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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琴意轩记 庐陵人刘孟陶住在防市之中，却不混同于世俗流俗。凡是世人所喜好的，他都不为之动心，唯独喜爱琴。他曾经开辟一间轩室，把琴放在里面，只有贤士大夫才能与他一同在这里娱乐。兴致有所适合时，便取琴弹奏，大概是超然自得的样子。因此把“琴意”两个字挂在屋檐下。今年我内弟欧阳士则来到北京，把这件事告诉我，并嘱托我写记。我说：“孟陶真贤德，这正是他成为君子的原因。”琴的形制取法六合，象征四时；九象应合八风，它的功用精妙，达到可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鼓舞万物的极致。然而琴又有禁止之意，是用来禁止淫邪、去除邪恶、修养身心、调理性情，使人返回天真的。题名为“琴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要发挥琴用的精妙，只有完全领会它的意义的人才能做到。古人没有不尽其琴意而能使琴发挥妙用的。离古代已经很远了，新声竞相演奏，师旷、司马相如一类的人，甚至借此荡乱人心、毁灭天理，那些人哪里配谈论琴的意义呢？到了后世，又有人沉溺于俗乐，反而斥责琴声为污秽。唉！喜好崇尚到了这种地步，人的心性乖戾、政治衰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孟陶对其他事物没有什么欲求，唯独喜爱琴，足以看出他的性情端正。他既精通琴声，又取法琴的意义，那么他想要禁止淫邪、去除邪恶、修养身心、调理性情，是毫无疑问的。这样说来，孟陶成为君子，谁能阻挡呢？我对于琴，大概也知道喜爱，然而还不能用琴修养自身，只是空谈它的意义。将来辞官南归时，我应当拜访孟陶，请他进一步指教。高山流水的曲调，请孟陶为我弹奏；《猗兰操》，我将为孟陶演奏。孟陶难道只能老死在这轩中吗？西墅记 西墅，是芜湖县令王维用所持有的别业。王氏世代居住在泰和南富，是当地大族，而维用有贤德的声名。他任芜湖县令，以宽厚平易治理，百姓感念他。后来因遭父母丧而归乡，又因为族人众多、居处狭窄，便在旧宅西面约一里处建屋，前面俯视田地，后面临近池沼，左右都有山。维用带领几个儿子住在那里，经营农作足以供一日三餐，蓄养鱼鳖足以供垂钓。疲倦时便登高远望，凡是河流陆地的曲折回环、景物的明丽、游人行旅的来往，也足以当作观赏图画的乐趣。到了晚上便点燃灯火，拿出家中收藏的古书，彼此讲求其中的义理并实行它们，内心十分舒适。因此把它命名为“西墅”。服丧期满后来到北京，改任巴陵县令，拜见我请求作记，说：“我治理这里，想把它长久传下去，希望您给予惠爱教诲，使我懂得能够长久的道理。”我说：“墅，是田间的房舍；用‘西’来命名，是因为它所在的地方。至于能够长久的道理，也应当从‘西’字上寻求。西方对于天的四时来说是秋季，对于人的四种德行来说是义。因田舍在西面而以西命名，难道不是希望获得秋收，又想勉励自己实践义吗？希望获得秋收，就必须顺应土地的利宜，顺从天时，尽到耕作锄耘的适宜之处而不失去培土灌溉的节度，这样秋收的粮食才会充足而有余。希望勉励自己实践义，就必须在家庭富足之后推及他人，使乡党州闾没有受冻挨饿、无所依归的人，这样德行的建立才会宽裕而有余于义。粮食充盈，义理充足，那么长久拥有这座别墅就可以确定了。”我曾观察世上的人，有的治理田地粗疏草率，不能尽力；有的仰慕义理却暴躁强横，不能在行为上笃实。上天给予他们的回报，也一定与他们所施行的相称。肥沃的田地、富贵的门第和高大的住宅，有人却不能终身拥有，哪里还谈得上长久呢？你虽然建造了这座别墅，却正承担着治理百姓的寄托，不能常住这里；所以要善于继承并长久守护它，虽说有子有孙，归根到底也要从自身做起。如今在巴陵，把自己所树立的德行推及百姓，使所有做百姓的人都安心于耕田，乐于行义，没有不能遂愿的，那么德行建立、功业成就，便能长久保有俸禄官位，难道只是长久拥有这座别墅而已吗？把这些道理充实并扩大开来，将来还会有比这更盛大的成就。维用高兴地说：“先生的教诲是对的，我怎敢不努力。”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西墅记》。

译上源塘记 上源塘在泰和县东北十五里处，是杨孟辩居住的地方。永乐壬寅年十二月，孟辩修治这座塘，用砖石砌筑。正好我来到他家，他便邀请我四处观览，并告诉我说：“这里起初是我家的别业。我们家世代住在泰和城中，五世祖杨应真在宋端平二年考中进士，任理定县主簿。家族显贵以后，到我的祖父和父亲，才开始喜欢山水的胜景，并在这里居住。到现在已经五代了。登高远望，那些郁郁葱葱、幽深秀丽的山，是我父亲栽植的山林；依附山势、肥沃而可以耕种的田地，是我父亲常获丰收的田地；那些低洼深邃、远近都积蓄着碧水的地方，是我父亲蓄养的池塘。到了我们兄弟，又加以扩充增益。但难道要凭这些来统摄一乡吗？我又在旧居西面筑室，也将退居在那里自我休息。这次修治此塘，是因为它的源头深静而有根本。余水流溢而出，到达山下，又汇入许多泉水，清凉、平滑、甘美，冬夏都一样。塘上横跨着石桥，我们出入以及宾客往来我家，都经过这里。现在准备扩大桥基建成大桥，上面加盖亭子，左右设置栏槛，安放座位，使行人有休息的地方。只是我们杨氏在乡里受到称誉，人们一定要用这个地方来标志并称它为‘上源塘’。杨氏如果不修治它，又凭什么配得上这个名称呢？希望先生为它作记，给后人看，使他们不要毁坏。”我说：古今因山水而得名的地方，不能一两个数清。潭州的东池，得到戴简之后才显扬；真州的园池，得到许子春之后才显著。其他因人而显著的，大概很多；而湮没无闻的，也不少。我们县名叫源塘的有两个，以‘上’、‘下’来区别。这个地方能够这样著名，那么另一个地方之所以不为人知，难道不是因为没有相应的人吗？不过，孟辩在这里并不是因为修治池塘才获得尊重。他本身有足以称道的美德：孟辩有母亲，年过七十，仍然康健强壮、没有疾病。孟辩特意建了一间堂让母亲居住，衣服饮食、寒暖疏密的安排，都亲自调理侍奉，不忍离开母亲身边，使母亲安适。他们兄弟三人最为相亲相爱，哥哥孟远、弟弟孟恒都早早去世。孟辩抚养他们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而那些孩子侍奉孟辩，也如同侍奉亲生父亲。一家之内，和睦融洽。他的孝友之道如此，上源塘怎么能不著名呢？假使杨氏更加修养孝友之道，时间越久越不衰替，那么和气所感召的结果，将会看到鱼鸟在水中飞翔。鱼鸟在其中游翔，生长栽植在它周围的草木，也都顺遂适应自己的自然本性，没有喧竞和夭折的忧虑。难道只是受到人的重视而已吗？所以为它作记，给后来的人看，也借此等待它最终成就。御书楼记 前年秋天，天子想到百姓生活不容易，水灾旱灾又没有常规，如果不预先替他们作准备，就会有人因此挨饿。于是选拔朝廷中的贤臣，让他们督察各有关官署，发放府库的钱财，增加仓库中的粮食，使即使发生灾害，百姓也不至于困苦。郡县中有好义之民，能够拿出粮食帮助官府的，应当加以旌表并免除其徭役。监察御史薛希琏奉命来到庐陵，庐陵百姓感念天子的仁德，争相用义举响应。于是周怡恂友和他的侄子周仁俊各自拿出谷物二千石，交给有关官府，设置仓库储存，粮食由官府负责收发。恂友如今任工部左侍郎，是恂如的弟弟，仁俊是他的儿子。希琏非常高兴地说：“周公巡抚京畿和浙江各郡，宣扬皇上的恩德，以恩惠养育百姓，百姓爱戴他如同爱戴亲生父母；如今他的弟弟和儿子又能施惠于乡里，仁义集中在一家，这是多么贤德啊！”随即把事实详细上报。皇上嘉奖他们，派遣敕书旌表为义民，用羊和酒慰劳，免除他们家的徭役。恂友拜受赏赐之后，在住宅西北建楼珍藏敕书，命名为“御书楼”。后来来到京师，嘱托我为它作记。我说，仁义的道理源于上天，具备于人的心中，一定会发作出来并在外部得到回应。只是看它受到怎样的感应罢了。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专心养育百姓，内心发出的全是施行仁爱的愿望，只怕有一个人不能得到适当的安置，所以诏令一颁行，人们都奋起响应。下民喜好义举，是受到上位者仁德的感动。古书说：“尧、舜用仁德率领天下，百姓便跟随他们。”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世上因义理而行动、又有力量实现志愿的人，千百人中能有一两个，已经算多了。唯独周氏有两个人，都承受朝廷的宠命，显著成为郡邑所仰望的人，这并不是他们从上天得到的资质特别不同，而是他们从家族得到的教养非一般人所能及。周氏本来就是大族，他们的先祖豫章公曾买田一万三千石，收取田租来帮助常平仓。遗安先生在元末兵荒之年煮粥给饥民吃，使活着的人得到养育，死去的人得到安葬。如今侍郎公又给东南百姓以深厚恩惠。恂友的义举，虽说是受到皇上仁德的感动，但他们世代积累的德行也对他有所启发。因此我替他作记。这座楼一定要追溯根本，把这些事联系起来写在一起，使恂友的子孙看到后不忘皇上的褒奖嘉许之美，并想到永远继承前人的事业。其他来这里观看的人，也将受到激励而奋发。

译克复堂记 旌阳县令宋常固已经请求告老还乡，托中书舍人金辅伯来拜访我并告诉我说：“常固世代是新淦金滩的大族，元末战乱时，祖先的房屋全都焚毁了。祖父梅溪稍稍修复营建，才得以居住。先父宏善曾经慨然想有所作为，适逢朝廷以贤良征召，却未能实现。常固过去任龙川县令，因父母之丧归乡，想到前人的志愿尚未完成，于是整治旧址建造新堂，高低、宽窄都合乎尺度规范。少保金先生高兴他能够恢复旧日景观，给它命名为‘克复堂’，并嘱托翰林编修朱孔昜为它题写匾额。凡是宗族亲戚的聚会、乡里父老的来往、四方贤士大夫的往来，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快乐。我们的子弟早晚来到庭院中，也可以听到诗礼的教训，学习衣冠文物的华美，希望不要失去祖先的旧业。然而还没有记文，凭什么给后人看，使他们善于继承而不忘呢？冒昧请求先生作记。”我考察过去的君子营建住宅，都是为了继承前人、传给后代，即使经过百世也不厌弃。然而事变发生时，有些事情不是智慧谋略所能保全的。从前的高门大宅化为灰烬、荒芜成丘墟的，有多少呢？至于有的子孙不能守住，而被他人占有的，也很多。只是先前营建住宅的人，若能修养自身的德行并推及他人，那么上天一定会保佑他；房屋毁坏废弃不久，就会因有贤德子孙而兴盛复兴。宋氏不正是这样吗？我听说梅溪致力于修德、乐于施舍，宏善又深深通晓《易》，虽因应征而辞谢不仕，却用自己所学在乡里教授。常固考中进士而任县令，从前在龙川时，能够兴办学校、教育诸生，他们的德行都有惠及他人的地方。如今这座厅堂的建造，可以看出他继承先业的孝心；子孙世代承袭这种美德，也就可以永远保持下去了。不过我又听说颜渊询问仁，孔子用“克己复礼”告诫他，曾经有人取“克复”来命名厅堂，但这并不是常固命名的本意。这里所谓“克复”，是求仁的功夫；如果确实从事于此，内心的德行就会完整，并且足以推及万物，这对于传给后世、造福子孙又有什么困难呢？这正是常固所明白的，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齐寿堂记 旴江程氏，本来是大族。宋代时，以做官和求学而显达闻名。楚国公程钜夫又在元代大为显赫，他的德行、功业、声望，显著地使他成为当时受尊重的大臣。孟麟是楚国公的五世孙，为人淳朴谨慎诚实，他的一言一行，确凿都依据义理。乡人都归附并称道他的德行，称他为善人长者。他生于洪武庚戌年，到现在大概七十岁了。他的妻子夏氏，也和他具有同样的德行，年纪已经七十一岁，两人都健康强壮、没有疾病，孙子曾孙满堂，备办各种物品恭敬地奉养他们。今年七月【缺】日，是孟麟开始出生的日子。他的儿子程羽任吏部司务，因高兴父母能够偕老，并且自己能够享用俸禄奉养双亲，便把居住的厅堂命名为“齐寿之堂”。通过吏部主事黄振宗请求我为它作记。振宗与程氏有姻亲关系，退休归乡，程羽大概想借助文章来表达祝颂之意。长寿是五福之首，只有长寿，才能享受各种福分。古代君子对于自己敬爱的人，一定用长寿来祝愿。何况子女对于父母极其敬爱，用来祝愿父母长寿，怎么能不竭尽自己的情感呢？然而德行是长寿的根本。《洪范》所说的五福，必定以“好德”作为根本。所以诗人在《南山有台》一篇中，已经祝愿长寿，却一定还说“德音不已”。这不正是因为有德的人一定能得到长寿吗？孟麟夫妇都年过七十，能够享用儿子的俸禄和众多子孙的奉养，这大概就是德行的征验。如今又表达祝颂之意，那么他们在这座堂中偕老并享受福气，难道会有终止吗？不过我考察洪武庚戌年，是我太祖皇帝即位的第三年，天下安宁统一，德化大为推行，至和之气、至仁之恩汇聚于百姓万物之间，十分深厚。孟麟夫妇出自积累福庆之家，又出生在盛世，已经聚集了这些美好条件。历代圣明皇帝相继而来，用来端正他们的德行、厚待他们生活的措施，又更加兴盛。他们应当成为太平时代的人，享受长久悠远的福分。因此我替他们作记，并追溯这一说法的根本，使人知道他们得到这些，并不是偶然的。长达百年的寿命，难道还能在这些话中得到验证吗？静学斋记 我的朋友乐象明在住宅西南建了一间小斋，深邃幽静，在其中穷究经史。象明因推选而成为弟子员，偶尔回家探望父母，在问安、看望父母饮食起居的空闲时间，便退回这里学习。喧闹尘杂的事情，都不能达到这里，于是命名为“静学”。中书舍人陈登曾替我书写这两个字，因而把它赠给象明。象明又请求我作记，于是我对他说：“君子所以能够经纬天地、包容调和万物，难道有什么不同的原因吗？不过是由于成就于学习罢了。天地所以覆盖承载，日月所以照耀临照，山所以屹立，河川所以流动，雨露所以润泽，风雷所以鼓动，鸟兽草木所以荣枯消长，鬼神所以变化，以及人事中洒扫应对、吉凶婚祭、军宾搜猎、居官治民、事亲敬长等事务，万事的兴作和停止，没有一件不是有道理的。通晓这些道理，施行起来没有不恰当的，推广起来没有不通达的，所以君子重视学习。然而道理没有形状而难以知晓，大到没有边际，小到没有内部，因此想要穷究它的广大深远、探究它的幽深细微，就应当潜心寻求，专心观察。那些奔走在纷扰利害的道路上，放纵于争论是非、评判取舍的领域，想求得哪怕一丝一毫接近道的机会，也是无法得到的。所以做学问贵在静心。”这就是《尚书》所说的“惟精惟一”，《易经》所说的“默而成之”吧。象明出自禾溪旧家，他的祖父大成好学而能作诗，曾与我的祖父竹亭先生交游。他的父亲贵美，又读书明理，在乡里显然是有声望的人；象明聪敏有才，又足以继承他的家业。如果确实能够静心学习，将来通达之后加以施行，那么他的功业盛大，大概有不可估量的前途。我既与他家世代交好，所以替他作记。象明也应当勉力追求大的事业啊！”

译忠孝堂记 君子施行于自身的行为，大概自有一定的道理。道，是成为君子的根本。行为不依据道，却想称为君子，怎么可以呢？然而道的实行，必定从切近处开始。切近处是什么？就是侍奉父母。道既然在切近处实行了，便又推及远处。远处是什么？就是侍奉君主。父母，是自身由此出生的人；君主，是自身赖以获得养育的人。因此侍奉他们的道理相同：用孝侍奉父母，用忠侍奉君主，这是作为人子、作为人臣的操守。君子之道，难道还有超过这些的吗？所以君子对父母，要奉养他们的身体，顺遂他们的心意，立身行道，使名声流传后世，直到成就父母的名声，这才是最大的孝。对君主，要修治职务，敬慎办事，为君主尽忠、为德行努力、为下属表率、为百姓服务，直到使自己的君主达到尧舜那样，这才是最大的忠。因此说：忠孝之道，是君子应当竭尽全力实行的。我又曾听说，父子、君臣都是天理和人伦中最重大的关系，不可以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所以行忠行孝，并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孔子说：“侍奉父母孝顺，所以忠心可以转移到侍奉君主上。”曾子也说：“侍奉君主不忠，不是孝。”世上想求得忠臣，便一定到孝子的家庭去寻找，大概能够孝顺父母的人，没有不忠于君主的。因此君子必须兼而尽到忠孝之道，才可以说是德行成就；世人观察君子，也一定从这里来取法。那么，有人能够努力做到这些，他成为君子，谁能阻挡呢？我的亲戚梁叔防任福州侯官县令，来对我说他所在郡的推官张斌很贤德，说：“这个人想要竭尽忠心侍奉君主，尽力孝敬父母。”他起初任监察御史，后来改任现在的官职，恭敬谨慎地约束自己，勤勉地修治职务，只怕有一点辜负君主而使父母蒙羞。当时的人不只是推许他的才干，也多归美他的德行。他把所居的堂命名为“忠孝”，表示不忘本心。希望我写一句话来帮助成全他的志愿。我曾以严君平为老师，与做儿子的人说话便以孝为根本，与做臣子的人说话便以忠为根本。像这位推官，当然是我所赞许的人。他兼而尽行忠孝之道，不愧于古代君子，难道不也是我深切期望的吗？所以写下这些话，让它张挂在堂壁上作为记，也让他每天观看来勉励自己。长溪别墅记 长溪在泰和县西面五六里处，它的南面是白石塘。塘上的山谷诸水都汇入塘中，中溪则引塘水向北流出，转而向东注入，用来灌溉田地。得到它的利益的共有数千亩，余水又向东流约十里，汇入江中，所以叫作长溪。梁林叔干的别墅坐落在溪流发源的起点，溪旁有许多良田，都是他祖先留下的产业。叔干早晚督促僮仆努力耕作，粳、秫、菽、麦、黍、稷等各种作物都种植。溪中有茭白、蒲草、荇菜和水藻，溪外山麓有许多美味的草料，马、驴、牛、羊、鱼、鳖、鹅、鸭等牲畜水产放养其中，都长得肥大壮实，繁殖不绝。凡是祭祀、宾客、养老、慈幼、婚庆、吊丧等一切用度，都不用向外求取便足够。他的弟弟叔修读书成为士人，也以务农为业。叔干便劝他专心学习，同时利用余力兼理农事。有空时兄弟相聚谈笑，讨论修身、齐家、厚待宗族姻亲、和睦乡里的事情应当怎样做，融融和乐。今年叔干来到京师，请我为“长溪别墅”作记，说：“这不过是农舍，哪里有什么高明宏远的景观呢？世上所谓豪杰，有非凡的智慧、卓越的才能，他们所经营的都是非同寻常、值得欣喜的事业，根本看不起这些事。而林某却低微地做着这些事，只怕有所不足。我愚昧，不知道究竟谁高谁下；我将以此终身努力，希望您赐下一句话给后人看，使他们善于继承，永远不要懈怠。”叔干是我王氏的外孙，叔修是我的女婿。我哪里会吝惜几句话呢？务农并不是卑贱的事情，古代许多大贤君子都出身于此；他们敦厚根本、崇尚实际，用来培养自己的善心，再通过学习来增益它。德行由此进步，才干由此充实，治理天下的根本便建立了，推行实施也就不难。叔干这样做实在很好，希望再进一步努力而尽到其中的道理！勤勉耕作取得成效，学习诗书，父子兄弟都实行古人所致力的事情，使孝慈友悌的道理成就于自身，表现于家庭，推及乡党州闾，充实扩展而达到仁义，便有无穷的用处。即使有时不能施行于天下，称为大贤君子又有什么惭愧呢？别人称他为大贤君子，也就足够了。现在把这些话挂在屋壁上作为记，叔干要努力。我所有的儿子都立志务农，叔干应当用这些道理教导他们，并相互勉励，直到取得成就，这正是我的期望。孝友堂记 我们县的杨氏是世代传家的旧族，如今居住在上源塘的，是宋代理定县主簿的后代。孟辩凭借财产成为一乡的富户，于是主持本乡的粮赋事务。今年他的儿子廷选押运粮食来到北京，拜见我说：“我不幸早年失去母亲，如今幸运的是父亲和继母都在堂上，我与哥哥廷暹、弟弟廷遨、廷遂、廷述，早晚都能奉养他们。只是所居的堂应该有一个名称，于是命名为‘孝友之堂’，冒昧请求先生作记。”我曾认识廷暹，他恭敬谦让，令人十分喜爱。如今见廷选与他的哥哥没有不同，又听说他给堂命名为这样，也可以说是杨氏的贤者了！于是为他作记说：“上天生育人类，每个人都有五种德性，而仁居首位。仁的实行，以孝友为首。因此孝友是百行的根本、万善的开端。周成王时代用德行教育人，便把孝友放在前面。凡是君子自我修养，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这个不努力去做，便是人道最大的缺失；其他方面即使有善行，又有什么可贵呢？我曾经考察先儒君子解释孝友的意义，大概说：‘善于侍奉父母叫作孝，善于对待兄弟叫作友。’所谓善，是从日常起居、应答等细微处开始，直到成就美好的名声、保全父母的美德，凡一言一行，没有不恰当地合乎义理，这才叫作善。周成王时代已经久远了，孔门用来教人的道理，简册都还存在。你们兄弟曾经诵读学习过这些道理，难道不应当勉力尽到其中的道义吗？奉养父母的口腹身体，使父母脸色和悦，是人人容易做到的。但一定还要使兄弟关系和睦，使父母心中安宁快乐；立身行道，使别人称为君子的子弟，这才算德行成就。千万不要因为容易做到的事情就自我满足。周朝君陈的功业很盛大，而《尚书》中仍称道他的孝友；尹吉甫的朋友张仲，身为公卿大夫的人既贤德又众多，而《诗经》中仍歌咏他的孝友。由此看来，圣贤对孝友的重视就可以知道了，它不是功业爵位所能相比的。你们兄弟要更加努力！将来有所建树，能够无愧于古人，那么岂只是光耀杨氏，也将成为乡邑所尊重的人。我虽年老，还希望能够看见这一天。”

译草池记 乐季美，是泰和禾溪的旧家子弟。他的祖先以诗书礼义闻名乡里，已经很久了。乐君神采秀逸，胸襟旷达，洒脱而没有尘俗的牵累，于是在住宅西面建退庵，在那里安度晚年。庵中向来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秦汉以来的法书名帖、山崖碑刻和墓志铭文堆满其中，而尤其喜爱钟繇、王羲之的书法。庵前有小池，每逢闲暇之日，他总是来到池边，靠着书案坐下，调和墨汁，铺开纸张，挥笔临摹，字体的长短、肥瘦全凭心意，虽然不一定都很相似，却各有值得欣赏的姿态。池中有草生长，左右的人请他除去，乐君不答应，说：“这正是濂溪先生用来得到自我快乐的东西，怎么可以除掉呢？”从此临池书写的兴致更加浓厚。有人说：“乐君大概从中有所领悟吧。”于是给它取号叫“草池”。我与乐君的长子象明交游，他便请我作记。唉，我哪里足以知道乐君的心意呢？从前晋代王羲之任临川内史时，常常临池学习书法，池水都变黑了；到了宋代，那座池子还在，好事者修治它并立标志。曾文定公说，一个人有一项善行，尚且不应废弃，何况是实行先王之道呢？如今乐君临池而快乐，并不只是因为书法，他生机勃勃的心意，大概也有与万物共同生长的地方。如果这样，那么只用书法来称说乐君就错了。可惜我也不足以知道乐君的心意，所以把所理解的道理这样写成记。怎么才能驾着迂拙的车子带着酒，去拜访乐君，向他询问他所享受的快乐呢！宁国府重修府治记 自从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来，天下的郡，土地广大的超过古代的侯国；郡守奉皇上命令治理它，官吏百姓因办事而奔走于庭下，人数不能一一计算，必定应有高大明亮、规模宏伟的建筑，足以使众人仰望、使众志归一，然后政教才能兴举，法令才能推行。若是栋梁弯曲、椽子坍塌，景象萧条破败，即使君子安处其中，认为没有什么不可，又哪里是太平盛世的壮观呢？皇上之所以尊崇他的官位、厚待他的俸禄，使他成为百姓仰望的人，难道本来就应当这样吗？所以官署的修缮，也是政务中不可延缓的事情。宁国府在秦代是鄣郡，汉代改为丹阳郡，后汉改为宣城郡，隋、唐以来有时沿用，有时废改。元代为宁国路，本朝归附初年改为宁安府，后来又改为宣城府，吴元年才改为宁国府。府治在城东角的子城内，是宋绍定年间知府汪绎所建。元代为肃政廉访司，国初为枢密院，后来又为元帅府。洪武己酉年，诏令知府设置官署，知府鞠腾霄治理旧署居住，没有来得及改建。年岁渐久，房屋一天比一天破败。到宣德年间更加毁坏，旁边支撑的木头比所立的柱子还多。正统丙辰年，临川人袁旭、字廷辅来治理郡政，非常担忧房屋倾覆压倒，便与属官商议，想拆除旧屋重新建造。工部左侍郎、庐陵人周公巡行到这个郡，也认为这样做合宜。廷辅于是向朝廷请示，获得许可。于是聚集各种材料，命令众多工匠，修建正堂、后堂、经历司、照磨所、东西六房和架阁库。仪门和公署后面原来都凿墙开小门，往来人员不受禁止；到这时筑起新的围墙四周，以杜绝私下拜谒。又因为外门临街，喧闹嘈杂，于是改在前面另开门，在外门前修建牌楼，在牌楼内左右修建榜房。鼓楼原在府署右侧偏处，也已经颓败，于是在外门左边重建。在鼓楼南面建阴阳学，在阴阳学东面设置日晷台。正堂后面的地势稍低，便用多余的土堆成冈，在上面建楼，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题名为“正心”。世代相传城池像乌龟的形状，于是在仪门外东面建真武庙来镇护它。官署后面东边建叠嶂楼，西边建双溪亭，以恢复旧日景观。规划估算有方法，工程期限安排得当。开始施工于【缺】年【缺】月【缺】日，到【缺】年【缺】月【缺】日完工。木材按根计算，竹子按竿记数，瓦、砖坯、钉子各按枚计算，石料略按数量计算，总计为【缺】万【缺】千【缺】百有余。至于人力的使用，凡是服役于官府的人都使用了，其他人没有参与。共建成房屋一百七十七间，深邃幽静、宏伟深远，比过去更好，而农民并没有感到劳苦，啊，这可以说是很能干了。宁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自古称为山水之郡、舟车繁忙之地；所出产的美材、美食等物品很多，凡是有利于利用物产、厚养民生的东西，不必向外求取便已足够。因此这里的优秀百姓喜欢诗书、崇尚礼义，乡巷田野的百姓都有办法自给自足，不羡慕外地；中等人家以上都努力营造住宅，宽阔厅堂、高大屋宇，屋脊如鸟翼飞举、屋瓦如鸟羽整齐的宏伟建筑，到处都有。可是郡府的官署却唯独苟且不修，任凭它破败简陋而居住其中，想使下属官吏仰头敬畏、没有轻慢之心，我还没有看到这一定能做到。上古的人居住洞穴、野外栖息，后世圣人用宫室改变了这种状况，大概取法于《大壮》卦；这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况且官署不是一个人的私产，而是要与后世共同作为公用的，怎么能不修治而把破败简陋留给后人呢？破败简陋而不修治，难道不会最终倾塌废弃吗？所以我深深嘉许廷辅做这件事，也知道他通晓治理政务的道理。政，就是端正，是用来端正人的不正之处的。然而内心不正的人，从来没有能够端正别人的。廷辅在正堂后建楼，命名为“正心”，大概是想在正堂出来施行政务，退居到这座楼中治理自己的内心，务必使思想没有邪念，所做的一切都出于正道。一郡百姓拿出财力供给官府的，都只供应正当所需；不合道义、不合法度的事情不予施行，于是能够仰事父母、俯育子女，遵循天理的常道，而没有奇邪的习气，这是廷辅的政绩造成的。世上治理一郡而能把正心作为施政根本的人，像廷辅这样并不多见，廷辅真是贤能啊！因此趁他请求作记的机会，为他作记，并把这些话告诉后人。凡是各位属官共同谋划、合力完成这项工程的人，都详细记载在碑阴。

译岁寒三友图记 《岁寒三友图》一幅，是吏部左侍郎李公收藏的。所谓三友，就是松、竹、梅。天下万物同样承受天地之气而生，但所禀受的有厚有薄，所以它们的质性也有坚贞和脆弱的不同。把质性相似的事物相互比并，这就是所谓朋友。上天用阳气使万物生长，用阴气使万物肃杀，于是坚贞与脆弱的质性便显现出来了。在狂风震荡之后、冰霜凝结之时，凡是生长在土地上的草木，全都枯萎憔悴，萧索得仿佛不能再生。只有松树和竹子，都苍翠茂盛，傲然挺立，一点也不改变常态；梅花在这时舒展吐放英华，像珠子般妍丽、像玉石般莹洁，它的芬芳，也不是其他事物所能比的。这三种植物都是上天特别厚待的，所以坚贞荣茂，都像不知道寒暑变化一样。画家把它们并列在一起，称为“友”。而且白雪使它们更加洁白，明月使它们更加清幽，三者的美也就齐备了。画家竟然如此善于描摹事物！我听说，人对于事物的喜爱，一定是因为彼此相类，并不只是苟且求得眼前的娱乐。因此，有隐逸操守的人便喜爱菊花，有君子品德的人便喜爱莲花，有富贵资质的人便喜爱芍药和牡丹。这大概是感情流露出来后，有不可改变的原因。如今李公喜爱这幅画，我因此已经知道其中的缘故了。李公是涿鹿人，生在隆盛的时代，敦厚淳朴坚定的气质，大概禀受得很厚。所以他的器量宏大，才华美盛；遇到圣明的君主，终于登上显要职位，清正的名声和高雅的声望，早已闻名于当时。他自身的德行，又随着时间推移而更加修养，因此把心意寄托在这幅画上，想借它们的相似来想见它们的真实，并与它们相匹配。李公确实比常人贤能得多啊！从前卫武公年过九十，入朝担任周国的辅相，他增进德行的功夫虽已年老仍不倦怠，诗人作诗赞美他，而且都以竹子起兴；如今《淇澳》诗说的就是这件事。李公由方伯入朝辅佐吏部，是皇上知道他的贤能而提拔他；可是李公仍把心意寄托在这三种植物上来激励自己，若能不断进步，难道不会和卫武公相等吗？我和李公有同僚朋友之谊，所以李公拿出这幅画嘱托我作记，我于是为它写下这篇记，让人知道李公并不是徒然喜爱它们。《勅书阁记》我县上源塘的杨氏，大概是宋代进士、理定主簿杨应真的后裔，传到第十世至今，到了孟辨，家业更加兴盛。山林、陂池、肥田沃土，环绕着他的土地彼此相连，所以收入最为丰厚。全县几家最富的人家，孟辨必定名列前茅，但他不拿这些来自我夸耀，往往推己及人，用来赈济他人。乡里的平民有衣食不足、处境急迫的，大多依靠他，不只是在荒年如此。前年朝廷推行休养民力的政策，派遣使者督促有关官府拿出库钱来增加仓粮，倘遇灾荒便发放赈济，正是想让百姓有所供养，不至于遭受饥饿流徙之患。富民有能够捐出仓粮来帮助官府的，应当表彰他的义举，并免除他全家的徭役。孟辨听说后，高兴地说：“救灾恤患，是我的志愿，何况又是天子的命令呢？”立即拿出谷物二千余石交给官府，使官府自行收取和发放，于是孟辨的义举便远近闻名。使者把这件事上报，皇上下令颁降勅书，表彰他为义民，用羊和酒慰劳他，并免除他的徭役。孟辨拜受赏赐后，便建造重屋三间，把勅书收起，用锦囊包好，装在髹漆的匣子里，尊奉地收藏在阁中，准备传给后代子孙，使他们不忘朝廷的恩德，并思考怎样把这种善行很好地继承下去。他题写匾额说：“勅书阁。”乡邑中经过这里的人，仰望巍然耸立的华美建筑，瞻看焕发的荣光，连山川草木都仿佛带有喜气，无不感念天子的仁德，佩服孟辨的义举，希望把这件美事长久地传扬。今年孟辨来到京师，请我为它作记。我说：“赏罚，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大权。赏赐得当，善人便受到鼓励；惩罚得当，恶人便受到制止。但哪里只是凭借爵禄和刑罚威势来实行赏罚呢？诏书的颁布所带来的荣辱，也十分重大。孟辨轻视钱财而乐于施舍，一旦蒙受皇帝玺书赐予美名，他的义声显赫，就可以载入郡志、国史，流传百世。这难道是千金的赏赐可以相比的吗？把它珍藏起来以示后人，大概是很应该的。”孟辨的子孙如果能更加勉励自己行义，乡人瞻望这里的人也能因此激发共同的善心，那么这座阁的建造，岂不是能长久地产生益处吗？所以我为它写下这篇记。《讷斋记》我的朋友任敬祥，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讷斋”，大概是担心自己说话轻率，所以谨慎自守。他的儿子、潞州学正任衡来到北京，请我为此作记。我和敬祥是同乡，从年轻时就和他的兄弟们交游，因此对敬祥了解很深。敬祥平日简朴庄重，少言寡语，他说话不轻率，大概是天性如此。又把书斋命名为“讷”，就像金人三缄其口、白圭再三复述其言之类，正是说话者内心的声音。人的志向所存，以及日常事务的应酬，都通过言语表现出来。志向有邪正，所以言语有得失，吉凶也由此产生。孔子说：“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关键一经发动，便是荣辱的主宰。”荣与辱相去悬殊，而由谨慎与不谨慎造成。古代君子谨慎说话而获得荣誉的很多，小人则相反，于是耻辱便降临到他身上。所以孔子又说：“祸乱发生的地方，往往以言语作为阶梯，因此不可不谨慎。”敬祥世代以儒学和医术传家，他的几位叔伯都喜好德行、乐于行善，从未因言语触犯别人。到了他的兄弟们，更加研习诗书，秉持礼义，其中有担任教官、御史的。敬祥则在乡里从容自守，恭谨谦和，仿佛不会说话，但一开口必定合乎道理，人人都知道他是君子。然而他仍然喜好修养自己而不知疲倦。这样看来，敬祥大概是有志于成为古代君子的人吧？“讷”的意义和“讱”相同，大概就是存守本心而不放纵，因此不敢轻率地说话。孔子曾说：“刚强、坚毅、质朴、少言，接近仁。”等到司马牛问仁时，孔子告诉他说：“仁者说话谨慎迟钝。”如果确实能够不轻率地说话，再加上充实涵养的功夫，使本心常存，就可以达到仁了。这样看来，那些喋喋不休、花言巧语而不顾道理是非的人，他们不仁，也就可以知道了。敬祥由此不断充实自己而达到仁，那么也就是古代的君子罢了。我因此写下这些话送给他，让他张挂在讷斋的墙上，作为记。

译《素屏记》我住在礼部的南房，房门直向北方，北风时常吹来，很不方便，于是制作了一面素屏来挡风。屏高七尺，下部用木板做实，上部做成方格；宽度比高度增加十分之一，格子共十九行，每行十二个空格，全部糊上白纸，四周用青色镶边。其中三个空格镂刻纸张做成莲花，把黄郎中养正书写的“谨言慎行”四个字张挂在上面，放置在房内北面，我背靠屏风面向南坐着处理事务。有客人来访，问我：“你把屏风放在公署，却不用髹漆【缺字】，而使用素白颜色，难道不是不合适吗？”我说：“万物都有质和文，木材的本质本来是白的，却强行给它涂漆，这就是用外在的文饰灭掉本质，我不这样做。”客人说：“你崇尚白色是对的，难道不考虑洁白之物容易被玷污吗？”我说：“我自己不玷污自己，什么污秽能够沾染我？如果有人玷污它，就应当治理并重新制作，但我终究不会让它受到玷污，别人又怎么忍心玷污它呢？”客人说：“你既然崇尚白色，全部用白纸糊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用青色镶边呢？”我说：“青色是用来彰显白色的，而且难道没有见过天吗？天的颜色就是青色。如今里面白、外面青，大概是说内在应当洁白，而外在则任凭如天，也姑且借此寄托一点意思罢了。” 客人说：“把三个空格镂刻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我是想借此看见外面；如果安于内面，而不察看屏风外面的情况，不就是《易经》所说的‘丰其蔀’吗？”客人说：“为什么不做其他事物而要做莲花呢？”我说：“莲花是君子之花，只有君子才能洁净而不受污染，我取它作为效法的对象。”客人说：“你如今已经老了，才开始对言语行为谨慎，难道是想借好学来沽名钓誉吗？”我说：“我不敢这样，只是想到自己确实不能谨慎，因而得罪当世；如果还不警戒，灾祸就会更加惨重，所以用这件事自我勉励，希望能够少犯过错。”客人高兴地说：“我问的是素屏，却了解了你的志向。君子的学习，确实不可以年老便懈怠。《履》卦初九说：‘按照朴素的道德规范行事，前往没有灾祸。’到了上九又说：‘考察自己的行为，检验吉凶，回来时大吉。’你一定要努力，希望能够获得福庆。”客人离去后，我便记录他的话，作为《素屏记》。

译《周文襄公祠堂记》周公姓周，名忱，字恂如，他的祖先是会稽人。唐末黄巢作乱，有一位名叫周勍的人，担任御史中丞，率兵镇守九江，子孙于是便在此定居。后来又迁到南昌的武宁，从唐代到宋代，世代都有做官的功绩，是当地的名门。元朝兴盛时，周天骥任吉州路总管，追赠江西行省左丞，追封豫章郡公，于是定居在庐陵郡城北边。传到第三代南康路知事周鉴，就是周公的曾祖。祖父遗安先生周仲德，才迁到今天吉水的月冈。父亲周秉昂，都没有做官，却都因道德情义受到乡里尊重。周公生来聪颖敏捷，喜好学习，各种书籍只要看过便不会忘记。遗安先生高兴地说：“这个孩子一定能光大我的家门。”便送他跟随名师求学。永乐甲申年，考中进士。太宗皇帝命令从其中选拔最优秀的人进入翰林院，使他们进修学业，周公希望自己也在其中，皇上赞许并看重他，答应了他。周公日夜奋发努力，一点也不懈怠。当时天下太平，四方夷族入朝进贡，祥瑞接连出现，文人学士歌颂圣德的文章日益兴盛，周公的文章最为人们称道。当时正在编修《永乐大典》，一时的名儒都集中在馆阁，也多半承认周公最有才干。书成之后，授任刑部主事，他宽厚明察而谨慎，审理案件没有隐情能够逃脱。闽地有一个姓林的人，二十多岁，被诬陷为叛逆党羽，因行贿之事入狱，案件长久不能判决。周公一见到他，问他的年龄，说：“叛党之事发生时你才两岁，怎么能够行贿出力呢？”便释放了他。等到《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编成，皇上知道周公可以任用，早已打算任用他，升任他为刑部员外郎。太仓建成后，命周公主管粮食运输，直隶的粮赋管理并不严苛而事情却办成了。仁宗即位，有人推荐周公担任郡守，皇上没有听从。等到分封亲王、选择辅导官时，任命周公为越府右长史。宣宗皇帝想到京畿地区是国家开创疆域的地方，苏州、常州各郡的赋税占天下一半，应当有办法优厚地供养百姓；但百姓困乏、官吏不能胜任，所以才这样。于是提拔周公为行在工部右侍郎，前往安抚治理。凡是饥寒、劳役以及利弊中应当兴革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交给周公办理。周公谨慎奉行诏令，而把养民作为首要事务。苏州的赋税很重，郡中豪强常常巧取豪夺来肥己，而官府赋税又常常不足，乡里的平民困于暴虐的征敛，以至于丢弃产业逃亡，卖掉子女来缓解刑罚；每年拖欠的赋税常常积至百万，等待朝廷恩赦。周公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制定法令，设置收粮场，选择人员统一收取和转运，不让里胥插手，核算平常年份多收的盈余，积存起来救济农民。又拿出库钱平价买粮，以等待灾荒之年。武臣的俸禄应当运到南京供给，就请求让他们在苏州领取，并把节省下来的运输费用也用来施惠。农民到达北京，船运遭遇不利，或者官府有额外征调，以及民间饥困无所措置的，都用积存的盈余供给，不要求偿还。于是平民只知道努力耕田、缴纳赋税，奉养上辈、抚育下辈而已，其他事情一概不知道。后来官府不再拖欠租税，私人不再横征强取，百姓欢欣鼓舞了二十年；皇上的委任也更加坚定，即使遇到父母丧事，也夺情使他任职，并加以优厚的终身礼遇。有些事情即使不是周公职责范围内的，也命他办理。例如审查登记南京的囚犯，考察郡县官吏，督理京卫屯田，管理松江煮海盐利等，类似事情不止一件。他宽缓或严急，必定依据公理而不凭私情，人人都认为适当，没有异议。松江、嘉兴地处海滨，周公奉命防御盗寇，察看地形修筑城堡，制造战船，训练士卒，常常像有警报一样戒备，因此盗寇不敢接近。凡是皇上交办的事情，没有不称心如意的。历代皇帝在位时，多次降下玺书奖勉，并加以赏赐。今上皇帝即位，嘉奖他的劳苦，升任户部尚书；他以旧制度辞谢，于是改任工部尚书。不久仍命他前往安抚南方，因为那里百姓安定于他；周公更加勤恳专一，始终如一，兴利除害仍像从前一样。当时边境戒严，需要兵器，皇上把这件事交给周公，民间奉行公令，就像儿子赶去侍奉父亲一样，百万件铠甲兵器都按期办成。景泰二年，周公以风疾请求辞职，皇上不准；他再次上疏，皇上才命户部侍郎李敏代替周公回朝，并且告诫李敏，凡是周公所实行的良法和美意，不要轻易改动，这大概仍有意任用周公。等到他入朝觐见，皇上命光禄寺设宴慰劳；周公退下后疾病发作，倒在朝廷中，几乎不能站起。皇上察知他确实病重，命他退休回乡，这时是景泰二年八月。周公侍奉五朝皇帝，早晚勤勉不懈，他的美德善行，百姓都在传诵。说到巡抚的功绩，也总是首先提到周公。周公对于民政，知道有该做的便没有不做，做了就一定尽其方法。郡县遭遇水旱灾害、应当赈济的，很多不等诏令下达，便安定他们的危急、保全他们的骨肉亲属，数也数不清。又推展余力，去做其他应当做的事，而且都有成效。修建应天府学的尊经阁，以及苏州吴县、常州江阴、镇江丹徒和丹阳、安庆、金山、太仓各地的学校，修建阙里的金丝堂，以及武进的孟渎河闸、江阴的黄田闸和蔡泾闸、苏州的宝带桥、镇江的镇西桥；这些用来交通往来、资助蓄水和排泄水患的工程，全都是周公重新修建的，而百姓并不觉得劳苦。先贤的旧迹，如李太白、范文正、梅圣俞、魏鹤山的祠宇，也都一一修葺，没有烦扰百姓。周公刚满六十岁时，便在居所旁的双崖营修建了若干间草屋，每根楹柱都用当地景物命名。到这时便回乡养老，在山水之间怡情自乐。他的足迹从未到过城府，宾客来往时，总是尽情倾倒、欢聚相乐。他所作的诗文有若干卷，出入于唐宋各大作家之间，文章气韵流畅。景泰四年十月三日去世，享年七十三岁。皇上听说后，哀悼叹息，命礼部致祭，命工部修治坟墓，赐谥号“文襄”。他的儿子仁俊、仁迪、仁俭、仁广，孙子琬、瓒、环、璇、琦、璲，把他安葬在本乡黄冈的原野上。各种仪物按照制度准备齐全后，又在墓的右边建造五间享堂，按时举行祭祀，供奉周公的像；左右两边各有厢房，用来贮藏祭器，凡是应当具备的无不齐备。四周围上周墙，设置大门，严整恭敬，内外完好。又购买田地五十亩，用来供给每年的费用。周氏子孙来请我记述这件事，以示长久。我和周公同年考中进士，同朝共五十年，对周公了解最深。而且周氏祖先的德行已经很厚，周公又使它更加厚重。子孙世代相继，足以流传不朽，又何必等待我的言语呢？但这件事不能推辞。因此我把他行为中重要的部分写下来，作为祠堂记；其中细节可以略去。

译《月冈耕乐记》月冈在泰和县云亭乡，距离县城二十多里。那里有许多良田，近处峰峦回环聚合，草木遮蔽掩映，长溪深池在左右涵养浸润；远处三顾山巍然耸立，秀丽地呈现在前面。这是适宜清静之人居住的地方。曾君士敏原先世代居住在【原缺】县城中，厌恶尘世喧嚣纷扰，喜爱这里的优美景色，于是迁居到这里。他有田数百亩，早晚率领僮仆奴役在田间劳作，收取的收入足以自给而且有余。稍有闲暇，就登上高丘，坐在高峻的石头上，享受佳树的清凉树荫，借着丰茂青草的浓绿。耕夫牧童来来往往，樵歌渔唱彼此应和，朝霞晚霭、野花幽鸟，在空蒙幽暗的烟霭中不断变化、时隐时现，这里的景色大概是无穷无尽的。士敏心中十分快意欢乐，曾自我赞叹说：“我如果不在这里耕作，怎么能得到这种乐趣呢？”于是自号为“月冈耕乐”。去年他来到北京，请我为这件事作记。唉！士敏，你知道快乐了，却也知道快乐的原因吗？自从有了月冈以来，在这里耕作的人不知有多少，难道他们都能尽情享乐吗？水旱灾害不能按时发生，徭役没有节制，催征赋税和鞭打扑责从外面逼迫，饥寒困苦从内心折磨，景物大概还是原样，但接触到人们的见闻，也只足以成为感慨叹息的材料罢了。如今圣明的天子在上，专心厚养百姓，除了正常赋税外，从未稍稍劳损他们的力量、耗费他们的财物，因此天下百姓都安居在田野之中，奉养父母、抚育子女，又能够享受耳目的快乐。这就是康衢老人所说的“耕田凿井而不知道帝王之力加于自己”的情形。唉！皇上的德行，就是尧的德行。士敏难道可以不知道这种快乐来自哪里吗？所以我为他写这篇记，使所有享有同样快乐的人都知道歌颂而不忘，也使百世之后的人能够知道圣朝治理教化是如此兴盛。这就是记。《延真观正一堂兴造记》泰和县延真观正一堂的道士黄仲真，修治堂宇已经完工，于是备好文书和礼物，派他的孙子黄兰隐来到北京告诉我说：仲真当初入道时，有幸跟随先生一起在曾公仲章门下学习儒业；因为年纪相仿，彼此关系友好。如今先生凭儒学显达，仲真在道教方面也略有声望，继承先师的教诲，不敢使它失传。只是他所居住的堂宇，计算它最初建造的时候，距今已有四代，年久失修，深怕不足以奉祀神灵、完成教法、为国家祈福、为百姓求福，来继承老师的志愿，于是打算全部拆除重建。他便拿出全部私蓄以及斋醮祈祷时从人们那里得到的财物，命弟子渊微、渊潜前往湖广筹办，购买各种木材；渊默也拿出自己的所有来帮助。工程开始于宣德丁未年十月，戊申年正月初一先建后堂五间、重堂七间，左右厨屋、库房共二十余间。辛亥年十二月壬子日，建正殿五间、法堂一间以及东西廊、前廊和回廊。正统丙辰年正月甲戌日，师徒曾永迪建西楼一间、附屋一间；十二月戊寅日，仲真又建东楼四间、前殿五间，高度、宽度都有法度，式样足以供人瞻仰，四周墙垣也依次完备。仲真已经和曾永迪率领众弟子安顿神祇，陈设香花钟鼓，早晚严肃祭祀，尽情表达诚意，竭力致敬，用来为国家、为百姓祈福；闲暇时讲说道理，有讲道的场所，有修炼的地方，有宴饮休息的房舍，宾客往来也有适宜之处，大概没有一件不合心意。只是我们的道教以清静为宗旨，没有丰厚的产业和财物，想要达到这样的志愿，凡是兴建工程都十分困难。如今幸而获得成功，难道只是仲真的能力吗？实在是上下同心、老少共同出力，才能如此。这应该写成一篇记来示给后人，使他们善于继承，永远不要毁坏。因此我冒昧请求作记。唉，仲真确实值得称许啊！如今学习道术的人，常自认为超出尘世、遨游方外；如果不是淡泊无为，便是松弛放纵。前人的事业，他们一点也不放在心上；而且他们对父子兄弟的关系，也并非都看作上天所定的亲情，很少有人不顾及自己的私利，哪里能尽心共同谋划、竭力相互帮助呢？如今仲真急切地想承继老师，并扩充老师的事业，曾永迪、渊默等人都与他协力，终于能够取得成功。究其根本，虽然起于仲真，但总的说来，众人都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世上的父子兄弟，哪一个不是上天所定的亲情？然而有时父兄想有所作为，子弟却不能顺从而成全；更严重的还只顾自己经营私事，违逆父兄的心意，那就相差很远了。观察仲真等人，他们的贤能与不肖便可以知道了。继承仲真的人，还应当继续他的志愿，敦厚和睦亲爱的道义，尽力维护它，彼此共同长久地保护下去，这才是好的。我听说仲真尤其孝敬母亲，凡是供养她、表达敬爱之意的事情，没有不做到的。这尤其是学道之人难以做到的。葛洪《抱朴子》说：“成仙之道以仁孝为根本。”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丹台、紫府也就可以到达了。我和仲真相识已久，又喜欢他的为人，所以为他记述这项工程的完成，并把这些话一并写下，也希望能够有所劝勉。

