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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六 《抑庵文集》　别集类五　【明】提要 臣等恭谨考订：《抑庵文集》十三卷，《后集》三十七卷，均为明代王直所撰。王直字行俭，泰和人，永乐甲申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修撰，历仕仁宗、宣宗，官至少詹事。正统年间拜为吏部尚书，天顺初年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死后谥号文端。其事迹详见《明史》本传。王直器量见识深厚稳重，有大臣的气度；在铨选部门任职十六年，奉行职守公平公允，是一时最为出色的。英宗被留在漠北时，景帝畏惧迎接英宗，王直首先请求派遣使者，极力坚持正当的意见，他的大节尤其不可动摇。他的诗文典雅纯正，具有宋元遗风。自永乐年间起，他就奉命入阁，掌管诏令制诰，朝廷的著作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当时他与王英齐名，有“西王、东王”的称誉，而王直尤其长寿，巍然享有一代人的崇高声望。萧镃称赞他的文章浩瀚绵延，如大河长川，曲折回旋，变化万状，大概是由于积蓄深厚，所以流传得远；不过他的赞誉未免稍有过分。然而明代自中叶以后，北地、信阳的文论兴起，古文日益趋向虚伪。王直处在宣德、正统之间，距离明初还不远，淳朴的风气尚未流失；他的作品表面看似平易，实际上温厚和平，确实不是后世作品所能比的。虽然不能追及古代作者，也可以说还保有古代文章的典范。文集由他的儿子、检讨王防编成，成化初年他的次子王稹又加以校订，并把原集没有收录的作品以及退休居家以后所作的文章，另编为续集，附在后面。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敬地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集》卷一　明王直撰 记 《进士题名记》　应制作 圣明的天子刚即位，谨慎遵守成法，诏令天下通过科举选取士人。第二年改年号为正统，行在礼部依照制度举行考试，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一百人上报。三月初一日，皇上在朝廷举行殿试，中选的一百人都恭敬地体察皇上的德意，竭尽平日所学来应答这次重大策问。三日，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臣士奇等人把对策进呈，皇上亲自评定名次。第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擢升周旋为第一名，其余人分别赐进士出身。传胪、赐宴和赏赐之后，有关部门请依照旧例，在北京国子监立石刻录姓名，皇上诏令臣王直撰写记文。臣王直谨拜两拜叩头说道：“我太祖高皇帝接受上天的光明使命，统一拥有天下，思量建立万世太平的事业，必定以贤能人才作为根本。因此采用科举选士，从朝廷内部的卿佐直到各部门的百官，大都由此途径选出。此后历代圣明的君主相承，都采用这条道路。自洪武辛亥年至今，共举行了二十科，得到的人才很多了。由于皇上具有盛大的德行，光照天下，所以各国的贤才都愿意做他的臣民，只等待时机被选拔任用罢了。治理成效的盛大，可以与唐尧、虞舜相比；虽然这都是深厚仁德恩泽所造成的，但也有赖于得到贤才来辅佐。” 恭敬地想到，皇上聪明睿智，继承大统，求取贤才、谋求治理的心愿，正是祖宗的心愿。各位进士首先接受皇上的清问，蒙受厚重的恩宠，这种遭逢的荣耀，真是盛大啊。如今把姓名题刻在太学，太学是天下贤士汇聚的地方，难道只是为了使进士的声名长久流传吗？也是为了使尚未被任用的贤才因此受到激励，更加努力学习，以等待任用。但是臣对各位进士私下还有一个愿望：“如今把姓名刻下固然荣耀，后世的人将会循着姓名来寻求实际，他们一定要成为忠良正直的臣子，早晚都恭敬谨慎地修治职务，希望不要辜负朝廷优厚的心意。否则，这些姓名留存下来，难道只是为了作为美观吗？”谨依诏书把文字刻在石上，并借此告诫诸位。

译《御书记》仁宗皇帝亲笔书写的五十一字，是臣王直所珍藏的。永乐七年，太宗皇帝巡幸北京，仁宗任皇太子监国。当时少师、吏部尚书臣蹇义，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臣杨士奇，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臣黄淮，前兵部尚书臣金忠，都兼任宫臣，辅导太子。臣王直任翰林修撰，也有幸在近侍之列。凡是朝廷的机密重务以及军书、奏表送达行在的，皇上都必定让我参与执笔。臣王直庸碌朴拙而愚笨，奉事一向谨慎。仁宗皇帝认为我可以任用，不肯弃置我，深厚的恩惠和恩泽往往也施及我。这就是这件御书的由来。其中“编修王直”四字，是当年端午节赐扇时所题写的款识；称为“编修”，大概是误写。七月，臣王直因眼病不能上朝，皇上听说后命人制药，让臣士奇拿来赐给我。“赐王直等”九字，大概是皇上封题在药上的文字。当时先父伯贞任琼州府知府，已经六十八岁。臣王直以父亲年老向皇上说明，皇上让他退休回乡。“王直告父年老”以下二十二字，大概是批示吏部的话。八年冬天，太宗皇帝车驾回到京师，臣王直仍然担任原来的职务。有关部门认为先父退休的年限不符合法律规定，事情也就改变而没有实行。但是仁宗皇帝施加在我们父子身上的恩德，哪里敢忘记呢？过了两年，到癸巳年，臣王直随从太宗皇帝来到北京。又过三年，到丙申年，先父也因母亲去世服丧期满而起复，前往行在，改任肇庆府知府，还没有赴任便因病去世。臣王直奉送灵柩南归，经过京师时在文华殿拜见皇上，谈到当时的政事以及先父的事情。皇上怜悯我，命光禄寺供给途中所需的饮食。辞别之后，又命内臣拿白金来赐给我。“白金一斤”以下十六字，也大概是皇上封题在白金上的文字。唉，以臣的愚钝，能够亲自侍奉皇上仅仅两年，而皇上的宠爱恩赐竟如此深厚。我曾私下议论这件事：上天覆盖万物，雨露的润泽、日月的照临，不因大小贵贱而有所区别，没有不蒙受它的光荣的。仁宗皇帝的圣德如同上天，这就是臣感到特别幸运的原因。此后，臣王直接连遭逢母亲、父亲的丧事，前后离开朝廷六七年。等到再次回来，恰逢皇上登基，于是蒙受恩典升为学士，擢升为庶子，正要竭尽自己的微薄才能图报皇恩，皇上的驾崩却发生了。臣王直因此长声号哭，悲痛追忆，不能停止。于是把平常所接受的御笔墨迹装裱汇集成卷，珍藏起来，以寄托对皇上的长久思念。从前苏轼为王举正记述仁宗皇帝的飞白书，曾说：“珍藏乌号弓，还不如珍藏这支笔。”如今臣王直也这样说，因为这里寄托着皇上的精神和恩泽。唉，想攀援皇上的胡须随他升天，已经再也做不到了。仰望银河般明亮回旋的天空，仰望圣明神灵仿佛仍在面前，我王直用什么来竭尽自己的心力呢？只有努力修治臣子的职务，不使这份厚重赏赐受辱，希望稍稍报答万分之一罢了。卷册编成后，谨慎写下自己受赐的缘由，希望阅览的人有所考察。《慈训堂记》我的内兄彭士扬已经在月池之上建造了新堂，用来奉养他的母亲孺人，并命名为“慈训之堂”，表示不忘母亲的恩德。彭氏世代以儒学著称，他的先父元复先生笃志求学，勉励操行，有志于时世，不幸早逝。当时士扬刚十岁，孺人才二十六岁。元复先生既然从事儒业，又没有丰厚的产业和财货来资助生活，破旧的帐帷、瓦灯之下，房屋里一片萧然。孺人勤劳女工来维持粥食和祭祀。有怜悯她贫困的人劝她改嫁，孺人严厉斥责。又有贪图她财产的人，反过来虐待困苦的士扬，她也忍受下来，不与他们计较。但她的操守确实坚定不移。她很早就读书，通晓《论语》《孝经》，常常口授给士扬。等士扬到外傅那里读书，傍晚回来，她询问所学；如果有尚未熟习的，就长叹流泪说：“你是孤儿，若不努力学习，凭什么立身呢？”于是点燃灯火相对做女工，一定要让他熟读才停止。士扬稍稍长大，家中供养有时不足，便稍微外出从事贸易和计算之业，孺人就非常生气，指着所收藏的书说：“这是你父亲的志向，也是你应当从事的事业。怎么能因为供养我的口腹而荒废你家的世业呢？”于是举古人断机的故事来告诫他，让他跟随前靖江府长史萧用道学习《书经》。士扬受到感动和激励，成就了自己的志向，所以如今成为有名的士人。唉，孺人的德行如此，士扬应当把它彰显出来。我曾观察过，早年守寡的人很多，有足够的财产来维持生活，又没有人侵扰她们，这样的人立节比较容易；然而其中也有许多不能坚持到底的。孺人却在艰难困顿之中独自挺立，最终保全节操并成就了儿子。今年她已经七十多岁，享受儿子始终不衰的孝养，使乡里人感叹、羡慕并把她作为榜样，这就尤其难得了。世上的人喜欢顺从自己的私欲，以他人的祸败为乐，像孺人母子这样，哪里还希望他们有所成就呢？却不知道上天本来怜悯他们，暗中扶助他们。假如一切都像那些人的心愿，那么今天又会怎样呢？所以我认为，士扬能够立身成名，虽然是由于他母亲善于教导，难道不也是上天的作用吗？唉，那些任性妄为、幸灾乐祸的人，也可以从这件事得到观察。堂建成后，士扬托我写记，说：“详细了解我母亲的人，没有比您更清楚的了。如果不为她写记，就无法使这件事在长久以后得到信实。”我认为，孺人的德行已经载于乡人的耳目之中，真实可信，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知道，所以为她写下这篇记。孺人姓刘，她侍奉父母和公婆尤其尽孝，应当另有人为她作传记载，这里不再详述。这里所记的，只是这座堂取名的原因。堂建成的日子，是永乐甲午年十月初一日。

译《王山仙坛砖室记》王山在泰和东南七十里，草木繁盛而高大，大概是全县仰望的名山。它最初名叫义山，晋代华阴人王子瑶曾在这里修道，后来成仙而去，因此改名为王山。唐贞观年间，长安人匡智仰慕王子瑶的道术，于是弃官，和他的侄子一同来到这里，隐居山中，诵读修炼，时间久了也成仙而去。从此常常显现奇异之事，山旁附近各县的人，凡是祈求水旱、疾病、瘟疫，或求子嗣的，都前往这里。然而仙坛在山顶，从山下登上去大约有二十里，有事到坛上祈求的人，大多得到风云雷雨应验；但那里没有可以遮蔽依靠的地方，人们往往因此生病，却没有人知道应该把功劳归给谁。桃源人萧德通，是个奇异之士，也曾向神灵求子，于是独自谋划说：‘这里既然有风吹、飘扬、震击、凌厉之患，只有砖室才能长久。’于是从山下烧制砖块，再雇人搬运到山上，估量建成一间屋子，深一丈，宽八尺，高度也如此。总共用了若干砖，耗费了若干人的力气，这才建成。这样一来，凡有祈祷的人，都可以从容地在这里办事了。古代山林、川泽、丘陵能够生出云气、形成风雨，或出现怪异事物的地方，都称作神；诸侯在自己的境内就祭祀它们，而求子的则祭祀高禖来祈求，这是合乎礼的。如今这座山高峻广大，奇伟瑰异，又有三位仙人的灵异变化不可测度；它能产生云气、形成风雨，以利益滋润万物，本来就应当如此，而且又能像这样赐给人子嗣，难道不是更加神异吗？既然如此，徳通对神灵如此恭敬虔诚，而神灵也有办法回应他的请求，这就确实无疑了。于是应他的请求写下这篇记，并系以诗，让人歌唱来祭祀。诗说：巍巍的王山，是全县仰望的名山啊；并非只有山灵异，还有仙人在护佑啊。仙坛高高耸立，逼近苍天啊。风雨云雷，是山中寻常的现象啊。我的屋室新近建成，便利人们祈祷禳解啊。愿神灵顾念它，迅速来到这里降下安康啊。彩虹般的旗帜、雾气中的旌幢，纷纷扬扬啊。有时骑着麒麟，有时驾着凤凰啊。享用虔诚的祭祀，降下福气吉祥啊。温润的灵气，使景象光明灿烂啊。恩惠泽被广大，带来丰收啊。永远赐予子孙后代，使继嗣昌盛啊。粮食堆积如山，我的仓廪充盈啊。芝兰玉树，长久以来更加芬芳啊。神灵所赐给我的，使我富足而美善啊。我的百姓仰望神灵，永远不会忘记啊。与天地相配，安定护佑这个邦国啊。经过千万次祭祀，永远保持神灵的长久护佑啊。《八景亭记》八景亭，是贵州宣慰使宋侯尚德宴饮游乐的亭子。亭子在贵州洪边，大概是宋氏旧宅的遗址，山川景物最为优美。宋侯选取其中最突出的景致，命名为“洪边八景”，又在八景之间建造亭子，有空闲时便登亭宴饮。所谓八景，登临亭中就可以一览无余。即使四时早晚景物各不相同，也都足以使眼睛愉悦、内心畅快。因此把亭子命名为“八景之亭”。宋侯仪表丰美秀整，处事循规谨慎。我朋友郭绪公任贵州按察佥事，很是喜爱他。今年郭公来到北京，托我写记。我认为，山川景物各处都有，但热衷富贵的人往往不知道其中的乐趣，只把志向驰骋在追逐功名利禄的道路上。高明卓越的人知道山川的乐趣了，却又往往勤于自己的事务，因而发出不能兼得的叹息。虽然人的心志和行迹各不相同，难道也是上天吝惜，不让人兼得这些好处吗？既然如此，能够兼得的人，他的幸运难道还小吗？宋侯承受世袭爵位的荣耀，镇守安抚一方百姓；一方百姓敬仰他，他已经既尊贵又富有了，却又能够尽情享受山川景物的乐趣，上天为什么这样厚待宋侯呢？然而君子的宴游，并不只是求得一时的舒适罢了，大概还有更大的意义。观赏山可以增益仁德，观赏水可以增益智慧；四时早晚景物的差异，又可以由此看见天地气化的奇妙，而像太阳每天更新那样的功夫，那么凡是与之相接触的事物，都可以成为增进道德的资助。宋侯的志向是否正在这里呢？如果志向确实在这里，就有办法继承前人并流传久远；所谓八景亭，也将永远光耀。过去太原人王弘中在连州，得到当地最美的景致共八处，合在一起把他的亭子命名为“燕喜亭”，昌黎韩公确实为它写过记。连州距离长安万里，它当时受到称誉、后世得以流传，是因为韩公的文章。如今这座亭子不比连州的差，而贵州距离北京，也正如连州距离长安一样遥远。只是我的文章不足以继承韩公，然而后世知道有八景亭，未必不会因我的文章而看见它。因此为它写记，并且特意记下其中重大的意义，用来期望宋侯。

译《长沙府重修儒学记》从前太祖皇帝刚平定天下，就在京师建立国学。不久又诏令各郡县都建立学校，来教育当地百姓。这是认为达到治理的根本就在这里。当时长沙旧学长期毁于战乱，于是就在原址上修建学校。这样一来，郡中的士人有了归依之处，讲习圣人的道理，以修养自身，并用于当世。到现在五六十年间，修缮工作没有接续，学校一天天破败。宣德二年，太守邹侯刚到任，先到庙中拜谒先圣，退出来查看校舍，十分害怕无法符合朝廷建立学校、振兴治理的心意。过了一年，政教大为推行，百姓无不喜悦，于是谋划拆除旧建筑而重新修建。邹侯首先捐出俸禄来供应费用，长沙卫指挥使杨侯福、指挥同知武侯安、王侯成、指挥佥事汪侯旺，以及府、卫属官和十二县的令佐，也都欣然拿出俸禄相助。邹侯命清江人裴侃教授主管此事，购买良材，命令工匠开工。工程始于宣德三年春二月，到四年秋八月完工。殿堂、门廊、斋舍、厨房、库房，无不齐备，全都高敞明亮、坚固精致，超过了旧日的规模。邹侯向庙中报告完工后，有空便和诸生在其中讲论。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必定以学校为根本，考察夏商周三代即可看见。那个时候，不只是天子有学校，即使诸侯也有学校。长沙是大郡，大概是古代诸侯的封国，怎么可以不相称呢？邹侯为此急切操劳，是应该的。他真是懂得根本的君子啊！诸位也能够竭尽力量来共同成就此事，都可以说是贤者了。我曾听说，学校是用来阐明圣人之道的。圣人之道根源在人的内心，显现在书本上；求学的人读书来明白道理，从大的伦理义理直到细微的事物规律，都精细考察并努力实行，使之教化家庭，成为乡里的仪范，再推广施行于天下，于是治理之道就兴盛了。然而有志于此的人大概很少。因此，有读书却不能明白道理的人，有违背道义而追逐利益的人，还有束起书本不看、把一切寄托于侥幸的人。这是世俗通常的弊病。做士人的，受到深厚的教育，却反而以世俗的做法自处，那么士人又有什么可贵之处呢？国家历代圣明的君主相承，都锐意发展学校。如今的天子又担心贤能与不贤不能区别，选取其中修养优良的人，罢退不善者，又限定名额，以激励劝勉、诱导进步；朝廷用来对待他们的恩意已经极其深厚，怎么可以辜负呢？何况长沙是晦庵朱子教化经过的地方，南轩张氏也曾在这里讲学。二位先生所说的道，就是圣人之道。流传下来的风尚和余韵，应该还有保存下来的。假如循序渐进，以特别的诚意对待此事，并且长久积累，那么达到成功一定是可以的。这样以后才有办法符合朝廷兴办学校和邹侯修建学校的心意。邹侯是湖阴人，才智足以明白事理，才能足以成就事务。到了这次举动，长沙县令廖谟尤其能够辅佐他的志向，知道他的用意深厚以及成功的劳苦。他认为不能没有记载，于是来请求我写文章刻在石上。因此我为他说明事情所以然，用来告诫求学的人。《南坡草堂记》南坡草堂，是翰林侍讲余君正安居住的堂屋。当初，正安来到北京，在城外得到一块南坡的地，那里水木茂盛，没有车马喧闹，于是建造堂屋居住。等到扩建都城，南坡便处在城内，虽然连接着市场和居民区，但深邃幽静，喧嚣的声音传不到耳边，尘土的杂乱也映不入眼，大概可以说是隐士居住的地方。正安聚集了一千多卷书，有空时就和士大夫饮酒吟咏作为娱乐。京师虽然有很多高门大宅，但像南坡草堂这样从容闲适的地方并不多。我曾说人的爱好各自有所归类：宏伟华丽的建筑，是富贵显达者所喜欢的；茅草屋顶、低矮简朴的房屋，是贫穷俭约者所喜欢的。那些富贵显达的人得志以后，权力足以撼动别人，喜欢趋奉的人争相靠近他们，因此宏伟华丽的建筑，大概是其权势所必然造成的。至于贫穷俭约的人，安于清静退处，权力既不足以影响别人，力量又不能使自己获得华屋，所以茅屋卑陋简朴，本来就是他们的处境。正安担任禁近之职二十多年，已经尊贵而显达，却反而建造草堂，以贫穷俭约自处，这其中的志向难道本来就有所在吗？君子所喜爱的东西，根本来自内心而不向外求，正安本来就有内在的快乐吗？德行善美充满自身，凡是用来满足口腹和身体需要的东西，美好或恶劣都不值得计较，何况居住的地方呢？正安年过六十，已经老了而且多病。如今皇上即位，嘉惠臣民，正安便把自己的心愿上报皇上，得以带着原有官职回到庐山中退休，而所谓南坡草堂，也将要舍弃离去了。正安想到经营它的劳苦以及过去居住的旧情，内心不能忘怀。我认为君子所居之处，大概有一些东西会长久而不泯灭。从前尹师鲁在随州做官时，曾经结茅建亭来自娱；他离开后，人们不忍心让它毁坏，便总是加以修理，于是命名为尹公亭。这大概是因为师鲁的文学和品行义理，能够使人永远感动仰慕。正安的文章和品行卓然显著，世人耳闻目睹；他的声名和气节，大概也会有长久保存的。怎么知道南坡草堂不会成为随州的茅亭呢？所以我为它写记，至于堂建成的年月，是永乐某年某月某日。

译《胜景楼记》长江发源于岷山，蜀地各水流经三峡，到了荆地，水势盛大。又汇合湘水、沅水、汉水、沔水，旁边引入豫章各条河流，在舒地汇合，水势更加深广而不可测，弥漫浸灌。群山绵延，争相呈现奇异秀美，回环环抱，俯首相迎，都是可以一一指点的，大概是奇特优美的地方。然而船夫和行旅之人在这里涉行，往往心惊胆战，对于江山的美景无暇顾及。城郭中的居民则都追逐十分之一的利益。即使有登高远眺的人，又往往苦于市场的喧嚣尘土、民居的遮蔽障碍，不能尽览它的美景。虽然是人的谋划还没有达到，或者江山的秀美本来就自有它的遭遇。我的朋友黄有常住在城外石滩上，建造了两间新楼，高高地从群屋之上突出出来，后面背靠城市，前面面对大江，没有喧嚣的声音充塞耳中，也没有遮蔽物妨碍视线。窗户玲珑通透，轩窗敞开，放眼望去，凡是江流上下百里之间，风浪的兴起和停息，船只的往来，蛟龙鼍鱼的出没，鱼鸟的飞翔游泳，江边芦苇和水浦树木的纷繁，洲渚云气和岛上雾气的开合，四方人们互相交替来往的情景，全都呈现在几席之下。江南数郡的山，从匡庐山直到九华山，一重重相联相属；秀丽突出者像芙蓉，横向排列者像屏风，熊罴伏卧而虎豹蹲踞，鸾凤飞翔而蛟龙奔走，千姿万态，一抬眼便全都可以看到。唉，这是多么快乐啊！我居住在泰和，泰和登临游览最优美的地方叫快阁，它的名声闻于天下已经很久了。我居家时曾多次游览，俯视澄澈的江水，远望秀美的山岭，胸中因此浩浩荡荡，感到快乐。去年冬天买船前往京师，冒着风雪，顶着波涛，恐惧战栗，一个多月才到舒州；登上有常的新楼，又一次得到胜景可以观览，那种喜悦大概可想而知了。我在那里流连数日才离开。到了京师，有日常的职务，早起晚睡来尽力效劳；玉堂如天上的尊贵地位，虽然不是小小的江湖远景所能相比，但在办理公务之余，追想游览山水的胜景，也未尝不在心中感慨仰慕。常常能够观赏山水的人，不知道快乐为何物；只有经历险阻、受到限制拘束的人，之后才知道它。如今有常在将近老年的时候，正逢太平无事的时代，能够悠闲自在地在这座楼上观赏景物的奇异优美，难道可以不知道由此得到快乐吗？我与有常有世代交好的关系，所以为它命名为胜景楼，并请求中书舍人陈登书写“胜景楼”三个大字，叫人悬挂在屋檐之间；又为它写下这篇记。将来有一天我因年老多病获准回归田园，再登上这座楼，还应当为有常作赋。《德寿堂记》新淦是临江的大县，说到县里的大族，就称长牌廖氏；说到廖氏族中的贤者，首先必定称赞必达翁。廖氏世代有诗书礼义的教训，而翁尤其敦厚有德、乐于行善；他说话做事一定审慎合乎礼法和道义，从来没有苟且之处。他一向喜爱宾客，亲近看重士大夫，教育几个儿孙一定以孝、悌、忠、信为内容。四个儿子绍基、存基、荣基、振基，孙子十一人，其中绍基的儿子建略年纪最长，都能继承翁的教导而有所成就。翁八十八岁，精神明健不衰，饮食起居康健有力，像年轻人一样。儿子孙子奉养他的身体、使他心情愉悦，实在无不尽其心意。逢佳时节日，他们捧酒祝寿，欢欣和乐的情意充满了整个家庭。又自认为翁的长寿都是盛大德行所造成的，于是把堂命名为“德寿之堂”。听到的人没有不认为合宜的。后来建略来到京师，便通过刑科给事中廖安止君请求我写记。我说，《洪范》所说的五福，其中一项是长寿，但长寿必定以喜好美德为根本。长寿以后才能享有各种福分；然而如果德行不积累在自身，哪里能够从上天获得长寿呢？德是根本，寿是结果。《诗经·小雅·南山有台》歌咏君子的德行并祝愿其长寿，说“岂不长寿”“德音是茂”，意思是君子必定因为德行盛大而获得长寿。又说“岂不长寿到黄耇之年”“保养爱护你的后代”，意思是君子的德行盛大，不仅必定获得长寿，也足以保全养育他的子孙。如今翁长寿而康宁，训导启发子孙，使他们能够使家业富裕，悠闲自在地享受和平的福气，他自身具有的德行，由此可以知道了。以此来命名堂屋，不也正合乎实际情况吗？不过考察《南山有台》这首诗，它作于周武王时代；武王战胜殷商、制止天下杀伐的治理还不久。诗人赞美君子的德行，祝愿他长寿、安乐，并及于后世，这是表达愿望。所谓愿望，是对尚未成为现实的事的说法。我国平定祸乱、兴起太平，到现在已经七八十年了。天下人沐浴在仁圣的恩泽中，兴起于品行义理，享受长寿，长久养育子孙，在偏远空旷之地安乐自得的人确实很多。只是他们的子孙不能都像廖氏子弟这样有才，因此不能彰显他们的美德，也不能期待流传久远。我对于这座德寿堂，怎么能不深深赞美呢？然而这并不只是为了彰显翁的德行、作为廖氏的美观；由此推论，其中还体现了圣明君主的巨大功德。我为它写记，并且把这些话预先告诉后世，使后世想知道今天的盛况，读到这篇记也可以看见。

译《宿州重修庙学记》宿州儒学在州治东面，是元至正十一年修建的。后来战乱，学校废弃。国朝洪武三年，吴彦中任知州。正值太祖皇帝革新政治、偃武修文的时候，于是重新修建庙学来奉行祭祀，并选取州中子弟里的俊秀者在学校中讲习。然而由于百姓的劳力还没有完全宽缓，不能大规模兴办，所以庙学虽然新建，却没有华美的外观，只是用茅草覆盖，再加以涂泥修补而已。后来大概也曾治理修缮，但年久以后更加破败。永乐十五年，州守徐宗威再次修新它，覆盖方式仍同旧制。经过二十多年又毁坏了。正统初年，监察御史彭朂奉命主管南畿的教育事务，来到宿州拜谒先圣庙，退出来周遍查看学校房舍，感慨叹息说：“宿州是京畿内的大州，而庙学破败简陋到如此地步，怎么能够符合朝廷尊崇圣道、乐意培育贤才的心意？州里的长官和副职难道也能为此动心吗？”于是知州王永隆、同知吴节慨然承担此事，各自拿出俸禄倡导。州民中热心办事的人也起来响应，富人捐献钱财，贫者出力。购买材料，召集工匠，大家一齐动手。工程尚未完工，王永隆便离任了。如今州守郑侯祥接续此事，协力同心，早晚不懈。于是正殿、两侧廊庑、明伦堂、授业斋舍依次建成。圣贤塑像和神位都修建龛室来遮蔽尘土，又建造房屋三十间，作为诸生退居休息的地方，全都用陶瓦覆盖，结构坚固严密，规模宏伟。原有的各种祭器都粗劣破旧、黝黑不堪，如今全部更换，所换之物洁白华美；其他应有的器物也没有不齐备的。工程大概开始于某年某月某日，到某年某月某日完工。完工后，学正林同对众人说：“宿州自有庙学以来，到今天已经很久了，并不是没有多次修治更新过，然而都因循苟且，只求一时具备，不足以传给久远的后人。如今幸而得到贤能的御史把兴学看作急务，州里的贤能长官和副职又能恭敬率领众人完成此事，使七八十年破败的遗留，一旦改变成为盛大的景观，这功劳难道小吗？如果不为它写记，那么后人又有谁知道事情的缘由呢？”于是把事情的始末写成文书，借宿州卫经历王某来到京师的机会，请我写文章刻在石上。我认为，学校是贤才由此产生的地方，大概是治理天下的根本。然而贤才之所以能够养成，必定以圣人之道为根本；读书来明白道理，把道理落实于自身，实行于家庭，推及乡党州闾，从大的伦理义理直到日常应事接物，全都不违背，那么贤才就养成了，治理的根本也就确立了，难道只是学习文辞而已吗？朝廷对学校的期望就是这样。因此虽然有通常的法令，又专门设置风宪官来督促勉励。彭君独自能够把教育事务作为自己的责任，所到之处都推进诸生的学业，同他们共同讲明圣人之道，一定要使他们身体力行，同时也不废弃文辞的学习。这不就是所谓善于教育的人吗？宿州的庙学虽然是州中长官和副职能够协力而建成的，但如果没有彭君在前面劝勉，就没有人能够振作兴起。因此彭君对于宿州的恩厚，大概很深。凡是在这里求学的人，进可以瞻仰道德的容貌，退可以考察礼义的实际，根本和末节都兼顾，细小与重大都不遗漏。将来出仕而被任用，确实足以兴明圣道、达到治理，那样才不辜负圣天子的教育恩德以及诸位贤者兴建学校的力量。至于督促勉励、考核劝进的用心，如果只是特别重视文辞而不以道为根本，自以为没有辱没职责，君子是不会看重的。我过去在成均认识学正林同，知道他的文章和品行，所以为此写记，用来告诫后来求学的士人，并且帮助他完成此事，也让后人有所考察罢了。《贞节堂记》周成王时制定了旌表的法令，凡是有善行的人就加以旌表。这是褒奖已经做到的人，并劝勉尚未做到的人，用来使人心善良、使风俗淳厚，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天理存在于人身上，本来没有不同，为什么还需要劝勉呢？大概天理虽然相同，而人的气质各不相同；固然有不需要劝勉就能做到的，也有经过劝勉以后才能做到的。治理国家的人想要使人心善良、使风俗淳厚，怎么可以停止劝勉呢？从前太祖高皇帝知道治道的根本在这里，常常诏令天下寻求忠、孝、节、义之人，加以旌表，并把它写成法令。洪武丁卯年，泰和县令把属下行为显著的人列名上报，节妇严氏也在其中。已经用贞节旌表她的家门了。永乐年间修撰《高庙实录》，王直参与其中执笔，凡是天下受到旌表的人，按例都可以写入。大概是推扬高皇帝的德行来劝勉天下后世，哪里是出于私心呢？严氏，是泰和北门胡祖与的妻子。嫁给胡祖与后，生下儿子仲宣，仅仅四十天胡祖与就去世了。许多人劝她改嫁，严氏抱着年幼的孤儿，痛哭剪发，发誓不再改嫁，安于贫困，守住义节，志向像明亮的太阳一样坚定。仲宣长大后，非常孝敬地奉养严氏，又以贞节命名自己的堂。严氏八十三岁去世。我认为，妇人侍奉丈夫，必须终身守持柔顺、贞正、坚定的德行。所以丈夫死了也不改嫁，《恒卦》六五爻说：“恒久保持自己的德行，守贞，妇人吉祥。”孔子解释说：“妇人守贞而吉祥，是因为专一地跟随丈夫直到终身。”由此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唉，人之所以成为人，只不过是具备这种天理罢了。所以人虽然不能没有欲望，却有天理可以胜过欲望。禽兽不知道有天理，只是一味顺从欲望，因此为了饮食彼此追逐，雌雄交配混乱，放荡而不能节制。人不是这样；人如果到了欲望放纵、天理消亡的地步，那么和禽兽还有什么区别呢？像严氏这样的人，当然应当受到世人的旌表。虽然如此，我们泰和是礼义之乡，闺门之内幽静闲雅、贞正安静，言语行动都用礼来自我约束，像严氏这样的人并不少。朝廷的治理处处遵循成法，将会看见受旌表的门第在乡里相接，史官的笔也不只记载一个人而已。仲宣去世后，他的儿子绅等通过我的朋友、贵州按察佥事郭绪公，请求我为贞节堂写记，所以我为它写下此记，也借此劝勉那些尚未做到的人。

译《勤织堂记》兵科给事中蒋君性中迎接他的母亲太孺人来到京师，建造堂屋让她居住，并用自己的俸禄恭敬奉养她。还把古代孝子如老莱子之类的事迹画在墙上，并请求诸位公卿作诗，早晚歌唱给母亲听作为娱乐。太孺人为此很高兴，对他说：“我听说古代的大贤有人把奉养父母的心志作为要务，你何不也成全我的志愿？我年轻力壮时，勤劳纺织，帮助你的父亲兴旺家庭。你的父亲抛下我们离去，只剩你孤立无依；家中没有丰厚财产，我便更加勤劳纺织，早晨搓丝线，晚上织布帛，家里所有的用度都依靠这些。如今幸亏你读书成人立业，而我已经七十八岁，再也不能做什么了。你应当记住我的辛劳，用来劝勉你的子孙；我的志愿就满足了。”性中拜了两拜接受教诲，于是把堂命名为“勤织之堂”。他偶尔经过我这里，向我讲述这件事，并请求我写文作记。我听说，古代女子一定有自己的事业；衣食是人的根本大事，衣服是女子的职责。虽然身份有贵有贱，但所从事的事情相同。因此上至皇后、诸侯夫人以及卿大夫、列士的妻子，没有不把织布、缝纫、纺纱、绩麻作为职责的。自庶士以下直到里巷中的妇女，都更加勤劳。大概没有安逸居处、懒散游荡而荒废事务的人；这正是成周时期重视根本、崇尚实际、政治教化兴盛、风俗淳厚的原因。几代以后，先王的教化衰落，于是有人停止养蚕织布而参与外界事务，正如《大雅》所讥刺的那样；下层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到了春秋时期，又更加严重，森严的法度之言，仅仅在公父文伯的母亲身上还可以见到，唉，她是多么贤德啊！文绣、编织彩带虽然也是女子的事情，汉代却认为它妨害女红而加以禁止。这样看来，纺织本来就是女子事务的根本，做女子的必定应当把它作为要务。如今又在性中的母亲身上看到了这种品行，那么性中的母亲难道不是和公父文伯的母亲同类的人吗？本朝对于内政十分谨慎，勤劳节俭的风气闻名天下，天下人没有不喜悦遵从的。然而太平日子已经很久了，做官人家奢侈浪费、闲散放纵的习气逐渐滋长，而操持纺织、勤劳做事的心意也有所懈怠，不能说没有这种情况。像太孺人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真正贤德吗？性中奉行母亲的教诲，在家庭中成就这种风气，又表现于邻里，传达到姻亲、亲戚和故旧那里；听到的人无不受到振奋仰慕而愿意学习。这样就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福分，对政治教化的补益难道还小吗？所以我对这座堂乐意为它写记，大概希望贤母的教诲能够取得成效。《安庆府重修庙学记》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一定把教化百姓看得十分紧要。学校就是施行教化的地方。因此，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没有一个不设学校的。而学校所教的内容，则以明白人伦为根本。人伦端正，天理得以流行，天下就治理好了。太祖高皇帝统治天下之初，立即下诏令天下都设立学校，选取其中聪明俊秀的人，让他们在学校中学习，诵读圣人的书，以求得圣人的道理，并把它施行于人伦日用之间。历代圣人相继承袭，前后一致，政治教化的盛况，到现在将近百年了。安庆府学在郡城之中，旧有庙宇用来祭祀宣圣，都是洪武二年修建的。年代久远以后，逐渐破败，没有人加以修缮。宣德年间，工部侍郎周公奉命巡抚京畿各郡，兵部郎中邓君浩实际辅佐他。周公行至安庆，前去拜谒，看见庙学大为倾圮，深感忧惧，慨然想要把它完全翻新，立即拿出自己的俸禄作为倡导。邓君极力赞成他的决断，但当时没有人能够承担这件事。周公为此筹划安排，凡是能够节省开支以充作费用的地方，无不竭尽心力。这样过了五六年，王侯璜来任安庆太守，周公一向知道他的才干，便把这件事交给他。王侯说：“这是我王璜的事情，您却把它交给我，我哪里敢不尽力？” 王侯也拿出自己的所有财物来帮助费用，同知史侯祥、通判吴侯简、罗侯绣、推官刘侯善，以及郡中的属官和各县令佐，如怀宁的宋显等，还有崇尚义举的百姓，都各自按照财力的厚薄拿出钱财前来资助。周公于是和王侯更加能够施展才智，派人到荆湘购买大木材，到南京寻找工匠，凡是瓦砖、丹青等物，必定购取其中最好的；负责督理工程的人，也都齐心协力来勉励相助。周公和邓君则往来巡视，考核工程进度，并补助他们所不足的地方。先建成大成殿和两侧廊庑，塑绘圣贤像，形貌高大明朗、宏伟壮阔、端庄稳重、严肃整齐，东南各郡没有比得上的。明伦堂、讲授学业的斋舍、师生休息居住的房舍，以及门、廊、厨房、仓库和庙学中应该有的设施，也无不完备。大概始建于正统五年十二月甲申日，到正统某年某月某日完工。于是王侯写信到京师告诉我说：“庙学的兴建，实在是侍郎周公的恩惠，而我们王璜等人不过是稍稍尽了一点力量。如今建筑高大辉煌，足以长久保存而不毁坏，诸生也能够从容地在其中讲学。冒昧请求您写篇文章刻在石碑上，使后人知道这项工程是怎样完成的，并且让在这里学习的人想到要自我勉励，以符合今天的愿望。先生有办法来启发他们。”我认为，圣人的道有体有用，仁义礼智的德性充实于自身，这是道的体；从大的伦理关系直到应对事务、交接人物的日常行为，把它施行得各自恰当合宜，这是道的用。诵读经传中的精微言语，探求其中应然的道理，并且尽心竭力、毫不懈怠，那么学习就成功了。把它发而为文章，扩展而为功业，大概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古代的君子都是这样。那些把死记硬背、剽窃抄袭当作事情的人，不是真正的学习。既然如此，如今在学校游学的人，他们所应做的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安庆是京畿以内的大郡，旧志称它的风土清秀美好，而余忠宣公阙屡次称赞当地人天性忠义。风土清美，就应当产生秀杰之士；天性忠义，就应当没有奇邪的习气。以这样的人在学宫中学习，探求古人所学的道理并加以学习，还担心什么不能达到呢？这就是我今天对学校的期望。我听说道理只有一个，就是以古人为师而在今天加以验证。忠宣公镇守安庆，距今并不久远。他孝敬父母，忠于君主，功勋德行盛美，操守品行显著，文章辞采优美，确实无愧于古代君子。他遗留下来的风尚和功业余泽，至今仍有存留。诸生如果近则取法忠宣公，远则追思古代君子，以此成就自己的学问，出仕后施行于世，真正足以振兴圣道、达到治平，就没有辜负朝廷教养人才的恩德，也没有辜负诸位修建学校的期望了。所以我写下这篇记，让它刻在廊庑下面，以等待周公。庐陵人王忱，字恂如，是讲求学道的君子。因此他深深能够体察皇上的旨意，所到之处都把兴办学校作为要务。王侯是代郡人，字子玉。当初考中进士进入翰林，到这里时因为贤能被荐举而升任现在的官职。他刚到任就能专心致力于学校，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了。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记载的。至于所有参与这项工程并且有功劳成效的人，则记载在碑的背面。

译开平卫新建庙学记 开平卫的治所在独石古灵州的土地上，距离居庸关大概一千多里。游击将军左参将、都督同知杨公镇守这片土地，军队精锐强盛，号令严明整齐，敌人畏惧归服，边境没有惊扰。他曾经自己想到：“这不是臣下个人的力量。圣明天子的威势和恩德远播，才使这里得到安宁，所以我们都能够相安无事。应当努力谋划报答。”如今朝廷有兴办学校的命令，而军中的子弟大多聪明俊秀，在讲习武事的闲暇，如果让他们再读儒家书籍，更加懂得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用来排除外患、安定内部，难道不是万世的防备吗？于是上疏请求像内地各郡一样设置学校，皇上同意了。杨公便利用余力砍伐木材、召集工匠，建造大成殿、两侧廊庑、防门、棂星门以及神厨、神库；又在殿后建明伦堂，在堂的东西两边建志道、依仁二斋。还建造文昌庙以及教官的住所，于正统八年六月某日开工，到某年某月某日完工。总共建造房屋七十间，都坚固壮实、严密周全，四周环绕着围墙。圣贤的塑像绘像都按照制度制作，各种器物用品无不齐备。又得到教授杨文训、▯綦俊担任教师。愿意求学的人共有六十多人，讲读圣贤经典传记，用来明白君臣之间的义理、父子之间的亲情、尊卑贵贱的等级、是非好恶的公理；以真实的心体察它们，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并且深入探究禁止暴乱、停止战争、保全大局、建立功业、安抚百姓、和睦众人、增加财富的要领，以便达到随时因势施行的适宜。将领、佐官、吏员和士卒环绕在旁听讲，都欢欣鼓舞，感念皇上的恩德和杨公的赐予，期望一定要等到教化成功之后才停止。后来他们又相互请求说：“您做成这件伟大的事业，如果不把它寄托在金石上，后人怎么知道是从您开始的呢？况且没有文字来维持它，又怎么能够长久而不毁坏呢？应当有一篇文章来告示后人。”杨公于是派他的经历张某到京师，请我写文刻在石上。唉！独石是偏远荒僻的边境，自古以来只有荒烟野草、狐狸豺狼出没，交通道路和聚居房舍都没有，寄居在这里的人也没有，哪里看得到学校教化呢？我朝历代圣君统治万邦，当今皇上继承先志、述行先业，仁德如春日施行，威势如秋令遍行，四海内外，无论远近，全都顺从、全都称臣。然而仍然谨慎对待边防，巩固封疆守备，用来严格划分内外的界限。而独石则因为委托杨公驻扎重兵镇守，原本荒芜污秽的地方被开垦成良田，由此边境粮仓充实，士气增加百倍，再辅以奇谋异策、坚固铠甲和锋利兵器，所以所向都能建立功劳。如今又设置学校加以教化，把文治、武功两条道路合并而兼用，规模就更加深远而宏大了。古代想任用人才，一定先用仁义礼信教导他；想树立将帅，一定把爱好礼乐、敦厚诗书放在首位。今天的道理，和古代的道理相同。杨公应当忠厚谨慎，不忘记让他们跟从学习。在这里求学的人，也应当努力体会杨公的心意，自我勉励以成就这项功业，这样上不辜负天子，下可使名声立于后世。杨公名洪，字宗道，是广陵人。后来继任杨公的人，难道也会体察杨公的心意吗？世德堂记 吉水人王佐，字功载，署理刑部员外郎，在当时颇有名声。他来拜访我，对我说：“王佐是右军的后裔，是唐代御史大夫王文庭的第二十一世孙。只看我家祖宗传世如此久远，就可以知道积累的善庆了。从六世祖槐轩到高祖德翁，以及先祖泰然处士、先父好信先生，都奉行仁义，谦恭谨慎、尊敬礼让。他们修养自身德行并施及他人的事业，从来没有间断。因此先父曾经以‘世德’为堂名，大概是为了彰显前人的美德，并且勉励后人善于继承，传到将来。我牢记在心而不敢忘，又想到要把它传承长远，冒昧请求先生为我写记。君子使家族兴盛，难道有别的道路吗？只是致力于德行罢了。家族流传得久或近，一定取决于德行的深浅。德行浅薄，不值得说；德行深厚，难道是一天积成的吗？所以，做贤能子孙的人，既然依靠前人的德行而有所成就，就一定要想到善于继承，使这种德行不至于穷尽。有了继承，家族的流传就会更加长久。《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谓积累，是一点一点地蓄积，并不是一代一人偶然做出的善行。积累长久，福庆就会有余。王氏从晋、唐以来直到今天，经历的年代如此久远，子孙相传如此长久，难道是一代一人偶然有一点善行所能造成的吗？” 《礼记》说：先祖有美德而不知道，这是不明智；知道而不传给后人，这是不仁。如今功载的父亲能够知道祖先的美德，并取‘世德’来命名堂屋，难道不能说是明智吗？功载又想把这些寄托在文字上，使它流传长远，不能说不是仁厚。父子相继而不废弃，并且不断延长它，就像江河的水流奔腾放纵、越流越大，一定要流到尽头才停止；那么世德堂难道不就会光明长久、荣耀显耀吗？但我又听说，前人的德行不可以不继承，却也不能仗恃它。背靠前人的德行，却不知道怎样继承，没有能够使后代善美的。晋国的栾氏就是这样。凭武子的德行，却不能庇护他的孙子，于是栾黡的骄纵暴虐给家族带来了祸患，这也是仗恃祖德的罪过。武子的德行，晋国人思念它，如同思念召公时思念甘棠，尚且还不足以仗恃，何况德行在武子之下的人呢？由此看来，做别人子孙的人应当致力于什么，就可以知道了。因此借记述这座堂来说明这个道理。

译齐寿堂记 安成嘉溪王氏，起源于连岭，是一个世代传承诗书礼义的家族。到如今兴盛荣耀，做处士已有十二代了。处士王惇崇尚儒术，淳朴谨慎而宽厚。他侍奉父母极为孝顺，居家对待兄弟，如同同母所生。抚养子侄一概用仁爱之心，对待宗族乡党，忠厚而重义。至于奴仆下人，也都分别给予恩惠，并且乐于拿出多余的财物来救济他人的急难。然而他所做的一切都出于真诚，虚诞欺妄、苟且虚伪的习气从未在内心萌发。他尤其喜欢恬静旷达，以被尘俗混杂为可耻。大约二三十年中，他一次也没有到过城市，但士大夫大多喜欢来和他交游。处士也乐于同他们交朋友，在山水之间陶冶心情，饮酒吟咏，流连多日也不厌倦，大概是自在自得。配偶刘氏，是前溪的名门，以柔顺辅佐丈夫，以勤俭治理家庭。因此家政更加修明，家业更加富足。凡是处士想做的事，她都能帮助他实现心愿。乡里贤德的人谈论王氏所以兴盛的原因，既归功于处士，也推究到内助刘氏的贤能。今年夫妇都七十岁，而且身体健康强健、没有疾病。于是把他们所居住的堂屋命名为‘齐寿’，大概是为他们能够在这座堂中共同终老、共同享受福气而高兴。他们的儿子王理考中进士，在京师任官，经过我这里，讲述这件事，请求我写文作记。我认为，孟子谈三种快乐，把父母都健在列为第一。父母双全，是人极其希望却不一定能够得到的事情；如今父母都健在而且共同长寿，天下的幸福没有超过它的了。这是王理兄弟最为快乐的事。而乡里的士大夫竟然用这件事来命名堂屋，难道只是为他们的快乐而快乐吗？大概还有祝颂祈愿的意思。周代的诗人，对于自己敬爱的人，一定用长寿来祝福他。敬爱到了极点，不祝愿长寿就无法表达这种心意。那么士大夫对于王理父母的敬爱，也可以说达到极点了。然而子女敬爱父母，又不是通常的感情所能达到的。所以希望他们长寿高龄、享有各种福气，一定要达到长久而盛大才算完，哪里会以十年百年为限呢？德行是长寿的根本。王理的父母已经修养自身、积德于己，也得到上天的福佑了。王理兄弟将用什么来使它增加呢？应当充实敬爱之心，敬爱父母的身体，并且更加勉励自己修养德行，使人人都说：‘这个孩子真贤能。’这大概是父母的德行教化所造成的。这样不就光明显耀、享有声誉了吗？《小雅》所说的‘德音是茂’，不仅会有无穷的长寿，也将保佑安宁于后代。这也是处士的心愿，也是王理兄弟乐于听到的话吧？所以我为此写记，并且一并写明这些话，让它悬挂在堂上。耕乐记 大观在泰和县南面的冯岭，距离县城不到六十里。这里的山都雄伟、坚固、秀丽、整齐，外部险固而内部宽阔。长溪流经其中，溪流两旁都是良田沃壤，适宜种植粳稻和糯稻。泉水涌出，向四面流溢，凡是田地与泉水水面相平的，都能得到不竭的灌溉。若水势向下流，就用土筐堵塞溪流，使溪水倒流，向旁边喷灌，直到其余田地都得到充分灌溉，然后再开决放水。由此没有水旱灾害的忧虑，田地常常丰收。每亩收获大多超过二钟，其他地方的产量都赶不上。彭氏居住在那里，肥美的田地大多属于他家，享受这种利益已经十代了。我不曾亲自到过那里，但听说他的先世大多是质朴厚道的长者，他们的言语行为一定依循孝悌忠信；不是因为公事，从不到县衙，只是督促儿童奴仆耕种庄稼来自得，大概保留着古代先民的遗风。我仰慕他们。今年存文因为有事到北京，偶然经过我这里，和我亲切交谈，于是说：‘农民这一类人，通达的人大多厌恶他们、以务农为苦，却不知道其中的快乐。我替您把这种快乐说一说。’当春日阳光已经舒畅，时常又有春雨降下，土壤肥沃之气发散，泉水的源脉涌动，便一起到社坛祈求丰年，接受神明的赐予，大家聚集在一起促膝而坐，举杯酬答，这已经足够快乐了。于是抬脚开始耕作，种下庄稼后又栽插，施肥灌溉都有时节，除草松土也有节度。在风和日暖的时候，我前去观看，茂密的禾苗舒展生长，幼苗抽秀，日子不同、月份也不同，确实好像有神明在帮助它们，快乐就更多了。到了大暑已经到来、大火星向西流动的时候，先前舒展的禾苗都抽穗结实了，抽秀的都坚实美好了。▯然而那些黄熟的庄稼大概满眼都是，望不到尽头。于是把它们收割运回，珠子般的谷粒、玉粒般的粮食充满仓库，便制作酒食来祭祀祖先、礼敬神明，而父母、妻子、儿女以及奴仆下人，全都欣喜自得。这种快乐怎么样呢？何况在四季之中，草木花卉、果实蔬菜、鸡豚鹅鸭、牛羊鱼鳖之类，各自都能顺遂本性，繁殖滋长、肥壮丰满，足以满足我们的欲望而不必向外求取。这种快乐到了极点，即使是千户侯也不愿交换。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一心一意养育百姓，深厚的仁德恩泽遍及远近，像天地一样覆盖承载，像父母一样保护养育。催促征发的声音不再传入耳中，苛求财物、拘捕羁押的狼狈困窘情状也不再映入眼中。和气感召之下，估计大观今年的收获应当是过去的五倍，那么我们这些人的快乐难道只是和过去相当吗？这一切都是皇上的恩赐，我哪里敢忘记呢？唉，存文的见识才智远远胜过常人，安居于自己的常业，享受应当得到的快乐，又不忘记皇上的恩赐，难道不是《诗经》所说的贤士吗？从前尧帝的时候，康衢的老人击壤而歌、拍腹自乐，不知道这是帝王之力加惠于民。存文既然已经知道这一点，那么如今他归去，和乡里的老人长者们一起，举杯欢聚，谈论年成丰收，夸耀太平盛世的景象，在酒足饭饱之后，一定会有歌咏，足以接续康衢的歌谣。我谨慎地把它记录下来，使后世有所考察，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耕乐记》。

译东轩记 沙湖萧九渊甫在住宅东边建了一间小轩，放置书籍册本，于是命名为‘东轩’。他写信到京师，托我作记。君子安置自己，一定有使身体安适、使心情快乐的办法。使身体安适，是居室华美，用来遮蔽外界；使心情快乐，是景物优美，足以使内心舒畅。这样以后才能有所自得，并且可以进于道，这难道是普通人的情感所能做到的吗？如果没有世代产业的资助、世代德行的教诲，就不能做到。萧氏居住在沙湖已经很久，世代以德行义理在乡邑中享有声望，不只是财产富足而已。他家的原野田地肥沃，盛产粳稻、糯稻、黍、稷；湖水环绕映照，聚集着鱼鳞水族和飞禽羽类。养生所需的一切，没有一样需要向外求取。因此他的先辈君子世代虽然没有做官，却都努力实行仁义，敦厚地学习诗书。他们积累的善行充满家庭，并且施及乡里的人。九渊甫熟悉所见所闻，思考如何使自己更加充裕，并继承先人的事业，于是以‘东’来命名轩屋，他的意旨大概很深广。‘东’是从位置上说的。想来太阳刚刚升起，群物还没有活动，烟雾阴翳豁然散开，万里一片碧色。九渊甫打开轩窗向外看，以清晨之气的清明，面对天空的澄澈肃穆，尘世的牵累尚未接触，胸襟就会空旷开阔。那么他所存的心、所行的事，难道不是天理浑然存在吗？这样使自己充实，并继承先辈君子的事业。轩屋建在东边，而朝向却是西边。方位有东西，就像人的本性有仁义。尧舜之道，也不过是仁义罢了。仁义的实际内容，就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由侍奉父母推开，直到仁爱百姓、爱护万物，都是仁；由顺从兄长推开，直到敬重长者、尊敬贤人，都是义。再推究到极致，达到无所不爱，也没有一件事不得其宜，那么仁义就有无穷的用途了。九渊甫居住在这座轩中，以及后来到这里的人，他们应当致力于什么，就可以知道了。难道只是为了取得一时的快乐吗？我离开沙湖已经三十年，不知道东轩的建成，大概姑且推演阐释其中的道理，为它写下这篇记。将来如果辞官南归，和九渊甫从容相处于其中，观察他的德行达到什么境界，再提笔为他作赋，也还不晚。环秀堂记 吉水人王端担任常熟教谕，将要赴任时，托他的亲戚大理丞廖君来告诉我说：‘王端家居吉水金塘已经很久了。先祖立雪翁迁到旧居址的东面、凤冈的山脚下。先父固隐又开辟土地建造厅堂，把山川的胜景尽收其中，并命名为‘环秀’。凤冈在堂屋后面，苍翠奇拔，左右高举舒展，好像凤凰飞起而张开双翼。前面面对金塘，水色深沉清澈，像黛色蓄积其中。它的前面又是鳌峰，山峰密集高耸、罗列成行，盘绕着青色和碧色，向上直入云际。大江向东流过山下，从远处望去，苍茫的水波弥漫无际，与天空连成一色，这些都是这座堂的胜景。先父建造此堂，大概是辛勤劳作、竭尽心力之后才完成的，冒昧请求您写篇文章作记，用来告示后人，使他们世代守护，永远不要毁坏。’孔子说：‘有智慧的人喜爱水，有仁德的人喜爱山。’所以君子选择住宅，一定先观察地势是否适宜，然后才能安居并趋于善。观察一个人，也一定要看他所居住的地方。如果确实能够得到山水的胜景，又处在清美灵秀之气汇聚的地方，这里的人一定英伟非凡，能够使内心快乐，并使后代富足。王氏如此为堂命名，那么此地的美景、固隐建堂的快乐，以及他的子孙所承受的福泽，也都可以知道了。不过，所谓‘环秀’，是秀美显现在外面的意思；山川灵秀聚集于人身上的，也一定有其内容。山川的秀气聚集于人，正是聪明才俊由此产生的原因。聪明才俊生于其中，再加上诗书的教诲、礼义的习染，才是成就其美质的办法。得到灵秀而本质已经美好，但成就它的功夫如果还没有达到，又哪里能看见真正的秀美呢？它显现在外面的部分，又有什么可快乐的呢？当初堂屋还没有建成时，山川之气本来已经汇聚在这里，并且聚集到人身上了。等到固隐建成堂屋，只取眼睛所能看到的景物来命名，难道是因为环绕在外面的秀美容易看见，而钟聚于人的秀美难以命名吗？还是也想让外在景物与内在心性彼此契合呢？那么后来居住在这里的人，难道不应当恭敬地思念这个道理吗？应当凭借天生资质的美好而努力学习来成就它，观山来增益我的仁德，观水来增益我的智慧；出仕而用于世，事业显著，名声流传。环秀堂难道不就会光明长远、荣耀显耀吗？所以写下这篇记，并且把这些话告诉他们。

译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庙记 正统八年十一月，苏州府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庙完工。他的第十一世孙、都察院照磨子易，详细叙述事情的始末，托我作记。范公是苏州人。他的曾祖徐国公、祖父唐国公、父亲周国公，都葬在苏州的天平山。范公曾向朝廷请求，把天平山的白云庵改为白云禅寺，世代给僧人度牒，让他们守护。在寺的右边建祠堂，用来奉行祭祀。到了范公的子孙，又在这座祠堂南面另建祠堂来祭祀范公。然而‘忠烈’这个名称还没有出现。宋代自从元昊反叛以来，西部边境骚乱，军队出征却没有功效。于是任命范公主持经略，范公选拔将领、训练军队，修筑城寨，开垦屯田，占据险要之地，向敌人显示军事实力，招抚归附的羌人，恩德信义大为流行。他决开防堤夺取横山，收复灵武。元昊势力屈服，于是请求投降。西部百姓仰慕范公的德行，服从他的教化，都为范公建立生祠。范公去世后，众人一起在祠堂下哭泣，连续多日不断。宣和年间，宇文虚中担任庆州统帅，上言范公忠于朝廷，功勋显耀于西部土地，直到今天仍然修建庙宇祭祀，越来越盛大。然而庙宇还没有匾额，徽宗命名为‘忠烈’，并且亲自题写匾额。凡是在西部的庙宇，都改用这个新名称。然而苏州仍然没有忠烈庙。绍兴以来，西部各地都广泛建有忠烈庙，却远在异地。苏州的郡守县令和士大夫商议说：‘苏州是范公的故乡，而天平山又有范公的祠堂和坟墓。范公的精神一定会往来于这里。’于是重新建造新庙，把‘忠烈’的匾额悬挂在庙门上。从此苏州才有了忠烈庙。每年上巳日，郡县长官率领属下前来祭祀。庙宇毁坏后，元至正乙酉年，范公的后代邦瑞、士贵重新修建。末世兵乱，又把它焚毁，八十多年过去，没有人能够重修。到这时，工部侍郎庐陵周公忱巡抚来到苏州，监察御史刘君甄、刘君仕昌、郑君颙也都因公事来到这里。郡守李侯从智前来拜见，政务闲暇时谈到这座庙，于是共同叹息说：‘范公的德行功业显耀于当时，流传于天下后世，并不取决于庙宇是否存在。然而表彰前代正人，以礼仪教导今天，使后生小子能够瞻仰他的庙貌，追想他的精忠伟业而产生仰慕向往之心，那么庙宇也不能没有。’于是各自拿出钱财，令吴县令、永嘉人叶锡筹划完成此事。叶锡毅然把它作为自己的责任，尽心竭力，筹划安排。邻近各县的令佐也都拿钱来资助，购买良材，命令众多工匠，建造前后各三间正堂，用来供奉范公以及三代先祖的塑像。东西两侧的厢房也各有相同的数量，用来收藏祭器，并供斋戒住宿。建筑壮丽严整，比从前更加优美。中间建石桥，桥南左右建碑亭，前面建大门，匾额题作‘敕赐范文正公忠烈庙’。于这一年九月初九日开工，经过两个月庙宇便建成了。我听说，士人中能够承担天下重任的人，一定把天下作为自己的心。内心的喜悦和忧愁以百姓为主，而不是只关心自己，这才是把天下作为心的人。把天下作为心，百姓大概就有得到救济的希望了。当初范公还没有显达时，就已经想承担天下的重任。他曾说：‘士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忧虑百姓的忧虑，希望解除他们的忧虑，使人人都快乐，然后才和他们共同享受快乐，这难道是小丈夫能够做到的吗？孟子说：‘禹想到天下有溺水的人，就好像自己也被淹没；稷想到天下有饥饿的人，就好像自己也在挨饿。’范公的心，也是这样。因此他的德行功业如此盛大，不愧为古人，难道只是显耀于西部土地吗？唉！士人中不把天下的重任作为自己责任的人太多了。不把天下的重任作为自己的责任，那么他的内心和行为就全都以自身为主，百姓的利害一点也不能触动他的心，却还洋洋得意、自以为得意，这样功业卑微，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然而做士人的道理，果真应当像这样吗？既然如此，范公的孙辈、国内的士人以及从四方前来的人，拜谒范公的庙宇、仰慕范公的功业，就一定应当以范公的心为师，用仁义充实自己并努力实行。这样对于范公大概就相差不远了吧？所以写下这篇记，叙述我所听到的情况，让它刻在石上告示众人。凡是拿钱财前来资助的人，他们的姓氏都记载在碑的背面。

译积庆堂记 积庆堂，是鸿胪卿杨君思敬新建的堂屋。思敬原先在南薰坊有住宅，居住已久，但市场的喧闹声每天都能听到，而且人口繁多，住宅也容纳不下。于是寻找吉地居住。张氏有一个若干亩的园子，在明时坊，幽静雅致而宽阔闲适，没有喧闹尘俗的杂扰，但张氏认为它对自己不便利，想要出售。思敬于是用高价买下。察看方位，确定位置，估量材料，命令工匠施工。建造祭祀先人的祠堂、礼待宾客的厅堂、睡眠居住的房屋，子孙居住的舍屋，收藏书史的书斋，栽种花卉的亭子，以及仓库、厨房、马厩等，凡是应该有的设施，无不齐备。四周环绕围墙，前面建重重门楼。木材就在商旅聚集的市场上购买，工匠和各类役夫也都趁各自闲暇招募而来。瓦砖、铁钉、黑色涂料、白粉、朱漆等物，不论大小贵贱，全都用钱买来。一个人的力量、一丝一毫的费用，都不向别人求取。总共建造房屋若干间，计算木材价值、工钱和饮食费用，共使用白银若干两，然后完工。于某年某月某日开工，到某年某月某日完工。建筑高大明亮、华美精致，称得上公卿大夫的住宅。思敬于是准备酒肴，在这座堂中盛情款待宾客，以庆祝落成。思敬请少保杨公为堂命名。杨公说：‘思敬遭逢圣明的时代，凭才干品行显达，享受富贵四十多年，如今经营建造住宅，规模如此盛大，都是因为尊府祖先积德行善所造成的。思敬又能够继承这种德善。应当把堂命名为‘积庆堂’。’众人都说好。于是请杨公作记，杨公没有来得及写成。到这时，思敬把此事托付给我。我哪里能够进一步阐明其中的意义呢？所谓庆，就是福；而善是福的根本。孔子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谓积累，难道只是一个人、一件事的美善吗？父子祖孙都亲身实行仁义，世世代代成就并继承这种美善，这才叫作积累。好比堆成山，从一筐土开始，一点一点增加，只要用力不懈，堆到九仞高也不难。福庆能够积累而有余，是因为善行的积累没有停止。如果有人违背善道而停止积累，那么福庆施及后代，怎么能没有间断呢？从前曾听说，晋国的栾氏是显贵卿大夫之家。武子的德行，晋国人思念他，如同思念召公时思念甘棠，可以说很盛大了。但他的儿子栾黡却以骄纵奢侈相继承，因此灾祸殃及他的孙子，也使家族败亡。由此看来，前人的德行即使盛大，贵在能够继承。善于继承而不使它穷尽，福庆就会有余。杨氏积累的德行善举，如今已经得到福报，并且施及子孙。做子孙的，应当接受诗书礼义的教诲，敦厚地实行孝悌忠信，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不是合乎法度的话不说，不是合乎道义的事不做，以求不辱没祖先，这就可以说是善于继承。福庆的到来，应当更加盛大；而这座堂也将光明长久、荣耀显耀。想把这件事写下来传到远方，使子孙百代守护它，这是思敬的心意。如果替他作记却不把这些话告诉后人，就不是忠实于言辞的人。因此我特意叙述他们积累德善的辛勤，以及建造此堂的艰难，像这样告示给后代子孙，希望他们早晚读到它而自我勉励。《抑庵文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集》卷二　　　　明代王直撰写的记文 顺德堂记 嘉禾人曹镛，字汝器，世代居住在林溪之上。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因品行义理在乡邑中闻名。汝器尤其勤读书、循道理，诚恳地尽力行孝，士大夫都乐于同他相处，于是名声传到了士大夫之间。他曾经把自己的堂屋命名为‘顺德’，却没有人为此作记，于是通过翰林检讨钱原溥向我提出请求。我认为，堂屋有名称，大概是古人刻铭器物以自我警诫的遗意。看汝器命名堂屋的用意，难道能和那些以游乐宴饮为事的人相同吗？大概一切能够扰动心志、役使精神的东西，都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他勉励自己而不敢懈怠的，只在于专心致力于德。德，是上天赋予人的东西，也是人从上天那里获得的道理。道理具备于心，把它施行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其事情有大小，行动有缓急，却没有一件不具有应然的道理。顺着它去实行，用来修养自身、整齐家庭，再扩充它来治理国家、安定天下；明显时可以教化人，细微时可以施及万物，幽深时可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全都只是顺从这一道理罢了。所以说：‘人的生性是正直的’，正直就是顺从道理的意思。古代之所以成为圣人、贤人、名公和才德之士，难道是违背德性的人所能做到的吗？后世以来，能够不违背德性的人本来很多，但悖逆而违背它的人也不能说没有。他们出于对利害的私心，起初只是从细小的地方开始，逐渐积累，终于伤害仁德、损害道义，蔑视礼仪、抛弃信义，在日常生活中颠倒常理，反过来违背重大的伦理关系，造成的祸害多得无法尽述。《尚书》说：‘顺从正道就吉祥，违背正道就凶险。’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汝器这样谨慎地修养自己，难道不是所谓有志向的人吗？那么对于‘顺德堂’，我怎么能不深深赞赏他的用意呢？我听说汝器喜欢琴，也喜欢吟诗。琴有禁止的意思，是用来禁止邪念、约束放纵的，是培养德行的工具。况且君子发扬德行、歌咏仁德，都能在诗中表现出来。汝器所爱好的和他所致力的，可以说是相互契合了。尤其还在于要更加勉励自己。不断勉励而不停止，将来还有什么地方不能达到呢？这篇记到此为止。

译终慕堂记 东平人张琛，字廷玉，把他的堂屋命名为‘终慕堂’，表示永远不忘父母。廷玉从小就善于侍奉父母，竭尽爱敬的诚意，极尽温婉愉悦的孝养之乐，在士大夫中早已很有名声。他的母亲李氏早逝，廷玉按照礼制守丧，悲哀过度，三年不饮酒、不吃肉、不住内室。对于继母袁氏，也同样如此。后来他出仕担任衢州府同知，奉父亲前往任所，凡是使父亲的饮食起居舒适、使父亲心情愉悦的事情，无不做到。过了很久，父亲去世，他悲哀号哭，像幼儿思慕父母一样，悲痛得无法自胜，奉灵柩回东平安葬，在墓旁结庐居住，早晚哭泣，旁人都不忍听闻。有关官员上报此事，皇帝下诏表彰他的家门，从此远近都知道他的孝行。服丧期满后到京师，吏部提拔他为文选郎中，是因为看重他的孝行。不久，我在吏部任职，和廷玉接触，听他的言语，观察他的行为，更加看重他的为人。谈到这件事时，他总是泪流满面地说：‘这是张琛的愚拙行为，有什么值得向大人君子说的呢？’到这时，外任执政的职位有了空缺，朝廷推举贤能任用，廷玉的名字在候选之中，皇上也听说了他的品行，于是提拔他为福建左布政使。他将要赴任，多次来我这里，请求我说几句话来勉励自己，于是我就根据他给堂屋命名的原因，同他一起谈论这些道理。君子守护、思念父母，难道仅仅三年的孝行就足以尽情了吗？人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顾念自己的身体，就会想到父母，身体存在，父母也就仿佛存在。大概要到生命终结以后才算完。因此说：‘最大的孝，是终身思慕父母。’然而只是思慕并没有益处，关键一定要有所作为：立身处世、实行大道，使名声流传后世，从而显扬父母，这才是应当致力的事情。终身思慕父母，并且以立身行道来完成这种思慕，这才是大孝吧？忠是孝的推扩，能够孝敬父母，就一定会忠于君主；把它充实并推到极致，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了。廷玉的孝行已经显著，如今他离开这里去担任方伯，应当把孝敬父母的心推行到政务中，使百姓都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尊养老人、慈爱幼儿；又由此推及厚养民生、养育万物，使闽粤之间和乐而达到太平，那么人们将把美誉归于方伯。推究根本，是由于他的父母贤德，这不就是成就父母、使父母显达的大孝吗？我看重廷玉，所以写下这些话，让他书写在堂屋的墙壁上，作为记文来勉励他，以求最终成就他的孝行。诸葛武侯祠记 南阳郡城西面有一座高高隆起的土丘，叫作卧龙冈。汉代诸葛武侯曾经居住在这里，过去就在此地建祠祭祀他。元至大年间，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巡视所属地区，到祠堂下拜谒，嫌它狭小破旧，于是命令有关官署扩建。又在祠堂东面建书院，用来设置官员、供养士人。事情上报朝廷后，书院命名为诸葛书院，祠堂命名为武侯祠。时代变迁、岁月久远，书院荒废，祠堂虽然幸而保存下来，却也日益颓坏。此前任郡守的人，没有谁能够承担修复的责任。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陈君正伦刚到任，便前往拜谒。他环视祠宇，见一片萧条破败，粗椽坏席也没有清理，便面对风雨退后叹息说：‘武侯的德行功业遍及天下，应当让百世都祭祀他，何况这是他的居所之地呢？如今祠堂这样，哪里足以彰显其德、安妥神灵？’于是趁农闲砍伐木材，命令工匠拆除旧建筑而重新修建。冬季十月完工，正堂四楹，其余房屋再依次营建，尚未完工就遇到朝廷贺礼之事，他前往京师。第二年春二月回到郡中，恰逢同知张永推、主管司法的南阳县令李桓圭先后到任，便共同协力谋划这项工程。不久两侧廊庑都建成，四周环绕围墙，前面建大门，按时开闭，祠堂的规制才终于大体完备。堂中塑造武侯的像，凡是像旁所用的器物，都由南阳卫、南阳中护卫置办。正伦已经举行告祀以庆祝工程落成，又每年八月二十八日率领郡县僚属，奉少牢前来祭祀，跪拜都有固定的位置，进献祭品和行礼进退，都完全合乎礼仪法度。郡中的人士都高兴地称赞说：“陈公做这件事，真可以说是崇尚道德的君子了！”然而如果不给它作记，又凭什么把这件事昭示后人，使他们长久维护而永不毁坏呢？于是桓圭写信到京师，请我作记。我认为，先王之道以彰明人伦为根本；周朝衰落以后，君王的教化消失，到秦朝时达到了极点。汉朝兴起，学者才又得以听闻先王的学说；到了光武帝、明帝时，这种道理差不多又明白起来了。那个时代出仕的士人，秉持礼义，遵循名节，在纲常关系上截然分明，不可紊乱。到了灵帝、献帝时期，大盗相继兴起；建安以来，曹氏最为强盛，逞其诈术和武力来诱骗、胁迫天下，豪杰之士没有不屈服而归附他的。他们所谋求的，无非是僭越、窃夺、暴虐悖逆之事，哪里还知道有纲常之道呢？等到华歆的计策成功、李伏的说法施行，三纲便断绝了。当时，没有人非难曹氏；即使吴国贤士很多，也只来得及委曲顺从。这样一来，天下人都沉沦到违背天理、扰乱纲常的境地，唯有武侯奋起谋求复兴汉室，毅然把诛灭曹氏作为自己的志向，写下《出师表》前后两篇，辨正名分，凛然如同王者的军队，使天下人清楚知道曹氏是贼，纲常之道也因此得以不灭。后来的君子由此端正义理、阐明道统，用来扶持世道、建立教化，那么武侯的功劳就大了，哪里只是可以同那些以功劳安定国家、以死勤勉任事、抵御大灾、捍卫大患的人相比呢？即使百世祭祀他也是可以的。况且我曾经居住在这里，神灵所眷顾、百姓所怀念仰慕的地方，香烟和草木的气息令人凄怆，仿佛神灵就在眼前；在这里隆重祭祀来显示教化，本来就是适宜的。然而如今做郡县长官的人，对于有关官府的事务、部使者所督察责问的事情，尚且勉强办理，还有未能做到的；至于先圣的祭祀、学校的政务，也有懈怠而废止的。他们能够像这样尊崇先贤来作为后进的仪范，实在很少。而正伦做到了，难道不正是所谓崇尚道德的人吗？那么，一切政教中应当致力办理的事情，他从容宽裕地处理，也就可以知道了。正伦是庐陵人，由进士出身，任监察御史，以恭敬节俭、谨慎沉静知名，他所建立的事业应该有超过常人的地方，所以我作这篇文章，使它刻在石上，让后人有所考察并继承下去。

译《潜山县修学记》。潜山县的县治，原来也是安庆府的府治。宋庆元初年，府治迁到盛唐湾，于是这里隶属于怀宁县。元延祐年间，任县令的人认为这里偏僻遥远，请求就在此地增设潜山县，并设置学校。学校开始建立时，大概只是草率应付，规模低矮狭小，没有高大宏伟的气象。国朝洪武初年，诏令各郡县都设置学校，但也只是因陋就简，没有时间改建。如今已经日久而且破败了。宣德七年，主簿陈大用巡视一番，感到很忧虑，便同知县俞友谦、县丞王彦良商议说：“朝廷兴办学校、培育人才，用意十分深厚。督促并激励学校，使它取得成效，是主管官府的职责。如今破败简陋到这种地步，应当拆除扩建，希望能够符合皇上的意旨。”陈大用请求亲自承担此事，众人商议后同意合作。乡里热心办事的人听说陈大用的计划，都高兴地说：“这是为教育我们乡里的子弟，怎么敢因此劳烦您呢？”富人捐献钱财，穷人出力，不用劝说督促，人力物资便聚集起来。于是购买材料、命令工匠，大家一齐动手施工。七月癸亥日，仪门建成；十月乙未日，大成殿建成。可是陈大用正逢考核政绩，来到京师，便告诉县令、县丞说：“两庑还没有建成，请把它们完成。”于是俞友谦掌握总的纲领，王彦良督办具体事务。典史周升也往来其间，尽力协助。刚过一个月，两庑便建成了。第二年夏天，陈大用回来，看见工程完成，高兴地说：“学校的规制不能不完备。”于是又召集工匠、估量材料，来完成全部工程；讲堂、馔堂、斋舍、廨庾也依次建成。外面环绕着围墙，共二百五十多丈。到【缺】年【缺】月工程完毕。教谕彭子斐告诉众人说：“庙学的建成，是二三位君子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从开始到完成，都是陈公的功劳。这应当有一篇记，以示后世长久流传，也让求学者知道修建学校的辛劳，从而努力学习来符合他的心意。”于是将事情的始末写成条目，因监利县学训导钱儒来到北京，请我作文刻在石上。我认为，学校是施教的地方，但一定要有庙来祭祀先圣，这是为了说明道统有所承继。圣人的道，难道还有别的吗？不过是顺着人本来具有的东西来加以引导罢了。仁、义、礼、智，是人本来具有的东西。然而人有时会失去它们，所以在人伦日用的常理上有不能适宜之处，这就是圣人把道理写在书中的原因。学校的教育，大概就是使人读这些书来明白道理的根本，再把它推行到实际运用中应当如此的地方而已。教育完成以后，学生出仕任事，那么各类执掌事务的臣属就没有不适合自己职位的了。学校大概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那么，修整学校、兴举教化并加以考核督促，怎么可以迟缓呢？如今潜山的学校已经焕然一新了，二三位君子体察皇上的德意，厚重地办理教育事务，也可以说做得很完备了！处在这里的人，应当怎样用心呢？要读书来明白道理，深入体会并努力实行，把道德修养推到极致，使德行成就、行为修整，再把它施行出去，真正足以成就天下的治理，这才可以说没有辜负学校。如果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沉沦于流俗的卑下风气，对道德政治的实际毫无帮助，那就实在惭愧了。因此作这篇记来勉励求学者，也使后人有所考察。

译《苏州济农仓记》。君子治理政事，既然已经有办法养活百姓，就一定会考虑建立长久的利益，使百姓能够永远得到供养。仁德施行的地方，不可以有间断。苏州济农仓，就是所谓建立长久利益、考虑使百姓永远得到供养的事情。苏州的田税，比天下各郡最为沉重，松江、常州次之。然而难道只是因为土地肥沃吗？归根到底都是靠农民的劳力取得的。赋税本来就重，又受到有势力的豪强困扰，于是农民开始困苦了。他们劳作辛苦而家境贫困，在耕种时如果没有粮食供养就无法维持。因此一定要向富家借债，却要加倍偿还利息。幸而有收成，私人债务又逼得很紧，先取足私债，然后才轮到官府的租税。农民能够得到粮食的很少，于是又借贷来维持生活，最终甚至倾尽产业、卖掉儿女。因而人们往往放弃农具去做小手工业，末业发展而田地收益减少，租赋也亏缺了。宣德五年，太守况侯刚到任，询问百姓疾苦，深深为此忧虑。恰逢行在工部侍郎周公奉命巡抚来到苏州，况侯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周公悲悯不已，想办法救济百姓，但官府仓廪没有丰厚储备，计划无法实现。宣德七年秋天，苏州、松江、常州都获得丰收。周公正打算预先储备粮食，恰好朝廷下达命令，允许用官钞平价收购粮食，并且劝令借贷储粮以等待赈济。于是周公同况侯、松江太守赵侯豫、常州太守莫侯愚共同谋划并努力实行。苏州得到米三十万石，分储在六县，给仓命名为“济农仓”。这是因为农民是天下的根本，这座仓专门为赈济农民而设。第二年江南夏季干旱，米价飞涨，朝廷下诏赈济，而苏州饥民共有三百多万口，全部发放储粮，仍不足以供养乡里，饥饿而死的人很多。周公又考虑扩大储备。此前，各府应当输送的秋粮，粮长、里胥大多从百姓那里多收，却不立即交给官府，拖欠累积多年。周公想彻底革除这种弊端来惠及百姓，这一年立法在水运沿线设置粮场，选择人员总管收粮和发运。贫民可以自行把粮食送到粮场，不经过里胥之手，费用比过去减少三分之一。三府应当运送粮食一百万石，储存在南京仓，作为北京军职官员的月俸；运输损耗每用六斗才能运到一石。周公说：“他们能够在南京领取俸禄，难道不能在这里领取吗？如果在这里发给他们，既可以免除劳累百姓，又可以节省六十万石费用，收入济农仓，农民就没有忧患了。”众人都认为难以实行，但况侯认为这是好办法，极力赞成他的决定，请示朝廷，朝廷同意了。苏州得到米四十多万石，再加上各粮场储存的盈余和先前储存的粮食，共有六十多万石。每石还有余粮。周公说：“这不只是救济农民，凡是远途运输粮食有所损失以及拖欠的，也可以在这里借给，等秋收后加倍偿还，只按原数归还官府。百姓修筑圩岸、疏浚河道，有缺少粮食的，都按人口发给。这样就可以免除借债，使兼并土地的豪强获利；农民不至于失去生计，田地得到治理，赋税也充足了。”这一年冬天周公进京，把这件事向户部咨询，并将全部情况上奏。皇帝认为他的计划很好，于是下令苏州，把六县的仓储充实扩大以储粮。选择县中有威望的官员和有贤能的百姓掌管账册，负责粮食出入。每年春夏交替时发放，先发给下户，再发给中户；收回粮食则一定在冬天，并且要收足。所有规章条例，都由周公亲自规划，使人遵守。又命令各仓都设置城隍神祠，用来警戒那些懈怠、偷懒的人。宣德九年，江南又遭大旱，苏州大量发放济农仓的粮食来赈济借贷，百姓没有感到饥饿，都非常高兴，一同到况侯那里请求说：“朝廷怜悯体恤我们百姓，停下身边的重臣来安抚我们，思考一切使我们安定、供养我们的办法，实在用心到了极点；又得到我公协力把这些办法办成。从前即使年成丰收，百姓仍有衣食困窘、债务逼迫、不能保全妻子儿女的；如今遇到歉收，却能够安定地经营生业，保全骨肉亲人。这是天子的仁德、巡抚大臣的恩惠，也是我公赞助辅佐的力量。现在济农仓确实很好，但巡抚大臣有时会回朝，我公也有时会离任；好的法令和美好的用意，恐怕时间久了会毁坏，那么百姓将依靠什么呢？希望刻在石上昭示后人，使善政得到继承，永远不被毁坏。”况侯认为这话对。于是嘱托前史官、苏州人张洪叙述事情的始末，又通过医学官盛文刚写信到北京，请我作记。我考察成周的制度，县、都都有储积，以备荒年。隋唐的社仓，大概就是以此为本。我国太祖高皇帝曾经拿出纸币，嘱托天下的老人，让他们在各县积储粮食来救济百姓，这也是成周圣人的意旨。岁月渐久，弊端越来越严重，甚至到了没有可以抵押的东西的地步；究察此事，主管官府也不予过问，而豪强兼并之家到处都是，于是天下百姓受其祸害很多，难道只是苏州如此吗？如今苏州人得到我们周公凭借深沉坚毅、宏大通达的才干，推行天子体恤下民的仁德；况侯又以开明敏捷、勤勉谨慎来辅佐他，收回不必要的损耗来施行实际的恩惠，使百姓免于饿死的灾祸，难道不是幸运吗？后来的君子应当依照旧有制度加以维护，使皇上的仁德永远施及百姓，使这个地方永久有所依赖；这哪里只是百姓的幸运，也正是两位君子的愿望。所以作这篇记，让它刻在六县的仓上，告知后来的人。至于房屋有多少楹、所储粮食有多少石、主管守护者的姓名以及详细条例，都列在碑阴，各县也都记载下来，使彼此能够查考。唯独崇明县在海中，还来不及建立仓；遇到歉收年份，就从长洲县运米一万石前去救济，这项恩惠也遍及各地了。周公名忱，字恂如，是吉安吉水人；况侯名钟，字子律，是南昌靖安人。他们历任官职及政绩中的善行，应当另有记载，此处不再写明。

译《兰所记》。泰和人钟沔参加乡试来到京师，得到邵阳教谕的职位，并带着他父亲彦初的信来请求我说：“我的先祖静春，敦厚仁慈，乐于善待万物，没有什么特别爱好，唯独喜爱兰花。他在居所种了大约一百株兰花，每天生活在兰花之间，承受芬芳、吸取清润，心情旷达而自得。当时人们就以‘兰所’称呼他的居所。到了先父彦初，他举止善良，孝行笃厚，只想继承前人的美德，于是向故翰林学士、金华宋先生求取大字，得到‘兰所’二字，悬挂在原来居室的门上，并增加种植兰花，说：‘看见这两个字，就如同我的先人亲眼看见它们一样。’如今不幸先父已经去世了，但旧匾仍然保存着，于是建造新室来悬挂它，又增加种植兰花，以此恢复旧日的兰所。我哪里能够承继祖先父亲遗留的美德呢？只是想借此寄托深远的思念，希望大概可以不辱没他们罢了。愿先生为此作记。”唉！彦初真可以说是能够尽孝的人了。古代孝子对于父母，会思念他们居住的地方、心志、意趣和爱好，庄严地仿佛亲眼见到他们。彦初心中保存的，大概就是这种情怀吧？不过，从前喜爱兰花的人，难道只是因为它的花叶芬芳润泽吗？大概是把它用来比喻善德。屈原的赋中说：“把秋兰编结起来作为佩饰”；又说：“种植九畹兰花”；又说：“在兰草水边驰马”；又说：“饮用木兰花坠落的露水”。这些话都是说以善德修养自身。彦初的祖先和父亲，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所谓“兰所”，就如同说“善德所在的地方”。那么彦初应当继承什么，也就可以知道了。要想到祖先父亲用来修养自身、施行于家庭的道德，并努力去做；让自己处在善德之中，使言语行为没有不善的地方，这样才可以说没有辜负他们。如果只停留在喜爱兰花上，那只是能够继承他们的外在事迹，却不能继承他们的内心，这不是最大的孝道。唉！世上有人认为善事不值得去做，也有人抛弃自己的善性而进入不善之中。这就是屈原所叹息的“幽兰难道不值得佩戴吗”，以及兰草、白芷变得不再芳香之类的情形；这样的人恐怕会危害自身、辱没亲人，哪里足以继承祖先而使美德不绝呢？彦初如果确实努力行善，以继承并光大前人的美德，那么福泽聚集到后代身上，难道会有穷尽吗？所以写下这些话交给钟沔，让他回去告诉父亲，用作《兰所记》。《西轩记》。永乐十六年十月，泰和南溪人萧孟防在住宅东边建造房屋，把它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房屋建成后，他盛情邀请宾客来庆祝落成，并向我询问名称。我取它所朝向的方向，给它命名为“西轩”。有的客人疑惑地说：“轩向西，是因为受到地势限制而如此；它本来在东边。东和西有阴阳的区别，东属阳，气候温暖，是万物生长的地方；西属阴，气候肃杀，是万物成熟的地方。如今您给这座轩命名，不取它所在的地方，而取它所朝向的方向；不取它温暖的一面，而取它肃杀的一面，不也很奇怪吗？”我说：“我把它命名为西轩，并不是没有取东面的意思。打开门向外看，只能看见西面，又怎么能取背后看不见的地方来命名呢？况且西是东的对面，肃杀之气正是温暖之气的变化，万物成熟又是万物生长的根本，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从人道来说，仁就像大地的东方、时令的春天、上天的元气；义就像大地的西方、时令的秋天、上天的利气。君子的德行以仁为大，但如果没有义来裁制是否适宜，那么成为墨家那样兼爱或韩非那样寡恩的人就不在少数了。所以又说：‘君子以义作为根本。’” 如今孟防尚未出仕，他施行于家庭、推行于乡里的做法，如果像墨家那样不分亲疏地广泛施爱，不可以；如果像韩非那样少有恩情，也不可以。亲疏、贵贱、轻重、厚薄，都要一概用义来裁制，然后所做的事情才没有不适宜的。我给轩命名，难道只是取它所朝向的方向吗？大概是希望孟防能够专心实践义。孟防处理事情都能做到合宜，而温和忠厚的心意又贯穿其中，这就是有义而且有仁。况且义，正是他先君子所奉行的。如今骈义传还在，我希望孟防专心实践义，以此继承父亲的孝心。仁德的施行，如果既合乎义又合乎仁，那么孟防的德行将不接近完美吗？给轩命名的意思就是这样，这果真值得奇怪吗？还是并不值得奇怪呢？”客人无话可答。孟防说：“您的话说得好！请允许我牢记在心。”不久，我又恢复翰林官职，已经很久没有到西轩去了。今年孟防的儿子栾防参加乡试来到京师，并且让他告诉我说：“西轩还没有记，请您为它作记，希望借此完成我的义行。”我思考这件事，和从前所说的没有不同，于是追录下来，作为《西轩记》。

译《游武山记》。武山是泰和的名山，高度约有六七里，山脚周围三十多里。天地间清明美善的气息在这里广阔聚积，于是蜿蜒向东延伸成为金华一带的群山，开始下降为平地，宽厚平缓地延展开去，二十里后县治便坐落在那里。县中凡是能够产生奇才珍物的地方，都是这座山的秀美之气所造就的。从县城向西北望去，武山有的像龙跃起，有的像虎蹲伏；方正的像屏风，曲折的像斧形屏障；高高隆起的，像高人正士端戴冠冕站立在朝廷上，显出尊严、庄重、厚实的气势和魁伟雄奇、挺立不群的形态，环绕县城的群山没有能比得上的。山中有十四处胜景，前代的许多贤人都曾游览并吟咏过它。四五年前，我因母亲去世服丧回乡，寄居在南溪萧氏家中，来往、饮食、休息时无不看见这座山，多次想去游览，却没有实现。永乐二十年，我又因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将要前往京师。监察御史彭百链出巡广东，顺道经过故乡；他的侄子士扬在英国张公家任教，也请假回乡省亲。三人私下相互说：“我们都不是能长久居留这里的人，如今都想在山下拜祭祖墓，何不趁此空闲完成一次游览呢？”乡里人士中一向想去而未能成行的曾用励、袁叔景、梁叔防、叔车、叔庄、叔济、士扬的弟弟士淳、士英、杨希章、萧钰、刘举善、李浩、刘鼎，听说后也都争相想去。当时是九月七日。先让秀才钟沔回南溪，通知萧氏兄弟第二天一起进山。第二天清晨，我吃了些早饭，和百链、士扬骑马出门，冒着大雾前往。士淳、士英都步行跟随，两个童子带着酒相随。出了西郭旧城，在田野间曲折前行；雾气消散后，衣服头发像被水洗过一样。我回头望向东方，太阳已经升起几丈高，群山就在前方，各种野花充满眼帘：红的像浓厚的丹砂，碧的像凝结的青黛；阳光照耀映射，灿烂得像交错的锦绮。伸长脖子望去，仿佛身体还在后面，心已经先飞到山中。到了金华，大家都骑马登山；两位先生又下到南麓拜省坟墓。我便舍弃坐骑，赶到山下，在农家休息，等待两位先生未到，于是先同士淳、士英穿过荒草，拨开丛生的灌木，登上天柱冈。山冈形势雄伟挺拔、秀美整齐，彭氏祖先教谕君的坟墓在山冈下面，附葬的坟墓大概层层相连。我四处察看并行礼完毕，便沿着左山下行，回头望两位先生；他们才走到山脚，彼此遥相呼喊，众谷都回声响应，又相约在沓垅会合。我再次上马先行，走到沓垅二里多，拜祭我的曾祖妣彭孺人、先妣欧阳恭人的坟墓。面对雨露滋润的坟墓，我心中实在悲伤。彭孺人是教谕君的侄女，也是御史君的祖姑。过了很久，两位先生也从山脊下来到了墓地，拜祭完毕，便在长松下坐着，借茂盛的草地休息，取酒饮用。饮酒三巡，看见同游的各位先生，有骑马的，有步行的，有带着酒菜的，共三十多人，像蚂蚁攀附、鱼儿成行一样，在林木之间时隐时现地前进。我们三人便不再骑马，从石冈沿着山腰穿过荒僻的山谷，来到武山山脚。两位先生从另一条路走，最后赶上了我们。众人见我到来都很高兴，举善把马让给我。又向上走了几百步，山势很是陡峭，我便下马提起衣襟先登，众人跟随，都说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攀登到佑仙观门外，南溪萧氏和钟沔已经先到了；听见人声，三四名道士穿戴整齐出来迎接。道士黄与元八十多岁，红润的脸、白色的头发，恭敬地请我坐在堂上。喝完茶，他笑着对我说：“您是贵人，竟然也喜欢山水吗？”同他交谈，他说的每句话都清楚可听。原来黄与元曾经隶属京师神乐观，学习乐舞来祭祀天地神祇；年老后回到这里，所以习见这样的礼仪。他观察事物内心淡泊，不苟且求同或求异，确实是世外之人。不一会儿，两位先生到了，道士迎接他们，态度更加恭敬，于是引导我们进入殿上，拜谒浮邱、王、郭三位仙人的道观。墙上有刘槎翁先生所画的竹子，我的先祖竹亭徴君、国子学录萧先生题写的诗还完整地保存着。题写殿额的人，则是我的先父琼州府君。殿前台阶下有两块大石，根部都扎在地中，南北相距，好像熊和虎怒气冲冲地要互相搏斗，我们便退后坐在石上。道士又取茶来献给我们，于是沿着屋檐走过集仙楼下，从旁边走出到道观东面的松树林间，各自在草地上铺草而坐，交错杂坐在一起。同游者中年轻的人取来酒菜轮流进献，各位道士也都一起饮食。然而游山的兴致正旺，实在不能停留太久。宴饮结束正要出发时，萧氏兄弟仲洁、孟防、伯繁、季广、季哲带领童仆，带着丰盛的酒食从山后赶来；我们又取酒饮毕，才出发。道士萧鼎仲在前面引导我们走出观门，向西走二百多步，路旁有一块侧立的大石，像倒扣的一半匏瓜，深广约一丈，高度也差不多，说：“这就是南岩石。”从草间小路低头走到崖下，崖高四五丈，土色正白；泉水从草丛中潜流出来，散落流下，水面上浮起细长的水纹，明亮晶莹像隋侯的夜明珠，过了很久才消失，这就是“真珠泉”。再向下走一百步是龙王洞，相传有龙蛰伏其中。看进去幽深漆黑，水声潺潺地在石间响着，向下灌溉稻田，冬夏都不会干涸。我们又沿原路向西走，到达云峰寺的旧址，只见残破的墙垣和杂乱的石块，野鼠在其中打洞，灌木荒草长得深密，麋鹿在里面栖息。寺庙始建于唐朝，宋朝重修，殿堂、门、廊随着山势有高有低，曾经辉煌壮丽，如今却荒废了。寺后山崖上有巨石高高耸立，约有百尺高，顶上有一片石头向前倾覆。道士说：“这是飞来石。”用脚摇动它，发出像鼓一样的声音。叔防、士英沿着山崖上去摇动，果然如此。我们又攀援而上，转向南面登虎鼻峰。巨石一块块峻峭地互相倚靠，从山下看，好像玉圭竖立，又像竹笋挺立，巍然直入半空。到了石上，也没有觉得它特别陡峭险绝。从虎鼻峰向北转行，到武婆冈下面，西面有用石头砌成的深坑，深数尺，大概是陶皮二仙炼丹的井。旧时传说天将下雨时，有乌龟从井中出来游动，祈祷的人把它当作应验。如今井水干涸，乌龟也不见了，只有传说如此。再向西下行是梵云庵，庵已荒废，只有一座孤塔还在。再向西是风门石，就是西岩。道士说那里形势险绝，难以上下，石头会咬伤脚，荆棘会钩住耳朵，而且常常是老虎的洞穴，因此我们不再前往。当时秋气仍然炎热，百链疲倦烦闷，径直回去躺在道观中。我和众人登上武婆冈，遇到陡峭处就互相推挽。

译到了山顶，所见都是黄茅和细竹，没有大树。四面望去，景色清晰明朗，视力所能达到的地方，方圆大约数百里。村落、竹树、烟云以及各种景物的形态，全都像在鞋底之下。县城南境的群山隐约像一块玉环；赣江从西面流来，绕过县城前方，向东流下，而县城东面的群山互相遮掩，再也看不见江水流向何方。县城内外的官署民居、佛寺和道观，像梳齿鳞片一样密集排列，都可以一一数清。于是我们相互叹息说：“真可以说是壮丽的县城啊！如果不来这里游览，又怎么能够尽览这些胜景呢？”山冈北面有一块石头横伸在崖上，宽八九尺，不超过一寻一仞；下面空陷而陡峭，高达数百丈，无法向下直视，使人心惊目眩。道士说：“这是陶皮二仙礼拜北斗的石头。”向下稍走一百步，有两位仙人的石室，前来祈祷的人常到那里。叔防、叔景等三四人便侧着脚沿着石壁小心下行，寻找石室。我害怕，不愿前往，于是向东下行，去看阳石。阳石高一丈多，正朝向东方，相传陶皮二仙过去曾在这里修炼，每天清晨坐在石上观察日影，实行吐纳之术，因此成仙飞去；但究竟是不是这样，也无法知道。不久，叔景等人回来，告诉我说：“石室中很宽敞，可以坐二十人；这里有一条蛇行般的小路可以通往，保证没有别的危险。” 我最终还是害怕，不能前往。孟防的弟弟孟勤也喜爱吟诗和游览，这一天迫近傍晚才赶到，深深遗憾不能同我们一起游览，于是坐在石头旁，逐一讲述自己游览过的地方；可惜还有没有走完的地方，但都因为事情不能久留。士扬以下的人陆续离去，留下的只有我、百链和四五个人。仲洁长叹说：“三十年前，我们家还没有衰败。叔父们从运副公以下，以及钟沔的祖父举善，都凭文艺在当时相互推重。先生的祖父竹亭徴君、叔祖御史公、刘槎翁先生，以及他的弟弟东原公、杭州通判杨公和学录君，都重情谊而喜爱游览。叔父们都尊敬礼遇他们，只要他们偶然光临我家，便亲切融洽地连续多日，备办酒菜、设置音乐，请他们到山中游玩。遇到兴致所至，便留下住宿，举杯饮酒作乐，箫鼓声传出云端，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仙人。那时佑仙观、云峰寺都很兴盛，争相迎接他们，饮酒吟咏一定要十天才结束。当时游山所作的诗文都还在，但先生这样的长者已经见不到了。如今我们兄弟又能一同作这次游览，既不能没有盛衰之感，而诸位先生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从容游玩，实在令人感慨。月亮大概快出来了，虫子在草间唧唧鸣叫。” 萧氏的仆人报告饭菜已经备好，于是请我们进入集仙楼下设宴。百链问道士刘后峰：“从前所说的天灯，果真有吗？”刘后峰回答：“曾经听师父说有这种东西，大概是缓缓从天上落下，红色而明亮；落下后找到它的踪迹，原来只是红叶。难道是神仙变化成这样的吗？如今已经很久没有了。”当时我非常疲倦，不想饮酒。仲洁、孟防几次举杯劝我，交相敬酒，又让伯繁、季广、季哲、孟勤夹着劝我们二人强饮。至于我和钟沔曾经跟随他们游览过，他们不敢强逼，只是轮流斟酒递来。孟防对我们二人说：“幸好我和您有世代交好的情谊，只可惜不能长久同您欢乐。为什么要深深拒绝呢？”于是多次举杯一饮而尽，欢乐感染了全座。刘后峰又让行童胡碧虚等人唱《青天歌》，奏仙乐来助兴。然而我醉了，不能详细记述。道观坐落在武婆冈下，像背靠屏风一样；只有南面空阔，其他三面都是深密的松林。到了半夜酒宴结束，忽然有风飒飒吹来，殿堂上的铃铎都震响，群鸟也惊叫起来。林中的客人惊悚屏息而坐，怀疑有异常，过了很久才安定下来。于是脱衣躺在殿上，告诫童仆五更时出发。刘后峰私下对萧氏兄弟说：“山中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客人了，如今幸好有了他们。难道道士不能为客人准备一顿饭吗？一定要把他们留下。”于是又吓唬众仆说：“近来山中老虎很多，每天要到太阳升高才能出山。”仆人信以为真，不敢早起。我也昏昏沉睡，不再省察。等到醒来，太阳已经升高；道士准备了洗漱用品，请我们坐在堂中。饮酒六七巡，吃过饭后才离去。仲洁兄弟和各位道士送我们出观门，说：“先生这次游览，等了很久才终于实现，应当为它作记，使山中有可考察的文字。”我答应说：“好。”下山以后，我和百链都有不忍分别的意思，童仆们却兴高采烈，仿佛获得了什么。道路上看见我们的人都赞叹羡慕，知道我们是游山归来。这年冬天，我起复赴北京，被职务所牵制，多次想写这篇记却没有空闲，但此事常常萦绕心头。今年，百链出巡淮河以北一带，士扬被授任国子监典籍，闲暇时谈到这件事，都认为这样的游览不可能再有。我笑着说：“山水游览的乐趣，本来就不是奔走于朝廷和城市之间的人能够兼得的。”然而我们这些人也已经年老多病了，将来如果能够请求辞官归乡，这次游览或许还能再有吗？因此追记此事以等待将来，也用来寄托给同游的诸位，并将它传给道观中的人，使他们知道我没有忘记这座山。

译《惇本堂记》。我们乡里的袁氏，原本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世代居住在城西的汝南坊。到了叔景，才开始在西郭旧城下面营建别墅。那里土地平坦开阔，竹树茂盛秀美，田园、池沼四面相连。他迎请父亲仲先甫来居住。仲先甫端庄厚重、谨慎沉静，世俗纷华之事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心。唯独特别喜欢种植树木花草，每天督促童仆把精力用在这上面，自己则拄杖穿鞋从容往来，巡视观看，感到非常快乐。回到堂上，便教训诸孙读书，说：“读书，是立身的根本；耕种，是养生的根本。这两件事怎么可以懈怠呢？”于是给堂取名为“惇本堂”。今年叔景参加乡试来到北京，把这件事告诉我，请我作记。古代没有不拥有田地的家庭，也没有不从事耕种的人。父亲和老师坐在乡里的学校中教导他们。既有生活的供养，又有教育的教化，所以浮薄的风气得以消除，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行为得以形成。自秦朝以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穷的人没有一垅田地，只好向富人租田耕种，每年交纳其中的收益。富人不亲自从事耕种，却衣食丰足。田制废弃以后，乡里的学校也松弛了。安逸居住却没有教育，所以日益陷入弊败。遵守礼法、奉行义理的意愿减少，诡诈欺骗、浅薄刻毒的习气盛行了。汉朝兴起后，设置孝悌、力田的科目，用来尊崇农业根本、抑制工商业末业。我朝沿袭这一做法，又更加重视禁止游惰，大概是为了纠正积累已久的弊病，使社会恢复到古代的状态。几十年来，社会一天天走向兴盛。以我所见的泰和来说，懒惰的百姓、荒废的田地已经没有了；其他州县的情况也可以由此知道。治理教化的美好，达到了何等程度啊！然而有人沿袭这种局面却不知道原因，有人知道原因却不能同时做到这些方面，那么像仲先甫这样见识通达、意志笃定的人，难道容易得到吗？我又曾观察世上的人，他们家庭之所以兴盛、子孙之所以贤能，都是祖宗先在前面示范法则，然后子孙继承实行。前面没有根基而后来能够自行完善的，不是很多。那么仲先甫这样勤劳自身、竭尽心力，难道只是为眼前一天打算吗？作为他的后人，登上这座堂，思考它的名称，践履它的实际意义；从事耕田、努力耕作，读书并磨炼品行，使自己能够在太平时代立身，使人人都称赞为善人君子，这样才是袁氏的贤能子孙，也才能实现仲先甫的志愿。我家和袁家相距很近，几亩田地彼此相连，先人的遗书都还保存着。我正告诫自己的儿子们，也要在这些方面努力；但我私下里过早出仕，不能亲自考察他们是否有所成就。不过如今我已经年老多病，将来如果能够请求辞官归乡，一定要跟随仲先甫在田间来往，享受年成丰收的快乐，看看年轻人有所成就，彼此击腹而歌，让圣人的教化接续康衢歌谣，并流传到长久的后世，岂不是美事吗？姑且先为它作记，等待将来。《顺庵记》。我的朋友郭公承，给他收藏、修习经书的房子取名为“顺庵”。他来到北京后，请我为它作记。当时我正有史馆事务，没有能够写成。过了很久，公承得到番禺教谕的职位，将要赴任，于是又请求我作记。我于是对他说：天下的道理广大，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以至于行动、休息、说话、沉默、进退、周旋的一切方面，没有不包含道理的。人之所以成为人，能够无愧于天地上下，就在于顺从这些道理。道理出于上天，具备于人的内心，又散布在万事万物之中；它不像声音、色彩、气味、滋味那样凭借感官来触动人，却是人必然要遵循而不可违逆的，因为做人的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这样说来，在人伦日用之间，如果有违背道理的地方，就不是做人的正道了。孔子说：“人的生命是正直的。”大概说的就是这个。虽然人人都具有这种道理，却有人不能依循它，这是气质的蒙蔽和物欲的侵害造成的。所以圣人设置了教育。所谓教育，就是裁减人的过失，引导人的不足，使人人都顺从正理而不违背它。那么，承担教育责任的人，责任难道还小吗？譬如制作器物，器物的大小美丑，要看它所依据的模具。所以想要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的君子，一定要把成效责任交给教官；而承担教育责任的人，也一定要先在自己身上具备这种道理。要使人能够顺从道理，就要靠我们自己不违背道理来作表率。五常之道、万物各自适宜的道理，只要有一处没有顺应，却想让学生不违背道理，是不可能的。然而世上颠倒行事、违背常理的人，常常到处都是。像公承以“顺”给庵命名并用来勉励自己，他大概知道什么叫建立根本了吧？努力啊，公承！一定要做到无愧于天地上下，并且能够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这样以后才算完成为人师表的道理。如果只是和颜悦色、随和讨好，顺从流俗所喜欢的事情，却违背了道理，我知道公承是不会这样做的。因此写下这些话，悬挂在庵的墙上，作为这篇记。

译《荣养堂记》。河南按察佥事刘咸士皆，是我的同乡。他的父亲仲良甫和母亲都将近七十岁了。士皆多次想把父母接到河南来，以便用俸禄供养他们，总是得到这样的答复：“我老了，不能远行去接受你的供养。你好好侍奉国家，使我能够安居乡里，饮酒吃饱，吟诗歌唱来自得其乐，这比每天吃三牲还要好得多。”士皆恭敬地听从教诲，不敢忘记。但他终究因不能亲自迎养父母而感到遗憾。适逢朝廷诏令下达，凡是父母年老而不能接来供养的官员，准许把部分俸禄寄回家中。士皆大为高兴，立即把自己俸禄的一半分出，让几个兄弟向乡里请求，用来供养父母。乡中的长老都替仲良甫感到荣耀，于是共同把这座堂命名为“荣养之堂”。士皆来到京师，把这件事告诉我，请我写文作记。我想，古时候人们都有固定的产业，都足以奉养父母，然而仍然把用俸禄供养父母看得贵重，大概是想用从君主那里得到的俸禄使亲人感到荣耀。毛义不过是奉府檄暂代县令，并非朝廷任命，而且俸禄丰厚、地位尊贵；但他仍能表现出喜悦，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何况像士皆这样接受天子任命，身居显要职位，享受丰厚俸禄的人呢？那么他的父母所获得的荣耀也就可想而知了。即便如此，想供养父母是人的共同愿望，但能否实现，却取决于上天。我县做官的人将近几十个，他们的俸禄都足以供养亲人，但大多没有等到奉养父母；能像士皆这样的人，大概没有吧？人的愿望与上天所给予的恰好相合，那么这座堂的荣耀难道是偶然的吗？从前先王慰劳使臣，是因为他们勤于王事，不能奉养父母，于是体察他们的心情而作歌咏，这就是感动人很深的原因。《四牡》诗说的正是这件事。如今士皆担任掌管风纪的职务，为天子按察一道，官吏的贤能与否、百姓生活的安乐与忧苦，都可以上报朝廷，并且能够决定官吏的升降罢免；他虽然不能亲自侍奉父母，却能够分出俸禄供养他们，已经这样充分地体察了父母的心情。国家仁厚的恩泽远远超过成周时期，难道不是遭逢的幸运吗？那么士皆用来报答国家的心意，应当达到怎样的程度呢？也不过是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尽到职责，没有比严格要求自己更重要的了。自己的品行端正，才可以端正别人；使一道之内的吏治都适宜，百姓都安定快乐，这样才算尽到了职责。忠孝两全，这本来就是仲良甫的志愿。这样一来，士皆不只是用俸禄供养父母，也用自己的志向来供养父母，难道不是更加荣耀吗？如今制度规定，藩司、按察司的大臣任职满九年而没有过失的，都封赠其父母。士皆在河南已经有了声望，如今也将满九年，仲良甫晋入荣耀显达之列，是可以希望的。所以为他写下这篇记，以等待那一天。审几斋记 月池彭原宏先生与我的先父是内外兄弟，彼此友好。他曾请先父为他的书斋命名，先父给它取名“审几”，并亲笔写了两个大字，让他悬挂在门楣上，却还没有人为它作记。先生不嫌弃我，让我写这篇记。我推辞而未能获准，于是他又让他的儿子彭防写信催促我，十分殷切。先生地位尊贵而品德高尚，回头看我这个小子，哪里值得劳烦他的嘱托？但我也不敢始终沉默，于是勉强说道：人之所以尊贵，是因为具备这种本性。本性没有不善的，但既然寄托于气，就有时会变得不善。因此君子要尽力察看。所谓尽力察看，察看什么呢？不过是审察念头的萌芽罢了。什么叫“几”？就是事情刚开始萌发、念头刚刚发动的时候，也是善恶由此分开的地方。在这个时候审察它，究竟是善还是不善？善的就实行，不善的就停止，那么事情就都合乎天理，也不会失去人的可贵本性了。这就是曾子、子思所说的“慎独”，也是周子所说的辨察善恶之几。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沉沦，大概就决定于此。推究而论，人的本性所具有的，是仁义。仁义的实际表现，就是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孩童没有不知道这一点的。等到血气旺盛，私心一产生，却不知道审察防范，任凭恶念发展下去，便会出现父子互相伤害、兄弟互相残害的事情，那种祸患真是说不尽。推而广之，天下万事无不如此。事情的开始，不过是一个念头的错误罢了。燎原的大火，起于微小的火星；冲决堤坝的洪水，开始于蚂蚁洞的渗漏。唉，怎么能不谨慎呢！这正是君子尽心的原因。先生温厚和平，说话行动都一定合乎礼仪。他处在宗族乡党之中，从未用不合道义的事情加在别人身上，所以人们也没有怨恨厌恶他的。他能够在善恶的萌芽处审察而不出差错，是可以看出来的。今年他已经六十九岁，却仍然恳切地嘱托我作记，一定要让我说上一番话，难道不是一位爱好修养、孜孜不倦的君子吗？可惜我不足以谈论他。姑且把这些话作为答复先生的记文，并且同乡族中读书的人共同讲习。奉亲堂记 杨氏在泰和是名门大族，自宋代以来就很有名望，衣冠礼法和文化典物的美盛，其他家族很少能相比。起初居住在县衙东西两边，到元末才分散居住。其中居住在高垅的这一支，仍然凭借声望成为一乡的领袖。高垅这一支的后裔中有一个叫敏德的人，知道读书和行善，尤其尽心侍奉父母，于是整治所居的堂屋，命名为“奉亲之堂”，用来侍奉父母的起居，顺承他们的脸色意愿，调理适合他们的饮食衣服，没有不尽心尽力的。今年春天，他奉父亲的命令运送税粮来到北京，事情办完后，就请我为这座堂作记。我家住在县城西边，距离高垅四十里，又和他的父亲彦实君交好；看到敏德这样的孝行，我内心怎么能不为他高兴呢？我想起曾经经过高垅，观赏那里居处的优美景色：群山绵延，像锦绣一样排列交错，四周环绕着高大的树木，长长的溪流像带子一样环绕；肥沃的田地、深邃的池塘，延伸到四面所能望见的地方，大多是杨家的产业。这样看来，敏德用来供养父母身体、使他们耳目愉悦的条件，大概是具备了。然而供养父母的身体本来就难，能够不违背父母的心意则更难。孔门弟子中能够尽孝的很多，却没有超过曾子的；可见孝敬父母确实有比满足口腹身体更重要的内容。所以，要敬重父母所敬重的，爱护父母所爱护的，讲述并继承父母所做的事业和想要实现的志向，这才是君子应当努力的。即便如此，自己的身体是孝行的根本。父母爱子女的心，哪里有穷尽呢？身体的痛痒疾病，全都牵动父母；子女的吉凶荣辱，也关系到父母的忧乐。不能爱护自身，却陷入淫邪偏僻之事，使父母忧心，毁掉自己的美好名声，那么再怎样供养父母，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因此，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记父母，就一定不会说出不合道义的话；迈一步而不敢忘记父母，就一定不会做出不合道理的事。善行积累在自身，推行到家庭，再推及乡党州闾；自身享受安宁，父母获得荣耀，把这种善行充分推行并不断扩大，那么即使父母只能吃豆羹喝清水，他们也会感到快乐，何况是肥美的食物、轻暖的衣服都能完备呢？我确实爱惜敏德，所以愿意把这些话写入记中。古代君子也是人，关键只在于努力。敏德，你可要努力啊！

译惠宣堂记 云南距离京师一万多里，大概是古代荒远服属之地。太祖皇帝平定天下后，并不鄙弃那里的百姓，命令将领出兵前往安抚平定，依照原有的府县设置来教化他们。临安实际是一个大府，所辖四州、五县、九长官司，土地方圆一千多里，古代公侯的封地也不过如此。从前担任知府的人，大多因陋就简，官署、仓库破败不堪，不足以匹配一郡的声望。洪武十八年，通判许君初到此地，便拆除旧屋重新修建，门、堂、廊、庑，仓库、马厩、厨房、浴室，宴饮游乐的处所，睡眠休息的居室，没有不完备的，面貌焕然一新，远近都欢欣庆贺。经过三十多年没有修缮，于是逐渐破败。永乐二十年，知府陈侯从思南调任临安，刚到任便询问民俗中不便之处和政事中没有治理好的地方，依次革除施行，以便利百姓。他巡视官署，十分担心再这样下去会更加毁坏而无法修治，于是修补破损渗漏之处，补足残缺毁坏的地方，挑出腐朽的材料加以更换。但木材取自山中，劳力取自民间，役使的都是官府所管的人，郡中百姓并不知道自己受了扰累。修缮完成后，把公堂命名为“惠宣之堂”，意思是天子的恩惠由此宣示施行。今年春天，陈侯来京师述职，于是请我写文作记，将刻在石上流传久远。我认为陈侯可以说是懂得根本的人。天子有施惠于百姓的仁心，却不能亲自把恩惠遍布百姓，所以选择知府、县令来任用；这难道是偏爱知府、县令吗？凡是寒冷时想要衣服、饥饿时想要食物，幼小者想要成长，老年人想要安宁，受到冤屈压抑的人想要得到公平，劳苦疲惫的人想要得到休息，都把希望寄托在知府、县令身上。这就是设置守令的根本意图。然而县令如果不称职，知府可以弹劾罢免他，并不困难。由此可见，一郡百姓的安危祸福都系于知府，已经很清楚了。既然如此，做知府而能够施布恩惠、惠及下民，不正是他的职责吗？如今有一百几十个府，至于各位知府是否都能尽职惠民，我无法知道。唯独从陈侯的心意来看，他这样推行仁政，那么临安百姓所受的恩惠就可以知道了。既然他能够尽职惠民，又把这件事明白地刻写下来留给后人，那么后来登临此堂的人看到了它，不仅会知道前人兴建修缮的功劳，想着不断修治，还都会想到尽职惠民；这样，临安百姓长久受到的恩惠，都是陈侯开启的。因此我乐意为它作记。陈侯名礼，字正言，是我的同乡，以进士出身。许君先前任赣州知府，后来降调为临安通判，二人都有文学才华和品行，闻名于世。耕读堂记 进入泰和北门，在市中走一百多步，有一处叫具庆坊。从坊下转向东走约五十步，有一座堂，是我朋友萧所耕的居所。所耕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钰，是乡贡进士；次子叫琚，也读书求学。所耕勤于治理家业，没有世俗的嗜好。他在北门城外有若干亩田，都是上等肥田，亲自率领两个儿子督促僮仆奴婢在那里耕种。稍有空闲，就坐在堂上，两个儿子展开书卷吟诵，所耕倚着几案听他们读书，心里大概十分快乐。因此把堂命名为“耕读堂”。堂在住宅的右边，宾客来往都停留在前堂，只有读书作文的人才能到这里来。我居家时，常常去看望他们父子，他们就请我坐在这里；讲论之余，便拿出酒来互相敬饮，又让他的孙子翰叩拜、跪拜、长跪来劝客饮酒，一定要尽兴才停止。他们勤劳厚道的心意、真挚实在的感情，和善可亲，值得称赞。他曾经请我为这座堂作记，我一直没有空写。等到来到京师，想起所耕父子，仍不能忘怀，于是为他写道：古时候没有没有田产的人家，也没有不耕作的人；闾师、塾师的教化又彼此相通。他们既然安于田野耕作，不沾染市井习气，所以能够涵养德性，成就美好的才华，因此俊秀杰出的人很多。这正是国家的根基，也是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赏的原因。到了秦国采用商鞅的办法，废除井田制度，富人连片占有田地，穷人连一垄可以耕种的土地都没有，于是人们没有固定产业，便防害了自己的良心。等到苏秦等人出现，鼓吹邪说，以合纵连横和战争攻伐诸侯，使天下遭受荼毒，这些祸患都根源于此。到了后世，又用士、农、工、商四种职业限制百姓，于是做士人的轻视耕种，做农民的废弃学问。轻视耕种，所以不懂衣食来源，大多浮华空虚而没有实际；废弃学问，所以不懂礼义的原则，大多粗鄙而没有用处。没有实际的人多半趋近利益而败坏名声，不知道守持自己；没有用处的人多半降低志向、委屈自己，不知道自立。这种弊病的由来已经很久了。所以君子谈论王政，一定以孟子的话为根本，大概确实是正确的论断。所耕父子既勤于耕种，又努力学习，这难道也是古人的用心吗？他们用来涵养德性、成就才华的做法，哪里是普通人能相比的呢？即便如此，泰和秀美聪慧的百姓大概很多，勤于耕种的也不少。假使人人都努力学习，那么做官的人都知道百姓是自己的依靠，就更能使国家富厚；居家不仕的人都专心遵循君子之道，也更能使风俗隆盛。那么泰和的美好就更不是其他县邑可以相比的了。所以我为耕读堂作记，并一并表达这个心愿，这也是我作为乡人的愿望。

译绣峰书阁记 王祯是金溪人，是与我同年登科的王时彦公的儿子。他奉父亲之命在绣峰山下修建房屋，以便读书，学宫和县衙夹在它两边。山峰高耸、圆润、秀丽、整齐，像端正的人、正直的士人戴着冠冕站立在朝廷。每当春气到来，花卉繁茂，阳光照耀映射，五种色彩明亮绚丽，天地间清明之气大概都聚集在这里。王生建成两层楼房来收藏书籍，每天在其中吟诵读书，一定要到学业有成才停止。今年他来北京省视父亲，他的兄长监察御史王裕给它命名为“绣峰书阁”。王生把我当作父亲的朋友，来请我写文作记。唉，王生的志向确实值得赞赏啊！书籍，是道所寄托的地方。圣人的道不能直接施行于世，于是把它记载在书中；所以求道的学者，必定以读书为根本。但必须有东西庇护身体、使内心舒畅，才能探究圣贤深奥的言语，寻求道德的至深奥妙。不这样却能专心求学的人，大概很少。王生这样做是应当的。然而我曾经考察过，书籍所记载的内容，言论十分广博。王生求学，也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吗？君子的学问，没有比实行仁更急迫的。圣人的道，没有比仁更大的，而实行仁又有根本。根本是什么呢？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就是根本。王生所应致力的，应当没有比这更切近的了。从侍奉父母、敬爱兄长开始，推及忠于君主、敬爱年长者，再推及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直到仁德的作用无穷无尽，这样读书求道的功夫才算达到极致。读书却达不到这个境界，那么读书有什么可贵呢？即便如此，君子收藏修习、游息休闲，也无不在学习。王生没有看见绣峰吗？它安稳厚重、屹立不移，是仁的本体；万物生长、欣悦茂盛，是仁的发用。学宫是教化发出的地方，县衙是政令施行的地方。所谓教化，是要人侍奉父母、敬爱兄长、忠于君主、敬重年长者、仁爱百姓、爱护万物；所谓政事，是用来纠正那些不能做到这些的人。它们都是仁。王生眼前所接触的一切，都足以资助学习；再以一定要实行的志向持守它，用不懈的诚意加以推进，那么他的成就一定可以预期。王生的父亲把他安置在这里，真可以说是善于教育啊！世上读书却不致力于此的人是有的，这是想用学问积累外在名声，正是君子所忧虑的。王生资质朴实谨慎、简静自持，大概不会追逐外在事物，所以我以这些话期望他。王生一定要努力，不要也成为君子所忧虑的人。这就是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笃爱堂记 长沙令廖子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潜作先生的儿子。他起初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因聪敏而且擅长文章闻名。后来希望治理县邑来施展才能，于是授任颍上县令，后改任长沙县令。长沙是大县，百姓疲惫而事务繁多，积弊已经很久了。子谟疏理繁杂事务，清除积滞，一概用恩惠安抚百姓，百姓都悦服跟从。凡是他所施行的政令，无不如愿，政绩已经显著。藩司、按察司两司以及朝廷中的达官显贵，凡是有事到长沙的，没有不称誉他的。朝廷命令下来考核守令的贤能与否，于是巡按御史和藩宪大臣联名上奏，说子谟能够爱护百姓，品行清廉正直，治理成绩超过同辈。士大夫听到后，都认为这是恰当的。去年冬天，子谟来北京述职，我和他谈到这件事。子谟谢绝说：“清廉正直、爱护百姓，是县令的职责。我正在努力，只怕还没有做到，哪里敢把这些话当作过分的称誉呢？”我认为他说得对，也赞赏他的志向。他将要回去时来告诉我：“我退居后有一座堂还没有命名，冒昧请求您为它命名，希望先生给我指教。”我给它取名为“笃爱之堂”。县令管辖方圆百里的地方，百里之内的百姓，就如同自己的子女一样。虽然他们有愚昧和贤良的不同，但以父母之心看待他们，总是爱护罢了。爱护百姓，就一定会思考用什么办法使他们得到恩惠、得到供养。因此清明自己的内心，端正自己的道义，除去那些危害百姓的事情，都源于爱民之心。古代的循吏，大概就是这样。那些残害百姓的身体，使他们心志困苦，劳累他们的力量，耗尽他们的财产，百姓有疾病却不加体恤，只是一味满足自己的欲望，便是没有爱民之心的人。这就是尹赏、刘澡之流被后世讥讽的原因。爱，是仁德的施行，君子本来就应当厚于仁。孟子所说的“天爵”，没有比爱更优先的了。子谟因为能够爱护百姓而在上下之间获得声誉，已经有仁德的名声了，更应当加厚于仁。爱民之心深入百姓越深，百姓受到的恩泽越广，天爵就越高。天爵越高，那么显赫的人爵除了子谟还能归于谁呢？所以我用这个名字为他的堂命名，又为它作记，希望可以成为他增进德行的勉励。

译画苑记 我的家乡泰和，是山水之乡。县城以北都是起伏的小山，秀丽地排列着，向内环抱，像屏风一样。小山之外，稍远处的山就很高，山势更加雄伟秀丽。城南是龙洲，赣江从它下面流过。江的北岸，长洲横向延伸。长洲之外是小江，小江之外也有许多平缓的冈地和曲折的土丘。向南直到县境尽头，多是大山，东西相连。登上快阁远望，周围三四百里，隐约像一个大环；其中全是平整的田地和肥沃的土壤，民居错落其间。修长的竹子、茂盛的树木，排列种植，彼此交错。路上行人的往来，农夫樵子的劳作和休息，风中航行的船只，商客、渔父的上下往来，牛羊散放的牧场，水边杂草与沙地青草的映衬，飞向天空的禽鸟、游于河川的鱼类，都自由回旋，自得其乐。四时早晚，雨晴明暗，景物大概无穷无尽，全都装在我的画笥之中。眼睛所接触到的这些景物，难道不令人畅快而足以欢乐吗？等到来到京师，居住在宫禁附近，担任显要职位，正是古人所说的如同置身天上，我竟有幸居于此处，实在是最大的恩惠、非同寻常的遭遇。闲暇时我曾想，人们出仕和退居乡里各不相同，所能享受的乐趣也不能兼得。然而乡里的旧日景物，即使想忘掉，又怎么能够忘掉呢？故友张子俊了解我的心意，说：“这并不难，我应当让您两者兼得。”于是他时时为我描绘山川景物，大小景物全都具备。东瓯人谢庭循又画了两个仙人，他们都漂浮在浩渺无边的云气之中，说：“这大概就是超脱尘俗之外、逍遥自在的人。”积累十多年，得到四十幅画，于是命工匠装裱成册。公务结束、闲暇无事时，我就欣赏它们；从前所见的景物仿佛就在眼前，使人超然脱俗而精神舒展，心情怡悦而畅快。这样，便使我在京城之内也得到山林的乐趣，实现了我所追求的快乐，难道不是靠这些画吗？但我又想到，我家乡的山川景物，从前看来确实有值得快乐的地方，如今离开它已经很久了。它们的盛衰荣枯，我已无法知道。那本来取决于治理县邑的人怎么样。假如能得到贤能的人来治理，使他的仁政足以得到民心，和气感通而招来上天的恩泽，那么草木昆虫应当更加舒畅生长，山会更加秀美，水会更加清澈，值得快乐的地方也会增加。然而如今所听到的情况却与此不同，那么从前那些可以使人快乐的景物，难道将不成为令人忧伤感慨的凭借吗？乡里的人难道不会羡慕那些逍遥自在的仙人吗？所以借记述这些画，并把这些话一并写下，也用来表现我对家乡深切不舍的心意。孝义堂记 孝义堂，是江阴朱熊、字维吉所居住的堂屋。把堂命名为“孝义”，是用来彰显他的善行。什么叫孝？他的母亲曾经病得很重，医生不能治愈，维吉向上天祈求，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母亲受病，又两次割取大腿肉，放在药中煎煮给母亲服用，母亲的病才痊愈，这就是所谓的孝。什么叫义？年岁荒歉时，维吉想到百姓粮食艰难，而自己的母亲心里也不快乐，于是拿出四千石粮食交给主管官府赈济百姓，百姓因此没有挨饿，而他的母亲也感到欣慰，这就是所谓的义。朝廷已经对他加以宠爱褒奖，江阴士大夫于是取这两件事来为他的堂命名。维吉来到宫阙之下谢恩，因而拜访我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实在是出于对亲人的感情，难道是想用来表彰自己吗？可是我县士大夫却用这些事为堂命名，我不能推辞，所以愿意学习并实现他们的心意。先生如果幸而赐我一番话，使我能够铭记奉行，那就是很大的恩惠了。”唉，维吉，你知道上天赋予人的是什么吗？天赋予人的东西，没有比仁义更大的。因为有仁，所以能孝敬父母；因为有义，所以能急切地救助百姓；这些都是天理自然的施行。天下人没有不具有这种心的，按理说天下做父母的都应当快乐，百姓也都应当得到安宁。然而父母有不快乐的，百姓有不能安宁的，是因为偏私亲昵的感情胜过了仁心，吝惜私利的念头太深。若任凭这种情形发展而不顾，那么从上天那里接受的仁义，怎么能不被它损害呢？如今你对父母能够尽到真情，对百姓能够厚施恩惠，可以说没有违背上天所赋予的仁义。用它来命名堂屋，不也符合事实和心意吗？但我曾听说，君子的道，应当推类扩充，使其达到极致，不能以已经达到的程度为满足。因此，孝虽然开始于侍奉父母，还要扩充到敬重自身，并使父母因此成就，这才是孝的极致；义虽然首先在于急切赈济百姓，还要推及处理政事，使百姓得到适宜的治理，这才是义的尽头。你想有所作为来符合堂名的意义，还是要在这些方面更加努力啊！从前我听说你的孝行，并见诸吟咏；如今过了七八年，你又因义行闻名，这是你不断增进善行啊。不断前进而不停止，那么将来所显现的善行，应当还会超过现在。姑且为这座堂作记，以等待那一天。素轩记 江阴人陈安，字孟宽，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素轩，托他的朋友礼部主事顾谦来请我作记。顾谦说：“孟宽是本县的富裕人家，但性情淳朴，亲自奉行节俭；财产虽然丰厚，却从未用来炫耀自己。如今所居住的地方，栋梁、房屋、门窗没有丹青彩绘的华美景象，陈设在其中的几案器物，也没有雕刻奢丽的装饰。至于饮食衣服，不一定非要天下珍奇才能适合口味、合宜身体，大概只取满足需要罢了。他任凭天性的真实，不被轻薄巧伪的习气污染，为人就是这样。因此取此意为轩命名。为什么这样命名呢？大概取的是汤王盘铭、周王鼎铭的意义，希望自己的品德长久而不改变。”唉，孟宽真是所谓爱好修养的人啊！所谓爱好修养，就是总是重视内在而轻视外在。重视内在，是不因自己的善性而被外物改变；轻视外在，是不让外在事物影响自己的内心。那些居处、服饰和日用器物，确实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然而不被这些东西牵累的人，或许很少。孟宽淡泊地安守正当的本分，平静地遵循平常的行为，不因外物而改变；如果说他不是爱好修养的人，难道可以吗？《周易》的“贲”卦，文饰可以说很盛大了。六五爻之所以最终吉祥，是因为它敦厚根本、崇尚实际，得到了“贲”卦的正道。敦厚根本、崇尚实际而最终获得吉祥，那么追逐末流、浮夸虚诞的人不能保有吉祥，也就可以知道了。我在这里难道只是赞美孟宽爱好修养而已吗？我还知道上天必定会保佑他。我又曾考察古人：住在洞穴、生活在野外，用竹筐做鼓槌、用土制成鼓，烧黍米、烤小猪；他们的至高德行和纯正品行，确实有后人无法达到的地方。到了后世，房屋壮丽，器用齐全，服饰饮食完备，都已经超过古人，但奢侈的心日益增长，德行却没有达到，因此最终获得吉祥的人少，也就不奇怪了。孟宽用这个意思为轩命名，不也是存有古人的心意吗？努力不停止，他所获得的吉祥难道会有尽头吗？如今他因发放粮食赈济饥民，特旨褒奖为义民，这些都来自他平日奉行朴素的余德。我为他作记，并连缀写下这些话，也是用来劝勉那些还不能这样做的人。

译孝义堂记 正统六年，皇帝已经在位七年了。四方没有忧患，万物都得到生长，皇帝仍然担心发生水旱灾害，诏令有关部门积储粮食以备灾荒。乡里的富户百姓感念天子的仁德，都争相拿出粮食帮助官府，有的人达到二千石以上，朝廷下诏表彰他们为义民，用羊和酒慰劳，并免除他们的徭役。江阴周珪，字孟敬，和兄长孟德商量说：“祖先有美德而不知道，是不明；知道却不传扬，是不仁。从前我们的祖父伯源公，敦厚有德、乐于行义，使家业壮大，施惠于人，范围很广。我们的父亲继承了这种德行，却没能使它延续到后世。如今我们兄弟幸而有余粮，都来自祖先的遗留。祖先生前没有享受过一任官职的荣耀，死后又没有什么可以流传不朽，难道不是做子孙的过错吗？”于是向巡抚侍郎周公说明，愿意拿出六千石粮食交给官府，使官府自行收取和发放，希望百姓长久受益。又以此为祖先请求诏命，使祖先在地下也能借此得到荣耀，子孙实在深受恩惠。周公看重他的孝义，把事情全部上报天子，天子于是派使者持诏，追赠伯源为义民；对孟敬的表彰赏赐也依照法令办理。江阴士大夫于是取“孝义”二字为他的堂命名。孟敬来到京师，在宫阙下谢恩，退下后把命名堂屋的意图告诉我，并请我作记。我想起前刑部侍郎段公时举曾对我说：“周氏家中有诗书礼义的教训，家里虽然富裕，却从未用来炫耀自己；救济别人的急难，比为自己谋划还要急切。哪里只是贫民依靠他们而不挨饿，凡是官府有催办的事务而一时不能筹得财物，也大多依赖他们资助。”我记得这件事，如今认识了孟敬，又观察他的所作所为和他祖先的德行，确实相信善行没有不得到报偿的，仁厚的人家也必定有后代。又听说，孝是实行仁德的根本，孟敬所行的义，正是用来成就孝的。孝没有比成就自身、成就父母更大的；成就自身和父母，难道能离开仁义之道吗？孟敬对于这两方面，已经知道应当致力的方向了，还应当进一步扩充，使仁义的作用无穷无尽，这才达到极致。《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累善行不停止，那么福气聚集在家中，难道会有尽头吗？孟敬要努力。《抑庵文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抑庵文集》卷三　明·王直撰 记 世直堂记 翰林侍读周君功叙把他过去居住的堂屋命名为“世直”，用来彰显先人的德行。周氏世代居住在吉水磻州，以诗书礼义相传，而且多半凭借正直之道奋发自立，不阿谀逢迎以求取容，与孔子所说的鄙夫不同。周君的六世祖伯宽，宋代任官，直任宝谟阁，历来极力斥责贾似道的奸邪，并约左史徐麟仲一同极力论列。徐麟仲没有答应，伯宽知道事情不可为，于是弃官离去。元至正年间修撰三史，周君的曾祖周以立因乡贡进士被推荐进入馆阁，上书认为应当以宋为正统，曲折附带记载辽、金的事情；他的议论恳切直截，大臣阻止而不予采用，于是拂袖归乡。周君的父亲岐凤，永乐年间曾任汉王府纪善。汉王有夺取太子之位的意图，建造宝贤堂，招致奸邪之人共同做事。纪善作《宝贤堂箴》献上，希望纠正他的错误心意。汉王震怒，捏造罪名，必定要把他置于重刑，幸赖朝廷明察，只将他调出任长洲教谕。二十年后，汉王果然因谋反而败亡。唉，这三位先人的立身行事如此，难道不是世代凭借直道奋发自立吗？爵位俸禄是人人喜爱的东西，如果顺从自己的欲望而一定要得到它，不是默默忍让以求自保，就是柔顺屈服以求成功，又怎么能够开口议论政事而无所顾忌呢？只有学习圣贤之道的君子，说话一定遵循义理，行动一定依据道义；如果反省自身而问心无愧，就浩然直进，把信守道义作为事业，困厄或显达、祸患或福气，一概不放在心上。他们对于世道人心的功劳，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像这三位君子，大概就是这样。世上有偶尔奋发一次，处境困苦而不后悔的人；但到了他们的子孙，反而有的因为受到惩戒而不敢再这样做。若能达到连续几代仍然奋发而不后悔，今天在周氏家族中看到了，这难道不是所谓世代继承并成就美德吗？《礼记》说：“先祖有美德而不知道，是不明；知道而不传扬，是不仁。”如今功叙把这句话悬挂起来，用来给堂命名，希望把它表彰流传给后世，他的用心多么贤明啊！义理存在于人心之中，即使相隔百世也不会改变。周氏子孙要好好继承，使后世之人有所述说，那么这座堂难道不会光辉长远、熠熠生辉吗？功叙请求我作记，所以我为它作记。怡寿堂记 长寿是上天和人共同的愿望，所以孝子爱护父母，就一定用长寿祝愿他们。然而父母长寿了，却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快乐，那么即使长寿又有什么可乐呢？因此，使父母获得长寿已经很难，使父母快乐尤其难。桃源人萧承伟建堂侍奉父母，把它命名为“怡寿”，大概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萧氏居住在桃源，是当地的大族，财产富裕，声望杰出，在我县东南没有比得上的。我在家闲居时曾经拜访他们，见到承伟的父亲德贯，端正厚道，坦荡平和，爱好礼仪、崇尚道义，很有长者的风范。当时承伟还年轻，最为恭顺谨慎，人人都说他能守家法、接受家庭教诲，他心里也十分看重这些。相隔二十多年，承伟来到北京告诉我：“我的父母已经老了，但都康健强壮，没有疾病。我想设法使他们快乐，让他们享受长寿而没有穷尽，所以把这座堂这样命名。希望先生为它作记，并借此给我教诲。”我说：“你的志向很美好。凡是你用来使父母快乐、让他们安享长寿的办法，我可以说给你听。轻暖的衣服，肥美的饮食，华美的凉台暖馆，供使唤的人闲暇熟习，丰富精美的玩赏物品，凡是别人不能具备的，你都能够具备，这可以用来使父母快乐。但这还不是最高境界。曾子说：‘孝子奉养老人，使父母内心快乐，不违背他们的志愿。’孟子说：‘使父母快乐是有方法的，如果反省自身而不真诚，就不能使父母快乐。’这难道不是你应当努力的事情吗？你父母的志愿，大概是希望你成为君子。君子的孝，没有比敬重自身更大的。你的言语一定遵循义理，行动一定依据道义，不做危险而且会招致羞辱的事，这就叫敬重自身。反过来进一步求实，凡是言语合乎义理、行动依据道义，而且没有不真实的，这就叫使自身真诚。这样奉养父母，再加上前面所说的物质供养，难道只是使他们内心快乐而已吗？他们将没有什么不快乐的了。内心喜悦，外在快乐，心安而身体舒适，气息和顺而祥瑞应和，那么你的父母达到高寿是毫无疑问的。世上能够供养父母的人是有的，却忍心做不合道义的事，使自己陷入刑罚，又把羞辱留给父母，这是贤者所鄙弃的，也正是你应当警戒的。”承伟高兴地说：“恭敬地听从您的教诲。我敢不努力吗！”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作为记，让他悬挂在堂屋墙上。

译望亲楼记 欧阳允干把他的母亲王氏孺人葬在居所南面的羊石渡，到如今大概二十年了。他的父亲已经九十多岁，仍然康健强壮，没有疾病。允干尽力侍奉父亲，使父亲快乐，却悲伤母亲再也看不见了。又因为母亲的坟墓虽然很近，却被大江阻隔，不能早晚到墓下尽情表达思慕之情，于是在住宅西面建了一座楼来眺望母亲的墓。每逢风雨霜露之时，或在黄昏安置父亲就寝、清晨问候父亲的间隙，登楼远望，大概会产生无穷的感慨。他偶然经过我这里，讲述这件事，请我写文作记。唉，允干可以说是能够尽孝的人了。君子对待父母，父母在世时就恭敬奉养，侍奉他们的起居、脸色、衣服、饮食，不忍有一点违背。等父母去世后，就恭敬地祭享，想念他们的居处、谈笑、志趣、心意和嗜好，庄重得如同亲眼见到他们，这样也就可以了。允干仍然觉得内心不满足，又登楼眺望母亲的坟墓。坟墓，是藏放形体魂魄的地方，感情在这里更加深切。母亲刚死复苏时，本来还盼望她从幽冥回来；即使没有回来，形体还可以看见。等到停殡时，形体不能看见了，但棺柩还可以看见。下葬以后，就再也没有可以看见的东西了，但仍然不忍心彻底忘记她，还怀着悲痛等待她回来。然而她终究不会回来了，能看见的就只有坟墓而已。孝子的心情在这里最为隐微深切，所以我从望亲楼知道允干的内心是如此悲痛。即便如此，孝也不只是思慕留恋而已。孔子说：“立身行道，在后世扬名，使父母显耀，是孝的最终完成。”所以我希望有所记述。君子所看重的，不过是言语和行为。迈一步而不敢忘记父母，就不会有违背道义的行为；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记父母，就不会有违背礼法的话。言语合乎义理，行为合乎正道，就足以使自身尊贵，使父母显达荣耀，难道不是孝的重大表现吗？允干要努力，将来还会有值得记载的事情，使乡人有所取法。爱竹堂记 吏部主事杨君应春有一座堂，名叫爱竹。他说明命名的缘由，请我作记。他说：“我家世代居住在乐温，乐温最好的地方叫大城。大城河的东面有山，白崖山高耸地临着河流。山下土地开阔肥沃，我的祖先就居住在那里。只是祖先确实有美好的德行，却没有享有荣耀的名声，所以退居于此。他对其他事物没有什么爱好，唯独喜欢竹子，因此所居之处一定种竹。如今竹子一天天长得茂盛，而祖先却再也看不见了，这就是我爱竹而不忍心伤感的原因。”他又说：“竹林大约有十亩，我居住其中。竹子的高低疏密、道路的贯通连接，都是我祖先经营布置的。盛夏烈日之时，竹荫铺满大地，绿色的云层遍布，苍青的烟霭环绕；这些都是我祖先曾经躺卧休息的地方。美好的夜晚和闲暇的日子里，尘世喧嚣不能惊扰，微风徐徐吹来，清脆的声响彼此应答，好像蛟龙的吟啸、鸾凤的鸣声；这些都是我祖先曾经长啸歌唱、彼此应和的地方。我怎么能对竹子忘情呢？”他又说：“这座堂命名为爱竹，不只是为了表明我的志向，也是为了留给后代子孙，使他们不忘前人，希望竹子长久存在而不凋坏。先生请为它作记。” 唉！这就是君子的孝，可以把它写下来。他对父母的爱慕深厚，所以心中的思念笃定；心中的思念笃定，所以连父母所喜爱的事物也一并施爱而不忘。召伯曾在甘棠树下停留，韩起曾称美一棵树，那些地方不过是偶然寄寓过，他们尚且还受到人们的爱惜，何况是父母所喜爱的东西呢？因此，君子对待父母，应当思念他们居住的地方，思念他们的笑声和谈语，以及他们的志趣、喜好和嗜欲。思念到了极深之处，就仿佛隐约有所看见，恭敬肃然之间仿佛有所听闻。如今杨君对于这座堂，不只是看见竹子而已，大概还因此看见了他的父母曾经来往、徜徉于此的情景。难怪他十分爱惜这里而难以忘怀。虽然如此，爱父母所喜爱的东西，就应当进一步思考他们为什么喜爱它。凡是事物，都是因为同类而相合的。他们之所以喜爱竹子，难道不是因为竹子虚心劲节，贯穿四时，傲对霜雪而不改变吗？它的品德大概正是如此。杨君凭借才学奋发自立，在当时已经声名显著，难道还不应当以先人的品德来勉励自己吗？虚心以穷究事理，端正操守以应对事务，那么不但能够思念父母，还将使父母的声名显扬于无穷。所以上《周诗》说：“绍继先祖之庭，上下承续，升降于其家。”杨君应当以此自勉；至于诗中所说“早晚都恭敬谨慎”，正是我用来勉励杨君的意思。杨君，要努力啊！后代的人如果也把他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那么种在这里的竹子将长久而且更加茂盛，这座堂传给后世，又哪里会有尽头呢？所以我为此写下记文，让它放置在堂中，用来告诉后代的人。

译《虚庵记》。河南佥宪刘君士皆，把他藏书修业的屋室命名为“虚庵”。他说：“我想使自己的内心空虚，大概才能有所容纳。”于是来请求我为它写记。我没有空闲写作，但士皆请求不止。我便告诉他说：“空虚才能容纳，这个道理你已经知道了。你也可以从万物中观察它吗？鄱阳湖是江西的水域屏障。春雨按时到来，百川都泛滥，淹没洲渚，漫过原野和低湿之地，水势浩大，无法抵挡。狂澜惊涛冲击房屋、拔起树木，冲走沙土、冲决石块，汹涌澎湃，越过千百里而到达湖中；湖水安然承受它们而没有盈余，不正是因为它空虚吗？至于大海，又有比这更大的地方。淮水和济水流到这里，长江从岷山发源也流到这里，黄河从昆仑山流出也流到这里，其他各条不同的水流通达大海的还很多。然而大海本来从未盈满，难道不是因为它的空虚广大，所以所能容纳的东西也广吗？至于天地之间，人和物多得无法计数。人有圣人、贤人，也有善人、恶人；有文有武，有宽厚有鄙陋，细微粗疏各不相同。万物有飞翔的，有行走的；有仁厚的，有搏击噬咬的；有凶猛而难以制服的，有受扰而能驯服的，它们的类别也不相同。然而它们都共同生长在天地之间而互不伤害，天地能够容纳万物，实在伟大啊！” 假使天地之间有所堵塞和障碍，那么水就失去归宿，万物就失去安置之所，怎么能够像这样共同生长呢？人的心也是如此，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无不具备于其中，正因为心是空虚的。因此，平常安闲自得，不被外物牵累；事情来到时，就一并承受、广泛容纳，按照事物的适宜之处顺势应对。事情结束以后，也只是安闲自得罢了。这就是圣人能够充分实现其本性的全部体用，从而无愧于天地的原因。比圣人次一等的人，则随着内心空虚程度的宽窄而有所多寡地承受事物，如同鄱阳湖与大海的区别。假使内心有所牵累，就担心被束缚而丧失本性，哪里还能有所容纳呢？如今你想使内心空虚以便容纳事物，究竟只想成为鄱阳湖吗？还是想成为大海？还是想效法大海那样广大的空虚呢？去除内心的牵累并使它充实，充实得越充分，所能容纳的就越无穷。这本来就是君子的志向，只在于努力罢了。士皆说：“好。”请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记，希望早晚阅读它来勉励自己。于是我为他写下这篇文章。《积庵记》。我的朋友浙江按察司佥事郭公绪，以文学和政事才能闻名于当时，把他藏书修业的地方命名为“积庵”，大概含有不断进取、永不停息的意思，于是请求我为它写记。我和郭君相交友好已有三十年，他的志向大概与我相同，那么对于积庵，我难道可以不说一句赞美的话吗？于是为他说道：君子的学习，要达到广博，本来就很难；然而要达到精微的极致，就尤其困难。天下的事情，从洒扫、应对、进退、作止，到修身、正家、居官、临民，从君臣父子关系的重要原则，到阴阳鬼神的深奥道理，从万事万物纷繁交错的状态，没有一件不包含着道理。精心研究其中的意义，直到达到神妙的境界，认识就达到极致了。认识达到极致以后，就沿着所认识的道理去实行，持守坚定，践履确实，通达事物本来应当如此的原则，并穷尽它所以如此的原因，那么实行也达到极致了。所认识的没有遗漏，所实行的没有不恰当之处，这难道还只是做一个读书人而已吗？这就是曾子精细审察、努力践行，长期积累而领悟圣人一以贯之之道的情形。学习的道路既然如此，进步就必定要逐步进行。大概是由近及远，由支流而到源头，开始于勤奋积累，最终达到从容自得的妙境。孔子所说“立志学习，直到能够随心所欲而又不超越规矩”，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因此，君子重视学习，并且不断积累而不停止。认识已经达到极致，实行又十分努力，那么这颗心的全部体用就能开阔地充分实现而没有遗余，并且可以与天地并立为三。唉，这难道是一天积累而成的吗？试着就天地来观察：从一点尘土逐渐积累，到达它的广大深厚，足以承载华岳、振动河海，万物没有不被承载的；从一点光明逐渐积累，到达它的广阔无边，足以系联日月、照耀星辰，万物没有不被覆盖的。所以人只怕不学习；一旦学习而又不断积累功夫，又有什么境界不能达到呢？郭君的学问已经充实，却还要继续进步，那么道德就在他身上深厚积累，并将在事业中充分发扬；至于享有福祉、保全荣誉声名，以光耀前人并使后代富裕，这些也必然是他学习成效所达到的结果。我不聪敏，确实对郭君寄予希望，所以为他写下这篇记，以助成他的志向。

译《太平府修学记》本朝统一天下，对于安养百姓，已经尽力采取各种办法，而用来教导他们尤其周密。因此学校的设置遍及天下，即使偏远僻陋的地方也没有没有学校的，何况是京畿以内的地方呢？太平是南京京畿以内的郡。洪武初年，皇帝下诏令天下兴办学校，作为郡的地方便依照宋、元旧有的学校，稍加修缮，以响应诏令。经过的岁月越来越多，修缮治理却没有接续。正统五年，陇西杨侯士敏由监察御史出任太平知郡，刚到任便拜谒先圣，周遍查看学宫，只有大成殿、明伦堂还颇为完整壮观，可以长久使用；其余地方都危险得仿佛即将倒塌。于是感叹说：“学校是教化的地方，如今破败成这样，怎么可以不治理呢？”但还没有空闲顾及。过了一年，政务修明，百姓同心和睦，于是杨侯和僚属商议修缮学校，拿出俸禄作为倡导，属官们都欣然跟从。当涂县令、上虞人张嵓请求专门负责此事，士绅家族、富裕人家各按能力多少前来资助；费用安排有节度，劝导督促有方法，工匠精良、材料优质，大家同时协力施工。殿堂瓦砖有破损残缺的，彩绘有模糊剥落的，全都拆除更新，务求坚固、严密、华美、完好。又建造殿前两庑、外门、棂星门、讲习的斋舍、供师生饮食的堂舍、库房、厨房和浴室等，一应俱全。房屋总共若干间，圣贤塑像和章服都依照制度，庄严纯美，完全足以供人瞻仰。修整泮池，在池上建桥，又用砖石铺砌街道与之相连；还建造外门，题写“泮宫贰”二字来作标志。规模宏大深远，比从前更加完善。工程始于正统六年某月某日，到正统九年某月某日完工。这一年夏天，经历刘涣作为本地人，考核政绩来到京师，把这件事告诉我，请求我写文作记说：“这项工程，杨侯在上面掌握纲领，张侯在下面负责规划，所以能够成功，诸位生员也得以在这里讲学。希望您为它作记，给后来的人看，使他们都努力学习，不要忘记杨侯的心意。”我考察古代圣人教养百姓的方法，难道有别的道路吗？《易》教人整治田地，减轻赋税，这是用来养育百姓的；父子有亲情，君臣有义理，夫妇有区别，长幼有秩序，朋友有信实，这是用来教导百姓的。我们的太祖皇帝在金陵定都，对于京畿以内各郡免除租税、减少劳役，以使百姓生活富厚；建立学校、施行教化，又首先办到这一点，阐明天理，厚待人伦，以端正人的德性。历代圣人相承，都采用这条道路，恩泽深入人心。天下各郡不可能都免除租税、减少劳役；做长官的，也有不懂得把兴办学校、教化百姓当作职责的。然而有志之士致力于学问，以成就自己的德性、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样的人并不少。如今太平的徭役赋税并没有不同于从前，而学校又重新修建了。太平百姓的子弟在这里求学，真是多么幸运啊！父兄的教诲，师友的讲论，应当怎样用心呢？仰望圣贤的德行仪容，讲习他们留下的教诲；遵循五常的本性，把它施行于五种人伦关系。以自身为根本，实行于家庭，推广到乡党州闾，使人人都兴起于善行。由此发为文章，推广到事业，用来辅佐君主、泽被百姓，这样才不辜负学校的教诲和贤能守令兴建学校的苦心。如果只是吃饱饭、安逸居处，满足自己而没有任何实际用途，难道是对求学者的期望吗？这难道又是求学者自我尊重的道路吗？所以我为它作记，使它刻在石上，用来告诫大家。《世德堂记》君子用来树立家业的东西，一定有根本。根本既已立定，然后才能光耀显扬前人，使后代昌盛扩大；这是必然的道理，没有丝毫差错。从前宋代，晋国王公以正直之道侍奉太祖、太宗，宁可使自己不能显达显用，而他的儿子、孙子却成为贤相良辅，享受他们的福泽，在长久岁月中享有荣名；三槐堂直到今天还被人称道，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大概是以德行为根本的缘故。如今我在工部尚书王公身上看到了这种情形。王公名来，字原之，是慈溪人，世代以德义著称。我太祖皇帝即位初年，求贤以求天下大治，天下士人中德行足以任用的，都举荐而任用。于是王公的祖父彦贞凭借明晓经学被起用为国子学正，授任卢氏县令；其子尹发被举荐为孝廉，任广东参议；尹实因为经学明通、品行修洁，出任中书舍人、衡府长史；尹和在永乐年间因贤能被举荐，任金溪县知县；尹哲则因文学被荐举，出任石城县令，文才、行政都在当时有声誉。接着兴盛起来的，就是王公。王公是金溪的儿子，起初任御史，破格升为山西参政，连续升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如今又因平定蛮夷有功，升任工部尚书。他的杰出才能和美好德行，在当世显然是著名的贤臣。在这以前，因为旧居狭窄，他命长子铎在骢马桥南面改建新居。住宅建成后，诸子请求为堂命名，王公说：“如果不是先世的德行，我不能到达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命名为‘世德之堂’。子孙们要好好继承，不要懈怠。”乡里人却说：“桥原名骢马，是因为本县人宋桂的孙子被授任御史而得名。如今王公任都御史，祖父、父亲都被追赠这一官职，实在是圣朝的恩赐命令，应当把桥改名为‘都宪桥’。”众人都认为有道理，于是便这样命名。于是王公写信来到北京，嘱托我作记。我听说，苏子说过：“国家兴盛，一定有世代积德的臣子，共同享受天下的福泽。上面有仁义的施予，下面有诗书的教化，所积累的根基是长远的。”王氏从学正到王公，接近一百年，父子祖孙世代相继，都能成就并发扬美德。如今王公的弟弟鼎，又从御史升任江西佥宪，福庆绵长，大概源源不断，都是世代积德的应验。用这个来命名堂，不也很恰当吗？晋国范宣子说，他们的家族能够保有姓氏，自虞、夏、商、周以来显贵荣耀、光大昌盛，自以为可以永垂不朽；而鲁国叔孙穆子却称之为“世禄”，认为只有立德、立功、立言，才能长久流传。王氏所建立的事业，已经很盛大了；子孙世代相继，更加笃实地铭记而不忘，那么这座堂的名声显扬于久远，岂不是可以按世代计算吗？因此把这些话写在堂中，用来勉励那些将成为王氏子孙的人。

