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八

译《皇祖圣祖仁皇帝恩赐御书记》回想我十二岁时，随从 皇祖圣祖仁皇帝的车驾前往热河避暑，早晚随侍。皇祖在万机政务的空闲时间，常常浏览书史，有时 亲自挥笔书写，我从旁偷偷观看，心中仰慕，却不敢开口请求。皇祖回头问我说：“你喜欢我的书法吗？”赐给我长幅一件，又赐横幅一件、扇子一把，我都拿着向他报告。皇父把它们珍藏起来。那年冬天 皇祖升遐，我悲痛深重；每次展开阅看 御笔手泽仍然存在，眼泪不断流下。于是我肃容拜手，写下这篇记说：“唉！” 皇祖的孙子有一百多人，其中聪明而有才识、好学而博闻、年长于【孙臣】并在朝廷任事的人，文质彬彬、人才济济；【孙臣】年纪还很小，天性又迟钝愚鲁，却特别蒙受 恩宠远远不同于其他人，难道不是我 皇祖推及爱护我 皇父的心意，与其他孙子相比，对我有独特亲爱吗？如今虽然已经八年。圣人的训诫和慈爱的容颜，仍然如同昨日，难道只是对杯棬之物的悲痛吗？从前欧阳修作《宋仁宗飞白记》，说宋仁宗的德泽滋润天下四十多年，田夫野老还在悲歌思慕，何况那些有幸得见圣颜、承受恩宠的人，更是相互流泪而不能停止。我 皇祖君临天下六十多年，圣德的广大、教化恩泽的宏深、享有长寿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仁宗。欧阳修不过是受到皇帝知遇的近臣，为同僚作记，尚且留连叹息、感慨追想而不能自禁；何况【孙臣】早晚侍奉，受到的教诲和慈爱特别深厚，亲自侍奉 皇祖挥毫，亲身接受赏赐，他的留连叹息、感慨仰慕，又应当怎样呢？因此写下这些，以表明永不忘记。《瀛台记》进入西苑门，有一座大池，传说叫太液池。沿东岸向南走，转向西行，经过木桥。深邃的五间殿宇，是勤政殿。从勤政殿向南走，石堤有几十步长，登阶而上，有一座楼门朝北，匾额写着“瀛台”。门内有五间殿宇，是香扆殿。殿南有飞阁环绕拱卫，从殿到阁如同走平地；忽然沿梯子下降，才知道原来是上下楼。楼前有亭子临水，叫迎薰亭。东西两面奇石和古树森然排列，像屏风一样。从亭子向东走，经过石洞，奇峰峭壁交错盘结、草木茂盛，具有天然山林的情趣。瀛台大概只有北面同一条堤相通，三面都临太液池，所以从下面看，宫室殿宇夹杂在山林之间，如同图画。所谓海中的蓬莱，命名为瀛台，难道就是这个意思吗？《丰泽园记》西苑的宫室都沿用元、明旧址，只有丰泽园是康熙年间新建的地方。从勤政殿向西走，经过几间小屋，大概是 皇祖养蚕的地方。再向西走，经过几亩稻田，转向北面，便是丰泽园。园内殿宇的规制很朴素，不崇尚华丽。园后种着几十株桑树，这是听年老太监说的。皇祖在万机政务之余，就在这里劝导督课农桑，有时 亲自驾驭耒耜，直到我 皇父继承宏大的事业，恭敬地遵奉 上天，效法 祖先的世代德业并努力求取，近年来屡次举行 亲耕之礼，都先在这里演习礼仪，这才知道历代圣君都遵循同一法则，敦本重农，使天下达到安乐和熙的盛治。像瀛台是明代所建，飞阁丹楼，金碧辉煌，比起这个园子，固然是美丽的景观；但极尽土木工程，对国计民生没有益处，有见识的人会鄙视它。做一件事而合乎天意，建一座园子而符合民情，亲自率先行动而使天下发生巨大变化，我由此知道 皇祖 皇父是历代最为杰出的圣人。皇父是最为杰出的圣人。《田字房记》流杯亭的西南面有一座田字房。丁未四月十八日。皇父在万机政务之余，宴请接见亲近藩王，在这里游览休息。这个地方，西山远远环绕，碧绿的水池在前方流淌。每到盛夏，打开窗户，四面风都吹来，便不再觉得炎热。北面有几亩稻田，嘉禾散发香气，满室都能闻到。这大概是我 皇父重视农业的心意，即使在宴饮闲暇、游览观赏的地方，也从未有片刻忘记。