译《凤翔山新建普宁禅寺记》凤翔山在江宁县安德乡，距离京城南面二十里。山势雄伟挺拔、秀丽整齐，好像鸟儿展翅飞翔；山势开阔绵延，中间形成幽深的沃土，土壤肥厚，泉水甘美。山外有牛首山、天马山等山，冈峦起伏相连，映衬环绕，都像在这里争献奇异景色。相传从前这里有佛寺，但早已荒废，碑碣、图志也没有保存下来，兴废的年月无法考知。如今虽然东面有普应、无相、光严三座寺院，却都不能与这里的殊胜相比。乡民徐【缺】开垦耕种，以此为食。巡抚侍郎周公曾经巡视县境经过这里，喜爱它的胜景，在无相寺稍作休息并观览。无相寺住持寧谖，是如今僧录司右善世雨庵渊公的法嗣。他对周公说：“从前我的老师想在这里建立佛法道场，却没有成功。”周公叹息说：“这里本来就是佛地，最适合建寺，怎么说不能呢？”徐【缺】听到后，愿意重新把土地施舍给佛寺，于是通过寧谖把它交出。渊公以兴盛佛道、树立教化根基为自己的责任，便拿出平日所受的赏赐金帛，开始兴复废寺。皇帝听说后赐名为“普宁禅寺”，太师英国公张公等人也都捐资相助，内外善男信女全都乐意施舍。于是命令他的弟子道清等人主管这项工程，勘察地势、确定方位，估量木材、安排工匠，修建正殿、法堂、毗卢宝殿以及观音、势至、金刚、天王、伽蓝、祖师诸殿。又修建钟楼、鼓楼、库司、斋堂、僧舍、廊庑，安置佛像和法器，凡是应该有的无不齐备。前面建造山门三间，四周环绕高墙，规模深幽整洁，藻饰华丽，山川也因此改观。往来这里的人无不欢喜赞叹，认为过去从未有过而如今才见到，难道山川本来就有所等待吗？天下的事情，遇到可以施为的时机，又得到能够施为的人，然后才能取得成功。像这个地方虽然优美，却长期闲置荒废；时机并不是没有，最终却没有人能办成，难道不是因为难以遇到渊公这样的人吗？渊公天资秀美聪颖，操行高峻纯洁，精妙地契合佛法真乘，深刻领悟道的要旨；又遇到圣明的君主，受到优厚的恩宠赏赐，主管天下佛教事务，尊崇并显示仪轨，天下的学徒都尊敬仰慕他。等到皇帝敕建大功德寺来为先圣祈福，又命他兼任住持，法会盛大举行，佛门高僧云集，向他座下叩首的常有一千几百人，他大力阐扬宗门教风，广泛接引前来求学的人。因此，渊公的志向才有条件实现。寺院完工后，求法的人每天到来，仍命道清主持，并请我记述这件事，以便长久流传。渊公待我深厚，不能推辞，于是为他写下这篇记。后来的继承者还应当深刻体会其中的意义并加以维护，永远不要毁坏。《弥陀寺记》弥陀寺在都城北面五里左右，原野田地平坦肥沃，林木繁茂秀美，居庸诸山正在它的前面，左边连接恒山，右边延伸到榆关、碣石，绵延不尽。放眼望去，四周山岭回环拱抱、作揖献礼，都仿佛在向这座寺院争献奇景秀色，可以说是特别优美的境地。元贞祐年间，曾在这里建造弥陀报恩禅寺，年代久远后寺院废毁，只有碑志还保存完整。正统改元之初，都知监右监丞张公定安等人想到朝廷恩德深重，无法报答万分之一，想在旧址上建寺作为祈福之所，于是寻求可以担任住持的人，找到了广衍法师。法师号南宗，是浙东四明人，起初在武林净慈寺出家，拜照庵为师，后来又向前住持希古学习。宣德九年来到京师，又跟随空寂长老参问道的要旨，深有悟入，学问和修行日益进步，声誉也日益隆盛。到这时便承担了住持的职责。正统三年二月，他上疏说明兴废寺院的缘故，并请皇帝赐名，皇帝下诏赐名“弥陀寺”，任命广衍为住持。广衍尽心竭力，规划材料、督责工匠，殿堂、门廊依次建成。大殿尚未完工，张公便去世了，太监姚公铎全部拿出自己的资财相助，于是终于得以完成。雕刻、彩绘和装饰都已完成，佛像庄严，香花、钟鼓以及各种器用全都齐备。工程大概始于【阙】年【阙】月【阙】日，到【阙阙】年【阙】月【阙】日完工。广衍早晚率领弟子宣讲阐扬佛教经典，祝愿皇上圣寿亿万年，使一切有生命者都得到福祉。这是广衍的志愿，也是诸位宦官报答皇上的心意。我从前担任礼部侍郎时，广衍多次因事情来拜谒我；我喜爱他精勤修习佛法，又能如此崇建教化根基，真是学习佛法的人。唉，佛法流行已经很久了，如今又有像广衍这样的人作为其门徒，聪明才智之士共同出力使它兴盛起来，信奉归向的人增多、佛教更加盛行，也就很自然了。寺院是阐扬教法的地方，它的创立也实在艰难。如果不为它作记，后世谁知道它是从广衍开始的呢？因此趁他请求作记之机，为它写下这篇记，以示长久。

译《永兴讲寺记》永兴讲寺在都城东面，就是从前的仰山寺。寺院四周官署、民居密密排列，像鱼鳞一样相接，只有寺院最为幽静优美，实在是学佛之人适宜居住的地方。当初太子少师姚公广孝以高僧身份主持这座寺院，受到太宗皇帝的知遇，便以佛道辅佐国家兴运，建立显著功业。姚公入朝之后，后来的主持不能胜任职守，佛教教化因此没有振兴，直到如今才得到恩常法师主持。恩常号照庵，是姑苏人，他的父亲彦庸以资财丰厚闻名乡里。永乐、宣德年间，多次把家中积蓄的珍宝献给朝廷，所得赏赐不可胜数。恩常虽生长在富裕之家，却不喜欢华丽奢靡，早年跟随张继孟学习儒家经典；后来因疾病困顿，更加厌弃尘俗，喜爱出家。父母答应了他，于是进入定慧寺拜觉初为师，因师父剃发，又在僧录司右善世心源瀞法师处受戒。参究道法，严格修行，精勤不懈，因此深受器重。后来又在南京大报恩寺右讲经唯庵法师座下任职，历任维那，声誉日益隆盛。宣德七年来到北京，觉义庆公察觉他能够有所建树，便推举他担任仰山寺住持，使他修理破损、兴复废弛。恩常也慨然把振兴佛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奉事佛祖、整顿僧众，严肃整齐而有法度；他的弟子信服归依，前来求学的往往有一百多人。殿堂、门廊有破旧模糊的，都加以修治更新，终于成为京师著名的寺院。恩常想重新制作寺额，使它高高悬起供人瞻仰；正统八年三月，他上疏说明此事，皇帝敕赐寺名为“永兴讲寺”。恩常拜受赏赐后，选定当年十一月十五日，亲自率领徒众，备办香花钟鼓，极尽庄严仪式，告知诸佛，祝愿皇上圣寿亿万年，然后把匾额悬挂在寺门上。达官贵人、士人平民以及男女往来观看，无不欢喜赞叹。过后他来告诉我说：“恩常所居的寺院虽是旧的，但名称已经更新，这是圣明天子的大德。不为它作记，后人谁知道它是从今天开始的呢？希望请求文章刻在石上。”我说，佛留下的教法流传很久了，只是佛经还保存着；文字是道的寄托。它的要旨，是想使世人忍耐性情、断绝欲望，完全归于善而已。恩常资质秀美、才华出众，能够阐明佛道，所以得到皇上如此的认可。作为他的弟子，居住在这里、学习在这里，应当更加彼此讲明佛法，开始先修善自身，最终使别人觉悟，不昧于佛道，这样才不辜负皇上赐名的心意；而这座寺院的显赫声名，难道会有止境吗？所以为它作记，以告知后来的人。

译《长春刘真人祠堂记》南京栖真观新修的长春刘真人祠堂落成了。这件事由守元冲靖秉诚专一坚定，立志弘扬道教、推衍教化，精妙领悟清静虚无之道的宏济真人邵公以正主持，并命令他的高第弟子、道录司元义李希祖负责营建。希祖是守元的法嗣，也是长春真人的后代弟子。祖孙相承，把报答恩德、流传长远作为事业，他们的用心多么深厚啊！长春姓刘，字渊然，号体元子。他的祖先是徐州萧县人，祖父刘伯成在元朝任贑州路总管，于是家居贑州。伯成的次子刘元寿生下真人前夕，祖母谢夫人梦见一个穿紫衣的道士进入刘元寿的房间，醒来后真人便出生了。总管把这个梦看作祥瑞，向元妙观祈祷保佑，于是请道士陈方外让真人拜其为师。真人十六岁时便入道，接受符法。元阳赵真人见到他，喜爱地说：“这个孩子形体完整、精神清明，真是良才啊！我的法嗣没有超过他的，就让他留在我门下吧。”于是传授给他各种阶次的元秘之术，带他回到金精山，又传授玉清宗教、社令、烈雷、玉宸、黄箓、玉箓等经书，以及金火返还大丹的秘诀。他凝神炼气，召唤风雷，驱使鬼神，救济超拔幽冥和显世之人，动辄有灵验。他曾游历龙虎山，经过南昌，正逢当年干旱，为当地祈雨立即应验，声名更加显著。洪武癸酉年，朝廷征召他到宫阙，皇上十分嘉奖，赐号“高道”以及宝剑一把，命他在朝天宫修建西山道院居住。皇上曾亲临朝天宫，又到道院慰问，有时他入宫谒见，皇上赐座与他谈论道的要旨，礼遇极其优厚。又因他有元妙的领悟和前世的契合，命他担任寻真之职，希望他更加有所遇合，以施展神化之术；赐给他袭衣、楮币，让他乘驿传出行。于是他上匡庐山，经过鄂渚，到武当山，皇上召他回来，提拔为右正一。永乐初年，升任左正一，举行金箓大斋，出现醴泉、甘露、鸾鹤等祥瑞，皇上的宠爱赏赐也极为丰厚。不久被贬居龙虎山，后来迁往滇南，居住在龙泉观。滇南百姓遭遇旱灾和疫病，请他祈祷没有不应验的，教化大为推行。仁宗即位，派内臣召他回来，封为冲虚至道元妙无为光范演教真人。真人叩头辞谢，皇上不许；不久赐给诰命，又加赐“庄靖普济”四字。皇上说：“你曾停止在九重宫廷侍奉，前往南方教化引导百姓，也让我在清闲寂静处稍作休息，实在是要把你曾告诉我的话留给今日的我。”于是赐给他银章，主管天下道教事务。从诰词来看，真人被命令前往南方，是有深意的。宣德初年，皇上对他的眷顾更加隆厚，赐给他宝剑，问道：“这把剑应当传给谁？” 真人回答：“臣按道法从浚仪赵元阳那里得到它，继承者只有邵以正罢了。”皇上立即派中使把邵以正召回，让他继承真人之后，真人才答应。皇上在云南大理、金齿设立道纪司，以此树立道教。凡是他有所请求，皇上没有不依从的；他所使用的一切，都由皇上赏赐。宣德七年二月，真人恳切地以年老请求辞职，乞求回到西山道院度过余年。皇上亲笔作山水图，并在图上题诗，为他送行；又派宦官罗智护送他。到了道院，只过了半年。一天黎明时分，他沐浴更衣，结跏趺坐，对弟子说：“我将要走了。”弟子请他留下遗言，他说：“气聚集便产生生命，气消散便死亡，本来就是恒常的道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随即伸手画了一个圆圈，象征太极，说：“呵呵。”便化去，享年八十二岁。等到收殓时，全身柔软如活人，人们认为这是尸解。皇上派官员赐祭，工部为他修治墓地，安葬在江宁安德乡园子冈。他居住过的西山道院，赐名为栖真庵；正统年间改赐名为栖真观。真人志向品行高洁，由儒学进入道教，他所做的一切，必定以忠孝为依据，恳切地为国家祝祷福祉，以救济百姓、利泽万物。凡是可以布德施惠、使人得以安乐生活的事情，如医药之类，都在世间广泛推行。当初，赵真人从他的老师那里得到《天心帙》，全都传授给长春，说：“人心就是天心，欺骗自己的心就是欺骗上天。每天所做的事情，都要记录下来；不能记录的事，就不要去做。”长春又把它传给守元，并以此举荐守元代替自己，这就是他们相传的要道。它大概与我们儒家的道理相合，并不像世俗所说的遨游方外、超出人间、飞上九霄而把六合看得狭小。守元感念老师教诲、奖拔自己的辛勤，思念传授承继的玄妙，曾在滇南龙泉观建祠祭祀。如今又因为栖真观是先朝赐予长春、长春始终居住的地方，他的精神流通于香烟草木之间，令人凄怆，常常仿佛可以看见他，不能没有祠堂。因此又拿出金钱，命希祖在观的左边建祠，陈设香花钟鼓，早晚举行庄严祭祀。我看赵元阳传授给长春、长春传授给守元，他们所告诫的只是“心”和“天”，以及做事必须以忠孝仁慈为根本，并不急切追求其他东西，所以德行盛大、地位尊崇，受到历代朝廷的荣宠任命，并把元妙之道推衍到无穷。后来的学道者如果推扩此心来奉事上天，不违背真人老师的训诫，那么道教的根基就会长久崇盛而不毁坏。守元请求我作记，所以为此写下记文，命人刻在石上，以告知后来的人。

译《临江府清江县儒学题名记》临江是江西所属的郡，清江则是其中声望很高的县。那里山水明丽秀美，风俗气质清正淳厚，人们生长在其中，都崇尚礼教、谨守法度，勤于谋生而知晓本分。那些读书人研习诗书，谈论仁义，如果有才干能力，便想着在当时施展才用，以没有被任用为耻辱。所以在如今的盛世，游学于学校、通过科举列身缙绅而跻身士君子行列的人，到处都是。清江儒学的创建，自洪武初年就已经如此。前来求学的士人，肩膀相摩，脚跟相接。乡试、会试选拔人才的年份，凭借所学登上仕籍的人，大概很多。题名记，是用来彰显他们的美德，勉励后来的人，使其流传不朽。然而有志之士，难道还要等待劝勉吗？如今苍梧人唐昌侯来任清江县令，上虞人贝昫任教谕，又有太平人邢宽、余姚人钱英任训导，辅佐他治理。因此他们共同商议说：“兴办学校、培育人才，是圣明政治的根本。有志于学习的人，虽然不需要劝勉，但也有经过劝勉却未能成才的，这难道真的可以不用劝勉吗？况且从最初的科举到现在，题名碑也还有没有完备的地方，莫非正是在这里有所缺漏。”于是命令工匠考察其中缺略，刻在石上，并请我作记。我说，临江是文献荟萃之地。宋天禧年间，王公损任临江军判官，荆国文公实在这里出生。诗书所积的福泽，积累日久而更加昌盛；文章的光华、道德的光辉，没有比这里更盛的。二刘三孔凭借博学宏才，德行功业的伟大，在当时足以与他们相媲美，既能继承古人，又能作为后进的榜样。把他们的事迹编纂流传下去，使其垂名不朽，难道不是郡邑的盛事吗？我又曾听说，鲁国叔孙穆子谈论人之所以能够不朽，只在于有立身之本。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著述立言。所谓“立”，就是卓然成名于世，流传后世，虽历久而不废，这就叫不朽。唐侯任县令时，得到广文贝昫等人，他们在理学、政事和教化方面的成就，足以实现朝廷培养人才、筹划治理的宏大愿望。如今又立石题名，并期待他们取得远大成就，那么凡是求学的人，难道能不更加受到激励吗？我与贝昫的尊父同年中举，所以贝昫请我撰记。我年老而且有病，不能推辞，勉强写下这篇记，也借此表示劝勉之意罢了。藜阁记 藜阁是什么？是庐陵刘士英收藏书籍的楼阁。藏书的楼阁为什么命名为“藜阁”？这是依据刘氏的旧事。世代相传，汉代刘向在天禄阁校书，夜里天黑了，仍坐着诵读。有位老人拄着青藜杖敲门进来，吹燃杖端的火焰，用它照明，和刘向交谈直到天亮，说：“我是太乙星的精灵，天帝因为你喜好学习，所以派我下来察看。”于是把天禄阁的书全部取出交给刘向，才离去。从此刘向的学业更加精进。后世把这件事当作美谈，而刘氏子孙尤其推崇它，这就是此阁命名的缘由。士英居住在曲溪，距县城南三十里，那里山水优美。阁最初建在住宅北面，凡经书、史书和诸子百家的书都收藏其中。后来因为地方狭窄，改建在住宅南面，共四楹，高若干尺，宽若干尺，附属于阁的房屋又有若干楹。永乐甲辰二月开始营建，到十月完工，把书全部搬进去，督促子孙学习；宾客中贤能而有文才的人，也可以到这里来。唉，士英用心也够勤劳了！君子善于启迪后代，一定会从前代的事迹中得到依据；前事不忘，就是后事之师。汉元帝、成帝时期，外戚掌权，宏恭、石显等人尤其专擅权力，贤臣被废黜，灾异越来越多，天下日益陷入弊病。刘向作为宗室中的老臣，心中十分愤恨，多次上书议论政事，推究天人感应的道理，说明灾异与过失的应验，希望皇帝有所感悟，进用君子，斥退小人，但最终没有被采纳。当时孔光、张禹之流都畏缩观望，说假话误导君主，只有刘向分明辨别黑白，恳切直至极点；虽然屡遭排斥，他的操守却更加坚定。他又曾采集古代女子善恶足以导致兴亡的事例，编成《列女传》；选取舜、禹以来直到周、秦的行事得失，撰作《新序》《说苑》，想把它们作为效法和警戒。志向如此，他的精忠和高尚节操也就可以知道了。百世之后，读到他的书的人尚且会产生敬意和仰慕，何况刘氏子孙呢？士英从这里有所取法，是很应该的。自古大贤君子能够立身立德，虽然有赖于天性的自然禀赋，却没有不借助学习的。刘向的德行伟大，大概也是通过学习成就的。先儒说刘向博览群书，确实如此！既然这样，想学习刘向的人，怎么可以不读书呢？如今士英修建这座阁楼，高明足以登临观览，宽广足以容纳学习者。如果能够以刘向的心为自己的心，在这里勤奋不懈，那么赶上刘向又有什么困难呢？太乙老人那件事究竟有没有，无法知道；但精神专一到了极点，也许他确实有所遇合吧？关键只在于勉励自己罢了。士英端庄稳重而喜爱仁德，他的儿子用宏等人也都谦逊谨慎、向慕学问，能够继承家业。因为他请求我撰记，所以我乐意为他写下这篇文章。

译饶州府重修钟楼记 饶州府钟楼在府治东面的永福寺内，这座寺院就是梁代鄱阳王萧恢的居址。元至元十五年，饶州总管常福生用铜一万五千斤铸成大钟，放在寺院大殿东面，用来警示早晚，并建楼安置它，这就是原来的钟楼。楼高五十尺有余，钟高七尺，钟的大小是高度的两倍。世祖赐寺额为“乾元万寿永福禅寺”，记载此事的是翰林国史院编修杨载，字士宏。钟楼建于至元十五年戊寅，到今天顺戊寅，已经一百八十一年了。历时既久，修缮没有接续，檐宇倾颓，梁柱椽桷损坏，风雨侵凌，日益破败。主管官员虽然知道有倒塌的忧虑，想彻底修治，却常常被事务牵制，总不能办成。景泰壬申，钱唐王侯以兵部主事升任知府。侯名忠，字廷赞，聪明通达，很有才能；遇到应当办理的事情，勇于去做，而且一定寻求合宜的办法，尤其把振兴衰败、恢复废弛作为自己的职责。刚到任时，他看到这座楼将要压塌，说：“如果不修治它，后来所费将更加巨大。然而还有比这更紧迫的事情，姑且稍微缓一缓。”到现在已经六年，政事通达，人民和乐，侯高兴于力量已经可以办成此事，于是召集郡中的老人告诉他们：“我把钟楼放在后面办，是因为它属于急需优先办理的事务。如今力量已经宽裕了，我将捐出俸禄来兴办此事，父老们能劝说各位义士共同成就这件美事吗？”众人都乐意听从命令，争相拿出白金来帮助支付费用。但又担心大木材难以取得，忽然有商人运来楚地木材出售，仿佛冥冥中有人在帮助，于是得以实现他的心愿。老人胡秉彝等人总管各项工程，把旧的全部拆除而更新，工程精良，材料优良，日夜尽力；土木工程和色彩装饰都极其华美。二月初一开工，五月十六日完工。楼的高大壮观虽然不减于从前，但雄伟杰丽却更胜一筹。郡城设置钟楼，是为了谨慎遵循天时、勉励人们做好事情，因为白天黑夜的明暗、事情大小的作息，都要以它为准则，它的作用很大。饶州处在湖山之间，百姓和物产众多，无法一一计数；如果没有东西来警醒他们的耳目、启发他们的志意，使他们在早晚之间昏昧懈怠，那么人道所应当致力的事情，岂不是将要逐渐废弃了吗？周代的诸侯，起居没有节度，号令不能按时发布，诗人说他们做得不对：早晨不早起，晚上就不做事，并作诗讽刺他们。宋代的君子凭借更鼓按时响起，知道任职者是否贤能，并给予进用贤才的奖赏。这样看来，钟鼓和刻漏的作用，正是治理政事的首要事务，有土地和人民的官员，其升降、荣辱都与此有关，难道可以不认真办理吗？王侯出身于有名的进士，升入显要官署，经选拔升任现在的官职，专门治理方圆千里的地方，大概就是古代诸侯所承担的职任。他的政令教化远近皆达，人人都称赞他贤能；如今功业的成就又如此显著，他的前途远大，哪里能够估量呢？饶州人士王以顺、胡嘉禾等人歌颂赞美他而不忘，互相率领前来请我撰文刻在石上，希望长久流传而不朽。我赞许他们的心意，便记下这件事，让他们刻石。出资帮助工程成功的人，如胡秉彝等，刻在碑阴。庐陵县重修县治记 庐陵是吉安府所属的县，大概是府城近旁的大县。县治在府治前面稍偏西处，官署和民居鳞次栉比。百姓到府县办事，路上脚挨着脚；凡是携带货物来求售的人，也多聚集在这里。景泰壬申年，居民没有防备而失火，县治被烧毁。凡是发布号令、办理政务、处理文书、严明赏罚等事务，都失去了正常的处所。上级没有地方用来显示威仪，下属也有些懈怠而且傲慢。癸酉年夏天，隆庆杨侯英来任县令。他才干敏捷通达，施行政令平易，把修建县治作为首要事务，向朝廷请求，获得准许。侯先捐出钱财倡导，县人都说：“我们庐陵是文献之邦，以好礼守义闻名天下。县治被烧毁，难道是治理它的人的过错吗？这大概就是所谓意外灾祸。怎么能让居于上位的人没有可以庇护众人、办理政务的地方，反而还要捐钱来谋划修建，这难道不是做百姓的过错吗？”于是共同聚集商议费用。县里的里长有八百多人，全都不用约定便聚集起来。凡是竹、木、金、铁、瓦、石、丹青等材料，各按大小、多少、轻重、缓急分别安排，全都送到官府，没有一个延误时日。于是聪明的人贡献谋划，勇敢的人贡献力量，往来奔走的人按勤劳程度考核，劳苦的人则记录其功绩。建造前堂【缺字】间，高若干，深若干。前堂后面旧有直舍，侯认为它低矮而狭窄，便扩充拓宽，建成楼房居住。修长的梁、大的栋，高耸的屋脊、巨大的椽桷，像鸟翼一样伸出群屋之上，高若干尺，宽若干尺；后堂的宏伟壮丽也与之相称。正堂命名为“公正楼”，“明远楼”；幕府在正堂东面，六房又在其后。右边是架阁，前面是重门，戒石立在中央，用来激励志向。榜亭、监狱以及官署所应有的设施，没有不完备的。工程于【阙字】年六月【阙字】日开始，于【阙字】年九月【阙字】日完工。总共建造房屋若干间。侯与众僚属在工程完毕后出来，在这里治理县政，县里的士人和百姓无不欢喜赞叹。郡学司训王匡英才干出众而有文才，与侯交好，赞美他通达政务、办事果断，说：“这件事应该有文章来给后人看，使大家长久爱护它。”于是来请我撰记。我听说君子出仕，一定要有宽广的屋宇、丰大的正堂来盛大其威仪，使人仰视而尊敬；这样政令一出，百姓就信服，命令推行，百姓就服从，不费力便可以治理好。这难道是因循苟且的人所能做到的吗？侯把县治作为首要事务，是很应该的。何况庐陵地域广大，衣冠文物优美，先儒君子的风教仍然存在，所以侯的善教容易得到信服，善政容易施行，成功也来得迅速。为此作文记载这件事，确实是合宜的。不过我看他给官署命名的名称，其中的志向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大概人的内心存有公正，行动才会公正；凡事没有不正当之处，人们才会喜悦服从。听取言论不偏私，然后才能详尽了解事情而不被蒙蔽，这才可以说是明察而有远见。由此树立德行、修养品行，圣人的教训在《鲁论》中就是这样说的。因此，公正堂、明远楼，大概正是侯用来磨炼自己、增进德行的地方。我为县治建成作记，也一并写给后来的君子看，他们心中或许会有所触动吧。那些与侯志同道合、共同谋划而成就其功绩的人，是某官某某处人。这就是记。

译奉亲堂记 龙泉彭用威建造一座堂来侍奉母亲，命名为“奉亲之堂”，派人来请求我为它作记。彭氏是龙泉的旧家，有研习诗书、礼义的传统。用威的兄长仲恭任陈州项城县令，很有声名；用威又因孝顺闻名乡里。他们兄弟三人，长兄已经去世，仲恭在项城得到俸禄，远离家乡四千多里，而母亲也已经年老。用威坚决留在家里侍奉母亲，不让她跟随仲恭去项城。他在堂上奉养母亲，早晚问候起居，顺承她的脸色，亲自调理衣食、寒暖、厚薄等事宜。彭家原来就有山林的财富、陂池的丰饶和园田的肥沃，奉养母亲所需的一切，不必向外求取便足够了。逢嘉时令节，便准备许多酒醴和肴馔，以及各种珍品，率领妻子儿女排列行拜礼祝寿；击鼓歌舞，欢笑歌唱，轮流进酒劝饮作为礼节，务必使母亲欢喜。母亲年满八十而精神清明不衰，起居行动如同平时，她的内心大概因此得到了快乐。于是乡人都认为他的母亲很有荣耀，而用威并不因此自满，推究他的心意，大概将无所不努力。用威可以说比一般人贤能了吧？想要孝敬父母，是人人共同的心愿；但从前有人不能做到，大概是劳役使身体困苦，饥寒贫乏又摧折了志气，这就是《陟岵》《鸨羽》这些诗作成的原因。唉，这难道不是因为时势的缘故吗？今天子以孝道治理天下，仁恩施及草木，没有征收赋税、征发劳役的辛苦，又有年成丰收的美好情形，使人人都能够奉养父母。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做不到的人，君子就会为之痛惜。像用威这样，安闲从容地奉养母亲，使上面能够享受母亲的快乐，下面又尽到自己的孝心，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还是说，这也有赖于母亲自身的德行呢？所以我在这里，既感念皇上的仁恩，又知道他母亲的贤德，难道只是为了表现用威善于尽孝吗？不过，孔子把立身行道作为孝的最终境界，孟子把不失其身看作能够侍奉父母的大事，用威大概已经明白这一点了。古人所说的一乡善士，他的行为一定足以盖过全乡；用威还应更加勉励自己，使声名和实际功德在当时日益显著，并且把他的美德更多地传播到后世，这难道不是孝的大成吗？后人登上这座堂也能受到感发而实行孝道，那么彭家的福气哪里会有尽头呢？《诗经》说：“孝子之心没有穷尽，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我大概对此有所期待，所以把这些话记在堂壁上等待后人。胡氏塾田记 古代按井田授田，人人都有田；百姓按里居住，每一里都有学校。教育和养育的方法完备，所以能够培养人才、敦厚风俗。这就是三代盛大的原因。后世井田制度废弃，土地分配不均；里居制度离散，学校也没有建立。贫富既然不同，教育和养育也不一样，所以人不能全都向善，风俗也不能完全淳厚。喜好古制、谈论治理之道的君子，没有不对此慨叹的。汉、唐、宋时期，曾下诏让天下都建立学校，但里塾、党庠始终不能恢复古制。本朝建国之初，已经下令在府、州、县设立学校，又设置社学来教育乡里子弟，渐渐接近古代的道路。有司因循日久，学校逐渐废弛，所以世家大族有固定产业的财富，而想使子弟向善的人，才能聘请老师教育他们；贫困者则无暇顾及。如果没有乐善好义的人，怎么能斟酌古今制度，给求学者以恩惠呢？泰和一向被称作文献之邦，当地人重视经术、崇尚德义，弦歌之声、诗书学习，从城邑直到偏远乡村相连接。然而有志于学习却困于没有资财的人也很多。南迳胡如麒，大概就是所谓世家大族中的一家。他迁居到本里南原，修整了住宅，扩展了田地园圃，又用学问教育子弟。于是又感慨地说：“我们本族的子弟和亲戚姻亲的子弟中，大概有愿意学习却力量不足、不能自行实现愿望的人，我怎么能不尽力呢？”于是开设私塾，聘请名师，招他们来学习并供给住宿粮食；又划出肥田六十亩，每年收取田租，作为支付束脩的费用。这样，做老师的能够专心尽力地教，子弟们也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了。因为他的亲戚监察御史尹君崇高请求我写文作记，将要刻在石上，以流传永久，这用心多么厚重啊！这不就是所谓好善乐义的人吗？既然这样，在这里学习的人，难道不应当想到自我勉励，以符合他的心意吗？仁义礼智信的德性，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伦理，都是人性所具有、人生所应实行的。圣人与普通人本性相同，只是圣人的成就已经达到，而我们还没有达到，所以要通过学习来求得达到。学习的目的，就是明白人伦、修养德性。处于父子等关系中，要充分尽到仁；处理事务，要充分尽到义；超过礼法的加以节制，不足的加以文饰补足。认识清楚而守持坚定，以诚意来统率，以实际来践行，那么德性就会增进，人伦就会敦厚。由此推扩到使君主受到帮助、百姓得到恩泽，那么这所私塾的设立，难道不光明久远、荣光显耀吗？这就是如麒的志向。然而如果观察不精明，实行不笃实，父子之道乖离，君臣之义缺失，夫妇关系混乱，长幼之间轻慢，朋友只是在文辞上驰骋，熟习容貌举止，精于变诈，深于嫉妒残害，却说这是私塾所教的，那么岂是如麒的本意吗？这实在不可不勉励。况且我听说，古代的塾师从退休的老臣中选取：大夫担任父师，士担任少师，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道德修养明白而且教导确实有成效吗？所以师道树立起来，善人就多。如今有时不能得到这样的人，那么也应选取宗族称赞其孝、乡党称赞其悌，在闺门中遵守礼法，对上下没有怨恶的人来担任，希望他们的教育能够成功。这也是如麒应当用心的地方。唉！天下的事情，创始实在困难，而继承者往往怠惰废弛，所以前人的美好事业不能在后世振兴发扬。胡氏子孙如果世世代代勉励自己，不懈怠、不废弛，就可以说是贤能了。他们使别人受益的善行，哪里会有穷尽呢？尹君是能够守信的人，所以我根据他的话写下这篇记。至于田地所在、耕作者的姓名、主持管理者的姓氏，则记载在碑阴。

译甘露寺兴造记 正统三年，镇江甘露寺兴建工程完工，寺中老人把事情的始末写成文书，请巡抚侍郎、庐陵人周公恂如来信求我作记。据考，此寺是吴主皓所建，当时改年号为甘露，寺因而得名。寺在北固山下，面临大江，自古号称奇绝胜地。梁天监年间，武帝驾临此处，赐给寺院两口大铁锅，用来储水供僧人饮用，又亲自书写“天下第一江山”六字，悬挂在楼上。时间久了，字迹毁坏，但两口铁锅保存到今天。唐宝历年间，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扩充寺院地基，增建房屋，又铸造七级铁浮屠。干符年间毁于火灾，镇海节度使裴璩重建。宋祥符年间，僧人祖宣主持此寺。祖宣本是国戚，得到赏赐田地四千多亩，资财既然丰足，便把寺迁到山上，极尽奢丽。建炎年间毁于兵乱，嘉定年间僧人祖灯重新修建。元至元己丑年又毁坏。大德己亥年，僧人智本重建，土木和彩绘装饰都不失旧日景观。从此以后，没有人再修缮治理，因此时间一久更加破败，屋顶漏雨，旁边受风，毫无遮挡；僧众逐渐散去，诵经声几乎断绝。宣德癸丑年，周公巡抚经过这里，叹息说：“这是江右的名寺，却破败到这种地步，没有有德望的人不足以担当修复它的责任。” 于是他命僧纲司向僧录司请示，从众僧中选举天界寺首座玹理来主持。玹理字一中，端庄稳重、聪明敏捷，深刻领悟佛教宗旨，又博读儒书，僧俗都敬重礼待他。接任住持后，他阐明老师的道法，用来教导学习者；退下来后巡视破败的房屋，慨然想要重修。田租收入，他从未私自取用一丝一毫；遇到荒年，凡是租种寺田的人，他都救济供养。人人因此尽力，收入更加丰足，终于能够实现他的志愿。甲寅年，在半山腰建法堂，修葺多景楼；乙卯年，整治山麓，建大悲阁；丙辰年，建千佛阁以及凝虚、雨花二楼；丁巳年，修缮大雄殿；戊午年，建僧堂，补修走廊廊庑的残缺部分，在西面重建海岳庵，那是苏子瞻等贤人旧日游览的地方；在东面建造垂青轩，取唐人“天垂四面青”诗句的意思。总计建成房屋一百多间，建筑的华美、庄严的精妙，大概达到了力量所能达到的极致。至于厨房、浴室、仓库以及各种器物，没有不齐备的。众人说寺院的全盛，没有比现在更好的，这确实是一中的功劳。然而如果没有侍郎公的启发和维持，也不能做到。这件事应当写下来给后人看，使他们知道善于继承而不忘本。我说，世上的名寺很多，资财力量并非不富足，建筑也并非不壮丽，但先盛后衰的，无法一一计数；至于衰败之后终于废弃的，也常常有。难道是那些主持者都不足以办事吗？天下的事情，没有不能做成的。如果存有廉洁公正之心，保持坚强勇敢的志向，用真诚来充实它，再以长久坚持来积累，哪里会有不能达到成功的呢？那些喜欢因循、乐于贪污欺诈的习气占了上风，粗疏草率的念头很多，大多如此，那么怎么能有所作为？即使做了，又怎么能成功呢？它们衰败而废弃，也就不足为怪了。甘露寺的破败很严重，但它的产业资财本来还在；然而仍然经过很久才复兴，难道不是因为一直没有合适的人，必得等到一中出现的缘故吗？既然这样，一中大概确实有廉洁公正之心、坚强勇敢之志，诚实而不欺诈，长久坚持而不改变，所以完成这件事并不困难。假使凡是主持事务的人都像一中，天下哪里会有废弃的事情呢？我过去听说甘露寺的胜景，多景楼尤其远胜群山；西面连绵，气势雄浑而秀美整齐，大江向东流去，与大海相接。四时朝暮之间，景物千变万化。我曾经有意来游览，但因为寺院破败，所以没有成行。如今一中能够在破败之后使它兴复整治，使千百年来奇伟杰出的景观在今天焕然复盛，而且建筑制作又超过从前，那么我的兴奋难道能够停止吗？将来我辞官南归，如果能够实现这个愿望，看到一中的功绩，还应当为它作一篇赋。一中是庐陵人，“全庵”是他的别号。

译杨先生祠堂记 景泰二年【缺字】月，徽州府新修的前教授杨先生祠堂落成，这是他的门徒右副都御史程君富等人所建。先生名升，字孟潜，钱塘人。他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尤其精通《春秋》。他的教导必定以圣贤为根本，不被异端邪说迷惑。洪武丙子年，他考中乡试，取得星子县教谕的职位。在此以前，星子士人没有一个取得荐举文书，众人都说是这个地方不利于求学，打算迁走。先生恰好来到这里，极力阻止他们，说：“读书人不能取得荐举文书，是学业还没有达到，不是地方的过错。”于是和诸生日日夜夜讲学，探求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让他们亲身实行。剩余时间则竭力写作文章。诸生感受到先生的教导，已经更加自我磨炼。三年后，荐举二人；又过四年，荐举四人，都考取上等名次。从此以后，接连有人显达。先生任期满后升任邵武教授，不久调任徽州。徽州人士听说先生善于教导，都乐意跟从学习。先生也乐意用圣贤经传给他们讲解三纲五常，以及日常事物中通常实行的道理，把义与利之间的精微之处剖析清楚，说：“这样做就能称王，这样做就能称霸。” 诸生明白地懂得天理与人欲的区别，于是奋发志向求学。十多年间，门人弟子被荐举而升进的也有十多人。当时先生的父母亲还在堂上，他生活贫困而守持俭约，却诚笃地尽孝奉养。掌权者知道先生有治理政事的才能，打算荐举起用他。先生极力推辞说：“怎么能夺走别人的父母奉养，只想使自己获得荣华富贵呢？”诸位公卿便作罢。辛卯年，先生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诸生仿照范文正公的旧例，在学宫旁另建一间斋舍，挽留先生居住并授课。永乐甲午年，先生去世并终老，父母、妻子、儿女都在徽州。遗言中痛惜不能终身奉养父母。徽州士人思念先生不忘，扩建旧宅让他的家人居住，对待他们也如同先生在世时一样。先生的儿子宁宜也凭借家学相继登第。徽州人厚爱他们，如同累世亲戚之家。如今又扩建旧斋原址，供奉先生的画像。所有弟子和先生的子孙，都可以在岁时前来祭祀。若不是先生的德行深深惠及人们，哪里能做到这样呢？人的大伦有五种：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其中并没有师生关系。然而道之所以能够明白并得到实行，靠的是老师的教导。否则，君臣的义、父子的亲、夫妇的分别、长幼的次序、朋友的信，有不违背的就很少了。所以老师，是道所寄托的地方。承担传道的重任，使人伦敦厚、教化美善，怎么可以忘记报答呢？古人所说的乡先生去世后可以在社中祭祀，大概说的就是这种人。新安是朱子故里，是朱子的阙里。朱子的学说，是天下后世所仰赖并奉为师法的；先生的教导也不过就是遵循这一道理。他曾居住在这里，教导在这里，门人在这里，子孙也在这里；他的声音笑貌、志趣意向、喜好所向，都可以想见。精神血气相互感通，昭明之气和香气蒸腾显现，一定会使人心中有所感慨。沿着先生的教导上溯到朱子，并且笃实不忘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都逐步达到极致，才可以称为善于学习的人。这本来就是先生的志向，也是后人应当致力的事情。宁历任官职至刑部侍郎、尚书，先生也屡次获得追赠，升至刑部右侍郎，如今又加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君子说，先生在世时虽然极力辞让显达荣宠，最终仍享有褒扬追赠，这是有德之人的应有回报。祠堂建造所需资财，大多出自程君，其次是侍郎吴宁、郎中金宗善、按察副使庄观、佥事程志学、参议方勉、御史张昊、许仕达、通判江浩、训导康怀，以及如今的徽州府学教授罗伦、训导钟振；他们都仰慕先生，也共同出力使工程完成。祠堂完工后，刑部君告诉我说：“先父在徽州任教授时，当时的英才都愿意向他学习，他因此得以鼓励并成就他们。如今大家的心意仍然如此恳切，实在可以说是厚重，不能不把它记载下来。”所以冒昧请求我作记，将把它给宁的子孙看，使他们知道祠堂建立的缘由，并且永远思念洒扫祭祀。​​我赞许他的心意，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让人刻在石上。《抑庵文后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抑庵文后集》卷六　明代王直撰写的序 顺天府乡试小录序 上天眷顾皇明，使它统治万邦；凭借天下的人才成就天下的治理，把人才培养在学校中，再通过科举选拔出来，分布到各个职位，以兴办功业。太祖、太宗的圣德如同上天，功业教化的盛大超过古代，培养人才、谋划治理的成效再没有更高的了。仁宗皇帝凭借至高的圣明资质，广施极深的仁德恩泽，担心科举取士或许还不够精审，于是确定乡试解额，使人精心选拔，务必得到真正有才学的人。皇上文武圣神，德泽遍及天下，对于培养士人尤其殷切，认为既然选取得精，就应当平素培养，于是确定学校弟子员的名额，淘汰不良者，严格选择师儒来教育天下士人；防止恩育之恩厚重，感受教化之深切，士人争相自我洗濯磨炼，奋力求学，希望在当时得到任用。帝舜时代，万邦的贤才都共同做帝王的臣子，只有帝王能够及时举用人才；如今在圣明之世又看到了这种情形，盛大而美好啊！宣德四年秋天，又逢大比之年，顺天府尹臣庸请求担任考试官，皇上命令臣直、臣时勉以及所有执事大臣，都恭敬奉行圣意，早晚谨慎。当时北京国子监和八郡前来应试的士人共有一千人，录取其中中式者五十人进呈，这确实是精心遴选。小录编成后，众人认为应当有一篇序。王直认为，国家开启文明昌盛的运数，流传万世；凡是天地覆盖承载、日月照临之处，所有人都受到仁义礼乐的教化，因而成就德性、发挥才干。然而朝廷如此重视士人，四位圣君同心同德，选取越来越严格，培养越来越厚重，取用越来越精审，实在如同天地广大，曲尽其能使万物成就而不遗漏。士人生逢这样的时代，是何等荣耀啊！我听说古人因一句话受到感动，便愿意以身相许，大概是把它看作知己相遇。诸位生员遭逢圣明时代，承受皇上的生成之德，又在这里题名，将用什么来报答呢？应当更加勤于学习，谨慎行事；将来进入礼部，在大廷中应对皇帝，由此获得一项任命、守住一个官职，一定要忠诚地侍奉国家，防守边疆；约束自己要公正，治理政务要公正，以仁爱对待百姓，早晚恭敬，不被私欲牵累，使天下人都说没有辜负国家，那就好了。我也将与此感到荣耀，所以写下这篇序。

译玉峰草堂诗后序 《玉峰草堂诗》若干首，是士大夫为庐陵太守蒋公所作。玉峰在保宁府城南，而保宁就是古代的阆州；那里名山很多，城南尤其优美。城南的山不止一座，而玉峰最为优胜。它雄伟秀美、奇瑰绚丽，突然拔起数百丈，像玉圭竖立，又像竹笋挺立。山下有三趾山，又像禹鼎那样高耸挺立在尘埃之外，蒋公的故居就在这里。蒋公尚未显达时，曾建草堂来配合玉峰的胜景，于是山的奇异险峻、特别杰出的形态，都可以一览无余。后来他出任文学官职，七次升任华要之职，直到现在的官位；离开玉峰草堂将近四十年，但心中从未忘记。士大夫因此歌咏它，已经达到极致。我说，山川的秀美一定会集中到人的身上，得到山川秀美的人也一定喜爱山。孔子说：“仁者乐山。”看蒋公敦厚凝重，和山很相似，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仁者吗？不过，山林是闲适放达之士所喜爱的地方，所以他们倚靠长松，借着茂草，观看烟霞的变化，追逐云月的来去，自以为高雅。然而蒋公已经贵显。如今太守，承担的是古代大国诸侯的职任；辖地环绕千余里，百姓大约数十万，饥饿的人想要食物，寒冷的人想要衣服，劳苦的人想要休息，受冤屈的人想要得到申理，全都依赖蒋公。可是蒋公却对玉峰草堂情意恳切，仿佛要退居其中，寄托于闲适放达的快乐，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山能吐出云气化为雨，利益滋润万物；草堂则是身体用来遮蔽、获得安宁的地方。不忘记自己由什么地方获得安宁，才能使百姓安宁而自身更加尊贵；不忘记自己凭借什么来滋润万物，才能使百姓富足而自身更加荣耀。蒋公的志向就是这样，这正是仁德的表现，哪里是闲适放达的快乐值得羡慕呢？诗赋中对此还有没有说尽、知尽的地方，所以我在诗后为它的意义作序，使读者能够详细了解。邵处士挽诗序 静素处士邵仲文去世二十七年后，他的儿子思防任贵溪县学教谕，任期届满应当升任郡博士，正在京师等待次序，才得以请考功郎中章君为父亲撰写墓志铭。翰林侍读周先生为他表彰德行，将刻在墓上。这样，处士的贤德才开始在当代显扬；当时士大夫怜惜他行善却不能长寿，都作诗哀悼惋惜。思防又拿来请我作序。据考，处士是会稽人，世代以诗书礼义继承家业；他的孝友行为、敦厚节操，出于天性。像这样的人，按理应当得到上天的福报，可他三十九岁就去世了。上天对于处士究竟是怎样的呢？传记说：“仁者长寿。” 仁者应当长寿，从通常的道理来说是这样。然而自古仁人贤士不能长寿的很多，难道只有处士一人吗？所以这件事又不能按照通常的道理来推论。只要不使自己的内心背离正道，修养自身来等待命运，那么即使早夭也仍然可以说是长寿。君子的作为就是这样，处士大概接近这种境界吧？孔子说：“君子忧虑到死后名声还没有得到称誉。”我没有不反复诵读而叹息的。善行在人身上本来是同一件事，但从年轻到老死，处世也已经很久了，为什么仍然不被人称道呢？难道不是因为苟且偷安、懒惰的心占了上风，诡诈欺骗、浅薄恶劣的行为形成了吗？既然如此，有人虽死而声名彰显，那么他的善行实质就可以知道了。处士虽然不幸早逝，如今却能够载入文字而显扬于世，流传后代，大概不能说是不幸了。唉！有声望而终其一生，与默默无闻而终其一生，君子本来就有自己的轻重判断啊！所以我为这些挽诗作了序，共若干首。送刘员外序 刑部员外郎刘君伯埙服母丧期满，将要前往京师。我们同道的士人高兴他又将在朝廷显达，却又舍不得他离去。于是一起聚集在城西香林寺舍，斟酒为他送行。伯埙是泰和沙溪的世家，自宋、元以来，世代凭诗书礼义闻名乡里，并不只是资财力量胜过别人。他家遗址尚存，可以称作古代所谓子男诸侯的居所；与他家联姻结交的，也都是当时显贵兴盛的家族。然而刘氏长期积累善德，始终没有大贵大显；积累很久之后，才在伯埙这里开始发扬。伯埙到京师做官时，我曾和他相邻居住两年，早已仰慕他的为人，也知道他必定显达。等到他出任刑部属官，便已经有声望；从尚书、侍郎以下的人都知道他的才能并信任他。等到担任现在的官职，声誉更加显著。伯埙更加勤勉于职守，早晚不懈，从不傲慢待人而招致过失，因此人们更加深切地爱护他，对他的期望也更加长远。如今他离任，他是否会领回旧职，或许还会得到升进，都无法预知。我曾听说，刑罚并不是圣人愿意采用的手段，只是为了诛除恶人、保护善人；如果人人都行善，刑罚就可以搁置不用。舜命皋陶时说：“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不用刑罚。”这正是今天子的意旨。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只有公正明察，才确实可以达到这个愿望。伯埙在刑部十多年，练达而勤谨；他能够推行皇上的德政并惠及百姓，使美好声誉永久流传，这是一定的。于是席间有人取唐代乔知之赠给苏员外诗中的“自昔重为郎，伊人练国章”两句作韵，各自赋诗一首赠送给他，大概是抒写殷切的情意和愿望，而我就为这些诗作了序。

译送彭御史按广东序 御史的职任很重要，是上下双方寄予厚望的职位。大概是上面的恩德不能全部遍及下面，下面的民情也不能全部传达到上面。御史处在上下之间，疏通阻塞并防止其再度壅塞，于是上下相互沟通，治理之道便得以实现了。御史职任的重要，正是如此。然而，过去担任这一职务而使上下有时失望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是才能有所不足，学问还不充实。才能不足，就不能处理事务并有所作为；学问不充实，就不能穷究事理，也不知道应当做什么。所以他们事奉上级，只是琐琐细细地办理一些小事而已；面对下属，只是声势赫赫地凭借威势而已。他们承担这一职务的本意，难道果真只是琐细地办事吗？难道果真只是显耀威势吗？可是如果这样，哪里能够满足上下的期望呢？如今任用御史，必定选拔才学充备的人来任用。凡被选中的人，大多都能胜任其职。他们出外巡按办事时，皇上必定亲自到场为他们送行；等他们回来，也必定详细叙述民间事务来报告。上面的恩德完全传达到下面，下面的民情完全被上面听见，治理之道由此达到盛况。彭君百炼任监察御史五年，正是所谓才学充备的人。他出入朝廷内外，是能够宣扬上面的恩德、传达下面民情的人。如今他出外巡按广东，广东的风俗大概不同，适宜改革而有弊端的事情也一定很多。彭君没有什么不应当过问的，只在于明察谨慎罢了，使下面的民情能够被上面听到，使上面的恩德能够传达到下面。我知道彭君完全能够做好这件事。他难道会只是琐琐细细地办事、赫赫然地逞威风吗？彭君难道会这样做吗？彭君趁着方便经过故乡，拜见母亲，随即就上路了。我和他一向交情深厚的十个人为他饯行。于是取孟浩然《送韦侍御》诗中“风霜随马去，炎暑为君寒”两句作韵，每人赋诗一首赠给他。由于世代有交往，所以写下这篇序。送彭士扬赴京序 彭君士扬起初凭吉安府学训导的身份被举荐到京城，考试列在优等。人们说，士扬推行教化，就足以造就一郡的人才并使当地风俗更加淳厚了。士扬更加高兴。适逢朝廷为功臣之家选择师儒，于是士扬便负责教导英国张公之家。人们说，张公是功臣，士扬如果确实以忠孝仁义之道进言于张公，使张公能够事奉皇上、治理下属，那么他的功效不是很大吗？士扬更加高兴。他在张公府第十五年，凡是张公敬事天子以及奉命征讨安南叛国之事，都能够取得成功，士扬所起的辅益大概很多。然而士扬有年老的母亲，又没有其他兄弟奉养她，他的心大概未曾不在母亲膝下。今年夏天，他请假回去省亲，以安慰母亲殷切的盼望，宽解她积蓄已久的思念；早晚侍奉母亲左右，调理药物饮食，恭敬地进献给她。过了两个月，按道义不能长久留在家中，于是又整理行装上路。然而他的心始终有不能释然之处。我和他一向交情深厚的十个人带着酒去为他饯行，并对他说：“士扬，你要致力于大的方面啊！你的母亲对你的慈爱教诲已经很深，不会因为口腹奉养而废弃诗书学业，她的志愿本来就是希望你的道能够施行。假如你拘泥于朝夕之间的奉养，虽然能够完备口体的供养，却没有学问上的显达，我知道你母亲的心志一定不会快乐。如今你奉天子的命令，居住在功臣之家，处在师儒的职位上，你所谈论的都是圣贤之道，你的言行也就是圣贤之道的施行。你的身体虽然在外面，母亲的心志大概没有一天不快乐。曾子所说的奉养父母之志，孔子所说的立身行道以显扬父母，大概就是这样。你应当致力于此，不要只是为这种离别而忧愁。”士扬于是起身道谢说：“您的话说得好，这样已经足以安慰我的心了。”于是座中众人都很高兴，各自举杯互相劝饮酬答，以此为乐。又取曹子建《送应氏》诗中“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梁”两句作韵，各自赋诗送他。我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序。送萧志祥祈雨有感序 永乐二十年，泰和春天干旱。到了初夏，虽然间或有细雨降下，却对农事没有帮助，池塘都干涸了，田野一片焦枯，农人叹息，束手无策。县令永嘉郑君、县丞茂名吴君对此深为忧虑，斋戒洁身，专心致意，一起奔走祭祀各方神灵；佛寺、道观，也全部前去祈祷。不久下了一场小雨，仍然没有益处。二位长官于是和众人谋划，寻求招致雨水的方法。这时有人推荐萧先生志祥，说：“此人道术确立，修行高深，能够兴云降雨，使万物获利。”二位长官很高兴，立即沐浴焚香写信，派使者以礼到他的住所请他。先生说：“救济万物，是我的心愿。”于是便和使者一同前来。二位长官率领官吏百姓迎接他，礼数极为周全，才到延真观设坛祈祷，恭敬谨慎地办理此事，早晚不懈。先生撰写文书，告知天地上下诸神。四月丙申，登坛时天空澄澈，旱势更加严重。先生取水向太阳喷洒，浓云顿时蓬勃升起，日光被遮蔽，神风飘扬，旗帜隐约，好像上下神祇都聚集在坛上。第二天丁酉，果然下雨，人们认为雨量还不够。过了四天，到壬寅日，先生又用他的法术向井中发檄，井水全变黑了，便汲取井水到处洒播，雨也随即降下。甲辰日又下雨，人们仍认为不够。先生于是端坐在一间屋里，炼气养神，发檄召请神祇，使它们一定能够满足百姓的愿望。于是戊申日下起大雨，到庚戌日才停止。从城邑一直到四郊，欢呼声远近都能听见，官长士绅交相庆贺。啊，先生的法术多么神奇啊！可是先生退居一旁，仿佛不认为这件事与自己有关，说：“我岂敢贪取上天的功劳，认为是自己的力量吗？”先生是泰和人，从小学习道术，遨游五岭，多次往来于罗浮山中；罗浮是仙人聚集的地方。大概他一定在虚无幽冥之外遇到过什么人，所以内在有所获得，显现在施用上，而且又不羡慕外在的名声，才会如此。虽然如此，县令及其属官谋议说：“先生本来就不在意名声，我们这些承受他恩惠的人，难道可以不加以记述吗？”于是派人来请我说：“您亲眼见过这件事，应当不要推辞。”唉，不只是我见过，人人没有不见过的。于是我为此作序，使后世传述先生的人有所依据。