译《蕲水县乡贡进士题名记》国家在郡县都设立学校，选取其中才俊的人让他们入学，精心选拔师儒来主持教育事务，并由郡守、县令督促勉励他们，务必使他们成就德性、施展才干。藩省每三年就举荐贤能之士并考察他们，其中姓名列入荐书的人称为乡贡，再升送礼部；礼部会同考试并录取，然后上奏天子，在朝廷大庭上应答君主，这以后才称为进士。能够列入这一选拔的人，实在是荣耀。如今选取士人不止一条途径，但唯独重视学校，而尤其没有比进士科更受重视的，难道不是因为培养深厚、教导完备、选择精审吗？然而天下的学校很多，其中姓名登上荐书、考中进士、在当时得到任用而给后世留下福泽的人已经不少。可是有的学校经历几十年也没有一个人达到这一地步，难道只是那些人的过错吗？也是教导不够深厚、督促勉励没有做到位。蕲水是黄州的属县，四面环山，只有兰溪一条水环绕县治而通达大江，因此风气完备稳固，民俗淳厚，喜爱礼义而爱好诗书。本朝兴办学校以来，士人列名荐书、考中进士的从来不少；但其中有兴盛有衰落，则取决于师长和县令是否贤能。正统己未年，鄱阳胡侯奎由教官举荐来任县令。他施恩于百姓，尤其重视学校，尽力实行督促勉励的办法，士人更加懂得奋发，相继因科举而显达。胡侯又想到振兴后世，考察求取以前考取进士的人，得到元代刘复心以下直到今天的若干人，把他们的姓名全刻在石上，立在学宫，说：“后来看见这些名字的人一定会有所羡慕和振奋，并想继承前人的事业，直到无穷。”胡侯的心意多么深厚啊！兴办学校是为了造就士人，再通过科举使他们进身，得到职位、施行道义；士人能够遇到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幸运。应当早晚都不懈怠，诵读圣贤精微的言论，探求其中使自己完善、使他人富足的道理，希望不辜负朝廷教养人才的心意和胡侯劝勉士人的苦心。这样，刻在这里的姓名将不断增加，也将长久地光耀。虽然如此，我听屈原说过：“善不是从外面得来的，名声不可以凭空造成。”屈原是楚国的先贤，他的话值得效法，在楚地更应当相信。努力使实际德行充实，难道不是读书人的首要职责吗？胡侯请求我作记，所以我写下这篇序来告诫大家。《贵州宣慰使司重修儒学记》本朝承受上天的明命，统一天下；它教养百姓，全都采用圣人的道路，所以即使在荒远边服之外、边远夷人的地区，也没有不学习《诗》《书》、遵循礼义的地方。教化盛大，自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以来从未有过。贵州距离京师一万多里，是古代荒远边服之外、边远夷人的地区。皇帝的德威所到之处，没有谁不归服。太祖皇帝不轻视当地百姓，设置贵州宣慰使司来抚慰治理他们，又想使他们都恢复善性，于是下诏兴办学校来教导他们。贵州由此开始有学校，大概是在洪武二十六年。学校在贵州城东北角，有明伦堂，堂前开辟四斋，作为讲习经艺的地方，但还没有孔庙。洪武三十五年，贵州都指挥金镇、汤清开始建造大成殿，两侧配建两庑，在殿中供奉圣人塑像，群贤配享，按次序排列。春秋两季严格举行祭祀和礼仪，四周用围墙环绕，前面建棂星门，规模已经齐备。然而两庑仍然只是草创。永乐十六年，太宗皇帝安抚平定各夷，使其土地设为郡县，在贵州设置布政司来统辖，又设置按察司，纠察治理和教化不合诏令的人。布政使蒋廷瓒巡视庙中，感叹两庑不相称，于是取材重新建造。经过二十多年，前后修缮了三次，庙中的建筑才完全修整得美观合制。如今又过去二十六年，棂星门日渐倾颓，庙中殿基也有塌陷毁坏的地方，藩司、按察司大臣都有意修治。正好监察御史、溧阳人杨君刚巡按来到贵州，拜谒孔庙那天，感慨叹息，嘱托按察副使、济宁人李君睿为此筹划。于是按察使、莆田人林君某，副使、束鹿人朱君理，佥事、鄱阳人屈君伸、戴君诚，布政使、永春人易君节，参政、钱塘人严君恭，参议、嘉禾人汪君泳、淮阳人顾君理，都拿出俸金来兴办此事。都指挥张侯锐、洛侯、宣侯君义、张侯仁、张侯景，宣慰使宋侯斌，也各自出资出力相助。于是砍伐木材，命令工匠施工，重新建造棂星门；地面塌陷毁坏的地方，全都用方石砌筑。凡是屋顶瓦片、台阶砖块有破损残缺的，彩绘有模糊发黑的，都整修得华美完好。又在明伦堂后建尊经阁，用来收藏朝廷赐予的《五经大全》等书。在堂前建两座石塔，仿照唐代进士题名雁塔的意义，凡是通过科举进身的人，就把姓名刻题在这里，用来表示激励劝勉。在棂星门内泮池上建两根石柱，作为标志。工程始于某年某月某日，到某年某月某日完工。从前破败的地方都改换成新的，过去没有的设施也都建成了。高大明亮而雄伟壮观，其他学校没有能超过它的。唉，学校是教化的地方；它所以能够施行教化，是依据人本来具有的善性来加以阐明，从重大的人伦关系直到日常生活、事物的常理，都使人一定遵循正道并各有所得。由此发而成为文章，推广而成为事业，然后教育的功效才算完成。贵州归入职方管辖已经很久，朝廷教养这里的百姓，一切都与中原没有不同。如今诸位又大力修新庙学，在这里求学的生员，仰望圣贤的德行仪容而产生向往敬慕之心，诵读经传的精微言语而竭力增进学问，早晚不懈怠，直到学业成功，这样大概就不辜负这里了。如果只是吃饱饭、安逸居住而已，难道不会内心惭愧吗？屈君来到京师，请求我作记，所以我写下这篇记来告诫求学者。

译《公勤堂记》前年朝廷在麓川用兵，下诏选拔朝廷大臣中贤能的人，让他们参与辅佐军务。我的朋友杨宁，字彦谧，以刑部主事的身份前往。回来以后，皇上赞许他公正勤勉，特意升任他为刑部郎中。彦谧接受任命后，间或来告诉我说：“公正和勤勉，是臣子职责中应当努力做到的事。我杨宁内心惶恐，唯恐还没有达到要求，哪里敢辱没天子的宠命，使天子这样加以褒奖和抚恤呢？我将用什么来报答呢？也只能在这两方面努力罢了。现在把它们题写在所居堂屋的上方，希望早晚都能看见，因而尽力实行。希望先生为我作记。”我说：“公正是自私的反面，勤勉是懈怠的反面。私欲胜过公心，天理就会微弱；懈怠之心产生，事业功绩就会荒废。唐尧、虞舜时代的君臣尚且把忘却私心当作美德，把懈怠荒怠作为戒备，那么它们是应当努力的事情就可知道了。”从此以来，君主中贤明的，一定以此要求臣下；贤能的臣子也一定以此侍奉君主。上下的志向相同，治理之道就兴盛了。由此说来，公正无私的道路得以实行，没有懈怠荒怠、苟安享乐的过失，从而成就天下的治理，难道不是君主贤明、臣子良能相互遇合的功效吗？然而有上面喜好这种道理而下面不跟从，下面努力实行而上面却不知道的情形，这就是君子感慨难以遇合的原因。如今天子以无私、无逸来率领群臣，而彦谧果然因为公正勤勉得到优厚奖赏；上面喜好，下面跟从；下面努力，上面知晓，实在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遇合了。有非同寻常的遇合，就一定要有非同寻常的报答；彦谧应当因此给堂命名，并想更加勉励自己。天下的事情无穷无尽，都要靠这颗心来应对。内心如果被私欲蒙蔽，处理事情就会有不公；对于应当做的事，也可能懈怠迟缓而不去实行。因此君子保存天理来应对万事，既有克制和治理私欲的功夫，又加上不懈怠，然后德行才崇高，事业才广大。忽然明白而忽然蒙蔽，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这是普通人的常情，君子不以此为可贵。彦谧所树立的志向很伟大，天子能够明察万里之外，把他从众人中拔擢出来加以升进，我前面所说的非同寻常的遇合，并非虚妄。如今更加勉励自己做到公正勤勉，以求非同寻常的报答，这才是君子的作为，难道会把自己看作普通人吗？所以我为他作记，以帮助成就他的志向。《心远亭记》中书舍人许君鸣鹤，世代居住在吉水县南部。过去曾有一座亭子，用来观览山川的美景。许君未做官时，每天和族人、宾客在这里相处，寻访先人所喜爱的景物。方圆百里以内，清澈的河流、秀美的山岭、肥沃的土地、绵延的树林，以及繁盛的人物，只要一抬眼便都能尽收眼底，实在是喧闹而快乐。等到他被荐举进入翰林，任中书舍人，掌管天子的诏命，承受皇恩的滋润，依托日月般的光辉。许君早晨入朝办理公务，和同僚尽心处理职事，以图报答皇上的知遇；到了晚上回家，接触纷繁的人事，厌恶尘俗的喧嚣，他的内心大概从未忘记这座亭子。右春坊右庶子邹先生于是给它命名为“心远亭”，大概是说许君身在仕途而把情意寄托在乡居之地。有人说：许君既然已经在当世做官，却仍然怀念乡邑，这大概也不同于魏牟的心情吧。我说，不是这样。君子做官，以修治职务为可贵。许君凭借精美的文章才华，身处宫禁机密之地，恭敬谨慎而不懈怠，实在没有辜负自己的职任。进身朝廷便竭尽力量，退处之时便把心意寄托于故乡，这又有什么值得责怪的呢？那些接受官职却怠慢职事，沉溺于富贵，奔波于权贵门下，献媚求利的人，即使没有远大的情怀，与许君相比又怎么样呢？” 况且做官的人本来就有进退的节度：壮年做官，年老归乡，这是常理。难道可以忘记先人的旧居吗？许君任职几年，有脚病不能上朝，几次求医都没有痊愈，于是把病情报告天子。天子怜悯他，让他回乡医治。有人又说：许君做官时，尚且以“心远”给亭子命名；如今归乡，他的心确实远离朝廷了，难道将要终于对这里忘情吗？许君听到后说：不是这样。君臣之间的大义，我本来是知道的。从前所谓“心远”，只是有所寄托，难道会沉溺于这里而忘记君主吗？况且我之所以能够使父母荣耀、使自身安定，而不同于卑贱贫困之人，全都承受了君主的恩赐。如今不幸患病，不能恭敬地侍奉君主，这是我的感情郁结而不能舒展之处，我怎么敢忘记君臣之间的大伦呢？所谓魏牟，大概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唉，许君可以称得上贤者吗？君子的志向，难道只有一个方面吗？本来各有各的恰当之处。做官时心系故乡，不忘父母，这是仁；归乡后心系朝廷，不忘君主，这是义。君子不过是实行仁义罢了。这样看来，许君已经能够尽到君子的道理了。许君归来后，将再次居住在这座亭子里。我担心人们会疑惑他给亭子命名的用意，所以写下这番话作为记，张贴在亭上。

译《张氏半村居记》距会稽城东北十五里有个余贵乡，张氏友让世代居住在那里。友让的祖先本来是合肥人，有一位名叫岳的人，是宋代名将，跟随高宗南渡，才开始在这里安家。乡原本名叫永乐，因为过去有张姓人家居住，所以分出命名为余贵，以便区别。到友让已经是第十代了。两个宗族的子孙各自耕食这片土地的一半；而且虽然居住在田野之间，实际上又靠近城邑，所以友让的居所便命名为“半村”。后来他因荐举才来到京师，我也因为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同到吏部参加选官考试，才开始和他结交；他于是请求我为此作记。我说：古代规划百姓的产业，一名成年男子得到田地百亩，其中住宅的五亩，一半在田间，用来耕种和居住；另一半在城邑，用来在闲暇时居住。他们所致力的，只是饮食衣服的来源，以及孝悌忠信的道理，没有其他事务。因此能够保全人的天性善良，形成淳厚的风俗。自从百姓的产业分化，竭力耕作、致力于根本的人开始专门居住在乡野，礼乐有些尚未修明，但淳厚质朴有所增加。所以它的弊端发展到乡野中冠盖缙绅一类的人，大多居住在城邑；然而城邑又混杂着浮薄之徒、迂诞之士，淳朴古风因此消散，而华饰之风盛行。所以这种弊端超过了文士君子，往往使他们感到忧患，想要调和其中却无法做到。城邑和田野，土地本没有不同，然而弊端却如此不同，难道不是因为长期积累造成的吗？既然如此，君子想要保存质朴而兼有文采，当然也就有自己应当选择的居处吧？所以我从友让的居所看出了他先人的志向。他既安于田野耕作的辛劳，又靠近城邑宏达的景观；让他的子孙闭门隐居，就能凭土地肥沃自我供养，保存质朴厚重的本性；打开门户出入交往，就能凭城邑中贤士的熏陶来增益自己，成就文采礼制的美好。这大概接近古人的道路了。他的考虑难道不是深远而周全吗？这样，作为他的子孙，都能文质彬彬，有君子的声誉而没有相应的弊病，这才可以无愧于先人。友让庄重而有文采，耿介而不迂腐；他这样命名居所，大概是想保存质朴而不过分追求文饰。这正是希望张氏子孙贤能而无愧的意思。我因此阐明他的志向，为他作了这篇记。如果把张氏宗族繁盛、恒产富足、独占半村看作美好，那是夸耀者的说法，而不是君子的道路。友让的子孙们，希望你们努力吧。《永思堂记》我的舅父拙存萧先生去世后，留下遗言教导他的儿子：兄长一定要友爱，弟弟一定要恭敬；对待宗族乡党一定要仁厚；同人交往一定要合乎礼；教育子弟一定要孝悌忠信；面对财物一定要合乎义；治理家业一定要以勤劳节俭；奉行公事一定要敏捷谨慎。儿子成德、鲁德、孚德都恭敬地接受教诲。后来他们又相对哭泣说：“父亲教导我们的，全都是君子的道路，应当终身铭记而不忘。”于是把堂命名为“永思”，准备早晚阅读这些话来警戒自己。请人来请求我作记。我说：“士人对于父母，父母活着时就应效法他们的行为，父母去世后就应思念他们的话；思念他们的话而依从他们的行为，这才可以称为孝。”记载说：“想起他们的笑语，想起他们的志趣，就会肃然仿佛看见他们坐在灵位上，感慨仿佛听见他们的声音。”这就是《猗那》中所谓思念成就的意思。父母所告诫的话，都是他们志意所在的表现。思念而不忘，精神专一不二，那么耳目之间大概就会凛然觉得父母仍在身边。哪里敢片刻违背他们的教诲呢？不违背他们的话，不废弃他们的行为，士人行孝，难道还有超过这些的吗？成德兄弟如此恳切，是很合宜的。唉，人没有不是父子关系的，感情应当都是相同的。然而有的人接受了父母留下的教诲，却很快忽略忘记了，这样还能谈得上思念什么遗训呢？他的孝行如何，也就可以知道了。我对于“永思堂”，怎么能不深深赞美他们的心意呢？虽然如此，思念产生于内心；内心如果被私欲蒙蔽，孝思也会改变而不能长久。因此要使思念永远不变，就必须使内心明澈而不受蒙蔽，这样才可以。又曾听说，古代所谓一乡的善士，他的行为一定有高于全乡之处。孝是各种德行之首。成德兄弟思念先人的教诲，用来修养自身，实行于家庭，并施及外界，希望长久保持而不改变，那么他们的行为大概就值得尊崇了。这不就是所谓一乡的善士吗？那些内心也有同样愿望而行为尚未做到的人，一定会受到感发而奋起；改善乡里的风俗、使乡里人才美好，将会从这里开始。《诗经》说：“永远思念孝道，孝道就是法则。”所以我为此作记，来勉励成德兄弟成就德行。

译《荣寿堂记》荣寿堂，是庐陵刘公子政居住的堂。公的儿子孟铎任北京行部吏曹主事，以清廉谨慎、忠厚诚实而著称。朝廷褒奖嘉许任职的臣子，并推究到他们的父母，于是用儿子的官职来荣耀父母。这样，刘公也被封为吏曹主事，配偶戴氏被封为安人，并赐给诰命。当时刘公七十五岁，安人也七十一岁。缙绅士大夫为刘公能够这样高寿而荣耀感到高兴，于是把他的堂命名为“荣寿之堂”。后来孟铎将要请假回乡省亲，便把作记的事托付给我。我说：“荣耀是从君主那里得到的，长寿是从上天那里得到的。从上天得到的固然不可强求，从君主那里得到的难道也是偶然的吗？”凡是做子女的，谁不希望父母这样？然而能够两者兼得的，大概很少。因此，隐居山林的人，有高龄长寿，却不能享有子女显贵的荣耀；身在朝廷的人，有轩冕官位的荣耀，却赶不上父母长寿。有的只是相逢时机不同，然而人事变化，使人不幸不能等待，也有足以叹息的地方。如今正值圣明之世，仁恩施及下民，确实是世所罕有的机遇。然而我们一郡在朝廷做官的有几十人，父母能像刘公这样长寿而荣耀的，才一两个。就刘氏来说，他们居住在金竹大概已有几百年，世代读书做官的人从来不少；但能赶上父母长寿而获得荣耀的，只有刘公。一个郡里做官的人这样多，一个家族传承这样久，却都存在来不及等待的叹息；只有荣耀和长寿在刘公身上同时实现，刘公的福分难道不是完备而深厚吗？大夫君子因此给刘公的堂命名，并为他感到庆幸，实在是恰当的。虽然如此，人能够得到这些，是有缘由的。孟子说：“仁就会荣耀。”孔子说：“仁者长寿。”所谓仁，大概就是纯粹合乎天理而没有私欲。上至人伦日用中的重大事情，下至饮食、呼吸、行动这些细微之处，都应当合乎道理而没有私欲，这就是所谓修养天爵。也是所谓居住在安宅之中。修养天爵，才足以获得人爵的尊贵，怎么会不荣耀？居住在安宅之中，才足以避免人欲的危害，怎么会不长寿？由此说来，像刘公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曾听说刘公对孝敬十分笃厚，不辱没先人；教育儿子一定依据正道；对宗族和睦相处，对乡党里闾施以亲爱和恩惠。他的行为如此，那么如今的高寿和荣耀，难道不是真正因为这些吗？登上这座堂的人，可以由此知道刘公的仁德。唉！仁德不是某一个人独有的，如果想要像刘公一样，也只须努力实行仁德罢了。人事有不齐全，本来就不能预先断定。我和孟铎同年考中进士，又一同在京师任官，并且相知已久，所以没有推辞，为他作这篇记，同时也用来劝勉后世。《萧氏重修读书堂记》读书堂，是永和萧氏的堂。萧氏自宋代以来就以儒医著名，直到今天，同志君一代仍然兴盛。同志君的远祖子信精通医道，忠简胡公敬重礼遇他，送给他金钱和田地，他都不接受；要奏请朝廷授予他官职，他也推辞。胡公问他想要什么，他说：“只愿我的子孙都能读书，守住先人的事业来惠利百姓，这就足够了。我没有别的愿望。”胡公于是亲自书写“读书堂”三个字，让人悬挂出来给子孙看。堂年久破败，同志君的祖父德祥曾经修新它；后来同志君又使它破败，同志君又重新修建。大概是在永乐甲申年十一月。今年他写信来到北京，请求我为它作记。我的舅父欧阳先生家住永和，我曾经跟随他学习，因此得以在堂上拜见同志君；同志君的儿子原豫又是我舅父的女婿，我怎么能推辞呢？医术，是仁爱的技术。上天生育百姓，使他们处在六气之中，却不能使他们一定顺利地活下去。圣人出现，创制医药来救济那些夭折死亡的人，这是成全天地的仁德。儒者的道理，没有比施行仁爱更大的；广泛施舍、救济众人，是仁爱的发露。如果有一个人、一件事物不得其所，就是仁爱还没有达到极致。这是把天地之心作为自己的心。因此从事医术，不可以不读儒家书籍、不通晓儒家道理；这样以后才能在医道上深厚，所施救的人广，所救济的人多。这样才不愧对医道，也不愧对上天赋予人的法则。以“读书”给堂命名，它的意义大概深远了。自宋室南渡以来，大约三百年，其中富贵尊荣的人何止无数？高堂大厦，有的不能保有终身，有的传一两代便失去了，这样的很多。萧氏的堂年久而破败，破败后又重新修建，传到十几代子孙，仍然能够聚集在这里，阐明医道，以惠利百姓；家族仕宦兴盛的旧貌始终没有改变。这是读书的功效，也是施行仁爱的效果。那么，子信的志向、忠简公的题字，正是为萧氏开启善庆的源头，使它流传繁衍而无穷无尽吧？同志君忠厚清谨，原豫也端庄稳重、坦率明亮，其他子弟大多能够勉力学习，我知道读书堂的洒扫和继承一定后继有人了，所以为它作记。

译《梁氏双玉图记》梁氏和我家世代有姻亲关系，用之先生以文学和品行在当时著名。他在翰林任职时，我跟随他学习，彼此相处亲密而相互喜爱。永乐丁酉年，先生的儿子叔车凭明经考取乡荐，如今的少傅杨公认为他奇异出众，赠送给他两竿墨竹，并在上面题诗说：“梁家双玉碧参差。”大概是用来比拟他们兄弟二人的，于是把它命名为《双玉图》。后来两兄弟却因循迟疑，最终没有出仕，但世上了解他们的人始终认为他们前途远大。如今叔车被举荐为贤良方正，叔车又考中进士而留在京师，士大夫都替他们高兴说：“梁先生有好儿子啊。”中书舍人夏仲昭又为他们绘制《双玉之图》。后来叔车得到邵武经历的任命，赴任时便嘱托我记述这件事。竹子是植物，但君子喜爱它，难道不是因为它质地清纯、性质挺直、内里空虚、节操坚劲吗？清、虚、劲、直，正像君子光明洁白而自我纯洁、宽舒而有容、坚强刚毅而不改变、辨别是非而不苟且。喜爱竹子，正是用来勉励德行；那么双玉的赠竹难道没有这个意思吗？叔车兄弟开始做官时，在修养德行方面不可以有间断。谦虚以接受善言，学业就会天天进步；坚定确实以保持志向，志向就不会改变。不要让污浊损害自己的清白，不要因诡诈随俗而废弃正直，这样德行就树立起来了。德行树立，便成为君子，谁能抵御他呢？从前卫武公勤勉地修养自己，卫国人作诗赞美他，都以竹子起兴。《淇澳》三章，从竹子开始生长写到极其茂盛，用来比喻人的修饰自身，从开始到德行完备，这难道不是叔防兄弟所应当效法的吗？武公年过九十，仍然勤勉不倦；如今距离武公还很遥远，那么在增进德行方面，应当怎样自我勉励呢？叔防兄弟勉力修养自己的德行，达到如圭如璧的境界，就不会愧对“双玉”的名号，也不会愧对武公了。世人说绘画是无声的诗，叔防早晚观览它，这也属于《淇澳》一类。我一向对叔防寄予期望，所以为他作这篇记。贞荣堂记 贞荣堂，是翰林编修安成吴节与俭奉养母亲的堂屋。给堂屋命名，是为了彰显母亲的德行吗？命名为“贞荣”，是什么意思呢？“贞”是她的德行，“荣”是德行所产生的结果。原来，与俭的父亲观凯很早去世，而与俭还年幼，母亲王氏发誓不再改嫁，亲自辛勤劳苦地教育他。与俭学业有成，考中进士，进入翰林，于是凭才华和品行闻名当世。天子追溯父母的贤德，追赠观凯为编修，封王氏为太孺人。与俭悲伤父亲未能等到这一天，又庆幸太孺人尚在，便迎接她来到北京，用自己的俸禄恭敬奉养她。士大夫都以此为荣，说这是贞节得到的报应，于是用它来命名堂屋。所谓贞，就是明知正道而坚定守持。妇人出嫁从夫，只有专一守从这一条路，这就是正道。关键在于坚定守持而不改变，不改变就是恒常不变。周公在《恒卦》六五爻辞中说：“恒守其德而贞正，妇人吉祥。”孔子则说：“妇人守贞则吉，是因为从一而终。”其中的意义可以明白了。教化之道不明，世上的妇人有不幸寡居的，往往产生如卫宣姜思念旧情那样的念头，忘却妇女应有的仪容，放纵人的欲望，毁灭天理，败坏人伦，这样距离禽兽还有多远呢？像太孺人这样贤德，守节自我发誓，直到老年也不改变，保全她亡夫留下的孤儿，使他卓然有成，能够凭自己立身；上不愧对苍天，也不愧对自己的丈夫，这当然应该接受褒奖封赠的荣耀，享受俸禄供养的厚遇。松柏生长在高原上，开始时有的被土石压迫，被牛羊困扰，有的遭受霜雪风雨的侵凌覆盖；只是因为它们具有坚贞的本性，最终不被这些因素改变，所以能够长到树围很大、千尺之高，历经长久而常存。太孺人的立身行事正是如此，那么她所受的福报应当长久而且越来越盛大，这是可以知道的。王氏是庐陵的故家，世代以诗书显名闻达。太孺人的美好德性虽然本来出于天性，但家庭教育也足以成就它。一个人即使得之于天，却不能由人力成全，本来就没有完全完善的；何况天性和教育两方面都失去呢？《家人卦》的卦辞说：“女子守贞有利；女子的贞德，不只是自身的美好，关系到全家的福气。”既然如此，做父母的想成就女儿的贤德，使她能够和谐地治理家庭，难道可以不从平日教育、预先培养开始吗？与俭请我为堂屋作记，所以我借太孺人的善行向众人说明这个道理，也想借此作为劝勉。奉先祠记 祠堂的制度，并不是古代就有的。古代诸侯、卿大夫都有宗庙，庶人没有宗庙，便在寝室祭祀，这是礼制。后世没有皇帝赐予不得建立宗庙，而有俸禄者的子孙又不能充分表达尊祖敬宗的心意，于是产生了祠堂的制度。不过祠堂不能比寝室和宗庙更大，大概只能容纳神灵，却不足以安置祭品、举行礼仪。因此祭祀时要把神主迁到寝室，祭祀完毕再送回祠堂。祠堂制度虽然不是古制，但人们仍然可以借此尽到自己的心意。然而能够建造祠堂的人也很少。泰和南溪的萧鹏汉，已经在武陵桥修治住宅，又在住宅东南建造奉先祠，共有四楹，高若干尺，深若干尺，宽若干尺，中间设四室，用来奉祀祖先，并在这里举行四时祭祀。他家曾经显贵富裕，所以建造此祠并不困难。祠堂建成后，他请求我作记。当时我将要赴京，没有来得及写成，但鹏汉不断请求，于是记道：‘君子对于亲人，活着便恭敬奉养，死后便恭敬祭享，又推及祖先的始祖，这就是所谓追念远祖之道。’孔子说：‘按照礼来祭祀。’因为祭祀不合礼，就是不恭敬自己的亲人。然而古代礼制废弃已久，近世朱子斟酌制定祭祀仪式，士大夫之家普遍实行，这就是鹏汉用来尽其孝心的方式。即使如此，献祭、奠酒、拜跪等只是形式，诚意才是根本。君子所重的唯有诚意。因此在将要祭祀时，思念祖先生前的居处、笑语、志向、心意和喜好，那么在祭祀之际就仿佛接触到祖先的容貌和声音，这就是《商颂》所说的“思成”。只有诚敬，才能收摄自己的精神，与祖先的精神相交；否则祠堂即使具备，又哪里足以称为孝呢？如今鹏汉奉祀先祖，诚意是有的；假如他的子孙能够忠实地保持这份心意，那么他的祖宗所留下的福泽，难道会有穷尽吗？我与萧氏有旧交，所以为他作这篇记。祠堂建成的日子，是永乐戊戌年某月某日。

译慈相寺记 慈相寺在湖州德清县玉尘山的左边，晋朝初年寺院还没有建立。咸和年间，有一位梵僧经过那里，指着山石说：“这里面有泉水。”于是昙法师结庵居住，凿开像半月形的石缝，果然得到泉水，清凉甘美而芳香，冬夏水性相同，深度又不可穷尽，于是把泉命名为灵泉，把庵命名为石壁。经历隋朝，寺院渐渐荒废；到唐朝有居简法师，寺院才重新兴盛，在泉上建阁，名为灵泉阁。元和年间，改庵名为石壁院。宋康定年间，邑人沈当任尚书，建造佛殿为母亲祈福，佛殿至今还存在。治平二年，开始改赐匾额为“慈相寺”，因而把寺前的山命名为奉国山，把跨涧的桥命名为野桥。庆元五年，灵泉阁毁于火灾，嘉定年间重建。当初寺中堂宇鳞次栉比，方丈名为观心，高宗曾经题写匾额。其他有名号题署的建筑有十多处，时间久了大多废毁。苏文忠公任湖州太守时，常常和陈师锡、焦千之、秦太虚等人前来游览。南渡以来，许多名公都曾居住在这里，东莱吕成公也曾在其中读书，过去都有题咏，如今很少保存下来，也是因为年代久远。然而寺中僧徒相继努力，各自致力于兴建，使本宗门更加宏大。洪武丁卯年，僧人某好古铸造一口重三千觔的钟，用来警示早晚，崇奉教法，奉行道业。宁师尤其笃信自己的道业，精勤不懈，修治清净的寺境，树立美好的规制，因此环境也因人而显胜。辛未年，整顿佛教，慈相寺于是兴盛成为丛林。第二年建法堂，己卯年建钟楼。永乐己亥年，僧人证中建造月泉亭。宣德己酉年，僧人某智中重新建造佛殿、山门、两庑、库堂、僧舍，焕然一新，土木和彩绘极其华美。宁师早年跟随天竺印海实法师，完全得到宗门传授，曾经主持本县的仙坛、慧通二寺，都有所建树。正统初年回到慈相寺，到这时杭州集庆寺的复礼师来主持寺务。复礼师将要前往集庆，想到慈相寺创始已有一千多年，虽然中间有时衰微，但如今仍未失去旧日规模，其兴复的劳绩不可不记下来，以示后世长久保存。于是他详细叙述始末，请南京国子监助教朱瓒托其子、博士某以书信来请求我作记。我认为佛法盛行，它的宗旨也是想使人趋向善，所以寺院遍布天下，人们大多向往。它的教说虽然足以感动人，而作为佛门弟子的，也有很多博学通达的才能和坚强忍耐、奋发努力的志向，所以能够昌盛其教，没有什么可以抵挡。像这样，怎么会不长久而且兴盛呢？宁师号称谧庵，事奉佛法严谨，管理僧众谨慎，又阅读儒家书籍，擅长吟诗，我因此更加敬重他。于是为他作记，来示之后来的人，使他们善于继承，永远不要毁坏。法海禅寺记 西山从太行山、恒岳一带延伸而来，都是险峻的山峦、重叠的峰岭，雄伟挺拔而秀丽整齐，大概是天地自然造就，用来开辟北京周边的都城形胜。从都城望去，西山仿佛背负屏风。山中有许多平缓的山冈、弯曲的土丘，土地肥沃，形势幽深，确实是学佛者适宜居住的地方，也是天下的胜地。御用监太监李公童自认为生逢盛世，获得际遇，身居显贵；圣德隆盛，譬如天地。他想崇建精舍，归诚于诸佛，以图报答皇恩万分之一，却一直没有找到奇胜之地，心中对此切切挂念。一天夜里，他梦见山中岩壑深邃，林木茂美，有一位白衣老人指示他说：“这里是建精舍的地方，其他地方没有能超过它的。”醒来后，他对此感到奇异，于是画下梦中情状，让善于看风水的人前去寻找。到了玉河响水峪，徘徊观望，恰好与图画相似；向当地人询问，原来是龙泉古刹的旧址。回来告诉李公，李公高兴地说：“我营建佛寺，想借佛法报答皇上的恩德，而神人又能辅助我的志愿，没有比这更大的吉祥了。”于是开辟土地，清理丛生的荆棘，考察方位是否端正，审度地势是否适宜，全部捐出自己的钱财，购买各种材料，聚集众多良工，一齐动手兴建。爱好善行、愿意出财出力来帮助的人，也不拒绝。寻求能够承担开创事务的人，得到福寿师，便和他同心协力，督促劳役，核定工程进度。先建正殿，其次建药师殿、天王殿，两侧配建钟楼、鼓楼，再其次建伽蓝堂、祖师堂；方丈、僧房、廊庑、厨房、库房等房屋也依次建成，四周环绕修筑高厚相称的围墙，前面开设三门，开辟宽阔道路以便来访者通行。工程始于正统四年闰二月二十日，在某年某月某日完工。雕刻、藻饰和彩绘，佛像设置庄严；香、花、器物，凡是寺院应当具备的东西，没有不齐备的。事情上报后，皇帝下令赐名为法海禅寺。李公既以诚心向诸佛祈告，又让法师每天率领弟子阐扬佛教经典，为圣上祝祷万年长寿，使有生命的万物都长久享受太平之福。法师是南山僧录司右善世、雪峰渊公的法嗣，守持道业，砥砺修行，精勤不懈。既然能够实现李公的志愿，四方前来参学的徒众又日益增多，寺院便蔚然成为京师的名刹。法师既为寺院建成而高兴，又希望它长久不坏，于是详细叙述兴建的缘由，请求我作记。我认为天下的事物有成就就必然有毁坏，只有善行能够暗中保佑人们，人们又信奉归向它，然后才能不毁坏而长久存在。佛教的教义正是如此。李公建造此寺，是向上祝祷福祉，向下求取恩惠，他的志向非常坚定，内心非常诚恳，因此一个念头感通，神灵便为他揭示秘密，又得到法师专心坚定的辅助。所以工程建成并不困难。后来居住在这里的人，应当体察今日建寺的心意，接连出力来维持它。这样长久不毁，是可以预期的。因此为它作记，示给后来的人，并让人把它刻在石上。

译栖真道院修造记 栖真道院在泰和县五十一都上保山壦的东莱山。最初没有碑刻可以考察。院中有殿，供奉祖师浮丘、王、郭三位真君的像。年代久远，漫漶不清，没有得到修治。正统戊午年，道士陈用柔修饰它，在祖师腹内发现一篇文字，详细叙述了道院创立的缘由。原来元泰定乙丑年，县北门的曾起濵，别号雷渊，以儒业来授徒；又精通道法，多次为人祈祷禳灾。某年大旱，远近祈雨都没有应验，禾苗全都枯槁。曾公于是设坛祈祷，闭合、施行阴阳之术，驱使役使鬼神；雷声奔腾，电光激荡，狂风惊起，云气聚合，凡是他所召请的，无不如意。三天后大雨普降，境内陂塘都充满了水。这一年大获丰收，一乡人都诚心信奉并尊敬礼待他。曾公也自己想到神灵对于自己，似乎有深厚的契合，于是舍弃家庭、断绝世俗，专心研习道术，前往龙虎山拜谒，请教第三十九代天师张公，得到分授栖真化香火之法后归来。于是方溪里人萧熙舜请在父亲住宅东边的冈岭上划出一块地作为道院，又捐出严家地背上的水田一石，共十三丘，用来供给道院。至顺癸酉年，山壦桥庵的彭道人请求共同建造二教法堂。曾公于是迁居桥庵，以法堂中心为界，东边归道院，是池下萧春池的土地；西边归桥庵，是桐井萧宅的产业。又在法堂后面的岭上筑造华盖斗坛，专门替百姓祈求丰收，于是曾公的道法更加广泛流行。曾公去世后，他的弟子刘道元又凭借他的道法显名。然而桥庵地处永新、安福之间，刘道元在末年盗寇作乱时多次受到侵扰。刘道元的弟子刘开宗谋划躲避灾乱，因为社溪刘一中在岭背有一块土地，幽静雅致、空旷开阔，确实是学道者适宜居住的地方，于是前去请求。一中已经去世，他的妻子萧氏和儿子观复割让土地给他们；又捐出山壦社边的水田八斗，用来供给道院。开宗和弟子陈克成于是迁居这里，时间是洪武己未年冬天。文字所记载的情况就是这样。经过七十多年，殿宇又毁坏了。永乐丙申年，用柔的师祖陈绍先、师父刘青霄向各位善信化缘出资，拆除前殿和大门而重新建造。又过了三十年，绍先年老，青霄也去世，用柔恰好主持道院事务。他为人淳朴诚实，不急切地追逐外在事务，只把利益救济众生作为心愿。有人因水旱、疾病、瘟疫等事来向他祈祷，他一定至诚尽敬，也多次获得奇异的应验，所以没有不爱戴敬重他的人。因此栖真道院渐渐兴盛起来，但后殿又毁坏了。我儿子稹曾有事请托用柔，于是他拿出钱财购买材料，为其兄长改建后殿。秬的弟弟秱、侄子仁也出力相助。用柔筹划布置，命弟子萧真元、胡和元协力办理此事。正统丙寅年十一月某日开工，丁卯年正月初六日完工。又用旧殿的材料建造房屋，连接在殿的东边。用柔和师弟谢用成另行营建居室，附在旁边的房屋也依次建成。我的女婿陈嘉赞美用柔的品行，用柔也特别厚待我。前年他来京师省察，相互共同生活了很久。于是他对我说：‘道院建立以来，三次更换所在地点，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七年。乡里的善信割让土地、捐出田地，崇奉兴建的心意很深厚；先师雷渊以及各位传承师长经营建造的劳力也很勤苦。我们安居在这里，阐扬道教事务，难道可以忘记它的根源吗？如今殿宇焕然一新，如果没有文字详细记载事实，使后来的人能够考察了解并思量长久维持它，岂不是缺少典章吗？冒昧请求先生作记。’我赞许他能够光大前人的事业，又想借此振奋勉励后来的人，因此不能不记下来。所以写下这篇记。凡是捐献财产资助的人，都详细把姓名记载在碑的背面。

译宁夏预备仓储记 宁夏是西部边陲的重镇，背靠山岭，阻隔黄河，对外控制远方的边疆，对内巩固关陇，是古人所说的用武之地。本朝已经设置宁夏五卫及灵州千户所，又从内地调发数万名官军骑兵训练，以增强威势，并且命太监来公在这里镇守；都督史公某佩带征西将军印，总领这支军队，都指挥丁公某任参将。又命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金公濂协助处理军事。诸位大臣兼有文武才干，秉持忠诚仁爱的心，政令严肃整齐，上下和睦融洽，大事小事都协调，边境尘扰不惊，烽火也停止了，于是安定内部、排除外患的功业建立起来了。皇上仁德至极如同上天，对远近一视同仁，认为四方虽然没有忧患，但救济灾害、抚恤患难不能没有准备，于是诏令朝廷内外选择贤能大臣，发出府库财物，增加仓库中的粮食，使一旦遇到荒年，贫困者可以不挨饿；军民中有能够拿出粮食帮助官府的，应当表彰其义举，免除其家的徭役。宁夏的储粮专门交给金公负责。金公接受命令后，早晚筹划商议，以求符合皇上的心意；来公、史公、丁公也都与他协同努力，同心慎重选任宁夏各卫所的指挥官以下人员，派遣公有为等人分理此事，由陕西都指挥同知张泰主管，按察佥事许资到场监督。砍伐木材建造仓屋二十六所，从官府拿出钱财买粮，储存在其中。金公又重申天子体恤百姓的仁德和表彰义举的诏令，公开告知众人。于是各卫所的将士、王府的属官，以及当地的富民茅贵等人都感奋而起，说：“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又逢圣明的时代，四方宾服进贡，没有征战劳苦，也没有暴虐征收、横征赋税，能够安居乐业并且有余粮积蓄，都是皇上的恩赐。如今圣上忧心忡忡地把养育百姓作为要务，担心有水旱灾害，预先为此防备，唐尧、殷汤的德行也不过如此，怎么可以辜负呢！”于是把所有存粮拿出来交给官府，使大家自行收集、发放，共得到粮食六万六千八百三十石有余。又督促宁夏河渠提举司修治汉、唐时期的各条渠道以及各处水口，用于灌溉田地；木材按根计算，草料按束计算，总数为一百七十七万六千四百六十九。工程完成后，右佥都御史卢公睿恰好来到，又为此筹划安排，工程更加完备。大约工程始于正统五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结束。于是宁夏百姓中那些应当仰赖官府供给的人，都非常高兴地说：“皇上爱护我们实在太深了，即使遇到荒歉，我们也一定不会饿死了。” 金公回朝后，在朝中向我讲述这件事说：‘往年西部边陲粮食不足，朝廷从内地各郡转运粮食来供给。道路险远，运输者往往耗费十份粮食才能送到一份。如今茅贵等人所缴纳的粮食，按运输供给来计算，可以知道节省了多少费用。我金濂怎么能够从百姓那里得到这些呢？是因为皇上笃行仁德，启发了他们喜好义举的心罢了。既然应当表彰、褒奖并给予免役优待，但如果不把这件事寄托在金石上，又凭什么昭示长远，劝勉将来呢？请先生替我作记，让人刻下来。’我说：‘皇上的仁德、诸位大臣的恩惠，以及茅贵等人的义举，都不能不记载。至于河渠的修治，是为了巩固农业根本、兴办有利之事，也应当一并写入，使后人知道今天的人曾这样劳心竭力，并思考善于继承，使它永远不毁。因此我不推辞，写下这篇记。至于有关人员的姓名、各自缴纳的数量以及仓库所在地，都详细记载在碑的背面。’ 《抑庵文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集》卷四　　　　　　明·王直撰序 立春日分韵诗序 本朝的制度是，每年立春，应天府尹先告诫属官制作土牛，根据当年干支所对应的五行生克、休旺来推定，并施以五色彩饰。又雕刻木头做成小山，用各种杂宝装饰，结缀珠翠作为花叶，以象征春天万物繁盛。这一天，皇帝穿皮弁服，驾临奉天殿，备置音乐举行礼仪，文武大臣穿朝服列班。应天府尹把这些物品进献，称为“进春”。群臣列班祝贺，五拜叩首后退下。皇帝又驾临奉天门，赐宴，直到酒醉后才散。大概是举用历代旧典而加以厚重。永乐十二年，皇帝车驾在北京；这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是迎接来年春天的日子，应天府尹于潜按照旧例到行在进春。宴会结束后，翰林侍讲曾君子棨等七人退下来坐在秘阁中，共同赞叹，认为国家正处于太平无事之时，而修明典礼、增加文饰达到如此盛大，难道只是为了成为一时的美观吗？天地以生养万物为德，人君以喜爱生养万物为心，春天是生长的开始，所以对春天如此慎重，是为了表达顺应天道、配合时令养育万物的心意。汉代制度在立春这天下达宽大赦令。如今皇上涵养哺育万物，从细微的念虑一直到政事的施行，没有一件不是为了惠养、安定、便利百姓，大概不必等到春天才显现诚意；这正所谓仁德如同上天，是尧舜那样的君主。而我王直和诸位先生有幸在这个时候任职于宫禁近臣之列，从容往来于两京之中，瞻仰道德的光辉，承受优厚的恩泽，真是千载难逢的美好际遇。从前宋代，翰林学士在这一天向宫中进献立春帖子，描写时令景物，赞美皇帝的德意；如今虽然不再实行，但顺应时令记述事情，用诗歌歌咏盛美并流传后世，本来就是儒臣的职责。于是取唐代杜甫《立春日》诗中“忽忆两京梅发时”一句，写成字条投入器中，各自抽取一字作为韵脚，赋诗一首，而我冒昧为此作序。

译岁除日分韵诗序 皇帝车驾巡幸北京的第三年，正是永乐十三年。我们家乡的士人居住在行在的，翰林修撰梁公等共八人。当时是十二月壬辰日，正值来年的春天；第二天癸巳日，正好是除夕。梁公感慨时序变迁，又看重乡里的情谊，于是在自己住宅的南斋共同设宴。大家叙说亲友间的深情，庆幸太平无事，轮流酬酢饮酒，畅谈大笑，不知不觉客居已经很久，离开故乡也越来越远了。当时法度修明，四方宾服进贡，天子专心推行儒术，以光大宏伟事业，正是所谓文明极盛的时代。我们家乡的士人又都凭文学奋发进身，适逢这样的时代，忝列显贵要职，也可以说是盛况了。到了岁时闲暇之际，举杯相劝，恳切地以德业互相勉励，将来用来报答国家，而不只是为乡里的荣耀。梁公对此很高兴，于是说：“这件事不能没有记述。”因而写下“春酒，以介眉寿”八字的字丸，投入器中，各自抽取一字作为韵脚，赋诗一首，用来抒写彼此殷切深厚的情意。当时留在南京的，有谕德杨公以下，直到监学中的贤者，还有十多人。只是想到他们饮酒赋诗的欢乐，虽可想见，但对于相聚的艰难，又不能不内心有所感慨。诗作成后，梁公命我作序并记录下来，把它传给八位同乡，并且寄给杨公，询问他认为这番情意怎么样。送胡允实诗序 洪熙元年五月，仁宗皇帝在位，慨然想起旧日侍从大臣，对他们全都加以恩礼。于是前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穆的胡公，又加赠少师，派户部郎中远志前往赐祭，并传达诏命。仍赐给他家白金一百两、钞五千贯、文绮八匹，都另有副本；又命他的儿子翰林检讨穜和使者同行。事情办完后，胡公的小儿子允实也跟随兄长和使者来京师谢恩。又因为胡公的墓碑还没有树立，请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先生撰写碑文，带回去刻立。我起初考中进士进入翰林时，胡公已经任侍读，凭清正的德行和美好的品行受到太宗皇帝知遇，诏令、制书、典册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到仁宗皇帝即位东宫时，胡公升任庶子，担任辅导太子的职务。仁宗皇帝认为他忠诚明察、端正严谨，尤其亲近信任他。胡公从容进退，总是完全遵循正道，前后二十年不曾发生变故。他去世以后，两位圣上对他的哀痛惋惜和褒奖追赠，有增无减。古代君臣相处，起初未必不是彼此欣然契合；然而上下之间没有隔阂，达到二十年之久，像胡公这样的实在少见。虽然两位圣上的大德使他的始终都得到荣耀，但胡公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难道不也是他的德行得到验证吗？我的叔祖佥宪公，曾经和胡公已故的父亲延平府君两度同僚。胡公又与我已故的父亲琼州公深相知交，所以胡公对我的教导和爱护更加深厚。这样说来，我和允实难道只是一天的交情吗？只是我们两家的祖先，都曾经卓然自立在前，以德义相互推重。如今我和允实继承他们，要寻求能够承接祖先的光荣而无愧的办法，也很困难。世上那些成为妄子弟的人，都是做别人后嗣的；然而他们本身却没有受到责备。而我们这些人的言语行为，只要有一件不合于义理，君子便认为是耻辱，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和前人不同吗？大概责备子孙，是为了彰显祖先忠厚德行的极致。王直和允实，凭什么能够逃脱君子的责备呢？应当以先人的善行为师，努力求学，这样差不多才可以做到。允实，你回去以后，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的闲暇，更加勤勉求学，谨慎自己的言语行为，以继承光大前人的美德，君子的责备大概就可以避免了。我王直愚钝，却冒受荣耀、苟且享禄，大概有不能承受这种责备的地方，所以在允实出行时写下这样的赠言。允实，你也会有办法使我自处吧？赠胡宪使之广东序 国家设置布政司来统治地方，又设置按察司来监察它，按察司所负的责任大概很重。布政司所统辖的府县，多的达到一百多个，少的也不少于五六十个，所治理的地域非常广大。官吏贤能与否，士人的得失，有的近处或许不能察知，有的远处或许不能通达，按察司可以加以考察举劾，弥补布政司的不足，纠正救治其中的过错，使纲纪整肃，法令修明，贤能之才奋发任事，上下没有阻塞，这样治理之道就成功了。它所承担的责任就是如此。然而职位越高，仰望他的人就越多；责任越重，窥伺他的人就越仔细。哪怕有毫发般细微的地方没有做到，人们都认为是弊病。何况大小官吏都仰承风向、迎合意旨，其中产生的弊端难道不多吗？所以君子想要尽到职责，必定先端正自身，以仁德存心，以宽恕施行；用明察照见隐微，用公正判断曲直；宽厚却不流于放纵，严厉却不至于残酷，这样才算尽职。然而按察司有使、副使、佥事，而使者是他们的表率。使者如果失去作为表率的道理，做副手的人尚且不满意，更何况想以此作为下属的仪范呢？这就是使者尤其困难的地方。我的朋友胡槩，字元节，起初考中进士，任御史，他的名声和实际才能很快闻名于世。朝廷了解他的才干，曾经派他代理刑部和都察院的事务，他的声名和实际才能更加彰明显著。不久，提拔任命为广西按察使。大概因为他能够端正自身、尽到职责，不失去作为表率的道理，符合朝廷任命官员的本意。今年夏天，改任广东按察使。广东东西相连，土地风俗和民情没有很大差异。把他治理广西的办法推行到广东，没有什么不可行的；难道适合广西的，在广东就不适合吗？我知道广东的治理一定会因此更加兴盛。他出行时，朝中一向与他交情深厚的士大夫，根据他所经过的山川城郭命题赋诗为他送行，并请我作序。我一向赞美敬重胡君，所以不推辞，写下这篇序。

译赠余学奭赴常州教授诗序 泰和人余学奭任广西平南教谕，九年任满，因为政绩最好升任常州府学教授。学奭是我在永乐十年选取的士子，他的兄长学防又任翰林侍讲。从前我和同年考中的人交往，和他们最为亲厚，所以学奭来到京师后，特别厚待我，我们往来没有间断。学奭通晓《易经》，大概是从他的父亲斯延先生那里学来的；斯延先生又师从安成刘云章先生。刘云章先生曾经常到临川吴文正公门下求学，他家的学问有源流传承，所以学奭也能够教导学生，学生们都乐意跟从他。他在平南这个夷獠聚居的地方，盗贼攻掠，人们奔走躲藏，没有安宁的时候，但师生之间仍然共同讲学而不废止，所以最终能够有所成就，正是这样。我曾私下奇怪，世上担任教育职务的人，大多把地方环境的好坏当作忧喜，却不再考虑自己的教育做得怎样。人的才能与否，多半取决于环境；土地肥沃与否，会影响人的志气，使之振作或衰堕。古代的妇人女子尚且能够辨明这一点，圣人也有所取法。可是世上的士大夫，偏偏只把心思用在这件事上，得到好地方就高兴，否则便大为忧愁，他们的智慧反而在古代妇人之下。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被自我供养的负担拖累了。士大夫的学问，难道只是为了自我供养吗？如果按地方来评论，平南可以说是恶劣的地方，而学奭的教育却取得了成绩，那么人才果真取决于土地肥沃与否吗？还是也在于教育是否有方法呢？常州在天子京畿之内，接近教化，所以那里虽然土地肥沃，人民也有才智。学奭得到常州任职，众人都为他祝贺，而学奭并不因此更加高兴，大概是准备把治理平南的教育方法施行在那里。我知道常州人一定都能因此成就自己的才干，这是必然的；这件事值得替常州人祝贺。他出行时，认识学奭的人都赋诗为他送行，我把这些道理写下来作为序。运副萧公挽诗序 山东盐运副使萧公鹏举去世八年后，他的儿子孟防辑录士大夫哀悼挽词共一卷，请我为它作序。我从小就听说乡里的先生刘尚书子高以清正的德行和端正的学问教育萧氏子弟；名声能够传承他的学问、品行能够像他的，便是萧公，我心中早已知道并仰慕他了。后来得到所谓《骈义》《五荆》《二传》，读过之后了解萧公的德行，对他的仰慕更加深厚。当时萧公任苏州同知，因获罪被免职，后来重新起用，任职山东。永乐二年，我侥幸考中进士进入翰林，又听说萧公对属下施行和乐仁厚的政务；朝廷中往来山东的达官贵人，大多能够称颂萧公的德行，我于是更加相信并越发仰慕他。又过了三年，萧公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才在当时翰林学士杨先生那里见到他。多年仰慕的人在一天之内相遇，其中的欣慰喜悦可以想见。然而萧公也一向了解我，喜欢同我交往，大概不只是因为乡里的缘故，还因为两家先人的交情。萧公神色温和、气度平和，廉洁安静、简朴庄重；听他说话，没有一句不合乎道理，考察他的行为，又没有一件不与言语相合，称他为君子也毫无愧色。谁知离开一年，萧公就去世了。唉！像萧公这样的人，哪里能够多得呢？这就是士大夫们作哀挽诗的原因。然而我听说，《黄鸟》诗和尸乡之歌，都是为了哀悼那个人的不幸。像萧公这样，德行修养于自身，施加于家庭，又表现在从政之中，享有福禄和荣名，并且终于高寿，应该可以没有遗憾了。但士大夫对于萧公仍然不能释怀，大概是因为君子对于一个人，爱他的德行，就思念见到他；见到他，就希望与他长久相处而不厌倦，所以离别、久隔，必定表现在言语中，以表达殷切深厚的情意，更何况面对生死关头呢？既然如此，这些诗的创作，大概是他们喜爱美德的心情无法自已。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停止言说呢？所以作此序，使它收藏流传。唉！那些不致力于修德而放纵自己的人，可以从这里得到观照。移居唱和诗序 永乐二十一年三月，我服完母亲的丧服来到京师，住在东城。我的姻亲欧阳君允和，以及杨先生士奇，住在西城的金城坊。与我相邻的，有同乡余学防、刘朝宗，临川王时彦，吉水钱习礼、张宗琏、周恂如、周功叙，都是我的旧交。杨先生重视乡情，笃厚世交，不愿把我丢在远处，想寻找近处的住宅让我居住，使我受到熏陶感染而向善。而杨先生的住处，正与刑部员外郎汪麓的住宅对门。当时汪麓任期考满应当升迁，却还没有接受任命。杨先生便让人买下汪麓所住的宅子，恂如、功叙和诸位先生都尽力帮助促成此事。不久汪麓被授任陕西参议而离去，我在六月二日迁居进去。杨先生和诸位先生都很高兴，早晚相互来往而不厌。京师是百万人聚集的地方，但车辙马迹在东城最多，所以晴天要顶着尘土，雨天就陷入泥泞，甚至无法来往。西城确实高爽开阔，即使遇到雨晴、明暗的变化，也没有东城那么严重。我来到这里时，正赶上连绵大雨，残破的墙垣、破败的房屋到处都是。如今我能够安居在一所住宅中，幽静雅致、空旷开阔，没有车马的扰乱、尘泥的污染，清泉和好树就在庭院下面，西山的胜景可以一览无余，这是多么幸运啊！又得到杨先生作为依靠，诸位君子和我在言语行为之间相互交往，这些全都是用来教益我的。我在外在环境中感到快乐，在内心也感到喜悦，既然如此，那么离开小人而成为君子就可以希望了。这正是古人所说的蓬草生长在麻中，我就是这种情形。我私下暗自高兴，于是呈上诗四章。杨先生首先唱和，后来共有十八人相继唱和，都是一时的杰出人物，诗作和平清丽，可以流传诵读。难道能因为我的浅陋而废弃它们吗？第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我才恢复职务任侍读，趁公务之余，作序说明作诗的缘由，并按次序抄录，使喜好此事的人能够考察浏览，而我的诗就冒昧列在篇首。

译郊游诗序 宣德二年正月庚子日，皇上在南郊举行祭祀。第二天大宴群臣，又因为正值上元节，下诏赐假十日，让大家各自饮酒作乐，以彰显太平的福庆。宴会结束后，曾君子棨向众人提议说：“我们这些人被职务所牵累，已经很久没有享受闲适旷达的乐趣了。如今有幸蒙受恩命，何不趁着空闲一起游览一番呢？”于是答应去的有八人，约定乙巳日到古城。古城是金代萧太后修筑的，废弃已经很久了，但天王寺、白云观还在那里，都是我们过去曾游览过的地方。到了约定的日期，李君时勉、陈君德遵因俗务牵累未能成行，王君时彦、陈君光世、钱君习礼便先出发，在顺承门外等候。我和曾君以及周君崇述随后赶到。当时天色阴沉，极目远望什么也看不见，大家不免有些沮丧，但都说：“上天向来顺从人的愿望，难道会对我们这些人吝惜吗？一定不会这样。”出城以后，阴云忽然散开，天空晴朗，群山秀美如画。山势高低起伏，呈现出虎蹲龙跃的姿态，绵延数百里，都可以一一看清。大家非常高兴，按住马缰缓缓前行，说：“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于是又走了几里到达天王寺，登上殿后的古台，四周所见都是倾颓的墙垣和破败的房屋，军民混杂居住在其中。古台前有一座小殿，殿前原来的地基都已经成为耕种的田地，七级浮屠也被风雨剥蚀得很厉害，大概比过去更加破败了。殿上有三尊佛像，一名僧人在旁侍立；前来拜谒的男女接踵而至，都施舍钱财以求福。诸位厌恶这种情形，于是走出西室，绕到后面走了几百步，来到白云观。白云观的西面是长春宫旧址，白云观则是长春真人退居的地方。道士魏道方正在修复废弃的殿堂、门庑，香、花、钟、鼓等陈设都很可观；但魏道方恰好进城替人祈祷禳灾，道童冲霄出来迎接引导，十分恭敬，不过来往的人和天王寺没有什么不同。我于是感叹道：“元朝盛世时，佛教、道教的宫观没有比这里更盛大的，王公以下的人都争相奔走于此，自以为足以借此长久存在。谁知道还不到一百年，两处便都废弃了？虚无寂灭的教说果然对世间没有益处，可人们还这样深信趋奉，它的蒙蔽作用真是太厉害了。”于是退入殿东面的法堂，堂中供奉着玄武像，便坐在东室。饮茶完毕，随从们各自摆上酒菜，彼此劝酒酬答。当时春风刚刚到来，草木还没有萌发，诸位君子只是因为这里幽静雅致，饮酒十分欢乐；追忆从前的游览，又想到人事不能长久，内心自然也有所感触。由此才知道，朋友们能够在无事之时相聚，获得宴游嬉乐的机会，是非常困难的。那些终日忙碌于流俗事务、连一点空闲也没有的人，实在令人惋惜。酒喝到兴浓时，大家都说不能就这样没有记录。于是无纪钱君把唐人诗句“福地阴阳合，仙都日月开”分作韵脚，各自写了两首诗，每首一百字，请我为诗集作序。但天色将晚，不能再停留，于是便离开了。可是余兴还没有尽，曾君、王君两人向山北面走去，由平则门进入；我和诸位君子沿着护城濠水，踏着旧路回去。平坦的沙地、漫流的水面、烟霞的映照、鱼鸟的飞翔游泳，都是我们心中所喜爱的景象。第二天诗作完成，联缀成一大卷，我于是作序说明这次游览的缘由，题在卷首。《家谱序》永乐十四年，恰逢先父琼州公因母亲去世守丧期满而起复任职，便带着家谱来到京师，准备请翰林诸位先生作序。当时先父已经患病，来不及请我写序；又因为家族世系记载不够详尽，便在闲暇时请教我。他对我说：“我们王氏的先祖，原先居住在金陵，大概是太傅导的后代。南唐时有个叫崇文的人，任吉州刺史，于是带着家人来到吉州。后来有一人迁任防州节度使，他的侄子王牧便居住在庐陵宣化坊。王牧的孙子王防，字至之，又奉父亲王牧迁居泰和临澴坊。宋庆历年间，王防任天章阁学士、知谏院，请求回乡探望父母，仁宗亲书‘具庆’二字赐给他，如今的具庆坊就是临澴坊改名而来。后来有一位名讳先的承节郎、三班奉职，开始居住在城西高巷，经营园圃，栽种花卉，在龙洲别墅修建亭台水榭以自娱，子孙于是迁居那里，称为花园王氏。如今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又是从花园迁来的。我过去常侍奉你的祖父竹亭公和你的叔祖御史公，听他们说起这些事；大概王氏最初的谱牒记载十分详尽。元朝末年兵乱，族祖晋夫带着谱牒避难，不幸遇到盗寇，他的儿子继隆被掳，谱牒也丢失了。战乱平定后回来，只在灰烬中找到旧谱两片：一片从始祖以下到王镗，共六世；另一片从奉职到郁林公，共五世，其余都残缺不全，无法知道。所以奉职公以上的世系便失去了承接关系，具庆坊也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无从考证，抱此忧戚而无穷无尽。于是从郁林公以下，把能够知道的世系续录下来，直到今天；至于奉职公以上既然无从查考，不能辨明昭穆次序，也不敢勉强附会，所以另以奉职公为宗祖，把各支派的系谱保存在他的前面，希望将来或许能够找到考据材料，把它们连接起来。其他支派中无法知道的，就暂且缺略。这是你祖父的意愿。唉，这难道是他心里愿意这样做的吗？”他又说：“我们这一宗自从居住在泰和以来，传到你们兄弟，已经有多少代了？虽然没有能够大大光耀前人，但幸好世世代代没有失去做士人的身份，那么我们的祖宗所积累培植、施予后代的东西，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叔孙穆子谈论人能够不朽的原因，在于立德、立功、立言，难道可以不思考如何自立吗？你这个年轻人要努力啊！”我恭敬地记下这些话，不敢忘记。如今先父虽然不幸去世，但他的遗言还在；凭我这点无能，又怎么能够奉行承继这些教诲而有所建树呢？于是编修家谱图表完成后，恭敬地记录下他的话，告诉后代，使他们知道自己的根本由来，不忘先父的训诫，或许能够使家族在长久的岁月中昌盛壮大。

译《益庵诗序》我的朋友萧进荐在没有考中进士时，曾把他读书学习的地方命名为“益庵”，所以先前翰林侍读梁先生为他作过记。等到进荐考中进士、在京师任官，被选为藤县县令后，又把诗集的序文托付给我。君子谦虚地求道来充实自己，难道只是为了成就自己吗？也将要用来使别人受益。进荐自我充益已经很多了，如今治理一个县，凡是使全县百姓成就孝悌忠信的品行，使他们具备丰厚的生养和安葬条件，都是进荐的职责。把充益自身推及使别人受益，现在正是时候。《易经》彰明圣人的作用，“益”卦所讲的，正是使下位者受益的道理。卦辞说：“减损上位者而增益下位者，百姓的喜悦没有止境。”把自己的德行善举推及下位的百姓，百姓哪有不欣喜拥戴他的呢？但如果不是中正之道，百姓仍然不会喜悦。所以说：“守持中正便有福庆。”益卦六爻中，只有六二、六五居中得正，因此六二说吉，六五说大吉；六三、六四都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所以都用中正之道来告诫它们。这样看来，中正之道本来就是使下位者受益的人所应当致力的。偏私邪僻，是中正的反面。如果偏私邪僻产生于内心，便会损害事业，这种损害就太大了，又哪里谈得上什么增益呢？六五是君位，六三、六四没有完全做到益卦之道，那么应当效法的难道只有六二吗？六二以柔顺、中正的德性，能够虚心接受天下的益处。能够接受天下的益处，自己得到的资助就深厚，施益于人的作用也广大，说它吉祥是应当的。虽然如此，能够使别人受益，却没有完全修养自己，仍然等于没有益处。因此《大象传》说：“见到善行就迁移仿效，有了过错就改正。”见到善行却不能仿效，有了过错却不能改正，傲慢自满，把别人拒于千里之外，那么不违背中正之道的地方就很少了，又怎么能够使自己受益，并充分做到使下位者受益的善行呢？这样看来，使下位者受益的道理固然贵在中正，而要符合中正之道，又贵在能够接受天下人的益处；然而如果没有迁善改过的实际行动，又凭什么接受天下人的益处呢？唉，这也太难了！进荐贤能而有志向，他能够完全实行这套道理来使下位者受益，是可以确定的。所以替他作这篇序，用来补足梁先生记文中没有说完的地方，希望能够兼顾体与用、合并内外的道理。擅长作诗的人，又作诗附在后面。《赠王行人出使江广序》古代男子出生时，便用桑木弓、蓬草箭射向上方、下方和四方，大概是表示他将来有所作为。所以君子行走天下，要观察山岳的高峻、河海的深广、城邑的宏大华美、古代圣贤道德事业留下的美好遗泽、豪杰之士在经营谋划和得失成败之间所表现的作为，以及物产的珍奇、世事的盛衰、风俗的美恶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从而增长见识，开阔器量，发挥才干，并把这些体现在实际行事之中。像这样，并不是偶然的。我年轻时就仰慕这种经历，但当时困于求学，未能做到。后来听说有担任行人的人，出使四方，能够得到上述见闻，希望自己也能做到，以偿夙愿。等到考中进士，进入翰林，却不能担任所谓的行人，正惴惴不安，担心自己见闻浅陋。安慰我的人说：如今虽然不能观察天下，却可以读遍天下的书，古人所说的不出门便知天下，也可以希望实现了。我心里始终不能忘怀。渤海人王翱，字九皋，是一位端庄稳重的士人。他初中进士时，任大理寺副；过了很久，升任行人。我心里很高兴他离开审理刑狱的烦劳，终于能够获得远大广阔的见闻，而九皋的心意也和我相同。所以他出入往来，勤苦劳累却不感到厌倦。唉，九皋，他真正有所收获了吧！起初设置行人这一官职时，都是任用其他方面的人才，大概只是为了便利使令罢了。太祖高皇帝知道这关系到国家体制的重要性，便都改用进士出身的人担任，除非有重大事务不得派遣。等到任期届满，往往出任大藩镇的长官、治理大郡，可见朝廷对他们的重视。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学问足以成为进士，而从耳闻目见中得到的见识，又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样看来，士人做官，能够在这里奉行职务，同时尽览天下的宏大景象，用来充实自己，也不愧于男子应当有所作为的志向，难道不是快意而可喜的事吗？我又读《皇皇者华》诗，由此知道古代派遣使臣的意义。诗的第一章说：“征夫车马疾行，常常想到自己恐怕有所不及。”后面反复讲到咨询、谋划、度量和询问的道理。大概国君派遣臣下出使，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聪明见闻。只有具有唯恐有所不及的心态，才能体察下情并把它传达上去，辅助国君治理国家。九皋，你要更加致力于此啊！九皋如今奉诏从江西前往广东，因为我是江西人，特意来同我告别。我曾经希望出使以观察四方，却没有实现，于是借九皋此行，和他谈论这些道理。又庆幸江广百姓的情况能够得到体察，使他们的利益得以保全。所以又率领擅长作诗的人作诗为他送行，并写下这些话作为序。

译《张氏文献集序》所谓《张氏文献》，是什么呢？凡是张氏族人所作的文章，都收录其中。不只称作“文”，又以“献”为名，为什么呢？文章因人而作，考察他的文章，便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取名为“文献”的原因。张氏最初从沧州迁到青州，五代末年，国子丞张叔完又从青州迁到汴州。宋朝南渡时，太常少卿张泰实跟随南迁，于是居住在上虞东门。因此以原籍郡望为坊名，题作“清河坊”，表示不忘根本。过了五代，有张君璋修建祠堂祭祀祖先，一本于朱子《家礼》，并且记录祖先历代所接受的诰词和各种著作，传示后世，以彰显前人仕途显达的盛况。到张九泽时，重新修订族谱，以显示他的孝心；张九皋借兴起于鹤来表现自己的清高；张九容屡次升官做到山东按察政使，张九功也屡任学官，而士伦甫是张九皋的儿子，是如今山西布政使张居杰的父亲。这些人承继先人、裕及后代，凭德行情谊受到当时人的尊重，都是张氏中卓越的人物。张居杰最初从教职升任给事中，升为按察副使，又升为按察使，直到成为方伯，在政事和文学方面都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他的弟弟张居彦也由学官选任为佥事，兄弟二人都成为一方重臣，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自古以来，拥有国家或家族的人，他们先世的作为一定要寄托在典籍中，又要有贤者加以记录，这样才能在久远的年代得到征验。杞、宋是夏、商的后代，但文献不足以征信，孔子因此感叹，何况比这更低微的家族呢？张氏从五代直到今天，已经有多少代了？他们门第的显赫、士大夫服饰礼制的美盛、声誉功绩的显著，从这部集子中都可以看出。唉，这就是所谓足以征验的文献吧？当然应当编集记录下来流传。我同张居杰交往已久，过去在记述中也写过一些不精美的文字，可惜不足以流传久远。然而我曾听说，大家世族之所以能在后世留下可征验的事迹，固然在于这些。可是能够流传到今天而不磨灭，又有另外的道理。晋国范宣子曾说自己的祖先从唐、虞、夏、商以来，一直显贵而强大，可以说已经不朽了。鲁国叔孙穆子却说，那不过是世代享受俸禄；真正不朽的原因，在于立德、立功、立言。如今张氏世系中可以考见的，也已经显贵而强大了。如果再努力实行立德、立功、立言三件事，卓然垂范后世而长久存在，那么张氏的显贵强大哪里会有尽头呢？张居杰以这部集子足以征信为序文的题材，所以我为它作序并说明这些道理。《棠阴清昼图诗序》我的朋友尹源本深，任缙云知县，任期届满后离任回京，拿出一卷《棠阴清昼图》给我看，说：“我治理缙云时，从未敢用不合正道的事情加害百姓，常常想办法给他们恩惠和利益，却还没有做到。我正效法古代善于治理县邑的人，希望能够接近他们，却突然因任期届满而回京。县里的老人把这幅图画下来赠给我，我不能推辞。我哪里敢把自己比作召公呢？只是希望这幅图映入眼中、触动内心，或许可以稍有进步，这就是我的意思。”先生您幸而教导我说：“人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本性和道理是相同的，所以圣人可以通过学习达到，难道只有召公才可以吗？用召公的心意实行召公的政事，也就成为召公了。当年召公巡视南方，有时在棠树下审理诉讼，考虑到跟随自己的人会劳累。连跟随自己的人劳累了都不忍心，何况让他们耗尽力量、竭尽才干呢？后人应当因此思念他的德行而爱护那棵树。世上做县令的人，治理百里之地，百姓所希望的，是县令能给自己带来利益。如果能像召公那样，总是更加厚待百姓，使寒冷的人有衣穿，饥饿的人有饭吃，劳役有规定的时间，征收赋税有节制，幼年的人能够顺利成长，老年的人能够安享晚年，确实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那么百姓就应当为他建庙祭祀，像祭祀尸主一样为他祝祷了，哪里只是思念他的德行、爱护那棵树呢？” 然而有这种志向的人大概很少。于是有人用严酷刑罚树立威势，轻视法令以夸耀聪明，贪图利益来滋养祸患，放纵恶行来助长奸邪，忍受污辱和耻辱以求自我容身，含糊迁就、姑息养奸以求自己安逸，因此百姓都失望了。百姓既然失望，就会产生离心，又哪里会有怀念之情呢？本深离开缙云后，百姓把歌颂召公的图送给他，由此可以知道他的政绩得到了百姓拥护。本深谦逊推让，不肯把这些归于自己，并且将要以此为榜样而仰慕努力，真可以说是有志之士，和世上那些傲慢而不知羞耻的人不同。我过去曾和本深一同在乡校求学，知道他心地淳厚平和，他一定能够在这方面不断进步，所以为这卷诗图作序。擅长作诗的人，又作诗来勉励他。《赠吴君景春诗序》吴君景春是毗陵人。永乐年间，因才干被举荐，提升为泰和县令；他辞去惯常领取的俸禄，只取用足以供养家庭的部分。他治理县政，以慈爱宽恕为根本，凡有教令，必定诚恳而亲切地礼待君子，同时爱护体恤百姓，事情都办理得当。当时担任郡守的人还崇尚严厉急切，听信小人的话，对吴君很不满意。郡守来京朝觐时，认为吴君不称职，向吏部进言，准备解除他的官职。众人对吴君说：“郡守过去曾把事情交给您办理，又称誉您廉洁能干；如今文书证据都在，反而这样诬陷您，何不自己申辩？”吴君说：“我如果为自己申辩，难道就能使他没有罪责吗？我内心无愧也就够了，何必争辩呢？”众人认为吴君是厚道人，我县的士大夫都为他惋惜，写诗赠言来表明他的志向。吴君回乡后，在山水之间排遣心情，自得而不受外界干扰。泰和百姓思念吴君，吴君也思念泰和，双方始终没有忘记。今年吴君来到北京，和我们相见后仍像从前一样欢洽。县里的平民有在京师的，都高兴地赶来拜见，说：“什么时候才能让您再来治理我们呢？”大概自从吴君离任后，原来的郡守已经因严厉急切而招致祸败，后来任县令的人又多贪婪残暴、苛刻严酷，没有诚心爱护百姓；有的昏庸低能，不能胜任职务，奸弊日益滋长，百姓苦不堪言，因此更加思念吴君。孔子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他人；爱护他人，是仁德的施行。”所以做县令的人，忧虑的是没有诚心爱护百姓。如果确实有诚心爱护百姓，百姓哪有不受感化的？政事哪有治理不好的？那些昏庸低能、不能胜任职务的人，本来就不值得谈论。贪婪残暴、苛刻严酷，正是仁爱的反面，是百姓的祸害。那么我们乡里百姓思念吴君，大概确实是内心受到触动的结果。吴君的家在宜兴，世代为士大夫，文物礼制盛美，是乡里的望族；田园足以供给日常生活，池塘水沼足以供人垂钓，远近宾客可以来往饮酒赋诗。把他财产的盈余推及乡亲，还可以施惠于乡党；他的内心大概没有不快乐的，哪里会把任用或罢免放在心上呢？而我知道吴君存心厚道，他确实是君子。所以在他归去时，我率领诸位作诗为他送行，并作这篇序，也借此让他的乡人知道他确实值得敬重。

译《胡先生挽诗序》太子宾客颐庵胡先生于正统九年某月某日，在南昌的乡里宅第去世。讣告传到京师，礼部上报皇上。皇上为之惋惜，派遣使者赐祭，并命有关部门修治坟茔。京师士大夫听说后，没有不悲痛哀悼的。安葬时，大家送去赙赠祭奠的礼物；又作哀悼挽词，让执绋送葬的人歌唱着送行。先生的学问文章施用于朝廷，流传于海内；他的清廉德行和美善品行，又显著地成为儒林中的典范，本应长久活在世上，使后进士人有所取法而迅速向善。如今却已经逝去了，那么凡是知道先生的人，怎么能抑制内心的感情呢？感情在心中激荡而表现为言语，这就是作哀挽诗的原因。回忆永乐初年，我考中进士进入翰林，先生和解、胡诸位先生都在内阁，太宗皇帝亲自任用他们。我的先叔祖启翁先生，洪武初年任监察御史，和先生的叔父虞部府君同朝为官，二人是莫逆之交，因此我得以承蒙先生的厚爱。不久，先生离京任国子祭酒，成为天下人的师表。后来修纂太祖高皇帝实录，我也参与执笔，先生任总裁，对我的教导爱护尤其深厚。但那时先生已经多病，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谈笑了。仁宗皇帝即位后，想到先生病了很久，所以不愿再以政务烦劳他，加授太子宾客，让他退休回家；又让我拿着诏敕前去赐给他，士大夫都认为这是荣耀。先生回乡后，虽然声名和音问不再传达到朝廷，但朝廷中谈论旧日德高望重的贤者，一定会归到先生身上。达官显贵以及东南喜爱文学的人，前来请他作序作文，几乎接踵不断地到门前。先生应答不倦，他的文章被人得到并欣赏，简直如同得到合抱的大璧。以我这样愚钝的人，先生赐给我的长篇短章，文采充沛盛大。唉，先生已经不能复生了，但他的言论还在。我每次读到它们，都不知不觉泪流满面。那么我的悲哀，大概又比一般人更深。汉代的挽歌有《薤露》《蒿里》两曲，《薤露》用来送王公贵人，《蒿里》用来送士大夫和平民，都是感叹人的寿命不能长久。如今先生年近八十，不能说寿命短；而且官至三品，德望隆盛，所受国恩深厚，天下像他这样的人大概很少，可以说没有遗憾了。只是我们同道之士哀悼思念先生的原因，在这些之外还有别的内容，都会在诗中表现出来。所以恭敬地作这篇序，使后人有所考察。《万安横街刘氏族谱序》做官的人如果到了他的子孙后代仍然被人爱戴而不衰减，那么就可以知道他的德行在人们心中的影响了。然而如果他的子孙不能修养自身、谨慎行事，足以继承前人，却想从别人那里得到这种爱戴，大概很难。唐代狄仁杰曾任魏州刺史，魏州人感念他的德行而为他建祠。等到他的儿子狄景晖在魏州横暴作恶，魏州人于是毁掉狄仁杰的塑像。唉，狄景晖固然不值得称道，魏州人也未免太薄于义了！如今我考察万安刘氏，便知道他们前人的德行、子孙的善行以及乡人的义气。刘氏本是祥符人，宋朝末年，有刘功甫任万安县丞，带着父亲刘汉臣、母亲萧氏来到万安，万安人喜悦而拥戴他们。后来功甫和父母相继去世，他的七个儿子因世道动乱不能返回故乡，便留居县城西面的横街。乡人敬重并礼待他们，说：“这是我们旧日县丞的后代。”直到今天已经十代、二百多年了，刘氏的衣冠家声更加显盛，而人们对他们的敬礼也更加深厚。如果不是前人的德行、子孙的善行和乡人的义气，怎么能这样呢？往年我听说他们族中有个叫昭年的人，以年长德高而受到乡里的尊重；他的儿子俊英能够继承父亲的品行，我心里十分仰慕。昭年因为族人众多、分散居住的支派繁杂，认为不能没有记载，于是编作族谱，彰明根本，联结各支。俊英又编成谱图，以便查阅观览，他的用意大概是端正伦理、笃厚亲族情谊，使自己不愧对前人父子的心愿，这是多么厚重啊！过了三十年，俊英的儿子刑部员外郎广衡和族兄临武教谕有临，又把应当记入的内容续写下来，准备刻板印刷流传；这也是继承他父亲和祖父的心愿。自古受赐姓氏的人，都是有爵位者的子孙，因为传世久远，是德行深厚的缘故。然而前人的德行不能倚仗，重要的是要有办法继承它。只知道倚仗前人的德行却不能继承，想要长久兴盛，也很难。栾武子对晋国有德，晋国人思念他，就像思念召公和甘棠一样。到了他的儿子栾黡，骄纵暴虐日益严重，等到栾武子的恩惠消失而栾黡的恶行显露，栾盈因此遭受祸患，使家族败亡。由此推论，狄景晖没有遭受更大的祸患，大概也算幸运了。因此，以仁为根本，以义施行，以诚体察，以敬持守；前人以此开创，后人又以此继承，那么恩泽流传长久、世代延续深远，谁能阻挡呢？刘氏前代已经有美好的基础，后代能否继承而不断绝，我还对他们寄予希望。广衡端庄厚重、勤勉谨慎，士大夫都称许他的贤能，将来他的成就应当比现在更大，足以光耀前人而使后代富裕。我敬重这件事，所以应他的请求作了这篇族谱序。

译《任处士挽诗序》处士姓任，字保冲，世代居住在泰和北门，以医术闻名州里。到了处士这一代，他喜爱闲适旷达、随意自得的生活，不肯受外物役使，便迁居到城西的匡村。田园池沼足以供自己生活，茂密的树林足以游玩，环绕县城的山足以赏心悦目。因此对于声名、财利和荣宠更加不放在心上。他平日无事，有时到城中一次，遇到故人亲戚，便饮酒谈笑，直到傍晚才回家，内心大概自由自得。他专心教导两个儿子敬立、敬敏，让他们跟随我的祖父竹亭先生和萧尚仁先生学习。敬立因为伯父保宜的嘱托而承继其后，被举荐为医学官，又任龙泉训导；敬敏也做乡里的塾师，后来便与我一同在乡校求学，都有贤能的声誉。处士更加自得，说：“上天和祖宗用来厚待我的恩惠已经很深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我曾去拜访处士，处士知道我和他的儿子交游，也高兴地亲近爱护我，忘记了自己年长于我。他对其他人也都施以恩惠，见到有人做不善之事，便劝导他改做善事。有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前来诉说，处士便依据义理裁断，没有人不是满意地离开的。大概因为他面色温和、气度平和，存心宽厚平易，所以受到人们这样的敬重。后来我侥幸在京师做官，处士于永乐某年某月某日在家中去世。凡是认识处士的人，无论贵贱愚贤，全都为之痛惜。他安葬时，士大夫大多作诗悼挽。这就可以知道处士的德行了。我曾观察世上的豪杰之士，他们的财货足以诱惑众人，势力足以压倒乡里，言论能够决定人们的轻重评价；他们看那些安守常道、坚持义理的人，实在不值得放在心上。然而真正能使人从内心佩服的却很少。等到他们死后，反而在后世留下很多议论，甚至还连累子孙。能够在人们那里相互遗忘，已经算幸运了，想求得一句话来哀悼惋惜，又怎么可能得到呢？像处士这样，大概也只是安守常道、坚持义理而已，并没有什么显赫得足以震动世人的事迹。但他活着时受到人们敬重，死后又受到人们哀悼，这难道是可以苟且求得的吗？所以我为他的挽诗作序，读到这些的人，向善之心可以油然而生。敬敏如今任古藤知县，以文学和政事受到当时人的称誉，这些诗大概是他编集的。《皋兰黄氏宗谱序》所谓《皋兰黄氏宗谱》，就是记录居住在皋兰的黄氏族人。黄氏的先祖大概出自陆终，年代久远、世代分支之后，谱牒已经散失。他们家族在扬州兴化的历史，则从元代治书侍御史黄大有开始。传了三代到黄士源，任高邮军照磨，于是定居高邮。黄士源的孙子黄志道又迁到平凉，再迁到皋兰，所以后来成为皋兰人。到他的儿子翰林编修黄廷臣兄弟以及孙辈瑨、琮等人，已经是第八世。黄廷臣想修订族谱，以说明自己的出身来源，却感叹先祖的情况无法考察，不能足以传信于后世。于是从治书侍御史黄大有开始，记录能够知道的内容，详细写明他们的出处、经历、出生、死亡、婚娶和安葬情况，都谨慎地记载下来，希望可以传信后世。古代受赐姓氏、确立氏族的人，都是有爵位者的子孙，所以国家一定有史书，家族一定有族谱。然而燕国从召公到惠侯共九世，已经失去了传承记载，只剩名字和谥号，这是史书的弊病。太史公作《燕世家》，也只是照录下来，不敢增加一个字，担心不足以取信。因此，有家族的人修谱以说明世系，应当记录知道的，缺略不知道的；若牵强附会、强行拼合来欺骗自己，难道是尊祖敬宗的道理吗？黄氏自治书侍御史黄大有以来，世代有俸禄官职，传到黄廷臣任编修，又凭文学才能跻身史官，在当时声名显著，于是黄氏更加显赫。虽然治书侍御史黄大有以前的世系失去了传承记载，但他们的祖宗积累善行、累积福庆，使子孙昌盛显大，这一点可以看出来。从此以后，如果德行善举代代相承，不断累积，即使传到一百世，也是可以的。松柏生长在高原上，长到粗大百围，可以历经千年；江河水流经过千万里，最终一定汇入大海，是因为它的根源旺盛。子孙看待祖宗，就如同水流和树木看待自己的根源。培植根本以滋养枝叶，疏浚源头以使水流通达，那么时间越久就越兴盛，哪里会有穷尽呢？黄廷臣拿这部族谱来请求我作序，所以我没有推辞，为它作了序，借此告诫黄氏的后代。《赠陈按政归山东序》我的朋友陈公士启，担任山东右按政已经很久了。如今当今天子即位，大力整顿各级官吏，以更新天下的治理。皇上认为布政司是统辖府、县的机构。布政司的官员都贤能，就能够考察下属官吏的贤能与否，决定升降任免，百姓或许就能得到福祉。于是选择并派遣御史分赴天下各地考察群吏，而且一定从布政司开始。当时山东担任右按政的共有几人，御史和藩宪大臣商议他们去留时，凡是年长的官员都说：“没有人比得上陈公。”询问同僚，也都说：“只有陈公贤能。”又召集各级官吏询问，也都说：“没有比陈公更合适的人。”御史也确实考察到真实情况，上报朝廷，唯独留下陈公，其他官员则交吏部另行任用。不久，陈公考核政绩来到京师，吏部认为他称职，向皇上报告，皇上又让他回山东任职，并下诏赐给他诰命，以此荣耀宠饰他。陈公可以说是非常荣耀了。我曾评论说，上天生出贤才，是为了治理天下。但如果把他们放在庸碌之人中间而不加以区别，众人便会相互怠惰、彼此效法；即使有杰出而不改变的人，也很少。所以治理天下，只要任用贤能、罢退不肖之人，天下就能得到治理。然而过去治理国家的人，有的轻视贤能、抛弃智慧，有的使贤者和不肖者混杂，这些都不值得称道。郭公能够辨识善行、憎恶恶行，似乎可以治理国家了；但他知道善却不能任用，憎恶恶却不能罢黜，郭国也因此灭亡。由此可知，君主治理国家，关键只在于辨别贤能与否，并据此决定任用或舍弃。辨别时要发挥明察，任用或舍弃时要果断；这样治理天下就不难了。尧舜治理天下，也不过采用了这个道理。圣明天子亲自具备尧舜那样的资质，以振兴天下的治理，所以发布这道诏令来劝勉在位官员。诏令下达那天，远方的百姓相互搀扶着前来听取，既高兴又流泪，希望能暂缓死亡，盼望看到德化成功。而宣扬皇上的德意、安慰百姓之心，不正要依靠陈公这些人吗？陈公胸襟宏达而处事周密谨慎，是一位卓然的君子。他不辜负自己的职任，是可以确定的。我确实对天下担任布政司官员的人有所期望，尤其对陈公如此。于是抒发这些意思，写成赠行诗序，诸位先生的作品则附在后面。

译《赠独孤郎中省墓序》我幼年时跟随乡里的先生曾仲章读书，因此和独孤君乐善一同交游，彼此友好。曾先生教人严格而有方法，尤其对乐善格外用心。乐善也受到感动激励，早晚勤奋不懈，终于有了足以称合先生心意的表现。后来乐善经过推选成为县学学生，我却在乡里沉浮了十多年，也被选入县学，又和乐善一同学习。晚上点灯读书，接连读到天亮；天一亮便探讨题目写文章，务求以道义互相砥砺切磋。又过了四五年，我们一同考中进士，进入翰林任庶吉士。过了很久，乐善离开翰林任礼部主事，任期届满升为工部郎中，改任北京礼部郎中，所到之处都能称职办事。凡是做过他的上司和同僚的人，都说：“乐善是君子。”但有些方面别人还没有完全了解，只有我深深知道。因为我同乐善交往至今将近四十年，见到他处处小心恭谨，遵守礼法而敬畏法令，从未因贫富贵贱而改变心意，一直如此直到终身。他确实是君子。今年春天，天子施恩群臣，凡是任职者都封赠他们的父母。于是乐善尊敬的父亲文彬先生获赠北京行部礼曹郎中，母亲廖氏获赠宜人，朝廷赐给他们诰命。乐善拜受赏赐后，便援引成例请假回乡，到墓前拜谒；皇上又赐给他钞二千贯作为行资。唉，朝廷的恩典真厚重啊；但也可以看出行善之人的后代终究会得到福报。我听说乐善的祖父景芳先生和他的父亲都孜孜不倦地钻研儒术，不做不善之事，却都一生处于隐约困顿之中，他们积累的善德还没有显发。乐善年幼丧父，没有丰厚的产业，只有在苦读诵书之间，思考如何光耀显扬先人。当时的大夫君子都相信他一定能够实现愿望。大概善恶的报应，是上天的规律，从来不会违背。如今乐善遇到圣明之主，任官享禄二十多年，又蒙受恩典追赠他的父母为第五品官，显赫地成为乡里的光荣。这难道可以说没有天道吗？如今他回乡，乡里的父老凡是认识乐善的，一定都会叹息羡慕，为他的父母感到荣耀。所有行善却尚未享受报应的人，看到这件事也可以不再懈怠。所以作序为他送行。《送曾学士诗序》洪熙元年四月，皇上命皇太子到南京恭敬祭祀孝陵。当时随行侍从的文武臣僚，都是皇上亲自选定的，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曾君子棨也在随行之列，我们同道之士都感到荣耀。曾君将要离开，大家相继作诗赠送，请我为诗集作序。我认为，所谓赠送，就是希望有所增益的意思。曾君在皇帝近侍之地任职二十多年，他俊伟的才能、广博的学问、雄健奔放的文章，天下传诵已久。天下人仰望他的声名光彩也很久了。他正是所谓举止高昂如玉圭玉璋、声誉美好而声望卓著的君子，他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施行，哪里还需要借助赠言来增益呢？虽然如此，从前仲山甫出行，尹吉甫作诗为他送行，称道他的德行之美、职事之修，并祝愿他早日回到王朝，用来安慰他的心意，表达朋友之间殷切深厚的情谊，本来就是朋友的情分应当如此。那么如今我们用来赠送曾君的话，难道可以少吗？曾君是宫臣之首，是皇上选拔任用的人，每天早晚在皇帝左右辅佐培育太子的睿智德性，以此巩固国家万年太平的根基，他的责任难道不重大吗？我听说，陈述古代的道理，感动人会更深；谈论眼前的事情，触动人会更快；何况还涉及祖宗积累下来的基业呢？如今距离离开这里已经很远了。太祖皇帝平定天下，其经营筹划的事迹都可以考见。当他在濠州兴起，攻取滁州、和州，渡过采石，定都金陵，经营吴越，然后出兵攻下梁、豫，迅速扫平齐、鲁、燕、赵一带，天下于是安定。然而元朝末年，战乱和饥荒接连不断，百姓存活下来的没有多少。太祖皇帝使天下安定之后，又承接太宗皇帝的圣德，深厚的仁恩惠泽遍及天下。五六十年之间，人物繁衍，生息增长，到今天已经是太平极盛的时代了。创业的艰难，守成的不易，以及百姓急于解决衣食问题、奉养生者、送葬死者等事情，可以说多得很。这些都是所谓培养德性的资助，难道只是《诗经》《尚书》中所记载的尧舜之道吗？您对此也一定尽了心吧。《崧高》诗说：“小心翼翼，以古人的训诫为法式。”又说：“早晚不懈怠，用来侍奉一个人。”这些正是您所能做到的，我也为您诵述这些诗句，希望接近古人的情谊。我和您是同僚，但去留各不相同，所以感情恳切到了这样的程度。将来您回到朝廷，乐于修治自己的职事，希望我们还应当共同歌咏这件事，而您那时也会有所安排来对待我吧。

译《西域行程记》序 西域各国中，哈里差最为强盛，其次是赛玛尔堪。从肃州嘉峪关向西走九千多里到赛玛尔堪，再走二千八百多里才到哈里。沿途经过的城郭和各国总共十五六处，其中人物聚居、值得观看的地方没有多少。只有这两个国家，物产丰饶，风俗豪奢，远近宾客汇集，大体相似。不过没有旧志可以考查，不知道它们在汉、唐时究竟是哪两个国家？这就是此地简陋的原因。我太祖皇帝受天命统有天下，四方夷族的君长没有不来进贡的。只有西域的远国不能亲自到达，仰慕我朝声名和文物制度的盛美，兴起歌咏和朝觐之心，已经很久了。太宗皇帝登上正统之位后，仁恩义泽无不沾被各地。那些君长都叩头面向南方说：“圣人的德行如同上天，希望他能抚慰我们吧！”皇上知道了这件事，选择朝廷中贤能的大臣前往，于是陈公子鲁正好被选中。陈公忠厚平易，谦抑自持而爱护他人，恭敬谨慎之心历久而更加笃实。他遍历各国，宣布英明天子的德意，从不鄙视当地人，因此无论这些人地位大小、贵贱，都向往风教、仰慕义德，尊敬侍奉朝廷，奔走相迎送，唯恐稍有落后。后来各国分别派使者到朝廷谢恩，进贡当地物产。陈公便把自己所经过的山川险易、人民多少、土地肥瘠、财物牲畜的丰乏，以及饮食、衣服、语言和爱好的不同，详细记录成书，进献给皇上。大概一举目之间，就可以想见万里之外的情形，陈公的用心也算周到了。我读《皇皇者华》这首诗，才知道国君为什么派遣使者，以及使者应当怎样侍奉国君。国君在上面，不能亲自同远方的人交往，所以派使者宣布自己的意旨，通达下情。使者若想符合国君的心意、扩大国君的见闻，就应当咨访谋议、考察询问，怎么可以有所迟缓呢？陈公进献这部书，正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孔子所谓“不辱君命”。陈公进献的书，诏令交付史官，而把副本收藏在家中。后来的君子如果想考察西域的事情，就可以在这里查阅；他们也一定会明白陈公的用意吧。《赠训导梁叔庄序》叔庄名栗，是我的亲戚。他由县大夫举荐，和我的儿子防一起担任县学训导。梁氏世代为儒学之家，很多人凭文学才能取得通达显贵的地位。叔庄担任训导，埋头于讲解诵读之间，从常情看来，似乎有不称心的地方；但我却非常看重他，因为道就在这里。所以他回去时，我特意同他谈谈。内外各部门的官员，如果有才能，都足以胜任这些职务。只有训导一职关系十分重大，因为它是造就贤才、成为治理天下根本的职位。训导之道就是仁义礼智，把它存于心中、落实在经书中，每天早晚向诸生讲明并身体力行。先从自身做起，表现于家庭，再推广到乡党州闾；从切近的人伦关系直到一切事情的处置，都竭尽其道，那么表现在文章言辞中的就不是空话，施行在政事上的也都是实际行动，贤才得以造就，治理之道得以兴盛。训导所承担的重大关系，大概就是这样。然而，他用来教人的道理，难道只是空说吗？自身具备这种德行，下面的人就会受到感化；否则，人们没有不互相计较、互相轻视的。那么担任训导的人，本来就应当修养自身，把它作为根本。我曾经观察过，世上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很多，但能够尽到职责的，十人中也见不到一两个。他们抛弃亲人和所爱，奔逐于权势利益之间，疏远君子而亲近小人，希求侥幸，冒犯危险而不顾；有的沉溺于杯酒之乐，有的陷入市井习气，严重的甚至昏昧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像这样的人，到处都是。连用言语教导都做不到，何况修养自身，作为成就贤才、振兴治道的根本呢？这些人都被大夫君子切齿痛恨，能够不使自身陷入这种境地，大概已经是幸运的了；但这也是斯文的不幸。叔庄好学而明白道理，言语谨慎，行为端正，文章也显著地表现于外，大概没有辜负他的职务，并不是我所叹息的那类人。贤才的成就，可以预期。不过君子的学习，大概必须终身不止，从来不能间断。叔庄还应当继续进步：道理越发明白，自身越发修养，树立教化的根本越发深厚，收到的成效也越发无穷。这样，叔庄难道不只是我们县的希望，还会成为天下的希望吗？我说得如此琐碎，大概是因为彼此情谊深厚，也想让我的儿子看到这些话，从中得到警醒和启发。《石潭八景诗》序 刘先生名髦，居住在永新禾川。上川的水从义山流来，走过一百多里到达先生居处，汇聚成潭，水面深静，清澈得能看见毫毛，尤其适合在晴朗的夜晚观月，先生心中非常喜欢。求学的人因此称他为石潭先生。先生在讲学授业的闲暇，就前往潭上坐看。县城东南角有两座山峰高耸，正对着这里，众山没有敢与之抗衡的。云气浮在两峰之间，悠然上下，大概所谓无心出仕者，先生对此很有契合。川上渔船来往，欸乃之声彼此应和。旁边有涧水，水上架着石桥，俯视桥下，水也清澈可爱。先生心情舒畅时，就沿着石桥走进芳草之间，寻找孚惠庙的古碑来读，显得十分超然自得。傍晚回来坐在林屋中，关上重重门户，青灯闪烁。学生又来请教，先生应答不倦。夜深神祠的鼓声停止后，才退下休息。黎明道院的钟声响起，便起床洗漱，整理衣冠，坐在堂上照常讲学授业。当时先生已经将近七十岁，偶尔把这些景物命名为诗题，说：“巽岭云闲，石潭月皎，小桥流水，芳草残碑，江船渔唱，林屋书灯，丛祠暮鼓，道院晨钟。”他同士大夫们一起歌咏这些景物。先生的儿子定之任翰林编修，许多听闻先生风范的公卿，也多作赋写诗。定之把这些诗文抄录成册，又请我为册首作序。我认为，山水之乐不是做官的人能够兼得的，所以虽不能忘怀，往往又有不得不忘怀的地方，这是形势使然。先生因为儿子显贵，获得翰林编修的封赠，有显赫爵位的荣耀，又能享有山水之乐，上天对于先生何其偏爱优厚啊！不过古代君子喜欢尽览天下的大观，所以我仍然有所期待。如今的北京，是天下万方会同的都城，山河雄伟，深宫大殿宏大壮丽，声名、文物和制度光明显赫，确实超越古昔；那里又有所谓八景，赋咏流传天下已经很久了。先生如果能来一次，使这些景物进入耳目，再把它们传播到诗歌之中，岂不是畅快快乐吗？我们这些人能够跟随先生游览，探访石潭的乐趣所在，也是一件快事，所以为这些诗作序，来等待这一天。

译《乐氏族谱》序 泰和禾溪有乐氏，是从乐纠开始的，大概自五代时迁来居住；但旧谱已经亡失，不知道迁徙的原因。宋代时，乐氏屡有人辅佐郡县、考中进士并进入太学，大概是一个世代仕宦的家族。元至正年间，乐大成甫两次以明经科被举荐，却没有得到主管官员的认可，科举也随之废止。本朝更改制度以后，乐氏子孙只有大成甫还在，他于是没有再求取仕进，专心致力于诗歌。四明乌斯道和我的祖父竹亭征君常常为他的诗集作序，这是足以考见乐氏文献的材料。大成有四个儿子，叫孟坚、仲韫、叔润、季美。孟氏先去世，我来不及见到他；我只认识仲、叔、季三人，他们都忠厚平易，是乡里的杰出希望。他们的子孙也都读书、守礼义，形貌明朗开阔，有才华，想在世上发挥作用却未能如愿。象干如今凭贤能被举荐，应当能够得到官职；他在京师多次来看我，于是拿族谱来请求我作序。这大概是他的几位叔父所修订的。从象干的儿子向上追溯，共有二十世，经历五百年，变故很多，而乐氏子孙仍有显达的人，他们福泽绵长，难道不是世代德行兴盛的验证吗？不过所谓德，最大的不外乎仁义；仁义的实际内容，只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罢了。孝悌修养于自身，实行于家庭，再施行于宗族，伦理因此端正，恩谊因此深厚，这就足以使宗族兴盛。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光明盛大，即使长久保持下去，也难以预料其发展到什么程度。况且作为后代，不能依仗祖先德行的盛大，而应当修养自己的德行来继承它；这样以后才能长久不衰。晋国栾武子的德行不可谓不盛大，但栾黡继承他却骄纵残暴；然而还依赖武子的德行保全自身。等到武子的施德已经消失，栾黡的恶行充分暴露，于是祸患积满，终于覆灭了他的家族。由此可知，世家大族确实是祖宗树立德行来为它开创基础的，而尤其贵在后代有人继承。乐氏前人已经有所建树，又有后人继承，所以能够兴盛。至于今后的人想要继续并延长这种兴盛，难道能不努力修德吗？所以我为这部族谱作序如此，也含有彼此厚爱的意思。《段防政母夫人庆寿诗》序 山东左布政使毗陵人段君时举的母亲夫人，生于元至正丙戌年某月某日，到今洪熙乙巳年已经八十岁了。段君为母亲长寿而且康健感到高兴，于是在这一天大办酒席，盛情邀请宾客来庆贺。翰林侍读李君时勉、侍讲罗君汝敬等听说后商议道：“我们和段君一同考中进士、进入翰林，接受先皇帝的命令在内廷秘阁学习，又一同在京师任官十五年，彼此交情最深。夫人在堂上，我们每逢时节前往拜贺，哪里只是我们这些人呢？即使是妇女也都这样。而且夫人平时提携、教导我们的话，都是有德之言，因此我们把夫人看作自己的母亲。如今她安然独存，享受儿子的俸禄，这份庆幸难道是小事吗？”只是彼此相距遥远，不能列在贺寿者的末席，何不共同作诗，表达祝颂祈祷之意，寄送到山东，让她歌咏这些诗来祝寿呢？众人都认为合宜。诗作成后，便让我径直为它作序。唉，夫人可以说是福分盛大了。古人谈论福气，都认为它是有德行的感应，大概正如玉瓒和黄流相互配合一样。夫人的德行修养于自身，成为众人的仪范，其中有足以令人尊重的地方，那么上天降下的福气，谁能阻挡呢？世上有些人的德行足以招来福气，却未必能够长久；有的人幸运长寿，却又被疾病困扰，不能自得其乐；有的人可以享乐，但作为子女的又未必贤能而且显贵，这样怎能内心没有遗憾呢？如今夫人既有福气，又长寿康宁，精神不衰。段君以才干品行为人所称道，官位达到三品，又在圣明、太平无事的时代，能够凭自己的俸禄恭敬地奉养母亲。他从上天得到的福分，难道不是全备了吗？用诗来颂扬她，当然合宜。虽然福气系于上天，似乎不是祈祝就能得到的，但人对于自己爱戴敬重的人，一定要这样祝愿，大概是认为上天能够顺从人的愿望。所以诗说：“长寿而多福，以此承受大福。”又说：“君子长寿万年，承受你的大福。”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表达爱敬之心；因此用诗颂扬并祈祷，也是合宜的。这就是诸位作诗的用意。我又听说，诗是歌咏事情，使其流传于后世的。看诗中的言辞，就可以知道风俗的盛衰、人事的得失。因此百世之后读《行苇》《既醉》这些诗，就能够知道周家太平的盛况和仁厚的恩泽。如今诸位的诗虽是为夫人庆寿而作，但之所以从容写出这种欢乐，大概是因为正逢这样的时代。那么后世有人得到这些诗并诵读它们时，就不只是知道夫人的福气，也能够相信国家庆贺恩泽的隆盛，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为这些诗作序，共有若干首。

译《筠阴堂诗》序 郭公子齐，是一位超出流俗的人。他对其他事物没有什么爱好，唯独喜爱竹子。他居住在吉水富溪，凡是空地都种上竹子。竹林长成后，便在竹阴下建堂休息。凡是有文章才华的宾客，就相互在堂中讲论，其他人不能到这里来。元代进士、河南人艾元晖给它题名为“筠阴堂”，并为它作记。一时的名士都作诗歌咏。如今过了三四十年，郭公年纪也九十多岁了，仍然健康强健，没有疾病。往来这座堂的士大夫，和从前没有不同。去年，郭公的孙子用楷从县学中被贡举来到北京。北京善于作诗的人听说郭公有这样的爱好，也共同作诗歌咏。如今用楷通过选举得到长乐县教谕的职位，将要回去在堂上拜见祖父，举杯作诗为祖父祝寿，于是请我作序。我认为，天下的事物不可一一计数；人喜爱某种事物，必定是因为它们有相似之处。张湛喜爱松树，陶渊明喜爱菊花，林逋喜爱梅花，周子喜爱莲花，大概都是因为它们的品德与自己相似。像郭公喜爱竹子，难道不是因为他清正的操守和刚直的气节不为流俗所改变，正同竹子清虚劲直、经受风雨、傲对雪霜而不改变一样吗？古人说君子以竹来比拟自己的德行，那么郭公不就是君子吗？为郭公作赋的人，大概也是因为有相似之处而喜爱竹子吧。我曾听说洛阳牡丹、维扬芍药，是天下没有什么花能够超过的。名公显贵居住在那里，没有不喜爱观赏并歌咏它们的。虽然它们品种特殊、姿态美丽，却不过只能欣赏几天，哪里足以长久供人玩赏呢？至于竹子，它的容色都不如那些花动人，但君子喜爱它而不厌倦，难道不是因为竹子的长久常在，而那些花只能短暂存在吗？还是因为草木生植之类本来各自有不同的遭遇呢？不过，过去也有喜爱竹子的人。晋代竹林七贤、唐代竹溪六逸，都是当时的名望之士，然而他们沉醉于酒中，放纵旷达于名教之外，爱好德行的君子并不取法他们。如今郭公同宾客交游，显然不会这样。吟咏竹子来彰显它的美德，是很适宜的。我又听说，卫武公已经九十五岁了，仍然专心于自我修养，诗人作《淇澳》来赞美他。诗共三章，都以绿竹起兴，言辞有次第，赞美卫武公的德行积累而达到盛大。如今郭公的心意，大概也像这样吧。德行是长寿的根本，有这种德行，才有这种长寿。用楷作诗歌为祖父祝寿，正是歌颂郭公的德行。哪里只是歌咏竹子呢？所以我为它作序，以阐发其中的意思。《送山东右布政使张公复职诗》序 我曾读《召南》的诗，感叹文王的德行多么盛大。他的德行完备于自身，表现于家庭，并且通达于他的国家。召公则把这种德化宣布于诸侯，教化所到之处，人们都亲近君上、喜爱义理，女子都有严肃恭敬、贞正安静的德行，在位的官员也都是节俭正直之人。他对百姓施行仁政所留下的恩泽，又使万物极尽繁茂生长才停止。这就是文王之所以伟大的地方。然而召公巡行南方各国时，不肯烦劳百姓，有时就在甘棠树下停留，发布政令。后代人思念他的德行，以至于不忍砍伐他曾停留的甘棠树；可见他殷勤深厚、温和抚养、教化训诲的心意深入人心。因此效果达到这样的程度，千年之后，人们还因他的诗而称颂文王的德行和召公的功劳，丝毫没有衰减，何其深远啊！我国受天命统有天下，如今皇帝以文德治理国家，智慧如同神明，仁爱如同天地，真是所谓尧舜一样的君主。他向外施布德惠，有布政使负责，大概就是古代召公所承担的职责。张公子深任掌管山东的事务。张公最初由兵部郎中兼理山东政务，后来因考核简拔升任布政使；他宣扬皇上的德意并施及百姓，已经很久了。古今治理国家的道理是相同的。张公如果能以忠厚之心奉行仁爱之政，那么治理教化的成就同古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山东地域虽然广大，在位的君子应当会有像《羔羊》诗中所说的那样的官员。那里的百姓亲近君上、喜爱义理，女子的德行，也应当有像《采苹》《草虫》等诗所歌咏的那样。万物的繁茂生长，也应当有如《驺虞》所歌咏的那样。百姓感念仰慕张公，因而爱护及于草木万物，也应当有如南方百姓爱护甘棠那样。可惜这些诗还没有流传下来。张公如今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天子又让他回到山东，大概是想让他长久任职，希望他的治理成效达到大成。张公回去以后，应当更加扩大皇上的仁德来惠及下属百姓。将来有人采集当地歌谣，把它们配上音乐；后世的官员因而仰望圣明天子的德行，并称颂张公的功劳，岂不是盛大的事情吗？张公将要出发，他的朋友翰林侍讲陈光世率领同列中的贤者，选取途中所经过的山川景物，分题作诗为他送行，并嘱托我作序。所以我说了这些话，也算是张公的志向吧？《抑庵文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集》卷五　明王直撰序

译《赠御史彭君归侍亲序》您字百炼，姓彭，世代居住在泰和月池，是当地的大族。我的曾祖母是您的堂姑。我们两家都以德义相互推重，姻亲和睦的情谊尤其深厚。我年轻时曾拜见您的伯父介翁先生，以及您的父亲和林先生。两位先生都和我的祖父同辈，学问博大、品行淳厚，在乡里显著有声望；他们教导爱护我的心意非常深。先生去世后，您的几位叔父和兄弟之间仍然更加亲厚，不只是同姓之亲而已，情谊就是这样深厚。至于您和如今任国子监典籍的士扬，又有以学问相互促进、以仕宦相互规劝的益处，不只是世代姻亲的交情。您担任监察御史，因为恭谨慎重、正直诚实而受到世人看重，凡是所到之处，官吏畏惧，百姓爱戴。任职九年以后，正当受到重用之时，却因为母亲年老请求回乡奉养，朝廷答应了。像您这样的人，难道不能称为贤者吗？做官达到九年，有政绩而没有过错，可以说很难。升到高位、享受厚禄，是人人想要的，于是便有人忘记了亲人。只有君子能够审慎地对待义与利，知道报效国家的日子长，而侍奉亲人的日子短，然后才能恰当地处理进退，保全忠孝之道。您确实能够这样做，就不同于贪恋荣华而忘弃亲人的人了。我只是私下想到，君子彼此给予益处，并不曾真正相距。您使我受益已经很久了，如今忽然离开我，我能够坦然放下这份感情吗？不过，我仍然有所期待。古代君子做官后归乡，便用自己的道理教导乡里的子弟，使他们侍奉父母必定孝顺，侍奉长辈必定恭敬，兄弟之间必定和睦，对待朋友必定守信，立身必定守礼畏法，治家必定节俭勤劳，一言一行都必须以道为根本。这样，一个乡里的风俗就会淳厚，贤才就会兴盛。因此孔子特别称许鲁国有君子。从前我的叔祖启翁先生曾任御史，年老归乡后，自身从未违背道义。他待人很严厉，却极其认真地教育求学者；后辈小子仰望他便敬畏，从而消除邪僻之心，走上礼义的道路。能够继承前人的修养而给后辈作榜样的，除了您还能希望谁呢？我的几个儿子也会成为您的累赘，如果您一定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做，那么即使我远在他处，所受的恩赐也多了。若您仍然做不合道义的事，使前人蒙羞，我虽不敢怨您，但这对于您的义理又如何呢？因为世代交好的情谊深厚、彼此相知很深，所以我恳切地说这些话，谨慎地写下来赠给您。至于侍奉亲人的快乐和乡里的荣耀，诸位赠言已经说得很完备了，这里不再记载。《赠康评事赴任序》康颒宜字清，以永乐辛丑年进士授任大理评事，前往南京任职。我和他是同乡，又同他的父亲纪善君交游，彼此友好。所以他出行时，他的表叔尹先生又代他来请求我写文章赠行。我认为，评事只是七品官，却以审理刑狱为职责。他的上级有卿、少卿、丞，寺中又有左右寺；还有正职、副职，而评事在其后。然而审查案件是否适当、阻止不当的执行，却是从评事开始的。他所承担的责任十分重大。凡是涉及刑部、都察院的案件，其中情由是曲是直，以及罪行应当如何处置，都已经详细查究、审议过了；但他们不以此为定论，一定还要送大理寺复核。如果从评事以上的官员都认为正确，案件才算定案。刑罚的轻重，便没有人能够改变了。然而判得恰当时，人们不说是大理寺的功劳，而说是刑部、都察院的功劳；等到出现枉屈滥刑时，却不说都察院、刑部，而说是大理寺的责任。大概因为案件要经过大理寺审定。一个七品官却承担如此重大而受人责望的责任，能不畏惧吗？不过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合乎道理的。那些被施以刑罚的人，都是违背道理的人。道理散见于万事之中，而都具备于我们的内心。如果端正自己的内心，不让外物成为自己的牵累，那么天下万理都能明白完备，即使治理天下也不困难，难道唯独审理案件困难吗？所以君子看重穷究事理。如今大理评事，就是汉代的廷尉平。汉宣帝设置廷尉平，负责评议案件；当时判决狱讼，号称公平。然而君子已经有借此招揽权势、召来祸乱的忧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详细审理刑狱是他的职务，并不是想要故意求异，只是追求正确罢了。如果扰乱是非，借机招来权利，使刑罚失当，百姓手足无措，忧愁怨恨就会产生，祸乱也会滋长。因此君子尤其谨慎。宜清明白圣贤之道，大概将要用它来施行。我知道他一定能够很好地履行职务，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还要这样反复叮嘱，是因为爱护深厚到了极点。宜清，你认为我的话对吗？也会把它当作对自己的警戒吗？《曾子贯挽诗》序 曾公子贯于洪熙元年五月在家中去世。下葬以后，士大夫都作诗悼挽他。如今过了五六年，仍然不断有人作诗。他的儿子兵部主事士宏拿这些诗来请求我作序。唉，公得到人们这样的悼念，并不是偶然的。应当让我写文章来阐发它。公敦厚有德、乐于行善，德行成就于自身，成为家庭的表率，在乡里受到尊重。平时闭门自娱，读书读史，同世俗之人断绝往来。除婚姻亲家和吊祭礼节外，从未走出里巷。心中有所向往时，便穿上宽大的衣服，戴上高高的帽子，径直前往，立即返回，足迹从不到权贵之门。凡是宾客杂坐、以奢侈放纵为乐的场合，公都不参与。机变取巧的念头，从未在心中萌发。士宏显贵以后，公仍然安然自守，不改变节操和心志。一生的言语行为，大概没有违背道理、远离义理的地方。像公这样，可以说是笃实的君子。诸位对他哀伤惋惜不止，当然是应该的。仁宗皇帝即位之初，下诏在朝廷任职的官员都封赠他们的父母。公获得封赠为承德郎、兵部武库清吏司主事；配偶杨氏封为安人，都赐给诰敕。当时我们县做官的人有十多个，但父母亲身受到这种荣誉的，只有公一人。大家异口同声地赞叹，认为十分恰当。士宏将奉诏回家，在堂上拜谢，而公却没有等到这一天。这也是令人哀痛的地方。不过，我哀悼公，尤其还有更深的意思。古代君子之所以受人敬重，只是谨慎地修养自身罢了，并不把驰骋豪放看作更好。自身修养好了，教化就会在内部推行，并且向外传播；即使不驰骋豪放，人们本来就会尊重他。然而世俗所谓的君子，大多忽略这一点，反而加上驰骋豪放；到了有所凭恃时，更加如此。那些谨慎修养自身的人，往往被他们嘲笑为迂腐。唉！从教化自身、使民众形成风俗的角度看，究竟是这种人可取，还是那些人可取呢？假使人人都像公一样，那么乡邑淳厚美好的风俗，难道会逊于古代吗？像公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多，如今又去世了，这就是我哀悼公的原因。所以我详细说出自己的心意，作为挽诗的序。读到它的人也会有所感慨吧。

译《刘仲高挽诗》序 我的朋友刘仲高去世后，安葬在龙州南园。他的儿子刘涣服丧期满来到京师，拿当时士大夫所作的哀挽诗词请求我作序。仲高住在泰和县城东门，我家住在城西，两地相距只有五里。我未做官时，就已经同他往来。仲高读书有才艺，胸襟气度平和旷达，对于人世间可喜可乐的事情，大体都能享有。县里的人很少有能比得上他的。后来我侥幸在京师做官，仲高又在江南营建别业，那里有田园、池沼、竹树等美景。他的别业下方有小江向东流去，同赣水汇合；重重沙洲、曲曲水渚，绵延在别业西边。仲高常常和客人一同游览，采摘芳花，捕取鲜鱼，滤酒饮用。醉了便倚靠在密林中，借茂盛的草地自得其乐。凡是游人旅客的来去、农夫牧童的劳作和休息、风帆浪船以及深水中的鱼、水上的鸟出没隐现，都在眼前。他的心大概是超然快乐的。我听说后，感叹自己无法比及。后来他接连遭遇父母内外丧事，居家守丧。仲高多次来看我，互相慰藉，情意十分深厚。服丧期满后，他又多次来同我游玩，有时邀请我留在他家，弹琴、下棋、饮酒、作诗，彼此投合，欢乐更加深厚。我有时因生病戒酒，仲高便高兴地强劝我饮酒。我推辞，他就接连斟满酒杯引导我饮下，笑着说：“先生将要离去了，以后想同我饮酒，也不可能了。”我被他的情意感动，多次举杯饮尽，直到大醉才罢休。后来我来到京师，闲居无事，回想从前游玩的情景，没有一次不感慨地思念他。朝廷发布可以请假回乡的命令后，我极想回去扫祭祖坟，预先想想故交中能够同我共欢乐的人，便首先想到仲高。我的打算直到今天还没有实现，仲高却已经弃我而死了，难道不可深深惋惜吗？唉，哪里还能再有像仲高这样胸襟旷达、气度高雅的人呢？如果有，我为这组诗作序，难道还会停止吗？天下的人很多，有的人活着时被人厌恶，有的人死了也没有人怜惜。仲高活着时受到人们敬重，死后又被人们思念，并且还用诗文如此惋惜地表现出来，那么贤与不肖就可以知道了。仲高孝顺友爱的品行，已经详见于墓志铭，这里不再记载。只写下我的心意作为序，以表明我不能抑制感情。《赠陈照磨序》陈植公培是我的亲戚。陈家世代以儒学为业，公培也用所学教授乡里的子弟。县大夫认为读书人就是贤者，便向朝廷推荐他。几位大臣用处理公文来考验他，大家都说这不是他的长处。公培提笔便写成文章，立意正大，行文流畅通达。文章中纤细委婉、曲折详尽的地方，虽然没有完全符合吏员所做的文章，却也不是吏员能够写出来的。众人都认为这很难得，便把他提升到优等。后来授任福建按察司照磨，将要出发。我们县做官的人都托我赠言，说：“这是公培的意思。”唉，我是天下迂阔的人。我的学问比不上古人，人才又不适合当时的实际任用，所以当时通达显贵的人都不取法我。公培如今已经渐渐显达，又何必取用我的话呢？而且时俗多喜欢圆滑逢迎，这也不是我所能做的。我以迂阔的性情说方正直率的话，却想告诫显达之人，这正所谓方榫放进圆孔，怎么能够契合呢？不过想到公培世代以儒学为业，同我相同，那么他的迂阔未必不同于我。古人说同类之气相互求合，大概就是因为同类而结合。公培或许确实会有所取用吧？姑且同他谈一谈。君子的学习是为了明白道理。道理是处理事情的根本。天下的事情无穷无尽，但都各有道理。君子难道能一件件都去学习吗？也不过是观察其中的道理罢了。孔子曾经做过管理牧场的乘田和管理仓库的委吏，难道他曾经专门学习过乘田、委吏的具体事务吗？然而牧养的牲畜繁殖增长、账目计算得当，原因是什么呢？只是因为他能说明事理本来应当如此的道理。公培如今前去担任照磨，照磨以查阅案牍、察看错误为职责，所处理的事情并不止一项。然而心中如果没有主宰，又怎么能够不混乱呢？应当从容地查阅案牍，再用道理来明辨它。如果道理不通，事情的错误便可以知道。不只是查阅案牍如此，凡是有专断处理的事情，也都一样。就是这样，所以君子不担心事情不能成立，而担心道理不明白。道理果真明白了，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世上的显达者大多把儒者看作迂腐，这难道是懂得儒者吗？然而天下的道理无穷无尽，君子的学习也贵在永不停止。照磨的职务并不十分繁重，公培可以利用余力继续求学，一定能做到道理无不明白、事情无不处理得当，使人们都知道儒者是可以任用的；那么把迂腐看作毛病的人，或许可以稍稍减轻这种偏见吧？我同公培的情谊不浅，愿意同他互相勉励。公培认为我的话对吗？《送王御史还南京诗》序 士人处在世上，能够懂得道理本来就很难；能够把道理落实并实行出来，更难。所谓道，不过是仁义罢了。穷尽事理的纯正叫作仁，处理事情合乎适宜叫作义。做士人的，明白这个道理，落实在自身，施行于事情，使内心所存和所行所由都合乎道理而没有私心，适合事宜而不错误，这样才称得上无愧于士人之名。然而世上做士人的人，在经书文章之间苦心吟诵来求得明白这些道理的，都是这样；能够落实并实行出来，却未必都是这样。所以有人刚刚接受一纸任命的荣耀，暗自拥有可以施行权力的势头，心中已经傲慢起来；表现在做事上，就变得矫饰任性。心中傲慢的人，哪里能合乎道理？行为矫饰的人，又哪里能合乎事宜？他刚接受任命时就已经如此，若到了公卿大夫的位置，傲慢矫饰只会更加严重，那对于仁义又会怎样呢？所以我深深感叹这件事的困难。虽然如此，仁义并不只表现在显达时，大概无论何时何处都应当如此。即使在闲居独处的时候，也应尽力做到致知力行的实际功夫，长期持守涵养，使它出于自然；一旦显达而被任用，哪里还会像前面说的那样呢？这就是士人之所以贵在预先涵养的道理。孟子所说的尚志，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朋友王铉，字彦鼒，最初居家时，就已经立志于此了。等到他担任御史七八年，他的志向大概从未不在这里。因此凡是经他裁决的案件，人们都说没有冤屈；同他共事的人没有不敬重并爱戴他的。如果不是因为他内心所存和所行所由合乎道理、处理事情适宜，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呢？把这种品德充实并推到极致，就会达到显赫的地位，他的治道也可以由此知道了。今年秋天他来到京师，将要回去，凡是了解他的人都惋惜他即将离开而不能挽留。于是左春坊大学士杨先生率同郡的十位士人，取唐人诗句“离心何以赠，自有玉壶冰”作韵，作诗赠给他。看他们所取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他们赞美彦鼒的心意了。诗作成后，命我作序。所以我写下这些意思，放在诗篇的开头，既用来赞美彦鼒，也将有所勉励。

译《安成彭氏族谱》序 安成从前是文化文献之邦，士大夫以诗礼传家的很多，彭氏就是其中之一。彭氏最初在番阳置家。宋代有个叫汝砺的人，考中进士第一名，官至尚书，他的德行声望显赫于天下。尚书之后有忠泰，在安成做官，把德政施于百姓，子孙于是便在这里安家。安成人把城南高街里让给他们居住，称为高街彭氏。族人日益繁多，传到第九世时分居梅树下，又过七代重新迁到中溪。居住在白石、簪石、智溪、苍山、上湖的人，都是高街彭氏的后裔。到如今大概已有二十世，世代出仕为官，前后相望；诵诗读书、厚重根本、崇尚实际的人，比比皆是。他们从最初一个人的自身开始，经历漫长世代，子孙发展到数百上千，这难道是没有原因就能这样的吗？我听鲁国叔孙穆子说：“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树立言论，即使长久也不会废弃。”那么，故家大族所以能够长久而兴盛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德行大概是根本，而德行没有比仁义更大的。祖宗用仁义为家族开创基础，子孙用仁义来继承它，推展开来成为功业，发扬出来成为文章，卓然显现于天下，就足以使宗族兴盛，并把福泽留给后代。彭氏得姓命氏以来，历代传到尚书，都好学乐善，忠诚恭敬，孝顺友爱，以圣贤所重视的事情自我要求。自从迁到安成以来，担任使职、主管地方、任丞佐、教授学校的人接连不断。如今毓敬、进唯分别任广东、浙江按察佥事，都很有声名。他们开创家业、继承家业的情况如此盛大，怎么会不长久而兴盛呢？毓敬最初因荐举进入翰林任编修，和我共事了几年。过了很久，进唯又进入刑部任主事，后来授任佥宪；他是正统丙辰年我主持礼部考试时录取的士人。所以他们兄弟都对我情厚，我也非常爱重他们。如今他们都正当盛年，将来所建立的事业一定不会愧对古人，也足以使宗族兴盛，关键就在于后代善于继承。善于继承而不使它穷尽，彭氏的兴盛也就没有穷尽。毓敬修订编纂这部族谱，拿来请求我作序，所以我为它作序，以表达我的期望，这也是彼此厚爱的方式。《桃源萧氏族谱》序 泰和桃源萧氏，远祖出自梁国子祭酒萧子云。子云是齐国宗室，仕于梁朝，后来弃官来到临江玉笥山。传到第十七世伯原，任泰和县知县，喜爱桃源山水的胜景，于是定居在那里。又传四世到汉卿，父子凭科举发达；从此以后，子孙日益繁衍，论诗书事业和财产丰厚，县东南没有能超过他们的。我出生较晚，没能见到萧氏前辈长者的高尚风度，几十年来才开始同德通相识。德通才器出众，曾以县学生员的身份参加刑部考试而被录用，以才能著称，因此与他往来不厌，也因而得以见到他的父亲安正翁。安正翁当时已经七十岁，但言语举止从未违背礼法。我退下后又同他的兄弟德嘉、德防、德郁、德赞、德邻诸君交游，他们都雍容和厚；他们的子侄也聪明秀美、才能杰出，足以继承家业。几年后，德郁的儿子▯叔诲、德郁的儿子子钧、德邻的儿子穰相继参加贤能科考试；▯叔诲考中进士，任主事，另有二人也掌管州县教育。议论者说，萧氏子孙都读书向善，有志于建功立业；后来显达的人大概还没有穷尽吧？为什么竟有这么多贤才啊！自古以来受赐姓氏的人，都是有爵位者的子孙；然而能够使宗族兴盛的根本，在于德行。萧氏在齐国时，盛极一时；萧子云也是其中的杰出人物。世代久远，支派分散，不能全部详尽考察；但自伯原府君居住泰和以来，最初不过一人之身，到今天已经传了若干世，子孙多至千余人，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从前周人赞美君子，说他能保佑安养后代，必定以德为根本；声誉绵延不绝，德声日益隆盛，那么萧氏能够长久兴盛的原因，其先人的德行就可想而知了。后代子孙若想延续下去而无穷无尽，难道不应当勉力修德吗？德行中没有比尊敬祖先更重要的；尊敬祖先，所以敬重宗族长辈；敬重宗族长辈，所以收拢团结族人。自从宗法废弛、祭祀制度不明以后，大族之家若要使根本荣显、联结支派，使亲亲之道得以实行，就只有保存族谱了。因此伦理端正，恩谊深厚，自然而然施行仁爱，并由此推及百姓和万物，都是亲亲之爱的余泽；这样看来，他们的德行难道不也很盛大吗？做子孙的世世代代勉励自己，这种兴盛难道会有尽头吗？▯，字孟奎，才华声名当时很重，是将要再次使宗族兴盛的人。他续修这部族谱，并请我作序，所以我为它写在卷首。

译竹山陈氏宗谱序 泰和陈氏是当地最大的宗族，从都干君以来，已经传了几代。陈氏最初居住在城西柳溪之上，后来才分散到各处。宗族既已分散，贫富强弱不同，彼此便不能完全相通。我先祖竹亭征君，是保翁防士的女婿；先父琼州公，是陈氏的外甥。我的妻子是存翁防士的曾孙、以正先生的孙女、良辅君的女儿。两位老人是同胞兄弟，他们的旧居在如今仲亭居所的后面；出入所经过的道路，是从古井巷中另开出一条小巷，向西通入丛竹之中。本地的习俗，凡是竹林茂盛美丽的地方，通常都称为竹山，所以陈氏族人称两位老人作伯叔兄弟时，都以‘竹山’来标识。自兵乱以来，竹林荒废，房屋毁坏，前辈诸老几乎凋零殆尽。以正先生于是把所学传授给县城西郊的学生，便居住在棠梨山下，而家境十分贫困，只有陈氏族谱仍珍藏着。后来陈氏族中有位孔硕君，想修谱却失去了详细资料。当时我的先父任工部主事，因母亲去世守丧居家，孔硕君便跟随他，向以正先生寻求旧谱。后来族谱还未完成，先父服丧期满离开了；他多次写信索取旧谱，想送还给舅父家。此时以正先生已经年老，他的孙子桂芳、梅芳和我的兄弟们又相继去世，孔硕君也接着亡故，于是再也无法得到旧谱了。后来修谱的人，竟然因为知道这段旧事，而对竹山这一支特别简略。唉，这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因为他们贫穷而势弱罢了。族谱是用来说明昭穆次序、辨明尊卑，使族人亲睦无间、长幼有序而不混乱的。贫富强弱有什么不同呢？从始祖一身传到无穷无尽的子孙，即使贫穷弱小，也都是出自我们的祖先，怎么可以轻视呢？把他们收录进来，正是尊祖敬宗的道理，是深厚至极的做法。古人本来就是这样做的，如今却因为贫弱而删略他们，真是奇怪，这用心多么不同啊！他们的旧居虽然还在，但族人先前在旧址下面挖池塘，日削月蚀，旧居已有一半陷入池中；又在原来出入的道路处挖沟，打算把那里也占有，这同样是因为竹山这一支的子孙势弱。永乐二十年春天，我因母亲去世在乡里守丧，桂芳兄弟便请他们的族兄仲亨伯度、从先的外舅曾存礼——他也是陈氏的外甥——以及陈氏外孙梁叔防和我，一同到现场查证，归还旧址。桂芳所说的旧迹仍然清清楚楚，只有已经陷入池中的部分没有恢复。我又查阅家中收藏的旧书，得到一幅宗谱，从始祖到良辅君这一支记载特别详细，于是交给桂芳兄弟，让他们收藏起来，并另行抄录成谱，留待日后使用。陈氏如果有仁厚的君子，能够厘正旧谱并加以修订，也许还可以把这一支补入其中。否则，就另立宗支也可以。做人只怕没有才能，不怕没有宗族。如果有才能，宗族也会由我建立起来。读书而谨慎行事，才是成为有才之人的途径。而且盛衰相承，本来就是天道。自以正先生到桂芳兄弟，他们家族不兴盛已经很久了。然而他们都质朴诚实、注重根本，勤劳谋生而节俭用度。他们有五六个儿子，名叫兴宗、显宗、成宗、亢宗等，都是我先父为他们取的名字。这是对他们寄予了期望啊，难道上天将要使他们昌盛吗？桂芳还居住在棠梨山下，我同他编写这部族谱，题名为《竹山陈氏宗谱》，也是希望这一支能够重新兴盛。你们应当努力啊，不要仍然被乡鄙之人的轻视。送余侍讲归庐山序 洪熙元年二月，翰林侍讲余君正安因年老多病获准休假，回归庐山。同僚们想到交游的情谊，又感慨离别之情，便一起准备酒菜，在他居所的南坡为他饯行。大家各自赋诗送别，并让我作序。余君和我同榜考中进士，一同进入翰林，又一同接受先皇帝的命令，在宫禁中读书，合计二十八人。出行时并骑，坐下时同席。我又同余君比邻而居，早晚从容相处，探究圣贤精微的言论，窥察道德的深奥之处，发之于文章，用来歌颂太平盛世。闲暇时便相对饮酒，十分欢乐。虽然这是我们一时遭逢的盛事，但诸君志同道合，我自认为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健在的只剩十八人：曾君子棨、王君时彦任左右春坊大学士，周君崇述任谕德，罗君汝敬、陈君光世、余君学防任翰林侍讲，李君时勉任侍读，周君孟简、周君恂如任王府长史，章君尚文任考功郎中，袁君添禄任主事，我任庶子，和余君都在京师；杨君宗朂、段君时举、吾君叔▯都出任▯政，沈君志行任参议，洪君遵道任佥宪，卢君邦臣则以吏部主事的身份常年督办蜀中事务，而陈君光世又因服丧离职。在京师的十二个人，也都将要老了，却还都奔走操劳、办理职务来报效国家；想像从前那样彼此欢聚，大概已经不可能了。生死离合，本来已经使人内心感慨，而余君又突然离去，我怎么能够释然呢？不过，从前做官的人也有想离去却不能离去的，竭尽心力做官，难道宁可什么也不属于我吗？这正是《小雅》所讽刺的。如今余君虽然年老多病，但正值圣天子临朝，深厚的仁德遍及臣民，因此能够实现归田休养的愿望，自得于山水之乐，用来怡养精神、保养性情，难道不是最大的幸运吗？只是我愚昧浅陋，年齿和头发日益衰老，志气意趣也日益荒疏；余君又舍弃我而离去，我将没有可以依靠、借以自立的人，只能白白领取俸禄、虚度岁月，招致当时人的讥笑，实在更加惭愧而又叹息。我已经自己作诗送余君了，但诸位的请求不能推辞，所以记下我的这些感触，写在诗篇的前面。

译泰和罗氏族谱序 古代公侯拥有封国，卿大夫拥有采邑；宗族繁衍兴盛，就一定要建立宗子制度来统率。大宗、小宗的区别，嫡子与庶子的分别都很清楚，尊卑的位置也确定了；由此伦理端正，恩谊深厚，彼此维系和睦，时间越久便越昌盛。后来宗法制度废弃，宗族没有了统率，子孙虽然众多，但源头越远，末支越发分散；世代日久，甚至不再往来，彼此相看如同路人，这也是势所必然。因此君子为此忧虑。隋唐之际，最为重视氏族，宗族必定有族谱，用来彰明根本、联结支派，从祖宗以来直到子孙，传承世次虽远，也可以考察源流而不至于迷乱错误，这就是尊祖敬宗的道理。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旧家大族很少有不致力于此事的。泰和城西的罗氏，就是其中之一。罗氏本是周世宗殿前都指挥使罗彦瓌的后代。宋朝建立以后，彦瓌的儿子珫避难居住在庐陵，次子延又迁居泰和仁寿乡中团里。传到第九世元达，又迁居防头，生子仲实。仲实的儿子宏祖，宏祖的儿子均瑞早年丧父，随母亲改嫁城西的刘茂林，于是冒用刘姓。均瑞的儿子是仁寿、文寿、良寿。仁寿曾说：‘我的祖先本是罗氏，不幸冒用刘姓；水有源头，树有根本，我怎么敢忘记呢？’他想恢复罗姓，却未能实现。后来他的儿子孟昭兄弟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当时有法令规定，隶属于军籍的人不得改姓，而二叔文寿、良寿恰好都属于军籍。孟昭向朝廷上书陈述，请求加以辨明，朝廷同意了，于是他们得以恢复罗姓。这部族谱所记载的仁寿子孙都姓罗，凡姓刘的，都是二叔文寿、良寿的子孙。然而他们都喜好德行、乐于行义，年长者有慈爱善良、和乐平易的风范，年轻人也能尽到恭敬顺从的礼节，彼此和悦亲近。追溯他们的起源，大概本来就是同一人的后代，后来子孙绵延繁衍，如同身体分出枝体，虽然形状不同，但精气血脉流通而没有间隔。姓氏恢复与否，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我曾蒙受孟昭甫的厚爱，后来又同他的两个儿子崇弁、崇本交往，他们都英俊伟岸、超过常人，并且勤奋求学不知疲倦。可惜崇弁早逝，只有崇本考中进士，任刑部官员，以才干著名。朝廷推恩，追赠孟昭甫为郎中，给他的妻子胡氏封为太宜人。如今崇本升任广东参政，当时显贵荣耀；宗族子孙中以文学入仕的，如宏、季祯一类有六七人，都是显著杰出之士，足以有所作为。像崇弁的儿子大镛，读书以考取进士为业；像崇本的儿子【缺字】，如果也相继出仕，那么用来光耀前人、福泽后代的成就，哪里能够估量呢！今年朝廷举行礼部会试，崇本参与主持考试，来到京师，拿着这部族谱请求我作序，所以我为它写了这篇序。清溪陈氏宗谱序 《清溪陈氏宗谱》记载，这是居住在清溪的陈氏。清溪陈氏说是从柳溪分出来的，但没有人能考究分支的缘由。这部族谱从泰和医学教谕叔贤开始记载。叔贤的曾孙是邦彦、邦宁。邦彦的儿子仲仁，邦宁的儿子仲旦，两人同举乡荐，担任教官。他们担心世代久远、支派越分越开，将会更加失去传承，所以编写这部族谱，把自己所知道的记录下来给后世；不知道的地方就空缺不记。去年仲仁从松江训导任上考核政绩后来到京师，得到山阳教谕的任命，将要赴任时，拿出这部族谱请我作序。我当时没有空写。到这时，仲旦从晋宁学正任上来京考核政绩，来见我，重申仲仁的请求，并请求我作序，说：‘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都致力于行善，传到四代，到了我兄弟六人。两位父亲特别用心教育我们，大概希望我们能够大有成就。然而我、仲仁和弟弟登，只能做到所谓教官，没能大大光显前人，以符合两位父亲的心愿。如今仲仁又去世了，先生如果不吝惜一句话来训诫激励我们的子孙，使他们都努力学习，善于继承前人，在世上卓然有所建树，那么我们兄弟所受的恩赐哪里会有尽头呢？’我和陈氏同住一乡，只可惜我出生较晚，又多次离开家乡，不能跟随先生长者详细了解本邑世族的情况。往年我看见仲仁兄弟的名字列在荐书上，心中十分欢喜，认为若不是他们的祖宗积善，怎么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如今才知道还有叔贤。叔贤以行医为职业，他的德行施及他人一定很多，所以善报大大发应在仲仁兄弟身上。谁能说这不是积善所造成的呢？如今族谱把叔贤列在开头，确实足以启发后世。族谱之所以记录人的出身，使人能够无穷无尽地善于继承；记录所知道的，对不知道的则空缺，这就是编谱的方法。眉山苏氏出自眉州刺史苏味道，但从苏味道以后便失去了世系。老泉先生编写族谱，也只把能够知道的记录下来，大概是认为牵强附会会使事实失真，不如空缺不记更好。仲仁兄弟编写这部族谱，本来就是继承苏氏的用意。我曾看过世上编族谱的人，从受姓命氏以来，都能详细说出世代次序，难道他们真的都能详细考知吗？不过是牵强拼合、攀附联系来夸耀自己、炫惑他人罢了。假使让祖宗虚妄冒认自己的来源，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孝呢？所以我对这部族谱，怎么能不深深赞赏他们的用意呢？而且世家大族之所以能够长久兴盛，是因为祖宗以善行开启基业，子孙又以善行继承。读书是为了明白善道，并亲身实践，从家庭开始，推广到乡党州闾；内在的天爵修养好了，外在的人爵也会随之而来，再推广到天下，使它更加深厚，所及更加广远，那么从上天那里得到的福泽，难道会有尽头吗？陈氏的子孙，不要忘记前人的话，要努力行善来继承他们，那么宗族长久兴盛，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写下这篇序，来勉励陈氏的子孙。

译送贾知府还吉安序 吉安管辖九县，百姓大约有四五十万，但大多读书而懂得道理，不能用不合义理的事情欺骗他们。只要按照道理安抚他们，他们就欣然接受教化，凡是有所命令，没有不如意执行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行，所以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吉安难以治理。往年平阳蔺侯、金华朱侯先后任吉安知府，都能清廉自守、公平待民，办事一定依据道理，全郡人都乐意服从。等他们离任时，郡人对他们的称颂没有止息。两位侯爷也因为本郡百姓明白道理、容易治理，而一直深深怀念他们；虽然彼此相隔，感情仍如父子相亲，这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这样看来，说我们郡难治，大概是过分的说法。凤阳贾侯任监察御史九年，在当时很有声名；因考核成绩优异升任九江知府，不久因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吉安知府。郡人在他初到时，都仰望他说：‘这个人一定能用道理安抚我们。’贾侯约束自己，也审慎处理政事，公正地用道理安抚百姓，百姓也服从他的教化。我们同乡在朝廷做官的人听说后，也都为此高兴，希望他的政绩能够成就。今年他因述职来到京师，受到天子仁厚恩泽，已经设宴款待他，又再次谆谆告诫。贾侯接受训诫后将要回任，必定会给百姓以更大的恩惠。我们邑中做官的人相继赋诗送他，并请我作序。吉安是我们的乡郡，我们这些人的希望郡治良好，就如同郡中百姓的心愿一样。如今贾侯既然有志于百姓，又受到天子的训诫，那么郡中还有治理不好的地方、百姓还有不能受到恩泽的吗？道理是万事的根本，人只是因为不明白道理，所以往往不懂是非；恩惠不能使他感怀，威严也不能使他畏惧，因此难以治理。我们的郡民却不同，而贾侯又按照道理安抚他们，不改变最初的志向，始终施惠于百姓，他的政绩大概很容易成就。贾侯的德泽施及百姓越深，后人称颂他，难道会仅仅像称颂前任知府那样吗？贾侯治理本郡将近三年，他一定知道本郡容易治理；我又把它所以容易治理的原因说成这样，是为了解除不了解情况者的疑惑，并深切希望他的政绩能够成就。送河南李布政赴任诗序 洪熙元年五月，广西右布政使李昌祺公服丧期满，来到京师，在奉天门谒见皇上。皇上回头对左右说：“此人曾任礼部官员，他的才干是可以任用的。”第二天便授予他河南左布政使之职。原来皇上在东宫监国时，李公任主客郎中，凡四方万里之外仰慕义理前来朝见的外国，以及蛮夷内属、按时入贡的各国，都由李公主管。他们宴饮、赏赐和慰劳来使，厚薄轻重、隆盛减省，都没有失礼之处。皇上因此了解他的才干，所以虽然离开自己已有七八年，仍然对他眷顾不衰。群臣任职，如果有才能，没有不奋发努力、在当时表现自己的；至于能否受到皇上的知遇，实在不是臣下所能确定的。从前那些发誓献身国事、竭尽忠节的人，最终没有得到君主知遇的，哪里数得清呢？像李公这样，受到皇上知遇，时隔久远仍不被遗忘，难道是偶然的吗？这不正是千载难逢、君臣相遇的盛大事情吗？古代谈论治理天下的人，大概说过：“关键在于知人，在于安民。知人，就是明察他的才干品行并予以适当任用；这样才能使天下百姓得到安定而不失所。”史书称帝尧仁德如天，智慧如神，万世以来的治理没有超过他的。如今圣上的圣德与帝尧相同，对于知人、安民这两件事，也确实是专心致志的。所以自从即位以来，凡是英伟豪杰之才，都加以任用而不遗漏；凡是安定百姓、和睦众人的办法，都广泛询问并全部施行。治理教化的盛况，大概将要与帝尧相等了。如今李公又凭借过去受到知遇的关系，承担藩镇屏翰的重任，他用来辅助圣明政治的作为，难道不也会很盛大吗？孔子说：“得不到上级的信任，就无法治理百姓。”如果不被上级了解，所说的话就不会被相信，所做的事就不会被执行；即使有超人的才干和使百姓安定的办法，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治理地方的，大概也很少。李公既然已经受到皇上的知遇，他的言语必定会被信任，行动必定会被听从，河南百姓将更加受惠，这是确定无疑的。我听说古人尚且会感念一朝的知遇而竭尽全力，何况君臣之间呢？何况是像李君这样贤能的人呢？我知道他一定能够有所作为，以报答皇上的知遇，而绝不会敷衍塞责。李公将要启程，了解他的士大夫纷纷作诗为他送行，并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我与李公同郡，且同年中进士，又曾在京师同官，也可以说是了解李公的人，所以作这篇序而没有推辞。《赠刘员外序》士人出仕，困难的不在于有才，而在于修养品行。品行已经修养好了，即使才干不足，君子也会看重他。如果只是炫耀才干，而行为不加检点，君子就不会认为他是善人。由此看来，才干通达、品行修养良好的人，应当受到君子的看重，这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做士人的，必须把磨炼品行作为首要任务；世上掌管授予爵位俸禄的人，也以此作为取舍的依据。有品行又有才干，就一定可以升到显贵的位置。品行优良而才干稍差的，次一等。不是这种情况却也得到升迁的，不是没有，但没有见过能够长久的。万安人刘广衡任刑部主事，我了解他的为人。万安与我的家乡泰和是邻县，两县的人多有婚姻关系，彼此往来。广衡是该县的世家子弟，他的祖先都学习《诗》《书》，遵循礼义，所以广衡从小就约束自己，遵守规矩，不走邪僻的道路。后来考中进士入仕，他以清廉俭约自守，处理事务又勤勉谨慎。在刑部任职五六年，他所审决的案件被称为公平允当；他的上司和同僚没有不喜爱并敬重他的。然而我观察他的举止言谈、穿着服饰、衣食生活，发现他安然自若，与往日没有不同，大概就是所谓才干通达而品行修养良好的人。今年尚书魏公向朝廷举荐他，提拔为员外郎，这正是他升入显荣之时。做官的人，应该担心才干和品行不完备，不必担心爵禄不能增加。我曾经拿万物来作比喻：万物的盛衰，要看土地肥沃美好；土地肥沃，万物就茂盛，否则就会衰败。春天的生气已经到来，生长的意愿已经舒展，如果再施肥灌溉，生长就会一天天旺盛；又不断地施肥灌溉，它就会繁茂高大，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处在贫瘠的土地上，没有施肥灌溉的功效，虽然未必不能生长，但要使它长得高大，恐怕很难。广衡如今已经得到升迁，千万不要改变最初的志向，要更加修养品行，再用美好的才干来辅助，哪里还用担心不能达到远大境地呢？大理评事康宜清、刑部主事欧阳广、监察御史欧阳广洙，都是广衡最亲近友爱的人，他们为广衡升迁而高兴，便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我平素也很看重广衡，所以写下我的意思来勉励他。