古代圣王临朝处理政务之余，一定有怡情娱乐、游观赏玩的地方，所以《灵台》诗歌赞美周文王，《卷阿》诗歌歌颂周成王。如今田字房取名的用意在于重视农业，难道只是怡情娱乐、游览观赏而已吗？至于黛色山峰如同被扫过，风从浮萍末端吹来，麦田像波浪起伏，柳岸烟雾散开；驯鹤从容起舞，成对的文鸳在水中游泳；蝴蝶裁出五色花纹，蜜蜂在万花之谷喧鸣。看到万物华美、景色明丽，便想到百姓饮食和乐、享受德化，在光天化日之下兴盛富足，因而欣然为之快乐。又看到凉风四起，大雁来宾，白露如珠，绿色树荫转为红色，千家捣衣声从远处传来，百家粮仓都已充实，便想到遗落的禾束、滞留的麦穗，谁来留下给寡妇享用，因而悄然为时局忧虑。召集儒臣坐而论道，或率领诸王公子弟修习家人之间的礼节，讲求宴饮亲好之乐。眼前所见而触动内心的，都是我 皇父所共同感受的，在这里一同忧虑、一同快乐、一同休息。与《灵台》《卷阿》相比，意义更加深远悠长。谨作此记。《时应宫记》天一生水，坎卦的精气显发祥瑞，凝聚灵气和水液，流成江海。江海是天地之间物类中最大的一类。江海有神，自三代、汉、唐以来，无不谨慎祭祀。宋代大观四年，下诏把天下五位龙神一并封为王爵，龙神的尊贵从此开始。此后春秋两季祭祀用牺牲，历代都有固定的典制。大清承受 天命，恭敬举行祭祀 上帝 后土，安抚怀柔百神；江、淮、河、济诸水以及五岳、四渎的祭祀，都记载在太常的典制中。牺牲、玉帛的数量，俎豆礼器的规格，既丰盛又隆重，神灵享用祭品而降临。雍正二年，天子认为龙神的地位既然尊贵，应当特别修建宫观来表达祈祷，于是在西苑丰泽园北面修建时应宫，用来向神明表达诚意，使雨水和晴天按时适宜，庄稼得以成熟。夏季六月，连绵大雨十多天，水势几乎造成水涝。皇父步行前往祈祷，那天立即放晴。第二年，黄河有一百多里河段变清，这难道不是神灵显效、河海清平的明显验证吗？天子精诚通达神明，因而侍奉 上天、享祭 上帝都不能显明感应，何况龙神呢？确实如此！诚意能够感动万物。为此作记。

译《乐善堂记》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仁义礼智都完整具备于自身，这就是所谓得到天地的正气而成为人。然而之所以有聪明愚笨、贤能不肖的区别，是因为禀气有所拘束，私欲有所诱惑，于是一天比一天被遮蔽禁锢而昏暗。有能够恢复本性的人，很少。人若能自强不息，以恢复本性为功业；已有善念，就把它扩大充实；别人有善行，就喜悦地跟从，那么本性便显露出来，具有芬芳的德性。因此，光明德性的馨香胜过黍稷的香气；芝兰、鲍鱼也会随之同化，没有乐于行善却不能修养德行的人。我有几间书屋，清爽幽静，山水的趣味、琴鹤的玩赏，时时呈现在眼前；还有几畦菜园，桃花满林，足以供人观赏。给它题名为“乐善堂”，大概取自大舜“乐于采纳别人的善行来成就自己的善”的意思。孝、悌、仁、义，就是所谓的善。人能够用孝来奉养双亲，用悌来敬重兄长，用仁来体恤下属，用义来侍奉上级，快乐地去实行，时时不懈怠，就能根据不同事物给予适当处理，依据不同事情采取适当做法，从而完成本性原有的本体。因此大舜是圣人，仍然保持虚心接受的心态；听到一句善言，就像江河决堤一样迅速接受。汉明帝曾问东平王“在封国中什么事情最快乐”，东平王说“行善最快乐”。我虽然不聪敏，但依靠 皇父的明训以及师友之间的切磋，对于大舜所说的与人共同为善，虽有志向却还未能达到；至于东平王所说行善最快乐，则不敢不努力。这就是记。《四余室记》康熙壬寅年三月 皇祖圣祖仁皇帝特意命我随侍宫中。在承欢侍奉圣颜的闲暇时间，常常得以陪伴各位叔父。各位叔父推 皇祖勤勉地慈爱抚育诸子，对我都一视同仁，而对二十一叔父尤其情意深厚。