译送邓训导序 我的朋友邓云衍起初考中明经科，担任景陵县学训导。过了一年，因为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仍然在曲江掌管教训。邓氏本来是泰和的儒学世家，宋代曾有人凭三经考中童子科；他们清俊的才华、深奥的学问、刻苦的志向和砥砺的品行，凭文学在士大夫间享有声名。等到后来掌管风纪、治理州县、主管盐铁职务和仓庾事务的人，前后相继。直到现在列入仕籍的，还有四五人，可见其诗书教化的恩泽了。云衍有良好的家学，又被选为教官；他的品秩虽然低，但与掌管风纪、治理州县、主管盐铁和仓庾的人相比，职责大不相同。他们各自的职掌都有所应当负责的事，而教官坐在一堂之上，与一时的英才周旋进退；他所讲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他所办理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这些事情看起来虽然非常迂远，然而教化一旦推行，学业一旦成就，再推广到天下，它所施加的恩泽不是很大吗？所以有志之士把斯文作为责任的，大多乐于担任教官；而凡是身居显要的人，却往往把它看作迂阔。他们哪里知道这条道的重要呢？然而教官譬如规矩，必须完全掌握它作为方圆准则的作用，然后才能成就事物。所以说：“师道确立，善人就多。”世上担任教官的人，不能完全做到这些，大概也是有的。听他们说话，全是圣贤的话；仔细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不同于圣贤之道。那些做弟子的，不依从他们的命令，却只依从他们的爱好，那么哪里看得见他们学业的成就呢？所以他们的话必须是圣贤的话，行为必须合乎圣贤之道，然后才能作为榜样并成就教化，这就是君子重视以身作则的原因。云衍担任教官，大概能够完全做到这条道；我还同他谈论这些，是因为有所感触而说的。曲江是人文典献荟萃之地，是张文献、余忠襄所生长的地方。二位公的学问都是圣贤之道，他们忠贞仁爱的心、正直的行为，在当时著称，并流传于天下后世。听到他们的声名和气节，尚且能使人奋发振作，更何况是他们乡邑中的人呢？父兄所熟知的，子弟所饱闻的，大概会有深深仰慕并想要赶上他们的人。云衍要用圣贤之道逐渐熏陶并成就他们，使他们日后出仕而发挥作用；如果他的成就能够继承二公，那么既不辱没圣贤的教诲，也不辜负朝廷兴办学校的意旨了。所以写下这篇序为他送行。送吴参政还广西序 广西距离北京有万数千里，所统辖的十二府、四十二州、五十四县，土地广阔，百姓不下百余万；大山深谷交错其间，往往与猺獠杂居，风气习俗的不同，大概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本朝统一天下，不鄙视那里的百姓，都设置官员治理他们，所以声教文物一切都与中原没有不同，到如今大概已有五六十年了。然而土地既险峻又遥远，天子尤其挂念那里，所以布政司的长官必定选择宽厚、勤勉、谨慎的贤能之人来任命，没有不能胜任其职的，这也可说是盛事了。然而我曾经这样讨论过：布政司不过是五六位大臣，却把百万百姓交给他们治理；以五六位大臣承当百万百姓的期望，可以说是荣耀了。但布政司与百姓之间，地位高下本来就相差悬殊，百姓的情况有很多不能传达到县里，何况府里呢？何况布政司呢？由此看来，上面的恩德又怎么能够完全传达到下面呢？那么担任布政司，实在也可以说是很难了。所以我认为，担任布政司的职务，如果有爱民之心，就应当选择贤能的太守；太守不贤，就应当上报并斥退他。太守既然贤能，又应当选择贤能的县令；县令不贤，也应当上报并斥退他。太守、县令都贤能，就算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上面的恩德还有不能全部传达到下面的吗？下面的民情还有不能全部被上面听到的吗？顺应这个道理施行治理，就能够享有其中的荣耀，而不必担心它的困难。然而人的贤愚本来就不容易了解。过去的君子喜欢凭言语观察人，可是贤者难道真能只凭言语寻求吗？言语是末，行为才是根本。大概有只有行为而没有言语的人，也有只有言语而没有行为的人。孔子说：“听他说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言语不可单独相信，就是这样；所以一定要审察他言语的是非，考察他行为的恰当与否。行为不违背自己所说的话，当然是贤者。言语不足而行为有余，也可以称为贤者。有言语却没有行为，君子怎么能取用他呢？这能不慎重吗？湘阴吴公昌任广西参政。参政是布政使的副职，也是百姓寄托希望的职位；他就是所谓宽厚、勤勉、谨慎而能够履行职责的贤者。今年他再次考核政绩来到北京，有关部门评定他的成绩为优等，让他回去治理广西，上级希望他完成任期，以便考察他的成效。吴公回去以后，广西的太守、县令如果确实都贤能，吴公就可以不费力地治理了。如果仍有不贤的人，吴公难道可以不费力地治理好吗？这是政务中最紧要的事情。我没有见过吴公，只是因为布政使李公昌祺请我写文章送他，所以把我的意思这样说出来。不知吴公认为如何？

译赞美章郎中政绩优异的诗序 章君尚文担任考功郎中时，曾经任职于考功的士大夫都称赞他。今年春天将要再次考核政绩，少师兼吏部尚书蹇公认为他有才能，便向皇上进言，使他继续担任原职，等满九年以后再予以重用。同僚中的贤者为他的政绩被评为优等而高兴，纷纷赋诗赞美他，并请我作序。我和尚文同年考中进士，后来又同为翰林庶吉士，一同接受太宗皇帝的命令，在宫禁之中进学；以道义相互切磋砥砺，又有四五年。我任翰林修撰，尚文也离开翰林去任刑部主事，升为郎中，后来调任考功，在当时大有作为。大概他的学问足以阐明道理，才能足以成就事务，又以正道自守，行事公正；明察而不至于苛刻，宽厚而不至于放纵，所以他的建树才如此卓异。我曾经谈论天下的治理，必定要任用天下的人才；吏部是任用人才的地方。然而只有全才的君子，任用起来才没有不合适的；否则就会有适合这个职位却不适合那个职位的人。所以考功的职责，是考察官员所任的职务，审定他是否适合，从而决定升降，使各个官职都得到合适的人，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唐虞时代，各项政绩都兴盛，只不过是考核政绩、决定黜陟罢了。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够与唐虞并盛，也是采用这条道；那么尚文担任考功，关系到治理之道，难道是小事吗！如今因他的政绩被评为优等而作诗赞美他，本来是应当的。从前文王的教化推行，南国的大夫都节俭正直，于是有了《羔羊》诗。郑国的桓公、武公担任周朝司徒，善于履行职务；曹国的君子公正均平、专一不二，于是有了《缁衣》《鸤鸠》诗，都是用来赞美他们的。如今诸公赋诗赞美尚文，也正是这样。我与尚文的交情不是一天两天了，愿意推演《鸤鸠》的意思，再向他有所劝进。君子处在职位上，所接触外物、回应众人的事务虽然繁多，但如果有恒常的原则而不改变，就可以端正国人而承受大福。尚文任考功，他的政绩固然伟大，但我希望尚文更加谨慎地守持恒常之道。谨慎守持恒常之道，那么凡是到考功任职的人都有所观法，教化和治理的成效难道不会更加盛大吗？这样就承受上天的俸禄，享有长寿的福庆，谁能阻挡呢？朋友之间相互以道义勉励，并期望对方成就远大事业，这是朋友的情谊所应当如此的。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诗序。送钟弥纶诗序 弥纶钟君是永丰的世家子弟，喜爱文学，尊重士人，能够弹琴，也喜欢游览。他居住在本县，阆溪一带有山水、园林、池塘的胜景，宾客经过他的门前，他总是殷勤款待，连续多日，使他们尽情享受游览的乐趣。兴致有所适合，便取琴弹奏，大概超然于万物之上。他又常常乘轻舟下彭蠡，泛舟大江去观览京师，回来后更加能够自得其乐。这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嚣嚣”之人。今年他来北京观光，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曾公子启，是他的姻亲。曾公把他安置在府第南斋，每天置酒宰羊，盛情款待宾客，使他快乐。住了十天将要回永丰，曾公又备办酒肴，在城外为他饯行，于是取唐代岑参“红亭绿酒送君还”一句作韵，率领在座的人赋诗为他送行，并请我作序。北京是古代的冀州，是尧舜治理过的地方。然而从汉末到元代，这里的衣冠风俗往往不同于古代；地势阻隔、距离遥远，喜爱游览的君子多以未能游览为憾。太祖高皇帝抚育并整顿这里，继而有太宗、仁宗的圣明，礼乐文章与古代相继兴盛，山川草木都披受着天河般回旋照耀的光辉。钟君在这里终于游览一次，来观览太平盛世的盛况，难道不是幸运吗？我听说君子游览，是为了扩大见闻、开阔器度。钟君本来已经很伟大了，然而这次前来，在水上渡过深广的淮河，在山上看见岱山、恒山的高峻，至于都邑的雄伟、宫阙的壮丽、人物的众多、甲兵的严整、四方万国前来朝贡会同的盛况，也都看见了。这就是所谓天下的壮观。那么如今归去，他的增益难道还小吗？山巅水边那些潇洒闲旷的地方，难道没有喜爱游览却未能如愿的人吗？钟君如果和他们谈起这些，他们一定会低头徘徊，羡慕不已，发出无法企及的叹息。我和曾公做官将近三十年，从容往来于两京之间；天下所谓的壮观，大概早已先见到了。如今虽然还未老，却已经病弱衰颓；国恩尚未报答，想要退隐到山穷水阻的地方，却又不能如愿。对于钟君离去，怎么能不被触动呢？钟君回去吧，更加治理好用来接待宾客的事务。将来如果请求退职南归，经过阆溪，我们一起采摘芳草、捕取鲜鱼，滤酒而饮，醉饱之后拍腹而歌，歌咏圣明教化，抒写高山流水的情趣，再用《幽兰》《白雪》的曲子相和，也许可以稍稍偿此愿望。然而这不是我敢于一定保证的。

译赠考功主事李公赴南京序 宗昉是我的朋友。从他担任稽勋主事时起，我因母亲去世离职；等服丧期满回来时，宗昉也因母亲去世离职，我们道路相反，四五年没有相见。今年春天，宗昉起复来到北京，我们相见后更加欢喜。不料他被授予考功主事，将要前往南京。他的同门朋友、通城教谕刘昭在京城参加铨选，感念宗昉过去情谊深厚，特意请我写文章赠给他。宗昉居住在吉水，我家在泰和，相距一百多里，但都属于吉安府。郡中士人出外做官的，以我们两个县最为兴盛，永丰、庐陵次之，其余各县又次之。所以在京城通常有五六十人，每当办理职务之余，聚坐谈笑，必定引用古人的嘉言善行，以及本郡前辈君子的文章学问和忠贞节操；那些光辉显著、足以与日月争光的事迹，彼此用来劝勉，都希望不辱没先人。佳时令节，置酒相欢；有时一起出游，必定分题赋诗，歌咏太平盛世的盛况，抒发彼此殷勤笃厚的情谊。他们的风流习尚就是这样。所以离开故乡虽然遥远，经历的时间虽然很久，却从未有羁旅无聊的叹息，大概都能够借此忘怀。如今宗昉前往南京，南京距离故乡又近了。在那里做官的士人，他们彼此亲密相爱，大概也不比这里少。这样看来，宗昉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快乐的地方，那么又有什么值得为离别而惋惜的呢？即使如此，我们这一类人，进则享有簪绂仕进的荣耀，退则获得乡里的乐趣，都是上天的赐予，怎么可以忘记呢？唐诗说：“不要过度安逸，应当想着自己的职守；爱好欢乐不要荒废正业，贤士总要警惕。”孔子选取它列入《国风》，认为其中忧思深远，可以使人不至于陷入危险。那么我和宗昉等人应当更加思考怎样尽到自己的职责，希望合乎《蟋蟀》的意思，免受《伐檀》的讥刺，这样才可以长久保持自己的快乐。宗昉资质美好而气度平和，志向勤勉而才干足以从政，大概从容有余裕了，不需要我的话。我只是把乡郡友好相处的乐趣写成这样，作为文章赠给他，并使他更加努力，大概是道义使我不能停止。哀悼萧仲清诗序 仲清是庐陵世家子弟。幼年丧父，能够自立成材，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兄弟三人彼此友爱，而仲清专门主持家政，公事私事各种事务都亲自承担，不把它们劳累到弟弟们身上。洪熙元年，他在乡里主管粮赋。按照旧例，担任粮长的人必须亲自到京师，听受敕命，领取勘合后回去，然后征收缴纳粮赋。仲清从南京回来，到了采石，突然遇到暴风，船被掀翻。船中其他人有的善于游水，有的有所凭借依托，都得以不死，唯独仲清溺水而死。乡里的士人因为仲清乐善好义，却不幸死去，都为他哀痛惋惜。今年他的弟弟季灵来到北京，经过采石，痛惜哥哥不能再生，却又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于是请士大夫赋诗哀悼他。因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曾公子启嘱托我作序。唉，仲清实在可悲啊！仲清失去父亲时，母亲孺人抚养他，希望他长大后能够成就善行。谁知道年老的母亲还在，壮年的人却死了呢？兄弟的情感，如同脚和手一样亲密，如今却已经失去了右手。这样令人痛苦、怨恨、摧心裂肺的，又岂只是活着的人呢？古人所说不值得哀悼，是因为那人轻视水而自行溺死。仲清难道是轻视水而自行溺死的吗？他是为公事奔劳，又遭遇天灾，有不能由自己控制的原因。既然如此，仲清有什么不值得哀悼的呢？秦穆公死时，让三位良臣殉葬，诗人作《黄鸟》来哀悼他们。田横被召到尸乡，以首级去见汉高祖，跟随他的人被牵挽到宫中而不敢哭泣，然而悲痛不能自胜，都作歌寄托哀思。后世哀挽的诗，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今仲清的不幸，大略与这两件事相同，那么凡是哀悼仲清的人，难道可以停止言说吗？君子对于死生，只应当看是否合乎义与命而已。仲清虽然不幸，但导致他遭遇此事的原因，难道不是义吗？又难道不是所谓命吗？我听说唐代李太白泛舟采石，醉后溺死江中；有说法认为他是骑鲸上天，并非沉沦滞留在水中；司马子微曾说李白有仙人的风姿道骨，可以与神仙遨游于八极之外。既然如此，说他骑鲸上天，大概也是无法知道的事。仲清如果能够跟随他同游，也将乘云驾风，超越鸿蒙，飞翔于辽阔高远之境，有不可测知的境界。若果真如此，也可以没有遗憾了。送杨朋远序 杨氏在泰和是大族，国初有一位一桂君，既富有又有文才，是豪杰中的人物。曾经治理一个州，朋远是他的曾孙。朋远学习经学，想考进士，而庐陵县学缺少训导，于是举荐朋远担任此职。等他来到京师，入选任用，授职后回去。与朋远交情亲厚的人几乎都赋诗赠给他，并请我作序。我与杨氏世代有交往，实在不能没有赠言。学校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治理天下的根本在学校，那么求学的人应当怎样，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学业的成就根本在于老师，那么做老师的人应当怎样，也就可以知道了。古代圣贤之道，记载在书中，是老师用来教、学生用来学的。恭敬接受并实行这些道理，用来在世上显扬自己的人，固然有；行为不如言语的人，大概很多；把圣贤之道搁置而不说的人，也到处都是。行为违背自己的言语，已经不可以；何况又搁置圣贤之道而不说，怎么可以呢？那么他们所做的事，都是君子所鄙视的。朝廷为他们修建宽大的房屋供其居住，给他们优厚的廪禄供养，免除他们家中的差役以优待他们，使他们专心从事这条道。然而恭敬接受并实行它的人反而很少，有的只是空谈，有的干脆搁置不说，却甘心做君子所鄙视的事。做老师的人也彼此嬉笑逢迎，在酒杯之间优游自得，以此取悦自己，这是什么道理呢？那么希望把学校作为治理天下根本的人，难道不失望吗？唉，这是学校的普遍弊病。庐陵是文信公所出之地，文信公学习圣人之道，凭文章冠绝天下，又有孤忠大节，足以作为百代师表。如今求学的士人，大多想要遵循这条道，以求无愧于文信公。既然如此，在这里担任教职的人，顺应士人的志向，努力实践教师之道并率先示范，那么兴盛学校的事业大概很容易成功。假使言语必定合乎此道，行为必定合乎此道，而且人人都成为有才而贤良的人，没有前面所说的弊病，并且能够符合兴学治国的心愿，难道不是美事吗？朋远，你要努力啊，这是众人的期望。若你也在酒杯之间嬉笑逢迎、取悦自己，那就不是众人的期望了。

译送浙江按察使林君诗序 浙江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大藩镇，所统辖的十一府、六十二县，环绕数千里土地；那里山水清秀，所以人才众多；物产丰富，所以风俗崇尚华丽。衣冠文物的美盛、登临宴赏的胜景，其他州县很少能够比得上，因此天下谈论繁盛之地，必定说浙江。然而按照如今所听闻的情况考察，风俗的变化，其中有些弊端已经不胜其多。邪恶之人，其他地方也有；但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却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他们倚仗轻捷凶险，卖弄智巧来凌辱他人，依靠财利助长奸恶；居室、车马、衣服等用度，大多僭越自己的身份。不仁的人操持着不仁的器具，在乡邑中横行放纵；小则掠夺百姓财物，严重时甚至把一家人全都捆绑起来加以侮辱，有时又接着杀害他们；出入官府，操持他们的隐秘事情，州县官吏没有谁敢对他们怎样，反而私下与他们亲近，放纵他们所作所为。平民百姓失去产业，无处申诉，有的甚至流离迁徙来躲避他们，这样的事情接连不断。朝廷知道这种情况，便派遣大臣前去察看治理，巡按御史也尽心揭发查办，严厉惩处他们，使他们有所警戒悔改，希望善良的人能够自行保全。然而虎狼般凶暴的人，只要没有被处死，往往任意反扑，于是搜罗牵连罪名，百般阻挠压制，暗中构陷、诡诈求胜，虽然有君子能够辨别是非，也对他们无可奈何。邪恶之人本来各处都有，然而对于朝廷任命的主管牛羊、仓廪的官吏，尚且知道敬畏，何况州县官吏呢？何况天子派遣的臣子呢？他们不自量度，毫无忌惮，像这样，怎能不令人感叹呢？君子是众人的表率，浙江有很多君子，而那些人仍然放纵自己的行为，难道是当地的习俗果真不可胜治吗？我曾经思考过，刑法是用来治理小人的，所以小人一定害怕刑法；然而教化并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彻底改变人的。掌握法纪的人如果能明白地申明法律来告示他们，以身作则来推行法律，凭信用守持法律，长久坚持，有罪的人一定惩罚，不能凭势力免罪，也不能用财物求免，小人知道法律确实可怕，就一定会改变行为而趋向善良。如今那些人的恶行，难道不正是因为这里没有做到这些吗？也许也有尚未尽善之处吧？三山林君硕，字茂弘，担任监察御史九年，声誉震动朝廷内外，如今离任前往浙江担任按察使，是天子和大臣知道他的贤能而任用他。我知道他善于履行职务，恶人也或许能够改变行为。尚宝少卿四明袁君忠彻，是忧虑风俗、嫉恶如仇的人；他对于茂弘此行深感喜悦，请学士大夫赋诗送行。于是通过我的朋友、翰林侍读陈君光世请我作序，我便逐一叙述这些事情，告诉林君，并等待他政绩的完成。送尹御史还南京诗序 本朝设置两京，以备皇上巡幸。皇上既然在北京，南京各司所办理的事务都有成规，而监察御史处在其中，以刺举、激扬为职责，使人知道有所畏惧而不敢放纵。然而施加于人的处罚有轻重缓急，必须完全适宜。既然远离天子，如果不能谨慎慎重，诽谤怨怒就容易兴起，也不能看出他能够有所作为。我的朋友尹循有规，在南京任监察御史很有声名；今年再次考核政绩来到北京，已经恢复职务后回去，我作诗赠给他了。翰林编修周功叙与他有交情，又率领诸公赋诗，请我作序。古代治理天下，以六卿为根本，而御史站在殿柱之下，接受四方的文书，起初并没有别的事务。到秦代才开始监察郡国，汉初制定礼仪以后，才让御史执掌法令，举发不合礼仪的人，于是开始承担纠察事务。从此以后，御史的职任越来越重，凡是官员无论尊卑、事情无论大小，只要有超越礼制、废弃法令的，都可以纠举。朝廷也全心信任他们，用来整肃百官、振兴纲纪。所以说：“御史台的纲纪端正，朝廷就端正；朝廷端正，天下就得到治理。”它所关系到的事情就是这样。本朝尤其重视对御史的选任，不把他们交给没有才能的人担任。他们无论所在何处，都足以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使君子都安于行善，坚定自己的操守；小人则收敛行为、畏惧谨慎，不至于越过礼制、废弃法令，于是治理之道便得以推行。然而治理别人，没有比治理自己更严格的。《左传》说：“自己有了这种品德，然后才能要求别人；自己没有这种过失，然后才能责备别人。”这就是做官的道理。有规是如今所谓的贤者，诸公作诗称美并对他寄予期望，是适宜的。即便如此，我看做官的人很多，起初都奋发有为，等时间久了，便都模棱两可、自守其位，只是积累岁月等待升迁而已；这就是官位已成便懈怠，是常人的情性。有规难道可以用常人的情性自处吗？用常人的情性自处，不是君子之道。有规还要更加奋勉不懈，以成就远大的事业，那么将来进至福禄荣名的境地，大概还没有尽头，这正是众人的期望。我与有规同郡，所以叙述他职任的重要、已经取得的成就，并期望他将来取得更大成就，作成这篇诗序。

译赠萧进士南归诗序 萧镃孟勤，是我们县南溪的世家子弟。他的父亲山东盐运副使鹏举，曾经向刘先生子高学习，能够传承刘先生所学；居家时以实行义行闻名，在山东任职时尤其凭清廉的品德受到士大夫推重。当时寻求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见。孟勤接受了优良的家学，能够自立成材。今年凭《书经》考中进士，名列高等。天子将要显达地任用他，让他在家等待次第授官。他将要出行，来向我求赠言。唉，孟勤，我的话哪里足以增益你呢？说好听的话来使你高兴，不是爱护你的方式；这也难道是你乐意听到的吗？你回去吧。乡里人或许会以你为荣，而我却正为你感到担忧。为什么呢？科举功名，是士大夫由此出仕的道路。它看似略有所得，然而还不是居于职位来施行道义，也不过和普通人一样罢了。即使荣耀，又增加了什么呢？况且君子本来不会因为考中一次就满足。圣明如周公，获得职位、施行道义也如周公那样，仍然说要谦卑自守，小心谨慎得像有所畏惧。如此看来，一次进士功名哪里足以动摇心志呢？所以说乡人以你为荣，而你所应当害怕的事情，正是从这里开始了。我们县前后考中进士的有一百多人，并不都是世家子弟，也不都是有运副公这样的父亲。正因为如此，别人责备他们也较轻。如今你是世家之后，又是运副公的儿子；假使你始终处在普通地位，人们也不会责备你。现在你已经成为进士，将要受到显达任用，人们就会观察你。假如言语行为有一处不善，人们便会责备说：这样的人竟是世家之后，这样的人竟是运副公的儿子，难道不是非常可惭愧吗？这就是我为你担忧的原因。你想要不感到惭愧，只要以你的父亲为法则就可以了。天下的道理有两种，就是义与利。明白义，就不会取求利益。你的父亲不被利益迷惑，能够拥有清廉的品德，是因为他明白义。如今你幸而还没有出仕，更应当谨慎地守持义！一定要使言语行为都合乎天理的恰当原则，从家庭开始，在乡里施行，扩充而达到义道无穷的境界；这样出仕以后，必定不会被利益混杂，也就不会有愧于父亲。像这样才可以称为荣耀，而你的忧惧也差不多可以稍稍减轻了。你回去吧，要努力。我与你的交情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话说得这样直白。你也认为是这样吗？送欧阳主事赴南京考功诗序 欧阳氏在我们县是世家，以儒学世业相传。广哲的祖父广哲之大父大概是隐逸的君子；他的父亲曾任国子助教，叔父如今任云南按察副使，都在当时很有名望。广哲沉静持重而不迂腐，宽厚温和而有操守，又博学能写文章。如今凭进士身份擢升为考功主事，将要前往南京。我与他有交往，所以叙述他的职务所应当做的事，以此赠给他。世人所托付来治理天下的，不过是内外各部门的官员罢了。把天下的人才任用在这些职位上，要做到完全合适而没有差错，是很难的。于是有考核政绩的制度，用来审察任职是否合适，并决定升降。升降都恰当而没有差错，天下的治理功效就兴盛了。墨绳已经确立，就不能用曲直来欺骗它；秤和秤砣已经设置，就不能用轻重来蒙蔽它。假使考功之职有时失去尺度，那么贤者与不肖者就会位置颠倒，事情便得不到治理，人们遭受这种祸害的地方就多了。唉！贤者和不肖者的升降、治理之道的兴盛或衰败、百姓心情的安乐或忧苦，都系于此，而考功要承担它；那么担任考功的人，其责任非常重大，也就可知了。既然承担天下的重任，就必须完全遵循它的道理。韩子说：“想要寻求士人的贤愚，在于精细鉴别、广泛采择而已。” 精细鉴别，就是极其明察；广泛采择，就是完全公正。确实公正而明察，那么贤者和不肖者就无法掩饰，升降也都恰当。治理功效不能兴盛的情况，就不会存在。既然任用人才凭借的是公正与明察，就一定要除去损害公正与明察的东西。损害它们的是什么？只是私心罢了。私心除去，就会公正；公正，就会明察。考功虽然是重任，我看它没有什么难以办理的。广哲上面还有专门主持这一职务的人，以这两点辅佐他，广哲的职责就能履行了。即使如此，这条道难道只适用于考功吗？广哲也应当从中有所取法。擅长作诗的人，作歌来将这些道理联系起来。周志刚《高明楼诗》后序 永乐十一年，我因为随从皇帝出行而留在北京。志刚以游学客居的身份往来于京城附近，屡次进出城中。当时乡里在京游宦的人，没有几个人不见志刚从容和洽、彼此友好。志刚于是因为有这座高明楼，请诸位公卿中的翰林学士胡先生为它作记。侍读梁公以及我与志刚都有交情，也一同作诗歌咏它。然而我们却从未登过这座楼。后来，我因母亲去世服丧期满而起复，才到漆溪拜访志刚，拜见他的尊父天与君，询问所谓高明楼在哪里，于是终于登上了它。楼高大挺拔，耸出众屋之上，窗户横向敞开，高峻明净，超越尘埃和混浊，可以迎来清风，招来白云。倚着栏杆眺望，远处可以看到百里之外，近处则只隔一舍。游人旅伴的笑语歌唱，农夫樵子的往来，江上的风帆、沙洲的飞鸟，烟云、竹树，都在水光山色之间若隐若现、时出时没，真是乡里的一大壮观。凡是鄙陋的人，安于浅近而处在卑污之中；昏暗低劣的人，对高明之境又能有什么见识呢？只有胸襟悠然、没有尘俗牵累的人，才能参与其中。既然如此，像志刚这样的人，难道是寻常人所能相比的吗？而我与诸公过去所作的赋和记述，也差不多可以称得上是表达了真实情意吧。我曾私下考虑，世上拥有高楼杰阁以自我庇护、安居其中的人很多，然而那些人有的并不值得称道。即使侥幸有值得称道之处，而宾客与他一同宴饮、休息、欢娱作乐，也不足以使他的价值自行显现。因此有的人把楼阁当作商贾聚集、赌徒游集之处，虽然建筑华美，君子却鄙弃它，于是渐渐湮没，世人也不再取法。只有拥有这样的居所，并且同当世贤人一起在其中娱乐，把这种情景见于吟咏之中，流传给后世子孙，又彼此守护这种情谊而不改变，像这样才不算虚有其楼。既然如此，志刚的贤能大概远远超过常人了。志刚又请求我写些话，所以我替他为这番说法作序。

译远明楼诗序 远明楼，是泰和周仲霄和他的弟弟仲隆、仲洁居住的地方。周氏本来就是大族，漆溪一带是最肥沃的地方，原野广阔，放眼望去都是平整的良田沃土，溪水流过灌溉其中。四面山岭盘旋回绕，方圆百里，而远明楼坐落在其中，高高耸立，超出尘埃，凌驾于风雨之上。仲霄兄弟承受先世诗礼传家的恩泽，以名门身份自重，四方宾客往来周家时，他们总是把人请进家中接待，确实有古人的风致。我过去曾拜访仲霄兄弟，他们邀请我登上这座楼远望。近处，农夫樵父的房舍像鱼鳞一样排列、如蚂蚁一样聚集，全都显现在座席之下。远处，白泉、高霄、玉华诸山，有的奔驰延展，有的停住耸立，呈献奇姿、争相秀美，都可以一一数出。于是我感慨叹息说：“畅快啊，这才是所谓的远明！”常人的性情，拘泥于浅近、受见闻所限，于是志向局促而身体疲惫，心气郁闷而精神昏昧，即使想要施展远大的谋略，也无法实现。只有把目光放纵到遥远开阔的地方，在显明敞亮的区域娱悦精神，心胸才会因此更加开阔，眼目才会因此更加明亮，超然脱出万物之上，这岂是区区平常的见闻所能相比的呢？我在京师做官二十年，宫阙的壮丽、都邑的华美、人物的繁盛富庶、车马的拥挤喧阗，以及钱粮、铠甲兵器的浩大充足，大概都已经看遍了。然而看见山水的秀美，我也未尝不想前往游览，却一直未能成行；那么我登上远明楼并在那里观览之后，心目豁然开朗的情状，也就可以想见了。仲霄兄弟胸襟气度明朗爽快，远远超越常人，他们每逢客人来到，便一起在这座楼上饮酒吟咏，长久也不感到厌倦。士大夫中登高而能作赋的人，都为它作诗歌咏，已经汇成一卷。仲霄兄弟因此请求我作序。我当时因母亲去世服丧期满，要赴京师，不知再次登上这座楼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写下这篇序。将来如果因年老多病蒙准归田，再登上这座楼时，还应当为仲霄兄弟作诗。送萧诚德归泰和序 北京，是古代冀州的地域，也是唐尧京畿以内的地方。到了舜时，才分置为幽州；这里风俗教化的淳厚，不是其他州可以相比的。汉魏以来，这里一直用来分封诸侯；从唐天宝年间直到元代，又沦陷于藩镇之手，疲敝于战争，已经很久了。上天眷顾大明，把天下全都交付给它治理，幽州、蓟州实际成为内地，今天皇帝潜居为藩王时的府邸也在这里。德化大为推行，把污浊鄙陋的风气一洗而空，唐尧虞舜的盛况又在这里重现。于是就在这里建立北京，把它作为天下会同的都城。上天显发祥瑞，大地呈现珍异，山川草木都倍增光彩。四方万国以及大海内外，有志之士没有不伸长脖颈、踮起脚跟，想来游览一次，以观察圣朝的伟业，依托道德教化的余光。这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我的内兄萧诚德，也正是所谓有志之士，而且多次希望来游览。今年正好因事来到北京，终于实现了愿望。这里山河的雄伟深厚、土地的肥沃广衍、宫阙的巨大华丽、贤才的杰出卓异、各地歌颂朝觐后归来的趋向、礼乐文章的显著，以及城郭的壮盛、府库的充盈、兵甲的严整、风俗的厚重、物产的繁多，他都得以亲眼看见，心中喜悦。回来后他感叹说：“盛大啊，圣人治理的极致！这就是所谓仁德如天、如尧舜一样的君主。”唉，诚德这次游览，可以说看尽了天下的大观。从江西来这里，路程并不遥远。然而自天宝以后，其间有志向而愿意来游览的人，大多又因艰难忧患的阻挠而不能成行。如今我和诚德共同生在太平统一的时代，沐浴着仁圣君主的恩泽，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尽情观游天下的美景，难道不是幸运吗？深山长谷中的百姓，大概有亲身受到恩赐而想知道盛况的，回去后把所见所闻全部告诉他们，大家在田野乡里之间共同欢欣，一定会有继承《康衢谣》的歌谣。我谨慎地把这些记录下来，使它流传万世。送胡知县诗序 遂安知县胡侯子澄因为遭受诬陷来到北京，已经将近一年；如今终于得到申雪，将要回遂安。中书舍人许君鸣鹤是他的亲戚，便召集交游之士作诗为他送行。他的朋友、翰林侍读周君崇述一同赞叹胡侯的贤能，并命我为这些诗作序。胡侯当初以国子生的身份在某县任典史，能够清廉自持，对人和惠，因此当地百姓爱戴他。后来被推荐为遂安知县，他治理自己和对待百姓的方式，和任典史时完全一样，遂安百姓又爱戴他。县令治理百里之地，百姓以万计，政务又有轻重缓急需要掌握处置，能够做到不招致怨恨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没有爱护百姓的实际行动，怎么能使百姓爱戴呢？所以我曾经议论说：县令对于百姓，应当采取教化和养育的办法，不能只靠刑罚。教养能够成功，百姓心中就喜悦；刑罚施行得多，百姓心中就怨恨。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县令把百姓当作子女看待，百姓也会把对待父母的态度施加于县令。这样一来，有些事情即使不严厉也能得到治理，又哪里会有怨恨呢？所以做县令却使本县百姓不爱戴他，一定是他施行的都不是善道。想使政事得到治理，难道办得到吗？因此，把苛细明察当作能干，以鞭打责罚树立威势，抬高自己而轻视他人，爱惜虚名而忘却实际的人，君子是不看重的。如今胡侯治理政事而受到百姓爱戴，难道是因为他有值得爱戴的实际行动，而没有施行任何不善之政吗？既然如此，胡侯确实是贤能的。不过，善于开头的人未必一定有好的结局。过去的人有好的开头的很多，等到祸难到来、邪僻之事侵扰时，很少有人不改变平素的操守、失去自己的坚持。君子之所以成为贤者，只在于尽到自己应尽的本分，并不因外在事物而喜忧。胡侯已经有了好的开头，愿他再勉力保持好的结局！如今任命为县令的官吏，经过三次考核便分别升降；县令贤能的，往往升为郎官或州郡长官。胡侯要努力啊，这是朋友们的期望。

译送郑知县之泰和序 我们县一向被称为有文化传统的地方。那里的君子遵守礼制、敬畏法令，闲居时族人相聚，共同讲习先王之道，用来修养自身，并施加教化于家庭，还希望把它推广到天下。年轻人也读经史、学文章，把考取进士作为事业，所以弦歌诵读之声接连不断。普通百姓则竭力耕种田地，有的在江湖间转运货物，有的在市区买卖，经营十分之一的利润，用来奉养父母、养育妻儿，并自得其乐。因此贤者都明白道理，果断地行善；其余的人安于自己的职业而没有外在的羡慕，也容易同他们一起行善，很难同他们一起作恶。县令贤能，百姓就像敬神明一样敬重他，像爱父母一样爱戴他；凡是他下达的命令，百姓争相勉力趋奉，只怕落在后面。他政事处理得好、措施施行得善，百姓一定铭记传诵，时间越久反而越加鲜明。等到后来，往往还有人建庙祭祀他。这里还有适宜耳目观赏的景色：重重江流、层层洲岛，平坦的田地、肥沃的原野，曲折绵延的山冈，秀丽高峻的山岭，连绵横亘在县境四周。登高远望，所有茂密的树林、繁盛的树木、优良的禾苗、嘉美的谷物、官署民居、高大的建筑，游人行旅的往来，风帆沙鸟的出没，农夫樵父、牧人渔子在烟云昏霭、空旷与若有若无之间相互歌唱应答，全都能使眼目愉悦、内心快乐。至于马、牛、羊、猪，茶、笋、鱼、鳖、果实、蔬菜，以及细葛布、粗葛布、麻和苎麻之类，凡是人们用来供养口腹身体的物产，全都充足，不必向外求取。这里风俗的美好、景物的优胜、繁殖生产的丰饶，就是这样，所以自古以来号称容易治理。贤能的县令到来，没有不感到高兴的；任职久了，百姓更加安定；等他离任后，大家又彼此长久思念。然而其中近来有些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大概有些县令懦弱苟且、姑息宽纵，和和气气地自以为施恩；有些则苛刻专断、动辄决断，急切地自以为有才。于是百姓有的喜欢他们的放纵而伤害善良之人，有的苦于他们的暴虐而导致民众丧亡，这所谓的恩惠其实是便利奸邪，所谓的才能其实是残害百姓。如今这些弊病都已经过去了，县里的善良之民希望得到一个践行仁义、宽严得体的君子来治理，或许可以有所成就。现在他们得到了郑侯。郑侯名璘，字焕文，是永嘉人，因才能被任为御史，出入朝廷，很有声望。后来因服丧离职，如今服丧期满而任泰和县令，这是泰和百姓的幸运。他曾任御史，铲除邪恶、保护善良，振救冤屈和积滞，体恤困苦贫穷，那么做县令又有什么困难呢？他一定会宽厚却不放纵，严明却不残酷，能够革除前人的弊病。县里的善良之民有了依靠，可以站立自守；不善之人也有了惩罚而改过。他的政事措施，后人一定会有值得传诵和记忆的地方。郑侯将要赴任，朝中任职的人都为之高兴，于是请我送上一番话，所以我把这里的风俗、景物，以及百姓能够自给自足、容易治理的情形写成这样，作为赠言；等候郑侯政绩完成后，他的美好功绩还应当再为他作记述，使之流传。贻厥堂诗序 如今皇帝在位，朝廷清明，四方没有忧患，风雨又按时而来，年成丰收，所以一时的人们都有条件自行享乐。普通百姓在田野之间衣食给足，君子都安于行善，这就是所谓六服承受德化的时代。泰和袁君克睿于是趁此时建造自己的堂屋，并命名为“贻厥之堂”，大概是为了承继先人的遗泽，才能拥有今天的一切，并更加思考如何把福泽留给后代。前乡贡进士珠林陈士瞻先生已经为它作记，士大夫们又相继作诗歌咏。袁君正是所谓安于行善的人。看他居处于此，早晚都谨慎小心，不合礼义的话从未说出口，所做的事也从未违背自己的言语。横暴悖逆之事到来，邪僻之事侵扰，他总能抑制自己的意志而没有骄纵之心；他如此笃实地修养自己。传记说：“善行积累在自身，福泽就会惠及子孙。” 那么袁君用来修善自身的行为，正是他用来留给后代的东西。袁氏居住在泰和，世代以善行闻名，流传到今天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是深厚的维持和培植，是不可能这样的。袁君所做的又是这样，所以他的孙子和秀在士林中出类拔萃，这又将使他的家族显赫起来。那冲向云霄、拂过彩虹的高大树林，滔天而沃日的洪波，难道是一天积累而成的吗？根基深厚，枝末才会茂盛生长，这是必然的。袁氏的先人已经在前代有所建树，所以袁君得以享受太平时代的恩泽；袁君又能在今天成就德业，使家族的美好更加扩大昌盛。如果一直不衰替，那么袁氏的福泽大概还没有尽头，而诸公所作、流传后世的诗篇，难道会有穷尽吗？因此我为这些诗作了序，共若干首。赠高协律序 本朝把祭祀之事看得最为重要，凡是隆重祭祀天地和祖先，都有乐舞。而制作和演奏乐章的人，必须谨慎选择。认为学习老子之道的人清静淳一，可以任用，于是慎重选取他们的弟子，安置在神乐观，使他们专门从事这项事务。朝廷对神明如此恭敬。所以自从开始祭祀以来，年年丰收、人民和乐，灾害不发生，天下安宁，四方夷狄向往归附，吉祥异瑞无不全部到来。虽然这是由于皇上的圣德感通而达到的，但执掌事务的人主持礼仪、制作乐章，能够秉持德行、协同心志，大概也有所帮助。我们邑里的高扶摇，因为选任而在神乐观任职，正是所谓清静淳一之人中的佼佼者。他对于礼乐之事，了解得十分审慎，实行得十分熟练。历经二十多年，从未有丝毫过失，名声传到人们那里，同列之士没有不敬重爱戴他的。朝廷知道他的才能，举荐他为太常寺赞礼郎，他的才能更加显著。已经九年了，于是升为协律郎。了解扶摇的人认为他适合这个职务。祭祀是国家大事，而礼乐的作用最为紧要，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楚茨》所谓“永锡尔极”，大概根本在于“既齐既稷，既匡既敕”；《执竞》所谓“降福穰穰”，大概根本在于“钟鼓喤喤，磬管将将”。由此看来，礼乐所能感召的作用，难道不重大吗？扶摇凭借自己清静淳一的操行，处在太平隆盛的时代，从容办理礼乐事务，以辅佐圣明天子，感动神明，招致福祥，使国家无穷的福庆不断增长；他的职责实在既荣耀又重大。如今职位更加提升，扶摇应当更加思考慎重，以修治自己的职务，早晚温和恭敬，办理事务严肃谨慎；这些正是他应当牢记而不可丧失的。扶摇已经得到升擢，要赴南京任职。他一向交情深厚的朋友通过中书舍人钟君子勤，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我也一向同扶摇交情深厚，所以把他的荣耀和职任的重大如此详细地写出来，为他送行。扶摇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善意的，并更加勉励自己吧。

译郭处士挽诗序 郭君彦常去世已经十年了，他的儿子、陕西按察佥事公绪把士大夫哀悼挽歌的文章汇集成一卷，请我写文章作序。唉，彦常实在值得哀悼啊！我家在泰和，同郭氏居住相近，又都喜爱诗书和仕宦，所以彦常同我相互爱重，情谊最深。既然如此，我当然知道彦常值得哀悼之处，这应当体现在我的文章中。彦常姿貌伟岸，慷慨而有气节，但善于自我约束整饬，即使仓促之间也不违背义理。他待人不分贵贱，对所有人都有恩意；只是特别喜欢同贤士大夫交游，来往谈笑，十分欢乐。他偶尔谈到治理政事，彦常议论纵横，才思奔放，所作安排措施有超过常人的地方。等到评论一时人物的是非曲直时，也都能符合人心。他年轻时曾游学京师，进入太学，同天下贤能豪杰交往，亲眼见过公卿大夫办理事务的情形，所以才通达、见识明白到这种程度。他又用心公平，处理事情从不苟且，因此乡邑官员的政事有不合适之处，乡里百姓心中有不平的事情，大多来向他咨询裁决。彦常都替他们尽力办理，没有不感到满意的。因此上下各方都推重敬佩他，认为彦常不只是治理百里的才干。彦常虽然有才有德，却不屑于求取仕进。永乐二年，朝廷下诏访求贤才。如今的春坊谕德汤先生、翰林修撰梁先生都很了解彦常，打算上奏荐举起用他，但因他有病而不能举荐。不久彦常就去世了。唉！凭彦常这样的贤能才干，却没有多少机会得到任用，直到死亡，这难道不是他的不幸吗？难怪士大夫们哀痛惋惜他，不能停止谈论他，何况是我呢？然而，古人怀抱杰出才器，却不被人知，最终默默无闻地死去的，究竟有多少？有的人幸运地显达了，但才能与职位不相称，到死后终于湮没；也有人因此暴露出自己的不善，没有什么可以掩盖。这些人想求得一句哀悼惋惜的话，又怎么可能得到呢？彦常虽然没有显达，但世上了解他的知己本来就很多，又有人把他的贤能才干彰显于久远，那么彦常也不能算是不幸。唉！彦常大概可以不朽了！所以我为他作这篇序。他操行的详细情况，有记载他葬事的文章说明，这里不再写；写下他的善行如此，不只是为了抒发我的哀痛，也是借此安慰朋友们的思念罢了。送郭佥宪诗序 永乐二十年三月，我的朋友浙江按察佥事郭公绪因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将要前往京师。我们这一同道之人深厚地珍惜朋友情谊，重视离别的感伤，于是一起在城南济渡庵的僧舍设宴饯行，面对眼前事物作诗为他送行，并认为应当由我作序。我回忆从前一同在乡校游学时，郭君的文章和议论颖悟出众，远远超过同辈，同我尤其友好。这样的交情持续了五年，我先考中进士，进入翰林，彼此不见已经很久。后来郭君也考取乡荐，却随即因服丧离职。过了很久，他才应征进入太学，这才有空闲与我来往，以饮酒谈笑为乐。算起来分别已经七年了。又过了两年，郭君考中进士，历经都察院考察，颇有声名，但他勤于职守，几乎没有空闲。内心虽然相亲，行迹上却已经疏远了。后来他离开京城任陕西按察佥事，又调任浙江，其间不能以一个月来计算相处的时间，大概没有一次不感到遗憾。前年我和郭君都因为母亲去世回到乡里，在办理丧事的空闲中，时时能够相见，像平生一样互相慰问、安抚辛劳。然而家中的事情也逐渐增多，不能像过去那样相聚，因此又未尝不惆怅叹息。我们从相互友好以来直到今天，已经二十五年了；开始时是少年，中间成为壮年，如今将要老了。然而这期间真正相聚相处、共同欢乐的日子又有多少呢？如今他又匆匆离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相见并共同欢乐，那么我又怎么能停止言说呢？古代大夫君子出行时，同列中的贤者作诗为他送行，是为了赞美他的德行，勉励他的功业，并希望他不要长久滞留在外。尹吉甫的诗说：“仲山甫的德行柔和美善，是天下的法则。”又说：“早晚不懈怠，以侍奉一人。”又说：“柔弱者也不轻视，刚强者也不阿附。”到了篇末，又用早日归来安慰他的心。朋友之间的情谊，竟深厚到了这样的程度！千年以后，人们因这些诗仍能想见当时的人，还足以由此生起敬意和仰慕。如今这些诗也有这样的意思，其中寄托事物、比附义理，大概是很深的。郭君有时取来阅读观看，或许可以用来安慰朋友们对他的思念吧。送尹御史按广西诗序 我读《皇皇者华》这首诗，感叹古代君臣忧虑百姓的情怀，为什么同今天如此相似啊！作为君主，心中有忧虑百姓之意，却不能亲自接触百姓，于是派遣使者。使者向百姓宣扬皇上的德意，把民情引导上达皇上。因此诗的首章说：“常常担心自己有所不及，于是对于咨询、谋议、考察、询问，屡屡表达心意。”大概有“常常担心有所不及”的心情，又勤于咨询、谋议、考察、询问，才能尽到使者的职责，符合皇上的意旨，这职责是多么重大啊！我国拥有天下，土地疆域的广大，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已经设置十四布政司来治理，仍然担心恩泽不能下达到底层，民情不能上达朝廷，于是有巡按御史出巡。既然亲自到各地巡视而派遣他们，等他们回来时，又有反映民情的奏章。这样，上面的德意不受阻塞而到达下方，下面的民情也不受阻塞而被上面听见，上下沟通，这才成为太平。我朋友尹崇高任监察御史，有能干的声名。今年被选派巡按广西，朝中的士大夫知道崇高能够尽职而感到高兴；广西百姓有了这样的遭遇，也都作诗赠送他，并认为应由我作序。我认为崇高立身朝廷，亲眼见到天子施行仁爱于百姓，他奉行宣扬恩泽、访察民间隐情，大概正是他的志向。如今他要离去，即使只有几句赠言也可以了，但诸公却像这样不能停止言说，大概是为了表达他们深切不舍的情意，希望崇高的美好声誉永远流传不尽。不过，我还有话要说。广西距离北京万余里，那里有许多猺獠，而在那里做官的，难道都循规善良吗？其中大概有软弱而受人压抑的，也有强横而抗拒教化的。尹吉甫送仲山甫的诗说：“柔弱者也不轻视，刚强者也不阿附，不欺侮孤儿寡妇，不畏惧强暴有权势的人。”这是崇高应当致力做到的。可是，这只是说他办事的原则。诗中不是还说：“仲山甫的德行柔和美善，是天下的法则；古人的训诫要遵循，威仪要努力修养”吗？这又是崇高应当致力做到的。如果真能这样，那么他将以肃敬的使命，明察国家治理的好坏；早晚不懈怠，以侍奉皇上，就同仲山甫一样了。崇高要努力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送尚宝司卿张君归省序 张君名信，是东莱人。他以孝闻名于当时已经很久了。永乐初年，张君的母亲【缺字】氏病重，生命垂危，各种办法都不能治愈。张君向上天祈祷，割取自己的肝脏和药一起进献给母亲，母亲服下后很快痊愈。此事被太宗皇帝听闻，嘉奖他的孝行，下令在他的门闾上立匾表彰，并任命他为尚宝司丞。张君在职时恭谨小心，一点也不懈怠。他爱好学习，就像饥渴的人渴求饮食一样。当时我任翰林修撰，曾因职事同他往来，张君总是跟随我来请教、解除疑惑，我也乐于尽力帮助他。仁宗皇帝在东宫监国时，张君留在身边侍奉左右，同我的交情更加亲密，对职守也更加谨慎。仁宗皇帝喜爱他，等即位后，他便由尚宝司少卿升任现在的职位。张君的母亲也被赐封为太宜人。过了很久，张君向当今皇帝请求，获得准许回乡省亲，又赐给他钞二千贯作为路费。他将要出发时，同列中的贤者袁君忠彻、葛君贞、俞君敬，邀请士大夫中能作诗的人作诗为他送行，并请求我作序。我同张君交往不是一天了，还有什么不能为他说的呢？我听说臣子之道只有忠和孝。张君侍奉亲人，已经可以说是孝；他用来侍奉皇上的方式，大概也差不多可以说是忠了。如今他回乡，太宜人年过八十，仍然健康强壮、平安无恙；张君凭借显赫的爵位俸禄奉养母亲，使她享受和婉愉悦的生活。乡邻父老看见张君能够以孝著称而升到显贵的职位，又有理由认为这是给亲人增添荣耀。像这样引起的敬意和仰慕，应当多么深厚啊！不过，忠和孝并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侍奉君上的忠心，正是侍奉亲人的孝心推展开来的。君子实行这种道理，贯穿终身；开始时谨慎、到后来却懈怠，不是君子所做的。张君要更加努力保持自己的晚节啊！不要以自己已经做到的事情自满，而要以古人所做到的事情勉励自己，这样也就是君子了。张君出发吧，希望你按时回到朝廷，整治职务，不要长久滞留在外。南迳胡氏族谱序 南迳胡氏一族最为兴盛，如麒大概是这个家族中杰出的人。监察御史尹崇高推荐他的才干，提拔他任任丘知县，他将要赴任，拿出自己所撰写的族谱，请我作序。南迳在泰和西北三十里处，我过去曾到母亲家，常常经过那里，看见层层楼阁、宽大的房屋，参差错落地隐映在重重山冈和深长山谷之间，未尝不感叹它的兴盛。等到得到族谱阅读，才知道胡氏居住在南迳已经十代，而现存子孙将近百人，后来出生的人还没有穷尽，繁盛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因为积累有根本吗？我家一向同严氏通婚，如麒和他的弟弟如龙、如绂也同严氏联姻，所以如麒向我请求作序，我即使想推辞，又怎么能够呢？所谓世代相传的故家大族，难道是偶然形成的吗？一定是祖宗的善行充实于自身，又施及他人，然后子孙才有所凭借，因此能够长久兴盛而不衰落。譬如江河之水浩浩荡荡，流过万里直到大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由此就可以知道它的根本所在。然而世人评论氏族，专门以爵位的高低为标准，却不考察德义的兴衰，所以那些自以为满足的人往往用欺诈冒充来抬高自己，我私下对此感到奇怪。豫章徐孺子终身只是平民，但天下后世尊敬仰望他如同泰山北斗，经过他家乡的人尤其会生起敬意和仰慕，那么对于他的子孙，谁忍心轻慢呢？当时那些狐媚阴险的奸邪之徒、鬼蜮般的强横人物，并不是没有显赫得志的时候；然而他们的子孙即使知道，也会以谈到他们为羞耻，那么究竟应当凭什么光大宗族、惠及后代，其所看重的方面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因此君子笃实地行善。南迳胡氏的先祖据说是从永阳分支出来的，先前显达的人都不必说；居住南迳而显名的，止于提领、山长以及乡里的善人。如今如麒渐渐光大显达了，他还要更加笃实地行善啊！如果以先人的善行为可以依赖的资本，却忘记自己应当如何继承，那是不可以的。从前栾武子任晋国卿，有功德于当时，晋人思念他，如同召公去世后人们思念甘棠；他的儿子栾黡仗恃奢侈、轻蔑义理，等到栾武子的恩施消失，栾黡的恶行显露出来，于是栾盈承受祸患而使宗族败亡，这不可不引以为戒。《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胡氏的子孙都努力奉行，那么这部族谱即使流传百代，也不会衰落。赠浙江副使江君序 建安江君至坚任监察御史满九年，因考绩最优，升任浙江按察副使。诸位公卿笃厚同僚之谊、重视乡里之情，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同至坚同年考中进士，又一同在朝廷任职，彼此相知最久；他离去时，本来就应当写文章赠行，何况又有人请求呢？所以替至坚说出他所希望听到的话。代替上天来养育百姓的人是天子；然而天子不能亲近百姓、施行养育他们的政令，所以把这件事托付给郡守县令，由布政司统辖，又设置按察司来监督，替百姓着想的安排已经很完备了。因此世上谈到养育百姓，必定说到郡守县令；百姓没有得到养育，就一定责怪郡守县令不贤，这是从他们的职分来说的。如果君子深入探究其中原因，就会发现并不完全如此。郡守县令既然远离天子，如果不是忠实而不欺骗的人，很少有不废弃法令而使百姓受害的。担任按察司官员的，能够明察照见这些事情，公正地处理，奖励正确、纠正错误，扶助善良、摧抑邪恶，不让丝毫私情扰乱，那么贤能的人会更加勉力养育百姓，不贤能的人有所畏惧而不敢伤害百姓。因此，担任按察司，正是郡守县令由此变得贤能、百姓由此得到福泽的原因。这个职务难道不确实重大吗！我回忆自己小时候跟随外傅学习时，看见有人被豪民和贪暴官吏困扰，便说：“我将要到按察司申诉。”那些人一定惊恐不安，害怕退还他们所取得的财物并解除不平之事，有的还订立约束来表示不敢再这样做；他们确实有所畏惧而服从。自从我懂得政事以来，所见受到困扰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听说要申诉便害怕，有的听说要申诉反而更加凶恶。这难道全都是受害者自己的罪过吗？或者监督治理他们的人也有做得不够好的吗？唉！按察司的贤能，是天子赖以养育百姓的凭借，也是百姓赖以安宁的凭借。如果其中有人做得不够好，那么百姓的疾苦从哪里得到消除呢？因此君子深入探究养育百姓的缘故，最终归结到按察司是否贤能，并不是过分的议论。浙江自古以来号称大藩镇，如今任按察使的是林君茂宏，我知道他贤能；至坚前往辅佐他，又很贤能；凡是同他们做同僚的人，也一个个都贤明，对于是非善恶都不受私情扰乱，能够使人心悦服，那么浙江任守令的人就应当没有不贤能的，百姓也应当没有受困苦的。这难道不是深大的幸运吗？所以我赠给至坚的话就是这样，他也会认为我说得对吗？还是会认为我说得迂阔呢？