译《赠李太守赴清河序》我的朋友李信圭治理清河县时，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凡是饥荒、疾病、困苦和劳役等事情，只要关系到百姓自身，他就一定替他们筹划防备、安排处置，使他们各得其所；事情有时不能完全如他们的心意，他也替他们审察轻重缓急，选择适宜的办法，使他们不受困顿。至于农业生产，他尤其一定要求不误农时，劝导、督课、训诫、监督，都有成套的办法。贫困人家资财用度不足，就向富裕百姓借贷来供给他们。因此无论大小人家，都能竭力耕作，土地没有遗漏的收益，官府没有拖欠的田租，百姓有余粮，大家都欢喜爱戴他说：“公这样抚养我们，真是我们的父亲啊！”全县都称颂他，没有一句非议。今年朝廷诏令大臣举荐贤能担任州守，礼部章侍郎首先举荐信圭，众人没有不认为合适的。皇上命他出任知蕲州，派使者来征召他。县中无论老幼都流下眼泪说：“夺走我们的父亲，让他去施惠于别人，我们又依靠谁呢？”于是有力量的人立即奔赴北京，到通政司申诉；力量弱的人则到府里、总兵官那里、巡抚侍郎那里申诉，请求留任他的奏报接连送到朝廷。皇上不愿违背百姓的意愿，便让他担任知州，同时仍掌管清河县的事务。那些在京城的清河百姓，这才大喜说：“我们如今免于失去他了。士大夫了解信圭的贤能，惋惜他的恩泽不能施及更广的地方，同时又为清河百姓能够继续受到他的恩惠而高兴，都作诗为他送行。他的姻亲、翰林侍讲学士陈德遵拿这些诗来请我作序。我与信圭同乡，年轻时便相交友善，我们都以儒业为事，也都以百姓为志。只是我独自老于笔砚之间，既不能报答皇上，也不能惠及百姓。信圭所建立的功业，哪里有愧于汉代的循吏呢？这样说来，我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我曾私下思量，圣朝一心养育百姓，而亲自接近百姓的人没有谁比县令更直接，所以县令正是所谓百姓的父母。有志之士应当洗涤磨炼自己，努力做到足以符合、报答皇上的心意。像信圭这样的人，为什么竟然如此少呢？那些才能低劣、不能胜任职务的人暂且不论。以我所见，有人借《诗》《书》来文饰奸邪之言，凭借欺诈手段来满足贪欲，肆意施加威势暴虐来快意私心，这样的人大概很多。他们哪里配称作百姓的父母呢？即使称他们为百姓的贼害也可以了。像信圭这样的人，百姓不愿舍弃他，是理所当然的。我又听说，君子推行道义来惠泽百姓，不会因为仕途有成便懈怠，也不会因为年老便疲倦。信圭还应当坚定地奉行自己的道义，以安定养护这些百姓；这样岂只是没有辜负县令的宠任和百姓仰慕依恋他的心意，他的德行功业也将永远光耀。这就是序。《赠李知府赴任诗序》我的朋友李湘，字允淮，治理东平已经九年了。他爱护养育州中百姓，为他们兴办有利之事、革除有害之事，大体上具有父母对待子女的道理，因此州民喜悦而拥戴他，也像子女对待父母一样。州民请求挽留他的奏章已经上了好几次。今年任期届满，他应当前往京师，而朝廷已经采纳礼部尚书胡公的荐举，任命他为怀庆知府，使者前往征召他。州民都不忍舍弃他，跟随他来到京城的将近三百人，请求朝廷准许留任却没有得到许可，大家都闷闷不乐地离去了。于是允淮便前往怀庆。我曾经说过，上天生养这些百姓，却不能使他们顺遂地生活，所以把他们托付给天子；天子不能独自治理天下，所以又把他们托付给守令。这样说来，守令爱护养育百姓，不只是承受天子的意旨，也是用来奉行、顺应上天的意旨。然而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只有仁爱罢了。所谓仁，就是没有私心；心中没有私心，喜爱和厌恶就会同百姓一致。百姓所喜爱的，是衣食充足、劳役公平；百姓所厌恶的，是饥寒难以忍受、劳苦不能解除。顺着百姓所喜爱和厌恶的来施政，使他们无不如愿，这就是父母对待子女的道理。这样既不辜负天子，也可以无愧于上天。如今贤能的守令虽然很多，但不能称为贤能的也不能说没有。他们之所以不贤，只是被私心蒙蔽罢了。被私心蒙蔽，就会厌恶百姓所喜爱的，喜爱百姓所厌恶的，失去父母对待子女的道理，于是百姓便不能顺遂。百姓不能顺遂，就辜负了天子，也有愧于上天；百姓痛恨他们，希望他们赶快离去，等他们离去又害怕他们重新回来，这样的人怎么能让百姓眷恋不舍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人心中的道理如此，并不因贵贱而有差别；上面这样施行，下面就这样回应，产生这样的结果本来就是必然的。怀庆与东平相比，土地没有太大的差异，民俗却有所不同；但人心难道唯独没有这个道理吗？允淮应当把在东平施行的办法用到怀庆，并且更加坚定地实行仁政，办事敏捷，以诚意作为根本，以恭敬持守，再用和顺来调剂，那么百姓的喜悦和拥戴应当不会有什么不同。这样确实不辜负天子，也不愧于上天，福禄到来时，将会比现在更大。允淮，努力吧！翰林院中平素与他交情深厚的诸位，都作诗为他送行；我与他最为旧交，所以特意把这篇序写在诗作的开头。

译《赠欧阳佥事赴任序》国家设立学校、培养人才，到现在已经七十年了。贤能人才不断涌现，用来辅助兴盛的国运、赞助治理功业的人，数也数不清。国家教养人才的方法，大概是很好的。然而时间久了弊病便会产生，于是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与从前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圣人的道理载在书中，读这些书，明白其中的道理，从容涵泳，使之成为自身的品德，实行于家庭，施行于乡党州闾，然后发之于文章辞句，向主管选拔人才的部门进身，通达朝廷，得以列于各级官位，在天下推行圣人的道理。所学有本有末，所达到的境界有先有后，立法的好处大致就在这里。等到时间久了，做老师的对于教导昏昧不明，做弟子的对于学习荒废懈怠，不再把读书明道作为要务，而专心致力于文章，记诵他人的陈旧言论，侥幸求得一次成功。即使幸运地考取了，内心没有操守，外在没有施展的地方，这样的人也很多。根本不下功夫，却只从事末节；而且这个末节又不是自己创造的，弊病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就不足为怪了。学校是政治教化的根本，而培养出来的人才竟然如此，圣明的君主在上，怎么能不加以关注呢？因此规定解额，限制弟子员名额，都是为了体现严肃慎重的用意；大概是想汇聚英才，致力于实际学问，慎重选拔并坚定任用他们，共同使太平事业更加兴盛。然而又认为，教导如果达到极致，人才就容易成就，于是增设按察官一员，让他专门负责这件事。诏令各位大臣考察、举荐有学问品行的人来担任此职，并以玺书加以勉励，供应驿站车马遣送上任。我们县的欧阳哲，以吏部主事的身份被选中。欧阳哲字广哲，他的先父允贤先生曾任国子监助教，叔父允和曾任监察御史、云南按察副使，在当时都很有名望。广哲受到家学教诲，他的学问品行确实无愧于这次选任。不过我还希望进一步说几句：贤能人才是治理教化的根本，教官是成就贤能人才的根本，而督理教育事务的人，又是教官的根本。如今广哲奉命出使，希望做老师的专心致力于教导，做弟子的勤奋学习，先求根本、后及末节，各方面都同时举措而不遗漏，恢复从前所说的优良传统，革除后来所说的弊病，关键就在于广哲端正根本，以身作则，表率并勉励众人罢了。广哲可要慎重对待啊！翰林编修萧镃，以及进士梁楘、袁和、龙文，都是与他交情深厚的人，他们说我与广哲有亲缘关系，应当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所以我作了这篇序。《赠曹员外序》曹义，字子宜，是句容人。他起初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任编修，后来两次升迁为礼部主事。今年因受到荐举而被起用，越级授为吏部员外郎。子宜性情温厚，处事周密谨慎，通晓治理政务，在翰林院任职时，大家都喜爱他。我曾经私下想，如果让子宜处在显要的官署、担任重要官职，那么他的成就不会居于别人之下，难道还可以把他放在闲散的位置上吗？这次荐举之后，众人都为他高兴。他的朋友潘勤进学等，想要给他一些补益，于是来向我求取赠言。唉，我是愚钝的人，说的话不适合实际使用。如今老了，愚钝更加严重，言语更加没有可取之处，将凭什么来补益子宜呢？即便如此，子宜却是我所看重的人，难道能始终默默不言吗？郎官自汉代以来就是清要之选，号称大臣的辅佐。如今的大臣，都从郎官中选拔。子宜担任这一职务，不能同一般职位相比。何况铨选人才的职任，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吗？古人谈论治理天下说：“不过是知人和安民罢了。”能够明察人才并恰当地任用他，那么恩惠就会施及百姓，天下也就治理好了。如今朝廷把这件事交给吏部，因此把治理天下的根本托付给尚书、侍郎，由他们总揽纲领；至于具体承担这项事务的，就是郎官的职责。外在的治理百姓，从布政司直到县，职务很多。处在上位、统辖下属，本来就困难；处在下位而亲自接近百姓，尤其困难。上下都贤能，这才是美好的情况。如果有一方不是这样，百姓就会受到他们的祸害。然而怎样才能知道一个人是否贤能呢？既要有精细的鉴察，又要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罢了。自己要有精细的鉴察，又要从别人那里广泛采纳意见，这样任用人才就不会有不恰当的地方。用这种方法来治理百姓，百姓也就没有不安定的。这个道理正是子宜等人应当用心的。假使今天的治理能够与尧舜时代的盛况相提并论，人们谈到成就它的原因时，会说：“这是吏部的功劳施及当时，名声流传后世，难道不是很美好的吗？”子宜与我交游将近二十年，彼此的友好关系更加深厚。如今写这些赠言，本来就是希望子宜功成名立，走向更加远大的前程。如果果真如此，人们将谈论他的出身说：“他出自翰林。”那么我虽然年老而愚钝，也同样分享这份荣耀了。这就是序。

译《送何侍郎养病归建昌序》正统六年十一月，刑部侍郎何文渊公因病请求回建昌养病。皇上知道他的病情确实不能留任，便下诏允许他暂时闲居、接受医药治疗，希望他能够很快痊愈；痊愈之后，仍照旧任职。原来何公的病已经很久了，他常常勉强自己处理政务，从没有稍稍懈怠。到了这时，身体确实难以再勉强支撑，所以皇上怜悯他而准许其归养，但对他的眷顾关注之意并未衰减。诏令下达后，士大夫没有不惋惜他离去的，彼此叹息说：“何公起初任御史时，已经有贤能的名声，天下都听说过。后来被举荐为温州知州，他爱护百姓如同子女，为百姓兴利除害，百姓也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爱戴敬重他。等到入朝辅佐刑部，他更加尽心履行职责，无论大小案件都一定依据实情审理。他确实是清廉、谨慎、仁慈、宽恕的君子。如今像何公这样贤能的人，天下还能有几人？假使让他像汲黯治理淮阳那样任职，难道不会更加长久有效吗？”随后又叹息说：“何公难道只是想苟且图求自身便利吗？他不过是按照义理来行事罢了。君子推行道义，取决于自身的实际情况。身体果真有病，却还凭借难以强撑的体力，贪求无穷的荣华利禄，自以为足以任职而不至于懈怠、荒废，这种自信难道能够确实相信吗？何公这次离去，确实比一般人贤明得多啊！”皇上对他的眷顾关注没有衰减，是希望他的病痊愈后再次回来。大概是爱惜贤才的心意深厚，对他的了解深刻，所以对他的期望也长远。这些道理在何公身上都可以看见，这是很恰当的。我听说此事并认为这些话是对的。本郡在刑部任属官的梁楘等人来拜访我说：“我们跟随何公任职已经很久，承受他的教诲也很多。他裁正我们的过错，勉励我们弥补不足，使我们得以免于危险和羞辱，这些都是何公的恩德。何公回去养病固然是好事，但我们将凭借什么来立身呢？而且不只是我们这样，凡是做他属官的人，大概没有不如此的。希望您写几句话来抒发我们仰慕依恋的私情，请不要推辞。”唉，我与何公一同在朝廷任职，大约三四十年了，而我所从事的不过是文章技艺的末业；至于通达政务，没有人超过何公。如今我年老而开始向他学习，正要借助何公来充实自己，他却因病离去，我本来就不能释然于心，难道只是梁楘等人如此吗？我听说《洪范》所说的福，根本在于德。何公的德行存在于自身，又施及他人，上天以福报答他，这福分大概还没有止境。无需服药便痊愈的喜讯，应当很快就会出现，何况还有皇上的眷顾关注呢？希望他病愈归来，回来后长久任职，以兴明道义、达到治理目标，这是我和诸位的愿望。因此写下这篇文章，作为送行的序。《赠训导李卓序》李氏居住在泰和县前程里，是当地的世家。我曾认识李子能，他敦厚周慎，大概是他们家族中最为出众的人，所以我心里一直很敬重他。永乐丁酉年，我因母亲去世居住在南溪，萧汉甫请我做他儿子的老师。子能的孙子李卓，是萧氏所生，当时年纪还小，也跟随在馆舍中听我教诲。他在言语应答、进退礼节方面，大多有可观之处，我心里又感到欢喜，认为子能有这样的孙子，大概可以期待他成才了。离开那时将近二十年，李卓果然凭借明经参加训导官的选拔，来到京师，考试列在优等。接受任命后，将要前往宝庆，来拜见我说：“我过去曾在馆舍中接受您的教诲。如今有幸做了教官，担心不能符合众人的期望，愿先生始终教导我。”我听后心里更加高兴，大概是高兴他能够不断进步。天下的道理没有穷尽，君子的学习，难道有可以止步自满的限度吗？圣人如孔子，尚且说“我学习从不厌倦”，何况不如他的人呢？李卓有这样的志向，应该让我更加为他高兴。做官的人所任的职务很多，只要有才艺，都足以办理。唯独教官以培养贤才为职责，而且要以自身为根本；一定要使自己的学问充沛有余，然后用来应对和教导他人的东西，也才能浩大无穷。孔子说：“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认识，就可以做老师了。”李卓只应当努力做到这一点。老师，是弟子取法学习的人；只要以身作则，即使不下命令，弟子也会跟从。然而如今的弟子，竟有老师率先示范却不跟从的，何况不以身作则呢？李卓应当谨慎地修养自身。贤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却把培养贤才的责任托付给教官，由此可知教官的职务多么重要。然而教官的地位却低，凡是昧于大体的人，往往倚仗权势来压制他们。只有以道自重的君子，才会完全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否则很少有人不随俗改变，因而毁弃自身。李卓应当以道自重。我对你的告诫就到这里。如今邵阳教谕钟沔尚清也曾跟随我游学，他能用所学教导诸生，是当今所说的贤师，也是你的亲戚。又有训导徐明善，也笃志学习而善于教学。你离开以后，还应当同他们互相切磋、勉励进步，那么贤师的声誉，你怎么能够避开呢？由此继续进步，将来成就一定不止于此。你一定要努力。

译赠萧教谕赴长洲序 萧氏是我县的世家，诗书相传，已经很久了，尤其以笃守义理、尊重乡里著称。洪武年间，萧汉甫先生被举荐为贤良，太祖皇帝命他赋诗咏指佞草，他当场应声成诗，皇上大为高兴，授予他苏州府同知之职。他以宽厚清慎闻名，后来又任山东盐运副使。即使年老，他的志节也更加奋勉，直到如今人们还能够谈说他的事迹。彦清是他的孙子。彦清名灓，凭借经书学业取得乡荐，今年参加礼部会试，入选教官，获得长洲教谕之职。彦清勤奋学习，专心写作，足以在主管选拔官员的部门取得志愿。那次礼部会试，实际上是我主持阅卷，因为名额有限而没有录取他。我与萧氏有世代交好的情谊，心里非常惋惜；但彦清并没有因此怨望我。即便如此，我固然惋惜失去他，同时也为长洲得到他而高兴。英伟的人才，各处都有，但不能不依靠老师。师生是人才得以成就的途径，就好比制作器物一样。良材遇到良工，再加上规矩准绳，然后才会成为方圆平直的器物。如果不加以规矩准绳，却想使器物方圆平直，大概很难。因此，虽然有材料却不能制成适用的器物，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工匠。当今读书做士的人，谁没有想要为世所用的心愿呢？他们的才质有大小不同，但没有不可使用的。然而，使人才成器，难道都在于老师吗？确实如此。根据他的才质加以敦促，匡正、扶助、辅导并振作培养他，这样才质就成就了。凭此为世所用，治理的功业也因此兴盛。然而遇到良师的人固然有，不曾遇到良师的人大概更多。没有遇到良师，不能成就才质，还不算最大的祸患；假如遇到了老师却不是良师，以不正的习气加上不合正道的教导，中等才质的人就会随之改变，这难道不是学校的不幸吗？长洲是苏州的望县，那里有很多良才。如今尚未出仕、默默无闻而每天盼望成才的人不少。他们以前遇到的老师是幸运还是不幸，我无法知道；如今得到彦清，我知道这是他们的幸运。彦清的学问得自家学，又在师友那里讲习，所学都是圣贤的正言和仁义的大道。他依照这些教导弟子，弟子努力学习，他们的才质将没有不能成就的。所以我替长洲感到高兴。彦清若能在这方面笃实努力，当地父老一定会推本于同知公的贤德，永远歌诵同知公的德行。这既是彦清成就祖先声名的方式，也是他施行教育的意义。彦清，努力吧！因此写下这篇文章赠给你远行。送礼科给事中石信之归应州省墓序。古代的君子最重视祖先的坟墓，从不曾舍弃坟墓而到别处去。如果有故不得已而离开，也一定要哭拜坟墓之后才动身。归来时，也一定要先拜扫坟墓然后进家门。他们如此慎重，是因为认为那里埋藏着亲人的遗体。然而古代做君主的，各自拥有自己的土地，各自统治自己的百姓；贤能之士出仕，也不离开本国，所以能够不远离祖先的坟墓。后世天下只有一个君主，四海同属一个国家，有志于推行圣道的士人，难道能够终老在坟墓旁吗？如果有君主任用他，就离开坟墓；但他的心本来没有忘记坟墓。离开，是为了对君主尽到自己的道义；心中不能忘记，是为了对亲人尽孝。不遗忘亲人，不背弃君主，这就是所谓仁义之道。然而我曾读《四牡》诗，感叹周朝的君臣都可以说厚道。臣下勤于公务，没有空闲顾念父母；君上知道他的心情，便替他说出心里话，来安慰抚恤他。君臣上下的道义，难道不是两方面都尽到了吗？可是“将母来谂”只见于诗句，至于坟墓却没有提及。由此可知我朝历代圣君对待群臣，可以说仁德如同上天。朝廷已经制定法令，使臣子能够回去探望父母；父母去世，也能够回去拜扫坟墓，而且都赐给路费遣送他们回去。这是周朝盛世的君王所没有做到的，除了上天，还有谁可以与之相比呢？礼科给事中石瑁，字信之，是应州人。宣德癸丑年，他凭借明经被选取为进士，提升为现在的官职。他每天侍奉在皇上左右，恭敬谨慎地履行职务，共有六年。他的名声已经显著于朝廷内外，只是悲伤双亲早逝，不能享用他的俸禄；又想到自己离开坟墓已经很久，于是向皇上请求回去省视。应州地处云中，距离北京大约一千几百里。信之拜扫坟墓，计算路程日期便可到达。应州的老人长者都知道信之贤能：他既能尽到臣子的职责，又能尽到儿子的孝道，足以成为国家的光荣、乡里的荣耀。至于他蒙受天子的仁德以及恩泽施加的美意，大概远远超过数千年以前，这一点未必人人都完全知道。信之将要出发，同僚中的贤者嘱托我写文章赠行，所以我乐意把这些事说出来。赠王主事序 本朝明辨刑法、慎重刑罚，凡是担任这类职务的人，一定选用通晓经书、学习古道的人来任职，不是这种人就不能参与。铜梁人王俭，字用节，以进士身份任刑部主事。同郡做官的行人潘洪等人为他高兴，请求我说：“用节参加礼部会试时，先生正主持取舍，读到他的文章而录取并上报；用节因此考中进士，常常自认为得到先生的知遇。如今列身刑部官员，仍愿意接受您的教诲。先生如果赐给他一些话，使他能够牢记心中，那就是很大的恩惠。”唉，我的话哪里足以帮助用节呢？用节学习《春秋》，《春秋》是圣人的刑法之书，历代君王的法度、万世的准绳都系于其中。用它裁决大事、判断重大疑难，没有不合乎道理的，又何必向别处寻求呢？先儒曾说：“五刑之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我对此私下很有感慨。圣人的心至公如天地，至明如日月，所以能够取得是非的正确标准，完全合乎诛罚和奖赏的宜当。如果不是圣人，却想一点也不违背正理，大概很难。天下的道理没有穷尽，事情的变化也没有穷尽；一定要先明白天下的道理，然后才能应对天下的事情。那些变化多端的事，每天交错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有用道理照察它们，荣辱、给予和剥夺，都看道理如何，而不把自己看得过重，那么对于《春秋》的学问，大概很少有不相合的地方。又听说《春秋》和礼相互为用：谨慎严肃是礼的本体，也是《春秋》的法则。衰落的周代，上下都懈怠放纵，不能遵循礼的常法，所以圣人作《春秋》，用先王的法制来绳正他们。《春秋》所贬斥的事情，都是礼所贬斥的事情。君子修养自身，有时不能谨慎严肃，就会违背礼而陷入《春秋》所责备的范围。因此想要运用《春秋》的法则，必须先谨守礼。没有不懈怠于自我治理，却能够治理他人的人。用节凭借这门学问进身，正要把它施用于事务，应当扩充它、充实它，触类旁通地发展它，其中可供使用的地方将不可胜数。我因此就他所学的内容告诫他，也把期望他的意思寄托在其中。用节不要认为这些话迂阔。

译赠孙参政序 布政司的设置，承担的是古代方伯的职责。其长官为布政使，次官为参政。布政司统辖的郡县，多的达到一百多个，少的也不少于六七十个。官属很多，但都听命于布政司。因此做布政司官员的人，其尊荣和权势的重要可想而知。朝廷专心养民，大大小小凡有不便于百姓的事情，一概废止，只施行有利于百姓的事情。然而说到亲近百姓，没有比县更近的；县令、县丞是否贤能，只有治理郡的官员能够审察并决定其升降。如果治理郡的官员都贤能，治理县的官员也没有不贤能的，那么百姓就能得到安所。所以布政司是郡县所仰望的地方，也是百姓生活安危所系。因此选授极为严格。但参政的地位尊贵，所治理的地方又不能不亲自过问；参政参与议论政务，有时奉事巡视郡县，对于郡守、县令以下官员的贤否考察得尤其详细，又能同布政使商议决定其升降，形势尤其便利。因此有志于为百姓办事的君子，更应当尽力于这个职务。今年河南缺少参政，吏部上报朝廷，皇帝诏令大臣考察举荐，选得仪制郎中、番阳孙君，字原贞。他当初考中进士，任礼部仪制主事，已经以清廉谨慎闻名；升任主客司郎中后，声名更加显著。后来他因病告归，尚书毗陵胡公知道他的贤能，又上奏起用他为仪制郎中。凡遇重大典礼、重大设施，孙君都考察古制、核验文献，勤勉办理，因此显著地受到当时人的重视。这次被举荐，众人无不认为合宜，孙君自己也慨然想要在那里施展职务。君子的志向，本来就是想把恩泽施加给百姓，不会因为能够做好一个官职就满足，何况他是上面选任、下面所倚望的人呢？然而孙君若一定要使百姓普遍受到他的恩泽，就必须从郡县官吏做起，使他们都得到贤能的人才可以；否则百姓中就会有人不能受到他的恩泽。河南布政使李公昌祺是我的朋友，他的德行声望得到人们信任已经很久了。做他辅佐的，也都是一时俊杰，对于施恩于百姓一定有自己的办法。如今又把贤能的孙君派去，若同僚之间和睦协作，能够依照他的志向治理河南，成功是可以肯定的。这难道不是河南百姓的幸运吗？孙君将要出发，他的贤能同僚、主客郎中王濬等请我写文章赠行，所以写下这篇序赠给他。赠邵都御史赴南京诗序 宣德三年，圣明的天子在位已经四年，四海清平安宁，边远荒服之地也顺服。然而皇上仍担心百官中有不能修治职务的，想进一步任用贤才来使教化和治理更加兴盛。于是诏令六卿大臣谨慎举荐藩司、宪司中贤能的人，选得福建按察使、金华人邵公玘等八人，命有关部门征召任用。后来又认为御史承担皇帝耳目的寄托，担负激励善类、抑制邪恶的职责，不可混杂不肖之人，便亲自提升大梁人、通政使顾公佐为右都御史，使他澄清淘汰各道在职官员。顾公辨明之后上报皇帝，其中不善者被贬为远方的吏员，有的降职罢黜为下级官僚。于是任职贤能的人，都为自己的志向得到皇上明察而高兴，更加相互欢勉行善，宪法纲纪也肃然整顿。几个月后，邵公到京，拜为右副都御史，前往任职南京。邵公起初由进士任御史，升任江西按察使，又改任福建按察使，正直的操守长久以来越来越坚定，所到之处都声誉显赫。等到拜任此官，士大夫都高兴地说：“这确实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人。”我曾考察设置官职的本意，朝廷内部有六部，外部有布政司、府、州、县，已经足以治理天下；又设置御史按察司，是因为内外官职不可能人人有才，事务也不可能件件治理得当，所以让他们铲除奸邪，清除弊病，剔除蛀虫。御史按察司，是百官职务得以整肃、政治得以成就的机构。它所承担的责任确实重大。既然受到朝廷的重托，怎么可以把自己抛弃在礼法之外呢？把自己置于礼法之外，又与贪污混浊、无耻之徒同列，那么人们还有什么畏惧顾忌呢？百官废弛、政事荒废，就是由此造成的。既然如此，被贬谪到远方服役、沉沦屈居于下级官僚，难道不是应当的吗？顾公已经在这里振举纲纪，邵公又承担这个职务；若从两京推行开来，再推广到外地，使大小官员都成为有才而贤良的人，在政事功业上振作奋发，这难道不是圣天子和当时士大夫寄予的希望吗？我很清楚邵公不会辜负这种期望。邵公将要出发，他的乡友验封郎中胡文善请各位写诗为他送行，又嘱托我作序，所以我推究其中的意义写下这篇序。大理少卿吕先生赠行诗序 大理少卿吕先生要到绍兴省视祖墓，少傅二杨公都写诗赠给他。二位都是天下所仰望的人物，他们的话足以使人自重。人想得到一句话，大概是很难的。先生这次离开，并没有向二公求言，二公却亲自写话赠给他；若不是先生有清正的德行和美好的品行，足以令人尊重，不能这样。先生当初从教官起用，任江西按察佥事，后来改任福建、江西按察佥事；福建二公的祖籍在那里，所以对先生了解深、看重确实。我家在泰和，也可以说是了解先生的人。回忆我当初在乡校游学时，学业还不通达。先生巡行到泰和，视察学宫，望见庙门便下步行走，拜谒先圣完毕，登上明伦堂，召集诸生讲说圣贤之道，并且恳切地讲求治心修身。他的仪容庄重，言语恳切，有足以启发人的地方。至于官吏治理的得失、百姓事务的利弊，他尤其念念不忘；他用来教诲、劝导、振作培养人的地方，大概有古代君子的遗风。当时我虽然年少，心里却暗自仰慕他。后来来这里的人，寻求像先生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有些人骑马经过庙门却不顾及学校政务的废弛和官民的弊病，心里丝毫不以为意；把迎送、应酬、答对当作褒贬抑扬依据的人，到处都是。如果这样，怎么能够对先生忘情呢？我曾私下想到，如今诸生中束起书本不阅读的，大概很多；昧于治心修身的也很多。假如真能有十几个像先生这样的人，专门统领他们、考核激励他们，也许会有所帮助吧？如今先生年老归去，诸位公卿作诗赠行，又让我为诗作序，所以我把以前所了解的事情写在前面作为引子，使人知道先生的诚实厚重到了这样的程度。至于其他事迹，那些已显露在众人耳目之前、足以成为乡里的荣耀的，都不再叙述。即便如此，看看我所写的这些，也可以由此见到其余的情况了。

译赠欧阳士则南归序 我的内弟欧阳士则凭借经学受到士大夫重视已经很久了。今年镇江缺少训导，便被举荐来到京师。在此以前，凡是被举荐担任训导的，都要在翰林院接受严格考试。宣德初年，朝廷担心吏员入仕以及举荐贤才过于泛滥，诏令各位大臣、学士在朝廷中共同考试，训导也参加，因而更加严格。到这时有人说，举荐担任训导的人，应该先由地方有关部门以及提调学校的风宪官考试，然后送交吏部，再共同考试后任用。吏部请求依从这个说法，士则正好遇上此事，于是向平常往来的人告别，收拾书籍南归，人人都没有不替他感到遗憾的。有人说：“教官的职务确实重要，但地方的考试未必胜过朝廷的严格考试。若尚未到京师，先在地方考试，当然可以；既然已经到达，却一定要回去再考，考完又让他重新来京，奔波行走一万多里，没有丰厚资财将靠什么供给自己呢？”士则一向清贫，难道这次行动不会给他带来不便吗？士则说：“我的进退大概自有命运安排。家贫亲老，我确实愿意得到俸禄来奉养父母。然而我的父亲已经八十二岁，母亲也七十七岁了。按人情来说，我难道能够暂时离开他们身边吗？如今离别半年，父母的起居饮食，我不能片刻忘在心上。” 幸而能够回去，暂且稍稍舒解我牵挂不舍的思念，也能在眼前自得其乐。俸禄虽然还没有得到，但我所得到的快乐已经很多了，又有什么不便于这次回去的呢？”我听后心里赞许他，说：“士则真贤德啊！天下的快乐没有比侍奉父母更大的；父母不能长久存在，也不能重新得到。应当根据自己的力量奉养他们，竭尽爱敬的诚意，尽心提供使他们愉悦的奉养，使他们不知忧患和劳苦，像生活在太平盛世中那样安乐自适，这种快乐哪里说得尽呢？古人虽然以用俸禄奉养父母为荣耀，但难道这是人人必定能够做到的吗？如果一定要得到俸禄以后才能奉养父母，那么从前的大贤君子大概也有一生没有得到官命的，难道就不能称为孝子吗？士则的父母已经年老，杨子所说的珍惜短暂时日，正是士则的志向。我因为舅氏对我的恩情不薄，常常担心士则因未能用俸禄奉养父母而感到遗憾，却惭愧自己没有办法帮助他。等听到他这番话，才相信他的贤德，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行序，也让人知道士则不是一个随意行事的人。” 《抑庵文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集》卷六　明王直撰序 赠吴知府赴任序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诏令从国子监学生中选取有学问品行的六十人，让翰林院严格考试。我惭愧地参与了这件事，选出其中最优秀的二十人上报皇帝，番禺人吴信中、字孚也在其中。皇上一向重视贤才，又首先下令选拔他们，因此众人都认为荣耀。第二天有旨意，命令对六科事务进行考试，考察合适的人而任用他们。不久，这二十个人都因勤勉谨慎而有名声，于是全都授予给事中。中孚任刑科给事中，早晚不懈地修治职责，声名更加显著，诸位公卿贵人交相称誉他。今天的天子继承大宝之位，于是命他总理刑科事务。刚满一年，福州缺知府，大臣认为没有比中孚更合适的人，便上奏请求任命他。中孚于是升任福州知府。他的贤能同僚请求我写文章赠行。唉，中孚做官已经很久了，他熟悉政务的程度不是我所能赶上的，我拿什么赠给他呢？即便如此，我虽然不熟悉具体政务，却能了解书籍；书中记载治理百姓的事情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姑且从你的字取义来申明它的意义。《易经》卦中的“中孚”，名称和你的字意义相同。治理百姓的道理，哪里有超过这个的呢？我曾就卦的整体来看，两个阴柔在内，叫作“中虚”。中虚，是诚的象征。从上下两个卦体来看，两个阳刚居于上下两体的中间，叫作“中实”。中实，是孚信的象征。内心虚明，外来的感应就容易进入；内心充实，施行事情就不会有欺骗。用这种态度面对百姓，百姓还有失去安所的情况吗？世上治理百姓却使他们失所的人，原因是什么呢？私意横在心中，又被先入为主的言论间隔，那么百姓的实情怎么能够通达呢？舞文弄法、粉饰欺诈来欺骗世人，获取虚名而没有实际，又把这种弊病施加到下层，百姓的疾苦怎么能够痊愈呢？我只是顾念你的字，从《易经》中取其意义；那么如今的贤能郡守，也没有谁超过你了。然而你不只是可以做贤能的郡守而已，再向上提升，大概没有什么职位不能胜任。如今贤能的郡守，往往入朝辅佐六卿、担任台宪副职，你要努力。我和诸位公卿对你确实寄予厚望。赠李主事序 我观察考核官员的制度，知道朝廷对待做官的人，大概有帝舜的用心。士人出仕，谁没有建立功业的志向呢？只是居上位的人要有办法驾驭他们；宽松就会失之放纵，严厉又会失之残酷，而想使他们振作起来建立功业，大概很难。因此设置考察激励的办法，任职三年便考察其功绩是否略有成就；那些勤勉修治职务而有幸得到知遇的人，就会勤奋不倦地继续谋求进步，于是百官兴盛，众事安定。到了九年，升迁显达的人多，罢黜昏暗无能的人少，难道不是考察激励的办法使他们有所成就吗？有虞的圣人和今天皇帝的德行，都是多么厚待士人啊！做官而遇到这种情形，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幸运了。南阳人李贤，字原德，凭经学考中进士，提升为吏部验封主事，早晚不懈地修治职务，从冢宰以下都爱重他。任职三年后以称职上报，皇上命他继续任职，大概是等待他的事业取得大成再提升他。郎中吴孟寅等人都替他高兴，来请求文章为他增光。我说，原德能够胜任本官，又接受天子的宠命，他的光彩已经极盛，我的话哪里足以为他增光呢？但还有一个道理：君子出仕，最重要的是遇到合适的时代；有志向、有才能，却遇不上时机，即使想稍稍表现自己，能够做到吗？如今有幸遇到清明时代，上面有帝舜那样的圣君，又用帝舜的法度对待贤臣，那么做臣子的难道不应当以有虞时代的臣子自我要求吗？皋陶、伯禹，都是有虞的臣子。他们说：“谨慎地修养自身。”又说：“我每天思考的是勤勉不懈。”我对此深有体会。谨慎修养自身，是建立事业的根本；勤勉不懈，是取得事业成效的办法。由此说来，如果自身不能修养，又不知道努力，那么众事就会毁坏，臣子的职务就会废弛；即使只是充数的同僚，想求得免罪尚且不可能，何况想成为虞廷的君子呢？又看后世做臣子的人，起初并不是不知道努力，等到仕途事业有所成就后，却很少有不骄傲放纵自己的。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逊会得到益处。”从天道来验证尚且如此，何况人事呢？原德世代都是显贵官员，如今若想不愧对先人、不辜负国家，就一定应当把前面所说的话作为准则，那么显达荣贵、光明盛大便可以肯定了。与人说话却不把对方当作大贤君子来对待，不是相互厚待的方式。所以我叙述这些道理作为赠给原德的话，不知他是否能从我的话中有所取用。

译赠翰林检讨钱原溥序 原溥名叫溥，是华亭人。正统己未年，他由乡里荐举参加礼部会试，而我正主管取舍。读到原溥所写的文章，认为奇异出众，于是上报他的姓名。原溥因此考中进士。然而他尤其专攻古文，诗法取自唐人，书法取法晋人，都有造诣。他的品德性情温和，言语行动不违背礼法，因此在京师声名最为显著。后来诏令下达到吏部，寻求文章品行卓异、可以任用的人。吏部从众人中选取原溥，将他推荐上去。考察他的品行，试验他的言论，于是任用为翰林检讨。他的乡友、兵科给事中蒋性中，为原溥得到任用而高兴，又想勉励他追求远大的成就，请我写话赠给他。唉，性中可以说是尽到了朋友的道义。古代君子交友，致力于用道德事业相互劝勉；有善行就相互学习，有过错就相互告诫，一定要达到道德充实、事业成就才停止。如今上面有圣德的君主，下面有爱好德行的臣子，所提拔任用的人，一定以德行为根本。至于职位高低，也一定以德行作为差等，那么凡是有志于为世所用的人，怎么可以不致力于修德呢？德行充实，言语就能立得住，行为就能端正。古代君子大概就是这样。然而我听说，学习是增进道德、修成事业的根本。学问不足以明白道理，那么所谓的德就不是正确的德，所谓的事业也不是正确的事业。因此孔子那样的圣人，尚且要通过学习来修养自身，何况比他低下的人呢？原溥增进道德、修成事业，难道能够停止学习吗？何况翰林院处在禁近机密之地，检讨作为史官，尤其不是其他职务所能相比的。曾文定曾说：学问足以穷尽天下的道理，才能足以周济天下的实际需要，智慧足以懂得难以懂得的意义，文章足以发明难以显现的情理，然后才可以说称职。由此说来，学习难道可以停止吗？我自从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就惭愧地兼任史职，然而其他事情也多有参与，始终惴惴不安，不敢稍有懈怠。如今已经三十七年，最终没有一丝长处可以取用，是因为学习不够努力。原溥应当把我当作戒鉴，把古人当作准则，学习更加勤奋，道德事业更加盛大，那么他的地位应当更加显赫，谁能够阻挡他呢？我用这些话赠给原溥，既有自我责备的意思，也是一种相互厚待的方式。送江西左布政使吴公序 江西左布政使、毗陵人吴公回北京报告政绩，已经上奏并考核为最优后返回任所。凡是了解吴公贤能、思念他所治理百姓的人，都高兴并想请我写话赠行。于是都察院经历、南昌人熊尚初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也是江西人，尤其替这里的百姓高兴，对于赠言怎么能够推辞呢？然而说到吴公做官三十多年，起初由主事升为知府，又任按察使，再因贤能被举荐担任方伯，他的德行、行政和政绩远近闻名，施政措施不是我这样的愚人所能比拟的，那么今天赠行，岂不是很难措辞吗？但君子不会因为说话人的身份而废弃其言，吴公是君子，愚者的话也许有可取之处。从前帝舜即位时，除明察事物、通达听闻之外，没有比养育百姓更为切要的。因此他询问十二牧说：“使百姓按时获得食物！”这难道不是说，食物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而按时是百姓得以获得食物的条件吗？如今布政使承担古代牧伯的职务，圣天子的心意正是帝舜的心意。吴公和同僚诸贤推广施行这种心意，江西百姓受到他们的恩惠，已经很久了。恩惠深厚，感戴就深；感戴深厚，如今吴公归来，人们怎么会不高兴呢？即便如此，江西的郡县处在湖山之间，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即使年成丰收，仍有十分之四五的人难于得到食物。所以，进一步施加恩惠的责任，大概对吴公寄托着很深的希望。我曾思考，我太祖皇帝养育百姓的厚意，超过帝舜而没有不及。既发放钱财、积蓄粮食来赈济施舍，又兴修水利，都是有实际措施的，因为不是这样，百姓就不能顺应农时。如今名义还在而实际已经背离，想使百姓真正得到养育，大概很难。这是郡县的过错，也是吴公应当特别用心的地方。舜命令牧伯时又说：“厚待有德、信任善良的人，而不要任用小人。”良好的法令、美好的意图，往往在君子手中实行，却在小人手中败坏。吴公考察郡县官吏，果真是君子就信任他们，是小人就远远弃置他们，这样一定能够上合皇上的心意，下慰百姓的希望，也不愧为虞廷的臣子。啊，这就是所谓养育百姓的政事，这就是所谓有恩惠而不耗费，这就是所谓顺应百姓有利的事情来使他们获利。如果真能这样，那么江西人赞美吴公，难道只会像南方百姓歌咏召公那样吗？所以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行序。赠李检讨序 李绍克述，是安成人。宣德癸丑年，我主持礼部会试，克述凭《春秋》被荐举。我读到他的文章，喜爱其明白流畅，别人没有能超过他的，于是提升为本房第一名。他因此考取高等，进入翰林院，奉旨选入，专心阅读宫中秘藏的书籍，学习古道以写作文辞，而我惭愧地承担督率之职。在这期间我又知道他的资质优美，学问日益进步，文章日益精工，实在是温和而自重的士人。后来修撰《宣庙实录》，克述也参与其中，我又冒昧列在总裁之中，看见克述早晚尽心于职务，他所编纂修订的内容都详实而有条理，我心里特别敬重他。今年诏令各司有多余员额的改变职任，皇上认为文学侍从之臣都是精选后在身边任用的，不愿让他们承担其他事务，命令他们暂时归家等待召命，克述也在其中，于是高兴地说：“我有老母，已经蒙受皇恩；如今能够亲自奉养母亲，这是多么荣耀，我还有什么幸运能超过这个呢！”随即收拾书籍，择日上路。他的乡友、翰林侍讲刘球，以及乐编修吴节，也替他高兴，请我写文章赠行。我家距离安成一百多里，向来与那里的士大夫往来。克述出仕以来，大概与我三次相遇，关系越来越亲近，差不多可以说有宿世的契合；对于他的出行，我怎么能吝惜一句话呢？君子的学习，是想使内在的修养充实而使外在事业周遍，不会因为进退而有所间断。因此进用时勤奋努力，退居时也勤奋不懈，唯独使道德事业增长，必定要使积累于内的修养充沛有余，施展于外的事业浩大而没有不足，然后才是学习取得成就。克述在馆阁任职时，赞美他的勤奋笃实，不只是我一个人。如今归家，难道可以不努力吗？侍奉母亲的闲暇，要做应当做的事情，断绝不应当做的事情；这样身体虽然暂时退居，道德事业却更加进步，这正是显达荣耀、光大门庭的根基，也可以符合众人的期望。克述难道会长久留在外面吗？

译宋长史挽诗序 宣德八年六月八日，越府右长史宋君子环因病死于任所，享年五十二岁。京师士大夫听说后，都痛惜地说：“宋君是温和的君子，本应长久享福，如今却去世了。这样说来，天道佑护善人，难道可信吗？”宋君是吉水人，凭经学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提升为吏部主事，升任郎中，直到现在的官职。他所经历的仕途很久了，却从未有违背言语、乖戾行为；凡是同他相处的人，没有不敬重并喜爱他的。我了解宋君，尤其深。宋君侍奉父母极为孝顺，与七位兄弟相处恭敬友爱。平常的言语行动，一定合乎礼法。我曾说，宋君的孝友之德，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当时的名公巨卿也都认为如此。他对姻亲宗族和朋友，一定厚道和睦、谦逊守信；他侍奉上级，恭谨勤勉；对待下属，宽厚而施恩，长久以来都没有改变，大概是他的天性如此。唉，他为人如此，天道果真违背常理吗？果真没有违背吗？他未到中寿便去世，这可以吗？不可以吗？孔子说：“仁者长寿，是应当的。”然而有些不仁的人，反而长久活着来危害世间，难道所谓造物主就没有察知吗？或者上天有时暗中放纵他们吗？这些事情都无法追问究竟。那么士大夫对于宋君，怎么能不痛惜呢？宋君比我小三岁，和我同郡，又是同科进士，同朝做官；虽然各自被职务牵累，不能经常相见，但一见面就彼此倾诉心怀、欢聚，有时过了很久甚至一整天才离开，彼此意气相投、没有隔阂。宋君年轻时姿貌秀美伟岸，眉目如画；到如今更加丰满健硕，胡须头发浓密而没有白发，而我衰弱已经多年，私下以为宋君的福气应当还没有尽，没想到如今他却先我而去。唉，哪里还能再有像宋君这样与我相交深厚的人呢？那么我对他的痛惜，难道有停止的时候吗？宋君的儿子进士怀捧着灵柩归葬，凡是痛惜宋君的人，都作挽诗，让执绋的人歌唱着送他，而我为这些挽诗作序，既用来表达我的感情，也使读到这些诗的人都知道宋君是多么值得惋惜。南溪曾氏族谱序 古代世族大家一定有宗法，用来端正根本、联结支派；这样伦理就端正，恩义就深厚，家族便可以长久而壮大。自从宗法废弃，家族没有统属，于是有亲服尽了、亲情也尽了，彼此相看如同路人的，君子对此感到忧虑。这就是谱牒所以编写的原因。谱牒编写以后，凡是同一根本的人都记录在内，说明他们的出身，谨慎记载他们分支的缘由；尊卑亲疏清楚明白。这样，虽然宗法已经废弃，伦理恩谊没有违背的情况，还可以依靠谱牒来维持。因此君子重视谱牒。我县南溪曾氏，到如今是著名家族；然而自宋、元以来多次经历丧乱，谱牒散失，不知道他们迁徙的缘由。族中老人相传，宋淳祐年间，始祖和甫凭儒业到南溪教授罗氏。罗氏资财富足，冠绝一乡，喜爱和甫才德异于常人，便把女儿嫁给他，于是和甫就居住在南溪。生有一个儿子，名叫南山，字镇重。镇重生四个儿子，名叫可翁、祥翁、仁翁、元龙。可翁、祥翁、元龙的后代都失去传承，只有仁翁生四子，名叫以德、以观、以敬、以礼。从和甫到这里，已经是四代了。他的子孙日益增多，但关于水源木本的根源仍然不能完全考究。后来知道洪武年间，以德的儿子文升和他的弟弟允升、远升，才在蕨原找到和甫先父的坟墓。墓前的石碑上有和甫题写的署名，这才知道曾氏是从蕨原迁来的，于是封土标记墓地，买田供祭祀。曾氏请他们的塾师梁子瑗先生编写族谱，但始终遗憾未能得到详细情况。文升的三个儿子某某继承宗族，允升的儿子梦浙，远升的儿子季宗以及他的兄弟逊宗、沂宗等，都专心寻找根源。查阅多年前的簿册文书，得到元龙分割产业的契约，其中记载得很清楚，于是知道他们从蕨原分支出来毫无疑问。于是同姓的伯琼知道这件事不能隐瞒，便把旧日产业全部归还，用来修建祠堂、充作祭祀供享之用。至于和甫以前的世系无法知道，既然无法知道，也就没有办法了。此后不久，文升等三位君子相继去世。梦浙兄弟商议说：“宗族不能没有族谱，而族谱将用来向后世传递真实情况。我们的祖先为此用心已经很久，如今水源木本的根源幸而已经得到真实依据，可以避免郭崇韬那样的讥讽。应当从和甫公作为始祖开始，依次记录；无法知道的，就空缺不写。”族谱编成后，宁国府同知铎拿来请求我作序。铎字广器，是文升的孙子、嗣宗的儿子。往年我居家时曾认识文升等三位君子，又和梦浙、季宗一同在县学游学；如今又认识广器。他们都凭才干得到当时任用，而梦浙已经去世。广器诸人能够修撰本族族谱，以完成祖先的志愿，难道不是所谓曾氏的贤能子孙吗？编修族谱的方法，不必过于详尽，也不可过于简略，关键只在于真实。眉山苏氏出自眉州刺史苏味道，但世系都已失传。老泉先生编谱时，只把自己所知道的记录下来，不敢增添一个字，怕后人不相信。这就是编修族谱的方法。如今曾氏族谱记录所知之事，对不知道的便空缺，不妄自引用牵强附会来欺骗自己，这也是老泉先生的意思。他们与世间那些荒诞妄言的子弟相比，相差太远了。我听说《礼记》说：“人道在于亲爱亲人；亲爱亲人，所以尊敬祖先；尊敬祖先，所以敬奉宗族长辈；敬奉宗族长辈，所以收摄团结族人，这就是所谓仁义之道。”仁义得到施行，孝悌的风气便兴盛；敦厚和睦的习俗形成，尊卑亲疏各自安守本分。后世子孙又努力实行仁义，使之不断延续，那么南溪曾氏将会越久越兴盛，即使传到百代，也会有光彩。我既然赞美这部族谱的完成，所以替它写在开头的序文。

译《静修斋诗》序 《静修斋诗》若干首，是士大夫为陈德逊所作的。德逊居住在泰和城中，与各行各业的人杂居，房屋彼此相连，像鱼鳞一样，早晚车马经过门前从未断绝。然而德逊退居斋中，淡泊自守，外界喧闹之声都听不见；有时取出圣贤之书诵读，以求明白其中的道理，用来修养自身并落实到行事上。我居家时，曾拜访德逊，与他从容交谈了一整天；听他的言论，必定依据道理；观察他的心意，知道他明白躁进妄动会辱没自身，所以不肯那样做。君子修养自身，难道一定要处在寂静之中才肯用功吗？只是天下的道理无穷无尽，只有心静才能察知，所以有些道理需要在幽深静观中默默契合。若被外物与自我相互对立、利害相互触动，心思纷乱地往来于得失成败之间而不知止息，却想修养自身、树立道义，是不可能的。诸葛武侯所说“以宁静来修养自身”，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人的一生不能没有欲望，有欲望就不能不有所行动；如果形势允许欲望实行，行动便会更加增益。德逊的弟弟德遵，以进士第一名成为翰林侍讲，名声闻于当时；县中官员、藩司和宪司大臣，以及朝廷中通达显贵的人，都知道敬重并喜爱他。从通常情理来看，他本应奔走求进，然而却安处一室，专心读书穷究义理来修养自己，凡是外界事物，都不足以使他受到牵累，这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诗经》说：“不嫉妒，也不贪求，还有什么不能美好？”既然如此，德逊成为君子，谁能阻挡他呢？德遵搜集诸公的诗作，来请求我写几句话。我大概是了解德逊的人，所以为这些诗作序，使凡是读到它的人都能知道德逊的修养绝非偶然。《送余侍讲诗》序 古代做官不离开本国，所以亲戚和祖坟相距很近。自从封建制度废除、天下归于统一以后，做官的人便离开亲戚，舍弃祖坟，到千万里之外任职。有的人长久不能回来，以至父母去世，祖坟无人照管，抱着无穷的悲痛，这种情况往往都有。虽说治理国家的人不顾个人私事，但这还没有完全符合圣贤教人的道理。孔子说：“侍奉父母孝顺，所以可以把这种忠心转移到侍奉君主上。”曾子说：“谨慎办理父母的丧事，追念远祖，民众的德性就会归于厚道。”如果不能孝敬父母，就不足以使君主得到辅佐、使风俗得到改善；治理国家的人又能依靠什么呢？圣贤的话，是万世不变的法则。然而能够依此实行的人，大概很少。如今皇帝在位，以仁德施及臣下，诏令群臣中任职者，都按照其官爵使他们的亲属尊贵显荣；又下诏说，凡是在职任上任期已久的人，都依次回乡省视亲人，即使亲人已经去世，也可以回去祭享。这大概是说：“我要借此劝勉臣下尽忠。”于是大小臣僚更加感激奋发、自我勉励。翰林侍讲余君学夔，以品行、义行和文学闻名当时。皇帝已经追赠荣耀于他的父母，赐给他敕命。余君任职已久，得以回乡到墓地下祭祀；同僚们共同作诗为他送行，并让我作序。我和余君同出仕、同退居已有三十年，彼此了解最深。您的尊府先生以学问和品行著称于士大夫之间，却无意于求取俸禄做官。如今您凭借家学大为显达，先生在世时能够享受您的俸禄，去世后又能够获得您的荣典，那么您对父母的孝、对君上的忠，难道不是两方面都尽到了吗？与古人做官却不能回乡，只能怀抱无穷悲痛相比，实在相差很远。这可以看出圣朝仁德恩泽的深厚。如今您回乡，乡里的读书子弟见到您，谁不会受到感动而奋发起来，都想着努力做到忠孝来报效自己呢？那么您在当时所起的表率和激励作用，难道是小事吗？所以我为这些诗作序，并逐一说明上述道理，使诵读诗篇的人都知道古人的遗憾，也知道当今能够做到的

译事情值得仰慕。诗共若干首。《赠左庶子周君省墓归文江诗》序。国家举行封赠亲属的典礼，制定官员回乡省亲的诏令，以此嘉奖和惠及做官的人，恩泽实在深厚。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周君崇述，以清正的文章和美好的品行得到皇帝知遇。皇帝已经追赠他的父母为五品。去年秋天，他援引成例请求回乡，到墓地下焚烧黄帛告祭。皇帝不愿他离去，让他继续任职。然而周君离乡已久，祖宗的坟墓牵系着他的心，使他不能停止请求。到这时他再次请求，皇帝才答应。周君尽心于国家，这是忠；但不忘祖先，一定请求离职回乡，这是孝。皇帝挽留他，是仁德到了极点；最终仍依从他的请求、不违背他的志愿，是义道尽到了极点。从这一件事中，忠孝仁义的道理都显现出来了。过去周朝盛世，做臣子的急于王事而顾不上父母，上位者能够体察他们的情意并慰劳他们，也可以说恩厚了。到了周朝衰微时，有人竭尽心力为国而君上不知道，父母得不到奉养而无人怜恤；从《四牡》《北山》这些诗看，政治的得失就可以知道了。既然如此，今日君臣相遇的盛况，与唐虞时代有什么不同呢？这正是士大夫为他的出行歌咏的原因。周君是永乐初年科举第二名进士，随即授官翰林编修。后来因服丧离职，等到再次入朝，历任侍讲、谕德，直到今天的官职，未回乡已有二十年。如今他回去，过去年少的已经壮年，过去壮年的已经老去；俯仰之间，内心难道不会有所感动吗？以百年计算，二十年其实没有多少。那么周君难道可以长久离开朝廷吗？祭祀等事情办完，就应当重新回来，竭尽做臣子的忠心，来报答皇帝的仁德。忠心得到充分施展，这才是更大的孝。我和周君出生在同一郡，他出仕时同年中第，做官后又是同僚，心中所存的志向，大概没有不同。因此我为赠行诗作序，说出这些同心之言，希望或许有所取益。《赠少傅建安杨公扈从巡边诗》序。国家凭借神武平定天下，又用至仁来安抚天下。因此，凡是天地覆盖承载、日月照临之下，有土地有人民的地方，都奔走前来奉献贡物，在宫阙之下叩首。今天的皇帝大力继承历代圣君，德威所到，无论远近，各国更加奉行臣节，因此内地安定、外部归顺，天下同受教化。这大概是太平盛世最盛的时期。宣德九年八月，皇帝临朝告谕群臣，大意是说：“武德有七项，保卫国家、安定百姓是其中两项。何况天下已经安定，不能因为轻视武备而使边塞防务松弛；内外边界，即使长期驻扎重兵守卫，难道不会因安定而懈怠吗？如今农事已经完成，朝廷事务也较少，我将亲自率领六军巡行边境，整顿武备，希望长久保全国家而没有忧患。”群臣都叩首称善。于是占卜选定九月甲申启程。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公实际随行。杨公秉持德行、履行正道，兼有文武才干。从前侍奉太宗皇帝，在宫禁机密之地从容办事；凡礼乐、名物、政令和施政措施，都参与其中。至于南征北伐，指挥号令虽然都出自皇帝，但文告发布大多出自杨公之手。北伐之战，杨公没有一次不随行，因此对边疆事务十分熟悉，即使老资格的校尉和宿将也无法超过他。他理应得到皇帝的特别记取，受到更加深厚的眷顾和礼遇。我曾考察古代，周朝自文王、武王划定治理天下的疆界，继而由成王排除外患、安定内部，可以说盛大了。后世忘记防备，于是便有外敌侵侮。宣王中兴时，负责边疆事务的有文臣尹吉甫等人。可见有这样的君主，才有这样的臣子。本朝统一天下的事业，由历代圣君相继承继，光明之治不断延续；如今仍不废武备来保全天下万国，又得到杨公这样的臣子在左右辅佐，这就是所谓君明臣良的际遇。君臣唱和相成，与有虞氏时代相等

译，难道只是可以和周成王时相比而已吗？杨公将要出行，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王英、时彦等人，都为杨公有此出行而高兴。他们拆分唐代张说“诗礼乐逢明主，韬钤用老臣”两句作为韵脚，各自作五言诗二章赠行，我便为此作序。

译《陈氏世德录》序 行在通政使司左通政、江宁人陈君恭，字孟起，和我交往已经很久。他曾对我说：“陈氏世代是曹地人。宋代有陈义甫，官至龙图阁待制。宣和年间，金人攻入汴京，他辅佐李纲守城有功；后来随高宗南渡到建康，便在那里安家，所以现在成为江宁人。他的后代都凭借文武才干建立功勋、取得禄位，历经三代，有一人叫陈执中，具有文武才能，逐渐升官至都统制，爵位为开国男。他生了儿子陈文德，任溧阳州通判，对百姓有惠爱。文德的儿子陈辛之，在元朝做官，任淮南盐课提举，政绩修明、声名树立，生有五个儿子；第四个就是我的曾祖中宪公陈中行。他通晓经学、博览古籍，是当时著名的儒者，曾任江东明道书院山长。太祖皇帝最初渡江时，访求而得到他，以特殊礼遇对待他，让他参与军机谋略；他论述治国之道，对朝廷的补益很多。天下平定后，朝廷多次授予他显要官职，他都不肯接受。皇帝知道他的诚实，不强迫他；但亲近厚待、宠赐他的程度，即使元勋贵戚也没有超过他。大概没有一天不在皇帝左右，他所说的都是正道，从未为私事进言。天下人有许多暗中受到他的恩惠，他始终尊荣，没有人能与他相比。这就是我的高曾祖陈中行。只是我家先世都曾身居显要，以此光耀并福裕后代；而先公承受皇帝深厚的眷顾，太宗皇帝也曾把这些事告诉侍臣，直到今天还有能够讲述的人，可以考察证明并非虚妄。”陈恭担心时间久了这些事会湮没，于是把从龙图阁待制陈义甫以下凡有著述的文字，用来彰明先德、流传光辉，以及朝廷颁发的制命、用来宠荣终身并褒奖往事的文书，全部记录下来，编成一书给子孙看，名叫《陈氏世德录》。请我为它作序。我过去常说，通政君做官三十年，才华和品行都很突出，为当世所尊重；他在福禄、荣耀和声名方面，前途还没有穷尽。即使说他能够自我修养，也一定有祖先在冥冥中启迪保佑他。如今竟有机会听到这些，真是多么盛大啊！《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谓积累，是历代的德行不断加厚。积累深厚，福庆恩泽才会有余，这不正是在说陈氏吗？江河的水流固然有源头，还要不断增益，然后才能奔腾放大，时间越久越无穷。因此，世代显贵的大家族之所以兴盛，是祖宗积德为它开创，子孙努力修德来继承。陈氏子孙考察这些事，知道先世的德行，都想着善于继承而不忘，那么他们用来增美这部书的行为，将使其百世之后仍有光彩。这就是序。《送少保杨公省墓归南郡序》正统六年二月，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南郡杨公因为离开祖坟太久，向皇帝请求，得以回乡省墓。当时做官的人都认为这是杨公的荣耀。我听说后感叹道：“所谓省墓，是君子追念先远的道理。古人都看重离开祖坟，认为亲人的遗体埋藏在那里，不能没有人主持祭祀，所以重视此事。等到列国制度废止、天下归于统一，有志于侍奉君主并在天下推行道义的人，难道能终老于坟墓旁吗？如果有能够主持祭祀的人，便离开祖坟，即使圣人也不认为奇怪。然而既然离开了祖坟，他的心本来从未忘记，却被职务牵累，长久不能回去省视一次，那么内心也未尝不感到遗憾。国家制定省墓的法令，大概是前代从未有过的，真正可以说有如上天一般的仁德。如今能够回乡省墓，怎么能不说是荣耀呢？”然而我从杨公这次归乡，看出皇帝对杨公的仁厚，也看出杨公的德行远远胜过一般人。杨公侍奉四位皇帝超过四十年，一直凭借文学和谋略任职，处在近臣之列。如今皇帝在位，任用老成之臣，杨公与少师、庐陵杨公受到的眷顾尤其深厚，军国大事多向他们咨询。他每天在经筵侍奉，勤勉地启发辅导皇帝，非尧舜之道不陈说，实在不能一日离开皇帝身边；可是杨公竟然切切然以这次出行为天下臣子的职责。有些人的仕途还不如杨公，却反而比他更晚离职，这难道不是因为杨公的德行远胜于别人吗？圣明的天子在倚重任用杨公之时，竟暂时放他离开机密近侍之地，使他能够充分履行追远的道义，由此可知皇帝仁德深厚。啊！皇帝制定前代没有的法令，唯独对杨公特别厚待。杨公能够得到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我跟随杨公也很久了，见他教导别人，所说的都是忠孝仁义之言，而他的行为也与所说的没有不同；这实在是国家的光辉，难道只是回乡给乡里带来荣耀吗？礼部郎中潘勤等人，也曾接受杨公的教诲，对杨公此次出行都怀有依恋爱慕之意，希望用文章表达出来，于是请我作序，使读者知道杨公的德行，并受到激发。

译《女教续编》序 女子德行的高下，关系到家庭的兴衰；对女子的教育不可不预先进行。晦庵先生的《小学》一书，采录古代圣贤的嘉言善行，作为立教的根本，其中教导女子的内容也很完备。元朝时，相台许献臣又搜集经史，选取可以作为规范的内容，编成《女教》，关于做女儿、媳妇、妻子、母亲的道理，全都具备。吴文正公认为它可以与《小学》并传，他的用心也很深。然而我听说《易经》说：“君子多多记识前人的言论和往行，以积蓄自己的德行。”既然称作君子，就一定需要老师朋友的帮助和求学问道的益处；尤其重视广泛见识，更可知孤陋寡闻不足以成德。何况闺门深处，内间的话不传出去，外间的话也传不进来，却想扩大见闻、增长智慧，使德行树立、行为修养完善，不借助书籍是不可能的。我公务之余，稍稍浏览书籍，记录前两部书没有收录的内容，得到若干条，汇集编成一篇。有位客人讥讽我说：“女子以柔顺为德，以刚暴为戒。那些把丈夫当作庸奴、违逆公婆、在乡里争斗逞狠的人，就是违背人理、招致天诛、不可与之共同生活的人。如今您取《坤》卦《文言》中关于刚正方直的内容来训诫女子，岂不是过分了吗？”我说：“《坤》与《乾》相对，是万物的母体。女子的德行不取法于《坤》，还应当取法于什么呢？柔顺是其本体的正道，刚方是其作用的表现；安守常道、处置变故的方法，就在这里。刚强，才能使操守坚定而不可屈挠；方正，才能使志向确定而不可改变；这样以后，柔顺的本体才算完整。强横暴戾不从心中产生，乖违忤逆不施加于外物，知羞知惧、含忍自持，从不露出严厉脸色、说出急切言语，这可以称为柔顺。然而如果过于软弱颓靡，任人控制，在依附讨好、苟且敷衍之间，往往有人因此丧失自身、败坏家庭，那么刚方的德行，难道不是女子所应当努力的吗？她们所表现的刚，是恶刚；我用来训诫她们的刚，是善刚。趋向善、背离恶，聪明人本来就能作出选择。况且人承受天地之气而生，刚柔、健顺各种性质本来都具备。拿这些来训诫女子，也只是顺着她们固有的资质加以引导罢了。我说的有什么过分呢？”客人无法反驳，于是我写下这些话放在书的开头。《赠吏部左侍郎魏公赴南京序》君子做官，既然年老了，就应该退休归去。上位者舍不得他离开而挽留，并且为他调迁官职，使他不至于过分劳苦而能安居职位，这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如果不是平日品行修养良好、才能一向显著，能够取得上下信任，是做不到的。如今在吏部左侍郎魏公仲房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点。魏公从担任教官起，已经凭清正谨慎获得声誉，后来进入太常寺任博士，升任考功司副郎，提升为太常少卿；他的文学和政事才能越来越受到天下重视，因此升任吏部左侍郎，后来调任礼部，这些职务都很适合他。今年他年满七十，上奏请求退休，皇帝察知他仍有可用之处，不准许。不久南京吏部以缺少官员为由上奏，皇帝想到没有合适的人可任，于是又命魏公任南京吏部左侍郎。南京是根本重地，但事务比北京简省，特意任命魏公，是为了表示优礼。唉！魏公得到皇帝的知遇，实在深厚。我曾考察，周朝盛世，君王对待群臣，有人劳于王事而无暇顾及亲人，君王便体察他的情意，作歌慰劳他，因此能够得到人才的欢心，治道也兴隆。到了后世，有人竭尽心力侍奉国家而君上不加察知，这就是《小雅》所讽刺的。君臣上下不能沟通，形成否塞的局面，本来就是如此。如今魏公既已年老又很疲惫，请求退休离去，皇帝爱惜他的贤能而挽留他，又让他离开繁杂事务、从事简省事务，使身体得到安逸而仍享有俸禄和官位；这样厚待老臣，大概可以说有如上天一般的仁德，周朝盛世的君王也不过如此。天下做官的人将因此更加受到勉励，恭敬尽力到老而不顾自身衰老；治道的兴隆，难道还可以拿成周相比吗？又听说，古代之所以谋求任用老成之臣，是因为他们经历多、见闻广，道德和功业足以使朝廷受到尊重，并成为后进的表率。如今皇帝的用意，难道与古代不同吗？魏公对自己的要求，以及朋友们对魏公的期望，也都是把古代君子作为最高标准。魏公将要出行，大宗伯胡公等人嘱托我写文章赠行，所以说了这些话。《戚畹恩荣录》序 《戚畹恩荣录》是府军前卫指挥使孙继宗兄弟编纂的。孙氏世代居住在邹平，积累善行而累积福庆，到今天靖昌伯孙公和他的夫人时更加兴盛。孙公夫人生下皇太后，皇太后配偶先皇帝，生育圣明的皇帝，使大统得以继承。皇帝的德化遍及内外，因此孙公和夫人都受到封爵。孙继宗兄弟也都任三品官，在朝廷行列中显达，荣耀光大没有人能与之相比。当初，孙公从鸿胪寺属官升任中军都督佥事。先皇帝替他改为现在的名字；到疏封并追封三代时，又都赐给玺书。皇帝处理万机之余，曾作七言长句二篇，亲自挥笔赐给他们。御笔文章和奎星般的书法，华美光彩灿然，这是各家戚属都未曾有过的。继宗兄弟仰念皇上深厚的仁德恩泽，宠荣他们达到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孙氏百世的荣耀。于是向孙公请求，抄录副本，刊刻流传。他们还曾把侍奉父母的厅堂题名为“具庆”，又编修孙氏族谱，彰明根本、联结支派。士大夫都作诗作文来赞美此事。继宗又把各种作品收集起来，增补编成一书，以彰显皇上的恩德，使荣耀无穷流传，名叫《戚畹恩荣录》，并请我作序。我曾考察，自古国家兴盛，没有不借助后妃内主力量的。国家功业和教化兴盛，既然已经遍及天下，那么特殊的恩典和不同寻常的待遇必然会充满其家族。三代距离太远了，自汉代以来，外戚中的贤者如阴识、樊宏等人，都谦虚谨慎，守礼遵法，深怀忠敬之心，远离骄奢放纵的习气，循循然具有士君子的风范。前代史书记录了他们，可惜他们的家谱没有流传下来；至于皇帝当时施加的宏大显赫、震动光耀的恩典，也无法完整看见。如今孙公身在外戚之中，年纪已高而敦厚的德行不倦怠，地位高而心态更加谦下，宠遇达到极点而神色更加温和。继宗兄弟也接受孙公教诲，都喜好善行、服从义理，大概想要和阴识、樊宏等人相比美。皇帝在这个时代施加的宏大显赫、震动光耀的恩典，也都完整记录在书中。后人读到它，便可以考见孙氏的荣耀盛大。然而我听孟子说：“仁就会荣耀；所谓仁，就是合乎义理而没有私心。”不被自己的私欲役使，行为合乎义理，这就是获得荣耀的道路。孙氏今天的荣耀，可以知道其先人厚行仁德。继承他们的人更加努力于仁德，并使之更加深厚，那么荣耀兴盛哪里会有尽头呢？所以我借序此书来说明这个道理。

译《美靖远伯王公功成诗》序 我曾考察古代任命将领的情况，他们都兼具文武才能，并不只是三代盛世才这样。周宣王中兴时，遇到玁狁之患，任用尹吉甫，是因为他文武兼备，成为众人效法的对象。到了春秋时期，晋侯任命将领，仍把诗书礼乐放在首位；等到谈论作战，也以仁义礼信为根本，那么他们所崇尚的就可知道了。此后文武分途，砍杀攻伐、击刺冲锋只由武将承担，文学之臣不参与其中。难道有文才的人都不学习武事吗？还是文才不适合实际运用呢？唐朝讨伐蔡州久无功效，于是任命裴丞相裴度为都统，以赏罚使服从命令和不服从命令的人，终于消灭蔡州。当时蔡州四周都是精锐士兵和老练将领，但功业一定要等裴度到来才完成，那么文学之臣难道都不如武将吗？用仁德安抚军队，用义理指挥军队；胜利虽在力量，但制胜在于人心，这样就可以天下无敌。儒者的道理就是如此，难道真的不适合实用吗？为什么后来如此寥寥无几、隔绝难见呢？如今竟能见到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君子乐于称道的吗？靖远伯王公尚德，兼具文武才能，有非凡才干。从前任兵部尚书时，曾奉命总督西部边疆军务，指挥军队出塞一千多里，袭击并杀灭残余盗寇几乎殆尽，声威震动西北边境。从此多年没有盗寇祸患，文武官员没有不安然服从的，欣喜地赞颂王公的功劳，久久不止。到了麓川叛乱，军队劳苦许久而功业未成，皇帝已经命定西侯蒋公统领军队，又命王公总督军务。将士听说王公到来，勇气增加百倍，都乐于作战。王公督率众军深入，攻破所有贼寇营寨，包围其巢穴，又用火攻，兵势十分锐利；贼人逃脱奔走的没有多少，于是平定当地而归。人们都说王公无愧于古人，凡是能作文的人都作诗赞美他，诗篇的言辞大概十分盛美。我和王公同属文士，却迂腐懦弱、不能振作；我为王公功业成功、古代的道理重新显现而高兴，所以乐意向天下宣扬此事。不过，这些诗难道只是彰显王公的美德吗？从前申伯、仲山甫出行，尹吉甫作诗为他们送行，《崧高》《烝民》就是这些诗；但诗序说它们是赞美周宣王，因为宣王任用贤能以导致中兴，宣王的美德也显现出来了。如今圣明的皇帝在上，知道王公贤能，坚定地任用他，因此取得成功；所以这些诗虽为王公而作，却也可以说是赞美朝廷。我因此作序，使百世之后想知道今日盛况的人，必能在这里找到征验。《赠李先生十题卷》序 正统十二年，国子祭酒李先生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皇帝爱惜他离去，多次不准。最后他请求得更加恳切，皇帝才答应。公卿以下直到身穿缝掖衣的士人，都叹息说：“先生的文章、品行和学问，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的师法。如今退休离去，使我们茫然无所依靠。对先生来说这是荣耀，对各位士子来说却是可惜。”里巷和军伍之中则说：“他能深刻了解我们，又有志于体恤我们。”如今他却要离去了。太学诸生接受先生的教诲，敬仰他的德行，五六年来像敬爱父母一样。先生初次生病时，大家都奔走为他寻找医药；病情稍有好转，便个个变色相庆。到了如今无法挽留，仍共同向皇帝说：“国子祭酒李某感念皇上嘉惠学者的心意，使各类人才得到很多成就。这样的事从前未曾有过，如今先生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我们还希望皇帝暂且挽留他。”请求不能获准后，大家便把他的事迹取为十个题目，命良工绘图，又请求各位名贤各写一句话作为赠言。皇帝对他的眷爱也没有衰减，下诏兵部准备船只。辞别皇帝那天，赐钞一千贯，命光禄寺准备酒食为他饯行。临行时，许多达官显贵先到崇文门外为他送别。太学师生用彩币制作旗帜和帷帐，各自作文歌颂先生的德行。教坊的乐工敲打大鼓，夹杂着钟磬、琴瑟箫笛等乐声，喧闹地在前面引导。送行的人共有二千多人，远近前来观看的人堵塞道路，一时使行旅无法往来，商人也因此停业；众人无不啧啧称赞，认为这是荣耀，甚至有人感动得流下眼泪。汉代的疏广、唐代的杨巨源，也不能超过今天。七八十年之间，也没有见过可以与之相比的。先生得到上下如此深厚的爱戴，他声誉的大小便可以知道了。然而这难道只是先生个人的荣耀吗？将来优秀的史官记录此事，千百年后有人读到，也足以看见今日尊重贤能的美德，这正是国家的光辉。啊，盛大啊！我和先生同年做官，承受四位皇帝的恩德实在太深。我惭愧地窃居不称职的位置，正想依靠先生的辅佐来弥补过失、避免尸位素餐的讥讽，先生却突然舍弃我们离去，我还依靠什么立身呢？想不悲伤，能够做到吗？《诗经》说：“不要把你的声音看得如金玉一般珍贵，而对我存有远心。”我终究还是对先生有所期待。诸生把十个题目交给我，请我作文，所以作序并说明这些事情。

译《送梁宪副序》刑部员外郎梁楘，字叔车，已经受命担任按察副使，前往广西。我家与他同乡，世代又有姻亲关系，而且同样从事儒业，志趣相投；他离去时，我难道能不说几句话吗？朝廷设置各级有司，是为了百姓；顺着百姓的事务为他们谋求利益，使赋税征收公平、徭役均衡、衣食充足、生活得到发展，这就是有司的职责。世上任有司而能够做到这些的有人，但不能做到的，大概更多。按察司考察那些有能力的官员并加以劝勉，对不能胜任的加以黜免惩罚，百姓或许就能受到恩惠了。既然如此，百姓的安乐和忧患都系于按察司，其职任的重要，难道是其他官司所能相比的吗？广西古代是蛮夷之地，州县百姓不与猺、獞杂居的地方没有多少。他们凶暴的性情，习惯于抢掠残杀，往往出来祸害百姓。百姓已经为此受苦，朝廷又命列侯率领重兵来控制他们的出入，有肆意作恶的便讨伐消灭，这也是为了百姓。然而军费财力必然取自百姓，又有正常赋税供奉朝廷，由此可知广西百姓要使生活得到安定是多么困难。按察司关系到百姓生活的安乐和忧患；要使百姓没有忧患，就在于察看有司能否胜任并加以惩罚或劝勉，而按察司施政的宽严缓急也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叔车这次离去，我怎么能没有期望呢？叔车学问深厚、见识明达，仁厚谨慎，是一位君子。他一向有志于为百姓办事，承担这个重任并不困难。然而君子施行道德而希望别人服从，必定要以自身为根本；不能修养自己却能治理别人，从来没有这种事。从前广西初设按察司时，皇帝命殿中侍御史寻公恰好担任首任，又让我的先叔祖子启公和吉水胡公子祺由监察御史升为佥事，前往任职。三位公都光明正大，宽严得体，广西百姓安于他们的治理。寻公常说：“担任风宪官的人，应当先把自身置于礼法之中，然后才能用礼法治理别人。”这是天下的名言。叔车修养自身、谨慎行事，一向如此；我还说这些话，是因为君子自我治理，不能因为时间久了就懈怠。我对叔车的期望，难道只是这些吗？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行序。《赠侍郎钱公致仕诗》序 士君子处在太平时代，遇到圣明的君主，凭借深奥广博的学问和英伟的才能，身处翰墨文林，掌管礼乐事务，建立盛大功绩，收获美好声名。等到年老疲倦，便辞去职务离开，安守知足的本分，合乎进退的宜当。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超越常俗、不被外物改变夺取志向，便做不到。如今我在钱公身上看到了这一点。钱公在永乐年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以文章为职务。凡是朝廷重大的著述，重大典礼，经筵讲论，史馆编纂，钱公都参与其中。他用文章发扬道德的清光，宣扬功业的盛美，阐明人文，文饰治国制度，所作贡献很多。他连续侍奉四位皇帝三十多年，所受宠遇始终如一。天下人接受他的教化、仰望他的余光，都自认为无法赶上他。如今皇帝在位，眷顾任用旧臣，钱公从翰林学士越级升为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是毗陵胡公，钱公和临川王公实际在左右辅佐他。三人都是天下选出的贤才，正逢考究古代、尊崇文治的时代，制度典章焕然完备。三位君子的辅佐功绩，真是盛大啊！不久钱公因年老请求退休，皇帝爱惜他离去，没有答应。后来钱公病发，近半年不能入朝，于是再次上奏。皇帝察知实情，才答应了。啊！皇帝眷爱钱公，希望他长久留下来辅佐自己；钱公明白离职和留任的道义，不愿苟且冒进而使朝廷蒙羞，可以说两方面都尽到了自己的道义。胡公、王公都惘然不忍与他分别，于是共同作诗表达心意，又让属官们都作诗，并请我作序。我和钱公长期同在翰林，以道义相互规劝，以文学相互切磋，不只是像兄弟一样。后来虽然相继离开翰林，仍像从前一样相亲相爱；如今这次分别，我心中的惆怅，难道比胡公、王公少吗？想到我的仕途，从前和钱公相同，如今却大不一样。超越常俗、不被外物改变夺取志向的人，是钱公。惭愧我窃居不称职的位置却不能离去，这正是我在钱公面前羞惭、受到当世讥笑的原因。所以借序这些诗来责备自己。《送南京礼部尚书王公赴任序》正统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皇帝任命礼部左侍郎、临川王公为南京礼部尚书。在朝公卿大夫和各位士绅，没有不欢欣鼓舞，认为这是适宜的。因为王公的德行文章在当时负有声望，人们等待他晋升已经很久，所以欢喜到这种程度；而我的欢喜又更加深。然而也有让我不能释怀之处，我又怎能对他的离去不说几句话呢？永乐初年，我和王公同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又一同选入内阁办事。既然一同入选，授官也相同；来到北京后，又共同掌管制命，共同修撰四位皇帝的实录。凡朝廷有重大著述以及施行恩泽的事情，都和王公一同参与。大概从翰林、春坊逐级升到礼部左侍郎，我们的饮食起居没有一件不同。美好时日和闲暇之时，一同登山临水，尽览景物之胜，尽享饮酒吟咏之乐；考察言论、探究内心，也确实没有不同于王公的地方。四五年来，我在吏部任职，出入虽然不能完全相同，但经筵进讲、应当议论的政事，也没有不同。过去我曾私下说，天赋给我们两人的资质如此相同，即使同胞兄弟也不过如此。到如今已经四十五年了，后来虽然我的窃位苟禄与王公稍有不同，却也使我内心惭愧。如今我为王公晋升而高兴，希望我们能够始终相同、长久相处；可是他却要分别离去，我怎么能释然呢？王公比我大三岁，我曾按兄长的礼节敬奉他。他给我的教益，难道只有文章技艺方面吗？他纠正我的过错，补足我的不足，使我归于正道之中，我才幸而稍有成就。如今我年老而更加愚钝，既有尸位素餐的讥讽，又有白吃俸禄的嫌疑，王公却要舍弃我离去；从今以后我的行为如果违背道义，谁能引导我回到正道之中？说话如果有失于道义，谁能启发我、解除我的蒙蔽？我即使想释然，又怎么能够释然呢？又听说，君子以道义相互辅佐，不会因为相隔遥远而有所间断。希望王公时时送来教诲，使我能够牢记并实行，这样或许可以少犯过错。《诗经》说：“不要把你的声音看得如金玉般珍贵，而对我存有远心。”这正是我对王公的期望。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行序。

译《建安杨公文集》序 本朝既已平定，天下万国和协，地平天成，阴阳四时运行有序。纯厚清淑的气质聚集于人，于是英伟豪杰之士相继出现。他们既以所学辅佐经纶国政，建立功业，使国家达到雍熙之治；又将才华发为文章，阐发宏大的治国方略，文饰治国的制度，以歌颂太平盛世。从洪武到永乐，大概正是文明极盛的时代。像建安杨公这样的人，难道还能多有吗？我当年还在乡校时，听说杨公考取乡荐第一名，声誉显赫，想要结识他，却未能如愿。太宗皇帝即位的第二年，我也考中进士，选入翰林，得以尽读内府秘书，学习古人为文作词。那时杨公已经在内阁掌管诏令文辞，与他共同参与议论政事、办理事务的六七个人，都是天下所仰望的人才。又过了两年，我再次被选拔，得以跟随在诸公之后。诸公不认为我愚钝，都屈尊教导我。我听他的言论，观察他的操守，确实是一代伟人。杨公又通晓政务，善于应变，最受皇上亲信任用。凡是制驭远方、整顿军队、安抚顺服者、讨伐叛逆者，以及担心边将有不能办理的事情，皇上一定命杨公前往谋划。杨公决断机宜、部署防务，都恰当地处理。皇上亲自率领六军，清扫沙漠时，也一定命杨公随行；他辅佐筹划、防备谋略，所起的助益很多。杨公在朝廷，早晚侍奉皇上左右，谋划议论政事，以使百姓安定获利，而百姓大都暗中受到他的恩惠。他间或写作文章，歌颂圣德，把文章用于诏书、诰命和典册，来申明命令、任用官员。各官署和民间住宅凡是要施行政教、调适人情，想要有所记载的，以及孝子慈孙想铭刻彰显祖先美德、使之流传不朽的，大多请求杨公撰写。杨公都能满足他们的请求。他学识广博，道理明达，才力充足，气势充沛，因此他的文章浩瀚宏肆，变化开合，而自然符合法度的准则。大概他的文章盛大流传于天下，得到的人无不如得到南金、拱璧一般，珍藏起来；如今却已经不能再得到这样的文章了。我在翰林三十七年，承蒙与杨公相处的人很多，只有与杨公交好最为深厚。大概自永乐以来，我亲眼看见皇上怎样教养、提拔人才，也知道皇上有意要任用杨公。所以皇上既把他安置在重要职位上，又使他熟悉其中的缘由。至于四朝实录以及大典礼、大著述，我都参与其中。等到我离开翰林，只有杨公深深惋惜我，却反而被忌恨他的人所嫉害。士人的升降进退、出仕退处，都有命运在其中，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胜过的，又能怎么办呢？杨公去世时，我已经为他写了传记，记载他重要的事迹，以备日后太史采择。到如今，他的儿子子恭分类编次遗文若干篇，准备刊刻传播，又嘱托我为文集作序。唉！杨公的文章，难道还要等待序文才流传吗？只是感念杨公知遇之恩，不能不说几句话，所以把这篇序写在文集开头。杨公名赐，字勉仁，历任至少师、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死后追赠太师，谥号文敏。《赠萧宪副之云南序》萧宪副仰善，名晅，世代都是泰和的儒学之家。我出生得晚，没有赶上亲见前代文物昌盛的时代，却有幸还来得及见到一些。仰善的祖父尚仁先生，道德明达，德行树立，学问博通，一时的贤俊都以他为师尊，他的声名隐然震动朝廷。他的父亲长史君，也凭借通晓经学来教导后辈。仰善得到家学传承，于是考中进士，任吏部官，后来升任刑部郎中。他品德淳厚，政务才能优良，不只是同僚朋友推许他，凡是认识仰善的人，都认为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边方大臣有缺额时，诏令三品以上官员举荐贤才任用。刑部尚书金公对众人说：“如今的贤才，像我萧郎中这样的人，实在很少。我本来舍不得让他离开，却不敢埋没他。”众人都说“是”，于是把这件事上奏。皇上任命他为按察副使。我听说这件事，苏子说过：“上天辅助人君，必定把贤才遗留给他，这固然是常理。然而如果没有诗书的恩泽，长期浸润灌溉、涵养陶冶，也不能使人成为贤才，难道是偶然的吗？”如今仰善要到云南去，云南是古代蛮夷之地。虽然接受圣人教化已经很久了，但偏远州县中，难道还没有沿袭夷俗的人吗？如果因为他们是蛮夷便宽纵他们，就会废弃法令；如果一概按照中原的治理方式治理他们，又会损伤教化。仰善对于这种情形，一定有办法处理。不过我的感情，又怎么能停止不说呢？从前仲山甫出行时，尹吉甫作诗为他送行，称赞他的美德，说：“温柔美善，成为法则。” 谈到他行为的美好，就说：“柔和却不吞食弱者，刚强却不吐弃弱者；不欺侮鳏寡，不畏惧强暴。” 我用这些话赠给仰善，不也是可以的吗？况且他的资质本来就与仲山甫相近。说他温柔美善，那么刚暴残害百姓的行为就不会有；柔和而不过分失去法则，那么委靡不振、放纵作恶的行为也不会有。这样，又不妨碍他钻研优良的学问、用力进修，使善行显露于外，恭敬存主于内，实行严肃谨慎的政令而成就光明盛大的功业，那么他与仲山甫还有多远呢？世上的君子，过于使用刚强手段的很多；我却从这件事上有所见识，难道不是知道自己应当致力的方向了吗？仰善只须慎重选择、践行罢了。

译《梁先生文集序》梁先生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他的儿子候官令叔防、刑部员外郎叔车编次遗文为十六卷，嘱托我作序。我和先生同乡，而且有姻亲关系，年轻时曾跟随先生游学，承蒙他的教诲很多，我怎么敢推辞？先生在泰和是儒学世家，世代凭文学显名，到先生时尤其卓异不群。他曾跟随我的先叔祖佥宪公子启学习《诗经》，他的伯舅陈公仲述也因古文享有盛名，先生都得到他们的教导。凡是经史百家之书，没有不研究的；对于《左氏传》、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尤其留心。性命道德的深奥、文章著述的精妙，大多是他自己领悟所得；又以奇异的气质充实它们，以超逸的才华发抒出来，充沛奔放，无人能够阻挡，于是在士大夫之间以文章闻名。他的同辈朋友虽然很多，唯独与少师杨公士奇最为相交友好，彼此有切磋砥砺的益处。永乐初年修撰高祖实录，先生从县令任上被征召参加编修，依据事实直书，精确简明而详备雅正。书成后授予翰林官职；到修撰《永乐大典》时，又命先生担任总裁，贯通古今，大小事物都记录下来。当时太宗皇帝在位，德化广行，天下清明安宁，百姓万物都得到发展，华夏和蛮夷没有不服从的，祥和之气充满四方，吉祥征兆接连到来。文学侍从之臣，都把这些写入歌颂文章。朝廷有所撰述制作时，先生和二三位阁老确实冠绝一时；四方来求文章的人，必定来求先生。先生的文章温厚和平，其中又蕴含豪壮跌宕的气势，像江河流水，浩瀚绵延；一遇风势，波澜便蓬勃兴起，鱼龙百怪忽隐忽现，令人喜悦又惊异，真是当代杰作。仁宗皇帝在东宫监国时，素来了解先生并亲自信任他，曾赐诗宠幸他。先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平易正直，言行必定遵循正道。他在皇帝近侍之职时，早晚恭敬谨慎，竭尽忠诚而毫无隐瞒。凡是向仁宗所说的话，都以仁义为根本，其他方面不在他言说范围之内。我私下曾评论，天生贤才，使他们以文章和德行闻名天下，像先生这样的人，实在关系到世道，并非偶然。当国家兴盛运转的初期，清明纯厚的气象刚刚恢复，先生承受这种气运而出生，又加上世代恩泽隆厚、师友品德美好的熏陶，笃定志向，努力学习，于是成为著名儒者，铺陈开创基业的宏大美好，赞颂继承光明事业的伟大功烈，刻在金石上，流传后世。而他的余力，又足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唉，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先生名潜，字用之，号泊庵。起初考取乡贡进士，任苍溪县训导；因为谈论天下大计，被提拔为县令，历任四处，阳江、阳春都有善于治理的声誉，于是进入翰林任修撰，升任侍读兼春坊赞善，最终在任上去世。孟子说：“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却不了解他们这个人，可以吗？因此要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所以我特意详细记述这些，作为文集序，使读者有所考察。《送周尚书致仕南归序》我的朋友工部尚书周公恂如，巡抚南京京畿以内以及浙水各郡已经很久了。他尽心竭力，思考如何使国家和百姓获利，竟顾不上年老和身体有病。然而他仍然忧劳勤勉，一点也不懈怠。天子听说后怜悯他，让他辞去职务离任。周公已经荣耀地回归故乡，平日与他交情深厚的士大夫都为此高兴，要求我写话为他送行。我曾考察周公的心志、追踪他的作为，由此知道他的工作十分艰难。巡抚的职责，以安定百姓为根本，同时也以征收赋税为要务；这是国家的大计，周公所承担的，也是皇上简拔任用他的原因。天下各道中，人口众多、赋税沉重的地方，苏州居首，松江次之，其他郡又次之，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普通百姓都竭尽力量缴纳赋税，却不能全部送达官府，大概是有人成为其中的蛀虫。自古以来，积欠的赋税累积到数百万，只等待皇恩降临来免除。这样的习俗延续已久，人们都认为理所当然；到了周公任职时，他便设法革除弊端。粮税收入，必定核查正额和耗损，全部征收，即使豪强也一概不宽贷。于是全面制定适宜的制度，收支有法，运输按时，差不多二十年没有欠下一合粮食的情况。把积存的余粮，命主守官员谨慎看管。凡是救济百姓疾苦、供应军需、修缮官署、学校、桥梁等事务，凡应当从百姓那里取用的，都不再征取，只从这些积存的余粮中支取。百姓只知道缴纳赋税，其他一概不受侵扰，于是都欣然能够安居乐业。议论者说，苏州、松江诸郡的百姓能够不失业、也不拖欠租税，只在周公巡抚时才见到；那么周公的功劳难道还小吗？天下的事情，必定要使用天下的人才，有才干足以担当事务了；但如果只计较利害，过分爱惜自身而不肯充分任用他，最终使功业不能建立，上下有时都失望，那么治理天下又取用这种人才做什么呢？周公不替自身谋划，专心为国，他所建立的功业，鲜明地在人们耳目之中。君子评论当世巡抚的贤能，没有超过周公的；但也感叹后来者很难继承。可是我对于与周公告别，却有难以割舍之处：永乐初年，我们一同考中进士进入翰林，如今已经四十八年，当时同列中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尤其年老多病，请求退职已经多次，却始终没有获准，而周公却能够先行离去，我怎么能在心中释然呢？即使如此，圣德如同上天，曲成万物，我这衰朽的资质，难道不也在万物之列吗？双崖之下，跟随周公同游的日子也会到来，所以写下这些作为赠言，使人知道周公并非苟且任职，也借此表达我的心意。龙洲、鱼浦之间，周公等待着我到来吧。

译《泰和陈氏族谱序》应天府丞陈公宜重修他的族谱，已经成书了。因我的儿子叔防来到北京，便嘱托我作序。陈氏的后裔，大概本出于有熊氏，后来繁衍遍布天下。从金陵迁居泰和的陈氏，始于唐代大理评事陈晖，到现在已有二十【缺字】代，将近六百余年。子孙散居县中，大都连续繁盛，其他家族很少能比得上。自古以来，大家世族必定有宗法来联结子孙，使其传承久远而不紊乱。等到宗法废弛、宗族没有统属，于是便有族谱来端正根本、联结支派，这是尊敬祖先、亲睦族人的大事。尊敬祖先，是仁；亲睦族人，是义。尊祖睦族，仁义之道就由此实行。陈氏编修族谱已经多次了，但族属众多，生息繁盛，往来相续，有许多无法尽数。如果不详细考究并完备记录，将来就会有把族人视同路人的感叹。这就是陈公宜的族谱不可不修的原因。陈氏家族兴盛啊！从祖宗的角度来看，它起初不过是一个人的身体所繁衍出来的；端正伦理、深厚恩义，应当做到多么极致呢？凡是同出一源的人，即使有尊卑贵贱、贫富不同，难道可以略去而不记录吗？略去不记，便不是祖宗的心意，也不是仁义之道。过去编修族谱，大概也有简略的；陈公宜对于这件事，还是应当更加用心啊。我曾观察，陈氏前辈长者，大多凭借仕宦功业著称，而通过科举显达的尤其多，达到六七十人还没有停止。这是诗书恩泽的影响，是仁义的功效。我和陈氏两族世代有姻亲关系，对他们的期望大概又远又大。晋国范宣子自称祖先保有姓氏、接受氏号，经历虞、夏、商、周各代，既久远而又更加显赫，自以为这样便可以不朽；但鲁国叔孙豹说这只是世代享禄，并不是所谓不朽。所谓不朽，在于立德、立功、立言；所建立的事业卓然出众，为天下后世树立法则而不可磨灭。陈公宜编修这部族谱，他尊祖睦族的心意很深厚，难道还不勉励子孙建立自己的事业吗？如果陈氏子孙都能因此勉励自己，那么这部族谱传到百代也会有光彩。所以我为它写序于卷首。《湘江雨意图诗序》钱塘人戴文进非常喜爱竹子，曾在竹林间建屋居住，自称一天也不能没有竹子。等到来到北京，这里的土壤不适宜竹子生长，他独居闲处，大概心中仍然不能忘怀。朋友夏仲昭等人想要使他的心意得到慰藉，便为他作了三幅图，每幅都超过二尺；竹子苍翠挺立，在烟雨迷蒙中时隐时现，具有潇湘千里的气势，便命名为《湘江雨意》。文进非常高兴，说：“我把喜爱寄托在竹子上，不过是想使心情舒适罢了。如今得到这幅图中的意趣，心情也舒适了，何必还要眷恋旧日呢？”少保黄公为此作记，士大夫大多作诗赋咏。文进拿来请求我作序。我和文进有同样的爱好。我家在泰和城西的溪边，过去有竹子一万竿，先祖父曾在竹林中建亭，当时的名人都作诗歌咏。年代久了，竹林荒芜废弃；近来稍加修复，恢复旧日景象，草木郁然，很是可喜。而我却在京师白白领取俸禄，不能按年按月居住在那里，对故园的来往怀念，大概也和文进相同。今年我在私宅建了一间小轩，命名为《水竹居》，请仲昭画一幅大画挂在墙间，公务闲暇时，饮食起居都在这里，仿佛又有了故园的风致。如今又从文进这里见到这种情景，那么使我们两人在京师也兼有山林泉石的适意，不是仲昭的功劳吗？即便如此，古人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上，是希望对自己有所益处。所以君子把竹子比拟为德，因为它清净虚心、坚劲正直，值得尊崇；能够从万物中取法来求得益处，即使只是类似，也就接近真实了。否则，即使是真竹子，又有什么适意呢？所以我看仲昭的画，大概是把它当作砥砺德行的对象，不敢忽视。文进和我有相同的爱好，也一定和我有相同的心意，所以为他的诗作序，并和他一起说明这件事。《送曾用砺序》用砺是我的朋友。他家在县城北门，我家在西门，相距只有五里左右。我十六七岁时，常常和他的兄弟往来。等到做官后偶尔回乡，我们的交情更加深厚，平淡却不令人厌倦。闲居无事时，我们一起谈论前人的言论和往事，有时登上高阁，面对清流，远望四方来使自己畅快。兴致有所适合，便超然忘记返回，彼此意气相投、没有隔阂。我来到京师已经很久，用砺居住乡里，往来虽然疏远，心意却从未改变。如今我们都已经老了，我有时曾自己想：用砺的祖父、父亲都忠厚而乐于行义；他的田园池沼虽然比不上王濬仲、石季伦，但与中等人家的产业相比，或许还超过它们。用于养老、慈幼、宾客、祭祀、婚礼、冠礼等各种开支，不必向外求取就足以满足。何况又处于太平时代，圣天子在上，以仁德养育天下，正常赋税之外，科派、征收、力役没有一丝一毫加到百姓身上。用砺在这样的时代，内有足够的资财，外无忧患，优游于乡里之间，他的快乐哪里说得尽呢？然而单独计算起来，用砺今年已经六十四岁，俨然是前辈长者了。从前交游相处的朋友，如今大多已经不在人世。用砺能够共同享乐的人没有几个了；不过，善处世事、遵循义理、忠诚守信的人，大概无时无处不存在。用砺选择这些人与他们交游，那么大概就能够长久保持他的快乐了。我比用砺大一岁，衰老多病日益加重，错误地承受皇上的大恩，才干又不能与职位相称，早晚忧惧，不敢自我安逸。我想着竭尽心力来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然后请求退职回乡，再和用砺拄杖穿鞋自在闲游，跟农夫渔父一起饮浓酒、吃鲜美食物，击壤鼓腹，歌咏圣明教化，把这些传给后世，使后人知道当今的盛治足以继承唐尧虞舜；天下的快乐没有比这更高的了。用砺的心，一定也和我相同。我和他分别又有二十多年，如今一见面却立即要离去，有些话不能不说，所以写下我的心意来为他送行。龙洲、鱼浦之间，用砺等着我到来吧。《抑庵文集》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集》卷七　明王直撰碑 资善大夫、刑部尚书魏公神道碑。正统九年闰七月二十七日，刑部尚书魏公因病在家中去世，死讯传到朝廷。皇上为此叹息哀悼，派官员赐祭，命有关部门办理安葬。朝廷中的士大夫也无不惋惜，送来助丧财物和祭品。在此以前，魏公患有足疾，诏令他处理事务而不必上朝。病了很久仍不能痊愈，魏公叹息说：“吃着君主的优厚俸禄，却不能一次上朝，内心怎么能安定呢？”八年二月，他上疏请求退休。皇上怜悯他，准许了请求，降下敕书慰问劝谕，并赐钞三千贯让他回乡。一年后去世，享年六十三岁。魏公名源，字文渊，幼年聪颖奇异，喜爱读书，熟习礼节。十三岁就能写文章，曾作《桂花诗》，受到当时同辈的赞叹欣赏，被选为学校生员。永乐乙酉年，凭借《书经》考取乡荐。第二年考中进士，授监察御史。每到一处都能履行职责。松江知府黄子威受到诬陷，无法申明冤屈，魏公替他辨明冤枉。浙东沿海百姓困于鱼课，魏公上奏请求减免。西安发生大瘟疫，民间家家不能起身，魏公督促有关官员准备医药前往救治，救活的人很多。凉州有盗寇，将要给百姓造成大祸，魏公巡行时得知此事，立即请求发兵消灭，百姓得以免遭祸害。父母相继去世，他都因守丧被夺情起复，任职为御史。九年升任浙江按察副使，不久被召回，代理刑部右侍郎。河南发生旱灾和饥荒，百姓辗转迁徙，于是任命魏公为河南左布政使。他到任后便打开仓库赈济百姓，上奏请求免除拖欠的赋税，减省徭役以及各种不急迫的事务，一心以安定百姓为要务。百姓逐渐归来，雨水也大为降下，这一年获得丰收。召回任刑部左侍郎，享受从二品俸禄。有人说四川边务多有松弛废弛之处，皇上命魏公前往整治；他明定刑罚、整饬法令，各项事务都得到修治。回朝后授任刑部尚书，狱中没有积压的囚犯。凡是魏公判决的案件，人人都认为没有冤屈。当时皇上重视边防事务，又命他前往西部边境督察各将领，谨慎防守边境，适宜地处理事务。派都指挥李谦守独石，杨洪任副职。魏公弹劾奏报指挥杜衡等人怠慢命令，应当处死，各将领这才严肃畏惧，不敢放纵。从天城到朔州，察看适宜驻守的险要之地，共分为八处，命各将领守卫。又请求增修开平、龙门城，使城墙加高加大，都用砖砌成，以求能够守御。又从独石到宣府，增设墩台烽堠，调发开平、龙门的士兵合力修筑，并免除屯军一年的租税。凡各处大城堡，请求供应神铳和火药，严格做好防备。皇上全部听从了他的建议，又两次派下敕书嘉奖慰劳。当时各军中有勇猛强壮的人，依托权贵豪强来逃避服役，魏公把他们全部搜查编回军伍，其中有权势豪强对他侧目而视，他一概不顾。后来足疾发作不能上朝，于是凭此请求退休。大夫君子们都惋惜他的离去，却也无不认为这是荣耀。魏公忠厚坦荡，明亮磊落；孝敬父母亲友，与兄弟和睦，对宗族厚道，对朋友诚信。与人谈话必依据仁义，他胸襟气度平易旷达，内心坦然，肺腑可以洞见。事情有可疑之处，交给魏公处理，众人无不心悦诚服。凡是魏公任职过的地方，人们至今仍称誉感叹。魏氏先世居住在南昌府奉新县，后来迁居建昌，所以如今是建昌的望族。曾祖文卿，祖父庭郁，父亲伯泰，都有德行义举而没有做官。等到魏公显贵，祖父、父亲都追赠资善大夫、刑部尚书，祖母、母亲都追赠夫人。魏公娶卢氏，有贤德行为。四个儿子：鉴、铎、钦、铨。铎先去世，侧室石氏生一子，名铭。女儿两个，嫁给王景春、邹某。嫁给邹某的也是石氏所生。孙子十二人：瑛、瑞、璋、瑾、环、佩、珂、珪、珏、琰、珉、玭。魏公于某年某月某日安葬在本县甘泉乡某山的高地。鉴来到京师拜见我，告诉我说：“先父不幸抛下我们这些孤儿，朝廷恩宠、为死者办理丧葬的礼仪已经很优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只是墓道上的石碑应当有文字来流传久远，除了先生还有谁能撰写呢？冒昧前来请求。”我最了解魏公，也知道不能推辞，于是写序叙述他的事迹，并在后面系以铭文。铭文说：“刚正坦荡的魏公，内在具有美德。乘时而起，侍奉太宗。起初担任御史，职责在于整肃纲纪。于是任外台副职，声望卓著而更加伟大。方伯职位尊贵，遗留的恩爱实在存在。终于升任秋官，人们因他的审判而不受冤屈。皇上安抚万邦，以威势制御夷狄。魏公前往边地，军队凭借武臣之力。边城安宁，军威隆盛。万里边塞，纤微尘扰也没有。魏公既已劳苦军旅，受到天子记挂；因疾病而休退，这叫作知止。是国家的光荣，是乡里的荣耀。忽然升天而去，化为风、化为雷霆。甘泉山上，神道有石碑。彰显德行、振扬光华，以此表示永无穷尽。” 南京吏部尚书黄公神道碑 宣德十年，当今天子继承大位，统临万邦，考虑到南京是根本重地，设置各官司，而吏部是其中首要的，应该得到谨慎厚重的大臣前往治理。九月，任命吏部左侍郎黄公宗载；在辞别皇帝的那天，诏令晋升他为尚书。启程后，了解黄公的士大夫无不称誉感叹，认为他确实适合任职南京。八年时，他因年老有病请求退休，皇上起初不准，直到上疏四次才准许。黄公回到丰城故宅，过了几年，在七十九岁时因病去世。死讯传来，皇上命礼部致祭，工部办理坟墓。第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安葬在他的故乡梨树冈的高地。安葬后，他的儿子儒凯来到宫阙前谢恩，拜见我并哭泣说：“先父下葬，朝廷恩宠、为死者办理丧葬的礼仪已经很优厚了；如今还要在墓道立碑，却没有碑文，冒昧请求先生撰写。”我比黄公年轻，但承蒙交往已经很久，情谊上不能推辞。黄氏在丰城是大家族，黄公曾祖仲轩有隐德，祖父以仁，父亲子贞；因为黄公显贵，三人都追赠吏部侍郎并晋赠尚书，祖母、母亲都追赠淑人并晋赠夫人，妻子余氏也屡次受封直到夫人。黄公自幼喜爱学习，十五岁时已经能够担任乡塾教师，被选为郡学弟子，跟随熊伯机学习《春秋》，于是考中进士，任行人。

译他谨慎地自我约束，奉命出使四方时从不接受馈赠。历任左右司副、司正，因父亲去世离职治丧，完全不违背礼制，三年不饮酒、不吃肉；服丧期满后恢复原职。永乐癸未年，因贤能被举荐，授湖广按察佥事。当时湖广各道中，铜鼓、五开最难治理，负责分巡、审查案卷的人大多害怕前往，因为天下的大奸巨猾都被谪戍在那里，擅长舞文弄法，制造事端扰乱官府，暗中把持其中的利害。过去有人想稍加按治，他们就纠结起来，像涂上漆一样无法解开；想一概含糊过去，又会被人讥笑，实在无可奈何，所以很多人逃避而不肯前往。黄公到任后，到了审查案卷的时候，毅然准备出行。他到武陵，询问当地风俗，知道当地人苦于服军役；女子厌恶嫁给军人而不肯出嫁，男子又担心妻家女子前往戍守会把徭役赋税累及自己，因而不敢娶妻，以至三四十岁还独身。黄公召集乡老、里正，向他们说明人道的大原则，让他们转相告知，务必按时嫁娶；不到一个月就有三百多家成婚，其他县听到风声也都乐意遵从，风俗因此改变。于是张榜告谕铜鼓、五开各地的奸豪，列举他们的罪恶，又指出改过向善的途径，说：“如果不改，就一定依法处置。”众人知道黄公以德教化百姓，都互相告诫不要触犯；等到他到达那里时，没有人再触犯法理。丙戌年，征召他到文渊阁修撰《永乐大典》，书成后接受赏赐而归。戊子年，朝廷因海运粮饷运往北京，下令湖广制造海船四十九艘。命令选择贤能而有才干的风宪官主持此事，众人商议后把此事交给黄公。但工部派来的官员专门苛刻察验、制造事端，准备上奏皇上以夸耀自己的才能。黄公用镇静来压制他们，消除他们的毒害，挫败他们的算计，得以不扰民而办成此事。己丑年，皇帝车驾将要北征，派都指挥吴玉到湖广征兵。吴玉极其贪婪，又延误期限，皇上认为按察司官员没有弹劾纠察，于是黄公和同僚都受到牵连，被贬到杨青驿。他处置这件事如同平时，派一名役夫代受差役，自己亲自执掌事务，从来没有露出不高兴的神色。有空便阅读书史，以吟咏自我娱乐。癸巳年，重新起用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刚正自守，不肯稍稍贬损自己来迎合世俗。乙未年，皇上亲自策试士人于朝廷，当时鸿胪寺没有卿，丞张斌主持事务；他依仗守城的功劳，性情最为凶狠暴戾，常常伤害别人，众人很怕他。因为黄公不肯参与阅卷，张斌竟在皇帝面前争论不休。黄公上奏说张斌没有学问、没有见识，不可以参与阅卷；他竟敢如此烦扰冒犯圣听，应当依法治罪。士人舆论称赞他的壮举。丙申年，命令他巡按交阯。交阯城中的各军营房都用茅草覆盖屋顶，所以常常发生火灾。黄公巡行时知道军民年年砍伐木材、烧制瓦片以备官府使用，但这些物资都被权豪占用。于是命三司幕官核查数目，凡有取用的都登记在册，从此没人敢私自耗费。不到半年，营房全都改用瓦片覆盖，火灾隐患于是消除。当时工部尚书东莱黄公福掌管交阯的藩、宪二司，才干品行超过常人，却不讲究外在仪表。过去的御史大多平庸，轻视他；唯独黄公宗载恭敬谨慎地对待他，同时也不废弃法度。回京时，他的行李空空荡荡，没有带走交阯一件物品。东莱曾对人说：“我在这里很久，见过的御史很多，只有宗载懂得大体。”己亥年，因祖母去世回家守丧，有诏令夺情起复，授贵州道监察御史。他更加谨守礼制、践行义理，遇到事情必定穷究是非，不曲意随从；即使因此招致祸福利害，也不加计较，所以两次陷入刑狱，又依靠公道得以免罪。甲辰年，宣宗皇帝正位东宫，精心选拔宫僚担任辅导，提拔他为詹事府丞。不久升任行在吏部右侍郎。当时少师蹇公仍兼领吏部事务，非常倚重黄公。黄公协力同心，进退人才都交付公论，不苟且制造异同，所以当时号称用人得当。洪熙元年，赐给诰命，制词中有“清洁平恕，恭谨厚重”的褒奖。这一年奉命祭祀夏禹以及南镇会稽山，因而赐钞八百锭，让他回乡到墓下焚烧诰命。后来曾奉命前往浙江处理军政，以及在湖湘采伐宫殿所需的大木材，安排措施都适宜妥当，事情因此办成，而百姓没有诉说劳苦。过了很久，终于有了任南京的命令。大概皇上知道他年老，想让他在那里安度晚年。南京虽然没有铨选官员的劳苦，却有驾驭属吏的劳苦。那里的人多奸邪狡猾，一见有害便躲避，一见有利便趋附，往往冒犯法令以求侥幸。黄公端正自身、率领众人，从不稍有回转屈挠，屹然如大山高岳，不可撼动。阴阳闭合开辟，风云雷雨，使万物荣枯，而大小都不遗漏；他施行的恩惠是广博的。己未年晋升阶官为资政大夫。诰词说：“宽和而有操守，端正安静而自我持守。”又说：“小心谨慎地履行职务，始终不改变。”人们认为这些话是如实的记载。当时公卿大夫中，论年齿和德望之盛，没有人比得上黄公。等到退休回乡时，他仍然康健强壮，没有疾病。士大夫到都城门外为他饯行，仰望着他叹息感慨。汉代的疏广、疏受也不过如此。黄公既孝敬父母，对两个兄长尤其亲厚，长兄仲氏名宗曼。有一个孤独的孙子承裔贫困艰苦，不能自立。黄公命令他的儿子文凯、儒凯收养承裔。文凯先去世，只有儒凯继承家业。黄公回乡后，立即替承裔修建居室，使他仍旧守持原来的产业，不致废弃败落。他施加于乡里宗族的许多细小善行，这里尤其多，不能全部记载；姑且编次其中重要的事迹，刻在神道碑上，并在后面系以铭文。铭文说：“太祖时代，以经术选取士人，黄公于是奋发兴起，得以取得官位。伟大的太宗，又举用黄公，使他在外台扬名，以整肃各项事务。出入内外，建立功劳和功烈。人们对他的期望是什么？他是国家的杰出人物。于是任詹事府丞，又辅佐冢卿，充分施展他的谋略，使声名更加宏大。天官吏部职位尊贵，是天子所任命的；他镇守南京，也无不公正。恭敬侍奉历代圣君，差不多五十年；特别的赏赐和宠爱、褒奖，皇帝的制词都在这里。三公兼具三种尊贵，他都具备；生死始终的哀荣，没有人能与他相比。梨树冈的高地上，新墓高高隆起；刻下这篇铭诗，作为百世流传之物。” 《大明追封会昌伯孙公神道碑》

译自古以来，圣人受天命治理天下，上天必定生出圣明贤哲之人的配偶，主持宫中的内治。但一定要看积累善行、累积德行的家族，然后才大大开启他们的祥瑞。夏代的涂山氏、周代的任氏和姒氏，大概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如今圣天子继承宏大基业，治理万邦，圣后的出生，实在出自孙氏。她正位中宫，成为天下母仪；推究祖先的德行，确实有明显的征验。公名士英，是山东济南府邹平县醴泉乡人。祖父七翁，父亲复初，都没有做官。公天性忠厚，以礼法自我约束，孝敬父母，厚待宗族，与乡里和睦相处，孜孜不倦地乐于行善，总觉得一天的时间还不够。有人缺少衣食，便捐出钱财赈济；有人遭遇艰难困厄，便设法救助保护，比为自己操劳还要急切。与人谈话必依据孝、悌、忠、信；见有人做不合义理的事，就委婉耐心地教诲劝导，使他改过向善才停止。他一生的言行从不违背道理，从年轻到老年，未曾改变操守和心志。乡里人都敬重仰望他，说：“这是善人君子啊。”他的积善如此深厚，所以福庆祥瑞流传、显现于他的儿子忠笃身上；忠笃生下圣后，配偶至尊之人，奉承神灵的统绪，开启万福的根源。上天如此保佑善人，但这一切都由孙公开启，真是盛大啊。公娶丁氏，是同县某人的女儿，确实与公具有相同的德行。因为中宫显贵，忠由中军都督进升，授推诚宣忠翊运武臣、特进荣禄大夫、会昌伯，于是追封公为会昌伯，封丁氏为太夫人。公的祖父、父亲都追赠会昌伯，祖母张氏、母亲高氏都封为夫人。公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岁。丁夫人卒于宣德辛亥年九月十九日，享年八十七岁。奉敕安葬在其乡陈家庄横山东北面的高地。公有四个儿子，长子就是忠，次子蠢儿早卒，次子鲁，次子智；女儿四人，分别嫁给王友谅、高子升、王仕兴、刘宗礼。孙子四人：继宗、绍宗、显宗、续宗，都任怀远将军、指挥使。孙女四人，长女是当今皇后，其次嫁给陈礼、朱玺、朱能。曾孙男瑄、琦、璘。孙氏的福分深厚啊！只是因为公先前积累德行，而子孙后来能够继承，所以能够接受朝廷恩典，显达荣耀极其盛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忠思念公和太夫人的德行，实在是福庆的根本。如今承蒙圣上仁恩，赐予显贵爵位，得以在神道立碑，却没有碑文来彰明示于久远，恐怕渐渐湮没而被遗忘，于是前来请求撰文刻在石上，所以我为他编次叙述，并系以诗说：“上天光明昭著，善类实在得到彰显。” 邹平孙氏大宗，世代都有光彩。公的淳厚美德，专心致力于行善，以诚心持守，长久而不疲倦；孝敬父母，厚待亲戚姻亲，不吝惜钱财来周济困穷贫乏的人；救助他人的急难，比救助自己还急切；忠厚的言语，从他口中源源不断地说出。公有贤德的配偶，她的德行确实与公相同。乡里之间，没有不敬重恭敬的。公的德行存在自身，又施加于贤子，使他能够谨慎修养，聚集和气、储积福祉，终于生下圣后，成为圣明君主的妃嫔；恩典隆厚地施加下来，仁意真挚深厚。用诰命褒奖他们，赐予显贵爵位；上天俯临，光明日益彰显，美好的声名显赫明亮。《易》说“余庆”，《书》说“降祥”。为什么历经千百年，时间越久反而越昌盛？横山高地的神道上有石碑，把这篇铭诗刻在上面，以告示后世永不厌弃。” 资善大夫、兵部尚书侯公神道碑。侯氏是世代显贵的家族。泽州侯公的曾祖父伯谦、祖父庆先、父亲大亨，都以儒业为生而没有做官。侯公名璡，字廷玉，自幼端庄稳重，少言少笑，却聪明敏捷、喜爱学习，慷慨而有远大志向，读书从早到晚不停。凡遇宴饮娱乐，总是先行退出，不愿因饮酒耽误事务。先生长者都认为他将来能够成就远大事业。被举为州学弟子员。永乐癸卯年，考取山西乡试第一名，随即考中进士，任行人。因善于辞令而且刚强果断，能够办成事情而闻名。四川、云南、广西各地土官争夺土地，多年不能解决，朝廷因此命侯公处理。到任后，他查阅图志，考察旧例，召集各地老者，开诚布公地处理；智慧、武力和财货贿赂都不能使他改变，因此各方都心悦诚服地罢休。皇上也认为他有才能。交阯黎麟请求册封，侯公辅佐礼部侍郎章敞前往赐予封号。到达交阯境内时，关门低矮而狭窄，先行人员说应当弯腰通过，侯公制止他们说：“这就是中原所说的狗洞，只适合当地人出入。如今上天的命令降临此地，不能从这里通过。”迎接使者的人惊恐害怕，便拆除关门后才让他们通过；从此蛮夷更加谨慎守礼，不敢放纵。回朝后，丝毫没有接受任何东西，人们因此更加认为他贤能。升任兵部主事。塞北的阿尔台、多尔济、巴勒侵犯边境，防昌伯赵安、尚书柴车等从凉州分兵出铁门关进攻并击败了他们。公也参与其中并立有战功，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居丧完全合乎礼制，而且哀痛更加深重。服丧期满，升任郎中。麓川的思仁发反叛，诏令尚书王骥率军讨伐，公随军往来督战，观察将校是否听命办事，以实施赏罚。贼军进攻大候州，公率偏师前往救援，对众人说：“我看贼军气焰骄横，有轻视我们的想法，应当乘其不备袭击。”随即指挥部众逼近进攻，喊声震动天地，杀敌无数，贼军大败。我军更加奋勇，和防守将领冉保等于是攻破石甸等十多个寨子。听说大军到达麓川，贼军阻截道路，使其不能通行，公与冉保等从高黎贡山昼夜兼程前进，与大军会合，一起捣毁贼军巢穴，贼军于是被平定。凯旋后升任礼部右侍郎，赏赐白金五十两、钞五千锭、防币五表里，并且赐给诰命来表示宠荣；追赠祖父、父亲都为礼部右侍郎，祖母李氏、母亲宋氏都追赠为淑人，封继母刘氏为太淑人，妻子翟氏封为淑人。不久奉诏镇守云南，获准便宜行事。云南发生饥荒，公开仓发粮，又招募富民出粮赈济，救活了很多人。

译适逢再次讨伐麓川余党，公率偏师从千崖、南甸进军，攻破贼首思机发所居的寨子，俘获他的妻子儿女及辎重牲畜。防闻此事后升任左侍郎，赏赐白金七十两、钞五千锭、防币七表里。恰逢太淑人去世，奉命乘驿马奔驰回去奔丧，随即起复任职，并派遣行人赐祭，官府替他办理葬事。升任兵部侍郎，再次镇守云南，修筑腾冲城，设置军卫。当时有人议论说贼首思机发在孟养，于是又命靖远伯王骥率兵前往征讨。公与都督张軏分兵抵达金沙江，制造船只先行渡江，夺取贼地作为营地。于是大军全部渡过江去，烧毁贼寨后进军，贼军逃往孟养，估计不能支撑，便各自像鸟兽一样散去。公追击到孟糯海子等地，没有捕获，于是班师。各夷族酋长都震惊害怕，说：“自古以来汉人没有渡过金沙江的，如今大军竟到达这里，真是上天的威势啊。南方夷人再也不会反叛了。”公回到云南镇守。今上即位，派使者携带【阙】慰劳，赏赐白金三十两、防币二表里。贵州发生饥荒，苗人反叛，攻打围困新【阙】等卫所，道路阻塞不能相通，城中粮食吃尽，命公总督军务前去征讨。当时普定被围得很紧，公从云南选拔善于射箭的人作为前锋，亲自率军到达普定，迅速激战，箭如雨下，贼军大败，包围解除，于是进军贵州。副总兵都督田礼等率兵前来支援，攻克龙里、瓮城、羊肠、杨老、今溪等各条道路，新添、平越、清平、都匀等地的各处围困也都解除。从兴隆向下到达镇远，全部平定。事情上报后，皇帝嘉奖他的功劳，升任兵部尚书，又进军攻克安庄、西堡长官司。当时暑雨正盛，瘴疠大规模流行，公染病，被抬回普定，医生治疗无效。诸将来问候病情，他只告诫大家不要轻视这个贼寇，应整顿军队继续进剿，不要给百姓留下祸患，随即去世，从未说过一句自己的私事。当时是景泰庚午年八月十三日。皇帝听说后哀叹悼念，派官员赐祭，命令把他的灵柩送回泽州，有司为他修筑坟墓安葬。他生于洪武戊寅年三月初六日，享年五十三岁。这年十二月十二日下葬，墓在五门山前祖坟旁边。儿子一个，名爵，朝廷因公的功劳命他担任锦衣卫世袭正千户。女儿一个，许配给宁山卫指挥胡刚的儿子长景，尚未出嫁。孙子三个：侃、伟、仪。公相貌奇伟，器量宏大深厚，同时具备文才武略；仁义忠信的实质蕴藏于内，功名事业的成就显露于外，卓然成为当代名臣，像这样有才能的人，大概很少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想到上天生育贤才，必定要让他在世上有所作为，使他承担国家的重任，能够充分施展才华，而不只是稍加试用而已。如今皇帝励精图治，每天安定四方，而公正值壮年，承担平定祸乱的重任，却不能看到远大而长久的事业取得成功，唉，难道不是很可惜吗！我与公同在朝廷，长久以来彼此友好，交情最为深厚。于是爵来请我写文章，刻在墓道碑上，以流传久远，这份情谊实在不能推辞。于是我按次序叙述其中重要的事情，并附上铭文。铭文说：侯氏的祖先，世代都是读书人家。从您的祖父、父亲以来，未能显扬家族的光华。您年少时就爱好学习，后来登科，于是得到高升，历任官职而升迁，承受了这样的特殊恩宠。您兼有文武才能，两方面都取得优长。征伐南方夷人，充分施展美好的谋略。偏师迅速进攻，如狂风激荡、雷霆震怒，振动枯槁、摧折朽木，敌人倒下而无力抵抗。飞渡金沙江，残余贼党逃散，烟尘全部扫清。弓箭再次举起，愚蠢的苗人竟敢触犯纲纪。用余威震慑他们，所向披靡。于是升任兵部尚书，却突然返回阴间。这样的战功，没有完成全部成就。天子说：‘唉，怎样表明我的心意呢？以五品官职的荣典，使您的子孙世代承袭。’大山巍峨，是灵秀汇聚之处。新建的墓宫繁盛壮丽，公就在其中。把铭文刻在高大的石碑上，碑下用龟趺承托，留给后人，使他们永远不忘。希望您的精神长存于此。重修开平忠武王庙碑 正统十二年秋八月，通州守臣李经说：“州城东南角过去有一座庙，用来祭祀开平忠武王常遇春。大概是洪武三年奉诏修建的，每年春秋两季，守臣用少牢举行祭礼，庭院下的碑刻也记载在国家的祀典中。如今已经八十年了，修缮没有继续，日渐破败，恐怕无法符合朝廷崇尚德行、报答功勋的心意。请按规制修缮完备。”皇帝下制说：“可以。”命工部聚集材料、召集工匠，拆除旧庙而重新修建。通州各卫以及州属各县分别派丁夫服役，又命总理通州各项事务的都指挥佥事陈信兼任督工。命令下达后，文武官吏士人恭敬谨慎地奉行，材料不用征取便已聚集，工匠不用召集便已到来。聪明的人贡献谋略，强壮的人贡献力量。修建正殿、前殿，两侧配以厢房，前面开三座门，旁边排列厨房和库房；各种神像陈设，没有不齐备的，宏伟华丽而幽深，比过去更加壮观。工程始于九月己酉日，到第二年四月完成。于是陈信来请说：‘这项工程应该有文字记载，希望您写下来刻在碑上。’祭祀牲畜碑上说：‘上天生育了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辅佐他以不怀二心的臣子。因此我太祖皇帝承受天命兴起，王以忠诚、信义、智慧、勇武辅佐他，飞渡长江，像雷霆击打、电光扫荡一样，东南各郡县依次被平定。’ 平定兖州、豫州后，便商议北征。皇帝车驾到达汴州，再次命大将军徐达统军，王担任副将，并告诫他要用仁义来进军，不要以杀戮逞强；天子的声威所到之处，没有谁不服从。王先到通州，禁止侵扰暴行，务求安抚百姓，百姓不知道战争，市场也没有改变营业状态，大家都像敬爱父母一样爱戴他。于是收复燕都，第二年平定河东，进入秦地。敌人又侵犯通州，王回军抵抗，通州百姓免于遭受荼毒，通州人受到王的恩德尤其深厚。王又率军攻破开平，大量俘获后返回，到柳河州因病去世。灵柩返回经过通州时，州人都停止营业前来迎接痛哭；灵柩离去后仍长久思念他，饮食时一定祭祀他。皇帝思念王的功劳，又知道百姓如此感戴仰慕，于是修建了这座庙。过去汉代西乡侯张飞，号称万人敌，曾在巴西抵御魏将张郃，大败张郃的军队，使这片土地安定。巴西人感念他的恩德，历经一千多年而庙祀不断。如今王凭雄才大略辅佐太祖平定天下，军威所到之处，王的功绩很多。他的功劳属于朝廷，利益恩泽施及百姓，实在远大，和张飞相比确实超过了他。国家褒奖报答功臣，恩典礼遇的厚重，也不是蜀汉所能相比的。王活着时是上公，死后有显赫的谥号，庙祀永久存在，实在是应该的。

译王的庙在京师尤其盛大，这里只是他的一座别祠而已。如今皇帝又重新修建并扩充它，用来继承先人的德行、报答王的功劳【其字疑为衍文】；其意义超越百代，是可以知道的。于是我叙述这件事，并附诗说：太祖如龙兴起，天下四海都归附。王手持宝剑率先而来，所到之处，没有人敢抵挡锋芒。通州也在势如破竹的攻势中被平定，安置百姓，阻挡盗寇冲击。播撒仁义的恩泽，传播仁爱的风气。民间歌舞欢庆，没有怨恨悲伤。旌旗向北征伐，兵马雄壮。迅速扫荡遥远的荒漠，烟尘一扫而空。大星在夜间坠落，感动了皇帝的心。赐予显赫的谥号，彰明特殊的功劳。在这里享受祭祀，没有人不恭敬。圣明皇帝继承先志，庙宇栋梁更加高大。神灵安处神位，仪容庄严。调和阴阳，运转造化。疫病不发生，年年多有丰收。春秋祭享，永无穷尽。兵部尚书、赠荣禄大夫、少保兼尚书邝公神道碑。兵部尚书邝公去世的第二年，皇帝哀悼思念不止，特地下诏追赠少保兼兵部尚书，晋升阶官为荣禄大夫，并任命他的儿子仪为主事。仪奉着父亲的衣冠回乡，准备在某年某月某日安葬于某里的原野，于是叙述父亲的生平，请我写文刻在墓道上。唉，我是公的老朋友，难道能够推辞吗？公名埜，字孟质，别号朴斋，是郴州宜章人。曾祖某、祖某，都有学问品行而没有做官。父亲子辅，任学官、县令，在当时声名很重；等到公显贵后，祖父、父亲都追赠为兵部左侍郎。母亲李氏、王氏，都追赠为淑人。公年幼时丧母，祖母李氏抚养他，见他非同寻常，特别疼爱，说：‘这个孩子能够光大我家。’公孝顺友爱、勤劳节俭，出于天性，抚养弟妹尤其深厚。他求学不需别人督促劝勉，选为县学学生。泰和人王敬先任训导时，循循善诱地教导他，公也勤勉好学，学成后考中进士，于是进入都察院审理刑狱案件，因公正平允而闻名。永乐癸巳年，授任监察御史。当时皇帝车驾在北京，有人说南京钞法阻滞，命公前往察看。众人以为将要兴起大狱，公只逮捕一两个市场豪强带回，奏报说：‘市场上的人听到命令都震惊害怕，如今钞法已经畅通了。’ 皇帝点头认可，于是作罢。倭寇侵犯辽东，公前往审查追究戍守失职的人，共一百多人，都应判死罪；公为他们详细陈述值得怜悯的情状，十分明白，皇帝认为有理，便赦免了他们。山海关的吏卒拦阻行人，借机取财；对于逃亡的人则接受贿赂放走。弊端日益严重，公察觉后，把他们押回关内，全部逮捕治罪，这种弊端因此减少。丙申年，北京营造工程服役的人多达数万人，皇帝想到其中有病者，命令派医生给药，又担心执行不谨慎，命公前去察看。公亲自巡视各处，命人清除污秽，并按时供应药物和饮食，因此病人很多没有死亡。戊戌年，石州人到朝廷告发叛乱，说：‘州民和陕西人聚集一千多人，图谋不轨。’皇帝提拔公为陕西按察副使，前往处理此事；如果属实，就用官军剿杀，不要给百姓留下祸患，并赏赐纸币、供给驿站遣送他。公到后查明这是诬告，原来是一个逃亡犯妄言，希望逃脱死罪，便把全部情况上报。皇帝命令停止追问，却诛杀了制造诬告的人。宣德己酉年，陕西西部发生饥荒，华亭、宜川尤其严重，公私粮仓都已空竭。公巡视各地，忧虑此事，于是从邻近县调运粮食赈济；对瘦弱有病、不能起身的人，命官府煮粥给他们吃，百姓因此得以保全性命。庚戌年，到纳淠奔丧回乡，途中听说父亲去世，悲哀更加深重，每次号哭都几乎昏绝。他办理丧事完全采用古礼，祭祀也同样如此。服丧期满，授任应天府尹。京城脚下，赋税紧急、徭役繁多，公一心把养护百姓作为要务。事情无论大小，只要能够兴利除害，就没有不用心办理的。至于市场征税和田地赋税，都斟酌公平办理，豪强奸猾之徒不能任意轻重。举行宾兴之礼的年份，公设置科目选取士人，优厚礼遇而严格防范，因此得到的人才很多。他又节省费用，以备乡试、会试，所以事情办成而百姓不受扰害，比过去大约节省了十分之三四。年成大熟，麦子有一茎两穗，百姓把功德归于公，公拒绝不接受。正统改元，晋升授任兵部左侍郎。当时西部边境有警报，尚书王公前往视察军队，公独自承担政务，皇帝嘉许他的才干。荆州、湘州的百姓很多被编入军籍，公家也在其中。到这时，皇帝特意把他们从军籍中除去，以表示宠荣。己未年，京师淫雨毁坏官民房舍，公上奏说：‘这是阴气造成的灾害，军队属于阴类，也都是我们这些臣子不称职所导致的，请求罢官归田。’皇帝安慰勉励他。军队征讨麓川时，公举荐蒋贵可以任用，蒋贵最终立了功，众人都认为公善于知人。天下各军卫中总小旗按例必须到京师考试，路远而没有资财不能来的人，终身都不能接替任职。公请求让他们各自在都司参加考试，众人都认为便利。当时有人说想改变军队编制，使南北方人各自适应本地的水土，朝廷下交群臣议论，众人都在犹疑不决。公说：‘这是旧制度，不可扰乱；稍有改变，将来弊端就不可胜数，过错将归咎于谁？’最终没有改变。他曾经自己想到：‘治理军队是我的职责，应当替国家爱惜军力，培养锐气，以防备意外。所以凡是军户的利弊有应当兴革的，我一定替皇上上奏。’很多意见都得到采纳。己巳年，边境报告敌人入侵，皇帝命令整治军务，而权奸独自主持亲征，不与外朝商议。诏令下达后，大臣都认为不可，于是上奏请求皇帝留在京师，但没有被听从。公随行出关，多次上奏说：‘这样的宵小不应使至尊屈尊出征，只要指挥诸将就足以成功。’皇帝没有听从。权奸厌恶他屡次上奏，想疏远他。命令公与户部尚书王佐跟随老营到怀安，公坠马几乎丧命。随从请求暂留怀安医治，公说：‘天子就在前面，我是大臣，怎么可以借口有病来求自身方便？’于是竭力忍病前行。到达云中时，皇帝车驾回銮。然而行止快慢，都只听权奸的命令。到宣府时，敌兵接踵而来，公深为忧虑，再次上奏请求迅速入关，并安排严整军队殿后，都没有得到答复。

译最后公到行宫再次申述先前的请求，权奸发怒说：‘你这个腐儒懂什么军事？再胡乱说话一定处死你。’公抗声说：‘我是替国家和百姓说话，怎么能用死来恐吓我？’权奸更加愤怒，呵斥左右把他扶出去。公与王公在帐中相对哭泣。第二天军队驻扎在土木，营中没有水，士卒和战马都饥渴，敌军从四面聚集，箭如雨下。众人奋勇想要作战，又被权奸阻止。不一会儿军队覆没，公遇害，大概是在八月十五日。公生于洪武乙丑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五岁，娶吴氏，有贤德。儿子一个，就是仪；女儿一个，嫁给同乡士人欧阳瑄。孙子三个：琦、琳、珍。公学问广博，品行端正，在仕途上四十年，风骨威严，受到士大夫的敬重。他的威势得到施行，恩惠广泛施加，近处的人喜悦，远方的人归附；奉行仁德、履行道义，直到老年也没有衰减。这就是他一生的大节。权奸误国，最终又使他陷入祸患，难道只是公个人的不幸吗！唉！铭文说：刚毅诚信的邝公，适逢盛世而生，研习古学进入仕途，屡次升迁建立显著功业。在朝廷执掌法令，成为著名御史；再升任外台官员，品行更加伟大。担任京尹，仪态堂堂，百郡都仰望。作为少司马，军法严明，于是升任兵部尚书。这是君子所看重的事业，唉，他已经逝去了，谁能不悲痛！人的大道，归结为义与仁。仁义不相违背，对世人还有什么可惭愧的？把文章刻在墓碑上，用龟趺承托，永远流传而不灭，希望这些美德能够长存于此。赠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高公神道碑。公姓高，名焯，字元昭。他的祖先世代是河南怀庆人，随宋朝南渡，居住在泰州的丁溪。高祖彬、曾祖明都有德行善举而没有做官。祖父椿，字寿之，元朝末年迁居苏州。张士诚占据苏州时，州人多为他效力，唯独祖父能够以礼法自守，不肯随便接受征召，告诫几个儿子说：‘那个人没有长远的谋略，不值得同他有所作为。你们应当读书，等待时机再行动。’洪武初年又迁居兴化，所以公是兴化人。公从小就有气节，志趣高雅简淡，专心教导子弟，必定使他们依循义、依靠仁；他教育乡里的子弟也如此，培养成就了很多人。洪武年间，同乡苏价任鸿胪丞，想推荐任用他，公因为要守护祖坟不能离开，坚决推辞。平日里喜欢救济施舍，见人有急难便周济，唯恐不能及时。有一次渡杨子江，遇到船只倾覆的人，财物都沉没水中，狼狈无所依靠，公立即从囊中拿出金钱给他们。泰州儒士陈景文将要出征服役，却贫穷没有资财，甚至到了卖儿子维持生活的地步，公捐出金钱把孩子赎回，使父子得以团聚。又有一次经过市场，见受刑人的尸体暴露在外，公脱下衣服覆盖尸体离去。有人笑他迂腐，公说：‘我不忍心看见这种情形。迂腐本来就是这样。’公兄弟四人都致力于学习，彼此敬爱尤其深厚。长兄元吉，洪武辛亥年考试名列前茅，历任兴化、湖口二县教谕，最终任广东乐昌主簿。次兄元晖以明经科举荐，授平山丞，任满后升工部主事，去世。第三个就是公，第四个元昕，精通《易经》，能用《易》数推测吉凶祸福；但和人谈话一定以孝悌忠信为主，从不涉及不合义理的事情。公侍奉两个兄长，抚养最小的弟弟，完全尽到自己的道义，享有极为和乐的兄弟情谊。兄长去世后，他像兄长在世时一样侍奉寡嫂；嫁出孤侄女，也和嫁自己的女儿没有区别。宗族乡党敬重他的义行，因而称他为义翁，公也因此用作自己的别号。公天性喜爱游览，也喜欢吟诗，往来于吴楚、湖湘、江浙、晋赵之间，遇到山水奇胜和前贤遗迹，便徘徊登临观览，并写入诗歌，诗作清新典雅，有唐人的风致，给自己的文集取名《听雨》，收藏在家中。公娶王氏，是松江望族，有贤德。公所做的敦厚孝悌、和睦宗族、救济困穷并实现恻隐慈爱之举，多有王氏的帮助。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孟，次子谷，小儿子稷。长子和小儿子都致力于学习，成为士人；次子考中进士，取得显赫地位，历任翰林、春坊等官，如今任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的文章、品行和政绩卓然，是当时的声望人物。皇帝嘉许他的贤能，追溯他的出身根源，公已经追赠为春坊司直、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如今又加赠公本人以及上及曾祖父、祖父，均为荣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母亲们都追赠为夫人。这难道是偶然的缘故吗？都是盛大德行得到的回报。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年【阙】十岁，葬在【阙】的原野。少保深切追念先人的德行，长久而不衰，想把它表彰在墓道上，使之流传永久，却谦称请我写浅薄的文章。我的文章哪里足以彰显公的盛大美德，来安慰孝子的心呢？但此事不能推辞。因此我叙述事情的次序，并附上铭文，使之刻石。铭文说：高氏的祖先，家居覃怀。宋室南迁，于是随同来到这里。先居泰州、苏州，又三次迁到兴化；不诡诈、不随波逐流，因此获得了许多福祉。公继承了这些家风，更加施展自己的谋略。原野上有田地房屋，厅堂里有诗书。继承祖先的孝行，遵守兄弟的义气；即使遭遇困厄、危亡，也能够设法救济。伟大啊！贤能的儿子成为孤卿，侍奉在皇帝左右，辅佐国家成就大业。皇帝说：‘好啊！他的成就有来由。’恩宠追赠及于公本人，享有一品的尊贵，诰命文书光明显赫，仿佛从上天降下。敦厚根本，疏浚源流，恩典礼遇完备。高大的佳城，公安息在这里。灵秀汇聚于此，用来造福后代。德行多么盛美，开启的福庆就在这里。刻下这篇铭诗，作为百世流传的遗赠。故骠骑将军、都指挥使徐公神道碑。公姓徐，名【阙】，字【阙】，世代是和州乌江人。国朝承受天命之初，公的父亲【阙】从【阙】万户的军中带着公前来归附。公虽年少，却器宇不凡，英锐果敢，远远超过同辈。洪武丁卯年以来，多次跟随大将征讨金山、伊玛河，又征讨哈勒哈、伊都山以及宁夏，都立有功劳。选入燕山右护卫，任十夫长。太宗皇帝起兵平定内难，设置勇士一军，公被选入其中。攻克怀来、雄县、莫州，围攻真定，因功升为队长，统领五十人。跟随攻克大宁，在郑村坝作战，功劳很多，升为勇士百户。又跟随攻取广昌，攻下蔚州，围困大同，在白沟河鏖战，随后围攻济南，升为副千户。跟随攻克沧州，在东昌会战，又在威县作战，都取得大胜。当时真定军截击我军归路，公率归师将其冲击击败。又跟随在夹河作战，在藁城作战，进攻顺德、彰德，随后攻打西水寨，功劳最大，破格授任指挥同知。又跟随攻下东阿、东平、汝上，在肥河作战，在大店作战，都取得胜利。又在小河作战，公深入敌阵，连续杀死十多人，敌众纷纷退避，没有人敢抵挡。

译忽然大风卷起尘土，军队发生混乱，公仍奋力挥槊直冲上前，喊道：‘男子汉应当在死地中求生。’不料战马跌倒，公陷没在阵中。太宗皇帝深为惋惜。永乐元年大规模封赏，嘉奖公的功劳，任命他的儿子恭为官，升授金吾右卫指挥使，使子孙世袭。父亲【阙】追赠昭勇将军、指挥使，母亲蒋氏、配偶李氏都追赠为淑人。皇帝想到小河之战，感叹公等人的勇烈，加赠公为骠骑将军、都指挥使，这大概是特殊的恩典。公刚正质朴，沉着严谨而持重，不随便说笑。和人交往深厚而重信义，闲暇时只讲习武略，从不懈怠嬉戏、放纵游玩。各军都把他看作长者。勇士一军由皇帝亲自统领，成员都才力过人，不畏为义而死，而公尤其被称为杰出人物。每逢临阵，他总大声呼喊率先登上，众人便跟随他，所向披靡。有人稍稍落后，他就瞪眼唾骂说：‘大丈夫应当奋勇向前，以死报国，难道能退缩苟活吗？’大概以死勤勉办事就是他的志向。公去世之日是洪武壬午年四月某日，享年【阙】十岁，有一个儿子，就是恭。起初恭任金吾右卫指挥使，统领亲军，因才干品行受到当时人的看重；娶郭氏，郭氏是故武定侯、追封营国威襄公的次女。孙子两个：光辉、恭。公安葬后，把公的衣冠葬在县中某村的原野上；又担心他的功德不能显扬于世，便通过鸿胪卿杨思敬向我请求说：‘先人效力国家，历任三品官，加赠至二品，所受恩典已经很厚了。按法令可以在墓道立碑，冒昧请求您写文刻在碑上。’我认为，自古以来豪杰之士有志于当世，而能够遇到明主因而成就名声的人很少；遇到明主成就名声，却湮没无闻，这就是子孙的过错。公的成就确实无愧于古代豪杰，又有子孙急切谋求使他不朽，这才可以说是贤良。于是我叙述事情，并附铭文：铭文说：刚毅诚信的徐公，适逢盛世，奋起于军旅，建立显赫功勋。太宗如龙兴起，云气蒸腾、雾气弥漫；公处在其中，勇力实在超过百人。天子的兵威所到，没有一场战役不跟随。像雷霆，像疾风，像虎，像熊；作战必定取胜，进攻必定攻取，摧毁凶恶、压制强敌，终于成就武功。在河岸鏖战，烟尘使白天昏暗，气势足以耗尽敌人，舍身忘死，公一去便不回。天子兴叹：用什么报答功劳？二品的尊贵，是公留给后代的余庆；这福泽流传十分长远。贤能的儿子、优秀的孙子，足以振兴家业。墓地封存在原野，碑石立在旁边，刻下这篇铭诗，光耀无穷。故通奉大夫、户部右侍郎焦公神道碑。正统己巳年五月二十一日，户部右侍郎焦公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在这以前，皇帝下诏说叛贼思机发仍未归顺，暂且藏身于孟养，于是命令出兵征讨，并让公负责粮饷运输直到金沙江。公奉命十分谨慎，冒着瘴疠推进军队，粮食运输没有缺乏，但自己却病了。然而他仍竭力忍病完成这件事，军队返回后便乘船经过三峡，取道荆防前往京师朝见。公的家在南阳叶县，因为病困不堪，稍稍停留请求医药，但病势加重，不能继续上路，于是上奏说：‘臣运输军粮没有功劳，又不善于调养身体，被瘴疠侵袭，如今疮病又发作，连到颈项和后背，病势将一天天加重，恐怕不能入朝拜见陛下。’谨此具奏并复命。过了几天，讣告传到皇帝那里，皇帝深为哀悼惋惜，命礼部前去致祭，工部替他修治坟茔。儿子钝选择某年某月某日，把他安葬在某山的原野上，并带着翰林编修刘定之所写的行状来请求说：‘先人的安葬，朝廷以恩宠优礼送终，已经很厚重了。然而官位达到二品，按法令可以在墓道立碑，冒昧请求您写文刻在碑上。’公名宏，字克明，世代是叶县人。曾祖成、祖敬，都没有做官。父亲英曾任郿县、萍乡县主簿。公显贵后，祖父、父亲都累次追赠至通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祖母程氏、母亲耿氏，都追赠为夫人。公天性极为孝顺，侍奉父母完全尽到自己的道义，居丧时都哀痛憔悴而合乎礼制。他求学时日夜不懈，学成考中进士，授任监察御史，坚守正道而不阿谀。当时都御史顾公驾驭部下严厉，御史中有不谨守礼法的人都罢免斥退，唯独善待公。公曾出任贵州巡按，贵州有疑难案件长期不能判决，被判死罪的有一百多人；公查明事实后上报，他们都获得释放，最终定罪的只有十人。公任职的官署中传说有妖怪，之前的御史都避开正堂不敢居住，公却安然住在那里。都督陈某镇守凤阳时，行为有违法之处，众人重重诬陷他，想把他置于死地。宣宗怀疑其中有问题，命令选择贤明能干的御史前往审问，便任命公前去。公到达后为他洗清诬陷，只按应得的罪处罚，使他免于死刑，降罪戍守边疆。由此公的声名日益显著。有人受到诬陷而不能申明，都会以能够遇到公为幸运。壬子年升任江西按察副使，人们说江西民风强悍、好打官司，公说：‘我知道那里的人大多读书明理，我应当用道理劝导他们，诉讼没有难以判决的。’于是有人打官司，他只用道理折服对方，不崇尚严酷刑罚，人们也感念公的恩德，没有不服从的，案件于是清理得又快又少。江西连年歉收，积欠税赋，藩府为此忧虑，吏部侍郎赵公任总督，奏请委任公处理。公安抚百姓并劝导告诫他们，百姓欢欣趋附，事情因此办成。己未年升任江西右布政使，更加以宽厚施政，考察下级官吏中有才干品行的人，上奏推荐他们。有一人从低级属官起任县令，九江每年缴纳芦柴，但当地不产芦柴，于是向百姓收钱，从别处购买来缴纳，拖欠逐年累积，百姓更加困苦，公便上奏免除这项负担。南昌府学重新修建，公带头捐出俸禄修建正堂和吏舍，倡导僚属捐资，因此不用劳烦民众便筹集完成。每次因公事巡视县内，他宽和却不放纵，严格却不残酷，官吏畏惧他而百姓爱戴他。他尤其喜欢兴办学校、奖励士人。九江濂溪书院长期废弃，土地被人侵占，公恢复书院，修建祠宇来振兴当地士人。郡县中有贫寒而不得列入学校的俊秀之士，公搜罗并招致他们，以礼相送使他们成为弟子。有些人获得乡荐却贫穷不能赴礼部考试，公都以厚礼资送他们。因公而成名的人很多。辛酉年，征召入朝任户部右侍郎，享受从二品俸禄；遇有重大事务，便交给公负责。当时闽浙苏松一带临海，海盗往来海上，窥伺机会大肆抢掠，兵备松弛废弛，皇帝命公前往巡视各军，修缮城墙，整备战船，制定防守办法；凡有应当沿袭、改革、增加或削减的，都酌情便宜处理。

译政令焕然一新，盗寇不能造成祸害。苏州嘉定有百姓的数百亩田地已经归官府所有，但税赋仍记在百姓名下，百姓深以为苦，公请求免除这些税赋。甲子年，福建重新开设银场，又命公前往巡视；对税额过重的地方，公请求减免，以便利百姓。乙丑年，皇帝认为陕西沿边都驻扎重兵，全都依赖内地供给粮食；河南靠近陕西，积存粮食很多，而各卫又有屯田，皇帝担心名义上有屯田、实际上没有收获，便再次命公前往。公巡视考察粮仓，核对耕种和收获情况，彻底革除奸弊，储备因此充足；其他可以记载的建树也很多，大都类似这样。大概公竭尽心力为朝廷办事，遇到事情勇于担当，凡做一件事必定用尽办法，不根据利害来选择取舍。与人交往谦恭和厚，说话温和诚恳；如果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事，便毅然自己承担，从不因得失而改变，也不计较个人利害。公为人如此，皇帝想要任用他，士大夫对他的期望，也本来远不止这些，可如今却已经失去了他，难道不是极其可惜吗！公兄弟三人，彼此最为亲爱。长兄宁早年去世，公抚养他的几个孤儿，把家事交给二弟宜令，三弟宽得以专心学习；宽后来与钝相继考中进士，宽任御史。焦氏世代科举兴盛，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公娶同乡李氏，屡次追封至夫人。儿子两个，长子就是钝，次子钦；女儿四个，长女嫁给西铭，次女嫁给李容，其余尚未出嫁。公凭借文章、品行和政绩成为当时的显要人物，儿子又能尽孝，应当把这些事表彰出来传给后世，希望永远不朽。我家在江右，向来了解公，又与公同朝为官，长期相知，感情更加深厚，怎么能够推辞？所以叙述其中重要的事情，附上铭诗，使之刻在石上。铭文说：上天保佑圣明的皇帝，专门降生杰出人才；刚正不阿的焦公，乘着时代来到世间。成为著名进士，成为贤能御史，正直自守，声誉远近皆闻。出任外台副职，也能持守公平；教化施行、恩惠广布，刑狱因此清明，于是升任方伯，皇帝召公入朝作为法式，也有诗歌歌咏他的政绩，与南国相应。天子说：‘来吧，你辅佐司徒，国家的大计，你要审慎谋划。’出入朝廷内外，建立了功劳和功绩。上天不肯长久留下这位贤才，可惜啊，这位杰出人物寿命不长，人们又何必悲伤？功业建立，名声留存，百世都会思念。把文章刻在墓道周围，用龟趺承托。谁来完成这件事？公确实有贤能的儿子。处州太守李君墓碑 李氏世代居住在泰和县南冈里，大概是唐代西平忠武王的后裔。元代栢兴路同知英叔，英叔的儿子皆春，皆春的儿子南安推官如春，如春生伯昂，这就是君的高祖、曾祖和祖父。伯昂娶胡氏，君是第三个儿子。元代时李氏凭借财产富足成为大族，经过战乱后财产全部丧失。君小时候跟随父亲学习，虽然贫穷但器宇雄伟，聪敏过人，远远超过同辈。长大后学业日益进步，却连续不能在有司考试中得志。洪熙初年，因贤能被举荐，授任清河县知县。清河县虽小却处于交通要冲，每天运送官船粮饷到北京的船只接连不断，役夫动辄有几千人。此前任县令的都不能妥善办理，向朝廷请求得到沭阳县五百人相助，但他们离家远，衣食困乏。到这时，君请求用清河人替代他们，并命令清河人代为缴纳清河浮征的三分之二，两县都感到便利。官船主管常常以役夫容易逃跑为借口，没收并侵吞他们的衣物财物。役夫有的因寒冷饥饿而死，君命令分别制作牌子，写明死者姓名，交给主管；主管收取、释放役夫都以牌子为凭证，这种祸害才得以避免。清河百姓喜欢趁夜放火，有时还挖掘坟墓来发泄愤怒，君写出十三条教诫告示，让各里抄写在夫牌上，由诚实厚重的人掌管。每逢初一、十五便警戒训示百姓，并且命人记录百姓的勤惰、善恶上报，民俗于是大为改变。宣德年间，年年干旱，百姓缺少粮食，飞蝗遮天蔽日，君向城隍神祈祷，蝗虫没有进入境内。任满九年后，因礼部章侍郎的推荐，升任蕲州知州。清河五百多名百姓到朝廷请求挽留他，皇帝命他以知州身份处理县中事务。县民有数百顷湖田，淮安卫士卒夺取其利益，百姓代为缴税已经六十年，君为此上奏，皇帝下诏核实后归还给百姓。百姓中有人因饥饿困顿抢夺别人的一头牛杀来吃，事情败露后，御史认为是强盗，一家应当处死的有八人。君说：‘用八个人抵偿一头牛，实情确实值得怜悯。’他把这意见上奏，六人得以免死。留守卫士中有个叫姬泰的人，从福建回来，携带大量财物，被同船的人杀害；船经过县境时却以生病死亡报告，希望取得公文来掩饰自己。君有所怀疑，没有准许，派人查访，终于查明实情，揭发了他的奸谋，船上的人都依法伏罪。清河处于两京之间，是东南人必经的道路，死在路上却没有安葬的人不计其数。君怜悯他们，乡民中有应官府差役而等待任用的人，每天派十多人去，每人给米一升，让他们收拾遗骸，修建三座大坟安葬。县民有事，不派士卒追赶呼唤，只和他们约定日期，他们全都自行前来。有来争讼的人，就用道理开导他们，让他们退下反省，等待裁决，很多人因此感服而停止诉讼。清河任职共【缺】年，把百姓看得如同自己的子女。淮水多次上涨，淮地百姓屡屡断粮，您也多次向上级请求，希望及时赈济。如果等到奏报批复，百姓恐怕就要死尽了。淮地百姓依赖您的恩惠。遇到荒年，百姓没有东西缴纳赋税，而官府却急着催征。淮南、淮北的人都在出卖儿女，您又向上级陈说此事，请求缓催赋税，赶紧赈济，以巩固国家的根本。淮地百姓的儿女都得以保全，于是都像爱父母一样爱戴您。丙寅年，诏令推举贤能的人担任郡守，刑部尚书、山阳人金公推荐了您，于是任命您为处州知州。使者拿着符节到达清河，让您立即上路。全县百姓无论老少、愚贤，都流着泪希望您留下，却无法挽留。当时处州遭遇严重旱灾，您到任后就下了雨，百姓非常高兴。您召见年长者，询问当地风俗；禁止民间生了女儿却不抚养，也禁止有人家中有丧事却不安葬而焚弃尸体。您选取城北数十亩空地作为义冢，安葬遗骸，凡是没有安葬之地的人，都允许葬在那里，百姓受到很大感化而服从。您正准备调查民间的利弊，逐项废止不合理的做法，疾病却发作了。正统丁卯年五月八日，您在官舍去世，享年六十三岁。您在郡中任职不过一个多月罢了。各位同僚以及郡中的士人百姓，感念您的恩德，服从您的教化，哭悼时都十分悲哀，说这不是您的不幸，而是郡中百姓的不幸。