等到我 皇父登上帝位后，认为诸叔父年纪还小，便把他们养在宫中，选择老师教给他们学业。二十一叔父能够遵循这些教诲。圣训说：“要励志向学，经常反省自身，以求落实到做事上。” 皇父嘉奖他，因此在雍正八年三月封他为贝子；不到几个月，又晋封为贝勒。叔父说：天子亲爱兄弟的深厚情意，有增无已；但我自惭才疏学浅，只是特别承受了褒奖和殊遇。夜半思量此事，警惕而畏惧，于是用“四余”为自己的书室命名，并嘱托我作记。他又说：“我所说的四余，是：除去邪恶、培植德行，以留下有余的福庆；舍弃机巧、运用拙朴，以保有有余的智慧；知足安分，以获得有余的快乐；存养天理、遏制私欲，以求有余的寿命。我认为人活在世上，不能没有爱憎，那么喜欢所谓有余之物的人，未必都能完全合乎正道。把轩冕冠裳看得像饥饿时的食物、口渴时的饮水一样，奔走趋附权势来求取媚悦，是想使自己的尊贵有余。把粮仓箱笼装满，用门闩锁具牢牢守住，不奉诏命却经营货殖，是想使自己的财富有余。把厅堂建得高大，把屋宇修得华美，用锦绣装饰土木，用雕镂装饰梁栋，是想使自己的宫室有余。让丝竹之声扰乱耳朵，让青紫之色迷惑眼睛，是想使自己的声色享受有余。叔父专心奉行正学，爱好和崇尚既然端正，那么富贵、宫室、声色，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只有福庆、智慧、快乐、长寿，他才喜欢并希望有所增益。而他求取这些有余之物，又都以人的本性善德为根本，以圣学作为准绳来规范，从而使功业充实，可以说是得到了立身处世的根本。我曾经推演他的话，因而有所警戒。” 《书经》说：“培植德行，务求使它滋长；铲除邪恶，务求从根本上除去。”德与恶不能同时存在，培植德行到了滋长的程度，邪恶的根本就完全除去了。邪恶的根本除去，身心便安泰，还有什么福庆能超过这个呢？孟子说：“人们所厌恶的智慧，是因为它流于穿凿。”又说：“如果所谓聪明的人也只做他所不必勉强去做的事，那么这种聪明也就高明了。”舍弃机巧而使用拙朴，以求获得有余的智慧，大概就是孟子的意思吧？晋人王昶说：“知道满足的满足，就能常常满足。”知足便能安分，知足安分，就是求得快乐的道路。宋人王昭素说：“保养身体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君子求取长寿，并不是像彭祖那样仰卧俯卧、弯曲伸展，也不是像乔松那样吐气吸气，而只是存养天理、遏制人欲罢了。然而保养身体、追求长寿的方法，难道也能超出这一原则吗？叔父用这四种“有余”为书室命名，从容游息于其中，用来求得内心的安宁；充分体会、长久涵养它们，使之成为自身的所得；这样，福庆无边，智慧无穷，快乐日益产生，寿命年年增长，借此来涵养德行、修养自身，并报答皇恩。一个人所受到的宠爱和任命，即使是史书所记载的河间王、东平王，也没有什么可以多加谦让的了。于是作此记。《二希堂记》我的老师梁村蔡先生用“二希”为他的堂名，并嘱托我作记。他又说：“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合乎天道，这是古人的话。”有人认为我不敢希望成为圣人，所以称作“二希”。但我的意思本来不是这样。我曾经仰慕宋儒范希文、真希元的为人，因此用这个堂名来表明自己的志向。我说：“先生给堂命名的意义真美啊！”君子立志，必定以圣人为可以学习而达到的目标。所以孟子愿意学习孔子，对于颜渊、闵子骞等贤人，也都说“姑且放下这个目标”。韩愈也说：“世上如果没有孔子，我不应当列在孔子的弟子之中。”诸葛武侯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最终他的学术和功业远远超过了管仲、乐毅。