译赠张御史任南京诗序 张佥事荐是我泰和故家子弟。他的祖父、父亲都温和恭敬谨慎，有长者的风范。他的哥哥张坦是我王氏的女婿，聪敏好学，已经考中乡试，却还没有做官就去世了。张时荐继承哥哥，尤其专心于学问，人们说张氏世代积善，子孙一定有显达的；现在看来，果然可以从张时荐身上得到证明。如今时荐考中进士，得到监察御史的职位，足以说明行善必有报应。时荐接受任命后，将要前往南京，县里的仕宦之人都让我要赠他几句话，而时荐的意思似乎也希望有所收获。唉，我是个迂阔的人，虽然有意学习古人，才干却不适合时务；我赠人以言已经很多，但大都被认为迂阔而不被采用，所以常常后悔自己所说的话。时荐既然做了御史，权势地位尤其不是迂阔之人所能接近的，他又为什么要取用我的话呢？不过，这是时荐的愿望，我怎么能始终沉默呢？如今的御史兼有古代台谏官的职责，凡是人们不能说、不能做的事情，御史都可以说，都可以做，由此可知职责的重大。然而凭什么才能称职呢？只是仁义罢了。仁足以战胜私欲，义足以裁制事务，然后自身才能安稳、功业才能建立，不辜负所承担的职责。古代君子都是这样。后世的人如果能做到这些，也就是古人罢了。不过，遥远的古人难以考证，眼前的事情容易使人相信，姑且把乡邑中所知道的事讲给时荐听。洪武初年，我的叔祖启翁先生出任御史，他的言论刚正直率，所做的事一定遵循正道，因此得到皇上的知遇，增加了荣宠俸禄，却仍然贫穷得同平民没有区别。后来有陈仲述先生任御史【缺字】年，他廉洁正直的操守、忠诚谨慎的行为，始终如一；等到去世时，没有留下多余的财产。这两位先生，士大夫直到今天还称赞他们，难道他们比不上古人吗？取法前辈，追踪古人，是时荐应当努力做到的。士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学习圣人的道理；圣人的道理不外乎仁义。当他尚未被任用时，姑且把仁义存于心中；等到被任用，却因为家事拖累而抛弃仁义，以至于名声败坏、身体受辱，那么作为士人又有什么可贵之处呢？时荐要努力啊！我赠给你的话就是这些。如果你也认为它迂阔，那么我后悔自己所说的话就更加厉害了！时荐要努力啊！凡是作诗赠送你的诗，都附在下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抑庵文后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七　明·王直撰序 赠沈君之大同序 大同在今天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它的西北数百里处是黄河，黄河以外都是废弃之地和残余势力、遗留族种往来的地方，所以朝廷常常在这里部署重兵，命武安侯郑公为征西将军来统领他们。不久又选拔有才干品行的文臣前往辅佐，得到山东参政沈君仲载。郑公端庄厚重、持重稳健，沈君又通达练达、周详雅正，凡是安定内部、抵御外敌的事情，都能曲尽其宜，于是边境安宁，烽火几乎熄灭，评论者都认为用人得当，众口一词地赞誉他们。不久沈君因九年考核成绩优良来到京师，皇上嘉奖他的劳绩，升为从二品，仍然前往征西幕府参与军务。君子都认为这是适宜的。将要出发时，他一向交情深厚的礼部郎中孙原贞等人请我写文章赠行。我说，本朝制度规定，做官满九年就要调任，这是为了表彰劳绩、勉励功业。然而也有任职久而不调动的，难道只是因为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吗？大概也是希望让他长期任职，以完成其施政；而且必须是才干品行优良、能够得到皇上信任、适合下属拥戴的人，这样的人也很少。因此沈君离任时，他受到上下各方的寄托和期望，就可以知道了。他的贤能远远超过常人。大同在周代属于并州，周宣王时猃狁入侵内地，《诗经》说“出兵征伐猃狁直到太原”，说的都是并州地区。到了汉代，这里成为云中郡。当时匈奴单于的王庭正对着云中，屡屡造成边患；汉武帝多次派将领出兵云中，斩杀敌人、俘获俘虏。汉朝既劳民伤财，敌人也疲惫衰弱，议论者认为汉朝取得了下策，大概是把敌人驱逐到边境尽头才停止，这比困顿国内来应付外敌稍好。然而既然已经发生才驱逐敌人，哪里比得上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防备呢？所以仍不能算是防守的上策。国家圣明的君主相承，以德安抚他们，以威势震慑他们，于是他们叩头服从，奔走进贡。圣明的谋略、睿智的筹算超过前代，却仍谨慎防备边境、整肃军政，这正是虞廷君臣所谓“警戒而使天下无忧”的意思。沈君此去，还要更加思考如何符合皇上的旨意啊！《诗经》说“有威严又有辅翼，共同承担武事”，那么功名的盛大、爵禄的崇高，将会更加进步而不会停止。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行序。

译赠广西参议汪君序 汪君景明任监察御史满九年，因考绩最优而升任广西参议。汪君同我、兵部员外郎李君约、主事龚君箎同年考中进士。这次他将要出行，他的同乡朋友、同任御史的程君富，和李、龚二君一同来对我说：“同年考中的士人如今同在朝廷任职的，没有几个人了。汪君此去，你应当不要吝惜言辞。”唉，我怎么敢对汪君吝惜言辞呢？只是没有什么可以对他有所帮助的。过去同年考中进士而任职的人，都明显有才干品行，获得当时的声誉。只有我滥居翰林之职，没有一点长处可以显现，大概年轻时就已经不如别人，何况现在老了呢？幸好诸位都有所成就，我的愚拙也因此得以蒙受庇护和依赖。如今汪君离去，我正日夜盼望他成为庇护我的人，我又凭什么能够帮助他呢？不过，愚笨的人志向坚定而思虑专一，或许也能有一点所得，请允许我试着说给他听，由汪君自己选择。世上谈论治理百姓的人，一定会说郡守县令。然而县令同百姓最为亲近，所以百姓的安乐和忧患都系于县令。能够爱护百姓的县令本来很多，但使百姓受害的也不少。大体说来有两种：有刚强干练的才干，却没有慈爱善良之心的人，放纵自己的贪婪残酷，有时甚至伤害百姓；有偷懒苟且的心志而没有办事才干的人，只顾徇私苟得，不顾百姓。凡是替他们助势的，都是奸猾的百姓、狡黠的胥吏以及无能无赖之徒。居上位的人，有时也有知道情况而想追究的，他们便百般掩饰遮盖，妄加保举担保。因此百姓无处申诉，郁积日久，大概就会有人大发不平之气。布政司所统辖的府、州、县，就是府、州所统辖的地方。如今接近百姓的官吏尚且如此，那么作为布政司，想要宣扬上级的德意以惠及百姓，并使百姓各得其所，难道能够做到吗？广西地域广大而偏远，又有许多猺、獞，号称难以治理。所希望得到的，只有贤能的长官。汪君离任时，精心鉴察、广泛访求，果然全都是贤能之人。汪君可以无忧了。倘若有像我前面所说的那种人，汪君的政务尤其不应忽略此事。用明察来辨识，用刚断来决断，百姓的疾苦大概就能有所痊愈了吧？汪君所建立的功业以及庇护、惠赖于我的地方，岂不将更加广大吗？如今广西的藩司、按察司大臣中有许多贤能之人，应当能够妥善处理此事。汪君又端庄稳重、谨慎周密，通晓政体，熟悉民情，办理此事并不困难，其中有些道理也不必等我来说。然而我还是说了这些，希望或许有所帮助。这也不过是愚者的过分忧虑罢了。汪君难道也能体察我的心意吗？赠工部主事萧和鼎复职序 万安与我们泰和是邻县，当初设置县治时，大概是分割我县的土地归属它，所以两地风俗大体相似。小民便努力耕作来充实家业，君子则勤奋学习来修养自身。两县的人多有通婚、结交友好；他们出仕到外地，也尤其彼此相亲相厚，有互相扶助的情谊。大概是土地相接、风气相通，所以彼此没有隔阂到这种程度。学堂萧氏在万安是大家族，他的居地接近我县南乡，所以萧氏的贤者与我县士人相亲相爱，尤其深厚。永乐初年，我有幸结交萧孟常，二人的意气十分投合。我忝居翰林，而孟常任御史，公务之余，常常倾心相交，彼此欢洽。他性情喜好直率，急于行义，大概孟常能够补益我，而我却没有什么可以补益孟常的地方。如今他任浙江参议后离职，大概已经年老而且多病了；我每次谈到良友，都不免为他惋惜。和鼎是孟常的侄孙，任南京工部主事，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没有机会相逢致意。今年考核政绩来到北京，承蒙他到我这里来拜访。看他的仪容，温和而有礼；听他说话，恭谨而有条理；考察他内心所存，大概是质朴正直、敦厚而不沉溺于流俗。等到询问他处理政务的情况，又见他慎重勤劳，能够因事施政、取得成效而不辱没自己的官职，和鼎难道又比一般人贤能吗？君子出仕，应当以质朴正直为根本，再用勤勉谨慎来成就它，大体上就是务实而不浮华，顺应事理而不屈挠，不因怠慢、嬉戏、安逸游乐而荒废政事，不轻率妄动以招致过错。君子之道本来就是这样。由此说来，凡是外表装饰得很漂亮而内心放荡，喜欢奢侈放纵而废弃法度约束的人，距离君子就很远了；想要享有荣耀名声而保持最终吉祥，也很困难。和鼎出仕，能够这样做，还希望今后更加努力吗？和鼎将要再次赴任南京，他的妻弟、刑部主事刘广衡请我写文章为他赠行。广衡本来就是我所敬重的人，我又想到乡邑之间的情谊，所以写下这篇序文赠给他，以表达彼此以情谊相助的意思。

译诸源钱氏族谱序 吉水诸源钱氏，是吴越国王的后裔。忠懿王的儿子惟济，仕宋任吉州防御使；他的儿子钱昕于是定居在庐陵的衮源，传到钱和，又从那里迁到诸源，至今已经十三世，经历四百年。族人繁盛，大约有几千人，衣冠人物、文化礼制的兴盛，其他家族很少能够相比。然而两次经历战乱流离，族谱丧失。如今翰林侍读学士钱习礼担心无法辨明尊卑、说明亲疏，于是考订旧资料，重新修撰族谱。书已经完成，拿来请我作序。我认为古代世族大家，一定有宗法来端正根本、联结支派，使尊卑有次序、亲疏得以明辨，长久而不混乱。自从宗法废弛，家族没有统属，于是出现服丧期限已尽、亲属关系已尽，便彼此视同路人的情况，君子对此深以为忧。这就是族谱之所以要编修的原因。编修族谱，凡是同出一源的都登记在内，说明他们的来历，并谨慎标明分支的由来；尊卑亲疏，灿然明白，用仁来敦厚它，用义来端正它，族人越远越多，而相亲相爱的心意却没有间隔。这样，宗法虽然废弃，伦理情谊却不违背，正是依靠族谱来维系；它所关系的事情难道不重大吗？钱习礼君如此恳切，实在是应该的。吴越自武肃王兴起，杀刘汉宏，诛董昌，击败并赶走黄巢，保有自己的土地，接受唐朝的封爵，传到忠懿王，才归附宋朝，共有五六十年。吴越百姓安于安逸快乐而不知道战争，只有依靠钱氏；钱氏对百姓有德，对宋朝有功，难道是小事吗？钱氏子孙应当长久而兴盛。从诸源钱氏来看，以学问、品行、声名、爵位显达闻名的人很多，后来俊秀的人还多得数不清，那么居住在其他地方的族人就可想而知了。这难道不是恩泽长久的证明吗？我听说，君子立身，贵在后代有所承继；譬如泉水，源头虽然深远，如果再疏导使它通达，水流就会更加长远。钱氏先人所建立的事业伟大了，也确实有后人承继。倘若世世相继而不穷尽，那么就会源源不断地延续下去。承继先人的方法，应当怎样呢？不过是仁义罢了。把仁义修养于自身，再施行于宗族，又推广到他人，那么用来承继、借助和维持家族的力量就会更加厚重坚固，子孙的兴盛从十三世延续到百世，也是可以希望的。我与钱君是同僚，情谊使我不能推辞，所以写下这篇序文，告诫诸源钱氏的子孙。赠徐太守致仕南归序 清江徐公仲敬任太平太守已经二十三年了，他的治理成绩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大概徐公内心笃厚地爱护百姓，所以话一说出百姓就信服，行动一展开百姓就跟从。无论老少、贵贱、愚昧或贤能，没有不喜欢徐公的德行、服从徐公教化的。每满九年，本来应当升迁，郡中百姓总是上奏请求留任他。大概就像孩子对于父母，不能一天离开一样。唉！他得到百姓拥戴，竟然深厚到这种程度吗？今年他又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年纪已经七十二岁，而母亲还健在堂上，已经一百零一岁了。于是向吏部恳切请求，乞求退休来奉养母亲。尚宝卿葛君贞是太平人，多次对徐公说：‘您想离任，对自己的打算确实方便了；可是百姓怎么办呢？希望您暂且留任一段时间，以安慰百姓的心意。’徐公说：‘我的年纪到了如今，理应离职，而且母亲年老了，哪里还会再有一百岁的长久时间呢？如今离任，也许还能稍稍尽奉养之责，以完成我的心愿，我哪里还有空考虑别的？朝廷一心养护百姓，贤能人才很多，一定会有能够像奉养父母一样治理百姓的人，我怎么可以不离任呢？我的心意已经决定了。’吏部也不忍心违背他的意愿，向皇上进言，皇上准许了这件事。君子求学，大概就是想要做到忠和孝。在家就侍奉父母，出仕就侍奉君主，二者都尽到自己的道义，君子的德行就完备了。然而能够两方面都完全做到的，大概很少。《四牡》这首诗作于周朝盛世，其中的人离开父母来侍奉君主，可以说已经尽到了自己的道义；君主慰劳臣下，也可以说能够体察臣下的心情。然而诗中说要带母亲来的人，却没有看出他实际上真的这样做了。这样看来，即使周朝盛世，人也有不能兼顾忠孝的，何况后世呢！徐公出仕时，对百姓有恩，对朝廷有功；等到年老时，又能够回家奉养亲人。徐公能够两方面都尽到自己的道义，本来就足以由此看到他的德行；圣明天子施仁惠于臣下百姓，在这一点上超过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也可以看出来了。这难道不是非同寻常的际遇吗？我听说古代君子退休归乡，就用自己的道义教导乡里的士人子弟。徐公归乡后，乡人子弟一定会受到他的德行熏陶，都奋发于忠孝。我虽然也是太平人，惋惜徐公离去，却又郑重地为清江表示庆贺。葛君等人请求我写文章为他赠行，我一向与徐公情厚，所以不推辞而写下这篇序。

译送廖佥宪序 国家设置官职是为了百姓，既设置布政司以及府、州、县，制度已经完备；又设置按察司，这不只是纠察百姓，也是纠察那些治理百姓而不遵守法令的人。大概天子把使百姓安定、得到养护作为心愿，却不能亲自接触百姓，所以把这件事交给众多官司，使百姓都能衣食充足，安居在乡里。然而官职既多，官员的才性又各不相同，能够奉行并顺应皇帝德意、惠及百姓的，固然有；放纵地处在百姓之上、反而成为百姓祸害的，也不少。若不加以纠正，就无法昭示劝善惩恶，中等才质的士人将随波逐流，百姓也会承受不住这种祸害。按察司的职责，大概就是纠察、纠正这些事情。既然如此，百姓能够安享养护而不至于失去所依，实在与按察司职责的重要性密切相关，这是可以明白的。然而担任纠察之任，不是靠言语能够做到的，只能靠实际行动。传文说：先要自己没有这种过错，然后才能责备别人。因此，自己没有贪欲，才可以责成别人防止贪欲；自己没有私心，才可以责成别人公正；自己能够不苛刻、不残暴，然后才可以用仁爱宽恕要求别人。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都应当如此，否则想让别人服从而不发生争讼，大概很困难。这样看来，按察司之所以能够纠正百官，使百姓各得其所，实在取决于自身。谨慎修养自身来作表率，百姓哪有不服从的，人们哪有不得其所的呢？这个道理人人都知道，但实际行动有时做不到，是因为立志不坚定、信奉道理不深切，又被家庭牵累的缘故。果真把家庭当作牵累，贪污邪僻的念头就会萌发，苛刻残暴的行为就会发生；父兄子弟中顽劣无耻的人，又会仗恃势力放纵逞强。这样既不能修养好自身，又怎么能庇护自己的家庭呢？身居上下官民共同倚望的职位，却把自己毁弃掉，难道不是荒谬吗？从前我的朋友廖先生潜仲，每次同我谈到这些，都深深叹息。先生学问广博、才华很高，品行端正、志向坚定，足以担任大任，却只做了教官，君子都为他惋惜。他的儿子谟，接受先生的教诲，才华品行卓然有成。于是刑部尚书魏公认为他奇异出众，从主事职位选拔为福建按察佥事。谟的道得以施行，就是先生的道得以施行。他将来应当担任大任，成就大功名，我还要对谟寄予希望。他将要出发时，他的姻亲、兵部郎中曾士弘嘱托我写文章赠行，所以我把他父亲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写下来赠给他，以表达期待和勉励之意。郑侍郎寿诗序 从前诗人作诗，对于自己所尊敬、所亲爱的人，一定用祝寿的话来祝福。寿命是福分之首，有了长寿，才能享有各种福分，所以在宴饮欢乐之际一定祝福长寿，是为了进一步表达敬爱之情。《行苇》是宴请父兄和老人时所作的诗，其中说‘斟满大斗酒，来祈求老人长寿’，这是施用于亲近之人的祝愿。父兄唱诗来答谢，就说‘君子万年，赐给你光明的福’，这是施用于尊长之人的祝愿，《既醉》诗就是这样。至于《南山有台》，是宴享时通用的乐歌；对于贤能的宾客，便赞美他的德行而祝愿他长寿。既然说‘万寿没有期限，万寿没有疆界’，又说‘美好的德音永不停止，美好的德音日益兴盛’，直到说‘保佑爱护你的后代才停止’。大概德行是长寿的根本，虽然说是在赞美他，实际上也把愿望寄托在其中。诗人的忠诚和深厚爱意，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后世君子对于自己厚爱的人，有庆贺、歌颂、祈祷的诗，大概本于古人的遗意，怎么可以停止呢？南城郑公守忠，是本县的君子。他敦厚温恭，致力于修德，勤于守礼。他的次子郑文实任吏部侍郎，以贤能为皇上所知，在当世很有声名。这是由于郑公的德行所致，因此蒙受恩典，被封为吏部右侍郎。郑公生于甲辰年，到今天乙卯年十二月十日，年纪已经七十岁了。他的几个儿子、孙子将于这一天大摆酒宴，盛情邀请宾客来庆贺。亲友中在京城的，刑部主任何自学等人，惋惜不能参加祝寿的行列，于是作诗，派人带回去表达祝祷，并请我作序。唉！郑公的寿命很高，这大概是他的德行所得到的回报；又有贤能的子孙足以承继他的志向，福分聚集在郑公身上，可以说既完备又厚重了。然而郑公直到老年德行仍不改变，子孙也一个个更加杰出，都足以使家业世代相传，那么郑公的福分难道不是更加完备厚重吗？我看《行苇》等诗，都是作于周朝盛世，那时德泽深厚、礼义修明，所以人事能够这样。如今圣人在上，时令调和、年岁丰收，万物生灵都安享太平；郑公长寿健康安宁，得以尽情享受宴饮之乐，接受这些美好的祝颂，享受无穷的福分。假使把这件事传给后世，使后人知道今天的太平欢乐与周朝盛世完全没有不同，那么这首诗将成为国家的光彩，而不只是一个家族的荣耀。所以我写下这篇序文，不推辞这件事。

译赠杨太守序 登州太守杨侯杨颐任职三年，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考核列为优等后将要回去，工部郎中韩翼等人请我写文章为他赠行。杨侯曾任刑部郎中，后来改任工部郎中，与韩翼等人同僚，彼此十分友好。他们友谊深厚，对彼此的期望又很长远，不借助言辞就无法表达，所以来请我写文章，是合宜的。从前申伯出封到谢地，尹吉甫作诗送他，《崧高》篇就是这件事。周朝分封爵位的制度，封地不过百里；如今的大郡，大概有古代封地的十倍，那么今天的太守，比古代诸侯所治理的地方还要大了。他修养德行、惠及百姓，难道可以落后于古代诸侯吗？既然如此，用言辞赠送他，以表达殷切的情意和愿望，怎么能够少得了呢？太守所辖之地有一千多里，这一千多里之内的百姓，都对太守有所期待。太守不能独自治理，还要把政务交给县令；这样，百姓的安乐和忧患，又取决于县令。可是县令之所以贤能、能够惠及百姓，难道不是要靠太守表率、激励他们吗？所以，宽厚来容纳众人，仁爱来惠及下属，刚强来去除私欲，明察来辨识奸邪，公正来处理事务，敏捷来建立功业，这些都是太守修养自身并表率他人的方面。自身具备这些德行，县令又受其感化，百姓哪有不受到他的恩泽的呢？否则，就没有办法给县令作表率，县令也没有可以承继效法的准则，反而放纵自己来祸害百姓；百姓的祸害虽然由县令造成，实际上却出自太守。太守所承担的关系如此重大！杨侯治理郡政三年而能取得成绩，可知他能够表率、激励县令，百姓受到他的恩泽也就可知了。我曾经读到《崧高》末章说：‘申伯的德行，温柔仁惠而且正直。’由此知道申伯治理政事的办法：温柔仁惠，是柔德的优点；正直，是刚德的优点。过于刚强就会流于暴烈，过于柔弱就会流于软弱，刚柔相济，德行才完整。这样治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像我前面所说的‘太守修养自身并表率他人’，大概也接近这个道理了。所以我愿意始终把这几句话诵告给杨侯。杨侯任职已久，通晓治理政事的道理，应当会从我的话中有所取法；等到九年期满升迁，我将来还会见到这件事。赠柯知州归吉水诗序 池阳柯君暹，字启晖，最初参加应天府乡试被推荐，因擅长书法进入翰林院。壬辰年参加会试，考中校官选拔，仍在翰林院执笔办事。第二年我随从皇帝留在北京，启晖则在南京。当时少傅杨先生正主持翰林院，启晖得以接受他的教诲。后来我因母亲去世服丧回乡，在杨先生处见到启晖，但没有空闲从容地与他亲切交谈。不久便听说启晖授任给事中，因论说政事升任知州，治理永新。过了很久改任吉水。永新、吉水与我所在的泰和同属吉安府，彼此相距不到二百里，却不能往来。等我起复任职离开家乡，两地就更加遥远了。然而他的良好政绩，我也听说而知道。今年任期届满来到北京，大概过了很久，我还没有见到他。等到考核政绩列为优等，他回任时，本县在外做官的人，如翰林修撰尹凤岐等，都作诗为他送行，并请我作序。我认为启晖胸怀奇才、意气豪迈，不只是治理百里的才干；如今把才干施展于百里之地，大概绰绰有余。我性情向来迂拙，说话不切实际，是豪杰之士所鄙弃的，还能说什么来赠给他呢？又想到我和启晖同样以儒业为事，虽然才气不同，但爱好德行的心应当没有不同，于是姑且说说自己的见解。治理县政的人，是一县百姓性命所寄托的人。然而这样的人大体有两种：一种才华很高、意气很大，傲视天下，把各种事情都看得好像不值得做，最终却没有真正惠及百姓的实绩；有时还刚愎暴虐，伤害百姓。另一种谨小慎微、低声下气，在各种事情面前退缩自守，好像什么都不敢做，却也没有保护百姓的办法；有时还柔弱放纵，反而使百姓受害。这两种都是过错。作为百姓的父母官，难道应当这样吗？应当以笃实的心意施行平易的政务，满足百姓所喜欢的，除去百姓所厌恶的罢了。只有把仁爱存于心中而不被私情牵制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仁爱本来就是父母官的道理。既然如此，百姓有所喜爱却不能满足他们，有所厌恶却不能替他们除去，这些都是不仁的人。百姓遭遇这样的官吏，怎么能算幸运呢？启晖的政绩是否都以仁爱为根本，我不能完全知道；只是看本县做官的人如此推崇敬重启晖，就可以相信确实如此。因此我为他的诗作序，说出自己的见解；启晖是不是这样，我不能肯定，也不过是表达我的心意罢了。送吴县丞序 英山县丞吴爟，字子宣，是临川吴文正公的曾孙。文正公的学问上承朱子，追溯二程先生；他的著述都足以阐明圣人的道理，而且还阐发了前代儒者没有阐发的内容。天下学者都把他当作老师尊敬，何况作为他的子孙呢？子宣端庄敦厚、谨慎小心，战战兢兢地守护家学的美德，因此任官治理百姓，所到之处都有声誉。士大夫中认识子宣的，没有不敬重并喜爱他的。回想永乐初年，朝廷有编纂修撰的事务，子宣以长山县丞的身份被征召，来到馆阁，与我一同从事笔墨工作，时间很久。书成之后，他接受赏赐离去，从此不再相闻。我料想子宣将会逐渐显达。今年他从英山因述职来到北京，承蒙他到我家拜访。我们分别将近三十年，他却仍在县丞佐官的行列中。看看当年同时任职的人，超越他而显达美满的不可胜数，沉没无闻的人也不少。子宣的官位虽然没有升迁，须发却已经苍白衰老。听他说话，观察他的行为，再考察他的内心，大概看得出他怡然自得地享受内心的快乐，没有怨恨不平之气。子宣难道不是安于义理和命运的君子吗？君子出仕，不计较职位的高低，而只以尽到自己的职责为可贵。孔子曾经做过管理畜牧的乘田、管理仓库的委吏，也说过‘计算账目一定要使牛羊繁殖’，难道因为职位卑微就怠慢吗？身居尊位却辱没自己的职责，不如身居卑位而无愧于职守。子宣的职位与他的才干不相称，人人都为他惋惜，而我却深深高兴他没有愧对自己的职责。他本来就是文正公的贤孙。子宣还不到七十岁，但视力听力稍不如从前，感慨地想退休归去。我不能阻止他，于是他恳切地向吏部辞职，获准放归田里。他进退去留的态度，尤其值得称许。在太平富足的时代，外任做官的人，没有徭役、催召之劳，没有征税逼迫之扰，于是都有长期任职的打算。即使聪明已经衰退、疾病更加严重，有些人的情况比子宣严重数倍，却仍然不愿离职。他们难道不是有志于为百姓办事，而不是只为自己吗？同子宣相比，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子宣回乡后，读先公的著作，用其中的道理教导乡里的士人子弟，使他们都成为有才而贤良的人，像古代所说的父师、少师那样；这样的快乐，大概还会更加深厚。了解子宣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我写下这些话作为序。

译赠太常少卿金君序 宣德十年七月，皇帝下诏任命翰林修撰金问为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读学士。京城士大夫听说此事，没有不称赞羡慕的，都认为这个任命很合宜。金君字公素，是姑苏人。永乐年间，他因擅长书法被召到京城。当时仁宗皇帝在东宫，向来喜爱书法，命有关部门选出其中最优秀的入宫侍奉，于是选中了公素。公素虽然以书法闻名，却尤其博学，能够写文章；皇上了解并喜爱他，任命他为司经局正字，让他参与文艺方面的事务。太宗皇帝巡幸北京，仁宗皇帝监国，凡是机密政务中应当上报的，都有公素执笔参与，因此宠爱尤其深厚。仁宗即位后，破格授予他翰林修撰，更加亲近信任他。宣德九年任期届满，本应升任吏部官职，皇帝因为喜爱他的才德，并且难以找到可以接替的人，便让他享受五品俸禄而仍任原职。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不合宜，说公素的贤能不应当长期受到压抑。到这时，他终于辅佐九卿，又处在参与谋划机密政务的职位上。公道虽然久后才彰明，但大夫君子怎么能不称赞并赞美他呢？人的修养和治理在于自身，而出仕后的升降迟速取决于天命；在自己能够做到的方面可以努力，而属于天命的事情不能靠力量求得。尽力做完自己应做的事，再从容等待天命，这就是公素比一般人贤能的地方。公素接受任命后，他的姻亲沈成章是我的同年朋友，请我写文章表示庆贺。我听说古人所谓庆贺，是用礼物相互庆祝的意思，没有听说用言辞庆贺的。然而言辞是用来伴随礼物的，有了礼物又加上言辞，是贤者彼此厚待的方式，大概就是这样。从前诗人庆贺君子显达，彼此宴饮欢乐，诗中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光彩’，赞美他的美好德行足以成为国家的荣耀。接着希望他长久享受这一切，所以又说‘哪能不长寿’。然而长寿是德行的极致，所以又说：‘美好的德音更加兴盛’，期望他的德行越来越盛。可是难道只是他本人享受吗？所以又说：‘保佑爱护你的后代’，期望他的德行更加兴盛，福庆也延及子孙。这是诗人忠厚的情感，也正是如今成章庆贺的心意和我作为同僚爱护祝愿的情谊，所以写下来赠给他。送陈素行训导之藤县诗序 我们泰和是崇尚文献的地方，柳溪陈氏就是其中之一。陈氏族人最为繁盛，从柳溪分居到各处的并不止一支，但都不曾废弃儒业。做学者老师、历任内外官职的人比比皆是。我家与陈氏世代亲善，所以有机会接触他们族中的贤者。由此又知道素行很有才华。素行通晓今世之学，熟悉古代之学，修养孝悌的品行，乡人子弟争相拜他为师。他的心意大概从未想要很快求取仕进。然而广西藤县缺少训导，官府多次带着礼物到他家强请他出任。素行赴吏部参加考试，翰林院录取了他，于是授予训导之职，让他回到藤县，教导当地求学的人。素行将要离开时，平常与他交情深厚的人都作诗送行，并认为应当请我作序。我认为素行对于教导之事，已经了解得很深了。在乡里教学和在县里教学，求学者难道有什么不同吗？那些接受教育的人，都是一时的贤才；所诵读的是圣贤的书，所求取的是圣贤的道。圣贤之道，不过是仁义罢了。世上做教官的人，知道这个道理的都不少，但能够用这个道理教导诸生的，却不一定都能做到。有些人在上位悠游放纵，到了下属那里便更加任性。因此，聪敏的人有时失于轻浮，谨慎敦厚的人有时失于愚拙。至于能够勤勉自修而有所成就的，大概很少。这难道只是求学者的不好，也有教导者的过错。事情不能成就，必定要有激励和惩戒它的人。于是考试的命令下达了。那些公开法度尺度来考核他们的人，贤能者会受到劝勉而更加努力，不贤者本来就会受到黜退惩罚。假如他们甘心接受黜退惩罚，那还没有什么可说的；否则，难道不只是求学者的羞耻，也是教导者的耻辱吗？学校的教育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它应有的样子吗？素行开始离乡担任教官，本来就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藤县令萧君又很贤能，一定能够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实行教化，那么藤县的贤才将会勉力成就自己，从而成为国家的光彩、乡里的荣耀。我就这样同大家说这些话，也不是过分的议论，实在是希望我们儒者的道能够胜过其他道路。同道的君子们，也能体察我的话吗？送林佥事之广西序 永乐十三年春三月，天子亲自主持会试，天下士人参加考试；我有幸与诸位大臣在殿廷阅卷。皇上嘉奖陈循的策论，提升他为第一名，莆田林坦遵道也依次名列优等。登上这一榜的共有三百人，大都是一时极为杰出的人才。然而因为不能遍识他们，询问他们的品行，只能在文字之间相知，实在可惜。今年夏天，遵道服完母丧来到京师，被授予广西按察佥事。刑部员外郎刘伯埙是我的亲戚，来请我写文章为他赠行。遵道当初考中进士，在刑部观政，因此同伯埙友善。后来任陕西按察佥事，因丧事回乡。伯埙也因公事到莆田，二人又从容相处了很久，于是趁遵道离任，请我写赠言，也是情谊使然，不能自已。然而我同遵道从未有过亲切交往，平素的情谊很浅，拿什么话来赠给他呢？但伯埙的心意不能拒绝，只好把进士的荣耀以及他应当努力的地方说给遵道听。从今天选拔人才来看，标准不止一种，但唯独进士最受重视，天下没有不以此为荣的。等到授予官职，往往能够辅佐九卿，任藩司、按察司，专门治理郡县，职责实在重大。既然接受了荣耀的名位，担负了重任，那么凡是羡慕而不能得到的人，都会对他提出责望而不宽贷。因此，他说话一定要合乎道理，行动一定要合乎事理，然后才能免受当时人的讥讽。如果稍有欠缺，哪怕一点一滴不合适，众人就会一齐非议他，洗垢求瘢，推波助澜，实在太可怕了！所以君子应当谨慎，必须力求上不辜负君主，下不愧对百姓，这才可以。遵道以进士身份任按察佥事，既荣耀又责任重大，他也知道这个道理吗？伯埙说他性情和厚、周密谨慎，大概可以说是能够修养自身、奉行职责的人。如今他要前往广西，希望更加谨慎。从前诗人送仲山甫，既说‘温柔美善是法则，小心谨慎’，又说‘以古训为准则，使威仪得到振作’，又说‘柔弱者也不欺压，刚强者也不排斥’。我愿意用这些话勉励遵道，希望他大概能够做到无所辜负、无所惭愧罢了。所以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行序。

译送钟先生赴南京国子监诗序 钟先生启晦，是我们乡里的前辈。他居住在县城南溪边，早年便以文章知名。当时本县诸位老先生，如尚书刘公子高及其弟丰城教谕子彦、我的先祖竹亭先生与叔祖御史公，以及杭州通判杨公子渊、国子学录萧公子所这五六位先生，有的隐居未仕，有的已经出仕后归乡，都凭借文学和品行成为后进的师表。启晦先生都能与他们交游，因此学问大有长进，终于受到当时同辈的推重。诸位先生相继去世，像我这样的后生小子茫然无所取法。启晦先生有时替我讲述他们遗留下来的言论、学说，以及他们恳切勉励后学进步的心意，我得以承受教诲。先生曾任赣县和南雄府学训导，任期届满后选授赵王伴读，凭借文学才学奉行教导之职，使他早晚出入王府，十分荣耀。先生质朴而不放肆，和蔼而有礼，士大夫都敬爱他。今年秋天，他由伴读改授国子学录，将要前往南京，了解先生的人都为他感到高兴。儒者所学，是圣贤之道。学习圣贤之道，难道只是为了自己吗？本来是要施行于他人的。难道只需自己亲自实行就够了吗？本来还要传授给别人，使别人也能实行。如今的太学聚集天下英才来教育他们，先生用圣贤之道分别教导天下英才，以孝悌忠信的行为引导他们，以礼义廉耻的习惯勉励他们，扩充他们尚未充实的地方，增进他们尚未达到的高度。他日后在天下各处做官，圣贤之道得到施行，也就是先生之道得到施行。与只专注于自身、希望亲自实行的人相比，他所取得的功效大小自然可以知道了。这就是了解先生的人为他高兴的原因，也是先生自己感到高兴的地方。有人或许认为先生离开光荣职位而趋向清淡平静，心中会有所不满，那就不是了解先生的人。先生将要启程，凡是了解他的人都作诗送行，并让我要作序。因此我叙述先生过去所接受的学问值得仰慕，如今所施行的教化值得喜悦，把这些话写在诗序的开头。赠郑大使序 朝廷设置内外各部门的官职，用来接纳天下的人才，制度已经十分完备。然而难道只是要让官员自身享受荣耀吗？大概是要让他们承担事务。所谓人才，既然乐于享受职位的荣耀，就一定会思考如何尽到自己的职责。因此职位有高低，事务有繁简；任用得重大，就建立大的功效，任用得次要，也应有小的成就。这样之后，才能享受职位带来的快乐而没有愧疚。所以君子不因没有职位而忧虑，却因不能胜任自己的职位而忧虑。孔子曾做过管理畜牧的乘田、管理仓库的委吏，却一定要尽到职责，说‘计算账目一定要使牛羊繁殖’，难道敢毁坏自己的事务吗？所以身居职位就必须尽到职责，是臣下之道本来如此。如今驿站传递、转运的职位，都属于管理牛羊、仓库一类的职务。职位虽然卑微，俸养虽然微薄，但职责却容易胜任。为什么呢？准备好车马，清洁好粮食，使出行的人有所凭借，居住的人有所供养，这就是他们的职责。在这方面尽心尽力，职责就算尽到了。即使有时稍微劳苦一些，但可以利用闲暇之日尽情观赏山水、玩赏花卉，放纵于酒席和文章的娱乐之中。不像那些尊贵官员、享厚俸禄的人，既有早晚勤劳的辛苦，有繁重的政务，又有对得失的忧虑。所以凡是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志趣没有不快乐的，职务也没有不治理好的。然而职位卑微，就不敢抗拒尊贵者；俸养微薄，也不足以满足他人的要求。因此形势容易受到扰乱，责难也容易招来。大概乘坐驿传往来的人，都是地位尊贵、有权势的人；能够约束自己、宽恕待人的很少。假如供给没有及时送到，应对又不得体，别人便会洗垢求瘢，那么本来就有可以指责的地方。所以若不是有通达变通的才干、应对机变的智慧，也确实难以胜任。已经有人任职很久而没有过失，难道不是有才干吗？我们乡里的郑廷彬，洪武年间因才干被荐举，做官已经多年了。如今任河南祥符递运所大使，大概既安居其位、尽到职责，又有其中的乐趣，而没有其中的困难；他的才智有足以称道的地方。如今他再次考核政绩来到京师，有关部门认为他称职，于是让他复任。我的朋友龙公常康、孟嘉，都是他的亲戚。他们一起在文明门外设钱饯行，认为我应当写些话赠给他。我本来就为他能修治职责并能从中得到快乐而高兴，所以写下这篇序文赠给他。就是这样。

译送哀判官赴剑州序 兴宗姓哀，是万安的世家，起初因品行才能在乡里闻名。洪武年间，被荐举为秀民，授任浙江眉山巡检，后来又调任广东凌禄巡检。巡检以禁止盗贼为职责，兴宗能够勤勉办好职务，不肯兴师动众而使百姓受害，又清廉自守，不随意取财，所以所到之处百姓都爱戴他，盗贼也逐渐减少平息，因此受到士大夫的称誉。他从凌禄卸任回到京师时，凌禄有一个人常跟随兴宗，仰慕兴宗清廉平易，不忍心舍弃他，送到岭下，想有所馈赠，却不敢直接告诉兴宗，便对他的家人说：‘从前在我们凌禄任官的人，常常以盗贼之事牵连百姓、使百姓受害来收取财物，百姓苦不堪言。如今兴宗公任职三年，百姓没有受到扰乱，他也从未向百姓索取财物；现在他离任，我担心他的财物不够用。我有一颗珍珠想送给他，实在是因为爱戴他，并不是想求他办什么事，希望您把这件事告诉他。’兴宗召见他，对他说：‘我做官吏，爱护百姓、守住自己的操守，本来就是职责。我确实赞许你的心意，却不愿接受。’他坚决推辞，把那人送走。兴宗到京师后，被授任太平门税课局大使，能够不改变一贯的操守，反而更加勤勉。如今监察御史萧孟常与兴宗同乡，曾把这些事告诉我，我们共同赞叹他。今年春天，朝廷下诏求取贤才，凡是职位与才干不相称的人，都可以被荐举。于是湖广按察佥事朱与言以兴宗应诏，把他征召到北京；吏部考试列入优等，破格授任剑州判官。孟常与同列御史钟旭都为兴宗得到甄别选拔而高兴，请士大夫作诗为他送行，又请我作序。我认为古人身居职位，一定想着尽到职责；所以上至辅佐君主、庇护百姓的公卿大夫，下至管理牛羊、仓库的办事人员，也一定说‘计算账目只求使牛羊繁殖’而已，并不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后世的人却不是这样：身居高位、受到百姓期望的，才会想到尽到职责；有些处在下级官位的，就放纵自弃，不再顾念职责；能够坚定地守住操守的，实在很少。这样一来，百姓哪有不受害的？所以像兴宗这样的人，理应受到人们敬重。兴宗如今辅佐治理一州，他施行政务的范围比从前更大了，但他持守自身的原则，也只不过同从前一样罢了。〔原文“防则公”疑有脱误〕只要公正，就能明察；凭借这一点做官治民，百姓怎么会受到他的伤害呢？朝廷彰明升降官员的典章，用来考核官吏的贤能与否。兴宗要努力，还会有用他的地方。所以我为他的出行作序，说明他从前任职时的表现，以此赠给他，并且告诉剑州的百姓，使他们知道兴宗一定能够安定自身、治理好地方。兴宗难道会有办法来符合我的期望吗？送金武伯序 新淦人金武伯，是文渊阁大学士兼翰林学士金防孜公的次子。去年他来京城探望父亲，而金公因随驾驻在隂山，尚未回来。武伯与我们这些人往来，一同去探视金公。他大概具有英俊卓异的才华，胸怀超迈的气概，言谈举止都有非同常人、一般人所不能及的地方，我很喜爱他。等到金公回来以后，武伯早晚侍奉在父亲身边，听从训诫；至于奉承父亲的脸色、使父亲心情愉悦、调理父亲的起居，他也都能尽到其中的道理。金公对此很满意，士大夫们也无不庆幸金公有这样好的儿子。子弟的贤能，难道只是完全由于他们天生资质美好吗？还在于祖先积累的德泽深厚、家庭教育建立得好，所以才能这样。我从前曾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听说，有一位雪崖先生，在金川、玉笥之间以清正的品德和端正的学问教授学生。他教导诸生，必定以尧、舜、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理为准则；所谓仁义、忠信、孝慈、友爱、敬悌，从未有一天离开他的口，也从未违背他的内心。求学的人一致尊敬他、以他为师，大概金公就是他的尊父吧。我遗憾未能拜见他。后来我在朝廷任职，跟随金公交游了二十年，见到他学问深奥广博、品德温厚恭谨、文章雄浑深厚而典雅；这些成就既用于自身修养，又施及他人，写在诏令制书中，施行于朝廷内外，凛然足以与古代作者相匹敌。他所汇聚的德泽、所建立的教化，难道是偶然的吗？武伯成为贤能的子孙，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唉，士大夫之家，谁不希望子孙全都贤能呢？然而有不能如此的，难道不是因为祖先积累的德泽和家庭教育还没有做到极致吗？所以，考察他的前人是否善良贤德，就可以知道他的子孙是否贤能。况且我听说，武伯的哥哥昭伯，已经因通晓经学而在乡里被举荐，如今又渐渐显贵发达了。武伯还要继续继承他吗？这本来就是士大夫们对他的期望。武伯奉金公之命回乡，中书舍人许鸣鹤等人作诗为他送行，并嘱托我写序。我因此写下自己用来感叹、赞美并期待武伯的话，把它放在诗篇的前面。

译送麻教谕考满赴京序 缙云人麻永平先生担任万安县学教谕，任期已满，将要前往京城。我们县的教谕朱仲言先生与他有交情，因我的亲家陈仲亨公说起他的美德，并请我写文章为他送行。麻先生起初是太学生，因为经学和品行修养纯正而闻名，被选授为教官，历任铅山、【缺】、永丰、万安四县的教谕。他所到之处都受到人们敬重礼遇，而我却没有见过他。我以前在翰林院任职时，永丰县那些贤能而考中进士、任职京城的人，大多屈尊来拜访我；每当谈到教育事务时，他们就称赞麻先生，我也因此知道他是一个有学问、有品行的人。何况如今又有这样的议论呢？既然有学问品行，教育又有成绩，那么他的美德已经显著了，哪里还需要我的话来说明？我的话又哪里足以彰显麻先生呢？即便如此，我和麻先生都从事教育这一事业，他所遵循的道理与我相同，那么他所说的话也将没有不同，所以我愿意再进一言。世上任用人和人得到任用的事情，大致只有两方面：政治和教育。政治是用来推行道理的，教育是用来阐明道理的。政治施行的结果，就是教育所成就的结果。施行于那里的政策有合宜与不合宜，教育于这里的情形也就有良善与不良善。教育如果完全良善，那么施行的政策就都会合宜。天下凡是能够得到太平盛世恩泽的人，都是因为教育之道培养出了贤能之人。所以，教官的官位虽然低，俸禄虽然薄，但公卿大夫以及士人、平民没有谁敢不加以礼敬，因为道理就在教官这里。教官的职责实在重大啊！如今本朝制度规定，县学教谕任满九年，若培养出进士三人以上，就升任府学教授；教授任满九年，若培养出进士九人以上，就升任太学博士或助教。这是用来奖励教官、成就贤才、使天下趋于善治的办法，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然而，官位越升高，教育所能达到的范围就越广，众人对他的责任和期望也越多。君子对此能够不更加谨慎吗？卓越奇伟的人才，各地都有；但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就德行、施展才华，本来就在于教育。一个人的贤能或不肖，做事的是非，都与教官的褒贬和教育有关。教育怎么能够不谨慎呢？教育人的方法，不过是以自身作表率罢了。麻先生担任教谕九年，所成就的贤才必然很多。如今他离任升迁，是可以确定的。假使他所遇到的人都孝悌忠信、明达和乐，麻先生就可以悠闲自得地享受快乐了；如果还没有做到这样，他难道能够自己闲适吗？所以我希望他更加谨慎。我说这些话，实在是希望他的道理能够在当时得到充分彰显，不辜负朝廷兴办教育的本意，同时也是为了表示对麻先生的重视，并不是要责难他。如果只是用言语彼此夸耀，那就不是君子爱护他人的道理了，这难道也是请我写序的本意吗？姑且把这些话赠给麻先生。将来相见时，还应当当面考察他做得怎样。高坪郭氏族谱序 《高坪郭氏族谱》，是记载郭氏中居住在高坪这一支的谱牒。郭氏的世系出自唐代汾阳王郭子仪，始祖从万安符竹迁到那里。居住在高坪的这一支已经传了十代，历经三百年，至今仍以声望闻名乡里。临一卿一带，大概衣冠人物和文物传统从未断绝。我先前认识泰禹，知道他的孝行以及他母亲的贞节；后来又知道承烈、承宣、承勋、承祚几位兄弟，以及他们的侄子绍文、绍贤、绍沂、绍伟，都显著可敬可爱。郭氏的子孙为什么有这么多贤能的人呢？难道不是诗书仁义的恩泽流传得久远吗？这部族谱开始由泰禹编纂，到如今又加以增修，规模更加厚实了。这是多么用心啊！族谱用来彰明尊卑、辨别亲疏。世代久远的名门大族，不只是凭借贵显富有而闻名，端正人伦才是根本。尊卑不明、亲疏不辨，就会使尊者反而卑下，卑者反而抗拒尊者；疏远的人可以越过亲近的人，亲近的人反而被视同路人，那么世代名门大族还有什么可贵之处呢？这就是族谱不可不编修的原因。即使如此，世代名门大族中也有扰乱人伦秩序的。自元代以来，有把兄长的儿子当作弟弟、把祖父的儿子当作孙子的，顺从一时的私情，扰乱万世的大分，以本国的习俗改变华夏的风俗。后来世代子孙知道这种做法错误而加以恢复的，也有。沿袭旧例、以此夸大声势、争强好胜的，也有。卫出公轻慢自己的父亲，却把祖父当作父亲来祭祀，这就是孔子急于正名的原因。那么像这样的做法，怎么可以呢？高坪郭氏的始祖是子高，子高的儿子是长兴、宗兴。宗兴有三个儿子：叔鼎、叔琦、叔玉。叔鼎的儿子是衡甫，衡甫有三个儿子：文可、仁可、功可。而叔琦、叔玉都没有后代。衡甫不忍心让这两位父亲断绝后代，于是让仁可作叔琦的孙子，让功可作叔玉的孙子。说他们是孙子，以便主持祭祀，这就可以了；若直接说是儿子来继承世系，进而把他们与父亲相提并论，就不可以了。如今郭氏族谱所传载的关系十分明白，可知他们没有因为一时的私情而扰乱万世的大分。伦理端正，恩谊深厚，隆盛地施行爱敬，和煦地融洽于礼义，这就是所谓世代名门大族能够厚积福庆的地方，难道不正在这里吗？郭氏子孙还要更加厚重地遵守这些原则，那么他们的福泽将没有止境。因他们请求我写几句话，所以为此作序如此。