译您侍奉父母很孝顺。家贫时，您靠教授学生来供养父母，使他们享用甘美的食物，自己却从不先于父母享用。父亲去世后，安葬、祭祀都合乎礼制；侍奉母亲尤其尽心，曾把母亲迎到清河县奉养。母亲忽然得了风病，您每次外出处理政事，都告诫妻子儿女谨慎照护；回来后就亲自在母亲身边侍奉，进汤药，夜里睡在榻前，承受母亲的起居吩咐，一年多也没有丝毫懈怠。母亲性情严厉，常常急躁发怒；她发怒时，您反而更加恭敬，穿戴整齐跪着听命，直到整天甚至天亮，等她怒气消解才停止。兄弟之间彼此友爱，平日相处敦厚和睦，从没有争论。当病情危重时，只有儿子遇弁、孙子镐在身边，您说：“你们应当读书行善，不要辱没父母。”接着又说：“我死没有什么遗憾，只是老母亲八十三岁，身体健康地在堂上，我却不能奉养她到终老，这是我的遗憾。我难道能够在地下闭眼吗！”说完悲痛得不能自持。您天性孝厚，直到临死仍然如此。您先娶萧氏，又娶徐氏。儿子三人：长子武，任沙县训导；次子遇，都是萧氏所生；三子弁，是徐氏所生。女儿四人，分别嫁给周谧、胡质、张威、龙京。孙子镐、钜钺、遇等奉送灵柩回乡，于正统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安葬在庐陵永福乡英村的原野上。这时，遇来到京师，拿着所写的行状哭泣请求说：“先人如今已经安葬了。至于他的德行善事，先生确实了解，冒昧请求您撰写文章，把它刻在墓道上，希望能够永远流传而不朽。”我想到同您交往友好三十年，彼此了解最深，您的美德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全部写尽的，因此只为您叙述其中的大事，并附上铭文，让人刻在墓上。铭文说：李氏的祖先，出自有唐，世代绵延相传，在西昌兴盛。柏兴在南安，使家族的美德得到发扬。到了您承继家业，声望卓著，更加伟大。您治理清河的政绩，京师和南京都听闻了；功业既已显著，名声也随之彰明。那些愚昧的百姓，怎会不信服、不仰慕您？只是跟随仁德，依附义行。您受托治理千里郡地，施政还没有完成，天却不肯把您留给我们，谁能不悲痛？汉代记载的循吏良臣，周代歌咏的和乐君子，这些事都值得探究、怀想，哪里会有穷尽？英村原野上，新修的墓道草木茂盛，这里凝聚着灵秀，您的墓就在这里。把石头凿立在墓道旁，以龟形石座承托，刻下铭文，使美名流传。撰文者为太史。河间太守廖君墓碑 廖氏原本是泰和的儒学世家。您的曾祖自强先生，元代任临江教授，以文章闻名当时；祖父叔章没有出仕；父亲潜仲任海康教谕，他们都有学问和德行。您是家中次子，名谟，字文绩。幼年读书，聪明超过常人；学业有成后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声誉一天比一天高。因父亲去世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授任颖上县令，为百姓革除弊害、兴办有利之事，百姓感念您的恩德。太宗皇帝征讨沙漠时，您负责督运粮饷，当时如果有事情违误，就要按军法论处。您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独自一人不用劳烦别人，事情也能办成。母亲去世服丧期间，改任长沙县令。长沙赋税繁重、徭役沉重，百姓深受其苦。您安抚百姓、慰劳招徕，都出于至诚，遇到事情总是思考怎样做才有利于百姓。长沙是连接交州、广州的交通要冲，正值南征时，各位宦官和大臣、要员经过并经营此地，以及来往运输的人，路上接连不断。您上承君命、下抚百姓，把各方面都处理得恰当周全，百姓因此没有受到骚扰。遇到旱灾，您亲自祈雨，总能得到应验。县中有老虎为害，百姓设置机关和陷阱也不能制止，您向神灵祈祷，老虎因此销声匿迹。士大夫们都歌颂此事。任期届满，升任刑部主事，审理狱讼明察谨慎。尚书魏公赞许奖掖您，推举您担任福建按察佥事。福建远离京师，又富饶，做官的人多不检点，只有您坚持风纪操守，众人渐渐畏惧收敛，但也有人想要陷害您。等到您奉表回京，路过建安时遇到下雨，您买了雨具，命令建安令行动迟缓，您便鞭打羞辱了他；他反过来诬陷您损坏公物。县中有人是达官，憎恨您羞辱县令，便在旁帮助他，于是您被降职为河间府同知。您坚持按照过去治理百姓的原则行事，与任县令时一样；官吏畏惧您的公正，百姓感怀您的恩惠。河间太守职位空缺，同僚上奏请求让您担任太守，百姓也有数千人伏在宫阙前请愿，诏令同意了此事。您治理河间共八年，百姓像亲近父母一样亲爱拥戴您。正统戊辰年八月初十日，您在任所去世，享年五十六岁。您娶陈氏，先于您去世。有一个儿子名京，早逝。三个女儿，分别嫁给彭氏、张氏、曾质。后来又娶许氏，生四子：颖、湖、安、泰。湖考中明经，任深州训导。孙子二人，我与您两家居住相近。您的曾祖教授先生与我的祖先尚书公有文章上的交谊；我年轻时又和您的先父教谕先生一同在乡校游学，彼此最为友好。我见您幼年时聪明俊秀，十分惊异。等到您参加廷试，我在殿庐中阅读试卷，发现您所献的策论，便推荐上去。您名列高等，被选入翰林；您研习古文写作，才思如泉涌，千百字的文章可以立即写成。见到合乎义的事就勇于去做，不计较利害得失而决定取舍。您担任郡守县令时的政绩，都无愧于古代贤人。您的贤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却没有享有高寿便去世了，唉，真令人惋惜！您将在某年某月某日安葬，墓在牛路山原野上，应当在神道上树立墓碑，所以我为您依次叙述这些事，并附上铭诗。铭文说：啊，廖君啊，既有学问又有文章，才能超过当世，品行可与古人相配。不到六十岁，便回归百姓之中；刻下这些文辞，使美名流传，时间越久越显得新鲜。文昌阁碑 延真观的文昌阁，是道士戴用拙修建的。起初，用拙的祖师康浩然捐出大量钱财修建此阁。阁楼高大，俯临全州，既足以奉祀神灵、招致祥瑞，又能把州南山水之美、林木之繁一览无余，士大夫们乐于到这里游览。到了庚子年发生战乱，阁楼被焚毁。后来因循旧址建了十几间低矮房屋，供道士们居住，远远不能与从前的规模相称。他的师父萧务玄奋力想重建，却没有成功便去世了。到用拙主持教务时，便把兴建此阁作为自己的责任。前任道防彭海云，是他师父的兄长，也尽力帮助此事完成。于是用拙拿出全部私财，和他的弟子前往湖湘购买大木材；乡里热心公益的人，又按照能力多少出钱相助。工程始建于永乐十四年【缺】月，到十六年十月阁楼建成。前后两座房屋各三间，高三十尺，宽二十六尺，深度比宽多二尺。东西两侧又建两座阁楼，作为通行之处，高、深与前面的数目相同，宽度则减少十尺。建筑奇伟坚固美好，与从前没有不同；土木结构和彩绘装饰极为华美。乡里士人袁仲愚绘制文昌帝君像，供置在阁中，正像一尊，旁像两尊；香花、钟鼓齐备，早晚都庄严祭祀。

译世代相传，神灵生于成周，经历秦、汉、唐、宋各代，都留下显著的灵迹；他把忠孝存于心中，以仁慈宽恕施及万物。至于说士大夫参加贡举，神灵也主管他们的仕进，但他暗中决定取舍，必定要看人的德行盛衰。这些记载在有关书籍中。神灵的道行如此，确实符合古人所说的“盛德之人必受百世祭祀”，不是其他那些发声显威、显现光怪来惊扰祸福世人的神灵所能相比的。可是用拙所奉行的道，以清静为宗旨，以无为为根本，却反而专心尊奉文昌并加以祭祀，以此使自己与儒家相合，难道不是贤明吗？不过，我们本地凭文学奋发立身、取得功名而享有禄位的人，难道只是因为奉事神灵吗？这是因为上有崇尚圣文神武的君主，下有喜爱文章、兴办学校的风俗，而神灵的功德教化也共同施行于其中，这才是兴盛的原因。用拙清秀挺拔、超凡脱俗，有才能和品行。我曾同他从容交往，知道他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人。现在他请我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留传久远；凡是出钱出力的人，则记在碑阴，我不能推辞。于是撰文并作铭：铭文说：白鹤山，是神灵的宫殿所在；寥阳宫殿，光彩灿烂地矗立在中央。新建的阁楼多么雄伟，气势更加壮阔；玉石般的房屋、贝饰般的门户，彼此映照，玲珑剔透。文昌帝君，仪容端庄、德性昭著；众多神灵前后簇拥，纷纷显现祥光。钟鼓排列，祭祀十分严肃恭敬；以玉龙作车马，以云锦作车帷，飘然驾御云气，超越混沌鸿蒙，降下甘美的雨泽，流布祥和之风。疫病不发生，年年多有丰收，万姓欢欣鼓舞，歌唱太平。这里的文学风气，可与邹鲁相同；九天之上的士人恭敬勤勉，争相攀登龙门。神灵主管他们的禄秩，使荣耀归于自身；以德行作为行为准则，福祉也更加崇厚。愿神灵居于此地，使人没有怨恨悲痛；玄妙的教化默默护佑，广大而昌盛。皇帝的谋略大为显明，我道也更加兴隆。千秋万岁，都是神灵的功德；我作这首铭诗，使它流传无穷。三茅山崇禧万寿宫重修三清殿碑 三茅山崇禧万寿宫重修三清殿完成后，道录司右正一汤公希文，认为工程完成不容易，便和他的弟子华阳副灵官兼本宫住持丁与明，把事情的始末带来请求我撰文，刻在碑上。三茅山，就是古代的句曲山。仙经记载，洞天有三十六处，句曲山居第八，称为华阳洞天；福地有七十二处，金陵地肺福地居首。因此，句曲山确实是天下的灵秀之境。汉代茅君兄弟在这里得道，山于是因茅氏而著名。晋、隋、梁、唐以来，茅君之道越来越显著，广泛流传，继承传授的人越来越多。历代相承，馆舍宫宇鳞次栉比，共有十二处，其中曲林馆最为著名。陶弘景曾居住于此，他清正的德行、淳厚的品行和高尚脱俗的风范，值得恭敬礼拜。到了唐代，他的高足弟子王远知，精妙地契合玄理，道德崇高；他在唐太宗尚未即位时便认识太宗，因此受到深厚的眷顾和奖赏。太宗赐给他的居所匾额，题名“太平观”，并加以改建。历代沿袭此制，不断增加修饰。宋代有位宗师朱自英，道术精妙，祈求必有感通；他曾为章圣皇帝祈求子嗣，获得灵验，于是又把太平观改名为崇禧观。直到宋代结束，礼敬始终没有衰减。元代延祐年间，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真人吴全节，把崇禧观神明灵验的事迹报告给皇帝，诏令赐名“崇禧万寿宫”。凡是为祈福国家、使百姓富足而举行的祈祷祭祀，都必须到这座宫观举行。于是宫观的盛大壮丽，蔚然成为神仙居所，其他地方没有能与之相比的。重纪至元丙子年，主持人没有谨慎防火，宫观被焚毁，于是高大的栋梁、宽广的屋宇、陡峻的台阶和高台都化为荆棘、荒草和瓦砾之地，这样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兴复衰败、重建废弃之物，竟没有人稍稍放在心上。汤公起初在这里任灵官，素来就有复兴宫观的志向；然而此前历代治理这座宫观，都依靠朝廷，由有关官署负责，所以才能达到那样的盛况。如今不过是穿草衣、吃粗食的道士，却想兴办这项工程，难道不是很难吗？但他不敢不努力，于是拿出全部财产开始办事，首先命人烧制砖瓦二十多万块，其他材料也依次筹办。适逢有人说，汤公道行高峻清洁，应当处在师表之位，诏令征召他入道录司主管教务；但他的志愿还没有实现，就和明实际受教于汤公，早晚恭敬戒慎，思考怎样完成汤公的志愿。于是把这件事禀告给冢宰曹公义，以及守玄冲靖秉诚专确志道衍教妙悟静虚弘济真人邵公以正。曹公是句容人，对崇禧宫的事情了解得很详细；邵公也掌管道教事务，听到他们的请求后十分赞许，两人都捐助白银一百两。凡是爱好道教、乐于施舍的人，也都各自按能力多少捐助。又派弟子丁玉辉到姑苏购买木材，回来走到毗陵时，木筏太重而水流不畅，不能上行，众人都为此忧虑。忽然江水大涨，风势猛烈，一夜之间把木筏吹到了山西阳桥下，人们都认为这是神灵的帮助。于是召集各类工匠，丈量各种木材的长短、大小，使它们都合乎尺寸，没有一样不准备齐全；工匠技艺精湛，材料优良，大家同时协力施工。工程始建于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到景泰四年秋九月完成。正殿按间计算有七间，高六十六尺有余，东西宽九十六尺有余，南北深七十六尺有余；其高崇、深广的气势，以及金碧辉煌的美丽，大概比从前也毫不逊色。三清尊神供奉在殿中，香花、钟鼓齐备，早晚都庄严奉祀。山川的灵气全都呈现喜悦，云霞更加明丽，草木争相秀美，人们也无不称赞工程的成就。天下的事情，以得到人才为根本；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即使困难也能成功，否则事情即使容易，也未必有人能够兴办起来。这座宫观废弃已久，远近的人中，才智足以谋划、勇气足以作为、财富足以供应费用的人并不少，然而最终直到今天才复兴，难道不是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才才能建立起来吗？三清是道教所尊奉的神灵，建殿供奉他们，大概就是建立教法的根本、尊崇大道的基础。那么汤公和他的弟子能有这样的建树，道教的兴隆、教法的昌盛，难道不会与古代一样美盛吗？汤公年纪越大，德行越丰厚；内心虚静专一，淡泊自守。与明聪慧秀异，求道勤勉而敏捷，尤其能够坚定地继承先志、完成前业。

译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不能没有文章把它传给后世，使后人知道工程完成的艰难，并共同长久维护它，所以我写下事情的经过，再附上铭诗，让人刻在碑上。铭文说：句曲山，山势高耸奇特；洞天福地，自古就以高峻秀拔著称。山峰如展开的翠色屏障，荡摩日月，播扬光辉。茅君飞升成仙，驾着云车；玄妙的教化显赫，感召众多百姓。琼宫玉宇，高大峥嵘；晋、隋、梁、唐以及宋代，兴建修缮不断，皇帝下诏赐予华美匾额，增添宠荣。崇禧万寿宫无与伦比，却因一夜疏忽而留下荒草荆棘，毅然复兴废墟，世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大明国运昌盛，道教于是亨通；只有汤公秉持一片至诚，勤苦自守，格外坚贞。工程开始却未完成，他来到神京；继任的弟子清修之士丁与明，早晚不懈，思考继承完成。守玄真人、天官卿，挥金捐资，众人也一同相助。三清殿忽然宣告建成，天地元气混合，仿佛神灵亲自营造。敲钟击鼓声如雷霆，神君降临，众神环列侍奉。彩虹般的旗帜、雾气般的车盖、霓虹般的旌旗，奇异的气氛和云霞充满紫色宫庭。神灵向下怜悯世俗百姓的劳苦生活，赐给他们各种福佑，流布祥瑞；灾疫不再发生，一切都得到安宁；百谷繁茂，年年丰登。百姓吃饱喝足，拍腹欢歌，歌唱太平。神灵的恩赐大为显明，声名广泛传播。高大的碑石深深刻下，记载我的铭文。扬起光辉，彰显美德，绵延三千年。论 论曹参 汉代曹参接替萧何担任相国，后世却称他为贤相，我对此表示怀疑。古代大臣担任相国，必定思考为国家建立长久的事业；凡是道义上应当做的事，早晚都尽心竭力，不敢稍有懈怠，何况是辅佐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呢？周公辅佐成王，用文王、武王之道治理天下；有不合适的地方，便夜以继日地思考，等到找到办法，又坐着等待天亮立即实行，他勤勉到了极点。当时的大臣，没有谁超过周公；周公还常常吐出口中的食物、握住刚洗过的头发，急于接待贤士，所以能够兴隆大道、建立教化，维持周室八百年之久。这难道是苟且偷懒的人能够做到的吗？萧何辅佐高祖平定天下，世人只听说他制定了律令，其他方面却没有听说。曹参接替他后，只守着萧何留下的约束，每天饮用醇酒，对政务不加办理。士大夫想要进谏，他也用醇酒款待，使他们喝醉而不能开口。唉，这与周公所做的事不是相差太远了吗？萧何一向不懂得学习，他辅佐高祖，对于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建立什么事业。即使他有所建树，也尤其应当恭敬地守住并谨慎实行，使之长久维持。天下如此广大，难道是沉湎酒醉的人所能治理的吗？萧何制定的律令，难道是古代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道吗？而曹参却守着那些约束，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后世也跟着称许他为贤相。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况且田制和经籍，士大夫都在秦代被废毁，教养百姓的办法因此全都缺失了。《易经·解卦》的彖辞说：“无所往，其来复吉。”意思是天下的灾难既然已经解除，就应当恢复先王的治道。曹参任相国时，天下已经安定七八年，当时并不是没有贤人。曹参虽然是武夫，如果能够亲近贤者、采纳善言，早晚以此为要务，为汉家万世长远谋划，那么差不多可以赶上周公的事业；可是他却疏远贤人、拒绝劝谏，沉溺于酒，甚至醉后高歌，和官吏互相呼喊。这就是书中所说的“巫风”，卿士沉溺其中足以败坏自己的家族；曹参处在这种状态中却毫不疑惑，大概是武夫和庸俗官吏的旧习，不是宰相应有的行为。宰相是百官的表率，假如百官都羡慕仿效他，天下将会变成什么样呢？我认为当时天下之所以安定，大概是百姓长期苦于秦朝的暴虐，幸而汉朝宽厚，所以百姓安然自得，并不是因为有治道在维持局面。既然如此，曹参即使能够做到清静少扰，也不过是苟且偷安、懒惰敷衍罢了，是对不起周公的罪人。大丈夫的道义，应当以周公为准则。《抑庵文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集》卷八　明王直撰　墓表

译刘君墓表 您名觚，字士方，是泰和珠林里人。世代都是儒学之家，自宋代以来，科举及第而显达的人有好几代。您的十大父快轩先生宗荣，元代任本州儒学训导；伯父礼部侍郎崧，父亲丰城教谕子彦，都以杰出的才能、深奥的学问闻名。您随父亲在丰城任官时，刚十岁就能作诗，每天诵读数千字的书。宾客有问题，您立即应答，像回声一样迅速，当时的人都十分惊异。刚到二十岁，父亲去世，您侍奉母亲欧阳孺人，护送灵柩回到泰和；送终和奉养生者，都尽到了应有的道义，同时更加用力于学习。时间久了，您博通群书，写文章时文思如决堤之河，远远超过同辈。您两次凭借《书经》向有关官府应试，都没有考中，于是叹息说：“亲人已经老了，难道还要急忙追求这些吗？”从此不再出仕。乡里的大族争相请您担任教师，但欧阳孺人已经生病，您早出晚归，往返二十多里，药物、饮食、衣物是否合适，都亲自查看。孺人去世后，安葬、祭祀都合乎礼制，一点也不受流俗迷惑。刘氏家族延续已久、人口众多，祖先的坟墓无论远近，逢年过节您都一定亲自前往察看；有人侵犯，就一定向官府申诉。豪强奸猾知道您贫穷，想借长期纠缠使您困顿不堪，您却气节更加刚劲，说：“我在治理祖宗的坟墓，难道可以半途而废吗？那样就是不孝。即使连续被牵连多年，也一定要得到公正才停止。”因此没有人敢再侵犯。您对朋友尤其忠厚，常以道义互相砥砺；但性情一向刚直，别人有不善之处，您就当面斥责，有时拂袖径直离去，因此人们大多敬畏您。不过谈到乡里贤人时，人们一定说：“刘君，刘君啊。”您有才干，曾经谈到施行政务、安排措施，往往出人意料，但并不苟且追求仕进。县学训导常有空缺，议论者都认为您最合适，却希望您暂且稍微降低自己的原则。您听后说：“训导应当用道义教导诸生，教师严格之后道义才会尊崇，难道可以贬低自己来顺从别人吗？贬低自己来顺从别人，只有那些庸俗之人做得到，我却做不到。”众人更加敬畏您，不敢接近。但您也不把这放在心上。我年轻时就和您一起讲学，彼此最为了解；翰林侍读梁用之先生也一向看重您的贤能，多次想推荐您，但听说您有病，不愿出仕，所以最终没有推荐。每逢宾兴之年，各藩省请您主持考选贡士，您都不去。永乐己亥年十一月【缺】日，您在家中去世，享年四十五岁。您安葬在本乡嘉湖原野。娶罗氏，生五个儿子，准考中宣德二年进士。唉！从前圣人论说君子，大概说过：“以义作为根本，那么君子的所作所为，只看合不合乎义罢了。义所不允许的事情，即使有千辆马车、万钟俸禄也不顾。”何况比这更低下的东西呢？然而喜欢追逐功名的人，有时竟至于委屈自己来求取仕进，侥幸得到以后，便傲然自以为贤，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可羞的齐国人。世上评论人物的人，喜欢把穷困、显达、得失作为贤愚的标准，像这种人却都被他们认为贤能，这也属于齐国人一类。这正是廉耻丧失、士气不能振作的原因。像刘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笃守道义的君子吗？这足以在后世表彰显扬。因此我写下这篇文章交给准，让他回去刻在石上。南溪萧处士墓表 泰和南溪的萧季广和他的弟弟季哲、季敏、季运，于永乐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将父亲处士君改葬在龙门口的原野。安葬完毕后，兄弟共同商议说：“我们的父亲不幸抛下我们这些孤儿，如今遗体已经安稳了，只是他的德行善事还没有文章刻在墓上，怎样才能永久流传呢？”于是派侄子釜带着书信和礼物来到北京，请我撰文刻在石上。您曾经跟随我的祖父竹亭先生学习，后来编刻他的诗作流传于世；又曾请我教导您的子孙，在情义上对我最为厚重，您来请我撰文是合宜的，我也无法推辞。您名翚，字鹏汉，祖先是长沙人，是楚军巡判官觉的后裔。曾祖南山、祖父兰谷、父亲北山，都没有出仕，却都凭德行声望成为乡里所敬重的人。您年少时端庄稳重，喜爱学习，家里虽然富裕，却不放纵嬉戏、安逸游乐；亲自实行孝悌之道，和乐自如。父亲曾患毒疮，毒疮蔓延到内部溃烂，病势几乎危急，您多次亲手吮吸脓血，敷上良药，日夜亲自调理照看，父亲终于痊愈。不久母亲的毒疮也这样发作，您也是如此照料。您同胞兄弟和堂兄弟共有五人：鹏举、鹏起、鹏南、鹏翔，您最年幼，兄弟之间友爱非常深厚。您又恭敬顺从、始终不懈，庭前长出五株紫荆，共同从一个根部长出，君子认为这是和气所感致的。您对宗族亲戚的相处，各自都恰当合宜；交朋友看重信用和道义；周济别人的急难，比对待自己的事情还迫切；与人相处时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说法，所说的话一定合乎道理。至于议论事情的成败、谋划利害得失和应采取的措施，您一定委婉周全而且往往切中要害；别人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您总是从容开导，使他改过向善，即使有人对您有所抵触，您也不计较。您相貌敦厚、气度温和，而才干品行又如此，众人都认为您应当居于官位。永乐辛卯年，您被推荐到京师，因病辞归，选择居住在武陵桥，享受武山的胜景。您本性不爱饮酒，但客人来到，总是尽情相待、欢乐相处。您专攻诗歌，得到唐人诗歌的法度，却不自我炫耀，只是时时用吟咏来娱乐性情、描写事物，取其自我适意罢了。永乐十七年四月十八日，您客居洪州时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娶宋氏，有贤德。生六个儿子：季厚、季高早逝，现在存活的四人，都能继承您的志向。孙子十三人：某某。曾孙三人：某某。我考察先王的时代，用德行教化天下，天下人也都兴起于德行，所以成周的盛况可以同唐尧虞舜相比。到了后世，教化之道废弛，风俗衰败，到秦代达到了极点。等到汉代有石氏、杨氏，唐代有柳氏，宋代有戚氏，都世代奉行德义，以孝友著称直到今天，难道不是因为留下典范供人取法，同时把道义都尽到了吗？我听说北山翁和鹏举君曾经因赋役而触犯法律，争着前往接受逮捕，他们的义声震动当时。到了您，又把这种义行施于父子兄弟之间，而且深厚敦厚到如此地步。一般人守住一种善行，有的不能坚持一生，有的到了子孙一代就丧失了它，这种情况很多。萧氏家族已经传承两代了，这确实值得效法。假如您的子孙谨守家法而不改变，使一乡的人都受到感化，那么您的善行难道不会更加广大吗？所以我特意为您表彰并写出来，使它悬挂在墓上。

译鲁府纪善梁先生墓表 鲁府纪善梁先生本之，于宣德九年七月一日在任所去世，享年六十五岁。他的儿子、泰和县学训导栗，和弟弟枢，把灵柩安葬在家乡某山的原野上。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先生已经为他撰写墓志。栗又请求我撰文表彰于墓上，因为少傅公和我都是他家的姻亲，情义上不能推辞。先生是泰和柳溪人，从小博学经传，没有不通晓的。起初任端州府学训导，任期届满升为溧阳教谕；因父亲去世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纳溪教谕。蜀王听说他的贤能，推荐他担任纪善。母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改任鲁府纪善。先生有英迈豪爽的气概、忠厚的资质；他勤于教诲，谨慎辅导，言行中的善处很多，都是职位本来应该做的事，无法全部写出。姑且叙述那些可以流传后世、激励风俗的事。他侍奉父亲畦乐、母亲陈安人，极为孝敬；凡是供养他们的身体、顺遂他们的心意，无论事情大小，都尽到了应有的道义。至于俸禄和多余财物，全都交给父母，从不为自己积蓄打算。侍奉兄长、翰林侍读用之，和悦恭顺，从未有所违逆。父亲去世后，家中事务全都交给兄长。他曾经想到自己只有一个儿子，而兄长有四个儿子，田地房屋应当平均分给各位儿子；兄长却不愿意有所厚薄，最后兄弟们平均分配了。家中的女眷也受到感化，彼此之间没有你我之分。堂弟泂、内弟陈赏，都很早成为孤儿，先生都教导他们，使他们有所成就。陈赏有一个儿子名异，先生答应把女儿嫁给他。陈赏出任广西按察佥事，后来去世。异贫穷，没有财产，有人问先生对这门亲事将怎么办，先生说：“异虽然没有土地，难道他头上就没有天吗？”最终还是把女儿嫁给他，并且厚待抚恤他。亲戚有人用田地抵押借钱，时间久了不能赎回，贫困更加严重，先生便退还契券，使他能够靠田地自立。先生还有一块地靠近曾氏，曾氏租来耕种已有数十年，累计缴纳了租金，先生因为他同样从事儒业，又是姻亲，不肯收取，并且想把土地割给他。后来曾氏成为孤儿而且贫穷，先生想要救济他，说：“这块地，我心里早就答应给你了。”于是亲自写好契券，前去交给他，使他享用这块地的收益。他在端州任职时，有人死了而家贫不能安葬，他就拿出钱并召集众人替他安葬；穷苦百姓无处申诉的，他就常常周济他们。与人相处，能够用道义辅助对方；有人做得不够好，就当面斥责他的错误，即使对方有时不能忍受，他也不顾忌。等到对方改过向善，他便又和颜悦色地与之交往，因此人们都乐于亲近他。唉！先生的德行如此，这正是古人所说的治理和教化的根本；但他没有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如今已经去世了，难道不可惜吗？世上被称为有美好才华的人很多，他们对于书本并非没有读过，但行为有时却与此相反。有的人违背父兄，轻慢亲戚，欺负他人的孤儿遗属，助长别人的恶行；看到别人死亡、丧葬或遭遇困急，却安然无动于衷。这样的人对于仁义究竟怎样呢？风俗之所以敦厚，贤才之所以兴起，大概是由于贤者树立表率、加以激励。假如先生年老后回到乡里，使当地的善良子弟有所仿效，并且更加勉励行善，那么敦厚的风俗和兴起的贤才，应当会更加兴盛。可是如今先生已经不能再活着了。唉，哪里还能再有像先生这样的人呢？岁月容易流逝，他留下的风尚和余韵将要长久以后被遗忘。因此我特意写下那些可以传世、激励风俗的事情，让人带回去刻在石上，给后人看。王处士墓表 泰和有许多世代显达的旧家族，南富王氏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祖先是太原人，后来迁到庐陵何山，又迁到安成连岭。到了宋代，名明远，才迁居泰和，以诗礼传家。宋末有一位任学谕的人名仲鸿，生子兴祖；兴祖笃志好学、喜好道义，受到信国文公的赏识。文公亲自书写“续槐精舍”四字，悬挂在他的居所，用来勉励他。后来世道动乱，不能实现做学谕的愿望，生下廷珪；廷珪生处士，名天迪，字功迪。处士年轻时读书，有远大志向，新建一间书室，悬挂信国公所写的字，早晚勉励自己，希望在世上有所成就。他说话一定依据孝、悌、忠、信，行为也如此。元朝末年，正值乱世，他没有出仕；当时各地盗贼纷起，处士便倾尽财产结交义士，以保障乡里，百姓都依赖他。大明统一天下后，终于可以施展他的志向，但处士已经老了。恰逢诏令下来核查民田，有人诬告处士登记不实，便把他的全部财产没收入官。处士无法自我申辩，只叹息说：“这是命啊！”却从未怨恨，只是教导儿子遵循德义，以勤俭修身、治理家庭罢了。时间久了，家产又重新富裕起来。国初征收一县的税赋，选一位有才干品行的人总管征收并缴纳到府中，众人都推举处士承担此任。几年间税赋按时交纳，没有丝毫差错，贵贱贤良都称赞他。他处理事务严肃认真，临事却宽厚公平，从容进退，显然成为乡里的声望人物。他奉行祭祀、接待宾客，都一定合乎礼制。别人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他宽容并加以教导。曾经同诬告自己的人相处，他一点也不显露脸色和言辞上的怨怒，人们更加佩服他的宽宏气量。洪武甲子年闰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因病去世。距离他出生于元大德癸卯年，共享年八十一岁。娶郭氏，生二子：思齐、思贤。女儿一人，嫁给【缺】。孙子五人：守一、守训、守贞、守敬、守恒。曾孙十一人：纯、经、维、统、绘、绪、绂、绚、纁、缉、绯。经任开封府学教授，维任芜湖知县，绂任莱芜知县。处士起初安葬在本乡干溪，后来改葬于万安县诚信乡湖口的莲花洲。安葬后五十年，墓石仍没有文章。此时维从芜湖来到北京，拿着原国子助教欧阳先生所写的处士行状，拜见我说：“我的曾祖父确实有德行善事，乡里没有不知道的。如今前辈长者几乎都凋零了，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很少。如果不写文章刻在石上，恐怕长久以后就会湮没，因此冒昧向先生请求。”我说：“先王的时代，君子所致力的不过是义和命罢了。所以说：‘君子以义作为根本’，又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正因为他们专心致力于此，所以对于事情中应当做的，便勇敢去做；遭遇横逆，如果不是自己招致的，就承受它而不报复，等待上天自然作出安排。后世的君子不明白这个道理，对于本来应当做的事，有时不去做；有所不能得到，便用尽智谋权术，逞强于一时，最后陷入不可测的祸患却不悔改。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匹夫。像处士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安于义和天命的君子。子孙得到福祉，而且时间越久越兴盛，是因为天命已经作出了安排。像这样的人，难道不可以表彰吗？所以我写下这篇文章，让人刻在墓上。

译袁叔异墓表 安吉县学教谕袁君，名同，字叔异。洪武丙子年在任所去世，第二年二月把灵柩送回，安葬在泰和县西面的几山；因为占卜不吉，又在永乐【缺】年改葬于【缺】原；又过了【缺】年，他的儿子范才来请求我撰文表彰于墓上。考察袁氏的祖先，是从金陵迁到泰和的，世代都有显达的人。到了您的曾祖惠、祖父拙、父亲彦正，都没有出仕，但都有学问品行，能够做人师表。您生来聪颖敏捷，喜爱读书，每天能记诵千百字。稍长，跟随乡先生陈心吾学习《易经》，进入乡校成为弟子员。在所有学生中，没有人能超过您。您写文章宏大奔放、奇伟壮丽，议论纵横驰骋，开合变化没有穷尽，说话时曾使满座倾倒。您侍奉父母、对待亲戚朋友，都自然流露出爱敬之情。学业成就后通过贡举进入太学；从太学出仕，奉命出使浙江，藩府大臣都称赞您的才能。丁卯年，您取得应天府乡试推荐；第二年授任安吉教谕。您能够用自己所学教导诸生，那些浮华诡诈、不守法度的人，您只用一句话就折服了他们的心，他们都服服帖帖地成为善良守法的人，因此学生大多有所成就。您的才能通达练达，足以有所作为。您在安吉任职时，对于官署、学舍、廨宇以及器具等小物件，没有一样不整理得整齐完好。人们说，您只是经过小小的考验就能做到这样；假如得到重用，便可以想见您的成就，可惜您不幸已经去世了。您去世时年仅三十四岁。唉！上天对于您，为什么竟这样不公平呢？自古以来，才华杰出的贤人君子没有得到任用的，不在少数；像您这样，尚且能够担任教官，略微显露自己的才华，而世上才能像您这样的人又很少。大概世人随俗变化，把高尚的标准降低而迁就低下的风气。这样看来，像您这样的人，难道不可惜吗？假如您还活着，承担辅佐治理的重任，把您过去施行的才干推广而广泛施展，人们将不会有任何利益被遗漏。可是您竟止步于此，难道不是命运吗？不过，贤者一定有留给后代的天道。您的儿子范以才俊闻名于人，如今又成为县学学生，将来还会进入显达的行列，享受您应得的福报，并且急切地使父亲显扬。我的文章不够美好，哪里足以称合孝子的心意呢？但实在不能推辞，所以为您叙述评议这些事，让人刻在石上。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凌君墓表 宣德九年八月十五日，中顺大夫、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凌君晏如因病卒于任所，享年五十三岁。朝廷派船将他的灵柩送回湖州归安县，准备安葬在他居住的琅琊乡【缺】山原上。他的防子启已经请右都御史熊公为他撰写墓志铭，又来请我写墓表，说：“启的兄长敬为了奉养祖父，不能来京师；如今归期已定，也不能等他回来，所以启斗胆前来请求。”凌君曾入翰林，和我有交往，又同朝为官很久，彼此相知，按情义不能推辞。凌君名安然，字晏如，从小努力学习，尤其擅长书法；楷书学习晋人，小篆则师法秦相李斯，早年便在乡里有名。太宗皇帝锐意发展文艺，一心要追踪并比肩古人，凌君长处于馆阁之中，更加自我勉励，力求符合皇上的心意。仁宗皇帝在东宫时，一向了解他，常命他抄写书籍进呈，这些书如今还收藏在秘府。永乐十五年，擢升为吏科给事中；他以恭敬谨慎履行职务，每天侍奉皇上左右，皇上有所询问，他都答奏详明，同僚们无不推重佩服。仁宗皇帝即位后，升为吏科都给事中，更加谨慎勤勉，从未懈怠，人们从未见过他的过失。当今天子即位三年，大力整顿各级官员，以修明各项法度，任命凌君为右佥都御史。当时执掌宪法的官员多因受贿而闻名，因此才在其中任用凌君。凌君感念皇上的知遇，坚定地守持操行，不被众人迷惑，想稍稍挽救其中的弊病；事情有不可行的，便恳切地向他的长官反复陈说，多被采纳。然而弊病仍然胶着牢固，凌君还没来得及有所振作整顿，便因母丧离职。任职还不到两年，凌君离去后，他的长官以及凡是与此事有关的人都获罪了。服丧期满后，仍任右佥都御史。兵部因武职人员的贴黄长期没有清理，请求像旧例那样由宪官清查，皇上便命凌君办理。凌君与翰林侍读苗君衷一同处理此事，齐心协力，没有遗漏。有个颜姓镇抚已经去世，按理子孙中应有一人承袭，于是竟又让一人冒充官籍，三十多年没有被察觉。凌君查核事实后，上奏罢去其中一人；又制定法令：凡武官有靖难功劳而没有儿子的，不忍心立即断绝他的俸禄，可以由女婿或义子一人承袭，不得再传给第二人。有个张姓指挥，已经由义子承袭了，又想让自己的儿子也冒充承袭；适逢征调军队，便托统帅以有病为由，预先让儿子代替，已有十多年了，凌君也上奏请求罢免他。他临事用心不苟且，大多都是这一类。可是不能长久活在世上，难道不是很可惜吗！曾祖【缺】祖德都没有做官，父亲彦能历任官职至应天府通判，因受牵连被罢官，居住在均州。仁宗也了解他的为人，因凌君任都给事中，便命他穿戴官服入朝，以都给事中的身份退休，回到湖州。如今加赠右佥都御史。凌君起初娶周氏，早逝，有一个儿子名敬。后来娶唐氏，生四子，名启、肇、敦、敷。唉！自古以来，聪明才俊之士逢到时机而奋发，都有志于建立功名，使自己显耀于当时，流传于后世。然而没有能够大有建树便像凌君这样去世的人，又有多少呢？大概无非是命运罢了。假使凌君能够长寿，他所建立的功业难道会小吗！如今虽然不幸早逝，但他做官和办事的善行，不能让它泯灭。因此写在他的墓上。

译杨处士墓表 泰和杨处士从进，于永乐十二年【缺】月【缺】日卒于家中，享年【缺】十【缺】年【缺】月【缺】日，安葬在千秋乡过路塘山下。十八年后，他的妻子郭氏孺人，享年八十岁，也去世了，附葬在处士墓旁。又过了七年，即正统二年，他的孤子珩、子珹、子佩共同商议说：“父母的安葬，已经有墓志铭埋入墓中；如果再把他们的德行表彰在墓上，岂不是更能显明并使声名流传于世吗？”于是带着书信和礼物来到北京，请我撰文，准备刻在石上。子珩是我姐姐的女婿；子珹、子佩也都与我有姻亲关系。我虽不能推辞，但被职务牵累，一直没有答复。过了很久，子佩又来信催促说：“您了解我们的双亲，应当不会吝惜言辞，请写出他们的实际德行，使之刻揭在墓上。”杨氏原是大家族，族属最为繁盛。处士世代居住在汝南坊，号称上园杨宅。曾祖某、祖某、父某虽然都没有做官，却都富有而且有文才。元朝末年，家业全部丧失。处士恭敬俭朴、勤劳谨慎，致力于不辱没祖先；一言一行都遵循礼义。起初娶东门刘氏，她贤淑而有妇德，处士想重新振兴家业，她确实帮助他实现了这一志愿。刘孺人去世后，处士寻求一位德行相当的人来完成自己的志愿，于是让郭孺人续为妻子。郭氏世代居住在县城西面的 大溪，孺人是柳溪曾孙、景宣之孙、才卿之女。她天性端庄稳重，面色温和、性情平和，嫁给处士后，更加谨慎地在家中辅佐丈夫。处士孝敬父母，祭祀之事必定竭尽诚意；抚养孤侄，则更施加恩惠。亲友来往，处士在外周到款待，孺人在内准备饮食，必定丰盛而周备。岁时馈赠，礼物的轻重、往来的疏密，都一定合乎适宜。她把同父异母的孩子当作亲生子女，衣服饮食必定一律平等，训诫勉励他们，也没有彼此不同。处士勤于经营生计，产业日益兴盛，而孺人喜爱俭朴，一钱也不曾奢费，因此家业更加富裕；这都是处士的志愿，而孺人使它得以实现。处士去世后，三个儿子依照遗产，各自在西乡置办了产业。孺人也厌恶城市、喜爱田园，便用板舆迎她奉养，使她尽享甘美的供养。乡人认为孺人有福、儿子又能尽孝，没有不称赞感叹的。处士有三个儿子：子珩、子珹是刘孺人所生；子佩是郭孺人所生。女儿八人，都已出嫁。孙子七人：维继、纶、缨、缜、缄、纯、继。有一人领乡荐，任河内县教谕，如今已经去世。孙女九人。曾孙三人：宪、懬、懋。唉！自元朝末年兵乱以来，大家世族衰败灭亡的多了，高门大宅成为废墟，子孙也降为舆隶，甚至湮没无闻。能够修复旧日景象，像上园杨氏这样的，实在很少。这大概是由于处士孝顺，不使世代家业坠落，又有孺人的贤德从旁辅助。生前共同勤劳，使家业得以成就；死后又共同安葬，使魂魄得以安宁。那么把他们的德行一同表彰，使他们共同不朽，难道不是很合宜吗？因此按次序写下这些事，使后人有所取法。处士胡公墓表 处士胡公名环，字子岩，是泰和社溪里人。社溪的胡氏分支出自黄漕，大概是南城丞胡笺的后裔。宋朝末年有个叫文可的人，跟随文天祥丞相勤王，最终死于此事。文可的儿子南叔，因平定溪洞有功，获得巡检之职。南叔生建德主簿履翁，履翁生守良。守良娶颜氏，生下胡公。胡公天性孝友，父母都年过八十，他善于侍奉，使他们心情欢悦。伯父守礼没有儿子，胡公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他。父母去世后，安葬和祭祀都不违背礼制，哀痛思慕很久也没有衰减。他同胞兄弟只有一个姐姐，胡公极其爱护尊敬她，甚至分割田产供养她；又像对待同胞姐姐一样对待堂姐。侍奉族中长者合乎礼，和众人相处和睦。岁时祭祀以及冠礼、婚礼、丧礼、葬礼，全都尽到应有的礼数。有人生活不足，便周济他。祖传产业和祖坟墓地，勤于巡视省察，没有特殊原因一定亲自前往。对于延请老师教育子弟十分积极，常常出资倡导族人。内外亲属中的子弟凡有愿意学习的，都收下让他们入学。诸子所做的事稍有涉及不合义理，便严厉地训诫，直到他们改正才停止。别人有急难，他援助起来不亚于为自己。有人借钱财，他没有不答应的；有时对方无力偿还，他也不责怪。对姻亲按义理相待，对朋友以诚信交往，对下人施以恩惠，对乡亲以诚相接。当时有名望的士人和显贵中，有超过胡公的，胡公对他们尤其恭敬有礼。诸公也非常喜爱胡公，一定要和他尽情交谈、融洽相处后才离去。晚年把家政交给儿子，自己纵情于山水之间，超然自得。宣德乙卯年十月十三日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凡是认识胡公的人都为他哀痛惋惜。第二年十月初五日，安葬在本乡禾坑原上。他娶永新萧氏，具有妇德，先于他去世。儿子四人：重简、重连、重通、重宣。女儿三人：嫁给严希龄、萧镃、萧建亮。萧镃任翰林编修。孙子十人，曾孙二人。编修曾对我说：‘萧镃的岳父确实有淳厚的德行，却以隐居终身。我妻子担心他的善行不能流传，知道萧镃蒙受先生厚爱，嘱托我请您撰文表彰他的墓。’我没有空闲写作。今年重宣来到北京，重申兄长的话，哭泣叩拜来请求。于是我想起往年经过金台，访问姻亲严君诚仲时，胡公前来拜访，我得以向他行礼。观察他的容貌举止，聆听他的议论，确实是所谓隐逸君子。一个乡里有君子，全乡人都会受到感化而兴起行善，从而造就贤才、美化风俗。即使让胡公长久活在世上，也不会令人厌倦。如今胡公已经去世，难道只是全乡人惋惜他吗？即使是我，也深深惋惜他。他为人如此，难道可以让他没有传记吗？何况胡公的贤子重宣来请求我，而我的侄子稪又是重宣的女婿。情谊上不能推辞，所以叙述他的实际德行，让人刻在墓上。

译李处士墓表 处士李公，字又新，世代居住在泰和文溪里，和我家相距不到一百步，比我年长二十岁，彼此最为亲善。他去世并安葬已经很久了。今年他的孙子诚来到北京，奉父亲怀庆太守李湘的遗命，拜访我说：‘先人病势已经危重时，把诚叫来告诉说：“你祖父墓上的石碑还没有文字，我深以为歉。知道他善行的只有侍郎王公，我曾请他在墓上撰表，他已经答应了。我死后，你把我的话作为请求，请他刻上，那么我在地下也可以瞑目了。”如今我的父亲虽然去世了，但遗言还在，斗胆前来请求。’说完叩拜并哭泣。我为此悲伤地说：‘你的祖父是孝顺友爱的人，我了解他，不能让他的事迹不传于后世；你们父子的请求是应该的。’李公的曾祖仁可、祖父宗明、父亲云龙，都没有做官，却都是善良厚道的长者。母亲萧氏，是前进士子上先生的姑母，贤惠而有家法。李公在家中接受教育，对外又跟随良师学习，因此能够修养自身。与我相交时，他已经四十多岁，而母亲仍在堂上；他早晚侍奉母亲起居，观察她的脸色，调节衣食寒暖是否合宜。有时母亲身体不适，他便忧惧不安，亲自调治汤药恭敬地送上，片刻也不离开左右。直到母亲不再需要服药，他才欢喜，这一点由此可见。他的兄长可成，敦厚平易；李公侍奉兄长从不违背礼法，凡是言语行动都不敢抢在兄长之前，兄长忧乐与共，彼此有无相通。遇到需要商议谋划的事情，便从容和顺地办理，只要是兄长的命令，从未有违背。他所做的一切，必定审慎合乎义理，不肯稍稍沾染非义。豪杰之徒察时逐利，舞文弄墨、掩饰欺诈以凌辱他人，以及赌博、博弈、诙谐喧闹、聚众饮酒等娱乐，他都不参加。只有故旧亲戚有急难，他一定前往设法经营、给予帮助，想尽各种办法，殷勤笃厚的情意，不是普通人所能相比的。他曾开设药铺经营善药，告诫诸子说：‘这不只是为了获利，也是为了施行义举，必须按公平价格出售。有人急需药物却没有钱，就赊给他，不要责令他一定偿还。’他治家、训诫子孙，所依据的无非是义理。湘跟随我在县学读书，他对湘训诫勉励尤其恳切；对湘拜师交友所需的资财，都给予供给，使他能够如愿求学，所以湘才能有所成就。他的行为如此，不正是所谓一乡的善士吗？永乐癸巳年正月十九日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娶萧氏，有妇德。儿子六人：长子湘，任怀庆知府；次子浩，任固安教谕。孙子二十人，曾孙九人。李公最初葬在乡中窑背祖坟旁，因为那里不吉利，子孙又准备于【缺】年【缺】月【缺】日迁葬到【缺】原，并在墓上立表。唉！人的道德没有比孝顺兄长更大的了，这就是所谓德行的根本。世上的人却认为这不值得做，只顾在能够得到的事情上放纵自己的意志，借耰取帚而凶狠暴戾的恶行日益增长，扭臂撞墙、凌辱侵犯的风气也由此兴起。这样还想使家庭受刑法治理、使子孙得到封植，可以做到吗？李公笃实行孝友之道，又把这种德行推及他人，虽然没有得到显贵荣宠，但几个儿子享受了他的福泽，这就是德行的报应。怀庆直到临死仍不忘以显扬父亲为孝，孙子诚又切切实实地完成他的志愿，这些都是李公的德善所启发的。因此把这些事刻在石上，足以把光耀垂留后世；而且不只是勉励李氏子孙世代继承这种美德，也希望观看的人有所兴起。严氏两处士墓表 严氏两位处士，是泰和人。长兄名元龄，次兄名元晏，都质朴正直、坦荡平易，端庄厚道而周密谨慎。不应当说的话，从未说出口；不应当做的事，从未付诸行动。各种智谋、权术和机巧，众人夸耀称许为能干的，他们从未在心中考虑过。至于聚众赌博、集资饮酒、轻慢嬉戏、放纵游乐等事，也从未涉足其中。他们读书行善，只想着不要辱没祖先。洪武初年，儒学之道逐渐兴盛。元龄刚刚凭借所学在乡里施教，乡中子弟多跟从他学习。有司听说他没有危害，推举他做吏。处士说：‘我作为读书人，难道可以做吏吗？’没有就任；有司强行压制他，他便逃避离去。有司恼怒他违抗自己，把他的名字列入案牍中，更加不停地搜求他。处士越发隐藏自己，不与世人往来，渐渐出游四方。过了很久，才得以免罪回到乡里，与亲戚故旧融洽相处；他的言行和从前没有不同，勤俭自足，没有丝毫羡慕外界的意思，真是自得其乐。永乐丁亥年【缺】月【缺】日去世，享年【缺】十岁，停柩在居所东面的鱼池上。元晏起初和兄长同住在县城西面的雁塔巷，后来才迁居金台山中。他既学习儒家经典，又喜欢钻研医术来救助众人。他与我的先父交情深厚如兄弟，操守也很高尚，言语必定顾及行为；一乡之人都信服他的教诲，蒙受他的恩泽。县令洪俊像相信蓍草和龟甲一样敬重信任他，多次把事情托付给他，他没有一件处理得不合义理。邻县百姓曾经作乱，朝廷派襄城伯李公率兵讨伐，李公也知道处士贤能，采纳了他的意见，使良民免遭俘虏遗弃，得以保全家室的很多。平日里赈济穷困、救助匮乏，调解纷争、排除困难的事更多。永乐戊子年十二月十七日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安葬在五十一都方桥东冈原上。严氏的祖先从金陵迁到泰和，世代以做官和治学显名，又因资财富足而著称。宋元之际的战乱中，家业全部丧失，只有儒业没有废弃。两位处士的祖父存忠没有做官，父亲尚德任万安县典史，母亲胡氏。两位处士是同胞兄弟。元龄起初娶王氏，她是直的姑母，生两个儿子敬仲、仁仲，一个女儿嫁给刘士高；后来又娶刘氏，生一子晚仲，孙子一人。元晏起初娶胡氏，是母亲一族的亲属，也生两个儿子诚仲、文仲，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黄丕烈、刘伯遡，孙子六人。诚仲、敬仲兄弟商议说：‘我们两位父亲彼此友爱极其深厚，不是其他做兄弟的可比；我们一向遗憾遭逢变故，不能和他们同住。如今不幸他们都去世了，难道还能让他们始终分葬吗？’于是把元龄甫的灵柩也迁来，安葬在方桥东冈的原上，与元晏同域，大概是想让他们在地下有所慰藉和欢悦；时间是【缺】年【缺】月【缺】日。乡人经过这里，都说：‘这是严氏两位处士的墓，必须行礼后才能离开。’到了这时，诚仲兄弟一同写信来到京师，请直撰文，把墓表彰显在墓上。直想起年轻时常能侍奉在他们左右，听他们的言语，观察他们的行为；他们所教诲的，都以孝、友、忠、信为根本，运用自己所有的学问来引导后辈，蔼然有古代君子的风范，直到今天也不能忘记。凭我的愚钝，哪里能够使他们的美德长久光明显耀呢？然而也不敢推辞。姑且叙述大概，让人刻揭在墓上。

译刘氏归仁阡表 刘氏在寜都是大家族，其中名宗仁、号静山的人，是族中杰出的人物。静山的曾祖父景新、祖父友贵、父亲文福都没有做官，却都以忠厚著称于乡里。静山天生英俊伟岸，喜欢读书，从不轻慢嬉戏、放纵游乐。乡里的前辈都器重他。长大后才识更加充实，善于处理繁杂困难的事务，公事私事都亲自承担，不让它们烦扰父母。早晚恭敬奉养父母，使他们心情欢悦。父母去世后，祭祀和安葬都不违背礼制；督促童仆经营产业，勤俭自持，家业日益富裕。他性情尤其刚毅，遵守礼法，遇到事情一定公正判断是非，不曲意顺从。如果亲友来往，谈论政务、探究事理，他的言论常常使在座者折服，人人也没有异议。兄弟之间和悦欢乐，尽到了友爱恭敬的义理。他自认为早年荒废学业，见幼弟本颖天资聪敏，便请名师教导他，弟弟终于凭儒业在士大夫间闻名。他曾掌管乡里的粮赋，又带领千名民夫进入湖湘砍伐大木，运送到京师；安抚下属很有方法，人人乐于听从，因此没有扰民而把事情办成。晚年阅读《老子》，喜爱清静；听说武当山是天下奇胜之地、神人栖息之所，便前往游览。他遍历各处岩洞，希望有所收获，恍惚间遇到异人，传授给他道术要旨；他醒悟后回来，退居西涧之旁，超然产生了出离尘世的想法。一天他病重，几个儿子侍奉在身旁，他只勉励他们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没有说别的。说完便去世了。这是永乐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享年五十九岁。宣德元年【缺】月【缺】日，安葬在归仁里高屋上的原地。妻子王氏孺人，名珤，是直的堂姑母。原来曾叔祖用则公洪武初年任寜都训导，于是便在那里安家。他生下堂伯子才，子才娶嵇氏，生下孺人。孺人柔顺聪慧、善良淑静，熟悉女红，父母很爱她，便为她选择女婿，得到了静山，于是把她嫁给他。当时家中有婆母在堂，年老多病，孺人侍奉她小心恭敬，常常预先体察她的心意、顺承她的意志；婆母喜爱她的孝顺，称赞不已。对六亲而言，凡是静山侍奉父母、和兄弟和睦、以恩惠对待宗族乡亲邻里的事情，孺人都能帮助他实现志愿。王氏家族没有人主持后代的坟墓，孺人便都替他们主持，祭祀和巡视省察各按时进行，并且更加哀痛思慕。她治家谨严肃穆，训诫儿孙和媳妇都有法度，内外秩序井然。静山去世后二十年，她一直穿素服终身。正统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儿子五人，都读书明理，能够继承家业。女儿一人。孙子二十二人，孙女十一人。于【缺】年【缺】月【缺】日附葬在静山墓右。于是几个儿子商议说：‘我们的父母都有美好的德行，应该把它们表彰在墓上，以昭示后世，希望能够永远流传而不朽。’便派澄来到北京，把乡先生黎逹所写的行状交给直，请我撰文。直过去听说司训公的家族在寜都，却叹息自己不能访问他的后代。四十年前，直忝居翰林官职，静山正好来到京城，才得以拜见并向他请教。伤感于他的两代后人竟然也相继去世，幸好当时还有姑母在世；况且静山是笃厚有情义的君子，本来希望坟墓有所托付。如今他们都不幸去世了，难道不只是刘氏失去了可以寄托希望的人，就连直的内心也能不悲痛惘然、若有所失吗？于是撰文表彰两座墓，使他们的德行彰明于无穷。直哪里能推辞？作《归仁阡表》，让人刻下它。

译故礼部主事龙君墓表 龙氏居住在泰和甘溪，是世代有人显达的大家族。到龙君的曾祖以传、祖父明远、父亲仁安，都没有做官，却都以品行和义气著称于乡里。龙君显贵后，才得以追赠父亲为承德郎、礼部祠祭主事，母亲汤氏封为安人。龙君名粲，字叔粲，端庄稳重而聪敏，喜欢读书，是乡校的生员，早晚勤学不懈。他所作的文章，都力求有新意，同辈人都推许他的才能。永乐甲午年，他凭《诗经》领乡荐，但专心奉养父母，最终没有出仕。他居住的房子狭小低洼，不能容纳众人，便遵照父亲的命令建造房屋，先建成正室，后来又建成别室，让父母在那里享受欢乐。父母去世后，丧事和安葬都尽到礼数；他和几个弟弟友爱尤其深厚，财产任由弟弟们取用，他都让给他们，没有吝惜之意。乡族亲友有急难，他救济唯恐不及时；有人发生争执而不能明辨是非，多来请他裁决。乡试屡次不顺，便进入太学。甲寅年奉命任祠祭主事，宣宗皇帝驾崩，他奉行丧礼，严肃谨慎，没有任何缺失，人们认为这很难做到。当今皇帝即位初年，海外各蕃国都来朝见，事情办完回国时，朝廷选择通晓大体、善于安抚驾驭的廷臣送他们到广东，设宴饯行后遣返。龙君奉命前往，宣示天子的德意，人人都感动喜悦。己未年调任仪制主事。当时朝廷清明，考察古制，崇尚文治，龙君恭敬谨慎地办理职事，众人都认为他很称职。礼部每次主持天下士人的考试，内外帘负责事务中最重要的部分，一定命龙君担任。壬戌年考试结束、应当出院时，龙君患风疾，乘轿回家治疗，长久没有痊愈。他叹息说：‘我已经六十岁，病又这样重，怎么可以不离职呢？我还是回去吧！’于是上章请求退休，皇上准许了。归隐田里后，他有条件使自己的心情快乐，而身体不再劳累；病情稍有缓解，也未曾出门到县城，只教子孙读书行善，兄弟之间相互恭敬友爱，关系十分亲厚。不久，两个弟弟叔昭、叔铉相继去世，龙君悲哀伤痛不止，疾病又发作。正统丁卯年十一月初五日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起初娶萧氏，是靖江长史用道的女儿，封为安人；后来娶曾氏，是翰林庶吉士与贤的女儿，因儿子文显贵而封为孺人，两人都有贤德。儿子二人：长子熙，次子文，都是萧氏所生。龙君任祠祭主事时，文已经考中进士，任中书舍人，每天和父亲同朝为官，当时的人都以此为荣。任期届满后，文被举为吏部验封员外郎；如今熙也考中明经，获得泰和县学训导之职，回乡还没到家，龙君便去世了。女儿三人：嫁给严晅、杨▯的都已经去世，第三个嫁给萧恢，其余尚未出嫁。孙子五人，曾孙三人。文听到讣告，悲痛得昏厥，将要回乡办理丧事，来见我说：‘我们兄弟二人，文早年侥幸取得俸禄留在京师，兄长熙如今也忝居教职。父亲病危时，我们都不能奉送汤药；父亲去世后，又不能亲自看视入殓，不孝的罪过太大了。若父亲美好的德行不能表彰于后世，使它永远不朽，那么我们的罪过就更加大，将无地自容。斗胆请您撰文，表彰在墓上。’我和龙君是姻亲，从在乡校读书时就已经认为他非同寻常；后来我任翰林、兼理礼部，龙君的言语行为都被我亲耳听见、亲眼看见，没有一样不是我所喜爱的，我曾经期望他有远大的成就。后来我主持贡举，龙君在试院，确实帮助过我。谁知竟因此因病离职？唉，如今一切都结束了，还能再得到他吗？然而龙君有贤良的儿子，急切地把显扬父亲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正可见其德行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为他叙述事迹，刻在石上。百世之后，想了解龙君的贤德，大概还可以从这篇文字中考察。先伯祖赣州府学教授王公墓表。王氏的祖先居住在金陵，是晋太傅王导的后裔；南唐吉州刺史王崇文开始留居于此，其堂孙、宋礼部侍郎王贽又迁居泰和，世代以仕宦和治学成为名门。到了王君的高祖虹溪先生，字叔可；曾祖芳洲先生，字本初；祖父天隐先生，字性夫，都没有做官，却都因文学和德义受到当时人的敬重。父亲西山先生，字民则，元朝末年任赣州路先贤书院山长，于是便在赣州安家，尤其以博学多才著名。王公是他的长子，名在，字子所，天资纯美，器度宏大深厚，才华超群，远远出于同辈。圣经、贤传、诸史以及百家之书，没有不读的，并且都能探究其中精微。任雩都县学教谕时，兵乱使学校废弛；本朝统一天下后，首先下诏各地兴建学校、培养人才，选拔贤能的儒者担任教官。赣州知府邹奕推荐王公，江西行省召集各郡邑所举荐的一百多人进行考试，王公名列第一，于是送往京师；吏部考试列入优等，便授任赣州府学教授。王公端庄严肃地要求自己，和蔼平易地对待他人。他施教时，根据传注探求经义，由体察事理达到实际应用，探究事物的奥妙，穷尽治理教化的根源，以及阴阳鬼神的深奥、礼乐制度的文章；博通古今，议论精确到位，使求学者有所依据来成就学业，赣州的人才因此济济一堂、不断涌现。任期届满后，授予登仕佐郎，仍让他复任原职。洪武甲子年，朝廷重新开科取士，王公的弟子陆载、许恒、王本道、严鹗都凭明经考中。第二年考中进士，列入朝廷官籍，人们都推许王公善于教导；王公已经年老，却仍然诲人不倦。士人中贫穷的，他常常供给衣食，把恩惠和道义都尽到了，其他做老师和弟子的没有人能比得上。赣州是大郡，人才众多贤能，交游又广；凡是因事任职于赣州、或士大夫经过赣州的人，一定拜访王公，听到他的话没有不心满意足而离开的。洪武庚午年三月二十三日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娶周氏，有贤德。儿子一人，名伯时；女儿一人，嫁给泰和彭原德。孙子一人，名善学。曾孙五人。王公去世两年后的壬申年，安葬在赣城东面的望城岭；那座山坐丙向戌，山向为戌干。唉，王公的父亲是直的曾祖父同母弟，所以直是王公的堂孙。我还记得四五岁时，王公奉表前往京师，返回到泰和，举行祭祀祖先的礼仪，跪拜、登堂、进献祭品，极其虔诚恭敬；他到天隐公墓下拜谒时，眼泪鼻涕交错流到面颊，感动思慕之情不能自已。直虽然年幼，已经仰慕王公的孝行；又看见他对内外亲属子孙循循善诱、扶持教导，唯恐伤害他们，教他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

译他真诚地教导礼义廉耻，反复叮咛，出于至诚。我又看见王公的慈爱：对亲戚故旧，年长的恭敬相待，年幼的谦和抚育；乡里平民来拜见王公，他一定询问他们所从事的事情，并加以慰勉，人人都感动喜悦。又看见王公从容而合乎礼法，后来我渐渐懂事，正可以在他身边接受教诲，可是王公却已经不能复生了。等我任翰林官时，跟随今少师杨先生游学。杨先生常说，王公淳朴正直而不事华饰，言行一致，尤其淡泊于权势利禄，乐于帮助他人为善，凛然有古代君子的风范。从前赣州郡学有个姓彭的学生，家里很贫穷，王公常常周济他，使他能够求学。后来他做了御史，请求回乡搜集整理熊氏旧时士卒的材料，权势气焰极盛，祸福予夺都掌握在他手中，全郡为之震动。他见王公行礼十分谨慎，便想厚厚报答王公，多次请王公提出要求；王公知道他必定会因此败亡，便劝阻他，谢绝与他往来。不久那人果然遭遇奇祸。他又曾经出题，以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故事设问，诸生不能回答，便来请教王公。王公说：‘圣神之事，本来不是后人能够知道的；但依我的意思推测，上天难道真的需要补吗？调和五行之气，弥补天道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使它确实有常而没有间断，那么人民就能生养，万物就会繁盛。这就是《易经》所说的裁成辅相之道。’诸生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王公深奥的学问和卓越的见识，超出常情所能达到的范围，大多就是这样。直出生较晚，以后曾经感慨叹息，不能听到先生长者的精辟议论，因此见识浅陋、昏暗不明，不能继承前人，越发思念王公。此时善学罢任高要县丞，回到乡里，派儿子锷来到京师告诉直说：‘王公安葬已经五十多年了，墓前的石碑还没有文字，这确实是善学的责任，也是你的责任。你一定要设法办理！’唉，直哪里能够完全了解王公万分之一的德行呢？姑且选取王公门人、兴安县令周永所述的事迹，加上直所见所闻，按次序写下，使善学带回去刻在石上。母舅欧阳公墓表 唉！这里是直的母舅欧阳公的墓。欧阳公生于元至正丁酉年七月初九日，于今正统癸丑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八十七岁。直对此悲哀不胜。回想四五岁时，先母淑人去世，未及成年，先尚书公又因事离去；当时直几乎不能自立，承蒙欧阳公的恩德，才能活到今天。想着报答欧阳公，却未能如愿，如今他已经去世了，直内心的悲痛又是怎样呢！直起初跟随欧阳公时，年仅十三岁，欧阳公供给我的衣食，教我读书，常把我放在身边，随时严切训诫，使我一定遵循礼法、践行义理，不辱没祖先。直牢记在心，未曾忘记；两年后便离开欧阳公回家。然而我后来趋向善、背弃恶、不陷入邪恶，仍然是欧阳公的教诲。欧阳公施加给直的恩德太大了，却没有办法报答万分之一，那么直的惭愧和负疚难道小吗？欧阳氏世代居住在泰和县治东面，欧阳公的祖父复之有隐逸的德行，世人称他为长者。父亲日新先生任江都丞、临淄知县，他的文学政绩见于我所写的传记。欧阳公名淮，字子白。外祖父去世时，他十二岁，跟随直的先祖竹亭先生和先父侍郎公学习；他天资远远超过当时同辈，少有人能比。学成后离开，成为别人的老师。当时庐陵永和的陈德星为女儿选择贤婿，得到了欧阳公，便请他住在家中，于是欧阳公就定居永和。永和人争相以礼聘请他做子弟的老师；他修养自身以孝、友、忠、信为根本，也用这些教导别人。凡是接受他教诲的人，都循序渐进地成为善良的人。他所写的文章清新典雅，师法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等大家；尤其擅长书法，得到晋人的楷书法度，声名暗中震动一时。四方士大夫经过永和，一定请求向欧阳公求教。欧阳公俊秀爽朗、不同凡俗，有治理才能却不喜欢追求仕进。泰州学校曾聘请他任训导，他没有接受。平生交游很多，只有少师杨公士奇、侍读梁公用之与他最为知心。二人多次想推荐欧阳公，欧阳公极力推辞说：‘我在乡里施教，教化实行了，道也就实行了，何必要参与政务呢？’永和鳳冈精舍中供奉圣人像，每逢朔日、望日，欧阳公和诸位儒者一定前往拜谒行礼，礼毕便召集后辈，共同讲学，直到年老也没有停止。殿堂有毁坏的，他便修整；有人侵占庙宇空地，他一定向官府请求，直到全部恢复为止。永和的儒学风气长久而且仍然兴盛，是欧阳公和诸儒共同努力的结果。郡太守每年举行乡饮酒礼，一定以礼聘请欧阳公为宾客，人们都仰望而敬重他。到此时，他才因病去世。孺人陈氏，对直孝敬和顺，吉祥安宁，具有母亲般的德行，幸好还健在。两个儿子仪、俶都做了读书人；六个女儿分别嫁给萧原、豫刘、应魁、徐荣、昌于资、介钟士元。萧敏是他的女婿。孙子三人，性情和乐愉悦。仪等于欧阳公去世的【缺】日，把他安葬在庐陵十一都南山原上，亲自撰写墓志放入墓中，又命直撰文表彰在墓上。直哭泣着接受使命，悲伤到了极点，言语不能成篇，但不敢怠慢。从前秦康公送他的舅父晋文公到渭水北岸，作诗序的人说，康公见到舅父，大概就像见到了母亲。直的心情也是这样，常常遗憾和欧阳公相距遥远，不能多次见面。每当想起他，对母亲的思念之心更加迫切，竟不知眼泪鼻涕横流。如今欧阳公已经去世，终究不能再见一面了，想报答他的恩德，也没有地方可以施展了。那么直的悲哀思念难道会停止吗？大概要怀抱这种痛苦直到终身才会停止。因此把这些写在墓上，既用来彰显欧阳公的德行，也用来抒写直的悲哀罢了。

译杨处士墓表 翰林编修杨鼎的父亲处士君去世后，安葬在长安塔坡乡的祖坟中，已经六年了。今年杨鼎来拜访我，告诉我说：‘先人的墓葬，少保江陵杨公已经为他撰写墓志铭了，但墓上还没有表文，恐怕无法使他的德行昭明于长远，所以斗胆请求先生撰写。’我和杨鼎有文章方面的交谊，不能推辞。处士名森，字德甡，他的祖先是华阴人，后来迁居长安；过了很久，又取得咸宁的户籍，居住在郡城永昌坊。曾祖孝古、祖父伯安、父亲惟敬都没有做官，却都因德行和义气受到乡里敬重。惟敬娶李氏，生下处士。处士刚直简朴安静，不苟且迎合世俗事务，对父母尽孝；博览群书，却特别精通阴阳术数，依据出生的年月日时所对应的干支加以推演，判断吉凶，奇验很多。然而他和人谈论时必定以孝、友、忠、信为根本，大意是希望人们趋向善行以求得福报，不肯顺从世俗。他喜欢把居所周围杂种花卉来自我娱乐，富贵利达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心志。闲暇无事时，常独自在花木间徘徊，或高处远望，从容啸歌，潇洒地具有超脱尘世的情趣。他曾说：‘我的祖宗积德累仁，子孙应当有兴盛发达的。’于是送杨鼎入学做学官弟子，所给予的教导和引导没有不周到的。正统己未年，他考中进士第二名，随即入官翰林。士大夫都称赞您的善于教子，也称赞鼎的好学。这一年十月初七日，您因病死于家中，享年六十六岁。您起初娶魏氏，早逝，没有儿子；继室刘氏，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就是鼎，次子是鼒；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王楠、呉英。古代的君子，不一定都尊贵显达，但总也能凭自己的作为立身。如今您虽然没有做官，但您的善行足以在世上获得称誉。从前淮南有位处士征君，因孝悌恭让闻名乡里，并教导他的儿子考取进士甲科。荆国王文公认为他是一乡的善士，撰文表彰他的墓，到今天已经几百年了，人们还知道有征君这个人，就是因为荆公的文章还在。您的美德本来就不逊于征君，而鼎的贤能将要显扬光大到什么程度，更是难以估量。我这篇文章哪里足以使您的声望更加尊重呢？姑且为您写下墓表，以待后世。姚氏二亲墓表 桐庐姚君惟善，于永乐丁酉年四月二十五日死于家中，享年四十四岁，暂葬在乡里的文化山下。宣德己酉年二月二十五日，依礼葬在本乡寨鸡山的南面。正统丙寅年六月六日，他的妻子孺人申屠氏死于北京，其子吏科给事中防的官舍，享年六十七岁。防和他的兄弟奉柩归来，择定在【缺】年【缺】月【缺】日与惟善君合葬，并亲自写状来请我说：“我们的父母确实有美好的德行，足以保佑后人。可是先父早早抛下我们这些孤儿，先母辛劳自身、竭尽节操，教育抚养我们。如今幸而取得俸禄，本来可以侍奉他们朝夕起居，却不能奉养到底。这就是我们兄弟悲痛欲绝而不能止息的原因。现在奉柩合葬，希望多少可以使死者在地下得到安慰。只是恐怕他们的德行善事久而久之会沉没磨灭，希望先生在墓道上为他们写表，使之永远不朽，那就是最大的幸运了。”我嘉许他的孝心，所以没有推辞。君名善，惟善是他的字。曾祖父定，祖父鼎，父亲伯华，都有隐而不显的德行。君仪貌丰伟，胸襟气度平和旷达，虽然不拘泥于细小礼节，但行为不违背正道。他侍奉父母以孝闻名，奉养生者、安葬死者，都合乎礼节。他对兄弟极其友爱，长兄曾被官府差役征用，君请求以自己代替，虽然劳苦也毫无怨言。弟弟成为太学生后，他便拿出丰厚的资财供给弟弟，使他安心学习。等到弟弟任洛阳令时，君为了避嫌，从未前往探望。他看见仁爱之事就急切去做，实行义举出于天性。乡人杨甲的父亲去世，不能办理丧事，他替其置办棺木、衣衾并办理安葬；女孙柴氏的亲人去世，无所依靠，他把她抚养成人，使她能够出嫁。其他如赈济贫困、救助患难，施惠尤其多。与人交谈必定依据忠信；有人因不平之事来向君质问，他便以道理教导开解，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大家都称他为长者。他去世那天，无论亲疏、愚贤，来哭悼的人都很悲哀。孺人也是桐庐的旧家女子，父亲文斋以品行义理著称，但她与母亲【缺】氏都早早去世。祖父母因为她是长媳，便让善照料她，察觉她贤惠而有才，说：“假如她是男子，一定能使我家兴盛，可惜她是女子。”然而又不愿把她嫁给普通人，十五岁时便为她选择女婿，于是嫁给了君。她侍奉公婆孝敬而温顺，能够得到他们的欢心。祖母杨氏性情严厉，难以侍奉，却唯独喜欢孺人，常常举她来勉励其他女子。她作为妻子能够辅助君实现志向，闺门之内庄肃如一。君去世时，孺人才三十六岁，却以贞洁安静自守，以节俭持家。君起初停柩未能安葬，她每想到此事，就悲痛欲绝，直到安葬后才停止。每逢岁时节日，她奉行祭祀，处理内外亲属、乡邻和宾客的往来，都恰合其宜。她教导几个儿子各自专心于自己的学业和事业，不要辱没先人。防年纪最小，她亲自教他读书，送他进入县学学习；她脱下簪珥作为学费，夜里便拿着蜡烛督促勉励他。看见他同贤人交游就高兴，否则便愤怒地说：“你父亲积善，把这些留给你，是希望你大有作为；难道你甘心做个不肖之子吗？”防于是自我勉励，终于取得成就。等到他担任近侍官，她迎来京师奉养；侄子龙任刑部主事，两个儿子晚上回来侍奉左右，她询问他们的职务，随事加以训诫，都合乎理法。朝中士大夫听说这些事，没有不赞叹她贤德的。孺人守寡三十年，清白如冰，刚贞如玉；她的善行和通达见识，又是这样，难道不是贤德吗？有五个儿子、女儿一人，孙子十三人，孙女四人。古代那些大贤君子、卓然立身于世的人，全都根本出于父母的贤德；如果父母都在，他们成就事业就容易了。不幸失去父亲，做母亲的往往只有慈爱而缺乏威严，但仍能成就孩子贤能的，即使是母亲善于教导，实际上也是因为父亲的德行足以庇护和资助他们。宋代庐陵欧阳公，就是所谓的大贤君子，声望显著于天下，实在是由于母亲的教诲；但君子仍必定把这一切归于父亲的仁德。如今看惟善君和孺人，他们自身所积累的德行以及对儿子的期望，与欧阳氏没有不同；然而欧阳氏能够长久不被磨灭，是因为有泷冈表在那里。我这篇文章哪里足以同它相比呢？不过防正值盛年，进用还没有达到极点，他若更加勉励修德，使父母显扬，那么成就应当会更大，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一个像欧阳公那样的人，来为他们托付不朽之名呢？姑且把这些编次记述下来，使它刻在墓上。

译故郁林州同知张君墓表 张氏的先人是洛阳人。五代末年的战乱中，才迁居泰和。宋熙宁年间有兄弟二人同中进士：哥哥汝贤，任江淮发运使；弟弟汝明，任湖南观察使。二人都有盛名，家族也更加兴盛，并有了谱牒。到了君的曾祖君瑞、祖父文良、父亲子礼，都没有做官。文良身材高大、仪表如玉，言语行为不妄，乡里称为善人。子礼则谨慎侍奉父母，并且勤劳经营家业。君从小就与翰林侍读梁先生友善；等到君长大，又与梁先生的儿子、侯官县令叔防一同求学，得到互相切磋的益处。君名铎，字振文。从县学学生中充贡进入太学，结交天下贤人，学业更加进步。他谦恭自持，谨守礼法。历任兵部、礼部，都因谨慎而获得声名。丙辰年，奉命任郁林州官。郁林是瓯越之地，自古被称为偏僻鄙陋的地方；当地人知道努力耕田、从事根本，秀异之民也颇喜欢读书，但风俗还没有完全淳厚。君一概用宽和简约的办法治理，百姓因此安宁。于是兴办学校，申明教条；有空便亲自到明伦堂，召集诸生讲习讨论，增加供给，免除徭役，用来督促勉励他们。因此诸生都努力学习，谋求出仕进取。百姓中有兄弟相互争讼的，君便用大义开导他们，使他们回去自行思考，往往还没有审理到底便自行罢休。州南有荒废土地无人治理，君教附近百姓开垦耕种，以此供他们取食，并说：“我不向你们征税。”人们知道君的心意在于使百姓获利，于是所有荒地都被开垦耕种，郡中几乎没有遗弃的利益。对于各处祭祀神灵、保佑百姓的坛壝，都按时整治并举行祭祀。因此遇到水灾、旱灾、疾病、瘟疫，祈祷往往得到应验，百姓也享受到福佑。州人因争夺土地而互相仇杀，长期不能解决。藩省大臣知道君可以任用，便委派君和各司派出的官员前去平息。向他们宣布天子的恩德以及不忍用兵的意旨，依照图志考察旧有事实，使各方都遵循原来的界限，丝毫不许馈赠贿赂流通。于是众人都心悦诚服地罢争而去。壬戌年考核任职，入朝到京师，考绩列在优等。回到郡里后得病，只有第三子志在身边，医药也没有效果。志向神祈祷，请求由自己代父受病，也没有应验。病情危重时，他对志说：“你幸而考取乡荐，应当更加努力学习，以显扬父母、成就自己的声名，不要懈怠。”说完便去世了。这是壬戌年八月十五日。他出生于洪武丙寅年十一月五日，享年五十七岁。起初娶罗氏，先去世；继室为旷氏。儿子四人，女儿四人，孙子八人。志奉柩归来，兄弟们择定葬在龙洲南园，并将罗氏附葬。这是癸亥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葬九年后，志从太学选任南京刑部主事，赴任时来求我撰文表墓。我与君同乡，曾经一同在乡校游学；君比我小七岁，我见他端庄稳重而平易近人，常常把远大的前程期望在他身上。等到他考核任职来朝，我看到他的考绩，心中更加高兴，认为他的福禄、荣名还正未有穷尽。哪里知道离开不久，君竟然已经去世了！志的才华器识又有过人之处，如今刚刚开始仕途便登上郎署，官居六品。上天将把君未尽的余福加倍赐给志，使他扬名显亲、大有作为，以完成君的志愿。这样，君的德行善事就足以在后世得到证明了，所以我为他表彰于墓上。铭 忠孝堂铭 国家兴盛，必定有豪杰卓越之才，能够通达忠孝的大节，来辅助国运昌盛，继承世代功业，然后才能享有高爵厚禄，传给子孙并延续长久。像太师英国张公，就是这样的人。张公的父亲河间忠武王，从前在潜邱侍奉太宗皇帝，掌管防卫军队；他的姿态气度雄健爽朗，才智谋略超群，武勇更是无人能比，最受皇上亲近信任。靖难之兵兴起后，皇上每每把预定的谋略交给他，作战攻取无不顺利，诸将都敬重退让。当时张公也带兵跟随忠武王，忠武王曾对张公说：“我蒙受皇上的恩德，想辅佐完成大业，以报答这份特殊待遇；你应当竭尽力量、专心一意，或许可以实现我的志向。古人说侍奉君主不忠、任官不敬、临阵不勇，都是不孝。你能尽忠，正是行孝的方式。”张公叩头接受教诲，激励率领部下，冲破敌军锋线、攻入敌阵，所到之处都建立功勋。不久忠武王去世，太宗皇帝一向认为张公奇异可用，召见并慰劳勉励他，让他带着父亲的军队为国效力，说：“你不要忘记你父亲的志向。”张公感激皇上的恩德和先王的教诲，更加奋发自励，终于成就大功。凡是皇上有所命令，无论南征北伐，他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奇谋伟绩都载入信史，功名富贵没有超过他的。等到他侍奉四位圣主，始终小心敬畏，前后四十年如同一日。张公既已接受显赫爵位，成为师臣，忠武王也承受隆重的诏命，配享太庙，这就是忠孝所得到的报答。后来修撰先朝实录，张公两次担任监修。今上皇帝广布光明，研习圣学，张公实际主持经筵事务，早晚恭敬，进退从容，显然具有儒者气象。他曾对我王直说：“先王把忠孝作为训诫，我既然奉行它来处世，不敢有所失坠。虽然有幸有所成就，但如今已经老了。列圣的大德，我不敢忘在心中，难道也敢忘记先王过去的训诫吗？”于是便把“忠孝”题写在堂上，用来终身勉励自己，也使我的子孙登上这座堂的人，思考如何继承我的志向，日夜努力，尽心于自己的职务，希望不辜负国家，也不辱没先人。请您为我作铭。”我王直听说，忠孝是臣子的大节，是天理的当然。如果真能尽到忠孝之道，就一定能享有福禄荣誉，并使子孙长久保有。从前召穆公能够继承祖父康公的事业，对周朝有功，宣王赐给他圭、瓒、秬鬯，让他祭祀先祖；又赐给他山川土田，传给他的子孙，诗人歌咏此事，直到今天还在诵读。张公继承先王的功烈，显著于国家，所受的显荣褒奖，实在有历代的赐命，确实不逊于召穆公；并且他尤其勤勉地以忠孝自我勉励，又用来勉励后人，国家有亿万年的福庆，张氏也有无穷的福祉。难道还会有穷尽吗？于是为他作铭说：上天生养这些百姓，把正直的本性赋予他们；作为儿子一定要孝，作为臣子一定要忠。英公张师，德行兼备而崇高，卓然挺立，完全有前代贤人的风范。威武雄健的先王，才华出众而雄强，捧着太阳直上，位居扶桑以东。忽然驾气而去，超越鸿蒙，只遵循遗训，继承武功。拨开云雾，开辟昏暗的地方，在九霄奋力飞跃，攀援飞龙。向蛮夷宣扬威势，无不通达。光明的历代圣主，恩遇隆厚，仁德浸润、义理融洽，恩泽丰厚而记载光明。功勋铭刻在旌旗、常旗和鼎钟上，忠武王也得到显赫祭祀，升入太庙。与周家的召虎，大概可以相同。早晚孜孜不倦，怀有谦逊冲和之德，把它题写在这座铭堂上，以图始终如一。勉励你的后代，追随美好的足迹，侍奉君主、奉祀先人，更加恭敬。国家万年长存，福禄无穷。古朴子铭

译云南右参政、浦城人陈君逊，字必恭，最初由进士擢升为陕西道监察御史，因考绩最优升任现职。他的言语行为都以古人为法，对世俗浮华、巧诈虚伪的习气，心中一概不涉足；人们都称他古朴，必恭也因此用“古朴”自号。他的同乡朋友陈先生士希把这些事告诉我，我赞许他的志向，希望他长久保持而不改变，于是为他作铭说：“古代的人，顺循自然本性，不加雕琢，而使淳厚的德性得以保全。后世的士人趋向巧诈虚伪，越放纵越苟且，流俗因此败坏。古朴子啊，正是以此为戒。以先民为准则，以大道为法度，既不奸邪随俗，也不矫激过分。他的言语和行为，质朴而正直。御史台高峻，薇垣从容，所治理的政事没有不成功的，百姓没有不信服的。可叹这样的人，可以用来激励风俗；恭敬谨慎而不改变，以终其善福。” 着存堂铭 着存堂，是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永嘉黄公祭祀祖先的祠堂。起初，黄公的父亲少保公曾在住宅东侧开辟一座堂，祭祀四代祖先，并以“着存”命名。祭酒胡先生为它作了记。但由于受地势限制，祠堂的规制还不完备，他心中大概一直感到遗憾不安。到了现在，黄公买下邻近的土地，便大规模修建祠堂，奉安神主而祭祀。前后四十年，父子相继，才终于实现他的志愿，实在可以说很不容易。唉，君子对于父母，一定有追念远祖的道理。父母是人的生命所由来，是树木水流的根源。在这里不尽自己的感情，又在哪里尽呢？所以父母安葬以后，一定要迎回神主；祭祀使神主安定下来。但时间一久，距离越来越远，人也容易忘记，而孝子慈孙的心却从来不曾忘记。到了祭祀的时节便思念，思念了就一定要寄托自己的诚意，于是举行祭祀礼仪，这就是所谓追念远祖的道理。然而古代祭祀，诸侯、大夫、士都有宗庙；庶人没有宗庙，便在寝室祭祀，这就是礼。后世以来，非受赐不得建立宗庙，而能获得赐予的没有几人。所以做官的人即使有爵位来荣耀自身，却没有祠堂来祭祀父母，君子对此感到惋惜。新安朱氏便斟酌损益，制定祠堂的制度，规定从庶人以上都可以祭祀四代祖先。它的制度虽然不同于古代，但礼意比旧制更加隆盛，敦厚伦理、美化风俗的意义，真是盛大啊！然而如果不是笃实孝顺的君子，也没有人能够这样做。黄公修建这座祠堂，根本依据朱子；到了奉行祭祀，又完全采用朱子的书，内在使自己的心整齐端肃，外在备办祭祀用品，竭尽敬意而敬之，竭尽爱意而爱之。因此庄严肃穆，仿佛看见了祖先；恍惚之间，仿佛听到了声音。祖先的声音、容貌、心志、嗜好，片刻也不敢忘记，仿佛神明就在自己的上面。这就是“着存”的意义，也是《诗经》所说的“思成”。黄公的笃厚孝心如此，实在可以作为百姓的表率；他的风俗归于淳厚，也就可想而知了。黄公已经把胡先生所作的记刻在左壁上，又写信来命我说：“您应当为我作铭。”我跟随黄公交往已久，按情义不能推辞。于是作铭说：“名门的庆祥开始于古代陆终。祠堂整齐庄严，坐落在住宅南面和东面。前人创建，后人继承，两位公都伟大。完成这座建筑，宏伟高耸。美好的四室，庄严地位于中央。排列祭祀祖先，极其严肃恭敬。秋霜春雨，心中都警戒不忘。笾豆簠簋，陈列充满。” 祭牲已经肥壮，酒也丰盛。孝孙行祼礼献祭，仪容庄肃。精诚昭明通达，彼此流通。神灵前来享用，升降同受。欢喜醉饱，没有怨恨悲痛。祭祀之物化为和气，成为吉祥之风；积聚美好，降下福祉，纷纷重重地聚集适宜之祥。你的后代长久而更加兴隆。我作这篇铭诗，使它流传无穷。钟铭 铸钟，是官府用来谨慎对待早晚时刻，佛寺、道观用来庄严祭祀，而近世富裕人家也多有设置的。为什么呢？我既然建祠堂祭祀祖先诸位，又取其庄严奉祀的意义，请求设置一口钟。我还兼取谨慎早晚的意义，想用它来警醒昏昧懒惰，所以没有拒绝。于是推想祖先教示子孙的心意，作铭说：“县中有一口钟，声音传闻于天。举行祠祭时最为重要，铿然作响，只以德行为先；进德修业的功夫，早晚都应当勤勉不懈。若沉溺于酒曲酿成的毒害，放纵于床席安逸之中，即使钟声殷殷阗阗地响着，听来却茫然无知，迷失天理之路，沉没在人欲的深渊，昏昧懒惰而不悔改，既不能说是孝，又哪里能说是贤呢？那么神灵将会厌弃他，他又哪里会有福呢？”唉，你们这些子孙，要警惕而不要犯错；努力有所成就，成为百世流传的后代。严氏钟铭 严氏在泰和是大家族，他们的先祖从金陵迁来，后来有一位笃实守行的君子名叫玄晏甫，又迁居到金台山中。他的两个儿子诚仲、文仲都能继承家业，于是建堂祭祀祖先，又在庭院中铸钟，以供祭祀使用。我与他们家有世代交好的情谊，所以为他们作铭。铭说：严氏的先祖，来自金陵，世代都有美德，所以长久以来越发兴盛。迁到金台山，实在始于玄晏甫。他孝顺友爱、忠诚守信，没有辱没祖先。两个儿子都贤能，享受的祭祀更加丰厚。于是建起祠堂，在庭院铸钟，以芳香祭品供奉早晚，具备恭敬之声，铿锵的钟声是祖先所听。祖先前来享用，没有怨恨悲痛。保佑我的孝孙，使福禄一同降临。福禄一同降临，孝孙又有孝子，永远保守这份福祉。使后代承配始祖，铸钟的功业大为延续。震动超越山川，凭此作铭诗，流传百世。静学斋铭 我的朋友夏君仲昭，早年就有志于学问，希望凭此立身于世。虽然居住在市井之中，却更加勤敏于学习。他采用汉代诸葛武侯的话，把书斋命名为“静学”。他取圣贤之书来读，寻求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并牢记奉行。学业有成后考中进士，达到通显的地位，历任内外官职三十多年，用来实践自己所学，士大夫都尊重他。如今升任太常少卿，用他的恭敬谨慎来交接神明，名声更加显著，这些都是“静学”的功效。然而他爱好学习、始终不忘，所以学士沈先生曾为他书写“静学斋”三个字，他便把它悬挂在斋壁上，每天勉励自己。少师萧先生为他作记，我也为他作铭。铭说：古代的人，以学习作为自己的事业；学习有要领，说到底只是一个“静”字。道理源自上天，又赋予人；只有静，才能专一，才可以积累到自身。汉代的武侯以静来成就学业，知道止步而后心有定向。仰望那先觉之人，不亲近邪曲，不被私欲扰乱。应对往来事务，大小都合宜。直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功业没有被忘记，美好的声誉仍然存在。啊，仲昭啊，你的心毫不动摇；众人摇摆不定，自己却喧嚣浮躁。濂溪先生有训言：没有欲望所以能静。这样不仅能成为贤人，也可以成为圣人。开始时减少欲望，逐渐达到没有欲望。持守敬意而不改变，就是圣贤一类的人。《抑庵文集》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集》卷九　明王直撰墓铭 刘先生墓志铭 先生名镐，字武性，祖先出自汉代楚孝王刘嚣。五代末年，由金陵迁居泰和东门，世代都是大家族。到了先生，又迁居龙泉。五世祖天定，宋理宗时考中进士，任著作郎，出任宝庆府知府，死在任上。高祖崇甫，任岳阳军节度推官。曾祖昌武，因为长子明叟显贵，赠同知吉安路总管事，封彭城郡伯、骑都尉。祖父坚叟，任广州路学正。父亲允中，洪武壬子年考取乡荐，授安远县学教谕，因母亲去世服丧没有赴任。洪武甲子年，又被举荐为教官到京师，试作诏书一道，皇上称许，授翰林检阅；他以疾病辞谢，改任广西凭祥巡检。先生是他的次子，幼年丧母，悲哀思慕如同成年人，跟随父亲允中先生学习举子业，远远超过同辈。允中先生后来死在凭祥。凭祥在广西偏远之地，与交趾接壤，风俗气候都很不同，人迹罕至；先生因不能把父亲遗骨带回故乡而遗憾，每想到此事，便悲痛不已。同乡先生晏彦文知道后怜悯他，想帮助他完成心愿，便向广西藩宪大臣说情，使他们聘请先生为临桂县学训导。先生以疾病辞去职务而前往授经，因而把自己的情况告诉郡博士陈廷器。廷器把这件事转达给藩议，班公赞许他的孝心，借公务之名让他前往。先生到了凭祥寻找父亲，客葬的坟墓一座接一座，在荆棘中无法辨认。允中先生任职时所养的家僮刘四，后来转入交趾；由于蛮夷风俗不同，没有人知道允中先生的墓在哪里。先生日夜绕着墓地哭泣，几乎不想活下去。过了几天，忽然刘四从傍晚到来，仿佛有人凭借他指引，因而得知墓地所在；打开坟墓查看，旧日的衣服和被褥宛然还在，又刺血验认，确实是允中先生，于是背负遗骨归来安葬。然而他仍然遗憾当年未能亲自侍奉父亲的疾病、安排医药，所以过了很久仍然悲伤。像先生这样，大概可以说是永远思慕父母的人了。先生得到家学的美好传统，对经、史、子、集都深入研究其中的义理，并且乐于教人；他的门人弟子有的任太学官，有的登宪府，有的做州县官，比比皆是，而先生自己也已经颓然老去。永乐丁酉年，广西聘请他主持考试，众人都佩服他的公正。他性情豁达，乐于施舍，赈济贫困者唯恐来不及；有人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他，他便像对骨肉一样保护、照料并供给。与人交往，从不因对方盛衰而改变心意。他内在的操守既然充实，施于外在的行为大都如此。一生研治古文，现有文集【缺】卷。于永乐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娶郭氏，是龙泉秀州郭德宣的女儿，有美好的德行和妇道，是家族母仪的典范。族楷法先于永乐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去世。儿子一人，名滋，读书成为士人。女儿二人，长女尚未出嫁，次女嫁给儒学生彭【缺】。滋在某年某月某日将父母合葬于某处，带着墓志状来请求我作铭。我的高祖母，就是滋的高祖姑；并且允中先生的安葬，正是我的先父琼州公所作墓铭。那么我怎么敢吝惜自己浅薄的文辞呢？于是编次事迹，作铭说：德行足以立身，又深厚地施于父母；学问足以善化他人，又能惠及困苦贫穷的人。有盛大的声望，有光耀的文章。用我的铭文昭示出来，时间越久越显得新。

译先考中宪大夫肇庆府迁葬志 唉！我的先父中宪公，具有厚重的资质、深奥博大的学问、淳厚美好的德行、宏伟的文章、明辨治理的才干和宽宏广大的气量。他在乡里是名儒，出仕后任广东按察司佥事、工部主事、琼州知府，都是有名的官员。他所建立的事业卓然在人们耳目之中，不可诬蔑。大概因为先曾祖则堂府君、先祖竹亭先生世代积累忠厚之德，所以到先父时发扬出来，显著而更加伟大。他在琼州遇到先祖母李氏夫人的丧事，服丧期满后赴北京，改授肇庆知府；因患病未能赴任，于永乐十四年七月初九日死在万宝坊我所居住的官舍，享年七十五岁。当时我任翰林修撰，哥哥信行、敏行陪侍在旁，兄弟们攀柩号哭，五脏仿佛破裂，抬头无告、低头无路，没有地方申诉，于是奉柩南归，在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依礼葬在千秋乡新山大岭的【缺】。文渊阁士大学士胡公广实际为墓作了铭。我们兄弟不孝而且不谨慎，不能选择合宜的土地，导致墓中受潮湿侵害；幸好还没有侵及棺柩，于是永乐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备棺木、衣衾等物，打开墓圹，恭敬地更换棺木，以本月【缺】日迁葬并附葬于云亭乡聂家山七世祖妣胡孺人墓的右侧。唉！我们兄弟不孝不谨慎，导致这次迁葬改葬，罪过深重，不可逃避。只希望父亲的灵魂永远安息在这里，赐福保佑我们的后代。先父姓王，名泰，字伯贞，别号止庵，学者称他为止庵先生；我谨将这些事明确写下，传到千万世以后。陵谷变迁，也许仍有可以凭验之处，使这篇文字不要毁坏。次子直泣血记述并题盖，当时任翰林侍读，因继母萧夫人去世在家服丧。奉议大夫、浙江提刑按察司佥事、契家生郭公绪填讳。彭学礼墓志铭 宣德元年十二月初一日，泰和桃源处士彭学礼因病死于家中，享年五十四岁。他的儿子俊考取广东乡荐，正在礼部参加会试，听到讣告后震惊悲痛，几乎昏绝；当天便办理任职手续，准备回乡，哭着告诉我说：“俊不幸因为科举之事牵累自己，远离了父亲。然而俊离家时，父亲实在身体康健，没有疾病。父亲教导俊已经无微不至，谁知离开不到二十天，竟发生这样的祸变？俊既不能亲自为父亲请医用药、料理殡殓安葬，又不能请人作铭来彰显潜藏德行的光辉，那么不孝的罪过就更加大了，斗胆请求您。”我与彭氏世代有交情，不能推辞。处士名【缺】，学礼是他的字。他从小就懂得孝悌，大父直方、父亲叔温都非常疼爱他。到了壮年直到老年，更加谨慎厚重地自持，不肯做不合礼法的事。有人把非礼之事加在他身上，他也默默忍耐，不与人争较，但最终也没有人能胜过他。治家勤劳俭朴，井然有条有法。除了日常产业以外，不苟且求取、不妄自收取。曾经一次往来岭海与青徐之间，回来后不再出游，说：“远游广览，本来是大丈夫的事情；但做一乡的善人，也就足够了。”他每天教儿子读书求学，并与宗族乡党一起闲游嬉戏，安闲自得。永乐癸卯年，俊游历广东，因考取乡荐回来，父亲便告诉他说：“你开始列入乡荐名册，应当更加勤奋学习；否则不足以立身，你要谨慎。”等到俊赴礼部会试，又教导他侍奉上司、结交朋友的道理，尤其恳切。俊也努力遵承父亲的教诲，还没有等到成名，处士便去世了，这就是俊悲痛悔恨而不能停止的原因。处士起初娶同乡任氏，是保冲的女儿，很有妇道，生俊和一个女儿；女儿嫁给曾迪先处士。任氏在八年后去世，葬在桃源住所的东面；今年【缺】月【缺】日，打开墓穴与处士合葬。后来又娶萧氏，生杰；孙子一人，名镃。我回忆自己还是儿童时，曾随先父琼州府君按岁时经过桃源，拜见他的祖父和父亲，他们都质朴厚重、端正严谨，有古代君子的风范。退下来后又同处士兄弟交游，也和善亲近。如今四十三年过去，眼看彭氏已经更替三代了，唉，怎能承受这份悲哀！铭说：彭氏的先人以德行建立家业，处士继承了它，质朴而不浮华，孝悌、节俭、勤劳，理应显达而长久。如今他已经去世，君子为此叹息。康纪善墓志铭 宣德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梁王府纪善康君孔高以病请辞归乡，死在临清，享年六十岁。他的儿子大理评事颒来北京考核任职，听到讣告，准备回去，和兄弟们为君选择葬地，哭泣着请求我作铭。原来君来这里时，是住在我家。后来因病请辞想回乡，我对他说：“您何不等颒来，到了秋天再走？”君说：“我的病应该离开这里，为什么要等？”谁知离开还不到一个月，君就去世了。追念从前的交往，君的墓志我怎么能不作呢？君名岳，孔高是他的字。他从小就秀美聪慧，喜爱学习。县令选他为学官弟子，他便和朋友们日夜讲习；又跟随萧子尚先生读书。经洪武丙子年考取乡荐，第二年会试，得到祁阳教谕的职位。祁阳的学校荒废已久，君到任后严格遵守规矩，教导诸生；有志向的多乐意跟从，不成材的却害怕他，便诬告他有事，调任云南。永乐初年，他以母亲年老为由陈述情况，改任零陵县，取道回家探望。正好母亲生病，他留下侍奉九个月。有关部门从远方来询问，将要依法惩处他，太宗皇帝怜悯他的孝心，赦免了他。不久因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景陵县。所任四处学校都修复兴办了废弛的事务，教育也取得成效。任满考核后升为南阳教授。

译学校房舍长期破败，倡优和戍卒逐渐侵占校地，诸生换下冠帽衣服与他们混处而毫无顾忌；君把这些人一概驱逐清除，整顿修治学校，学校因此兴盛。他曾主持四川考试，被称为得到人才。又过九年赴吏部，仁宗皇帝分封诸子，选择贤能者辅佐他们，君被选为纪善，多次以经书进讲，受到很高的礼遇。不久因风疾请辞，有司认为君学问老成，不肯批准；于是援引旧例请求告假归乡扫墓。等到再次来京，病情更加严重，这才获准退休归去。颒在长芦迎接他，不忍分别。君说：“我看自己还不会立即死去，你快走，不要耽误约定的期限。”唉，谁知君竟然死了。这就是颒悲哀不能停止的原因。君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凡是家事都听从兄长的命令。他入赘同乡刘氏，刘氏家中多遭变故，失去了长辈，君抚养刘氏的几个孤儿，等他们长大后才让他们回去，从未私自取用一文钱。在祁阳时，有个商人被同伴抛弃，患病将死，君救活了他。任南阳教授时，乡邑旧友遭遇奇祸，覆亡家族的幼子藏在亲属家，害怕不能免祸，又派人来投靠君；君将他藏起来并教导他，最终使他免于灾祸，家族祭祀也没有断绝。新淦杨氏的儿子博客居南阳，困窘不能自存，也来依靠君；君供给他衣食并教他经书，博后来考取乡荐得到教职，而君始终没有骄矜之色。他的存心仁厚就是这样。君世代居住在泰和平易坊，祖先大概有人做过官；到了他的祖父仁安、父亲德昭，都没有做官。德昭早年丧父，母亲陈氏守节抚养教育他。德昭能够自立，他的母亲也受到旌表。君的妻子刘氏，比君早十八年去世。生四个儿子：长子颐，次子颒，以进士身份入仕；次子顼，幼子颙，也都考取乡贡。女儿五人，嫁给郭公伦、辰州府学训导陈禧等人。孙子七人。君通晓政事，才干足以有所作为，却只做到一名教官；到了老年，又做所谓纪善，始终没有得到施展才干的机会，于是想退处自便，因而号为遯庵，最终因病免职而死。他所写文章一定依据义理，有文集若干卷，收藏在家中。他于【缺】年【缺】月【缺】日安葬，墓在【缺】原。铭说：才干足以有所作为，又正逢时机，却始终不能施展，只能止步于此。德行留在人间，有长久的思念。我作铭使它昭示千古，不被毁弃。国子博士王君墓志铭 君姓王，名复，原字子福，是我的同乡，泰和灉江人。祖父惠轩、父亲志德都没有做官，却都是乡里的善人。君幼年丧父，能够自己努力学习，脱下妻子的簪珥作为贽礼，跟随庐陵谢子方先生学习《易经》，深入领会其中的精微。洪武丙子年考取乡荐，三年后参加礼部会试，得到化州学正的职位，能够用自己的学问教导诸生。诸生中有许多通过科举出仕的人，他因考绩最优升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他的论著当时人人都佩服其才华。太宗皇帝在位时，年年和顺丰收，祥瑞全部到来，天下都上表庆贺。北京京畿以内的文武各司，都请君代为撰写表文；六馆的士人要写表文，也一定来请君。君应对起来毫不困难，名声越来越大。天子认为他适合任此职，给他七品俸禄，让他仍任博士，君也非常高兴。洪熙元年八月，君得风疾，哑了不能说话。我前往探问，君仍然送迎嬉笑。我以为君很快就会痊愈，谁知竟因此去世，当时是九月【缺】日。他出生于【缺】丙午年【缺】月【缺】日，享年六十岁。娶【缺】氏，生两个儿子。君性情质朴厚重、坦率平和，与人交往不随意标新立异，只任其真性而已。他性情尤其俭朴节约，穿粗衣、吃粗粮，也不以为厌。起初朝廷编纂《五经大全》，用来惠及万世，君参与其中，被称为能办事的人。后来修撰太宗皇帝实录，精心选择有才干的人执笔；我谈到君时，主管此事的人认为他很合适，还没有来得及任用，君就已经去世了。唉，真是可惜！君的灵柩归还泰和，两个儿子将在某年某月某日把君安葬在某山的原地，请我为墓作铭。我与君交往已久，也很了解君，于是没有推辞，作铭说：质朴厚重而志向庄严，学问笃实而才干优良；为什么吝惜他的寿命，使他的才干施展不长久？归葬于这座山丘，作为百世长存的葬所。明威将军海南卫指挥佥事柴公墓志铭。明威将军、海南卫指挥佥事柴公，于永乐戊戌年四月十日在任所去世，享年五十九岁。冬十二月初九日，他的孤子瑄将他安葬在琼州城西南的原地。又根据公的故友王君仲迪所写的事状，因兵部员外郎陈君亢宗请求我为他的墓作铭。我的先父曾任琼州太守，确实与公交好，我也曾见过他，怎么敢推辞呢？公名英，字仲实，是兖州曹县人。祖父名清，祖母姓王；父亲名裕，元朝末年任安丰驿千户，率众归附太祖，常常跟随征伐，积累功劳，升至武节将军、正千户。洪武初年镇守番昜，死在那里。当时公已经长大，入宫充任防侍舍人，以才干武艺著称，于是承袭父职，任瞿唐守御正千户。跟随征讨辽东，功劳最多，调任浙江松门，又调任临山。乙亥年秋，诏令天下武臣以及其父祖有开拓功劳的人，都破格提升。于是公得到海南卫指挥佥事的职位。他宽厚爱人，善于安抚防御，革除弊病、兴办有利之事，人人都感到便利。黎寇王瓶侵扰澄迈，公将其剿灭平定。过了三年，授予公明威将军称号，并以他的官职追赠其父，封母亲薛氏为太恭人，妻子王氏为恭人。

译永乐丙戌年，朝廷认为安南黎氏父子行为不义，发兵讨伐他们。当时英国张公任新城侯，实际上总领军务。张公因被选拔出征，侦知黎氏在富良江修筑栅寨固守。军队驻扎在驼海，张公命军中制造小船，抬着随军前进；到了富良江，就把小船连接成浮桥，又划船渡军。张公和军中骁勇之士首先登岸，攻破栅寨，转战到东都，覆灭安南国，逐步平定全境。论功行赏，朝廷赐给他白金、文绮和宝钞。张公屡立奇功，按规定都有文书应当升迁，但他退让谦抑，从不自我夸说，知情者把他比作冯异。广东濒临大海，海外诸国都归附朝廷，但岛夷杂种不时出没，在海上作寇。己丑年春，指挥李珪总领军队防备他们，听说张公的名声，征召他来相助。他镇抚、防卫海疆，大多依靠张公的谋划。过了很久，李珪被召回广东都指挥司，上奏请求让张公代领其部众，诏令同意。张公统率一万多士兵、五十艘巨舰，诸将中职位在他之上的，也都服从他、听从指挥。军队昼夜巡逻，检阅操练，像是敌寇即将来犯；敌寇也听闻张公的名声，不敢靠近。海道将近万里，沿海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都是张公的恩惠。军队驻扎在潮州海门千户所前的水浦，张公染上风疾去世。将士们无不流泪，彼此合力备办棺材收殓遗体，让他的部下抬着灵柩回去，跋涉五千多里到达海边。海南的军民，无论老幼贤愚，都奔走前来吊唁哭泣。唉，这件事足以看出张公的德行了。张公忠厚谦慎，面色温和、气度平和，对自己要求极严，而待人十分宽恕。征讨安南时，部下有人俘获妇女，挑选出来献给张公。张公把她们关在一间屋里，让她们料理女工；等到返程时，全都分给没有妻子的人，一个也没有留下。他曾经路过南昌府，同路人想置办酒席、召妓女来使张公欢娱，张公知道后，趁夜提前出发。他就是这样以礼法约束自己。王恭人是凤阳左卫千户、赠明威将军指挥佥事兴的女儿，很有妇德。有两个儿子，嫡子琳早亡，瑄刚满十岁，但很像张公，差不多可以继承他的家业。有一个女儿，嫁给寿春徐荣。铭文说：高大威严的柴公，正逢盛世而出，镇守海疆，是万夫之雄。军队征讨安南，安抚顺服者，摧毁叛逆者，哪里能说是我的功劳？这是天子的德威。海上波涛浩荡，百蛮前来朝王。张公率军来到这里，谁敢来侵扰劫掠？我们的百姓已经安定，我军也得到休养。张公如今已经去世，但他的德声永远茂盛。在城角的原野上，有高峻的墓道，刻下这篇铭诗，流传百世。故绍兴知府冯君墓志铭 宣宗皇帝在位第九年，振作精神，谋求治理，最重视郡守的选任。职位有空缺，就下诏让三品以上大臣举荐贤能而任用。于是冯君由礼部员外郎出任绍兴知府。冯君仪表高伟，才气英发豪迈，志向也在于立身于世。到任时正赶上大旱，冯君说：“百姓的困苦，哪里有比这更大的呢？”立即亲自奔走各处祀神祈祷，耗尽精力、竭尽心神，希望能够慰藉百姓的愿望。过了一个多月，因病去世。当初，百姓知道冯君爱护自己，也无不爱戴他。冯君最终来不及有所作为，这是最令人惋惜的。冯氏世居武昌，是宋太子少师、赠司徒文简公冯京的后裔。广西路同知、良乡威顺王参谋冯升，以及赠礼部主事冯伯淳，是冯君的曾祖和祖父。元朝末年，冯升避乱，住在永丰秋田，后来在那里去世。冯伯淳幼年丧父，由刘氏抚养，因而冒姓刘。冯君显贵后，得以封赠父母，这才恢复冯姓。当初，冯伯淳因精通星历被征召到京城。冯君在侍奉我时，我滥居翰林，因为同乡的缘故，多次去拜访冯伯淳；冯伯淳已经认为冯君奇异不凡，而那时冯君正跟随丁季恒学习《易经》。永乐辛卯年，冯君考中乡试。第二年壬辰，参加礼部会试，我专门考阅《易经》试卷，冯君入选为教官。我自己遗憾错过了他，但冯君也不肯就任，请求在太学完成学业。乙未年春，太宗皇帝亲自策试士人，我充任读卷官，在殿内值舍阅卷，得到冯君的策对，便把他排定名次。冯君于是成为进士，奉命赈济河南饥民，处置得法，没有人饿死。升任行在兵部武选主事，他以父亲年老为由，请求前往南京管理武臣功勋簿籍，以便奉养父亲，后来因父丧回乡。服丧期满后入朝，正赶上大举北伐，朝廷选择能干的大臣督运军需，逾期者处斩。冯君应当前往大名，而给事中限定的期限逼迫得很紧，冯君在朝廷上与他辩论，言辞和道理都占上风。仁宗皇帝当时在东宫监国，认为他说得对，命令更改此事，他按期集合出发。后来改任礼部仪制主事，遭母丧，服丧期满后起复原职。尚书、毗陵人胡公最爱重冯君，上奏任命他为员外郎。宣德癸丑年，少保黄公和我奉命考阅礼部会试士人，冯君参与办理事务，早晚都非常勤勉。但由于旧日交情，他希望我稍稍违背原则以顺从他人，或许可以远离怨恨。我虽然没有采纳，却知道他深谙世故，这一点不是我所能比的。他任仪制主事很久，对礼文方面的事务没有不熟悉的。当时有人建议让武人子弟都入学，冯君说：“这是要使他们懂得忠孝之道。” 他极力赞成胡公请求施行此事。又想整理当今制定的礼仪，请求颁行天下，但尚未完成，便有了绍兴任命。凭冯君的才干，假如能享有长寿，将来还有什么不能达到呢！可是他只活到四十六岁。他生于洪武丁巳年六月二十三日，卒于宣德甲寅年七月十九日。妻子是安人喻氏，所生的孩子都没有养活，以兄长的儿子栻为后嗣。有一个女儿，尚且年幼。冯君喜好学习，能够作诗，笃厚地对待兄弟情谊，同人交往总能尽心尽力。他任官以清廉谨慎为根本，名声受到士大夫称道。冯君原名智，仁宗认为“智”与宣宗名讳同音，赐名为敏。少傅、西昌人杨公给他取字“钦训”，希望他恭敬地铭记而不忘。如今皇帝亲笔仍然保存着，而“钦训”却已经不能再见到了。唉，真令人惋惜！栻将于【缺】年【缺】月【缺】日把他安葬在【缺】的原野上。栻托姻亲、刑部员外郎陈虬渊潜，请礼部仪制主事刘【缺】所写的行状，来请我作铭。我一向敬重渊潜，不能推辞，于是作序并写下铭文。铭文说：冯氏宗族兴盛，自宋代就在江夏显达，追溯源流，恩泽越来越广。先祖任同知而奋发武略，世代承袭冠带，穿袍曳裾，谋略周详舒展。历任七兵、五礼之职，相继登临。这位杰出的郎官，确实是清要之选。郡府的旌表光彩煌煌，佩绶铿锵作响。颖川、渤海这样的名门，相信并不遥远。唉，怀有奇才，却最终没有施展。阴阳昼夜，交替回旋变化。把铭文刻在坚贞的石碑上，昭示于久远之后。杨先生墓志铭

译先生姓杨，名【缺】，字子遐，是南唐虞部侍郎杨辂的后代。杨允素从吉水迁居泰和县，成为当地大族，在宋、元时期尤其兴盛，大概是因为仕宦和学业而显名闻达，不只是财富丰厚。先生从小喜好学习，从未怠慢嬉戏、放纵游荡；经书、史书和诸子百家，没有不深入研习的，写文章尤其擅长骈俪文。元朝末年兵乱，大族富室都遭到焚烧劫掠，失去了全部财产。国朝变革后，虽然有幸得到安定，但过去那些豪奢傲纵的人，都没有办法维持生计。唯独先生凭借文章品行受到乡里尊敬，县令两次举荐他响应求贤诏书，他都没有出仕。先生奉养母亲，居住在长溪岸边，凭学问教导乡里子弟，跟从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与他交游的都是当时的名士，其中只有香山丞彭叔介先生、他的弟弟和林先生，以及我的先父琼州公，和他最为知心，彼此讲学论道，和乐自得。先生立身行事完美无缺，同人谈论的全是孝、悌、忠、信；无论老幼、愚贤，没有不爱戴并敬重他的。他尤其精通医术和卜筮，有人求助便立即答应，但志向只在医治人的疾病，使人趋吉避凶而已，并不借此求取利益。县中曾经大旱，县令张源用各种办法祈祷，仍不下雨，便和众人商议。众人说：“杨先生是正直的人，凭他的精诚祈祷，应该会有感应。” 于是迎请先生，先生筑坛诚恳地为百姓祈雨。不久下了三天雨，县中获得大丰收，远近欢庆，大家一起像祝祷束长生那样祝颂先生。先生内心没有城府，待人处世没有棱角，胸襟悠然自得；大概荣辱、得失、贫富、贵贱都不能动摇他的心志。到了老年，精神更加充足，气息更加畅达，脸色也更加红润。平日饮酒数杯，额头便汗流而下，看起来就像三四十岁的人；他内在的修养，难道不是有所涵养才这样吗？先生卒于永乐庚子年正月二十二日，距他生于元至正庚辰年，享年八十一岁。曾祖【缺】、祖父远承、父亲允年，都没有出仕。母亲姓萧，妻子姓袁。有一个儿子延仲，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彭传、曾震。孙子【缺】。先生平生不经营产业，不苟且求取不义之财，去世后家中没有剩余财产；平日的亲友都来吊哭并赠送助丧财物。延仲于是于洪熙元年六月【缺】日，将先生安葬在【缺】原。唉！杨氏一向积善，到先生时更加修积；如今家中虽然贫穷，但延仲也能继承这种德行，又有六个孙子，其中必定会有兴盛家业的人。上天报答先生，或许就在这里吧？先生的门人、太学生彭俊担心先生去世日久，名声或许泯灭，托我为他的墓作铭。唉，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又一向承受过他的恩德，怎么敢不为他作铭呢？于是作序并写道：充实他的德行，保全他的天性；安葬在这里，确实可以流传千年；福泽子孙，使福气绵延不绝。欧阳允端墓志铭 君名正，字允端。十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孺人抚养并教育他。君虽然年幼，已经能够约束自己，想着自立，不肯怠慢嬉戏、放纵游荡。他常叹息说：“我是孤儿，怎么敢仿效那些有所凭恃的人呢？”稍稍长大后，家中事务接连发生，君无可奈何，甚至卖掉产业来供给费用。但他尽心侍奉母亲，不让她知道自己的劳苦困顿，母亲因此安心喜悦。他对内外亲族姻亲以及乡里邻居，各自都尽到应尽的道义，所以没有人不爱护、敬重他，愿意长期帮助他。家业重新振兴，但他经历了许多艰难，越发恭敬谨慎、自我守持，不随意前往城邑。佳节时令，他跟随族父、兄弟以及乡里贤者宴饮游乐，以此为乐。遇到事情，无论大小，他一定公正地评判是非，从不委曲顺从、苟且了事。人们都佩服他的公正。他侍奉祖先极尽孝道，前母孺人的葬地不吉利，君改葬她，哀痛恭敬如同对待在世的母亲。他尤其尊敬礼遇贤士大夫，选择老师教育儿子，务求不辱没祖先。这就是他为人可敬重的地方。宣德庚戌年十一月十八日，君因病死于家中。距他生于洪武乙卯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五十五岁。娶王氏，有贤德品行。四个儿子：洙、由、进士、任监察御史的次子淘、洛、汴，都能继承家业。有五个孙子。欧阳氏世居泰和蜀江里，世代都有闻名之人。君的曾祖觉、祖先因为我父子的关系，都没有出仕，但都凭借隐居而有德，受到一乡人的敬重。到了君，又笃实行谊，所以洙终于在世上显贵。君本应享有更大的荣誉，却没有得到高寿便去世，难道不是不幸吗？洙兄弟于某年某月某日将君安葬在某地原野，并拿进士萧镃、孟勤所写的行状来请我作铭，于是作铭说：在艰难中奋发，最终以安定富裕告终。善德积聚于自身，福庆因此绵延。应当享有盛大而长久的福寿，为何不能长寿呢？我把铭文刻在他的墓中，希望可以使他永垂不朽。长史周君墓志铭 太宗皇帝改元之初，下诏令天下设置科举取士。第二年二月，皇帝亲自在朝廷策试士人。第一名是永丰曾棨，第二、第三名是吉水周述、周孟简，他们是堂兄弟。皇帝为此十分高兴，亲自批阅他们的策对，以示褒奖，甚至拿二苏来期望他们。于是周氏兄弟的名声震动天下，天下士人都赞叹他们，认为无人能及。当时周孟简也被授为翰林编修，又与二十八人一同在宫中读书。孟简神情清朗，气度温和，心地淳厚，志向端正；他的学问务求探求圣人的旨意，作文一定以经书为根本，又广泛涉猎诸史百家，同辈都推重他。后来他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多次承受赏赐。太宗皇帝巡幸北京，仁宗在东宫监国，素来了解孟简，凡有编纂撰述的事情，一定让他参与，都称赞他考究精当。因此皇帝对他的宠信日益深厚，终于提升为詹事府丞。因为更加接近皇帝，他越发恭谨勤勉。仁宗即位后，大封诸王，任命孟简为襄府左长史，他竭尽心力辅导襄王。每次进讲，他总是恳切地讲忠孝之道，并推及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皇帝听后称许他，襄王也十分敬重礼遇他。后来陪侍襄王前往长沙就国，他尤其谨慎尽职，一定不让丝毫事情违背礼法。

译宣德庚戌年闰十二月二十八日，孟简得病，病势十分严重。襄王急忙督促医生为他治疗，但没有效果，第二天便去世了。襄王深深悲痛叹息，亲自抚慰他的儿子景亮，派伴读周原护送他的灵柩回乡。唉，如果不是他的学问品行美好，得到襄王的诚信和信任，怎么会有这样的哀荣呢？我当初与孟简一同考中进士，一同学习古文、写作文章，又一同任职翰林，交往相处将近三十年，彼此友好始终如一。他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姻亲，在乡里与邻居相处和顺。至于他任官时善于侍奉上级、安抚下属，并得到同僚信任，难道只有我知道吗？人人都知道。他的品行在内在外都这样显著，难道不是笃厚的君子吗？周氏本是吴太尉周瑜的后代，从庐陵乌东迁到吉水枥坑，又迁到现在的桑园，世代都是仕宦之家。曾祖父方瞻没有出仕，祖父仁德曾任元朝檀州学正，父亲因孟简显贵，被赠为奉议大夫、襄府左长史。母亲姓孔，继母和妻子都被封为宜人。四个儿子：长子昶早亡，次子景亮、景安、昉。三个女儿，长女嫁给刘士式，其余两个尚且年幼。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孟简平生谦逊谨慎，从不自夸，同人相处时言语温和，从未与人发生抵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至于教导学生，他总是恳切详尽，一定要使他们取得成就，因此也有学生出仕。他所著有《急就稿》《西垣稿》《两京吟稿》等若干卷。生于洪武戊午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三岁。他一向淡泊，不急切追逐利益，直到死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后人。丧事所需资财，全由襄王供给。景亮兄弟于【缺】年【缺】月【缺】日，将他安葬在家乡【缺】的原野，并拿行状来请我作铭。唉，他是我的朋友，我虽然不忍心作铭，又怎么能不作呢？铭文说：周氏在吴地显达，实为元朝重臣；是都乡人的后裔，久而更加振兴。只有君最为贤能，有学问、有品行；在朝廷，在藩府，都尽到了自己的道义。任官三十年，恭敬谨慎而没有过失，声誉留在人间，对天也无愧。最终安葬在这座山丘，龟卜认定这里可以安息。昭示德行的铭文已经刻成，经过这里的人一定会下车致敬。监察御史彭百链墓志铭 百链姓彭，名某，百链是他的字。世代居住在泰和月池里，是儒学之家。自宋代以来便有人出仕，到他的曾祖某、祖父某、父亲与和，都没有出仕，但都有文学才华和品行义行。百链年少时聪明敏捷，喜好学习，务求卓然自立，以光显前人。刚到二十岁，已经能做别人的老师，乡里那些重视教育子弟的人争相聘请他。永乐乙未年，凭《春秋》考中进士，受命到闽中督征拖欠的赋税，能够不扰民而把事情办成。不久，升任广西道监察御史，更加恭谨自持。他天资开通，又明白事理、懂得法令，凡是审问案件，一定查究实情，既不苛刻，也不纵容，因此当时一致称誉他。他曾巡察广东，查究盐法的弊病，连续逮捕数百人，依法处置而百姓并不怨恨。三司中凡有拖延多年、没有审结的案件，百链都查明实情，作出判决遣送。后来出按濠、泗、庐、寿扬、楚、舒、和等郡，他更加谨守礼法，戎帅、守臣都收敛行迹，不敢放纵，里巷百姓和部属都因此安定。直到现在人们还称颂他，认为比其他御史贤能。然而他性情一向刚强，不肯屈居人下，加上说话直率尖锐而无所顾忌，总以为人人都像自己一样，不屑计较。因此人们大多畏惧他。宣德某年，任期届满，本应升迁，但因为母亲胡氏年老，请求回乡侍奉。于是他在武山北面营建别墅，亲自督促僮仆耕种、畜牧，以此供养母亲；虽然不经营势利财货，但说话直率仍像平时一样。当时正建造海船，府中下帖令县里砍伐巨木做桅杆，按规定征发民夫三百人，本来只需三名百夫长，但办事者竟让每里摊派一人，几乎达到三百人，将要借此大肆牟取奸利。百链的外祖一族温彦琮也参与其中，百链愤怒而嫉恶如仇，揭发了他的奸谋，于是只役使三个人，释放其余人，但温彦琮因此深深记恨他，恨入骨髓。一旦有了嫌隙，温彦琮一党以及平日与百链言语相忤的人，都搜罗他的过失，争相出力排挤他，接受温彦琮的白金后，使他获罪，被遣送到北京，事情十分危险。百链无法自行申辩，恰逢大赦减免罪过，得以纳米赎罪；罪事办完后恢复官职，在吏部等待选任。此前百链已经患有消渴病，及至因事获罪，病情更加严重，到这时终于回到文明门外的旅舍卧床，医生用了各种方法也不能治愈，于宣德八年九月初四日去世，享年四十八岁。妻子姓陈，有一个儿子名濬，早亡；一个女儿嫁给杨奂，也已去世。侧室所生两个儿子名【缺】，都还年幼。百链平生笃厚重义，喜欢救助别人的急难，又嫉恶如仇；但对于贤者从来都更加以礼相待，而且他的文章和政绩，显著地留在人们眼前耳边。他去世时，大夫君子无不深深惋惜。但他家中十分贫穷，没有钱办理丧事，亲友们都赠送助丧财物，替他料理后事，送他的灵柩回乡；他临终遗言要葬在某处。唉！死生祸福都是命运，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百链正被困厄时，谁知道他能够亨通？既然已经亨通了，谁又知道他会这么快去世？大概没有一件不是命运，人又何必费心计较呢？百链大概是懂得天命的人，又有什么可遗憾的？我同他交情尤其深厚，也尤其爱惜他，于是为他的墓作铭。铭文说：唉！百链止息于此，刻下这些言辞，希望永远流传。刑部郎中梁君墓志铭 君名泂，字挹之，姓梁。梁氏在泰和是大族，祖先在宋代曾有人任凤翔知府、黄州同知。到君的高祖昭伯，任抚州知州；昭伯生才可，才可生心易，心易生廷敏，这三人就是君的曾祖、祖父和父亲。廷敏先生娶王氏，生下君。后来君显贵，赠父为刑部主事，母亲封为太安人。君于永乐乙未年考中进士，升任北京行部户曹主事，后改任刑部；任满后升为郎中。宣德己酉年十一月十五日，死于任所，享年四十六岁。君刚中进士时，奉命赈济徐州饥民；当时萧县、砀山县百姓也有许多饥饿，君也想赈济他们。有关官员以朝廷尚未下令阻止他。君说：“百姓都是王的百姓，难道能坐视他们死去吗？如果有罪，我自己承担。”于是发放粮食赈济，救活了很多人。事情上报后，太宗皇帝嘉奖他，而有关官员也都因坐视百姓受苦获罪。后来君前往北京，走到徐州时，恰逢两县百姓在河上服役；他们看见君便呼喊道：“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他曾经救活过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一百多人围着君下拜并哭泣，君安慰劝解后遣散他们，才得以继续前行。君任户曹时，南方漕运、北方赋税，都由他主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译皇帝车驾驻在北京时，一切供给、馈送和文书移牒都出自户曹。君日夜尽心办理，从未有缺失。户曹撤销后，改任刑部交趾清吏司主事。尚书赵公很高兴得到君，凡各司审理的案件中应当上奏裁决的，案卷都交给君审阅，确认无误后才上奏。当时刑部判决案件，被称为公平。升任贵州清吏司郎中后，他更加修明职守，勤勉不懈。君身材魁梧厚实，却竭尽体力、劳费心神，刚满一年便得风疾去世，士大夫都为他惋惜。他娶杨氏，封为安人。有四个儿子：林、相、杉、枌。四个女儿，分别嫁给彭晔、刘赞、刘湜、陈奖。有四个孙子：琛、珩、环、某。君从小意气豪迈，不肯屈居人下，但没有同胞兄弟。廷敏先生一向英俊豪迈、卓然不群，处在他之下的人有的嫉妒他。君早年丧父，有人渐渐侵凌他，君却不为所动。他努力学习，跟从堂兄本之学习《诗经》，学业有成后进入县学，终于考中进士；历任官职，都有名人因此惭愧，而君也不放在心上。他器宇轩昂开阔，喜欢饮酒作诗，遇到故交知己，便推开小酒杯，换用大杯畅饮，接连喝上几十杯。诗也随口便能作成，看身旁其他人仿佛视若无人。他的衣服不问旧新，一定要鲜明整洁、完好无损。任官时出入有骑吏随从，也整齐严肃，符合仪制。他说：“我不能使自己龌龊污浊，以求取名声。”由此看来，君的为人应当怎样呢？等到他病逝时，剩余财产没有多少，田园也没有比旧日增加；其他做官的人表面上似乎谨慎俭约，往往拿出丰厚资本，购买良田，开挖深池，修建大厦，使无赖子弟凭此树立声威，欺凌善良柔弱之人，乡里都怨恨苦恼。这样以后，才可以相信君的品行不是众人所能比的。君于宣德辛亥年十月十二日安葬在家乡龙门的原野上，当时还没有墓志铭。他的儿子相感慨说：“我父亲修身立德，在世上卓然自立，如今不幸丢下我们这些孤儿，而没有文字流传到远方，那么我们还凭什么称为人呢？”于是立即赶到北京来请我作铭。君的母亲是我的族姑，相是我的女婿，而且我们从小相处，彼此最为了解。那么君的墓志，除了我还有谁适合来写呢？铭文说：“才干丰厚，仪表伟岸；所施行的品德，没有看见丝毫缺失，可为什么竟止息于此，唉！” 工部屯田郎中余君墓志铭 往年我的朋友、工部侍郎罗公汝敬巡抚陕西回来，我前去拜访他。看见他对客人行礼十分恭敬，他说：“这是我的屯田郎中余汝弼。他小心谨慎，正直而不阿谀，甘于淡泊，遇到事情不分难易，都能取得成功。我敬重他。”我于是知道他是良臣。不久，有人因为书法好被举荐进入翰林，那人说：“余谦也恭谨谦让，办事时从不懈怠。”一问，原来是余汝弼的儿子。我又知道余汝弼是贤父。后来听说汝弼因员额有余而闲居家中，超然自得，完全没有不足之意，便叹息说：“汝弼确实胜过常人啊！”世上凭才干奋发的人，往往占据有利形势，察知事机，控制别人而不受别人控制，别人也不敢议论他们。只有质朴厚重的君子，安于义理和天命的正道，没有机变取巧；进仕时不改变自己的操守，退居时也不因处境失意而忧戚，说的就是汝弼吧？汝弼字廷辅，以名字显达。他的祖先是光州固始人。曾祖秉彝，凭明经担任乡校教授；祖父存仁，有隐居的德行；父亲文宝，元朝末年避兵乱进入蜀地，三次迁徙后才在荆州宜都定居。洪武丁卯年，他被举荐为贤良，却以年老多病推辞。汝弼年少时笃志好学，学成后在永乐辛卯年考中乡试，随后进入成均馆。己亥年被选为工部营缮主事，任满九年升为屯田郎中，在这些职位上都很善于任事。朝廷再次推行恩典，按照他所任官职封赠父母；又加赠至宜人。汝弼性情孝友，平日在家侍奉父母，总是和颜悦色；母亲患病时，他侍奉汤药不离左右，每每仰天祈求，希望减去自己的寿命来增加母亲的寿数。兄弟四人，和乐相处，彼此恭敬，友爱之间没有一点抵牾。他又喜欢救助别人的急难。乡里曾发生大疫，亲戚都不敢登门，兄弟几人每天煮粥，挨家供给；有人死了，就替他埋葬，最终自己也没有遭受灾祸。他在国学读书时，司业吴先生因受牵连被罚服劳役，又困于没有钱财，汝弼倾尽囊中财物救济他，吴公称赞他有君子之风。当时朝廷多次派诸生监管银矿，贪图利益的人争相前往，有人招呼汝弼，他始终不为所动，吴公也因此器重他。他在京师二十多年，乡人有事来京而贫困无力的，他一定周济，从不厌倦。他教导子弟以及同人交谈，一定以孝、悌、忠、信为准则。他为人就是这样。正统辛酉年三月癸亥，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妻子姓刘，封为宜人。有三个儿子：长子余谦，任中书舍人；次子余谱；次子余诚。三个女儿，其中两个嫁给艾旻、杨旦，最小的尚未出嫁。余谦护送灵柩回宜都，于【缺】年【缺】月【缺】日安葬在【缺】山的原野，并拿行状来请我作铭。看行状所记述的内容，与罗公的话相互印证，确实如此，因此不能不作铭。铭文说：做官能够尽到官职，又恰逢好时机；退职居家，也足以自得其乐。品行和义行光明显著，有什么缺失呢？刻下这篇铭诗，作为百世流传的遗赠。故武进县丞刘公墓志铭 正统四年九月十六日，前武进县丞、庐陵人刘公死于家中，享年八十二岁。孤子习之于当年十二月十六日，把父亲安葬在本里冈背祖坟旁，来拜访我，请我作铭，纳入墓中。公名亨，字嘉防，号竹轩。从小天资绝异，喜爱读书，跟随族父稽古学习。稍长，又跟随泰和陈心吾、刘允中学习，经史百家之书无不阅读。洪武壬戌年，以贤人君子的身份被征召，他推辞后因母亲年老得以回家奉养。过了很久，又被举荐为经明行修之士，入朝应对，答辞称旨，任命在华盖殿讲书。因谈论政事触犯执政者，被外放为寿州训导。戊寅年冬，上书主张文武并用、长治久安的办法，认为六卿的品秩低于五军都督，应当一并升为一品；国子监祭酒是天下的师表，官位不应在太仆寺卿之下；将来武臣子弟应当授予兵职，应设立学校教育他们，使他们懂得侍奉君上、役使下属的道理。许多意见都被采纳，升任常州武进县丞。他凭借廉洁自守，凭宽厚恩惠治理百姓；整顿学校政务，劝勉督促农桑，救济孤儿贫民，表彰节义。凡是淫祠和妖妄之事，都禁止断绝。在县衙旁建造善教坊、再思亭，用来教化激励百姓，诉讼因此减少，田野得到开垦，流亡百姓纷纷回来。

译任职三年后，皇帝上奏他的政绩，赐敕书褒奖宠遇。壬午年中，县民李德茂、马阿宝作乱，公与守令商议，派乡兵突袭他们的巢穴，擒获十多个首恶，杀掉他们并劝降党羽，全部得以保全。太宗皇帝嘉奖此事，都赏赐金帛。后来有人说公过去上书请求改变旧制度，皇帝虽然没有治他的罪，但公也因这件事罢职归乡，闭门不再出仕。有人推荐他入馆阁编修《永乐大典》，他坚决以有病推辞。湖广、广东聘请他任考官，他也没有接受。宣德年间，监察御史尹崇高又说公有学问和品行，虽然年老仍可担任教官。公入朝后，自称年近八十，不能胜任教书的事务。皇帝听后说：“伏生九十岁还在传授经书，八十岁做教官，又有什么不可以？”公恳切推辞。吏部尚书郭璡对皇帝说：“孔子说过‘使老年人安适’，朝廷难道会缺少这样一个人吗？”皇帝听从了，允许他回乡自在生活。回乡后，他穿深衣、戴幅巾，从容自得，以此为乐。他取董仲舒“正谊明道”两个词写在衣带上，学者都尊敬奉事他。他平生所做的事情，一定谨守礼义；凡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全都采用朱子制定的仪式。族弟孟华接连遭遇三次丧事，不能自行办理，公都替他安葬；又捐出一座山给贫困者作葬地，乡里称为义山。遇到旱灾时，公祈祷祭祀无不应验。郡侯每次举行乡饮酒礼，一定以礼请他担任大宾，并向他请教疑难。他内在的德行显现于外，就是这样。刘氏本是安成密湖人，宋代有一位名叫斌的豫州刺史，最初迁到庐陵石塘。他的曾孙任江宁司户，又迁到本县铜溪。高祖哲甫，任汀州太守；曾祖景春，任元朝海南盐场司丞；祖父贵翁、父亲乐山都没有出仕，但都凭文学闻名于世。公最初娶欧阳氏，先于公去世，有一个儿子，就是习之；他以怀才抱德被举荐，任广东按察司照磨。有一个女儿，嫁给萧尚瑜。有六个孙子，长孙即同，是己未年进士；次孙名履诹，通晓经纶纲要。有四个曾孙：虬、麟、骥、骧。公所作文章有《竹轩集》《写心集》《随寓录》，共若干卷，收藏在家中。铭文说：公自身有品行，也有文章；既善于教育，又昌盛其文名。于是辅佐一县，能够奋力建立功绩；金帛玉书，屡次得到特别赏赐。疲倦后回乡休息，不嫉妒、不贪求，使老年人得到安适，这是圣德的优厚。享年八十二岁，已经获得很多福祉；生时顺遂，死后安宁。真正的君子啊，在冈背的墓道上，公的坟墓正在那里。彰明德行的铭文已经刻成，流传百世。翰林侍讲学士曾君墓志铭 正统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翰林侍讲学士、奉训大夫曾君因病死于任所。这天早晨，君起床时还没有疾病；退朝进入馆阁，像平常一样办理公务，只觉得咽喉稍有疼痛。到中午病情渐重，急忙回府叫医生治疗。不一会儿痰涎堵塞，不能说话，众医围视，投药都没有效果。到了晚上便去世，士人君子都惊叹奔走，前来吊哭。第二天，公卿大夫以及勋戚重臣听说后，都来哭吊，说：“可惜啊，曾君！”礼部把消息上报皇帝，皇帝悲悯，命侍郎王直前往祭奠。于是勋戚重臣、公卿大夫和诸位君子都按礼数前来祭奠并赠送助丧财物。不久，长子曾序奉使命从西南夷地区回来，将护送灵柩返葬泰和，拿翰林侍讲刘球所写的行状来拜访我，说：“先父确实托付过先生，想请您为他作葬礼文章，应该有一篇墓志铭，冒昧前来请求。”我想到自己浅薄的文辞不足以符合孝子显扬父亲的心愿，多次推辞而不能获准，于是作序并写下铭文。君名鹤龄，字延年，另字延之。他的祖先世居金陵；五代之乱时，光州团练使庆的孙子延构开始迁居泰和。传到第六代宗，任彭泽县令；安止与他的兄弟安中、安强都通过科举入仕，曾氏家族于是大为显达。彭泽传十代生出瑞金教谕曾约，曾约生黄蓬湖官曾九韶，曾九韶生曾伯高，这三人就是君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伯高先生因君显贵，被赠为翰林修撰；妻子胡氏封为太安人。君年少时喜好学习，与兄长椿龄一同考中永乐乙酉年乡试。第二年会试时，君留下奉养父母，没有参加；椿龄考中进士，成为翰林庶吉士后去世，家中事务于是集中到君身上。不久遭父丧，服丧时能够完全遵守礼制；稍稍以所学教导乡里子弟，远近的求学者争相拜他为师。曾氏居住在县城西面，元朝末年避乱进入南乡；到这时，君治理旧宅基地，修整房屋，使旧貌恢复，而几个儿子也逐渐长大，足以侍奉太安人。辛丑年，君参加礼部会试考取第二名，殿试却是第一名，才名震动天下，于是进入翰林任修撰。宣德改元，奉命祭祀南岳以及神农、虞舜陵墓。庚戌年任礼部会试同考官；太宗、仁宗实录修成后，获赐白金、文绮，升任侍读。第二年请求回乡省亲，随即遭太安人丧，服丧期满后复职；参与修成宣宗实录，受到赏赐，升任侍讲学士。戊午年主持顺天府乡试，初试当晚，考场失火，考卷不免有所损失，有关官员不敢把此事上报，只打算修整考场房舍以了结此事。君说：“必须重新考三场，才可以周全。”但主管官员不同意，免不了引起外界议论。于是有关官员提出两种办法，皇帝下令按照君所说的办理，众人才开始信服。君见识卓越，在翰林优游任职二十年，文章的美好，中外都称赞，没有异议。他同人谈论，一定以道德仁义为依据；与朋友交往，时间越久感情越亲。有向他求教的人，经他口授指点，大多取得声名。平生著述达一千多篇，都受到人们喜爱和重视。他侍奉父母十分孝顺，对兄长椿龄尤其思念深厚；教导孤侄读书，使其足以做人之师；又把两个侄女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嫁出去。得到赏赐的金钱，就买田供奉祖先祭祀；剩余的则推给内外亲属以及乡里邻居周济。君生于洪武癸亥年四月十八日，享年五十九岁。娶陈氏，封为安人。有五个儿子：序防、应庶、庾序、由进士任行人司，乙卯年贡士。女儿嫁给胡仲璿、严时。八个孙子，四个孙女。我曾经认为，君凭学问品行取得盛名，一定会登上显要职位，享有隆盛、长久而悠远的福禄；如今却止步于此，难道不是实在可惜吗？为他作铭以彰明其德，是应该的。他安葬于【缺】年【缺】月【缺】日。他的墓在【缺】的原野上。铭文说：曾氏的祖先来自金陵，世代承继诗书，年代越久，家族越兴盛。君的登科，考中进士第一名；官位显赫而光华，功业丰盛而有实。盛大长久的福禄都应当具备。忽然去世，谁能不悲伤？高大的坟墓巍峨耸立，既安稳又牢固；愿它有利于你的子孙，使最终的福祉更加深厚。处士严君墓志铭

译君姓严，名愚，字诚仲；尚德元晏是他的祖父和父亲。严氏在金陵最为兴盛，五代时期迁到泰和城西，世代尤其兴盛，是诗书传家、簪缨相继的家族。元朝末年战乱，高门大宅全都毁于兵火，田产被豪强横暴之人占据，子孙分散迁居乡间。元晏先生迁到西乡金台里，孝顺友爱、忠诚守信，是一乡人的希望。娶社溪胡氏，有贤德品行。君生来聪颖出众，不同凡俗，稍长便喜爱学习。当时御史仲述陈公和我的父亲尚书公都还没有出仕，二人同元晏先生交好，知道君日后一定能卓然自立，使严氏家族恢复旧日兴盛。御史公有一个女儿，先父竭力赞成把她嫁给君；她确实能够辅佐君侍奉父母。无论公事私事，君都一概亲自承担，不让父亲劳累，而且没有一件不符合他的志愿。从此家业日益增加，家境逐渐富裕，父母都安乐。君曾勉励弟弟说：“你的弟弟还小，你母亲总说现在只有我独自劳苦，因而有懈怠的念头；你只管尽力做自己的事，日后应当把财产的一份分给他，两份分给你。”父亲去世后，君最终只取其中一半，但家道更加兴盛，创置产业也不比从前少。弟弟文仲年轻时跟随我学习儒业，长大后兼通医术。君喜欢他有救济世人的志向，想成就他；遇到劳苦之事，总是亲自替他去做。他把各位侄子都当作自己的儿子，请来贤能的老师教导他们，内外亲友都称赞他孝顺友爱，毫无隔阂。每逢岁时荐祭，他一定竭尽诚敬；接待宾客一定丰厚，即使连续多日也不厌倦。乡邻亲戚中有患难的，他便扶持；有是非曲直的，他便为之分辨；贫困缺乏的，他便周济；有的无所归依，便留在家中供养他们终其一生。他又曾修桥补路，设置义浆来救济往来行人。至于奴仆等卑贱之人，也都按道理对待他们，人们无不感念他的恩惠。六十岁时，他辞去家中事务，在乡间优游；一到城中，便同故人亲戚聚会，过几天才回来，意气十分开朗。有一天得了轻微的病，叫来子孙说：“我这一生无愧于上天，也没有辜负他人；今年我已七十多岁，死也没有遗憾了。你们若能努力继承我的做法，我在地下也可以瞑目了。”说完便去世了。当时是正统丁卯五月六日，距离他出生于洪武丁巳十二月十一日，共享年七十一岁。知道此事的人无不痛惜。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清，娶城西袁氏；次子叫源，娶南迳胡氏。五个女儿，长女嫁给我的儿子、国子博士防，次女嫁给萧季运、萧伯颙、乐清、庐陵赵愚克。孙子七人：杰、栗、槐、枢、桢、荣、槟。孙女【缺字】人。清和源将于这一年【缺字】月【缺字】日，奉柩安葬在【缺字】的原地，预先写信托付防，请我为他作墓铭。我姑母的丈夫，是您的伯父。我们从小就相互友好，我一向了解您的为人，怎么能推辞作铭呢？铭文说：忠信施于他人，仁义充裕于自身。虽然没有在世上得到任用，却成为乡里的表率。应当享寿百年，却在七十岁时止步。归葬于这座山丘，使你的子孙获利。《抑庵文集》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集》卷十　明代王直撰 墓铭 《户部右侍郎吴公墓志铭》吴氏世代居住在邵武隆贤坊，祖先大多没有出仕。吴公的祖父均用、父亲仲政，都有德行和义气。因为吴公显贵，二人都被追赠为嘉议大夫、户部右侍郎。吴公名玺，字信玉，天生资质优美，从小端庄厚重，不和群童嬉戏，稳重得像成年人。乡里的前辈都器重他。刚到弱冠之年，进入郡学，向方先生、嵩先生学习《春秋》。二位先生赞赏他的聪敏，便把所学全部传授给他。永乐戊子年，在乡试中应试，名列高等。第二年会试，没有得到主管官员的录取，于是进入太学。太学中有文才品行的学生，都乐意同他交往，他的学业更加进步。历次在兵部应试，又因精通吏事而得到声名，被提升为武选主事。当时钱塘方公宾任尚书，最善于严密考察、处理难事，却唯独对吴公感到惊异。吴公遭逢父丧离职，方公把他的才干品行向太宗皇帝进言，皇帝下诏夺情起用他办事。有人对吴公有所疑问，等看到他的处理方式，凡是与别人处理有疑义的事情，都来询问他；他裁决没有滞碍，而且都合乎人心，众人无不心悦诚服。甲辰年升任武选郎中。兵部事务中，武选最难治理；吴公起初任主事时，同僚已经推让他的才能，到这时他的能力更加显著。士大夫们谈论可以大用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吴公身上。宣宗皇帝知道这一点，宣德庚戌年升任他为行在户部右侍郎。吴公感念皇上的知遇之恩，恭敬谨慎，毫不懈怠；凡是足以充实国库、使百姓富裕的事情，没有一件不用心办理。正统己未年，调任内库，奉敕与都知监大监洪保、魏国公徐显宗共同管理此事。库藏物资以数万计，二位重臣多怕事务烦琐，只有一心依赖吴公，吴公也以身承担，连细微之处都没有遗漏，人们尤其佩服他的才干。壬戌年秋天，外族来进献马匹，边将请求增加骑兵以显示威势。皇上临朝询问户部：“这些马匹到来需要多少费用？边将所骑的马需要多少费用？每天使用的草料豆料需要多少费用？现在边军积存的总数究竟有多少？果真能够不因费用而困窘吗？”尚书、侍郎仓促之间不能回答，皇上认为他们不体恤国事，便贬谪他们到威远，实际上是想磨炼激励他们，使他们日后进用。吴公感念恩德又想到自己的过失，惶恐不安，觉得无地自容，说：“臣实在辜负国家，罪当处死；承蒙圣德如天，曲意宽容我，我怎敢不谋求改过自新，希望稍微报答万分之一。”士大夫中爱惜吴公才干的人，也希望他不久能够重新被任用。贬谪两年后，他因病不起，难道不是命运吗？吴公生于洪武戊辰十二月戊申日，正统甲子二月乙巳日去世，享年五十七岁。他最初娶黄氏，黄氏早在十七年前去世，被追赠为淑人。后来娶王氏，封为淑人。所生的儿子都没有养活，只有一个女儿，名叫宜；弟弟还年幼。我同吴公一同在朝廷任职，彼此相知已经很久，吴公也承蒙他厚爱。如今王淑人将吴公的灵柩送回故乡，选择某年某月某日安葬在故乡某山的原地。乡友监察御史曹泰写成了他的事状；大宗伯胡公曾兼理户部，对吴公十分厚重，认为应该由我作铭。唉！我怎么忍心为他作铭，可又怎么能不作呢？于是作铭说：在文场中高中，仕途上得到优异任用；在郎署任职时光彩显赫，他的功绩超过了辅佐司徒的人，声名十分显著。如今他却去世了，唉，真是可惜！作此铭文为他留下美名，昭示其无穷的声誉。《黄公有恒墓志铭》黄公名常，字有恒。他的先祖居住在豫章，祖父均恕任瑞州高安县典史，因而在那里安家。父亲寿卿，洪武初年任历城、真宁二县知县，升任松江府推官；因父母丧事服满后起复任职而误了期限，被贬到安庆，黄公随父亲前往，于是成为安庆人。父亲离开松江官位后便入伍，黄公早晚侍奉在左右，顺从体察父亲的心意；衣服饮食的供给，宾客往来的应酬，全都合乎节度，所以父亲心中欢悦，不以谪居为忧愁，正是因为黄公有做儿子的才能。安庆是古代的重要镇所，军民混杂；四方的士大夫、士人以及来往贸易的商旅，多停留寄居在那里。城南门外靠近江边是集市，上下十多里，最为繁盛富庶；石滩处在要冲，黄公建楼居住在那里，前临大江，后靠城市，闭门静处，听不见喧嚣之声。窗户玲珑明净，几案洁净整齐，放置书籍几十卷，有空便打开阅读，考察古今，穷究义理。他性情淡泊，从不做奢侈浪费、傲慢放纵的事情。以礼接待亲戚，以诚信交朋友；平日教诲子孙，一定让他们读书行善；同人谈话，也一定以孝、悌、忠、敬为根本。无论年长年幼、愚笨贤良，见到黄公的人都称他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他生于元至正己亥四月二十八日，于正统癸亥四月初四日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娶乡邑刘员外的女儿，有贤德的品行，早于黄公去世。儿子一人，名叫绍宗，也早已去世。女儿一人，嫁给张如海。孙子一人，名叫玚；孙女二人。从前我的先父侍郎也曾居住安庆，黄公跟随他交游很久，我因此认识黄公。往年我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进京，在石滩拜访黄公。黄公请我坐在楼上，举酒为宾客劝饮；凭栏远望，只见大江从西而来，群山向东延伸，数百里之间的美景，一抬眼便尽收眼底，于是把楼命名为“胜景楼”。等我到了京城，请各位贤士作赋写诗寄给黄公，黄公非常高兴，说：“我的楼在世上有名了。”我们相隔二十多年，每当想到黄公，我无不感慨叹息，哪里知道竟会同黄公永远诀别呢？玚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黄公安葬在怀宁县渌水乡陶家冲先茔旁边。他从安庆冒暑赶路，一个多月才到京师，拜见我说：“我玚是黄有恒的孙子。祖父病重时留下遗言嘱咐我说：‘我承蒙王公大人爱重，他为别人作墓铭已经很多了。安葬我而得不到王公的铭文，就如同没有安葬。你带着我的话去请求他，他一定会答应。’玚因此前来，只要大人怜悯我而赐给我一篇墓铭，那么死者在地下也就可以得到安慰和喜悦了。”我既悲痛黄公去世，又为玚的孝心高兴，怎么能够推辞呢？于是为他作铭说：对亲人厚重，对自身谨慎，以善行施及他人，并以真实本性为乐，归来安息在这里。使你的孝孙获益，以有文的方式彰明德行，使它流传百世。《都指挥佥事陈公墓志铭》