先生是漳浦的名儒，追随紫阳的正学，作为鼇峰的表率；于是把自己从道德文章中所得的学问，发挥为经世济民的事业，美善的言论、正直的议论，每天在朝廷上陈述，即使古代的名臣名儒，也没有多少能够胜过他。然而先生仍说：“稷、契、伊尹、周公用来使君主成就功业、使百姓得到恩泽的事业，不是我敢于企望的，请允许我希望达到次一等的目标。”这个次一等的目标，就是：“范氏希文。”孔子、孟子、程颐、朱熹用来传道并继承道统的成就，也不是我敢于企望的，请允许我希望达到次一等的目标。再下一等的目标，就是：“真氏希元。”范希文的事业，难道不是稷、契、伊尹、周公的事业吗？真希元的道德，难道不是孔子、孟子、程颐、朱熹的道德吗？以范希文为希望而达到范希文，以真希元为希望而达到真希元，逐步前进，那么稷、契、伊尹、周公的事业、孔子、孟子、程颐、朱熹的道德，谁又能限制它们所能达到的境界呢？先生的志向，大概可以由此知道了。不过我又听说，吕本中和朱子评论宋朝人物时，推举范文正公为第一；朱子以后，只有西山的传承得到了范文正公的正统。那么先生有志于仰慕这两位，实际是认为他们不可与孔明立志希望成为伊尹、吕尚，却自比管仲、乐毅的意思相提并论。孔明是把这话说给别人听的，所以担心或许会被当时的世俗之人惊怪，便把目标说得低一些，不说得过高；先生则亲自用此为堂命来表明志向，他切切地以古人为友，意义本来各有所适宜。因此我抒发自己的见解来请先生评正，并因而作此记。【原文作“防”，疑为“跋”字。】恭敬作跋。

译世祖章皇帝御注《孝经》。惟有 上帝眷顾我 大清，使它能够发扬光大其德业。太祖 太宗大大彰显并承继先业，直到 世祖举起仁义之师，拯救陷溺、挽救弊害，终于拥有天下。天下平定以后，收藏黄钺，卷起白旄，让战马归田，投弃兵戈。他考察探究先王之道，传播圣人的训诫，使内外得到安宁，使万民得到养育。他想到《孝经》一书，是孔子阐明人伦、治理天下的大法。但自汉代以来，距离圣人越来越远，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互有不同，注、疏、训、释又不够精确，于是汇集古代名儒的嘉言美论，考订采辑，间或有所发挥。圣祖亲自裁定，命名为《御注孝经》，完备地阐明一经的纲要，彰显至性所能周遍浸润之处，使缙绅士人和乡野百姓，都能够知道孝是百行的根本，从而更加深厚真挚地爱亲、敬亲、尊亲。即使古代圣王用木铎巡行宣告，孔子在路上、辟雍中击鼓以求闻达，又哪里能超过这一点呢？皇祖圣祖仁皇帝的《上谕十六条》，把敦厚孝悌、重视人伦列在首位。到了我皇父继承帝位，发扬光大并继承先业，推演成《圣谕广训》，对于敦厚孝悌、重视人伦，反复开导说明，唯恐人们不知道，知道了却不实行，实行了却不恳切；由此可见我 皇清 历代圣主相承，没有不是用孝道治理天下的。顺应人的本性，以形成淳厚美善的风俗。而开宗明义，则始自我 世祖御注《孝经》，阐发天经地义，使百姓实行起来坚定而不可改变，真挚而不能自已，以此昭示后代，流传无穷。因此我洗手恭敬地把这些话写在后面。【原文句末“我”疑为衍文。】恭敬作跋。皇祖圣祖仁皇帝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从前我十二岁时，恭敬作跋 皇祖圣祖仁皇帝因为疼爱我 皇父的深厚真挚感情，特意命令【孙臣】随侍宫中，早晚侍奉承欢，不离左右。那年四月，我随 皇帝前往热河避暑，凡是三十六景所在的地方，没有不周游观览并聆听 圣训的；所受赏赐数不胜数。【孙臣】当时年纪虽小，然而承受了 皇祖深厚的恩德，常常想着长久侍奉 慈颜，长久接受 教诲，谨慎修身，约束自己，希望少犯过失，以报答高厚的恩德于无穷。苍天不肯保佑，那年冬天，皇祖驾崩升天。