译送简知府之任序 天下的郡数以百计，大的郡治理二三十个县，其次治理十多个，小的也不少于五六个，因此土地的广阔、人民的众多可以知道了。土地这样广大，人民这样众多，而使他们安定快乐的事情，全都取决于太守，那么太守职责的重大，也可以知道了。所以，上级一定要选择宽厚、明察、敏达的人来任用，然后才能使下属安定；接受任命的人，也一定要以宽厚、明察、敏达来处理政务，然后才能符合上级的要求。上下都尽到各自的道理，百姓就能得到治理。否则，上面即使有振兴治理的政策，下面即使有希望得到治理的心情，也恐怕很难实现。能够不谨慎吗？我国以仁厚的恩泽休养百姓，选择郡守县令来托付政事，因此天下得到长久治理。今天子仁慈圣明，更加精于治理国家，对于郡守县令尤其谨慎。所以能够胜任这种职务的人，士大夫都把它看作荣耀。都察院经历简彦真出任衢州知府。衢州是古代姑蔑的旧地，他所治理的五县，周围地域绵延千余里，百姓本来就多，治理的历史本来就长；而彦真又是当时所说的宽厚、明察、敏达之人。如今他治理衢州，我知道上级不会错用人才，百姓也不会失望，上下之道都能尽到，衢州的治理必将兴盛。这大概就是所谓享有荣耀而没有艰难了。即便如此，我私下对彦真还有几句话。百姓的欲望没有穷尽，官吏所做的事却不可能全都符合他们的愿望，所以，善于柔顺逢迎的人所喜欢的，刚强狡黠的人就会觉得不方便。彦真不要逢迎，也不要故意矫饰，只要秉持公正罢了。这是我对彦真的期望。如果对刚强的人就吐弃、对柔弱的人就吞忍，或者一味逢迎，或者故意矫饰，就不是我对彦真的期望了。彦真已经启程，监察御史欧阳和与各位大夫作诗为他送行，我于是写了这篇序。送刘佥宪归四川序 刑科给事中王铎对我说：“四川按察佥事刘君很贤能。”他说：“刘君名敬，字孟直，起初因通晓经学而被选为进士，后来升任监察御史，有能干的声誉。大臣推荐他，于是被授予佥宪之职。他为人公平宽恕，不苛刻，不刻薄；以这种态度治理百姓，百姓感念他的恩德。松潘的生番曾经不安定，刘君前往抚慰晓谕，使他们安守本分，不要作乱，生番服从他的德行，都顺服归从，边境没有发生事情。他能取得蛮夷的信任，又是这样，确实可以说是贤能了。如今考核政绩列为优等，他将回四川。我们这些蜀人知道他的行迹并非虚夸，希望请您写一段话送给他。我曾经认为，上天生育这些百姓，他们不能自行治理自己，所以把他们交给天子；天子不能独自治理天下，就把他们交给郡县官吏，再由布政司统辖。然而官吏不可能全都贤能，他们施加于百姓的措施也不可能全都良善，于是设置按察司，用来察看官吏是否贤能。一定要使他们能够施惠于民，而不至于伤害百姓，这关系实在重大。但有人认为，按察司应当用严厉手段驾驭官吏，严密操控、约束他们，使他们有所畏惧而不敢放纵，这样百姓大概就能得到好处而不受其害。这样说固然有道理，但如果有所过度，就会使苛刻、暴虐、刻薄的命令施行。苛刻暴虐、刻薄的命令施行，诡诈欺骗、荒诞【字迹残缺】的风气就会滋长；官吏只求免于被议论责罚，尚且没有闲暇，哪里还有闲暇诚心为百姓谋划呢？所以君子以公平宽恕为根本。所谓平，就是坦荡无私；所谓恕，就是推己及人，使各人都明确地得到自己应得的本分。用坦荡无私的心来处理政事，使百姓都得到公平，没有谁不能安守自己的本分，这就是《大学》所说的用度量来衡量自己、治理天下的道理。若说刘君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刘君的贤能确实远胜常人。这样看来，担任佥宪又有什么困难呢？如今他回去后如果坚定地遵守这一原则而不改变，难道只是对蜀人有恩德、取得蛮夷的信任而已吗？再进一步说，他的施政还会有更大的成就。刘君，请努力吧。”},{ 送李太守序 清河县，是淮安府所属的县。这个地方西南三面都距离河流不远。河中船只往来，到达两京以及四面八方的，首尾相接。我的朋友李信圭治理清河，一心把爱护百姓作为根本。无论大事小事，从未有一件使百姓受苦。百姓知道他的心意是爱护自己，也从未有一人违背他的意愿。各项事情都办理得井然有序，于是李信圭的名声同上下往来的船只一起传播，传到两京，旁及四方，人们没有不知道他的贤能的。李信圭任县令九年，朝臣推荐他，升任蕲州知州。清河百姓听说后，都非常悲痛，说：“李公，是我们的父亲啊！如今他离开了，谁还能像父亲一样爱护我们呢？”大家争相号哭请求把他留下。皇上不忍违背百姓的心愿，命他返回清河，以知州身份掌管县事。清河百姓于是大为欢喜，就像饥饿时得到食物、寒冷时得到衣服一样。到这时，他治理清河又满三年，来北京接受考核政绩。我同他分别已经很久了，见面后十分高兴，问他说：“县里的百姓一向信服你，治理起来应当不用费力，也有值得快乐的事吧？”李信圭神色忧伤地说：“去年飞蝗成灾，百姓粮食不足，这都是我们这些担任守令的人的过错。如今我还担心有残留下来的蝗卵会成为百姓的祸患，日夜为此忧虑，思考消除它的方法。百姓快乐了，我才可以快乐。” 我因此更加相信他的贤能。太守、县令，是百姓的父母，应当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看待，与他们一同感到高兴或忧伤。世上能够这样做的人，大概很少。若不是把百姓当作鱼肉来谋取资财，就是把他们视如秦人、越人般漠不相关；这样的人，哪里配称作百姓的父母呢？李信圭的忧虑，源自对百姓的爱。爱得深，忧虑就切；忧虑深切，谋划就周全。百姓的祸患大概可以消除了。那些把百姓当作鱼肉来谋利、又把他们视作与自己无关之人的人，内心哪里会有所触动呢？古代的君子，想到百姓落水受难，就如同自己落水受难；想到百姓饥饿，就如同自己饥饿。如今李信圭把百姓的忧乐放在心上，而不把自己的忧乐放在心上，他大概也是怀有这样的心意吧！李信圭如果始终坚持这种心意而不稍有改变，难道只是清河百姓蒙受他的恩惠吗？如果朝廷进一步提拔他，让他在更大的范围内施展才能，也不过是把这种心意推广开来罢了。我对李信圭还抱有期望。乡里做官的人托我写文章赠给他回乡，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言。

译赠给蒋郎中的序 本朝统辖天下，仁德渐渐普及，义理日益融洽，无论远近，都来朝廷庭下称臣。然而麓川的思任发独自违背皇上的教化，侵扰掠夺各部夷人，使我国边境受到惊扰。皇上还希望他悔过认罪，只命令少量出兵去安抚平定他；这样几次往返，他仍不肯服从。于是皇上赫然震怒，告谕群臣说：“只有这个蛮夷盗寇，承受我祖宗的恩德，世代修习职贡，如今忽然敢这样做，难道是把朕看成不忍诛杀他的人吗？”随即调发禁军，选拔并督率府中的大臣，命定西伯蒋公贵总领军队前往征讨。又下诏命兵部尚书王公骥前往总督军务，文武官吏和士卒是否听命，都由他决定诛杀或赏赐。王公接受诏命后，选择朝廷中贤能的臣子随行；太仆少卿李君蕡、郎中侯君璡、杨君宁、主事蒋君琳，都在出征之列。到达边境后，大将以下的将领都听从王公的安排，谋划决定进攻夺取的适宜策略，分别命令诸位君子前往督战。于是挥军渡江，进入贼寇境内，消灭他们的伏兵，所经过的各座寨堡都像劈竹子一样攻破。上江寨最为坚固，贼寇倚仗它作为唇齿相依的屏障，官军奋力进攻，将其攻破，斩杀和俘获的敌人多得无法计算。于是率军深入，凡是高山密林，贼寇都布置军队据险拒守，企图设置难以防备的阻击。各位将领乘胜进击，士卒也自行奋勇作战，贼寇无法支撑，全部败退逃走。于是官军抵达贼寇的巢穴，将其包围。贼寇驱赶大象出战，官军用强弓劲弩射击，大象反而自行践踏贼军，贼寇又遭到惨败。天将黑、风势起时，官军下令用火攻；贼众陷入混乱，官军乘机攻入，集中精锐猛烈进攻，凶恶的首领和叛逆党徒被刀剑砍杀，投落山崖深谷、溺死江水中的，大概已经接近全部了。于是彻底覆灭了他们的巢穴后返回。这一战中，大将凭借智谋和勇气激励众将士，大家同心协力，终于取得成功。然而王公的见识明达果断，赏赐必定兑现、惩罚必定执行，足以使人拿出拼死效力的力量。诸位君子披挂铠甲，冒着箭矢和滚石，勤勉地督率、鼓励士卒，想要有所建树，大概是很难的。有人把王公平定蔡州比作裴度平定蔡州，当时他的僚属如马总、李正封等人，都奇特伟岸、非同寻常，而诸位君子也很像他们。我认为，平定蔡州容易，如今平定贼寇困难；天时、地利、人事，已经不能相提并论。至于他们谈笑赋诗的闲适，与如今亲自置身军阵、出入生死之间，以求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相比，其中事情的安危、心情的苦乐，是可以想见的。我因此知道这次平贼的艰难。军队返回后，论功行赏、封赏各有等级，蒋君于是升任郎中。他的同乡潘进学对此十分高兴，请求我写文章来为他增光。我想到从前我同他的尊府侍郎公交往最为深厚，因此详细写下这篇文章，用来说明取得成功的艰难，希望他永远保持这份功业并更加进取，成就远大事业，也使后世有所考察罢了。赠给致仕潘郎中的序 兵部郎中潘忠士敬，是严州人。他起初是太学生，后来被提拔为工部主事，因父母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北京行部。行部撤废后，又改任兵部官员。任满九年，于是升任郎中。他在工部时，就凭才能而获得了官声。后来历任职务都很有声望，到了担任郎中时，名声更加显著。朝廷宠爱嘉奖他，起初赐给他敕命，后来又赐给他诰命。又两次依据他所任的官职封赠他的父亲，并且又追及他的母亲，荣耀也达到极点了。如今担任郎中又满九年，正当升为正四品官阶，却自称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吏部看重他的为人，想挽留他，随即再次上奏朝廷请求，皇上答应了他。君子出仕，是为了推行道义。而道义能否推行，取决于自身。自身果真强健，然后才能修明政事、建立功业，尽到道义所要求的一切；否则，虽然想勉力做事来效命，力量却有所不及。像这样还要说自己没有苟且求安，大概是很难的。因此君子到了这种地步，就一定会请求辞职退隐。圣明的君主在上，也顺从臣下的愿望，不强迫他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这就叫作臣子践行义，君主施行仁，是太平盛世的盛大景象。如今年老而且有病的人，大概是有的；但能够像士敬这样果断离去的，并不多见。那么士敬确实比一般人贤能吗？严州古代是桐庐郡，汉代严先生的钓台就在这里。严先生的高尚风范和清白节操，卓然照耀千古。那些贪恋官位俸禄、苟且求得职位而不知羞耻的人，到了这里，实在会在严先生面前感到惭愧。像士敬这样归去，大概可以做到无愧于严先生了。我听说浙东的水到了桐庐最为清澈，深沉而通透，俯视可以看见砂砾；当地又多大山，气势雄伟，秀丽整齐，能出产优良材木。田地都是肥沃的土壤，适宜种植粳稻，凡是供给百姓生活所需的物资，全都充足有余。所以那里君子忠信而喜爱文章，小人厚重守本、崇尚实际，不羡慕外在事物；风俗之美，没有别的郡可以超过它。士敬有身着冠绶、获得荣耀的身份，是乡里的望人；既有足以使耳目愉悦、志意舒适的事物，又有故人宾客，饮酒往来相聚，其中的快乐哪里说得尽呢？这些都是朝廷所赐，不可以忘记。所以我写这篇赠行序，与他共同谈说这些事情。

译送苏州府同知邵侯序 起初，邵侯担任苏州通判时，有良好的政绩施及百姓，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只怕他会离去。等到任期届满，进京朝见，众人都向太守某人号哭，请求把他留下。太守也非常惋惜邵侯，将这件事全部上报。皇上嘉奖他能够得到百姓拥戴，升任同知，又让他回到苏州。苏州百姓既高兴得到贤能的太守，又高兴得到邵侯，服从他的教令，郡中不费力就治理好了。苏州是京畿以内的大郡，天下各郡没有比得上的；民事的繁多，是其他郡的十倍。担任正副长官的人，如果不是有才德贤能，却想使事务无不办成、百姓无不怀念，实在很难。苏州的治理已经持续很久了，邵侯的才干贤能以及他辅佐治理的功劳，大概可以由此想见。如今他又因考核成绩优异回朝，应该为他高兴的人更多了。为什么高兴？是赞美他过去的功绩已经成就，也期待他新的功业显著。我曾经说，治理百姓，贵在得到百姓的信任；百姓既然信任你，那么采取什么措施不可以呢？邵侯在苏州十多年，他心中所存的志向，百姓知道；百姓感情上的好恶，邵侯也没有不知道的。晁错说，三王治理百姓，不过是顺从他们所喜欢的，除去他们所厌恶的罢了。邵侯所施行的，应该没有不同于此。打个比方，就像驾着轻车走熟路，不必询问便知道方向；采用已经试验过的方法，收获必然的效果，也不需要别人赞助就能成功。然而，古代君子爱惜自身、又深切爱护他人，一定会根据已经达到的地方，勉励自己达到尚未达到的地方，而不只是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卫武公做周朝卿士时，已经九十五岁了，仍然在国内寻求箴言劝诫。韩侯接受周王命令来治理百姓，仲山甫仍以早晚敬慎、恭敬奉职来勉励他；他的德业长久而宏大，是理所当然的。后世的人有时不是这样，开始时谨慎的人有，到了末尾懈怠的人也不少。君子对此实在深为惋惜。以邵侯的才干贤能，他爱惜自身、修养德业，应当不会有愧于古代君子德业长远宏大的成就，这是可以期待的。我写赠言而谈到这些，也是出于深切爱护他人的心意。侯名谌，字信之，是四明人。请求我写赠言的是仪制郎中余麟。送彭御史序 学校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什么叫治理天下的根本？治理天下必定以贤才为根本，而贤才是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学校的政务修明，然后才能成就他们的德行、发挥他们的才华；选拔并任用他们，治理的器具就能张设，治理的功效就会兴盛。所以说，学校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国家建立学校将近一百年，主持这件事的是藩宪大臣和郡县守令的职责，也已经能够得到人才来任用。先皇帝特别重视学校，各道都设置一名风宪官，使他专门管理这件事；勉励学生德业进步，给他们圣贤的标准，制止他们的过错，引导他们弥补不足，使他们一定达到成就，从而足以振兴治理。这样做以后就可以停止了吗？如今的学校就是过去的学校，过去已经有成效了，如今又这样做，难道是因为期望它成功，所以尤其想要超过过去吗？那么，如今以专门管理学校为职责的风宪官，也就是成就贤才的根本。君子对于道，本来就应当亲自承担，而治理天下的根本又系于他的身上，难道不是更加重大吗？然而君子之所以能够胜任这种重任，没有别的，也只是致力于道罢了。圣人的道，从人伦大义到日常事物的细节，没有一样不包括。把它体现于自身并落实到实际事务中，说圣人所说的话，行圣人所行的事，无论大小都不违背，表里没有间隙，那么教化所到之处，自然会出现不发布命令人们也跟从、不用言语人们也明白的效果。君子的自身修养，又是教育的根本。这样一来，他所取得的成就大概就可以预期了。那些只从事严苛的法制、严密的拘束检查，而德行还没有显著，就频繁施加刑罚，却想凭此激发学生孜孜不倦的勤勉、收获谨慎恭敬的功效，实在很难。我郡的彭君朂担任监察御史，专门管理南京畿内各学校的事务。彭君起初担任教官时就有成绩，大概是能够以自身作教育榜样；等到担任这一职务，没有人不推许他善于教导。他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也超过过去。君子都说他无愧于这个官职。如今考核政绩后回朝，翰林编修江宁人倪谦等曾经接受他的教诲，请我写话赠给他。因此我特意说明这个职务所关系的重大意义，希望或许可以对他有所帮助。

译赠尚宝卿朱君序 正统七年五月，尚宝司丞朱君用和任职已经九年。吏部根据他的政绩应当升迁，但因为这是侍奉皇帝近侧的职务，不敢擅自拟定，便将情况全部上报。天子任命他为尚宝卿，命令下达后，朝廷中的臣子都为之高兴，认为朱君深受皇上的恩遇。尚宝司设置的官职有三等，最高的是卿，其次是少卿，再其次是司丞。从前担任司丞的人，任满九年后才能成为少卿；担任少卿满九年，有时只增加俸禄，让他仍然任职于卿位，这并不容易得到。卿的品级相当于各曹郎中，少卿相当于员外郎，郎官的品级已经很高了。然而与尚宝司的卿、少卿相比，他们掌奉宝玺，主管符瑞，依托日月般的光辉，处在云霄之上，其亲近、机要、显贵和荣耀，不用说也可知道。所以卿虽然是五品官，却不肯轻易授予他人，从过去的情况便可看出。如今朱君从司丞迅速升任卿，大概是前数十年从未有过的事，难道不是受到的恩遇特别深厚吗？诸位公卿为他高兴，实在是应该的。朱君是崇明人，有秀美伟岸的资质，有通达敏捷的才华，有谦逊谨慎的品行。他起初在县学求学，因为擅长书法被征召进入馆阁，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书成后升入太学，又被选入翰林，不久升任户科给事中，转任中书舍人，最终成为尚宝司丞。他历经四朝办事，从未有一天离开皇帝身边。如今能够升任此位，难道不也是因为他能够修治好自己的职务，从而取得皇上的信任吗？我在翰林院任职很久了，朱君所经历的各个职位，我都能够知道；而朱君又屈尊与我交游，那么我今天为他高兴，难道会在诸位公卿之下吗？我曾听说，君子与人交友，贵在能够辅佐增益朋友。所谓辅益，就是勉励他成就德业。尹吉甫赠给韩侯的话说：“早晚都不懈怠，恭敬地守住你的职位。”所谓恭敬，就是敬慎的意思。早晚不忘敬慎，而德行不进步、事业不修治，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德行进步、事业修治，难道会止步于尚宝卿吗？中书舍人宋怀等人也曾与朱君交游，大概也是尤其为他高兴庆幸的人。他们请求我写话来表达这番心意，所以我写下来交给宋怀，让他把它作为赠言送给朱君。送祠祭员外郎张声伯致仕养亲序 声伯名錞，是上海人。自从进入太学、在京城任官，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他的母亲宜人还在堂上，享受他的俸禄，寿命已经超过八十岁。声伯自己也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曾经说自己聪明才智日益衰退，疾病逐渐加重，虽然想勉力修治职务，力量却有所不及。何况年高的母亲更值得挂念呢？圣明的君主在上，贤能之士众多，使錞免于旷废官职的讥议，并得以用余年奉养母亲，难道只是錞一人的愿望实现了吗？皇上体恤下民的仁德，真是与天地同样广大。他于是具备奏疏上报，皇上体察他的实情，同意了。郎中王宾等人深厚地讲同僚情谊，虽然不愿他离去，却也不能挽留，于是来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认为人的大义，不过是忠和孝罢了。在家就对父母尽孝，出仕就对国家尽忠，这是道理所当然的。君子难道不希望两方面都尽到吗？但最终有不能兼顾的，大概想要兼尽的只是他的心愿，不能兼尽则是形势所限。从前有人勇于抛下母亲而急于求得君主信任，他的功业并非不盛大；然而对母亲却不能尽到应尽的道理，君子对此深感遗憾。所以我曾认为，人处在这种情形下，只能以义来衡量。忠心侍奉国家而不顾亲人，是出仕者应当做的。如果国家所倚赖的人，而他的自身条件又足以有所作为，像郭令公、裴晋公那样，那么怎么可以一天离开职位呢？即使不顾自己的亲人也可以。若不是处在众望所归的重要职位，国家大事、轻重缓急、民众忧乐都不系于他；自身又年老多病、难以勉强任事，同时还有年老衰暮、值得忧惧的亲人，却仍然贪恋职位不肯离去，还自称在忠孝方面没有丝毫亏欠，我不相信会是这样。这样做在义理上又如何呢？如今声伯顾念自己年老衰弱，不能完成职务，恐怕辜负皇上的任用；又想到母亲年岁日长，自己不能充分奉养，恳切请求离职，这本来就是义理所允许的。他在忠孝之间的做法，君子应当能够辨明；但愿他在最后更加谨慎。义，是君子立身的根本。把义推广充实，达到取用不尽的程度，然后才无愧于君子；这一点尤其是我对声伯的期望。所以写下这些话赠给他。宜兴吴氏所藏诸公翰墨序 诗文书札合为一卷，共二十九通，是前元代以及本朝初年各位名公的作品，由宜兴吴景春氏收集。吴氏在宜兴是大家，元代时以富有闻名乡里，尤其以遵守礼法、践履义理而在诸位名公之间著名。诸位显贵人物经过宜兴的，大多能到他家中；他招待、亲近、送往迎来，总是恭敬合乎礼仪，因此声誉日益增长。时光流转，早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唯独景春喜爱贤人、乐于善行，仍有前人的遗风，所以搜集诸公的翰墨，聚拢并珍藏起来。分类编成一卷后，派他的儿子某人带到京城，嘱托我作序。我出生得晚，不能同诸位名公交游，但听说并了解他们的，大概有一半。如今又得以观览他们的翰墨，虽然各人的风韵并不相同，但对亲戚故旧殷勤诚厚的心意，寄托在文字和语气中，温和可亲。倪云林的一封书信，谨慎坚守义利辞让的分别，正如《易经》所说的坚如磐石。他的《清言室记》和《送施彦昭修太庙乐器序》两篇，不知作者是谁，其中有称作‘启’的地方，难道就是后来的诗中所说的青邱生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高侍郎季迪；只是字迹不像，因此仍然可疑。记文以清谈误国、导致晋朝衰乱为戒；《送施彦昭》则把政令不能推行比作琴瑟失调，想要革新政治、除去积弊、召来和气，言语很有意味啊。其他可以用来资助自身修养的地方还很多。凡是阅读前人的文章，都应当在笔墨之外探求它的深意，这样大概才会有所收益。如果把眼前所见当作满足，却不知道继续探求，就不是所谓善于学习的人。景春曾经在泰和替我任职，如今具有慈爱善良、和乐平易的心，百姓爱戴他，而他的爱好又是这样，这哪里是狭隘卑污的人可以相比的呢？我为此作序，摘取其中的大意，大概是想把它展示给他的后人，阅读的人也或许能够有所取法吧。

译赠石布政序 山西是古代并州的地域，山脉阻隔，黄河环绕；内地作为郡县的有八九十个，外面则俯临沙漠，排列着城堡，驻扎重兵来守卫，旌旗彼此相望，绵延一千多里。然而供应军队粮食、供给草料豆类，使士卒战马精锐强壮，守卫时坚固、作战时获胜的，大多都是山西的百姓。当地人虽然知道分内应做的事，努力从事供应，州县官吏也知道边境军饷的重要，不敢不尽心，但如果不是由方面大臣统一管理，事情的缓急先后就有不能适合情势的地方。因此先前命令右布政使统管此事，如今他以疾病上报，皇上命大臣慎重选择贤能之人前往代替。正好我江西宪副石公璞因考核政绩在京城，众人都说他适合这一职任，便将情况具奏上报，皇上立即任命他为山西布政使，前往办理此事。石公以御史掌管江西司法监察十多年，他才华高，见识明，内心十分公正，处理事务又很勤勉；大大小小的案件，他一看就能决断，没有不合乎人心的，江西百姓都敬爱他，只怕他离去。如今无法挽留，我深为江西惋惜；然而边境事务有了依靠，百姓的力量能够得到舒缓，我又为山西百姓遇到这样的人而高兴。我听说战国七雄时期，赵国土地靠近边境，任用李牧守卫那里，训练骑马射箭，谨慎设置烽火，多派间谍，每天杀牛犒享士卒，士卒都乐于作战，于是消灭襜褴，击破东胡，降服林胡，设置云中、雁门、代郡，这就是今天大同等地。当时赵国与诸侯互相攻战，供给李牧的资财并不充足，李牧使军队强盛的办法，不过是屯田、畜牧罢了。如今那些土地本来还在，人口又增加了，李牧留下的办法一定有能够讲明并实行的人。石公应当广泛探求这些办法，献给天子，并在军中施行；那些将帅大臣难道会比李牧差吗？又有谁会没有体恤国家的心呢？假使部下士卒都能够按时从事屯田畜牧以资助军需，物资富足，军威强盛，足以安定内部、排除外患，难道不是国家的利益吗？山西百姓的力量大概也可以稍稍得到舒缓吧？军队是用来保卫百姓的，而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这两者的重要性是一样的。有养兵的办法却不实行，只是让百姓的力量耗尽，称得上体恤国家吗？我没有见到这样的道理。《诗经》说：“长远的谋略，及时告知。”众人对石公的期望就是这样。我与石公是交情最深的旧友，因监察御史欧阳洙等人请求赠言，所以写下这些作为送行序。送江津刘教谕序 江津是重庆所属的县，它的山水明丽秀美，所以自古以来就出产贤才。如今读书入仕的人也不少，有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侍从的；四川各郡县中，能够像江津这样的并不多见。我县刘季真因通晓经学担任教官已经很久，如今得到江津教谕之职；他的叔父崇本担任刑部主事，也很有声名。我既为他得到江津而高兴，也为江津士人的际遇而高兴，希望看到他的教育取得成效，于是来请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我回忆季真当初考中乡试、获得乡荐时，他的伯祖孟庆甫为此高兴，我前往祝贺，见季真谨慎稳重、喜爱学习，说话做事不虚妄，我更加高兴。如今他担任教官，果然没有愧对自己的职务，我尤其替孟庆甫高兴，只可惜孟庆甫没有能够亲眼见到。我们县的士人担任教官的有二三十人，他们的年龄与季真大都相差不多，而且都能振作奋发、建立事业；何况季真平日努力求学，平日的成效又已经显著，还有崇本勉励他进步，那么我对于赠言难道可以就此停止吗？贤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而贤才由学校培养出来；如今对学校的责任和期望，不可说不重大。所以要慎重选拔俊秀，选择有学问的老师，使他们在学校中讲习学问，又专门设置风宪官来督促勉励。这大概是希望人人都成为贤才，出仕后都足以兴道致治。那么，作为老师和弟子的，应当怎样才能称合皇上的心意呢？早晚共同讲习圣人的道理，学习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从人伦大义直到日常事物的常理，都必须亲身实行、努力践履；以自身为根本，先施行于家庭，再推及乡党州闾，并且都落实在实际行动中。由此把这些道理表现在文章中，进而向有关部门进用，献给天子，列位于各级官职，推广自己所学，把它施行于天下百姓，使人人都得到自己的位置，天下就得到治理。究其所以能够达到这一点，实在根本在于教官；教官正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得以成就的地方。他所关系的事情确实重大，季真大概已经知道了，而崇本还想进一步勉励他，他的心意难道只是为了江津的士人吗？我对季真的期望，实在长远而重大。季真努力吧；这样一来，他在福禄、荣誉和名声方面的进展也将更加兴盛，这也是我对季真的期望，所以写下来赠给他。《抑庵文后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八　明·王直撰序

译《郊居八咏总序》海虞人陈原钖居住在县城东面的沙溪，距离县城大约一百多里，喧嚣尘杂都到不了这里。原钖胸襟气度明朗爽快，志趣高雅而不与众同流，喜爱此地的幽静优美，便修治住宅，栽种花木，用来备办宴饮游乐，并且都给它们题了名称：堂叫“心远之堂”，是取其辽阔旷远之意；亭叫“适趣之亭”，是说心中所喜爱的趣味；“耕云亭”是观赏庄稼的所在；“映雪斋”是读书的处所。种植艳丽的桃李，便叫“藏春之园”；排列清幽贞洁的桂树和菊花，便叫“宜秋之径”。竹林山坡取名“万玉”，是看重竹子的品德；梅林小坞取名“寒香”，是标志梅花开放的时节。这样的名称一共八处。原钖有个外甥叫俞景明，在他住宅南面另建别馆，志趣爱好也都没有不同，早晚一同在其中游乐。凡是奢侈华靡、追逐繁华的习气，一点也不能动摇他们的心。吴中士大夫曾和他们一同游乐的，都作诗歌咏，合称为《郊居八咏》。因此，友人大理寺正凌士昌请我为它写序。唉，原钖舅甥可以说是善于寻找乐趣的人了。名胜之地，大概无处没有；如果不是相称的人，就也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可乐之处，因而不能从中得到乐趣。然而即使有这样的人，如果又没有遇到上天所赐的可乐之时，外有征税输纳和徭役的逼迫，内有饥寒疾病的交相侵袭，即使遇到可乐之事，又怎么能快乐呢？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仁德养育天下，年成丰收，时令调和，百姓安居乐业，大概正是太平极盛的时代。因此原钖舅甥能够享受他们的快乐并兴起吟咏之兴，这难道只是人的幸运，也是这片土地的幸运啊？不过，景物的乐趣不只是居住在那里的人能够得到，做官的人也同样可以得到。我曾经喜爱王维的《辋川》诸作、刘给事的《虢州二十一咏》、文与可的《洋州三十咏》，心中十分羡慕它们；然而清旷之地不能得到并据有，所以一直不能实现。如今看到原钖所享受的乐趣，怎能不在我心中引起感慨？幸运的是，日后请求告老还乡时，应当去一趟沙溪，观览那里的胜景，这也就足以成为乐趣了。从前苏子由作《栖贤堂记》，东坡先生替他书写，并说：“凭此同庐山结下缘分，希望将来入山时不至于成为陌生客人。”现在我作这篇序，也要这样说。送袁太尹致仕序 士人做官，得到方圆百里的地方来治理，就可以施行自己的志向了。然而年老到来而疾病加重，即使想勉力治理，力量也有不能达到的时候。如果还贪恋职位而不离去，君子会以此为耻；果真离去，又会使自己的志向有所未能实现，这就是进退之所以艰难的原因。只有通达义理和天命而不为自身打算，然后才能决意离职而没有牵挂吝惜，这样的人也实在很少。我县的袁仲愚，确实是能够决意离去的人，他可以说是通达义命了吧？仲愚由太学生出任富阳县知县，他的才能足以施用于政事，志向也在于以惠泽百姓为施政根本。三年之间百姓安乐于他的治理，后来却因遭逢父母丧事而离任。服丧期满来到京师，吏部将要重新起用他。他自认为年纪已经六十五岁，聪明才力日渐衰退，所有政事都不能按照自己的志愿治理，实在担心辜负朝廷的任用，使一个县的百姓失望，于是把实情告诉吏部，请求致仕。吏部起初不答应，但他的请求更加坚决，于是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朝廷答应了。唉，仲愚真比一般人贤明啊！我在京师很久了，见到凡是在州县做官的人，有的已经老病消瘦却还不愿离职，有的被郡守斥退；这不只是君子以为可耻，众人也无不以为可耻。仲愚的志向如此，如果不说他比一般人贤明，难道可以吗？从前陈希夷想让钱若水学仙，麻衣道者却说他是能够在水流湍急处勇于退身的人。后来若水在朝廷做官，四十多岁就致仕了；这样看来，急流勇退本来就是神仙一流的人物。仲愚难道也是这样的人吗？我回忆自己曾和仲愚同学，仲愚比我大一岁，而我幸而先得到做官的机会。如今我在官场苟且窃居已经四十年，也老了并且有病，却没有什么功业可以立于世间，只是国恩尚未报答，想离职又不可以；和仲愚相比，大概是有所惭愧的。不知君子也会以此为我感到可耻吗？不过，礼法是人的大防，我哪里敢逾越制度呢？仲愚回去吧，将来我们一起在金华武姥山之间相从，必定会有那一天。赠宋少卿序 天下能够得到治理，必定是因为得到天下的贤才并任用他们，然后才能修治各项政事，扩大众多功业。然而人的贤能本来就不容易了解，如果不预先培养、深入考察，凭什么能够知道他的真实情况呢？所以侍从之职，就是君主储备贤才的地方。他们早晚都在君主身边，凡是自身的举止、办事的表现、言语行为的流露，以及进退周旋之间，都可以用来观察其德行如何。如果内心确实有德，便会表现在外，君臣上下都清楚地知道他是贤能之人。一旦举荐任用他，人心一向信服，声誉威望一向确立，那么还说他的职务不能修治、功业不能建立，按道理是绝无可能的。当今的给事中，都是非同寻常的选拔对象，必定先有当时贤能的名声，然后才能做到这个职位。他们才能优良，品行修洁，被天子了解，被公卿大夫看重，那么晋升到显要职位，谁能阻挡呢？兵科给事中宋君杰，字廷英，是世人所说的贤者。他任职七年，从未有过失当的举动，也从未废弛过一件政事。他才华品行的美好，从天子到公卿大夫，都知道得很清楚。人们对他的期望，也已经很久了。恰逢光禄少卿职位空缺，大臣们举荐他，天子认为合适，便任用了他。他对职务的修治、对功业的建立，将来一定会有显著而不可掩盖的成就。君子做官，本来希望能够在世上有所表现。然而古代的贤者，大概有自己的道术，却终于困顿在低级官职之中，徘徊于闲散职位，不能稍稍显露自己，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廷英遇到了圣明的时代，处在枢机要地，如今升任辅佐九卿的职位，将来进一步列入大臣行列，也是可以期待的。君子不致力于外在的东西，只致力于内在的修养；如果德行不断进步，那么名位爵禄的增加，难道会有止境吗？《韩奕》诗说：“早晚都不懈怠，谨慎地共守你的职位。”这就是不断进取的途径。兵科都给事中王君永和以及各位同僚中的贤者，为廷英升任而高兴，嘱托我赠言。我知道各位对廷英的期望深远而重大，所以推究朝廷慎重任用贤才以及君子难以遇到时机的道理，写下来赠给他，也表达我对他远大前程的期望。

译送周宪副序 周君是钱塘人，历任官职升到刑部郎中。大臣推荐他的贤能，升任山东按察副使。因为员额超出而回到京师，恰逢江西宪副石君璞越级升任山西右布政使，于是便让周君代替他的职务。刑部中从前和周君同僚的人，周南巽等大多是江西人，都为江西得到周君而高兴。因为我也是江西人，他们便嘱托我赠言。我的官职在京师已经很久了，对周君相当了解。周君沉静稳重而有操守，明察谨慎而能够决断，在刑部任职将近二十年，从未有过缺失。他所判决的案件，人们都自认为没有受到冤屈。观察他的行为，便可以相信他的内心，因此大家为江西得到他而高兴。人有欲望就会争执，争执不能平息就会诉讼。听理诉讼，就是为了平息他们的不平，使之得到公平。即使在夏、殷、周的时代，即使在丰、镐、鲁、邹这样的地方，百姓也不能完全没有诉讼，只是听理诉讼各有其道罢了。那些把好诉讼归罪于百姓的人，是不能平息百姓的不平，反而厌恶他们来求自己主持公道。既然已经有了不平，官府不能替他们平反，却反而厌恶他们，这就使不平越积越多，小则发生斗殴，大则发展到互相残害。若不是百姓的过错，而是做官长的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难道能够独自没有罪责吗？如今州县官吏像这样的人，大概很多了。大体有三种情形：把姑息当作宽仁，把松弛放纵当作安静，把贪污渎职造成的结果当作偏私。哪里只是贫穷弱小者积聚了不平呢？官府也会遭受它带来的弊害。德行不足以使人感怀，威势不足以使人畏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州县官吏如此，所以诉讼常常集中到按察司。州县那么多，诉讼却集中到一个地方，只能显出它们的可恶。然而难道是百姓愿意这样吗？我听说州县得到良吏，百姓各自安守本分，案件诉讼就不会兴起。按察司的职责，应当把举荐贤能、斥退不肖作为首要事务。如果想使天下没有诉讼，为什么不也把得到良吏作为根本呢？举荐那些贤良的，斥退那些没有良能的，使州县确实得到良吏。是非判断、赏罚取舍，一概按照公理而不凭私情，那么谁会不服，又有什么不平和诉讼会产生呢？按察司也将没有诉讼，越发可以观察官吏的善恶而加以升降。宪臣的体制，难道不严肃而重要吗？我回忆年轻时住在乡里，看见宪臣来到我们县，凛然的风采和裁断令人敬畏而仰望。奸邪豪强之徒听到消息，纷纷逃窜、像刺猬一样蜷缩，送还财物、请求和解，希望免罪的比比皆是。等到宪臣到来，也只惩罚其中最为不善的人。于是善良的人有所依凭而立身，邪恶的人有所畏惧而改过，诉讼也因此减少。如今如果不察究诉讼的根源，反而把好诉讼归罪于百姓，还说这样就得到了公平，那也太难了。如今江西的宪臣都很贤能，而周君又尤其贤能，所以我和他共同谈论这些。端正根本，澄清源头，使江西以没有诉讼闻名天下，正是时候。因此写下这些话为他送行。周君名安，字循理。赠吴郎中归省序 人的寿命达到历年八十岁，本来就很难；长寿而且有贤能的儿子，能够使自身荣耀并使父母也荣耀，更难。寿命出于上天，没有德行的人不足以得到它。至于儿子的贤能，虽然根本在于教育，但教育他而能使他成就贤能，也不是人力所能完全保证的，同样是天意。既有长寿又有贤子，他从上天那里得到的确实深厚，这难道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吗？上天既然把这些赐给了他，如果奉行顺从上天的道理还有不到之处，就不能不说是违背天意。只有知道从上天得到这些有多么困难，然后才能以顺应天意为乐，这不是不贤的人能够做到的。新喻人吴方大，由明经科考取进士，任刑部主事，升任郎中，名声闻于世人已经很久了。他的父亲在堂上，年已八十，仍然康健强壮，没有疾病。方大想到自己离父亲很远，不能尽奉养之责，于是上奏请求回乡探望。天子赞许他的孝心，答应了他。我曾听说方大贤能，心想必定有根本；如今听说他的父亲长寿，才相信他确实是从上天那里得到了福分。方大不忘父亲，将把从君主那里得到的恩荣用来荣耀父亲，这就是所谓以顺应天意为乐。世上本来有只有父亲贤而没有贤子的，也有得到福分却不知道如何享受的人；这不是天意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如今吴氏父子都得到了这些，他们确实比一般人贤明啊！然而君子之所以快乐，也一定以天理为根本：言语谨守义理，行为审慎合乎道义，敬重所应敬重的，爱护所应爱护的；凡是奉养自身、使内心愉悦的事情，都一定尽到应尽的道理，使父母欢喜快乐，这才是君子所致力的。至于车马的华美、衣服的光鲜、意气的显赫，奢侈傲慢地在乡里放纵，使乡里的老人和孩子奔走躲避，感叹自己无法企及，却想以此荣耀父母，这是庸人鄙夫自以为得意的事情；把它叫作顺应天意而快乐，和真正的乐天相差太远了。连他从上天得到的福分，也确实能够长久吗？君子不会取法这种做法。以方大的贤能，他能够做到君子所乐的事情，是可以知道的。各位同僚请求我写话作为赠言，我仍然写下这些，是因为心中也有感慨。方大认为怎么样呢？全椒陈氏宗谱序 《全椒陈氏宗谱》，是贵州前卫千户陈侯铣所修的。陈氏的先祖居住在渭南，大概是汉代户牖侯陈平的后裔。宋理宗时，有个叫陈光的人任城门郎，生下陈元吉；陈元吉生下水州知州陈敏仲。敏仲生下全椒县令陈源厚，三代都凭进士身份入仕。源厚生陈兴材，才开始在全椒定居，以勇武闻名。他跟随太祖皇帝夺取天下，多次建立功劳，官职累升到贵州前卫千户，后来去世。他的儿子陈彦珪继任，彦珪去世后，侯爷又继任。侯爷常叹息旧谱毁于兵乱，上代的世系无法考察，于是只把自己能够知道的记载为谱，不可知的便缺略不载。这是从城门郎到现在，才六代而已。谱牒的作用，是说明自己的出身，使后人知道祖先根源的盛大，思考不要辱没它。所以只记载能够知道的，缺略不能知道的，是为了传信。眉山苏氏出自唐代眉州刺史苏味道，但中间的世代都失传了。老泉修谱时，便从自己知道的地方截断记录，不敢增加一句话，怕失去真实。这就是修谱的方法。陈侯修这部谱，以苏氏修谱为本，和世人牵强附会、混乱自己的出身而取笑于君子的做法不同，真贤明啊！他的用心也很深。这部谱记载六代，而文才武略都具备，是其他姓氏很少能够比得上的。关键在于子孙能够善于继承罢了。陈侯是武将，却喜欢读书、明白义理，恭谨温和得像个儒生。从前谋求培养将帅的人，把礼乐诗书看得很重，陈侯的志向大概就在这里吧？陈侯果真以此为志，后世子孙也这样做，那么陈氏的德行就有了继承，这部谱的流传记载也会更加光大深远而无穷了。敏仲死在任上，葬在吉水。陈侯因为那里是先祖墓地，对吉水人厚待，于是通过他们找到我，请求我为这部谱作序，所以写下了这篇序。

译送陶学正归省墓序 洪熙初年，当今皇帝正居东宫，东宫属官如果有精妙的辅导而不足，就从教官中选取。于是义乌人陶永成由赣县学训导被选为司经局正字。永成仪表秀美伟岸，言语行为一定谨守礼法，众人都认为他很合适。当时我任翰林侍读学士，也充任右庶子，早晚和永成一同出入殿阁。皇上天性高明，勤勉兴盛圣学，命令各位宫臣每天讲授经史。永成在其中进退周旋，秩序严整而令人喜爱。不久皇上继承大统，所有宫臣都升一级。永成离开东宫，任北京国子监学正，众人又说永成不只是文学优长，他的才干大概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这样的人本应在皇帝近旁任职，却让他埋头于读书讲学之间，不也有些不合适吗？然而永成却把传道授业作为自己的事业，内心没有丝毫不平，大概就是所谓乐天知命的君子吧！天下的治理，以贤才为根本；人才之所以能够成就，是由于教师。教师所教的，是圣人的道理。早晚共同讲习圣人的道理，使他们都能够成就才干，治理天下的根本也就具备了。和那些辛苦钻营于琐细事务的人相比，两者相差多么遥远啊！永成大概知道应该看重自身了。如今他请假回义乌，祭祀祖先，熟悉他的人都有惜别之意。我说这正是追念远祖的道理。曾子说：“慎重办理丧事，追念远祖，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淳厚。”永成自身是学者们所观察效法的对象，他大概是用自身作教化吧！然而永成施教的意义还不止这些。如今请假离去的人，往往沉溺于私情，耽误自己的事务，因此免不了受到官吏议论，这种情况在太学诸生中尤其多。永成如今离去而很快回来，使所有求学者都知道奉行朝廷法令，不使自身陷入危险，这也是一种教化。我一向和永成交情深厚，所以在他出行时写下这篇序为他送行。永成认为我说得对吗？赠郭仲举归省序 太学生郭翔，字仲举，是我的同乡，泰和大冈里人。大冈郭氏在南乡是大族，与他们联姻和交友的，大多也是官宦人家。我当初在乡校求学时，仲举跟随在我后面，他的父亲玉成翁对他资助并教育得非常周到。过了五六年，我便侥幸考中，做官于京师。又过了二十五年，仲举才作为贡生进入太学，常常到我的宅第叙说往事，彼此交情很好。一年以后，仲举因才干被选中，跟随监察御史巡按广东，以勤勉谨慎获得声誉，过了两年才回来。回来后想到父亲年老，且与父亲分别已久，便请假回乡省亲。将要出发时，他和太常博士杨颢、字希章，一同到我这里告别，说：“家父过去承蒙您先父厚爱，您还曾赐给他文章；他虽然老了，仍然能够认出这些文字，并没有忘记。如今翔要离去，先生又赐他一言，翔带回去为父亲祝寿，这不是会使父亲更加荣耀吗？”我想到初次认识玉成翁时，我还很年轻，见他气概相貌雄伟杰出，言谈议论英发，早就知道他不是寻常人。如今我将要老去，而玉成翁也快八十岁了，乡里像他这样高龄而有德望的人很少；又有儿子正被世间任用，那么玉成翁的福分确实不是常人能够比得上的。何况我和仲举还有一同游学的交谊呢？于是我为他写道：“君子教育儿子，一定致力于成就他的才干；做儿子的，也应当努力自勉，以成全父亲的志向。父亲教育儿子的用心已经十分深厚了，他的志向难道只是让儿子作为贡生进入太学而已吗？大概是希望儿子立身行道，以此作为自己的荣耀。儿子是父母的枝条，孝是道德的根本。士人没有什么比敬重自身更大，也没有什么比尽孝更应优先。能够孝顺，那么一言一行都唯恐辱没父母，不敢违背义理。把这种孝心推及朝廷，就是忠；用于兄弟，就是友爱；用于宗族姻亲，就是和睦；用于乡党州闾，就是施惠而不使人怨恨厌恶。这样就能敬重自身，并且能够使父母荣耀；丰厚的俸禄奉养、尊崇的封爵，也会由此取得。你更加努力吧！你的父亲看见你能够做到这些，他内心的快乐难道能估量吗？拿这些话为父亲祝寿，和世上那些只致力于外表、夸耀炫示来惊动世俗的人相比，相差太远了。你认为怎么样？”仲举高兴地拜谢说：“先生的教诲是对的。”于是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他出行。送赵县丞归南城序 宣德五年春正月，天下各级官府都按照职掌到京师朝见，南城县丞赵志也在其中。事情办完后，将要回去。南城任职的监察御史伍瑺等人，赞赏赵志善于履行职务，便命画师绘制图画，请各位大夫在图上题诗为他送行，并请我作序。我回忆当初和南康人余鼎、正安人卢翰、字邦臣，一同担任翰林庶吉士，并且住在相邻的房屋中，彼此相处融洽。当时朝廷正在修撰《永乐大典》，凡是有文学才华的人都可以被推荐。赵志当时任星子县幕僚，被推荐进入馆阁参与编纂，能够勤勉地办理事务。正安人卢翰、字邦臣，非常称赞他，因此我常常往来于他家，便又和他相识往来。他为人谦和周到谨慎，和蔼可亲。书成之后，他受到赏赐，升任抚州宜黄县令。宜黄号称事务繁重，是最难治理的地方。赵志治理有名，不久却因牵连获罪，被贬戍涿鹿。了解他的人都替他惋惜。宣德改元初年，求贤诏书下达，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讲学士临川王先生立即上奏推荐他，于是他被提拔为南城县令。南城距离宜黄很近，县中人一向知道他的才干，都为得到他而高兴。然而南城的难治，还在宜黄之上。可是南城的政事平稳，由此确实可以相信赵志善于履行职务。县丞辅佐县令办理政事，实际上很难。一个县的政务都由县令主持，喜欢自作主张的县令往往不采用县丞的意见。但如果县令果真贤能，事情又确实处理得当，县丞不进言也可以；假如不是这样，县丞难道能够不承担责任吗？想要有所纠正整顿，就必须以诚意打动县令，以公心处理事务，这样才差不多能够有所成效。如今看来，南城的治理，即使我不了解它的县令，也可以知道赵志能够和县令共同把事情办好。如今正承受天子仁厚的恩泽，事情有尚未达到的地方，都宽缓地等待它逐渐成就。赵志回去后，要更加自我勉励，不要辜负朝廷，也不要辜负士大夫对你的知遇和县民对你的仰望，这就好了。于是写下这篇序。

译吉水泥田周氏族谱序 古代所以能够安定和睦百姓，大概是有道理的。既建立国家、确立君主来统领他们，又为此建立宗法，使上面有宗子统领、下面有宗族统属，然后百姓彼此亲近相依，不至于离散。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行为兴起，和睦亲善的风俗便形成了。后世宗法废弃以后，即使是尊贵的公卿，也都没有宗庙来祭祀祖先、排列族姓。子孙传了几代以后，逐渐疏远隔绝，吉凶庆吊有时也不相往来，更严重的甚至彼此视同路人。这样还想兴起孝悌、形成和睦风俗，难道不是很难吗？从前的君子曾对此感慨，认为端正人心、厚重风俗，没有比建立宗法更好的办法。宗法建立以后，人们知道尊敬祖先、重视根本，朝廷的威势自然也会尊崇。由此看来，《周诗》所说“君之宗之”，难道没有意义吗？如今宗法已经很难恢复，士大夫家中幸好还有谱牒，可以端正根本、联结支派。即使宗族繁盛，势必不得不分支，但经过长久年代，仍然能够知道自己出自哪里、应该亲近哪些人，这正是谱牒维系宗族的力量。所以君子重视它。吉水泥田周氏，是吴国将领周瑜之子、都乡侯周胤的后裔。他们起初居住在庐陵乌东，后来从沂濒迁居泥田，到现在已经二十四世，历时超过六百年。子孙最为繁盛昌大，其中又从泥田迁居到庐陵、永新、安福、新淦、新喻，共分为十八支，而居住在泥田的仍有一千多人。他们能够重视根本，尊卑不相逾越，亲疏不相混乱，深厚地讲求恩义，隆重地遵守礼节，都是因为有谱牒保存着这些关系。大概最初修谱的人以孝悌之心启发后人，而继承者仍然保持这种心意。周氏为什么有这么多贤者啊！我起初认识武平教谕仲容、长洲教谕公明、台州府同知仲方，以及如今任职方员外郎的岐凤。后来又认识大理少卿彦奇、刑部主事南巽、监察御史纯熙。而长洲教谕的儿子时简、职方员外郎的儿子功叙，如今任翰林修撰，和我同僚，也都是杰出而令人敬重的人。然而周氏做官的还不止这些，谈论诗书、学习礼义的也还有很多。本根稳固，枝叶就茂盛；源头深厚，水流就长远。君子由此可以观察他们世代的德行。泥田周氏族谱每隔一二十年修订一次。永乐丁酉年，族人宗坦等修订族谱，我曾为它作序。如今时简、功叙再次加以辑录，又请我作序。我十分赞许他们的用意，同时感慨宗法不可恢复，便进一步说明谱牒不可没有，以此告示族人，使他们懂得慎重对待并善于继承。曾子启挽诗序 唉，我对于曾公的去世，心中的悲哀无法停止。为什么呢？当今文章道统之中，像曾公这样的人已经没有几个，而今他又去世了。何况还有乡里同郡的好友之情、朋友之间的情谊，想要停止悲哀，能够做到吗？当初，我跟随曾公一起考中进士，进入翰林，凡是朝廷所任命的职务以及我们自身所处的位置，大体都相同。不同的地方，只有他因服丧离职，五六年之间与我不同。后来，曾公、临川王君和我三个人，官职相同，所承担的事务相同，饮食起居也没有不同之处，共同生活了十年。我常常自以为我们三人的契合如此深厚，应该彼此相伴到老，谁知道曾公竟先离弃我们而去？那么我的悲哀难道能够停止吗？曾公资质端正厚重而沉稳，存心仁厚，对待朋友周到，对待万物宽厚而有恩惠。他读书无所不读。至于写文章，文思如涌泉，大篇短章各自极尽情趣。诗词尤其雄健奔放而清新华丽，出入于盛唐诸位大家之间。他精通草书，笔势纵逸，像秋日的鹰奋飞高扬，又像天马纵驰飞奔，令人无法追赶。他方圆之人都把他的书法文章视若合抱的大璧。如今仰慕曾公却再也不能得到他的人，谁能不悲悼叹息？何况同气相求，又受到他文章教益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悲哀呢？当初，曾公的讣告传来，天子为此悲伤，追赠他为礼部左侍郎，命有关官署前往祭奠，将他的灵柩送回永丰，为他修治坟墓安葬。可以说是生前死后都得到恩宠荣耀了。然而士大夫惋惜曾公不能长久存活、内心的哀伤也并未因此减弱。于是大家都作挽诗，让牵引灵柩的人歌唱着送他，并寄托自己的悲哀。唉，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公的德行了。我本来就不能停止悲哀，所以写下这些值得悲哀的事情，作为挽诗的序，使观看的人能够详细了解。赠太学生孔希经序 希经姓孔，是曲阜孔氏的后裔。他的十世祖孔传和兄长孔端友，跟随宋高宗南渡，定居在衢州。孔端友承袭衍圣公爵位，后来任抚州知州。孔端友以后传了四代到孔洙，孔洙于是把衍圣公之位让还曲阜，而爵位传给他的子孙，历代都显贵显达。希经的父亲孔克准，开始由国子生出任工部主事，受到仁宗赏识，升任太常丞。太常丞去世后，希经想到先父的遭遇，正竭尽力量图谋报答，不幸父亲已经去世。于是请求进入国学学习，希望借此完成父亲未竟的志愿，皇上答应了他。阁门使郭文通等人一向和太常交游，又赞许希经的心意，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所谓赠，就是希望有所增加和帮助的意思。希经是孔子的后代，学习孔子的道理，可以说是继承祖业的人，应当勤勉努力而达到成就，又何必等待别人的话呢？然而引导扶助、奖勉劝励，以成全别人的美好，本来就是君子应做的事，那么赠言难道可以停止吗？孔子的道理，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理，它的源头出于上天，具备于人的本心。前代圣人已经把它实行出来了。到了孔子不能亲自行道，便阐明道理来教化万世，使人穷究事理的当然，恢复本性原本的状态而已。孔子的言论载于典籍，直到今天仍家家传诵，没有人敢违背，何况是他的子孙呢？而且孔子教育儿子的道理，希经也应当听闻。学《诗》，学礼，就是这个意思。学习到能够讲话、能够立身的程度，那么事理就会通达，德性就会坚定，这是可以知道的。然而《诗》《礼》的要旨，不过是诚和敬罢了。诚与敬，是求学始终都要奉行的事情。开始时以诚敬之心求学，最终达到至诚不息、没有外在扰动而常怀敬意的境界，这才是学业的成就。希经应当致力于此。世上的求学者很少能够知道这个道理，往往以荒谬迷惑的心思，驰骋在追逐利欲的道路上，因此离孔子的道理越来越远。希经不能成就自己，反而也陷入这种境地，那么人们将指着他议论说：“这样的人竟是孔子的孙辈吗？”难道不可惭愧吗？我从前在南京时，和太常相邻居住，希经当时还年幼，我心中已经觉得他非同寻常了。如今他能这样卓然奋发，当然应当期待他达到深远宏大的成就。希经难道会认为我的话迂腐吗？