译陈公名仪，字叔度，姓陈，是庐州合肥人。故奉天翊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平江伯、追封平江侯、谥忠毅的陈宣之子。母亲是汤夫人。曾祖父名重一，没有出仕。祖父名闻，官至成都右卫指挥同知，因忠襄之功，祖父母都被追赠为荣禄大夫、柱国、平江伯及夫人。陈公从小端庄稳重、谦逊和厚，没有纨绔子弟的习气；喜爱文章，喜欢韬略，务求穷究其极，希望凭此在世上立身。当时评论勋臣子弟中有文武才干的，必定称道陈公。永乐年间，宣宗皇帝还是皇太孙时，下诏选拔良家子弟入宫侍奉，陈公也在其中。皇上一向知道他的才能，特别亲近任用他；有所询问，他总是竭尽诚意回答。汉王暗中怀有异谋，陈公也多次说到他的奸状。皇上即位之初，汉王果然反叛，陈公所说的事情全都有了验证。事情平定后，皇帝把俘获的物品赐给群臣，陈公得以同公伯等人一起受赐，大概是特别的恩典。皇帝车驾巡边，出喜峰口，陈公因骁勇被选在前队，恰逢敌人侵犯边境，便击败敌军，杀获很多。此后多次出巡边境，陈公都随从护驾，立有功绩。今上继承大统后，寻求文武才贤准备任用，成国公朱勇等人交相推荐陈公。皇帝下诏让大臣考察他的才业。陈公讲述出奇制胜的方法，都用古代兵法加以说明。等观看他的骑射，只见他从容上马，张弓连续发射，箭箭命中，诸军都大声欢呼称快。同来应试的人都自认为无法赶上他，于是陈公被提升为勋卫，每天佩刀侍从皇帝，更因忠诚谨慎受到称誉。卫拉特使者来朝贡，准备返回时，丰城侯李贤奉命率兵护送他们，向皇上说：“现在军队远出，担心或有缓急，希望让勋卫陈仪一同前往，可以谋划处理事务。”皇上立即命陈公随行，出塞二千多里后返回。塞北的多尔济巴勒侵扰西部边境，陈公上书，请求在宁夏、甘肃选拔精锐，等春暖后一同出发，各路并进，并且先约卫拉特相特角共同残破敌寇，敌军败后必然可以将其擒获诛杀，这是万全之计。皇上认为可行。正统五年，麓川叛乱，皇上命定西伯蒋公贵、兵部尚书王公骥前往征讨，陈公也随军出征。第二年抵达当地，蒲罗诸蛮作乱，道路阻塞不通，陈公率军直捣其巢穴，擒获首恶，杀死数十上百人，诸蛮逃散，军队于是得以推进；又招降镇康州陶孟刀门捧，杀败贼党刀赖、燕刀门颠等，功劳列于最前，升任锦衣卫指挥同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那年冬天，攻克戛邦、永怕、孟雷等寨，斩首二千多级；又率军独自推进到南甸，所向披靡，驻营在马鞍山下，作为大军的后援，终于取得成功。军队返回永昌，蒋公、王公命人撰文刻在各块石碑上，以彰显圣德。回朝论功，升任指挥使，赏赐非常丰厚。第二年又前往征讨军队，越过贡章，因功劳众多升任都指挥佥事，留守云南，积蓄粮食，整治军队，为日后的行动作准备。然而陈公却因病去世，时为正统乙丑四月二十八日。他生于洪武甲戌四月初九日，享年五十二岁。娶刘氏，是左军都督真的女儿，有贤德的品行；侧室艾氏、吴氏。儿子一人，名叫祼，是艾氏所生。女儿三人，长女嫁给武功右卫指挥使欧阳昭，其余尚未出嫁。灵柩运回后，祼将于某日把父亲安葬在应天府江宁县大山的原地，附葬于先茔旁边。他的侄兄平江伯豫，带着翰林修撰许彬所撰的行状来请求墓铭。上天降生人才，本来是要让他为世所用，安定国家，安抚四方夷族，兴起长久的太平事业。像陈公这样的人，正是这样的人才。然而他的寿命不长，才能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功名也没有在天下大为显著。上天既然生下这样的人才，却又吝惜不给他长久的寿命和充分的施展机会，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因此应当为他作铭，使他的名声永远不朽。铭文说：平江伯的功勋伟大显赫，世代积德而生下贤良的儿子；才华极其卓异，以学习儒术的迂阔为耻，奋发施展武力，想着踏平北方边庭，安定西部边极。南征时威武雄健，功绩更加卓著，蛮地的烟瘴雾气顿时消散，万里仕途刚刚开始显露才华。为什么竟长久离去，唉，真是可惜！在大山的原地开辟墓域，我作铭诗刻在贞石上，颂扬美德、记述美好，使之永远不厌不灭。《吏部右侍郎洪君墓志铭》淳安洪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大概是东晋门下侍郎洪绍的后裔，世代都有闻名之人。宋绍兴以来，通过科举入仕的人仍然接连不断。洪君的祖父文锐没有出仕，父亲源任教官；因洪君显贵，父亲被追赠为工部主事。母亲许氏，封为安人。洪君从小聪明敏捷，喜爱读书，没有不读的，尤其精通《春秋》。他跟随父亲到闽中任教，永乐庚子年，取得福建乡试荐举；辛丑年考取进士，在当时很有名。宣德初年，授任北京行部刑曹主事。凡是请求复审议罪的案件，他都必尽心办理；由他裁决的事情，人们都说没有冤屈。遭父丧离职，办理丧事不用佛教仪式，安葬祭祀全都依礼进行，而悲哀过度。他侍奉母亲尤其笃厚，爱护尊敬无微不至。服丧期满，授任工部主事。工部制造的各种物品，向江西征取的以万计，常常超过期限，便命洪君前去督办。他遍历各郡县，廉洁奉公，不扰民而事情得以完成。当时陕西拖欠赋税很多，仓库中的物资又多有蠹虫损坏；各军屯田中，凡是上等肥沃的田地都被权豪夺取，灌溉的利益不能惠及贫弱之民，公私都受其害。朝廷命工部罗侍郎前去查究此事，选择有才干、能办事的人，选中了洪君同往。

译他治理豪强侵夺，平均分配水利，处理积欠的赋税，剔除弊病。于是豪强收敛，储备充足有余，下层百姓没有失去安身之处，洪君的功绩最多。今上即位后，开设经筵，修撰《宣庙实录》，选拔有文学才能的大臣，经推荐进入翰林。书成后，授任侍讲，享受五品俸禄。他的一切著述，必定依据义理和典实，不追求华丽。曾经主持京城乡试，去取人才也同样如此，因此声望更加隆盛。吏部右侍郎缺员时，杨士奇公极力推荐洪君可以任用，皇上于是任命他。洪君慨然立志于天下，进退人才必定考求真实，不随便标新立异或附和他人。他曾说：“天官任用人才，应当像上天养育万物一样，各种事物无论大小，都顺应它们的本性，我又何必强加心意呢？”有见识的人认为这话很伟大。过了很久，他得了风疾，治疗后稍有好转，因母丧回乡，在贵溪办理安葬。服丧三年，没有违背礼制。服丧期满将要来朝，但疾病还没有完全痊愈。众人都说应当暂且留下治病，洪君不听，说：“我的私事已经办完，应当竭尽心力为朝廷办事，难道还可以只求自己安逸吗？”他带着药囊上路，到了通州，疾病再次发作，被抬到京城，不能入朝。事情上报后，皇帝允许他回宅第治病。病愈后入朝，但疾病日益加重，于正统十年十一月某日去世，享年五十二岁。娶徐氏，封为安人。儿子一人，名叫凤翔；又娶汪氏，生儿子一人，名叫凤鸣；女儿二人，孙子一人。我在翰林任职时，同洪君关系友好；等到我临时任职吏部时，洪君成为我的同僚。我正倚重他作为帮助，才过两个月，他就离去了。我深感惋惜。如今他竟然来世上同我永别，岂是我当初能够知道的？即使想停止悲哀，又怎么做得到呢？洪君遗言要归葬淳安，两个儿子已在某山原地择定墓地，将于某年某月某日办理安葬。我为他作墓铭，以彰明他的美德，也足以抒写我的感情。铭文说：出自名门，承继旧日学业，因《春秋》而成就学问；考取高等科名，登上显达仕途，郎官部门两次升迁，办理众多政务；在经筵和翰林词林任职，更加清贵机密。天官选拔人才，本着德行和才艺，权衡取舍极其慎重，谁敢轻易改变？同僚恭敬协作，是我所希望的；年过五十，才刚刚超过二胡，却一旦突然去世，唉，苍天啊！这是什么缘故？乡山盘曲，蓄积灵气，归葬于此，使你的后嗣获利；刻下墓铭留下美名，传于百世。《襄城伯李公墓志铭》正统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襄城伯李公在任所去世，享年五十五岁。皇上听闻后震惊悲悼，下令停朝一日，命礼部前往祭祀，工部修治坟茔，供给安葬所需。公侯、卿、大夫、士都奔走前往吊唁哭悼，凡是曾隶属于他麾下的将士，也都相互聚集痛哭，尽情哀悼。李公喜爱读书，明白道理，文才谋略、武事韬略没有不深入了解的。他侍奉君主忠诚，待属下仁厚，处理事务合乎义，存心宽恕，所以官上下下都如此痛惜他。李公名隆，字彦平，祖先是和州人。祖父旺，天生有奇异才能，太祖皇帝起兵兴国之日，常常跟随征伐，立下战功，屡次升迁至燕山左卫副千户。父亲濬，又凭军功屡次升迁至都指挥同知，跟随太宗皇帝靖难，功劳很多，被授予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襄城伯，享受一千石俸禄；又因他的爵位，追封三代祖先和父母，以及配偶，均为夫人。李公是长子，十五岁承袭爵位，虽然年纪很小，却具有英伟的资质和雄杰的才能，皇上十分器重他。自永乐庚寅年以来，每当大军北伐，总是命李公领兵随行；他随机应变，出奇制胜，即使久经战阵的老将也多让其才能，皇上更加惊异，认为他可以大用。丙申年，皇帝车驾留在北京，考虑南京是根本之地，选择可以担任留守的人，没有比李公更合适的，于是任命他为留守。甲辰年，仁宗皇帝即位，重视北部边境的防守，暂时调离李公在南京的职务，命他总领军队镇守山海关，东北边境各关都由他节制；他隐然如同一座长城，敌人因此震慑。不久又让李公回南京。洪熙乙巳年，宣宗皇帝即位，对李公非常眷顾倚重，赐给他白金、文绮。李公恭敬谨慎地办理事务，早晚尽心，从未间断。今上在东宫时，知道李公忠诚勤勉；宣德乙卯年即位后，又赐给李公白金、文绮，眷顾关注更加深厚。正统庚申年，皇上考虑到禁卫的重兵及各司将士轮番来京、以备征调，虽然有大臣总领，但像李公这样才智明达、决断果敢的人不可不在其位，于是命丰城侯代替李公返回京城，任李公的副手。李公在南京十八年，承受历代圣上的知遇，被视为股肱心腹；皇帝褒奖宠待的心意，全都表现在前后所赐的敕书近二百道上。自古以来大臣得到君主如此深厚而始终不间断的信任，也稍有像李公这样的。李公行事不违背正道，并用诚信坚持；大小事务都必定尽其公心，威势施行而恩惠推布，近处的人喜悦，远方的人归附。因此人们无论贵贱、愚贤、宽厚鄙陋、细小粗疏，都像敬爱父母一样敬爱李公。召他回京的那一天，没有人不希望他留下，但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说：“李公走了，我们还依靠谁呢？”从都城到江边，哭泣着送行的人在道路上接连不断。李公得到人们如此爱戴，难道是靠虚伪做到的吗？李公在朝廷时，虽然总理军政，却能谦逊自抑、礼贤下士，致力于遵循大体，不随便标新立异或附和他人。曾有诏令推举可以任用的将校，李公一定谨慎选择后推荐，使他们都能适合所任职位。有司选取民丁隶属府军，都由李公和兵部再次考阅，不合格的按例处罚。李公说：“他们出身田野，并非素来习武，正值壮年，关键在于训练如何。训练有方法，胆怯的可以变勇敢，勇敢的可以训练成精锐士兵。”因此很少有人受罚。丙寅年，命他率军巡边，赐给他钞币和宝刀一把。李公说：“军务贵在严明，赐宝刀的意思大概就在这里，我怎敢不尽力？”然而李公平日威令显著，到达边境后，严格整顿守备，内外肃整，直到返回也没有杀戮一人。皇上在近郊检阅军队，李公等各自严整军队以待，军阵整齐肃穆，号令明白详审，起坐进退都合乎法度，皇上很高兴，各赐金织蟒龙纻丝二匹及副料。李公接受赏赐后警惕不安，更加思考如何修治自己的职事。朝廷有时遇到政事刑法疑难未决，便命文武大臣在朝廷上辨论，李公也在其中，总是侃侃直言，明白切当，合乎人心，士大夫更加敬重他，认为他不只是有将帅之才。

译闲居时手不释卷，古代圣贤的言行全都身体力行而不忘记。俸禄赏赐之外，不随便多取一文钱。他曾刻录汉代防广以及唐代卢坦的话，留给后世教育诸子，说：“我承袭父亲的爵位四十年，幽远之处的情况本来就有很多不能通达，所做的事情难免有过失差错；然而我一直战战兢兢、警惕自励，悔恨过去、修正将来，不敢欺瞒公家、贪污墨守，以辜负朝廷托付的重任。你们应当更加努力。”李公娶费氏，是崇信伯【缺字】的女儿，封为夫人，没有儿女。费氏一人嫁给武安侯郑宏作侧室，生五个儿子：珍、琏、珝、瑞、瑾。珍是田氏所生。女儿四人，长女尚未出嫁，次女嫁兴武卫指挥同知张鉴，另一女嫁府军卫指挥佥事胡全。珍兄弟选择在这一年十二月某日，把李公安葬在某山原地。太师英国公最了解李公，替他撰述行状；珍拿着行状来拜见我，请求作墓铭。我也承受过李公的知遇，仰慕他的德行，并且悲痛再也见不到他了，怎么能推辞呢？我曾看晋国的郤縠以《诗》《书》《礼》《乐》统率中军，晋国因此强大；汉代诸葛武侯不让自己留下多余财产来辜负昭烈帝，君子认为他是大丈夫，李公大概也可以同他们相比。李公自号湛然道人，人们也这样称呼他。唉，这大概就是他之所以称为“湛然”的原因吧？李公平日的美好品行，见于事情的还很多，不可能全部写出；姑且依次叙述其中较大的事迹，再附上铭文。铭文说：上天保佑圣明之君，贤能俊杰挺然而生；伟大的襄城伯，是国家的栋梁。李公声势盛大，承受世代的恩泽；既世代建立功勋，也世代传承德行。具有圭璋般的声望，拥有熊虎般的姿态；文武兼备，施展才能无所不宜。出征便领兵作战，入朝便镇守国都。天子说：“来吧，你到我身边来。”李公在朝廷，只有忠诚如一；不矫饰而故作异同，不迎合而盲目附和。正直的言论，深厚的德行，是众人所思念、君子所敬重的。上天不肯长久留下他，陨星坠落在他的厅堂。寿命不到百年，人们怎能不悲伤？高大的坟墓巍巍耸立，李公在这里安息；刻下墓铭，留下光耀不尽的美名。《故翰林检讨翁先生墓志铭》翰林检讨、掌管国子监助教事务的翁先生，于正统己巳正月六日在任所去世，距离他生于洪武甲子正月十六日，共享年六十六岁。儿子世资考取进士，任户部主事，悲痛不堪。将奉灵柩归葬莆田，准备于某月某日安葬在先茔旁边。国子助教郑君孟良与先生同乡、同在县学读书、同获乡荐，又一同在太学任官，彼此相知最深。世资请人撰写先生行状，带来拜见我，请我作铭。我很早就认识先生，又嘉许世资能够孝顺，于是为他作序并作铭。先生名瑛，字【缺字】。从小聪明敏捷，喜爱学习，刚满四岁，祖父教他古诗，他便能背诵而不忘。祖父高兴地说：“这个孩子一定能光耀我们家族。”先生当时虽然年幼，听了这话更加自喜，也更加专心于读书。祖父去世时，他哭泣跳踊如同成年人。十三岁到郡学受业，日夜不懈。不久，父亲因事被逮捕押送到福州，先生忧虑此事，请求跟随教授前往，教授不答应。先生心中不能放下，最终仍然随行，维持照料父亲，使父亲平安归来。教授始终认为他忤逆自己，便以违反学规为罪名把他黜退。先生于是到京城，把事情原委申诉于皇上，得以恢复入学，志向更加奋发，学业更加进步，文章也更加有名。丁酉年，凭《诗经》学业在乡里被荐举；第二年进入太学，六馆的学生都让佩服他的才能。洪熙乙巳年，因为天下教官多有缺额，选拔有学问品行的诸生补任，先生被任命为仁化教谕。仁化是偏僻的小县，学校荒废已久，先生把振兴学校作为自己的责任；庙宇塑像、廊庑、讲堂、斋舍、厨房粮仓和器具，依次修缮完备，每天召集诸生在其中讲学，并且以身作则，诸生也日益遵守规矩，功绩由此显著。丁未年，邻家失火，火势将要烧到学校，当时东北风很急，先生叩头向天祈祷，不久风向转回，火便熄灭，学校得以不被烧毁。戊申年，遭逢父丧，悲哀憔悴超过礼制，回乡在石廊山办理安葬。山中多虎，又连日阴雨，众人无法出力，先生忧虑此事，号哭向天祈祷，第二天雨停了，老虎也不再出现，人们认为这是孝心感动上天所致。壬子年，主管桐乡教育。桐乡是新设的县，还没有庙学，先生测量土地、募集材料，开始建造学校；其经营规划如同仁化，而规模更加宏丽。癸丑年，因母丧回乡，安葬祭祀全都遵照礼制，悲哀忧戚的感情同前次父丧没有不同。正统丙辰年，升任国子助教，循循善诱，深得为师之道。甲子年，皇上视察学校，拜谒先圣后，退坐在彝伦堂；祭酒、司业各自进讲经书，博士、助教以下都在旁侍奉。皇上高兴，加以勉励；第二天入朝谢恩，各赐衣服一套，并在奉天殿赐宴。天门先生也在其中，举止从容，进退都合乎礼仪法度，人们都认为他应当享受这样的荣誉。四月升任翰林检讨，仍然掌管助教事务。诸生素来听闻先生的教诲，更以能够完成学业为幸。先生也以教导学生为乐，到这时才无病而终。太学师生无不悲哀惋惜。翁氏的先祖是元城人，有一人名何，出仕【缺字】官至散骑常侍，才开始迁居莆田。唐代时，郜任检校工部尚书，承赞任谏议大夫，廷皞任补阙郎中。郜生六个儿子，都考取宋代进士。他的孙子景先，官至朝奉大夫，世代因仕宦和学业显达闻名。到了先生的曾祖父志、祖父道源、父亲士能，都没有出仕，却都因德行义气受到一乡人的敬重。母亲杨氏，有贤德品行，生两个儿子，先生排行第二。他天性和厚，谨慎自守，从不与人争论是非曲直。侍奉父母、奉行祭祀，必定诚敬。以礼对待姻亲，以诚信交朋友。宾客来往，必定倾心相待，欢饮至醉方止。家中财物有无从不计较。他曾自号醉庵，有《醉庵稿》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娶同乡周氏，是处士周孔荣的女儿，有妇德，早于先生去世。继室为王氏，也早于先生去世。儿子四人：长子世用，是戊辰年进士；次子就是世资；再次是世贵；又次是世振。孙子五人：瀛、湖、海、澐、潭。唉！先生承受恩宠，在世上显达，并且有贤能的儿子，足以使后代昌盛。君子由此可以观察他的德行。怎么能不作墓铭呢？铭文说：学问优异，品行崇高，成为众人所尊师；文章光彩灿烂，声名传遍四方。有伟大的贤子，福泽更加增长。归来安葬于此，永远不会毁坏。后世若想考察德行，便以我的诗来征验。《故户部员外郎罗公墓志铭》

译罗公姓罗，名贵，字三锡，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罗通的父亲。他于正统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家中去世，享年【缺字】十岁；第二年八月十九日，安葬在本里东池高峰山的原地。罗君服丧期满后来到京师，朝廷急于任用贤才，于是他屡次升迁至现在的官职。他带着翰林修撰刘俨所撰的罗公行状来拜见我，说：“先父安葬已经很久，但墓上还没有墓铭，谨此请求。”我一向同罗君交情深厚，而且曾听闻罗公的为人，再以刘修撰的话相互印证，尤其相信，因此没有推辞。罗公的先祖从钱塘迁到分宜，又迁到庐陵印冈，成为当地名门。宋代有宏正，任吉水主簿，死后葬在县城东池，子孙于是在那里安家。墓地靠近澄溪。到罗公时，又迁居本里的周桥。曾祖父用诚、祖父以明都没有出仕。父亲仲渊乐于行善、喜好义举，性情豪爽而有奇气；因资财富裕而迁居南京，住在江东门外。当时郡中贤能而在朝廷做官的人，如解缙公大绅、胡光大公、金幼孜公、杨士奇公等，都与他往来友好；四方名士有来访的，也一定欢洽终日才离去，声名在当时很重。我所撰写的传记中的罗公，就是他的长子。当时罗公专门主持家政，凡是奉行祭祀、供给宾客、亲睦姻族、教养婚嫁弟妹、应付官府征求、赈济馈送乡党邻里，以及公私各种需要，全都由他供给。罗公应对这些事情没有难色；对亲戚之间的厚薄、轻重、隆杀，没有一件不恰当。他侍奉父亲恳切而极尽孝道，几次满载物资来到京城，对父亲饮食身体的供养和精神志趣的娱悦，全都做到极致，父亲因此十分欢悦。应天府盗取官钱的案件被揭发，府丞张执中诬陷罗公的父亲接受寄存的一百五十千钱。当时因此被逮捕拘押、很久不能释放的人不止一个。罗公听说后说：“怎么能让我的父亲被逮捕呢？”立即按照诬陷的数额把钱交到官府，父亲因此获免，人们都称赞罗公能尽孝。家中虽然富有，但也因为罗公勤劳节俭而使家业更加丰厚。《尚书》说孝养父母可以取法于经商；经商是为了备办物品、尽心奉养，并不是卑贱的事情。罗公多次带着重金，往来闽越、荆楚、海岱、燕蓟，越过居庸、雁门，到达上谷、云中，观览山川并结交贤豪；凡是能够奉养父母的物品，必定竭力求取，回来时充实满足，觉得收获很大。晚年因儿子显贵，被封为奉直大夫、户部云南清吏司员外郎；但他胸襟旷达、风度高雅，不以富贵自满。遇见人时总是和气蔼然。他性情喜爱山水，对阴阳家的书尤其深入研究。天气好、有空闲时，便和故旧子弟携带酒菜前往，游历苍莽之地，俯视清冷之水，心情 有所适意，便徜徉流连而忘记回去，不知情的人以为他是神仙。娶李氏，有贤德品行。儿子四人：长子就是罗通，次子遵，再次是达，又次是道。达先于罗公【缺字】年去世。女儿三人，分别嫁给刘嘉言、曾志定、王常，都是士族。孙子十三人，其中濂为甲子年乡贡士，如今是太学生，其余也都读书为士人。铭文说：罗氏的先祖，确实是名门望族；只有罗公继承了这一传统，大大振兴了家族的光彩。孝敬、仁惠、和厚，显扬于乡里；因恩典受封而显贵荣耀，又有贤良的儿子。晚年优游于山水之间，与仙人为伴。风止云闲，归葬在这座山丘。既安定又幽密，使你的后人获益，百世都吉祥。《封翰林院检讨曾公墓志铭》曾氏是汉代都乡侯的后裔。有一位名宗的人，开始迁居吉水住岐，世代以儒学为业。曾公的高祖少晖，任元代兴元路教授；少晖生以礼，以礼生庭兰，庭兰迁居匡山；庭兰生龙升，又迁居卢溪。这就是曾公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曾公名稔，字秩东，别号东山耕云。他天生资质优美，聪明敏捷而不凡，喜爱读书，从不放下书卷。对于圣人经典、贤人传记，都能通晓其中的意义，尤其深入研究阴阳五行之说。他淡泊声名利禄，不喜欢做官进取。曾说：“读书明理，是为了治理内心、修养自身；如果忘掉自己而只为别人，这难道是我所乐意的吗？”然而他一向喜爱山水，看到古人的奇异事迹和伟大遗迹时，便慨然有志于游历四方。父母怜惜他的志向，资助供给他，于是他走遍闽、广、湘、汉、雍、豫、齐鲁一带。凡是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巨邑和有山川名胜的地方，只要可以登临观览、引发远大思绪并寄托于吟咏的，没有不游历的。士大夫中有许多人同他交好，并把心意寄托在文字之间。过了很久，曾公归来，张【缺字】为他题写“东山耕云”四个字。刘嘉谟为此题字的意义作序相赠，在送行时说：“把这四个字带回去奉献给亲人，能使亲人的心感到快乐。” 曾公侍奉父母极其诚敬，田园、池沼以及用来备办物品、尽心奉养父母的事务，都亲自料理。早晚率领妻子儿女恭敬顺从地侍奉左右，一点也不违背。岁时供奉祭祀，接待宾客，办完弟妹的婚嫁，周济乡党中的贫困者，凡是父母想要的，没有不顺从他们的心意。曾公性情开朗豁达，是非黑白分明而不隐瞒。事情有缓急，有人向他谋划请教，他总能把事情处理得尽善尽美；事情从开始到最后的成败，像是事先谋划过一样，丝毫不差。他在东山南面耕作，督促童仆在其中出力，出入劳作和休息，常常同云雾为伴。天气好、有空闲时，亲友来往，他必定置酒欢聚，歌唱《耕云》诗，用《康衢谣》来唱和。他的快乐大概盛大得忘记自己已经年老。疼爱几个儿子，都让他们读书，不要因为懒惰而荒废学业。曾暹终于凭文学在当时显名，而曾公勉励他尤其深切。景泰癸酉年冬天，曾暹任近侍，享有贤能的声名。朝廷推究根本，追及亲属，封曾公为翰林院检讨兼右春坊右司谏。乡邑都以此为荣。第二年甲戌三月初六日，曾公因病在家中去世。距离他生于洪武辛亥二月，共享年八十四岁。娶刘氏，有贤德品行，早于曾公四十多年去世。儿子五人：暹、暐、晧、曦、昱。暹如今任国子司业，其余儿子都早已去世。女儿二人，嫁给阳春育、陈雅怀。孙子四人，曾孙子【缺字】。司业听到讣告，解除官职回乡办理丧事。选择某年某月某日安葬在某地的原地，并备具曾公的行实来请求墓铭。我同司业交往已久，而且早就听闻曾公的德行，不能推辞。铭文说：有一座翠色的东山，油然的云气覆盖着它；曾公在云中耕作，常常同云相约。云又怀着什么心意，为什么唯独像曾公？曾公也忘却自我，只在当时看云吗？如今曾公已经离去，云又依靠谁呢？悠悠的故山，什么时候才能归来？如今曾公接受封赠，又有贤能的儿子，灿然的龙章，承受皇帝的诏命。我作此铭诗，刻在幽深的墓宫，叙述美德、颂扬美名，告知无穷的后世。《故山东左布政使万公墓志铭》

译公讳观，字经训，姓万，世代是南昌人。南昌一带的万氏宗族很兴盛，自五代以来，多有显达之人。公的曾祖父德远、祖父汉雄、父亲伟，都没有出仕，但都凭品行义节受到当时人的敬重。公从小聪颖异常，被选为县学学生，凭《诗经》科考中永乐辛丑科进士。太宗文皇帝想让他的才华得到长期磨炼后再任用他，便令他回去继续求学，不久召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他严格遵守法度，凡所审理的事务，无不合乎道理、符合人心，众人一致称为贤能的御史。朝廷嘉奖他，按他所任官职追赠他的父亲，封他的母亲李氏为太孺人，并使他的妻子也得到荣耀。不久升任严州知府。严州百姓虽说容易治理，但也有不服教化的人。七里泷聚集着几百艘渔船，白天捕鱼，夜间肆意抢劫偷盗，行旅之人都以此为患。公说：“我先施行教化，然后才使用刑罚。”于是下令，每十艘船编为一甲，各自限定守护的地界，使他们彼此防守；如果有人发生盗窃，相关人员一并连坐；能够改过的，就让他们照旧安业。不到一个月，众人全都变成了善良守法的人，即使在水上行船、露宿野外，也不再有惊扰。郡中多大山，田地少，百姓贫困。公巡行各地，劝导并督促农耕；山中有可以开垦的地方，就听任贫民耕种开垦，并让富户资助他们，百姓因此粮食充足。郡学倾塌毁坏，公首先拿出俸禄，率领富民重新修建。各县学舍有破败的，也都加以修葺；扩充生员，亲自督促勉励，求学的人也争相奋发，以响应公的心意。因此，乡试中举、礼部会试中式、在大廷中对策的人接连出现，其中名列前茅者相继出任显官。严先生祠长期废弃，公重新修建，在里面安置塑像，又寻找他的后人居住守护，以奉行祭祀。表彰节义，抚恤孤寡。每年制作缎匹，比其他郡多，公便请求按照百姓的财力作为标准，予以减免。漕运船只很多而经过的使者很少，每年修治船只成了百姓的负担，公便请求减去一半。当地桑蚕业少而丝税很多，百姓觉得不便，公请求准许以银代替实物输纳。猛虎为害，公向神祈祷，老虎便死了。在任三年，凡革除弊害、兴办利事，没有一件遗漏。考核政绩后到京师，吏部把情况上奏，诏令赐给他诰命以示宠荣。当时天下郡守中获赐诰命的只有三人，公居首位。母亲太孺人还健在，他把她迎到郡中，早晚率领妻子儿女准备物品恭敬奉养。后来因服丧离任，郡人奔赴上司那里，请求把他留下，但没有成功。估计公服丧期满，便预先上章到朝廷，请求再次得到公来做他们的父母官。衢州、婺州仰慕公的人，也上章请求。恰好有人说平阳是重要而事务繁重的郡，非万某不可，诏令于是任公为平阳知府。恰逢连续几年歉收，公家和私人都很匮乏。公诚心敬神、体恤百姓，每年多次获得收成，流亡的人也回来归附。此前，各类工匠都要到京师服役；有人误期，工部便命有关部门派人押送他们，像押解罪犯一样用刑具拘系，甚至有人死在路上。公对此很怜悯。后来再次遣送时，公召集他们训谕说：“你们凭手艺应当赴役，却自己招来责罚和牵累，使官府把你们当作恶人，所以用刑具拘系来苦待你们。现在我把你们当作善人，解去你们的枷械，让你们自行前往，你们能诚信遵奉命令吗？”众人都欢喜地说：“谨遵父亲的教诲，没有一个人敢迟到。”尧祠废弃了，公上奏请求修复，屋梁上长出了灵芝。有人把美誉归于公，公说：“我只知道修祠罢了，灵芝不是我的功劳。”任满九年考核政绩，公卿交相荐举，升任山东右布政使。到任七天，就出外察看百姓疾苦。田野里有蝗虫，他督促有关官吏捕杀，并且祈祷神灵，蝗灾于是平息。齐地百姓素来喜欢打官司，诉状堆积如山。公审阅其中最严重的案件，亲自审理；其余交给理问办理，并计算日期限期审结，使积案得以清理，升任左布政使。山东地界连接北京，时常有盗寇警报，百姓十分恐惧。公安抚慰问，日夜操劳，使百姓一面耕种、一面守备，百姓因此安定下来。军队和国家所需的各种物资，都催促办理，所承担的事务尤其艰难。不久公患病，仍勤于政事毫不懈怠；过了两个月，病情更加严重，便写信给都御史洪公和各位同僚说：“观不幸不能再同诸公合力报效国家了，诸公务必慎重自爱。”洪公等听说后，都悲伤悼念，赶来探视，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公只是拱手说：“永别了。”随即去世，没有一句话谈及私事。这是景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四岁。娶范氏，封孺人。有一个儿子，名熙；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四川按察使龚鐩的孙子，次女尚年幼。有两个孙子。熙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公葬在某乡安仁祖坟的右侧。公的侄子某人在太学，熙派人来告诉我说：“先父的葬礼应当有墓志铭。”如今翰林检讨李先生与先父关系最厚，对先父任官理政的情况了解得最详细；先生是仁厚君子，想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李先生便把先父的事迹写成行状，又让某人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我也了解公，于是略去他的细小品行，只选取他事迹中重大的部分记载下来，并系以铭文。铭文说：啊，万公，正逢盛世，凭贤能科举发迹，他的声名传播得远而响亮。历任监察官职，成为著名御史，刚强与柔和恰到好处，宽厚与严明各有分寸。乘着黑色车盖、垂着红色车帷，前往治理大郡；把百姓当作父母，像龚遂、黄霸一样。于是镇守雄强藩镇，继承古代方伯的事业，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如同棠树树荫般茂盛。公还能到哪里去呢？圣哲说过：“侍奉君主应当尽忠。”这正是公的真实情形。公没有只顾自己的身体，归葬在这座山丘，刻铭于贞石之上，使他的德行昭明、光辉流传，以此显示无穷无尽。太安人许氏墓志铭 许氏在广信贵溪是大族，世代以财产众多雄踞乡里。太安人的祖父源清、父亲德诚，都循规蹈矩，谨守礼法。因此太安人生来就有至诚的性情和淳厚的品行，父母疼爱她，便为她选择女婿。当时淳安人洪君子泉任安仁教谕，还没有娶妻，听说她贤能，便依礼求婚。德诚也仰慕教谕君的贤德，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洪君的先夫人还在世，太安人善于侍奉她，早晚在堂上侍候，察看她的脸色，奉供她的起居、饮食、衣服，必定亲自调理并恭敬地进献。每逢岁时祭祀祖先，她准备各种祭品，整治笾豆，必定丰盛、洁净而美好。先夫人喜欢她的孝敬，称赞她。对六亲也是如此。先夫人去世后，她料理丧事、奉行祭祀，尤其尽足礼数。她勤于女工，纺纱绩麻、织布缝纫，往往做到半夜以后，以此供给衣服用度。教谕君调任邵武，邵武妇女多不从事纺织，听说太安人的品行后，逐渐受到感化。她一生生活俭朴，除非亲戚宾客，从不设置珍馐美味，只把日常所需准备齐全而已。晚年教谕君任职福州，太安人率领几个儿子居住贵溪。教谕君去世后，便葬在贵溪。贵溪有洪氏家族，从此开始。太安人有五个儿子：璵、珦、顼、珷、琦。

译璵如今任吏部侍郎，珷也读书成为士人，珦、顼、琦早年去世。侍郎起初是士人，后来考中进士，任都水主事，因荐举进入史馆，参与经筵，后由翰林侍讲升为侍郎。太安人随着儿子所从事的职业，对他教导督促，尽到了应尽的道理，所以侍郎在世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侍郎任都水主事时，朝廷嘉奖他的功绩，推究根本，归功于父母的贤德，追赠教谕君为都水主事，太安人也接受封典，并且得以享受其荣誉。她卒于正统壬戌十二月二十七日，距她出生的洪武甲寅九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九岁。选择某年某月某日奉葬于贵溪某地的高地，于是嘱托我撰写墓志铭。我是她儿子的同僚，母亲贤德而儿子能够孝顺，怎么可以不为她作铭呢？铭文说：孝顺、恭敬、俭朴、勤劳，她都完备于自身；既使家族兴盛，也成就了她的儿子。如今她虽然去世了，但她的德行将长久留存。昭明德行的铭文，时间越久，光辉越盛。先妣欧阳氏太夫人改葬志 唉！先太夫人欧阳氏在洪武甲子七月十一日去世后，暂时安葬在千秋乡竹篠巷的墓园中。因为连年生活艰难，不能按照礼制安葬；过了三十四年，儿子信、直才得以改葬，与其乡里的曾祖妣彭氏夫人合葬在墓中的左侧。太夫人去世时，信刚六岁，直四岁。对于太夫人的德行，我们不能全部知道，现只把从家人那里听到的，含着悲哀和痛苦，记在石上以流传后世。曾听祖母李夫人说：“你的祖父早年失去陈夫人，后来娶我为继室。我来到你家后，凭所亲眼见到的，再向族人求证，就知道你母亲是贤德的媳妇。你家一向贫穷，却凭文学和仕宦事业闻名四方。四方士人以及郡县中的贤者，来往没有一天间断。你母亲能够安于清淡俭朴，准备酒浆、鱼肉、果品来奉养舅姑、供待宾客，虽然节俭，却一定精美。她的女红无不尽善，纺纱绩麻、织布裁衣、缝缀衣物，用来奉养长辈、供给晚辈的，全都出自她的手。衣服不论新旧，一定洗得洁净、保持完整。她对待宗族亲戚，礼数周全；遇到庆贺、吊唁、问候、馈赠，厚薄轻重都合乎适宜。她抚养奴婢和卑贱之人很有恩惠，衣服饮食的多少也都一视同仁。她在岁时祭祀中资助祖庙祭礼，尤其竭尽诚意，器物和仪式用品都整齐丰盛而美好。她说：‘这是妇女的职责，我哪里敢懈怠呢！’平日居家谨慎整饬，不随意谈笑；虽然贫穷却能安处，劳苦却从不怨恨。使你的父亲不因家庭事务而受牵累，能够专心于学业，是你母亲的帮助。后来你的父亲出仕，你的祖父年老又没有其他儿子，你母亲更加竭尽孝心奉养，使老人不因儿子离开身边而忧愁，内心安定。她侍奉我，能够尽到爱与敬，安详地承顺，从未有丝毫过失。她对我尚且如此，那么她孝顺陈夫人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这正是内外族人称赞并以她为榜样的原因。后来你的祖父去世，你的父亲在京师任官尚未回来，你母亲卖掉首饰和衣服来供应丧事，说：‘不能因为简略而使我的丈夫蒙羞。’第二年你母亲病逝，使我失去了奉养，也使你失去了母亲，这是我最为痛心的事。你的叔祖御史公最为刚严，难以侍奉，唯独对你母亲格外怜惜，说：‘我们王氏家族只有这个妇人贤德，如今她已经去世了，难道上天不想使王氏昌盛吗？’从这些事情可以验证她的德行，你应当知道。其他细小品行的美好，我不能详尽说了。”信兄弟哭泣着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不敢忘记。又曾听先父中宪公说，与祖母的话相同，而且说：“你母亲聪明而知书，《孝经》《论语》《女诫》都熟读背诵，并斟酌着实行。” 凡是我与之交往的人，只要听他说话，往往就能了解他的为人。如果确实是贤士，我就高兴地说：‘凭你的处境，不应当有不善的行为。她能够完全尽到妇道，虽然是因为天性美好，也因为能够学习而成就自己。’太夫人确实具备完整的德行，是九族的楷模，理应享有长久而盛大的福寿，却竟然只活到这里。唉，悲哀啊！太夫人世代居住在县城东门外，她的父亲日新先生，曾中进士，任临淄知县。太夫人生于至正戊子七月二十二日，到去世时享年才三十六岁。上天为什么厚待她的德行，却吝惜她的寿命呢？难道上天不仁慈吗？还是因为她的儿子有恶德，成为太夫人的牵累呢？唉，痛苦啊！如今不肖的儿子已经长大，虽有一甔一石的积蓄、升斗的俸禄，可以供养母亲一天，却心愿不能实现，只能捶胸顿足、号哭悲恸，五脏仿佛崩裂。母亲辛劳养育、抚养我们的无边恩德，既不能报答，又不能早日按照礼制把太夫人的遗体安置在吉地，拖延了很多年，才得以办成此事。不孝的罪过显明于神明之前，仰头怕天、俯身畏地，几乎无处容身。只是仍厚着脸皮，用鄙陋的言辞称述她的大德，因为不敢由于自己的恶行而使太夫人的善德无法流传。唉！太夫人的德行无法完全叙述，太夫人的恩德也无法报答。把志文刻在坚硬的石头上，安置在幽深的墓室中，终身的悲痛大概永远没有尽头。她有两个儿子，即信和直。直任翰林修撰，如今因父亲丧事居家。有一个女儿，名贡娘，嫁给杨子。有孙子九人、孙女三人，都还年幼。安葬之日，是永乐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夏氏孺人墓志铭 孺人夏氏，名叔贞，是上虞夏克义的女儿，嫁给同县张士伦为妻。两家都是显贵家族，世代有德有义，所以孺人在娘家是贤女，父母疼爱她，为她选择贤婿，得到了士伦。孺人嫁到张家后，孝顺地侍奉公婆，和睦地对待姻亲宗族，主持饮食和祭祀必定诚敬，抚养奴仆也以仁爱相待。见到饥寒困苦的人，就加以救济，各有恩惠。士伦豪迈，喜欢宾客，孺人温婉顺从，凡事都符合他的心意。后来跟随士伦被贬到阜城，她安于卑微俭约，从未露出忧愁的神色；并且拿出簪珥首饰，经营丝麻，辅助士伦，教两个儿子读书。两个儿子相继考中乡贡进士。长子居杰由章丘训导选授为吏科给事中，以才能品行闻名，朝廷推恩，按他的官职封张士伦，孺人也得到封典。次子居彦任绛县训导。孺人显贵以后，享用儿子的俸禄，从不露出骄矜之色，只告诫两个儿子要忠孝。后来随士伦回到上虞，整理祖业，恢复旧日景象，孺子的内助功劳最多。宣德庚戌二月丁酉因病去世，生于洪武癸丑四月丁酉，享年五十八岁。三个儿子中，居杰、居彦在世，幼子居俊早逝。有一个女儿，嫁给杜伯龄。孙子七人。居杰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她奉葬在某乡某山的高地，请我撰写墓志铭。孺人的品行很贤德，从年轻到老年，作为妻子、母亲应尽的道理没有一项失当，而且不因穷困或显达、卑贱或富贵而改变志向，能够安于常理，这是尤其难得的。为她作铭来彰显这些，正是合宜的。铭文说：温婉的孺人，是闺门中的光彩；有品行，有才能，完全能够使家庭合宜。穷困时不皱眉呻吟，显贵时不放纵奢侈。诰命文书的荣耀，像五色花朵一样灿烂。归葬于这座山丘，这是命运，又能怎么办呢？刻写铭文来昭示她，流传百世直到久远。樊孺人陶氏墓志铭

译孺人陶氏，是进贤北山樊征士用节的妻子。陶氏世代居住在南昌瑶溪。曾大父【缺字】、大父【缺字】、父【缺字】都没有出仕，但都凭品行义节受到一乡人的敬重。孺人还是女孩子时，有德行、有才能，祖父和父亲都疼爱她，为她选择婚配。见征士身材高大，相貌不凡，而且是进贤县尹明仲的儿子，于是把她嫁给了他。进贤县尹因王事去世，征士的母亲万夫人还在堂上。万夫人命征士把她当作从父益仲的母亲。后来孺人辅助征士侍奉万夫人和益仲的母亲涂夫人，都竭尽孝敬。两位夫人都非常高兴，爱她胜过其他儿媳，还祝愿说：‘希望新妇的子孙都能像这样孝敬。’一次她回娘家省亲，母亲恰好有邻居寡妇尹氏拿白金来托付，自己要到郡城去。母亲命人把白金收藏起来，不到几个月母亲突然去世。尹氏以为白金丢失，来哭得十分悲哀。孺人把白金全部归还她，又把母亲所藏的白金全部交给两个弟弟。弟弟们喜出望外，愿意把其中一半奉还给她。孺人说：‘我不能全部拥有它，难道还要用一半吗？’最终也没有接受。她的弟弟早逝，她又抚养他的遗孤，使他能够治理自己的家业。征士兄弟三人彼此友爱。曾经承办铁冶鼓铸之事，让佣工把铁器运送到京师，却亏少了数量。当时像这样的事情都要判死刑。等到被逮捕审问时，兄弟们争着想去承担罪责。征士叹息说：‘我是兄长，有长子的继承人；我弟弟还没有儿子，都不能死，可以死的只有我。’孺人赞同说：‘您家世代笃厚忠义，如今您这样做，就不会有愧于先人；况且事情或许可以申辩清楚，这样便可以不死。’征士于是暗中前往狱中自首。孺人早晨侍奉太夫人，使她尽情欢乐；夜间焚香向天祈祷说：‘我的丈夫按义理应当赴死，但愿上天帮助他，使事情能够查清，使他得以奉养老夫人到终年；这样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后来征士最终因佣工获罪，征士得以不死。士大夫都敬重征士的义行，也赞叹孺人的贤德。征士尊崇儒学、重视道义，专心教导儿子；他礼聘为老师的有包鲁伯、傅拱辰、王景符、熊伯机四位先生。孺人能够继承他的志向，四位先生去世后，仍以礼厚待他们的家人，并且对他们的孙子爱护抚养不衰。征士喜欢赈济贫困、抚恤孤儿，救助他人的急难，孺人都倾尽家财乐意跟从，没有丝毫吝惜。他制定家规来养育教导几个儿子，不分割财产、另立门户，孺人参与商议，帮助补益最多。她治家严明而有法度，内外人口达到二千人，家中肃然和谐，没有离间非议。她诚心奉行祭祀，和睦对待宗族，依礼相处亲友旧交，对先世的姻亲尤其厚待。乡里和宗族中的妇人，有能够守节守义的，她尤其喜爱厚待，常常询问慰问，赠送财物来勉励扶助她们。她的善行大多如此。她有五个儿子，都成为善良而有所成就的人。长子伯静于甲申年中进士，任梁山知县；伯冏于乙未年中进士，任户科给事中。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做官的人家。孙子二十二人，孙女二十人；曾孙三人，曾孙女四人。永乐壬寅年九月十四日，她以长寿寿终，享年七十八岁。征士在她之前十五年去世，葬在本县学堂山。到这时开墓启封，将二人合葬，日期是甲辰年十月初七日。伯静中进士时与我是同年，伯冏又和我最为相知，于是拿右都御史向公所写的孺人生平事状来请我撰写墓志铭。唉！凭孺人的贤德柔顺来辅助丈夫，成就儿子，使家族兴盛，又长寿而善终，能够完备五福，像这样的人，正应当为她作铭。铭文说：美善的这位女士，已经多多承受福祉；嫁给夫君之后，既然安葬于此，也必将有利于你的后代。刘孺人墓志铭 孺人刘氏，是鲁府纪善梁先生本之的妻子，世代居住在泰和鱼池里。祖父民则，父亲嘉善，母亲曾氏。孺人幼年聪慧，擅长女红，而且性情和顺柔婉，恭敬谨慎，不轻易说笑。嫁给本之后，善于侍奉公婆。婆婆陈安人治家严明，有家法，只有孺人能够得到她的欢心。本之起初任瑞州府学训导，任期届满后升任溧阳教谕，都把父母迎来奉养。孺人尤其能够顺从并承受俸禄来奉养公婆，其余钱财全都交给婆婆，从未私自留下一文钱。本之豪爽洒脱，重情重义，厚道地抚养爱护各位侄子；内外亲族中有孤儿不能自立的，便教养他们；有女儿不能出嫁的，便资助她们出嫁。他在瑞州时，郡中士人有死后不能安葬的，也总是召集众人将其安葬，所有资费都从家中供给，孺人从旁帮助，毫无吝惜之色。岳父畦乐先生去世后，本之办理安葬和祭祀，完全不违背礼制，也都是孺人的帮助。后来本之调任纳溪，因母亲年老想留下奉养，孺人勉励他说：“您把自身托付给国家，怎么还能再顾念母亲呢？奉养婆母，是妇人的职责，我难道敢不尽力吗？您不要因此忧虑。”本之到了纳溪，蜀王听说他的贤能，举荐他任纪善，因此十五年不能见到母亲。而本之的兄长、翰林侍读用之及其妻子相继去世，只有孺人侍奉婆母，极尽孝敬，使陈安人安然无忧。陈安人曾对人说：“我有两个儿子，却像这样与他们生离死别，幸亏身边有孝顺的儿媳，才得以安度余年。”内外亲族没有不称誉赞叹的，都认为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她。她一生清贫勤俭，衣食只求够用，不追求华丽；但奉行祭祀、供应宾客亲友、管理奴婢下人，都恰当地合乎分寸。她治理家事井然有序，直到年老精神仍不衰退。宣德七年四月十三日，她因病去世；她生于洪武己酉年三月十三日，享年六十四岁。她有两个儿子，长子名栗，是本县儒学训导，为孺人所生；次子名枢。四个女儿，长女嫁给我，生子防，早年守寡；其余三个分别嫁给杨持、陈异、杨稷。孙子四人：恩、宪、懋、忠。栗在某年某月某日把她安葬在某地的郊原上，但墓葬尚未有铭文。因为我与他们是姻亲，对孺人的情况知道得很详细，于是栗前来请我撰铭，纳入墓中。唉！孺人的德行善举在家中显著，在族亲姻亲中也早已成为典范，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吗？没有人不知道，因此应当为她作铭。铭文说：妇女的品行，以孝敬为先；再加上勤俭和贤能的内助，这就叫德行完备，世人很少能够达到，孺人就是这样的人。她在内外都足以成为典范，安然归葬于此。占卜的人说：“应当用铭文来彰明她的德行，作为留传百世的遗赠。” 故山东盐运副使萧公妻郭氏墓志铭

译孺人郭氏，字淑琼，是泰和篠溪的世家女子，元代万安县主簿与恭的女儿。与恭娶同县南溪萧氏，生下孺人。由于世代通婚的情谊，所以孺人嫁入舅家，成为山东盐运副使鹏举的妻子。郭氏家族原本财产丰厚，但孺人谨慎诚实、柔顺谦恭，不追求奢华。她幼年读书，懂得义理，擅长女工。嫁来以后，运副公未及侍奉公婆，她便以孝敬之心辅助他办理祭祀；用勤俭治理家务，以礼侍奉长辈，以仁爱抚恤下人。萧氏是大族，内外亲属很多，孺人处理各种关系，没有不恰当的。运副公失去父母后，对弟弟妹妹十分厚爱，孺人极力顺从承奉。婚姻嫁娶所需物品有不完备的，她便拿出资财置办来帮助。运副公起初任苏州同知，因事情牵连被谪罚到河南大丘驿服役，负责准备驿传马匹供使客使用。当时一匹马价值白银一百两，而马匹常常死亡，于是家产因此破败。孺人在艰难中筹措帮助，从未怨恨抱怨；她处理家事更加周密，着眼于大体。运副公同母弟中有出继给别人为嗣的，孺人曾写信给运副公说：“您一向疼爱弟弟的资财产业，该给他的就给他；只是您不要因为相隔遥远，就忘记我的话。”有人暗中打开看到了这封信，传到乡里，使那些被认为薄情寡义的人也受到感动。运副公在大丘驿十八年，家中男女的婚嫁，全都由孺人料理。公婆的墓地原先选择得不吉利，孺人便到娘家山地为他们占卜吉兆，改葬在那里。孺人的妹妹嫁给刘氏，夫妻二人都早早去世，留下两个孤儿，孺人把他们抚养成人，使他们娶妻。乡里贫困窘迫的人，受孺人恩德的尤其多。运副公起复任官山东时，孺人已经老了，便把家事交给儿子，说：“我可以不再操心了。”郭氏没有后嗣，孺人把萧氏、郭氏祖先的忌日都记得清楚，每逢这些日子便不吃荤，亲自察看祭品，务必丰盛、精洁；每年四时的祭祀也如此。两家的坟墓，她还恳切督促子孙祭扫，从未忘记，即使年老也不废止。她所做的合乎道理，大多如此。她生于元至正甲申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于宣德六年七月初八日，享年八十八岁。孺人有一个儿子，名金，字孟防，喜好道德，崇尚义气，以承继家业。庶子镃，字孟勤，孺人视如亲生，抚养周到，恩惠一律平等，所以孟勤敬重侍奉孺人，也如同亲生母亲一般。她另有三个女儿，六个孙子，长孙名灓，考中乡荐；其次为准、囦、江、渭、温。曾孙四人。孺人去世后，孟勤以进士身份待选，正在京师，听到讣告悲痛昏厥，随后带着行状来请我撰铭，哭着说：“母亲的德行深厚，而且她一向知道文章可贵，先生如果幸而赐下墓铭，或许可以使母亲长久流传而不朽。” 我家与萧氏有世代交好的情谊，对孺人的德行知道得很详细；即使拿《葛覃》《鸤鸠》中所歌咏的妇德来相比，她也可以无愧。那么，我怎么能不为她的葬墓作铭呢？墓葬于某年某月某日举行，墓在某山的郊原上。铭文说：她德行丰厚，才华美善；治理家业，使一切都合宜。如今她已经去世，归葬于此；刻下铭诗，希望美德长久流传。进士王忠母亲李氏墓志铭 台州进士王忠在兵部任观政时，听到嫡母李氏去世的讣告，哭着告诉我说：“母亲出身海宁世家。外祖父【缺字】讨伐方国珍，因有军功，做了队长，于是居住在台州，母亲便在那里出生。洪武初年，按照家中男丁多寡征补军籍，先祖父思诚在名册中，父亲昶实际代替他服役，也从钱唐迁到台州。先母宋氏去世后，母亲续为继室。她辅佐父亲治理家务，使一切都有条理；因为远离祖坟，不能亲自前往，便每年按时祭祀家庙，必定准备齐全祭品，竭尽诚意。又因为不能侍奉公婆，只要遇到时令中能够得到的物品，便不先供奉给公婆，就不敢自己品尝。同胞弟弟早夭而没有后代，母亲侍奉外祖父母三十年，始终如一。她的妹妹去世后，母亲把妹妹年幼的女儿当作亲生女儿抚养；女儿长大后，又拿出资财置办嫁妆，把她嫁了出去。父亲擅长医术，有人即使在深夜来求医，母亲也不分寒暑地协助配药，有时亲自拿着碾子和臼捣药，说：‘人的生死系于这些药，怎么可以懈怠呢？’有人求药而无力偿还，她就烧掉欠券；有人后来拿粮食来赎回原来的欠券，欠券已经烧掉了。仙居人王某因犯罪被关在郡狱，他的妻子跟随送饭，有了身孕即将生产，狱主把她赶走。她哭着经过我家门口，母亲怜悯她，便把她留下安置在后园的屋舍里，每天给她饮食，并且替她供给在狱中的丈夫食物。” 王某死后，他的妻子抱着孩子告辞离去，母亲又资助钱物送她们上路。十多年后，她所生的孩子长大回来道谢说：‘全靠您的恩德，我才有今天，我到死也不会忘记。’母亲性情仁厚，不嫉妒不猜忌；她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早晚向祖先祈祷说：‘愿宗族的祭祀有人继承。’等到王忠兄弟出生后，母亲把他们抚养得如同亲生。王忠长大后，在郡学求学，母亲教诲极其周到；她以礼厚待他的老师和朋友，抚养管理下人，周济贫困、救助匮乏，都施以恩惠。父亲于宣德癸丑年去世，母亲悲痛欲绝，常常自称未亡人。正统五年庚申十二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她有四个儿子，长子就是王忠，次子为【缺字】瑛，是洪氏所生；一个女儿，名圆，嫁给同郡的颜敏孙。孙子二人。王忠回乡，于某年某月某日将母亲安葬在天台某山的郊原上。母亲有昭著的德行，应当流传后世，理应有墓铭，所以冒昧来请先生撰写。”我曾读《诗经》读到《葛覃》《樛木》《采蘩》《采苹》时便感叹，妇女德行盛美，实在是家庭和国家兴盛的根源；即使本于上位者的教化，但天性的美善，难道能够遮蔽吗？如今听了王忠的话，才知道他母亲的贤德，大概就在于此。母亲既然贤德，儿子又能够孝顺，怎么可以不为她作铭？铭文说：孝顺恭敬，仁厚慈爱，是妇德的光华。既善于修养自身，也树立了家业。归葬在这座山丘，还愿有利于你的后代。把铭文刻在墓中，希望美德长存不朽。太宜人潘氏墓志铭

译太宜人潘氏，是湖州乌程人。潘家原是大族，潘仁娶沈氏，生下太宜人。住宅前的桑树上曾有野蚕结茧的奇异现象，所以给她取名惟祥。她从小勤于女工，能够通晓《孝经》《论语》《女训》等书。侍奉父母极其孝敬，父母疼爱她，便为她选择女婿，得到同郡的陆士弘。陆家也是大族，而士弘尤其俊秀爽朗，所以把女儿嫁给他。当时公婆都健在，太宜人侍奉他们如同自己的父母。有病便亲自调制汤药；等到去世，安葬和祭祀全都依礼办理，并且格外悲痛。她按照义理侍奉丈夫，又用勤俭治理家庭。郡太守知道士弘有才可用，强迫他担任属官，这并非他的志向。不久他因受牵连被贬到阜城。太宜人竭尽资财为他置办行装送行，自己独居抚养孩子，经营生计，维持家门，举止都用礼法自我约束，没有人能超过她。住了几年，她奉士弘之命来到阜城，租屋居住，虽然十分贫困简约，却能安然处之。她督促奴仆下人，早晚辛勤劳作，内外事务井然有序。不出三四年，家里便富裕起来，于是翻新住宅，成为乡里的楷模。士弘喜欢宾客，来往拜访的人中，只要太宜人察觉对方贤能，便备办丰盛酒食，使他们尽兴而去。凡是士弘想做的事，她都能从旁帮助他完成。她疼爱儿子，送他们跟随名师求学；夜里便点灯做针线，又命他们在旁边温习功课，用果品和茶水慰劳他们。她把当时有人因求学而显达、有人不学习而失败的事例讲给他们听，教诲并激励他们。两个儿子都听从她的教导，待人仁厚慈爱，施予帮助唯恐来不及。有个工匠名叫钱宁，从京城回到阜城时，背上生了毒疮，病情十分危重，同伴都弃他而去。太宜人听说后，让他住在外舍，召来医生为他医治，终于痊愈。钱宁愿意做佣工来报答她，她却不允许，还资助钱财送他离去。她又曾命人整治土地，发现一具枯骨，便命人掩埋，告诫不要挖动；并且乐于拿出多余财物救济他人的急难。遇到灾荒年，仰赖她供给的人尤其多，她从未责求回报。阜城人想举出贤妇贤母作为榜样时，一定把她列为教训。正统乙丑年正月十九日，她因病去世；她生于洪武庚申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六岁。她有三个儿子，长子覜早逝，次子矩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刑部郎中，次子平也考中甲子年乡荐。人人都认为这是她善于教育的结果。孙子七人，孙女三人，长孙女嫁给县学学生沈□，其余尚未出嫁。矩听到讣告后，立即解职回乡服丧，准备在某月某日暂时安葬于阜城东郊，等将来归葬湖州祖坟旁边。我带着江西参政张居杰所写的生平事状来请我撰铭。我赞美太宜人的德行，她自身具备美德，能够使家庭相宜，成就儿子的才干，又能把恩惠施及他人。这样可以说是贤德了，于是不推辞，为她作铭。铭文说：孝顺恭敬，仁厚柔和，是妇德的美善；太宜人啊，在这些方面都完备而成为子女的典范。能够以贤德的慈母教训成就子孙，于是子孙众多，善庆绵延，都由此而来。暂且安葬于此，归葬合窆自有日期；刻下铭文以流传美好德行，这是太史所撰述的文字。胡母段孺人墓志铭 孺人段氏，是鄱阳硕辅里人。名叫九思的是她的祖父，名叫荣辅的是她的父亲。荣辅娶醴陵知州黄仲章的女儿，生下孺人。她从小端庄安静、善良谨慎，勤于女工，侍奉父母极尽孝道。父母敬爱她，为她选择女婿，将她嫁给同县的胡以宁。她把侍奉父母的心意转来侍奉公婆，公婆赞美她的孝顺，称扬她。她的六亲姑郭氏先去世，留下一个女儿，出生才七个月，孺人给她喂奶抚养。孩子长大后，她教她女工，备办嫁妆将她嫁出。公公出任两淮盐运使，后来与胡以宁相继去世。孺人专心治理家业，守贞守节自持，并且以勤俭使生活自给。后来婆婆还在世，平素多病，四个儿子又都年幼，孺人上奉婆婆、下育子女，奉行祭祀，接待姻亲，待下人，样样都恰当合宜。一言一行，都合乎礼法。内外亲属没有不与她亲近交往的。她守寡四十七年，操守完美清白，乡里没有一句非议。她教导儿子，让他们学习父亲的学业，成为儒者或医者，不给前人丢脸。秉常终于凭家学在当时显达，被擢升为御医，每天侍奉皇帝左右，深受宠遇。而孺人仍以恭敬勤勉教导他，当时人都称赞孺人善于教子，也称赞秉常能够成就母亲的志愿。晚年即使有轻微疾病，她仍然勤于处理家中事务，从不废止。她天性不喜欢佛教，见到谄媚奉佛的人便加以规劝。宗族乡里遇到婚丧之事而无力供给的，她都资助他们。她的贤德善行就是这样。她生于元至正己亥年二月十八日，正统甲子年十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她有四个儿子：长子秉彝，次子就是秉常，次子静观早逝，次子秉德；一个女儿，嫁给士人范万田。孙子五人：幼度、幼直为国子监学生，幼问、幼学、幼勤。孙女一人。曾孙一人，曾孙女一人。秉常听到讣告后，向朝廷请求回家守丧，朝廷没有允许，只让他乘驿传回去办理丧事。丧事办完后，他立即来朝，于是秉常来拜见我，告诉我说：“我的母亲辛劳守节，建立了家业；我秉常承受她的教诲，幸而大致有所成就。只是我被职业所牵系，不能早晚侍奉她看病送药，到了她去世这样的大变故，又有什么痛苦能比得上呢！先生实在了解我的母亲，曾经为她作传，已经足以使她不朽了。如今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灵柩运来，与先人合葬在东湖郑公亭的祖墓中。这样的葬墓应当有铭，冒昧再次请求先生。”我与秉常交情深厚，而且已经听说母亲的贤德，又为她作过传，那么为墓葬作铭怎么能推辞呢？铭文说：孝顺恭敬，和顺吉祥，是妇德的常道；贞洁专一，安静庄重，是处变守身的方法。美善的孺人啊，在自身具备了这些德行；又有慈爱的教诲，成就了她的儿子。长寿而善终，盛大的福气就在其中。还能跟随丈夫归于地下，又有什么愧对上天的呢？铭文昭明她的德行，由太史撰作，刻在墓中，以告知后世。安人叶氏墓志铭

译正统十年，验封主事李贤任期届满，考核他的政绩最为优异，便将此事奏报皇上。皇上认为他有才能，升李贤为考功郎中；李贤又推本于父母的教诲，于是封他的父亲升为验封主事，母亲叶氏为安人，并赐给诰敕命书。这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安人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五岁。李贤听到讣告，悲痛昏厥，立即解官回乡办理安葬，又带着户部侍郎南阳焦公所写的安人生平事状来请我撰铭。根据行状，安人名淑瑜，是邓州守御百户清的女儿，母亲姓丁。安人从小聪慧秀美端庄，勤于女工，父母最为疼爱她，替她选择女婿，得到升，便把她嫁给了他。等到侍奉公婆时，她遵守礼法，谨慎周到，亲自操持汲水舂米等家务，不怕辛劳；用来侍奉尊长的衣服饮食，必定精洁美味而丰足，自己享用却俭朴菲薄。她与内外亲属相处，和睦无间；从公婆以下，人人都爱护敬重她。婆婆桑氏曾病得很重，想吃鲜鲤鱼煮的汤，却无法找到。安人出门到水边汲水，默默祈祷，投下汲水的器具时忽然得到一条鲤鱼，便拿回家煮汤奉给婆婆；婆婆吃了之后，病因此痊愈，人们认为这是孝心诚意感动所致。她疼爱儿子，却不让他放纵游荡。李贤八岁时，她就教他诵读《诗经》，让他跟随乡塾老师学习；稍稍长大后，又送他入学成为官学弟子。家里虽然不很富裕，但凡是李贤尊师交友需要用钱财作为礼物，她都一定尽力筹办资助，使李贤能够按照自己的志向求学，终于考中进士，入朝做官，在世上取得声名。侄子孟芳也在县学受业，却要远行，他的父母日常生活安排很不方便。安人让他依附自己，像亲生子一样抚养，孟芳后来学业有成，被选为贡生进入太学，这全都是安人的力量。安人同胞兄长只有一人，早年夭亡；父母去世后，安人办理丧事，一切都合乎礼制，而且悲痛超过常情，说：“我的父母不幸没有后嗣，我应当终身奉祀他们。”于是另在李氏祠堂右侧设置一龛，按岁时举行祭礼。每逢祭祀扫墓，她亲自背土培修坟墓，辛劳竭尽力气，哭号如同父母刚去世时一样；亲戚中凡有想来帮助她的人，无不被感动得流泪。她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就是贤，次子谦，次子让；七个女儿，其中五个已经出嫁，两个尚在闺中。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的原野。我看安人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已经完全尽到自己的道义；她用来孝敬父母的行为，又合乎天理、符合人心，不是贤德之人，能做到这样吗？葬礼怎么可以没有铭文？铭文说：妇女的道德、母亲的仪范，是闺门中的榜样；用孝心奉养双亲，衡量礼法确实最为适宜。天上降下恩宠，说是因为有贤能的儿子；我作这篇铭诗，用来彰显她的美德。太淑人周氏墓志铭 景泰四年十月十五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萧维祯君的母亲太淑人周氏去世，讣告传到朝廷，皇上命他奔丧，他便起复任职。大概是因为国事重要，正急于任用人才，不愿让他离职。萧君立即上章请求服满丧制，皇上说：“把孝心转为忠心，你应当遵从我的命令，不要再推辞。”萧君不敢再请求，只好办理回任的事，准备在某年某月某日把母亲奉葬于某地的原野；他又叙述母亲的事迹，请我说：“维祯不孝，母亲生病时不能亲自奉送汤药，又不能按礼制守护坟墓，我的罪过太大了。如果又不能彰明她的德行，使之流传不朽，那么罪过就更加重大，冒昧请求您作铭文，把它放入墓穴。”我同萧君有交往，也了解他母亲的德行，怎么能推辞呢？周氏原是泰和的望族，凭借做官和求学而显赫闻名。尚志处士娶康氏，生下太淑人。她幼年聪敏端庄，诚实庄重，各种女儿家的事务，不用教导就能做到。处士用《诗》《书》教训子弟时，她从旁仔细听讲，都能明白其中意思，并落实到行为上。父母喜爱她，替她选择女婿。十六岁嫁入萧家，成为不敏君的妻子。她善于侍奉公婆，爱敬都合乎礼法，能够取得他们的欢心。叔父时中奉父命在县学受业，把家事全交给不敏君，而太淑人以勤俭周密从旁辅助他。凡是祭祀、宾客、侍奉长上、抚育下属，以及姻亲家的庆贺、吊丧、问候和馈赠，她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不敏君完全不必为这些事劳心，得以尽力于学问，后来声名蔚然，这都是太淑人的帮助。等到不敏君考取乡贡，因为父母年老，不再出仕，四方学者多聚集到他门下，他都供给住宿饮食并教导他们。太淑人主持他们的饮食供给，从不厌倦，学者们都受益而离去。时中夫妇相继去世，她便抚养他们留下的孤儿，对自己的几个儿子尤其严格。维祯兄弟求学时，她早晚教训勉励，从不稍有懈怠。听到他们的交游来往中谈论学问，她就高兴地为他们准备饮食。如果谈话涉及不合义理的事，她一定严厉责备他们说：“你们家世代以儒业为业，如今竟和这种人交朋友吗？”他们都战战兢兢地请求改正，她才罢休。后来维祯任刑部副郎，曾回来奉养母亲，看见她生活淡泊，十分高兴，说：“我向来俭朴，你这样生活，我就安心了。若想追求丰盛美好，并不是用来奉养志趣的办法。”维祯回去以后，她尤其多次告诫他要忠诚勤勉、谨慎自守。她教育其他子孙也都是这样。家内治理井然有序，无论贵贱、亲疏、大小，都受到恩惠。她生于洪武己未某月某日，至此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儿子三人，长子就是维祯，次子经，因怀才抱德被举荐但未任官，次子纶。女儿三人，分别嫁给义乌知县刘同、甘竹龙琰、安溪吴环，都是士族。孙子有五人，训、诂、诹、谟、诰；女孙七人。唉！太淑人的德行完备于自身，施行于家庭，又推广到他人身上，可以说是贤德了。我为她作序并铭刻下来，不只是为了安慰她子孙的思念，也使凡是做女儿、做媳妇的人有所观法而奋发起来，这难道不是乡里人所希望的吗？铭文说：孝顺恭敬、勤劳节俭，是女子美德的光华。既使自己的夫室相宜，也使自己的家庭和美。庆贺的典礼屡次施行，都说是因为有贤能的儿子。象征身份的华美礼服光彩夺目，这荣耀怎么会停止呢？终身受宠的荣耀，恩典礼遇全都具备。这是德行所招致的，仿佛天上降下来的。我作这篇铭诗，刻在坚贞的石头上，给后世作为准则，百世之后也不会厌弃。故德清县令张君墓碣铭

译张氏的先祖是句容人。张君的曾祖父文忠，财富冠绝一乡；祖父日宣，有文学和品行，在滁州担任教官，于是定居滁州。后来又迁到江浦，所以如今成为江浦人。父亲克逊，隐居守德而不显耀；母亲徐氏，具有贤德品行。张君是第四个儿子，名俊，字俊明。他自幼聪敏好学，二十岁成为县学生员。读书作文，名声超过同辈。朝廷修撰《永乐大典》时，征召群儒汇集馆阁，张君因为擅长书法参与其中。书成后进入太学，被提升为左军都督府都事。他刚毅嫉恶，不会因权势而屈服。都督薛禄有一个宠信的属吏名叫王罗，王罗的母亲去世，他却隐瞒不报，照常歌唱饮酒。张君说：“违背天理、逆悖人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于是把事情全部上报，王罗因此获罪。然而张君也不被有权势的人所容。不久，有人因一件事诬陷他，他被贬谪到保安十年，仍然安然自处，从未有困顿不足的神色。过了很久，薛禄因功封为阳武侯，总兵镇守北部边疆。人们都怀疑他将如何对待张君。张君说：“王罗得罪于天，是天道所不能容的。薛公是国家大臣，难道会因为私下宠爱王罗而与天道为敌吗？我没有忧虑。”不久薛公果然派人邀请张君商议事务，所说都合乎心意，于是把他留在幕府，准备上奏任用他。正好诏书下达求取贤才，御史李骥推荐张君，授任德清知县。德清县人口众多，张君能记住全县士民每个人的姓名。人们说张君聪明明察如神，不敢欺骗他。县中积欠的赋税累积达数万，十多年都不能缴清。张君设法谋划，不到一年便全部办完。当时，有使者借公务巡行各县，以苛刻手段搜刮钱财，百姓不堪其扰。县令以下的官员听到风声，大多躲避藏匿，使者的骚扰反而更加严重。张君听说他将要到来，说：“百姓依靠我来获得安宁，我先躲避藏匿，百姓还依靠谁呢？”于是独自像往常一样处理政务。使者也听说了他的名声，不再肆意妄为。县民因此得以安宁，都感念张君。藩司、按察司的大臣也常常称赞张君，用来激励各县县令。德清百姓富裕却不喜欢学习，张君知道富户之子姚朝宗资质很秀异，想送他进入县学。他家夜里带着金钱来贿赂张君，求他免除这件事。张君说：“我想得到人才，教育他，使他将来供朝廷任用，难道是借此索取贿赂吗？圣人高明如在上天，我不能这样做。”最终仍然把姚朝宗补为学官弟子。百姓中有个叫许三的，曾暗中窥探官府动静，做奸利之事，任意行凶横暴。过去任县令的人都不敢查办他。张君查明了他的实情，上奏朝廷，把他流放到远方，全县都称快。张君轻视钱财而看重道义，急人之所急。有贫困得不能自立的人，即使张君倾尽钱囊帮助他们，也一点不吝惜。故友李东一向清贫，想为儿子侃娶妻却没有钱财，张君便把女儿嫁给侃，并且教女儿孝敬公婆、尽到媳妇的职责。他对诸子尤其严格用心，教导他们，不让他们放荡游荡、轻慢嬉戏；选择名师让他们学习，白天出去处理政务，晚上回来检查他们的学业，作为常规。正统丙辰年，他罢官归乡，悠闲自得地生活了十三年。戊辰年七月十九日，他因病去世；从洪武壬戌年出生计算，享年六十七岁。娶郑氏，续娶朱氏。儿子六人：瑄、瓉、瓘、玠、珂、璪。瑄考中进士，任刑部主事。女儿六人：长女嫁给李侃，李侃与瑄同年登第，任户科给事中，正是行人司副李东的儿子；次女嫁给陈经，其余尚未出嫁。孙子一人，叫绣虎。瑄听到讣告后，将回乡奉迎灵柩，与母亲合葬在某山的原野；又把员外郎程式所写的行状托付给同僚侍郎曹公，请他来求我撰文，刻在墓碣上。瑄的心情，大概是急切地以显扬父母为要事，想把父亲的美德写下来使之不朽，可以说是能尽孝了。我怎么能推辞？于是按照行状作序并铭刻道：才干足以担当大任，又逢适宜的时代，功业建立、声名流传。全县百姓对您的思念，超过了郎官和曹官；有伟大的贤子为您在墓前刻写铭辞，使您的光辉永不止息。故翰林院检讨许公墓碣铭 许氏的先祖居住在徐州砀山麻城村，许公的曾祖父仙又迁到丰县钓防。仙生信，信生元成，元成是许公的祖父和父亲。元成娶夏邑张氏，生下许公。许公刚两岁时，正逢元朝末年兵乱，家人把他放在荆筐里，挑在肩上逃难，辗转迁徙了五六年。战乱平定后，暂时寄居在宁阳东庄村。许公长大后，便同父亲谋划，开始定居在村南一里多的地方、南河岸边，买地筑屋，在那里耕种开凿，家境一天天富裕起来。他侍奉父母极为孝顺，父母生病时亲自侍奉汤药；父母去世后办理丧事，一切合乎礼制，悲痛却超过常情。他对两个弟弟友爱深厚，弟弟仲贤去世后，抚养他的两个女儿如同自己的女儿，都嫁给了士人的妻子。每逢岁时祭祀，他尤其竭尽诚意。谈及二位父母当年挑着他逃避战乱的事情，总是悲哀得不能自胜。祖先的坟墓在钓防，他每年都去省视，从未废止。与人交往看重信义，不因贫富而改变态度。有人生活不能自给，他就周济他们。他生性不喜欢饮酒，但宾客来访，总是尽情相待，使他们欢悦，胸怀十分开阔。从不因言语触犯别人，但人人都敬爱他；许公也从未有人与他发生冲突。他因儿子彬显贵，被追赠为翰林检讨、征仕郎。妻子张氏，被封为孺人。孺人有贤德，辅佐丈夫、教育儿子，都很合宜；侍奉婆婆尤其孝敬。婆婆年过八十，患有腿脚软弱的疾病，孺人背着她出入达十多年，衣服饮食一定亲自侍奉，甚至大小便也亲自为她盥洗。直到婆婆九十六岁去世，乡里都称赞她的孝行，把她比作崔山南的祖母唐夫人。后来夫妻一同受到封赠，人们虽然说这是因为她善于教育儿子的结果，也认为这是孝德得到的报偿。许公生于元至正癸卯年七月七日，卒于正统戊辰年七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六岁。孺人比许公早八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儿子四人，长子就是彬，考中进士，起初任翰林检讨，后来升至修撰；次子清，次子致中，次子秉中早卒。女儿三人，分别嫁给左四、傅长、王罍。孙子十三人，其中超中乡贡进士后早卒。孙女四人，分别嫁给前副都御史贾谅的儿子俊、虎贲左卫指挥张胜、济州卫指挥申广、曲阜孔公玘；孔谙是她们的女婿。起初孺人去世，彬择地葬在如今所居县城东面的杏林冈，距离东庄南河岸边一百里。许公曾哭着对彬说：“改葬的地方虽然好，但离你的祖先太远了。想到往日他们挑着襁褓中的我逃难的恩情，我怎么忍心违背呢？你以后也把我迁到这里来，以完成我的心愿。”彬哭着接受父亲的命令，他始终追慕父母的孝心，大概就是如此。到了这时，彬把父亲与孺人合葬，又请求我作墓碣铭。我一向同彬交情深厚，所以没有推辞。铭文说：

译东鲁淳厚风俗的根本，在于先觉者，而许公守道，朴实谨慎诚笃，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志向更加坚定；闺门中的贤淑善行，也格外卓异。贤能的儿子勤学进取，父母得到褒封和恩命，承受深厚宠荣。墓穴暂时开启，把这块玉石埋下；墓前立石，精巧磨琢，承载德行、发扬光辉，昭示于悠远后世。赠兵科给事中吴君墓碣铭 君名好，字仲吉，姓吴。他的先祖是台州人，八世祖瑞在宋隆兴元年考中进士，官至宣教郎、浙东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才开始迁居东阳南岭，所以如今成为东阳人。曾祖崇、祖父清之、父亲鉴，都没有做官。母亲姓陈。君天资聪敏，勤于学问；他的学问以明白义理为根本，曾说：“明白义理固然足以应对事务，但也必须明白法律，才能周全地用于实际。”于是利用余力研究法律，深深通晓其中的意义。他本想在世上有所作为来奉养父母，因此最终没有出仕。君的父亲喜欢宾客，宾客每天登门，父亲一定命人准备酒食宴饮。君善于承顺父亲的心意，常常先行准备好来接待，使父亲心中欢悦。父亲去世后，他悲哀毁伤超过礼制；办理丧事一定诚敬尽力，不因家贫而节省对亲人的礼仪，君子都称赞他。哥哥仲绍因推举选择而担任县吏，审理刑狱，君曾告诫他说：“刑就是形成，形成之后便不可改变，所以君子审理刑狱必须尽心。”仲绍受到这番话的感动，每当与人商议案件，当时断狱都号称公平。弟弟仲美仰慕道术和方术，想要弃家出走，君劝他说：“你祖父清一府君每次见到有人修斋醮，就鄙视他们，说他们不明白义理。弟弟为什么还要遵从他们的教法呢？”仲美于是彻底不再提起此事，也遵循君的志向，只用儒业教育诸子。君的儿子泽喜爱学习，便送他到县学受业，勉励他尊重老师、亲近朋友。有人来他家同泽讲学，君一定厚礼款待，整日整夜也不厌倦。家中原本富有财产，他乐于把多余的财物拿来赈济乡里。每年遇到缺粮的人，君便拿出粮食平价出售以救济他们，人们都感念他的恩德。晚年把旧居全部让给兄弟，另在南岭之外建造住宅居住，每天同故旧往来，谈笑间神情十分欢畅。永乐己丑年春天，疾病发作；一天，他召集诸子说：“我家世代以儒业为业，我死后办理丧事，一律采用文公《家礼》，不要从事佛道之事，以免被当世人讥笑。”说完便去世了，日期是三月十四日。从元至元庚辰年出生计算，享年七十岁。娶吕氏，是同县瑞山乡处士若翁的女儿，具有妇德。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就是泽，于永乐乙未年考中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因勤勉谨慎而有声名。皇帝推恩，因其官职追赠君，并追赠吕氏为孺人。次子溱，能够继承家业；次子沐早卒。女儿二人，分别嫁给同县俞启、义乌傅积华。孙子三人。君在去世当年十二月初八日葬于西部乡西岘山麓。吕氏在十三年后去世，也同君合葬。君下葬已经二十多年，墓石却还没有文字。此时泽请假归乡，扫墓时十分害怕父亲的德行不能流传后世，于是拿两淮盐运使何士英所写的行状来拜见我，请我作文刻在石上。我考察君的行为，确实是一位孝顺友爱、端正厚道的人，怎么可以不使他流传呢？于是为他作序编次，并附上铭文。铭文说：东阳名门，世代研习儒学，福庆相传，长久超过久远。君继承先人的美德，精心修养；读书明理，仰慕先觉者孝友的品行，光明而卓绝。存心公平宽恕，审理刑狱谨慎；坚定地守持正道，志向更加诚笃。只用一部经书教育儿子，使他显达腾跃于霄汉，飞升而远离纷杂污浊。天子下诏褒奖追赠，恩宠厚重。西岘山幽深，把这块玉石埋葬在那里；龙的光辉灿烂，照耀着山崖。把铭文刻在墓碣上，石头坚固确实，千百年后更加显明。赠翰林修撰王君墓碣铭 君名堂，字维政，姓王，是越地诸暨人。曾祖父理元，屡次追赠为朝列大夫、秘书少监、骑都尉，追封太原郡伯。祖母祝氏、方氏都封为郡君，厉氏封为宜人。祖父良仕，元代官至淮东宣慰副使，有惠民政绩，事迹载于《元史·良吏传》。祖母刘氏封为太原郡太君。父亲仲庐，元代任绍兴路总管府经历。母亲徐氏封为宜人。君生来聪颖，七岁能作诗；稍长后更加用力于学问，通达治理政事的道理，志向是要在世上建立大功。元朝气数已尽，本朝统一天下，仲庐因原有官职被贬谪到濠州。君侍从父亲前往，尽心孝养，过了很久才回来任职。沿海修筑城堡，选任君主持修筑，三江一带费用节省而工程完成，人们都感念他。君秉性刚正，笃守信义。适逢诏书下达征求贤良，有司便举荐君。曾奉命出使巴蜀，廉洁奉公，政务修明，百姓喜悦，声誉显著。回来后以疾病为由请求归乡。过了很久，病情稍有好转。太康王公锐担任浙江布政使，听说君贤能，强行征召他担任属官。君无法拒绝，浙江豪杰中了解君的人都为他惋惜，说王公委屈了他的才华，只给了他小的任用。君曾督理嘉兴赋税，嘉兴推官代理府中事务，便因办事懈怠而责备他，推官很不高兴。后来推官因受贿获罪，便反过来诬陷君；君被逮捕后，把事情真相申辩于朝廷，得以释放。君因病去世于京师的寓所，时间是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享年四十二岁。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葬于家乡阳隖的原野。洪熙元年，因儿子钰显贵，追赠君为翰林修撰。君的妻子史氏，封为太安人；史氏是宋丞相史浩的后代。她的父亲本因孙子翼显贵，被追赠为河南右参政；母亲吴氏被追赠为淑人。太安人幼年聪慧，长大后孝顺恭敬。吴淑人早逝，她侍奉两位继母都很恭敬。继母高氏患痨病，侍奉她的人多半会被传染；太安人侍奉汤药直到继母去世，始终没有染病，人们说她的孝行有神明相助。到了成年选择配偶，便嫁给君。正逢变故之后，家境非常衰落，太安人勤劳节俭、自给自足，从不求助娘家。君当初被举荐时，没有办法置办行装，想用假话推辞而免行，太安人用义理勉励他，拿出钱财为他置办行装。君回乡后，有人仿效义门郑氏，把已经分开的族人重新合在一起，共同财产、共同吃饭，君的族人也想仿效。太安人认为不可，说：“所谓义，就是合宜。他们曾经各自发展自己的家庭，如今又有人成为他们的家长，强使他们低头接受约束，势必不能承受，这能说合宜吗？

译他们分离已经不久了，不如顺从自然合宜的情势。”君也醒悟过来，后来其他家族强行合并的，都像她所说的那样。她治理家事、对待姻亲，乡里人都遵守礼节；人人都佩服她的贤能和智慧，拿她作为效法的榜样。等到钰以进士及第，担任翰林编修、修撰，便迎接太安人来奉养。她教导钰，总是以忠诚、清廉、勤勉、谨慎相勉励。后来钰因病归乡，得以在家奉养母亲。太安人享受这样的快乐，又【缺】年。宣德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宣德十年十一月三十日，与君合葬于君的墓地。儿子二人：长子钟先去世，次子就是钰。女儿一人，嫁给楼琏。孙子六人，孙女二人；曾孙男六人，曾孙女四人。唉！自古以来的贤人君子，没有不希望自己的道术广泛施行、以恩惠泽及当世的。然而没有得到机会的人，只能说是命运如此罢了。像君这样的贤能之人，才刚刚显露出他的事业端绪，百姓已经蒙受他的恩惠；假如他的道术得以施行，将来必定还能成为良吏。可是他没有得到广泛施展，以至于后来了解君的人，只能无穷无尽地叹息惋惜。上天对于君，究竟是怎样安排的呢？然而他有贤德的配偶，能够成就君的儿子，使君的声名继续流传、德行后继者更加兴盛，上天大概是用这件事来补偿君吧。钰如今因荐举起用为江西按察佥事，请求我作文刻在墓道上，以彰明德行并流传久远。我和他的情谊使我不能推辞，于是按照行状编次事迹并作铭文。铭文说：上天生下贤人，使他有志于百姓；本应使他的施政广泛推行，功业建立、声名流传。贤能之人有谁比得上君？他的事业端绪已经显现，只是施展得不够广大，这是君子所叹息的。有贤淑的女子，能够治理家庭，凭德行成为君的配偶，所受福祉长远。既有贤德的配偶，又有贤能的儿子，这是上天补偿君的地方，大概就在于此。阳隖的原野，君的墓在那里。刻下文章流传美誉，直到千百年后。赠刑部郎中周公墓碣铭 刑部郎中、钱塘人周安听到母亲太宜人的讣告，立即解除官职回乡，服丧之后，来见我说明道：“先父在永乐庚寅年八月十三日弃世，留下我们这些孤儿；同年九月初七日葬在钱塘玉泉祖坟旁边。直到正统己未年二月十九日，不幸又失去了母亲，已择定四月某日奉迎灵柩，与先父合葬。只是我们父母确实都有德行善举，庇佑了我们后人，所以我周安能够活到今天，并蒙朝廷推恩，褒奖追赠先父，从主事升至郎中；我的母亲也开始被封为太安人，后来进封太宜人，这已经可以说是荣耀了。但想到他们的德行善举，如果没有文章就不能流传久远，墓前应当有墓碣，冒昧请求先生作铭，希望不要推辞。”按照行状考察，周氏先祖是汴地人，有一位名叫敏德的人在宋代担任显官，随高宗南渡，于是定居钱塘，所以如今成为钱塘人。曾祖父民则、祖父渊澄，都以儒业为生。父亲名福，字廷端，尤其精通《易》。母亲胡氏，生于洪武辛丑年正月初五日。周公的父亲名权，字可与，年轻时在西湖书院受业于山长章先生，长大后又跟随郡学的徐大章、何彦恭两位先生学习，学问大有长进，尤其精通《易》；但他笃于侍奉父母，以孝闻名乡里，不愿出仕。当权者常常想推荐他，他总是以父母年老为由推辞，说：“我难道可以舍弃父母去追逐俸禄吗？”当时人都认为他贤德。他性情恬淡，不事张扬；人们知道他精通《易》，有疑难便请他决断。他总是根据事情作答，必定以孝、悌、忠、信为依据；空闲时则以诗酒自娱，特别喜爱兰花，因此号称兰圃，说：“屈平是我的老师。”如今他的遗诗名为《兰圃遗稿》。他去世时五十岁。太宜人郑氏名淑宁，也是钱塘人，世代为儒家，专静闲雅，读书明理。凡周公主持祭祀、接待宾客、和睦姻亲、对待乡党，事情轻重、礼数厚薄，无不合乎礼法，都是太宜人的帮助。周公去世后，她教育儿子尤其严格。周安从县学生员考取乡荐，进入太学，担任刑部主事，升为郎中；她教导他一定要敬慎行事，务必不使祖先蒙羞。他享受俸禄奉养母亲二十年，君子认为这是上天用来报答她德行的方式。太宜人生于洪武戊申年正月十九日，享年七十二岁。四个儿子，长子寿，次子就是安，又有雨、霁。寿和霁都先去世。女儿三人，长女嫁宿松教谕沈玘，次女嫁吴善，三女嫁宋隆，都是士人。孙子四人。铭文说：“啊，郎中周公，美德存在自身，谨慎不变，始终如一。温婉的太宜人，与周公匹配，共同享有美誉；既善于修养自身，也成就了儿子。诏书光明显赫，恩宠从天而降；五品官员的荣耀，很少有人能够比肩。二人同葬在这座山丘，卜葬者说：‘吉利，后世百千年都应敬重此处而不厌弃。’ 汉滨先生钱公墓碣铭 钱氏居住在吉水圆塘，大概是吴越武肃王钱镠的后裔。钱惟济曾任吉州防御使，子孙因此定居庐陵三滚源，后来又迁到吉水诸源。钱公的曾祖父万敌于是迁居圆塘，祖父明则、父亲岳都没有做官。公名锳，字立志，自幼聪明好学，资质禀赋非同寻常。起初跟随外傅学习，父亲告诫他说：“读书应当落实到行事上，不要只说空话。”因此读《小学》时，便思考亲身践行，实践古人的事业。对于经书、史书和诸子百家，没有不加以研究的，声名震动科场，却接连不能得到有司录取。他感慨地叹息说：“科举功名，是追求利禄的阶梯，我难道要因此牵累自己吗？”于是完全放弃原来的学业，更加坚定志向、勉励操行。他侍奉父母极为孝敬，父母在世便尽力供养，去世便充分表达哀痛，没有一件违背礼法。对兄弟、宗族、故旧和亲戚姻亲，都尽到相处之道，而且往往特别厚道仁慈。元朝末年战乱，盗贼蜂起，每日攻掠杀人，有人想侵犯公所在的地方，公说：“我们文昌乡是礼义之区，怎么可以被盗贼玷污？”便协助前赵州守刘震，依据监郡尼雅斯迪音的檄文，召集民丁抵御盗贼、保卫乡里。

译公为人豪迈，有气节，见识和气度超过常人；他日夜整治财赋、修理器械，安排布置整齐严密，盗贼听说后不敢侵犯，众人因此得以安宁。亲友中有逃避战乱的人，大多依附于他，他都能供给他们住宿和粮食。战乱连续多年，民众更加困苦，盗贼也更加猖獗，四面各境都陷落，文昌也不能守住，公便带着家人前往富田躲避。盗贼得以实现他们的意图，焚烧房屋，抢掠财物一空；公艰难寄居外地数年，却从未忧愁悲戚，在逃难中只以书史自娱，曾说：“我依靠祖先遗留下的恩泽，能够让全家活着，已经很幸运了，外在的财物哪里值得计较呢？”本朝受命后，天下安定统一，他才得以回到故乡，整治旧业，经营建造，居住、服饰、器用逐步恢复旧日景象。他延请名师教育子孙，把堂屋命名为“肯构”，旁边修建四间书斋，东边叫“务勤致谨”，西边叫“三益九思”，使子孙看到名称便思考其意义，并都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住所东边有一片陂塘，名叫“汉陂”，水面广阔，水流停蓄，可以澄明心志、滋润万物。公常在陂上徜徉并以此为乐，自号“汉滨”，乡人便称他为“汉滨先生”。他所交往的都是贤能的士大夫，闲暇时来往相聚，流连饮酒吟诗，连续数日也不厌倦。赣州太守许莘曾经以通晓经书推荐公，公以疾病为由推辞。乡人仰慕公的德行，也乐意让公居家时有所凭借。依靠公天性正直、不吐刚茹柔，有人因受到不公平待遇来请求他主持公道，公必定依据礼法加以裁断，使来人心服而去；但有人偶尔犯错，他从不当面斥责其过失，而是慢慢用道理劝告他们，没有人不高兴地听从。公的美德和善行完备于自身，施行于家庭，又推广到他人，正是如此。所以他去世那天，无论年长年幼、愚昧贤能，哭悼他的人都很悲哀。那天是洪武己巳年五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岁。最初娶庐陵邹氏，生子一人，名溥；女儿一人，嫁同县刘琏，他是乡先生桂隐的孙子。续娶刘氏，是乡里的进士刘镡之女，生子三人：涣、濬、济；女儿一人，嫁永丰刘昌裔，他是元代广东按察副使刘鹗的孙子。公孙子十四人：榦字习礼，屡次升迁至礼部侍郎；述多次任按察佥事。孙女四人。曾孙男【缺】人，曾孙女【缺】人。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庐陵淳化乡龙窟的原野。到了这时，习礼说公的墓碣还没有文章，无法彰明德行、流传后世，便拿乡中前辈陈原德甫所写的行状，请求我作铭。我听说古代善于观察人的人，想知道一个人祖先德行的厚薄，必定要从他的子孙身上验证；子孙繁衍昌盛，便可知道祖先德行深厚。公有十四个孙子，其中侍郎的贤能名闻天下，尚未显达的还很多，后来出生的子孙也应当更加兴盛，这是上天给予他的福报。若不是德行深厚，怎么能够达到这样呢？我的文章哪里足以彰显他的美德，然而我同侍郎交好，不能推辞，于是写下他的事迹，并附上铭文：公的世代福祚，继承自武肃王；诗书礼乐，谨慎地承续久远的传统。以科举为耻，不以利禄为意；履行正道，实践真实，志向更加坚定。和睦亲族，爱护众人，庇护乡里；仁德之声、道义之名，盛美光明。再次振兴家业，接续前人的足迹。子孙众多而贤能，美如宝玉，是厚德所招致的。起初一定会重新回到汉滨，悠闲安享各种福祉，最后归葬在这座山丘，卜得清美吉地。刻下铭文使山林增辉，传至百千年，看来是可以预料的。《抑庵文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集》卷十一　明王直撰传

译少师建安杨公传 公姓杨，起初名子荣，字勉仁。太祖皇帝为他改名为荣，于是以这个名字闻名天下。他是汉太尉杨震的后代；唐朝末年有一位先人在闽地做官，于是定居浦城，经过三次迁徙，遂成为建安望族。祖父达卿、父亲士美都没有做官，但都是善良厚道的长者。因公显贵，屡次追赠他们，官爵达到荣禄大夫、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公幼年聪明颖悟，超过常人，喜爱读书，善于讲解。当时人都十分惊异。对祖父母、父母，他极尽孝敬；处理内外亲属关系，都合乎礼法。不到二十岁，已经有救济世人的施为和辅佐君王的志向。朝廷公卿大臣经过建安的，都很看重他。他由县学生员考取乡试第一名，随即考中进士，进入翰林任编修。太宗即位后，选拔六七名儒臣置于内阁，掌管诏令文辞，公就在其中。升为修撰，不久升为侍讲，编修古今《列女传》。仁宗皇帝确定太子地位后，任公为谕德兼侍讲。太宗称赞他的勤勉，对他说：“你早晚在我左右，恭敬谨慎，从不懈怠。保持初心容易，保持到最后困难。朕常常思考保全始终的办法，你也应当谨慎地坚持到底。”赐给他二品官服。皇上扩展宏大的长远谋略，经营四方事务，公独自以警敏勤勉地参与外务。他曾奉命前往甘肃视察军队，回来后，所规划的事情都称合皇上心意，并且说明当地山川形势、军民疾苦、城堡虚实，皇上很高兴，升任他为右庶子，仍旧担任侍讲。父亲去世，皇上赏赐三千贯钞，命他乘驿传车赶回安葬，并下诏夺情起复。皇长孙英明聪睿，早年成器，专心致志于学问，皇上命公兼任辅导。永乐七年，公本应随皇上幸临北京，恰好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仍被夺情起用而前往。当时何福镇守甘肃，上报部长布哈等率众来归，皇上命公同何福商议安置办法。回来后，又命他持节前往额齐讷，封何福为宁远侯，并命他经过宁夏，同宁阳侯陈懋整饬边务，回来后奏报十项便宜措施，皇上嘉许并采纳。随军征讨北方边地，大军到达驴驹河后返回，军士缺粮，公把此事报告皇上，皇上命令把御用余粮全部发给军队，并让军中有余粮的人借给缺粮者，归还时加倍偿还，众人因此得以保全。公在军事事务繁重时，因服亲丧不饮酒、不吃肉，时时哭泣而不能自胜，因此日益憔悴，皇上怜悯他。皇帝车驾回到南京，公请求回乡服满丧制，皇上不准，只准他奔丧，派宦官宋成护送他往返。不久仁宗命他同诸位皇孙讲学，皇孙的学业更加精进，公也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甘肃守将西宁侯宋琥说，叛贼娄达衮等依附赤斤塔尔尼，将成为边境祸患；皇上下令丰城侯李彬讨伐他们，又命公前往筹划处理。当时草已枯、水已结冰，士兵和马匹不能行动，公回来奏报说，这些小贼没有能力造成什么祸患，不值得劳烦大军，于是大军停止出征，叛贼也再次归附。大军征讨卫拉时，公以皇太孙侍从身份随行。皇上既用武事教导皇太孙，又命学士胡广和公，只要稍有空闲就讲解经史。皇上又曾问足食足兵的要领，公回答：“谨慎选择将帅，大力推行屯田，有方地训练军队，按时耕种锄作，这样粮食就会充足，军队也会精锐。”回来后，皇上认为除《五经》《四书》的传注之外，先儒还有许多发明，性理之书和各种议论也没有汇总整理，于是下诏召集儒臣分类编次成书，又命胡广和公总管此事。书成后，赐名为《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升任翰林学士兼庶子，更加受到亲近任用。朝臣中有些倾巧逢迎的人受到公的抑制，便谋划离间他。适逢北京缺少祭酒，众人请求任用公，皇上不答应。公又指出五府、六部、三法司的积弊有十条，皇上命他把这些意见交给御史，并让他在朝廷中公开说明；众人都请罪，皇上下诏宽赦他们，同时命其整顿改正。公升任文渊阁学士兼翰林学士。宁夏报告敌人入侵，皇上拿这件事询问公，公回答：“宁夏士兵勇敢，边防实力充足，敌人不能长久坚持，现在已经离去了。”不久果然如此。浙江丽水、福建政和有盗贼二千多人，兵部请求发兵剿灭，公上奏说：“愚民困窘于衣食，只是靠抢掠求生罢了；逼迫得急了，反而会使事变更加扩大。我认为不如招抚。”皇上立即听从，盗贼果然顺服。太宗多次北征，公一定随军同行；许多机密事务都命公掌管，决定军事机宜、发布命令，也让公参与，皇上对他的宠信待遇同公侯一样。皇上曾对公说：“太子经历政务已经很久，熟悉政务；朕回去后把军国大事全交给他，怎么样？”公回答：“太子孝顺友爱、仁厚宽和，天下人心归附，确实能够承担皇上的托付。”皇帝车驾回到榆木川时，病情严重，召公等人接受遗命，传位给皇太子。皇上驾崩后，公同左右近臣、宦官贵人依礼为皇帝收殓；由于离京城还很远，便告诫不要发丧，整顿军队、严明号令，同时让宦官海寿驰马回去报信。仁宗继承大行皇帝的遗命，登基礼仪举行后，下诏让公和二三位大臣共同商议，分条上奏施行；赐公白金二百两、钞二万贯、彩币二十表里，升为嘉议大夫、太常卿，仍兼任此前两职。不久，升任资善大夫、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赐给一枚银印，印文为“绳愆纠缪”，并且晓谕他说：“朕在政务上有缺失，就用这枚印秘密上疏告诉朕，直到再三提醒为止，千万不要怕麻烦。”杨公恭敬谨慎地奉行诏命。他又担心法司滥用刑罚，凡是重罪案件，都命杨公与诸位大臣共同审录狱案，以免造成冤枉。皇上曾阅看翰林院所作的杨士奇及杨公等人的诰辞，对他们说：“朕把你们当作辅弼，你们如果知道有不妥之处，都应当尽管直说。”皇上亲自执笔，增写两句话：“不要认为地位尊高就难以进言，不要因为意见有合有不合而有所懈怠。”并说：“这是真心话。”杨公拜谢说：“陛下圣德深厚，臣怎敢不努力！”后来有人说：“太宗升遐时，许多事情都是杨公主持办理的。”皇上嘉许叹赏，下诏褒奖，又加赐白金、彩币等物，特意升任工部尚书，原来的官职仍保留，三份俸禄都领取。杨公辞去尚书一职，皇上没有准许。仁宗去世时，宣宗还是皇太子，正在南京；仁宗遗命征召他回来继承皇位。杨公到德州迎接他，因此皇上更加信任杨公，杨公也更加竭尽全力。高煦谋反，杨公极力赞成亲征；皇上多次出巡边地，杨公都跟随。过了很久，皇上想到杨公等大臣年纪已老，不愿再用事务劳烦他们，便命他们停止翰林院的事务，只须早晚侍奉左右，讨论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共同使国家安定。

译升任少傅，进阶荣禄大夫；又升为少师，勋号柱国，进阶光禄大夫。今上即位后，对杨公更加器重；杨公谋划国事也更加尽心，遇有大事，众人都来请他决断。历朝对他的宠信礼遇和丰厚赏赐，前后多得无法计算，即使开国功臣和世代外戚也比不上他。然而，他长久离开祖先坟墓，常想回去一次祭扫，只是被职务牵系不能成行。因为担心西部边疆和西南夷族发生事情，他不敢请求离职。到了这时，西部军队解除戒严，西南夷族也已经进贡，杨公才请求回乡。皇上命宦官陪同他前往，又命他办完事情后赶快回来。杨公已经患病，有人劝他暂且不要走。他说：“君命不能耽搁。”于是带着医生上路，走到杭州去世，享年七十岁。事情传到皇上那里，皇上悲叹哀悼，停止临朝，追赠太师，谥号文敏；又命宦官前往护送灵柩回建安安葬，所需一切费用都由官府供给。夫人刘氏先已去世，便以她的弟弟承袭封号，也封为夫人。儿子名恭让、锡，赐名贵芳、通。皇上一直思念杨公，命杨恭任尚宝司丞。杨公侍奉历代圣君共四十年，从未离开宫禁近侍之职；每天四更起身等候上朝，即使风雨寒暑也不改变，亲自处理当天的事务，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常常直到天晚才回来。最初修撰《高庙实录》，后来三朝史事也都由杨公参与总裁，记载详细完备，真实而不浮华。京城会试和乡试中主持考试、掌管文衡的有一次，廷试中读试卷的有九次。他的文章施用于国家，以及散布天下的碑铭、序、记等作品，人们都传诵不已。他尤其熟悉练达军事事务，将士的勇敢或怯弱、粮饷运输的困难或容易、边境的利害、道路的曲折或平直，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凡是承受皇上询问、参与筹划计算，都能切合实际情势。他体恤国家的心志，年老后反而更加坚定。好的谋略和重要的计策，他常常靠近皇上当面陈说；用来补益皇上、使百姓获利的事情，大概有很多。我自从在翰林院跟随杨公以来也有三十七年，了解他一生的情况最为详细，所以摘取有关天下国家的事迹，为杨公作传，使后人有所考察。至于他施于亲族朋友以及乡里邻里的德行义举，则已有他的行述和墓志铭，这里不再记载。评论说：古代君子侍奉君主，必定把自身完全交付给国家而不顾个人私利，所以能够把官事看作家事，没有不知道不做的事，做了也没有不尽力的。杨公承受四朝恩遇，竭尽心力、耗尽思虑，不因危险或安易、祸患或福泽而改变志向。何况他对外筹划经略，对内辅佐君主，还有许多众人不能了解的事，这难道不是古代的君子吗？从前仲山甫侍奉周王，出入朝廷内外，所担任的事务很多，却都能把职责尽善尽美。《诗经》说：“恭敬地奉行王命，仲山甫承担了它。国家治理得好还是不好，仲山甫使它明白。既明智又通达，用以保全自身。早晚都不懈怠，用来侍奉君王一人。”如今拿杨公来和他相比，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不同呢！

译少师泰和杨公传 杨公姓杨，字士奇，他的祖先是华阴人。南唐虞部府君杨辂开始居住在庐陵，过了两代迁到吉水，后来到杨允素时，才迁居泰和。曾祖父杨景行在元朝做官，累官至翰林待制后退休，史书中有他的传记。祖父杨公荣，父亲杨子将都没有做官，却凭借文学和品行义理受到当时人的尊重。杨公幼年丧父，由母亲陈夫人教育。刚六七岁时，母亲把家世德行的详细情况告诉他，他立即感奋发愤学习。家里虽然十分贫困，他亲自从事劳作，却从未放下书卷。当时战乱虽已平定，却苦于没有书，四书五经都是抄写下来阅读。海桑陈先生是陈夫人的叔父，非常喜爱杨公，早晚教诲激励他，使他一定遵循正道。十五岁时，他才华出众，成为别人的老师，学问品行日益闻名。士绅君子都以礼敬重他，郡县相继举荐他担任学官，他都没有接受。过了很久，朝廷因他博学而征召他入翰林，任编纂。同事都是天下著名的老儒，唯独推重杨公精深博大。不久，命吏部考核评定他的文章，授给他官职，又因为他名列第一，授任亲王府审理；但他仍在翰林执笔任职。太宗皇帝即位后，便提升他为编修。当时正要在东角门内设置内阁，命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以及杨公七人处在其中，掌管机密事务。不久升任侍讲。皇上曾对杨公说：“朕知道你的文学才能，亲自提拔你安置在这里；你只管尽心办事，不要自己疑虑畏惧。”杨公感念皇上的知遇之恩，忠诚勤勉，早晚勤奋地修治自己的职守。仁宗皇帝还是皇太子时，他又兼任左春坊左中允，更加受到宠信任用。文华殿应当讲解《大学》，杨公把讲义呈到皇上面前。皇上看完说：“先儒说《尧典》中‘克明俊德’这一章，整部《大学》的道理都具备了。”杨公于是奏道：“二帝三王用来修养自身、施于家庭、国家和天下的道理，都在《大学》的道理之中。”皇上又说：“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谈论时一定称说尧舜；讲解经书时一定要用古代事例作证明，这样才容易使人领会。”侍讲学士王达讲解“乾之九四”，举太子储君之事作解释，皇太子对他的话有所疑惑，便询问杨公。杨公说：“这是宋代儒者胡瑗的说法。”皇太子问：“他对普通人说话时也采用这种说法吗？”杨公说：“程子常说，一卦中的六爻人人都有用处；圣贤有圣贤的用处，众人有众人的用处，君主有君主的用处，臣下有臣下的用处，没有什么地方不通。王昭素曾经把这个道理告诉宋太祖。讲官如果没有依据，哪里敢妄自发表意见呢？” 皇太子曾阅读真德秀辑录的《文章正宗》，喜爱它对学者有益。杨公说：“真德秀是讲求道学的儒者，志向和见识非常端正；他所著《大学衍义》尤其有益于朝廷，君臣都不能不知道。”皇太子立即取来阅读，并命人重刻，赐给诸位皇子，也赐给杨公，说：“我倚重卿作为辅弼，卿也应当留意这件事。”饶州朱季友献上自己所著的书，斥责濂、洛、关、闽诸家的学说。皇上看后大怒说：“这是儒学的祸害。”当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侍读胡广以及杨公都在旁侍奉。皇上把书给他们看，解缙说：“惑乱世人、欺骗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李至刚说：“不治罪他，就无法表示警戒；应当杖打他，把他流放到四夷。”杨公说：“应当把他所著的书全部焚毁，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误导后人。”胡广说：“听说此人已经七十岁了，焚书以示警戒就够了。”皇上说：“诽谤先贤、毁坏正道，处理这种事难道可以拘泥于通常的条例吗？”于是派行人押送朱季友回饶州，令布政司以及府县官员和当地士人公开说明他的罪行，并杖打他以示惩罚，同时搜取他所著的书全部焚毁。皇上又晓谕群臣说：“铲除邪恶不能不彻底，应当把他所著的书全部焚毁。” 又如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时，带着岭南藤簟等物，准备赠送给朝廷大臣。有人得到礼物清单，呈给皇上；皇上查看后发现上面没有杨公的名字，于是单独召见杨公询问原因，准备以私交的罪名治他。杨公说：“徐奇从都给事中任上奉命赴广东，当时众人都作诗文赠送给他，所以有这份馈赠。臣没有列名，是因为当时生病没有作诗文，否则也一定不能免除。如今名单虽然齐全，但是否收受还未可知，而且礼物非常微薄，应当没有别的缘故。”皇上的怒意消解了，命宦官烧掉礼单，不再追问。杨公升任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讲。礼部尚书郑赐改任侍郎，因赵羾的离间而忧郁成病，仍勉强像平常一样任职，忽然报告去世。皇上怀疑他是自尽，召翰林诸臣询问。众人还未来得及回答，杨公上前说：“臣看郑赐已经病了好几天，只是不敢立即休息。昨晚我们一同站在右顺门下，郑赐忽然倒地，旁边的人奇怪他没有气息，臣立即命他的属官把他扶出午门外。”皇上听后说：“若不是你这样说，几乎误以为郑赐是自尽。郑赐本是君子，只是才能不足罢了。”命工部供给棺材，礼部前往祭奠。永乐六年冬，皇上巡幸北京，向天下发布诏令，命杨公起草诏书，皇上称好。皇上又命杨公和诸位尚书共同审看。兵部尚书刘隽私下对杨公说：“请把‘有’字改成‘自’字。”杨公认为他说得好。众人认为两种意思相差不远，而且皇上已经称好，不必改动。杨公奏道：“关系国家大体，应当采用刘隽的意见。”皇上很高兴，称赞杨公能够采纳正确意见，说：“乐于听从正确的话，哪里会有失败的事情呢？”从此更加留意杨公。第二年，皇上巡幸北京，皇太子监国，皇上命蹇义、金忠、黄淮和杨公负责辅佐。蹇义处理事情多有疑虑，缺少果断，常常持两端说：“事情应当仔细考虑，否则一定会有后患。”杨公说：“事情岂能不思考？但思考过多就会迷惑，只应当依据道理去做。”皇太子听后笑着说：“这必须兼具智、仁、勇。从今以后议事，选择合乎道理的意见就采纳，不必思虑过多而陷入迷惑。”但皇太子知道杨公诚实笃厚，只听从杨公的意见。有时起初似乎还有疑虑，最终一定采用，因此很少有过失，上下都感到安定。春坊赞善王汝玉常常以诗法进讲皇太子，皇太子拿这件事询问杨公。杨公说：“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诗，可以看出舜的志向。汉高祖《大风歌》、唐太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的作品，所崇尚的是霸力而不是王道。”

译汉武帝《秋风辞》的志气已经衰弱。至于隋炀帝、陈后主的诗，都是淫靡之作，不值得称道。殿下在讲习经书、谈论道理之余，想以文学来娱乐心情，两汉诏令最值得观赏；它们不只是文辞高古，也可以有助于治理之道。诗不是当务之急。”皇太子说：“儒者也作诗吗？”杨公说：“儒者本来都作诗，但儒者也有品格高下之分：有重道德的儒者，有能经世济民的儒者；专心于辞章的，君子称为俗儒，君主尤其应当辨别这一点。”皇太子喜欢读《易经》，凡是决断疑问一定要用蓍草占筮，于是命杨公取朱熹《本义》编纂其要点进呈，书名为《周易直指》。杨公又进言说：“《易》固然是为卜筮而作的，但文王、周公、孔子所系的卦辞、爻辞，其中完全具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请编辑成书以备观览。”书成后进呈，命名为《周易大义》。永乐九年，皇上返回南京。一天退朝后，召杨公询问：“你辅佐东宫已经很久了，他的作为究竟怎么样？”杨公以孝顺恭敬回答。皇上让他说实际情况，他回答：“凡是宗庙有事，祭祀用品和祭器，太子都亲自查看。去年将要举行时享祭祀时，他患了头风，医生说应当发汗，太子说：‘发汗以后就不敢亲自参加祭祀了。’左右侍从请派人代替，他斥责说：‘皇上既然把这件事交给我，我又怎么能派人代替呢？’” 于是太子亲自祭祀，祭祀完毕后全身出汗，不用药病就自行痊愈。每次进献御用物品，都亲自查看封识；派遣使者时，也不轻易相信下人。皇上北征时，太子不敢安居，常常直到太阳偏西才进食，皇上的车驾回来后才安心。皇上说：“这孩子这样做是合乎道理的。”杨公说：“古代圣贤也都尽力做到自己应当做的事；况且太子天资很高，有过失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后从来没有不迅速改正的；而且他存心以爱护百姓为根本，将来一定不会辜负陛下托付给他的重任。”皇上听了很高兴。永乐十二年正旦发生日食，几天前皇上询问礼部和翰林诸臣：正旦发生日食，百官还应不应该行庆贺礼？尚书吕震说：“日食与朝贺并不是同一时刻，应当庆贺。”侍郎仪智说：“毕竟发生在同一天，应当免除庆贺。”杨公回答说：“日食是天变中最重大的事情。”宋仁宗时，元正发生日食，富弼请求停止宴会、撤去音乐，宰相吕夷简没有听从。富弼说：‘万一契丹这样做，岂不是成为中国的羞耻？’后来有人从契丹来，说契丹在那天停止宴会，仁宗深感后悔。如今确实应当免除庆贺。”皇上说：“君子以德爱护别人，士奇和仪智的话是对的。”于是免除庆贺和宴会。永乐十四年，皇上在北京，听说高煦有异志，回到京师后想要揭发这件事，却疑虑未决，单独召见杨公问道：“昨天我询问蹇义汉王府的事情，他回答说不知道。” “如果朕还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担心造成离间，所以不敢说；如今朕已经知道了，你说出来又有什么妨害？”杨公回答：“臣与蹇义一起侍奉东宫，外人没有敢对我们说这些事的。但汉王最初封国在云南，他不肯前往；改封青州，他又不肯前往。如今知道将要迁都北京，他只想留守南京，天下人都怀疑他的用心。只有陛下妥善处置，使他早日有确定的居所，保全父子之恩，这才是长久的利益。”皇上默然起身，回到宫中。几天后，皇上完全查得高煦谋反的情状以及所制造的战具，大怒，剥夺他的冠带，把他拘禁在西华门内。东宫极力营救，才得以免罪；于是命令削去他的两支护卫，把他安置在乐安州，说：“那里离北京很近，即使他作乱，也可以早晨出发、晚上擒获。”这年冬天，周王、楚王来朝拜谒孝陵，皇上命东宫、皇太孙以及诸位皇孙陪同拜谒，并询问翰林诸臣拜位应如何安排，众人疑惑不敢发言。杨公回答：“周王、楚王是尊贵的宗亲，应当分列在前；东宫稍后居中，皇太孙再稍后居中，诸皇孙与皇太孙同班，分列在两旁。”皇上拿出一张写有拜位次序的纸，内容与杨公所说相合，但下面还有六个字没有写，便把笔交给杨公命他补足，派鸿胪丞周升拿到陵前，使他们依此施行。不一会儿，周升回来复命，把皇上的亲笔手诏呈上；皇上于是把它交给杨公，杨公珍藏起来，至今仍保存着。皇太孙勤于学习，皇上命吏部、翰林院举荐年老成熟、正直端正的儒者侍奉讲读。杨公与蹇义举荐仪智，众人认为他年老。杨公说：“仪智明白道理，坚持正道，精神并不衰老；成就正大，朝廷大臣中没有人比得上他。”皇上听说后高兴地说：“仪智虽然年老，却知道朝廷的大体，能够直言不阿。先前他说元正日食应当免除庆贺，朕已经知道了；这可以说是得到贤才了。”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太宗皇帝北征，皇上在行在去世，学士杨荣回来报告。仁宗皇帝立即派皇太孙前往迎接梓宫。当时京城的军队都随皇帝出征在外，城中空虚，流言纷纷，担心赵王府的军队发生变乱，因此秘密不发丧。皇太孙临行前上奏说：“出外若有奏章陈述事情，没有印记就无法防止伪造。”皇上认为有理，只是仓促之间没有可以交给他的印记，便询问杨公。杨公说：“皇上所使用的东宫图书印现在闲置着，请暂时借给皇太孙使用。”这是当时权宜之计，回来后立即缴还。皇上随即取来交给太孙，说：“以后有奏事，就用它封识。这件东西早晚应当归你，你就留下吧。” 随后皇上对杨公说：“卿说得确实对。从前先皇临朝时，储君之位长久没有确定，流言议论喧嚣纷纷。我现在就把这件东西交给太孙，流言又怎么会兴起呢？”又说：“朝廷的事情，卿和蹇义应当尽心研究。我将重用你们两人。”杨公说：“殿下继承皇位后，无论事情大小，都应当竭尽公心。这是收揽人心的机会，恩惠所及，必须先顾及随驾出征的臣子。”汉文帝即位时，首先提拔京昌，史书认为这是贬低臣下的做法；臣下两人不应当先得到恩遇。皇上刚即位时，下诏削减冗余费用，但惜薪司按照惯例征收北京、山东的枣八十万斤作为香炭使用。杨公入宫奏道：“诏书下达才两天，立即就有这样的征收。虽说是每年的用度，难道不会太多吗？”皇上说：“这几天事务纷繁，这大概是在仓促中答复，没有来得及仔细审察罢了。”立即命令减去一半。九月癸未，礼部尚书吕震对皇上说：“如今丧服已经超过二十七天，请仿照太祖、汉代制度改穿吉服。”皇上当时没有回答。吕震退下后遍告群臣，准备第二天改穿吉服。杨公对吕震说：“现在还不能援引这个先例。洪武年间有遗诏，而且仁孝皇后去世后，太宗皇帝服丧之后，仍穿素衣、戴素冠、系麻绖带达数月。”

译“如今皇上对于先皇，怎么能仓促改穿吉服呢？”吕震厉声说：“朝廷的事情，你总是坚持不同意见。”尚书蹇义把两种意见都采纳，第二天早晨君臣都穿素衣冠、系黑角带，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皇上。皇上仍未答复。第二天早晨，皇上戴素冠、穿麻衣、系麻绖出来视朝，文臣中只有学士、武臣中只有英国公穿得和皇上一样。退朝后，皇上告谕左右大臣说：“吕震昨天奏请改服，朕听从臣下的意见改服。梓宫还停放在殡宫，我怎么忍心改穿吉服呢？”士奇所坚持的是对的。杨公由左春坊大学士升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升少保、翰林。因杨公等人所授诰命的草稿进呈，皇上拿笔亲自增写两句话：“不要认为地位尊高就难以进言，不要因为意见有合有不合而有所懈怠。”又回头对杨公等人说：“这是真心话，卿等要努力。”杨公回答：“圣德宽容，臣等怎敢不努力。”从前富弼说过：“希望陛下不要因意见相同或不同而产生喜怒，不要因喜怒决定任用或罢免。”成汤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这才成为圣人。愿陛下常以古人为法。升任少傅，进阶荣禄大夫。当时天下各地的方面大臣和各部门官员都到京师朝见。兵部尚书李庆对皇上说：“民间蓄养的马已经繁殖过多，把它们分给军队使用后还剩下几千匹，请让朝觐官员领走，可以稍稍减轻百姓的负担。” 正官领取公马，佐贰官领取母马；太仆寺、苑马寺每年考核马匹繁殖的数量，有亏损就和对百姓一样处罚。杨公认为不可，李庆愤怒而不接受。杨公独自上奏说：“朝廷访求贤才、任用官员，如今却让他们养马，并且按同百姓一样的标准追究繁殖数量，难道是尊重贤者、轻贱畜产的意思吗？”第二天又奏道：“如果一定实行这个命令，天下贤人谁还肯出来做官？因为损失一匹马，就一定要责令赔偿，甚至破坏家产、连累子孙，朝廷为什么要在天下后世留下这样的恶名呢？”皇上答应发出内批停止此事，却没有立即发下去。第二天杨公又说：“兵部已经督促朝觐官员领取马匹，所领取的多是小马驹，南方人身体柔弱，不能控制它们，只能眼看着它们奔逃，在道路上号哭。臣担心从长远看，人们不但不愿做官，也不会有志于学习，这项命令造成的失误并不小。”皇上说：“朕偶然忘了，马上批发出去，不会耽误。”午时，皇上在思善门召见杨公，对他说：“内批难道真是忘了没有发出吗？朕听说李庆、吕震等人都对你恼怒，朕想到你孤立无援，担心被众人伤害，所以不愿因你的话而停止此事；如今有了名义。”皇上拿出一份奏章，原来是陕西按察使陈智说蓄养马匹不便，于是命杨公据此起草诏令，停止分散马匹。杨公叩头说：“陛下了解臣，臣就不孤立了。但已经领走的马应当怎么办？”皇上说：“已经领走的，只依照洪武年间官员乘马的旧例，不责令繁殖，不追究亏损赔偿；尚未领走的，就停止发给。”又对杨公说：“今后命令有不便之处，只管秘密告诉朕。”李庆等人不懂大体，不值得同他们说。皇上因为梓宫还停放在殡宫，命礼部尚书吕震制定新正朝会仪式，不用音乐；但鸿胪寺演习仪式时仍使用音乐，大概是吕震主持的缘故。杨公与黄淮等人上疏说：“先前已经议定不用音乐，如今仍然使用，不可以。请命礼部设置乐器而不演奏。”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再次进奏，在朝廷中等到夜漏下十刻，皇上终于依照杨公等人的意见下令。过了三天，皇上召见杨公等人告谕说：“吕震每件事都误导朕。卿等奏请停止音乐，这是臣下能够直言，所以贤明。如果采用吕震的意见，现在后悔哪里还来得及？”洪熙元年正月，命杨公兼任兵部尚书。杨公辞谢说：“臣任少傅、大学士，已经超过本分；尚书一职更不敢担当。”皇上变了脸色说：“黄淮、杨荣、金幼孜都是身兼三职，只有你身兼二职，别人将会怎么说？你不要辞。”杨公请求辞去一份俸禄，皇上说：“卿勤劳侍奉朕二十年，所以用这份俸禄酬答你，为什么要辞？” 杨公说：“尚书每月俸禄六十石，可以养活六十名壮士；臣领取两份俸禄已经过分，哪里敢再增加？”尚书蹇义说应当准许。皇上听从杨公辞去学士俸禄的请求。杨公说：“辞去俸禄应当辞掉丰厚的，何必取得虚名？”皇上说：“朕成全你的心愿，所以准许你辞去。”回头对蹇义说：“防止贪取的风气，士奇就有这种品德。”于是黄淮也辞去户部尚书的俸禄。皇上监国时，御史舒仲成曾因一件事触犯皇上，后来已经升为湖广按察副使。皇上即位后，尚书蹇义借另一件事奏告舒仲成，皇上便命都察院逮捕治罪。杨公上疏说：“从前获罪的小人很多，陛下即位后都宽赦了他们。如今追究舒仲成，就是使诏书失去信用。”汉景帝还是太子时，召卫绾而卫绾没有赴召；汉景帝即位后却提拔任用卫绾，前代史书称赞此事。皇上听了很高兴，立即停止治罪舒仲成，赐给杨公米和钞币，并下诏褒奖说：“卿以仁义引导朕，以德行辅助朕，希望朕成为唐虞那样的君主，实在是忠良的股肱之臣。有卿这样的人，朕还有什么忧虑？”洪熙元年二月，皇上把二顷田赐给杨公。当时蹇义已经先接受赏赐，杨公恳切辞谢。皇上说：“卿内外侍奉朕始终一片诚心，对朕的帮助很多，朕心里不会忘记。” “卿先前辞去俸禄，如今又辞田产，为什么坚持得这样牢固？”杨公说：“臣出身寒微，如今所受恩宠已经超过本分，怎么能不知道满足？幸而还能多活几年，得以再侍奉陛下两三年，能够完整地回归山林，所受的赏赐已经很丰厚了。”皇上说：“你不要忧虑终身之事，朕会送你入土，你死后的事情也都不必担忧。”杨公说：“圣上的仁德在上，臣还有什么忧虑呢？”于是皇上准许他辞谢。第二天皇上告诉蹇义：“士奇确实能够防止贪欲。如果做官的人都像这样，世上哪里还会有贪赃的官吏呢？”四月，有人上书颂扬太平，皇上把它拿给杨公、蹇义、夏原吉、杨荣等人看，说：“陛下即位以来所做的都是仁政，百姓没有额外的赋税和徭役，可以说是太平之世了。”杨公回答：“陛下的恩泽已经广布，但流徙的人还有没有返回的，创伤还有没有恢复的，远近仍有生活艰难的人，还须再休养两三年，才或许人人都能得到安置。”皇上笑着说：“朕与你们相处，都是出于真心。去年分别赐给你们‘绳愆纠缪’印，切切希望你们匡正辅佐。只有士奇曾经上过五道奏章，朕都听从了他的意见；你们三人还没有进过一句话，难道朝政果真没有缺失，百姓果真全都安宁吗？卿等是朕所倚重任用的人，事情有不恰当的地方，都必须直言，不要有所隐瞒。”

译大理少卿戈谦多次议论政事，言辞过于矫激；尚书吕震、吴中都御史刘观、侍郎吴廷用等交相上奏，说他沽名卖直，皇上很厌烦这件事。杨公进言说：“戈谦虽然不明白大体，但大概也是感念恩德、想要报答罢了。古人说过，君主圣明，臣下就会直言，请陛下容纳他。”皇上因为众人的意见仍不高兴，于是免除戈谦入朝，却让他照旧办事。杨公又进言说：“陛下下诏求取直言，言语不恰当的也不治罪。如今戈谦因进言获罪，朝臣都会把进言当作戒惧。而且四方来朝的臣子都在这里，哪里能够全都知道戈谦的过失？如果这件事传到远方，人们将说朝廷不能容纳直言。”皇上警醒地说：“朕不是厌恶戈谦进言，只是他的话有些超过事实；卿可以把朕的心意告诉众人。”杨公说：“这不是臣的言语所能说明的，应当用玺书公开晓谕才好。”皇上于是命杨公起草诏书，说明自己的过失，并像从前一样对待戈谦，命百官进言不要以戈谦为戒。由此天下都明白知道了皇上的实际圣德。皇上想到杨公匡正辅佐的功劳，赐给他玺书，大意说：“朕承受监国的命令时，卿侍奉左右，与朕同心合德，为国尽力而忘却自身，多次经历艰难险阻，却从未改变志向。自从朕继承皇位以来，卿把好的谋略和计策在内廷奏告，希望朕达到治理之境，以恩惠施及百姓；正直坚定，始终没有二心，朕一直记在心中。” “现在按照朕的意思，创制‘杨贞一’印一枚，赐给卿收藏在家中，传给后世。希望卿的子孙由此知道卿能够获得显贵荣耀，是因为不改变志向、经历艰难，思考如何保持它。也希望朕的子孙由此知道卿辅佐朕的功劳，使卿的子孙与国家一同享有安乐，永远不厌弃。”皇上曾谈论科举的弊端，杨公说：“科举考试必须兼取南北士子。”皇上说：“北方人的学问比不上南方人。”杨公说：“有大才大器的人多出于北方，难道只有南方人的文章才可以任用吗？”皇上说：“那么应当怎么办？”杨公说：“试卷按惯例封住姓名，请在封面外写上‘南’或‘北’二字。如果应当录取一百人，就取南方六十人、北方四十人，这样南北人才都能得到任用。”皇上说：“北方士子能够进用，北方的学者也会受到激励而奋发。过去北方士子很少凭科举进身，所以懒惰成风。卿的话很对。”皇上过去曾与礼部商议后上报，议定尚未呈上，皇上就去世了；宣宗即位后，终于实行了这个办法。宣德元年，高煦谋反，皇上亲自出征，罪人被擒后，军队回师。尚书陈山前来迎接，见到皇上后请求乘势移军彰德，袭击擒拿赵王，那么朝廷就永远没有忧患了。皇上对这件事有所怀疑，询问杨荣。杨荣极力赞成这个决断，又对蹇义、夏原吉两人说了此事，使他们在中间犹豫。杨荣于是传达圣旨，命杨公起草诏书责问赵王。杨公说：“事情应当有事实根据，天地鬼神难道可以欺骗吗？如今应当用什么作罪名？”杨荣说：“让叛党供出他们确实与赵王谋划，这就可以了，何必担心没有罪名？”杨公说：“这样做能够使人心服吗？”便去见蹇义、夏原吉，反复说明此事不可行。蹇、夏说：“既然如杨公所说，应当怎么办？”杨公说：“朝廷应当尊重宗室亲属，厚待他们；如果有怀疑，就严密防范，这样一定不会有忧患，也符合国家大体。”两人说：“如今皇上特别相信杨荣的意见，这不是我们赞成或反对能够改变的。”杨公又去见杨荣说：“太宗皇帝只有三个儿子，今上只有两个叔父。赵王有罪就不能宽恕，无罪就应当加以厚待，这样或许可以上慰皇祖的在天之灵。”杨荣没有改变主意，说：“你不草拟诏书，我就把这件事奏报皇上。”当时只有杨溥与杨公的意见相同。杨溥说：“我们两人一起请求入见，向皇上说明大义。”杨荣先快步进去，杨公和杨溥随后跟进，守门人不让他们进入。不久皇上又召见蹇义、夏原吉，蹇、夏把杨公的意见告诉皇上。皇上不高兴，事情因此停止；车驾回到京师后，皇上心意完全明白过来，不再讨论移军彰德的事。然而议论赵王的人仍喋喋不休，皇上都不听从。皇上特意召见杨公说：“议论赵王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应当怎么办？”杨公回答：“如今宗室中，赵王与陛下最亲近，应当考虑保全他，怎么可以被众人的议论迷惑呢？”皇上说：“朕也在考虑。先皇与赵王最为友爱，而且朕只有这一个叔父，怎么能不爱护他？现在朕正在思考保全他的办法，想把众人的议论封起来给他看，让他自己处置。”杨公说：“如果再给他一封玺书晓谕，就更好了。”于是派广平侯袁容、都御史刘观带着诏书前往晓谕赵王，并把众人的议论给他看。赵王收到书信后高兴地说：“我可以活下来了！”立即献出护卫，上表谢恩，议论赵王的人便顿时停止。皇上日益亲厚地对待赵王，却疏远并轻视陈山，最终将他斥退。过了很久，皇上召见杨公说：“朕对赵叔没有失去亲亲之礼，这其中有你的功劳。”赐给杨公白金、文绮和纸币。宣德二年十月，黎利派人进献前安南陈王嫡孙暠的奏表，请求立他为陈氏后继者，言辞非常恳切。皇上也厌恶战争，想答应他。大臣有人说：“这是黎利的诡计，应当增发军队讨伐他。”也有人认为答应他没有名分，只会向天下显示软弱。皇上召杨公和杨荣商议此事。杨荣说：“永乐年间耗费数万人的性命才得到那里，到现在劳苦的人还没有休息，困苦的人还没有复苏。” “应当顺着他的请求，给他方便。”杨公说：“杨荣的话应当听从。”起初请求立陈氏后人的，是太宗皇帝的心愿；求取不得，才把那里划分为郡县。十多年来，军民在交阯困苦到了极点；他们都是祖宗的赤子。体察祖宗当初的心愿，保全祖宗的赤子，正是陛下盛大的德行，怎么能说没有名分？汉朝放弃珠厓，前代史书认为这是美事，怎么能说是示弱？臣长久侍奉仁宗皇帝，知道圣心常常对这件事感到遗憾，也担心发生意外。愿陛下不要疑虑。”皇上于是下定决心。宣德五年二月，皇上因四方屡遭水旱灾害，想发布宽免抚恤的命令，单独召杨公商议。皇上说：“遭灾的地方，税粮首先应当免除；民间拖欠的孳生牲畜以及马骡，官府催促赔偿得很急，百姓深受其苦，也应当加以抚恤。凡是你所知道的，都应当全部告诉朕。”杨公说：“百姓拖欠薪草和采买各种物品的钱。官府只知道催逼责罚，而百姓无力交纳；官粮数额又重，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丢弃家业逃亡迁徙，应当酌情减免。各部公文规定征收采买物品，不问当地有没有，一律催促办理，使百姓付出十倍价钱也不能完成；只应当在有这种物产的地方征取，没有的地方不要强求。近年来刑狱不能公正清明，旱灾水灾恐怕也与此有关，应当告诫法司，厚行平恕，务必查求实情。”

译四方的工匠和成年男子都被征集，京师真正用于公役的没有多少，接受私人役使的却有十分之六七；他们自身已经劳累困苦，妻子儿女又无人照顾，难免怨恨叹息。应当命官员调查处理：成年男子多的，免除一半徭役；只有一个劳力的，全部免除；年老有病、家中没有成年男子的，注销其工匠户籍；本来不是工匠却被诬指为工匠的，查实后除去。如今军民苦于漕运，而仓库没有关防，奸盗接连发生，竟安然不怕法律；应当命风宪官巡察。皇上称善，命令立即起草诏书，第二天施行，百姓大为感悦。宣德七年二月，皇上告谕杨公说：“记得前次下令抚恤百姓，如今已经两年了，百姓的事情难道又没有值得抚恤的吗？”杨公说：“官田减租，民间都感戴圣恩，但户部却援引旧例追征，没有实行减免，这是因循积习的弊病。”皇上愤怒地说：“如今想再次下诏宽免抚恤，必须把这件事列为第一项；如果又被格拒不行，朕一定治罪。”于是询问还有哪些事情应当宽免抚恤。杨公说：“逃亡迁徙的百姓，朝廷已经赦免，允许他们恢复本业，但他们的家产已经丧失，又受到公家欠款和私人债务的侵扰；当地官府不能抚恤，他们一定会逃入山林，互相结聚作乱。请下令各有关官府：凡逃民愿意回来，郡县应当好好安抚，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不愿回来的，听任他们在所在地编入户籍，拨给闲置田地作为经营居住之处，免除徭役三年，这样或许能使他们安定下来。” 皇上说：“无论在那里还是在这里，都是朕的百姓，只要能使百姓安定就够了。”杨公又说：“各处的课程，先因钞法不能流通而加倍征收，大概是一时的权宜办法。如今钞法已经比较流通，应当减去加倍征收的数额。”又说：“天下各地的课程都收钞，只有湖广、广西、浙江的商税和鱼课过去都收银，请将它们裁定为同一制度。”皇上命令原来纳银一两的，折合征收钞一百贯。杨公又说：“小民不能安居，都是因为原有的官吏贪婪暴虐，请命风宪官考察。”皇上说：“对；如果有能干的官员，也要把姓名上报，给予奖赏任用。”杨公又说：“方面大员和郡守，请命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使、按察使荐举，务必选取廉洁公正、端庄厚道、能够为国家和百姓办事的人。吏部审查是否可用后，奏请授予官职；以后如果犯贪赃罪，举荐者也一并治罪。凡因保举授官而有人指控其罪，先逮捕审问被指控的人，等其他人查验确有证据后再追究举荐者，这样才不至于被小人诬陷。”近年来吏员过多，其中很多昏庸愚昧、不通事理，请命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共同考试，择优任用。军民中有文学才能和品行特别出众的，有智谋才干勇力、精通武略的，也应当考察荐举。唐虞时代，刑罚不牵连后代。” “如今犯死刑的人家中如果有贤能子弟，按惯例却不许他们出仕任用。”皇上说：“舜杀鲧，却任用禹，这是圣人最公正的心意。如今除了谋反大逆之外，其余罪犯的子弟如果有文学才能和品行，都听任荐举任用。”杨公又奏道：“臣见闻不广，希望命一位谨慎厚重的大臣共同商议，以便推广仁恩，使它普遍施及天下。”皇上认为胡濙谨慎厚重，命他与杨公秘密商议，凡是可以实行的都进呈上报，事情全都施行了。今上即位之初，杨公一心一意以天下为念，率领同列，首先进言应当整顿军政、整饬边防，以安定内外。南京是国家根本之地，虽然有襄城伯李隆守备，但像尚书黄福这样老成忠直的人，应当命他协助军务，有事共同商议后再实行，这样或许可以避免缺失。湖广、河南、山东、江西去年遭受旱灾，百姓粮食艰难，担心有人聚众作乱，应当分别委派文武大臣各一人前往镇抚，事情安定后再回来。沿边将士之所以能够防备非常情况，是因为有马匹；其中没有马的，应当命他们到行太仆寺、苑马寺以及关西等处领取西番进贡的马匹，凡是可以充作边防使用的，也允许留用。官员冗滥，应当由吏部以及内外风宪官考察。近来诏令宽恤军民，内外各司都应体察朝廷的意思，凡事务都从简省办，应当下令逐条奏报，哪些事情应当省减，听候皇上裁决。诏令都采纳了你们的意见。你们又上疏说：“皇上刚登上宝位，对上继承历代圣主，对下统辖天下，必须明白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治道，以兴复唐、虞、三代的治理。去年十月，宣宗皇帝告诉臣士奇说：‘明年春暖时，太子出文华殿读书，凡内外侍从，都要慎重选择贤良谨慎的人。’臣认为这是第一等大事，希望皇上留心。不幸先帝驾崩，臣不敢立即进言。然而这件事极其重要，伏望山陵之事完毕后，早日开设经筵，以增进圣学。所奏的事项，关键只在于慎重选择讲学的儒臣以及左右侍从、御侍之臣；凡学术不正、立心行事偏邪的人，都应屏退远斥，使他们不得在上面惑乱圣聪。这实在关系到宗庙社稷和百姓的福祉。”奏疏上达后，皇上和太皇太后都嘉许并采纳了它。太皇太后于是诰谕你们，专心以选用讲学之臣为务。不久升任少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同知经筵事。公又想到，如今派遣御史清查军籍，有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的人送往南方极边补充军伍的，也有把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的人送往北边补充军伍的；他们水土不服，南方人死于严寒冻害，北方人死于瘴疠，而且离乡有的达万里，有的七八千里，道路遥远，又因缺乏资财而困顿，往往导致死亡，实在令人深切怜悯。在祖宗时期，已经有逃军仍按旧制处理，其余军丁南北各自就近到卫所服役的命令。兵部因为文书往来繁琐劳碌，害怕改发军丁，便不顾百姓的艰苦，也不考虑军备其实空虚，于是和少保杨溥商量筹划，写成奏疏，率领同僚一同上奏，并说：“臣愚昧地希望今后查出的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军丁，都发往甘肃、宁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辽东等处；云南、两广、贵州、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隶的军丁，都发往四川、云南、贵州、两广以及边海卫所，等候补足缺额。又用这些人填补腹里空缺，这样军备就充实了，百姓也不会困苦。”皇上命公侯大臣商议施行，天下人都感到便利。又说：“尧、汤之世也不能免除水旱灾害，但尧、汤时代的百姓没有受到极大困苦，是因为有所准备。我太祖皇帝一心厚养百姓，对于防备灾荒都有固定制度：天下各郡县都拿出官钞买粮，各自在四乡设置粮仓储存，按时收取和发放；又察看各地适宜的情况，开浚陂塘，修筑圩岸、闸坝，以防备水旱灾害，使大大小小的百姓各自安居乐业，这是有利于万世的事情。

译历时已久，奸弊日益滋长，豪强狡猾之徒侵吞掠夺，粮食耗尽，仓廪毁坏，各项水利也多被淤塞废弃，或被侵占夺取；稍遇灾荒，百姓便无所依赖。风宪官不行其职，守令也全不放在心上。这件事表面上似乎可以缓办，实际关系极为紧要。请下令户部选派廉洁能干的京官前往督察有关官司；凡丰收的州县，都拿出库物平价买粮储存，以备荒年；陂塘、闸坝都命令修复，将实际情况具奏上报。若是发生灾荒的地方，则等到丰年以后再施行；郡县官任满时，还要把这些水利、仓储措施的兴废作为考核优劣的依据。风宪官巡行各地时，都务必查考；仍有欺瞒舞弊、怠慢废弛的，具奏治罪。若巡行所到之处不再过问处理，听任其堂上官加以纠治。这样或许官府能够有实际积储，荒年百姓不至于狼狈，农民也没有旱灾水涝的忧患。仁政的施行，没有比这更切要的了。”皇上说：“这是祖宗的良法美意。”命令户部立即施行。当时有人说，方面官和府州正官专门依靠保举任用，这是恩典出自下级，想要像洪武、永乐年间的旧例一样，都由吏部选任。皇上命公与杨溥商议此事。公等上疏说：“宣德七年以前，藩司、宪司以及府州正官，多半不得其人，百姓深受其害。因此宣宗皇帝敕令大臣举荐保任。此后大多能够得到合适的人，偶尔有一两个不合适的，大概是因为举主审察不周，也有的确实是徇私，而主管部门又不加纠举，所以才会这样。总的说来，宣宗皇帝求贤养民的心意，都是上承祖宗的心意，并不是有所改动。过去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及我朝祖宗相承为政，都有根据时势加以损益的适宜做法。宣宗皇帝临朝时，体察祖宗的心意而施行仁民之政的事情还很多。保举官员正是第一等大事，当时没有听说人们有异议，多把得到合适的人看作喜事。唐太宗大力实行仁义，命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举荐郡守、县令，后来取得天下斗米三钱的效果。明白的鉴戒就在眼前，怎么可以怀疑呢？圣上所说，保举官员就是恩典出自下级；其实由于众臣举荐保任，吏部审察选择，具名奏请，圣意批准以后才授官，不批准就不能除授，恩典实在并非出自下级。近年有些京官没有人举荐保任，便制造诽谤之言，专门想毁坏先帝的良法；这样小人都会得到升用，小人日益进用，君子日益退处，天下又怎么能够安治太平？伏望圣上只依照先皇帝的敕令施行，只是所举荐的人后来若犯贪赃之罪，必须明确依法治罪举主，使人知道谨慎畏惧，不敢滥行举荐。这样官员一定能够得到合适的人。臣蒙受四朝大恩，惭愧没有丝毫补益，只是想到用人贤能与否，关系到百姓的安乐疾苦和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竭尽忠诚直言进谏，惟愿圣明裁择。”诏令依照公等的意见办理。宣德五年，公听说四方雨水不足，便率领同僚上疏说：“皇帝临朝以来，凡是各种科征一概停止，官府拖欠的赋税全都宽免，民生既已安定，上天的休祥本应随之而来。然而如今仍有旱灾，难道是刑狱中还有没有审清的吗？圣心忧劳迫切，只在于施行仁政，恐怕理刑官奉行还不到位，请命令三法司精选所属官员，选取清廉、公正、仁厚、无私的若干人，赐给他们敕书，分头巡行天下，审录重囚，亲自到州县，召集里老、亲邻，审问事情的实情，具奏处理，不使有冤屈。轻罪而有疑问的案件，应立即作出决断，不得长期拘禁而伤害人命。两京法司也都为之疏理案件，这样或许可以挽回天意。”皇上听从了。公长期在朝廷，处在机密重要的职位上，言行都依据事理，不苟且地求异或附和，也不被利害得失迷惑，只以忠诚取得皇上的知遇。仁宗皇帝尤其深知公的为人，因此太皇太后也了解公的为人。宣宗皇帝曾奉太皇太后前往拜谒二陵，公与蹇义、杨荣等都随行。皇上把太皇太后的敕命传达下来，公等入宫进见，太皇太后慰劳问候并勉励他们，又加以丰厚赏赐。过了几天，皇上告诉公说：“太皇太后对朕说，皇考往年在宫中时，谈到卿等的姓名和行事，都十分熟悉。太后全都记得，其中谁的才学优、谁的才学劣，谁肯任事、谁不肯任事，都有评论。她说蹇义稳重厚道而谨慎，只是思虑多、决断少。卿能够坚持正道直言，不避触犯朕意；议论事情时，先帝曾多次因卿而不高兴，但也能听从卿的意见而不至于坏事。先帝曾有小的过失，很后悔没有听从卿的意见。”太后又对朕说：“凡是正直的言论，你不可以因为它触犯自己便不听从，要谨慎，要谨慎。”公答道：“太皇太后的盛德，也是仁宗皇帝的盛德。愿陛下常常奉行圣训。”公处心公正，议论事情一定顾全大局，常常扶持君子而压抑小人。群臣中有遭受诬陷毁谤而实无罪过的，公一定尽忠诚为他们申辩解脱；有任意贪婪邪曲而不肯悔改的，公一定直言说不可任用。三朝的史事都由公总裁，是非曲直，全都以事实为依据。每每对同僚说：“天下万世的事情，应当用天下万世的公心来处理。若有一丝一毫出于私意，不论厚薄亲疏，都应当获罪。” 公所举荐的贤才，列在朝廷内外的有五十多人，都能端正自己、体恤百姓。公取人一定先看德行，然后看才能；不论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广泛向众人询问，确认可信后才举荐。因此不能得到公举荐的人，怨恨、诽谤、愤怒一齐发生，公也不顾惜这些。公只走正道，不阿谀徇私。永乐、宣德年间，同僚中有人向皇上诬陷公，都幸赖皇上明察而不听。公听说后也不以为遗憾，仍像从前一样对待那人，深厚地对待旧交。解缙、尹昌隆之死，公都向仁皇进言，使他们的后代得以保存。公持谦守虚，从未自满。轻视利益而重视义理，壮年和老年始终如一。直曾考察过，宋朝欧阳文忠公以道德文章闻名天下，他的功业盛大，也已经在当时显著了。至于君臣相得，内外没有隔阂，享有福禄荣名并长久居于职位，这种情况大概还没有达到。如今公的德行和文学，显然成为四方所仰望的人；议论政事、施用于朝廷，已有四十多年。君主英明，臣下贤良，志趣相同、道义相合，军国大事，只要知道的没有不说，所说的也没有不竭尽。典章册命，全都出自公的手笔。在位的臣子遇到可疑的事情，都一概请公裁决。像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尚书》所说的“商耉成人”，《诗经》所说的“王之荩臣”吗？公曾把自己进呈给皇上的文稿以及皇上对公的诏命，完备地收录成书，说：“这是历代圣主大德所寄寓的地方，怎么可以忘记呢！”直长期跟随公，受他的教诲很多，对公也了解得很深。公的细小德行都值得记载，应当另有专门完备记述的人；现在姑且选取那些关系天下国家大事的事迹为他作传，使后世的史官有所考察。