皇父悲哀毁伤超过礼制规定，饮食都觉得没有滋味。当时我和同胞兄弟前去问安，他必定勉强使脸色和悦，以宽解 皇父的忧伤；退下来后，却在丧庐旁独自放声痛哭，眼泪不断。大概是担心伤害我皇父的心，而每当想起我 皇祖的悲痛哀思，实在不能自我控制。几年来，皇父多次命我前往祭祀 景陵；冠帽和佩剑还在，声音和容貌又在哪里呢？一望见 山陵，便魂飞魄越。雍正七年冬，恭敬阅读 皇祖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同时翻阅图画，回想从前侍奉慈颜、承受恩宠和教诲爱护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一说到这些，眼泪几乎沾湿衣裳。至于 皇祖天生圣明，远远超过古代帝王，深厚的仁德恩泽，六十多年浸润人心，记载在史册上，本来不是言语所能赞扬其万一的。【孙臣】在诸孙中最为愚钝，但天地的恩泽没有不普遍施加的；其中也有承受得最深的人。【孙臣】承受 皇祖的恩泽，是最深的。谨敢把这些话恭敬记在后面，以表明思念仰慕的诚心，时间越久而感情越加深厚。【孙臣】谨书。恭敬作跋。皇祖圣祖仁皇帝《千叟宴诗》。古代圣王承受天命，成为天下的表率，建立中正之道，推行仁德、磨砺道义，使天下百姓都达到仁寿的境地；一定是因为他本人是承受天命、首先出现的圣人，然后才能聚集福泽赐给百姓，并承受非同寻常的庆瑞。帝尧在位一百一年，帝舜三十岁时被任用，在位三十年，登上帝位后又享国五十年。当时像禹、皋陶、稷、契、夔、益这样的臣子，同心同德，白发黄发，齐聚朝廷唱和歌咏、欢喜兴起；而击壤的老人含着食物、鼓着肚子，在光明盛大的时代耕田凿井，没有不把帝王之力忘在脑后、觉得与自己无关的；他们登上了世运最为隆盛的境界。后来人们歌颂尧舜功德的崇高广大。三代以后，淳厚的风俗渐渐衰落。只有殷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约束，所以享有国家七十五年；高宗不敢荒废安逸之道，使殷国美善安定，所以享有国家五十九年；周文王接受天命时正值中年，他享有国家五十年。然而当时无论君主、臣子，直到各部门官员以及耕夫野老，同登仁寿之域、共同宴饮于一堂的情形，自古从未听闻。伟大啊，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长久施行治理而使教化成就，仁德深厚、恩泽广大，在位六十一年，官员各称其职，百姓各安其业，群生都受到润泽，德行施及四方之外，这正是所谓承受天命、首先出现的圣人，聚集福泽赐予百姓，并承受非同寻常的庆瑞。康熙六十一年春，皇祖在乾清宫举行千叟宴。命令年满六十岁以上的人才能参加。当时在朝任职的臣子，从大学士以下直到翰林、御史，共七十人；各部门官员和已经退休的官员，以及京畿附近的百姓，又有六百六十人。大家雅正地歌唱赋诗，共同享受和乐、长寿与欢乐。皇祖命宗室子孙一百多人执爵献酒，进退有序地列在席间，远远追溯古代馈食酳饮的礼义，不受三爵礼数的限制。【孙臣】当时十二岁，有幸参与这件事，得以见到这盛大的典礼。皇祖又创作了歌诗，命儒臣依照韵脚反复唱和，绘制图画来祝颂长寿，使它流传后世无穷。雍正七年冬，我得到诗和图，翻阅诵读，私下看到我 皇祖如天一般的德行、如天一般的福泽，与春日的阳光、秋天的露水同样温暖滋润，像甘雨和和风一样润泽万物；他把朝野臣民中所有老年人都聚集起来，赐给他们荣耀，使他们得到众多福祉。与帝尧朝廷群臣唱和歌咏的景象、华封人颂祝的美好风俗相比，规模更加宏大而深远。谨敢把这些记在后面，以表明太平盛世的盛大事情。恭敬作跋。《性理精义》要想使天下达到熙熙皞皞的境界，使风俗恢复到古代盛隆之时，使礼乐像三代那样光明，使孝悌之道兴盛于普通人家，必定要以崇尚王道为根本；而崇尚王道，又在于尊重儒学。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设置庠序学校来教育人民。每年孟春，遒人手持木铎在道路上巡行宣告。《戴记》说，司徒修明六礼来节制人民的性情，彰明七教来振兴人民的德行。这些都是重视教化之道、使天下达到文明境界的措施。我