译赠陈良医序 今年七月，我生病不能上朝。气息急促，精神昏沉，身体微微发热，头部则隐隐作痛。我急忙请陈先生林南来诊视，他说：“病势虽然严重，但和脉象相符，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给我服药，六天后病就解除了。然而我仍不能饮食，身体很是羸弱疲惫，好像患了缠绵病二三个月的人。凡是喜爱我的人，看见我的脸色有异常，都很忧虑。先生却说：“我察看你的脉象都没有问题，只是脾胃虚弱罢了。现在应当调理脾胃，脾胃强健，食欲就会增加，脸色也会润泽。”又服药半个月，我便完全康复了。从开始生病起，先生隔一天必来诊视一次，并给我良药。来到这里便像平常一样谈笑，我感念他的情意，却无法报答。先生说：“我难道是看重利益的人吗？您只管服药，不要谈报酬。您即使给钱，我也不接受。因为本来就有应当接受的东西，君子和人相处，只讲道义罢了，何必讲利益呢？”我因此对他的话感到惭愧。病愈后，我前往道谢，他又说：“我还要替您配药，饭后服下，使食物不在胃中停滞，这样胃气清爽，饮食就会香美。”先生待我如此厚重。先生姑苏人，起初和我的朋友周崇述交游。我曾问周君：“遇到缓急之事，谁可以托付？” 周君推荐了先生，于是我和先生结交。如今已经六七年了，我哪里有丝毫帮助过先生呢？但先生应我的请求从不厌烦，可见他存心厚道。医术，是仁爱的技艺。上古圣人担心人不能顺利保全生命，所以创立这种技艺来救助那些可能夭折的人。从前的君子从事这种技艺，也都以圣人的仁心为师。近世像这样的人大概还有，但不像这样的人却更多。他们诵读医术的言论，却不学习其中的仁心；修饰医者的名声，却不修养医术的实质；凡有所诊治，往往看利益多少来决定施治的高低。更有甚者，卖弄辩说来排斥断绝他人的求医之路，又巧设机变从病人那里谋利，连人的生死也不再顾及，这大概就是所谓残害仁德的人。唉，圣人的仁爱之术，却让这类人来残害它，难道不是不幸吗？和陈先生相比，他们实在应当深感惭愧。因此我把这些话写成序赠给他，使人知道陈先生并不是随便行医的人。赠兵部员外郎陈君复职序 从前先父任琼州知州时，我的兄长行敏随行，常往来于番禺城中，那里读书做士人的人都能够和他交游。有一位顾存信先生，隐居行医；他的父亲蔗境翁曾任泰和知州，先父当时还年轻，特别承蒙他的爱护。先父感念蔗境翁的德行，对顾先生厚待，顾先生也因此厚待先父。两人的交谊深厚，不是寻常人所能比的。陈君亢宗，是顾先生的女婿，贤能而有文章，和我的兄长交情尤其深厚，我了解他已经很久了。后来陈君被推荐出任刑部主事，当时正在营建北京，他前往苏州督办工程，几年之间，因为我和他彼此相知却不能见面，不能表达仰慕爱恋之情，也不能尽相互亲厚的心意，我没有不感叹相逢实在困难。等到苏州的工程结束，陈君任期也满了，赴北京谒选，这才得以正式结交。听他的言谈，观察他的行为，看不见他的过失，我很喜爱他。后来他任兵部员外郎，离开北京前往南京，我于是自己感叹：彼此仰慕多年，刚刚在一天之内相逢欢聚，却又匆匆离开，为什么相会这样困难、分别却这样容易呢？又自我排解说：君子做官是为了施行道义，本来应当各自修治职务，在当时立身，使陈君的道义得到施行，他所建立的功业足以不朽，那么我们这些人也就感到荣耀了，何必一定要以朝夕相从为乐呢？今年陈君的政绩完成，把成绩上报行在，我和他在朝廷中相见，他的神情温和，而我们都已经老了。然而我正有公务，不能从容地与他往来，而陈君又因为复任而离去，分别如此仓促，我怎么能不感到惆怅呢？不过，我知道陈君不会和我长久分别。圣明天子振作精神谋求治理，早晚不辞劳苦地求取贤才，准备让他们担任卿佐、藩宪等职，陈君的才干品行正是当今所谓杰出的人。台宪大臣大概已经首先推荐他了。他此番离去不久就会回来，接受隆重的宠命，进入大臣行列，谋求建立不朽功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区区分别，哪里值得计较呢？临行时，他同乡在京任职的监察御史罗亨信等人嘱托我写话赠给他，我便说明我们之间的情谊以及彼此深切的期望，用这些为他送行。赠陈嗣初谢病归姑苏序 从前仁宗皇帝在位时，专心致力于文学之事，特意设置弘文阁，选取天下有名且擅长文章的人安置其中，早晚准备顾问，掌管著述，是最为显贵亲近的职位，其他人不能到达。当时太常卿兼翰林学士江陵杨公居于首选，其次是翰林侍讲王进、汝嘉五经博士陈继嗣、初任编修杨敬行、简任给事中何澄之五人，大概都是天下的杰出人才。士人承受他们的风采、仰望他们的余光，认为昌黎韩子、庐陵欧阳子也不过如此。不久仁宗皇帝去世，各位先生也停止了撰写那些高文大册，原本浑厚浩大的文章没有流传于天下，君子们都对此深感惋惜。当时正修撰两朝实录，杨公于是担任总裁，各位先生都在其中执笔。嗣初因为眼睛有病，勉强修治职务，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志愿完成。书成后，得到白金、文绮、袭衣的赏赐，晋升品秩为检讨，君子也认为这是恰当的。然而嗣初常对人说：“我承受国家深厚的恩典，应当尽心图谋报答；但眼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不能再有所作为，我还是回去吧！和农夫野老击壤鼓腹，歌咏圣明教化，不也是很好吗？”今年于是上奏请求归乡，天子答应了。君子做官，是为了施行君臣之间的义理；在身体无恙时奋力有所作为，建立哪怕一点功劳，这是义。等到年老患病了，便请求退职归乡，以此远离尸位素餐的讥讽和白拿俸禄的嫌疑，同样也是义。君子的进退，完全以义为准罢了。嗣初难道不是喜好义理的君子吗？不过我听说，古代做官的人，年老归乡以后，就用自己的道理教导乡里的子弟，早晚坐在乡里的门巷，教他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所以能够培养人才，厚重风俗。如今嗣初回乡，也应当致力于此吧？这样一乡的风俗就会淳厚，贤才就会兴盛，这也是报答国家的方法。敬重嗣初归来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我也为此作序。

译赠孙太守诗序 圣明的天子专心养育百姓，留意治理之道，想到百姓的安乐和忧患都系于郡守。郡守贤能，就能选得贤能的县令来惠泽百姓。因此诏令大臣举荐可以担任郡守的人，全部加以褒奖告谕后遣派上任。于是吏部尤其慎重选择，只有才干品行一向完备、功业一向显著的人，才上奏任用；否则便不用。宣德七年九月己巳，丰城孙君名良奉命任重庆郡守，当时士大夫没有不认为合宜的。孙君起初凭明经科取得进士，做了著名的御史，任期届满后升迁，随即出任交州郡守。当时交阯隶属于职方还不久，朝廷停派股肱大臣来宠爱安抚它，所以孙君列在简拔任用之中。交州是藩府和宪司的治所，又正值用兵之际，供输劳苦，抚恤百姓紧急，孙君办理这些并不困难。他的才干品行大概一向完备，功业大概一向显著，今天接受这项任命是很应该的。我曾私下感叹，世上做郡守的人，管辖土地千余里，百姓大概有数千万，都希望得到自己所愿、除去自己所厌。百姓虽然切望县令，但如果不是贤能的郡守除去不贤的县令而任用贤者，百姓的愿望又怎么能实现呢？他的责任如此重大，却把职位授给不称职的人，难道可以吗？那些人的品行若平素没有修养，就会贪婪、暴虐、苛刻，而廉洁厚道、体恤怜悯的心意便会丧失；才干若平素没有具备，就会委靡颓废，而慰劳百姓、振兴德教的事务便会荒废。他们给百姓造成的祸害，都是一样的。这样还有什么功业值得谈论呢？既然如此，如今慎重选择郡守，大概就是尧舜的心意。做郡守的人都想着成为像尧舜之臣那样的人，那么天下百姓就都成为尧舜的百姓了。重庆是蜀地的大郡，百姓众多、事务繁杂，大家都认为难以治理；但那里安于富足，习于礼义，并不是交州可比的。孙君在重庆应当有适宜之处，难道在交州反而不适宜吗？谨慎地守住自己的职责，审慎地施行政令，考察县令而都能得到贤能之人，顺应百姓所愿而除去他们所厌，那么重庆百姓都会鼓舞欢欣地爱戴他，又有什么难治的呢？我知道孙君一定能从容做好这件事。我曾见过他的尊父博士先生，又同孙君交往。孙君的弟弟名防，也同在翰林，父子兄弟都很贤能，都是我所敬重的人。孙君要离开我，我还有什么舍不得说的话呢？所以就根据诸公赠行的诗作了这篇序。日后政绩完成，还应当有人为他记述。《赠陈教授谢官南归诗序》孟浩是新淦人，凭明经科考中永乐戊戌进士，按照惯例应当授官，却自称患有足疾，希望授予教职来效力，于是得到长沙教授之职。不久因父母之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苏州教授。今年任期届满，来到京师，吏部考核他的政绩，按理应当升迁；他却又以足疾请求回到乡里，不获允许，恳切请求再三，才得到许可。吏部把这件事报告皇上，使他回乡养老。他将要启程，士大夫都作诗为他送行。吏部主事王一宁拿着诗来请我作序。唉！孟浩可以说是深明义理的人啊！富贵是人人想要的东西，资质不足以取得，也就罢了；如果能够取得，又有谁肯自行退居到卑微闲散的地位呢？何况进士从隋唐直到今天都受到看重，这是富贵逼迫着人、使人不肯放弃的道路。做进士的人尤其往往厌弃卑微闲散，喜欢显要华贵，大概是想奋发有为，以便在当时自得其乐。州县职务确实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至于在呻吟、读书作文之间从事教职，那种不屑的态度也就可以想见了。孟浩既然是进士，显要职务本来可以得到，却反而因为疾病安于学校教职，这本来就不同于常情。今年六十五岁，还不算老，却又因疾病请求离去，他超越常情，难道不是更加远了吗？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专意趋向的，也没有专意拒绝的，只与义相亲近。”做官而存有专意趋向或拒绝的心，就一定会有违背义的地方。君子正因为没有这种趋向或拒绝，才能衡量义而依从它。孟浩做官还是退处，又哪里容得下私心呢？只是我有疾病，适合在这里罢了。那么孟浩不是遵循义理的君子吗？世上做官的人，疾病比孟浩严重的也有，但仍然毅然承担职责而不回头；考察他们最终所建立的功业，却也没有看见什么。他们出仕、退处、离任、就职，不知道究竟能否合于义吗？由此看来，孟浩确实十分值得敬重啊！所以我为他的诗作序，给他送行。

译《礼部侍郎吾公叔缙挽诗序》唉！叔缙去世，对他的悲哀，我实在无法停止。永乐甲申，太宗皇帝重新开科取士，天下士人得以奉行大对策，考中进士的有四百七十人，大家都认为这是非同寻常的际遇。而我们二十九人，又经过选拔进入中秘，专门学习古道来撰写文章，所受恩宠之盛，更不是其他进士可比；在非同寻常的际遇中，又是所谓最大的幸运。当时叔缙年纪很轻，德行长进很快，气势锐利，志向高远，才干确实足以有所作为，而且胸襟豁达、神气明爽，不拘泥于小节，同人交往时洞开心扉，毫无半点隐情，遇到想说的话，即使会触犯别人也不顾忌；然而从未违背事理。别人也了解他的本意，反而更加喜爱敬重他。士大夫对于叔缙没有不倾心的，都认为他可以担当大任。后来他离开翰林任主事，又进入翰林参与编纂，后来又出任郎中，在文学和政事方面，当时声誉显赫。于是升为侍郎、参政，又入朝辅佐刑部，改任礼部，人们说叔缙任用到什么职位都合适，因为他内在的才德无所不有。太宗皇帝亲自欣喜于收取人才、教育培养的成效，士人君子也认为可以不负皇帝的期望了。起初，我和叔缙一同被选，又是同乡而居，同进出馆阁，感情亲密无间。后来叔缙在内外官职间历任，踪迹虽然疏远，心却更加亲近；每次相遇，总是彼此倾尽心中所藏，在适意的酒席间放声吟咏、纵情戏谑，以此为乐。他胸襟旷达、气度高雅，谈论高妙、雄辩有力，尤其足以折服同席之人，大概年轻时的意气还在。前年来北京相见，更加欢快，他自己说，当年二十九人如今只剩六七人，生死离合，实在令人深深感慨；想再得到从前那样的快乐，已经不可能了。我们相互伤悼了很久，哪里知道才过两年叔缙也去世了呢？难道不可悲吗！叔缙比我小三岁，享年才六十岁。临别时，他精明强健，和往常一样，我还说他的福禄荣名正当继续增长，而我已经衰老，不能长久留在世上了。谁知衰老的我反而苟且活着，壮盛的他却先去世了，这怎么能不悲哀！叔缙晚年才有儿子，大的刚七岁，小的才四五岁。他平生宽厚，又有暗中积下的德行留在人间，可以凭此使后代昌盛；又有贤良的配偶和善良的兄弟足以庇护扶持他们。然而叔缙不能看见他们长大成人，这又是尤其令人悲哀的地方。我既悲伤再也见不到叔缙，又由此想到这些事情，那么我的悲哀难道能够停止吗？诸公都作了哀挽诗，我为它们作序，也用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我的悲哀，不过如此罢了。《救荒活民补遗书序》《救荒活民补遗书》，是江阴朱维吉编纂的。宋嘉泰年间，从政郎董煟有志于惠泽百姓，担心荒年有人不能保全生命，于是取历代救荒的政令以及贤士大夫议论施行的方法，编成三卷，上呈朝廷并颁行内外，他的用心很仁厚。元朝张光大又取当时救灾恤民的事情，编集并加以补充，他的用心仍然和董煟一样。到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了。维吉得到这部书并阅读后说：“这部书，是关系百姓性命的书，怎么可以不流传呢？”于是为它订正错误、补足缺漏，删去繁琐文辞；又把本朝列圣所下、有关荒政的诏敕，以及采自《为善阴骘》所载、前代救荒而得到善报的人事，续编进去，间或用自己的意见加以评断，命名为《救荒活民补遗书》。他请求父亲善庆甫刊刻，使它流传四方，希望天下主管百姓的官吏、仁爱百姓的君子，一遇荒年就能取用施行，或许使百姓没有一个不能得到安居之所。维吉的心胸，对于仁爱竟然这样深厚啊！朱氏是江阴的旧家，而维吉天性最孝，曾两次割取大腿肉来治愈母亲的疾病，士大夫都作诗歌咏赞他。圣明的天子专心养育百姓，担心水旱灾害，诏令各有关官署预先做好准备。维吉想到父亲有德行善举却没有得到一项官命，便拿出四千石粮食交给有关官署，帮助赈济借贷，希望借此承受朝廷恩宠，使亲人感到荣耀。朝廷下诏表彰他的孝义，免除朱家的赋役。维吉起初以孝闻名，后来又以义显扬。我赞许他能够不断趋向善行，曾经作文为他宣扬。如今看了这部书，又知道他具有仁爱。维吉的善行，果然能够不断进步、永不停止吗？我听说，君子施行仁爱，一定从亲近之处开始；但对于远处的人有时会遗漏，并不是他的心不想施及远方，而是形势有所不能达到，所以一定会思考用什么办法继续下去。如果有办法使仁爱继续施行，那么仁爱的范围就广大了。维吉的恩惠施及乡里，还不能达到天下，所以又用这部书来继续施行；假如这部书流传无穷，那么维吉的恩惠施及人们，难道还有穷尽吗？所以我为它作序，使它得以流传。

译《送侄锷归赣序》我的堂兄高要丞善学，想在他的祖父教授公墓前立碑表彰，请他的儿子锷来北京取我的文章去刊刻。我已经写好文章交给他，锷将要回去。拜见我的那天，锷从赣地来，走了七八千里，到这里能够见到叔父一面，已经很幸运了。如今将要回到故乡，想再接受您的教诲，这还不能用年月来计算。希望您赐给我一番话，让我用来自我勉励。唉，锷啊！你的父亲和兄长以诗书为事业，也用这种道理教育别人。你回去求取它已经绰绰有余了，还从我这里求取什么话呢？然而我对你又有什么可吝惜的呢？我听说，圣人用来教育人的道理，以及学习者所学习的道理，都必须以孝为根本。孝，就是善于侍奉父母。所谓善，难道只是供给饮食衣服罢了？人的身体，是父母的枝条；伤害枝条，就是伤害根本，所以尤其以爱护自身为大事。爱护自身，又要从言语和行为开始。说话一定谨慎合乎礼，行为一定谨慎合乎义，不合于法的不说，不合于道的不做，这样才不辱没自身，也可以使父母喜悦。由此推及，对弟弟要友爱，对宗族要厚道，对姻亲和朋友要亲善，广泛地爱护众人，以及各种事物，大概没有不通达的地方。所以说孝是德行的根本。世上荒谬的子弟大多不明白这个道理，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轻率地使用自己的身体，以至陷入刑罚，使父母遭受羞辱和危险，那么他们哪里还称得上孝呢？还有更严重的，他们违逆父母的心意，使父母因而用凶暴的态度对待他们；上面失去了慈爱，下面失去了孝顺，君子都不取这种做法。你回去后要思考所谓善于侍奉父母的道理，努力尽到自己的心意。我对你的告诫，就到这里了。像汉代马援告诫侄子严敦、宋代范质告诫侄子杲的话，都完整地记载在那里，晦庵先生把它们载入《小学》一书，用来教导天下后世。熟读深思并努力实行这些话的人，将会被认为是君子的子弟，也就是与他的父母一起成为君子；这就叫作成全父母之孝的大事。你可要努力啊。《送学士蔺先生致政归磁州序》永乐年间，宣宗皇帝还是皇太孙时，专心学习尧舜之道。太宗皇帝为他选择天下名儒，使他们担任辅导之职，以帮助成就圣明功业；蔺先生从善由扬州教授中选入，担任翰林编修，也参与其中。先生心地淳厚，气质平和，学问广博，品行端正；凡是他的讲说，都是二帝三王之道，不是这些道理便不陈说。皇上非常看重他，十多年未曾让他离开身边。等到皇上登上东宫之位，先生由侍讲升为洗马。我从侍读学士进为右春坊右庶子，能够与先生朝夕一同侍从，听闻先生的言论，观察他的行为，曾经深深感叹他是君子。不久皇上继承帝位，面对天下万国。当时一同任职的十四五人，都升了官，或者分去太学任教，或者辅佐外郡，或者于是离开而任侍郎、尚书。先生和我等三五人，因为兼任翰林职务，都仍如旧。那些离开而显达的人，志愿满足、气势骄满，地位高、权势重，很少有不改变平素志向、失去操守的。先生每天同我一起坐在馆阁，考察金匮石室所藏的典籍，编纂著述以传于万世；有空便从容谈笑，或带着酒出游，选择名胜之地作为乐趣，把它表现在吟咏歌唱中，神情意态仍然如故。又过了几年，先前那些显达的人都相继沉沦或去世，而先生仍然屹立，安详持重，年龄和德望都很高，于是升为翰林学士。他的言语行为也没有不同于从前，我又私下感叹人的变化无常，而赞美先生的始终如一。如今皇帝修明圣学，任用旧臣，先生多次凭经书进讲，深受礼遇。然而他已经年老而且疲倦了，刚到七十岁时，就上奏章请求退休。我等都劝皇上挽留，皇上也重视并惋惜他的离去，没有允许。先生不敢再说，留了四年后叹道：“我实在年老多病，牙齿头发日益衰落，虽然想勉力任事，但力量已经不能如愿。皇上的恩典确实不可辜负，但按义理难道还能再留下吗？”于是再次上奏章竭力辞职，皇上体察他的心意，答应了。各位同僚朋友都惘然不忍舍他离去，于是在官署中设酒赋诗为他送行。诗作成后，学士钱公习礼拿来交给我说：“你和先生交往最久，应当为它作序。”唉，我跟随先生很久了，先生比我大十岁，却屈尊同我相处，我从他那里受益很多。如今难道忍心违背先生的心意吗？老人得到安置，不再烦劳他处理政务，这是皇上最大的仁德，也是同僚朋友有幸看见的事情。既然如此，虽然不愿他离去，又怎么能够阻止他离去呢？我听说，古人对于自己敬爱的人，一定用长寿来祝福他，并不因去留而有所不同。《诗经·南山有台》既用“无期”“无疆”祝愿君子长寿，又说：“美好的声誉永不止息。” 美好的声誉这样盛大，最终以“保艾”作结，祝愿他此后更加如此。这大概是说德行越进步就越盛大。请允许我用这句话为先生祝愿：先生的福分能够这样，足以慰藉同僚朋友的思念。区区离别之情，难道可以扰乱先生的心意吗？把它放下，不必再说了。诗共若干首。

译《送侍郎郑公归衢州序》正统癸亥年秋，兵部左侍郎三衢郑公文枢因感受风疾，不能上朝。皇上听说后，命太医院派医生前往诊视，赐给良药，希望他早日痊愈。过了几个月，病情稍有缓解。郑公不能安心，说：“做臣子的道义，应当勤勉不懈。如果确实疾病妨碍行动，那也没有办法；如今幸而可以行动，却仍然松懈安逸，难道合乎义吗？”于是勉强进朝。这天早晨，西北风突然刮起，郑公没有料到会这样；退朝后坐在官署，病情立即发作，不能支持，回到家后病势又起，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于是叹道：“我受到国家深厚的恩典，正想着竭尽全力报答万分之一。如今疾病这样，短时间不能痊愈，长久辜负君命，劳烦太医，而且荒废职守、耽误政务，按义理都是不可以的。”于是上奏章请求回乡医治。皇上深深惋惜他的离去，命令病好后应当再回来，继续居职任事。然而郑公的心意，也仍然眷恋朝廷。各位同僚和郑公的属官，都有无法释怀的感情。于是尚书徐公嘱托我写文章赠给他。我和郑公交往友好三十多年，彼此了解很深。郑公自从考中进士，就已经以赵清献为老师；后来担任御史、按察使，都凛然具有大臣的气节。他存心仁厚，处理事情平正宽恕。凡是他所裁决的事情，人人都各自得到合乎实情的处理，所以所到之处都令人感激喜悦。至于上奏请求留任以及被征召为侍郎，历任工部、兵部，地位越高而内心越谦下，责任越重而力量越强，恭敬谨慎地早晚勤劳，政务没有不办成的，在当时获得一致赞誉。士大夫评论辅佐大臣的贤能，一定说郑公，认为他的福禄荣名还应当继续增长。人们所赞许的，上天也会给予。那么这次离去，以后再回来大概是可以希望的。我听说，庄子所说的大鹏上升，乘着扶摇而上九万里，但到了六月，也要暂时停息。停息，是为了再度上升；气力充足、力量有余，那么奋飞就会更加远大。郑公回乡后要谨慎自爱，云霄之间仰望您的人，不止一个。我和郑公年岁相近，对他的爱惜极深，对他的期望也很深，所以作序赠行。《赠通判佘侯序》吉安府通判莆田佘侯耀在泰和主持政务，以清廉自守，以勤勉谨慎处理政事，以慈爱恩惠安抚百姓。到现在已经六年了，他所守的原则没有改变，而所施行的政务更加以爱护百姓为要务，百姓更加能够安居乐业，都称颂佘侯的德行，不能停止。今年我在吏部暂代职务，佘侯来京呈报政绩，多次以年老有病请求离任。我替泰和百姓竭力挽留他，侍郎、郎中也说：“世上做官有成就后便懈怠的人比比皆是，能够慎终如始的，大概很少有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当今的良吏，怎么可以姑且顺从他的心意听任他离去呢？”于是把意见报告皇上，使他恢复原职。我既替泰和百姓感到高兴，也有个人的愿望。虽然这样说，这并不是私愿，也是天下共同的意见。县令同百姓关系最亲密，所谓百姓的父母。佘侯在泰和实行父母对待子女的道理，百姓无论大小，他都像对待子女一样看待。在众多百姓中，有才干的本来很多，没有才干的也有。有才干的人依靠礼法自我约束，确实很好；没有才干的人违背礼制、触犯法律，做父母的难道忍心把他们抛弃在败亡之地吗？我读《易经》的《家人》卦，领会到父母对待百姓的道理。其《彖传》说：“家人有严厉的君长，说的就是父母。” 父母尊严，然后人们才有所畏惧；由此尊卑、亲疏各自安守本分，家庭之道才端正有序。治理百姓的道理难道有不同于此的吗？我又读《唐史》，知道施行严厉手段的人所取得的效果。唐朝自天宝以后，河北大乱，许多士大夫死在南方，留在淮南的家属中，子弟豪横放纵而使百姓受害。李长源担任观察副使，派官吏逮捕他们，并施以教导和刑罚，说：“我不是用官府的法律来治理你们，而是代替你们的父兄来教导你们。教导你们还不改正，就应当用官府的法律来治理你们了。”因此他们都改正行为，成为善良的人，严厉手段是不能停止的。正是这样，天对于万物，一定施加严寒肃杀之气，然后材质脆弱的才能坚实，已经成熟的更加坚固，而生机不会穷尽。严肃之中本来包含仁爱，这个道理，佘侯深深知道。我写这些话赠给佘侯，是因为我诸位子弟都曾在他的治下，对他们有才无才，我也已经知道了。请佘侯一定施行严厉的治理，使有才的人更加勤勉，没有才的人畏惧法律而改正行为，或许能够保全自身、保全家庭，不辱没前人，那么我受到佘侯的恩惠就太大了，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话说得切直，是因为爱得深，佘侯希望明白我的心意。

译《赠曾太守序》如今的太守，管辖土地千余里，百姓多达十余万，少的也不少于数万。朝廷把这样的地方交给他，难道只是为了给太守增添荣耀吗？本来是为了百姓：救济他们的饥寒，均平他们的劳役，拯救他们的危难，抑制他们的过错，扶助他们的不足，使他们都合于中正之道。上奉父母、下养子女，安享生存、安送死亡，一切都能遂愿，这就是大致情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以后国家才安宁。太守加惠百姓，就是用来巩固国家根本的。他所承担的关系如此重大，可以说责任很重。因此现在的郡守，一定由大臣举荐贤能而任用，不贤的人不用。既然要经过这样的举荐并接受这样的责任，难道不是很困难吗？我的同邑人曾士弘，起初考中进士，进入翰林，后来离开翰林任兵部主事，任期届满后升为郎中。他为人忠厚坦率明朗，对于事情的是非曲直，一定遵循天理的公正，不苟且地标新立异。在朝廷三十多年，了解士弘的人没有不赞誉感叹的，都认为他贤能。不久诏令下来举荐郡守，大臣们都聚集在东阁下。兵部尚书徐公晞首先举荐士弘，众人都认为他适合这个职位，于是将他的名字上报。皇上任命他为泉州太守。士弘局促不安地说：“太守，是皇上倚重他来惠泽百姓的职位，百姓所期待的，就是皇上施加的恩惠。” 一定要非常贤能的人才能胜任，我怎么敢当呢？”于是众人更加称赞他说：“士弘真贤能啊！”世上鄙陋的人，自己并不了解自己，却夸夸其谈地说自己足以担当大任，君子没有人赞同他们。士弘谦逊退让，不自居其功，别人又怎么能超过他呢？由此可以知道他能够胜任。泉州是闽粤富足繁庶的地方。从前担任太守的人，曾称赞那里百姓淳朴、诉讼简少，喜欢学习诗书。如今学习诗书的风气固然还在，而好争讼的风气却比从前更严重。但依我看来，天下没有不能教化的百姓，能否教化全在太守自身。士弘忠厚，就不会有刻薄的政令；坦率就能公平，明朗就能明察。兼具这四种品德，又用公正来施行，谁不会受到感化而服从呢？既能修养自身，又能使百姓向善，那么泉州的风俗难道不会成为邹鲁之风吗？士弘将要上任，刑部员外郎梁叔车以及同乡诸士，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和士弘、叔车都是陈氏的甥孙，又盼望他的政教能够成功，所以没有推辞。《营建纪成诗序》太宗皇帝开始营造北京，把它作为天下统一的都城。那里天地之气和谐，星辰位置端正，华夏各地归附，四方夷族顺服，确实足以统辖万邦、传于万世，带来长久太平的福祉。然而营建的工程还没有完备。皇上继承列圣事业，大力阐明宏大的谋略，年岁丰收、时令和顺，百姓万物安康富足。仰念祖宗宏大的谋略和伟大的功业，经营建造已经显现端绪；继承先志、完成先业的孝心，从未稍有忘怀。于是亲自从宫中决断，来光大宏伟的事业。知道太监阮公某忠诚不懈，足以胜任，于是特意命令他负责。凡是从官府积存中取用的材料，不向工匠摊派购买；凡是按次序前来服役的人，不从外地征召；其他杂作，就役使在官府服役的人，不妨碍农事。供给他们干粮，数量比其他劳役加倍，并且让他们轮流休息，以节省体力。又多次拿出布帛等物赏赐他们。上面的恩德浸润下达，下情也诚信地上达。安排工程有条理，考核功绩有办法，不急迫，不苛刻，人心争相努力，勤勤恳恳而不知疲劳。这大概是感戴丰厚恩典而从容尽力的结果。欢呼声充满道路，即使古人所说的百姓像子女一样前来效劳，也没有超过这里。于是经过一年，宫殿建成；都城的楼台观阁随后建成。内府的库藏、百官的官署，直到观测天象的台、接待宾客的馆，桥梁毁坏尚未修缮、河道决口泛滥尚未堵塞的地方，凡都城之中应当修治的，都依次完工。只有供奉孔子、培养贤才的庙学，虽然还不至于破败简陋，但皇上认为不相称，特意命令改建，制度宏伟，比从前更加壮丽。因此，宫内殿廷既尊贵宏大又严整，足以接受朝贡、安抚华夏和夷狄；外部官署都高大明亮、深广宽敞，足以处理政务、显示等级威严。合乎天时，适应人事，礼乐教化的施行、声名文物的美盛，郁郁然盛大啊！远近来的人都仰望惊叹，认为仿佛从天而降，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工程正在进行，忽然看见它已经完成。耳目所接触的，一派焕然一新。这可以看出，圣明君主的德泽深入人心，又有贤能明智的大臣尽心奉国，所以完成这样的工程并不困难。从前商高宗在亳建立都城，周武王在镐营造京城，诗人都作诗赞美；孔子选取它们列入经典。经历很久以后，后人还能够考察当时的事情，就是因为有这些诗在。如今百官对于兴建工程虽惭愧自己不能效力，却能够住进宽广的居所而安居，那么把这些事传播于歌咏，传给后世，使千万年后的人能够知道今日盛美如此，也算是我们自我效力的一种方式。诗已经写成，众人都认为应当作序，于是我把序写在诗卷的开头。

译《王侍郎挽诗序》正统甲子年九月某日，户部侍郎王公梦瑾因病在杭州去世。事情传到朝廷，皇上为之叹息哀悼，命有关官署送还他的灵柩，修治坟墓安葬，并派官员赐祭。起初，有人多次说：闽浙银矿已经关闭很久，奸民私自盗采矿产，彼此杀害，请求重新设置银冶进行冶炼，以断绝奸乱。皇上担心这或许会成为百姓的祸害，命廷臣商议。群臣请求派廉能的大臣前往，与浙江、福建三司审察衡量其是否适宜，再上报皇上。皇上便任命王公前往。王公走到苏州时得病，取药带着上路；到杭州后，病情加重，官府替他求医购药，用各种方法治疗，最终还是没有救活。朝廷不只是惋惜他，认识王公的士大夫也没有不悲哀的。王公起初由科举出仕，任教官，升为监察御史，又升为参政，继而升为左布政使，征召授任户部侍郎，升为刑部尚书，又调回户部。他所到之处都适合那个职位。大概因为王公勤于学问，明白义理，廉洁厚道、周密谨慎，并且以诚意持守、以公正施行，所以能够符合众望，副合皇上的心意。如今却已经去世了，哪里还能再有像王公这样的人呢？我当时在吏部暂代职务，每天同王公相处，对他的了解很深。王公曾因为“闻过轩”请我作铭文，说：“我的资质天性缺少宽容，见到别人的言语行为有违背义理的地方，就喜欢攻讦他们的过错，有时即使别人不能忍受也不肯停止。虽然想用义理来相互辅助，但考察圣人的教训，这样做还是过分了。朋友常常因此规劝我，我虽然不怕改正，时间一久却又恢复原样。这样看来，我终究不能没有过错，而对朋友的期望却更加深厚，所以用这个名字命名轩室，希望得到朋友切实规劝的益处。”先生本来不应当吝惜对我的教言。我和王公年岁相近，但学问远远不及王公，尚且没有什么可以回答他的。然而想到古代君子中有卫武公，勤勉增进德行，到老年还请求国人以箴言警诫自己，因此德行更加进步，寿命更加长久，禄位也更加显赫。王公自我修养不愧于卫武公，他的德行本应还没有进步到尽头，福禄荣名也应当长久而更加盛大。谁知道王公竟突然止步于此呢？难道所谓上天保佑善人竟不是这样吗？那么士大夫君子即使想停止悲哀，能够做到吗？王公安葬时，大家都作了哀挽诗，让牵引灵柩的人歌唱着送王公。诗篇编次成卷后，嘱托我作序。我不推辞作序，也是想借此抒发我的悲哀罢了。《赠顺天府尹王君序》正统九年冬十一月二十日，皇上下诏询问吏部，有没有可以担任布政使的人，把姓名上报。当时光禄少卿王君贤因父母之丧服满，正在吏部请求选官。我想到没有人可以替代王君，于是立即具报他的姓名以响应诏令。第二天有诏令，提升王贤为顺天府尹。大概因为前任府尹任期已满离去，所以命他来代任。皇上本来是按方伯的标准来寻求人才，却以京尹的职位任命他，这正是所谓对任用之事困难而慎重的意思；也是因为京尹相当于方伯，选求如此周详，是用来表示重视。顺天是古代的北平郡，如今北京就在这里，是天下统一之地。担任府尹，可以依托在皇帝车驾所在之处，每天接近天子的清明恩光；凡是政令的发布、礼乐教化的施行、宏大恩泽的沾被，都首先到达这里。士大夫做官做到这个地步，也很荣耀。然而这里百姓的人数，有时不超过外地的大府，而赋税、力役、征输、征发，却一定先于各郡。虽然这里的人都乐于奔走办事，但如果不是治理百姓的人启发他们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心，使他们勤勉而不知疲倦，愿意按照要求完成事情，也很难做到。然而我曾思考，朝廷任命府尹，难道只是为了给他荣耀吗？本来就是想让他承担这项困难的责任。能够承担困难，然后才可以享受荣耀。那么承担困难的方法，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体察皇上爱护百姓的仁心，施行养育百姓的政令，以廉洁厚道为根本，加上公平宽恕，以诚意持守，以公正施行，使民间田野之间的人都能享受他们的安乐、获得他们的利益，感戴皇上于上，亲近拥戴府尹于下，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百姓都大力响应、耐心等待，那么做府尹的人就能享有荣耀，而看不见困难。王君字惟善，是宁阳人，是遵循学道的君子。他历任各职，都在当时获得声誉。如今担任府尹，如果能像我所说的这样做，就一定足以符合上下的期望；必定会拥有荣耀而没有困难，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府尹起初任鄢陵教官，如今的吏科给事中张君睿，曾经接受他的教诲而有所成就。张君高兴老师得到升迁，认为他的德业将更加显著宏大，便嘱托我写文章赠给他。我不能推辞，所以写下这些赠言，也借此勉励他的德业更加显著宏大。《禄冈八景诗序》禄冈在泰和西北三十里，我的母亲家住在那里。环绕这个地方的溪流山岭和景物都清丽优美。舅父存道先生喜欢游览，也喜欢吟诗，选取其中最美的景致命名为：“禄冈樵隐、螺浦鸥盟、郑洲雪钓、董里云耕、径山晓色、武姥秋声、梅溪月霁、篁岭风清”，称为禄冈八景。他往来其间吟啸歌咏，想寻求能作赋的人来写诗赋，尚未完成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孚德遵循父亲的志愿，今年带着八景图来到北京。中书舍人龙士郁向士大夫说明此事，得到他们的诗作后请我作序。我过去常去拜见舅父，因为贫困卑微且事务繁多，不能陪他拄杖出游。后来能够从容游览观赏并把感受写成诗赋，等到我在当时窃居官位，彼此距离却远了，未曾不感慨地思念他。如今看到这幅图，又为孚德能够继承前人的足迹而高兴。禄冈有这八处景致，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它们就会被遗弃在荒远偏僻、交通隔绝的地方，没有人能够使它们受到珍视。如今一遇到萧氏父子，它们的美就显露出来了，难道不是这个地方的幸运吗？然而我听说，地方因人而胜，人因才干品行而显扬。禄冈八景，孚德已经彰显了它们的胜处，难道还不应当更加谋求彰显自己的才德吗？我年老而且多病，正想着请求退职回乡；如果有幸实现，能够游览那里并为它作赋，那么孚德的美名不也会更加显著吗？姑且为这些诗作序，以等待那一天。

译《南富王氏族谱序》泰和南富王氏，世系出自太原。大约唐朝末年，王该为躲避战乱来到江南，开始居住在庐陵何山。他为人笃厚，喜欢施舍，周济穷困、救助贫乏，心意从不厌倦，乡里称他为长者。他所居田间曾出现龙的异象，于是把那里献给佛寺，迁居到安城的连岭。族人日益繁衍。后来有一个名扆、字明远的人，开始迁居南富，更加以诗书礼义昌盛他的家族。明远生师儒，师儒生明道、美道、乐道。乐道的后代大概没有传承下来，而明道、美道的子孙都繁衍兴盛。明道的后代中有名存德的人，居住在南塘，成为一族。美道生元功、元承，子孙众多，旧居容纳不下，于是分开迁居，这是形势所迫。编修这部族谱，是为了说明美道一支的来源，使分异的族人合归一体，所以特别详细。元功的儿子经之居住在枣园，成为枣园族；他的后代第四世有敬翁，居住在池头，成为池头族；第五世有用中，居住在石滩，成为石滩族。经之的弟弟建之居住在槐下，成为槐族。元承的儿子益之喜欢住楼，于是成为楼下族；他的孙子庭冕分居下塘，又成为下塘族。由美道一人分为六族，子孙绵延繁盛，都有固定的产业和坚定的心志，家族的显赫、文化礼制的美盛，其他家族很少能够比得上。几十年来，我所交游的人中，庆府纪善倬、昭太康教谕用常、巴陵县令用持、郓城县令用彰、莱芜县令用仪、行人司副俨，都凭通晓经学、学习古道而入仕，他们的才干品行都有值得称道之处。唉，多么盛大啊！然而我曾听说，世代显贵的大族，固然以凭禄位做官为荣耀，但一定还要有所建树。晋国的范匄说，范氏保有姓氏，经历虞、夏、商、周各代，自以为盛大了；鲁国的叔孙豹却说，这还不如树立德行、功业、言论，因为三者可以不朽。大概富贵显达，是美盛表现在外；德、功、言三者，才是内在的根本。从王氏何山的祖先王该来看，他没有什么特别的道路，不过是笃厚而喜欢施舍罢了。笃厚好施，是仁的德行，同刻薄贪鄙的人不同；而王该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许就是德行得以树立的原因吧？从前学士解公为这部族谱作序，说庐陵各支王氏都是王该的后裔，南富王氏是其中一支。它这样兴盛，难道不是施行仁爱的回应吗？世上刻薄贪鄙的人很多，聚敛财物，像饥饿的豺狼一样，放纵自己的欲望而使百姓受害，内心一点也不顾惜；所以有的忽然显赫，转眼又消亡的，也很多。想使这种家业广大长久，是不可能的。如今王氏六族可以说很兴盛了，还应当看着你们祖先的作为，在自己所应建立的事业上努力，那么禄位仕进就会有所继承，也更加能够光大宗族；即使延续到百世，也不会衰微。用持重新修订这部族谱，请我为它作序，所以我写下这些话，告诉王氏的子孙。《赠稽勋员外郎柴庭芳序》柴兰庭是余姚的世家子弟。永乐甲申年，我和他的叔父广敬一同考中进士，又一同被选入翰林院。广敬清正淳厚、简朴持重，文章品行之美，众人都推重谦让于他。他又通晓古文字，这门学问得自赵防谦先生；他的议论精深博大，尤其不是别人所能比的。当时人们说，可以担当皇上重任的人，广敬在甲乙等第之中；他和我等四五人一同被选入内阁。广敬却以病请辞，不久便去世了。我们都深为惋惜，认为再也遇不到这样的人了。后来过了若干年，兰庭又凭借家学考中进士。我在京师同他相见，听他的言谈，观察他的行为，知道他确实是谨守礼义的人。我喜爱他，因思念广敬而不得相见；见到兰庭，就仿佛又见到了广敬。因此便同他往来。兰庭任中书舍人，任满九年，升任稽勋主事，都很有贤能的声誉。我观察他任事的根本，不过是顺循天理的自然，尽到人道的当然，以诚心持守，以不懈怠去实行罢了。那些倚仗智术、夸耀才能、以喧哗世俗来求取宠幸的人，兰庭是不做的。过了很久，稽勋司员外郎的职位空缺，尚书、侍郎请让他署理其事，皇上同意了。如今他正式被授为员外郎，享受正五品俸禄，这大概就是《虞书》所说的“试用认为可以，才正式任用”。郎官自古就是荣耀的职位，被称为大臣的副贰，人人都替兰庭高兴；但兰庭和从前一样，勤勉不息，只怕自己有所不及。唉，这正是兰庭之所以贤能的地方。做官之人的进退，虽然出于人的安排，实际上却是上天所定，何必在其中设置喜悦或忧戚呢？只应顺循天理的自然，尽到人道的当然，以诚心持守，以不懈怠去实行；这才是他所应当致力的。难道只有做郎官才是如此吗？即使升到大臣之位，也不过如此罢了。柴氏家族世代承继诗书，善庆积累得越来越久、越来越盛，只是上天对广敬吝惜了些；上天将要加厚福泽于兰庭，这是必然之理。兰庭还能谨慎持守而不改变吗？郎中苏镒、良金，主事姜濬、士澄，深厚地珍惜同僚情谊，请我写文章作为赠言。我一向敬重兰庭，所以写下这些送给他。

译赠工部侍郎王君序 正统七年秋天，工部右侍郎职位空缺，皇上特意任命兵科都给事中王永和担任。当时正营建各官署衙门，劳役繁多、事务繁重，适宜任用勤勉厚道、平和宽恕、懂得大体而能够安抚治理的人。王君曾凭借通晓经学担任教官，又在兵科任职十多年，每天侍奉天子左右；他的才华品行之美，为士大夫所重，又得到皇上的知遇，因此皇上特意任命而毫不疑虑。王君接受任命后，众人都因得到了合适的人而高兴，更加替他欢喜。当初，礼部右侍郎武城王公退休，留下了这个空缺；尚书毗陵胡公和我私下商议，能够接替他的人，都属意于王君，只是叹息不能得到他。到这时王君承受了皇上特命的荣耀，我虽然因不能跟随王君而感到遗憾，但也为自己的谋划没有错而高兴。他的同郡仕宦张穆等人尤其高兴，一起请求我写文章。唉，王君的美德，难道要等我说了以后才显扬吗？可是我知道王君能得到今天的地位是有根本原因的，这一点应当在我的文章中表现出来。王君曾以“重恩”命名他的堂屋，大概是感念祖父母、父母养育生成的恩德，以及皇上宠爱任用的恩德，思考用什么来报答；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内心。忠与孝，是人道的大端，而孝是根本，忠是孝的推扩。曾子认为侍奉君主而不尽忠就是不孝，因为忠于君上正是对亲人的孝。人只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有的人竟然妨害自己的亲人；妨害自己的亲人，就不知道爱护自身，又怎么能够忠于君上呢？如今王君恳切地想着要尽到忠孝之道，正应当凭此立身于世而接受这样的荣耀。张仲、君陈，都是周代的贤臣，他们的德行功业不是不盛大；但《诗经》《尚书》称述他们时，唯独把孝放在首位，那么大贤君子所应当致力的事情就可知道了。王君致力于此，根本已经树立起来了，还应当继续前进而不停止。根本树立得越稳固，那么福禄荣名也会有超过今天的；后人再加以彰显，难道不会更加盛大吗？因此写这些作为赠言，大概也是王君乐于听到的吧。《抑庵文后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九　　　明 王直 撰序 送南海县丞屈季恒序 工部主事姑苏人张穆来对我说，他同郡人屈昉、字季恒的贤能，说道：“季恒曾在崇明军中任职，他的言语行为一定遵循礼义；凡是处理事务、接待交往、安排措施，都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一军的人都因他的儒雅而敬重礼待他。方诏令下达，寻求贤能之士，凡军民中才德兼备的人，都命令举荐。军中的帅长不敢隐瞒，便把他推荐到朝廷。吏部方才让大臣考察他所说的话，又多次用事务考验他，大家都认为可以任用，于是授予他南海县丞。”张穆平素同他交情深厚，在他离去时，冒昧请我写一句话来为他增光。我说：“朝廷扩大求贤的途径，既然已经得到贤才来任用，却仍担心或许有所遗漏，于是又举行这次荐举。不过以才德兼备为名目，这种对待士大夫的心意，难道轻视吗？名是实的根本，有了实际才有名声，那么由此途径得到进用的人，怎么可以轻视自己呢？德，是在心中获得的理；才，是用来达到实际功用的。唐虞时代，九德之人都能任事，而元凯是凭才能被举荐的；但他们所谓的才，都是德行的发露。考察经书，其中的行事都可以看见。后世君子，对于德行，都知道应当以古人的至理为师；至于才能，却未必都如此，大概只是随着各人的气质和能力而发挥，并不全都以德为根本。因此，慈爱善良、和乐宽厚的政治还没有达到，苛刻乖谬的政令却实行起来了。想要使治理功绩像古代那样，大概很难。如今皇上以尧舜般的仁德兴起唐虞般的治理，所以想得到像古人那样的贤才来任用；季恒正由此得到进用，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应当怎样自我要求、用心做事呢？县丞用来辅佐县令，一个县的治理，忽然托付给他南海这样的大县，而藩司、按察司又设在这里。这里喜欢用礼法约束下面的人，里巷中的士人也喜欢用礼法议论上面的官员。季恒所接受的职务，按理说并不难办；然而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政令施及百姓，必须都以德行的施行为根本；不合乎德的政治，就不能施加于百姓。假使人人都说：‘这确实是才德兼备的人，没有辜负朝廷的荐举。’再逐步推进他的治理，使其也不愧于古人，难道不真是贤能了吗？”我并不认识季恒，但张穆是我所喜爱的人，我知道他的话可信，所以写这篇序为季恒送行。季恒会接受我的这些话吗？

译送萧通判赴大理序 我从前因母亲去世在家守丧，我的朋友萧所芳派他的儿子瓌跟随我学习。瓌当时十二三岁，聪明秀美而气度不凡，勤奋不知疲倦。我喜爱他，所芳也非常疼爱他，一定希望他学业有成。刚过两年，我来到京师，听说瓌进入县学，学业日益进步，文章也更加奇特。我十分高兴，也想着看他成就事业。过了很久，瓌凭《春秋》经学考中乡试，被荐入礼部。我恰好奉命主持考试，原以为一定能录取瓌，不料瓌却入选教官，应当任学正、教谕；本来已经得到职位，却因名额限制而未能实现。我深为惋惜，瓌却安然处之，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向礼部说明，愿意完成太学学业，等下一次选举时，再选取诸生中有文学而且精通书法的人来书写武臣诰命，瓌也在其中。于是他前往中书省执笔任事，勤于职守，从未有过失，在一时共同办事的人中没有比得上他的。吏部考核期满后，他的文章列为优等，授任大理通判。他将要出行，经过我这里来告别；我看他的心意似乎还有不释然之处，大概是因为路远，不便于侍奉双亲的缘故。我劝解他说：君子做官，是把侍奉父母的孝心转化为侍奉君主的忠心，所以他的志向只急于办理王事，无暇顾及私人的恩情；这难道是轻视父母吗？这是因为有些事情不能同时完全做到，义理本来就是如此。你的父母之所以恳切地教导你，并不是想在眼前得到快意，而是希望你立身行道，使他们在当世显扬；而行道难道会以路途远近为限制吗？孔子尚且周游天下，难道会被拘束在近处吗？大理虽然遥远，但云南各郡没有比它更远的；何况那里风土良善、物产丰饶，百姓安于教化已经很久了。你此去，把你的道一心施行于百姓，使那里的人更加能够安居乐业；即使身在远郡，也使那里不异于中州，那么你的道便施行了，功业也建立了。郡中百姓把恩德归于你，再推本到你父母的贤德，那么你的父母难道不会欣慰而感到满足吗？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以志向来奉养父母，是孝养中最重要的事情。我希望你把这个作为职责；如果只是早晚不出门户而不能显扬双亲、成就自己的美名，虽说能够奉养父母，君子却不以此为贵。况且大理以外还有不少郡县，大理难道算远吗？你只管致力于大的方面，不必计算远近。瓌高兴地拜谢说：先生的教诲是对的，我敢不努力吗？我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他，使他回去后拿给父母质证，他们也一定会认为是这样。赠王经历序 苏州是大郡，百姓众多，赋税繁重，狱讼繁杂，科派、征收、徭役都很兴盛，凡是做郡守的，没有谁能超过它。岂止郡守如此，天下有十三个布政司，事务不能比得上苏州的，大概只有四五个；要治理这样的地方，难道不困难吗？所以郡守、郡佐一定要选择才能超过常人的人，然后任用。至于幕僚之长，主管谋划治理，文书事务也不能任用没有才能的人，由此可知朝廷对此多么慎重。如今太守南昌况侯，正是所谓才能超过常人的人；又得到湖州王仲文担任经历。仲文名真，起初凭才智进入官场；苏州与湖州又相邻，那里的人情风俗也没有太大差异。仲文辅佐治理有条理有法度，苏州因而以治理有成闻名。苏州人既尊敬仰慕况侯，也称颂仲文的美德，这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我在京师做官将近四十年，每每听人说苏州难治；询问它难治的原因，大家都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还说：事情中有规律的都可以办理，唯独人情巧诈虚伪、变化多端，一天之内就有千百种变化，以至于原本有规律的事情都失去了常态，这就是难治的原因。我私下认为，天下固然有极难办理的事情，但也要看任事的人。做官以廉洁为根本，廉洁就能公正，公正就能明察，再以诚心坚持，并且加上不知疲倦，或许就可以了。后来我的朋友工部侍郎周公前往巡抚那里，况侯的心意同他相合；作为幕僚，又有仲文，于是从前极难办的事，如今都仿佛容易了。周公贤能而有才干，他的施政又有超过常人的地方。我曾问他其中的原因，周公却没有告诉我。仲文如今再次考核政绩，来到北京；翰林待诏沈庆、庶吉士伊侃到我这里，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我想用自己的话询问他，但一向不认识他，所以写这篇序送给他。如果果真像我所说的那样，这就是已经见效的方法；关键在于谨慎守持而不改变，这样就好了。仲文要努力：如果能治理好苏州，那么天下就没有难以治理的地方，将来他的名位岂能估量吗？仲文不要忽视这一点。赠柳参政序 古代君子有人出行，与他相亲相厚的人，一定举行祖道饯行之礼，赠送临别的话，以抒发离别之情，表达殷勤深厚的心意。这大概是因为情趣相投、道义相互推重，所以发言如此，难道是偶然的吗？《崧高》《烝民》《韩奕》，都是祖道送别的诗，作者是尹吉甫。如今考察这些诗，饮酒饯行的礼仪不是不完备，但一定要形诸言辞，称道其德行功业的盛大，其中又寄寓着深切的劝勉讽诵之意。孔子选取它们，难道不是认为这是合乎人道而不可废弃的吗？后世的贤者，在朋友离去时，既在杯酒之间尽情抒发情意，又一定征求赠言，大概就是以此为根本。正统四年五月，天子听从大臣荐举，认为柳芳贤能，便在刑部郎署之中越级授任为湖广右参政。他的贤能同列朱胜等人已经一同为他饮酒饯行，又请求我写临别赠言。想用言语相赠却托付给我，难道是认为我的话可以采用吗？如今的布政司，就是古代方伯的职任；参政是他的佐贰。《韩奕》所说的伯，《烝民》所说的“赋政”，《崧高》所说的“于蕃于宣”，柳君都实际参与其中。既然承担古人的职任，就一定应当在古人的道德方面与他们相称；在古人的道德方面相称，也就成为古人那样的人了。那么仲山甫的柔和美善而有法则，申伯的柔和仁惠而正直，韩侯的早晚不懈、谨慎共守你的职位，难道不是柳君所应当致力的吗？内心敬慎而居守其职，又不在政务上懈怠，然后才能侍奉君主；柔和美善而有法则，就是柔和而能刚强，然后才能充分发挥统率明察的才能；柔和仁惠而正直，就是爱护百姓而又无不合乎义理，然后声誉才能传遍四方。古人只具备其中一点，已经足以称为贤者；何况兼而有之，必定就是大贤君子。以这些话赠给柳君，也是诸位同僚的心意吧？柳君字墀茂，是南康都昌人，为人刚正耿介、不屈不挠，端庄厚重而有所作为，这是诸位同僚所称道的。他能够采用我的这些话吗？