译《贫坚子传》贫坚子，是庐陵忠节坊人。从他的祖父、父亲时起，便因家资闻名乡里，后来又因为许多变故失去了这些家产。到了贫坚子，有一所住宅、几畦菜园、近百亩薄田，在泰和山中，依靠这些产业的收益自给，不向别人求取什么。他所居住的地方，正处在郡城南门的要道上，凡是做官的人，车马仪仗、随从前呼后拥地出入，接连不断地经过他家门前。贵游子弟、豪侠之徒，仗恃自己的财产，在上下游玩，互相炫耀裘衣服饰，互相夸耀车舆马匹，也不断出现在道路上。花开时节、月明之夜，长筵大席，欢笑歌唱、奏着管弦，不是在东邻，就是在西边的店肆。贫坚子处在这些人中间，自认为淡然无所羡慕。他对于朋友虽然广泛友爱，却特别喜欢同贤士大夫交游，只怕不能合乎他们的心意。别人把文章给他，他就谨慎地收藏起来，认为这比金玉还珍贵。我曾经同他相处过，但分别离开已经很久了。去年我从京师回到故乡，贫坚子多次来访我，却没有见到。今年七月，我来泰和催收租税，穿着布袍，戴着草帽，步行将要进山，忽然在路上遇见他。他立即上前拉住我的手说：“你难道忘了我吗？”我仔细看他，原来是我的贫坚子。我们互相慰问了很久，我问他的年纪和家中事情，他回答说：“我的年纪已经大了，可贫穷还在。四五年前我有一个儿子，已经足以任事，如今却死了。我的贫穷难道还有尽头吗？”他邀请我到他故人的家中坐下，我们一起叙说旧事。忽然他想起我从前写的文章，朗诵着站起来说：“这不是你写的吗？”我回忆起自己十五六岁时，放荡游历郡城，正以豪放不羁自负为奇，贫坚子请我住在他家，给我粗饭豆羹，我们相对而坐也不感到厌倦。有一天大雪，贫坚子买酒给我喝，唱歌呼叫，大笑取乐。当时他的弟弟正要结亲，他醉后请求我写一封书信，我提笔立即写成，贫坚子惊喜得几乎笑倒，认为十分奇异，直到今天还能够谈说这件事。然而我自己也不知道那有什么了不起。当时我心志豪壮、意气锐利，看世间各种事情都像不值得做，唯独极爱游览，佛寺道宫以及青原、螺子诸山，没有一处不到；遇到清泉白石、长林茂树，往往整天流连忘返。贫坚子也在那里，脸上有自得的神色，大概是忘记自己的贫穷而同我一起欢乐。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了，贫坚子将要老去，而我的年岁更加增长，回头看从前所做的事，大概已经后悔了。贫坚子却还念念不忘，可见他的意气是多么旺盛。这难道是因为贫穷而使他的心受到牵累吗？他接着又说：“我坚守我的贫穷，而贫穷也没有抛弃我，或许能够有始有终。你能不抛弃我，为我作传吗？或许后世便会知道有个贫坚子。” 从前太原人王霸贫穷居家而自得其乐，不求别人知晓，是有原因的。有一次别人家的儿子骑马来到他家门前，王霸的儿子见到客人，沮丧惭愧得不能上前，而王霸也为此深感惭愧，王霸的气节几乎改变了。他之所以能够坚持到最后，是因为得到妻子的帮助。士大夫晚年守住节操是这样困难，贫坚子难道不应当谨慎吗？贫坚子姓刘，名士宏。《罗仲渊传》公讳源，字仲渊，姓罗。他的先祖从钱塘迁到豫章，又因出仕游历迁居分宜白芒。有个叫宏正的人，任吉水主簿，死后葬在吉水县东池，他的子孙于是定居在吉水澄溪之上，从此成为吉水人。公从小开朗爽直而不平凡，喜欢读书，善于侍奉父母。长大以后，胸怀浩然的四方志向，带着资财出游，足迹几乎遍及天下。所到之处，他观览山川奇景，结交当时的才俊，探访古人的遗迹。回来以后，器度更加充实，智慧见识更加广博。他一生所作所为，光明磊落而有大节。姻亲、宗族、乡党中贫穷的人，他都周济；有急难便赶去相助。双亲去世后，安葬祭祀都不违背礼制，哭泣超过时日仍然悲哀。他所居住的谿南是最优美的地方，于是迁居那里，把那座山命名为罗浮，自号罗浮山人。修治书斋，置办书籍，请名师教育子孙；督促童仆从事耕种，每天在其中安闲游乐。洪武年间，因为闾右迁徙到江宁，当时年仅五十岁。因刚直受到县令礼敬，每年乡饮酒礼都把他安排在宾位。乡里有不平之事，多来请求公主持公道，县中因此少了许多诉讼。永乐甲申年，上疏论说十件便利政事的事情，全以厚养民生为根本。太宗皇帝认为他说得好。江宁令王凯、上元令魏鉴因受牵连而被关进御史狱。公对两县的老人说：“两位公都是贤能之人，如今却因牵连而被罢去，这对百姓怎么办？”请他们同自己一起把事情向朝廷申辩，大家都答应了。不久却因畏惧而没有实行。当时仁宗皇帝还在东宫，公独自前去向他说明此事。奏章交给御史后，御史认为公一人举荐是徇私。公说：“关键在于所说的事情怎么样。果真公正，即使只有一个人举荐又有什么妨害？如果认为一人举荐就是徇私，怎么知道牵涉百人就不是徇私呢？”如此反复诘问数次，御史无法驳难，便折中说道：“你说他们贤能，为什么又有罪？”公说：“人谁能没有过错？所希望的只是赦免小过罢了。”仁宗听说后认为他说得对，立即恢复了他们的官职。然而公自己无事时，足迹从未到过县衙。在京师江东门外有一块空地，全都种菊花，时常和贤士大夫饮酒吟咏来取乐，有人来挖取也不吝惜。七十岁时获准致仕，回到故乡，所享受的乐趣更加多了。孙子通举进士，任御史，公常常以廉洁、勤勉、宽厚、宽恕教导他。等到他巡按四川时，又告诫他要宽严相济，不要辜负朝廷以柔德安抚远方的意旨。通能够遵从他的话，当时号称良御史。平日教导子孙，恳切地讲授诗书礼义，君子们说公有治家的法度。公七十三岁时在家中去世。泰和王直说：“我年轻时在京师做官，曾经认识公，见公议论政事侃侃而谈，具有正直之气。等到朝廷讨论王凯、魏鉴的事情时，他的言辞尤其恳切。”壮烈啊！他的言论最终能够开启皇上的听闻，解除疑惑，消除牵连。由于皇上喜好正直之人，所以臣下能够尽情进言。仁宗皇帝的德行，广大得如同上天。然而像公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多得呢？他难道不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吗？我因此把他记录下来。

译《故临淄知县欧阳府君传》公姓欧阳，讳铭，字日新，一字仲元，是泰和人。从小家贫而努力学习，曾游学于清节书院，跟随戴养高学习，后来又登陈心吾、康宗武的门下。像杨公望兄弟这样的老师和博学大儒，尤其爱重他，每天同他一起讲论切磋。由此他博通经史，文章清丽典雅而内容丰富，文思如同决堤的河水。元至正丙申年，以《诗经》考中江西第十名，但因兵乱道路阻塞，没能北上，于是在乡里教授，求学者争相拜他为师。我太祖皇帝定都金陵，江西归附，乙巳年，诏令寻求贤才，江西行省首先推荐公。第二年征召他赴京，授任江都县丞。兵荒之后，百姓死亡流徙十分之七八，街坊冷落。公到任后，立即发文给邻近地区，凡是从江都迁徙出去的百姓，都让他们回归本土，慰劳招徕并使其安定，全出于至诚。贫穷不能耕种的人，便劝富人借给他们种粮和耕牛农具，使他们努力耕作。公家徭役赋税，都按各自情况尽力办理，一定使事情办成而又不扰民。于是流徙的人四方归来，县邑渐渐恢复完整。有人控告继母不孝，公查知是因为贫穷不能奉养，便婉转开导，母子哭泣着道谢离去，最终成为慈爱孝顺的行为。他曾治理县衙后面的空地，发现白金一百两，役夫把它送给公。公说：“这是上天想用它来舒缓百姓的劳力。”兵部下达文书征收漆，差使督促责问得十分急迫；当时黟、歙之间商旅不通，从百姓那里征收又无法得到，其他县都大受扰乱。公命令把所得白金交给百姓，让他们到京师购买漆来缴纳。做官有空闲时，便召集生员讲授先王之道；有时到田间查看耕种收获，奖赏勤劳的人而告诫懒惰的人，全县百姓像敬爱父母一样拥戴他。刚满两年便升任临淄知县，离开江都，江都人都非常感伤，互相扶携着送到县境，流泪哭泣，不忍他离去。当时临淄也刚刚归附，荒残疲敝，公像治理江都一样慰劳招徕、安抚整顿，劝勉督促农桑，宽减省略徭役。过了一年，百姓渐渐能够供给自足，公说：“兵乱和荒年之所以接连发生，是因为百姓不懂教化，神灵没有人祭祀。如今幸而稍稍安定，这两件事难道可以停止吗？”于是兴办学校，修筑山川坛和社稷坛，和百姓一起从事诗书礼乐祭祀之事。百姓知道公是为了自己，都欣然听从。起初公来到临淄时，副将军常遇春正在谋划平定尚未归附的郡县，经过临淄，有十多个士兵进入百姓家中索取酒，未能得到，便互相殴打，喧闹震动全市。公出来遇见后呵斥制止，他们不服，公于是鞭打并遣走他们，而且前去拜见将军说明此事。军校先跑到军门报告说：“知县把士卒打得几乎死了，而且还辱骂他。”将军没有约束士卒，命人把欧阳公揪来，责骂他说：“你怎么敢这样？”公说：“军队固然是王师，百姓也同样是王的百姓。百姓被殴打得几乎死去，难道军士反而不可以鞭打吗？这是军士的过错。知县即使不贤能，难道敢有别的辱骂言语吗？”常公的怒意消解了，于是只责罚军士而释放欧阳公。由此更加申明严格约束，军中再没有人敢喧闹。后来信国徐公前往征讨沙漠，经过临淄，军校中有认识公的人说：“这就是敢于抗拒常公的强干官吏。”于是互相告诫不要冒犯他。公也以礼迎送他们。自信国公以下都称贤能，都是因为公的作为。临淄是古代的大县，当地风俗喜欢夸张欺诈，经历战乱后更加难以治理。公以安静、平和、宽厚、宽恕治理，上下都受到感化而服从，县中因此平安无事。洪武四年入朝京师，死在那里，是六月二十四日，年【缺】十【缺】。公仪表秀美整洁，清白如冰、温润如玉；天性宽厚和易，有古代仁人长者的风范。一生不随便交游，不是儒者士绅和君子不与之交往。他做官和退居时，言行有许多值得记载的地方。如今去世已经五十年，当时的老年长者已经凋零殆尽，知道他的人很少了。直是公的外孙，曾读陶渊明所作《外祖孟嘉传》而为之悲伤，想记述公的事迹，却遗憾不能详尽。维扬的张彦刚，是豪侠之人，谪居安庆时，曾同先父琼州府君交游；直又和扬州进士赵礼同年。我们泰和的贤人欧阳允坚，曾经在青州做官，所以我从这两位那里得到了公在任官时所做的几件事情，像这样谨慎地叙述成传，使后人能够考察阅览。赞说：孔子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所以汉代的董仲舒、公孙弘、儿宽，都用经术来修饰吏治，治理的成效有足以称道的地方。那些不是这样的人，把苛刻严酷、攻击弹劾当作能干，把依违两可、姑息迁就当作高明，治理之道就衰微了。看公任县令时，努力发展农桑，兴起教化，除去贪婪以利于百姓，禁止暴行以庇护百姓，最终能够把恶劣变为善治，把弊弱变为强盛，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学习道理、爱护百姓的君子吗？这样说来，即使拿公来比拟汉代诸公，又有什么过分呢？” 说 《四子字说》我有四个儿子，给他们取名为防、秬、稹、穆。他们的字都从“禾”字取义，因为禾是养活生命的东西，没有比它更重要的。等到他们成年，我给防取字希稷，给秬取字希德，给稹取字希诚，给穆取字希敬，包含着深切的愿望。然而又担心他们不加思考，所以再写这篇说来告诫他们。防，是积聚禾谷，百谷聚集之处。可是《月令章句》说，稷在秋季播种，在夏季收获，经历四时，具备阴阳，是谷物中最珍贵的。上天的四时，就如同人的四种德性；阴阳是从气来说的，刚柔则是它形成的质。给防取字希稷，是希望他完备仁、义、礼、智的德性，把它施用于人伦日用之间，又合乎刚柔缓急的适宜，使他大概能够尽到为人的道理而成为可贵的人。秬，是黑黍，可以酿酒。先王对于有功德的臣子，就赐给他秬鬯，用来祭祀祖先。大概不是有德不足以接受这种赏赐，也不足以奉行祭祀。给秬取字希德，是希望他修养德行，或许可以接受赏赐并奉行祭祀。祭祀之后饮酒，也应有所节制和辅导，不至于由此产生祸患。稹，是达到、细密、整齐的意思。万物生长成就，所谓元亨，就是诚的通达；等到收藏蓄积，所谓利贞，就是诚的回复。

译诚，是万物的终始；不诚，就没有万物。因此君子把诚看作最可贵的品德。给稹取字希诚，是希望他存守这种真实的道理，或许能够成就真实的事物。穆，也是禾，又有深远的意义。凡是居住在深远之地的人，很少有不放纵自己而败坏德行的；然而他们的恶行最终不能掩盖。给穆取字希敬，是希望他用敬慎来约束自己，即使独处暗室也无愧于心。稷、德、诚、敬，各自都应当思考其中的意义。然而诚和敬，是增进德行的根本。不断前进而不停止，就能够具备完整的德性。如果在言语行动中有一处不诚不敬，放纵偏邪奢侈的心念就会产生，诡诈欺骗、恶劣刻薄的行为就会形成，美好的德行便荡然无存，又怎么能希望达到完美呢？不能以诚敬增进德性而达到完美，却想要吃饱粥饭，安定自身，保全家庭，奉行先人的祭祀，免于危险和耻辱，这能够实现吗？稷、德、诚、敬，都应当兼而尽到其中的道理。我家世代以儒业为业，大约已有数百年，兴盛后衰落，衰落后又振兴，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守持圣贤的教训罢了。古代求学的人，一定以圣贤为准则而希望达到那种境界。如果降低标准而处在次一等的位置，就叫作自暴自弃。四个孩子，努力吧！” 母亲说：“以诚敬增进德性而达到完美，不是小孩子所能做到的。” 《王秱希善字说》我有五个儿子，前四个都已经给他们取名取字，并申说了其中的意义。最小的儿子名叫秱，因为离我远，教导告诫疏少，所以在自我修养方面反而有所缺略。今年已经十七岁了，不能再说是小孩子，自我修养难道可以再拖延吗？“秱”字在文字构形上从禾，禾是好的谷物，是人所依赖来维持生命的东西。秱，是茂盛的意思。给你取名秱，是希望你的学问和品行纯正完备，足以施用于世，像禾苗长得茂盛丰硕，足以供人依赖一样。然而禾苗依靠田地生长，治理田地的功夫做到极致，禾苗才会美好而有益。《甫田》诗说：“禾苗顺着田垄生长，最终美善而且有收成。”这就是我用来给你取名的意思。诗又说：“有所介助，有所安止，使我盛美的士人兴起。”大概田野之间也能产生贤能俊杰。我家世代以儒业为业，如今虽然学习耕稼，但儒业并没有废弃；你想成为贤俊之人，就应当在两方面都尽力。从前研究《礼记》的君子，把人的性情比作田地，谈论治理它的方法：修习礼来耕治，陈明义来播种，讲论学问来除草，以仁爱为根本来聚集，用音乐来安定；始终不懈怠，功效完成，然后享用它，便会四肢端正、皮肤充实、身体肥健，父子亲厚，兄弟和睦，夫妻和谐，家庭丰足。把它施用于国家和天下，也没有什么不足的。这些都是经书所记载的，你不可不加以留意。而“善”这个意思，难道只是说禾苗多吗？上天赋予人的本性，以及前面所说治理人情田地的道理，都是“善”。如果不专心致力于此，和懒惰的农夫相处，同小人交游，禾苗便会枯败；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邪僻，却不加忧虑，还希望使自身肥盛、使家庭肥盛，并在国家天下施展才能而不被世人抛弃，大概很难做到。父子是最亲近的关系，说话尖切，是因为爱得深。因而写下这些作为你的字说，你能够不忘记我的话吗？” 《家人卦说》示给儿子祯 我拥有这个家庭实在很难，治理家庭尤其困难。如今你祯承担了这个责任，所以我举出《易经》家人卦的意义，大略为你诵说一番。《家人》卦上为巽、下为离，是风从火中生出。大概外在的风化必须从内部开始。《彖传》说：“利于女子守正”，意思是要先端正家庭内部。卦象说：“君子因此说话要有实质，行为要有恒常。”言语谨慎，行为修养，端正家庭的根本就建立了。卦的六个爻位，象征父子、兄弟、夫妇；从初爻到五爻，阴阳各自处在相应的位置。上爻虽然是阴位而由阳爻居之，然而阳刚本来适宜在上，也不能说不当。六个爻位都得当，父子、兄弟、夫妇各自的位置便确定了；这些位置确定，家庭的道理就端正了。治理家庭不能不严，所以用阳爻作为治家的主导。六二柔顺而居中得正，是主管饮食的妇人。六四柔顺谦下而处在高位，是主持家政的母亲。九五虽然阳刚，却象征君王的事情，其余三个爻已经足以作为准则。初九说：“防范治理家庭，悔恨就会消失。”大概治家的开始，应当立下法度加以防范，使尊卑秩序不乱、男女有别，那么悔恨就会消失。九三说：“家人严厉责备，虽有悔恨和危险却吉祥；妇女孩子嬉笑无节，最终可惜。”九三处在内卦的上位，是治理内部的主导，刚性过强而不得中，治家过于严厉，虽然有时会产生悔恨，但家庭秩序严肃，人的内心敬畏，仍然是一家的吉祥。若妇女孩子嬉戏无节制，必定会导致败坏家庭而可耻。上九说：“有诚信而且威严，最终吉祥。”大概家庭之道已经建立，想要长久保持它，必须有恩惠和信用，然后彼此才能相互信任；必须有威严，然后彼此才不会相互轻慢。相互信任，内心就亲近；不相轻慢，名分就清楚。这样最终便能获得吉祥。然而如果不严格治理自身，只对别人严厉，从来没有能够使别人服从的。所以《小象传》说：“威严而得吉祥，说的是反省自身。”从这里观察，治家的道理就可以明白了。祯，你应当恭敬地尽心去做啊！但如果开始时不能防范，中途才加以严厉苛切，也是没有用的；已经严厉苛切了，却没有足够的恩惠信用来凝聚人心，而且又不治理自身，那么又怎么能够获得保全家庭的吉祥呢？祯一定要把各方面的道理都尽到才可以。又难道只是祯你一个人如此吗？你们诸子将来还要共同治理家事，应当相互讲论我的话，彼此勉励，或许能够获得善于承继家业的声誉，你们的子孙也将有所依赖。《抑庵文集》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集》卷十二，明王直撰，哀辞 《蒋良夫哀辞》良夫姓蒋，讳骥，世代居住在钱塘，有秀美伟岸的资质，有通达敏捷的才智，有恭敬谨慎的心性，有温和厚重的德行。起初凭借通晓经学考中进士，任行人。太宗皇帝入承大统，下诏修撰《高庙实录》，良夫参与其中执笔。书成之后受到大赏，升任翰林检讨。后来修撰《列女传》，皇帝命良夫为之作序，又称赞他，重新加以赏赐。等到修撰《永乐大典》时，良夫任副总裁，凡是裁断取舍，都恰当合宜；他勤于职守，早晚不懈。与人相处时，言语恭敬温和，从不触犯别人，没有人不爱戴敬重他。后来因受牵连而被罢废十多年。仁宗即位，才恢复检讨之职。今上登上东宫之位，精心选拔宫臣，任命良夫为司直，并推恩封赠他的亲属。等到皇上登上大宝，提拔良夫为翰林侍讲，参与修撰太宗、仁宗实录。书成后，赏赐更加丰厚，升为侍讲学士。不到三个月，又提拔授任礼部右侍郎。良夫比我早一年进入翰林，又比我年长一岁，前后相交友好二十年。自从一同成为宫僚以来，交情更加深厚。大概坐下便连席而坐，饮食便连案而食，有所前往便连辔同行，像这样没有一天分离。等到辅佐礼部时，他慨然想有所建树，而我们这些人也都对他寄予厚望。此前他患过风疾，医治后痊愈。在礼部任职超过半个月，有一天在朝廷中奏事，我奇怪他跪拜起身失去常态；退朝以后，疾病突然大发作，只能扶着他回去，已经不能说话了。众多医生围着他，却没有人能够医治，不一会儿便去世了。那是宣德五年七月【缺】日。听说后我立即前往哭吊，从收敛到祭祀，悲痛哭泣了多次。凡是厚待良夫的人，也没有不悲哀的。唉，哪里还能再见到我的良夫啊！良夫最厚待的人，是我和曾公子启等七八人；凡有著述以及言语议论，彼此相告、互相启发，都欣喜而相亲，心意完全相合。如今却已经结束了。唉，哪里还能再见到我的良夫啊！良夫年过五十，官至三品，虽然不能长久任职，但他去世时，天子为之悲悯，派官员赐祭，并且供给他的葬事。又有儿子和孙子，对他本人来说可以说已经满足了。只是他的父母年已八十，都还健在，却失去了壮年儿子，良夫怎么能够瞑目呢？上天对此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良夫身体无恙时，常常叹息父母年老，恐怕不能再见，因此一直迫切想回家省亲，却因事务牵累而留下。直到如今，我终究没能见他一面，他就去世了。唉，这难道值得哀痛吗？难道不值得哀痛吗？于是作哀辞说：哎呀良夫啊，你的德行多么美好；才华既已出众，学问又正而日益昌盛。仪表伟岸端庄，文章写得好；遇到圣明的君主，便奋身行走于仕途；乘着四匹马拉的车，歌咏着皇家的盛大。跟随太史执掌笔墨，笔力如杠；庄重地任司直，登上桂坊；侍奉经筵，讲说十分详尽。三朝实录光辉灿烂，官阶越升越高，声名越发显彰。黄金筑成宫阙，白玉建成殿堂，早晚出入其中，承受皇上的恩宠光辉。礼部主管礼仪，礼制彰明，乐章兴盛；晋升为礼部副长官，福禄本应无穷。你像九苞凤凰一样光彩，孤然高翔；从千仞高处起飞，正要更加翱翔。为什么上天不降善祥，却突然降下丧亡？志愿尚未实现，忽然已经死亡。你的父母二老，长寿而且安康；容颜虽仍红润，头发却已花白。壮年儿子早早去世，怎么能不悲伤？哎呀良夫啊，这遗憾怎能忘记？山愿同你一样崇高，河愿同你一样绵长。我同你托付交游，已有二十年；朝廷上官位相连，佩玉声相接；吃饭一定同案，坐下一定同席。年岁相近，如今我还健壮；倚仗你来辅成德业，或许可以长久美好。如今你却如云远逝，使我的内心痛苦。天色苍苍，大地茫茫；魂魄一去，遥远地飘向何方？我斟下桂酒，奠上椒浆；歌唱巫咸，舞动巫阳。招魂也招不回来，我的眼泪滂沱流淌。《少保金公哀辞》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公，于宣德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死于任上。皇上听说后震惊悲痛，加赠荣禄大夫、少保，谥号文靖，命有关官署护送他的灵柩回乡，葬事全由官府供给。名公巨卿以及诸位大夫、士人都奔走前来吊唁哭祭，说：“公是端庄厚道的君子，如今却去世了。”公曾侍奉太宗、仁宗以及今上皇帝，辛勤劳苦于朝廷内外，显然有功绩。春坊庶子周君崇述，已经在行状中详细写明，足以传信而不失实。唉！公凭借文学获得高官，直到临终又承受这样的恩宠。长子凭经学考中进士，其他儿子也都能成就家业，上天对公已经很厚了，可以说没有遗憾。然而直唯独想到初入翰林时，公和同辈六七位君子都以声名德行相互推重；直当时年纪最小，却最受公辱爱。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只有公和二位杨公还在任上，而直也老了，仍然借助公来成就德行，公却抛下了我，这实在可悲。公享年六十四岁，就寿命而言也不算少；然而善人君子若能长久活在世上，使后辈小子有所观法而行善，就像孔子对于子贱那样，这是众人的期望，而如今再也不能实现了，这又是一件可悲的事。作哀辞。只有少昊那样淳厚美善的德行啊，才开启后嗣美善灵秀的根基。百代以后仍然显赫啊，所以先生才杰出地降生。怀抱忠信的美好资质啊，以仁义自我砥砺洁身。既有宏大的见识，又有广博的知识啊，纷然独具这样的美好节操。采芹采茅以自得徜徉啊，说是等待时机，我将要出仕。忽然翱翔在通天的大道上啊，遇上永乐年间的盛明之世。凤凰翩翩高飞啊，文采焕发出五色光彩。引来醴泉作为饮料啊，精细地食用琼玉般的美食。驾着玉虬上下驰骋啊，俯视凌越广大的荒野。赞助神圣谋略而光明显赫啊，哪里只是昔日的子房。痛惜桥山遗失弓剑啊，仰望两次复兴的圣明。人文灿烂而宣扬明朗啊，礼乐又得以修治完备。伟大的先生辅佐左右啊，是说任用老成之人。早晨我游于玉堂啊，晚上我在承明休息。不是尧舜之道就不陈述啊，践行先哲遗留下来的法则。在椒丘的金马门行走啊，把兰、芷缝作佩服。那些急速奔走、争相趋附的人啊，恶草已经充满佩囊。遵循平正坦荡的道路啊，以洙水、泗水为归宿。可叹天道极其神妙啊，实在谦逊而又喜好顺应、扶助善人。为什么偏偏对先生如此乖戾啊，使人忧伤抑郁又向谁诉说。承受了丰厚繁盛的恩惠啊，却哀伤上天不肯留下他。生时既荣耀，死后又令人悲哀啊，这也是先生的幸运。

译我私下独自怀念往昔啊，那时有三四位杰出人物。曾经如日月般的光辉如今怎样了啊，只剩一两个人还在行列之中。我还把您当作依靠啊，希望您指示我不要轻浮。为什么先生又离去了啊，惆怅巫阳也无法招回您的魂魄。年纪虽老却还未衰老啊，上天为什么如此急遽地夺走他。那卫武公享有长寿啊，您为什么如此不同而不能赶上他。到天门去询问啊，苍天昏暗茫然而不回答。幸而您的芳名美德已经流传啊，也许不会朽灭而更加长存。我徘徊在旧日足迹之间啊，内心悲痛得像被火焚烧。拿荪草和蕙草擦拭眼泪啊，姑且在这篇文章中抒发心意。追封黄少保诔辞 宣德六年十一月，封荣禄大夫、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黄公思恭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九十三岁。事情上报后，朝廷派遣官员为他办理安葬和祭祀，一切都合乎礼制。黄公的福禄、荣耀和声名，已经足以称扬他的德行了。然而善人君子足以作为世人的仪表、风俗的典范，应当长久留存于世，使后来的年轻人有所观察和效法。如今却已经逝去，这正是士大夫痛惜他的原因。我曾拜见过黄公，知道他的德行，所以彰明叙述他的遗德，以示于久远，作此诔辞。黄公的姓氏，实在源自轩辕；德行高大，福庆长久，子孙绵延不绝。其先世在江汉之国，已经载入《周纪》。后来国运转移、福祚变迁，便以此为氏。宋朝统有天下，在永嘉年间兴盛；诗书方面的美德、世代显贵的门第，其中以衮氏最为优秀。黄防以进士身份出仕，任御史检法，在世上有声誉。家世历经三代，修职又升迁官秩，虽然仕途未极崇高，却没有过失。后代有黄南一，担任山长，掌管松阳的教育，由此发扬光大。凭借通承祖先的世德而昌盛，于是厚重地生下黄公，以继承先人的光辉。黄公早年丧父，能够奋发求学，自己有所著作，众人已经十分惊异。元朝末年盗贼兴起，窃据海隅，人们都奔逐利益，唯独黄公不受玷污。年成不好、财物匮乏时，他的志向反而更加坚定；侍奉双亲、奉祀祖先，更加谨守礼法。大明统一天下后，黄公家业又振兴起来，他推让多余财物，周济困苦贫寒的人；给死者办理收殓，把行义看作最急迫的事，内心哪里有懈怠厌倦。宽厚和善而不争强，不因横逆之事到来而急躁，也不责怪他人的过失。中途遭受外来的牵累，资财产业全部被没收，幸蒙上天保佑善人，丰厚的恩泽于是降临。有儿子能够成才，文才飞扬直上青云，蔚然成为名臣，留下的训诫就是如此。皇帝再次加以恩宠任命，使他登上显要职位；身居三孤的尊贵、六卿的显贵，官服光彩辉煌，为乡里的荣耀；谦退而有光彩，始终不失常态。晚年悠闲自得，以图书为乐，吟咏安乐之歌，愿意以康节为友，自以为可以活过百岁，福祉长久安宁。悠悠苍天啊，为什么不肯留下他？呜呼，悲哀啊！黄公的德行，确实全都具备于自身：孝、友、忠、信，不只是口头说说，而是切实践行。从前永乐初年，朝廷赐予褒奖封赠，黄公来到京师，到宫廷拜谢，于是我得以进前拜见，认识了他的容貌神色。他言语恭谨温和，仪态恭敬谨慎。自从黄公归去，将近三十年了；我引颈遥望东南，面对那遥远的山川，曾私下说：‘上天有显明的道理，将要使民俗向善，使黄公长寿，让后来的年轻人以他为榜样。’善人的众多，都是以黄公为仪表；为什么一旦之间竟然接受含殓的哀荣？黄公一生到死还有什么遗憾呢？可叹他的乡里远近，都仰望他作为仪范，如今失去了这样的人，怎能不沾襟悲泣？呜呼，悲哀啊！古代有谥号，改定名号以表彰节操恩惠，这是宣告和举行此事，是有关官司的职责。于是叙述他的遗德，使不显著的更加彰明；千百年以后，希望他的德行不会泯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赠翰林侍读学士钱公诔辞 吉水钱公好德，于洪武乙亥正月十一日去世，葬在本乡汉陂中引塘的高地。因为他的儿子钱习礼显贵，屡次追赠官职，最终追赠至翰林侍读学士、奉直大夫。钱公有孝顺友爱的品行，具备英伟豪杰的才干。元朝末年盗贼兴起，远近骚动，乡里人喧扰不安。钱公的父亲钱立志甫倡导义举，召集民丁保卫乡里，钱公竭尽力量辅佐他。后来年成凶歉，百姓困苦，盗乱更加严重，估计难以支撑，于是带着家人逃往别处。凶恶的首领因此愤怒，四处追索他们父子，想要报复。事情紧急，钱公对父亲谋划说：‘我前去用大义折服他，幸而他听从，大人就可以免祸。如果只是逃窜躲藏，他将认为我们怯懦，一定会不停追索；万一发生不幸，我们全族怎么办？’于是便前往。首领得到钱公，却不接受他的话，每天肆意拷打掠夺，使他体无完肤，一定要抓到钱立志甫才肯罢休。钱公以死相拒，言辞气概一点也没有屈服。有人把利害关系婉转告诉首领，首领的怒意才消解，钱公得以获免。钱公带领亲属奔走躲避，同时很好地侍奉双亲，使双亲内心安定。战乱平定后回乡，整理恢复旧业。官府征收徭役，他都亲自承担，即使遭遇忧患，也不把事情推给弟弟们。后来修建新的住宅，扩大园地，孝友的品行更加笃厚。他宽厚和易，从未以不合礼法的方式对待别人。见到有人做不义之事，一定当面斥责其错误。全乡的人都敬重礼敬他。孤苦弱小的人因此得以立足，强横的人有所畏惧而改过。他居所前有溪水环绕，因此自号南溪。娶陈氏为妻，陈氏有贤德的品行。儿子四人：习容、习静、习礼、习传。到这时，钱习礼担任礼部侍郎，又与我交情深厚，知道钱公的贤德，却叹息他不能享有高寿，这是值得悲哀的。因此作诔辞。唐朝末年，浙江一带接连骚乱，武肃王奋发兴起，能够消灭那些豪强，全部占有大片土地；子孙世代相继，居住在员塘。防御使的后裔，后来有吉甫，立志甫承继其业。这些人实在都是钱公的祖先，且都出于同一等第。钱公四岁时，早早失去母亲，早晚号哭思慕，天性深厚至极。继母慈爱，有善于侍奉继母的声誉；不违背家庭教诲，孝行日益增进。元朝末年战乱，盗贼像蜂群一样四处兴起，手持兵器奔走喧哗，远近没有间隔。钱立志甫仗义召集众人，攘除外患、安定内部，父子一心，乡里都依赖他们。上天为什么不能长久保佑，反而使奸人得势、善人受挫？凶恶之徒凭借势力侵凌，想要肆意剪除杀害。钱公不顾自身安危，把自己投入虎口，以庇护宗族、保全父母。上天也悔改降灾，钱公于是得以归来。骨肉团聚欢欣，和往日没有不同。天下正渐渐安定，公私事务又很多，他竭尽力量耗尽财物来供应赋税；艰难劳苦，这些事他全都承担。有三个弟弟，他使他们能够顺遂和乐；经营建造，于是恢复了旧日景象。园田肥沃，居室华美明亮。钱公的美好品行宽厚和平，以大道为原则，以先民为法式。有人放纵妄为，他就加以阻止；有人柔弱而将要倾覆，他便扶助辅翼。他坚定地相信自己，守道而不回头。缙绅都仰慕他，乡邑全都推重他。

译众人所希望的，是他应当享福长寿。年仅五十五岁，为什么不能再多活一些？呜呼，悲哀啊！积累善行本来会有报应，实在是上天所降赐的；上天命定他为自己的儿子。他成就贤德、充实功业，英名声誉超出众人；显扬他的美德，推究其根源，钱公因此应当享受福祉。诏命下达，光耀如龙；钱公正当受宠显荣之时，难道竟已死亡了吗？可叹我们这些后生，只能仰望钱公的德行；如今他已经远去，使我的心悲恻。南溪水缓缓流动，通达汉陂；百代以后仍保存着他的声名，也会有百代的思念。呜呼，悲哀啊！《冰雪轩辞》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侍讲金公防孜，用“冰雪”来命名他的轩。君子由此可以知道他的本质，而疑惑的人却不能察觉。因此我作赋。我既然喜爱这种奇异的服饰啊，于是以光明昭著来持守自身；磨砺清洁纯正的操守啊，把古人作为期望；廓清蒙蔽昏暗之处啊，披除污秽而远离它。岁月渐渐流逝而年华更改啊，唯有光明的本质没有亏损；适逢美好的盛明时代啊，乘着青云向上进发；凌驾天路而翱翔啊，超越尘埃而高举旗帜。早晨我游于清都啊，晚上我在扶桑休息；凿取琼枝作为食物啊，吸饮沆瀣作为浆液；秉持我忠贞诚笃的内心啊，勤勉不息何时才能停止？虽然所处的境遇本来如此啊，也仍遵循我平素的操行；不是善行我不喜爱啊，不是德行我不实行；保全这种美德以进退上下啊，与我的内心志趣相同。为什么时俗多有乖违啊，纷纷奔走逞强；沉溺于污浊之中而不知道停止啊，反而说我不善。有人说：‘沉默昏昧与混沌无知啊，谁能先于万物而存在？这就是伯阳所奉行的道啊，先生于是赞叹他的贤能。为什么明智多才的人啊，也营营逐逐于田地产业？千年以后仍然显赫啊，究竟谁能舍弃它呢？’坚硬突出容易折断啊，洁白明亮容易被玷污；独自守持这种美好啊，为什么不改变这套尺度？众人欣喜欢合、周旋逢迎啊，为什么唯独同我相合的人这样少？内心怦然自信啊，难道会因此舍弃它吗？啊，前代圣人已经遥远啊，渺茫无边，我将到哪里去寻找他们？我将前往询问他们啊，求他们验证我行为的宜当。精神专一而内心凝定啊，神采焕发而外在显扬；忽然恍惚而随流而行啊，顷刻超越我所经过的道路。驾着四匹玉虬在前面引导啊，让白虎在后面驱驰；改变我的道路前往不周山啊，到达颛顼居住的地方。旋风荡漾吹动衣裳啊，黑云遮蔽着屋檐；冰层高耸而凝结坚固啊，雪花纷纷交相落下；明亮洁白相互映照啊，清冷之气逼近并袭来。忽然使我心胸开朗啊，精神萧洒清爽而心情舒展；命令玄冥引导我啊，对我絮絮说道：‘太素的淳厚美善啊，是万物的起始。可叹人的出生啊，确实具有美善灵秀；性理精粹纯一啊，气质厚重清正；深沉持守直到天明而不消亡啊，哪里是一般人可以相比的？那些说你不是这样的人啊，难道是守玄之士吗？听说殷汤的广大德行啊，于是把警诫铭刻在器物上，谆谆自勉；去除旧日沾染的污垢啊，谋求光明而日日更新。孔圣的德业大成啊，说我即使被染黑也不会变黑；洁白光明而无人能超过啊，如同秋日被曝晒那样显赫。行为的法度准则就在这里啊，确实舍弃它还能到哪里去求？世俗幽暗昏昧而使人迷惑啊，我对于他们又有什么过错？’ 驾着我的车子回转啊，忽然俯视旧日居所；谨慎驾驭缰绳、端正马策啊，心意舒展而自得。堆积白雪作为场地啊，凿开冰块作为屋宇；我本来就安处于此而不迁移啊，希望在这个世上能留下些许作为。再说：‘使我的内心光明坚定啊，增加我的悠长思念。以清白作为服饰啊，凭借往日的准则而坚定不移。修行正道漫长而又遥远啊，我何时才能忘记它？’ 赋 《万木图赋》建安有一位敦厚君子，名叫杨公达，乐于行善、喜好施舍，救济他人的贫乏却不把名声据为己有。他在龙津的树木，都是乡人亲自栽种，用来记念他的德行。杨公不把这些据为己利，而树木所惠及的人，反而更加广泛而无穷。他真可以称为仁人啊！杨公的孙子、现任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讲的勉仁，把学士胡先生所作的记文给我看。我赞赏它可以成为对鄙薄之人的劝勉，于是为此作赋。我赞美先生美盛的品行啊，考察往昔事迹来获得自得。说：龙津这幽深的地方啊，实在是先生居住之所。山势高峻直达天空啊，在荆梁之间疏布灵秀美好。山谷平坦曲折而悠长通达啊，连接着绵延的山冈。渺茫无边而没有尽头啊，嘉美的树木森然茂密。挺立着松柏和沙棠啊，夹杂着櫲樟和椅桐。树梢伸入青云而枝叶铺展啊，拂动日月的精华光辉。风声飘飘而轻轻吹扬啊，纷纷超越众多芳香之物。啊，这些树木多么美好啊，茂盛得遮蔽了邓林。先生喜好施舍啊，美好的声德就在这里昭然显明。从前屡遭饥荒啊，哀叹百姓生活多么艰难。忧闷迷惘而无处可去啊，内心郁结而长声叹息。世俗之人只顾自得而忘记他人啊，我内心隐藏忧虑而不能安定。想要舍弃财物广泛施舍啊，又担心因此招来求名之嫌。于是说：‘谁替我栽树啊？只把粮食作为归宿。’众人纷纷争先而来啊，都已经吃饱后游乐嬉戏。他们实在只是救济匮乏啊，哪里还顾得上所栽的树呢？众人内心激动而各自尽力啊，所栽树木周遍各处而无法计算。伟大啊，先生的高尚节操；他说：‘这些有什么呢？’他不喜欢自己的名声啊，更何况会顾念财利。愿树木高大茂盛而发挥作用啊，用来修治学校和桥梁。贫穷者用它建造房屋啊，死者用它作为棺藏。专心只为众人而不为自己啊，这是我所乐意的。把专一的志向留给后代啊，本来就不会改变这种准则。可叹先生极其仁厚啊，可以与往昔贤哲相配。岁月忽忽而不断更替啊，顾念先生如今到哪里去了。众人怀着郁结的心情啊，激发对往日悠长的思念。在山下徘徊，想离去却不忍啊，惆怅离别之后将依靠谁。看那枝叶层层铺展啊，只有恩泽滋润所到之处才如此。愿将它编结成佩饰啊，穿戴在身上而不与我分离。把忧愁收束转为舒展啊，正是因为先生的缘故。思绪绵延不绝却无法表达啊，愿意封土栽植这棵树。可叹人的一生，穿着仁义而不偏离啊，以相互周济为安定，这本来就是人的常道。为什么时俗贪婪昏昧啊，违背圣贤留下的法则。只顾颠沛而没有人救助啊，反而伸手攘夺，把它当作所得。看那些人的龌龊啊，实在使我内心感慨。观察嘉美树木繁盛生长啊，唯独在这里超然沉吟。谁鄙薄而能亨通啊，谁敦厚而不会昌盛？把显达隆盛留给子孙啊，确实相信天道有常。雨露所滋润啊，日夜所生长。树木欣欣然长得茂盛啊，恩泽洋溢哪里有尽头？进献琼枝玉英啊，我心中光明的思念仍未伸展。展开绘图随意观看啊，姑且在这篇文章中抒发心意。《雪中散牧图赋应制》

译天地孕育万物，实在是五星降下精气；牛羊纷然属于不同种类，却都承受天命而获得形体。它们蠢笨无知，哪里有足够的智力来经营自身？只是顺应时令加以惠养，希望它们饮食而保全生命。于是年终时令将尽，季节更替；北风猛烈，黑云兴起；绵延万里昏暗朦胧，同处在严寒凝结的气候中。不久淅淅沥沥的霰雪聚集，先像珠子一样落下；随后密雪飞舞，繁多的雪花坠落；吉祥的雪片铺开，琼玉般的雪花点缀其间；灿然以六出形状呈现巧妙，弥漫九霄显示祥瑞，增加凤阁的精明光彩，使龙楼更加明丽。这个时候，群山失去原来的形貌，百谷改变景色；猿鸟噤声，草木冻断。可叹柔毛和大武，局促地被圈禁和拘束。幸好晨光渐渐明亮，得以从容舒展。于是离开圈牢，从门闾中出来，战战兢兢地踏过洁白的雪地；群羊成行，彼此结伴追随；踏碎连串的美玉和丛聚的珠玉，依傍寂静的长林，走过漫漫平川。推究动物的本性能够得到满足，若不是有主人，靠谁来依托？承蒙主人怜爱而不忘，它们才得以放牧安适而不违本性。背着蓑笠的牧人蹲在那里，神色淡泊从容而自得。虽然掩住口鼻冒着寒气，始终有慈爱而没有威逼。因此性情协调和谐，大羊小羊都和睦相处。羊角密集，耳朵湿润。既然安闲自得，所以肥壮而硕大。由此可知，万物繁盛，确实有赖于人的力量。如今圣明天子承受光明的天命，总揽治国大权，义声显赫，仁恩广大，获得万国的欢心，发扬历代圣王的光辉，使众多生灵都生息繁衍、欣欣然享受安康。然而仍然劳烦圣明恩泽及于田野，命人用绢素绘画这幅图，将它放置在身边，清闲时观看，体察民物同有的感情，把恩泽普遍施于天下。从前帝舜命令十二州牧时说：‘按时供给饮食，安抚远方而亲近近处，要忧虑亿兆百姓的寒冷饥饿，恐怕抚慰照料还没有达到。’因此九种功业得以次第完成，百姓的愿望都得以实现，各项政绩全都兴盛，这就叫极致的治理。如今圣德统治天下，想要追赶并比配有虞氏；既选拔贤能来治理百姓，又减省劳役来宽免租税。在严寒暮冬，深远观察并长久谋划，心意在于使穷困里巷的人、简陋街巷中的百姓，都吃饱穿暖而安逸，没有受冻挨饿的忧愁叹息。果真百姓安定、万物丰足，把治理的成效提升到华胥氏的境界，然后向天地报告成功。难道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之娱罢了吗？颂 《瑞应麒麟颂》【有序】恭敬地说，皇帝陛下具备圣明、神武、文治、武功的德行，承受上天的光明命命，统治四方天下，无论远近，都处在和乐太平之中。上天的心意显明地降下恩赐，神灵的感应接连到来。于是永乐十三年九月八日，麻林国王再次进献麒麟，跋涉数万里来到宫阙之下。臣谨按《瑞应记》说：‘麒麟是仁爱的兽，必定是中原有圣人时才出现。’皇上以仁德养育天下，各种显示德行、呈现祥瑞的福物，数也数不尽。而麒麟在一年之内两次出现，上天用来彰显对皇上的感应，难道是偶然的吗？群臣百工叩头称贺。皇上谦逊恭敬地自我持守，推让而不把祥瑞据为己有。只想到太祖高皇帝创业艰难，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更加思考怎样敬顺天心、安养百姓。又列举前代君主自恃祥瑞、不能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最终导致败亡祸乱的事，以此作为鉴戒。皇上的话音宣布出来，明亮如日月，在朝廷上的臣子都恭敬服从，赞颂传诵。皇上敬天勤民，不自夸不自矜，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也不能超过他。臣听说天道运行不息，圣人的德行也至诚不息，所以足以与天地参合，共同养育万物。皇上的德行已经达到极高境界，却仍然如此敬畏谨慎，这正是天地的德行、天地的心意。光明显赫的上帝之所以眷顾保佑皇上，大概会越来越隆盛。国家有万万年太平的福庆，群臣和百姓也将永远有所依赖。臣有幸供职于文辞，亲见这种盛美，欢欣拥戴之情超过平常万倍，谨作颂诗一首进献。颂曰：赫赫光明啊，这是上帝的命令；命令授予天子，使万邦得到治理。正是这万邦啊，没有不来朝见称王的；无论远近，都是皇帝的治理范围。皇帝拥有伟大的德行，仁爱深厚诚笃；惠养下民，以此报答上天。下民有话说：‘我的父母养育我，从幼年直到年老；我寒冷时给我衣服，我饥饿时给我食物。’啊，我们百姓欢乐地处于和乐之中。上帝明察俯观，看到皇帝德行深厚，于是降发祥瑞，显明上天的保佑。这祥瑞是什么？是麒麟降生。光明显赫而神异啊，安详而驯顺。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不践踏、不伤害。既合乎仁，也符合义。它发出的声音隆盛，如同黄钟大吕。麒麟出现在原野，百姓歌唱起舞。天开启日月般的光明，它来到京城献上，众人击鼓起舞、欢呼。麒麟在朝廷上，群臣进言说祥瑞已经降临。这种祥瑞之物，实在彰显皇帝的德行。皇帝说：‘唉！天命没有常定，只有敬重祥瑞，天命才会因此昌盛。从前我太祖皇帝，神灵承受旅祭，既艰难又勤劳，开辟这片土地，将福祚传给我。我恭敬地承受并继承它，祥瑞到来，哪里敢有一点自夸？从前的君主，拥有土地和人民，却依仗祥瑞而不敬畏，因而丧失了他们的天命。你们所有百官，应当以德行辅佐我，用来侍奉上帝，继承我太祖皇帝的事业。’ 臣叩拜稽首说：‘皇帝的仁德伟大啊，如同天道运行，如同太阳升起。’臣叩拜稽首说：‘皇帝的心志专一啊，上帝因此欣悦，太祖也在上天鉴临，天命纯正坚固。’皇帝在位，绵延亿万年，永远作为人民的君主，敬谨地侍奉上天。皇帝的子孙，万世相传。《瑞应白乌颂》【有序】臣认为：圣人有伟大的德行，能够使上天心意满意，上天就一定降下祥瑞、显示吉兆，以彰明他的美德。古代帝王治理天下时，各种福瑞之物全都来到面前，这是上天用来彰显其德的方式。它们记载在简册中，清楚可见。恭敬地说，皇帝陛下继承帝位，圣德盛大，感通上天。上天降下的祥瑞，如嘉禾、瑞麦、驺虞、玄兔之类，已经多次出现。然而皇上仍认为不够，白乌又两次出现在海阳。海阳百姓把它献到宫阙之下，羽毛颜色纯白，明洁如玉如雪，实在是罕见的瑞物。臣曾听说，天子对父母孝顺、对宗庙恭敬，白乌就会出现。陛下仰祭宗庙，极其庄严恭敬；奉养长乐宫太后，极其诚挚敬慎。光明的上天确实鉴察了这些事情。白乌到来，大概是上天彰显陛下的德行，作为国家万万年太平的征兆。应当有颂诗，以流传永久。臣谨拜手稽首献颂说：有灵异的乌啊，生在海阳。它为什么出生？是上天降下祥瑞。奇异的形质不是玄黑啊，明亮而纯白。是少昊的精气啊，实在使它颜色洁白。拿什么来比拟它？凝结如冰玉，又如霜雪。流转光彩、含蓄英华，洁白的鹤也被它夺去鲜明，白鹇也失去本来的素色。

译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上天眷顾，越过遥远的岭南，来到京城进献。天空高远，太阳明亮，祥光充满朝廷。金门洞开，六龙驾御，百官欢呼说：‘这是奇异的遭遇，只有圣明天子才有。圣德如天，长乐宫因此欢愉。宗庙得到祭祀，祖先在天上降临享用，以天下的奉养供奉他们，没有谁不欢欣喜悦。皇帝伟大的德行，能够使上天满意。白乌到来，是天命降临。天命降临，太平长久。皇帝的国运万年，天子万寿无疆。’臣叩拜稽首，献上这篇颂辞，进献于清庙，使它万世流传。《芝颂》【有序】礼部尚书毘陵胡公在官署南面建造一座小轩，作为思考政事的地方。凡是胡公辅佐天子举行礼乐、施行政治教化，就一定先在这里思考其是否适宜，然后推行于天下。胡公是忠信明达的君子，他的精神感通而和气回应，大概有些事情是不期然而自然发生的。宣德八年九月，小轩中的砖缝间微微隆起，挖开查看，发现长出灵芝。它的颜色纯白，如同雕刻的玉、切开的脂肪；形状盘曲而舒展，鲜明润泽、华美可爱。公卿大夫前来观看，都认为这是祥瑞，纷纷赞颂。灵芝的祥瑞始于汉代，在唐代受到重视，到宋代最为兴盛；大概人们认为它是和气薰蒸所形成的，不是人力能够造作的。然而生长在宫殿门廊中的，是国家的祥瑞；生长在士大夫家中的倚庐、斋阁之间的，是家族的祥瑞。如今却都不是这样，灵芝唯独在胡公思考政事的地方出现，大概是胡公尽心于职守，所以天用灵芝彰显他的美德，那么这祥瑞无疑是胡公精诚的回应。然而我私下思考，胡公所承担的责任很大，它的感应也应当有更大的征兆；这只不过是先出现的征兆罢了。《礼记》说：‘音乐是天地的和谐，礼是天地的秩序。’又说：‘礼乐达到上天，盘旋于大地，运行于阴阳之间，通达于鬼神。’ 这难道是细小的事务吗？如今上有圣明的君主，下有得到胡公这样的贤臣，厚植礼乐的根本，通达礼乐的作用。等到礼乐达到极致，天地安定在各自的位置，日月显出光明，四时寒暑顺应各自的次序；礼乐显明时成为人，幽冥时成为鬼神，流动时成为河川，耸立时成为山岳，精微时成为百谷，粗大时成为草木鸟兽，一切都顺遂各自的本性，没有丝毫差错。至和之气充满六合之间，那么甘露、醴泉，以及器车、马、龟、龙、麒麟、凤凰等各种福瑞之物，没有不全部到来，国家的大祥瑞就具备了。所以说：这只不过是先兆罢了。有了先兆而加以赞咏，是想迎接并继续将来的大祥瑞。‘蒸民’一诗，是尹吉甫送仲山甫的诗，作序的人却认为它是赞美周宣王，大概因为周宣王能够任用贤人，使他们修治自己的职务，于是宣王的美德显现出来。如今胡公有这样的祥瑞，都是皇上委任所造成的；那么诸公的赞咏虽然是赞美胡公，也同样是在赞美朝廷。因此作《芝颂》。春官中的名卿，礼乐所尊奉的宗主，是谁担任呢？是毘陵公。美啊，新建官署郁然高耸，华美的轩室构筑起来，坐落在南面东方。圣明君主在上，恩遇深厚；清正践履、端直自守，恭敬勤勉，早晚辅成上天之功；把礼乐施行于政教，审慎地推究其中正之道，精神感通和畅，没有什么不贯通。灵芝灿烂辉煌，生长在其中，是至和之气聚集的地方；形态奇异，纹理细密，鲜明而厚重；像刻脂镂玉般玲珑交错，仿佛结成仙桃，差不多可以与瑶英相比；紫脱徒然繁茂，哪里能和它相比？美好的生长本来就是造化功德滋养繁殖的结果，难道能与普通花卉相同吗？知道胡公持守德行，日久而更加充实；辅佐皇帝的道业，宣扬皇帝的风化；向上追随防夷，踏着高远的足迹；实践诚信、通达顺理，越发丰厚盛大；四灵全都到来，百福隆盛。君主圣明，臣子贤良，感通昊天；颂歌接连创作，声音洪亮流传；盛大的声名显赫辉煌，流传无穷。表 《贺寿星表》伏以圣明的君主驾临北京，大德普遍沾润天下；寿星出现于南极，嘉祥应验于昌盛的时代，远近共同仰望，臣民交相庆贺。恭敬地说，皇帝陛下刚健中正，文武圣明神武，与日月同样光明，万物全都归于照临之下；如天地一样广大，凡有生命的都依赖您的陶铸。纯然具有伏羲、黄帝、尧、舜的仁德，真正达到了雍和太平的治理，所以灵异之物屡屡显现祥瑞，而上帝仍然殷切眷顾。星象垂下吉兆，灿然如珍珠排列在丙位；天心欣悦而鉴察，显明的宝命永远更新。荣耀的光辉朗照九霄，祥瑞的色彩增添万象的华美；赤黄之光极其灿烂，玉烛流动光辉，明润而和融，像金精般明亮通透。当皇上端正自身、面向南方之位时，彰显圣躬居上临下的祥瑞；万年的福寿隆盛，长久巩固万世的国基。贤才发挥作用，仰见如鸢飞鱼跃般的天地；老者百姓安乐康宁，生活在春日养育、海水包容的境界；太平长久，宗庙社稷安定。臣等有幸沐浴恩荣，恭逢上天祥瑞；瞻望龙颜而俯伏在地，共同竭尽葵藿般的赤诚；歌颂圣上的寿命与天齐长，使您长久作为神人共同拥戴的君主，恭敬地奉上三祝，永远同心一意。《贺麒麟表》伏以圣人居于帝位，开创天下一统太平的根基；大德奉承上天，招致各种福瑞祥兆的进献；光荣的光辉照耀海岳，喜悦的气氛洋溢在群臣之间。恭敬地想，皇帝陛下聪明睿智，文武圣明神武，光辉遍及八方，如日月临照；仁德施加于众类，与天地共同生成万物；礼制完备、音乐和谐，家家富足、人人丰足；治国之道超过上古盛世，上天的心意欣悦地鉴察当今。因此北京宫殿兴建之时，已经有众多上等祥瑞频繁应验，来表明万年的昌盛运势，彰显百世的宏大国图。然而天地之间至和之气更加积聚，所以灵异之物又从九译之地来呈献：麒麟仁厚，超过百兽而居首；四灵中的天马，行走健捷，一日可以到达千里；它明显具有麕鹿之身、马之蹄的奇异形貌，也有龙纹虎脊般的美好；黑色的体质配以白色斑纹，挺立着嘉美生命的福禄；雄伟的姿态、强劲的气势，胜过传说中的狻猊。又有驼鸡一同进献，文豹从远方而来，超过鲸海，显示外国归心；它们远远站立在龙墀之下，祥云垂下灿烂光彩。所有这些嘉祥聚集，实在是仁德教化广大感通的结果；使宗庙社稷的宏大福庆绵延无穷，赐予仁爱百姓深厚而长久的恩泽。臣等恭敬瞻仰盛事，内心深切欢悦，恭敬俯地三呼万岁，难以尽述赞扬的诚意，祝愿皇上万寿与天齐长，共同竭尽葵藿般的赤诚。

译《进实录表》臣听说，自古帝王有伟大的德行施加于万民，就一定有信实的史书流传千古。因此尧舜之道记载在典谟之中，文王武王的政事布列在典册上。汉唐以后也都有成书。恭敬地说，宣宗尊谥章皇帝刚健中正，广大高明，继承祖宗的宏大国业，隆厚地奉养慈圣太后，修治六府而完备三事，亲爱九族而使万邦和睦。好生之德确实融洽于民心，爱护万物的仁德实在符合天道；有平定暴乱、铲除祸乱的武功，有经天纬地的文治。声教宣扬明达，礼乐明备；华夏和蛮貊没有不率服的，山川鬼神没有不安宁的。谋略宏大、才干雄伟，功勋丰厚、业绩卓著，光辉映照前代，仪范留给后世。忽然驾龙上升，臣民的哀悼仰慕十分深切。恭敬地说，皇帝陛下聪明睿智，文武圣明神武，尊祖敬宗，继承先志，述行先业；上念先皇的德业，一定要写入简册流传。于是命令儒臣纂修实录，启取兰台所记载的资料，参考金匮所收藏的档案，征集各官府的文书，参照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大经大法，都详尽研究其中精微；善政善教，详尽叙述其始末。言语足以作为训诫的，即使简略也一定记载；事情可以作为后世借鉴的，即使繁多也一定记录。造化生成万物的奥妙，本来不是名称言语所能完全说尽的；日月照临的光明，又哪里容得用绘画完全描摹。至于臣下附带记载的内容，也努力做到是非判断极其公正。恭敬地编成《宣宗章皇帝实录》一百十五卷、《宝训》十二卷，以及目录、凡例，共一百二十九册。谨抄写进呈。臣等惭愧才学浅薄而没有才能，适逢编纂校订刚刚完成；流传给后世，使道德的光辉更加显明，遵循这些美善的谋略，使太平的福庆茂盛延续。《贺新殿成表》伏以北京建立帝都，开辟天下万方会同的都城；面向南方迎接光明，接受一统天下华夏与夷狄的朝贡。宫殿规模应当宏大深远，使远近之人都来瞻仰；天下欢腾，普天庆贺。恭敬地说，皇帝陛下刚健中正，睿智聪明，大大继承历代圣王，振兴太平盛运，丰厚养育群生，畅行淳厚清和的风俗。尊祖敬宗这一大事，正在于能够继承先志、述行先业；考虑到朝廷应当完备崇高庄严之制，宫殿也必须依靠营建，于是恭敬遵循旧典，彰显宏大的谋略。万民如同儿女归父母般前来，都乐意贡献力量；各诸侯国如众星拱卫北极，不劳费力便来观看工程完成。巍巍然高耸在紫禁宫阙之上，翼翼然显示帝居的壮丽；续写灵台的赞咏，确实可以与周文王相比美；继承总章殿通达聪明的盛德，实在可以与虞舜相媲美。仁恩广大，德化显明；扩大居中治理天下的规模，弘扬保大定功的完备制度；皇族枝叶繁盛，宗庙社稷安定。臣等欣逢盛世，恭敬陈献美善的颂辞；仰望皇帝光明遍照八方，如太阳升起；祝愿圣上万年长寿，与上天同样长久。诗 《瑞应甘露诗》【有序】臣听说，圣人的德行与天地相配，那么天地之心欣喜相合而没有间隔，所以一定凝聚英华、汇集和气来彰显其盛德。比如黄帝时降甘露、虞舜时有卿云祥瑞，就是这样。恭敬地说，皇帝陛下以至诚的德行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基业，继承先志的孝心永不忘怀，遵循旧有典章，从未任意更改。德化所到之处，没有不爱戴的；因此上至天地覆盖承载、日月照临之处，无论远近，都处在和乐太平之中。动植物也各自生长发育、顺遂本性，而太祖高皇帝的盛德大业更加光明。所以天降祥瑞，地显珍异；景星庆云、醴泉甘露、嘉禾瑞麦、麒麟驺虞等各种福瑞之物接连不断地到来。这些是臣等亲眼所见，也是天下共同知道的。然而圣心仍然殷切，越发勤勉而不懈怠。于是永乐十七年十一月【缺】日，甘露又降在孝陵，共四天；在松柏之上凝结成玉脂，融化成琼液，灿烂如垂珠，联缀如编贝。臣民聚集观看，击鼓

译起舞、欢欣鼓掌，都认为甘露不降在其他地方而降在孝陵，大概是圣上孝心所导致的。于是皇太子命人采集，迅速送到北京。皇上恭敬地进献宗庙，颁赐百官；芬芳的气息传遍左右，甘美的滋味无可比拟。这确实是天地的精华，是圣明时代的上等祥瑞，用来彰显皇上的大德，表明天地欣悦鉴察，景命隆盛长久，太平历经千万世而更加兴盛。从前虞舜有卿云祥瑞，百官应和歌唱，后世因此想见帝舜的德行，使人产生敬仰和爱慕。如今圣德伟大，实在与天地相同；甘露的祥瑞不亚于庆云，理应加以记载。臣愚昧而不自量，冒昧把它写成诗歌，以继承虞廷的歌咏，流传万世，使人知道圣德感通上天的盛大，竟然如此巍峨灿烂。臣等诚挚欢欣、诚挚喜悦，叩首拜手，谨言：甘露显明圣上的孝心。有祥瑞啊，甘露聚集得盛大丰沛，遍布孝陵山冈上的长松，如同珍珠的精华，如同美玉的浆液。它的光彩多么灿烂，承接着那初升的朝阳。有祥瑞啊，甘露融化得清澈盛满，也遍布孝陵旁的柏树；像脂肪一样洁白，像玉一样纯洁。它的香气浓烈，舒展流布到四方。这露水啊，是上天乳汁般的滋养；接受它啊，是上帝的赐予。皇帝有伟大的德行，神灵和百姓都依附于他。聚集这样的重大祥瑞，福禄正适宜降临。皇帝的德行广大，实在与上天相配。永远言说孝思，以太祖为法则。美好的旧典章啊，要继承并宣扬。早晚恭敬谨慎，庄严而勤勉。太祖开创邦国，皇帝使它更加广大；太祖承受天命，皇帝使它安康。显赫伟大的事业，万方都仰望它；巍峨卓著的成功，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上帝和太祖都喜爱这种德馨，于是屡屡开启祥瑞，甘露因此降下。甘露降下啊，皇帝承受上天的命令，继承太祖的事业。皇帝的福祚因此安宁，于是采集并进献。皇太子恭敬地采集，于是颁赐并分发，使群臣都得到恩泽。它不是普通的糖饴，也不是浓糖浆，既甘美又融润。灵异的液体降下，万物没有能与它相比。臣叩拜稽首，祝天子万年临御百姓，以此报答上天。祥瑞和吉兆连续不断。圣子神孙，万世相传。《后乐堂诗》【有序】古代的君子得志时，就把恩泽施加给百姓，并不把身居高位当作自己的快乐。因为上天生育这些百姓，使寒冷的人想要衣服，饥饿的人想要食物，劳苦的人想要得到安定，忧郁困苦的人想要得到公平；如果没有人来承担这些责任，百姓怎么能满足愿望呢？于是大贤之人生在他们中间，而为君之人因而能够与大贤共同承受上天所授的职位，治理上天的百姓，百姓的愿望也就能够实现了。大贤本来就和这些百姓同类，只是上天特别赋予他出类拔萃的资质，使君主任用他来治理同类的百姓。推究这种心情，那么百姓的忧患，哪有不关系到自己的呢？所以身居其位，就应当和百姓共同忧虑；百姓都快乐了，然后才和他们共同享乐，这不是自己的快乐，而是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这样做，就不会违背上天，也不会辜负君主。然而，如果有人把百姓的忧患看作与自己无关，放纵地以身居高位为乐，却能说他没有违背上天、辜负君主吗？伊尹辅佐商汤使天下称王时，看见天下人中有一个不能安居乐业，内心便惭愧羞耻，仿佛自己在市场上受鞭打。伊尹对于百姓如此，哪里曾把身居高位当作快乐呢？一定要等天下人全都各得其所，他内心才快乐；否则始终不能快乐。不违背上天，不辜负君主，难道不是身居高位的贤者所应当效法的吗？宋代范文正公曾说：“士人应当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如果真能先于百姓忧虑并设法解决，那么百姓将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百姓没有忧虑而快乐了，然后自己也享受他们的快乐，这就是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如今户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东莱黄公侍奉历代圣君五十年，为国尽忠的心年老而更加坚定，他的志向大概与范文正相同，所以取这句话为堂名，称为《后

译乐之堂》。当今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圣明仁厚的君主在上时，他尤其念念不忘使百姓安定。黄公所说的“后乐”，是想体察皇上的仁德并把它施行于天下，使天下人都充分享受快乐，然后自己也快乐。这一志向无愧于范文正，无愧于伊尹，也没有违背上天、辜负君主。我只是朝列中一名备员的小臣，能够跟随黄公之后，赞美他的志向，乐意为他作此赋。黄公的德行功业在朝廷，而尤其显著于南方边地，光明显著，人人都看得见，自然会有史书记载。这里不再详述。《诗》说：

译上天生育百姓，心中本来都有欲求；有欲求却不能实现，内心便忧愁不安。于是上天生出大贤，他确实与百姓同类，接受君主的任用：使寒者有衣，饥者有食，使劳苦者安定，使忧郁者舒畅，使他们在和乐中生活。百姓已经快乐了，他也能够因君主而快乐；不违背上天，也像从前的伊尹一样。伊尹专心于百姓，一个人不能安居，他便羞惭集于自身。到了宋代范文正，他只是像伊尹一样，先忧后乐，没有辜负自己的职位。又过了许多年，上天再次生出黄公，他能够秉持忠诚，始终如一，侍奉三位圣君直到今天的皇帝。百姓已经安定，无论远近；圣明的君主仁爱深厚，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施惠、安抚、抚摩他们，恩泽广大。黄公说：“地官本来就是臣下的职分，应该使百姓安定、得到养育；臣怎敢不早晚勤勉，恭敬谨慎，使皇上的仁德畅达，并把它施行传播开来？”他的心情至为诚恳。富贵、尊崇、显达，黄公兼而有之；但黄公不以自己为乐，只愿百姓富足。百姓生活十分富足，全都安闲欢娱；愿黄公的心，也因此得到安慰。啊，上天生育这些百姓，只让君主来主持他们，只让贤者来辅佐君主；先使百姓快乐，之后才使自身快乐。上天和君主的福禄必将降临。黄公的德行功业，伟大而杰出；国家自有史书记载，这里不能完全列举。黄公的志向所在，既深厚又淳诚；他年老而精神旺健，是国家的重臣。我作这首诗，并不是为了徒然夸说，希望最终能够成就功业，以匹配往昔的贤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引 《赐游西苑诗》引 游览西苑，是皇上赐予的恩典。共同游览的总共十五人，作诗的只有七人。这是为了歌颂皇上的德行，彰显国家的盛盛景象。起初每个人都有序文，但大意都相同，其中没有比少傅、西昌杨公的作品更详细的，所以特意抄录它，而略去其他人的。君子出仕，最难的是逢上好时代，尤其难的是遇到知遇自己的君主。诸位兼有文武才华，又处在太平盛世，君臣相得，治理的措施全部施行，皇上厚加恩礼，赐予宴饮游乐，这是应当的。我只是怎样的人，竟也有幸参与其中，确实是所谓非同寻常的幸运。我曾读《周诗》，考察周代盛衰的原因，大概在于上下之间是否相互沟通。因此君主用《鹿鸣》等诗宴请臣下，受赐的臣子就歌唱《天保》来答谢君主，难道只是举行宴会、享受欢乐而已吗？其中还寄托着期望、颂扬和祝祷的意思。上下之情相通，政治教化便能成功，这就是周武王时代所以盛大的原因。到了后来，竟然劳瘁尽力地出仕，还说“难道没有人把我当作自己人吗？”下面的情意不能通达上面，上面的恩泽不能达到下面，上下不相交，怎么能不衰败混乱呢？如今圣明仁厚的皇上对待臣下如此，不亚于周代盛世；诸位报答皇上的作品，也将日益增多、日益盛美。只是我的愚拙诚意，不免有受到《伐檀》讥刺的地方；然而怎么敢忘记皇上丰厚的恩赐呢？《诗》说：“愿天子万寿”，这是臣下叩拜祝颂的话。又说：“早晚都不懈怠，用来侍奉君主一人。”我尤其应当努力，希望能够略微报答万分之一。公务之余，我把各首诗全部抄录下来，恭敬地收藏，不是为了夸耀，而是为了表示不忘恩典。并且为此作序，阐发其中的意义，使阅览者能够详细了解。诗作进献后，于游览的第二天抄录成卷，时间是第二年的五月五日。《陈氏孝思图》引 陈氏世代以儒学为业，其中学问优长而出仕的人前后相接，是显赫的士大夫家族。洪武年间，仲述先生担任著名御史，自己说年轻时曾见过先世遗像，都是穿朝服、戴朝冠的形象，后来因兵乱遗失，于是命弟弟仲亨寻找善于绘画的人，把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画成一幅图，每年按时行礼，得以瞻仰而产生追慕之情，于是命名为《孝思图》。两位先生的心意，难道只是为了彰显前人的美德吗？也是为了勉励后代继承。自古以来，受赐姓氏、建立氏族的，都是有爵位者的子孙；祖宗的德业不是不盛大，但后来逐渐衰微，大概是因为不能接触、听闻祖先的事迹，不知道如何继承。栾氏、郤氏、胥氏、原氏都是晋国卿大夫之家，他们先人的功勋本来已经十分显赫；然而当晋国还在争强时，他们的子孙后来却沦为奴仆，难道不是忘记先人的善行，轻易糟蹋自己的身份，因此才到了这种地步吗？爵位在人世间固然可贵，但一定要以从上天那里得到的德性为根本；修养从上天那里得到的德性，然后才能在人世间获得爵位。陈氏在元代以前有许多显达之人，世代久远而更加兴盛；从这幅图看，至今又已经传了四代。几十年来，御史公的儿子仲亨先生的儿子和孙子，州判公的曾孙，相继出仕的又有六七人；他们所从事的，不过是诗书罢了。诗书是世代相传的事业；世业不废，世代的德行就不会坠落，世代的俸禄难道还会终止吗？陈氏子孙看到这幅图，应油然而生孝敬之心，更加思考如何继承，使后代绘制的图像一幅接一幅，达到十幅、百幅而仍不停止。难道这只是陈氏的美事吗？也是乡里县邑的荣耀。我只是陈氏的外甥，彼此相亲至深，互相期望长远，所以题写这段话来表达心意。《东里先生翰墨卷》引 杨氏与我、王氏世代有姻亲关系，不只是文章方面的交谊。我在翰林院领取俸禄，跟随先生三十七年，受到的教诲和益处很多。我侍奉先生，凭借亲近和宠爱，对于凡是应当说的话，都尽情直说而不隐讳，确实有过这种情况；若是无理地争吵辱骂，我哪里敢落后呢？我离开翰林院，有人说这是出于先生的意思，大概是把言语作为借口；难道旁观、旁听的人本来就能知道其中的实情吗？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今把先生平日给我的书信装裱成卷，他离开翰林院后凡是交付给我的事情，也都有亲笔短札，都按类别编排在一起。阅览者由此可以知道先生爱护深厚的心意，至于往事究竟是对是错，不值得计较。只有祝贺皇上御临新殿、册立中宫的两篇表文，都有亲笔短札，命我起草。如今检寻没有找到，等将来得到后，再续附在这里。题跋 题《雪崖金先生墓文》后

译君子对于道，贵在自己真正拥有它而已。自己拥有道，并且把它推广给别人，这是他所感到快乐的地方。我看雪崖金先生，大概就是所谓自己拥有道的人吧？先生学习圣贤之道，坚守它很牢固，实行它很笃实。他写文章，一定以义理为依据；同人交往，一定尽到诚信。对于善恶、喜好和厌恶，像黑白、东西一样分明，没有丝毫苟且。至于行义，更是奋发勇决，有没有困难、事情容易还是艰难，都不顾虑。大概他一生以古人为自己的期许，几乎确实如此啊！他担任临江府学训导时，乐于把圣贤之学向诸生讲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没有一天不挂在口中，也没有一天忘在心里。他曾说：“人有文采辞藻，并不足以尊贵；只有行为不愧于古人，才可以称为可贵。”他说话如此，那么他内心所存、所教的内容，就可以由此得到证明了。可惜先生没有活到高寿便去世了，他所教导的影响不能传得长远。虽然如此，先实行而后作文，是圣门教育人的方法，也是先生所依据来施教的。先作文而后实行，尚且不可，何况只把写文章当作事情呢？又何况连文辞都不肯致力呢？我由此深深感叹，世上学者能够像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又因此悲叹那些愿意学习却没有得到这种教诲的人是不幸的。先生去世后二十四年，他的长子幼孜担任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侍讲，凭借家学受到圣天子的知遇，推恩追赠先生为右春坊右谕德。古人所谓职位不能与德行相称的人，后代必有福泽，说的就是先生。翰林学士胡公撰写墓文，以彰显恩宠荣耀，表扬先生的美德。我读了墓文，私下里仰慕先生。然而已不能亲眼见到先生，所以题写在墓文之后，以表达我的个人心意。题《颜氏三节妇传》后 右边这篇《颜氏三节妇传》，是翰林检讨张先生伯颍撰写的，记载三位节妇为节义而死的事情非常详细。唉！确实可以称为伟大的节烈事迹了。我对此有所感触。古代的君王，德行积累在自身，充实于家庭，并推广到邦国，所以当时受到教化的人，即使是妇女，也都明白大义、守持节操，卓然有不可夺取的志向。从《诗经》的《周南》《召南》可以看出来。后世风俗的厚薄，也取决于教化的深浅，不能苟且对待。夫妇之间的义理，是天地造化的开端；如果礼法不修，常理人伦就会败坏。上面施行什么，下面就效法什么；平日安逸相处时，不知道男女有别的人已经很多了，何况处在丧乱之中呢？有的当时士大夫之家，因诗书传习日久，坚定不移，不受风俗改变，但这样的人也很少。像颜氏三位节妇这样的人，难道不确实值得尊敬吗？唉！天下人本来就有用正道引导却不肯听从的，何况可以用淫邪偏僻的道路引导他们吗？这就是我因此有所感触的原因。善化教谕是节妇萧氏的儿子，他把这篇传文拿给我看，所以我题写自己感触到的这些话，以深切说明节妇的贤德。题《文信国公墨迹》后 右边这两张文信国公的墨迹，是他的族孙绍节收藏的。文公到达汀州时，闽地大多已经陷落，宋朝的国运已经结束，他以死报国的心意已经决定。所以他给制使的信中有“与老母相见之后，就跟随先帝同游”的话。等到被拘禁在燕狱，处境可以说穷困到了极点，但他仍从容地以文章自娱，丝毫没有悲惨、悔恨和恐惧的意思。所以他的诗中有“黄土一丘，随处都是；故乡归骨，任凭耽搁”的句子。他真可称为处于困境却能通达，献出生命而实现志向的君子。可是郡人王鼎翁竟然写文章祭奠他，好像唯恐他不能死去。鼎翁大概是想成全别人的美名，只可惜没有看到这一点。假如他能看到此事，这篇文章就不会写出来了。然而迷惑的人却说，文公的死节是鼎翁促成的，这难道是了解文公的人吗？因观看这篇表文而写下这些话，用来解除愚昧者的疑惑。恭敬地题写在少师蹇公所收藏的仁宗皇帝御制诗之后。永乐初年，仁宗皇帝身在东宫，当时的少师、吏部尚书蹇公兼任詹事府詹事，辅导仁宗，早晚尽心，知道的无不进言，所进之言无不被采用。等到太宗皇帝驾临北京，仁宗皇帝监国，当时受到委托、被寄予重任的人不止一位，蹇公实际上居于首位。仁宗圣德的进益、修明善政并施及下民，蹇公匡正辅弼、赞助扶持的功劳很多。古人所说的盐梅、曲蘖、舟楫、霖雨等比喻，也没有超过这种情形。后来先尚书去世，蹇公因服丧离职，诏令不许他离开，只让他奔丧后立即回来。实在是因为一日也不能让蹇公离开皇帝左右。这首诗大概是仁宗皇帝为他送行而作，言辞温厚，恩意深切，君臣上下同心同德，从这里就可以看见，哪里只是御笔书法精妙而已呢？如今仁宗皇帝已经远去，而诗篇独自留存；仰望它，仿佛天子的容貌和日光般的光辉鲜明地呈现在眼前。这正是寄托千百年的哀思，并使人永远生起报答恩德之心的所在，难道不在这里吗？这大概也是蹇公念念不忘的心意。作为蹇公的子孙，难道不应当恭敬地铭记它吗？题《杨少傅陈情》副本后 当初，太宗皇帝巡幸北京，仁宗皇帝作为皇太子监国，谨慎地选拔忠诚贤能之人来任职辅导。如今的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当时任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讲，是其中一人。杨士奇内心诚实笃厚，操行淳正，他勤勉不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建立德行、为了百姓，从来没有丝毫私心。两位圣君都对他深加信任倚重；他所陈述的事情，大概是因为亲属缘故而不得已采取的举动。仁宗皇帝怜悯他，亲自挥笔下诏，免除京的京役而让他成为平民，并且连永昌戍守的差役也一并免除。永昌戍役并不是杨士奇敢于请求的，而是皇上特别施予的恩典；这就是所谓天地广大、曲尽成全万物。京既得以守护祖坟，安居乡里，保全家人，想起这件事总是感念不忘。今年京到北京来探望杨士奇，请求抄录当时的《陈情》副本和仁宗皇帝的御批，准备让子孙珍藏，以寄托长远的思念。后来拿给我看，让我写几句话。我看自古君臣相互知遇，像仁宗皇帝对待杨士奇这样，真是千载难逢的际遇。然而之所以能够得到这种知遇，实在只是由于诚笃淳正，都是通过学习修养达到的。杨士奇凭此侍奉皇上，报答深厚的知遇之恩，所以京得以享受这种美好福泽。由此想来，京的子孙将来想报答皇上，难道不应当努力学习吗？如今凡是隶属于军伍的人，必定会同自己的子孙一起承受无穷的影响。京的子孙既然享有无穷的福泽，那么他们报答的方式，也应当努力把这种事业继承到无穷。我家先祖曾经在朝廷任职，因获罪被贬谪到舒州；后来从贬谪名册中起用为郡守，最终去世。仁宗皇帝即位后，下诏有关部门，凡像这样的人，都除去他们的罪籍。我获得的恩幸，大概与京相同。我既用这些话勉励京的子孙，也用来勉励自己；勉励我的子弟和子孙，使他们都恭敬地铭记此事，不要忘记。题《赤壁图》后

译东坡先生被贬黄州，是因为李定等人的谗毁。两篇《赤壁赋》的用意深远。当曹操想向东进军时，把东吴看得仿佛不存在，最终却在赤壁遭到惨败。如今江山还在，曹操却已经踪影全无。那么像曹操这样的英雄，究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何况李定等人呢？先生虽然受到他们的困厄，但胸襟悠然，无论到哪里都能自得其乐；他的【缺】和直节，自然足以照耀千古，不只是文章优美而已。李定等人如今都已经溃败，像腐臭之物一样无所剩余。先生曾经痛恨曹操杀害孔北海，说孔北海像龙，曹操像鬼。我对李定等人也这样说。题惟孝先生所刻《践祚篇》后 右边这篇《武王践祚篇》是黄太史书写的。我的同乡彭惟孝先生把它刻好，安置在求志堂中，后来经过战乱，石刻毁坏，摹本也无法得到。三百年来，先生的诸孙、监察御史百链才得到这个本子，把它珍藏起来。从前苏文忠公曾说：“《典谟训诰》以后，只有这篇文章。”又感叹没有人把它流传下来，于是黄太史书写它，彭先生又把它刻下。先生难道是偶然这样做的吗？孔子说：“君子修养自己而保持敬意，从而达到使别人安定、使百姓安定，这些都是敬的功效。”《丹书》的告诫，难道只能用来告诫武王吗？凡是士人君子都应当努力。器物上刻有铭文，其中用心是很深密的。以武王这样的圣人，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唉！我由此看见了先生所追求的志向，可惜先生终究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可惜啊！题少傅杨公赠善学兄五言诗后。善学先生是我的堂兄。他考中贤良科，得到高要县县丞的职位。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公作五言诗一首为他送行。先生已经把诗装裱成轴，又让我写几句话。杨、王两家有姻亲之好，不只是文章方面的交谊。从诗中叙述的情况看，交往已经三代了。杨公以上的情况不必说。因此其中的情意和蔼深厚，显现在言辞之外。诗末所说“安抚寡妇孤儿，保全忠贞之士”，就是杨公对先生的期望。朝廷命令有司，目的不过是安定百姓。寡妇孤儿，是百姓中最困穷、最容易被忽略的人。因此君子治理政事，一定从这里开始。世上做有司而能懂得这一点的人，很少。性情强悍的人，往往急于显示自己，把百姓看作狼，把羊赶往哪里，根本不考虑他们是否安适。软弱的人则望见权势者的车尘便跪拜，随风奔走，只知道顺从有势力的人，因而扰害百姓。如果不能完全满足权势者的意愿，鞭打刑罚随即而来，连自身都不能保全，哪里还能替百姓打算呢？只有学习圣贤之道的君子，以忠诚治理国家，以正道持守自身，才能斟酌事情的根本和末节，施行适宜的政务。然而这也很难。如今杨公以此期望先生，这是杨公深厚的心意，也是先生所应当致力的。自祖宗以来，读书出仕的人，从侍从官直到府、州、县官，无不有之。他们持身端正、体察国事、忠于国家，都是家教中一向传闻的准则。只要先生更加用心，就不会辜负国家，不会有愧于祖宗，不会辱没杨公赠诗中的劝勉，我也就感到荣耀了。所以把这些话写在诗轴下方。恭敬地题写在梁氏所收藏的仁宗皇帝赐诗之后。右边这两首《重阳》《久至日》诗，是赐给翰林侍读梁潜的，都是仁宗皇帝御制的。永乐十五年，太宗皇帝再次巡幸北京，仁宗皇帝在东宫监国。如今的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当时任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左谕德；梁潜也兼任右春坊赞善，都留在京城辅导仁宗。仁宗皇帝勤勉修习圣学，道德日益更新，又特别重视文章之事。梁潜忠诚明亮、清廉谨慎，学问广博，文章雅正，他的言论多能符合皇上的心意，皇上十分器重他。这两首诗大概就是这一年赐下的，都是皇上亲自书写的。看诗中所说的内容，就知道梁潜受到赏赐并不是偶然的。后来梁潜因受牵连赴北京而去世，几个儿子又不在身边，于是两首诗都失散了。天上的云汉光辉、奎璧般的文章，必定有所依托，最终不会永远湮没。然而梁氏子孙以及所有了解梁氏的人，都深感惋惜。今年梁潜的儿子楘参加会试来到北京，追念圣上的御制诗，请吏部郎中程云南缮写成卷，让我写几句话。孔子作《春秋》来寄托王法，百世以后的人不一定亲眼见到原书，但凡经书所褒许的人，无不以此为荣耀。如今御笔虽然已经失去，但圣上的睿智诗辞完整保存下来，用来宠荣梁氏、为梁氏增光，又哪里有尽头呢？梁氏子孙还应当永远珍藏它。题《卫生易简方》后 医道，就是仁爱之道。它大概始于神农、黄帝，后来扁鹊、华佗一流的人，都使医术达到神妙境界。然而世上的君子想要广泛施行仁爱、救济众人，也未尝不在医术上用心。所以以伊尹这样的圣人来说，还论述汤液；陆宣公、许学士也都撰写医方书来流传。像这样的人不止一个。他们的仁爱施及人们，怎么可以用数量计算呢？天地生养人类，是仁爱；但天地不能使人保全生命，所以圣贤创立医学来救治夭折死亡，以成就天地的仁爱，并替人掌管生命。这种心意，大概已经同天地的仁爱相互贯通了。怎么能把医学看作小技艺呢？礼部尚书毗陵胡公起初出使四方，在公务之余，辑录各种有效的医方，共十二卷，命名为《卫生易简方》。已经上表献给太宗皇帝，准备再刻印来惠及天下。胡公的心意，大概就是伊尹、陆宣公、许学士的心意。从前有君子自己表明志向说：“得志了就做良相，不得志就做良医。”二者都能施行广泛救济的仁爱。如今胡公有这部书流传给人，受惠的人很多；又辅佐天子掌管礼乐之事，进而调节民心、和谐民声，再扩充到赞助天地、养育万物，这样以后功业才算完成。这是仁者所能做到的，也是得志者所应当做的。难道只是行医吗？所以因观看这部书，在后面写下这些话。题汪景房沈籍事后

译我读了元代翰林修撰张子长所记载的汪景房事迹，又认识了景房的后代孙秉心，因而相信仁人的恩泽确实能够流传长远。仁爱，是上天的道。君子把仁存于心中，这样就无愧于上天；那么上天对他的保佑难道会有尽头吗？钱氏归降献出土地时，作为钱氏臣下的人，谁没有考虑去留和利害呢？能够早些入朝而托身于新朝，已经是幸运了。何况奉献图籍、献出土地的臣子，取得荣显地位几乎是可以确定的。唯独景房仍怀有爱人的心，不忍让百姓再次困于沉重赋税，于是删去他们的户籍，宁愿自己抛弃富贵而陷于贫贱，使十二州百姓得到减轻税赋的利益。他的仁心如此，难道不是上天所保佑的吗？他的子孙长久而兴盛，实在是应该的。古代按十分之一征税，军国费用根据收入确定支出，因此上下都能充足。后世费用没有定制，所以往往增加税收；增加税收仍然不足，就用暴征横敛来补充，百姓困苦不堪，于是终于因动乱而灭亡。《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 如果真能节省费用、爱护百姓，哪里会有动乱和灭亡呢？钱氏赋税沉重，百姓困苦，已经有灭亡的道理；即使不献出土地，国势也不能长久。钱氏自行归附宋朝，是上天怜悯那些百姓，不让他们再次困于兵革；而钱氏也因此成就了归顺有德的名声，这确实是幸运。浙江减轻税赋虽然由王方贽促成，但如果原来的户籍仍然保存，王方贽也无可奈何。从此以后，百姓享受这种安乐利益一百三四十年；高宗在这里建立国家，百姓拥戴他，又过了一百五十年才灭亡，大概是由于祖宗的德泽留在人心，而这件事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推究根本说来，景房的功劳难道小吗？他的子孙长久而兴盛，实在是应该的。唉，后世做官的人，如果想成为宇文融、皇甫镈那样的人，还是应当以此为鉴啊！题方御史所收藏的颜鲁公《坐右帖》真迹。礼，是国家的大防线。国家不振兴，礼一定先行败坏。于是下位侵犯上位，上位也失去应有的威严，最终导致大乱。唐王朝处在动乱之后，礼制仍然被僭越到这种程度。颜鲁公的书写，正是用来扶持世道的，难道只是为了区区的座次吗？何况他的书法谨严，本来就应当让后世百代珍藏。《抑庵文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译《抑庵文集》卷十三，明王直撰，题跋 题刘先生子高所书《冠朝郭氏世录》后。右边这卷《冠朝郭氏世录》，是刘先生子高为冠朝郭存敬氏书写的，记载世系、诰词等作品，并且替郭氏订正错误、补充缺漏。到现在大概将近五十年了。郭氏的先人本来就很伟大，他们的子孙也多能有所建树；然而如果没有刘先生的文字加以表彰，也就无法使自己区别于众人。所以如今郭氏在乡邑中显著增重的声望，正可以由此得到证明。从前宋代王荆公为高阳许氏撰写世谱，那篇文章流传天下，天下人至今知道有许氏，是因为王荆公的文章。宋代像许氏这样有名望、有事业的臣子很多，然而也有许多没有流传下来，难道不是因为缺少这种文字吗？郭氏子孙应当世代珍藏它。卷中有我先祖竹亭先生的一篇跋语，而由先父琼州公亲自书写。这是子高先生在编录以前，附在原本之后的文字，如今移到这里。又知道我家先世曾同郭氏有姻亲关系，只可惜我出生太晚，来不及查明详情；因观看此卷而感慨，于是在左边写下这些话，希望彼此互相勉励，追求长远宏大的事业。题建昌赵氏官诰后 从前宋朝初年取得天下，与它共同治理国家的，都是从疏远之地选取的贤能之士。到了神宗，才开始从宗室中选拔杰出之人加以任用，并增加设置教育、培养和选举的制度。于是文武人才纷纷出现。那些不通过这种途径的人，大多只是授予爵位而不给土地，授予官名而不给实职，也是用来尊崇他们。亲亲相爱之道，在这里可以看见。历经元代直到今天，宗法已经废弃，但宗室子孙散居各地，仍有人收藏祖先的告身，足以考查他们的出身。啊，真是盛大！这份诰命是崇禧接受的，如今浙江按察佥事赵礼是他的七世祖。赵礼考中永乐十年进士，当即担任这一官职，才华名声都很显著。平民中显贵的人，子孙尚且想着如何继承祖先的事业，使其更加光显，何况君王的子孙呢？《诗》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他的德行。”赵礼应当勉励自己。因观看这份诰命，所以题写在后面，让后人珍藏。百代之后，足以凭借文献考察的东西，难道不就在这里吗？题廖氏敕命后 我年轻时曾听说廖氏有自强、伯先两位先生，都因文学而受到当时人的重视。然而伯先先生已经去世很久了。自强先生担任县学教谕，老死于家中；他的儿子我也不能在身边接受教诲，不久也去世了。这份敕命是伯先先生接受的。国初的官制大体沿用前代旧制，所以其中的称谓如此。后来才撤去国史院的隶属，把编修定为正七品，隶属翰林院，于是称为史官；先生却没有等到看见这一变化。这份敕命收藏在廖氏家中至今五十五年，子孙仍像新物一样珍藏；后世足以考证的文献，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先生的从曾孙、长沙县令子谟，是教谕先生的曾孙，他拿着这份敕命给我看，所以我题写在后面，让后人收藏。题大理丞杨复所收藏的赵松雪画像后。我曾听诸位前辈说：“赵松雪像冰一样清、像玉一样润，有超然脱俗的姿态，我心中十分仰慕他。”等到观看他的词作，气势浑厚，字迹清润，确实已经仿佛见到了他的风采；但最终因未能亲眼见到他而感到遗憾。如今观看这幅画像，他的神采伟岸，不正是《诗》中所说“仪态端庄高昂，如圭如璋，声名美好、声望崇高”的君子吗？然而考察赵公一生的大节，他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例如议论狱事谨慎，遇灾变便斥责苛政，揭发奸邪，从这些事就可以看出来。这难道是小丈夫所能做到的吗？观看赵公的人，不要只看他的外表。题曾如璋冠礼卷后 右边这卷是曾如璋行冠礼时的字辞等作品，共一卷，都是前元各位名公所作。当时曾如璋的尊父巽堂先生任应奉翰林文字，在当时有声誉，所以他举行冠礼时所得到的文字如此。经历世事变迁后，这卷作品流落到吉水王氏家中。曾如璋的从孙子启，担任詹事府少詹事，听说此事，托春坊庶子周崇述代为购买寻求。等王氏来到京师时，子启先生已经去世。恰好曾如璋的孙子子颖在吏部参加选官，却没有过问此事。我们没有不为此叹息的。如今子启先生的儿子积，又花费重金求得此卷，使一百多年以前的旧物，一旦恢复原状。曾积可以说善于继承父亲的志向。所谓故家大族，就是因为有文献可以考证。曾氏子孙应当永远珍藏它。虽然如此，冠礼辞中所祝愿的，都是人道的大义，是君子应当致力的事情，并不是只对一个人的私下言语。曾积已经行冠礼，应当牢记这些话，以继承世代的德行，然后才是曾氏的贤子孙；难道仅仅珍藏流传下来的文字就算美好吗？我与子启先生同朝为官，所以曾积请求我写几句话，于是题写在卷后归还给他。题李恪所收藏《淳化帖》第一卷后 从前米元章曾说，这一卷中汉章、晋元、晋武、齐高、梁武、梁高、简文七帖，都是同一人伪造的书迹。所谓晋武应当是孝武，梁高应当是齐高。黄长睿也说：“《千文》不是章帝所书，但也是前代人所作，只是从一千个字中集取成文罢了。”如果所谓晋武是接受魏禅让的那位，就是晋武帝，而不是孝武帝。梁高帖末写着“萧衍疏”，正是梁高祖的书迹，目录却误认为是高帝。其他可以辨别的地方还有很多。两位先生都以书法名闻天下，他们精审的鉴别和高明的见识，必定有根据。偶然观看这卷法帖，于是在后面题写这些话，使人知道前人用心考辨到这种程度，并不是随意而作。题梁先生诗后 右边是一首七言近体诗。前翰林侍读兼右春坊右赞善、西昌梁先生用之所作，用来呈给内阁三位先生：胡公是吉水人，名广，字光大；杨公是建安人，名荣，字勉仁；金公是新淦人，名善，字幼孜。三人都是太宗皇帝亲自任用的臣子，他们的文章德行受到天下人的推重仰慕，并且同梁公最为友善。梁公品行清正，像玉一样挺立，文章奇特古雅，而且常常创出新意，当时的人争相传诵。三位先生居住在机密近侍之地，在东角门以内，所以称为内阁，是普通人不能到达的地方。内阁外面是文渊阁，梁先生等人居住在那里；虽然地位相隔悬殊，但四人的情谊亲密、文章唱和的乐趣，却没有间隔。当时彼此唱和的诗大概不止这些。此诗如今由刑科给事中廖庄、字安止收藏。安止与胡公同乡，所以喜爱仰慕，不忍舍弃。诗末说到太液、广寒，大概广寒殿是前元修建的，在太液池上万岁山的山顶，当时极为华丽。太宗皇帝在藩邸时，去掉其中过分奢华的部分而保存下来，作为殷鉴，从未增加修饰；他的恭敬节俭之德可以同尧舜相比。当初太宗皇帝巡幸北京，三位先生确实随行，曾经特意奉诏纵览广寒殿。

译胡公有五言近体诗十首，各位先生都作诗唱和。梁公这首诗仍然流露出羡慕之意。安止如果又得到那些诗，把它们续在这里，使阅览者能够考察了解这件事，难道不是美事吗？梁公与胡、金二公相继去世，算起来距作诗已经二十年了。俯仰今昔，不禁为此感慨。恭敬地题写在少师杨公所收藏的御笔之后 这是一张御笔，是少师、庐陵杨公题写并珍藏的。太宗文皇帝聪明圣哲，遵循天理的正道，尽到人道的适宜之处，确实不是普通人的情理所能企及；而杨公的心意竟与之默默契合。君主明察，臣下贤良，志向相同、道义相合，由此可以看见。礼，是人类的大防，所以用来区别尊卑、辨明上下，根本在于天地的义理，开始则表现在起居出入、先后快慢之间。君主过分谦逊，下面就会失去等级；臣下过分抗拒，上面就会受到侵犯；只有恰到好处才可贵。因此，亲王虽然尊贵，也只是按照一家人的私情行事；皇太子在宗族关系中虽属晚辈，但他是天子的副贰，是天下共同尊敬的人。杨公处置这种关系，本来就应当有一定的道理。春秋时期首止之会，伯父、叔父都在场，却都不敢同世子抗礼，这是为了彰明天下共同尊崇的常道，使名分和义理确定。孝陵拜礼之事，是文皇帝睿智的裁断，斟酌天理和人事而取其中道，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尧舜之道，不过是中正而已；文皇帝之道，就是尧舜之道。杨公能够默默契合，是因为道具备于心中，本来没有差异；只是守存而不失，所以表现出来便与圣道相合。我拜读之后，谨慎地把这些意思写在后面。题东坡先生墨迹后 东坡先生在宋元丰三年被贬黄州，是李定、舒亶等人陷害他的结果。当初先生任湖州知州时，遇到有些事情不利于百姓，不敢直说，于是作诗讽谏，希望或许能对国家有所帮助。李定等人摘取诗中的语句上奏，认为是怨恨诽谤，把他交入狱中拷打审讯，想置他于死地。太皇太后曹氏对皇帝说：“从前仁宗因制科考试得到苏轼兄弟，高兴地说：‘我为子孙得到两位宰相。’如今听说苏轼因诗被捕入狱，难道不是仇人中伤他吗？应当仔细审察。”吴充、王安礼也竭力营救，于是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本州安置。他在东坡筑屋，自号东坡居士。这首诗是在天庆观观赏牡丹时所作。先生忠诚深厚，忧虑国家、爱护百姓，却没有料到小人的祸害，所以到了这种地步。然而他的胸襟高明通达，不因祸福牵动内心，因此无论到哪里都能自得其乐，从诗中就可以看见。如今几百年过去了，他零星的词句流落人间，人们得到后玩味欣赏，想见他的高尚风操和超逸韵致，只能感叹无法企及。他看待李定等人，真像看蛆虫和粪秽一样，唾骂不止。这样看来，做小人的人也可以把这作为鉴戒了。这首诗由文选员外郎曹子宜收藏，他请求我在后面题字。我反复玩味阅览了几遍，不禁为之感慨。题潘主簿墓铭后 《安福主簿鄱阳潘君景岳墓铭》一通，由前任太史、金华人宋先生撰写。潘君于洪武癸丑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去世，他的儿子烜准备在甲寅年十二月奉灵柩归葬鄱阳祖坟旁，暂时安葬在安福城南。宋先生所作的墓铭已经放入墓穴，后来烜因事情繁多，不能把父亲灵柩运回去。安福百姓深深感念潘君，也不愿让他离开，大家一同十分谨慎地守护他的墓。烜于是定居安福，直到去世。到了这时，烜的儿子多吉想到父亲的遗愿尚未实现，而潘家居住安福已经三代、将近七十年，担心后世终于忘记祖先的来历，便把宋先生所作的铭文刻在石上，置于祠堂中，使子孙知道先人的恩德，更加重视追念本源。虽然这并不合乎礼制的正规定，但他的心愿确实令人悲悯。我曾考察潘君的事迹，知道他所以终身令人不能忘怀，大概是因为元末大乱时，安福被大盗李明占据。甲辰年冬天，王师进逼，李明逃走，藏在安福。朝廷选择能够安抚平定百姓的人，任用潘君为安福州判官。潘君爱民如子，只怕失去他们。军中掠得男女百姓数千人，潘君向主帅邓卫公禀告说：“您率领天兵，是为了吊恤百姓、讨伐罪人；这些百姓也是上天的子民，应当释放他们，以慰藉民众的愿望。” 邓公于是下令把他们全部释放，交还给潘君。潘君将他们全都送还给亲戚。后来李明又反叛，聚集两万人准备攻城。潘君急忙向大府请求，得到军队和粮饷，在嘉林渡交战，贼军大败逃走。中山侯汤公又率军赶到，潘君到军门请求保护百姓。汤公很高兴，军队对百姓秋毫无犯。有人想强迫百姓充军，潘君哭着向汤公诉说：“百姓刚刚逃离祸乱和死亡，还不能立即安定下来；如果一定强迫他们当兵，他们必定又要逃窜躲藏，那该怎么办呢？”汤公怜悯他的心意，于是停止了这项议论。从此州境才安定下来。潘君召集安抚流亡百姓，赈济救助饥民，乡邑百姓才得以修复房屋，料理旧业，终于有了活下去的乐趣。他们大概像敬爱父母一样亲近拥戴潘君。潘君又兴办学校，召集其中才俊来教育他们，每月朔日、望日便亲自前往，和他们讲论经史，勉励他们成才。洪武戊申年，安福州改为县，任潘君为县主簿。他前后任职九年，治理成效超过其他县邑。朝廷嘉奖他的才能，准备提拔任用他，却还没来得及，他便去世了。唉！潘君对于百姓，竭尽心力、辛勤劳苦，把他们从危难中拯救出来，安置到安全之地，又恢复了他们诗书礼乐的旧有教化，他的德政大小由此可以知道了。汉代朱仲卿曾任桐乡啬夫，对百姓有恩，临死时命令一定要葬在桐乡；如今他的墓还在，但子孙却没有显达的人。潘君对安福有恩，不是朱仲卿所能相比的。安福百姓深切怀念潘君而不忘，替他守护坟墓，并敬重礼待他的子孙；这比桐乡百姓更为厚重，也可以看出来了。如今多吉的儿子鉴，读书考中进士，任刑部主事，因而显扬于世，使家门昌盛。大概是潘君的地位与他的德行不相称，所以天用这种方式报答他。我读了墓铭，赞叹不止，因此写下这些话告诉他的子孙，使他们永远继承善行。凡是治理百姓的人看到这篇文字，也可以用来勉励自己。题写在柴侍郎所收藏的《禊帖》后面 世上收藏《禊帖》的版本很多，只有定武刻本最好，也最难得到。如今看这一本，古法和规范都还具备，但风神稍稍衰减，大概是年代久远的缘故。然而它终究不是其他版本所能比的。善于鉴赏的人若像九方皋相马那样重在神髓，才差不多能够真正赏识它。题写在黄太史墨迹后面

译黄文节公的书法精妙，当时以及后世得到他墨迹的人，也都像珍爱合抱之璧一样珍爱，大概是因为他的德行，而不只是因为书法。这里纸上评论书法的文字，足以看出见解精深；其中说王羲之的书法，只有颜鲁公、杨少师特别达到精妙境界。颜鲁公的书法，人们说他从逸少那里得到的是筋骨；然而他的忠义之气洋溢在笔墨之间，确实足以成为后世的榜样。杨少师就是杨凝式，他的书法大多在寺院墙壁上，流传在纸帛上的极少，当时人也十分珍爱看重他。但黄长睿说杨凝式取法祖述并不久远，羲之、献之父子的笔法似乎不是这样；黄文节却如此称许他，大概一定有值得取法之处，并非虚妄赞美。可惜他的书法没有流传下来，不能因此探究其中妙处，姑且记在这里，以等待真正知晓的人。题写在李江州遗留墨迹后面 李江州的精忠大节，是足以为百世之士的。他遗留下来的物品还保存着，人们本来就应当珍藏玩赏，何况是他的诗呢？这首诗失去了所赠之人的姓名，但看它的语意，便可看出那个人的贤德以及李江州心术的光明正大。钱塘人朱子徴得到它，珍爱得如同合抱之璧。子徴真是爱好德行的人啊！我从他的儿子、礼部郎中朱晖那里得到并看到这首诗，敬仰追慕李江州其人，所以在后面这样题写。题写在段侍郎《燕集图》后面 永乐初年，朝廷恢复科举取士。太宗皇帝特别重视有文学才能的人，下诏选拔进士到宫禁中读书，学习古人作文，期望达到古人的境界才停止，共选得二十八人。如今工部侍郎周君忱请求列入其中，皇上答应了，共二十九人。我也冒昧地厕身其中，早晚恭敬畏惧，力求符合皇上的心意。当时近臣有人请求设立课程以加速他们的成就，皇上不答应，让他们从容学习。于是每月朔日、望日稍有休息闲暇，得以在酒席之间娱悦心意，并借吟诗歌颂圣德，这幅图所描绘的就是此事。其中卓然有成就、能够立身的人比比皆是，唯独我愚钝疏拙，日益陷于默默无闻，不能稍微有所贡献。即使圣上的仁德如同上天，化育万物而不要求回报，然而我的惭愧恐惧几乎使我无地自容。只好依赖诸位公卿，有的镇守方面，有的辅佐六卿，功业显赫，天下耳目所共知，希望借此遮盖我的过失。段公拿出这幅图给我看，使我羞惭，于是题写在后面，以记下惭愧之意。题写在赵驸马所收藏的晦庵墨迹上 晦庵先生足以作为百世的师表，听到他的遗风尚且会产生敬意和仰慕，何况能够看到他的笔墨呢？由笔墨而联想到他的言辞气度，由言辞气度而联想到他的德行，这是爱好贤者到了极点，也是善于学习的人所应有的做法。我在驸马赵公身上看到了这一点。题写在方仲谋所接受的敕书后面 这是知郓州平阴县、兼兵马都监方仲谋的一道敕书。宋熙宁六年十月，由右正言、知制诰吕惠卿奉行；王安国任崇文院校书，也列名在函后的署列中。我曾考察《宋史》：吕惠卿在这一年三月任翰林学士，当时王安石执掌国政，实行新法，士大夫都认为不可行，只有吕惠卿在旁支持。等到郑侠的奏疏送入，王安石感到不安，便请求离职，请求由韩绛代替自己，吕惠卿辅佐韩绛。于是韩绛任平章事，吕惠卿任参政，坚守新法不变，这大概是熙宁七年四月的事。这道敕书记载吕惠卿在熙宁六年十月任右正言、知制诰，难道是因为他亲附王安石，所以屡次升迁，史书反而略去不记吗？还是偶然遗漏了呢？王安国是王安石的亲弟弟，分教西京国子监，任期届满入朝，皇帝召见他，劝仁宗专门以尧、舜和三代为法。皇帝问：“你的兄长执政，外界议论怎样？”王安国回答：“只恨他识人不明，聚敛财物过于急迫。”意思是说王安石任用吕惠卿实行新法，使百姓受害。皇帝起初想提拔任用王安国，听到这话后不高兴，只授予他崇文院校书的职位。王安国多次说新法的弊病，极力劝谏王安石，并且指斥吕惠卿为奸佞之人。吕惠卿因此怀恨他。不久王安国升任秘阁校理，最终被罢职遣送回乡。新法实行时，山阴县令陈舜俞、陈留县令姜潜，都认为不便利，因而加以阻挠。陈舜俞被贬谪，姜潜托病离职。不知方仲谋治理平阴县最终怎样，可惜没有见到他的家传。仲谋的后代、卫府纪善永吉珍藏这道敕书，并请我题写。我观察吕惠卿、王安国的仕途进退，考察他们的作为，这正是《易经》所说的“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宋朝想不发生祸乱而灭亡，可能吗？所以题写在后面，使观看的人有所考察。题写在项昂霄妻唐氏《贞烈卷》后面 元至正壬辰年，龙泉盗贼兴起。项昂霄一家带着亲属躲入城中。贼势非常凶猛，谋划攻陷城池。守城的人先逃走，昂霄也带着全家登舟逃行。刚到新林渡，贼军突然赶到，指挥众人逼近船只。昂霄的妻子唐氏见事态紧急，便与丈夫诀别说：“您应当赶快逃走躲避；我是良家女子，义不受污辱。”说完便跳入江中，她的母亲也跟着跳入，二人都死了。只有防子被身边的人夺走，得以活下来。昂霄逃脱后保全了骨肉，想到唐氏之死，过了很久仍然悲痛。陈公甫、杨公平先生都写文章哀悼她。后来有人议论她伤害了勇气，意思是说事情还未明朗，不死也许能够无恙。大概是贪生怕死、不愿成全别人的美名，所以故意说出这种谬论。太史公说：“人固然都有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说的是临死抉择的艰难。唐氏以孱弱柔软的身躯，遭遇剽悍凶暴的贼寇；若不明快决断，想姑且慢慢设法应对，那么在一呼一吸的片刻之间，灾祸可能无法预料。等到失去贞节再后悔，即使立刻去死又有什么用呢？唐氏、项氏都是簪缨世家，对于节义一向受到教育并预先讲习，志向操守大概早已确定。一旦遭逢祸患，所以能够从容赴死，并不困难。那些迟疑退缩、畏惧退避，希望苟且保全自身，最终却不能免祸的人，与唐氏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怎么能议论她伤害勇气呢？当时陈心吾先生反复辩论，从道理上驳倒了这种说法，唐氏因此不会被世人遗忘。卷中有我先祖竹亭公、先叔祖御史公的文章，至今已经六十多年。项氏的贤能，正如所说；项氏任都府经历，又拿这卷来请求我题写，所以我在后面题写后归还给他，用来彰明唐氏的贤德，使懦弱的人听到这件事，希望他们也能够立身守节。题写在柴员外所收藏的石鼓文后面

译永乐初年，我和余姚柴君广敬一同被选拔进入翰林。讲学之余，谈论到石鼓文。广敬告诉我，他的老师赵谦先生得到了一部善本，考订为周宣王时史籀所书，毫无疑问。永乐十一年，我随太宗皇帝来到北京，才得以在太学门下看到石鼓，立即摹拓成卷。偶尔展开赏玩，惋惜其中讹误残缺已经很多。当时广敬去世已有七八年，我想求看赵先生所藏的卷本，希望稍稍补足其中的缺文，却无法得到。如今稽勋员外郎柴兰是广敬的侄子，忽然拿这卷来给我看。我读后，确实认为是善本，而赵先生的文字援引切合恰当，辨论精审详密，真是博雅君子啊！广敬纯厚谨慎、学识广博，不愧为他的老师；柴兰也很像广敬。由此可以知道赵先生教导人的方法了。这卷留在我的阁中共两个月，使我能够从容观览，俯仰今昔，因而感慨万千。于是题记在后面，归还给柴兰，让他收藏。恭敬题写在四朝所授的敕、符、诰、命后面 这是敕、符、诰、命共二十四通，都是洪武以来历代圣主所授。恩德极其深厚，荣耀极其显赫，应当让百世子孙珍藏。唯独先叔祖子启公、御史佥事的诰敕两通，因为没有后嗣而遗失，所幸文字还保存着；其余都完整如旧。既谨慎地收藏在家中，又把副本全部抄录成五卷，交给五个儿子，让他们各自收藏。闲暇时便展开观赏，感念朝廷的巨大恩赐，并设法图报万分之一。想到祖先能够得到这些恩典的原因，便思考如何永远继承下去，希望忠孝两全，才可以称为贤能的子孙。这是我深切的愿望。少詹事的诰书只有一通，而没有涉及封赠，大概是有原因的。本朝制度，五品已经接受封赠，到了三品才允许再次请求，四品不在此列。我任庶子学士时，先父已经接受知府诰书，先母获赠恭人，都是四品；妻子陈氏也已经接受五品封赠。后来升任少詹事四品，仍兼任侍读学士，在翰林参与掌管诏令文辞，因此不敢再请求。但当时也有任郎中、员外郎时已经受封赠，升任少卿后又得到封赠的人，这就取决于个人情况了。本朝当代的典章故事不可不知，担心后人对这件事有所疑问，所以一并说明。题写在程楚公碑后面 我考察楚国程文宪公的事迹，发现他具有元代古代大臣的风范，不是世上那些一味讨好取悦的人所能相比的。至元年间，他所掌用和布列于各个职位的人，大多是国人和北方俊杰，南方士人很少被任用。程公独自进言说：“治理天下，必须任用天下的才俊；如果有所偏私，便会使人得以从浅薄之处窥视朝廷。”因此南方贤才，如赵公孟頫等，渐渐被推荐任用，台、省、宪司等职务也都有人担任。因得到人才而使政治达到盛治，在这时最为兴盛。程公又请求建立国学以培养人才，及至商议实行贡举，便说经学应当以程朱为宗。又多次向皇上陈说敬天尊祖、清心正身的道理，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端正帝王心术的忠诚计策。至于进用贤才、折挫权奸、端正宪法、体恤民间隐患，也都是程公一贯的志愿和经常实行的事情。孔子所说以道事君的大臣，说的就是程公。程公有传记载于国史，有碑立在神道，记载他德业的盛大，足以流传久远。如今他的五世孙、太常少卿南云，因为碑刻年代久远而倾倒、残缺，且史书收藏在官府，不是常人能够看到的，于是重新取碑文刻石，置于祠堂，并在最前面放置程公画像，使所有做子孙的人便于瞻仰，从而生发孝敬之心。《礼记》说：“先祖有美德而不知道，是不明智；知道却不传扬，是不仁。”南云可以说是既明智又仁厚了吧！我曾读程公传记而仰慕他，如今能够拜见程公画像并诵读他的墓碑，慨然生出想要追随却无法赶上的叹息，于是写在后面，以表达我私下的景仰之情。题写赵松雪墨迹卷 松雪公在元朝政事方面的见解高出一时，史传已有记载，足以考察了解。有人却只用他的书法精妙来遮掩这些方面，这难道是真正了解松雪公的人吗？他的诗雄浑典雅，确实不是轻易可以赶上的。卷中所写的各篇诗作，往往含有《黍离》那样的故国之悲，其中的志意令人感慨。我年轻时曾仰慕松雪公的书法，希望学习它；后来看到李北海所书《法华寺碑》，又知道松雪公的书法原来出自这里。大概李北海取法于王羲之、王献之，而松雪公又从李北海那里得到传承。他们父子二人的名声，在当代成为天下以及后世所师法的对象，难道是偶然的吗？有人怀疑这卷不是松雪公所书，安成人彭圻竭力辨明这种诬称。大概松雪公在笔墨方面功夫深、力量到，随意挥洒也都能达到精妙，应当按照九方皋相马的方法来观察，不要只拘泥于外在笔迹。礼部郎中王士华得到此卷并珍藏，拿来给我看，所以题写这些话。题写在先叔祖所书春帖的下方 一副春帖上的文字是：“诗书继述千年远，绣斧巡行两道清。”这是先叔祖子启公所作，并亲自书写、悬挂在堂上的。洪武三年，公以教官身份被举荐赴京，和天下各地举荐来的十八人一同入朝觐见。当天早晨，太史奏报文星出现；等十八人觐见皇上，皇上很高兴，把他们都任命为御史，命令他们前往任职，并赐宴表示宠遇。这件事载于《高庙实录》。公任职时以刚正获得名声，皇上很器重他，越级授为广西按察佥事，升任崇庆知守。很久以后免职归乡。洪武十五年，皇帝下诏征召天下贤人君子共同讨论治国之道，命有关部门用礼物聘请先父尚书公，他也在其中。公在奉天门觐见皇上，皇帝问太极之理，公奏对符合旨意，于是授为广东按察试佥事。公很高兴，所以有了这副对句，大概是记载事实罢了。公喜爱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深得其中笔法。玩味帖上的词句，观察笔意，便可以想见他刚毅正直的气象。二十年前，我整理旧箱子时得到它，谨慎地收藏起来。算起来，这件书迹至今已有六十五年了。从前萧子云曾用飞白笔写一个“萧”字，李约赞叹它精妙，买回东洛，悬挂在书斋中，早晚赏玩，并把书斋命名为“萧斋”。李约只是仰慕萧子云其人，喜爱他的书法，便如此珍爱欣赏。我是子启公的孙辈，公亲手留下的墨迹本来就应当保护。于是命工匠装裱成轴，给子孙看，使他们想着继承诗书事业。将来有幸被任用，就应当想到帖中所谓“清”的品德而努力，这样或许不辜负先叔祖的心意，难道只是学习他的书法精妙吗？因此题写在帖的下方。作为子孙，应当世世代代珍藏，永远不要废弃。题写在忠宣余公翰墨卷后面

译这是忠宣余公所书的六张纸，写给淮东宪史李希颜。起初，余公奉命守卫安庆，便把安庆看作自己死而后已的地方，忠义的节操已经坚定得不可动摇，因此屹立为江淮的砥柱，想着消灭贼寇以安定百姓；但粮食吃尽、财物用完，无法振作士气，所以向淮东求助是理所当然的。李希颜在淮东宪府任职，余公因此托付他促成此事，从书信中倚重他的言辞便可知道。李希颜笃厚地讲朋友情谊，但力量不能完全满足余公的愿望。等到丞相贺公统领军队来到淮上，余公又四次上书，以物资空乏为由，希望得到救济，并且说：江淮不能安定，中原就不能独自守住；中原不能守住，朝廷就不能独自安定；朝廷不能安定，宰相就不能独享富贵。这一类意思，余公都详细说了，如今他的书信载在文集中，可以考察。看余公的志向，难道只是想保卫江淮而已吗？丞相应该有办法大大满足他的请求，那就好了。然而考察余公的作为，最终不能充分施展他的志向，最后与城池一同灭亡，这也就结束了；由此可知丞相和余公的关系。即便如此，余公内心没有遗憾，对天地也无愧，落到这种结局，难道只是余公个人的不幸吗？余公去世已经一百年，流传下来的书法，士大夫都珍藏袭传，把它比作南方的黄金和合抱之璧，这并不只是因为书法精妙。从前君子评论颜鲁公的书法，说颜公的笔法兼具各种美处，而忠义之气郁郁葱葱，散布在笔墨之间，应当让百世珍藏。如今余公的书法也可以这样说。李希颜后来任官嘉兴，死在那里；他的儿子李泰亨于是成为嘉兴人，学识广博，精通医术，是一位品行卓异的君子。但他没有娶妻，也没有儿子。同僚俞积之年轻时跟随他读医经，泰亨认为他奇异可爱，便把这些书赠给了他。起初共有七张纸，遗失了一张，现在只存六张。俞积之已经装裱成卷，准备留给子孙，让他们时时展开赏玩，以表达景仰先贤的心意。于是请我题写一句话，我恭敬地写在后面并归还给他。题写在《却封禅颂稿》后面 这是《却封禅颂稿》，由前任翰林学士、追赠礼部尚书、文穆胡公所作。从前太宗文皇帝在位时，太常臣子有人进言说：“古代圣人治理天下，功德盛大隆厚，就一定举行封禅礼，向神明禀告，把美名流传给万世。如今陛下继承帝位，天清地宁，百姓万物都得到发展，圣德神功古来无人能比，却还没有举行封禅，凭什么承接前代帝王的盛举呢？请下令礼部举行。”皇上说：“封禅并不是古礼。帝王后世有声望，在于他的德行，不在于封禅。”没有答应。胡公听说后说：“这是盛德之事，而大臣中有人与此意见相合，暗中助成此事。”胡公担心皇上被他们迷惑，于是根据封禅并非古礼的说法，以及后世贤君良臣所以排斥封禅、不肯实行的美德，写成文章。皇上圣明高远，真知灼见，足以破除千古谬论，成为百王明鉴；胡公当时作诗献上。皇上看后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意。”于是进言的人受到阻挠，封禅最终没有举行。君子侍奉君主，务必引导君主走在正道上，胡公就是这样。秦始皇、汉武帝之流放纵奢侈之心，以封禅亵渎惊扰天地，天地厌恶他们，他们却反而把这当作道理；这正是治国者应当远离奸佞之人，也是胡公深深忧虑的地方。胡公学问醇厚美善，心术正大，由此可见，难道只是文章雅正丰赡、令人喜爱吗？胡公去世已经三十年，他的女婿、尚宝丞宋怀拿这篇稿子给我看。我曾跟随胡公交游，对他的为人了解很深，所以在后面这样题写。宋怀应当永远珍藏它。记述刘昱的义行 刘昱是山西人，不详知他属于哪一县。起初任县吏，任期届满赴吏部，吏部让他到翰林服役，因为办事勤勉而受到众人喜爱。永乐二十二年三月，太宗皇帝出征沙漠，学士杨公、金公实随军，刘昱也随行；刘昱的弟弟同样从军，隶属于成山侯麾下。刘昱想到弟弟的辛劳，坚决向杨、金二公请求，让弟弟在帐中服役。军队经过开平时，刘昱的弟弟病了，刘昱早晚供应药物和饮食，非常勤勉，但病不能痊愈，到应昌便去世了。刘昱悲痛不能自胜，仓促间挖坑埋葬了弟弟。七月秋天，军队返回经过应昌，刘昱找到埋葬处，挖出尸体；尸体因为地寒没有腐烂，干枯得像腊肉。他想焚烧尸体，取骨带回，但找不到柴薪，于是便用袋子装着背上赶路，不敢进入营内。杨、金二公奇怪刘昱不在身边，刘昱把事情全部告诉了他们。走了六天到达开平，刘昱才找到柴薪焚烧尸体，收存骨灰。他进来拜见二公时，衣服上的污迹还在。二公赞赏他的义行，都为之悲恻。当时刘昱也生了病，于是把他留在开平，嘱咐守卫好好照料。过了一个月，他才到北京，请求背着弟弟的骨灰回乡安葬。安葬完毕后又回来，于是以生病为由告归田里。但杨、金二公称赞他不止，说：“军队出征时，人们连自己的性命都顾不上，刘昱却能这样，那么他在家中友爱弟弟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 唉，兄弟同气相亲，如同左右手，平时没有事情便彼此亲爱，到了危急患难和死亡丧葬之时，更应当亲厚，这本来就是义理所当然。然而世上那些虚妄地自称大夫君子的人，对兄弟平日非常亲爱，一旦被妇人的话迷惑，遇到像毫毛一样小的利害就立即反目，彼此像不认识一样，甚至终身不再往来，有的还互相残害；他们平时尚且如此，何况在危急患难和死亡丧葬之时呢？他们对兄弟尚且如此，何况对所谓朋友呢？他们闲暇时穿着宽大的衣服、戴着高高的冠帽，高谈阔论、眼界高远，看刘昱这样的人，确实不值得他们放在眼里；然而他们的行为反而远远在刘昱之下。唉，这是多么可悲啊！大体上，人们贵重或轻视别人，喜欢按照类别来判断；但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有德有义。由此说来，刘昱这样的人难道不确实可贵，而那些人不是非常可鄙吗？《棠棣》诗是周公所作，论说兄弟之义最为透彻。为什么人们不知道反省呢？我没有见过刘昱，他其他方面的品行也无法知道，只是赞赏他对兄弟情谊深厚，认为他与世上那些虚妄地自称大夫君子的人不同，不愿使他的事迹失传，所以记录下来。

译跋《文会录》后 这是两次文会，前后共有十八人，赋诗共三十六首，都是杨先生作序。它的言辞多么盛美啊！士君子生逢文明盛世，身处清贵之地，在闲暇时日举行会集，享受聚会的欢乐，是应当的。聚会而用文字表现出来，歌颂太平，赞咏圣德，彰明意气的和谐畅达，抒发性情的淳厚平和，也同样是应当的。从前周代，诗人用文字表现情感的作品很多。所谓“风”，是里巷民间的歌辞；所谓“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大雅、小雅，则是宴享朝会时所作的诗。以欢欣和乐来尽情，以整齐庄敬来彰显德行，并不是偶然的。到了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相见，往往赋诗来表达志向，所歌的都是这些诗，并不一定是自己创作的。然而由此可以知道政治的盛衰、人事的得失，难道是空话吗？如今诸公的诗，都可以继承二雅的盛美。千百年后，如果有人想知道圣明的德化多么隆盛和周遍、贤才多么众多，一定可以从这些诗中看出来。我和诸公多是同乡，又凭借同僚之谊相交，只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开，遗憾没有参加这次聚会。后来来到京师，有幸得到并诵读这些诗，为之赞叹不已。于是题写在后面，归还给显仁，让他收藏。跋赵松雪、虞邵庵墨迹后 这是赵松雪所书的《虚室记》和虞邵庵所书的《虚室铭》，为河南佥事刘士皆所得。我曾听长者说，松雪风度仪表秀美伟岸，神情洒脱超然，俨然是神仙中人，所以他所写的书法也超逸不凡。我在秘阁中反复阅看了数百次；即使是一片纸、一个字，起初也并不刻意经营，但精神自然流露，姿态横生，使人爱玩不止，由此可以知道他用心精勤、书写精妙。它同我见过的其他本子有些不同，但也自有美好的情致，值得取法。邵庵所书的《虚室铭》，端庄厚重而典雅，从这里可以想见前辈的风致。赞 陈公延赞 公延姓陈，名赏，是泰和人，世代为儒生。他的先父仲述先生考中洪武乙丑年进士，任监察御史，以古文名闻天下；他的清白德行和厚重声望，卓然为当时人所敬重。仲述去世后，家中没有剩余财产，只留下祖先的园林房舍而已。公延虽然孤苦贫穷，却能自我感奋勉励，每天带着书奔走求学。他的梁氏姑母最怜悯他，把他安置在自己家中，像亲生儿子一样爱护抚养，让他跟随自己的两个儿子学习。长子名用之，后来以通晓经学出仕；次子名本之，起初任瑞州府学训导，公延于是投奔到瑞州，日夜和他一起讲论切磋，长期受到熏陶。公延通晓两部经书，永乐元年中乡试，直到七年才考中进士，离家后历任刑部职务，因勤勉谨慎、廉洁正直而在当时获得声名。公卿大夫中有和他父亲御史公同年中进士的人，看到公延这样，都高兴地说：“这下御史公有后代了！”后来公延被选为广西按察佥事，到广西才一个月，正要出巡梧州，其他官员大多不愿前往。公延说：“吃君王的俸禄，怎么可以挑选便利的地方、逃避事务呢？”于是独自前往梧州，查阅吏牍两个月，早晚尽心办事，终于因劳累得病而去世。那是永乐十三年某月某日，享年【缺字】十岁。他的妻子刘氏从桂林来到梧州，奉着他的灵柩回泰和安葬。公延相貌古朴，内心也如此；他说话一定正直，同人交往没有隐瞒，尤其对亲戚故人礼意深厚。遇到事情不问难易，只要是义理应当做的，就立即去做，丝毫不顾虑个人得失。他仁爱百姓、爱护万物，这大概是他一贯的本心。只是遗憾他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就去世了。他性情尤其孝顺友爱，父母去世三十年，哀痛思慕仍如同第一天；侍奉梁氏姑母如同侍奉母亲。御史公有一个同胞弟弟，公延也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他，只怕伤害他的心意。和同宗兄弟相处，总是和乐亲切。平生不善于经营产业，内心也淡泊。起初授任佥事经过家乡时，有人劝他经营父祖产业留给子孙，公延说：“我如今有幸荣耀显达，到了家便立即做这种事，别人会怎么看我？”没有听从。谁知公延去世后，妻子儿女竟然没有可以依靠来安身的产业，这难道是天道吗？唉，公延可以说是厚道有余了。公延去世某年，他的儿子异带着画像来请我作赞。我与陈氏世代有姻亲关系，而且从小就相识，又一同中乡试，后来还曾同朝为官，情谊上不能默然不言，于是依次叙述他的事迹，并系以赞语，使观看画像的人知道他的为人。显赫的世家，生出这样的贤能人才；仁义蕴藏于心，尽情施展他的诚厚之怀。他有学问、有文章，温和恭敬、谨慎笃实；穿着绣衣，光彩辉煌，前往巡按南方，遇到合乎义理的事便去做，不顾及个人私利。苍梧之地如今已远去，悠悠不尽，我思念他的正直言语和孝友行为。难道乡里君子所敬重谦让的，不正是这样的人吗？内心真诚出于天性，若是这样的人，谁能忍心违背他？他上不愧于天，遗像在堂上，使人安置祭祀；他的精神若能感来，便会使子孙昌盛。黄母刘夫人赞 从前诗人希望人得到福禄，便用“赐给你女贤人”来祝颂。解说者认为，女子却具有士人的品行，我对此颇有怀疑。因为士君子和女子，其德性有刚柔的差异，施行于外与内的方面也不同。像《桃夭》《樛木》《采苹》《柏舟》所歌咏的，本来很美，但难道同士人的行为相类似吗？后来读《易经·文言》说：“坤极其柔顺，但发动时却刚强。”这才知道女子的德性大概也有刚柔兼备而不相违背的，只是我偶然还没有见到罢了。如今看到黄母刘夫人的事迹，更加相信我先前所说的道理，这确实是万世不可改变的。夫人的行为既不愧于《桃夭》等诗所赞美的女子，也符合通常所说的女德。至于抚养黄家的孤儿，更可见她见识明达、仁爱至极。后来她受到小人的伤害，便用身体抵挡刀刃来保全孤儿，她刚毅的气概令人凛然。最终她使黄氏家族重新振兴，能够昌盛到今天，真可以说是女子而具有士人品行，她所带来的福泽不是很大吗？不过，这并不是后世士人所能做到的，大概只有古代士人才能这样。古代做官的士人，在托付孤儿、接受遗命的时候，毅然承担责任，以安定和利惠国家，不因死生祸福而改变志意。后世士人对此感到惭愧的很多。那么，夫人的贤德在这里就已经是无法赶上的了。她逢遇圣明的时代，恩泽广泛施加；夫人因曾孙显贵，得以追赠第一品，君子都认为这是应当的，大概是上天用来报答有德之人的方式。我想到她的事迹足以作为世人的榜样，所以作赞附在她的家传后面。赞曰：显赫的黄氏宗族，内部遭逢艰难困厄，是谁保全了它？是夫人自身。贞洁、孝顺、和顺、慈爱，女子品德的美善，都集中在这位夫人身上，还有谁能超过她？孤单的遗孤，谁来主持、谁来扶助？她像鸟孵卵、张翼护雏一样保护他，使他得以施展自己的谋略。面对凶恶之人逞强，并遭到刀刃威胁，她用自身保护孤儿，智勇一齐奋发。黄氏家业危急，如同千钧悬于一发；后来声名延续、家族成立，都是夫人的仁德。贤能的曾孙遇到圣明君主，得到锦绣诰命和象征身份的服饰，追赠荣典，赐予福庆。可叹那些小人，接受托孤和遗命时，不是屈服便是改变，实在愧对夫人。哪里比得上闺门之中竟有这样的伟大节烈？我写下赞辞，告诫后来的贤哲。祭酒陈公画像赞

译朝列大夫、国子祭酒陈公，具有刚正的德行、廉厚的品行、宏博的学问和奇伟的文章。他恭敬地侍奉历代圣主，显扬任职将近四十年，卓然成为朝廷内外的声望所在。这是他的画像，理应有赞辞歌咏，使其流传永久。陈公名敬宗，字光世，是四明人。赞曰：庄严的辟雍，是天子所崇重的学府。司成官在这里主持监督，以此造就盛大功业。众多士人济济一堂，以此为效法，以此为准则；规是圆、矩是方，准是平、绳是直，以此成就他们的德性，以此开发他们的才华。出仕而任用他们，便是国家的根基；只有这位陈公，是当世俊杰。宠幸任命来自上天，于是登上朝廷班列。戴着高冠，穿着端正的衣裳，如圭如璋般美好。进退从容，随大道而翱翔。仪态庄肃，神色刚直。有法度，有经术，以此引导，以此辅翼。教化一经施行，无论大小都奋发兴起；百官各尽其职，百事都归于正。巍巍高大，足供众人瞻仰，真是光明正大的君子。神明辅助他，永远赐予丰厚福祉。愿国家万年长存，群贤共同辅佐。这是陈公的美德，也是斯文的光辉。东里先生画像赞 庄严的杨公，盛大的德行存于自身；侍奉三位圣主，忠心始终不变。文章是国家的光华，铺陈弘扬、振奋人心，能够阐明宏大的谋略，以辅助政事。早晚侍奉君侧，这就是忠臣。处身朝廷从容端庄，手执笏板，垂着绅带；行为有常法，言语有准则，众人都以他为瞻仰对象，学者都以他为榜样。和乐平易的君子，是国家的光荣。愿天子万年长久，永远厚厚地承受福庆。吴敏德画像赞 海虞人吴敏德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怀持恭敬谨慎之心，秉守廉洁正直的节操。他的议论和举止，大概保有前代贤人的遗风；同那些随俗变化、表面方正而内心圆滑的世人相比，相差太远了。这是他的画像，我为他作赞：“坚毅可信的吴公，率先以德行要求自身。圣明君主治理国家，使他能够登上显达光荣之位。獬豸冠高高耸立，是国家主持正直的人。必定诚实，必定恭敬，不欺诈，不偏激。进退雍容，端正执笏，垂着绅带。小人畏惧他，君子亲近他。从前的名臣，始终如一。神明辅助他，使福禄完备。风霜肃杀万物，而生机确实仍然存在。愿他弘大自己的施为，使皇上的仁德畅行。” 介翁彭公画像赞 他的气概浩大而刚强，行为坚定而方正；不故意标新立异，却有条理、有常法。穷究四圣的经典，精通六艺的篇章。学问达到通晓天命的境界，诗歌也日益昌盛。佩带兰草、借助蕙草，聚集成芬芳之气。施行于政教，令誉由此显著。和乐平易的君子，是众人所仰望的。我把他的遗像绘制下来，画像如今在堂上；乡邦对他的思念，时间越久越不会忘记。楚国程文宪公画像赞 楚国程文宪公的事迹，具有元代古代大臣的风范，这是他的画像。公的五世孙、太常少卿南云拿来给我看，我为之产生敬意和仰慕，于是作赞说：庄严的楚公，道德存于自身；奋身于前元，能够竭尽忠诚。上天为了世祖，厚厚地生养了这位杰出人物；有言论，有谋略，有功劳，有节烈。盛大政治的兴起，根本在于任用贤才、培养贤才的方法；以教学为先，使俊杰得到任用，以经术端正人心。国家大政由此确定，这都是程公的功劳。程公在朝廷，从容辅佐政事，刚毅不屈，摧折奸邪，打击强暴。程公在外任职，周密推行教化政理，扶持善良柔弱的百姓，如同保护婴儿。深奥博大的学问、雄浑的文章，用来启发后人，用来光耀前代的声闻。景星、庆云，祥麟、威凤，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顺应时势而行动，解下官印归来，戴葛巾，穿布衣，淡泊地休息。天下人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遗像如今在堂上，瞻仰的人都生出敬意；子孙的追思，使他的福庆绵延不绝。薛尚书画像赞 他的气质秀美而充实，容貌润泽而丰厚。研习《诗》《书》而成就声名，逢遇仁圣之君而效忠。起初担任御史，气势雄健；进而升任司寇，职位尊崇。能够明察并谨慎遵守宪章，也熟悉而娴练礼仪仪容。大概他的敬意庄重肃然，恭敬小心；佩玉声和谐铿锵，服饰端正鲜明。在圆丘之上监视礼仪，在清庙之中侍奉上帝。无论处于何种场合都没有不合宜的，相信只要有所感通，必然得到回应。唯愿神明辅助他，于是福禄从此降临。祭文 祭监察御史彭百链文 您有出众的才华，又怀有刚直之气，成为有声望的进士，成为贤能的御史，出入朝廷内外，声誉传遍四方。中途因事休假回家，应当奉养父母。是谁酿成祸根，使您陷入罪网？皇上的仁德如同上天，恩德施及广泛。您再次登上显贵荣耀之位，接受福禄，便可以安心享受了。【疑“那一”】疾病却没有痊愈，这是命运，又能怎么办呢？亲朋之间情谊深厚、彼此爱护，从前相聚的人如今已经不能再见，令人悲怆而心中哀痛。灵柩将要启程，举行祖道祭奠，斟酒一杯，愿您安然上路，归返故乡。祭太师杨公文 呜呼！上天生养贤人，是要让他们治理世事。公的出生，上天难道会没有用意吗？上天赋予您美好的德性，既深厚又充实；发而为文章，如玉振金声。永乐初年，公在机密近侍之中，光辉显赫的诏制，大多出自公之手。及至侍奉献陵，上下之间确实亲近，所进言语没有不被采纳的。您陈述尧舜之道；自宣德以来直到今日，圣明之君相继而出，对您的眷顾倚重始终如一。公所进献的忠诚，并非为自身谋私；在经筵和内廷机密之地，早晚都恭敬谨慎，像山岳一样不可动摇，恩泽施及万物。公也正是如此，谦逊退让而不自夸。历事四朝的元老，是众人所依赖的人。上天又为何忍心不肯留下您呢？九重宫阙为之哀悼叹息，恩典礼遇更加厚重，哀荣贯穿始终。何况您享有长寿，正如先世一样，把道义看得亲厚笃实。至于我这个小辈，和您家前后有四次通婚，从我在翰林任职以来，彼此情谊深厚至极。我年老而更加昏愚，不能把事情做到最后；虽未能尽终此事，往日的情谊却没有忘记。如今您已经离去，怎能不悲痛伤心？灵车向南返还，这是千古永别，献上这杯茶水，想要说话却反而哽咽。公有遗命，所有祭祀都予以辞谢；我以菲薄之物表达诚意，公请鉴察。祭母舅欧阳先生文 呜呼！我的母舅确实有盛大的德行，是乡里所尊敬的人；才华见识超群卓越，文章典雅，世上也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是儒林中的英才、州里的秀士。求学的人多如云集，他为人授业解惑，启发他们向善的端绪，拓展他们的见闻；使他们如同缠绕香草、佩带兰蕙，芬芳郁烈。可叹我这个小子，早年失去父母，遭受忧患而陷于困顿，年幼微末，如同坠入深渊山谷，几乎不能存活。舅父提携我长大，给我衣服，供我饮食，剖析事理，破除昏昧，教我读《诗》《书》，勉励我奉行道义，不要辱没清白的家门。从那以后，我才勉强能够立身处世。凭着舅父的仁爱，我见到舅父，就像见到母亲一样，心中苦切而情意亲密，本以为到百年之后仍能侍奉瞻依，使卑微的愿望得以实现。如今舅父已经去世，我呼天叩地，还凭什么能够再见？母亲的恩德尚未报答，舅父的德意也没有酬报，感伤和痛苦是同样的。面对来风长声号哭，形体留在这里而精神已随您远去，眼泪不断流下。写下这篇哀痛的心意，向着灵前遥拜，恭敬地献上一樽酒。祭姊夫杨行简文

译先公的女婿只有您一人，对我们兄弟来说实在是至亲。您家世居上园，世人称为巨室；能够振兴宗族，善于继承先业并发扬先志，施展自己的才能，享有很好的声名。您承担千金之赋、万石之征，任官既没有违失，百姓也有所依赖，远近都欢欣，小大都称【阙】。姻亲宗族归向您的义，乡里人归向您的仁；您公正而平和，说话诚恳温厚。自从我没有见到您，至今已经三十年了。我的姐姐先已去世，幸而您还在世。山林泉石的乐趣，您真正得到了它；我还希望您归来，和您做邻居。如今忽然听到讣告，您也先我而去；在无边无际的游历中，谁能测知您将去往何处？七十八岁，不能算不长寿。水远山遥，悲伤啊，又能怎么办！斟满酒杯，摆上肉食，把这微薄的祭品陈列出来，眼泪如雨般流下。焚黄祭告文 维正统十二年，岁次丁卯，某月某日，孙资政大夫、吏部尚书、直谨派遣第三子稹，恭敬地昭告祖母、赠淑人李氏的尊灵：仰想圣明之君深切体念臣下，推恩的典制必然施及臣下的先人。因此我祖母既已追赠为淑人，如今又追封为夫人，品秩为正二品。恭敬接受诰命，欣喜之情实在难以承受。谨录写黄榜，在墓地下焚烧祭告。痛念小子刚出生数岁，慈母便弃世而去，严父又遭逢困厄，家中本来贫困空乏，亲戚也无力相助，唯独依赖祖母仁慈深厚，辛勤抚养，教我读书。当时侵凌欺侮我们的人很多，我年幼无知，祖母使我不至于失去依靠；祖先的产业和坟墓，也不至于被盗取、夺去或卖掉，使我有了凭恃而能够成人立业；本房由危转安，由衰败重新振兴，这都是我祖母再造之德。如今我幸而忝列官职，却因俸禄未能及时奉养祖母，感念往昔，内心悲痛至极。幸蒙国家恩典，多次赐予褒奖追赠，德行善举所得的报答昭然可见，确实不虚。伏愿尊灵承受这一荣耀的命令，仍在冥冥之中保佑子孙，延续到永远。谨告。男资政大夫、吏部尚书、直谨派遣第三子稹，恭敬地昭告先妣欧阳氏淑人的尊灵：恭敬想到圣朝深切体念臣下，推恩的典制必然施及臣下的亲人。因此我尊母屡次受到褒奖追赠，如今又追封为夫人，品秩为正二品。恭敬接受诰命，欣喜之情实在难以承受。谨录写黄榜，在墓地下焚烧祭告。痛念母亲生我时辛劳，等我年仅数岁，便突然弃我而去；幸亏凭借您积累的深厚德行，庇护不肖之子，使我得以成人。如今幸有俸禄，却不能奉养母亲；早晚都面对您无穷无尽的恩德，惭愧自己不能报答。每一次想到这些，内心都如同被刀割。天地终有尽头，这种遗恨却无穷无尽。显赫的诏命降临，更加深了我的悲哀感伤。还祈望您恭敬承受荣命，永远保佑后人。谨告。男直谨恭敬地昭告显考显妣尊灵说：直的才华品行浅薄，不能像似父母。幸而承受上天恩宠，升任宫廷官员，这全是父母积德所致。因此又蒙受恩典，更加增添了荣宠褒奖。显考加赠荣禄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显妣加赠为一品夫人。荣耀的命令已经降临，也曾经昭告过；然而神位上还没有更改题署。怠慢失礼的罪过，实在不敢逃避。今天修饰这块旧主牌位，在新函中署上新称号。伏愿尊灵安然处于此位，享用四时祭祀，并长久保佑我的子孙。谨告。方外 送道士王贞白序 兴国县县治中的治平观，是普觉玄成炼制丹药的地方。玄成飞仙而去，后世尊奉他的道术，便建立道观来祭祀他。此地既奇特优美，所以居住在这里的往往有许多俊秀卓拔之士，王贞白就是其中之一。贞白曾经跟随如今的长春真人刘渊然学习道术，深入探究其中的奥妙。县里凡有祈祷、禳灾、求福等事，必定请贞白主持；贞白也都竭尽诚心为他们办理，因此人们多以礼敬赞美他。兴国虽是赣州所属的县邑，却和我的泰和辖境相接，所以该县的贤人刘溪逸，曾请我的祖父竹亭先生用道义教训他的儿子，对祖父尊敬侍奉到了极点。于是县里的名人秀士，大多以诗酒相互往来。我的祖父和溪逸君相继去世后十四五年，我也偶然游历那里，经过治平观，结识了道士康自成、王常清以及贞白；探访我祖父当年交游的人，只剩一两个还在，大概已经不能不产生盛衰之感了。离开那里二十多年后，我充任近侍，随驾到北京，经过德州，见到溪逸君的小儿子敬孚。大概敬孚在德州担任百户管军，很有才华和声望，他和我谈起旧日情谊，因此彼此十分欢洽。我问起当年还在世的一两个人，他们如今也已经去世了。唯独贞白等人超然于尘世之外，所以还平安无恙。我们相互感叹：难道那些劳碌于外物役使的人果然更容易衰老，而远离群体、安闲自居，才真正足以保养自身吗？去年冬天，国家举行黄箓大斋，征召天下道士，贞白也来了。事情办完后接受赏赐回去，留在德州。德州人因为敬孚的缘故都敬重贞白，便出钱铸造三清像并用金涂饰，又刻制各位神灵的神位，都髹漆并把字涂成金色。贞白将要把它们奉回观中，敬孚统领军士营造工程，来到北京请求我写文章为之增色。唉，我离开兴国已经很久了。所谓治平观，大概只能模糊记得它的所在，却不能详细说出它的情形了。因敬孚的请求，也因为赞赏贞白的为人，认为他能够精心修行以昌明道教，所以写下这篇文章赠给他，同时也说出我的感慨。

译送多宝寺僧古章南归序 多宝寺在庐陵曲塘里，林木茂盛，高大的屋脊和粗大的椽子，参差不齐地隐现于青烟翠霭之中。溪水从寺西流出，绕过寺门，细细横流；在溪上架石桥，建亭子覆盖其上，作为行人休息的地方。我的舅父家在永和，所以我曾往来经过这里，喜爱它幽静雅致、格外优美，心想其中一定住着清净修行、超脱世俗的人，只是一直没有空暇前去游览。以前我因母亲去世守丧居家，到了永和，恰好曲塘里的刘士英请我的表弟欧阳士则教导他家的子弟，于是我陪舅父前去拜访，终于游览了一次。寺中的殿堂、门庑虽不十分高大，但规制深邃清幽，远离尘迹。寺僧四五人，准备茶水恭敬迎客；和他们交谈，言语都诚恳切实，必定依据道理，大概就是所谓清修绝俗的人。后来我起复任职于京师，离开那里又过了五六年；在人事纷扰、尘土交杂之际，回想当年的游览，遥远得不可再得，这才知道山林幽深绝远之处，大概是方外之人所喜爱的，并非入世之士能够兼得。今 年古章因探望他的师父来到北京，于是凭借他的学问得到弘慈尝【阙】禅师的知遇。当时禅师正奉命主持天界寺，便任命古章为主藏；但因为禅师尚未立即南下，古章暂且告归多宝寺等待。他将要出发时来拜访我，请求我写一句话作为赠言；我没有空闲写作，但古章却不厌其烦地请求。唉，我是学习孔子的人。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古章为什么这样深切地求取我的话呢？虽然如此，我们也有偶然相同之处：我们儒家求学，贵在安静，因为不受外物扰乱，所以能够专心一意地阐明道德的奥妙，探究性命的根源；而作为佛门弟子，也以安静为根本，所以常居深山密林，守持其心如铁石，淡漠无求于世，才能探究佛法学说所达到的境界。道路虽然不同，求道的方法却是相同的。古章回去了，愿他仍然以安静来求道吧！至于佛教的学说，我不能像古章那样到他师父那里询问；他求道的方法应当不会违背我所说的原则，所以写下这些话赠给他的行程。赠太虚师为安庆都纲序 我在翰林任职三十多年，居住在北京也有二十年了。平时忙于职务，很少同外人交往。偶尔在闲暇日子出游，想找到方外之人可以与之会面交谈，以便洗涤尘世的胸怀。曾经经过城西天王寺，登上翠微山，来到圆通精舍，又经过清凉僧院。这些地方虽然优美，但想找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却始终没有遇到。因此私下感叹：惠休、文畅、齐己、亚西、与近之、来复这些人，都是人罢了，为什么竟然没有继承他们的人呢？难道都奔走于世俗事务了吗？去年冬天十二月，有个叫惠然的人登门来访，我接待他，原来是报恩寺住持达上人。上人是安庆人，最初在天宁寺出家，既已悟得佛法，又通晓儒家书籍，喜欢作唐人诗，意气伟岸，不是其他庸俗僧师可比。他对我说：“从前先大夫寓居安庆时，喜欢作尘外之游；没有事情便到寺院中来，我们一起谈论诗歌，有时整日整夜也不厌倦。后来他往任琼州知府，我曾作诗送他，因此为我诵读讲说，诗句确实造语不凡。”我既听说了他的学问，又更加看重他同我先父相交友善；而且我过去曾想求访这样的人却没有得到，如今终于得到，心中暗自欢喜而又敬重。我想去拜谢他，却未能成行。不久，上人又来见我说：“我的法属祖璬，号太虚，确实能够继承我的道法；如今受命担任安庆府都纲，冒昧请求您写一句话赠给他。幸望看在先大夫的情分上，不要推辞。”唉！我并不能真正了解佛法；上人既已悟得佛法，又通晓儒学，我自然可以写几句话赠给他，为什么却把这件事托付给我，难道认为我的话有用吗？都纲这一职务，统领一郡中学习佛法的人。他们若能自我约束、守持道法而不等待外在的表彰激励，难道人人都能做到吗？必定要加以整顿约束，然后他们的心志才能专一，所修事业才能专心，教法才能兴盛。所以都纲这一职位，关系着一郡佛教的兴衰。儒、释两家的道路虽然不同，但端正自己以端正他人，原则却是相同的。祖璬受到上人的器重，无疑能够整齐众人、振兴教法。我虽然不能懂得佛法，姑且借用儒释之间相同的道理来赠给祖璬。上人认为这样可以吗？送有中师归上天竺序 京师是天下共同的都城，其中什么样的人没有呢？文士儒者、武将和英伟豪杰之士，奇异才能、特殊技艺和方术医技之流，佛教、道教两家中所谓的真人德士，以及手持瓶子、脚穿草鞋，餐风饮露、卧于云间，不远数千里而来，以访求道术、询问学业为事的人，全都汇集于此。更何况这里有高大深邃的山水、宏伟壮丽的城阙、四方万国进献的贡物，以及礼乐、文章、制度、典则的明备，这些都是前代所未曾有的。因此高人胜士一定想来游历一次，以尽览天下的壮观，而卑陋猥琐的人却做不到。我在京师任官四十年，见过的人很多，如今又见到了有中师。有中师是长洲人，起初在练溪白龙精舍出家，侍奉白圭和尚；又侍奉南洲洽公，成为入室弟子。苏州的圆通、永定、胜感寺常常虚悬住持之位，历次推举有中住持；后来又主持杭州上天竺寺，那是五山之首，求学者多归依前往。有中深通佛道，又喜爱儒学，喜欢文章，见到名公的作品，爱之如珠玉；他的心境大概超然无所滞碍，不是拘泥于常见、被物我之念困住的人可比。他曾得到鸿胪卿杨思敬东【阙】草亭【阙】园燕游诗，大概是少师庐陵杨公和我等人所作，便喜爱地说：“这些诗不可不流传。”于是刻在石上，使它们流传久远。思敬听说后非常高兴，从此同有中交谈，越发觉得他奇异，过了很久仍不厌。有中对思敬说：“我来到京师，已经尽览天下的壮观；凡是我教门中的老师宿学，也都遍加礼敬，所得已经很多了，我将要回去了。”于是思敬来告诉我说：“从前韩、欧诸公常同名僧交游，如今有中也可以说是奇伟非凡的人，先生应该赠他一句话来为之增色。”我听说钱塘有许多美好的山水，上天竺最为优胜，常想去游览却一直未能成行，不过终究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有中为人如此，确实令人喜爱，或许他会有奇遇吧？从前苏子由作《栖贤堂记》，东坡先生为他书写时说：“借此同庐山结下因缘，希望将来入山时不至于成为陌生客人。”我对有中也有同样的心意，所以写这篇序送他。《抑庵文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一　明王直撰记