译圣祖仁皇帝崇尚儒学、尊重道统，仁爱百姓、养育万物，兴办学校，推举孝悌，整顿风俗，崇尚礼让。古代圣王用来治理天下的各种方法，没有不全部施行的。他又谆谆勉励，默默契合尧舜传授承接道统的精神和孔孟心传之学。他认为有宋诸儒向上继承失传的圣学，向下开启后世的传承，确实对世道人心有功。于是依据《性理大全》一书，删去冗杂，摘取精要，命儒臣斟酌增删，并亲自加以裁定。夜半仍披览此书，历时很久才编成，刻写序言在书简前面，用来昭示后世。伟大啊！自三代以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即使汉明帝亲临辟雍，唐太宗讲论太学，也不过是取得一时的美名，又怎么能够向天下后世开示，成为儒学的宗主，接续尧舜的心传呢？这真实的政绩和宏大的声名，光耀远古以来的时代啊！它采集群儒的精华，去掉《永乐大全》的浮泛；从明德到亲民，从格物直到平天下，先讲根本，后讲末节，探究源头，考察实际。周子《太极图》《通书》，阐明天地鬼神的深奥；张子《正蒙》《西铭》，发明万物一体的微妙。至于《皇极经世》《律吕新书》，都是自成一家之言的著作，也总括收载在一卷之中。又汇集群儒的言论，分门别类，并且在各类中辨别时代先后和学问深浅，宁可纯正而不混杂，宁可精要而不泛滥。读这部书的人，必须先在论学的篇章上用心，立定志向以端正根本，以主敬来涵养内心，以致知来穷究事理，以身体力行来践履实际。然后玩味其中关于治理之道的内容，以明白治理百姓、建立政令的方法；再深入钻研全书，以看见天地为何显明、鬼神为何幽深、造化为何运行不穷、圣功王道为何灿然而可以遵循、确实而不可改变。这样一来，我圣祖仁皇帝创造万物、培养人才的用心，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意旨，以及希望天下后世共同达到理学盛境的愿望，就不会落空了。恭敬作跋。朱子《大学章句》六经的文章，具备各种道理，包罗万事，汇集众圣人的精华来立言。君臣、父子的大伦，古往今来的大法，没有不从这里取法的。所谓使天下焕发文明，以及圣人垂示后世、建立教化的用意，大概深远了。六经之外，还有四子书。《大学》是曾子所述，却反而列在孔子《论语》之前，是因为圣经也是孔子所制作的，它由近及远，端正根本而开创末节，实际上又是进入圣人境界的阶梯。从汉代以来，这篇文章载在《礼记》中，却没有人知道尊重它。到了宋代，程子才把它列入四书，朱子又为它作解释。大概孔子、曾子的道统在汉唐断绝，到周敦颐、程颐、张载、程颢、朱熹五人时才得以承继；孔子、曾子的著作在汉唐之间也隐晦而不显著，等到程朱表彰以后，才显赫昭著并广泛流行。道统传下来了，这门学问才传下来了；如果没有程朱，就无法传承孔子的道统，所以孔子、曾子的著作，也不是程朱就不能充分发明其中的精微义蕴。传文说：古代的人从十五岁进入大学，教育他们明德、亲民的事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明德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亲民的事业。内圣外王之道，难道能超出这些吗？