戒居处、洁净诚心，整治行装，减少随从出发。我和弟弟早晚相伴，饮食共同，讲习讨论也亲近相处，到今天已经二十年了。这次要前往千里之外，怎么能不依依不舍、留恋而不忍分离呢？但想到人从孩童直到长大，读孔子的书，未必就能立志追慕贤圣，穷究义理、探求根源而达到明白孔子之道。幸而明白了，却若私欲牵累没有除去，精进又不勇猛，就很少有人能够实行。既然已经实行了，就没有不心中仰慕孔子、想登上他的堂、进入他的室的人。我的弟弟努力学习、敦厚修养，不敢在圣人之道上自我懈怠，已经多年了。如今奉 命前往阙里祭祀，远望数仞高的宫墙，就会想要找到门而进入其中，以见到宗庙百官的美盛富备；面对圣人巍巍的容貌，就会想到温和、严厉、恭敬、安详的德行，仿佛圣人就在面前，从而反省自己的修养。游览礼乐之地，想见金声玉振的气象。这一行，难道不会更加增长他向往并践行圣道的心志，成为有生以来的一大快事吗？皇父还有后续的命令，命我弟弟祭祀阙里，祭毕立即前往祭祀岱宗。弟弟，你去吧！从前孔子曾登上泰山，便觉得天下变小了；孟子记述这件事，大概是说，能够登上圣人的堂，听闻圣道的精深广大，那么诸子百家的各种言论就都显得浅小了。就像登上泰山的高处，看到它山峰高峻、直达极顶，那么低小绵延的山丘都不足一提。弟弟既登圣人之堂，又登泰山之高，诚敬之心日益积累，仰望圣人的心情日益深厚，视野日益广阔，胸襟日益豁然。古代文人学士所谓游览名山大川以助长文章思路和笔力，又哪里值得一提呢！送平郡王奉 命前往盛京修理 福陵前河道序 大清承受 天命而成为天子 太祖在盛京开创基业，完全占有三韩之地 太宗积累功业、广施仁德，于是扩展疆域，直到 世祖拯救明朝的乱局，兴起仁义之师，统一天下，定都燕京。顺治八年。下诏封 福陵所在的山为天柱山 昭陵所在的山为隆业山，并附带祭祀 在方泽举行四时大祭时，必定命宗室一人前往主持此事。雍正八年四月。下诏说 福陵前的水道，经过多年以后，稍稍改变了原来的河道。朕肩负万几政务，事情重大，不能亲自前往处理。只有平郡王福彭，谨慎敬畏，能够胜任这项任务，就代朕前去办理。我与王敬业乐群，朝夕相处。如今他要前往，怎么能没有赠言呢？我私下认为，古代山川都会保佑国家，常常随着有德之人而发扬光大。太祖在盛京开创基业，其意义同于周文王在丰地；我 世祖在燕京定都，其意义同于周武王在镐京。盛京是王业的宏大根基，而 福陵实在是灵祥由此孕育、绵延发展的地方。如今陵前河道稍稍改变旧道，圣天子对此事十分慎重，所以派遣使者。特命王前往。王要谨慎啊，恭敬地拜谒 皇祖的山陵，恭敬谨慎地办理此事，弘扬仁孝之心，审察地势的向背；一定要能够考察地形是否适宜，顺应便利，计算丈数，测量高低，估量远近，辨别土质方位，分别交给主管人员，督办其中大要，并以完成工程责成他们，以免辜负 天子的任命。王一定可以胜任并感到愉快。王虽然年轻，但器量见识深沉，谦逊自守，熟悉学问，通晓事理。我欣喜于王确实足以担当这项任务，因此写下这篇文字赠给他。

译送定边大将军平郡王西征序 只有 上帝眷顾我们国家 太祖 太祖、太宗在盛京开创基业，既创立又承继，顺应上天美好的命运，造成万世无疆的宏大根基。当时英明的藩王和贤良的辅弼，没有一个不尽心尽力，能够施展自己的谋略；他们督率前后奔走、抵御外侮的臣子，选拔他们的才能而发挥他们的力量，用来辅佐我王室，开辟四方。好比河流有船，确实共同渡过；好比树木有根，确实形成枝干。《诗经》所谓“是藩篱，是城墙；是屏障，是栋梁”，伟大啊！自古以来，宗室亲属为国家尽力，从没有像这样兴盛的。到了我 世祖章皇帝在燕京定都，完全拥有九州。当时平郡王的始祖礼亲王，确实统率勇猛的军队，勤勉辅佐王室事业，功绩显赫，记载在国史之中。王是他的七世孙。王在幼年便入宫侍奉。圣祖仁皇帝，在宫中亲自承受恩宠，蒙受我 皇父即位后，凡事都仰体 圣祖的心意，恭敬承受而不改变。何况对于宗室藩王，尤其注重亲厚叙用。对他们培养教育，无不勤勉督促其自身修养，诱导启发他们的德行。平郡王是皇祖的近支后裔，所以受到的眷顾尤其深厚。雍正六年。皇父特意命王与我兄弟在内廷读书，以培养他的才能。又过了两年，知道王可以任用，便命他管理旗务，并担任宗正，因而更加明察政务，更加得到锻炼。