译赠李孟奇序 李伦，字孟奇，是瑞安的善人，并且因为喜好义举而受到乡里的尊重。正统三年，瑞安发生饥荒，孟奇拿出谷物二千石，帮助官府赈济百姓，并且修筑义仓储存谷物，由官府主持出纳。他又在飞云渡建造两艘船，接济往来的人；每年自己派人操船，并供给他们衣食。县令钟君沔把事情详细上报，皇上嘉奖他，派行人携带诏敕表彰他为义民，用羊酒慰劳他，并免除他家的赋役。孟奇到宫阙之下谢恩。瑞安的贤人、礼部郎中黄君养正请求我写文章送他回乡，并且告诉我说：‘孟奇的义举，不只是这些。往年永嘉县百姓许惠生等五百七十多户到府中申告饥荒，孟奇拿出谷物一千石、白金一百三十两赈济他们。朱文助等人诉说贫困，家中有丧事而不能办理丧葬，孟奇又拿出谷物一千石、布一百匹给他们。又开辟义冢，使没有墓地的贫苦人能够安葬。修缮郡治衙舍以及瑞安县后堂、儒学尊经阁和两廊庑、东安驿仪门、平阳县水利斗门及各处桥梁道路，还有佛寺、老子庙的殿堂门廊前后，合计耗费谷物一万多石。孟奇不把这些归功于自己，百姓却感念他的德行，这就是喜好义举到了极点。’ 先生喜欢称道别人的善行，难道可以不写一句话作为赠言吗？”后来孟奇经过我这里，我听他的言谈，观察他的行为，确实是令人喜爱的人，那么还有什么比称道他更值得的呢？义，是人心共同具有的道理；它施行得有多有少，是因为人的本质有厚有薄。如今天下因拿出谷物赈济饥民而得到诏敕表彰的人很多，但没有像孟奇这样数量多而且一次又一次去做的；难道这就是所谓把好义看得像嗜好欲望一样吗？孔子观察人的方法，一定要考察他所安处的事情。有人偶然奋发一次而获得名声，也有人有所企求而勉强去做；只有没有所求而多次去做，才能知道他真正乐于此事而不厌倦。孟奇不是有所图谋才去做，而且已经多次这样做了，大概真是乐于行义的人吧？他受到天子的宠命，并在后世获得声誉，难道不是应当的吗？而且行义的人，上天会赐福给他。孟奇今年六十九岁，五个儿子都卓然有成，其中两个是县学的生员，都能好学不懈。上天报答孟奇很厚，使他的福分增长、家族昌盛，这是必然的。所以我写这篇序送给他，并且用来劝勉那些还不能这样做的人。送刘县丞序 刘鼎，字士器，是我故人的儿子。当初他和哥哥刘涣、字士拯，一同凭通晓经学考中乡试，在当时很有名声。第二年，士拯考中进士，士器得到教官职位，却不愿就任，请求回家完成学业。后来士拯任兵科给事中，士器却被家事牵累，终于没有出仕。县令认为他的为人贤能，又惋惜他不能为世所用。方诏令下达，寻求贤才，凡文学、才能、品行出众的人，都命令有关部门举荐。于是把士器的姓名上报，征召到京师；考验他的才能，列为优等，又在礼部考察办事能力，认为他能够谨慎勤勉、不懈怠，都认为适合任用，于是授予他寿昌县丞，让他赴任。我同他的父亲、儿子、兄弟都很友善，他要离去，怎么可以没有一句话呢？县丞只是八品官，却一同接受治理百里的重托。百里之内成为他的百姓的人很多，他们的安乐与忧患，难道只系于县令吗？县丞也承担其中的责任。世上做县丞而能承担责任的有，不能承担的也有。有的人不只是辅佐县令，而只顾爱护自己；临行时便把责任推给县令说：‘不是县丞能够做的。’政事不好、百姓不安，有不去顾虑、只做县令而能分担责任的人，也不能说没有。他不是只考虑县丞的职权，而只顾专擅己权。临到施行政务时，便忌惮县丞，说：‘这不是县丞应该侵越的。’对于政事的不善、百姓的不安，有的竟然不能知晓；这样还想使县里得到治理，能办得到吗？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出于私心。把百里之地交给他们，让他们安定养育百姓，难道只是让他们遂行私意吗？孟子说：‘君子把仁存于心中，所谓仁，就是合乎义理而没有私心。’县令以此治理，县丞以此辅佐，胸怀广大而大公无私，所做的事一定合乎义理，那么政事哪里会有不善，百姓哪里会有不安？这样，难道不是所谓贤能的县令、县丞吗？如今寿昌的县令如何，我不能知道；但我了解士器，所以把这些话告诉他，这正是为了看重士器。求贤的科目，没有比文学、才能、品行卓然出众更高的了。孟子的话，不只可以用来要求县丞。士器从这一科得到进用，如果确实不愧于孟子的话，那就好了。士器要努力，我对他的期望，难道只止于县丞吗？赠郭司训序 万安人郭邦本起初考中乡试，赴礼部考试，得到纳溪训导的职位，因母亲去世而回家服丧。服丧期满，改任保昌训导。保昌是南雄所属的县，距离万安只有七八百里。邦本的祖母还健在，母亲也已年老。如今既能经过家乡拜见双亲，而且来往很方便，可以通报问候起居，送上甘美柔软的食物，他心中十分欢喜。他将要出行，请求我写一句话作为赠言。我说：‘人道的大端只有忠和孝。忠就是对君主尽心，孝就是向亲人充分表达爱敬。忠孝兼备，人道就树立起来了。古人有急于侍奉君主，以至于丢下亲人而离去的；他们的爵位不是不显赫，功名不是不盛大，但后世君子常常对此兴叹，难道不是因为不合乎天理人情而感到不满足吗？然而他们有不能兼顾尽到的地方，是形势使然，也就没有办法了。如果能够兼顾，合乎天理的正道，又符合人心的安宁，那么这种快乐哪里会有尽头呢？如今学校的教育，大概只是希望学习者致力于此。孟子说：‘没有有仁德却遗弃亲人的人，没有有义却把君主放在后面的人。’忠孝是仁义之道，是人情本来具有的；有时不能尽到，只是有所蒙蔽罢了。怎样进行教导呢？诵读圣贤的书，讲明其中所说的当然之理，并且依照它去做。’ 做老师的在上面端正自己的表率仪范，做学生弟子的在下面谨慎遵循老师的法则。修养自身，施行于家庭，再推而施于国家，没有一样不尽心而为，即使在唐虞时代也不过如此。邦本正当年轻，资质美好，又有志于古人；如今离家去做教官，应当勤勉不懈地修治自己的职务，同时又恳切笃厚地侍奉亲人，或许能够兼尽这两方面的道理。把这些推广来进行教导，他成为贤能教官是可以肯定的。如今的制度，郎官、御史、给事中有缺额，常常从教官中选取。邦本也要笃实谨慎而不忘本，使名声和实际都在上下之间蒸蒸日上，那么难道只做一个教官而已吗？邦本要努力。

译赠蒋主敬序 主敬是金坛人，赠太医院使恭靖蒋公的儿子，是现任院判主善的弟弟。去年他来探望哥哥，我偶然见到他。看他的容貌恭谨，气度和顺，说话迟缓谨慎，我心中很敬重他。然而哪里只是我敬重他呢？凡是认识他们兄弟的人，大概没有不敬重的。我回忆自己曾在仁宗皇帝居东宫时侍奉他，恭靖任太医院判，也早晚侍奉在左右，深受礼遇，能够从容地规劝讽谏皇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医术。当时他在诸公之间声名很重，可以说是古代的君子了。我既同恭靖结交，如今又同院判君交游，因此深深赞叹他具有恭靖的品行。等见到主敬，又高兴他能够像他的哥哥。像他们父子这样被任用，都是非同寻常的际遇，世上做官的人很少能比得上他们。然而世上的轻狂子弟，往往借此自鸣得意，放荡而不受规矩约束，纵情于利欲之中，最终父子兄弟都受到伤害、两败俱伤的，比比皆是。由此概括来看，主敬是贤还是不肖，就可以知道了。世间常说子弟贤能，一定根本在于父兄，难道是虚话吗？主敬将要回乡，御医张敬、曾晟、何永庆、施昌宗等人都敬重他的为人，请求我写话送他离去。所谓赠言，就是希望有所增益的意思。主敬的品行已经在家庭中养成，哪里还需要我的话呢？况且他的父亲和老师早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称作“主敬”，说的是君子修身的要点。《礼记》说：“君子没有什么不敬的。”敬重自身是最重要的；能够敬重自身，那么言语一定遵循义理，行为一定依循正道，也就不会有辱没双亲的忧患了。然而笃实地自我修养的人，不能因为时间久了就懈怠。所以说：“君子谨慎开始而敬慎结束。”主敬立身处世，既然能够敬慎其始，还能谨慎其终吗？如果确实如此，就不会辱没贤能的父兄，说他是无愧于君子的君子，也就可以了。我本来就喜爱以德行待人的人，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赠张通判考绩归太平序 张侯文瑄任太平通判已经三年了。太平的百姓受到他的恩惠，和蔼之名显著于当时。今年他考核政绩来到北京，我的姻亲尹君自道任太平府同知，同张侯最为相亲。张侯这次来京，因为尹公的缘故，屈尊经过我这里。我恰好有公事，没能充分接待、亲切交谈，殷勤款待到这种程度，张侯将要回去了。他的朋友兵部郎中潘君忠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我虽然没有空闲，但想到张侯既然厚待尹君，对我也有深厚情意，那么我怎么能吝惜几句话呢？况且又有潘君的请求。太平靠近大江，当年太祖皇帝经营四方时，这个地方最先归附。等到天下安定统一，定都金陵，太平又紧邻京畿，仰承道德的光辉，沐浴教化的恩泽，至今大概已有百年。因此那里的人中贤能者，都熟习诗书礼义，出仕足以发挥作用，居家足以成为善人。田间的普通百姓，也都自己努力解决衣食，以安乐地生活、送终，所以最著名的是容易治理。况且如今皇上专心养育百姓，施政一概以仁为根本，那么治理百姓的人要施行政务，大概更容易，这一点可以知道。而且如今的郡守以及所有辅佐郡守的人，都一定选择贤能者任用。太平的百姓，哪里会有不能得到安所的人呢？我曾说，君子身居职位，虽然以仁爱百姓为心，但一定要遇到合适的时代，得到合适的地方，然后志向才可以施行。若遇不到合适的时代，处在不好的地方，即使苦心竭虑去做，也会有挫折他的志向、扰乱他所作所为的情形；告诉百姓而他们不明白，命令他们而他们不服从，那么即使有志向，又能施展到哪里呢？张侯既然以仁为根本，又处在圣明的时代；当地风俗良善，足以使他按照自己的志向治理，这是多么幸运啊！关键只在于敬慎不改变罢了，这正是君子对他的期望。所以写下这些作为赠言。送张主簿序 琼州在京师以南一万多里，四面环海，其中有五指诸山，黎人、獠人居住在那里。全郡所有的地方，只有靠海的一带，周围几乎三千里，三州十三县的治所都在那里。土地背靠山岭、毗连大海，所以鱼、盐、皮革、丝布等物产很多。那里的田地大多一年两熟，瓜果蔬菜之类，各家栽种、各户种植，不必买就可以拥有。百姓既然衣食充足，所以风俗质朴，容易治理。我先父治理琼州十多年，体察朝廷宽大的恩德，施行和乐宽厚的政治，除去烦琐苛细，致力于简易，以仁义之道从容地教化他们，因此全郡百姓都安于耕作、衣食，彼此相忘于无事之中。做官的人既认为当地风土良好，又喜欢它容易治理，往往有很多人乐于居住在那里，以美好的恩惠施加于百姓。古代岭外之地，多用来安置被贬谪的人，所以他们都鄙视当地百姓，一概以苟且敷衍的态度对待。如今即使是海外遥远之地，也都选择贤能者去治理，士大夫都乐于在那里施政，治理效果同中原没有不同。这可以看出皇上的仁德广泛施及天下，并没有远近的区别。唉，真是盛大啊！万安人张旭，字寅宾，是当地世家子弟，资财富足而才华美好，体格魁伟而气度充盛。有司奉行部中的文书起用他，使他担任崖州宁远主簿。同他平素交情深厚的人请求我送上一句话。我同寅宾交往不久，但已经知道寅宾擅长治理政务，能够施惠于百姓。大概寅宾是凭借赋税丰足而进入官场的，正是所谓有恒产便有恒心的人。人没有固定的产业，就没有固定的心志；如果让这样的人居于百姓之上，这同让狼去统领羊有什么不同呢？他的危害必然很大。寅宾把自己拥有恒产而形成的恒心推及百姓，施行没有危害的治理，以不停止的诚心坚持，以不改变的操守处事。我知道宁远的百姓，所受到的恩惠一定更加深厚了。这难道不是当地百姓的幸运吗？所以我写下当地百姓容易治理的原因，以及寅宾擅长治理的缘由，用来送他，并期望他的治理成效更加盛大。寅宾也要自我勉励啊！

译赠何佥宪序 圣明的天子在位，振作精神治理天下，四海安定，更加思考用什么来惠养万民，建立永无穷尽的太平事业。因此，凡是藩府州县的官吏，既然都选择人才任用；对于按察官，尤其慎重选择。因为他们承担着耳目之寄托，关系着纲纪，不能轻视。以十多个郡的土地归其统辖，布政司所属的官吏很多，他们是否贤能、行政是否得当，不可能完全相同；那么百姓的安乐忧患，以及他们想要得到却得不到、厌恶却不能除去的事情，必然就会存在。按察官考察这些事情的实际情况，上报天子，由天子决定官员的升降；兴办百姓有利的事情，除去百姓有害的事情，使上面的恩德不被阻塞而传达到下面，使下面的民情不被阻塞而上达天子，上下相通，治理的成效就会盛大。其职任如此重大，如果不是有才有德、懂得大体而又值得敬爱的人，就不能担当。泰宁人何公道旻，从前侍奉太祖皇帝，任大理评事、监察御史；后来出任江西、广东按察司的佐贰，都很有声誉。他在江西任职时，一两个同事中的贤者，都是当世伟人；他公平正大的气度，刚强果断、平易正直的作风，足以抑制邪恶、扶助善良，振兴廉洁、约束贪污，江西百姓都安于他的治理。何公曾巡视到泰和，当时我正是县学的生员，得以前去拜见他。我观察他的风采，听他的议论，就知道应当敬爱他。他离开江西已经几年了，但我们这里的父老还谈论当时按察官中的贤者，仍然能够一两件一两件地说出他的事迹而不遗忘。唉，虽然是因为这个人喜好德行、乐行义事，但何公和诸位贤者确实有使这些得以实现的地方。今年何公在广东任期届满，回到北京；不久又调任浙江按察司佥事。浙江是大藩之地，那里的官吏贤能与否、百姓安乐忧患，也会有不能齐一的地方吗？凭何公的贤能，而担任长官、副职的人又贤能，那么处置这些事务就不难了。我知道那里的百姓一定能够安定地接受皇上的恩赐。他将要出行时，凡是深知何公的人都作诗赠送，并让我为诗作序，所以我追述他的职任之重，以及何公能够胜任职务的情况，用这些话作为序文的开头。送尹子源诗序 我的朋友尹子源起初因荐举进入馆阁，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五年后书成，朝廷将要任用他，命令他到户部历练；又过了三年，才授予福清县河泊官。子源开朗敏捷、简朴旷达，没有苟且虚伪的习气，又善于同人交往。我居家时，曾派他的儿子琏跟随我学习；子源常常载着酒菜进城，邀请我饮酒，谈笑一整天才离去，神情意气十分和蔼。后来我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子源来到京师；虽然时时相见，但被各自的事务所局限，不能像从前那样欢笑，然而他的情意仍然没有改变。永乐十一年，皇帝巡幸北京，我和子源都随行。当时我们家乡的士人住在行在的没有几人，空闲时便来往畅谈大笑，大概离家乡越远，情意反而越亲密。最后子源便住到我这里，恰好我的朋友中书舍人钟君也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三个人同住一室，早晚互相谈说旧事，彼此投合，欢快得更加厉害。子源能作诗，却不追求特别精工，时常拿出自己的作品，高声吟诵来取乐；有时饮酒劝酬直到半夜不睡。我因有病不能饮酒，子源高兴地强劝我饮，我不答应，他便颇以言语侵逼我，虽然很违逆我，我也不生气。他曾说：‘先生独自住在这里，如今幸好有我们两个人在；若不趁此时一起快乐，等一旦分别而去，还有谁同您一起取乐呢？’不久，子源接受官职将要出发，告诉我说：‘我现在有公事在身，没有空闲同您作乐了，但您能写一句话作为赠言吗？’我于是又饮了一杯酒，对他说：‘读书人做官，不必计较职位高低，只看把它做得怎样。假如能够胜任职务，不辱没自身，那么官职即使卑微，人们也会敬重他，他也会进于显达荣耀。否则，即使乘坐高车、驾着四匹马，穿华美衣服、吃精美食物，居住在宽大的房屋、丰盛的厅堂之间，前呼后拥出入于四通八达的大街上，他的职位即使很高，人们本来就会轻视他，哪里还来得及尊贵看重呢？所以古代君子对于管理牛羊、仓廪这样的卑贱事务，没有不合宜的，原因就在这里。’子源读书而懂得义理，又熟悉通达时事；他能够胜任职务、不辱没自身，是可以知道的。我看见子源的俸禄官秩将要更加显达了，你要谨慎对待。子源说：‘好。’于是我写下我们相互友好的旧情，以及彼此劝告的话，用这些送他；子源难道会忘记吗？送郭绍容序 往年我以翰林修撰的身份扈从在北京，县人郭仪，字绍容，来探望他的父亲承宣；承宣从辽海回来，绍容进到翰林检讨余君那里拜见他的老师，住了一夜便离去了。大概绍容的母亲还在堂上，他离家日久，思念很深，所以没有空闲同我交往，急忙离去了。余君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心中独自高兴，便同他一起赞叹。京师是四方万国汇聚的地方，正值天下太平无事之时，各种人才和物品无所不有：文学上闻名天下的儒者，武艺出众的豪杰，医药、卜筮、方技以及诸子百家之流，运输货物的富商巨贾，豪门大姓所蓄积的锦绣珠玉、声色犬马，以及供养身体所需的各种饮食物品，都充足华美，随人的欲望而来，没有得不到的。因此来到这里的人有乐于居住的心意，已经居住的人大多不愿离去。何况绍容是一个奔走劳苦的人呢？如今绍容对这里没有什么羡慕，却急于去侍奉亲人，这说明他知道什么是应当看重的。绍容回去的第二年，请求母亲同意他再次前往探望，乡里人都知道绍容能够尽孝。从他的乡里到辽阳，要水路陆路行走，动辄万里，有乘船的恐惧、骑马的劳苦，风雨霜雪从外面侵袭，饥渴饮食从内部折磨，不是十天半月可以计算的。如今他竟然一次也不顾虑，奋然独自前往，仿佛到东西两邻家去一样，并不认为困难，这难道不是由真正的孝心激发出来的吗？这样说来，绍容大概比一般人贤能了。然而君子论孝，不只是按时问候父母起居而已，更贵在能够成就双亲。所谓成就双亲，就是自身修养德行，名声在当时显扬，使人称说这是君子的儿子。绍容所经过的通州以及各大县，古今名人奇特的节操、伟大的行为本来很多；如果耳目所接触到的都能用来资助自己，绍容应当思考致力于更大的事情。此次前去拜见双亲，他要告诉你的，大概也有同样的道理。绍容将要出行，他平素厚交的彭士淳带领善于作诗的人，取唐人诗“宁亲为令子”一句作为韵，各作诗五首赠给他，又先请我来发端。我虽然没有同绍容交往，却乐于称道他的善行，并且希望他更加努力。何况请我作文的是士淳，绍容一定会从我的话中有所取法。因此我不推辞，为他写了这篇序。

译送王琼玉赴任序 琼玉是我的朋友。我刚在乡学游学时，琼玉已经先在那里十多年了。他为人开朗爽快、聪敏通达，又博闻强记，众人都把他当作前辈看待。洪武己卯年，郡太守永康朱侯召集九县生员在府中考试，当时才华出众、气度非凡的人都夸耀自己，显露所长。每次一相聚，琼玉议论激昂，援引经史；以至于指出题目、确定立意，文章应当怎样写，他都滔滔不绝，毫不厌倦，常常使同席的人为之倾倒。大概乡先生萧子上曾在家中设馆教学，所以琼玉的见闻能够这样感动众人。当时琼玉年轻气盛、锐意进取，自认为青紫之服的官位可以俯拾即得。后来学业有成，升入太学；又过三年，回乡祭祀祖先，却终于因受牵连而被贬到交趾，辗转多年后才回来；又在礼部任职一年，如今才得到主管仓库的职位，前往金华千户所。琼玉的仕途，也可以说是艰难了。世上有些人的才干不及琼玉，议论见闻都在他之下，然而名声地位却在他之上；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大概是命运。琼玉的仕途，也可以说是命运安排。可是我想到同他一同游学到今天已经三十五年，其中能够早晚聚处的仅有七年而已。自从我侥幸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同琼玉分别，有时偶然见面，谈话还没有多久，便又各自东西离散，算起来已经二十八年了。我和你们二人都已苍颜白发，才得以像从前那样重新相聚，如今又要分别而去，心中哪里能够停止伤感呢？于是我们在澄清里官舍设酒饯行，酒喝到一半，我举杯对你们说：“司仓这个官职虽然卑微，但君子不应计较官位高下，贵在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孔子曾经做过委吏，也说不过是把粮食计算、管理公平罢了。以孔子这样的圣人尚且做过这种官，何况琼玉呢？如果能够尽到职责，即使官位卑微也可以使人尊敬。赵文子举荐管理仓库的士人七十多家，君子认为他接近于利，却不受利欲沾染，足以担当他的举荐。琼玉，你要努力，哪里知道今天没有赵文子这样的人呢？”琼玉回答说：“我不敢指望遇到赵文子，只应当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于是众人都为琼玉不会长久处于卑微地位而高兴，便一同为他祝愿；礼部员外郎冯敏等人也都作诗为他送行。我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序。赠邹孟义序 医术确实难，而小儿科尤其难。因为病儿既不能说出自己哪里不舒服，也不知道病情的轻重，只有凭借父母仁爱而至诚的观察，才能查明孩子的痛苦并施以治疗。否则，不能夭折而死的孩子就很少了。所以说，医治小儿尤其困难。庐陵邹氏世代以医治小儿闻名，其中孟义尤其精通这门医术。凡是庐陵人和我泰和县爱子心切的人家，孩子有病，都奔到孟义那里求医。孟义不以风雨寒暑、路远路近为推辞，全都前往诊视。到了以后，他询问病因，观察声音、脸色，然后投以良药，没有不痊愈的。有的病人被别的医生耽误，病情缠绵而危重，大家认为必死无疑，孟义察看后，只要还有一丝可以挽回的希望，就都使他们活了下来。他的内心诚恳真切，从未稍有懈怠轻忽，也从未以此自矜自高，这大概就是所谓君子吧。我家在泰和，距离孟义的住处四十里，而且读书人向来贫俭，没有丰厚资财可以请到他；然而有病而请孟义诊治的却很多。如果不是他内心仁厚，哪里能这样呢？因此我非常敬重他。不过，以近来的事情在孟义身上验证，这一点更加真切。我来到京师后，有三个儿女都因出疹痘而死。有人说这种疮疹应该红润，起初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到了后来变黑、凹陷，脏腑也已经很不顺利了。医生们都给他们服用大热的药剂，说是为了巩固内里，但最后全都死了。然而我看钱仲阳的医方，对于疹痘倒靥、黑陷的，有时用猪心血调和梅花脑子服下；而洁古、李东垣、王海藏等人，大多都使用平和的药剂，只有陈文中有时使用热剂，近世名医也把这一类删去了，只取其中十多种平和的方剂。以我三个儿女的情况来看，究竟应该用凉剂，还是应该用热剂？难道全都是命中注定吗？还是其中也有并非命中注定的呢？我无法知道。孟义精通这门医术，他救济的人不少，必定有极为恰当而不可改变的见解，可惜相距遥远，不能请他来。往年我的长女曾患这种病，黑陷、恶臭、腐烂，令人无法靠近，众人都说必死，只有孟义认为不会死；我给她服用他的药，果然得以保全。把前后的事情合起来看，她死还是不死，大概取决于是否遇到孟义。孟义确实远远胜过一般人吗？今年我的儿子防来到京师，我们一同谈起这件事，感叹孟义难得，所以写下这篇序赠给他，不只是为了彰显他的美德，也是想让两地的人知道孟义确实值得尊重。

译赠主簿黄荣宗赴曲江序 主簿是用来辅佐县令的。一县的政务全由县令主持，主簿和县丞只是在县令有所不及之处加以帮助罢了。县令果真贤能，他施行政务都出于公心而不徇私情，上下都认为他的作为正确，没有人侵扰阻挠，那么一个县就治理好了。主簿和县丞便可以安然无事，不费力而享有成功。县令如果不贤，他所施行的一切都不是出于公心，而必定徇私情，上面辜负自己的职责，下面失去民众的期望，各种责难都会集中到他身上，主簿和县丞哪里能够独自清闲呢？县令贤能而主簿想故意标新立异来求胜，这是扰乱权力；县令不贤而主簿想苟且顺从以求自安，这是荒废职守。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因此君子处在这个职位上，既不故意强硬地另立一套，也不一味迎合以求相同，只以事情是否恰当为准。事情不恰当，就忠诚地劝告并善意地引导他。做县令的人大概也喜欢荣耀而厌恶耻辱，想求福而躲避祸患，哪里能不趋向善行呢？如果主簿所争执的事情并不都出于公心，那么事情就都无法推行，他自己也将受到过失，这正是君子非常不取的。古代做主簿以及在其他县任职的人，我不能详细说。往年做我县主簿的，有一个人，大概就是所谓贤能的主簿。然而他并没有超过常人的才华，他所谓的贤能，不过是廉洁、公正、勤勉、谨慎罢了。他穿布衣、吃粗食，从未无故向别人索取；事情无论大小、难易，都一定亲自承担。征收赋税、调发徭役，必定审察百姓的财力如何，不随意更改差役。公文的发出和收进，必定亲自查核。案件没有滥捕滥押，赋税没有延误期限，百姓没有不安居乐业的。当时奸猾之徒都退缩屏息，不敢任意妄为。县令也能够信任他的作为，一县称为治理得好，百姓直到今天还在称颂他。我曾说他比一般人贤能，君子们都不认为我说过了头。我们郡的黄荣宗如今要离开这里，去做曲江主簿。荣宗熟悉政务而且有才干，前往辅佐一县，大概不难。刑部郎中刘伯埙等人看重同乡之谊，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想勉励荣宗做一名贤能的主簿，所以把这个职位应当做的事情，以及我县那位贤主簿的事迹告诉他。走远路要从近处开始，登高山要从低处开始。荣宗果真贤能，那么将来进身尊贵显达的地位就可以期待了。我所说的贤主簿，姓吴，名胜祖，是永嘉人。赠户部员外郎吴伯英序 国家采用周成王时的制度，在京城设置六部，总理天下政务，其中户部事务最为繁多，因为天下贡赋都由它管理。所以户部所属有十四司，每司设郎中专门负责事务，员外郎辅佐他，下面是主事；这些职位都要由才华通达、见识明敏的人担任，才能胜任，否则事务就会得不到治理。然而如今任官的人，必须每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后才升降黜陟，这是固定制度。做长官的，如果确实知道某人的才干可以进用，即使不等到九年，也可以向皇上推荐；皇上同意他的意见而加以进用，这大概是非常的际遇，不是常常能够遇到的。永嘉吴君杰，字伯英，起初取得乡荐，进入太学，过了很久，升任户部主事，能够勤勉谨慎、不懈怠地修治职务，同僚中的贤者都称誉他。少傅、户部尚书夏公一向了解他的才干，于是向皇上推荐，使他升任浙江清吏司员外郎。伯英还未满九年就这样得到进用，大概就是所谓非常的际遇。光禄卿郝公一向厚待伯英，又为他的升迁高兴，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说，赠文就是有所增益的意思，而且多用于离别之际。如今伯英虽然得到升用，却并没有离开朝廷，并非有远隔年月的离别，那还需要什么赠言呢？然而朋友之间以道义相互推重，有的人不能早晚相见，便借文章寄托心意，赞美他过去的功绩并勉励他建立新的功业，也合乎情理。君子出仕，是为了施行大道。职位越进升，大道就应当施行得越多。伯英的职位已经升迁，浙江的事务，凡是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都可以同郎中共同商议可否，报达给长官而施行；在掌握事情缓急、权衡进退之间，难道不应当更加谨慎地遵循自己的道吗？《诗经》说：“没有德行不得不到报偿。”皇上进用伯英，可以说是厚待他了。伯英谨慎地遵循自己的道，就是所谓厚厚报答皇上。大道施行得越多，功绩就越显著；功绩越显著，声名就越显扬，爵位也越尊崇。譬如登上万仞高山，脚步越勤勉，身体就越高，人们也越加仰望他。伯英要努力，这是朋友的期望。所以我顺着朋友的心意把这些话告诉他。赠王郎中序 吕梁，是徐州最险要的地方。石头交错突出在江中，高的超过八尺，低的也有五六尺。有的像星星罗列，有的像棋子摆放，有的像熊罴奔突、虎豹驰逐。它们的棱角陡峭突出，又像排列的兵器那样锋利，险峻地相互堆叠，狰狞地彼此抵触。像这样的石头遍布水面，几乎没有尽头。汶水、泗水和济水合流而来，又同黄河的支流汇合，从徐州将要流向淮河，却被这些石头阻塞。于是水竭尽力量与石头冲斗，急速奔流，向旁边飞射，猛烈愤怒地冲击，轰然如雷霆。船只逆流而上，常常要用一百多人，或者十几头牛来牵引，前进一寸却退后一尺。不幸被水势制服，就横倒侧卧，漂流沉溺而无法救援。顺流而下的船只，像流星飞驰、闪电迸发，来不及再施加力量。然而稍有毫厘之差，就会被石头撞毁，破碎沉没，再也看不见踪迹。险恶到了这种程度，来往的人常常以此为忧。国家建立北京以后，四方贡赋运往北京，都必须经过这里。船只早晚相接，必须有人筹划治理，然后来往者才能安全通行而不受损害。于是选择群臣中有才干的人任职，绍兴王君处善以刑部郎中的身份前往。处善起初任江宁县令，江宁是京城附近的大县，事务繁多，天下没有比它更甚的。处善在那里治理得很有声名，因此升任郎中来负责这件事。他到吕梁后，察看地势的利弊，安排来往船只的先后；估量船只轻重，借助人力使它们通过；安抚、救助船只，想尽各种办法，施行起来合乎方法。于是来往的人都忘记了吕梁的险要而能够安然通行。凭借治理京城大县的才干来渡过吕梁的险处，他自然能够从容处理并获得声誉。我起初就知道处善的才能在江宁显露出来，只是与他分别已经三年了。今年我的朋友、清河县令李信圭考核政绩来到北京，把他的功绩极力告诉我，请我写文章来彰显他。我以自己才疏学浅推辞，却不能推脱，所以写下这篇序，说明吕梁的险要以及处善筹划治理的方法，赠给他，使人知道处善的才能确实足以有所作为。处善还要在任期结束时更加努力啊。

译赠黄训导诗序 宁越人黄仪叔敬，自永乐年间考中乡荐、取得教官职位，如今任贵州宣慰司儒学训导。我还没有来得及认识他，但了解他已经很久了。太宗皇帝在位时，曾下诏命天下各有司把图志全部上报，又命儒臣编纂成书，以彰显大一统舆图的盛况。等到得到贵州宣慰司上呈的图志，查看它，见其记载详细真实，条理清楚，光彩鲜明，原来是叔敬所作。于是我们相互感叹说：“贵州是古代鬼方的地方，那里的居民都是夷獠，过去从未有过诗书礼义的习俗。本朝洪武年间，才开始建立学校、设置官员来教育他们，准备革除旧俗，使他们同内地人一样。又加上太宗皇帝的恩德，设置藩司、宪司两司来治理他们，经过长久的渐进磨砺，百姓渐渐懂得礼义，其中优秀的人也往往成才，可以供当世使用；前后充贡来到京师的人接连不断。”如今叔敬所撰述的文章如此，他的才学就可以知道了，也可见他的教化取得了成效吧？人一出生，本来就比万物更有灵性，大概没有不能教化的人。教育而不能成功，难道只是受教育者的过错吗？施教者也有过失。古代施教的人，以自己的道德实践道理，每天同学生讲习诵读，使他们服膺并实行；诱导、扶助、奖励、劝勉，使他们勤奋不倦，每天趋向善行，这样才可以希望他们成才。后世做教官的人，大多不能这样，孜孜不倦地奔逐于利欲，辛苦忙碌于尘俗的扰攘；对于所谓大道，自己已经背离了，怎么还能用来教人并使人成功呢？叔敬这样施教，他能够以古人的教法自处吗？想到这里，我心中更加高兴，想同他交往，却一直未能如愿。今年贵州卫千户陈铣声远因公事来到京师，拜访我，请求说：“我和训导黄仪交情最深，明年他应当考核政绩，之后就要同我分别了。给他增光，没有比文章更可贵的了，但作者难以遇到。如今我已经请京师士大夫作赋作诗，希望请先生写一篇话放在诗赋前面，那就真是大幸了。”我以没有空闲推辞，但声远请求不止。大概他的祖父曾经在我们郡任官，坟墓如今还在那里，因此他一向厚待我，我不能始终拒绝。又想到世上的武将多轻视文士，认为他们迂腐；文士也诋毁武将，认为他们强悍。谁知道古代的名将讲说礼乐、重视诗书，这本来就是儒者的事情。如今叔敬和声远能够这样相得，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志趣相合吗？这很值得高兴。而且我一向了解叔敬，又想同他交往，于是写下这篇序。以后如果有一天能够相见，还应当有些事情向他求证。赠廖训导诗序 吉水廖氏，原本是儒学世家，他们前代显达的人，我不能详细说明。永乐初年，敬先先生任翰林检讨，后来去世，我了解他的德行。后来我又认识他的儿子、庆府纪善自勤，他也因文学和议论而闻名于世，我心中仰慕他，如今他也已不在人世了。前年，纪善的弟弟自廉因荐举应当任职于有司，请求担任教官来效力，得到沅江教谕的职位而离去。今年纪善的儿子驩又被荐举，得到芜湖训导的职位，众人都为廖氏感到荣耀。检讨、纪善起初都是从教官职位升进的，如今又得到两名教官，父子、祖孙都凭经学成为别人的老师，这是多么兴盛啊！君子的学问，本来希望用来使后人善良，但能够传给儿子的很少；能够传给儿子的有了，能够传到孙辈的又少；能够传到孙辈的有了，而祖孙几代都能做人的老师，就更少了。我看到廖氏的学问已经传了三代，而且都成为学校的老师，那么教官大概已经成为廖氏世代相传的职业了吧？然而我看来，君子评论一个人，必定要考察他的家世；人们责备君子，也同样要联系他的家世。祖父既然贤能，做子孙的就不能不贤能，所以这样说是善意的。君子还必定考察他的行为；行为谨慎了，君子仍然一定要察看他的内心，如果内心有不同之处，那么对他的责备就更加严厉。因为人们会说：贤者的子孙，应当不使先人感到惭愧。这难道是喜欢发表奇异的议论吗？这是彼此厚待的道理。如今驩离开前往芜湖，芜湖人听说后一定会说：‘这个人世代都做教官，应该一定善于教人。’这样，上下各方面都会等待他的表现。驩应当用圣贤之道使自己成为善人，再把它推广出去使别人也成为善人。自身是教化的根本。自己具备了这种品德，别人就会受到感化，这样才不愧为廖氏世代相传的职业。如果只是用言语强行聒噪，别人却看不到他能够遵循并实行，事情有时因此废弛，那么怎么能逃脱公众的议论呢？如今的教官，有的放纵自己而越出规矩之外，却不知道怎样教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平庸之人尚且有不做的，君子大概都羞于谈论。驩从家中所承继的，本来就有根本，我知道他不会这样。然而我同他谈这些，并不是迂腐，也是彼此厚待的道理。因此写下这些作为赠行诗序。

译赠邓同知序 我们县的邓氏，原本是儒学世家。宋代曾有人以神童身份被举荐，此后世代没有失去士人的身份。本朝洪武年间，大椿先生考中明经，任彭水县令。彭水令之子性善先生，以医术闻名，被举荐为医学官。他的儿子嘉茂游学乡校，贤能而有文才，学业完成后贡入太学，因病回家，没有等到显达便去世了，君子都为他惋惜。时举是嘉茂的长子，很像他的父亲。今年他由太学生升任潼川州同知，即将赴任，他的姻亲朋友、兵部主事曾士弘托我写文章赠给他。时举把我看作父亲的朋友，也希望得到我的话来勉励自己。我迂拙而且有病，不知道应当说些什么，怎样才能符合他的期望呢？姑且举出他所接受这一职位的意义，为时举讲说一番。国家统一天下，设置官职来安抚百姓。百姓休养生息六七十年，已经人口众多而且富足。圣明天子继承帝位，更加兴隆太平事业，希望使万姓都安居田里，在内享有父母妻子的欢乐，在外享有亲戚朋友的快乐，而不至于迁徙流离、失去安身之所。因此大臣向各郡县提出建议，都增加官员来安抚百姓，所以时举等人便接受任命出发。百姓既然已经安定，却仍然把他们看作尚未安定，这正是天地生生不息的仁爱。时举此去，要奉行上意、安慰抚恤百姓，应当怎样用心呢？使已经安定的百姓更加安定，这是上面的仁爱；竭尽自己的心力，又顺应百姓的心愿，这是臣子的忠诚。鼂错说过：“百姓的愿望，不过是长寿、富足、安定、安逸罢了。如果顺着他们的愿望来满足他们，百姓没有不感到安乐的。”这样，上面的仁爱就能施及下面，自己的职责也就尽到了。但必须公正而没有私心，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些被家庭负累的人，是不能做到的。时举，你要努力啊！潼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听说那里任长官的人很能尽心于百姓。既有物质条件，又有能够安抚百姓的长官，那么百姓的安定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看来，时举此去取得政绩大概并不难，关键只在于谨慎自守罢了。因此我详细叙述他的世系以及授官的意义，送他上任，使他自我珍重，努力做到不辱没先人。时举会认为这些话迂腐吗？

译赠翰林林修撰诗序 临漳人林震，字敦声，从诸生中考中进士第一名，立即授任翰林修撰。任职三年后，便承蒙恩典封赠他的父母，父母都得六品封号，并赐给他诰命。敦声又请求告假回乡省亲，皇上还赐给他纸币，送他回去。啊！敦声真是荣耀极了。当初敦声来到这里，哪里会想到凭文章冠绝天下而成为史官之长呢？即使有显耀父母的心愿，又哪里敢肯定能够做到呢？如今这些都实现了，虽然敦声自身有足以取得这些成就的条件，但圣明天子恩德下及臣民，确实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如今他回到家乡，乡里人家的父老子弟一定会徘徊羡慕，发出无法企及的叹息，那么敦声用来震耀乡里的荣耀，哪里能够用寻常标准来衡量呢？我听说，君子出仕，必定想着竭尽自己的道。大道有未能尽行之处，君子内心必然感到不足。何况受到的恩施越厚，报答就应越深；取得的声名越盛，所受的责任也越重吗？如今敦声取得的声名，不能说不盛；受到的恩施，也不能说不厚。那么人们对他的责望，以及敦声用来报答的方式，应当怎样呢？古代冠绝天下的人，可以数得出来；这些人的伟大，他们功业的宏伟，也可以考察而知道。谁说今天的人不如古代的人呢？关键在于从自己身上求取罢了。仁义之道，是人本来就具有的。仁一定要厚爱亲人，义一定要忠于君主。把这些存于内心而表现于行动，即使是古代的人，又有什么超过我们的呢？宋代皇祐年间策试进士，仁宗焚香祷告，希望得到一位以忠孝为本的状元，后来果然得到了郑獬。如今所要追求的，也没有比这个更切实的了。敦声在忠孝方面，已经接续了这条道路，应当想着更加尽到它，这就是所谓仁义。推而极之，达到仁义之道无穷尽地发挥作用，使天下人仰望他说：“进士第一名本来就应当如此！”这样确实不辜负厚重的恩施，也不辜负盛大的声名，并使人们更加徘徊羡慕，发出无法企及的叹息，那么敦声就不只是国家的光荣、乡里的荣耀了。敦声要早日离去又早日回来，日夜谋划这件事，这是君子的期望。他将要出行，一向厚待他的朋友作诗赠别，请我写序。我也厚爱敦声，不知不觉间言辞竟恳切到如此地步。敦声，你会理解我的心意吗？赠江西按察副使刘君复任诗序。江西按察副使、盐城人刘君彛川在江西任职六年，以清廉谨慎自守，以方正严明面对下属。他用心公正，办事端正，士大夫都在谈论。如今因考核政绩而重新任职，众人都作诗为他送行，并让我写序。我认为，设置按察司，它的责任确实重大。然而考察官吏治理的得失，奖励提拔或贬黜罢免他们，才是首要事务；至于听取诉讼、判定是非，大概只是末务。治理数千里土地上的百姓，人数确实很多，又怎么能使他们完全没有诉讼呢？但这实在取决于县令贤能还是不贤能罢了。县令果真贤能，平素有教化，制度有方法，使强者不能放纵，使弱者有所立足，那么诉讼从哪里产生呢？江西一向被称作文献之地，那里的人民大多读书明理，又有贤能的藩司、宪司大臣治理，最容易教化。却不幸有多讼的名声，糊涂的人不察明根本，所以我借赠给刘君的机会同大家谈谈这件事。我曾经观察过水。水喷上山崖、冲击石头，汹涌而不平，是因为受到阻激才这样。必须疏通开凿使它平顺，然后才能安稳流动而没有灾害。如果用土箕运土、堆石头去加以堵塞阻拦，水就会泛滥横流，暴烈得更加厉害。诉讼案件，就是不平之气积聚的结果。人与外物相互对立，利害彼此触发，于是不平之心产生。它开始时不过是想求得公平罢了。县令公正地判断是非，再加以惩罚和劝勉；或者把事情交给乡老、里正，让他们根据事实公平处理，使那人能够抒发内心的压抑，伸展愤懑之气，也就可以了。谁肯拿自己的性命一定去遭受刑罚呢？可是县令能够公正平允，实在很少。有的被谗邪之人的言语所惑，有的沉溺于个人的爱憎私情；不然就是贪婪、懒惰、苟且从事，豪强官吏和狡猾胥吏从中操纵把持，把正确的说成错误，把错误的说成正确。那些不平的人既不能得到公平处理，反而受到更严重的压迫。即使是邹鲁之地的百姓，也有不能忍受的时候，于是开始不顾自身，冒犯国法，触犯宪典，大的狱讼便兴起了。由此看来，狱讼之所以繁多，难道不是由于县令不公不平，因而激发出来的吗？所以要想使百姓安定、诉讼减少，必须察知县令有这样的行为并加以贬黜惩罚，这样就可以了。否则强者更加放纵，弱者无法自立，狱讼将永远不会停止。唉！这是端正根本的说法，不能拖延。刘君是如今的贤者，按察使童君以及同僚们也都贤能，他们一定会采纳我的话吧？所以写下这些作为赠行诗序。赠钱生序 钱生凤跃，吉水人，是如今翰林侍读学士钱先生习礼的儿子。钱先生长久居住京师，钱生前来省亲侍奉，留居三年没有离去，早晚都在父亲身边，聆听教诲。他资质清秀，气度平和，言语举止恭敬谨慎，从未违背义理。京师承受天子道德的教化，但繁华绚丽到了极点，世间万物无不具备，其中能够绚惑人的耳目、改变人的心志的东西很多，钱生却从未对此留意。闲暇无事时，他就闭门读书；偶尔有所外出，不是拜访先生长者，就是到亲戚故旧家中，从未轻慢嬉戏、放纵游荡。我心中很敬重他。钱先生修撰钱氏族谱，命钱生书写，字迹端庄厚重而刚劲秀美。族谱写成后，把它交给我作序。这以后我才知道钱氏世代德行深厚，福泽绵长，钱先生有这样多贤能的子孙是很自然的。我已经为族谱作了序，又用仁义勉励他的子孙。后来钱生奉父亲之命回乡，他所厚交的乡贡进士梁婺、袁和等人，一同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唉！钱生从上天得到的资质已经很美好，又承受先世的遗德和父亲严正笃厚的教训，他从人那里得到的条件也完备了。我还能给他增加什么呢？我应当说的话，难道还有比仁义更高的吗？仁义之道广大，但它的实际内容在于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去除私欲的祸害，再从日常细节和眼前小事推及并完全实现那些宏大长远的道理。再推及亲爱亲族、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使轻重厚薄各得其宜，然后仁义的德性才算完备。这样，才真正是钱先生的好儿子，也不愧为吴越国后裔。钱生一定要努力。有人说：如今称呼钱生为“生”，按世俗看是轻慢的，而你对凤跃总是称“生”，难道不怕别人惊骇愤怒吗？我说：钱生不是可以轻慢的人，我爱护他实在深厚。从前楚国有韩生，汉代有贾生、伏生、欧阳生、高堂生，宋代有广文曾生，这难道是轻慢他们吗？我用这样的称呼来期望钱生，难道不是深厚的爱护吗？钱生应当用这个道理自我勉励，千万不要被流俗迷惑。于是写下这些话赠他出行。

译赠祖知县归嘉定序 昌黎人祖述，曾任嘉定县令，施行政令宽厚仁惠，才干通达敏捷，所以嘉定虽然是事务繁重的大县，却没有一件事得不到治理，全县百姓都能安居。吏部郎中宣嗣宗、礼部郎中黄养正常常这样对我说。我的同郡人萧学敏任嘉定主簿，与祖述同僚，今年因督运来到京师，我问他情况，他也极力称赞祖述的美德。我虽然没有认识祖述，但我了解他的原因，并不始于这两三个人。因为我曾听说他任福建参政时，以才能和声名震动当时。福建有八个府，辖有五十个百里之县，祖述安排处置政务没有难事。凭治理五十县的才干，收敛起来施用于一个县，譬如用千钧强弩射穿鲁缟，那么嘉定的政务哪里足以发挥祖述的全部才干呢？然而我所以敬重他的地方，不在这里。士人出仕，贵在能够对百姓有所帮助，职位的尊卑不值得计较。然而因职位高低而感到喜悦或忧愁的人常常很多，所以过去有人从高位降到低位，往往心中不屑；否则就沮丧懈怠。既有不屑之心而又沮丧懈怠，那么政事废弛、百姓失去安身之所，就可以知道了。因为自己的不快而达到这种地步，哪里能说是善于处世的人呢？又怎能指望他最终获得吉祥呢？所以，受到宠爱或侮辱都不惊动，安然处在所遇到的境况中，是君子的高尚情操。君子大概只从内心求取罢了，只要内心无愧，就可以了，外在事物哪里值得计较呢？祖述曾经尊贵显达，如今却勤勉地治理一个县，使百姓安定、政务兴举，这就是所谓不因宠辱而惊动、安于所遇，也正是他值得敬重的地方。人的升降进退没有一定，就像白昼与黑夜、寒冷与暑热交替更换。升进之后还会退处，怎么知道退处之后不能再升进呢？祖述如今虽然任县令，后来担任郡守或藩司、宪司长官的事尚不可知，最终升为卿佐也未可知，关键只在于谨慎地遵循自己的道。祖述以三年考核政绩最优而回京，宣嗣宗、黄养正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所以写下这篇序赠行。赠邹知县复任序 乐安人邹良，字子都，任邵武县令，施行仁惠的政令。全县百姓以及在邵武的武官士卒，都安居于自己的位置，没有不欢悦服从的。他任职九年考核政绩后，来到京师，众人不忍心让他离去，便共同向藩司、宪司大臣请求挽留他。藩司、宪司大臣把事情全部上报，皇上不愿违背众人的意愿，于是提升他的品秩为从六品，让他返回邵武。户部侍郎吴公玺是邵武人，向我讲述他的美德，并为他的归任高兴，能够借此慰藉百姓的愿望，于是请我写文章赠行。我认为，做县令来治理百姓，也有做父母的道理。因此天气寒冷就给他们衣服，饥饿就给他们食物，劳苦就使他们安定，患病疼痛就抚慰他们。遇到有所耗费时，必定替他们选择有利的办法，并考虑怎样节省开支。这样，又教导他们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和睦乡党姻亲，使他们相互维系、相互救济，各自安处本分，那么百姓的生活就会顺遂，风俗就会淳厚。这难道是人所难以做到的吗？只是担心没有这样的心罢了。县令把爱护子女的心施加于百姓，百姓也会用顺从父母的心来对待县令。教化不能成功、县政不能治理好，按道理说是绝不可能的。我曾考察天下所见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没有几个，人们都非常敬重他们。如今又见到了子都，子都的治理，确实有把百姓当作子女来爱护的心吗？能够使百姓爱戴他而挽留他，已经很难了；而武官士卒也爱戴他而挽留他，如果不是他的用心公正、教化深厚、恩惠广泛施及众人，是不可能这样的。唉！子都，我敬重你，大概还要更加深厚了。古代的君子，得志时就把恩泽施加给百姓；他们所学习、所实行的，都不超出大道，因此德业彰显，声名流传。如今国家建立学校来教育士人，就是为了阐明这个道理；又设置官职来任用他们，是希望他们实行这个道理。下面人的志向和上面的期望，可以说相互符合而不相违背。这样看来，在职位上的士人理应都能尽到自己的道，百姓没有不受到他们恩泽的。为什么实际情况却寥寥如此呢？依我看来，不是迂腐懦弱、不能自立，就是刚愎自用、不仁不义；不是媕婀软弱而使百姓受害，就是不仁不义而贪婪暴虐、虐待百姓。爱护百姓的道理，以及百姓仰望官长的心意，难道应当是这样吗？于是有的百姓厌恶他们而希望他们离去，已经离去后又唯恐他们回来，这并不是百姓薄情，而是理所当然。子都能够使人如此爱慕留恋，我怎么能不深深敬重他呢？如今他回去，更要努力尽行自己的道，使下面的百姓更加亲近、拥戴他，如同父母一般；这样就不愧于古代君子德业显著、声名流传的传统，前途哪里会有尽头呢？我没有认识子都，因为吴公的话而相信他必然如此，于是写下这篇序赠给他。