由近及远，由小到大，语言简洁而意味深长，道理明白而文辞简约，确实兼备六经的精义，并且便于初学者学习，怎么能不知道用心致力呢？大概人心危险难安，道心幽微难明；所谓明德，就是彰明道心而遏制人心。推及外物和百姓，就是亲民。诚实地守持中道、安止于至善，说的就是这个。尧舜之道不超出这些，而朱子解释这部书，又做到道理明白、文辞畅达，获得历代圣人传授心法的要旨，尤其是学者应当亲身体验并牢记奉行的。《书魏郑公十思疏后》臣子责难君主、陈述善道、劝止过失、纠正错误，必须以忠诚为根本，以公正来推行，匡正挽救、顺势辅佐，补足君主政务中的缺失；尤其应当首先匡正君主不正的思想。君主是天下万民的主人，而一颗心又是君主施行政教的主宰。内心一旦端正，事情就没有不端正的了。唐太宗，是三代以下能够采纳劝谏的贤明君主；他的朝廷中也有很多敢于进谏的臣子，但必定把魏郑公列为首位，是因为他能够匡正君主的内心。郑公所上奏疏很多，但必定把《十思疏》列在首篇，是因为它从君主开始谋划、产生思虑的地方说起，使君主知道应当谨慎。那“木为根本、水有源头”的比喻，难道不是说君主的一颗心是治理天下万事的根本吗？巩固这个根本、疏浚这个源头，难道不是要端正君心，使它成为施政的源头吗？“思”是内心刚刚发动而尚未显露于外的念头。内心将要发动而还没有涉及具体事务时，便有这十种思虑；这样又怎么会进入邪路而不光明正大呢？《易经》说：“君子见到事物初起的征兆便立即行动。”《尚书》说：“只要谨慎对待征兆，就能获得安康。”郑公所谓“思”，就是谨慎对待征兆的意思。谨慎对待征兆，内心就端正了；内心端正，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端正的了。因此贞观之治有很多郑公的功劳，难道不伟大吗？《书新唐书兵志论后》治理天下，靠的是德行而不是武力。因此德行盛大就能称王，德行衰败就会灭亡。商汤向东征伐，西方的百姓便怨恨他；向南征伐，北方的百姓便怨恨他。周武王向东征伐，诸侯用筐盛着黑色和黄色的帛来迎接，唯恐落在后面。难道他们是把甲兵攻战当作取得天下的工具吗？德行盛大而称王，天下没有不顺从他的，所以百姓归附他，像归附父母一样。哪里还会有拿自己的子弟去攻打他们父母的人呢？然而自秦汉以来，风俗日益偷薄，人心日益下降，于是出现了用甲兵取得天下、用甲兵守住天下的君主。这种因时制宜、只图一时获利和便利的办法，虽然可以用于一时，最终却不能流传后世。只有唐代设置府兵制度，使它与租庸调制度相互配合，其制度很接近古代。后世子孙废弃了它，于是导致灭亡。由此可见，祖宗的法制不可以任意变更。唐初从农民中征取士兵，分批轮换入卫；四方发生战事，就命令将领出师；事情成功后，士兵归还府库，将领回到朝廷，所以百姓没有怨恨之心，将领也没有专擅兵权。到了后来，府兵制度废弃而改为彍骑，彍骑制度又废弃而改为方镇。方镇势力强大，天子势力微弱，耗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养军队，而方镇便利用军队同朝廷抗衡。天子想不灭亡，难道还能做到吗？本来养兵是为了禁止动乱，等到它产生弊端，却足以造成动乱。不养兵，就不足以在一时之间控制变乱；养兵，又会使军队坐享供养而骄横。因此，制度规划不能不完善。作为开创基业的君主，本来应当深谋远虑，建立可以永久施行的法令；作为子孙后代，则应当战战兢兢地修养德行、爱护百姓，以维持治理、保全国家，又应当谨慎守护祖宗的法制，不把权力授予他人，以免给动乱提供条件，这样才可以预先防备。