又过了两年，知道王确实可以担当大任，于是有了任命定边大将军、统率西征军队的命令。准噶尔自从策妄阿喇布坦作乱，占据波罗搭拉，背叛我国。圣祖皇帝曲加怜恤保全的恩典，以及我 皇上赦免过错、宽宥罪责的恩德，它仍然跳梁跋扈、徘徊抗拒，到现在已有十多年。如今它的逆子噶尔丹策零承袭其势力，公然抗拒我军，幸而不能再容忍，祸患也不可继续。这里正是上天要灭亡准噶尔的时候，也是王建功立业的时机。王器量宽宏，才德优长；在书房中与他谈论文章，常常知道他能掌握大意；同他谈论政事，则如同贯穿骊龙珠、剖析鸿雁羽毛一样明晰。战争，是孔子所谨慎对待的事情；王者不得已才使用它，是为了止息战争、平定乱局，遏止杀戮、诛除暴虐。我皇上能够承继 先祖的遗志，思考再三；这个小丑世代辜负恩德，实在是上天和人共同痛恨、王法必定诛杀的对象。然而多年以来，统领军队的大臣大多不能宣扬德威、建立大功，所以把西部边疆的重任交给王，王一定要有所担当。皇父简拔任用你的恩典，辅佐国家声威显赫、功业光大的事业；处理事务一定要谨慎，权宜应变，和辑我军士卒，磨炼我军将校，恩威并用，使信义彰明，能够消灭叛逆首领，永远平息边疆战乱，那就辉煌伟大，没有什么可以相比了。王将在八月三日这个吉日举行祃旗礼出发。我与王敬业乐群，至今相处六年了。如今他要前往，怎么能没有赠言呢？不过，赠人财物，不如赠以言语贴切；赠人颂词，不如赠以箴言有益。用箴言作赠言，正适合赠给王。我又想到，王每天承受 皇父的圣明谋略，凡是军机要务、制敌御将的方法、筹集粮饷和整治军队的策略，听得熟悉而奉行谨慎；以此开始，以此完成，总不超出 圣天子的谋划之中，又何必等待我的赠言呢？所以我在上文恭敬地叙述王的祖父为国尽力、功勋显赫的事情，并引用经书史传中的话，是希望王效法祖先，恭敬谨慎地办好军务。王要努力啊！恭敬地迎接上天的明命，只有始终奉行恭谨之道，整顿我六军去讨伐不敬之人，正要看这次出征了！正要看这次出征了！我从今天起计算王抵达军中的日期，请求作成饮至之歌等待他。《稽古斋文钞序》天地之间有最大的根本，那就是孝悌；有最大的文章，那就是《诗经》《尚书》。有根本有文章，积累在内而发露于外，才是有德之人的言语。用孝悌树立根本，用《诗经》《尚书》畅达其枝叶，因而发为有德之言，精华流畅显达而不可掩盖；能够三者全备的人，很少。至于生在帝王之家，处于富贵之地，子道和臣道交汇集中于一身，早晚不懈怠，深切顾念上天与亲长，尊重听闻的道理并付诸实践，最终达到高明光大的境界，如果不是以道自我勉励，能够做到吗？我的弟弟只比我小三个月。皇父居于潜邸时，把我们兄弟二人养育在东西两室。到了九岁，一同从傅先生受经读书。十二岁时，我随侍 皇祖圣祖仁皇帝在宫中，不能早晚共同相处，大约有半年之久，直到我 皇父登上帝位，精心选拔天下英才来教育我们兄弟二人。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我们要这样进取、这样行进，每日进步、每月长进，希望不辜负期望。皇父顾念燕王遗训、贻谋后人的深意，我没有一刻敢自我懈怠。雍正八年秋九月，我弟弟汇集编订他的序、论、杂文、诗、赋，共若干卷，嘱托我作序。我说：“我们兄弟所看重的，难道只在文章而已吗？一定要像前面所说的三方面都能够完备，然后才算尽到我们的职责。”我弟弟在 皇父膝下二十年，爱敬诚恳深厚，从来没有过失。与我从孩童直到如今，时而亲昵、时而沉静，相处和乐。跟随各位先生在同一堂中勤学，已经充分浸润于《诗经》《尚书》。发而为文章言辞，读他的语言，和美温厚；考察他的思想，也不超出古代圣贤和名儒的旨意。前面所说的三方面，他都谨慎勤勉地修养，日益进步而没有止境，难道只是凭文章自我炫耀的人吗？我既因同胞亲情，平日相互亲近、相互勉励，早晚相伴，笔砚相共；如今你我的形体和隔阂都融化了，为他的文章作序，那种平和喜悦、欣畅之情，又当如何呢？《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八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