译南陵县修学记 南陵是宁国所属的县。先圣庙和学校在县治东南，然而兴建已久，修缮没有接续，日渐毁坏。宣德五年，任秉彝来到这里担任本县教谕。刚到时，他拜谒孔庙，查看学校房舍；明伦堂、东西两斋以及仓库、厨房、诸生宿舍，全都倾斜、偏侧、腐朽、破败。正殿和两庑也有一些破旧简陋之处，器物又多有损坏缺失，不能符合庄严祭祀、树立教化的本意。他心中十分忧虑，想要修补破损使它完整，替换败坏使它变新，可是没有财物来源。于是召集县中热心公益的人，请他们饮酒，并告诉他们说：“朝廷兴办学校，是为了造就贤才、美化风俗，用意深厚。南陵作为县，靠近京畿，学校却破败成这样，各位乐于行善、向慕正道，难道不能因此动一动心吗？”众人都说：“这是我们县的学校，用来教育我们县的子弟；我们不能早日筹划，竟使先生为此忧虑，请允许我们各自拿出钱财来帮助。”县中杰出的人朱道辉、叶文员、刘允迪、潘廷美、何舜卿，便各自送来大木材作为栋梁，又资助不足的费用；于是购买各种材料，召集工匠，所有所需物资，一概没有麻烦有关官府。监察御史张琦巡视到南陵，听说此事后认为很好，命医学训科刘惟先主持这项工程。县令、县丞张亨龙也出名资助各种杂役以及饮食的费用。工程始于宣德六年九月，到第二年六月完成；一切都坚固壮实、华美完善，超过了旧日的规模。又买下胡俊、陈贵的空地作为后堂，与前堂相称。凡是祭祀神灵所用的器物，几案、炉瓶、笾豆、罍爵之类，没有不齐备的。于是庙学焕然一新。今年，秉彝因事来到北京，把事情全部告诉我，请求我写文章作记，并且说：“修缮学校这件事，大概很难。经费既不敢烦劳有关官府，而自己也没有现成的积蓄；如果不是众人协力相从，不能成功。如今幸而完成了，如果不为此作记，就无法把它示范于久远；而且希望后来在这里求学的人都读书并勉励品行，或许不会辜负今天修缮学校的初心。愿先生能有所教诲。”我说：“上天生养这些人，都赋予他们仁义礼智的本性；这些本性表现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孝敬父母、敬爱兄长，是仁的根本；君臣、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则是义的结合。用礼来节制它，使各自尽到自己的本分；用智来穷究它，使各自衡量适宜之处。这样人伦之道就明白了，人从上天那里所受的本性也就充分实现了。然而人的气质各不相同，大概有人昏昧于这些道理而败坏人伦，因此才有教化。教化必定要有所寄托并加以施行，因此才有学校。所以说，三代的学校，都是用来阐明人伦的。如今兴办学校、树立教化，并不异于古代，但一定要以读书为根本。书，是承载这种道理的。读它的书，明白它的道理，深入体会并努力实行，那么贤才就能造就，风俗就能美善。然而世上那些管理学校的人，知道要通过读书来明白道理，能够深入体会并努力实行的人却很少。只拿没有实际内容的空话，想在一时之间侥幸求成，却说贤才可以造就、风俗可以美善，这能行吗？南陵自古就是强县，如今又靠近皇帝教化所及之地，并且得到像秉彝这样的贤能之人修缮学校、施行教化，那么作为读书士人，应当怎样做呢？要尽心研读圣人经典和贤者传记，明白天理和民伦本来的根本；向老师质问请益，同朋友讲习讨论；在自身上体会，在家庭中实行，再施行于乡党州闾，推而广之，直到仁义可以无穷尽地发挥作用，这才是求学的成就。这样出仕而施用，就能把自己的道传播到天下，使教化成功、风俗善美，那么三代的贤人难道还远吗？父兄、老人、长者共同协力成就这件事，并不是苟且求得外观上的美好，而是恭敬顺承朝廷的德意；朝廷本来也是这样期望乡邑中读书人的。难道可以不努力吗？秉彝名叫伦，是监利人。起初考中进士，担任监察御史；因父母年老，请求改任教官，以便奉养父母，同时尽力施教。学生中从此又有人在科举考试中显达，看这次的举动，就可以知道他们比一般人贤能。因此我为此作记，用来勉励求学的人，同时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使后日有所考察。凡是乐于资助的人，姓名没有全部载入的，就列在碑的背面。先垅图记 万安县学教谕黄先生，是闽地永福人。黄氏世代是本县的大族，宋代有名叫定、大资、泰的人，凭文学和忠诚受到君主知遇，在当时很有声名。后来又有名叫提叟、均寿、则敬的人，都有隐逸的德行，他们就是先生的曾祖和祖父。先生承继世代美德，凭文学出身，成为教官，离开故乡已经很久很远了。他的先世安葬在冲溪、小阳、古岸的原野上，不能亲自到墓下拜扫，经历风雨霜露的变化，心中大概有所悲恻感动，于是绘制成图来寄托心意。因他的学校训导郭承来请求我作记。我说，君子对于自己的先人，大概没有什么不尽力思念的：看到宫室，就想到先人曾居住在那里；看到车马，就想到先人曾乘坐它们；面对池台的高低深浅，就想到先人曾在这里垂钓游玩；看到林木的茂盛幽密，就想到先人曾在这里休息安卧；看到书，就想到先人留下的手泽；看到杯圈，就想到先人留下的口泽。眼睛所接触到的事物会引发思念，心中所保存的思念，就是亲人的精神所在。何况丘墓是他们体魄所藏之处呢？怎么能不思念？思念而不能亲自到达，就绘图来寄托这份思念。像黄先生这样，可以说是孝了。我曾听说，古代诸侯列国分封，所以做官的人能够不离开祖坟。到了春秋时期，即使孔子也周游天下；所以他修葺防墓时，题记说某某，说明他是东西南北各地的人，不可以不加以辨识。何况如今是天下大一统的时代，有志于推行道义的士人，应当怎样自处呢？由此说来，士人出仕，关键在于立身行道，不辱没先人罢了，难道一定要早晚守在墓下吗？如果有人负责洒扫祭守，那么离开故乡也是可以的。那些不走出乡里、早晚守在墓下的人，甚至想着砍伐墓旁松柏来做木材，想着剪除荆棘来当柴薪，更严重的还有想着挖掘先人所藏之物的。与离开坟墓却能使先人显耀相比，其中的得失是可以知道的。黄先生担任教官，用孝悌之道教导别人；所谓能够立身行道、不辱先人，即使不绘制丘墓图也可以，但他仍然如此勤恳，大概正因为图画常常呈现在眼前，思念便长存心中，所以怎么会有片刻忘记孝道呢？这幅图大概也有所帮助。那么观看这幅图的人，孝敬之心也可以油然而生了。

译和乐堂记 我县童用和居住在铁溪江边，那里有山水登临的胜景。他为人开朗爽直、快乐平易，对兄弟友爱，同乡党和睦相处。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一定审察是否合于道理、是否合于义，其他事情都不能牵累他的心，所以总是安乐自得。乡里的士人朋友都一同称赞感叹，于是给他的居所命名为“和乐之堂”，大概是取他的字和他的品行作为名称。今年他的儿子彦伦来到北京，把这些情况全部告诉我，请求我作记。我曾读子思的书，因此懂得“和”的道理。所谓和，就是道得以实行的状态，大概是顺循自然、不相违逆的意思。人一生下来，无不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天理所在。顺循这些关系去实行，达到无论处于何种情形都适宜，这就叫作和。和就会在其中产生快乐；但是把它推到极致，确实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君子对此则有一定的准则。如果果真在自身实行而有所成就，在家庭中和睦，并把这种和推广到乡里，就可以称为一乡的善士，胜过乡里众人。像用和这样的人，确实应当受到乡里士友的称誉。这样说来，用它来命名他的堂屋，不也很合乎实际吗？用和居住在那里已经很久了，我过去曾经经过那里，看到他的房屋美好、田地肥沃、人物俊秀茂盛，宾客来往不断；重重山冈，层层山岭，平坦的沙洲，漫延的流水，烟云、竹树、风【阙】、水鸟，都能在脚步所到之处得到，足以赏心悦目、使情怀舒畅，我心中非常快乐。离开那里三十年后，童氏的居所已经毁坏又重新建成，所谓“和乐堂”，只能想象它所在的地方，却不能知道详情了。那么如今作这篇记，难道能不对往昔有所感慨吗？我又曾思考：快乐是由和产生的；和就快乐，不和就不会快乐。世上以才力自负的人很多，然而他们违背道理、悖逆义理，内心同兄弟相互仇怨，对外又对乡党愤怒嫉妒，因此奔走在忧患的道路上，一生忧惧不安的人也不少。像用和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君子所崇尚的吗？况且和不只是能够使人快乐；从自身推及家庭，再推广到乡里，那么和所达到的范围就广大了。以诚心持守它，长久实行它，那么万物寄托于这种和之中的，也一定会受到感应而有所回应。花朵并蒂，树木连理，禽鸟相互喂食，都是和所造成的。用和还要努力坚持到底啊！彦伦循循有礼而谨慎整饬，同他的弟弟十分友爱，乡里人没有不喜爱并厚待他们的，大概是受他父亲教化的缘故。那么我所说的感应和回应，或许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了。将来南归时，登上这座堂来验证吧。姑且为此作记，以等待那一天。勅书阁记 君子处理事情，只有合乎义罢了。所谓义，就是使万物各得其所。万物各得其所而没有任何违逆，那么义就达到极致了。私利大概是损害义的东西；只专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及别人，那么乖违、争斗、凌辱、侵犯的风气就会兴起，这哪里还称得上义呢？孔子说：“君子以义作为根本。”我因此知道，作为君子必定以义为重。何况上位者以仁德感化天下呢？前些年，朝廷修养民生的政策，想到水旱灾害没有定期，百姓的粮食有时会供应不足，于是命令有关官府拿出库中钱财买粮，以备赈济。富民能够开仓出粮帮助官府的，将姓名全部上报。永新的贺祈年和他的弟弟贺引年曾因急于行义而闻名乡里，便商议说：“我们幸而有多余的积蓄，也已经用来救济众人了。如今天子担忧百姓或许缺粮，预先为此作准备，我们难道可以不奉行诏令吗？”于是立即拿出二千石粮食交给有关官府，让官府自行收取、发放。县令把他的姓名上报朝廷，朝廷派使者带着诏书旌表他为义民，用羊酒慰劳，并免除他家的徭役。祈年拜受赏赐后，建造重屋来收藏诏书。屋顶翚飞如鸟、形制华美，巍然高出云霄之外。游人行旅仰望赞叹说：“这里是诏书所在，是实行义行所造成的。”于是祈年的名声在当时更加显著。名，是实际的表征；有了这样的实际，名声必然归于他。朝廷宠称他为“义民”，难道不合乎实情吗？贺氏的先祖本是越地人，贺知章的第四代孙贺凭担任永新县令，死在任上，于是就在这里安家。后来贺氏家族中有人凭才干武略著称，有人凭文章显达，辅佐郡府、治理县邑的人接连不断。祈年的父亲仲昂甫尤其轻视钱财而看重道义，世上的大公巨卿、伟人名士多同他往来，并且有文字交往。祈年能够奋发实行义行，大概是有父亲启发他的缘故。因此君子把继承世代德行看得可贵。义，是人心共同具有的；君子也是人，谁不乐意行义呢？难道只有贺氏如此吗？这座阁建成后，凡是见到或听到这件事的人，都将激发共同的善心。开仓出粮帮助官府，使预防年荒的赈济能够扩大皇上的恩赐，使百姓不致失所，那么仁义的恩泽就洋溢而周遍，唐虞三代难道还能超过它吗？祈年来到京师，把阁记的事托付给我，所以我写下此记，既是为了更加彰显祈年，也将用来劝勉后人。

译西亭记 永乐二十一年秋八月，吉水人萧鼎升来到京师，拿他所建的西亭请我作记。大概他的祖先如渊曾经在居所西面建亭，前面正对群山，下面俯视池水；佳木异卉排列种植，交错繁茂。凡是老师朋友讲论学问、宾客来往之处，都聚集在亭中；兴致油然而生的赋诗吟咏之乐，常常在饮酒之后发作，大概是当时的一大盛事。亭子废弃已经很久，鼎升于是就在旧址上重建，说：“我要继承我的祖先。”唉，鼎升可以说比一般人贤能了！只是我郡中有许多大族，历史久的有五六百年，近的也有三四百年。当它们兴盛时，高楼杰阁屋脊翚飞，宽广的房屋和丰大的厅堂鳞次栉比，衣服相互辉映，车舆马匹彼此争高，确实可以说很美盛。然而兴盛必然衰败，兴起必然毁坏，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那些华美的房屋、盛大的宾客、吟咏的风流、管弦的繁盛，如今都已经变成荆棘丛生的荒场、樵夫牧人的废墟，只听见鸟兽哀鸣和精怪呼叫。如今遇到圣明之世，沐浴深厚恩泽，衰败的重新兴盛，废弃的重新振兴，革除萧条鄙陋的风气，恢复太平盛世的宏伟景象，难道只有一座西亭吗？然而能够想到继承祖先，像我所见的鼎升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多得呢？古人论孝说：“继承先人的志向，述行先人的事业。”鼎升大概懂得这个道理了吧。虽然如此，所谓继承和发扬的重大意义，并不只是建造房屋罢了。凡是存于心中、施行于事情上的，都能够无愧于前人，这才可以。因此居于祖先曾经居住的地方，就应想到他曾在这里宴饮游乐；走进这座亭子，就应想到他曾在这里上下登临。要想到祖先志意所在之处和行为事业留存之处，勉励自己去做他所做的善事，断绝他所告诫的恶行，这才可以称为善于继承和发扬。所以，亭子重新建成，本来未必值得记载；但说到思念继承祖先，这就确实值得记载了。《诗经》说：“继承祖先的足迹。”鼎升应当以此自勉；至于“早晚恭敬谨慎”，就是我勉励鼎升的意思。大概不恭敬，那么所有继承祖先的事情，都不过是苟且敷衍罢了。若是这样，事物的兴废、成毁又有什么定数呢？所以我写下这些道理作为记，使他把它放在墙壁之间时时观看，用来自己勉励。种德堂记 武进人章孟昭，世代居住在芳茂山的马泽桥。他的祖父华甫、父亲文达，都靠务农置办家业，在乡邑中有声望。到了孟昭和他的弟弟仲昭、季昭，家业更加富裕，但他们都读书循理，从未因此自我夸耀。他们曾说：“我们兄弟能够立足于今天，全靠祖先的德行。譬如治理田地，前人勤劳耕种，后人才能得到它的果实来食用；我们兄弟难道可以忘记吗？”于是给居住的堂屋命名为“种德”，是为了彰显祖先的美德，希望早晚看见它，便想到如何继承。户部主事潘有贞因此来请求我作记。我说：“子孙看待祖先，就像水和树看待本源。江河的源头深远而不枯竭，然后水流才能奔放广大，越过万里而流到大海；松柏生长在高原上，所依托的土壤肥沃深厚，然后枝叶才能舒展畅达，长到数围乃至大围，历经千年。所以说，根本深厚，枝叶就茂盛；源头遥远，水流就长远，这个道理本来就是如此。”章氏传到第三代孟昭兄弟，仍然没有失去前代的声望，说不是祖先种德的结果，难道可以吗？所谓“种”，就是敷布、施行的意思，也是施及他人的意思【原文“以及”后有疑误】。他们周济穷困、救助贫乏，救济别人的寒冷饥饿、免除别人的困苦，大概是做过这些事的。既然能够施惠于人，就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报答；他们的子孙如此兴盛，正是应当的。然而德行必须先具备于自身，然后才能施加给别人；他们忠信诚实，不违背仁义，这一点可以知道。孟昭兄弟宣扬祖先的德行，并谋求将来继续继承，难道能不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吗？居于仁德、行由义道，这是他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仁义虽然是人人共同具有的，但只有敦厚根本、崇尚实际的人，才很少会失掉它。因此田野之间也能出才德出众的人。孟昭兄弟在耕种农作之余，更加取来圣贤的书籍阅读，仁义的积累更加深厚，施惠利人的范围更加长远；那么福庆恩泽施及子孙，将会长久而更加兴盛。譬如播种而收获，收获后又继续播种，连续不断，那么章氏子孙的兴盛，难道只能算一代吗？所以为他们作记，使他们悬挂在墙壁之间，每天观看，用来自我勉励。承恩堂记 永丰浮潭的杨氏从吉水湴塘迁来，大概是南唐虞部侍郎杨辂的后代；诗书礼义代代相传直到今天，子勗已经这样做了很久，因此家族更加兴盛。去年朝廷修养民生，考虑到可能发生水灾旱灾，预先为此作准备；朝廷派遣御史督促有关官府，发放府库钱财，增加粮仓中的粮食，以作为储备。有百姓拿出粮食帮助官府的，全部上报。子勗感念皇上的仁德而奋发行义，拿出二千九十石粮食交给有关官府，用来准备赈济借贷。御史把这件事上报朝廷，皇上下令降下诏书旌表他为义民，派使者持诏到他家，用羊酒慰劳，并免除他的徭役。子勗拜受赏赐后，高兴地说：“圣上的恩德不可忘记。从前苏子因喜雨而给堂屋命名，如今我所受到的恩惠，就是雨露的恩泽。”于是给他的堂屋命名为“承恩之堂”。但他年老不能行动，便命儿子启恕到宫阙前拜谢，并且让他来请求我作记。我说，仁义是人们共同具有的，财利也是人们共同喜欢的东西。若道理不足以胜过欲望，人对于本来应当施舍帮助的人也会昏然不动，强硬地不肯顾念，所以有人看见自己的亲戚濒临死亡也不肯拿出一文钱，更何况普通人呢？只有君子能够见义勇为，毫不顾惜计较；即使有千钟粮食、百镒黄金，也能在一旦需要时全部交出而不吝惜，这是因为义胜过了私欲。何况上位者以仁德感化天下呢？传中说：“从来没有上位者喜好仁德，而下位者却不喜好义的。” 那么子勗难道不是笃实行义的君子吗？有人说，范忠宣麦舟的故事，大概是范文正公先有义举，而由范忠宣完成；子勗父子也是这样。这话不对，杨氏的义烈有比这更大的地方。忠襄、文节的声名，天下没有人不知道，历经数百年仍然令人凛然生敬，仿佛具有活泼的精神。他们先前所建立的功业既然已经如此，那么倾倒粮仓来周济别人的急难，本来就是他们义行的余泽，也可以说是善于继承先人。假使子勗的子孙由此继续充实扩展，更加思考如何继承前人的美德，居家时使义行在乡里广泛流布，出仕时使义名显著于国家，那么古人所说的建立德行而足以不朽，不就在杨氏家族身上吗？所以写下这篇文章交给启恕，让他回复给尊父，并悬挂在堂屋墙壁之间作为记。

译勅书阁记 虎溪萧氏是吉水的世代旧家，深受诗书仁义的熏陶。宋代时，家中有很多显贵人物。静轩先生曾在信国文公尊府的革斋中与文公有师友之谊，因此信国文公对萧氏执礼非常恭敬，这一点当时的文章墨迹中有记载可考。数百年来，提到有文献传统的世家，必定会说虎溪萧氏。况且萧家过去财产丰厚、粮仓充实，积蓄多至数万。如今虽然似乎不如前人，却仍不是一般人家所能相比的。文志甫是虎溪萧氏中杰出的人物，常常拿出自己的余粮救济供养乡里，使乡人依靠他而不至于困乏，大家都归附并感念他的恩德。正统五年，皇上即位已经六年了，德政教化广泛推行，天下和谐，但仍担心水旱灾害不能按时预防、百姓生活多艰难，于是下诏命有关官府广泛储蓄粮食，以防备歉收；富民中有捐出粮仓资助官府的，应当表彰其义举，并免除其家徭役。文志甫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志愿，我本来就常常这样做。”如今皇帝一心养育百姓，必定要使他们都能丰足而不失所，这大概就是像上天一样的仁爱，我怎么能不更加努力呢？于是立即拿出二千石粮食交给官府，并设置仓库储存，由官府自行收取和发放。有关官府将此事上报，朝廷赐下敕书，表彰他为义民，并赏赐羊酒慰劳，免除他的徭役。这时文志甫去世已经三年了，他的儿子东铉拜受赏赐后，建阁珍藏敕书，说：“这是天子的仁德，也是我父亲的义举。”敕书的光彩灿然，不仅是对萧氏子孙的宠荣；百世以后的人想知道圣朝仁爱百姓的德行，难道不也可以从这里得到证明吗？楼阁落成后，东铉于是通过翰林学士钱先生请我写记。我赞赏文志甫明白义理，东铉又能深厚笃实地思念君亲，大大彰显了这种美德；这些事情都不能不记载。况且我曾私下感叹，世上的名门大家，他们的祖先并不是没有厚重的品行和义举，但到了子孙一代，却往往因贪利而丧失了这些美德。有的人一心只顾自己，不肯拿一文钱周济亲戚，更何况普通人呢？又有的人掠夺财物来封闭自守，不顾别人的死亡；因此大夫君子有的依据正论贬斥他们，有的依法惩办他们，使他们自身受辱，也辱没了祖先。这样做对得起子孙吗？如今这座楼阁巍然高耸，直入云霄，敕书就在其中。居民和行旅之人仰望它，都会感叹和追思；皇上的仁德与文志甫的义举，使百姓受到恩泽、使祖先增光，大概没有一刻会被忘记。东铉真是贤能啊！所以我为他写下这篇记，也借此警戒那些身为人子人孙却不能这样做的人。《恩荣堂记》君子之所以使自身获得荣誉，必定有一定的道理。做君主的掌握赏罚的权柄来驾驭臣下，看到某人应当得到什么，就施加相应的恩赏；这样做了，荣耀就会随之而来。然而上位者必须戒除滥施恩赏，下位者也不应以苟且取得赏赐为可贵。必须出于义，然后才真正足以称为荣誉；否则，人们只会在表面上附和他，而不会在内心认同他。因此，君子以义为根本。新淦的何用高，正是所谓勇于行义的人。正统五年，朝廷修明养民政策，下诏命各地官府多积粮食来充实仓库，使即使遇到水旱灾害，百姓也不至于饥饿。富裕大户中有能捐出仓粮来帮助官府的，应把姓名上报。用高高兴地说：“我承受祖宗留下的福泽和朝廷休养百姓的恩德，又有幸有些余粮，过去就常常拿出来救济众人。如今把它全部交给官府，使官府自行掌管收支，不是更加幸运吗？”于是拿出二千余石粮食交给官府。县令把这件事上报，皇上下令赐敕表彰他为义民，赏赐羊酒慰劳，并免除他家的徭役。用高拜受赏赐后，又非常高兴地说：“我只是奉行天子仁爱百姓的意旨罢了，哪里敢以义人自居呢？可是皇上竟这样宠爱表彰我，这难道不是可以防范的吗？”于是整治正堂，将敕书层层包裹，珍藏起来，把堂命名为‘恩荣之堂’。今年，他的儿子善言来到京师，通过中书舍人金辅伯请我写记。我听说，孔子说过：‘君子以义作为根本。’又说：‘使万物得到利益，就足以调和义。’做君子的人，必须以义为根本，而行义又必须以有利于他人为可贵。世上有人贪恋财货，沉溺于私欲，看到亲戚危急死亡也不肯施舍一文钱，这样的人尚且有，何况普通人呢？何况施舍千钟粮食的人呢？他们哪里懂得什么叫义？用高感念皇上的仁德，又担心乡人饥饿，以至于倾倒仓廪、倒空粮囷，丝毫没有顾惜，真是深得孔子教诲的意味。敕书的褒奖，使他本人荣耀显达，也使他的家族光大，难道不是很相称吗？何氏的祖先世代居住在新喻清水洲，是宋代状元昌言的后裔；后来迁到新淦竹城，又迁到如今的凤山，世代都有显贵官宦，诗书礼义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到了用高，更加勉力于孝友忠信，在乡里显著地拥有义名，这不就是所谓世代继承并发扬美德吗？所以我为他写下这篇记，使他的子孙以及乡里登上这座堂的人，仰望如云汉般的文采，思念如雨露般的恩泽，也都能够受到激发而奋起。

译《敕书阁记》兴国是赣州所属的县邑，和我的家乡泰和接壤。那里有许多良田沃土，富裕大户收取田产收入，以石计算的粮食多达数千，而且大多崇尚礼义，喜欢拿出余粮救济别人。鳌源的王彦诚，就是其中一人。彦诚去世后，他的嗣子子宇兄弟仍以忠厚好施闻名乡里。正统五年，圣明天子修明养民政策，担心水旱无常，不能不预先防备，于是下诏命有关官府拿出府库的盈余，扩大仓库储粮，使即使发生灾害，百姓也不饥饿。富民中有能拿出粮食资助官府的，一概不要拒绝，并分别列出姓名上报。子宇听到命令下达，立即拿出二千余石粮食交给官府，让官府自行收支，用来周济贫困者。有关官府上报后，皇上下令赐敕表彰他为义民，赏赐羊酒慰劳，并免除他的徭役。子宇建造重檐屋宇供奉敕书，将敕书层层包裹珍藏其中，命名为‘敕书阁’。今年他带着儿子叔鉴来到宫阙下谢恩，请我为此写记。水旱灾变，是上天的灾害；尧、汤的时代也不能完全避免。只是圣人能够预先防备，所以即使遇到灾变，百姓仍能保持正常生活。后世君主不能想到祸患而预先防范，稍微遇到水旱，百姓流亡、转死沟壑的就很多了；虽然说是天灾，实际上也是人的政事没有尽到。我太祖高皇帝特别重视养育百姓，曾经拿出楮币，命令天下官府多积粮食，以防备歉年，使天下百姓都得到供养而不失所。如今皇上又重新实行这项政策，正是《诗经》所说的‘继承祖先的功业’。子宇能够拿出粮食帮助赈济借贷，大概是因为上位者喜好仁爱，下面的人也一定喜好行义。凡是有实际功德的人，名誉必定归于他；用‘义民’的名义加以褒奖，真可以说与他的实际相称了。把敕书珍藏起来给子孙看，这大概是百世的荣耀。这座阁建成后，巍然高出群屋之上，荣耀的光彩和美好的气象映照在山水之间。乡里的老人长者仰望欢呼说：‘这就是敕书所在之处，也是行义所带来的结果。它一定会激发人们共同向善的心，那么乡里的普通百姓也将永远得到好处了！’因此写下这篇记。《奉慈堂记》奉慈堂，是闽县主簿丁玉润山奉养母亲的堂屋。润山幼年丧父，依靠母亲权氏抚养、教育，到长大成人，于是建堂奉养母亲。他早晚侍奉在母亲身边，顺应她的起居，观察她的脸色，调节衣服和寒暖，准备甘美的饮食。后来参加贤良方正科，被授予闽县主簿，又把母亲奉养在任所，用俸禄恭敬地供养她。这时母亲将近七十岁，面容苍老、头发斑白，在上面享受福气；润山戴着高冠、穿着盛服，面容温和、神色愉悦，在下面使母亲享受快乐。母子欢乐喜悦的情意充满一堂，士大夫都以此为荣。把堂命名为‘奉慈’，是因为只有母亲居住在这里。岁时吉日，宾客亲友捧酒祝寿，可以来到这里；其他时候则不可以，用来表示专一。父母对于子女，就像天地对于万物，生养成全的恩德极其广大，没有什么能够报答。区区奉养口腹身体的供给，不过是用来报答万分之一罢了，而君子却要尽心尽力去做。但我听说孔子说：‘孝道开始于侍奉父母，中间体现为侍奉君主，最后完成于立身处世，这是其中最重要的道理。’侍奉君主的忠心，就是侍奉父母的孝心；所以能够侍奉父母，就应当把这种心意转移来侍奉君主。至于能够卓然立身，行为不违背正道，使人追溯到父母的贤德，这就是成就父母、使父母获得荣耀的君子之孝，哪里还有比这更高的呢？润山善于侍奉父母，根本已经立定了。在圣明天子寻求贤才、谋求治理天下之时，他承担治理一百里之地和百姓的责任，对君主尽忠，施恩惠于百姓，这些都是将侍奉父母的孝心推广开来的表现。正道在当时得到施行，名声流传后世，父母也因此获得荣耀，那么对于孔子的教诲，他可以说没有辜负了。这难道不是润山的志愿吗？我的亲戚梁叔蒙和润山都由贤良方正科入仕，如今叔蒙任候官知县，二人关系友善。他来到京师朝见，托我为此写记。我赞美润山的孝行，又想勉励他去完成孝道更大的方面，所以写下这篇记。《敕书堂记》君子对于义，不是为了有所求才去做；如果是为了有所求才去做，就不是义了。然而上位者一定要褒奖显扬他们，这是为了劝勉天下行义的人。劝善奖赏的制度一实行，人们就都会争相行义，义的恩泽也会遍及天下。正统三年，朝廷修明义民政策，下诏天下郡县都积粮防备水旱，富民中有能捐出仓粮帮助官府的，应把姓名上报。于是好义的百姓争相拿出粮食准备赈济，永新的贺孟琏就是其中一人。孟琏居住在县里的琥溪，是当地大家族；他的父亲叔瑀凭借资财富足而雄居乡里，尤其因为好善急义而在当时获得声名。到了孟琏，仍然继承父亲的风范，拿出二千余石粮食交给官府，并且为官府建仓储藏。县令亲自掌管粮食收支，乡里普通百姓中缺粮的，都依靠这些粮食度日。事情上报后，皇帝派使者持敕书表彰他为义民，赏赐羊酒慰劳，并免除他家的徭役。孟琏拜受赏赐后，自己想到：‘我只是恭敬承受皇上的恩德，知道拿出粮食罢了，哪里敢求取这个名声呢？’可是敕书竟这样宠爱表彰他，这是多么幸运啊！于是把敕书供奉在正堂，层层包裹珍藏，命名为‘敕书堂’。乡人来到这里，没有不起敬仰、起羡慕之心，并发出自愧不如的感叹。到了这时，孟琏命令兄长的儿子辄来到京师，通过他的姻亲、翰林编修刘定之向我求文作记。屈原说：‘善行不是从外面来的，名声也不能凭空造作。’义是扎根于内心的东西，由内心发动而显现于外。有实际功德的人，必定有相应的名声，这是本来就如此的道理。孟琏由义行而兴起，义民的名声归于他，这不是很合乎实际吗？我听说贺氏的先祖有一位升卿，和周益公是朋友；宋孝宗时，他被举荐为贤良，因为周益公得到皇帝的宠幸，皇帝亲笔题写‘读书楼’三个字来宠荣他，当时人都认为是荣耀。如今孟琏因行义而著名，又蒙天子赐予敕命，沐浴在灿烂回旋的云汉之光下，山川草木都仿佛充满喜气。这座堂，正好与过去的读书楼前后辉映，都是贺氏的荣耀景观。孟琏可以说没有辱没祖先了。后世如果再有人继承这种传统，那么贺氏的光彩和盛大难道会有止境吗？

译《节孝堂记》节孝堂，是龙泉教谕萧孔资奉养母亲的堂屋。奉养母亲的堂屋命名为‘节孝’，是为了彰显母亲的德行。母亲孺人曾氏，是已故翰林侍讲学士鹤龄的女儿，也是兄长、赠翰林修撰梅岩先生的女儿曾氏。曾家是泰和的儒学世家，闺门之内有礼法，所以孺人在家是贤女，十九岁时嫁给同乡萧【缺字】为妻。萧氏也是名门，素来有德行善举，孺人很适合这个家庭。当时公婆还在堂上，家产并不十分丰厚，因此供奉甘美饮食、办理祭祀、接待宾客以及公私各种需要，都要靠家中供给。孺人以勤劳节俭辅佐丈夫，没有一件事不合乎心意。三十四岁时【缺字】去世。孺人侍奉长辈、抚育晚辈，都没有失当之处。公婆赞美她孝敬，常常称道她。六亲中的舅父去世，她治办丧事完全合乎礼节。丧事以后，对婆婆更加谨慎周到。婆婆常年患痢疾，病情久治不愈而越来越重，孺人日夜侍奉在旁，送药送饭，没有丝毫厌倦懈怠的意思。婆婆去世后，也按照礼节安葬。乡人没有不认为她难能可贵的。孔资跟随舅父学习，学成后任霸州训导，便迎接母亲到霸州，用自己的俸禄奉养她。少师杨先生听说后说：‘这是节操和孝行两方面都做到的人。’学士先生于是用这个名称给她的堂屋命名，但还没有人写记。这时，孔资任司训满九年，得到龙泉教谕的职位，又将奉母亲到龙泉奉养。他请内兄、监察御史防蕳来请求记文，说：‘先父不幸抛下我们这些孤儿，而我的母亲历尽辛苦独自立身。所谓节孝，难道是侥幸能够做到的吗？只是希望先生赐下一篇文章，使这件事流传后世，这才是不幸中的幸运。’唉！妇人的道义，在于从一而终，这是她最大的节操。守节不变，是因为不忍心让丈夫死去；不忍心让丈夫死去，又把孝心尽于婆婆，也是天理本来如此。世上的妇人，有的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而这位孺人做到了，难道不是贤德吗？天理存在于人心，本来没有彼此的区别；但有的人不待教导便能做到，有的人要教导以后才能做到，这是禀性气质的不同。因此古代圣王表彰善人、区别恶人，树立良好的风尚，用来激励天下行善之人。把堂命名为‘节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世上的妇人登上孺人的堂屋，听到孺人的德行，便激发起同样向善的心，这对于教化风俗的益处，难道小吗？孔资担任教官，急切地宣扬母亲的善行，用来规范社会、教化风俗，这是把治家之道推广为教化。倘若他在自身勉励修德，想着成就父母，使人受到他的德行熏陶，都成为善良之人；这些人出仕之后，又各自发挥作用，那么对教化风俗的益处，难道不是更加深远而广大吗？所以为此写下记文，让它悬挂在堂上，使孔资每天观看，以此自我勉励。《龚氏祠堂记》昆山龚氏居住在驷马泾北岸，到如今的工部郎中龚理已经七代了。他的曾祖父曾经建造祠堂祭祀祖先，永乐年间因不慎失火而焚毁。龚理的父亲思斋追念祖先的遗志，又在正寝东南重建祠堂，并且更加谨慎地举行祭祀。经过多年，祠堂日渐腐朽蛀坏。龚理的兄长珩和弟弟琚商议改建，就在旧址稍向北的地方建造，大体位于正寝东面。祠堂宽敞宏大、幽静深邃，比过去更加壮丽。正统十一年九月完工，将祖先牌位奉安在四室，按岁时献祭享祀。到这时，龚理来告诉我说：‘建祠堂，是先祖的志愿。如今我们兄弟有幸能够完成它，希望您为它写记，使之刻石流传后世，或许可以无穷无尽地继承下去。’君子孝敬父母，没有不用真情的地方；其中尤其慎重的，只是安葬和祭祀罢了。所以父母去世安葬时，必定要招魂归来；举行虞祭使神灵安定之后，就把牌位迎回安置在宗庙中。但日子一久，距离越来越远，人也会忘记，而孝子慈孙的内心却不能忘记。时节到了便思念，思念了就一定要表达诚意，举行祭祀，这就是所谓追念远祖的道理。然而古代祭祀一定有宗庙，宗庙规模的大小要看爵位的高低。到了后世宗庙废毁，孝子慈孙没有地方伸张尊祖敬宗之心，君子对此感到惋惜，于是产生了祠堂的制度，从庶人以上都可以祭祀四代祖先。厚重人伦、改善教化的意义，实在盛大啊！然而如果不是笃厚孝道的君子，也没有人能够这样做。龚氏到如今已经七代，祠堂多次修建并更新，难道不是前代有笃孝的君子开创了先例，所以后代有可以效法的吗？不过，祠堂制度是朱子所阐明的意思，其中仍然有礼法。龚氏子孙遵守这种制度，实行其中的礼仪，对内尽到诚心，对外准备齐全祭品；献祭享祀之时，肃穆庄敬，仿佛看见祖先，隐约如同听见祖先，诚意既然真实感通，祖先便会降临享用祭祀，赐给他们福祉，这不是长久有益吗？龚理凭借通晓经学考中进士，历任主事直到今天，官职和才干名声当时闻名，朝廷的褒奖和追赠已经及于他的父母；珩和琚又凭借孝悌勤俭振兴家业，我知道龚氏的兴盛还没有止境。所以一并记下这些事情，作为祠堂记，也借此勉励龚氏后人。

译《世彩堂记》君子为自身招来福气，难道是偶然的吗？德，是人从上天那里得到的东西。既然从天那里得到它，又能守护它而不丧失，这就叫顺应天意。顺应天意的人，上天本来就会保佑他，使他长寿、年高、健康、安宁，子孙众多，享有丰盛、亨通、安乐、盛大的福气；这就是上天用来彰显其德行的方式。成周时代的诗人歌咏君子，既祝愿他长寿无疆无期，又进一步说明他所以长寿的原因，说‘美好的德声没有止息’、‘德声这样兴盛’，意思还没有说尽。又把话说到‘保养安定你的后代才算完’的程度，难道不是认为有德的人固然可以得到长寿，但还必须使子孙保全、繁衍、兴盛，然后才算是完整的福气吗？多么善于称颂君子啊！如今刘氏用‘世彩’给堂命名，也和《诗经》的意思多么相似啊！刘氏在宋代是仕宦家族。嘉定年间有一位厚南，官至朝请大夫；他的父亲钝斋先生以承议郎致仕，德行声望在当时很高，遇到庆典，又多次加封至朝请大夫。他活到九十岁，孙子曾孙满堂，身体康健强壮，像年轻人初次过生日一样；他的几个儿子大摆酒席，合奏音乐为他祝寿，一门四代身穿绣衣交相辉映，金印紫绶等命服灿烂辉煌。县令率领同僚和士绅君子都来祝贺，欢乐之声震动乡里，于是把堂命名为‘世彩之堂’。凡是能够作诗的人，都为此歌咏。永乐年间，刘氏有一位名叫本的人考中进士，官至翰林；韩宪王曾问起世彩之事，说：‘这是一个时期的荣耀，也会光耀后世。’于是重新题写‘世彩堂’匾额，让它悬挂起来。从嘉定年间到现在，世事屡经变故，值得感慨的人事不知有多少，但‘世彩之堂’却独自保存下来，这难道不是真正光耀长远、永放光彩吗？而他的子孙遵循诗书礼义的教诲，考取科第、登上显贵荣耀之位，大概历时越久越加兴盛；从这一点尤其可以看出德行的作用。我听说孔子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谓‘积’，就是不断前进、永不停止的意思。前人的德行已经很盛大，做子孙的必须思考怎样继承其根本并使它更加深厚。如果不断进取而不停歇，那么福庆恩泽流传给后代，就会绰绰有余。主客郎中垔，是刘氏中杰出的人物，又请我为堂作记，所以我为他写下这篇记，也借此勉励他的后人。《筠庵记》彭君百链曾在武山山麓买田，建屋居住，又在庭院下种竹，说：‘我将要在这里终老。’当时百链担任御史，凭才干和品行受到世人重视，功名富贵不断逼迫追逐、使他不能放下，因此最终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如今他的儿子汭和兄弟居住在那里，读父亲留下的书，耕种父亲的田地，培植父亲种下的竹子，说：‘这是先人亲手种植的，怎么敢忘记呢？’于是把住处命名为‘筠庵’，来到京师，请我写记。孝子对于父母，想到他们居住、防护、欢笑、言语、志向、心意、快乐和爱好，仿佛父母仍在眼前；那么，这所居室就是汭寄托思念的地方。居处、护持、欢笑、言语、志向、心意、快乐和爱好都不忘，父母也就没有真正亡故。难道只是看见竹子才想起它是父亲亲手种的吗？竹子这种植物，具有君子的德性：清洁而不污浊，挺直而不弯曲，聚居在一起却不争斗，独自挺立也不畏惧，经历风雨震击和凌辱而不失本性，遭受严霜大雪和严寒也不改变节操。有道的君子，正像这样。御史君种下这些竹子，大概是要同它们比较德性。汭触景生情而产生思念，也会更加思考其中的道理吧？我听说，君子继承父亲，根本在于德行；他的德行能够像父亲一样，那么父亲就有了继承人。《卫诗》的《淇澳》篇赞美武公的德行，从德行不断进步直到达到成就，始终都借竹子起兴来歌咏它，可见竹子本来就不是寻常花草树木所能相比的。汭进到堂上，退下来观赏竹子，思念先父的恩泽，又吟咏古代贤人的诗篇；如果他增进德行的功夫能够达到从容而合乎礼法的境界，那么汭就可以成为贤人，而御史君也就有了真正的好儿子。往年我和您一同游览武山，遍观那里的胜景，都想谋求一个归老之地，而您先得到了它，却没能稍稍实现归隐享乐的愿望。如今我将在山南筑室养老，和这里相距很近。思念您却不能见到，见到汭就如同见到您。因此为此写记，以勉励汭取得成就。汭会从我的话中有所收获吗？《荣锦坊记》临川的荣锦坊，是监察御史张士贞的居所所在。士贞在永乐辛丑年凭明经科考中进士，天子准备重用他，让他在家乡等待次第任用。乡里的父老把这比作衣锦还乡的荣耀，郡太守曹侯琏想使他的住宅不同于一般人家，以此激励郡中的士人，于是从乡里的大门筹集钱财，建坊表彰，题名为‘荣锦坊’。这是宣德元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事。临川原本是文化典籍之邦，当地人勤于求学；每逢宾兴之年，带着才艺到官府应试的常有几十人，因此前后显贵的人接连不断。士人的风气已经如此，但如果想激发百姓，使他们争相努力学习，若没有可以使他们仰望、并且早晚不断看见的事物，也有时会懈怠。这就是曹侯的意图。既然如此，曹侯之所以为他建坊表彰，难道只是替张氏考虑吗？过去常衮任福建观察使时，礼遇当地士人，风俗因此发生巨大变化，文学之士多得可以和中原相比。曹侯这样建坊，那么临川人将没有不勉励学习的；继张士贞之后奋起的人，应当多得数不胜数。若真如此，表彰激励的功效难道还小吗？但我听说，古代君子致力于自己的道，并不是想把它强加给别人；后来有人推举他们来给世人看，使人产生敬仰羡慕之心，这也是君子不能停止的事情。然而，一个人的名声流传远近，必定要看他的实际；实际越大，声誉越宏大，这是自然的道理。汉代王烈凭借隐秘的德行享有天下声望，当时人把他的乡里命名为‘君子乡’；郑康成学问品行足以做人师表，人们把他的乡里表彰为‘郑公乡’，直到今天还称颂不止。那些与此不同的人，都已经湮没无闻，或者还受到后人的讥议。由此说来，便可以知道君子对于实际德行，应当做到什么程度。士贞值得表彰的地方，曹侯已经替他表彰了；他还应当更加努力修养自己的实际德行吗？假使他的道德充实于自身，功业在当时显著，人们对他没有非议，那么将来受到天下后世表彰的，就岂只是一个乡里、一个时代的荣耀而已吗？君子应当致力于宏大而长远的目标；如果稍微退让，满足于次一等的成就，就不是自重之道。我对士贞的期望就是这样，所以趁他请求写记，便写下了这篇文章。

译《进思堂记》明威将军、指挥佥事和阳纪侯在安庆任职时，官吏士卒关系融洽，四境安宁，于是修整自己宴居的堂屋，题名为‘进思’，是取孔子‘进思尽忠’的话作为名称。纪侯派人来到京师，请我写文章作记。他说：‘我的先祖遇上国家兴盛的时运，能够效力奔走，官列四品，承担镇守一方的重任，而我实际上继承了他的事业。朝廷的深厚恩德，我不敢忘记，早晚思考用什么来报答，并使祖先的功业永远保存，也只有尽心尽忠、毫不懈怠，才或许可以做到。这就是我给堂命名的意思。’安庆是古代舒州的地域，地处大江之滨，紧邻京城，又扼守黔蜀、荆湘、交广、豫章等地的要冲，是天下的重要镇地。做将帅的人，必须安抚士卒，使百姓和睦，必定要有忠于君主、热爱国家的心，才能胜任；这就是纪侯在这里受任的原因。忠，是臣道的根本，就是尽到职责所应做的事而不顾及个人私利。自古以来，君主必定以此要求臣下，臣下也必定以此侍奉君主，因此功业在当时显著，名声流传后世。纪侯镇守此地，凭借英伟的资质、豪杰的才能，与同僚协调共事，通晓政务体制，无论大小事务都必定尽心尽力。那些连片扎营居住、排列店铺生活的人，大概没有不受到他的恩惠。太宗皇帝北巡时，纪侯多次因被选拔而随行，制服强悍的民众，在漠北树立威信，其中大概有纪侯的功劳。他的忠心已经如此，却仍然恳切地自我勉励。像纪侯这样的人，哪里是一般人所能赶得上的呢？汉宣帝时，赵充国担任将领攻打先零，皇帝让他便宜行事，有人对此表示为难。赵充国说：‘诸位只是讲究文书辞令来保全自己，并不是替国家作忠诚的谋划。’又说：‘这是什么不忠的话？’还说：‘英明的君主是可以同他讲忠言的。’赵充国的内心从未忘记忠诚，最终平定边疆、使国家获利，所以画像被列于麒麟阁，百世流传称颂。如今纪侯的内心也正是赵充国的内心，他的福禄荣名将要和赵充国相等，难道只是使祖先功业长久保存而已吗？如今制度规定，有功之人的子孙都世代承受其爵位，这就是所谓与国家共同享受安乐、永世无穷。假使纪侯的子孙登上这座堂，都把纪侯的心当作自己的心，都勉励自己尽忠，那么显贵爵位传给后代，难道不可以世代相继吗？这也是纪侯的志愿。所以我为他写下这篇记，不仅是为了彰显他的美德，也借此勉励他的后人。《具庆堂记》监察御史李大用把奉养双亲的堂屋命名为‘具庆’，向我请求写记。他的父亲存敬，敦厚守本、崇尚实际，恭敬而能够谦让；母亲刘氏温柔仁惠、贤淑善良，使家庭和睦，宗族受到感化，乡里以她为榜样。大用担任御史，以端正敦厚、勤勉谨慎闻名当世，朝廷赞许他。于是追溯父母的贤德，封存敬为御史，封刘氏为孺人。二老面容苍老、头发斑白，身穿命服，光彩相映；李氏宗族和乡里的老人长者，没有不相互祝贺、认为荣耀的。堂屋所以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这些事情。从前孟子谈到人的最大快乐，把父母都健在列为第一。父母都健在，大概是人人非常希望的事。然而父母在世的人有的是，至于身体健康强壮、没有灾病，并且能够享用儿子的俸禄，却很难。享用儿子俸禄的人有的是，至于能够得到封爵的荣耀、接受宠爱褒奖的赏赐，在当时显耀、在后世增光，就更加困难。如今大用的父母兼而有之，这难道是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达到的吗？这是天意。上天这样厚待李氏，难道又是偶然的吗？我听说《尚书》说：‘行善，上天就降下各种祥瑞。’存敬修养自身、教化家庭、成为乡党表率的地方，就是善行。善行本来就是上天所保佑的，那么他从天那里得到的福报，怎么会不丰厚而完备呢？世上的人有的凭借智力奔走一生，终身谋求微薄俸禄，想求得一个最低的官阶都不可得，只是不知道应当以行善为要务罢了。既然如此，存敬难道不是所谓修养自身的天爵，而人爵也随之而来的人吗？我又听说，大用的曾祖父谦，在元代做御史大夫；祖父克名，隐居而行义，常常救济乡里。这些人都有惠及他人的善行。存敬能够继承它，大用又能够承接并发扬光大，如此一来，上天怎么会违背李氏呢？譬如松柏，生长在高原之上，上面有甘美的雨泽滋润，下面有肥沃的土地培育，长到树围百尺、高达千仞，这是道理必然导致的结果。如此说来，存敬的福气大概还没有到尽头吧！大用名笴，担任御史将近九年；他用来荣耀自身、显扬父母的事业，还应当继续进步，那么这座堂所象征的福庆，难道不会更加丰厚而完备吗？姑且为此写记，以等待将来的发展。《资爱堂》资爱堂，是毗陵的钱梁溪奉养母亲的堂屋。梁溪出身毗陵仕宦家族，他的祖父本道曾任兴山知县，父亲原礼早逝，母亲朱氏辛劳抚养、教诲他，所以梁溪终于有所成就。如今他虽然年老，仍然健康强壮，没有疾病。梁溪早晚带领妻子儿女准备物品，恭敬奉养母亲，面容温和、神色愉悦，能够使母亲心中欢喜，所以堂屋取了这样的名字。我的朋友、兵科给事中刘仕拯请我为此写记，我以不认识梁溪、又没有空闲写作来推辞；但仕拯多次来催求文章不止，我于是进一步思考这件事。梁溪既然能够爱敬母亲，又和我与刘仕拯有交往，并且把堂命名为此，大概是取意于孔子。孔子的话，天下人都能诵读；但能够真正接受并实行，才是善行。梁溪知道以孔子为榜样，必定不是世上那些鄙陋狭隘的人所能相比的。如果不为他写记，恐怕就不是人情所乐见的事吧？做子女的，谁没有父母呢？母亲慈爱而缺少威严，这是母道的常态，何况在寡居独处的时候呢？寡居独处而只能依靠儿子，温柔抚养、百般呵护的情意就会更深；在这种情意更深的情况下还能不耽误儿子成才的，实在很少。梁溪的母亲早年守寡，爱护梁溪而又能够教育他，使他有所成就，难道不能称为贤母吗？既然如此，梁溪爱敬母亲，用甘美食物使她口中愉悦，用轻暖衣物使她身体舒适，顺应她起居行动的需要，使她心志意趣快乐；凡是爱敬亲人的事情，没有不尽到极致的，这也是孝道本来应当如此。孔子说：‘把侍奉父亲的心思用来侍奉母亲，而爱心是相同的。’梁溪不能把爱敬尽于父亲，幸而母亲还在，他把爱心用于侍奉母亲，难道不会悲痛地思念父亲吗？这样说来，梁溪的内心也是苦涩的。我又听说，爱亲人不能不尊敬亲人；爱亲人也必定要爱护自身，尊敬亲人也必定要尊敬自身。把爱敬完全用于侍奉亲人，同时厚实自身，就不会辱没生养自己的父母，又能够成就自己的美名，这才是孝道中重要的方面。我想勉励梁溪去完成孝道更大的方面，所以写下这些话回复他，让他把它悬挂在堂上。

译《环秀堂记》距离浮梁县城最近的地方有个叫田西的地方，大概是山水汇聚之处。峰峦层叠秀美，远近相连，隐约像一个巨大的环。长溪的水从其中流出，深处像凝聚的油脂，浅处像漂浮的白练，曲折向东流去，清澈得连细毛都能看见。这是全县的胜景之处，李氏世代居住在那里。如今监察御史遵安的堂屋正好处在胜景之中，于是把它命名为‘环秀之堂’，请我写文作记。我认为山水的胜景，是隐士所喜爱的。那些富贵得志的人，居住有宽广屋宇、宏大堂室的安适，出行有雕饰车轩、文采华美车马的荣耀，入朝便垂着绅带、端正笏板站立在大廷之上，退朝则享用美食、喜爱声色来愉悦朝夕，没有一件事不如意。他们对于山水之乐并非不喜爱，即使喜爱，也不能兼得。只有幽居之人和守正之士，在当时仕进不得志，于是退居后以此为乐，披览苍茫山野，横渡清冷水流，俯视急流险滩的奇景，仰观山崖的秀丽，以此使内心畅快。虽然不如富贵者的娱乐，但各自都能得到适合自己的快乐。李氏出自唐代卫公的后裔，曾经通过科举入仕，簪缨世家的显贵地位从未断绝。到了遵安，终于担任风宪重任，承担监察耳目的职责，大概不是隐士了。然而他仍然没有忘记这座堂，难道是认为富贵的欢乐和山水的乐趣可以兼得吗？既然二者不能兼得，却还这样眷恋，岂不是不合乎仕宦之人的道义吗？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孔子说：‘有智慧的人喜爱水，有仁德的人喜爱山。’人禀受天地的精华而出生，仁与智本来就是人所具有的；借助外物来成就自己的美德，这就是君子所谓善于学习。因为山的安静厚重、不随意移动，便用来敦厚自己的仁德；因为水的周流不息、没有阻滞，便用来扩大自己的智慧，使自己不被私意所改变，最终达到能够广泛施用而不会穷尽的境界。这本来就是做官的人应当努力的事情。遵安的心意如果确实出于此，那么他成为贤良御史就可以确定了。否则，连绵的山岭、断绝的深谷、回旋的水湾、曲折的洲渚，是虎豹栖居、虺蜮藏身的地方，即使说它们美丽，也终究会有厌倦的时候，怎么能对学习有益呢？愿以这个意思作为记，或许可以成为增进德行的帮助。《孝感堂记》孝感堂，是监察御史禾川刘性善奉养亲人的堂屋。性善的母亲王氏，在生下性善五个月时，父亲便把她送走；当时外祖父邦仁考中明经科，任朔州知州，便带着她赴任。性善渐渐长大，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常常流泪呼天，希望见到母亲，却始终不能如愿。母亲在远方辗转生活二十年，才回来。辛巳年，性善访知母亲所在，前去探望她。母子二人号哭悲痛，几乎不能活下去。当时性善已经被推选为县学弟子员，便每月拿出廪膳的一半来奉养母亲，又日夜向父亲哭求，希望恢复母子关系，言辞情意恳切，有足以感动人的地方。父亲怜悯他，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性善便把母亲迎回，建堂奉养。乡邑士大夫认为性善的孝心能够感动父亲，使母亲得以回来，于是把他的堂命名为‘孝感之堂’。性善后来担任御史，不能亲自侍奉母亲，却始终思念不忘，于是请假回家探望，准备拿俸禄和赏赐中的余钱，使亲人尽情欢悦。我向他说明了堂名的意义，他请我为此写记。我认为，父母和子女本来是由生育关系形成的，各安其位、享受奉养，这是人伦的常态。不幸因为乖离冲突而失去常态，却能够积累诚意、尽力行孝，委曲周旋、顺势调和，使关系最终恢复正常，这不是善于处理变故的人不能做到的。如果说这是天性善良的人，也可以称为真正孝顺的人吗？天地，是万物的父母。阳气过盛、阴气潜伏，万物哪里能够顺遂自己的本性呢？有至人凭借恳切真诚的心，申述殷切不已的祈祷，于是和气应合，甘雨降下，万物中那些枯萎衰败的，都蓬勃地复苏起来。天这样高，地这样厚，却还能够感通到这种程度，何况父母这样的至亲呢？那么，有人不幸遭遇这种情况，终身怀抱忧戚，不能在一天之内实现自己的心愿，难道不是他的真诚孝心还没有达到极致吗？这样看来，我对于这座堂，怎么能不深深赞许而又重重叹息呢！从前朱寿昌找到被休弃的母亲，奉养她，苏东坡先生写文章来劝勉那些有父母却不能奉养的人。有父母却不能奉养，和一定要寻找到父母来奉养，他们的贤与不肖相差太远了。那么，如今有像这样的人，超过了这种程度，难道不应该羞惭脸红、警惕反省而有所觉悟吗？所以我写下这些话作为记，希望对于敦厚人伦、美化风俗有所帮助。

译佚老堂记 金华陶仁存，在旧居东边建了一座堂来安闲休息，给它命名为“佚老堂”。他的侄子陶永成在国子监任职，从前曾和我共事，如今在东宫任职，是我最了解的人之一。间或来拜访我，把这件事告诉我说：“我们陶氏在金华是世代居住的旧家，研习诗书的传统由来已久。叔父大概是族中的贤者。他正当壮年时，常常勤勉振作，有所作为。今年已经六十岁，子孙足以替代他的职责，田园的收入足以供给他的费用，山水的清幽旷远足以供他游赏，亲戚往来、宾客拜访，足以成为他早晚的娱乐。这些就是他用来使自己安逸的条件，希望先生为此作记。”我说：“人禀受阴阳之气而出生，所以有动静的节律。万物在春天发生、夏天成长，这是阳气的运动，是仁德的显现；到了秋天成熟、冬天收敛，就是阴气的静止，是功用的收藏。人有耳目口鼻和四肢的欲求，又处在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长幼之间。人在年轻时，用来经营世务、应酬交接的事情，哪里能有一天停止呢？到了年老而疲倦时，从前苦心劳神而从事的事情，大概就可以实现了。于是退身休息，放纵身心而享乐，这大概是人道的常情，也是阴阳的道理。仁存大概就是所谓安于常道、顺应自然的君子吧？可是我看世上能够这样做的人很少。人的欲望没有穷尽，而外物能够满足人的欲望却有尽头，所以早晨起身，夜晚思虑，孜孜不倦地忙于事务的末节，纷纷扰扰地奔走在得失之途，却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老了。这能称为懂得义理和命运吗？然而这只是贪得无厌、没有羞耻之人的行为。总的说来，厌恶劳苦而喜好安逸，是天下人共同的心情。有人想要安逸却得不到，便喧嚣躁动，丧失了乐于生存的心，什么坏事都做，秦、隋末年就是这样。所以君子虽然以依循义理为贵，却尤其看重是否生逢其时。如今天下太平，四方异族归向教化，不用兵革，年轻人能够尽力于衣食，老年人都能够得到优厚的奉养而嬉游。像仁存这样的人，虽然安乐地处在常态之中，实际上也是沾受了天子最仁厚的恩泽。这样说来，这座堂难道只是陶氏的一处美好景观吗？我听说古代称赞尧的话说：‘只有上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如今能够看到的，就是康衢老人歌咏太平之类的事。从这些事情，就可以推知那伟大功德的一点了。仁存身逢圣明之世，沐浴深厚恩泽，安然处于无事之中，酒足饭饱之后，把这种情怀表现在歌咏里，一定会有继承康衢歌谣的人。永成，你应当慎重地把这些话记下来，希望万世以后还有人可以考察。这就是记。仰日堂记 丹阳人河彦澂凭借精通医术，隶属于太医院，在当时很有名望，因此得以在东宫侍奉仁宗皇帝。然而河彦澂为人谦逊谨慎、温和厚道，从来不曾自认为与别人不同。如今的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先生当时任宫臣，曾经患病，河彦澂为他诊治，很快痊愈，于是两人结为深厚友谊，彼此往来。后来杨先生留在北京，就空出馆舍来接纳他。我也和他住在邻近的地方，有急事便相互求助，关系很好。他的儿子河俊住在南京，听说彦澂将要回去，于是建了几间小堂，说：‘父亲回来，我将在这里奉养他。’可是彦澂未能回来。去年河俊来探望父亲，把这件事告诉我。杨先生给它命名为‘仰日之堂’。我说：‘河浚，你知道给堂命名的意义吗？太阳，是君主的象征。古人称接近君主为依傍日月的光辉。如今你的父亲凭医术侍奉君主，不能离开朝廷早晚，这就叫依傍日月的光辉。然而他离开你就远了，道路遥远，山川阻隔，你不能见到他也是理所当然的。抬头仰望，只能看见太阳，看见太阳，就好像看见父亲在君主所在之处。每天早晚仰望它，就仿佛常常在心中见到父亲，难道不是很大的安慰吗？古人有仰望浮云而思念亲人的，狄仁杰就是这样。’ 如今你与父亲相隔遥远，把思念寄托在太阳上，意义大概也就是如此。人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枝干。所以有了身体的人不敢忘记父母；不忘记父母，就不敢轻视自己的身体。如果轻视自己的身体，却说‘我能够不忘记父母’，这不是君子的孝。如今你仰望太阳来寄托思念，那么父亲的容貌仪态便俨然如同在眼前出现；由此一来，你每说一句话、每迈一步，都好像父亲正在上方注视着你，因而不敢违背道理。这样就不只是不忘记父亲，也不会辱没父亲了。这才是君子的孝。太阳，是阳精；阳的德性是仁，行医治病也是仁道。你奉行父亲的教诲，推而广之并发扬光大，使自己的心始终不违背仁道，让所有患病疼痛的人都得到恩惠，人们将会说：‘幸好有这样的父亲教导他！’这样不但不辱没父亲，又能够成就父亲的美名，这是最大的孝。这样做，才不辜负给堂命名的意义，难道只是寄托遥远的思念而已吗？你一定要努力。’河俊起身拜谢说：‘先生的话是对的，我岂敢不努力！’我于是知道河俊可以成为一个好儿子，便把这些话写下来送给他，让他悬挂在堂的墙壁上作为记。

译望亲楼记 桃源人彭士英的母亲孺人去世，葬在居所东边，已经很久了，但他仍然悲哀思念，不能释怀，于是建楼来眺望母亲的坟墓，说：‘我的亲人埋葬在这里，如果她的魂灵回来，或许有幸能够见到她吧。’于是给楼命名为‘望亲之楼’。今年他来到京师，哭泣着告诉我说：‘我刚出生时，母亲因此得病，虽然卧在床上，仍未停止哺养我；过了很久，病情加重，不幸终于到了大故之日。我的出生，恰好成了给母亲带来祸患的原因，我的罪过太大了。父母无穷的恩德既然不能报答，我怎么能停止悲哀思念呢？这就是建楼的原因。我冒昧请求先生为楼作记，希望您能有所教诲。’我说：‘死生、寿夭，是天命，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你虽然爱母亲，难道能改变上天的安排吗？只是对于父母生养自己的恩德不能忘记，于是才有春雨秋霜时的感触。春雨秋霜循环不断，那么我悲哀思念父母，难道会有穷尽吗？所以说：‘君子有终身的丧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然而坟墓，是身体和魂魄所藏的地方。古代孝子为亲人办丧事，安葬之后，便把精神迎回宗庙。将要祭祀时，就思念亲人平日的居处、笑语、心志、意趣和所爱，又斟酒以阴间求取之，焚香以阳间求取之，大概没有不用尽心力的，希望或许能够感通，而不把事情仅仅寄托在坟墓上。’ 然而既然已经广泛地寻求亲人的精神，那么对于其形体和魂魄所藏的坟墓，瞻望它而生起思念，希望或许能够见到亲人，这也合乎情理。唉！士英的心志，实在令人悲哀啊！从前我曾听说，君子孝敬父母，并不是把远望和思念当作孝的极致，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人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所以一定应当谨慎自守。言语有不恭敬，不是孝；行为有不庄重，不是孝；何况损伤身体而使父母受辱呢？如果登楼时才思念父母，离开楼后便把父母忘掉，以至于什么事都做，那么这种孝不是真孝，只是徒有孝的名目罢了。所以我希望士英把父母牢记在心中，每迈一步都不敢忘记父母，于是没有不合礼的行为；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于是没有不合道理的言语。使人人都称他为君子，并把这种品德推本于父母的贤德，难道不是最大的孝吗？士英，你要努力！所以为他作记，让他写在楼的墙壁上，早晚观看。继志堂记 继志堂，是余姚何孟煇和他的弟弟何孟烱建造的。何氏世代居住在县里的兰风鹦鹉山下，聚族而居已有将近三百年，宽广的房屋、宏大的厅堂，蔚然成为乡里的盛大景观。他们的房屋后来毁于火灾，孟煇兄弟的父亲何金铉正打算按照前人的规制重建，不久便去世了。孟煇兄弟痛惜父亲的志愿没有实现，于是共同谋划把它建成。工程开始于【缺字】年【缺字】月【缺字】日，直到【缺字】日才建成。监察御史方复远给它命名为“继志堂”，并且亲自书写匾额，让人悬挂在屋檐下，但还没有人为它作记，于是通过吏部郎中陈叔刚请求我的文章。我不认识孟煇兄弟，却知道陈叔刚为人耿介正直、能够自守，从不随便称誉别人；如今他来请求我作记，那么孟煇兄弟有足以受到看重的地方，是确定无疑的。我即使想不说话，可以吗？儿女对父母的孝，没有比继承父母的志愿更大的了。儿女的身体从父母那里承受而来，凡是父母想要做的事情，都是儿女应当去做的，怎么可以懈怠呢？所以孝子对于父母，思念他们居处的地方，思念他们的志向和心意，仿佛父母庄严地出现在眼前，于是继承先人的美德、承受先人的福泽，自然有不能停止的动力。何氏的这座堂，大概就是先人居住的地方；房屋既已焚毁而想要复建，大概正是为了实现父亲留下的志愿。在这里寄托思念，因思念而终于把它建成，使父亲如果有知，必定会欣喜而不再遗憾，这就是君子的孝。唉！世上做儿女的，谁不是以父母为根本？能够孝顺的本来很多，然而父母尚在时，违背、扰乱父母所做事业的，也有不少，何况父母死后呢？父母死后卖掉他们的田地房屋，挖掘他们的坟墓，虐待他们所亲爱的人，也有人这样做，何况能够继承父母的志愿并有所建树呢？像这样的人，都是禽兽异类才会做的事情。因此我对于孟煇兄弟的心意，怎么能不深深赞许呢？虽然如此，孝道是很大的，并不只是建造一座堂而已。《周诗》说：‘继承先祖的庭业，上上下下，升降于他的家中。’凡是父母所实行的，都应当继承。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使夫妇有别，对朋友守信，对宗族亲近，对乡党和睦，凡是父母所实行的善行，都努力继承，不要有所违背，那么父母就等于没有亡故。至于立身行道，在后世扬名，从而使父母显赫，那才是孝道的最终事业。孟煇兄弟要更加努力啊！这就是记。

译青云轩后记 士人升至显贵而用青云作比喻，大概始于司马子长。到了唐代以科举选取士人，士人由此进身的，人们都把它称为登青云，而士人自己也惊喜地以此为荣耀。后来这种说法形诸吟咏，流传到今天，仍然如此。由此可知，士人自我看重以及被别人看重的情形。番禺人赵纯，字怀智，凭《诗经》取得永乐乙未科进士，任监察御史，很有名声。藩宪大臣想要表彰他的特殊才华，以此劝勉士人，于是在他住宅旁边建了青云亭。后来怀智也亲自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青云轩”。番禺士人没有不认为合适的，因而仰望并受到激励的人，大概很多。一个身穿布衣的士人处在众人之中，即使胸怀奇才、意气不凡，别人最终也不知道他与众不同。一旦遇到贤能的主管官员，把他推荐到礼部，使他面对天子，接近日月般的清明光辉，直上云霄，使那些平庸之辈伸长脖子仰望，发出无法企及的感叹。像这样，确实值得尊贵。即使受到别人称誉，自己感到快意，也不算过分。然而我曾经思考过，他们把自己寄托于云的比喻，难道不是因为云能升到高处吗？高处是从低处升上去的，低处可以使它成为高处，难道高处就不能重新回到低处吗？北海的大鹏，乘着扶摇直上九万里，然而等到力量用尽，也有停息的时候。处在高位不能长久如此，只有君子能够不断进于道，才是恒常的。从前颜子感叹孔子的道无法企及，说‘仰望它，越仰望越高’，而孔子也曾自称‘我学习不感到厌倦’。那么孔子之所以高到这种程度，正是因为学习不厌倦。他的道本来是人人都从上天那里共同得到的，由于学习不厌倦，终于达到像天空那样不可攀升的高度；不只是当世人仰望他，万世也都会仰望他。怀智如果在学问上不断进步而不停止，那么他的道就会越来越高，人们也会越来越仰望他。哪里只是像登上青云而已呢？圣人，是人道的准则和目标。学圣人，就像射箭的人把箭瞄准靶心。不以此为目标，却苟且满足于眼前，就叫作自暴自弃，怎么可以呢？士大夫为这座轩作记的已经很多，怀智又来请求我，所以写下这些话，补充前面说得不完备的地方。这大概也是怀智乐意听到的吧？归养堂记 从泰和向西北走三十里，叫作南径。胡氏世代居住在那里，房屋一间接一间，像鱼鳞一样密集，号称最为繁盛。叔廉，是胡氏中的俊秀之人。今年凭才干被举荐来到京师，吏部考察他的言论，认为可以任用。然而因为被举荐的人不合现行法令，正在商议安置他的办法，叔廉突然以母亲年老为由告假回乡，经过我这里并把事情告诉我。我说：‘回去吧，叔廉！你的母亲守节教子，如今已经将近七十岁。她将来还能拥有的日子，大概不会像现在这样多了。如果不会有这么多，那么扬子所说的珍惜光阴，难道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吗？你回去是合宜的。做官的人凭俸禄奉养父母，固然荣耀；可是东西南北奔波，跋涉数千里，冒着风雨，犯着霜露，这样对于老年人并不方便。这样又果真能够把父母接来奉养吗？即使有幸能够奉养父母，或者因王事奔走而使身体疲惫，或者忧患接连而使心志受挫，那么连饮食起居都无暇顾及，又怎么能够从容地让父母享乐呢？这大概是人事常有的情形。如今你虽然还没有得到俸禄，但先人的产业还在。鸡、猪、鱼、鳖，水果、蔬菜、笋和野菜，各按时令，带领妻子儿女恭敬地进献给母亲。老人能够在堂上安享，虽然荣耀还没有到来，欢乐却已经很充足了。’ 况且君子以合乎道义的方式使父母喜悦；如果一定要把外在得到的东西当作父母的欢喜，那么曾子、闵子骞岂不是不能算善于侍奉父母了吗？这只是迂腐浅陋之人的看法，君子不会采纳。古代四十岁才开始做官，五十岁才参与治理政事。如今你幸好还没有到这个年纪，就应当用仁义之道修养自己，从侍奉父母、敬爱兄长开始，推广到无穷无尽的实际运用，然后德行成就，再出来显扬自身、荣耀父母，谁能够阻挡你呢？’叔廉高兴地说：‘先生的话是对的，您用来教导我的，实在周到极了。’后来叔廉得到许可回乡，于是把奉养亲人的堂命名为‘归养之堂’，请求我作记。我赞许并勉励他，所以没有推辞；不过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前面所说的话，于是写下来交给他，让他悬挂在堂的墙壁上，既安慰他的心，也等待他将来成就。三秀轩记 礼部主事冯敏，字钦训，未做官时常在住宅东边的屋子里读书。辛卯年，有灵芝生长出来，共有七株，盘曲茂盛，金色光彩焕发，明亮得像庆云从天而降，朝日的光辉映照着它。乡里的老人和长者欢喜地赞叹、爱惜它说：‘这一定是不同寻常的征兆。’秋季八月，钦训凭《诗经》取得乡荐，于是考中进士，任主事。这时人们都说灵芝生长的祥瑞，大概就是对此事的预兆，于是共同把他的屋子命名为‘三秀轩’。我考察《说文》说：‘芝，是神草。’《尔雅》说：‘芝，一年开三次花，是瑞草。’它不经播种却自行生长，不经培植却繁茂荣盛，乃是天地最和谐的气所生，竟然显现在冯氏家中，难道是偶然的吗？冯氏是武昌人，元朝末年，钦训的祖父冯升任威顺王参谋，知道时势已不可为，于是退居永丰。大概是因为他有惠及他人的善行，所以天将要使他的后代昌盛，先在这里降下祥瑞。然而，冯氏承受上天福佑，难道可以就此停止吗？我听说古代有一位君子叫屈原，以众多美善修养自己，并把自己寄托比作芝、兰、荃、蕙。那么钦训用来承受上天福佑的办法，难道不就是努力行善吗？君子的道理，不过仁义罢了。从君臣、父子的大伦，到处理事物的细节，都合乎道理而没有私心，适宜而不差错，那么积累在自己身上的善就多了，对于灵芝生长的祥瑞，大概也不会成为虚妄的应验。如果不能行善而懈怠，那么将会有荃蕙变成茅草的感叹，哪里还谈得上芝草呢？钦训起初名叫智安，立志坚定，砥砺操行，勤勉于职事。仁宗皇帝了解他，亲自挥笔为他改换现在的名字。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公，于是把“钦训”作为他的字。钦训想到皇帝赐名、杨公命字的用意，每天都勉励自己，那么“三秀轩”的名声就会更加久远而光耀了。钦训请求我作记，所以我为它作记。

译介福堂记 南昌人于履恒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介福之堂”。户科给事中樊鉴是他的亲戚，请求我为它作记。‘介’这个字的意思，是辅助，也是增大。所谓寿、富、康宁、祥、祺、庆，都是福的意思。古人彼此颂祝、祈祷、期望的话，不是说‘介尔景福’，就是说‘以介景福’。这种深厚情谊不只存在于兄弟、婚姻之间，臣子对于君主也是如此。人的真情，没有超过这种关系的，那么用来颂祝、祈祷和期望的，除了这些还能是什么呢？然而福分系于上天，不能靠侥幸取得。如果行为不足以符合上天的意旨，却希望上天增益福分，怎么可能得到呢？福，是结果，是报应；没有根本，结果从哪里来？没有施行善行，报应从哪里来？《诗经》《尚书》所记载的，是君子明白可见的征验。《洪范》所谓福，必定以‘好德’为根本。诗人所说‘降给你长久的福’，也是由于先使你获得完全的善，之后才能得到。因此，有德有善，是获得大福的根本。君子也只是致力于此罢了。我听说于氏是武昌人，因做官而迁居南昌。履恒的父亲曾任泉州经历，以清廉谨慎著称。按察使陶垕仲尤其喜爱他。他修养德行、行善并施及他人，向来如此，他的福分应当兴盛而长久。那么履恒给堂命名，果真是就已经得到的结果而言吗？还是羡慕并希望达到这种境地呢？如果是就已经得到的结果而言，那么履恒能够在这座堂中得到优厚的奉养并享受安乐，都是先人遗留下来的。如果也是羡慕并希望达到这种境地，那么《诗经》《尚书》所说的，正是履恒应当努力做的，这实在不可不勉励。况且求福避祸，是人的共同心愿。然而有的人求福没有得到，祸患却已经跟随而来，为什么呢？因为喜好德行、乐于行善的心意微弱，而诡诈欺骗、轻薄邪恶的习气占了上风。按照这种情形行事，就是在求祸而拒绝福分。所以君子一定要努力修德行善，那么盛大的福分到来时，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我不认识履恒，而樊君是我一向深交的人，所以趁他请求作记，写下这些话。履恒也认为是这样吗？还是认为我的话迂腐呢？《抑庵文后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二　明·王直撰 记 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新建学记 上天生育人类，既用阴阳五行之气形成他们的形体，又把相同的义理赋予每一个人。于是人有仁、义、礼、智的本性，把它施行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伦理，以及日常生活和万事万物之中，并不会因为地域远近而有所不同。然而人的气质禀赋有清浊厚薄之别，于是本性之理不能完全实现，这就是教育不可缺少的原因。金齿，是古代哀牢夷的地方；汉代开始开辟为永昌郡，后世有时沿袭，有时革除，但都只是羁縻统治而已。元代把它设置为永昌府，建立学校来教育当地人，后来毁于战乱。本朝洪武壬戌年，攻取永昌，设置军卫来镇守；不久因为百姓少，撤去府的建制，改卫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用来统辖这里。甲戌年，朝廷命秀才余子僖前往教导。起初在中正坊西边建立孔子庙，军民子弟都来学习。余子僖去世后，指挥使胡琛侯、廷贡车琳侯、文玉等向朝廷进言，请求让余子僖的儿子余谷继续主持教学。不久，诏令所有军卫都建立学校。胡侯、车侯又和同僚共同谋划，扩充孔庙左右的土地作为校舍，堂、斋、门、廊以及各种器具无不齐备。仍然请求任命余谷为训导。余谷接受职任回来后，便来告诉我说：‘学校建立起来，使当地人都进入善道，这是皇上的德泽啊。’ 两位侯爷恭敬地奉行皇上的命令来成就这件事，用心也很勤勉。希望您为它作记，使后世长久有所考察；对于求学者增进德行的方法，也希望借此加以教导。我说：‘圣人设立教育，使人改变气质，完全实现本性中的善，这些道理都具备在经典里。读那些书，探究其中的言语，使它们明白于心，落实于行动，从君臣父子的重大伦理，到日常应事接物的常规，没有不尽到其中的道理；又用真诚来持守，用勇气来加固，哪里会有不能成功的呢？金齿被纳入职方以来已有六十年，沐浴圣人教化已经很久了。如今又把它同内地郡县一样，建立学校来教育他们，这是天子一视同仁的心意。关键在于担任老师和主持这件事的人，深刻体会这种心意并亲身率先实行罢了。余谷，字止善，谨慎而喜好学习，有志于古人；胡侯、车侯等人都宽厚而有谋略，也孜孜不倦地学习学术，大概可以达到古人所说的‘讲说礼乐，敦厚诗书’的境界。他们能够造就贤才、美化风俗，是可以确定的。因此作记以等待其成效，也使后世之人有所考察而善于继承。’

译谨庵记 永乐二十年冬天，我的朋友曾公恪把他读书修业的处所命名为“谨庵”，请求我作记。我当时因为母亲去世服丧期满，正要前往京师，没有来得及写成；公恪不断请求，但我始终没有答应。到了京师，在宾客往来之余，我才想到公恪用“谨”来自命，以及给庵命名的意义，于是为他作记说：‘上天赋予人的这种义理，大概人人都共同拥有。然而既然已经得到它，却又有人会失去它，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欲望胜过了它罢了。君子想要去除私欲而保全天理，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持守敬意罢了。孔子说：‘修养自己而保持敬意。’敬，是古代先圣先王所实行的，并不是孔子个人的创说。《诗经》说：‘从古以来，先民有所作为，早晚温和恭敬，办理事务恭谨。’所谓恪，就是敬的意思。尧、舜所说的钦，商汤、周文王所说的敬，是同一个道理。然而这难道是学习者能够一下子做到的吗？黄直卿曾说：‘敬，是圣学的始终；谨是接近敬的门径，想要实行敬的人，应当先从谨慎进入。’这句话，难道不也是子思的意思吗？我常常因此思考，凡是人之所以损害天理，是因为做了不应当做的事。所谓不应当做的事，不就是私欲吗？’ 如果对于不应当做的事真诚地知道谨慎而不去做，那么哪里还会有损害天理的忧患呢？一旦私意萌发，内外纷乱，所有不应当做的事都去做，于是天理荡然无存，怎么能不成为小人的归宿呢？《中庸》所说的戒惧，是在静止时谨慎；所说的慎独，是在行动时谨慎。动静都谨慎，私欲就不会萌发；私欲不萌发，内心就专一而不旁骛，纯正而不杂乱，所做的一切便都是天理的正道。长久习行，涵养成熟，就可以接近古代先圣先王所做的事情。公恪把庵命名为‘谨’，用意大概就是这样吧？庵在他居所的何山，林壑幽静优美，竹树茂盛秀丽，又有田园池沼的丰厚、世家门第和声望的荣耀，足以放纵欲望、无所不为；但他却退居在一座小庵之中，如此谨慎地修养自己，可以说是有志之士了。那么要成为君子，还有谁能阻挡他呢？我和公恪交往已经很久，所以趁他请求作记，叙述我所听闻的这些道理，作为记。公恪大概会从我的话中有所取法吧。槐阴书屋记 槐阴书屋，是五云王鉴读书的地方。王氏居住在县城北面的雁塔里，世代崇尚德义，是当地的大族。王鉴的父亲王仲敏平素有志于经史，送王鉴到县学求学，大概是希望他能够在世上有所建树。不久父亲去世，母亲段氏想要完成丈夫的志愿，家中有一棵槐树，枝叶繁茂，于是就在树荫下建了四间屋子，让王鉴在其中努力学习，又请名师来教他。王鉴也日夜尽心学习，一点儿也不懈怠，但多次没有得到有司的赏识。他曾自我思量说：‘期待我成才的，是父母的志愿，我哪里敢懈怠呢？’于是把书屋命名为‘槐阴书屋’，并请求我作记说：‘希望您有所勉励，或许可以帮助我完成父母的志愿。’王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儿子了。书是用来承载道的，在屋中居住并读书，是为了求道。圣人的道，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伦理，到洒扫、应对、起居、言语、沉默、周旋、曲折之间，无不包含其中。内心明白，行为体现，而且都不违背道的常理，就可以称为圣人的门徒。君子读书，就是为了这个。你的父母之所以对你寄予期待，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吗？那么你承受父母的期望，应当怎样做呢？以孝悌为根本，推广到万事万物，使每件事都合乎它的道理；这样一来，在家中合宜，在邦国中取得信任，推及天下，那么父母的志愿就实现了。这就是用志向来奉养父母的人，谁能说你不是君子呢？还是说，你给居所命名，是取法晋公的事迹吗？晋公不诬陷别人来求取显达，所以他的儿子文正后来成为贤相，在天下显扬名声；议论者认为这是仁厚的报应，不是槐树本身带来的祥瑞，而是苏子所说的德行的符应。然而文正的事业很盛大，当时人称他深沉而有德望。深与浅相对，沉与浮相反；深，是包容蓄积而深通义理；沉，是深潜安静而审慎处事。这就是他成为贤人的原因，也是先世在乡里施行善事不少的表现，只是他们都以隐逸终老。至于王鉴的声名震动、光耀显扬，一定要在你身上实现。你承继父母，也只须效法文正罢了。要在天下有所建树，不是浮躁浅露的人能够做到的。穷究义理而达到深厚，处理事务而安于沉静，学问取得成功、事业得以建立，难道还不能达到文正的成就吗？这样说来，槐阴书屋难道不会与三槐相提并论吗？你一定要努力，这是父母的志愿。我也对你寄予希望，所以作记等待你的成就。

译四老堂记 四老堂，是嘉兴城南赵氏居住的堂。赵氏中的俊秀赵智，凭借通晓经学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他说明给堂命名的意义，来拜见我说：‘嘉兴城南湖水很多，湖的南面有两条大溪，一条叫秦溪，一条叫长水。向南走不到十里，有乡叫白纻桥，又叫秀水。富裕大族多居住在那里，其中乐善好施、致力于根本的，有赵、徐、朱、盛四姓。赵氏就是我的家族。我的父亲质直明达，俭朴简静，凡是他的行为，都足以成为宗族的楷模。他议论事情一定根据道理，又能旁征博引、委婉譬喻，用来警醒启发愚昧之人。他教训子弟谆谆不倦，没有懈怠之意。徐氏的存正、朱氏的谦光、盛氏的德材，彼此友好，成为莫逆之交。存正外表朴实，内心敏达，对于事情没有不通晓的；有功劳不夸耀，有善行不自矜，却不经营其他事务，亲自带领子弟耕种，以此自得其乐。谦光性情聪敏，喜欢读书，到老也不厌倦；经史无不探究大义，尤其深通《四书》，喜欢给人讲说。他的书法、书信和算术也特别精通。德材温和恭敬、谨慎厚道，把教化施行于家中，内闱之内，美德淳厚而完备。乡里有人富有而骄傲，他一定勉励对方行善说：‘富有是不足以凭恃的。’’ 这四位老人，如今都已经七十多岁了，闲居无事，安坐在这座堂中，萧散简远的情趣、敦厚和平的风气，显著地成为乡里的声望。赵智从他们那里受益很多，于是把自己的居堂命名为‘四老堂’，冒昧请求先生作记。我没有空闲写作，如今赵智将要回乡探望父母，却不断催促文章。我听说古代君子因年长和德高而互相尊重，并且共同享受安乐，香山、睢阳一类人就是这样。虽然有的隐居，有的显达，各不相同，但总之都是当时受人敬重的人。宋代至道年间，李昉等人慨然想要继承这种风尚，最终却不能实现，由此可知，一时宴饮闲居的欢乐，也不是人力能够一定求得的，而是由天意决定的。如今天下太平，时令和顺，年成丰收，四位老人能够从容自在地在这座堂中享乐，他们从上天得到的恩厚极了。乡里的子弟听从他们的言语，效法他们的行为，难道不足以成为一乡的善士吗？所以我为他们叙述、编次这些话，让人悬挂在堂上作为记。笔妙轩记 吴兴人张子良住在京师，因为善于制作毛笔而闻名。我起初并不认识他。永乐年间，我的同乡朋友刘选参与修纂大典，在馆阁中常常向子良求笔。我得到他的笔使用，觉得非常合意，因此也常常向他求取，于是和他认识了。我天性笨拙，不善于书写，但人情往来不能完全推辞，依靠子良的笔，字迹稍微有些可观。然而我的笨拙最终也不能达到精妙。后来我住在北京，子良也来到北京，北京制作毛笔的人都承认他的技艺高超。但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今年他忽然来拜访我，拿着《笔妙卷》请求我题字。我没有来得及见他，我的儿子秬替我接受了，于是在卷上作了一首七言近体诗题写。过了几天，子良又来见我说：‘幸好我的名字列在官府中，早晚要供职，不能多次到庭下拜见。如今我因病请人代职，将要回吴兴；“笔妙轩”这个名字，是众人给我取的。昨天承蒙您为我作诗，但我私下认为还不够，冒昧请求您为它写一篇序，来启发士大夫们吟咏。承蒙您长期知遇，请不要吝惜言辞，希望使它的光彩传得久远而更加显耀。’我说：‘笔的作用很大，看看韩文公所作的《毛颖传》就可以知道。这样看来，制笔人对于世人的功劳，哪里是其他技艺能够比得上的呢？’ 他应当受到士大夫的看重。子良制笔的精妙，早已长久地为世人所知，得到他帮助的士大夫不只是我一个。那么我为这座轩题写文章，怎么能吝惜言辞呢？从前罗隐喜爱制笔工人苌凤，对他说：‘我应当帮助你取得高价。’于是把一百幅雁头笺赠给他，从此笔的价格更加上涨，毛笔也大为畅销。我认为罗隐的计策疏略了，何必只谈价格呢？名声是实际的附属物，修养实际功绩来成就名声，自然没有什么不利。如今诸位先生为他作诗，超过了罗隐赠送笺纸的帮助。子良的笔越发精良，名声就越发显著，求笔的人谁能舍弃它而到别处去呢？笔妙轩将会更加闻名天下。如果只有名声而懈怠于实际事业，那么这座轩岂不是将会昏暗无光吗？所以作这篇序，既用来勉励子良，也用来激发诸位先生的兴致。大原别墅记 大原别墅，是现在的泷水县令、龙泉人袁铭用儆在家居时所营建的。袁氏世代居住在长【字迹不清】地方，是当地的旧家。到了用儆，他喜爱山水的胜景，又学习阴阳向背的学说，曾经往来于大原坪，看见那里四面都是肥沃的土地，溪水正对着前方，地势隆起，像一只昂首曳尾、趋向溪心的乌龟，唯独喜爱这个地方。于是就在那里建造田舍居住，共有若干楹。环绕着别墅观看，有八处景致：五华山在南面，双江在西面合流；东北有武陵瀑布，西南有螺滩，以傍晚日照时最为适宜观赏。北面有长桥、银山，尤其适宜雪天月夜观赏；席帽的晴岚、玉泉的古寺在东面，都可以用来供宴饮游乐和登高眺望。他心中又认为这里很值得喜爱。今年来到北京，把这件事告诉我说：‘哪里只是我喜欢这里呢？还要让子孙居住在这里，长久享有这种快乐。’他想请诸位先生为八景作诗，说明自己快乐的缘由，又冒昧请先生为它作记，刻在石上以示久远。我说：‘人居住的地方，必须占有地势奇特优美的地方，处在山水聚会之处，然后才足以快乐吗？’不久想到这种快乐还会延续到他的子孙，所以君子对此应当谨慎。然而求取它在人力，最终实现愿望却在天意，因此又有不能一定得到天意的情况，大概不是智力能够胜任的。’ 如今用儆有所求而且得到了，难道不是上天特别厚待他吗？虽然如此，地势的美好一定要凭借人来彰显，从古代的事例就可以看见。如今大原坪以及所谓的八景，如果不是有用儆，岂不是会被弃置在荒远寂寞的地方，又有谁知道它们是胜景呢？况且我听说，从前海陵许子春治理他住宅南面的园林，亭台水榭华美，花木繁盛，宾客游观的乐趣，大概在一时之间独占风光；然而许氏并不因此流传后世。他之所以流传，是因为三代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罢了。大地因人而显彰，人又因德行而光大。袁氏的别墅固然优美，作为袁氏子孙，都应当因孝悌而奋发，世代笃厚而不衰，那么它将与许氏的园林一样流传。我是希望成全他人美好事业的人，所以写下这篇记，让它刻在石上。

译二老堂记 涟水王经被举为贤良，得到陕西布政司检校一职，便托我的姻亲好友梁叔防到我这里请求说：“王经的父亲世代以行医为业，如今担任医学官，年纪已经七十四岁了。王经的外舅刘公德懋，洪武年间任监察御史，屡次升官至云南右参议，退休归乡，如今七十五岁了。但两位老人都身体康健、没有疾病，年高德尊，乡里人都敬重礼待他们，说：‘这两位老人，是我们县邑的声望所在。’王经家里原有一座堂，岁时闲暇之日，两位老人常在这里相聚宴饮游乐。王经能够侍奉、顺应他们的起居，承候他们的脸色，备办各种物品供他们享用，他心里十分快乐。因此把这座堂命名为‘二老之堂’。如今他接受官职将要离去，难道还能忘记这座堂吗？冒昧请求您写一篇记文，让他带回去悬挂在堂上，王经抄录下来，时时观看，也足以慰藉他对两位老人的远方思念。希望先生不要推辞。”我说：这真是太平时代的美好景象。《洪范》所说的五福，其中第一项就是长寿，所以人活在世上，没有不希望年老而长寿的。然而，能够活到七十岁的人，世上固然有；但未必都有贤能的儿子。即使有贤能的儿子，又很少能够遇到太平盛世。看《诗经》的《陟岵》《鸨羽》两篇，诗中人的父母并不是没有活着，儿子也不是不贤能；可是他们苦于服役奔走，使年老的父母不能安享天年，那么即使长寿，又有什么快乐呢？” 如今两位老人都喜好道德，并且都享有高寿，又遇上太平时代，举止从容、安闲享乐，有像王经这样的人使他们在平日得到快乐，又将用自己的俸禄供养他们于今日，这难道不是他们自身的幸运吗？再考察两位老人的生平，他们出生在元朝覆亡之际，正值我太祖高皇帝兴起的时候。譬如严冬隆寒，草木凋零，但天地发生万物的仁德已经蕴藏在其中，所以两位老人都禀受了温厚淳固的气质，又受到历代圣人的覆盖、养育之德，因此能够享有长久和平的福分，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说这不是太平时代的美好景象，可以吗？所以我为他们写下这篇记，使百世以后的人能够知道我朝以仁德养育百姓，盛大到了这样的地步。贞节堂记 吉水人李直孚建造一座堂来奉养他的母亲孺人，并命名为“贞节之堂”。孺人是县中沙上酆巽亨的女儿，十九岁时嫁给金滩李允臧，就是李直孚的父亲。出嫁后的第二年，即丁未年，朝廷将要经营治理中原，先在江西征取粮食，李允臧主管粮食运输，船行到安庆时溺水而死。当时李直孚刚出生几个月，孺人才二十一岁，便发誓守节。李允臧家里一向贫穷，孺人勤劳从事妇女的事务来维持生活，对上奉养公婆，对下抚育幼儿，破旧的帷帐、瓦制的灯，一室空寂萧然，别人都无法忍受这种忧苦，孺人却安然处之。又过了五年，公公去世，她按照礼节办理埋葬和祭祀。孺人的兄长怜悯她年轻，想让她改嫁。孺人哭着说：‘我听说，妇人把丈夫当作天，天只有一个，难道会有两个吗？所以丈夫死后不改嫁，是天地间的大义。只有禽兽才不同于此。况且丈夫临去时，把年老的亲人和幼儿托付给我；如今公公去世而婆婆还在，幼儿也一天天长大，你却把我当作禽兽对待，我只有一死罢了。’兄长知道她的志向不可改变，便不再提起此事。又过了三年，婆婆去世，她办理丧事，一如办理公公的丧事。李直孚长大后，她勉励他勤学，说：‘你父亲只有你这一个儿子，如果不勤奋学习，凭什么立身处世？’ 李直孚被她的话感动，不敢懈怠学习，终于有所成就。孺人于是高兴地说：‘我竭尽心力，辛勤劳苦，上奉养公婆，下抚育孩子，如今幸而没有辜负我的丈夫，可以到地下去见他了。’李直孚侍奉孺人非常谨慎周到，并把堂命名为这样，大概是为了彰显她的德行。所谓贞，是认识正道并坚定守持它；所谓节，是做事有一定的准则而不过分。《易经》恒卦六五爻的象辞说：‘专心一意直到终身。’这就是妇人的贞，守持坚决而不超越常理；也是节卦六四爻所说的‘安于节制’。圣人垂范后世、树立教化，都以天理和人伦正道为根本，人谁没有这样的心呢？只是有的人不能如此，是因为欲望拖累了他。欲望发动、情感胜过理智，就会陷入邪僻放荡而不知道检点，这和禽兽还有多大区别呢？孺人的德行，无愧于圣人的教训，不是贤能的人，能够这样吗？孺人八十一岁才去世，守节六十年；堂建成后一直没有记文。她去世十年后，李直孚的儿子李同仁考中进士，正在北京，才遵从父亲的命令请求我写文，想把她的德行彰显于久远，于是说：‘先祖有美德却不知道，是不明智；知道却不传扬，是不仁厚。我李直孚大概可以免除这两种过失了。’所以我为此写下记文。孺人的善行，可以作为全家的表率，并施及乡里，当然很多；这里不加记述，只记载她用来命名此堂的缘由罢了。进德斋记 我叫余谷，字止善，祖先是临川的儒学世家。洪武年间，我的父亲子僖奉命前往金齿教书，我便在那里出生，因而成为金齿人。子僖去世后，我仍然主持教书之事。等到金齿建立儒学，便举荐我担任训导。接受任命后，我回来拜访您，请求说：‘我曾经把书斋命名为“进德”，大概是因为有志于此。如今有幸成为教官，但我偏居边远地区，距离京师一万多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得到益处，希望先生赐给我一些话。我能够早晚阅读，用来勉励自己，这个恩惠就很大了。’所谓进德，是树立教化的根本。德是什么？就是仁、义、礼、智的本性，是人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施行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无不各有理所当然的准则。人之所以不能达到这一点，是因为欲望拖累了他。小而言之，是衣食声色；大而言之，是荣辱得失；这些东西把人蒙蔽、禁锢、拘束，即使想尽到自己的道义，也做不到。所谓进德，就是制止这些拖累罢了。这样一来，人伦和事物的道理，逐步达到极致，是可以预期的。然而，进德的功夫难道可以虚假造作吗？孔子说：‘忠信是用来增进道德的。’忠信就是诚，必须确实用力去做，才可以。确实用力而不能进步的，从来没有。金齿古代在荒服之外，朝廷并不鄙视那里的百姓，反而建立学校来教导他们，正是想使他们懂得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而止善担任他们的老师，把自己所修进的道德施于这些人，开启他们的蒙蔽，除去使他们受到拖累的东西，使他们也能够增进自己的德行。这就是《大学》所说的彰明自身的德性、使百姓更新的事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运用自己的诚心罢了。世上担任教官而知道以进德为要务的人，非常少。不致力于自己的德行，只是一味顺从欲望，怎么能够成就自己、成就他人呢？这正是君子所叹息的。因此我这样为你说，叫人把它悬挂在书斋墙壁上作为记文，并且等待日后考察你的成就。

译挹秀楼记 桑园周氏，原是大族，族人繁多，房屋鳞次栉比，屋檐相接，如同鱼鳞。虽然有山水的秀美，却被高大的门楼和陡峭的墙垣隔断，又被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林木遮蔽，不能尽情看见它的美景。周师与是周氏中的杰出人物，于是整治土地，建造了一座有若干楹的楼，楼高若干尺，巍然高出众多房屋之上。楼建成后，他和宗族、宾客中的贤者登楼四面观看。山水的秀美都可以收取眼底。楼前有白富一峰，雄伟耸立，像一支卓然的毛笔，直插霄汉之间。南面有南峰，北面有北华诸山，气势磅礴，分立各处，像虎豹蹲踞、蛟龙飞翔。溪水从永丰流来，穿过这里，迂回曲折，约有一百多里，直达大江。这大概是天地间清明秀美之气所汇聚的地方，而这座楼完全得到这种秀气，所以把它命名为“挹秀之楼”。今年周氏派儿子周时霁来到北京，因族父庶子君崇述托请我为楼写记。我说：山水，是隐士所喜爱的。那些人把志向置于尘俗之外，把踪迹寄托在闲适旷达之中，一切纷华和世俗利益都不能使他们的心受到牵累，他们用来寄托目光、调适性情的东西，本来就在山水中有所获得。然而也有不喜欢山水的人，为什么呢？大概是身处山水之间而心不在山水之间，顺从外物的牵累而改变了性情的真实，那么什么山水能够使他喜爱呢？” 师与有诗礼方面的文采，又深深喜爱山水，甚至建楼来收取山水的秀美，这确实是一个不为外物所累、善于取得适意的人吗？虽然如此，天地的秀气凝聚而成为人，又凝聚于山川，本来就是相互流通的，那么人喜爱山水，大概自然有相契合之处吧？孔子说：‘有智慧的人喜爱水，有仁德的人喜爱山，是因为它们的本性相似。’既然相似，所以喜爱它们。但难道只是喜爱而已吗？可以因山的厚重来增益自己的仁德，因水的周流不息来增益自己的智慧，那么山水接触眼目的地方，都成为增进德行之地，哪里只是调适性情而已呢？君子自我修养，虽然不羡慕外物，却也有借助外物的地方，说的就是这个。师与的志向果真出于此，那么他的德行进益岂能估量吗？将来如果出仕而被任用，即使违背了观赏山水的生活，然而从山水那里所得的东西，难道不能施及世人吗？所以我为他写下这篇记，并且一并说出我的意思。静学斋记 上天把这种道理赋予人，并不是偶然的。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人伦，以至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军礼、宾礼、田猎、出仕或退处、久留或速行、饮食、起居以及日常生活，没有一处不存在这种道理。认识得明白，实行得恰当，就无愧于做人，也不辜负上天赋予的本性。人的气质不能完全相同，因此有认识不到的地方，也有行动达不到的地方，这就是学问的功夫不可缓慢的原因。想要穷尽道理并落实到行事上，使精细与粗略、本末都没有遗漏，那么对于圣贤的书，吟诵、思考、推求，都应当做到极其充分，或许才能有所收获。如果耳目之间喧闹混杂，官员车马来往不断，声色货利纷纷扰扰，中等资质的人很少不改变一向的志向、失去自己的操守，怎么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呢？所以这种学问贵在安静。汉代诸葛孔明曾说：‘不安静就无法成就学业。’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个。然而君子的学问，难道要根据环境喧闹或寂静来决定进退吗？只是由内心决定罢了。内心如果安静，即使处在喧闹中也如同寂静；否则，即使在深幽的山林里，也会像身处市场朝廷之中奔走，因为身体在那里而心已经到别处去了。这样却想穷究万物的道理，践行道德的实际，以求不辜负上天、不愧对做人，怎么能够做到呢？” 他之所以不能安静，是什么原因呢？是欲望拖累了他。被欲望拖累而不知道回头，那么岂只是辜负上天、愧对他人，与禽兽还有什么区别呢？孟子说：‘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减少欲望，内心就很少有不安静的；安静了，才能察知天理本来的样子，尽到人事本来应尽的责任，这正是君子所致力的。因此我认为，君子的学问不在于环境，而在于内心。钱塘人吴震跟随父亲在京师做官，素来有志于读书，建造新房来居住，又喜欢它幽深僻静，便命名为“静学斋”。他的好友潘勤进学因此请求我写记，所以我说：人不能不学习，但学习一定贵在安静，而且又一定要从内心求取。只担心吴生的内心或许不能安静，那就无法成就他的学业。唉，我对吴生的期望实在很深厚，吴生应当努力。忠义堂记 忠义堂，是万全都指挥使杨公的堂。杨公名洪，字宗道，是扬州六合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因军功担任汉中卫百户。等到杨公承袭职务后，调往开平。开平在北部边疆，最为荒远，是一座孤立高峻的城池，控制着万里边地。对外有天威所及，没有不服从的；但穿着毛皮衣服的部族，仍有时乘空扰乱边境。杨公带兵追捕，能够和士卒同甘共苦，推诚相待、安抚驾驭，所以将士上下同心，所向披靡。前后斩杀俘获敌人，功劳大多归于他。敌人畏惧他，于是从千户逐级升迁，直到如今担任镇朔参将。他常说：‘我从低级武官起步，朝廷奖赏、提拔我到了今天，我将用什么报答皇上的恩德？只有勉力奉行忠义，或许可以不辜负朝廷任用我的心意。’于是把“忠义”题写在堂上，打算早晚观看，永不忘记。杨公通过翰林侍读周功叙，请求我写记。所谓义，是臣下用来侍奉君主的原则；所谓忠，就是把自己的心力全部用尽。做臣子的义，没有比竭尽忠诚更大的。凡是职分所应当做的事，必须没有一丝一毫不尽力，这样臣下的道理才算尽到了。因此接受命令就忘记自己的家庭，遇到事情就忘记自身，死生祸福全都不放在心上，只求尽到职分。古代的君子本来都是这样。那些计较个人利害、把得失放在心上的人，正是孔子所说的鄙夫，哪里足以做臣子呢！如今朝廷对杨公很优厚：明智地了解他，坚定地信任他，专门委任他，这大概是非同寻常的际遇。以忠义勉励自己而不顾个人私利，杨公的志向，莫非是把古代君子作为自己的标准吗？这样就足以报答皇上了。我听说郭汾阳的事迹，他生活在唐代。他怀着为国效命的心，守持不顾自身的节操，平定叛乱，不避艰难险阻；对外安抚远方的人，对内安定华夏。忠义的诚心，天地鬼神都确实在注视，因此他当时享有福禄，后世流传功名。直到今天六七百年后，仍然使人肃然起敬、心生仰慕，没有谁能够非议他。做臣子能够如此，也就可以了。难道这不是杨公所应当效法的吗？所以我写下这篇记，也借此告诉他。

译瑞竹轩记 会稽人魏仲厚和他的弟弟仲英、仲实，彼此最为友爱。兄长深深疼爱弟弟，弟弟也非常敬重兄长，家里家外从不说彼此的话。曾经建造一座小轩并种竹，平日闲居无事时，兄弟一起在这里宴饮休息。他们的心相同，德行相同，饮食起居没有不相同的，大概是和乐融融、十分快乐。宣德辛亥年春天，竹子长出嫩芽，十天便长成竹竿，周围六寸，从第九节以上分为两枝，各长二丈，抽出梢头，枝叶铺展，清润秀美，苍翠如一。乡里人都说：‘这是魏氏的祥瑞，是兄弟和气所感召的。’于是把轩命名为“瑞竹”。今年仲厚的儿子魏瑶被举为贤良，在北京拜访我，向我讲述这件事，请求我写记。我说：‘瑞，是非同寻常的征兆。竹子本来是独自生长的植物，这是常态；如今它分成两枝，就是非同寻常了。根部同出一株，是兄弟同出一源的象征；中部岔开为两枝，是兄弟亲爱而形体分开、气脉相连的意义；枝叶共同繁茂，则是同族子弟越分越多、越发繁盛的征兆。和气所感，万物有先于事机而显现、预示祥瑞的。’从前诗人以独自生长的棠树自比，那些没有兄弟、孤独行走的人，《唐风·杕杜》一篇所说的就是他们。那么竹子分枝而一同茂盛，毫无疑问就是魏氏兄弟的祥瑞。那种情形令人悲伤，那么这种情形难道不是值得庆贺的吗？但我听说：‘诚心能够感动事物，感动了就会显现；感应的奥妙，只有诚心的人才能做到。’天地的规律，大概就是一个“诚”字。人能够竭尽诚心，形体就和谐，气息就和谐，天地便把和气降下而回应他。同穗的禾、分枝的麦、连理的树、并蒂的花，都属于这一类。然而只有诚心达到极致、感应深厚，回应才会长久。仲厚兄弟既然已经受到感应而得到这样的祥瑞，假如他们内在诚实的德行能够长久不改变，那么祥瑞的到来，难道仅仅像萧云华、孟恭武那样吗？将来还会看见聚集在林中的鸟儿，也互相交替守护巢穴、轮流哺育幼鸟呢。仲厚兄弟也应当勉力坚持到底吧？所以我写下这篇记，让人把它悬挂在轩的墙壁上。一乐堂记 临川人艾旭由国子生出任阳曲县丞，因为父母都健在、兄弟们又和睦团聚，便取孟子的话把他的堂命名为“一乐”。侍讲王时彦，是艾旭的同乡，两人友好，便请求我为此堂写记。天下可使人快乐的事情很多：有志于富贵的人，因爵禄尊厚而高兴；有志于功名的人，因事业显著而高兴；市井中的小民、田野里的农夫，则因财利丰足、庄稼丰收而满足欲望、内心快乐。至于君子最深的快乐，就在于父母兄弟都平安罢了。然而这件事既有赖于天，也有赖于人的努力。上天有时不能满足人的愿望，人也有时不能使上天所希望的事情实现，为什么呢？有时上天降下命运，使父母和子女因彼此责求善行而分离，使兄弟彼此残害，这是上天难以使人如愿的地方；有时人能够修养自己，但父母不能保全，兄弟不能平安，这是人难以从上天得到如愿结果的地方。对于上天难以使人获得的，人能够努力修成；对于人难以从上天得到的，人能够使它保全。像艾旭这样的人，难道不快乐吗？难怪他以此命名堂，并希望我为它作记。我曾经考察过，古人有能够保全这些的人，但有时也不能享有其中的快乐，大概因为服役奔走的艰难、农事的荒废，所以即使得到这些，也不能快乐。这就是《陟岵》《鸨羽》两篇诗产生的原因。如今天下太平，圣人的德泽远播，没有征发召集的劳苦，也没有饥荒的忧患，吃饱谷物、生活安定，住在房屋里安闲自得；又有名位爵禄的荣耀和俸禄的供给，进可以准备甘美的食物来供父母享用，退可以和兄弟们和乐相处，那么他的快乐又哪里说得尽呢！虽然如此，艾旭既然已经拥有这种快乐，难道还不应当想办法充实它吗？只要内心充满义理，行为又都依照义理去做，就无愧于上天、无愧于他人，既能享受这种快乐，也能长久保持这种快乐。这全在于艾旭自己努力罢了。这就是记。

译顺安堂记 古时候男子出生，就用桑木弓和蓬木箭向上、下、东、西、南、北射击，以表示自己将来有志于天下。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志向遍及上下四方呢？大概人生在天地之间，应当穷尽天下的见闻，来充实自己的才器和见识，卓然自立于世，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天下的事物很多：比如高耸的山岳、奔流的江河、广阔深沉的湖海、著名都市大邑的宏伟壮丽，以及四方物产各自适宜的情形，古代圣贤施行政治教化的事迹，豪杰和有才智之人经营谋划而表现于功业的事情，都不可能坐在一处便详尽了解。如果耳目没有达到，才器和见识就没有充实；因此把志向放在上下四方，本来是应该的。我的朋友刘宗顺，大概就是所谓有志之人。他曾说：‘君子应当尽览天下的宏大景象，如果不幸遇到艰难，那也就算了。如今天下清明，没有战鼓惊警和征发召集的忧患，只要有志向，东西南北没有不可前往的地方，我将实现自己的志愿，安适于所到之处，怎么能够局促自守而限制自己呢？’所以他向南到豫章，泛舟鄱阳湖，浮行大江，一直到京师，尽情观览各地的美景，回来后欣然自得，好像有所收获，但他的志向还没有停止。如今天子开始营建北京，把它作为万方朝贡会同的都城，宗顺又高兴地说，自己遇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再次整理行装来到这里。太平时代文物制度的盛况，都能映入眼中、使内心喜悦；回来后他赞叹说：‘凡是天下所谓的山川、城郭、宫室、府库、兵甲、物产，没有超过两京的；至于所说的政治教化的施行，以及经营谋划而显现于功业的事情，又哪里有超过今天的呢？我都看到了，足以满足我的志愿，其他也没有什么值得观览的了。’他又说：‘《诗经》说：“邦畿千里，是百姓所居之地。”我幸而享有优厚的俸禄，不必在世上任事，为什么不居住在这里，以接近道德的光辉呢？’于是选择永清的佳胜之地居住。凡是衣服器用，一切都和故乡没有不同；时时进入城中与朋友往来，回来后又和志同道合的人婆娑嬉游，喧闹而自得，于是把自己的堂命名为“顺安之堂”，大概是因为他喜欢顺从自己的志向，并能够安于所处之地。请我为此写记。我过去在家居住时，曾和宗顺友爱相交；如今我私下承蒙任职翰林，留在北京，而宗顺也居住在这里，我们都安于无事，常常能够和旧日相识的人欢乐融洽地相处。一个人只要内心没有违逆，那么到哪里都能适意，又何必一定要在故乡才快乐呢？从前李太白周游天下，拜见司马子微，认为可以和他在八极之外神游，所以写了《大鹏赋》，用大鹏摩挲青天、迫近四海的形象来比拟自己，并把斥鷃比作世上那些局促鄙陋的人，我曾经赞赏他的志向。世上所谓斥鷃也有很多，哪里知道大鹏的快乐呢？所以我这样为这座堂写记，同时也把它给那些人看，使他们能够开阔自己的胸襟。北堂记 我的朋友曾用砺整治他居所中朝北的堂，用来奉养母亲，并把它命名为“北堂”。用砺居住在太和北门，曾氏世代因积善而受到乡里的敬重，大概他们做父母的都能用礼义教训子女，做子女的也都能按照礼义侍奉双亲。我从耳闻目见得知这件事已经很久了。用砺兄弟三人，一向和我友好，曾经和我一起在他家附近的空屋里读书。用砺的母亲罗氏，是文昌主簿尚文先生的女儿，因兄弟们能够学习而高兴，便让童仆供应茶水、灯烛，昼夜不厌其烦。用砺兄弟也按时回家察看母亲的起居饮食，事情完毕后又像原来一样继续学习。当时我本来就赞赏他的母亲善于教育，也赞赏兄弟们善于侍奉。到如今已经二十多年了。等我离开官职来到京师后，过了很久，他的兄弟中只剩用砺还在，所以他抚养众多孤儿、侍奉母亲更加谨慎。这就是这座堂得以修治，并来请求我写记的原因。《诗经》说：‘哪里得到萱草，把它种在北堂。’解释这句的人说：‘萱草能使人忘忧，北堂就是堂的北面。’世上的人侍奉母亲，常取这个意思。唉，用砺真能免除母亲的忧虑吗？装饰堂屋、种植草木，认为这样就足以侍奉母亲而使她没有忧虑，这是孝的小处。不因自己行为不善而使母亲忧虑，这才是孝的大处。用砺的善名已经为人所知了。他当初读书时，母亲本来就十分高兴，希望用圣贤之道来勉励他。古代圣人有大舜，他善于侍奉父母，并且能够使父母喜悦；然而舜不以此为满足，终身仰慕孝道。古代贤人有曾子，他也能侍奉父母、顺从父母的心意；然而曾子也不以此为满足，一生保全自己的德行。那一位圣人、一位贤人，他们的心什么时候有片刻忘记孝道呢？所以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罢了。’又说：‘侍奉父母能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做人而想接近大舜、曾子，实在可以无愧了。如今这种道理载在书中，是用砺平日所诵读的，也是他母亲平日所喜爱的，用砺难道不应当更加努力于此吗？将要做善事时，想到要给父母留下美名，就一定去做；将要做不善之事时，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就一定不去做。果断地行善而畏惧作恶，这就是使父母免除忧虑、能够进入圣贤之道的途径。堂屋不过足以使他安身罢了。古人所谓一乡的善士，其善行必定能够超过一乡之人。用砺要努力。虽然如此，用砺难道要等到听了我的话以后才达到吗？” 但我既然和他相交而彼此知心，就不敢不勉励他。因此记述这番话，让人书写在墙壁上。

译玺书阁记 玺书阁，是吉水李维霖所建。把楼阁命名为“玺书”，为什么呢？因为皇上所赐的敕书收藏在这里。收藏在楼阁中，是为了表示尊重。他凭什么得到这件东西，有什么道理呢？所谓义是什么？遇到饥荒年岁，百姓粮食供应不足，李维霖拿出四千多斛粮食，交给有关官府，帮助赈济，这就是所谓的义。义不是为了有所作为才故意做出来的，为什么又取它作为楼阁名称呢？因为朝廷下发敕书，表彰他为“义民”，百姓也无不称道他的义。他确实具有这种义，名声自然应当归于他。唉！义，是人性共同具有的东西，而在利益他人上表现出来。然而能够实行它的人，大概很少。人人各自占有自己的财物，深深陷于自私，眼看亲戚危急死亡却不肯施舍一文钱的人，是有的，何况众人呢？何况施舍千钟粮食呢？孔子说：‘使万物各得利益，就足以调和义。’衣食，是人所需要的利益；别人不能得到罢了，自己却独占它，能说不违背义吗？不能。依据适宜施舍的情形而施舍，使人各自得到所需要的利益，那么乖戾争夺的风气就会消失，义也就无不和谐了。李维霖所施行的，正是从圣人那里得到的道理；用“义”来命名，不也恰好合乎实情吗？” 李氏的祖先出自唐代西平王李晟的儿子李宪。李宪任江西观察使，他的孙子李唐任宜春令，于是定居宜春。此后子孙大概多次迁徙，如今居住在吉水县同水乡岭口里，族人最为繁盛，诗书世代相承，直到今天仍没有衰落。乡邑之人本来已经敬重他们的世代家声，并推许他们的兴盛。李维霖又因为急公好义而受到天子的宠命，于是建阁珍藏敕书。游人和行旅经过那里，看见楼阁高耸巍峨，想到朝廷的恩典，赞美李维霖的义行，无不徘徊仰望、羡慕不已，感叹自己无法达到。那么这座楼阁，难道只是乡里的荣耀景观吗？它的声名和气节，将传播到远方并流传后世，没有止境。西平王对于唐朝有再造国家的功劳，他忠义的本性是上天赋予、众人归附的；子孙传承六七百年而仍然兴盛，这是忠义所得到的报偿。如今李维霖以义行继承祖先，虽然所施有大小之别，但能够继承先祖美德、扩展世代德业，那么西平王的后代将不会越久越兴盛吗？我听说李维霖的弟弟李维谦有个儿子叫庸脩，努力于学问，曾经参加江西乡试，名列第一，大概正逐渐显达。假如他深切思念前人，更加思考继承先德的办法，将来所建的事业，哪里知道不会有和这座楼阁同样美好的呢？” 李维霖通过翰林侍读周功叙托请我写阁记，所以我为他写下这篇记，并一并写下这些话；既用来加重李维霖的声名，也用来勉励庸脩。敕书阁记 圣明的天子以仁德养育万民，常常担心水旱灾害，思考预先做好准备。喜好义行的人往往拿出粮食来帮助官府办事，听说朝廷下发玺书表彰他们的义行，天下人无不大为响应。于是各地粮仓的储积充足，即使有水旱灾害，百姓也不至于遭受饥饿。上面以仁德感召，下面以义行响应，从来没有上面喜好仁德而下面不喜好义行的。安成人张济，字巨川，大概就是当今喜好义行的人。听到预先储备粮食的命令下达，立即拿出二千石粮食交给有关官府。天子下敕书表彰他为义民，用羊酒慰劳，并免除他家的赋役。巨川拜受赏赐后，高兴地说：‘救济灾害、抚恤忧患，是我的志愿，哪里值得因此辱蒙如此重大的赏赐和尊宠呢？我哪里敢推辞。’虽然如此，君主的命令如同上天的命令，不可以违背。于是特意建造一座楼阁，把敕书珍藏其中。今年夏天，巨川来到宫阙之下谢恩，便拜访我，请求我写记，说：‘张氏居住在安成梅溪，实在是唐代文献公张九龄的孙子、安成府君张绍的后代。府君在南唐任光州刺史，周世宗南伐李氏时，他把江北土地全部献出以求和，府君不肯屈服，退归而去。六世祖张遵献，在宋代任重庆守臣，元军攻城，城陷后仍不屈服而死。此后子孙中有相继考中进士、又有人考中童子科的，都做到显赫官职。’ 济的高祖桂芳、曾祖宏道、祖父又新、父亲尚脩，都没有出仕，但都凭德行和义举受到乡邑敬重。济的兄弟以及各位子侄，仰慕前人的美好功业，遵守礼义的教训，战战兢兢，只怕自己不肖。今年承蒙褒奖、赏赐，借此得到荣耀，哪里是张济自己所能求得的？都是世代恩泽的余荫。希望您为此写记，给后人看，使他们日益笃厚而不忘先德，并思考继承先人的办法。’唉，巨川可以算贤者了吧！我听说世代显贵的家族，必定以德义相承，才能日久而更加兴盛。曲江公张九龄的德行，前代史书已经记载，天下后世都仰慕他，足以启发、保佑后人，大概不必再多说了。像光州刺史不向势力屈服，重庆守臣不吝惜自己的死亡，难道不是所谓笃守义节的君子吗？传到今天，巨川又因义行而显扬，光彩辉煌的敕书照耀前后，这不也是张氏贤能的子孙吗？所以我写下这篇记并详细记载这些事，使人知道巨川的义行，是前人启发后代的结果；又希望后人思考永远善于继承，那么张氏的兴盛难道会有终止吗？

译嘉定县大场镇重修义塾记 大场镇在嘉定县东南六十里。元代有一所义塾，是本县士人沈文辉所建。中间建有大殿，奉祀先圣，四配、十哲侍列左右。其他贤人的画像绘在两庑的墙壁上。有堂有室，用作老师和学生讲习的场所。其规制完全仿照县学，只是稍小一些。划出田地一千亩，收取田租供给祭祀、饮食的费用，称为义塾。这大概是当时所赐的名称，赵文敏公为它题写匾额，揭文安公撰写文章，刻在碑上。进入本朝以来，田地归于官府，师生没有可以仰赖供给的东西，讲习于是废止。到现在七十多年，大殿、堂屋、门庑日益毁坏。适逢朝廷下令兴办社学，百姓居住地距离郡县较远、子弟没有受业之处的，就让他们在这里学习，而大场镇应当有所兴建。于是乡里的士人沈轩把旧义塾的情况告诉县丞张鉴，想修葺它来教育乡里的子弟，但力量有所不足。当时工部侍郎、庐陵人周公巡抚各郡，坚决把兴学育人作为职责。张鉴便写信向周公请求，周公为此嘱托县令扆昭以及县丞俞观等人，让他们协力治理。扆昭曾任监察御史，也专心致力于教育之事，经营谋划、购买材料、命令工匠，修建大成殿三间、明伦堂五间，两庑各十二间，仪门的间数和堂相同。正统八年八月动工，过了一个月便落成，壮丽宏伟，焕然一新。乡里的子弟得以在这里接受教育，于是不断歌颂周公的德行和贤能县令、县丞的功劳。张鉴又和众人商议说：‘这项工程，如果没有巡抚大人的力量就不能完成；他对求学者的恩惠深厚，不能没有记文来传示久远。’于是通过长洲县学教谕萧彦清，请求我写记。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里，里必有门，门的左右有堂，称为塾；乡里中出仕后归来的，大夫担任父师，士担任少师，主持教育。每年农事将要开始时，弟子们都从学校出来；传授农事时，父师、少师早晚坐在塾中，用孝、悌、忠、信、恭敬、谦让教导他们。农事完毕后，众人都进入学校。十五岁进入小学，学习小的礼节、践行小的义理；十八岁进入大学，学习大的礼节、践行大的义理。其中才智优秀的人，就依次提拔任用。如今居住在这个镇上的人有数百家，不只是二十五家，作为弟子的人很多。而且其中人多才秀，喜爱文章，都不以务农为业，很能专心读书；那么在这里学习的人，取得成就应当比古人容易。然而我听说，老师是教育的根本。义塾既然已经修新了，要想成就贤才、改善风俗，以符合修建义塾的本意，在老师方面可以这样做。不可不谨慎啊！如今即使不能请到已经致仕的老者，也一定要寻求德行成就、品行修养的人来担任老师，使所有学生从洒扫、应答、进退的礼节，到礼、乐、射、御、书、数的学问，以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能深入研究并努力实行，使积蓄于内心的德行显现于外，文采灿然、卓然自立，开始成为乡里的荣耀，最终成为国家的光彩，那么对于这座义塾就可以没有辜负了。当初沈文辉建造此塾，凡是教育和供养的费用，全都由他自己出资，这是义举，所以命名为义塾。如今仍然沿用这个名称，是因为周公认为，兴办学校来教育人，以及人们勉力学习，都是道理上应当做的事，不可以迟缓，所以这样命名。然而这样说来，做老师和学生的，难道可以安逸懒散、游荡度日吗？” 柳氏旌义敕书碑阴记 皇帝承继历代圣人的统绪，用来治理万国、和睦亿万百姓，不采用别的办法，只有仁德罢了。诏书屡次下达，减免租赋，减少劳役，疏通冤屈和积滞，抚恤困苦贫穷的人。凡是事情有缓急、百姓有便利或不便的，都依次停止或施行，于是天下大为安定。然而皇帝仍然认为，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水旱灾害又不能不预先防备，于是再次下诏有关官府，拿府库中收藏的财物换取谷粟，充实粮仓，使即使有灾害，百姓也不至于饥饿。富裕人家如果能够打开粮仓帮助官府，就应当表彰他们的义行，并免除他们家的赋役。诏令传到平阳，有关官府广泛告诉众人。富民柳靖，字忠立，听到后高兴地说：‘我们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幸而还有余粮，都是皇上的恩赐。如今圣心恳切地考虑灾患并预先防备，将使百姓没有不能得到安定生活的，这正是天地的仁心。难道可以辜负它吗？’立即拿出一千二百五十石粮食交给有关官府，建造三间房屋来储存，官府亲自负责出入收发。县令、滁阳人章惠把这件事上报，皇上下令颁发敕书，表彰他为义民，赐给他羊和酒，并免除他家的赋役。他的义行于是大大显扬于当时。忠立抄录敕书的全文，刻在石碑上，特意建造一座亭子，把敕书供奉、安置在其中，以传示久远。今年我到京城朝廷所在地谢恩，因我的朋友礼部郎中黄养正请我为他的事作记。我认为，水旱灾害即使在尧、汤的时代也不能避免，只有预先有所准备，才不至于使百姓受害。圣人并不是因为没有灾害就必定归功于上天，而是依靠我们有防备灾害的办法罢了。既然这样，皇上的仁德能够补助天地所不能及之处，为百姓建立安身立命之本，那么好义之士怎能不奋起响应呢？从前隋朝开皇年间，关中发生饥荒，文帝不准许赈济借贷，亲自率领瘦弱的百姓到东都就食；这点点小恩惠，竟至于要躲开道路上的人来供给扶助，这哪里足以称为仁政？当时仓库不是不充实，乡里的富民难道没有丰厚的积蓄而不肯救济吗？由于上面的人不喜好仁德，所以下面的人也不喜好义行。如今忠立的义举，虽然根本在于皇上的仁德，但他的恭敬顺从、慷慨奋发，完全没有一点顾虑私利的念头，比一般人贤能得多了！我又听说，他的祖先多以文学和孝行著称；到了忠立，常常打开粮仓赈济贫困，又在新渡建造大船，以便往来，使百姓不再苦于涉水。他喜好行义，大概出于天性，这些事情都值得记载。所以我把这些事联贯写下，使它刻在碑的背面，后来的观看者一定会有所感发而奋起。

译继述堂记 继述堂，是我的朋友、致仕工部侍郎罗汝敬所建的。罗公辞官回到故乡后，看到子孙很多，而旧居容纳不下，于是拿出俸禄赏赐的余款建造这座堂，让他的儿子罗敭等居住，并命名说：“罗氏世代以儒学著称，案上的书、乡里的田，都是先人留下的。我虽然有幸做官，却未曾有所增益；如今把这些交给你们，你们好好努力吧，能够无愧于祖先，就可以了。”罗公去世后，朝廷念及他的功劳，派官员赐祭。于是罗敭进京谢恩，路过我这里，向我说明此事，哭着说：“我父亲不幸丢下我们这些孤儿，他的遗训还在。如今我把这座堂命名为‘继述之堂’，并想办法使它名副其实，冒昧请先生作记，幸望赐下一句话教导我们，这份恩惠就太大了。”我和他的父亲相交四十年，怎么能够推辞？于是为他说道：“从前孔子称赞武王、周公的孝行，说他们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述行先人的事业。圣人所做的事，本来不是一般人能够完全相同的；但是不忘记亲人，想着把先人的事业继续发扬，使之长久广大，这是一般人也能够做到的。你的父亲治理这些田地，用尽了奉养父母、抚育子女的道理，又早晚读书，求取古人修养自身并推及他人的方法；这些既已充实于自身，也施行于天下，而田地和书籍仍然存在。你们兄弟接受这些遗产，应当怎样做呢？深耕土地，及时除草，勤于灌溉，去除那些伤害禾苗的东西，使土地的收益足以奉养老人、养育子女；防止在读书学习之间发出贫困的呻吟，吸取精华而实践其实际内容，使慈爱孝顺的行为得到修养，仁义的德行得以建立，让人称你们为君子之子。这样，你们就不只是能够继承父亲，也能够成就父亲了。孝道难道还有超过这个的吗？世上的贪婪小人和那些荒唐的子弟，不明白诗书的传统，只知道经营财产，倚仗势力，轻视亲爱之情，欺凌寡弱，践踏乡里，抢夺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毫无忌惮；这难道是知道天道吗？天意注定会胜过人的力量，他们将连自己原有的财物也一并失去。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做。你如果真能努力，使后代能够继续下去，那么罗氏的福泽难道会有穷尽吗！”罗敭拜谢说：“先生的教导是正确的，我怎敢不努力。”于是我写下这些，作为记。云章楼记 君主的命令就如同上天的命令。因此从前的人对于玺书、宸翰，都取譬于上天，用奎宿、壁宿的文采和银河的光彩来比拟它们，用来表示尊贵。然而奎宿、壁宿和银河在天上的光彩，照耀人间，从来没有间断。至于玺书、宸翰，只有有德行、善举、功劳和功业的人，才可能得到它们，以光耀前人而恩裕后代。奎宿、壁宿和银河的光辉所照耀的地方广阔无边，玺书、宸翰的荣宠所及之处深远无穷。用这些来相比，不也是很恰当的比喻吗？我的朋友福建按察佥事高超，字伯琴。他起初任监察御史时，以廉洁厚道、勤勉谨慎闻名。天子认为这些品德适合他的职位，考察其缘由后，又加以恩典。于是追赠他的父亲存信先生为福建道监察御史，母亲吴氏、妻子艾氏都追赠为孺人，并赐给敕命。伯琴拜受赏赐后说：“君主的命令不可违背。”于是建楼珍藏这些敕命，命名为“云章之楼”，并请我作记。我认为朝廷对待士人很厚重。只要确实能够胜任官职，就一定赐给诰敕，并封赠他们的亲属。这就是《虞书》所说“天命有德”的意思。职位称为“天职”，地位称为“天位”，没有一样不是出于天，那么把命书比作奎宿、壁宿和银河，难道过分吗？伯琴珍藏这些敕命来给子孙看，难道只是要使他们知道君主的赐命用来荣耀显扬吗？前人有这样的德行，也是想感动他们的内心，希望他们或许能够有所继承吧？孟子说：“古代的人修养自己的天爵，于是人爵也随之而来。”天爵是什么？就是仁义忠信、以行善为乐而不知疲倦。用这些来修养自己，叫作能够保全天性。公卿大夫的尊贵，虽然由人授予，实际上根本在于天。天所赋予自己的东西，既然能够保全，那么天所使人尊贵的地方，哪里会在自身之外呢？伯琴凭借这些而得到爵位，又推及到他的父母。后代子孙登上这座楼，瞻望敕命的光彩，想到天恩的丰厚广大，更加勉励于孟子所说的话，并设法继承祖先的事业。云章楼被珍重收藏，也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而没有穷尽。

译敕书阁记 永丰湖西的罗氏，以做官和求学著名已久，并不只是财产富足；到了罗脩龄，年高而好义尤其深厚，乡邑中贫困不能自给的百姓，大多依赖他。前些年朝廷修明养民的政策，诏令有关官员发放库藏钱财买粮，以防备水旱灾害并施行赈济；富民中有能够捐出粮仓积谷来帮助官府的，查明实情后上报。罗脩龄拿出二千余石粮食交给官府。事情上报后，皇上派使者携带敕书，表彰他为义民，用羊酒慰劳，并免除他家的赋役。罗脩龄拜受赏赐后，高兴地说：“我能够有余粮积蓄，都是太平时代休养生息的恩泽。把它交给官府来惠及百姓，也是我心中所愿；而玺书竟这样荣耀我，这是多么幸运啊！”于是建阁珍藏敕书，将把它留给后代子孙，使他们不要忘记圣德的广大，并思考如何继承发扬。罗脩龄来到京师，通过他的姻亲、礼部员外郎李宜春，请我作记。我观察自古以来太平闲暇之时，在上位的人能够把养育百姓放在心上，并预先为事情作打算的，很少。富裕之家和豪门大户拥有巨额财产、凭借丰厚利润，看着百姓饥饿，却不肯拿出半粒粮食救济，反而趁人危急谋取他们所有财物的，到处都是。如今天子深切关怀百姓，考虑祸患并预先防备，而罗脩龄等人又能发放粮食相助，难道不是上面喜好仁德、下面喜好义行吗？既然这样，罗脩龄被称为义民，不也是名副其实吗？我听说，君子以德行善举使家族世代相传，必定是祖宗先有所启发，后代子孙才有所取法。宋朝末年，文丞相起兵勤王，罗脩龄的祖先开礼先生倾尽家产供养士卒前往响应，声威震动江右；军队失败后被擒，最终痛骂敌人而死。这件事记载在文丞相的传记中，他的义行声名显赫，早已昭示于天下。此后历代以来，罗氏更加成为乡邑中受人敬仰的家族。宣德十年，邻县盗贼在大盘山兴起，防守藩司和监察宪臣急忙召集军队讨伐，罗脩龄召集三百名壮丁供给粮饷，使他们尽力与官军互相配合夹击；盗贼平定后，他也有功劳。人人都说罗脩龄笃实好义，没有辱没祖先。如今又因发放粮食而受到褒奖，再次以义行著称，罗脩龄可以说是能够使家族美德世代相传的人了。《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谓积善，并不是只说一代，而是连续不断地积累，时间久了就更加兴盛；这样，他家的福泽哪里会有穷尽呢？我为这座阁作记，并把这些事联贯写下，以勉励罗氏的子孙。忠信堂记 永丰社洲的萧氏，是当地受人敬仰的家族。萧焕珪是族中的贤者。他曾经拿出二千余石粮食，帮助官府准备赈济。朝廷下敕表彰他为义民，用羊酒慰劳，并免除他家的赋役。至此，他到京城朝廷所在地谢恩，通过他的姻亲、礼部员外郎李宜春，请我为他的忠信堂作记。我听说后，心里很高兴。世上的人本来有给自己的堂命名的：不是夸张铺饰以显示美好，就是退让简约以表示谦逊；能够真正专心于自我修养的，实在很少。人的本性中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德性，一切善行都由此产生。大概没有所谓忠信，忠信就是自我修养的实际内容。从前孔子教导人，有四项学习来穷究道理，却一定要亲身实行，并且又以忠信为根本。忠信不能建立，所学就都是空文，所做也不是实际的行为。他后来对弟子说：“以忠信为主。”这是说把忠信存于内心，然后一切事情才都有实质。不过，真正愿意修养自己的士人，难道能不把这个作为要务吗？河南程夫子曾经训释过它的意义。程伯子说：“把自己的内心完全发挥出来叫作忠，顺着事物的实际而不违背叫作信。”就是说，发自内心的话，没有一点不尽其诚；顺循事物的实际，是非没有违背，这就叫忠信。他的说法已经明白通畅了，程叔子又说：“尽己之心叫作忠，以真实相待叫作信。”意思虽然相同，但说得简洁、重要而确实，不可更改。学习的人看到这些，也就知道该从哪里用力了。萧焕珪用这个来命名堂，借以勉励自身并教导全家，哪里是一般人的常情所能达到的呢？我又听说，曾子在《大学》末章说：“君子有大道，必定以忠信来取得它。”所谓道，是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也就是本章开头所说的絜矩之道。忠信存在心中，然后才能得到这个道理并推及他人，使各人都得到适当的位置，没有不顺遂的。凶年饥岁，乡人的粮食不够，自己却独有余粮；凭借自己的富余看待他人的不足，心里却丝毫没有悲悯之情，这难道是君子絜矩之道吗？萧焕珪发放粮食赈济饥民，这就是絜矩之道的施行，也是由忠信所得的吗？我为这座堂作记并推展开来说这些，大概是想勉励他把忠信充分实行并广大推及他人，这也是萧焕珪的志愿吧？

译宜兴县重修庙学记 宜兴修建庙学，已经很久了。六七十年来，没有人能够修缮整治它，因此日益破败。宣德年间，县令张惟澄因大成殿将要倒塌，便谋划重建；材料刚开始筹备，他却因事离任。正统初年，上饶蒋侯蒋义从桃源县主簿因贤能被举荐，前来任县令。刚到任，他拜谒先圣，周遍察看学校房舍，感慨地叹道：“朝廷锐意教养这些百姓，而蒋义恰好担负此任。如今庙学不能整治，将凭什么奉行朝廷的美意呢？”他早晚敬畏，想着竭尽力量办理此事。适逢监察御史、庐陵人彭朂奉命主管教化事务，来到宜兴，知道蒋侯的志向，便加以鼓励。蒋侯不愿劳扰百姓，便全部拿出自己的财产作为倡导。县人许信等共同商议说：“我们县得到贤明的县令，想要重修庙学，来教导本县人的子弟，使他们都成为有才而且善良的人，这是非常盛大的事情。我们难道可以不努力吗？”于是富裕的人出钱，贫困的人出力，来帮助官府。便购买材料，命工匠修完大殿未完备的部分，涂饰墙壁并加盖屋顶。两庑、两斋、棂星门、灵星门、祭馔之堂、诸生休息的房舍，也都依次改建，施以粉饰、土漆和丹漆，塑造圣贤像，全都符合制度。工程在某年某月某日开始，于某年某月某日完工。蒋侯在庙中告成，然后让诸生入学学习。教谕邱纯向众人说明说：“我们蒋侯对于学校用心极深，然而这项功业实在艰难，应该刻石告诉后人，使他们维护它，也使在这里学习的人勤奋努力，来符合蒋侯的心意。”众人都说：“是。”于是通过我的朋友、清河县令李侯信圭，请我作记。学校的教育，是用来阐明道的。道源于上天，具备于人的内心，顺循天命的本然，施用于人事的当然，而且都各有法则，这就叫道。然而有的人被气质遮蔽，被物欲迷惑，不能知晓也不能实行，所以圣人在位，必定建立学校来教导他们。进入道的途径，必定以读书为要务，穷究其中的旨趣，揭开被遮蔽的地方，排除被迷惑的地方；认识达到极致，实行尽力，这样才有办法成就自己的才性。夏、商、周三代以来，都是如此。我朝历代圣君尤其重视教学，对于五经、四书都有编纂著述，以发明其中深奥的义理，慎重选择俊秀之士，使他们专心学习，并用良师教导他们，还专门设置风宪官往来督促勉励。大概是想阐明道理以振兴治理，朝廷对学校的期望就是这样。如今蒋侯这样做，凡是来求学的人，先进入庙中拜谒，仰望先圣的德行容貌，知道道统有所承继；然后退到学校学习，诵读经传中的精要言辞，明白道有恒常的准则。平日便把它实行在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出仕后便把它运用在君臣上下处理事务、接待人物之际，无不尽到适宜的程度，然后才算道有所成，也就没有辜负朝廷教化和蒋侯兴办学校的用意了。世上做县令的人，没有谁不负有管理学校的责任；然而轻视、忽略并压制学校的人很多，能够像蒋侯这样的很少。既然如此，蒋侯果然比一般人贤能吗？所以我为此作记，以勉励求学的人，也给后人看，使他们善于继承，永远不要毁坏。复本堂记 复本堂，是池阳韩伯恭所建的堂。韩氏在池阳是大家族，他们的祖先住在接石山上，东望九华山，南望六峰；齐山在西面，清溪环绕北面，丰盛的堂屋、宽大的房舍、长廊、高台和水榭，奇瑰杰出的景观，面对全乡。元朝末年兵乱，把它毁掉了。国朝受命后，天下安宁，韩氏便在旧居相距一百步的地方居住，却没能把旧居恢复。倒塌的墙垣、废弃的遗址、残破的砖和断裂的础石，散弃在荆棘草莽之间，成为粗鄙乡人的盗窃对象，路过的人都为之惋惜。洪熙元年，伯恭从庐陵教官任上回家，感慨地叹道：“我的祖宗居住在这里，经营建造也很辛劳。如今一次毁坏便不予恢复，难道能称为贤能的子孙吗？”于是全部拿出自己的资财，购买各种材料，在旧址上建堂。堂建成后，溪山的胜景仿佛比从前更美，便命名为复本堂。今年他来京师参加谒选，获得临湘教谕的职位，于是把堂记的事托付给我。我认为古代君子营建住宅，难道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心意吗？是要把它留给后代子孙。《斯干》诗用来颂祝生男、使家室长久，就是这个意思。作为子孙，也应思考前人创业的艰难，谋划继承，使它长久而不毁坏。这首诗所说的“继承先妣先祖，筑起百堵墙”，以及在这里居住、欢笑、谈论，正是这个意思。前人有遗留下来的事业，后人又有所继承，难道不是人情所希望的吗？至于灾难接连到来，兵火波及，使鸟翼般飞翘的屋宇盛况一旦化为灰烬，荒废成为丘墟，这就是人事无常。然而我观察到，凡是旧日的名门大族，大多有遗留给后代的事业，而遭遇这种灾祸的也不少。子孙不贤，把家产卖掉来满足口腹，或者流离迁徙，逐渐失去旧业，这样的事到处都有。能够兴复旧日景观，不愧对前人，像伯恭这样的，实在很少。他难道不是所谓贤能的子孙吗？不过，这也是有原因的。仁义忠信，是承受祖先福泽并使后代富裕的根本。那些突然兴盛又悄然完全消失的人家，是因为不知道致力于此。伯恭的曾祖父在元朝做官，主管黄山驿传，对百姓有恩惠；他的祖父和父亲虽然没有做官，却都读书而成为乡里的长者，他们所致力的就是这些。伯恭能够成为贤人并恢复堂宇，当然是有来由的。伯恭又以学问品行为人的老师，恭谨谦让，在士大夫中有声名，确实足以使后代富裕。我知道这座堂的洒扫维护会有人继承，所以作了这篇记。

译双桂堂记 双桂堂，是张士伦甫居住的堂。士伦世代居住在上虞，如今迁居河间府阜城县。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居杰，字翰英，是永乐甲午乡贡进士，在章丘分掌教化；次子居彦，字翰华，又以庚子乡贡进士担任绛县训导。阜城的士大夫和乡里的贤者，因两个儿子都通过科举做官而高兴，于是给他的堂命名为“双桂之堂”。翰英在章丘考核任期届满后，升任吏科给事中，凭才干品行受到天子的知遇，推恩封赠他的父母为县大夫。老人和长辈又在这座堂中置酒庆贺，说：“这是科举入仕带来的。”然而堂还没有记文，将用什么把它的事迹传示永久呢？于是翰英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认为科举取譬于桂树，来由已经很久了。晋代郄诜被举为贤良，对武帝说：“我的对策应当是天下第一，就像桂林中的一枝桂枝、昆山中的一块美玉。”后世继承这种说法的人，没有不取此为喻的。燕山窦禹钧的五个儿子都考中科举，当时作赋咏诗的人说：“丹桂五枝芳香。”君子不认为这有什么奇异。其他用桂树表彰宅第乡里的也不少，那么张氏以“双桂”命名此堂，难道不是很恰当吗？设置科举，是为了求取天下人才，兴起太平之治，所以英伟豪杰之士，大多由此出仕。然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士大夫之家，世代有一人登科，在荐举名册上留名，以继承并光大前人的美德，就已经足以看出家族世代的恩泽了。何况像张氏这样兄弟接连被有司录取，那么他们家族世泽的兴盛，也就可想而知。我听说张氏世代以儒学为业，士伦的先父九皋，德行已经建立却没有得到施展；他的从父九容，官职累升至山东参政；九功也多次担任学官。翰英兄弟相继兴起，本来就有前人的启发。那么，双桂堂也确实为前人增添光彩了。我又考察过，桂树是芳香浓烈而长久的植物。古代君子中有屈原，曾经取桂来比喻德行。他先列举三位先王，说“杂申椒与菌桂”，是说禹、汤、文、武得到众多贤人来辅佐自己；他又以自己为首，说“矫菌桂以纫兰”，是说用众多美善来修养自己。君子出仕，只有自己具备善德，才能辅佐君主。自己不修养善德，却能对君上有所帮助，从来没有这种事。翰英如今已经得到圣明天子的任用并侍奉他了，翰华难道终究只做一名教官吗？希望他们更加勉励自己修养善德。《易》说：“用学习来积聚，用询问来辨析，用宽厚来安处，用仁德来实行。” 这就是君子的道路。这样一来，他们的德业长久存在，也会像桂树的芬芳远播、枝叶繁茂一样永不衰败。这座堂难道不会更加长久而光耀吗？所以写下这些作为记。讷斋记 我读《抑》诗的第四章，知道君子应当谨慎的事情，没有比言语更重要的。为什么呢？言语和行为都是德行的标志，但行为表现在自身，不如言语从口中说出那样容易失误。因此诗中既说“谨慎你所说的话，敬慎你的威仪”，随即又举白圭可以磨治的事，来深刻说明言语一旦失误便无法挽救。卫武公这样自我警戒，他的用意就可以看出来了。卫武公在周朝做官时，已经九十五岁，而求学的功夫到了老年仍不倦怠。何况年龄和地位都不如他的人呢？年龄和地位不如他，却能够以武公的求学为榜样，并且不肯改变自己的言语，这样还不能称为君子吗？吉水人周仲升，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讷斋，大概是知道应当致力于此。仲升是吴国大将军瑜的后裔，世代以儒学著称；他这样要求自己，大概是想不辱没家族传统。言语所关联的事情重大，君子可以从这里观察德行。根据言语的发出，可以知道他内心所存的东西。吉祥善良的人言语少，浮躁的人言语多。德行厚重的人言辞温和，德行浅薄的人言辞乖戾。他的真实情况有不能掩盖的地方，荣辱也会随之而来。从前有些人少说话而亲身实行，以孝友闻名郡国，自己享有荣誉，子孙也承受福泽。也有明知言语会触犯他人，却最终还是说出，灾祸因此殃及自身而逼近危亡的人。所以君子想要说话谨慎而行动敏捷，说的就是这个。既然这样，仲升用“讷”来命名书斋、警戒自己，难道不是君子的道路吗？我又听说，“讷”和“讱”相同，都是说话困难、谨慎的意思。这就是所谓接近仁德的资质，也是求取仁德的方法。仁德具备于心，心能存守，仁德也就存守了。讷是不说巧言，讱是不轻易发言，由此可知他的心不向外驰逐。所以这与仁德接近，也可以凭此求取。仲升由此不断进步，使心常存而仁德更加成熟；这样，他发出的言语都纯粹合乎公正的天理，别人将把它作为准则，这才叫学习有所成就，哪里还只是“讷”呢？我赞美仲升能够运用《抑》诗的劝戒，因他请求我作记，所以写下此记。

译御赐谢庭循图书记 永嘉人谢环，字庭循，读过儒家书籍，尤其精通绘画；他的言语行为不违背礼义，温和而有君子的风度。永乐年间，有人推荐他给皇上，征召他到京师，考核技艺列在高等，于是受到宠爱任用，声名隐然震动四方。宣宗皇帝继承大统后，在讲道论治的闲暇颇以书画自娱，庭循得以每日侍奉左右；凡是进献给皇上的作品，没有不合乎旨意的，于是升任锦衣卫百户，不久又升为千户，恩宠待遇的厚重，很少有人能够相比。宣德元年十月一日，皇上在文华殿赐给他白金图书二方，都涂饰黄金、镶嵌青色玻璃；印文一方是“笔精入神”，一方是“谢氏廷循”。宣德八年七月一日，皇上在斋宫赐给他象牙图书一方，印文是“清泉白石”。前后三方，都在印钮上镂刻“大明宣德御赐”六字，并用金装饰，使他每次作画都用它们作为印记。庭循拜受赏赐后，像捧着玉璧一样珍藏。宣德皇帝升遐后，他拿出来给我看，说：“这是皇上所赐，是想把它流传久远。然而‘笔精入神’四字，哪里是我谢环敢当的，皇上却这样褒奖借誉我；皇上的恩德，真是天地般的恩德。只是谢环的技艺浅薄，怎么能够稍稍报答万分之一呢？”如今皇帝的车驾已经远去，即使想亲自效力，也不可能了，这就是谢环捶胸痛哭而不能停止的原因。他希望我为此作记，给后人看，使他们不要忘记这份大赏赐。唉，古今精通技艺的人，难道只有一个吗？然而有人得到知遇，有人没有得到知遇；所以技艺精湛却不能扬名的人，大概很多。庭循有真实的技艺，也有相应的声名，君主的褒奖确实完全符合实情；但他仍然感到不足而不自满，这就可以看出他是贤者。从前元朝时，永嘉有王振鹏，也因擅长绘画而得到仁宗宠幸，官职同样升到千户，皇帝赐给他“孤云处士”的称号。他曾绘制上都大安阁图进献，得到深切的嘉奖；大安阁是世祖建造的，君子认为王振鹏有不忘祖业、继承堂构的讽意。如今庭循的官职不低于王振鹏，所受宠赐却超过他；他所画的人物都达到精妙的境界，必定有感动皇上内心之处，并且深切实行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教化，这就是他得到如此恩宠的原因。直与庭循相交已久，所以记载他受赐的缘由，给子孙看，使他们坚定地继承他的志向。《抑庵文后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三　明王直撰写的记文 常州府重建黄田闸记 水设置闸门，是为了按时开闭，谨慎地蓄水和泄水，使船只往来通行，资助田地灌溉，它带来的利益很大。然而只有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君子，才能因势利导而扩大这种利益；否则便会懒惰松弛，只贪图眼前安稳，忽视长久的利益，给百姓带来的祸害难道会小吗？我从黄田闸的重建，知道主持此事的人用心深厚。常州江阴城北的黄田港，引江潮贯穿城中，从南门流出，共二十里；向北通到夏港的蔡泾，再通达运河，实在是船只汇集往来的地方。城郭附近的数千顷良田，都依靠它灌溉。港水因潮汐涨落而有深浅，潮涨就泛溢，潮落就干涸。水涨时船只可以通行，也足以灌田；水涸时田地不能得到灌溉，船只搁浅甚至毁坏的也有。唐长庆年间，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开始在城北建闸；潮涨便开闸通船，潮落便闭闸蓄水，百姓享受其利。历年久远，修缮不能接续，闸门日益坍塌毁坏。自洪武丙子年以来，百姓失去这种利益已经很久了。此前担任郡县长官的几十人，没有一个稍稍对此放在心上。宣德年间，工部郎中、桂林人莫愚被选派来任郡守，皇上赐给他玺书，使他兴利除害。莫侯询问了解此事后，叹道：“这也是利害关系重大的事情。如今田地的利益和漕运船只都依赖它，怎么可以拖延呢？”但因为刚到任，没有时间办理长远的政务，便沟通民情，立即把此事具奏上报。皇上命巡抚侍郎周忱筹划测算。周公是庐陵人，忠诚以奉事国家，仁爱以惠及百姓；莫侯与他共同商议，在旧址以南约五丈处重建，以避开水流冲击。考虑到工程重大、费用很多，不忍向下征敛；周公平常广泛储蓄以备灾荒，估计可以支撑数十年，便想稍微发放储存的粮食来购买材料、雇佣工匠，一切都不烦扰百姓。把费用计算后上报，诏令批准。于是命通判、邵武人张龄主管工程，但各项调度都由周公负责。到洞庭山购买石料，磨砺雕琢后运来。共用石工五十人、木工十人、金工五人、土工十人、役夫二千五百人；石料四万五千尺，木料二万一千一百根，砖三十万一千块，石灰四千石，铁一万一千斤，食米二千九百石。正统元年八月开始，到了当年十月完工。从此每年都获得大丰收，船只航行没有灾害，耕田的人、划船的船工、商人和贩客都欢欣鼓舞地称赞歌颂。郡中的父老都非常高兴地说：“这座闸建成后，我们郡的水陆屏障更加牢固，风俗气象完全恢复，我们百姓难道不会永远享有利益吗？这是巡抚大人的德行和郡侯的功劳。”他们请求刻石来流传久远，于是张侯来到北京，请我为此作记。兴办天下的利益，必须使用天下的人才；然而如果不是天子深信他们、专一任用他们，也不能取得成功。莫侯因为贤能被选任养民的职位，又得到张侯来帮助他；周公巡抚各郡时，确实能够体察皇上的德意，凡是可以有利于百姓的事情，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的，百姓亲近爱戴他，他的恩惠确实很大。这项工程大概只是他政绩中的小事，却尚且如此用心勤勉厚重，由此可见朝廷任用人才的成效。唉！假使治理百姓的人都能这样，那么天下哪里会有被遗漏的利益呢？而多数人不能这样，这正是君子所叹息的。因此作记告诉后人，使他们知道这项工程的始末，并善于继承它；也借此寄托我内心的感慨。