译《书朱子戊申封事后》朱子在朝廷任职四十多年，前后上奏的封事共有七十多篇，都切合实际政务，不怕触犯君主的威严。即使古代以直言敢谏著称的名臣，也没有超过他的。至于《戊申封事》，直接指明根本，痛切陈述时事，都深深击中关键。如同仓公、扁鹊、缓和那样的医术，能够起死回生、治愈已经深入骨髓的疾病，只可惜当时没有被采用。唉，这大概就是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先生封事中的第一要务吧！他竭尽精力和诚意，无暇顾及自身，把这些话告诉君主。他关于根本大计和紧急事务的论说，与《中庸》的九经相互表里。其中根本大计有一项，就是端正君心；紧急事务有六项，就是辅佐扶持国家根本、选择任用大臣、振作举扬纲纪、改变风俗、爱护养育民力、修明军政。到了末尾，又把当时弊政中与古代不相符合的地方，反复陈述，洋洋洒洒达数万字。他的文章浩大之气流行贯通，开合变化，使人读来受到鼓舞、激发奋进，沉吟玩味而不能自已。大儒启发君主、匡益政事的作用真是宏大啊！学术与功业这两件事，本来相互因依而成就；传道之言与济时之言二者，也是一致的。济时的功业有大小，而传道却能使全部功业获得根本。有以济时为言论而自身不是传道之人的，这样的人是有的。但从来没有身负传承道统的寄托，却在当时毫无功业显现的人。先生是传道之人，那么他有救济时局的言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九 杂著 读《二南》闺门，是王道教化的开端，是人民繁衍的起点。使妇女达到贞洁淑善，辅佐君子，然后才能夫唱妇随；在内可以防止邪僻、涵养中正，在外可以施行妇女教育、教化乡里。《易经》以乾坤开篇，《尚书》重视嫁女之礼，而我的夫子删定《诗经》，又把《周南》《召南》列在篇首，其中的意义深远啊。大概《二南》所表现的，就是周朝初年风俗的盛美：从闺门推及诸侯国，再推及天下。称为“风”，是因为它的体制不同于“雅”。把它们系属于周、召，是因为古人采陈诗歌来观察民风，各自按照地域加以区别；所以作于岐周封域以内的，称为《周南》；召伯巡行南国、采集民歌所得的，称为《召南》。然而周公、召公的政教，也就是文王的政教。文王的政教，以《关雎》为根本，是因为得到了内助；以《麟趾》为终结，《麟趾》是《关雎》所感应的结果。于是推广到江汉，直到汝坟，国都之内没有不受其政教感化的。政教施行于南国，南国诸侯受到感化，于是作了《鹊巢》诗；感化的范围不只在人，也推及万物，于是作了《驺虞》诗。再推及《行露》《摽梅》，南国的人没有不受到其政教感化的。家庭之道得到修明，天下的道理就能实现；夫妇的义理端正，家庭之道才能修明。男子敬慎修身来率领妻子，女子敬慎修身来顺从丈夫，具有《关雎》《麟趾》的意义，然后才能施行《周官》的法度。这些话难道会有错误吗？读《鹿鸣》至《天保》六诗 我曾读《易经》的《泰卦》卦象说：“天地交合，就是泰。”解释它的人说：“阴在上而阳在下，是君主下交臣子的意义。”又说：“天地的形体不能交合，却能以气相交；君臣的名分不能混同，却能以情相交。”古代圣王用来维系世教、治理百姓、使万邦协和、使百姓受到变化教化的，也依靠这种感情相互维系。因此用礼来节制，用乐来调和，用饮食来进献，用宾主之礼来亲近，用歌咏来助兴，使人满足其感情而不至于流荡。在《诗经》中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又说：“别人喜爱我，指示我周行大道。”宴请宾客而希望他们指示大道，那么君臣相交、彼此警戒的意思，也包含在其中了。使臣为王事奔走，所以作《四牡》来慰劳他们，说：“难道我不想回去吗？只是王事没有止息。”这是预先体察他们思念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