译琴趣轩记 彭水人张克明有幽雅的志趣，不急切追逐世俗所喜好的事物，唯独喜爱琴。他担任通判同知，历任四郡，都随身带琴，开辟一间轩室，把琴放在其中。公务之余，便焚香静坐，取琴弹奏，他的内心大概十分超然。克明自己以此为乐，又让两个儿子学习弹琴，希望他们也能共同享受这种乐趣，于是把轩命名为“琴趣轩”。今年他来到北京，通过我的故人何彦澂请我作记。古代君子各自以适合心意的事情为乐，凡是能够使自己心意舒适的事物，便喜爱而不舍弃，大概是因为他的快乐就在这里。像刘备喜爱结髦、钟繇喜爱书法、嵇康喜爱打铁、桓温喜爱绘画、刘伶和阮籍喜爱饮酒，都是终身喜爱；他们大概各有用来使自己适意的东西，并认为天下的快乐没有什么能够替代它。然而他们所喜爱的快乐在外物。至于喜好学习、专心自我修养的君子，琴才是他所喜爱的，所以没有特殊原因时琴从不离身。琴是圣人制作的，用来象征天地、四时、五行，并调和君臣的义理。它的形制如此，而它的作用则可以禁止人的邪心，成就内心中和的本性，使人不违背德行。这是它在内心方面所起的涵养作用。内在得到涵养，也就能够通达于外在了。宓子贱弹琴而不下堂，单父便得到治理；赵清献带琴入蜀，蜀地便安定，难道不是因为用琴涵养自身，而清静的教化有所成就、适合于百姓吗？既然如此，琴本来就是君子应当喜爱的东西。我还不认识克明本人，但对他给轩命名的用意，不能知道是否确实如此。所谓趣，是心意所趋向的地方。克明父子对于琴，志趣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想达到前面所说的境界，就必须学习到义理精明、仁德纯熟，和顺于道德；如果想达到后面所说的境界，就必须使政治教化的美善更加优良，百姓安宁愉悦、和乐兴盛，达到淳厚古朴的风俗才算极致。如果还做不到，那么也要审察自己的志趣是否正确，并一定求其达到极致，这才可以。不要说自己只是取其适意罢了。君子安置自身，必定以达到极致为标准；对于别人，也必定希望他达到极致。我为这座轩作记并推论到这里，大概是希望合乎君子之道，哪里敢把它只看作技艺之事而加以轻视呢？竹庄记 竹这种植物，具有清白、虚心、刚强、正直的德性。至于成丛生长，根相连、枝相依，紧密排列而互不违背，又有亲爱互助的意义。因此君子崇尚它。从前唐玄宗和兄弟诸王在苑中游玩，看见竹子成丛生长，聚集在里面，没有一枝伸到外面，便回头对他们说：“兄弟都应当这样。”于是把它称为义竹。上天生育万物，使每一种都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只有人得到完整的本性，所以兄弟相亲，从孩提时就已经如此。这难道是勉强做出来的吗？是天性的真实，并不是从外面来的。竹子这样成丛生长，难道有意要彼此依附吗？也只是顺着它天性的自然罢了。唐代诗人为自己没有兄弟而悲伤，便借独生的棠树寄托兴感，以求得兄弟相助；有人拿竹子茂盛紧密来比喻兄弟相亲，因而想到要更加笃行义理，这难道不是善于从万物取得启示吗？安城人刘求琏居住在本县上源，和哥哥求矩、弟弟求乐、求思、求锡最为亲爱。他家有一片竹丛，茂盛而并列秀美，森然密集地生长。即使霜雪严酷、风雨猛烈，也不能改变它的德性。求琏兄弟常在这里宴饮休息，他们内心相互信任，意志彼此契合，言语相互投合，财物有无共同分享，安乐忧患共同承担，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其他做兄弟的，没有能比得上他们。于是把居所命名为“竹庄”，大概取的是义竹的意思。唉！兄弟之义源于天然本性，而有些人却不讲兄弟之义，难道全都是由于异母所生吗？是私欲损害了它。利害相对，爱憎相攻，得失相激，不能刚强地加以制止，于是争斗、隔阂、悖乱就兴起了，又哪里知道所谓义呢？他们看着这片竹子，实在应该感到惭愧。求琏兄弟如此笃厚地行义，不让欲望损害本性，由此可知。淇澳诗篇，卫人赞美武公的德行，都是以竹子起兴。从竹子初生，到长成像竹席一样密集，说的是他以道学修养自己，使德行达到成就，最终达到从容而合乎礼的境界。如今竹庄的竹子已经密集排列，求琏兄弟希望还要取法卫武公，以义德修养自己，像切磋琢磨一样充实德行，直到举止容貌、行动周旋都合乎礼，他们的德行难道不会盛大吗？那人们为他们作赞咏，难道只会有《淇澳》这一篇吗？我对刘氏兄弟寄予希望。求乐任翰林侍讲，来拜见我时讲述此事，并请求我作记，所以写下这些话，让它揭示在他们轩室的墙壁上。杨氏杂画记 淮安杨熙节兄弟有潇洒的情趣，而且最喜爱绘画。京师擅长绘画的士人多作图赠给他们，以满足他们的爱好。熙节把这些零散的画编成一册，请我为画册作记。画共十七幅，其中山水十一幅，花木六幅。画中山峰的秀美、烟云的变化、河流陆地的曲折回环，深林茂树映衬着高大的棕榈和华美的屋宇，佛寺和道宫参差错落、时隐时现，逸人奇士之间往来，渔舟商船来去，禽鸟飞翔聚集，幽深的草木和极艳丽的花朵间蜜蜂蝴蝶相互追逐，全都极尽情趣，确实可以说精妙。淮安是天下的重要地方，是南北交通的要冲，也是舟船、车马、官员车盖会集之处。从周围眺望，远处可以达到千里。画中的景物，没有一样不是这里所有的。熙节兄弟不把目光停留在真实景物上，却把心意放在它们的图像上，为什么呢？古代君子有不出门户庭院却能周知万物的，是因为有图籍在手。眼睛看到而心中存留，心中存留而道理得以施行。因此对于人，便思考使他们顺遂本性；对于山川，便思考使它们各得其所；对于草木昆虫，便思考使它们各自完成生命。困窘时就小范围施行，通达时便广泛推行，哪里需要亲自遍览之后才做得到呢？熙节兄弟这样喜爱绘画，难道也是希望不出门户庭院却能周知万物吗？这些景物触动眼目，也会触动内心吗？我听说他兄弟二人曾经开仓发粮，赈济淮安的饥民，淮安人多半感念他们，朝廷还表彰他们为义民。他们的恩惠本来已经施及万物了。闲居无事时，展开这本册子来观看，仿佛身在庭院之中，亲自与万物相接触。看见册中所描绘的对象，就为它们施加恩惠，没有一样得不到照顾，这不正是古代君子的道理吗？熙节兄弟要努力，不要只把它当作供人玩赏的东西而已。于是写下这篇记。

译双寿堂记 龙泉县令陈侯士宜因考核政绩来到北京，拜见我并告诉我说：“我是宜宾的义世家，父母都健在，年纪也都八十岁了。如今幸而获得俸禄，却不能让他们享受一天的奉养；虽然有兄弟可以使双亲得到亲人的欢娱，然而我的内心难道能有片刻忘记这件事吗？我曾经给所居住的堂屋命名为‘双寿’，凡是子孙承奉父母的脸色、顺从他们的起居，以及使饮食适合口腹、使声色悦耳目并使心意快乐的事情，都包含在其中，希望借此使二位亲人快乐安宁。然而还没有文章为它作记，冒昧请先生写一篇，张挂在堂上，以表达庆幸之意。希望先生不要推辞。”唉，我从这里了解到他父母的德行了。《洪范》所说的五福，其中一项是长寿，但长寿必定以爱好美德为根本。长寿，是德行的效果；长寿出于上天，而德行在于人自身。修养在人自身的德行，然后才能从上天得到长寿。古人能活到七十岁的已经很少了，如今竟能活到八十岁，难道不是幸运吗？活到八十岁固然幸运，而五个儿子都才华出众，又都有俸禄官位，难道不是最大的幸运吗？《南山有台》诗的后三章说：‘美德的声誉永不止息，岂不是长寿？岂不是能保养你的后代？’这是说有德的人一定能得到长寿，而且还能保佑、养护自己的子孙。君子的德行修养于自身而从上天获得福报，就是这样。因此，士宜的父母难道是德行浅薄的人所能相比的吗？虽然如此，父母的德行固然有所得于上天，但使父母的德行得到成全，还要依靠子女。如今士宜兄弟有的出仕、有的居家，虽然处境不同，但父母的心愿一定都是希望他们专心向善。孝并不只是给予甘美食物的奉养，更应当用志向来奉养父母。说话一定合乎道理，行动一定依据正义；出仕的人得到清廉能干的称誉，居家的人得到孝顺友爱的声誉，那么人们将会说他们是君子的儿子。这就是成全父母的方式，父母的内心难道不会快乐吗？快乐了，气息就和顺，身体就舒畅；凭借这种状态承受上天的福佑，达到上寿是可以预期的。这难道只是士宜兄弟的庆幸吗？乡里中父子兄弟之间，一定也会受到他们德行的熏陶、善行的感化，与他们共同享受这种庆幸。我家在泰和，和龙泉是邻县，听说士宜治理地方的政绩，大概是值得敬重的，所以写下这篇记。壶隐记 永和萧氏世代以医术著名，到萧原豫时医术更加高明。凡是有病的人都奔到原豫那里求医，求取药物后没有不痊愈的。但原豫若不是行医，也很少同人交往，大概有一种超然脱俗的志趣。乡里人把他比作壶公，于是号称他为‘壶隐’。原豫并不因此高兴，却也不推辞。有位客人告诉我说：‘奇怪啊，所谓壶隐！那壶公大概是被贬谪到人间的仙人，而且确实无所求于人，所以能够这样。原豫有妻子儿女的拖累，有口腹身体的欲望，怎么能把自己同壶公相比呢？况且他连药铺都没有，哪里有所谓的壶？既然没有所谓的壶，又从哪里隐居呢？’我听了笑着说：‘客人的话真拘泥啊！壶公的壶，大概是变化幻化而成的；至于原豫，也不过是借居其间罢了。我曾听说壶公居住在壶中的楼阁里，花木、饮食、姬妾侍从无不具备，那么壶公本来也是原豫一样的人。葛洪《抱朴子》说：‘从事成仙之道的人，首先建立功德，防止人们患病，使他们不至于枉死，这是上等的功德。’原豫救活的人很多，怎么知道他不是壶公呢？壶公无所求于人，原豫大概也是回应人们的请求；有人求他，他就回应，事情办完便退处一旁，从不自我夸耀，这确实同壶公一样。不过壶公的壶悬挂在药铺门头，能够到达壶中的，只有费长房罢了。原豫的壶似乎比那更大，因为凡是来询问药物、求取活命的人，都出入其中，却不知道它兼容并蓄、广泛接纳，难道几乎胜过壶公了吗？如今从这一点来看，原豫大概不是不了解原豫的人，又怎么能了解壶公呢？’客人这样说。不过我也有请求。过去壶公把竹杖交给费长房说：‘骑上它，任你到哪里去。’后来又把竹杖投入葛陂，化成龙游水而去。我长期作客在外，不能回到故乡，而且家乡常常干旱，正思考用什么办法救济它；假如能得到一根竹杖，使我免除离群索居的忧愁，又能使年岁获得丰收的庆贺，那就是极大的幸运了。原豫难道有办法满足我的请求吗？因此写下我的话来告知他，也用它作为《壶隐记》。葵轩记 钱唐人蒋沚因在帅阃任职而取得官职，被派到礼部历练。蒋沚很会书法，而且我的朋友祭酒陈公是他的姐夫，所以我让他在身边执笔，想观察他的为人并加以策励，希望他或许能够有所成就。蒋沚早晚勤勉谨慎，从未怠慢、嬉戏或放纵；凡有所作为，一定尽心尽力。我喜爱他，对他的策励更加深。一日，蒋沚来告诉我说：‘先父曾经承受治理百姓的寄托，如今我又有幸身居官位，孔子说过“臣事君以忠”，我愿意以此自我勉励。’于是他借物取义，把书斋命名为‘葵轩’，大概是寄托自己倾心向上的诚意，并希望表达尊敬奉事君主的心愿。希望先生说一番话阐明其中的意义，我能铭记奉行，便是极大的幸运了。考察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葵有紫茎、白茎两种，平常总是倾斜叶子朝向太阳，大概像那种尽心于君主、不敢违背君主的人。然而葵难道是故意这样做的吗？不过是由于它本性的自然罢了。君臣的名分因义理而结合，并且都是天理的自然要求。那植物尚且能不失去本性，何况人心中具备这种天理，又能施行于万物的人呢？因此，既然委身为臣，就不再顾念自己的私利；从牛羊、仓廪这些卑贱的事务，到公卿大夫这样的尊贵职位，都必须尽到职责所应尽的道义，不因难易而选择逃避或接受，不因利害而趋附或舍弃。职分之所以能够尽到，是因为心中不忘君主。忠臣的道义，大概就是这样。由此说来，那些徇从一己私利、背弃公家和君上的人，确实还不如植物；说他们比万物更有灵性，难道可以吗？又据《尔雅翼》说，葵是百菜之主，味道尤其甘美滑润。这样看来，葵的本性不但能向着太阳，而且还有益于人。过去吴隐之是天下闻名的廉吏，因为每餐有蔬菜可以食用便感到满足。后世做官而能甘心以蔬菜为食的人就少了。奢侈地想吃尽天下珍奇之物；想吃天下珍奇之物，就一定要得到天下的财物才能供给它，财物不足时，没有不违背君上、以求满足自己欲望，最终祸害自身的。如今蒋沚将要接受天子的职位来效忠，对于葵向日这一点，希望他能够领会并奉行其中的道义。还应当学习古代廉吏而不感到厌倦，食用葵菜，就像所谓一饭之间也不忘记君主一样。这样，蒋沚的德行和功业将不成为大贤君子了吗？蒋沚还要努力。于是写下这篇记。

译永思堂记 永春颜侯隆担任我们郡的推官已经三年了。郡中有事来到京师的人，往往都能说出颜侯的德行，说他约束自己严正，使用刑罚公平，案件无论大小都尽心审理，我很敬重他。今年颜侯因考核政绩来到北京，偶然经过我这里，对我说：‘我颜隆世代是儒家，先人均泰遵守礼制、崇尚道义，不喜欢做官进取，只教子孙读书。我的母亲张氏也有同样的德行，所以能够成全他的志向。我粗略有一些成就，是父母教导的结果。不幸的是他们早已去世，如今我虽然忝居官位、享受俸禄，却不能让他们享受一天的奉养，这就是我悲哀思念无穷的原因。他们的墓在乡里的始安，如今又受官职所限，不能按时修祀，那么我的内心难道能早晚忘记吗？’于是把堂命名为‘永思’，但还没有文章作记，冒昧请先生作文。我读《蓼莪》第四章，感叹父母的恩德广大，有些是无法报答的，每每不禁悲伤痛苦、流泪哭泣。父母生育、抚养、哺育子女，等到长大又回头照顾，其辛劳极其深重，超过天地变化的简易道理，有难以并论的地方，难道只是奉养和祭祀就足以报答吗？奉养、祭祀尚且不足以报答，又不能用奉养、祭祀来尽孝，那怎么能不思念呢？所谓思念，是思念父母生育、抚养、哺育、养大并回头照顾自己的恩施。思念到了极点，恍惚间仿佛有所见，肃然间仿佛有所闻；《诗经》所谓‘思成’，就是这样。颜侯的永远思念，其心意也是如此。我曾经思考过，人能够思念自己的父母，固然可以称为孝，但从远处思念，不如在近处时时思念更好。人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对于自己的身体能够思敬、思爱，就是在敬爱自己的父母。古代君子尤其重视成全父母，而成全父母又必定以修善自身为根本：居处时想着庄重，侍奉君主时想着忠诚，面对百姓时想着施惠，见到利益时想着合乎义理，与人相处时想着守信，说话时想着不违背礼，行动时想着不偏离道。这样，人们都会说他是君子的儿子；使人称他为君子的儿子，就是使他的父母成为君子。这就叫成全父母。一个人能够成全父母，他的孝也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同单纯思念相比，难道不确实更好吗？我为‘永思之堂’作记，并推演说到这里，是为了扩大颜侯的志向罢了。颜侯要努力。慈训堂记 我们县的曾兆诩，是我故友曾公和的贤子。曾公和我一同在乡校读书，又一同考中永乐甲申进士。当时正修纂《永乐大典》，曾公被选为翰林庶吉士，参与其中执笔。他为人温厚庄重，学问明达，品行端正，士大夫君子没有不以远大前程期望他的。《永乐大典》尚未完成，他因病死在京师。兆诩当时还很幼小，由他的母亲孺人萧氏教育。到如今，孺人老了，兆诩也能够自立，于是建造堂屋供母亲安居休息。凡是用来满足母亲口腹身体、使她心情愉悦的事情，他无不尽心办理，孺人因此十分欢喜。今年兆诩来到北京拜见我，对我说：‘先父不幸去世时，我才十岁，对各种事情都懵懂无知，哪里敢希望自己能够有所成就？幸亏我的母亲随时随事训诫教导，从衣食为什么如此，到修养自身、与人交往应当遵循的道理，每天都恳切反复地讲说而不厌倦，所以这些话熟悉于耳、保存于心。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实在是母亲教导的结果，怎么敢有片刻忘记呢？’如今他把所居堂屋命名为‘慈训之堂’，用来表彰母亲的德行，并且想使自己的子孙都不忘记；若没有文章，便无法流传久远，所以冒昧请先生作记。我听说：父亲对于儿子，尊严而不亲密；母亲对于儿子，亲爱而不威严。所谓尊严，是以庄重威严面对孩子，向他显示礼义的制度和法度的禁防，从内心约束他，这是教育的道理。所谓亲爱，是以慈惠抚育孩子，调理其饥饱寒暖的适宜，安排其起居出入的节度，只怕稍有失误，这是慈爱的道理。父母各自尽到各自常道的职责，子女就没有不能成才立身的。不幸失去父亲的教导，做母亲的若更加一味慈爱，因循迁就，很少有不败坏孩子的。我见过这种情况很多。兆诩的母亲孺人，在慈爱之中同时实行教育之道，最终能够成就儿子的才德，使他的家族兴盛发展，难道不是当今贤明的母亲吗？给堂屋命名以彰显她的德行，并使后世笃实地不忘记她，并不过分。然而君子显扬父母，还有更大的方式。人的身体，是父母的枝条；爱护、敬重自己的身体，就是敬爱父母。怎样才叫敬爱？不过是谨慎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罢了。不合乎道理的话不说，不合乎道义的事不做，那么人们谁会不敬爱他呢？人们会说：这都是他的父母德行所造成的。使父母的德行在当时显著闻名，像表帜一样显现在一家之中，其美德大小就可以知道了。兆诩还应当致力于更大的事业啊！所以我为他作记，让他把文章张挂在堂上，每天观看，以此自我勉励。

译恒德堂记 ‘恒德堂’，是兵科都给事中姑苏王君永和为他的县人董纲、字叔维所命名的堂屋。叔维家世代以医术著名，他的祖父伯儒、父亲士源，都在当时有声望。叔维能够继承先业，医书没有不读的，并且能够深入到医理的精微处。他救济万物的仁心同前人没有不同，而勤勉厚道更胜一筹。王君和董家有婚姻关系，所以叔维对于王君来说是外甥。适逢王君的母亲孺人患病，叔维早晚谨慎诊视，进用良药，常常取得奇效。一家人中，凡是有病来求他诊治的，叔维不因病情大小、身份贵贱而改变心意，一定亲自前来诊视、给药，没有不痊愈的。有人拿钱财酬谢，他便推辞不收；这样的事不止一次。王君深深感念他的恩德，偶然经过我这里，述说他的善行道：‘我王永和离开母亲很远，不能亲自照料她的起居、承奉她的脸色，常常因她患病而忧虑；幸而有叔维，使我的母亲能够享受安宁和顺的福气，我也得以减轻忧虑，能够尽心处理自己的职事，这都是叔维的力量。而且他不只是对我的母亲这样，对我母亲以下的亲属也都这样。姑苏有求医的人，叔维诊治他们也无不如此，始终一心一意，没有一点厌倦的意思，这不就是所谓有恒久德行的人吗？’ 所以用‘恒德’为堂命名，既是为了彰显他的善行，也希望他的善行能够长久。希望先生为此作记。医术，是仁道。天地能够生养人，却不能使人顺利完成其生命，所以圣人创立医药来救助那些将要夭折的人，用来成全天地的仁德。那种使万物生生不息的仁心，从来没有间断。因此说：‘天地的道，恒久长存而不停息。’医术用来成全天地的仁德，难道可以不使自己的德行恒久吗？开始勤勉而后来懈怠，重视这个而忽略那个，只顾追逐利益，却不顾病人的生死，这样可以称为有恒吗？这样能够成全天地的仁德吗？不称为仁德的贼害是不可以的。周文王在《恒卦》的卦辞中说：‘恒久则亨通’，意思是长久遵循正道，必然亨通；恒久是根本，亨通是效果。叔维有恒久的德行，又笃实地施行恩惠，他所施及的人将不会贫困而会富足；这种德行施及自身，也会不断增加而没有止境，哪里会在意斤斤计较的利益呢？所谓仁德的贼害，哪里配同他相提并论？我为这座堂作记，并推演说到这些，是希望王君彰显他的善行并期望善行长久的意思。重庆堂记 鄞县人杨实凭借明经科取得乡荐，参加礼部会试没有考中而归来。众人都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而杨实却欣然高兴地说：‘我的祖父母、父母都健在。起初我来京，本来确实想取得俸禄来为他们争光，但离别的感伤、思念亲人的私情，实在有不能释怀的地方。如今没有考中而归，又能早晚侍奉父母，利用剩余的时间努力学习等待时机，我心里很快乐，又何必因离开京师而忧愁呢？’翰林编修高先生迁曾经出使日本，经过鄞县，知道他家这种情况。到这时，高先生替他请善于书写的人写下‘重庆堂’三个字送给他，让他悬挂在堂屋楣间。他的乡友周濂任礼部属官，杨实便通过周濂来请求作记。周濂说：‘杨氏大概是慈湖先生的后代，从慈溪迁到鄞县。杨实的祖父孟辉、祖母方氏，都七十多岁；父亲杨灏、母亲张氏，也都已经五十多岁，而且都健康强壮，没有疾病。杨实和弟弟寅每天率领妻子儿女奉承父母的起居，承接他们的脸色，调理衣食寒暖的适宜，使父母内心欢喜。一家四代聚集在一堂，尽到人伦的常道，享受天伦之乐，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大概是由于慈湖先生诗书教化的恩泽流传到今天，而他们的祖父和父亲又能修养德行、乐于行义来继承它。’ 乡里人都称他们为长者，所以他们家族的兴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说：父母都健在，是人们共同的愿望，但能够得到的毕竟很少，所以孟子把这看作最大的快乐。何况祖父母也都健在呢？那么其中的快乐就可想而知了。上天对于人，只帮助善良的人。他们身体健康强壮，子孙又逢吉祥，不是行善的人不可能得到这些。如果说杨实的祖父和父亲不是行善的报应，难道可以吗？孔子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谓积累，不是偶尔做一次便停止；所谓善，也不是一次行为就能称为善。人行善，连续不断、永不停止，那么上天赐予的福庆也会源源不断。杨实的祖父和父亲已经在前代积累善德，而杨实又能在后代善于继承，那么福禄的到来、名位爵禄的增加，将会越久越盛。所以为他作记以等待其应验。

译耕乐亭记 我县刘子惠去世十年后，他的弟弟、广东按察副使子敏来到京师，请我为他所建的耕乐亭作记。他说：‘县城西面十五里，有个地方叫刘冈，是我们先人的居所。居所前后冈峦绵延，溪水横贯其中。溪水两岸都是平坦肥沃的田地，这就是先人遗留下来的田产。先人去世后，母亲夫人仍在堂上；我当时因推选任用而成为学官弟子，我的大哥子惠、二哥子和以及弟弟子渊，正努力耕田来奉养母亲。于是开辟土地建造亭子，作为休息的地方，命名为‘耕乐亭’，并且借此自号。每天早晨，子惠督促家人和奴仆出去到田里劳作，等到疲倦而且农事稍闲时，兄弟们就在这座亭子里一起欢笑娱乐，尽情表现兄弟之间的友爱，充分表达恭敬顺从的心意。那时，外无科税、徭役、征调的扰乱，内无饥寒困窘的忧虑；上可以使父母喜悦，下可以使家人满足，子惠的心情，是多么快乐啊！’自从我在朝廷任御史、在福建任县令以来，得到空闲回家，进堂拜见母亲，退出来又同兄弟们聚集在这里，遇到庄稼丰收便高兴，看到骨肉和睦安乐，便自以为这是天下的快乐。等到我担任山东按察副使，远离母亲和兄长，我心中悲伤，而子惠却去世了。不久母亲也因病去世，这就是我和二哥、弟弟悲痛遗憾无穷的原因。如今广东离家已经较为便利了，但登上这座亭子，想到大哥过去奉养顺从母亲、友爱我们兄弟的情形，一切都再也无法得到，那么我的内心悲伤，难道会有止息吗？又怎么能有片刻忘记对这座亭子的感情呢？希望您为我作记。又说：‘我兄长给亭子命名，难道只是因为耕种庄稼的快乐吗？大概是因为以兄弟之义为乐，并把这种快乐寄托在这里。如今不幸已经过去了，二哥也将老去；我对我们子侄辈的期望，仍然同当年兄弟之间的情谊一样，所以希望有一篇记。’我曾听说过子惠，却没有见过他；但看这篇话，子惠大概也是乐善好义的人吧！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并不是一个人的德行，然而兄弟之间有时竟至于像陌生路人，为什么呢？只是由于利益罢了。利欲之心一产生，孝悌之道就泯灭了；像刘氏兄弟这样，难道不确实值得崇尚吗？虽然如此，君子建立家业本来就很难，后来要有人继承它更难。假如刘氏的子侄能够善于承继诸位父辈的志向，并且更加笃实而不忘记，那么他们家族的福泽还没有尽头。所以我为他们记述这番话，让它写在亭上，不只是为了安慰他们兄弟对亲人的思念，也为了勉励他们的后人。思学斋记 思学斋，是泰和李仲贵延请老师的地方。仲贵疼爱自己的孩子，多次延请明达的老师来教育他们。乡里有志向的士人都来这里学习。我起初因母亲去世服丧回到故乡，很少同人交往。仲贵便通过我的亲友，以范文正公的事迹劝说我，请我到斋中教导学生。我不能推辞。书斋起初只有一间，于是扩建开辟，面积扩大了一倍。我面向东坐，学生环列在左右。我们相从讲学两年，我根据他们各自的才性资质来教导他们。今年冬天，我服丧期满，正要前往京城。仲贵惆怅地来告诉我说：‘先生要走了，学生们将在哪里完成学业呢？希望您留下一句话放在斋中，使他们有所承受、取法而每天进步；这样先生虽然离开了，却仍然像能见到先生一样。’我既然已经把斋命名为‘思学’，便召集学生告诫他们说：‘君子之所以学习，大概是想真正明白这些道理并努力实践它们。上天生养这些人，没有谁不具备这些道理。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人伦关系，到洒扫、应对、行动、静止、言语、沉默，以及万物万事的发生和停止，全都包含在其中。由粗浅处逐步探究，直到深微之处，全部明白它们所以如此的原因，这就是认识达到了极点。随着事情大小不同而去实践它，并且都尽到其中当然应有的道理，这就是行动达到了极点。实践却不知道其道理，就是盲目行动；知道道理却不去实行，又怎么能使自己心安呢？孔子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危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县素来被称作文献之邦，真正认识道理并努力实践的人大概很多。然而人的本性不能全都善良。四境之内，大概有知道孝顺却不顺从父母的人，有知道友爱兄长却不亲爱兄长的人。这是乡里的祸患，也是学生们应当憎恶的事情。憎恶这种现象却不反省自身，又怎么能称为善于学习呢？孟子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尧舜之道很广大，却落实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之间。侍奉父母是仁的实际内容，顺从兄长是义的实际内容。那么学生们所学习的，难道还能超过这些吗？如果确实能够明白孝悌的道理并亲身实行，充实并推极它，使仁义得到充分运用，然后才算学习有成。如果只是从事于语言文字之间，傲然自满地说‘我懂得学习’，唉，那也太末流了。你们还应当努力啊！’告诫学生之后，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作为《思学斋记》，让他们放在墙壁之间，每天观看，等待将来考察他们的成就。

译菊庄记 菊庄，是泰和萧所芳的居所，他也因此把它作为自己的号。所芳种植的菊花遍布庭院，但并不只是为了供人玩赏。大概在所芳出生以前，他的先君子曾经梦见菊花。后来所芳出生，于是给他取名说：‘这就是他出生的祥瑞，或许能够保守晚年的节操吧？’所芳承受了世代德泽所留下的声名表彰，也受到乡里人的敬重。然而对于先人给他取名的意义，他大概从来没有忘记。于是种植菊花，说：‘看见这些花，就像看见我的先人，希望能够顾念自己的名字而想到其中的意义。’他早晚恭敬谨慎，以免先人的训诫失坠。我因母亲去世服丧，退居乡里，所芳请我教导他的儿子，我们相处了两年。今年我服丧期满，将要前往京师，所芳便以‘菊庄’请我作记。我说，菊是幽静、坚贞、芳香、洁净的植物，所以君子喜爱它；它坚固长久的本性，又足以给人以长寿的启示。因此南阳、甘谷的人饮用菊潭的水，都活到一百几十岁而身体健康；又有人服食菊花而成仙离去。这哪里是寻常花木所能相比的呢？然而君子喜爱菊的原因，并不在这里，大概是借菊来比拟德行。善德在人身上日益彰显，就像菊花的芳香侵润人身而远远传闻。所以屈原在赋中说饮用木兰坠落的露水、吃秋菊凋落的花瓣，以此自我比拟。屈原难道是羡慕成仙之道吗？大概是因为他忠诚信实、乐于行善，却不被世人理解，所以才说自己修养自身的情形如此。我由此知道了所芳先人为他取名的意义。爱护子女的人，一定祝愿他们长寿；而《洪范》所说的长寿，又以德行为根本。他给所芳取名的意义，大概也取自南阳人服食菊花以及屈原吟咏菊花的故事。善，是天理的总称，并且具体表现于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长幼之间。所芳把它体现在自身，落实在事情上，那么善就存在于他自己身上了。善德建立起来，声名也随之而来；即使达到千百年以后，大概也会越久越有声誉。这哪里只是活一百几十岁的长寿而已呢？如果这样，他就没有辜负先人为他取名的意义，梦中的祥瑞也得到了验证。因此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菊庄记》。曾先生寿藏记 泰和曾先生已经在县城西北高温巷营造了寿藏，占据肥沃的原田，靠近阡陌的道路，城池环绕如带，山水回环相合，隐然是一处深幽的佳境。然而先生还健在无恙，每逢岁时闲暇，便拄杖着鞋逍遥自在，同客人一起前去观看，说：‘这就是我将来的归宿。’有客人对此提出非难，先生说：‘您的见识为什么这样不广呢？事物盈亏消长、进退存亡的道理，天地尚且不能违背，何况人呢？我寄身世间已经很久了，能够完整地归葬在这里，是幸运，又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先生字存礼，是柳溪人。祖父、父亲都没有做官，却都以忠厚使家族世代相承。先生尤其谦逊谨慎、和蔼平易，胸襟气度恬淡旷达，超然不为外物所累；他的言语行为一定依据孝悌忠信，教导子弟也这样。他家世代行医救人，求医治疗的人每天往来于门前；先生从不因风雨寒暑、贵贱贫富而改变心意，总是前往诊视，所用的良药没有不见效的。他生性嗜酒，客人到来从没有不饮酒的；饮酒一定醉，醉后便颓然睡去，宾主双方都忘却自身。然而若不是合适的人，他从不与之交接。他为人就是这样，一个县里无论老少、愚笨或贤良，都知道爱戴先生，士大夫尤其亲近敬重他。他起初娶胡氏为妻，后来娶尹氏；长子质中，学问品行像先生；次子文中早年去世，二人都是胡氏所生。孙子良读书成为士人，孙子隐也聪慧，只是年纪还小。先生生于丙申年，已经将近七十岁了。看到儿子、孙子早晚欢快地侍奉在左右，便更加自得快乐，说：‘我已经没有遗憾了。’我比先生小二十岁，有幸同他成为朋友。今年我因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将要前往京师，先生多次对我说：‘你替我写墓铭，幸好还来得及让我亲眼看到。我将命工匠刻石等候它。将来下葬时，你就见不到我了。’唉，死生的缘故确实重大；如果不是知晓天命、乐于顺应天道的君子，谁能在心中毫无介怀呢？像先生这样的人，大概就是知命乐天的君子吧？所以为他作铭。至于他去世和下葬的年月，则留待后来的执笔者记载，这里不写。铭文说：‘高处幽深的佳境，实在依附城墙；高高隆起的坟丘，是先生的墓宫。肥沃原田一片片，城邑居处高高耸立；山水回环，和美之气聚集于此。再过一百年，归葬于其中；用它安定自身，用它昌盛宗族。知晓天命、乐于顺天，与那些昏昧无知的人不同；我为他作铭，使它永远流传无穷。’

译南园别墅记 距泰和县城南面二十里，有个地方叫南园。那里林木茂盛秀美，田地广阔肥沃。从阆川冯岭一带延伸出来的山，分列两旁向前奔走，东西相距大约七八里。有条小江发源于兴国县境内，向东北流去，汇入赣水；经过这里时，水更加清澈可爱。那里的山水胜景既然如此，园子周围的居民又敦厚朴实，很少发生盗窃争斗，所以我的朋友萧仲龄的别墅就在那里。环绕左右、一望无际的良田和深池，都是他的产业。仲龄督促童仆奴婢在其中耕种，粳稻、豆麦、蔬菜、鱼鳖之类，随取随有，各自充足。他的儿子进士又做了藤县令，有俸禄资财，所以宾客到来时，仲龄总是同他们痛饮畅谈，留连不去，共同享受这里的快乐。抬头观看山冈上松柏萧瑟森然的景象，追逐上下奔跑的麋鹿；低头观看水面，随着舟船浮行，欣赏鱼鸟飞翔游泳，听樵夫渔父长啸歌唱，看耕夫牧童来来往往。凡是进入耳中、映入眼中的一切，都是他用来取乐的东西。我曾经因山田之事经过那里，仆夫指着告诉我说：‘这是萧氏的别墅。我们将前去拜访。’正好仲龄外出，于是没有能够成行；我徘徊观望了很久，才离开。我在家居住了五六年，想置办一块可以耕种开凿的地方，作为归老的打算，却一直没有实现。有田园之利的人，有时享受不到江流的胜景，有智慧的人便不会以此为乐；有江流胜景的人，有时又享受不到山林的雅趣，有仁德的人便不会喜爱。像南园别墅这样兼而有之的地方，难道能轻易得到吗？难怪仲龄乐在其中而不愿离开，还想让我为它作记。即使如此，南园的胜景还不只是这些。引目远望，南面是三顾山，山峰并列而立，高达千仞，杰出于云表；乡先生萧子荆读书的台就在那里。东面是王山，气势磅礴而雄奇秀美，如龙腾虎卧，是晋代仙人王子瑶飞升的地方。它高峻卓异、清正超俗，大概有某些精神是不依赖形体而存在、不随着死亡而消失的。仲龄早晚闲暇时登高远望，超然自得，必定还有山水之外的快乐，不是别人所能知道的。我生性鄙陋，没有适合世用的才能，年过五十而须发苍白，气血衰弱，耳目手足的各种疾病交相发作，却还长期忝居俸禄，惭愧辜负国家。将来如果得到恩赐归还田里，那么我应当乘小船经过南园，采撷芳草、击取鲜鱼，酒醉饭饱之后，续作《康衢谣》，歌咏圣人的德行；然后逆流而上，登上三顾山，登临王山，仰慕前贤的高尚风范，寻访仙人的遗迹，以尽其余下的快乐。然而这不是我敢于确定的事。姑且为它作记，以等待将来。南楼记 我的朋友吴世美在住宅的南面建了一座楼，命名为‘南楼’。他通过我的舅父欧阳先生来请我作文作记。吴氏世代居住在永和，永和是庐陵的近属之地。那里濒临大江，有街道巷路，四方的人在这里往来交易。市场陈列着丰富的各种货物，当地人都乐于谋求生计、兴办事务，重视根本而节省用度；他们互相仰慕诗书文章，彼此以礼相让。士大夫居住在那里，或从东西方向经过永和，也都乐意在此停留，虽然住得久也不厌倦。因此永和虽然名为市镇，但人物风俗的美好，实在不是偏僻州县所能相比的。然而冈岭回环相合，方圆数十里都可喜可乐，只因民居密集相连，多被高大的门楼遮蔽，又被茂密的树木掩盖，不能把它的美景完全呈现在耳目之间，君子对此感到遗憾。我记得自己还是童子时，跟随舅父在永和读书，和世美兄弟关系友好。空闲时便游览王仙庙，登上通仙阁，向四方眺望。凡是山水的明丽秀美、原田的广阔肥沃、佛寺道观、长汀密林、风涛沙鸟、渔夫樵父的居舍，一抬眼就尽收眼底。我心里十分喜爱，想如果能找到一块空地建造几十尺高的重楼，从高处超然远望，享受山水之外的自得，难道不是幸运吗？然而我以客居之身寄托于此，不能做成这件事；能够做到的，大概只有吴氏兄弟吧。过了三年，我停止求学回乡。回乡又过了十年，我侥幸考中进入翰林，已经很久没有到永和了。前年我因父亲去世服丧回到故乡，前去拜见舅父，寻找从前一同游览的旧迹，却大多已经没有旧人了。幸而还在的人，壮年已经老去，幼年也已经长大。四处寻找旧迹，心中大有隐约的感触。唯独吴氏兄弟家业更加富足，声誉更加振作，彼此欢快相得的情谊大概不减当年；而世美的南楼独自巍然高耸，独自超出遗留下的喧嚣和污浊，越过尘世的气氛。各种山水的奇观，都在几席之下。世美同客人登楼观览、饮酒吟咏，向明月洒酒致敬，招来清风，啊，那是多么快乐啊！我和世美既有交游深厚的友谊，又承受舅父的嘱托，那么为他作记难道可以停止吗？又想到我离开永和大约十年，才重新同世美相见；如今又将离开京师，不知再次来到永和还要过多少年，那么我怎么能忘记对这座楼的感情呢？所以详细记下这些事情，放在楼上，等待将来荣归故乡时，和世美登上这座楼，观览景物的胜概，斟满酒杯饮酒；等到酒酣兴起，还应当为世美作一篇赋。

译楮轩记 袁生宗范在住宅东侧建了一间小轩，已经涂抹粉饰完毕，又用纸加以装饰。日光月色照耀映照其中，显得明亮而洁白。宗范的母亲还健在，他又是学官弟子，在侍奉母亲、跟随老师学习的空闲时间，便在这间轩中学习。心中有所喜悦，也就忘记了疲倦。因此把它命名为‘楮轩’，请求我作记。所谓轩，是闲居休息的处所，好像是说在这里使心胸轩豁开朗。心，是身体的主宰，而攻扰它的东西很多；所以心被物欲遮蔽，就不足以具备各种道理。这就是君子想使心明亮的原因。心被私欲混浊，就不足以应对万事。这就是君子想使思虑纯洁的原因。心明亮而没有遮蔽，思虑纯洁而不受扰乱，那么人的整体本性就完备，各种大的作用也能施行。君子的学问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古人有的借外物来达到警戒的目的，借助那些事物来譬喻此理，例如商汤、周武王盘盂上的铭文，以及《鹤鸣》诗之类就是如此。后世君子给自己的居室命名，是想让眼睛经常接触它、使内心受到警醒，大概全都是为了学习。君子的学习，难道有片刻可以忘记内心吗？如今宗范这间轩确实足以令人喜悦，然而是因为它在外表上装饰得可爱而令人喜悦吗？还是因为别人不知道这样做，只有我知道，因此感到快乐吗？如果从前一种说法来看，那么世上的高大房屋，雕刻藻饰的本来就很多，为什么要取法这座小轩呢？如果从后一种说法来看，那么他的志向也太小了。宗范难道是这样的人吗？大概是因为看到明亮，就思考怎样使自己的内心明亮；因为看到洁净，就思考怎样使自己的思想纯洁，以此来推进君子之学，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修饰外表是为了愉悦内心。这并不是宗范的志向，难道也是士君子对宗范的期望吗？唉，士人中致力于内在修养的很少，宗范可以说是有志向的士人了。然而我听说，君子没有胜过前人的心意，只有在求学方面不是这样。所以说“面对仁德，即使老师也不谦让”，因为仁是我心中的德性，实行它全在自己，为什么要谦让呢？宗范在这方面如果不懈怠地用力，就会进于仁德。所谓居处在天下最宽广的居所，难道只是低回流连于这座轩中罢了？姑且把这些话写在墙壁之间，让宗范早晚阅览，用来勉励自己成为君子，难道会以轻薄而简陋的事物自我定位吗？止善堂记 君子用来建立家业的，只在于行善罢了。到了后世，想使家业昌盛广大、延续长久，也没有别的办法，同样只在于行善罢了。善，是天理在人身上的赋予和表现。对父亲就是慈爱，对儿子就是孝顺，对臣下就是忠诚，对丈夫就是端正，对妻子就是顺从。至于兄长友爱、弟弟恭敬，长幼之间有次序，朋友之间守信用，以及对下人施以恩惠，面对财物时不取非分之物，饮食言语不失其时，都是理所当然的。君子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努力而不违背，然后德性才能成就于自身，也才能建立自己的家业。因为自身是家庭的根本。孔子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谓“积累”，是说一切事情都依据天理，并不是可以一两件事计算的意思。前人已经都止于善，后继者也这样做，然后才足以使家业昌盛而福泽有余。江河汇集众多水流，所以能够流远；大海容纳百川，所以能够深而且广。事理本来都是如此。那么作为君子，难道可以不致力于行善吗？泰和有严氏，大概已经延续四五百年了。他们的先人中有父子都做过称霸一方国家的官员；迁居泰和以后，又多次凭借诗书和科举取得显名，成为士绅中的望族，直到今天也没有衰落。他们之所以能够流传久远，难道不是因为行善有后继者吗？我年轻时以姻亲子弟的身份，常能拜见元晏先生。他端正严谨、周密谨慎，言行没有违背天理的地方。他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对姻亲、族人和旧友厚道，对乡里人慈爱施惠。他在公家办事，尤其谨慎守礼、敬畏法令。他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曲直，必定公正；面对财物，凡非分或不应得的东西都不取。从年轻到老年，他从未改变操守、改易志向，真可以说是止于善的君子了。他能够再次建立家业，大概是理所当然的。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诚仲、文仲又能使家业昌盛广大，难道不是善行所积的福庆延及他们吗？先生与家君交游如同兄弟，诚仲又是我的姻亲。因此诚仲大规模修建新堂，请家君为它命名。家君题名为“止善”，并为它题写匾额。姻亲之间的情谊，大概是想使根本更加深厚，并把这种福泽延续久远。如今过了二十年，诚仲又把记文的事托付给我，所以我就说明君子所应当致力的事情，并以先生的事迹来证明它。《诗经》说：“砍伐斧柄啊砍伐斧柄，斧柄的样式并不远。”先生的善行，不只是严氏一家的准则。严氏的子孙世世代代以此为法，那么家业的昌盛广大难道会有止境吗？这就是记。

译读书堂记 我的表兄严君敬仲，把他居住的堂命名为“读书”，并派人带信来到京师，对我说：“我们严氏居住在泰和，历代都有凭文学显达的人，已经很久没有继承这种传统了。然而我如今已经老了，想让子孙在这座堂中学习，希望他们有所成就，不使先人的事业坠落。您应当替我作一篇记。”我被职务牵累，没有空闲写作，但敬仲多次催促我，又让我的儿子防来催索文章。一年之间，他的信来了五六次。他的志向可以说很坚定了，我还敢拖延吗？自从圣人的道不能实行以后，才有书籍。书，是用来承载圣道的。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之间的伦理，以及一切事物的道理，没有不具备其中的。后世想学习圣人的人，必须读书来明白道理，深入体会并努力实行，然后才可以希望达到圣道。书籍到了秦代被焚烧殆尽。汉朝兴起后，搜求遗书，年长有学问的儒者也凭记忆把它们传授给求学者。后来书籍逐渐完备，但都靠传写来诵读。唐朝末年，才开始有刊印流传的书。宋代各位大儒阐明圣人之道，直到今天，书籍更加盛行了。书籍还没有广泛流行的时候，学者的道德文章足以继承前人、成为后世典范的，大概已经很多了。到了书籍盛行的时候，反而不如从前，难道不是读书与不读书的差别吗？然而读书是为了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却不努力实行，那就如同没有读书一样。从前有人能够背诵并谈论书本内容，就自以为足够了。慢慢考察他们，却发现他们对于五种人伦以及万事万物的道理，大多违背。这样读书，只是用来装饰外表罢了，那么读书又有什么可贵呢？这是君子最大的忧患。严氏子孙在这座堂中读书，应当明白圣人的道，以此修养自身；实行于家庭，推广到乡里，那么德行就会树立，文章也会显著，难道只是能够继承先世而已吗？如果仍然和普通人一样，人们将指着他们责怪说：“读书人如果竟是这样，那就是圣道的贼害。”我既然是敬仲的内弟，把他的子孙看作自己的子孙，所以直切地说这些话来答复敬仲，让他把它们写在堂壁上作为记。抗云楼记 胡氏居住在泰和南径，已经十多代了，子孙最为繁盛，房屋连接排列，旧宅几乎容纳不下，于是多建重楼来遮蔽居处。胡如龙是族中杰出的人，建造了一座新楼，共若干楹，高若干尺，巍然高出群屋之上，越过尘埃，凌驾风雨。环绕住宅的群山都可以一览无余，因此把楼命名为“抗云楼”。先父已经应邀大书“抗云之楼”三字，悬挂在屋檐下，过了很久还没有记文。今年胡如龙来到京师，请我作记。我说：“抗”这个字的意思是抗衡；“云”是山川之气，接触山石而升起，随风而行，覆盖林木，弥漫山岩沟壑，在太虚中悠扬延展，这座楼怎么能与云抗衡呢？大概是说楼的高度可以与云相敌，能够把云揽取占有。那么，胡如龙的楼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的吗？厌恶污下而喜爱高明，是人的常情。低低地居住，昏暗地遮蔽，耳目所能见闻的不过越出篱笆一点，那么他的眼界就狭隘，志向见识就浅陋，真像斥鷃的见识，哪里足以谈论鹍鹏的宏大呢？只有居处在高明之处，远望而广泛观览，胸襟才会悠然开阔，远远超出尘俗之外，这就是通达之人的高尚情趣。胡如龙的志向，难道就是由此而来的吗？即便如此，如龙用“抗云”命名楼，难道只是与它的高度相并列罢了？应当还要从中得到益处。君子修养自己，凡是接触到自己的事物，都可以成为增进德行的凭借。云是变化不定的东西，颜色不同，人的喜爱和厌恶也不同。《周礼》的保章氏用五种云气来辨别吉凶，大概是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观察它们：黄色表示丰收，青、白、黑、赤色则是灾祸、丧亡、水灾、旱灾的征兆。那么黄色的云，是人情所喜爱的；君子爱护人民、施惠万物，也与它相似，其余颜色则不是这样。如龙承受先人的福泽，世代拥有财产事业，能够给乡里带来恩惠，一乡的人仰望而爱戴他，已经很久了。如今居处在新楼的高处，耳目所及更加广远，更应想着与黄色的云相抗，以比美其德，这才是君子的德行。这样一来，仰望而爱戴他的人，难道会有止境吗？如果像《论语》所说“上达而进于高明”，那就是学问的最高成就。如龙如果有志于此，等将来登上这座楼时，我们再共同讲论吧。悬壶处记 庐陵邹氏世代以行医为业，尤其精通小儿科。邹菊晚完全继承了他的医术，用来给人治病，没有不痊愈的。凡是他所到的地方，求药的人都争相赶去，于是把他的寓所命名为“悬壶处”。十多年前，菊晚曾因梁叔防请我作记，我没有来得及写。今年我的儿子防来到北京，又替他提起这件事。我曾读《神仙传》，见其中说壶公在汝南市中卖药，人们服用他的药都有奇效；他把一只壶悬挂在店铺前，市场散了就跳入壶中。市掾费长房觉得奇异，前去拜见他，后来得以跟随进入壶中，于是也学会了他的术法。他的说法真神奇啊。菊晚的悬壶行医，难道真的就是这样吗？还是借此自我比拟呢？然而我看来，医道都是上古神圣之人创立的。后来像扁鹊兄弟、仓公、华佗这一类人，有的观察面色，有的观察毛发，有的察听声音，就能知道病人的痛苦，给他服药都能奇妙地对症。至于剖开头颅、医治脑部，剖腹清洗胃部，使死者复生、危重者平安，他们的医术大概真是神奇了。菊晚如果确实能做到这样，那么他也是壶公了，又何必假托壶公之名呢？菊晚曾到过我的泰和家中，我家子孙中有病的，都去求治于菊晚；这样看来，泰和也是菊晚的悬壶处，而我的子孙都是服用壶中之药的人了。他的恩惠不是已经很广大了吗？《抱朴子》曾说，学仙的人固然以金丹为根本，但尤其要积累众多善行，这样成仙就容易些。若要积善，没有比行医更好的了。那么行医本来就是成仙的凭借。壶公在汝南卖药，也被说成是被贬下凡、希望返回仙界的仙人。菊晚精通医术，他施及众人的恩惠越广，积累的善行就越多，难道不会超脱尘世、长久存在吗？这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我曾听说，壶公从前把一根手杖交给费长房说：“骑着它，任意到你想去的地方；我的药中有很多能够延年益寿的。”我仰慕这件事已经很久了。如今我既老又病，离乡也越来越远，倘若菊晚的壶中有这种药，幸好能留给我，使我的精神完整、身体轻健，我将骑着这根手杖，与菊晚在鸿蒙浩瀚之间上下翱翔，难道不是痛快而自在吗？菊晚果真有这种东西留给我吗？姑且为此作记，等待结果。

译双桂堂记 双桂堂，是泰和张君日省的堂。日省喜爱善行、乐于行义，有两个儿子珪、球，都教他们通晓经书，以考中进士为志业。宣德二年，两人都到江西参加考试，成绩都在高等，乡人以此为荣。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两人都被任命为教官，乡人又以此为荣。泰和考中进士的人本来很多，但同一家中不能有两人；同一家有两人的情况是有的，却不能同在一个时期；同一时期有两人的情况也有，却不能都是同胞兄弟。如今珪、球却都具备了这些条件。于是大家在日省堂中举酒相庆，把堂命名为“双桂”。今年我的儿子防来到北京，日省因为与我有亲戚关系，派他来请我作记。从前晋武帝在东堂策试士人，郄诜对策考中第一，武帝问他感受，他回答说：“臣的对策就像桂林中的一枝桂枝、昆山中的一块美玉。”从此以后，凭科举取得功名的人，都用折桂来作比喻，唐人歌咏此事的很多。如今日省的两个儿子都通过科举获得官职，那么把“双桂”二字悬挂在堂上，确实很合适。从前君子教育子女，都希望他们成才；但要保证他们成才，大概很难。成才并取得名声，获得荐书、接受官职，固然足以成为乡里的荣耀；然而爱护子女的人，一定还要使他们德行崇高、事业广大，在世上获得很大的声誉，然后才算满足。我知道乡里的长者之所以这样命名日省的堂，不只是为了荣耀他，大概也是为了勉励和期待他。桂树是晚凋的植物，在霜雪严寒之时，凡是栽在土地上的草木无不枯萎憔悴，唯独桂树苍翠挺立在云霄之外。它的贞正之心、刚劲之气，以及它的功用给人的益处，都不是其他草木能够相比的。君子饱受仁义熏陶，不被世俗改变，不被利欲动摇夺取，充沛地施惠天下，也与桂树相似。那么日省教育珪、球，以及珪、球自己所应当努力的，当然不能只停留在这里。如果德行和事业不断进步而达到远大的境界，将会成为国家的光荣，不只是乡里的荣耀。我因此推衍乡中长者命名此堂的意思，写下这篇《双桂堂记》。读书堂记 读书堂，是萧朋汉甫建造的堂。萧氏世代居住在南溪，以诗礼著称。朋汉又从南溪迁居武陵桥，建成新堂后，聚集经史百家的书籍，让他的儿子早晚读它们，以求圣人之道。他还说：“我并不是只想把这件事留给当代人，而是希望请您作记，来告诫我的后人。”唉，朋汉的志向多么伟大啊！古代圣人用来教导人的，一定要求之于自身。自从圣人的道不能实行以后，才把它记载在书中。所以想求取圣道，必须从读书开始。书，是道借以彰明的东西。圣人的道，没有比尧、舜、汤、武、周公、孔子更盛大的了，他们都是通过学习而成为圣人的。那么，既然不是汤、武、周公、孔子，怎么可以不学习？而学习又怎么可以不读书呢？认识达到充分，实行又努力，就接近圣道了。尧、舜之道与天地相合，而孟子认为它不过就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罢了。孝悌的实行根源于人的本性，所以幼小的孩子都知道爱自己的亲人，长大后都知道敬爱自己的兄长。这难道是虚伪造作的吗？他们从上天得到的本性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所谓仁义之道。仁达到极致，万物都能成就自己的本性；义达到极致，万事都能得到适宜的处理，其中的作用大概是不可胜数的。所以尧、舜之道虽然极其广大，却一定以孝悌为根本。那么，读书求道的人，难道一定要从孝悌开始吗？在自身上体察实行，在家庭中实践，再推广到天下，这样求学的功效就达到极致了。泰和是一个有文学传统的地方。读书求道的人很多，其中因困于没有资财、疲于劳役而没有空闲学习的也不少，但能够奋发努力、进至圣道的人也有。如今萧氏的子孙承受先人积累的余泽，又生逢太平无事的时代，能够从容有余地在这座堂中学习，是多么幸运啊！如果真能致力于侍奉亲长、敬爱兄长，在这些事情中求取仁义无穷的作用，并把心力专注于此，就足以立身扬名，也能使父母显耀。这就是朋汉甫的心意。如果只是饱食安居，与不正派的人交往，搜罗陈旧言辞，违背仁义的方向，以喧闹世俗、获取声誉，却自以为很会读书，那就不是朋汉甫的心意了。所以我为它作记，用来勉励他的后人。一经堂记 往年泰和萧尚仁先生以《书经》教授乡里，当时跟随他学习的多是英俊之士，韦存方也在其中。存方尤其聪敏好学，早晚不懈，大概想有所成就以在当时显露自己。萧先生最喜爱他。存方的学问日益进步，但家中事务也越来越多，出仕不能如愿。后来，他迁居南昌；我们县士大夫往来南昌的，大多与存方交游，他也常常谈论自己的学问，所说都能切合人心。前监察御史宋琮、万钟，翰林侍读梁潜、用之，刑部主事杨相之、宜初参加有司考试，退下后存方阅览他们的文章，说：“三位君子都应当升第，而宋公应当居于首位。”后来果然如存方所说，宋公考取第二名，成为《易经》科的第一名。于是人们都知道存方的学问和见识，也惋惜他没有终于显达。不久，存方去世，他的儿子建勋想继承父亲的志向，在东湖之上买地，建造高堂，把父亲读过的经书放在其中，又取汉代韦贤父子传经的事迹，将堂命名为“一经堂”，并说：“我家的世代恩泽不会泯灭，后代子孙将会有能够读此书而奋发兴起的人。”他的舅父萧宗勉把建勋的事情告诉我，请我作记。我以前到南昌时，没有来得及见到存方，却认识建勋。他当时虽然年纪很小，却已经开朗聪慧，异于常人。又过了二十年，我听说建勋身材魁伟丰硕，谦恭守礼，善于侍奉母亲，尊敬士大夫，而且急切地想继承先父的志向、启迪后人，都是值得嘉许的。经书是用来承载圣道的，读经的人难道只是背诵它的言辞吗？当然是要实行它的道。道没有比尧舜之道更盛大的，而孟子说：“尧舜之道，不过就是孝悌罢了。”孝是仁的实际内容，悌是义的实际内容，开始于侍奉亲人、敬爱长者，最后达到使百姓发生巨大变化的盛况，仁义的作用大概是无穷无尽的。那么读经的人，也只是修养孝悌罢了。建勋侍奉母亲，能够尽到柔顺和悦、爱护尊敬的心意；侍奉长者，能够做到恭敬谨慎、顺从有节，那么即使自身尚未显达，治理之道也已经实行于家庭了。善行积累长久，上天保佑他，子孙兴盛是必然的。从前汉代韦氏自韦孟以来世代相传经学，不止一代，到了韦贤父子才大为显达。建勋应当世代守护这种事业，不要自己懈怠而使它中止，那么比美前人并不困难。所以作此记，既勉励建勋，也告诫他的后人。

译积善堂记 泰和城西的曾氏，自成都提举安强兄弟凭文学著名，到了宝庆通判如骥，又凭节义显达，因此曾氏遂成为望族。通判的孙子国定，国定的儿子俊甫，俊甫的儿子叔仁，叔仁生贤可、德可，再传到自省、自清，他们世代积累忠厚品德，没有辱没先人。我小时候认识自省、自清，他们宽厚充裕、诚实笃厚，恭敬节俭、简朴安静，从未有过不合礼法的言语和不正当的行为。田园池沼遍布城郭附近，几位老人早晚拄杖穿鞋来往，有时在西边田陌，有时在东边阡陌，人们都尊敬他们。我又曾读《智林塔记》和《仰山祠碑》，知道修塔、建祠以及铺砌通往祠堂、长达七八里的登科道路，都是叔仁所做。叔仁尤其喜好行善，孜孜不倦，这些还只是其中的一端。这样以后，我才真正相信曾氏能够长久延续，固然有赖提举、通判的恩泽，后人承接并培植的深厚基础，也不可抹杀。叔仁曾建堂，以“积善”命名，大概是想继承先人而使后代富裕；如今他的曾孙保正世代守护着它。保正担心先人的心意不能显明，前来请求我作记。唉，保正的志向确实值得赞许啊！从前的人一时气势熏灼，借以扩大自己的基业，都希望把它传到百世而不穷尽。然而有的突然兴起，又突然倾覆；有名田产和高大宅第，却不能终身拥有；有的传了一两代便踪影全无，一点遗留也没有。这是因为他们积累的东西不足以善待后代。那些实行仁义、以先圣为法、守着诗书的准则，早晚诵读讲习，有的终于显达而且尊贵，于是更加用法度约束自己，不敢让自身置于不善之地。他们势力强大，虽然不能显赫耀眼以震动世人，但一亩住宅、百亩田地，传得越久仍然存在，难道只是因为子孙能够善于继承吗？是因为所积累的东西不同。《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善，是天理的总称，而积善并不是指某一件事。大到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忠于君主、尊敬上位者、尊重老师、选择朋友、仁爱百姓、爱护万物，小到洒扫、应答、日常起居、饮食等细节，都是善。只要都遵循其理而不违背，德行就会成就于自身，恩泽也会留给后代。你难道没见过池塘和湖泽吗？它们是水流汇聚之处，积水深，水流就远，即使有旱灾，也不必忧虑。像洞庭湖、鄱阳湖那样，所积聚的水更加广大，所流出的水也更加无穷。你一定要谨慎地积善啊！不要放纵懈怠而使它中止，这样才可以不愧对祖宗，也能给子孙留下充裕的福泽。这就是记。思成堂记 泰和朱汉云把他的堂命名为“思成堂”。他通过我的朋友陈仲亨先生来请我作记。陈先生说：“汉云两岁时父亲去世，又过了四年母亲去世，如今已经五十岁了。他之所以能够自立而不坠落，都是依靠先人的积德储福。然而他没有得到一天奉养双亲的机会，这就是他哀思无穷的原因。”又说：“这座堂的建成，是先人留下的产业。因着先人的产业追寻旧迹，大概是因为亲眼看见先人的遗迹，就好像亲人仍在眼前，怎么能片刻忘记在心中呢？希望借您的文章把这些写下来。”唉，这是孝子的心情，于是可以写了。做人子女的道理，没有比侍奉父母更大的。因此要按时照料父母的起居，观察他们的脸色，调节饮食和寒暖，使他们舒适安宁，小心翼翼，不忍离开左右。然而父母去世后，仍有风木之悲，所以内心竭尽孝心，外在竭尽财物，春秋祭祀不敢懈怠。即使如此，仍然认为祭祀再丰盛，也不如生前奉养的微薄。于是便有终身思慕之情。唉，这就是孝。汉云不幸早年失去双亲，在奉养方面已有来不及之处。那么汉云的孝思，难道会因年老而有穷尽吗？这就是“思成堂”建造的原因。《商颂》说：“安抚我，使我的思念得以成全。”大概是亲人去世已久，因为我的思念而又得到接续。因此思念他们的居处，思念他们的笑语、志向、意趣和喜好，到了极点，就会肃然仿佛看见他们，恍惚仿佛听见他们。这是在奉祀的时候如此。像汉云，则没有一刻不思念，思念时也没有一刻不仿佛看见。汉云对父母的孝，比一般人贤明得多啊。即便如此，君子的孝也不只是思念而已。言语有不诚信，就不是孝，所以说话时要想到诚实；行为有不恭敬，就不是孝，所以行动时要想到恭敬。也就是所谓一开口说话，就不敢忘记父母；一抬脚行走，也不敢忘记父母。这样，就能敬重自身，并且有办法成就父母的名声，这难道不是孝的最大表现吗？朱氏家族世居古平，在县城东南六十里，以富足兴盛闻名一乡，而汉云是族中贤能的人。因此我为这座堂作记，并把他的志向进一步阐发如下。

译光远堂记 泰和严士臧在住宅西边修建堂屋，向家君请求命名。家君命名为“光远堂”，并为它题写匾额，大概已经二十年了。今年士臧来到北京，对我说：“只是因为我们两家世代有联姻关系，我这座堂是为了尊奉令尊大人，但至今还没有记文，冒昧来麻烦您。”严氏的先祖中，有为吴子续担任相国、又为南唐担任宰相的，已经尊贵显达。金陵发生战乱，孙辈美南迁，才开始在泰和定居。宋代，严震任常州推官，严执衡任临安同知，严师愈任福州教授。朴山先生著有《易说》，被征召授任秘书省校勘。子骧的父亲任节干，子骧的父亲在元朝做官，任高安县尹。本朝则有从礼先生任国子学正，他就是士臧的祖父。从吴氏以来直到今天四五百年，士绅望族的声望从未衰落，其光耀流传久远是可以知道的。家君用这个意思为堂命名，是合适的。我私下思考，所谓“光”，是说它所发出的光辉；所谓“远”，是说它所达到的地方。俗语说：“油膏肥沃，光就明亮；水源深厚，水流就长远。”那么，能够光明而长远，大概是有根本的。《诗经》《尚书》的教诲，就是严氏光明长远的根由。《诗经》《尚书》用来承载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没有比行仁更大的：开始于侍奉父母，终于侍奉君主，推广到仁爱百姓、爱护万物，达到作用无穷，然后仁德才算成就。仁本来就是上天所保佑的，所以仁厚的人必定有后代。再继续承接并使它延长，那么光辉就会发扬远播，难道只是一两代而已吗？严氏居住在泰和已有若干代，光明长远到这种程度，确实有原因。命名此堂的意思，是想从它显现的结果追溯到它的根本。唉，士臧要牢记这一点啊！世上所谓豪杰的人很多，他们开始时并非不显赫兴盛，但有的到了自身这一代就泯灭，有的传了一两代就渐渐泯灭；即使有的延续了世代，也昏暗而不显著，模糊得仿佛不存在。像严氏这样能够长久显耀的，可以数得出来，难道不是学习《诗经》《尚书》与否、能否继承的验证吗？士臧应当更加致力于此，使油膏更加丰厚，疏浚水源，那么光明长远难道会有穷尽吗？叔孙豹曾说：“树立德行、建立功业、创立学说，即使长久也不会废弃，这就叫不朽。”朴山先生的著作，大概接近所谓立言；如果又勉力建立功德来启发保佑子孙，子孙恭敬承继并使它更加深厚，那么这座堂即使传到百世也会有光耀。所以特意作记，告诉严氏那些将要成为子孙的人。修静轩记 江阴有许多大家族，其中资财富足、在乡里居首的有一些，但富有而能自我修养，并且把善行施及他人的却很少。我的姻亲严士正担任本县训导，他对我说：陈孟时和他的弟弟孟宽，大概就是所谓喜好修养自身的士人。陈氏的财产在江阴很丰盛，但孟时兄弟并不因此自高自大，谦退自守，把修养自身作为要务，取诸葛武侯“静以修身”的话，将轩命名为“修静”。在人伦和万事万物所应当做的事情上，他们都尽心尽力。退居之后，兄弟在这里相处，读圣贤之书，考察圣贤修身治家的道理，深入体会并努力实行。凡是世俗所追逐炫耀的东西，从未萌发于他们心中。他们比同时代的人贤明得多，希望我为他们作记。士正是端正的人，他所交的朋友一定也端正，我难道能对这座轩默然不言吗？上天生育人类，有一物就有一物的法则，所以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之间，无不有道理。这些道理，必须沉潜用心加以观察，再从容地实行，不能急躁草率。因此君子致力于自我修养，一定重视安静。外界事物不交杂在面前，内心便安宁平静，对于事物的道理就能从容观察并顺势应对。这样做而仍然有所失误的人就很少了。这是读书人所应当勉力做到的，而孟时兄弟能够做到，难道不是确实比一般人贤明得多吗？我曾观察世上的富人，往往拿财富来自我夸耀，轻视礼义，放纵作恶，竭尽才力去兼并掠夺，忙乱不止。等到上天使事情安定下来，最终把他们原本拥有的东西全部夺走。假如他们能够安静地观察事理所宜而修养自身，那么这种富盛会有终止吗？由此看来，孟时兄弟之所以能够安身保家，使家业长久兴盛，大概就是安静修身的功效。士正又说，孟时兄弟轻视钱财而喜好施舍：凡是贫困没有粮食的人，就给他们粮食；借了钱无法偿还的人，就烧掉他们的借券；有人死后无钱安葬，就送给他们棺材；设置义学来教乡里的子弟；修造桥梁来帮助交通不便的人，像这样的事不止一件。他们大概是由于安静下来，能够看见仁道本来就应当如此，所以才能这样做，这些事情都值得赞许。因此作记，使观看的人有所振奋兴起。积善堂记 任城萧氏在县城南乡是大家族，韶美是这一家族中杰出的人。萧氏自唐大顺年间从金陵迁居任城，世代以能够积善著称。起初有个叫克俊的人，扩建住宅，把堂命名为“积善堂”。高楼广厦，光辉照映于乡里之间。元朝末年兵乱，附近房屋都被焚毁，唯独这座堂保存下来。乡人都指着它感叹说：“这确实是积善所带来的结果。”到现在已经十多代了。韶美因为它年久破损，于是拆除重建。规模制度宏伟壮丽，不比从前逊色。已经请我先父中宪公书写“积善堂”三个大字，悬挂在屋檐之间，又来请我作记。我由此更加知道行善不可以停止。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大概有善而没有恶；人修养自身，也应当行善而不能作恶。知道善是应当做的，便去做而不厌倦，这叫顺应天道；知道某事不善，却努力去做，使自己陷入邪僻，这叫违逆天道。天道保佑善人而降祸于恶人。所以恶人使自身困乏、使后代断绝，人本来不应当认为他们会像善人那样昌盛长久。《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曾经过南乡，从溪口进入凤冈，远远望见任城，鸡鸣狗叫的声音彼此相闻；那里的田地平坦肥沃，房屋排列如鱼鳞，我自然知道那不是衰败的家族。乡人又向我说起韶美爱好贤者、乐于行善，不是普通人所能比的。他可以说是善于继承先人的人吗？泰和的旧家大族很多，如今能够长久存在的，都是过去勉力行善的人家。其中那些凭借豪侠和财力压服一乡，却把行善看作迂腐的人，他们后来是兴盛还是衰败、存续还是灭亡，就可想而知了。韶美居住在这座堂中，思考前人所作所为，更应当勉力行善啊！

译传记说：“自身行善，福泽就会及于子孙。” 韶美要勉力行善，他的后人又更加勉力行善，那么这座堂的传承难道会有穷尽吗？所以为它作记。堂建成的日子，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抑庵文后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四　明·王直撰写的记文 泰宁县儒学新建明伦堂记 正统十二年四月乙卯，泰宁县儒学新建的明伦堂落成。教谕李卓写信来到京师，请我作记，说：“县学设有明伦堂，历史已经很久了。起初它在礼殿东边，洪武初年任县令的人因为它破败，改建在礼殿后面，顺着地势建造，扩充得不够，考虑得也不周密，殿堂彼此覆盖压迫，屋檐房宇互相遮蔽，既没有宏阔通达的景观，又有闭塞压抑的感觉。其中吟咏的房舍、学习的场所，能够容纳日月光亮的没有几处。不只是求学者不以为舒适，即使达官显贵来到这里，也没有不感叹它狭窄逼仄的。李卓刚到任时，深以为苦。并且因为它紧邻殿庭，诵读诗书、施行夏楚之刑、宾客往来、差役奔走聚集，喧闹声在耳边不断，这不符合庄严肃穆、安妥圣灵的要求。何况年久之后又破败了，想彻底更新却一直未能做到。县中的老人来告诉我说：‘从前堂舍建在东边，高大明亮，山川的胜景正对着前面，仿佛都在这座堂前献奇呈秀，大概是全县的壮观景象。’因此，前代在这里求学的士人相继成为天下魁首，聪明美好的才士也接连出现，这些都记载在县志中，可以考察。改建以来七八十年，获得荐书的人有一些，考中进士的却只有一人。这虽然根本取决于学问达到或没有达到极致，难道也因为山川虽好，而这座堂偏僻隔绝，不足以配得上它的美景吗？如果重新按照旧址修建，就是给我们县最厚重的恩惠了。”李卓于是把这件事告诉县主簿黄瑺，黄瑺首先答应下来。县丞周仕良大力赞助，两人都拿出钱财倡导。簪缨之家、诗书家族、喜好道德崇尚义行的人，也相继前来资助。于是整治旧基，辨明方位，确定正位，聚集钱财，召集工匠，日夜尽力施工。中间建明伦堂，左右建明德、养正二斋。知县洪镛后来到任，与大家同心协力，多次督促勉励以帮助工程完成；总理大体事务的，则是邵武府通判郭侯和。工程于正统丙寅十二月开工，大约五个月完成。规制宏伟开敞，比旧堂更好。所有才俊都高兴，愿意在这里学习；前来参观的人也无不称赞它的盛大。这样自然应当有记，以便流传长久。如今学校设置遍及天下，祭祀先圣有专门的庙宇，讲论圣道、辨明德行则在这座堂中。这里就是所谓树立教化的地方。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是人的五种大伦。亲人之间有亲爱，人与人之间有义，男女之间有区别，长幼之间有次序，朋友之间有信用，这是这些伦理本来应有的道理。把它们阐明，社会秩序就会建立；不阐明，就会败坏。天下的治理或混乱都系于此。舜任命契，夏商周三代建立学校，都是为了阐明这些道理罢了。怎样阐明它们？不过是把这些道理充分实行罢了。而道理的实行，又以五种德性为根本：用仁来体察实行，就能更加厚重；用义来裁制，就能使一切合宜；用礼来谨慎对待名分的严格界限；用智来辨别事理的正确；用信来使内心所发出的思想言语真实可靠。这样，人伦就清楚了。孟子说：“上面的人伦关系明白了，下面的百姓就亲爱和睦，治理教化的盛况，难道不能与唐尧、虞舜、三代相等吗？”泰宁是邵武府所属的县。那里多崇山峻岭，舟车无法通行。物产丰饶，风俗淳朴美好，所以百姓生活都足以自给，不羡慕外界。对于人道本来应有的道理、天理本来的性质，他们虽然有时不能完全了解并实行，但这些道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从未泯灭。诗书的教诲用来使他们明白这些道理的功效，也从未废弃。如今这座堂已经重建，又把“明伦”二字题在堂上，贤明的治理者、掌管教化的儒学教师，都可以说是懂得根本的人。前来求学的士人，诵读诗书，抬头瞻仰堂名，低头思考怎样充分实行这些道理；先修治自身，再实行于家庭，推广到乡党州闾，使忠诚仁爱的心意从细微的思想念虑积累起来，落实到显著的行为事务中，再加以扩充，直到没有一处不尽其极，那么学校教化的功效就实现了。至于他们显现出来的文章，也都是道德的精华，将来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难道只是暂时在众多士人中称魁而已吗？这是负责治理教化的人深切的期望，也是求学者应当努力的事情。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就没有辜负今天兴建此堂的本意。李卓是我的同乡，曾经跟随我交游，大概是有志于圣道的人，所以我为此作记，让人刻在石上，以此告知众人。瑞芝堂记 瑞芝堂，是吉水宋士防所居住的厅堂。厅堂在防水以西，吸纳山川的秀美，远离城市的喧扰。田园可以供给日常生活，林壑可以供游览眺望。所收藏的诗书、所学习的礼乐，可以用来讲习论说，也可以调适性情。兄弟们闲暇时，一同在这里宴饮休息，大概是和睦融洽、快乐怡然的样子。正统丁卯年夏五月，灵芝在他的书房中生出，共有三株；秋七月，又在他住宅的右边生出一株。大的像盘子，小的像盂，光彩绚丽，气味浓郁，花朵繁盛。即使是金玉雕刻的纹饰、锦绣舒展的华美，也不足以比拟它的美丽丰润。乡里的老人和长者听说后前来观看，都啧啧称赞惊叹说：“这是神奇的产物，是宋家的祥瑞。”天地所生的万物，没有不借助人的力量的。播种它，培土栽植它，然后才能顺利生长，这是通常的道理。假如没有人的力量，那么天地生物的本性，又怎么能够顺利生长呢？如今这株灵芝，却生长在幽静、空旷、闲适的地方，没有播种栽培便生长，没有施肥培植便茂盛。它的形态和品质之美，不是世俗所常见的，也不是其他事物所能相比的。这大概不能用通常的道理来解释了。不称它为神奇的产物、宋家的祥瑞，难道可以吗？应当把这座厅堂命名为“瑞芝堂”。他的弟弟南京尚宝丞士高写信说明了这件事，请我写文章作记。

译《传》说：“和气会招来祥瑞，凡是作为祥瑞的事物，都是由和气发育而成的。” 灵芝不是借助人的力量而生长，那么宋家和气所得到的应验就可以知道了。然而，这难道是一日积累形成的吗？我和尚宝丞的尊父长史君同年中举，并且知道他们兄弟彼此友爱，曾经到过他家一次。长兄子琳刚请客人坐下，长史君和几个弟弟侍立在左右，举止从容，谈笑自如，礼意周到。长兄有所言说，大家都恭敬地听着。在酒席之间，进退、拜跪，都显得和气蔼然，仿佛可以直接感受到。我由此知道宋家的福气大概还没有止境。如今灵芝成为祥瑞，难道不是士防兄弟能够继承先祖的德行而导致的吗？况且它不生在别处，偏偏生在书房，难道不是因为孝悌之道具备于书中，他们读了这些书又践行其实际，由此招致和气吗？既然如此，士防兄弟想要在这条道路上更加笃实，难道能不勉励自己学习吗？如果学业日益进步、德行日益修养，那么和气的应验，难道只会表现为草木的祥瑞吗？元代时，防川有尹先生兄弟四人，长兄和次兄同乳而生，都活到九十岁，两个弟弟也各自活到八十多岁。他们恪守孝义，友爱敬让，乡里受到感化，士大夫都作诗歌颂他们。邵庵虞先生为他们作序，称他们为“人瑞”，说这不是草木的祥瑞所能相比的。士防兄弟要勉励自己，学业更加进步，德行更加修养，这就是他们所应达到的境界。将来难道不能和尹氏兄弟相等吗？这就是我深深爱护厚待你们的心意。于是作记。留耕轩记 君子能够修养自身并使后代富足，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只是治理自己的内心罢了。内心，是天理寄寓的地方，也是人赖以应对交往的根本。怎样治理内心呢？去除遮蔽它的东西，使从上天那里承受的天理常存，使应对人事时总能合乎道理，那么修养自身、使后代富足，还有什么达不到呢？从前冯文懿公曾经取地为喻并作诗歌咏它，他的诗说：“只要保存方寸之地，留给子孙耕种。”所谓方寸之地，指的就是内心。所谓耕种，是治理内心，使它不被物欲污秽。文懿公大概能够治理自己的内心，修善自身，又把这种道理留给后人，也使后人善于治理自己的内心。他的见识高卓，远远超越常情啊！如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陵人张公志忠，自从知道有这首诗，便常常诵读在口，心中感到畅快。等到能够写字后，只要遇到笔，凡是几案、墙壁等可以书写的地方，他就都写上这首诗，不只是在纸帛上如此。他的内心大概与文懿公有默契，因此便以“留耕”命名自己的轩，并且对于自我治理更加敬慎而不懈怠。凡是利欲的私心、可能成为内心疾病的东西，都不让它扰乱内心。等到他考中科第，担任掌管风纪的官职，便推展自己内心所存的仁爱，用来施行仁民爱物之政；他的功效显现在人们耳目之前，人人都称赞他的贤能。然而，他难道只是修善自身而已吗？他也将把这种道理传给后人，使后世世代笃实奉行而不忘。我曾经观察世上那些做父祖的，都想着留下些什么给子孙，使他们足以自行养活自己，往往竭尽智力和力量去求取；却在田野之间横行放纵，在方寸之内使内心荒芜污秽，于是受到人们责怪，也被上天厌弃。肥沃的田地不能一生都占有，有的人反而因此连累后代，哪里能指望他们使后代自立呢？由此可知，君子修养自身、使后代富足的方法，难道不是以治理内心为根本吗？志忠用圣人的道理治理内心，并且落实到自身行为中。这就像治理田地而使优良谷物生长，长出禾苗，抽穗结实，已经收食而吃饱了，但田地本身仍然如旧。假使他的子孙能够勤于播种耕作，除去杂草，使庄稼顺利成熟，那么他们食用果实就会永无穷尽吗？志忠请我作记，所以我推演阐发其中的意义，让它写在轩的墙壁上，用来告诫他的后人。凝翠楼记 我所居住的泰和有许多世家大族，灌溪就是其中之一。灌溪在县城东南四十里，尹氏世代居住在那里，并且凭借资财富有和科举功名显达。名叫彦伟的人，大概是如今最杰出的一位。灌溪有许多秀美的山，彦伟喜爱它们，想一抬眼便尽览它们的胜景，于是建造新楼，高高地耸立在群屋之上。闲暇时就登楼远望，只见群山青苍，环列四周，有的高、有的低，有的拔地而起，有的分散耸立，有的幽深，有的回转曲折，像大鹏展翅，像鹗鸟挺立，像蚯蚓盘结、长蛇蜿蜒，像虎豹蹲踞、蛟龙游走，千姿万态，全都在脚下鞋履所踏之处。山岚的光彩和秀丽的景色，青碧与黛色随风飘荡，凌驾笼罩远近，吹拂到帷帐席面之间，扩散充溢在轩窗之中。即使古人居住终南山、少室山，用来观赏景物、陶冶性情的地方，也没有超过这里的。彦伟很喜欢，于是把楼命名为“凝翠之楼”。今年，他的儿子资悦来到北京，便通过进士萧孟勤、罗崇本请我作记。我过去居家时，常常接触彦伟，观察他的仪容，听他说话，知道他的贤能远远超过一般人。如今又听说他有这样的爱好，那么为这座楼作记，难道可以停止吗？山水的美景，所在之处都有；如果没有遇到喜爱它的人，就会被遗弃在荒远寂寞的地方，成为樵夫来往、牧童上下的所在。所以可知，事物并不是自己就显得美，而是因人的发现和赏识才彰显，这并非偶然。土地和人相遇了，有时却又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人们忧患劳苦，在尘埃烟雾中奔走，即使有特别优美的景色，也没有时间看上一眼。外面被野兽毁坏，里面被虫蛇污秽，又哪里还能称得上美呢？如今灌溪的群山既遇到了彦伟，又正值圣朝政治教化隆盛、上下相安无事的时代，所以能够用余力修建这座楼，并且尽情观赏这里的胜景，难道不是幸运吗？我又听说，孔子说：“仁者乐山。”大概君子的爱好一定与自身品德相类，山能够生养万物，具有仁的性质。君子把仁存于心中，他的德性与山相似，所以喜爱山。彦伟居住在这座楼中，吸纳山色的苍翠，必定会使心中的仁德更加深厚，把恩惠施加给全乡，使贫穷人和普通百姓都显露出欣喜和安乐的神色。果真像孔子所说的那样，那么彦伟的美好声誉和这座楼的壮丽景色，都可以长久流传而不磨灭。因此作记。

译思济堂记 鄱阳的胡秉常以医术闻名京师，曾经把他的厅堂题名为“思济”。中书舍人解祯期与他交情深厚，请我为此作记，说：“胡氏世代居住在庐陵，秉常的曾祖父仲和开始因躲避战乱而居住在鄱阳，所以如今成为鄱阳人。祖父中厚精通医术，开设卫生堂，施舍药物来救济病人，鄱阳人都感念他的恩德。洪武年间，他因荐举担任两淮运使，后来去世。父亲以宁尤其精通医术，传到秉常已经是第三代了。他急切地救济别人，仍然有着祖父的心意。把厅堂命名为‘思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唉，秉常大概是最敏于行仁的人吧？人类都共同承受天地之气而生，所以凡是与我同类的人，都是与我同气相亲的人。因此圣人平等地看待众人而一同施仁，伊尹辅佐天下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便以此为耻，这难道有彼此之分吗？医学这门学问，也出自圣人，是用来成就天地的仁德、替人掌管性命的。君子学习并实行它，看待别人的疾病痛苦如同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定要使对方得到安宁，这不正是伊尹的心意吗？所以古人想要施展抱负时就做良相，不能施展抱负时就做良医，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推广自己的仁心罢了。虽然所救济的人有远近、多少的不同，但能按照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施行救济，也胜过堵塞不行。” 君子的内心本来就是这样，秉常大概也同有这种心意吧？京师中以医术闻名的人不可胜数，但内心像秉常这样的人却很少。我曾听士大夫说，秉常去救助有急难的人，不因风雨寒暑而推辞，也不因贫富贵贱而改变心意，我本来就认为他贤能。恰逢我生病，请秉常来诊治，他的殷勤诚厚，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秉常如果保持这种恒心，长久不变，那么世上得到他救济的人，哪里能计算得过来呢？然而由此再想，世上担任州县官的人，享受爵禄的荣耀，本来应当体察天子一视同仁的心意来惠及百姓；可是急切想着救济百姓的人总是很少，急切想着满足自己欲望的人却总是很多。假使他们都这样急切地想着救济百姓，那么百姓的疾病还有不能痊愈的吗？所以我为这座厅堂作记，同时把这些话写下来，希望也许能有所警戒。” 竹鹤轩记 吏部司务何彦泽在私人住宅中建了一座小轩，栽种了几竿竹子，又在竹下放置了一只鹤。每当时雨初晴，清风徐徐吹来，或者明月正照，白露微微滴落时，所栽的竹子都清秀洁净，而这只鹤有时俯身啄食，有时振翅起舞，有时发出铿然的长鸣。彦泽亲近它、赏玩它，心中感到非常舒适，于是把轩命名为“竹鹤之轩”。有人说：彦泽不是隐士，他显达为官已经很久了。洛阳的牡丹、维扬的芍药、岭南的孔雀翠鸟，姿容艳丽，文采绚烂，足以使眼睛愉悦、内心畅快。过去那些显达的人，大概常常以此为乐。至于竹子和鹤，虽然可以说清雅脱俗，但它们的声色气味，哪里足以使人愉悦呢？这本来是怪异之人、隐逸之士所喜爱的东西。彦泽不以那些花鸟为乐，却喜爱竹鹤，难道也与众不同吗？况且君子可以把意趣寄托在外物上，却不可以把心意滞留在外物上。过去有人因为喜爱鹤而招致失败，因为喜爱竹而受到嘲笑，都是把心意滞留在外物上的过错。彦泽对这两样东西偶尔寄托情意就可以了，却竟然用它们来命名自己的轩，岂不是把心意滞留在外物上了吗？这不是我对彦泽所期望的。为他解释的人说：凡人的嗜好，一定可以根据类别来了解。智者喜爱水，仁者喜爱山，是因为它们的本质相似。彦泽神情清朗、气度平和，胸襟宽广闲适，超然于世俗而不受牵累；竹和鹤大概与他的品性相似，所以他喜爱它们，并不像卫赤那样轻视贤者，也不像王猷那样傲慢地看待万物。况且好恶是人情所共有的，只是要看它表现得怎样。晋代王右军清雅而喜爱鹅，陶渊明旷达而喜爱菊，唐代李白豪放而喜爱白鹇，宋代周子贤德而喜爱莲花，他们都是做官的人，却不屑于富贵之乐，唯独喜爱这些事物，其中都寄托着某种心意。彦泽大概也是如此。至于刘伶对于酒，祖约对于钱财，阮孚对于蜡制木屐，终身喜爱而不厌倦，那么他们的情趣受到蒙蔽、见识有所偏狭，与彦泽的爱好相比，清浊相差很远。这有什么值得视为弊病的呢？我的朋友李时勉听说后说：‘这大概接近彦泽的心意了。’我说：‘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但我对彦泽的期望不只如此。’孔子说：‘智者喜爱水，仁者喜爱山’，也是借此来成就德性；否则，就只是单纯喜爱罢了。《诗经·淇澳》三章都以绿竹起兴，赞美武公的德行由积累而达到盛大。《鹤鸣》二章都以鹤鸣作比，说真诚是不能掩饰的，人也不能不使自身真诚，这些都是大贤君子修养自身的实际内容。彦泽应当在这方面更加用心啊！天下的道理无穷无尽，而求学问道的功夫也贵在永不停止。彦泽如果确实在这方面加以用心，那么本来就是大贤君子了。对于喜爱竹鹤这件事，也就不只是小小的娱乐罢了。李公说：‘你的话，是彦泽乐于听到的。何不写下来作为记，叫人挂在轩的墙壁之间，让他早晚都能观看？’于是我便写下了这篇记。

译凝翠楼记 吉水人陈袭祖居住在本县的住岐，大概是南唐门下侍郎乔的后代。七世祖惠卿在宋朝做官，官至迪功郎。进入本朝以后，到袭祖这一代，他的几位伯叔孟桓、孟躬都考中进士。孟桓任兰阳令，孟躬三次担任郡博士。到了他的侄子素，也考中进士，却自行请求担任教官。这些已经显达的人，说明他们是世代为官的家族。今年袭祖来到北京，素也从沙县教谕任上考核政绩后经过这里，对我说：‘住岐处于山水胜景之地，袭祖的住宅又占据其中最好的位置。但被冈阜环抱、被林木遮蔽，不能尽览景色。因此建造了若干楹的楼房，高高耸立在群屋之上。所有山水的胜景，这才可以一览而尽。’鼇山在它的南面，岐山在它的东面，山势郁然盘曲、幽深秀丽，经历四时变化而不改变颜色。江水从章贡而来向北流，经玉峡后转向东流。蒋沙绵延在它的西面，嘉树茂林高高挺入云霄。环绕四面望去，青色回旋、碧色缭绕，蓝色浮动、黛色飞扬，全都聚集在这座楼上。这确实是奇异的景观。只是江山的秀美，没有楼就无法尽览其胜；而这座楼的胜景，没有文章就无法彰显它的美。希望请先生为它作记。我说：值得观赏的山水，难道只有住岐吗？然而景物能否显现，取决于它是否遇到合适的人和时机。从前柳宗元居住在柳州和永州时，那两个州有美好的山水，当地人却多不知道喜爱。于是他铲除荒草污秽，开辟道路，疏通清泉，披开苍莽的草木，凡是被掩藏覆盖了千百年的景物，一旦都开阔显露出来。直到后世，人们能够知道它们的美，并得到游观的乐趣，都是因为柳宗元的缘故。这难道不是山水的幸运吗？这座楼得到山川的秀美，又由袭祖亲自建造，也可以说是幸运了。虽然如此，地方因人而胜，君子使自己的地方更美，尤其没有比继承先祖更重要的。陈氏的先祖侍郎曾在南唐做官，忠义之心如日月般光明，大概可以说是树立德行的人。这是陈氏的期望所在。作为子孙，应当想到要有所建树来继承先祖，那么山水的秀美还会更加增添，不只是成为一时的奇观而已。因此为它作记，使陈氏子孙登上这座楼时，看到这篇文章而想到自我勉励。归来堂记 琼山教谕万载人萧希曾已经告老还乡，于是把自己的居堂命名为“归来之堂”。他的乡友刑科给事中郭邦器请我作记，说：‘希曾在永乐甲午年以乡贡进士的身份在闽中掌管教育，后来又改任琼山教谕。他的学问足以教导别人，才能和品行也足以治理百姓。当权者多次想推荐他，但因为他有疾病而没有实现。希曾安于这个职务，一点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后来获准退休回乡，他内心确实有了自得其乐的理由。他曾经在祖居的后面建造房屋，共有一百楹，把厅堂命名为“荣恩”；如今又另建一堂，命名为“归来”。“荣恩”记载他仕进，“归来”表达他退居。况且这里有许多优美的山水：鹅峰在东面高耸，云岭在西面屹立，夏山在前面拱卫相揖，龙窝在后面峻拔挺立；山冈丘陵秀美，草木茂盛，烟云变化万千，清泉白石或流动或耸立，鸟兽在其间飞走上下，人们结伴而行，樵夫牧童在其中啸歌往来；良田可以耕种，深池可以捕鱼，闲置的原野和空地可以种桑麻蔬果。凡是养生所需的东西都不必向外求取，喧闹尘杂也到不了这里。希曾在这里宴饮休息，厅堂本来已经显得安闲自得，而外界事物足以接触心灵、进入耳目，又是如此丰富，都是他所喜爱的。’ 我说，古代的君子，壮年时出仕来推行自己的道，年老而疲倦以后，就交还职事而归乡。做官有固定俸禄，归乡有固定产业，所以进退都能自得。后世的君子，有的把官职当作家，因此沉溺其中而忘记归乡；有的平素缺乏固定产业，没有可以归去的地方，于是受到贪恋职位的讥讽，也有窃取俸禄的嫌疑。我朝历代圣君以深厚的仁德恩泽涵养天下，天下没有无业可居的人；做官的人年老疲倦了，朝廷便不愿再以政务烦劳他，使他回到乡里休息，也没有让他继续领取俸禄而不归的人。这是太平盛世最隆盛的情形。希曾进仕时享有荣耀，退居后又实现了自己的快乐，难道不是君子的幸运吗？然而君子的快乐不只是快乐而已，快乐就会通过言语表现出来。希曾一定会歌咏圣朝的教化，发出太平时代的声音，后人能够在这里看到这些，而圣朝的美德也就显著了。那么“归来之堂”难道不也会因此增添光彩吗？因此作记。贞寿堂记 贞寿堂是什么？是安成人萧希进和弟弟希迁侍奉祖母的厅堂。为什么把厅堂命名为“贞寿”？是为了彰显她的德行，赞美她的福分。妇人的德行，不只在于贞节；福分也不只在于长寿。但为什么独独用“贞寿”命名呢？大概是举出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来命名。希进的祖父懋广早年去世，当时他的父亲绍芳刚出生几个月，祖母刘氏发誓不改节，抚养并教诲他。绍芳二十五岁时，与妻子相继去世，希进兄弟都还年幼，又依靠刘氏的德行抚养成人。她大约二十岁就守寡，抚养子孙长大，长久不改节操，如今已经七十二岁。这就是以“贞寿”命名的原因。从前谈论女子德行的人，一定先说柔顺。柔顺，是刚健的对立面，体现阴阳之义。孔子在《坤卦·彖传》中却说：“柔顺而有利于守正。”所谓贞，就是明知正道而坚定守持。我取这个意义作为准则。处在闺门深处，有丈夫可以依靠，柔顺确实是德行的美好表现；一旦遇到事变、身处危难，却仍然只说柔顺，岂不是会导致软弱萎靡、苟且顺从吗？以柔顺应对平常，以贞节应对变故，然后才是女子德行的完整表现。当刘氏做妇人时，她并不是不具备柔顺的品德。等到遭逢灾祸变故，萧家的继承延续如同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最终能够竭尽心力重建这个家族。如果不是她志向端正、守持坚定，毅然担当而不回头，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如今她年过七十，正是贞节之人应有的境界。松柏的贞节，能够经受寒暑、霜雪，枝干不改，叶子不易。由此推而广之，长到合抱粗、经历千年，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用“贞寿”命名厅堂，不也恰当符合她的情况吗？希进兄弟在这里奉养祖母，使厅堂中衣服饮食丰足，调理她的起居，并使她的心志愉悦，这是报答德行，也可以说是能够尽孝了。唉！世上做妇人的，遭遇不幸而早早守寡的何其多啊！但有的人离去改嫁，以至于败坏别人的宗族、断绝别人的后嗣，这未必不是柔顺有余而贞节不足的过错。《恒卦》的卦辞说：“妇人守贞则吉，从一而终。”既然如此，从一而终就是妇人守贞而得到吉祥的道路，怎么可以忽视呢？所以我记述这座厅堂，并反复阐明这个道理，听到的人也将有所感触吧。

译奉亲堂记 安成辛里谢氏是当地的旧家，重新兴盛起来，靠的是谢氏子弟的贤良。今年已经七十岁了，他的儿子贵祖等人建造厅堂来奉养他，早晚侍奉在左右，顺应他的起居，观察他的脸色，调节衣服、饮食、寒暖、多少的适宜，使他的内心欢悦。族中贤者、濵州学正利贞，给厅堂命名为“奉亲之堂”。后来贵祖来到北京，请我写文章作记。父母，是子女之所以拥有自身的根本；他们生养成全子女的恩德极大，就像天地一样，既无法给它命名，也无法完全报答。然而，难道敢忘记吗？天生万物，不能报答，只因为它没有知觉；人却不同于万物。但要寻求报答，难道奉养就能够完全做到吗？然而如果不奉养，又没有办法表达感情，所以奉养只是用来报答万一罢了。人本来应当以父母为根本，并且一定奉养他们，尚且还不足以称为报答；如果连这也做不到，那还能称作什么呢？大概也只是草木禽兽罢了，君子怎么会取法这种行为呢？像贵祖这样的人，理应受到君子的看重。从前我曾听说，君子侍奉父母，没有比奉养父母的心志更好的，尤其没有比成全父母更好的。所谓养志，就是以父母的心愿为自己的心愿。因此，父母所敬重的，自己也敬重；父母所喜爱的，自己也喜爱；父母所希望的，自己努力满足；父母所厌恶的，自己努力去除，不使他们受到一点违逆，这就叫作养志。至于言语一定遵循义理而没有过失之言，行为一定遵循正道而没有过失之行，使人都说“这是君子的儿子”，这就是与父母一同成为君子，这叫作成全父母。养志固然很好，但成全父母才是最高境界。能够这样做，即使奉养的物质微薄，孝心也很大，何况又能准备各种物品，使其合乎父母的心意呢？也许这样就可以稍稍报答父母了。贵祖读书而懂得道理，并且已经能够奉养父母，我想勉励他进一步达到更高的境界，所以叙述这些道理作为记。思敬堂记 思敬堂，是惠安伯张琮所居住的厅堂。张君出身贵戚大家，他的祖姑是仁宗皇帝的圣后，生下宣宗章皇帝；宣宗就是太宗文皇帝的嫡长孙。文皇帝确定储君人选，宣宗于是成为皇太孙，励志于诗书，光明盛大地学习圣人之学。他早晚在身边辅导、辅助和赞襄的人，一定选择天下贤能之士。于是张君的祖父前惠安公，凭借元舅的亲属关系，确实入选担任此职。章皇帝具有尧舜般的资质，处在太子的职位上，仁义道德充分地遍及天下。虽然这是圣明禀性高明所造成的，但辅导、弼正、赞襄的帮助，也有惠安公的功劳。皇上深厚地亲爱亲族，把外戚看得最为重要；如果他们果真贤能良善，就加以敬重礼遇。夏代的涂山，殷代的有娀，周代的任氏、姒氏，都不能超过章皇帝。章皇帝继承大位后，推究母亲德行的盛美以及舅氏辅佐的功劳，于是晋升惠安公为惠安伯，张氏的福禄和荣耀声名，显赫到无人可比。惠安公曾对众人说：“我有幸因为外戚亲属的关系，接受文皇帝显赫的命令，每天侍奉皇太孙，早晚思考用什么来报答皇上，只能向古人寻求方法。孟子说：‘不是尧舜之道，不敢把它陈述在君王面前。’这就是我心中念念不忘的事。” 众人都认为确实如此。惠安公去世后，朝廷感念他的深厚功劳，又让张君承袭伯爵，使外戚的荣耀更加增添。张君感慨地说：“过去我的祖父恭敬地侍奉皇上，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如今祖先留下的余庆和恩泽又降临到我身上，我将用什么来报答呢？我听《礼》说：‘君子没有什么不敬，敬重自身是最大的敬。’又说：‘敬是德的聚集，能够敬重一定有德。’我难道不应该更加努力于敬吗？”于是把厅堂命名为“思敬”，请我作记。君子以敬来修养自己，再把这种敬推广出去以使人安定，使百姓安定罢了。这是圣人的教诲，也是大贤君子用来自我勉励的道理。我哪里能在这上面增加丝毫呢？因此把这些写成记，让它写在厅堂的墙壁上，每天观看，希望能够继承先祖的志向。

译清溪沈氏祠堂记 监察御史沈珒奉父亲兵部主事昪的话来告诉我说：“沈氏的先祖原先居住在湖州，后来有一个叫文俊甫的人迁居到本县南面的乍川，就是昪的曾祖父。文俊甫生达之，又从南乍迁到清溪，就是昪的祖父。祖父喜好学习，聚集书籍达一万卷，确实生下昪的父亲谷宝，谷宝以文章品行在乡里著称。洪武年间被举荐为人才，却称病不出仕。自曾祖父文俊甫以来，敦厚务本，努力耕作，但诗书事业从来没有废弃，家业日渐富裕；然而仍有不能释然的地方。原来过去居住在湖州时，家业曾经很兴盛；元末的战乱中，兵火接连不断，宗族离散，宏大的厅堂和宽广的房屋全都化为丘墟田垄。依靠曾祖父的智慧，改变旧法，重新振兴，历经八九十年世代相承，废弃的重新兴起，衰败的重新兴盛，如今有幸没有失去从前的声望。然而族谱丢失，故旧凋零，水木本源无法考究，报答根本、追念远祖的诚意也无法尽数表达，这正是我深深感慨的地方。”古代君子对先祖极其严肃尊敬，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祭祀一定有宗庙，宗庙一定有神主。后世的宗庙若不是皇帝赐予便不能建立，即使卿大夫地位尊贵，有官职来荣耀自身，却没有宗庙来祭祀祖先，子孙即使想尽孝，也只能像庶人一样荐献祭品罢了。只是我们先世确实有美好的德行，用来启发、保佑后人，所以我和沈珒得以遇逢圣明之世，享有俸禄职位；而昪又得到褒奖和封赠的典礼，如今显贵荣耀的有三人，祖先留下的福庆恩泽已经很厚了，哪里敢把自己同普通百姓等同而不思考报答的方法呢？于是就在正寝的东面扩地建堂，用来祭祀。对于年代久远、无法考察的先祖，无法再作判断；从可以知道的先祖开始排列次序。以文俊甫最初迁居乍川为第一世，达之又迁居清溪为第二世，谷宝积累善行、成就德性，使子孙繁衍，沈氏重新壮大，为第三世。我的两个兄长虽然有后代，但我不忍违背同胞亲情，所以都附祭。若是昪的妻子去世，也应当附祭，也一并附祭。这就是祠堂祭祀的用意，希望有一篇记来示给后人。宗庙祭祀，是尊敬祖先、和睦宗族的大法。因为到了祭祀之日，受祭者的子孙都要到来，尊卑亲疏，秩序井然而不混乱，伦理端正，恩义深厚，并且不辱没祖先，这才叫作孝。沈氏先祖的世系没有可以完全考证的依据，幸而贤良的子孙相继出现，继承先祖德行的传承，念及世代祭祀的重要，建造祠堂，准备器物，按时令备办祭品、施行礼仪，确实可以说是笃厚于孝了。如今祠堂的制度不像古代宗庙那样严格，但连庶民也都可以享祀；四代祭祀的制度虽然简略，祭祀却很隆重，这是晦庵先生顺应天理、根据人情而创立的义例。事情合乎义理，而尊敬尊长、亲爱亲族的道理得以实行，那么古今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圣朝的治理，通过表彰孝行来劝勉忠诚，做官而贤能的人一定使褒奖及于他的父母。沈氏祖宗在前代已经树立德行，子孙又在后代善于继承，那么宗族祭祀的荣耀和盛大，哪里会有穷尽呢？所以为它作记，用来勉励后来成为沈氏后人的人。聚恩堂记 聚恩堂，是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君的厅堂。厅堂为什么要有名称？是为了彰显皇上的恩赐。为什么命名为“聚恩”？是说恩泽及于他的亲属，数也数不清。既然数也数不清，却一定要用它来命名厅堂，是为了赞美恩泽的盛大，并思考如何更加深厚地报答。李氏原本是江右人，李君的曾祖父友政开始迁居蜀地合阳，世代具有隐逸的德行而不做官。祖父永恭，质朴正直而喜好义理，谨守礼法而明白法令，周济穷困、救助贫乏，比对待自己还要用心。有人婚丧无力供办，他都资助，从不显出吝惜的神色。父亲祥，字世昌，尤其淳厚恭谨节俭，敦厚务本、注重实际，使家业兴盛。李君生来容貌俊美，才干又足以有所作为，祖父和父亲都爱护他，曾对人说：‘我家世代积善，这个孩子一定能够振兴我宗族。’每天勉励教导他学习，除经史之外，又让他通晓法律的意义，说：‘刑罚是用来辅助治理的。’学成后考中进士，任礼科给事中。适逢边疆发生事情，上皇北巡，又晋升为都给事中、礼部右侍郎，曾经奉命出使，以大义责问对方，有功而归。皇上嘉奖他，任命为右都御史，并像这样追赠、封赐他的祖父和父亲。他的母亲和妻子也都被封为夫人，赐给诰命。三代亲属，虽然有尊卑、生死的不同，却没有不受其荣耀的。等到奉命巡抚湖湘时，他便在武昌修建住宅，迎接祖母太夫人和父母前来享受俸禄。他在公务闲暇时，带领各位妇女和子女准备各种物品恭敬奉养。太夫人思念故乡，李君便凭传符乘坐鹢舟送她到瞿塘，然后才回来。荆州、益州的人看见李君奉养亲人往来，并且如此显赫荣耀，没有不称赞惊叹、认为他贤能的。巡抚任期结束后，他又奉父母居住在京师，以宽广的房屋、丰大的厅堂和海陆珍品极尽奉养，早晚使他们享受天下的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孟子说：‘侍奉什么事情最重大？侍奉父母最重大。’李君已经做到了。何况又有重重叠叠的亲属，都因为李君显达而接受褒奖宠命呢？那么把厅堂命名为“聚恩”，难道不合乎他的情意吗？虽然如此，恩泽是上位者用来厚待下位者的，敬意是下位者用来侍奉上位者的，而所谓德，就是由敬聚集而成的。李君如果更加笃实恭敬而不忘，那么德就会聚集在自身；圣朝施加的恩泽，将像河水正从源头涌来一样，停蓄涵养、浸润灌溉，浩荡绵延而没有穷尽，难道只是在今天聚集吗？李君请我作记，所以为他作记，使它挂在厅堂上；看到这些话的人，谁能没有欣羡之心呢？

译重庆堂记 重庆堂，是舒城郑氏奉养亲人的厅堂。郑氏在舒城是大家族，世代都有显达之人。本朝以来，积累德行善事而获得高寿的人，又成为一时的盛事，所以建造了重庆堂。监察御史郑时曾对我说：他的世祖父以文，当初因为奉养父母而不出仕，笃实地行孝敬。今年九十岁，乐善的志向仍未衰减。因时的伯父景阳显贵，被封为南京刑部右侍郎；祖母王氏八十岁，也被封为淑人。郑时承蒙家教，考中进士，担任御史，有幸得到天子的宠命。父亲景颙获封为监察御史，母亲王氏封为太孺人，赐给敕命。叔父景高则因举义纳粮赈济饥民，也赐给冠带，使自身得到荣耀。如今三代亲属都高寿而荣耀，聚集在一堂，岁时相互庆贺，内外亲属都在其中，欢乐和睦之气充满整个家庭。因此以“重庆”命名厅堂，也可以说完全符合实际情形。希望我记述这件事，使它流传久远。我说，君子使福气降临自身，并不是偶然的。德，是人从上天那里得到的；从上天得到德并且守护它而不失去，然后上天才会保佑他，使他康宁长寿、子孙荣耀兴盛，这就是上天用来彰显其德行的方式。成周时代的诗人谈到君子，既用无边无际、无期限的话祝愿他的长寿，又进一步说明他所以长寿的原因，说“德音永不止息，德音因此更加盛美”，意思还没有说尽；又把话说到“保养爱护你的后代才算完”，难道不是认为有德的人固然可以获得长寿，却还必须保养他的子孙，使他们繁衍昌盛，这才是完整的福分吗？这些话把君子说得多么好啊！上天对于人，只要是善的就会保佑他，使他自身康健强壮，使他的子孙遇到吉祥。观察郑时的祖父和父亲，就可以知道行善所得到的应验了。孔子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谓积累，不是偶尔做一次就停止；所谓善，也不是一次行为就可以概括。人对于善，连续不断地做而不停止，那么上天赐予的福庆也会源源不断、没有穷尽。郑氏祖父和父亲已经在前代积累善德，而郑时又在后代善于继承，那么福禄的到来、名位爵禄的增加，将会越久越盛。因此作记，也用来勉励后来的人。万安县学重修大成殿记 万安，是一个有文献传统的县。儒学在县衙东北面，正处于山川胜景之中。像金鹅、芙蓉等山，章贡等水，重重山冈、层层峰峦，平静的水波、惊骇的巨浪，无论远近、大小，都回环聚合、环拱吸纳，在这里呈现奇异、贡献秀美。因此过去的建造者曾经有所取法。所建的孔庙，在前学的后面。人们既承受这里清正和美的气息，又加以学问修养，往往能考中高科，登上显贵官职，在当世享有盛名。万安的学校因此著称天下，到今天已经很久了。但修缮治理没有持续，日渐破败。朝廷每次下达兴办学校的诏令，有司都以事务繁多为由，很少能够用心出力。景泰壬申年，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姑苏韩公允熙奉命巡抚江西，获得便宜行事的权力。他整顿政令，树立威信，施行恩惠，尤其把兴办学校视为当务之急。到了万安，他拜谒先圣，周遍察看殿堂庭院，感叹它们破败简陋。于是召集县中的老儒、秀才、富家和大户，想要集合众人的力量来翻修。县里的义民曾时望对众人说：‘韩公兴办学校，是要用圣人的道理教导本县子弟，这是多么盛大的心意啊！做父兄的，怎么可以不自己努力，反而让韩公为我们操心呢？’学校的费用中，大成殿的工程最大。时望请求独自承担这项工程，不牵连别人。韩公非常高兴，又加以嘉奖勉励。时望着眼长远，不吝惜费用，从湖湘购买杉木，一定选取几人合抱的大材。其他砖瓦、铁石、黝垩、丹漆等材料，以及各种工匠，也都寻找优良的，并用钱财招致。那年九月开工，第二年四月完工。建成大成殿五间，高四丈五尺有余，深度和宽度与高度相称。修长的梁、巨大的栋，重重屋檐、雕刻的椽子，土木和彩绘，都极尽高大华美。殿中供奉的圣贤塑像，均按制度塑绘，比过去更加美观。后来韩公又因公事来到万安，徘徊瞻看，见大殿巍峨明丽，可以冠绝各县，更加高兴地说：‘时望曾经拿出粮食赈济饥民，得到玺书褒奖，成为义民。如今又独自捐出巨额费用，完成朝廷兴学的美意，难道不是真正喜好义行的人吗？’左副都御史刘广衡，是万安的杰出人物。他与曾氏联姻，向来称许曾家世代恩泽惠及乡里、旧家有余财。韩公秉持德行、践履义理，足以使人受到激励，所以时望做这件事并不困难。这件事不可以不记，于是韩公请我作记，用来示给后人，使他们知道今天兴建修作的缘由。而万安县令某又请求备办石料来刻写这篇文章。我认为，学校是施教的地方；但一定要有先圣庙来祭祀先圣，这是为了说明圣人之道是有源流和统绪的。圣人之道并没有别的，不过是顺着人本来固有的东西来引导人罢了。仁、义、礼、智，是人本来固有的东西；但有时会被蒙蔽而昏昧，于是对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伦常，以及日常事物中的应对往来，便有不能恰当地处理的地方。因此，圣人把道理著录在书中，建立学校、设置老师，聚集才俊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读圣贤之书以明白道理的根本；然后在实际运用时合乎当然，使他们能够修养自身、建立家庭，并推广到乡党、州闾。出仕时成为清正善良、和乐宽厚的臣子，居家时成为孝顺友爱、忠诚守信的士人，做到无一事不合宜，这才是教育的成效。唉，学校的教育，大概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应当整顿兴办，并制定标准来勉励督促，怎么可以缓慢呢？如今大成殿已经翻新，在这里求学的人应当怎样用心呢？进则瞻仰圣人的道德仪容，退则践履义理的实际；本末兼顾，精微和粗略都不遗漏，在出仕与退处、施行与藏身之间，真正足以振兴圣道、达到治理，成为世人的仪表、风俗的模范。这样才不辜负圣天子教育人才的仁心，以及兴建学校、勉励学者的用意。若只是把心思用在末节而不探究根本，却自以为没有什么可惭愧的，那就不是君子的学问。我想到韩公对学校事务拳拳不忘，又赞赏刘公不忘记人们的善行，并且希望勉励这里的学者坚定志向、努力践行，都成为大贤君子所归依的人；同时也希望使他们长久保持时人的声望和赞誉。因此写下这篇记，并让人把它刻在石上。

译忠孝堂记 圣天子恭敬地承受上天的使命，重新端正帝位，使宗庙社稷安定于万万年。四海内外，凡是统治国家、治理百姓的人，不论远近大小，都欢欣鼓舞，歌颂此事，认为这是天地深厚眷顾和授命的盛大成就，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皇上已经接受群臣朝贺，向天下布施德惠，又下诏凡有功劳者都升迁品秩。于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杨公进封兴济伯，仍掌管鸿胪寺礼仪。杨公名善，字思敬，早年在太宗皇帝尚为藩王时便得到知遇，凭文武才干承受特别的恩宠。靖难之时，所建立的功劳尤其深厚；明确礼典后便升为正卿，承担礼仪事务。朝廷上下的朝觐、会同，军队的征讨、巡猎等事，虽然没有一件全都与他无关，却没有一件不合乎礼制。仁宗、宣宗以及当今皇帝在位时，都认为杨公有才干，亲自任用他；他恭敬谨慎，从不懈怠，谋划实行的事情，只讲求大体，必定依循仁、义、忠、信。天下人仰慕他的美好声望，承受他的余泽，已有五十多年。等到天兵北伐时，杨公前往迎接皇帝车驾回到京师，奉行上天的明命，以恩德教化劝谕那些人，宣扬我朝历代圣主宽容、涵养、保全他们，使他们得以安居的心意。他发扬刚强正大的气概，吐露正直的言辞，敌人心悦诚服，圣驾得以回归。杨公的才干和德行更加显著，功业和作用也更加彰明。后来又晋升兼任礼部尚书，人人都认为这是适宜的。但杨公说：“我听说古代君子侍奉君上，必定以忠孝为根本。以忠心侍奉君主，以孝心侍奉父母；忠孝是臣子的大节。忠孝都能尽到，臣子的道就立起来了。”杨善本来就以此自我勉励，因而获得爵禄的荣耀，难道敢有片刻忘记吗？于是用“忠孝”来命名这座堂，早晚观看它，因而更加勉励自己。我当时因年老多病，蒙赐归还乡里；杨公把写堂记的事托付给我。我跟杨公交往已经很久，不能推辞，于是依次叙述这些道理，写成这篇记。景仰亭记 景仰亭，是饶州太守王侯所建的。王侯修复前任太守的祠堂，又建造这座亭子，作为休息之所，这是应该有的。亭子命名为“景仰”，为什么呢？取《诗经》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意思。前任太守是谁？是颜公真卿、范公仲淹、王公十朋。王侯敬奉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三公的德行闻名天下，恩惠泽及百姓，声誉传遍海内；他们都曾经出任饶州知州，是人们不能忘记的人。唐代天宝年间发生叛乱，盗贼蜂起，只有颜公独自秉持大节，阻遏敌寇的锋芒；但因正直而不能容于奸邪，接连遭到贬斥。等到恢复正统的庙祀后，他上朝论事更加急切，招来的诽谤也更加深重，最终陷入刘希烈之手而死。宋天圣年间，章献太后临朝，范公任谏官，首先进言说，天子没有向太后北面称臣的道理，古代也没有代替君主即位的人；又论及时政的缺失，说国家的安危、政治的治乱，取决于用人时是公正还是徇私。宰相厌恶他，使他降职出任饶州知州，后调任延庆。他整顿守备，侍奉君上、对待他人一概以诚信为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公一向的志向。王公任宋代著作官时，说君主的职责有三项：任用贤能、采纳谏言、实行赏罚罢了。又说大臣心怀奸邪、贻误国家有八种罪过；他端正左右史官的职责，使其评论政事、直切进谏，后来出任饶州知州。当时饶州芦苇丛生之地盗贼很多，他们一夜之间便逃散了。三位贤人历任四郡长官，所到之处风调雨顺，百姓眷恋他们如同眷恋父母，由此可知他们的德行和善政。古代君子有志于天下，必定以圣贤为老师；不是合乎道义的话不说，不合乎法度的事不做，不把生死祸福放在心上。唐宋以来，治乱往往随着君子、小人交替掌权而变化；其中得失的区别、是非的公论，大概有不可磨灭的地方。鲁国叔孙穆子说，树立德行、建立功业、著述立言，可以使人不朽，三位贤人所建立的正是如此。王侯把他们合在一起祭祀，是适宜的。学习他们的善政善教，想象他们仪容辞气的盛美，在跪拜、进献祭品之间，仿佛闻到香气、感到凄怆，像是亲眼见到他们，这难道不是崇尚德行的君子吗？王侯名忠，是钱唐人，由进士进入翰林，升任兵部主事，因得到破格选拔而升为现在的官职。他廉洁、公正、明达、谨慎，官吏敬畏他，百姓怀念他；尤其留意培养士人，甚至亲自为他们讲授经书。天久不下雨，他亲自祈祷，随后便下了雨。他的精诚，实在值得赞美。王侯建成这座亭子后，兵部尚书孙公原贞为它题写匾额。王侯于是写信告诉我说：“我王忠过去在翰林时曾跟随您游学，如今有幸掌管名郡，继承三位贤人的事业；他们遗留下来的美德、余泽、声誉和风气，鲜明地留在人们心中的，我能够仿效并实行，用来惠及这一方百姓。亭子有了这个名称，是用来表明志向的。”希望先生为它写记并加以勉励。王侯大概是一个严格修养自身的人。孔子说，君子修养自己而保持敬意，再推广到使他人安定、使百姓安定，这样成效就大了。我既然写了三位贤人的美德，又把这些话一并写出，大概是希望王侯的德行和功业充实完善，并达到长远宏大的境地。《诗经》不是说过：“差不多可以早晚勤勉，以长久保持最终的声誉。”吗？王侯如果有所取法，就把它揭示在亭子的墙上作为记文。

译德安府重修庙学记 德安是《禹贡》所说荆州的地域，春秋时是郧子国。秦代隶属南郡，汉、唐时名为安陆；宋代设置安远军节度，因为宋世宗的潜邸在这里，又升为德安府。这里风俗淳厚，人才多俊秀杰出，喜爱儒学，自古以来常以文章冠绝天下，甚至有人升任辅相。国朝以来，建立学校、培育人才，以兴盛太平之治；但德安的学校也已经破败很久了。负有政教责任的人对此感到忧虑。前任太守天台人范理虽然曾经修治过，却因力量不能继续，只修完了大成殿，可以容纳祭祀礼器，其他地方却日益毁坏。景泰三年，刑部郎中周侯铎因贤能被推举为德安太守。周侯是万安人，字秉训，由进士出任郎署官员，公正廉洁，爱护百姓，声誉盛美。他刚到任时，巡视学校房舍，叹息说：“贤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学校是贤才产生的地方。破败简陋到这种地步，凭什么振作他们的志气、成就他们的才干，以符合皇上的心意呢？”他急切地想有所作为，但因当年的收成不好，不能实现志愿。过了两年，年成丰收，百姓和乐，周侯大喜说：“现在可以有所作为了。”于是同僚佐吏商议，各自出资倡导；于是百姓中好义的人都奋力响应，富人出钱，穷人出力，各自尽其诚心，不用召唤便聚集起来。他们购买木材，聚集工匠，大家一齐动手施工。庙宇的椽木和墙壁有腐坏的，便更换修理。东西两庑原来各有七间，如今因其狭窄，各增建为十五间，每间设置一座坛，塑造先贤先儒的像，安置在各自的位置。建造防门、棂星门，在棂星门南面立牌楼，匾额题为“文庙”。在棂星门西面建神厨六间。原来的明伦堂狭窄，便选择文庙东面的空地建明伦堂五间，堂后新建讲堂五间，讲堂东西两边各建号房七间。在讲堂东北建馔堂五间。明伦堂东西两边建诚意、正心、进德、修业四斋，各三间。明伦堂前凿石砌成泮池，周长三十丈，池中垒石建三座桥，以便往来。池东西两边各建号房六间，池南建门屋三间，匾额题为“儒学”，四周筑墙。儒学门前新建通向大路的大道，长约半里；大道东西两边各建牌楼并悬挂匾额，东面题“兴贤”，西面题“毓秀”。又在兴贤门东面建一座牌楼，匾额题为“儒林”。这些都是周侯经营、设置的；土木工程和装饰色彩都极为壮丽，气象开阔，规模宏大。工程始建于景泰五年秋天，至天顺三年冬天完工。郡学教授黄琰、训导陈和、赵诚、陶鼎、曾政一同说：“学校建成了，周侯用心极深；如果不为它写记，又凭什么向后人展示、勉励众多士人呢？”于是我详细记述事情的始末，让他们学习。贤者王子昭拿来这篇文章，请我写文刻在石上。我听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必定以学校为根本。三代的教育，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不仅治理天下的人如此，即使诸侯也有学校。德安是著名郡府，是古代诸侯的国家；这里民性淳厚，遵循圣人的教化，并非一天形成的。如今又有周侯大力兴建学校来教育他们。学校是用来彰明圣人之道的。圣人之道根源于人心而著录在书中。读书以明白圣道，从大的人伦义理到细微的事物规律，都要精细考察、努力践行；使它化育家庭，成为乡里的规范，再推广施行于天下，这样治理之道就兴盛了。然而有志于此的人实在很少。因此，有读书却不能明白圣道的人，有违背圣道而追逐利益的人，也有束起书本不看而把一切寄托于侥幸的人。这是流俗共同的弊病。作为士人，接受深厚的教育，却反而以流俗自居，那么士人的可贵又在哪里呢？这也不是周侯对求学者的期望。我曾听说，宋仁宗皇帝重视选拔士人，曾经焚香向上天祈祷，希望得到忠孝之士作为状元。这一年果然有郡中士人郑獬夺得天下第一，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得到了人才。如今德安的学校已经焕然一新，在这里求学的人，都应当每天使自己的德行更新，成为忠臣孝子，以图报答朝廷；不要陷入流俗。这样才不辜负皇上教育人才的大德，以及各位太守、属官、师儒勉励学生求学的深厚心意，那就好了。因此写下这些话来赞美学校的建成，也想借此勉励后来的人。我对你们的爱护已经很深了，看到这篇文章的人千万不要忽视它。

译琼州府重修庙学记 琼州府在南海之上，濒临海边的州县有十六七个，都由一个府统辖。土地既险阻，海患又不时发生，人物都受到它的危害。洪武初年，在郡治东南建立庙学，求学的士人多喜爱学习。乡试、会试兴办的年份，凭经学奋发进取，考中进士而登上显要仕途的人接连不断。天顺庚辰年七月十五日，红云突然兴起，狂风怪雨猛烈发作，没有规律，居民非常恐惧，说：“这是风灾的征候。”过了很久，风雨更加猛烈，颓坏的墙垣和古旧房屋轰然倒塌。第二天中午风雨稍停，人们慢慢查看，礼殿仅存一两处，其余全都毁坏。主管官员无暇修治，日子一天天过去，实在令人痛心。今年春天，广东宪副临武邝公巡察省内，来到此地拜谒先圣庙，怜悯它的倾覆，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设置屏障、安妥神灵，老师无处施教，弟子无处受业，便长叹着把修复它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对太守章贡叶侯鼒、推官五云刘侯诏等说：“上天的变化虽然没有常规，但作为天职、属于我们的责任却有常规。我怎么敢懈怠呢！”听到的人都为此高兴，协同一心来奉行他的命令。穷人出力，富人出钱，凡是适合使用的竹木、瓦石、饮食等物资，没有不全部备齐的。材料优良，工匠技艺精湛，各自施展才能，不等候督促考核，早晚尽力施工。不到几个月，礼殿建成；又过一个月，明伦堂建成；不久，两庑、四斋、灵星门、防门等也依次建成。师生讲论、饮食休息、游览歇息的地方，全都齐备。于是修饰圣贤塑像，使容貌更加美好；制作钟、磬、罍、爵、簠、簋、笾、豆等礼器，全都按照礼制用相应材料制作。春秋两季在庙中举行祭祀，礼仪完备，音乐和谐，进退有节，观看的人无不赞美它的美好。于是大家共同商议，托付我写记。学校是施教的地方。古代圣人用来教人的，难道还有别的吗？不过是顺着人本来固有的东西来引导罢了。仁、义、礼、智、信，是人本来固有的，具备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施行在尊卑贵贱、应事接物、轻重缓急之际而不失其宜，这就是常道。假如时令失常，风雨乖戾，人物不能安居，草木鸟兽也都不能各得其所，这就是最大的灾变。因为灾变导致常态失常，便谨守人道的常理来加以修复，难道不是适宜的吗？从前韩璧镇守此地，曾经翻新学校，晦庵先生为他写过记，论述天道和人事的常理，以此勉励学者，使他们践履实际而趋向善行。先生的文章还在，应当还会有通晓文义的君子来考察它，确实没有悖谬；那么请允许我续写此文，作为《琼州府重修庙学记》。工程开始，是这一年春二月的某日；到秋八月某日完工。居上位的人厚行仁德，在下服役的人勇于行义，这些都应该记载，不能不记载，于是我为此写下这篇文章。镇江府改建儒学记 镇江位于南京京畿以内，郡府的政教治理由来已久。旧学校在府衙东南朱方门里，就是今天的忠祐坊。自宋宝元年间以来，有时修缮，有时废置，日益破败。到了景泰壬申年，郡守张侯廷瞻来到这里，感叹它地势低湿、狭窄简陋，想要改建。士人多拿钱来帮助，于是在学校北面买地、筹备工役，把事情详细上报。诏令批准了此事。恰逢张侯因父母丧事离任；三年后丙子年，白侯希闵来任。于是大成殿、两庑、防门、讲堂、四斋依次建成。房屋的高低、宽窄，全都符合规制。总共有多少间呢？后来白侯离任，现任林侯一荐接替他。大家协同一心，有谋划也有作为，又建造尊经阁、观德亭、灵星门、兴贤门、泮宫门，开凿泮池，架石梁横跨其上，四周修筑环道；以及各种祭祀、宴享、寝居、饮食、厨浴的地方，教官的住所，诸生退居学习的房舍，没有不齐备的。前后三位贤能太守共同规划处置，把各项事务都做得周全。工程始于壬申年六月，至己卯年二月完工。大概历时八年，庙学的制度宏伟而完整了。左副都御史崔公巡抚京畿，到镇江观看后很高兴，说：“这足以符合朝廷培养贤才、谋求治理的心意了。” 然而建造它很不容易，不能没有记文来记载并留给后人，使所有求学的人都想到应当努力学习，以符合建学者的心意。于是郡教授萧崇等奉林侯之命，派学校前训导梁宪来请我写记。梁宪是我的亲戚，我不能推辞。学校是施教的地方；但一定要有庙来祭祀先圣，这是为了说明圣人之道有源流统绪。圣人之道难道还有别的吗？不过是顺着人本来固有的东西来引导罢了。仁、义、礼、智，是人本来固有的；然而有时会昏昧，所以在日常人伦和生活常理方面，有时不能处理得恰当。因此圣人把道理著录在书中。学校的教育，大概就是使人读书以明白道理的根本，并且推求其实际运用的当然之理罢了。教育完成之后，再出仕任用，那么各类官职的臣子就没有不适合其职分的。学校大概是治理的根本。镇江的学校已经焕然一新，各位君子体察皇上的德意而努力从事教育，也可以说做到极致了。在这里学习的人，应当怎样用心呢？汤王盘铭，是求学者应当效法的。去除旧日沾染的污秽，每天以自我更新为目标。读圣贤之书，探求圣贤之道；在自身修养，在家庭中树立规范，亲身践履、努力实行并推求到极致；将它施行开来，使自己更新并使人民更新，一切都亲自实践而不改变。这样才可以说没有辜负建学的心意。因此写下这篇记，用来勉励各位求学者，使他们不要懈怠。

译新淦县进士题名记 从前我太祖皇帝平定天下后，立即下诏各郡县都建立学校，用经学培养士人，又设置科举来选拔任用；使万世太平的事业得以建立，正是由此开始。新淦是临江一带有声望的地方，山水明丽秀美，风气清雅淳厚；贤能通达的人出生在这里，都奇伟出众而喜爱文章。自从建立学校、设置科举以来，出仕而为世所用的人接连不断；其中才高学博、足以整治政务、建立功勋，发而为文章，义理足以润色宏大的谋略、震耀后世的人，都是因为历代圣主的大德光照天下，所以万国贤才都愿意做他们的臣子，只是等待时机选拔任用罢了。治理成效的盛大，可以与唐尧、虞舜相比；这虽是深厚仁德和恩泽所造成的，也得到了人才的辅助。自洪武庚戌年至今，在乡试、礼部会试中进取，在大廷献策，凡被选拔的人都声名显赫、身份荣耀；皇上对待士人确实优厚，这也是天下公认的。郡县贤能的太守、县令又把他们的姓名题写出来，以勉励众多士人、劝勉后来的学者，这也是人的至情；但新淦却缺少这件事。县令李侯于是逐一考核，把姓名全都刻在学宫中，并在左边空出位置等待后来的进士。李侯爱护士人的心意，大概是想让他们的美名流传不朽，使做士人的都受到激发而奋发努力，得以报答皇上的恩德，施行所学；使这种影响从新淦一县推广开来，无论远近，儒者的成效都显著地传遍天下，不愧于科举选拔，然后才心满意足。他的志向也很宏大。从前我曾听说，晋国范宣子自认为家世久远而显盛，便以为可以不朽；鲁国叔孙豹却说那只是世代享受俸禄，并不是所说的不朽。所谓不朽，在于树立德行、建立功业、著述立言。所谓“立”，就是卓然显明，向天下显示法则而不被泯灭。李侯的志向，难道也在于此吗？果真如此，那么题名的石碑难道不会百世都光耀吗？李侯名周，字廷亮，是扬州人，起初任御史，因请求就近奉养父母而得以任新淦县令。他有仁爱之心，施及百姓，尤其有志于学校，从这件事便可以看出。辅佐他实现这一志愿、成就题名之事的，是训导陈旅；为此写记的是泰和王直。广州府学仰高祠记 仰高祠，是广州府学祭祀贤人的祠堂。祭祀贤人却称为“仰高”，为什么？是说贤人的高尚风范和严峻节操，不是平常人所能达到的。既然不是平常人所能达到，却只用一个“高”字来概括，实在很善于形容，也很善于称说德行。查考《广东宪使方公书》以及太守沈侯所述的事略，其中说：起初，宋代任蒋之奇为广州知州，他恳切地勉励人们砥砺名节。感叹郡中从前的贤人还没有得到祭祀，便把晋代吴隐之、唐代宋璟、李尚隐、卢奂、李勉、孔戣、卢钧、萧仿八人列出，在子城上建祠祭祀，又增加晋代滕循、唐代王綝，作《十贤赞》，因而命名为十贤堂。开宝年间以来，有茂盛功勋、清白德行的潘美、向敏中、余靖、魏瓘、陈世卿、邵晔、陈从易、张颉八人，又合在一起祭祀，命名为八贤堂，在十贤堂东面。年代久了逐渐毁坏；而晋代陶侃、宋代苏轼、杨长孺、元代张宏范，都以著名官员而显扬。国朝佥都御史杨信民平定叛乱，恩惠施及百姓，死后在城隍庙东面为他建祠祭祀。至于唐代张九龄、宋代崔与之、温若春、李昴英、郭阊、古成之，都是本乡的先贤，也有祠堂，名为先贤祠，在明伦堂西面、射圃北面。时间久了，祠堂逐渐破败。元至元年间，宣抚梁雄飞又把苏轼、杨长孺与廉吏吴隐之一同祭祀。淳祐甲辰年，广帅方大琮建立张文献九龄、崔清献与之的祠堂，名为二献祠。如今这些祠堂都已废弃。我朝整饬御史台和按察司，勉励廉洁守节，以此教化天下；广东的守臣关注这件事，也已经很久了。天顺改元，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叶公盛奉命巡抚广东，拜谒各祠庙，感叹先贤祠的破败简陋。十贤、八贤、廉吏、二献诸祠废弃了，便商议重新建造的办法。巡按监察御史庄公歙、按察使方公员、布政使宋公彰等共同商议，意见一致，选择学校东南角建堂三间来祭祀他们。考察各位贤人的爵位、籍贯、姓名和谥号，把十贤安置在中室，八贤安置在东室，名宦和乡先生安置在西室。叶公思考如何使众人仰望，便取《诗经》“高山仰止”的意思，将祠堂改名为仰高祠。每年丁祭结束后，知府率领僚属和诸生在这里举行祭祀。祠堂建成的第二年庚辰年，平湖沈侯琮来任知府，因祠堂落成而高兴，也为崇尚德行、尊重贤人的美德能够长久昭示并劝勉后人而高兴。我已经写下合并祭祀各位贤人的用意，又把诸贤的事略写在碑阴，并附上方公的书信；方公把为仰高祠写记的事托付给我。我年过八十，年老多病，才力匮乏，不足以承担此事。然而看到诸位公卿爱好贤人、建祠砥砺人们的做法，也和从前一样；既已翻新祠堂，美化名称，又谨慎地整备礼仪，那么爱好贤人的志向难道还会有穷尽吗？《缁衣》篇所说的更换缁衣，难道只是为了适应馆舍、接受馈赠吗？其中应当还有更大的意义。努力实行并达到极致，关键在于自己罢了。唉！彰明往昔，以作为当今和后世的规范，这是君子所期望的。因此为它写记，以说明祠堂之所以重新建造的缘由。至于各位贤人的事略，则有沈侯碑阴的记文可以查考。祠堂建成之日，是某年某月某日。

译贞节堂记 贞节堂，是山西按察使王君允奉养母亲的堂屋。堂屋因为奉养母亲而命名为“贞节”，为什么呢？是为了彰显母亲的德行。母亲是济南刘克让的女儿，十九岁时嫁给本县士人王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允，一个叫信。王云去世时，刘氏才二十六岁，允刚五岁，信三岁。她孤苦无依，独自抚养两个幼子并奉养年老的婆婆。家中没有丰厚产业，只能靠自己的劳动谋生。别人不能忍受这样的忧苦，而这位孺人却忍贫受苦，坚如铁石。她督促蚕桑，勤于纺织，按时祭祀先人，必定诚敬；以辛劳使自己生活自足。闺门之内肃静安处，从未让别人听见谈笑声。她早年曾读《孝经》《论语》，能够记忆不忘。允外出从师后，她多次把所学讲给他听，常让他留在身边，随事教诲告诫，使他懂得侍奉上级、抚恤下属的道理。允英俊杰出，喜爱学习，学业日有成就；她送他进入郡学，他更加奋发，终于考中进士，成为著名御史，使母亲获封太孺人，并享受儿子的俸禄。士大夫都以此为荣，无不称赞母亲的贞节、善于教育儿子的美德，以及她教育成功的结果。礼部又请求用“贞节”二字在她的门闾上表彰。母子之间，礼服光彩灿烂，诏命显赫盛大，光辉照耀着他们的家门。太孺人年纪已经超过八十岁了，但这座堂还没有记文。王君想到显扬亲人的道义，也想使这件事传播而不朽。今年他入朝到京师，把写堂记的事告诉江西宪使原君杰，托付给我。原君又把这件事托付给郡太守张侯瑄，派人来催促我写记。我年老多病，不能写得很好，但赞赏他们的心意，不能推辞。我曾听说，贞节是人道中重要的界限。所谓贞，是明知正道而坚定守持；所谓节，是事情有一定的制度而不过分。在《易经》“恒”卦六五的象辞中说：“专一地坚持到底。”这说的是妇人的贞守坚定确实，而且不超越常理；这就是节卦六四所说的“安于节制”。圣人扶持社会、建立教化，是为了端正人心、厚植天理，因此表彰和劝勉的典章便得以实行。太孺人的贞节在当时显扬，流传于远近；百年以后，国史还会记载它，使美名流传无穷，这难道不是母子都得到荣耀吗？因此写下这篇记，让它悬挂在堂上。镇江府重修运河记 镇江通行漕运由来已久，始于隋代，延续到唐、宋；从京口新港坝沿城向西再向南到常州奔牛坝，一百六十多里都没有阻碍。大概是因为两浙运判曾孝蕴、郡守林希、史弥坚修建了京口、奔牛、吕城三座水闸，用来阻止江水泄流、疏通舟船，百姓因此便利。年久之后河道淤塞，大船重载不能通行，只能从夏港、孟渎驶入扬子江，经历二百多里的风涛险阻，才能到达瓜洲，而且常常受到灾害。国朝前任浙江参政胡清等又请求修复运河以求便利，朝廷敕令工部尚书周忱、侍郎李敏等商议，但没有实行。皇上重新登上大宝后，尚宝少卿凌信又上奏说：“夏港到瓜洲之间江面宽阔，军民运输、商旅贸易，必定要经过这里；因风浪、盗贼、沉溺而遭难的人很多。请求疏浚镇江运河，重新修建京口、吕城等水闸，遇到浅处就增加闸口，观察潮水涨落，按时开闭，这样人们可以得到便利，祸害也能够减少。”当时左副都御史崔恭巡抚南方，也说凌信等请求疏浚镇江运河，确实是东南地区长久的利益。皇上下令浙江嘉兴、湖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六府征发民夫，发给官钱，设法劝助，务必取得成功；又敕令都御史崔恭会同巡按御史郑佑、郎中沈彬以及各郡守林鹗等勘察商议，大家都认为应当修治旧河道并深加疏浚，从京口、奔牛接引江潮，修整原有四座水闸，再增置城南灭渡桥新闸一座。每年二月中旬以后潮水上涨、水位升高，就开闸放船；九月初旬以后霜降水落，就关闭水闸、筑坝拦水。这样可以节省工力，事情也容易完成。意见议定后上报，诏令批准了。命镇江知府林鹗总督此事，由常州通判刘衢、丹徒知县刘震、丹阳知县霍芳等分别办理。共使用民夫七万多人，土石等工程又使用过去服役后闲置的工匠三百多人，全都来自苏州、常州、镇江，其他地方不参与。各府筹措石灰、桩木等材料费用银九百八十八两有余。天顺三年正月开工，到三月十八日完工。河堤随地势而有深浅，深处一丈，浅处八尺。堤坝、水闸、桥梁、岸基都必须修得完好坚固，可以长久使用。各座水闸原来没有官府专用民夫的，各增派二十人；堤岸和河道稍有坍塌便立即修治，不得损坏。都御史和各郡守、众官员又相互说道：“运河能够修成，依靠圣天子在上明断，群臣百工在下尽忠，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使恩惠施及百姓；应该有文字记载来示之后人，使他们知道修建它的艰难，并长久保护它。”大江的险恶，和大海相同。自古以来人们都以渡过它困难为忧，却很少有人能妥善完成。如今圣明君主在位，勤于体恤百姓的疾苦，听取意见、容纳众人，兴办有利之事、远离祸害，不顾惜经年累月的劳苦，来建立长远的利益。东南地区运送粮饷、转运迁徙的人，都能安稳通行、顺利渡过。他们所受到的恩惠，实在广大。既然如今已经得到恩惠，今后又应当加倍勤勉。早晚巡视查看，防止它毁坏，务必像初建时一样坚固严密，那么恩惠和利益的施加，难道会有穷尽吗？因此写下这篇记，让它刻在京口闸的石碑上，使凡是参与此事的人每天反省并更加勉励自己，不要忽视。《抑庵文后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抑庵文后集》卷五　明代王直撰写的记文

译重建宋丞相李公祠堂记 宋代自绍圣年间以来，君子日渐困厄，小人接连掌权，到宣和年间达到了极点。上位者既不遵守治国的准则，任凭他们为所欲为；上天于是降下灾异来谴责告诫，但他们仍不醒悟。君臣上下肆意妄为，自以为得志，于是结交远方，挑起边境争端；等到疆场已经败坏，敌人的骑兵逼近宫阙，小人还排斥忠直之士，贻误国家，靖康之祸惨烈得令人不忍言说。当时能够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洞察它，在祸患已经发生时奋力挽救，虽然志向没有实现，但忠诚却有余的人，就是丞相李公。李公名纲，字伯纪，邵武人。宣和初年任左史，京师发生大水，李公认为将有敌国兵戎之变，便上奏请求戒备，以防祸患成为现实。等到敌人到来，皇上想逃往东面，并且割让土地求和；李公当时又被起用，进言说祖宗的土地一寸也不能放弃，竭力赞成守城，并以自身承担责任。他多次出兵击败敌人，小人从中离间，于是他被罢免。众人共同争取，才得以重新留任。敌人被击败后，上下安然自得，不再过问边防事务，只有李公忧虑此事，多次陈述防备边疆、抵御敌人的办法，皇上不听，又被小人阻挠，出任巡边使，不久便被罢免而不再任用。建炎初年，起用李公为宰相，他立即上奏十项建议：诛灭僭越叛逆者以端正人心，务必治理内部、抵御外敌，经营两河，谋求收复京师、迎回二帝；事情正开始安排，又被小人阻挠，随即再次被罢免。从此李公更加被排斥远离朝廷，而中原失守，偏安的局势形成了。李公虽然离开朝廷，却只知道尽忠进言，不因祸福而改变志向；凡是有益于国家的事情，没有不说的，但所说的往往不被采用，最终死去而未能回来。唉，李公的任用或弃置，关系着百姓的利害和国家的安危。这样的人本应是君主所倚重任用的，却竟让小人的离间得以实行，这是多么厚待小人而薄待君子啊！当他被罢免而又留任时，太学诸生和都城的平民都知道他的忠诚。后来凡是出使北方的人，北方人一定问李公是否安好。李公的品格，在下民和敌人那里都得到信任，却不被当时的君主信任，难道不是君主受到蒙蔽太深了吗？有人把宋朝不能振兴归因于天命，我却认为这是人谋划不善造成的，怎么能归罪于上天呢？淳熙丙午年，永嘉教授徐元德在郡学讲堂左边建立李公祠，后来毁于战火。景定年间，郡守方澄孙创建樵溪书院来祭祀李公。元至正辛巳年，邵武路同知万布哈把祠堂迁建到郡治东南樵溪五曲之上。洪武初年，以书院改为府学祠堂，祠堂于是废弃。正统己未年，郡人上官佑任弋阳县令，回乡后向郡守严陵徐侯述请求恢复李公祠；徐侯欣然同意，于是在旧址重新建造，并与县中僚属及各位士大夫共同修整祭祀。在行在任户部侍郎的吴公玺也是本郡人，让王直记载这件事。王直认为，李公的忠诚已经载入国史，流传于天下后世。凡是做君子的人，都应当对他产生敬意和仰慕，取他的行为作为准则。乡郡人士离李公的故居很近，追思李公的事迹，在受到感发方面应当尤其容易。何况如今拜谒李公的祠堂，瞻仰李公的塑像，岂不如同亲自接受他的教诲吗？徐侯建祠，上官县令在开始时予以赞助；吴公希望把这件事昭示远方。这三位贤者，都极其崇尚德行，并且有教化勉励的用意。《诗经》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邵武的士人如果确实能依照这句话的意思去做，难道不会都成为君子吗？因此写下这篇记，让它刻在祠堂廊庑之下，以等待后人。

译江西布政使司官署题名记 从前我太祖皇帝承受天命、拥有天下后，便大力整顿各类官职，继续光大宏伟的事业。洪武九年，因为外地各司不能仍旧称作中书省，便下令改为布政司，设置布政使来统领。左右布政使各一员，都是从二品；参政二员，从三品；又设置左右参议二员，从四品。一定要选择贤能的人来任职，不轻易授予不合适的人。朝廷命令下达后，布政司的长官和副长官共同审察是否适宜，竭力宣行，早晚不懈怠地奉行。对上为君主施行德政，对下为百姓办事，既能得到上级认可，又能协调下属，官员的赏罚得到实行，治理成效显著。历代以来，制度有沿革不同，但没有改变这一点。江西过去在南昌建立官署，大概是晋、唐刺史和节度使的旧治所。元代改为行中书省，国初仍沿用旧称，到这时才正式命名为江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这里处在荆州、扬州之间，位于湖江之外，控制联系福建、广东，山岭绵延相连；风气完美淳厚，人口繁盛，礼乐文章广泛学习，聪明才俊奋发兴起，与其他行政区域相比没有更差的。因此，在这里做官的人，施行文法、处理事务的缓急轻重，使百姓没有不得到适宜治理的，实在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所以当时任用官员，必定寻求德行足以使众人信服、才干足以应对事务的人来担任其职。到现在一百年间，江西担任左右布政使的有三十人，担任左右参政的有四十二人，担任左右参议的有四十五人。其中有以刚强坚毅著称的，有以宽厚大度闻名的，有的深沉而能容人，有的清廉耿介而操守坚定，有的正直诚信、通达敏锐，有的秉持公心、坚持正道，这样的人大概很多。因此升任六部官员、晋升台宪，位列卿贰的，也屡见不鲜。他们上承天子，下理庶民，难道可以苟且求得吗？起初布政司在子城之内，永乐元年改旧府治为布政司。宣德十年，布政使孟桓才在章江门里新建。正统九年，布政使吴润又拆去后堂重新建造，用砖石砌筑月台并加以防护，扩充旧有规模，整齐而壮观。到现在，孟公已经离任，吴公也已告老归乡，而崔公恭、宋公钦都任布政使，实际前来接续此事。他们以清明忠厚的美德，想到职任尊崇显要到了极点，便同心合德，修养自身；看到前人的遗迹，思考后人如何继承。过去的人劳苦憔悴来创立功业，人们却常常忽略遗忘，那么后来的继任者，谁肯为长远宏大的事业谋划呢？岁月如流水，人心容易懈怠，应当有所记载来勉励有才干的人。于是命属官逐一考察前人所做的实际事情，其中嘉言善政、迁调更替，凡是可以供日后太史采录的，便将它们记下来。既然如此，怎能有所缺漏呢？将把这些事刻在石上，流传久远，用来表示劝勉和戒惧，难道不正是君子的作为吗？我年老而且有病，回乡躺卧在田舍中，却承蒙嘱托写记，于是写下这些话。我听说帝舜命令牧官时，殷切叮嘱他们以养育百姓为务，并且还推及孝亲；君子远离小人，从而成就太平盛治的美好。如今的布政使，正如有虞氏的牧官，是圣明天子选任的，他们的心也如同帝舜的心。群贤汇集而进，各自尽职；前任官员既恭敬地承受使命并努力实行，便根据自己的才力所能达到的程度，显著建立了功效。虽然或许有浅深厚薄的不同，但他们向上献纳的东西，难道会没有用心吗？其中得失的辨别、是非的公断，也有不可磨灭的地方。后来担任这一官职、登上这座堂、读到这篇记的人，希望还能想到不断继承前人的美德吧！高空山遗诗记 建昌城外有三座山，高空山是其中之一。山势雄伟挺拔，秀丽整齐，向上直入云霄，向下俯临城中，是全郡仰望的所在。宋代工部侍郎聂公子述世代居住在那里。侍郎的曾孙聂铢，字积道，隐居而实行义举，不求闻名显达，自号高空山翁。郡人对他的称誉没有异议，大概也把他看作全郡仰望的人。当时画家罗稚川为他绘制图画，虞文靖、揭文安等名公巨卿都作诗歌咏。于是高空山翁和这座山都闻名天下。世道变迁，事情不同了，高空山翁的子孙已经没有留下来的，诗作也几乎散失殆尽。只有虞、揭二公的作品和稚川的图，依靠翁的孙女婿郑伯章甫珍藏才得以保存。直到今天人们还知道有高空山翁，是因为这些诗还在的缘故。伯章甫的孙子郑全，是翁的外孙女的儿子。他感慨想到聂氏过去兴盛而如今衰落，想继承外祖父的志向，使它长久流传，让翁的名声凭借此事永存不坠。于是命他的儿子、吏科给事中郑悠来请我写文作记。我说：古代君子在世上有所建树，难道一定要等到子孙来传扬才会流传吗？爱好德行的心，是人人共同具有的。因此君子不担心自己不能流传，只担心自己不能有所建树。古书说：“言辞如果没有文采，流传实行就不会久远。” 太史公说：“乡里平民中有磨砺品行、树立名声的人，如果不依附青云直上的士人，怎么能流传到后世呢？”高空山翁高尚洁白、不受污染，以道义相互推重，他所树立的事业已经很伟大了。虞、揭二公都在朝廷中显贵显达，他们的文章又是最高明的，而且都为翁作赋，那么翁的声名已经有了寄托。即使没有子孙，他的流传也可以确定，何况还有贤德的伯章甫呢？伯章甫贤德，他的子孙又贤德，并且能够完成他的志愿，那么翁的流传难道会有终止吗？翁的名声凭借二公的诗而流传，郑氏世代爱德尚贤的心意，也由此显现出来。文章的流传不能停止。后世的人还应当想到不断善于继承下去吧！这就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