译南冈李氏族谱序 泰和南冈李氏，是唐代西平忠武王李晟的后裔。忠武王的儿子李宪，由江西观察使调任岭南节度使；他的儿子李游任宜春太守，所以李宪罢镇以后，便在宜春安家。李游的弟弟李锴，又分居到分宜白芒。历经十二代到公仪，任大庾主簿，年老后归家；他的儿子禹辅奉父亲迁居南冈，于是成为南冈李氏的始祖。传到第三代英叔，元朝授任柏兴路同知，也因年老没有赴任。柏兴的孙子如春，任南安推官。柏兴积聚的财产多达巨万，拥有富饶的田园山林、华美的池塘堤岸馆舍、优美的花卉竹树，又有四方宾客往来，彼此尽情享受游览的快乐、饮酒赋诗的欢乐，以及歌舞音乐的供奉，大概可以同封君相比。到了南安时，他的儿子伯颙、伯昂遭逢世变，所有这些都失去了。然而当时的风流盛况，人们直到今天还能够说起。伯昂的儿子桓圭、信圭，又凭文学、才干和品行，都出任县令，并且都有声名。李氏世代相传诗书簪绂，这是多么兴盛而且长久啊！大概西平王对唐朝有大功德，足以庇护他的子孙；而柏兴的恩泽，又惠及乡里。他所做的大事，是修筑碉石、槎滩二陂堰，拦截江水，用来灌溉田地，多达三十余万亩，全部成为上等肥沃、经常丰收的田地，百姓依赖这些利益的不少。李氏的福泽，应当同陂中的水一样长流不尽，而陂水哪里会有穷尽呢？何况又承继了诗书的学习，这就应该使家族长久兴盛。桓圭、信圭在家闲居时，曾经修订编纂族谱，从南冈始祖往上追溯七代，又上溯到忠武王，共二十一世，支派分明，清楚明白。他们的用意难道只是为了端正伦理、笃厚恩谊吗？也是要把它给子孙看，使他们知道自己的本源并想着继承下去。《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样看来，积累善行本来就是承继家业的人应当努力的事。所谓积，就是累积、储蓄。言语行为的细节以至人伦的大道，没有不尽力实行的；从自身开始，遗留给子孙，并且世世代代都不违背，这样积累才深厚。善是上天的道，人能够行善，上天就一定保佑他；行善的人一代接一代而没有穷尽，上天的保佑也绵延不绝，那么一个家族的兴盛即使延续百代也不会衰落。信圭的弟弟介圭，谨慎端正而喜爱修养自己，志向也在于立身于世；他又取这部族谱加以增补续写，拿来请求我作序。我既同他的两位兄长交游，又赞赏介圭的志向，所以为他作序，也借此勉励李氏的子孙。赠解祯期诗序 解氏在吉水，以仕宦和学问成为名门。他们在宋、元时期显达的人物，我不能详细说明。本朝洪武初年，设置科举选拔士人，筠涧先生与我的祖先竹亭征君一同校阅广东试卷，他们声气相投，道义相合，大概没有一点隔阂。后来我的先父肇庆府君，又同筠涧先生的儿子礼部君及学士公往来。等到我考中乡荐，参加礼部会试，学士公正好主持考试。后来我侥幸中第进入翰林，成为庶吉士，在宫禁中读书，学士公深厚地念及世代交好的情谊，对我的教诲尤其优厚。当时，祯期也因擅长书法被荐举进入馆阁，是礼部君的儿子。太宗文皇帝锐意发展文学艺术，下诏说学习文章一定要达到韩愈、柳宗元的程度，学习书法一定要达到王羲之、王献之的程度，才算够。祯期的造诣超凡而精妙，写小楷《黄庭经》，确实没有人能超过他。我曾同他一起游处，谈论前人交友相好的原因，彼此意气相投，十分契合。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我还忝居近侍，而祯期从中书舍人升任大理评事，仍然掌管翰林文翰。虽然各自被职务束缚，不能像从前那样从容相处，但偶尔有一点空闲，便相聚谈笑，过了很久才离开。因而又感叹，我们二人都老了，可年轻时的意气仍然存在。或许最终能够不违背当初的情谊吧？今年祯期因眼病请求回乡治疗，皇上答应了，令他病愈后再回来。他将要出行，凡是同他交情深厚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并嘱托我写序。唉，祯期真的要离去了吗？太宗文皇帝深厚的教育培养，仁宗昭皇帝和当今皇帝深厚的眷顾，都不可忘记。古人尚且因为受到别人一句话的感动就许身相报，何况圣上的仁德如同上天一般呢？祯期还不到七十岁，只要专心调养精神，谨慎服用医药，疾病就会痊愈。痊愈后再回来，或许还能够报答皇恩万分之一吧？我既同他有世代交契，又想着同他终身保持友好，所以写下这篇序。祯期的心意，一定有同我的地方。欧阳允器庆寿诗序 欧阳氏是我们县的大族，允器是这个家族中的贤者。他读书作文，希望有所成就以显露自己。后来改以教导儿子为务，不再有出仕用世的想法。他的儿子欧阳汤考中进士，任刑部主事，因为勤勉谨慎而尽职，前辈们都称赞他，说：“儿子既然这样，他的父亲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允器的贤德渐渐在诸公之间传开。允器生于洪武乙邜年，到现在宣德甲寅年，已经六十岁了。四月初五日是他的生日。欧阳汤把这件事告诉缙绅先生，请他们作赋写诗，准备带回去吟咏歌唱，为父亲祝寿。诗轴已经完成，又来请我作序。我说，古代君子爱护、敬重一个人，一定会祝愿他长寿。《南山有台》这首诗，是周人在宴享时通用的乐歌。诗中说：“快乐的君子，怎么会不长寿？”又说：“快乐的君子，怎么会不成为黄耇老人？”大概敬意越隆重，爱意越深厚，对他的期望也就越长远。何况还是父子之间的亲情呢？人的身体都根源于父母，凡是自己能够成就的事情，也都是父母所成就的。既然是父母成就了自己，那么自己所有的举动都不足以报答他们。只有祝愿父母长寿，或许可以让他们永远有所依靠，并得以稍稍报答他们的万分之一。这就是所谓爱敬达到了极致，欧阳汤如此恳切，也就很适宜了。我听说孔子说：“仁者安静。”又说：“仁者长寿。”长寿本来就是由安静修养出来的。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距离人烟很远，扎根深厚，占据肥沃的土壤，承受雨露的滋润，长到百围之大，经历千年岁月，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允器处在太平时代，居住在幽静闲适之地，没有违逆不顺的忧患，又有顺心安适的欢乐，那么他的寿命之长、福分之完备，谁能比得上呢？允器大概更加笃实地奉行仁道了吧？仁本来就是福分的根本。本朝的制度是，做官的人如果贤能，必定推究到他的父母而加以恩典。所以做官满三年而没有过失、政绩突出的人，就封赠他的亲属。欧阳汤既然在当时获得声誉，都是由于父亲的庭训所致。那么允器受到君主的恩典，大概很快就可以盼到了。仁德越笃实，福分的增长就越长远广大而没有穷尽。将来还应当为他说明并启发诸公作赋写诗来祝寿，事情不会只到这里而已。

译庆寿诗序 富春孙公大年生于元至正乙酉年，到现在宣德甲寅年，已经九十岁了。正月二十二日是他的生日。他的儿子景安、景德准备在这一天大办酒席，盛情邀请宾客来为他庆寿。他的小儿子景名，由监察御史改任扬州推官，正在北京考核政绩，告诉我说：“家父承受上天的福佑，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很幸运了。只是我受到官职职责的限制，不能跟随两位兄长举杯祝寿，心里总不能释然。现在我命工匠绘制一幅图，又向诸公求诗，让子瑨带回去献在堂上，并歌唱诗篇为父亲祝寿，希望借此稍稍使他心情愉悦，满足他的愿望。”先生请我为此作序。我说，天下万物都是由人取得的，能够充实人的口腹、华美人的身体、使人的性情舒适、使人的居处安宁的东西，都可以凭人的努力获得。至于长寿，则出于上天，即使圣贤也不能保证得到，因为这不是智慧能够谋划、力量能够承担的事情。因此，君子相互爱护，就一定以长寿祝愿对方。祝愿长寿，是希望他能够得到天然的福分，难道可以凭侥幸求得吗？《洪范》所说的五福，其中第一项就是长寿；推究长寿的由来，根本在于德行。如果致力于修德，就足以获得上天的福分，那么上天的恩赐也并非完全不可求得。那些得不到长寿的人，大概不能用通常的道理来论断。孙公获得上天这样的福分，难道不是德行所招致的吗？孙公生在元朝末世，正是大明将要兴起的时候，这好比贞观之于有唐、冬季之后有春天。因此，温厚纯正坚实的气运，确实集中到孙公身上。自天下统一以来，历代圣主在位，覆育万物、生成万民的恩德深厚，所以孙公更加享有长寿安宁的福分。这样看来，孙公虽然是从上天那里得到福分，难道不也是遇上了好时代吗？如今天下人很多，像孙公这样长寿的，大概也有一些；但不能都把这种福分写成歌咏，因为不是人人都有景名这样的儿子。孙公有儿子、有孙子，既尊贵又富有，又有文章来歌颂他的福德，他的福分不是已经完备了吗？我曾考察《南山有台》这首诗，它是周人在宴享时通用的乐歌，既然已经祝愿长寿了，却又说“快乐的君子，美好的德音没有止息”，又说“快乐的君子，保佑爱护你的后代”，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说，既然已经从上天那里得到福分，又祝愿他努力修德，以安定、利益他的子孙；这是诗人忠厚的心意，是爱护到了极点，也是期望得极其长远。所以我为这些诗作序，并希望还能有所进言；这样，他从上天得到的福分将更加长远而无穷。赠赵典史归丰城序 典史在县中官职最低，但一县的事务没有一件不应当过问。政教的施行虽然由县令主持，但辅助谋划事情的是非可否，使它不失于中正；办理治理所需的文书，使它不违背事理，这就是典史的职责。凡是藩司、按察司二司，以及府、州有事情临到县里的，必定先涉及典史。典史贤能，事情就没有治理不好的，接待应对也没有不合宜的，县令就可以安然自得了。否则，责任一定会牵连到他。所以做县令的，必定乐于得到贤能的典史来帮助自己。典史果真贤能，就应当把他当作宾客朋友对待，不能以权势和名分相互倾轧。做典史的，也一定要对上级恭敬，对下属施惠，以礼制约自己的心，以义制约办事；不夸耀自己，不争逐名声，那么他的职位虽然卑微，又有谁能够越过他呢？所以说，官职没有卑贱尊贵之分，只在于能否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然而，有人勇于越出职权范围，敢于侵犯别人的职权，依仗自己的才干可以有所作为，却不知道有些分际不是自己应当取得的；也有人做县令，傲慢自高，强悍任性，只知道把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却不知道向别人采纳善言。他们处事如此，难道会有同僚之间同心协力、恭敬合作的心吗？如果彼此不相遇，还可以说；不幸恰好相遇，很少有不把事情办坏、把名声毁掉的。治理县政，就像驾船一样，船夫主持驾船，众工匠从旁协助，必须齐心合力，才可以没有祸患。如果彼此不能配合发挥作用，船不翻覆的情况就少了。所以像上述那样的人，都是君子最厌恶的。武城人赵中克庸任丰城典史，考核政绩后来到北京，我还没有来得及认识他。他的朋友、兵部员外郎李畛彦博，因我的朋友曾士弘来请求我作赠文，说克庸能够勤勉谨慎地履行职责，那么本来就可以说比一般人贤能了。不过，他的县令为人如何，我不能知道；他们彼此是否相处融洽，我也没有详细了解。姑且说明典史应当履行的职责就是这样，大概只是希望克庸更加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君子出仕，必定由低微职位逐渐升到高位；世上的达官显贵，难道都是一步就登上最高处的吗？一定是逐步升迁的。所以君子只担心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如果能尽到职责，那么升到高位是可以预期的。克庸努力吧，希望你能够走向长远而远大的前程。《抑庵文后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十　明·王直撰序

译文溪曾氏族谱序 我在泰和见到的世代传承的故家很多，文溪曾氏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先世居住在金陵，有个叫延构的人，为躲避五代的战乱，才开始迁到这里。传到弥高时，又迁到城西汝南坊。他们家族衣冠人物、文化礼制的兴盛，到今天已经延续了许多代。宋朝时，温甫先生博学笃行，对父母极其孝顺；父母去世后，他在墓旁结庐守墓，还发生了慈乌随着聚集的奇异现象。他的四个儿子安辞、安止、安中、安强，都通过科举入仕。安止刚考中，就上奏请求把自己的官职回授给父亲，当时虽然没有获准，但士人舆论很称赞他。安中因为直言触犯宰相，被列入党籍。安强的孝行像他的父亲一样，而他的功业也很受当时人推重。元朝盛世时，怀可先生又以文章和品行成为乡里的表率。到了元末动乱之时，传道先生任绍兴路照磨，居家时率领乡兵抵御邻近的盗寇，兵败后骂贼而死。源友先生用身体挡住贼人的刀刃，在危急之际保全了母亲，他所建立的功业卓异，超过常人。这些是我以前所听说的。后来我才见到九韶先生的儿子伯高、源友先生的儿子东铭，以及他们的侄子性存这三位君子，他们都是所谓端正厚道的君子。伯高君的儿子椿龄，和我一同游学，爱好学习如同饥渴者需要饮食一样；他的文章和品行，有足以令人崇尚的地方。他和我先后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不幸早逝；他的弟弟鹤龄于是考中进士第一名，入翰林院任修撰。曾氏家族贤能的人前后相继如此，是多么兴盛啊！我曾经观察过，坚贞的松树生长在原野，从一寸的嫩芽长到树干粗达百围，经历千年，树梢拂过日月，树干直入云霓。它的木材可以充作栋梁，制作椽桷；它的精华汁液凝结成茯苓、琥珀，又可以用来发挥功用。这是为什么呢？一定是因为它占据肥沃的田地，得到水泉的滋润，所受滋养繁殖深厚，所以才这样。因此，世代显贵的大族，祖宗的德行已经树立，诗书的恩泽长久流传，所以子孙有所凭借，这就应当贤才众多、家族传承久远。曾氏的兴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家族兴盛衰败的原因，难道不是取决于人吗？如果前人积累的根基深厚，而后代善于继承，且没有穷尽，那么兴盛就可以长久而不衰败。如果伦理不明，恩义不厚，下级欺凌上级、上级衰败失职，内部放纵、外部受人欺侮，那么能够长久兴盛壮大的家族就少了。曾氏的祖宗修养孝悌忠信的品行，又用诗书礼乐加以文饰，所以鹤龄兄弟以及族中子弟都能享用他们留下的余泽。从今以后，他们能够善于继承吗？鹤龄有一位八十岁的母亲，他的孝敬之心一天比一天深厚；又不忘抚养哥哥的儿子，对待他不异于自己的亲生儿子。他的操行又这样诚实，实在足以使鄙陋之人惭愧、使流俗之人警醒。假如曾氏一族的人都能像这样厚道，那么他们后世子孙的兴盛，哪里能够估量呢？鹤龄拿家谱来求我写文章，所以我为他作序。这样写，既是相信他本人，也是在期待他把这些美德落实到将来。送王县丞赴新会序 我的朋友王起霖因荐举来到京师，获得新防县县丞的职位，准备赴任。同乡在朝廷做官的礼部郎中独孤君乐善、刑部员外郎刘君伯埙，说我和起霖有同乡之谊，应当写文章赠给他。起霖的家族居住在泰和雍江，距离县城四十里，多以读书为业。因此，他家族中贤能的人，如今任国子博士的复原、前任象山教谕效先、岳池教谕敬先、德庆州学训导伯徽、桂平知县嗣先以及起霖，都和我交游。起霖性情爽朗通达，颇有才气，希望在当时显露自己；他擅长作诗，拿起笔来数百字可以立即写成。他凭借自己的才能游走于诸公之间，诸公多称赞他，因此便出任县丞，辅佐一县。自己所学的，本来就是要用来施行的。古代君子已经学成后，担心不能遇到时机；遇到时机又不能施展所学，君子以此为耻。而且职位不一定要高，重要的是有所建树。能够建树功业，卑微的职位也可以变得尊贵，低贱的身份也可以变得显贵；否则又怎能免于受辱呢？所以君子宁愿从低微处做起而修养自己，并不是喜欢卑微，而是希望将来更容易与才能相称。职责已经修治好，名声已经建立起来，人们就会推举他上升，只怕他不能成就而已。即使想推辞尊贵的地位，又怎么能办到呢？走远路要从近处开始，登高山要从低处开始，这是君子的道路。然而，县丞辅佐县令治理一县，不能把它看作卑微的官职。方圆百里的百姓能够在饥饿时得到食物、口渴时得到饮水，抬头侍奉父母、低头养育子女，没有困苦、忧愁、怨恨和不平的叹息，是因为县令和县丞在抚养他们。县令如果确实贤能，而做县丞的又贤能，才能在职责上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养民的功业。如果不能都贤能，那么在掌握宽严缓急之间，或者故意另立一套来逞强，百姓将承受不尽的祸害。新防是广东的望县，那里百姓容易治理，大概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起霖，你去了以后，要看县令怎么样。如果县令确实贤能，他施政于百姓都合宜，那么起霖协助他、成就他的功业就可以了。如果还有不足，就应当竭尽诚意去感动他，依照事理加以辅佐。一定要使他的政令适合百姓，使百姓没有一个不得其所，这样起霖才算能够胜任自己的职务。不要故意标新立异，也不要自认为职位卑微，只需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这样，将来居于高位、享有厚禄，谁能阻挡你呢？我担心别人轻视起霖，也担心起霖因为职位卑微而自我懈怠，所以写这篇文章赠给他。

译赠参议萧君考绩还浙江诗序 萧君字孟常，是我们万安郡的世家。万安和我的泰和交界相连，两县的士人多以交好相互往来。萧君质朴正直，崇尚义理，和人交往时特别深厚地怀有爱敬之心，人们也没有不爱敬萧君的。他考中进士后任监察御史，在当时声名显著。他的一切言行，必定谨守礼法；存心尤其忠厚，从不巧言诋毁、罗织深文，也从不放过有罪之人，因此人们更加认为他贤能。任御史满九年，因为政绩最优而授任参议。浙江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事务更加繁重，萧君以恭敬谨慎辅佐长官，凡是所施行的事情，都务必使功业完成而不扰民。我曾听说他因公事到各县去，尤其诚恳地把爱民作为自己的心愿；百姓知道这一点，都相继听从教令，所以事情没有治理不好的。三年以后，政绩大为显著，便把考核成绩上报吏部，更加有了声名。这次将要回浙江，我们同乡中一向和他友善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我说，朝廷设置布政司来统辖各郡县，是希望宣扬皇上的德政而施及百姓，并不只是让百姓缴纳赋税、承担劳役罢了。果真能够诚心爱民，那么百姓也应当诚心回应，什么事情治理不好呢？我过去居住乡里时，曾见到到我们县任职的人，能够诚心爱民，不劳苦百姓而把事情治理好的人很多。其中有的人急于建立功绩以求取名声，往往苛刻责罚来求得事情办成；事情未必很快办好，百姓却已经受到困扰。因此更加知道，百姓可以用真诚感动，却不能用威势逼迫。如今天下有布政司十四个，而浙江居首。任职于此的，我所知道的有莆田黄君、南昌熊君和我的朋友萧君，其他人一定也都是一时的杰出人物。他们能够宣扬皇上的德政而施及百姓，以诚心获得民心，所建立功业的盛大程度，也应当没有人能超过他们；这大概是浙江人的幸运。古代内朝执政官有空缺，就从藩翰之臣中选拔贤能者；如今的制度仍与古代相同。诸位由此更加升进，难道不是朋友们的期望吗？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萧君赠行诗的序言，也借此询问诸位，认为事情应当怎样做。赠萧知州之任序 建昌萧君云举由徐州同知因政绩最优而破格升迁，授任和州知州。他的同乡朋友、文选郎中郑君文实来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我素来性情迂拙，才学又低下，我的话哪里足以作为赠言呢？我听说萧君起初任合浦县丞时，合浦太守最为暴横，凡是做官的人经过他的军门，他一定拦住，命人下马步行快走；乡民进城，他又放纵士卒加以祸害，没有人敢对他怎样。萧君用礼法折服他，气势反而超过了太守。太守惭愧道歉，把所作所为全部改正，百姓也得以免除祸害。后来萧君辅佐徐州，有一位指挥，先前因某件事驻在徐州，像豺狼猛虎一样虐害百姓，大概是有所倚仗。萧君刚到，就叹息说：“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祸害吗？”立即把事情详细上报朝廷，使这位指挥获罪。此后凡是因公事来到徐州的人，听说萧君执法守正，都自行收敛，百姓于是能够安居乐业。太宗皇帝征伐沙漠，大量征发百姓运送粮食供给军队，萧君率领州民一千多人同行。他平素抚恤百姓有恩，百姓都乐意跟随；又亲自带着药物，遇到生病的人就给药，并命车载送他们。百姓亲近他如同亲近父母，事情没有劳苦扰民便得到治理，萧君的声名更加显著。我听说这些事，常常和人称赞感叹他的贤能，认为世上做州县官而能像萧君这样除暴安民的，确实很少。那么如今萧君离开去和州，必定可以谈笑之间就把那里治理好。既然如此，他从我的话中还能取得什么呢？然而我听说，古代君子得志，就把恩泽施加给百姓。假如萧君任其他官职，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受上级压制，不能按照自己的志向施行，恩泽就不能完全惠及百姓。哪里比得上独自主管一个州，让接受恩惠的人欢欣鼓舞、歌颂他的功德呢？所以我为萧君高兴，也为和州人祝贺。大凡做官的人，身心得以安定，功业得以建立，并且可以流传后世，这就很好了，其他事情不必计较。萧君不要改变自己的志向，使和易平和的政治得以实现，足以继承龚遂、黄霸的事业，使美名长久流传，难道不是美事吗？这就是朋友的愿望。所以写下这些话赠他出行。送周佥事赴湖广诗序 周君名泰亨，和我都是江西人。他担任御史已经很久了，我却还没有认识他。不过，我常常听说他比一般人贤能。泰亨曾经出任福建、湖广、贵州巡按御史，没有听说当地人有不同的议论。去年天子大力整顿各项政务，辨别善恶，因为御史的职责在于整肃群僚、端正百官制度，所以尤其不能不谨慎。于是更换任用有长处的人，使他们澄清淘汰、辨别善恶；对于不善的人，就罢免斥退。一时间是非善恶没有隐藏，而关于泰亨又没有听到一点非议。他久任这一职务，出入内外将近十年，处理的事务已经很多，而人们等待、观察他的也很多，最终却没有过失，不是真正比别人贤能，能够这样吗？我虽然没有认识他，但因为我们都是江西人，心里也替他高兴。今年他任期届满，因为政绩优异而升任湖广按察佥事；湖广正是泰亨曾经巡按过的地方。那里的官吏百姓本来就熟悉他的威名、记得他的作为，我知道泰亨可以不用下令他们就服从，不劳苦他们就能把事情治理好。他的同僚中贤能的人于是把赠行诗托我作序。我说，泰亨和他的同僚既然都比一般人贤能，他们的话应当不是愚昧之人所能达到的；那么我为这些诗作序，还能说什么呢？不过我曾经这样谈论过，朝廷整饬风纪宪纲，本来是要使有关官署得到整肃，而御史与按察司的职责是相同的。百姓的饥饱、劳逸、忧愁、悲伤、欢乐和愉快，都系于主管官吏。担任这种职务的人，有的存心爱民，却柔弱和缓、迂腐迟滞；有的才干足以应付突然的事变，却苛刻刚暴。如果恰好由这样的人来治理，只凭自己的意见行事，在升降进退之间，哪里有空闲仔细审察呢？官吏不能得到适当的安排，百姓中难道会没有受到牵连的吗？从前仲山甫前往齐国，尹吉甫作诗为他送行，说：“只有仲山甫，柔和时也不吞咽不该吞咽的，刚强时也不吐出不该吐出的。”这样看来，前面所说的两种人，他们的吞咽和吐出难道不会违背正道吗？事情本来就难以明察而容易迷惑，只有审察事理来照见它，又怎么会被它迷惑呢？所以仲山甫之所以贤能，只在于温柔美善而以法则为准，以古代的训诫为法式；古训难道会欺骗我们吗？如今诸公作诗为泰亨送行，大概也是以此为根本，所以我引用这首诗来说明。泰亨此行，如果能和同僚诸君子协同德行、同心一意，铲除奸邪，扶植善良，摧毁邪恶，保护善人，使百姓都能在太平时代安乐生活，那么功业既然完成，难道不可以和仲山甫相等吗？这就是我和诸公对他的期望。诗共有若干首。

译送陆郎中序 嘉兴人陆贞，字正叔，任主客郎中二十多年了。他起初由主事任员外郎，后来升任郎中，都能勤于职事，谨慎自持。他对于四方朝贡，以及朝廷用来接待他们的礼仪，远近、多少、轻重、隆杀等方面的适宜之处，不必查考典籍就无所不知，处理起来也没有不恰当的。他同人交往，平日虽然似乎淡泊舒缓，但到了紧急关头，却又有值得称许之处。因此从尚书以下的官员都爱重他。我的朋友独孤乐善曾任精膳主事，和正叔相处很久，所以详细知道他的品行，并且多次向我讲述。恰逢朝廷施加恩典，群臣凡是任职者都封赠他们的父母，而正叔失去父母已经很久了。于是追赠他的父亲为奉政大夫、礼部主客郎中，母亲赠为宜人，赐给诰命，光彩灿烂如银河回旋的光辉，装饰于幽暗的墓地，他的荣耀和幸运可想而知。正叔拜受恩赐后，便援引成例告假回乡修祀。所以乐善来请求我写话作为赠言。我说，做儿子的没有不希望使父母显贵荣耀的，所以凡是做官的人，早晚恭敬勤勉地自我效力，都是为了使父母荣耀。我的太祖高皇帝考察古代制度来治理国家，知道人的感情是这样，所以制定封赠的典章来劝勉激励他们。然而能够得到这种恩典的人大概很少，但明文法令完备地存在着，大概是要把它作为法则传给万世；仁厚啊，他的用心！太宗皇帝曾经施行这一制度，最先得到恩典的只是任事的大臣和左右近侍之臣十几人。当时做官的人无不踮起脚跟仰望日月，希望不久就能普遍施行并轮到自己，然而太宗皇帝驾临鼎湖而去世了。这是群臣的不幸，也是他们无限哀思的原因。仁宗皇帝弘扬继承先志的孝道，施行广大普遍的仁恩，特意下诏命吏部推举实行。那些任职已久的人都依次回乡探望父母，父母已去世的也回乡祭省坟墓，并且都得到纸币的赏赐。如今皇上圣明，完全遵循既成的法典，厚重的恩泽深厚的恩惠，遍及幽明，使做儿子的都能实现显荣父母的心愿，使做父母的都得以享受子女的报答。皇上的仁德如同上天，这大概是千载难逢的美好际遇。虽然如此，制度不是说过吗？“我是用来劝勉忠诚的。”那么接受这种恩赐的人，难道能不思考用什么来报答吗？把孝心转移来尽忠，是士君子的道路。正叔练达明爽，对于这一点想必已经明白得很清楚了。所以我根据乐善的话，详细说明这种恩典的难得以及它所带来的荣耀，并且勉励他做到忠孝，尽力报答恩德，写成这篇正叔赠行序。送郑府丞归省序 浦江郑氏以义闻名天下，已经很久了。朝廷每每选取他们家才俊的人任用，也是因为他们重义。永乐二年，我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认识了前监察御史郑叔恭。他端正厚道、周密谨慎，温文和善，是一位君子。不久，叔美也被征召进入馆阁，任典籍、检讨，举止从容谦退，有恭谨温厚的儒者风度，我都很敬重他们。于是我私下感叹，世代显贵的大族，祖宗的德行已经树立，诗书的恩泽长久流传，子孙贤能众多是理所当然的。后来这两位相继辞官离去，而他们的弟弟季用在京师做官。洪熙元年，他由监察御史升任詹事府丞，在东宫辅佐当今皇帝，早晚相处交往；我听他的言语，观察他的行为，没有看见他的过失，因此很爱重他。恰逢朝廷向臣下施加恩典，以季用所任的官职封赠他的父亲，又封他的母亲为安人，赐给敕命，并赏赐钞一千缗，让他回乡探望父母。当时他的父母都七十多岁，而且健康强壮，没有疾病。凡是与季用友好的人，都感叹羡慕，以此为荣耀，纷纷作诗为他送行。封赠的诏命刚刚下达时，朝廷士大夫都变了脸色，相互庆贺；父母都健在的人，欢庆尤其加倍。天下做父母的，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有才，而做儿子的也没有不想使父母显贵荣耀；彼此都有这样的愿望，却不能都实现，这种情况大概很多。有幸遇到皇上的圣明仁德如同上天，使像我们季用这样的人能够在一堂之内享受天伦之乐，父母兄弟，苍颜白发，而命服辉煌灿烂地相互映照，这难道不是极大的荣耀和幸运吗？孟子说：“父母都在，兄弟没有灾患，这是第一乐事。”解释的人认为，这件事取决于上天，不是人人都一定能够得到的。那么季用从上天那里得到的福分真是深厚了。我听说季用的祖母黄氏早年守寡，守节不改，终身不辱义门；而季用的父亲侍奉她，又极其孝敬。上天之所以加厚恩泽，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因此，季用继续祖先的福德、增益家族的美誉，难道可以停止吗？当今皇上施行仁德已经到了极点，能够报答他的只有义。把自己在家中奉行的孝道推广开来，尽心尽力报效国家，那么他在家族中的荣耀就更加显著了。难道仅仅是从上天那里得到了福分，郑氏的义名显扬天下，也会有终止吗？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行诗序。

译送梁知府赴任清化序 交趾过去隶属于中国，设置郡县，自秦汉以来就是这样。后来常常有人私自占据，于是成为异域，但向中国进贡从未断绝。到了我朝，那里强大的首领悖逆作乱，杀害长官，百姓无处申诉。太宗文皇帝不忍心弃置他们，出兵前往安抚平定。于是依照过去设置郡县的办法，选择太守县令教化训导他们，简化节制和条目，革除弊端、建立有利措施，使人人都乐于生活、兴办事业，而没有失去安身之所的。朝廷仁爱这些百姓，百姓受到这种恩泽，也已经很久了。既然如此，哪里会有像羊一样狠、像猪一样横冲直撞的突然祸患呢？本来不应当有这种事。然而在大山深谷之间，有时竟有人乘机偷偷发难，惊扰百姓，惊动聚落。这是什么缘故呢？朝廷安抚他们已经很厚了，而作为百姓，本来也是喜欢生存、厌恶死亡，喜欢安逸、厌恶劳苦，希望安定、害怕危险的。为什么竟要自己把生命抛弃在不善之事上呢？莫非上面的德意还有没有周全之处，下面的实情还有没有通达之处吗？宣扬上面的德意、沟通下面的实情，是太守县令的职责。何况此地距离京师一万多里，百姓对守令的倚赖和期望尤其迫切。假如上面的德意没有阻塞而能下达，下面的实情没有阻塞而能上闻，仍有尚未达到的地方，守令就应当逐条陈述，加以疏通引导。这样，百姓难道还会有不能实现的愿望、不能获得的利益吗？没有。既然已经实现了愿望、获得了利益，怎么还会有人乘机暗中发难，惊扰百姓、惊动聚落呢？不会有。守令处在其中，若看见德意还有没有周全、实情还有没有沟通，却漠然置之，丝毫不动心去陈述、疏导，使上面的深仁不能下达，下面的愿望又不能被上面听见，这就叫作没有实现百姓的愿望、没有让他们获得利益。这样一来，乘机暗中发难、惊扰百姓、惊动聚落，也就势所难免了。这就是我为守令感到忧虑的原因。庐陵人梁逢吉起初任监察御史，在王师南征时，他已经在那里，留在交趾有好几年，对于上下之间的实情大概十分熟悉。如今他因劳绩升任清化知府。清化的百姓，大概有不能自行安定的。梁君此去，要看看此前担任守令的人，他们的职责履行得怎样；如果确实能够尽职，百姓也就能安居其所。现在既然百姓不能自行安定，那么守令不能尽职也就可以知道了。这样，梁君用来陈述、疏导上下情实，沟通下情、宣扬上德的事情，难道可以迟缓吗？上下相通而共同成就太平，实在令人对梁君抱有希望。梁君清廉谨慎、笃实可靠，具有慈祥和易的心。所以我这样同他说，不知他是否认为这些话正确呢？送钟知府赴肇庆序 我的朋友钟君子勤任中书舍人，任期届满后授任肇庆知府，将要赴任时告诉我说：“我和你相交相知三十年，如今将要远行，你难道不能为我的出行说几句话吗？”我当初在乡校游学时，钟君是前辈，而他实在厚待我；我们一同讲论学问三年，他离去进入太学，又过了两年，他因为办理劳史事务而升任中书舍人。第二年我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于是和他一同居住在京师，出入宫廷侍从二十多年，而他获得升迁离去了。当时同学中做官的有七八人，如今只有你、礼曹郎中独孤君和我，而你却突然要离去。朋友之间的情谊，本来应当有所赠言，何况你又亲自嘱托我呢？你任中书舍人已经很久了，从容处在清贵华美而又严密的地方，所执笔书写的，都是朝廷的谋略训令，用来布施德政、劝勉有官位的人，其中包含国家的大经大法。你耳闻目见、积累于心的就是这些，把它们施用于政务，应当像轻舟遇到顺风、轻车驰骋在陡峭山坡上一样，浩荡而没有什么困难。所以如今你统领一个郡，士大夫都替你高兴，大概是庆幸你的治道能够得到施行。像我这样的人，喜悦庆幸更胜一层。一个辖地千余里，百姓众多；使他们得到忧乐适宜，调节他们的劳逸，察知他们的饥寒并给他们衣食的人，就是太守。他的责任重大。百姓的喜乐忧患得到适当安排，劳逸得到合理调节，衣食供应不失时机，这才叫贤能的太守。然而难道还有别的治道吗？只有仁罢了。百姓之所以忧苦劳累、困窘于衣食，是因为仁政没有实行；仁政之所以不能实行，是因为内心有所蒙蔽。如果内心没有蒙蔽，所发出的政令都合乎事理，百姓难道还会困于忧愁，受劳役之害，甚至饥寒交迫、颠仆不堪吗？不会有。治理政事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君才思敏捷、详练通达于政务，对于朝廷的德意大概已经十分熟悉；你能够施行仁政以惠及百姓，而没有什么困难，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一点是明确的。我又把这些话进言给你，并不是用来责厉你，而是因为我深厚地看重你，希望勉励你的事业，使它达到长远而远大的境地。君子难道也会对我有所教益吗？

译寿周子勉序 吉水周君子勉生于前丙申年，到今年乙巳年，已经七十岁了。十月二十九日是他的生日。他的儿子、孙子准备在这一天大办酒席，盛情邀请宾客为他庆寿。他的侄子崇述任春坊谕德兼翰林侍读，告诉我说：“我们先人兄弟五人，只有我叔父还在世；我看待他如同父亲。庆寿那一天，我的弟弟长史孟简、中书舍人崇厚都恰好请假回乡，能够拿着酒杯表达祝寿的心意，而我却不能实现这个愿望。于是请求诸公作诗，让人带回去歌唱，为叔父祝寿。请您替我作序。”我说，人的长寿取决于上天，但对于君子来说，长寿是适宜的。大概《洪范》所说的五福，包括寿、富、康、宁，都根本在于所喜好的德行。君子修养德行于自身，使仪表行为成为他人的法则，所以能够获得长寿康宁的福分，享受子孙不断的奉养；这难道是寻常的缘故吗？然而既然已经得到上天的福分，却又生不逢时，征召调发使他的外在生活困苦，饥寒忧病使他的内心受到扰乱，那么也有人会自己厌恶生命。《兔爰》这首诗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我们国家圣明的君主相承，仁德养育天下，天下百姓安于无事已经五六十年。作为君子，修养孝悌忠信，长久享受福分，何况周君承受世代德行的隆盛，又在家族中享有声望呢？他长寿而健康安宁是理所当然的。过去诗人歌颂君子，大概说：“快乐的君子，怎么会不长寿？”又说：“快乐的君子，怎么会不成为黄耇老人？”那么如今诸公写诗来祝愿周君，难道会是随便说说吗？我又听说，古代君子在乡里年老以后，家族子弟和乡里的子弟听他的言语、观察他的行为，都能更加笃厚于礼义、使风俗更加淳厚，大概是因为他的德行感化人很深。如今世代显贵的大族，前辈老者还健在的已经很少；聪明俊伟的人才到处都有，但若说他们笃厚于礼义、使风俗淳厚，君子未免会感到不足。而周氏有周君在这里，就必定能够使乡里和族人归于善良，这是可以知道的。《诗经》不是说过“快乐的君子，保佑爱护你的后代”吗？愿我最终为周君诵读这句诗，难道只是祝愿他成为黄耇老人、获得长寿而已吗？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庆寿诗序。送黄指挥序 永乐六年，朝廷选择将帅中老成而有才略的人，派他们分别镇守重要地区。当时，前密云中卫指挥使黄公瑄奉命镇守淮安。淮安是南北交通的要冲，也是舟车往来的汇集之地。公瑄镇守那里十多年，凡是淮安居民以及天下往来于此的人，都感到安宁。如今皇帝即位，以仁德施及下民，怜悯公瑄年老，不愿再让政务劳烦他；公瑄也以疾病为由请求告退。于是命令他的儿子黄钟承袭职务，公瑄得以退休，便请求回镇江养老。公瑄的父亲曾侍奉太祖皇帝，积累功劳做到千户，在镇江任职时对当地人有恩。后来太祖怜悯他，允许他享受全俸，在镇江养老。公瑄的哥哥公瑾任密云后卫指挥佥事，也回到那里养老。如今公瑄又继承这种安排，一家三代做官，前后五人，其中三人相继退休，在镇江养老，这是多么荣耀啊！我曾经谈论过，自古以来有卓然自立志向、怀有超人才能的豪杰之士，常常忧虑不能遇到时机，建立功业，使事业流传不朽。等到遇到时机，施展才能，功业完成、名声建立之后，却有的人不能谨慎地保持晚节，受到吏部议论；有的人于是辗转迁徙、流寓各地，没有可以归宿的地方，这些情况都是有的。如今公瑄父子兄弟遇上国家兴隆的时代，能够凭借才能武略奋发，亲自参加战阵，冲冒箭矢和砾石，建立功名，享有爵禄。等到年老，又能够从容安逸，在富贵有余之中自得其乐，见证太平盛世的盛况；这样的福分，哪里是平常人能够比得上的呢？由此可以看出朝廷保全、供养功臣的大德，也可以知道公瑄父子兄弟忠诚谨慎的品行。功业成就后退隐，不使祖先蒙受羞辱，这是孝；奉行法令、遵循事理，不失臣子的职责，这是忠。公瑄回去了，希望更加修养忠孝之道，用来教导子孙。忠孝代代相传、永无穷尽，那么黄氏福禄、荣耀和名声传到后世，难道会有尽头吗？公瑄将要出行，镇江人士何彦征等人在京师相继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因为众人对他如此恳切，更可以看出黄公适合当地百姓，而百姓也爱戴他。所以写下这篇序赠给他出行。怀忠堂诗序 怀忠堂，是盐井中卫千户毛钟（字宗器）所居住的堂屋。宗器是合肥人，凭借才能武艺入仕，他忠于君主、热爱国家的心，大概从未忘记过。于是便用“怀忠”给堂屋命名，士大夫们也跟着作诗歌咏它。今年宗器来到京师，因同郡人戴【阙】拿着此事来请我作序。我不认识宗器，但赞赏他的志向，所以不能吝惜言辞。忠，是臣道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尽到自己的职责，把这看作理所当然，而不顾及自己的私利。自古以来做君主的，必定以此要求臣下；做臣子的，也应当凭此侍奉君主。不过，贤与不肖是有区别的。贤者固然能够尽职忘私，那些沉溺于私利而毁弃本应尽到的职责的人，都是不贤之人。因此，史官把这类事记载下来，作为法则和警戒，使千百年以后的人读到它便生起敬意和仰慕之情，必定勤勉奉献国家，不改变自己的忠心。不是这样的人，小则受到讥刺，大则遭到贬斥和弃绝。那么，做臣子的怎么可以忘记忠诚呢！宗器用“怀忠”给堂屋命名，就是希望自己达到古代贤人的境界才停止。汉宣帝时，赵充国担任将领，攻打先零羌，皇帝允许他便宜行事，有人对此提出非难。赵充国说：“这是什么话，难道不忠吗？” 他又说：“诸位只是借口文饰来谋求自保罢了，并不是替国家作忠实的谋划。”又说：“明君面前可以进献忠言，最终能够安定疆场、使国家获利；竭尽忠心而不改变，守住自己的职责，因此功业在当时显赫，声名流传后世。”虽然麒麟阁已经废弃很久了，但忠义气节流传百代而更加鲜明。像这样的人，不正是宗器应当取法的吗？爵位、功名对于人来说，譬如走路，从低处到高处，从近处到远处。如今宗器已经列于五品官员之中，却仍然怀抱忠心不停止，那么赵充国有什么不能赶上的呢？这样一来，这座堂屋和这些诗篇也将流传无穷了，所以我作序而不推辞。

译《送李同知归安丘序》圣明天子即位以来，他治理天下所采用的，不用别的办法，只有仁政而已。因此下诏免除租赋，减免征发劳役，救济困苦贫穷的人，礼敬年老者，考察群吏的贤能与否，访察政事哪些方便、哪些不方便，依次废止或施行，以使百姓获利，天下人都欣然喜悦。又下诏给内外臣僚：凡是年老多病、困顿而不能任职的，都允许自己陈述情况。于是过去那些年老有病、不能自行安排退处的人，渐渐得以引退离去，皇恩实在深厚。长沙同知李侯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他既年老又有病，便把实情报告朝廷，获准赐归安丘。临行时，他来拜访我说：“我从吉安担任御史、县令，又升任一府的佐贰官，可以说是很荣幸了，本应当努力图报皇恩；可是被老病所迫，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承蒙皇上怜悯，赐我归还田里。圣上的仁德如同苍天，以我这样的衰弱之身，终究没有办法再为国效力了。您应当赠我几句话，使我的子孙看到后，知道永远感念皇恩。”李侯曾经担任敝县县令，能够勤勉从政，宽厚却不放纵，严明却不残酷；因此百姓安居乐业，豪强奸猾之徒畏惧威势，自我收敛，政务得以办好，治理一县颇有声誉。等到升任长沙府佐贰官，有时往来京师，敝县的人无论贤愚、贵贱，听说侯在哪里，都一定前去行礼。侯也把他们看作亲人一样，和蔼地以恩意相待，双方都没有因为时间久了而改变。他们彼此仰慕喜爱到这种程度，难道只是声音、笑容和容貌所能造成的吗？其中必定有道理。那么侯要离去，怎么能不说几句可爱可敬的话呢？君子的出仕、退处、升迁和退让，虽然以义为根本，但尤其贵在遇到合适的时机；即使合乎义，如果时机不允许自己实现志愿，仍然是不幸。周朝中期，士大夫在职位上尽心尽力，以至于劳苦憔悴，却得不到上级的知遇，所以《诗经》说：“尽力劳瘁来做事，难道竟没有人知我。”又说：“难道我不想归去吗？只是害怕这些罪网。”百世以后，诵读这些诗的人还为此徘徊叹息，哀伤他们的不幸，那么当时的情形便可以知道了。如今侯遇到圣明的时代，因为年老有病而请求退职，是合乎义的；皇上怜悯他而答应，使他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是仁。君主施行仁政，臣下奉行义道，难道不正是唐虞三代的盛世吗？所以我特意把这些话写成序赠给他，不只是要使侯的子孙永远感戴皇恩，也是想让百世之后诵读这篇文字的人，能够知道今天是一个盛世。《送刘御史诗序》刘君字维芳，是四明人。他担任监察御史已经多年了。起初我见到他的容貌温和、气质清朗，心中就认为他非同寻常。后来从彭君那里听说，经过多方面考察，才知道他的为人：他能够明辨义与利，严格区分善与恶。他曾出任徽州巡按，徽州做善事的人都敬重仰望他，做不善之事的人则畏惧而收敛。他为人如此，我于是从内心敬重他，而不只是因为外貌而惊异于他。世人不能辨明义利，已经很久了；对于义所允许的事情，有时反而强行改变为不允许，对于义所不允许的事情，有时又激烈地把它说成允许。这样一来，行善的人没有可以依靠的准则而懈怠，作恶的人没有所畏惧而放纵，这是求学明道的君子深为叹息和痛惜的。像维芳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敬重呢？我又听说维芳本来是儒家子弟，他的父亲曾在杞县任县令，有治理政绩。维芳能够卓然自立，大概是希望不辱没父亲。唉，维芳可以说是能够尽孝的人了。能够孝敬父母，就一定会想使自身完善；想使自身完善，就一定会想使自己的行为完善，以便给父母留下美好的名声。这就是所谓立身行道，使父母显荣。因此，我对维芳的敬重，难道只是这些吗？维芳既然很好地履行职务，朝廷于是举行封赠之典以嘉奖群臣，便以监察御史的官职追赠他的父亲，又追赠他的母亲为孺人，都赐给诰敕。维芳因父母不能亲眼见到这一切而感伤，想把自己从皇上那里获得的荣宠带回去告慰双亲，于是请假归乡。同僚中的贤者陈君宪，请士大夫作诗为他送行，又请我作序。陈君是维芳的同郡人，曾巡按江西，也能够明辨义利，扶助善者、摧抑恶者，是我深深敬重的人。四明有这样两个人，我即使没有话说，难道可以吗？所以写下他为人可敬之处，作为送行诗的序，使人知道这些诗并不是徒然创作的。至于为亲族增添荣光、为乡邑增添光彩等话，各位先生的诗已经说尽了，这里不再写。《送刘中书序》宣德元年八月，中书舍人刘君长谦援照旧例得到朝廷准许，将要回乡办理家庙事务。凡是交游中的贤者和乡里的旧友，都作诗为他送行，并请我作序。长谦在中书任职最久，以清廉谨慎、勤勉敏捷著称。朝廷举行封赠之典，以此嘉惠任职的臣子，而长谦的父母已经去世很久，于是以中书舍人的官职追赠他的父亲，追赠母亲为孺人，赐给诰敕。长谦感荷君恩没有遗忘自己，伤感父母不能等到这一天，便想把自己从皇上那里得到的荣宠带回去告慰双亲，这就是他请求归乡的意思。我对于长谦，也不能不有所感触。天下做父母的，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有才；做子女的，也没有不希望使父母显贵。彼此都有这样的愿望，却不能相互实现的，大概很多。起初封赠的诏命下来时，士大夫中有幸使父母得到荣宠的，都神色激动地互相庆贺；那些不幸不能这样的人，则永远怀抱遗憾。我和长谦都是如此。如今长谦捧着诰敕回乡，修行告祭的礼仪，使父母在去世以后得到荣耀，祖坟上的松树、楸树、桑树、梓树，都沐浴在银河般明亮回旋的光辉中。而我正参与修纂两朝实录，早晚勤勉不懈地以此自我效力，不敢顾及自己的私事。同样心怀悲戚，而实际处境却如此不同，那么对于长谦此行，我即使想不感慨，能够做到吗？然而朝廷的恩典不只是这些，我想把对自己父母的感情尽到极处，难道将来就没有希望了吗？虽然如此，我私下还有忧虑，担心有人会堵塞归省之路。朝廷允许臣子告假归省，大概也有远近和期限的规定；过去归省的人多怀有求得自身便利的心思，倘若实际并非如此，那么要堵塞这条道路的，难道不是这种人吗？那么人们难道会忘记这种人吗？况且皇上向群臣推施恩惠，是仁；臣下所应当尽到的，是义。没有奉行义道而反使君主置后的。长谦守礼而崇尚义，不会有像我所忧虑的那种情况。我与长谦情谊深厚，所以为他作这篇序；长谦想来也会从中有所取法。

译《送罗都事复职序》延平人罗辉担任江西都指挥司都事，任职三年，考核政绩后来到京师。吏部认为他称职，向皇上报告，于是让他恢复原职。这时，他乡里的前辈、户部侍郎陈公伯高请我写文章赠给他。陈公说：“罗辉原是太学生，得到现在的职位。他资质美好，气质平和，见识通达，才思敏捷。他在江西时，上级官员爱惜他的才能，所有下属也没有怨恨厌恶他的。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讲学士王公时彦也对我说：‘从前我因探望亲人经过江西，认识罗辉，见他从容闲雅，周旋办事勤勉谨慎。我虽然还不认识他，但从两位公卿的话来看，就可以知道他比一般人贤能了。我想停止不说，难道可以吗？’都指挥使，是古代连帅的职位，一道之内的军政事务都归它管辖，责任很重。因此国家必定让有功勋的旧臣担任；经历、都事是他的幕僚，负责办理文书、辅佐执行事务，也可以说是重要而繁忙的职位。担任长官的，既是有功勋的旧臣，又多是武人，不熟悉文字，只负责主持裁决签押，因此事务往往全都委托给幕僚。凡是处理失当，缓急不合尺度，奖善惩恶不得其道，主管的臣子和负责纠察的官吏，都略过长官而专门考察幕僚。” 所以，经历、都事若不是真有才能，便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这可以说是困难的。至于有才能的人，他属下的卫所队帅、伍长，都会奔走效力，没有不如其意的，这也可以说是荣耀。罗辉比一般人贤能到这种程度，那么对于都事这个职位，他必定只有荣耀而没有困难，是可以知道的。如今的制度，都是唐虞时代的旧制：任职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后黜退或升迁幽明之官，于是天下的治理功业便会兴盛。士人没有才干也就罢了，假如有才干而有幸得到任用，又怎么会有沉沦郁结的忧患呢？如今罗辉第一次考核政绩便已经得到士大夫称赞，从此如果更加谨慎地治理事务，更加敏捷地办理政事，不因已经具备的才能而自满，而以尚未达到的境界来勉励自己，那么将来所成就的事业，哪里是平常人能够赶得上的呢？所以作序赠给他。《送郑知县序》郑侯焕文，是永嘉人。他起初由监察御史出任我的泰和县令，宽厚而不苛刻，举止从容而有礼。我们县的人没有不怨恨厌恶他的。他在吏部考核政绩九年，因政绩最优应当升迁，但当时没有空缺可以安排，于是让他担任宁县令，享受六品俸禄。侯将要赴任，他的乡友监察御史等请我写几句话赠给他。我回忆侯刚离开泰和时，深深以难以治理为忧。我听说后，便向他说明泰和风俗的美好、诗书礼乐的兴盛，以及登临游览山川景物的乐趣，写成文章赠给他。侯当时未能深信，直到今天已经很久了，百姓从未有违背的话，政事也从未给侯留下过污点和牵累，这才相信泰和人是容易治理的。江西自古称为文化典籍之乡，而泰和尤其兴盛。人们之所以诬称它难以治理，大概是因为那里有诉讼。诉讼是用公理来申述，事情有不合公理的地方，彼此把它依据公理说清楚罢了。假如事情都合乎公理，诉讼又怎么会兴起呢？做官的人不担心自己处理不公，却把有诉讼当成忧患，这难道是善于治理政事吗？况且我们县的风俗最尊重做官的人，即使是掌管仓廪、驿传、征税等低微事务的官员，也没有不敬重的，何况府县中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呢？何况地位尊贵的藩司、按察司，以及身份重要的御史呢？如果这些官员行事公正，百姓对他们的敬意礼遇就更加深厚，哪里敢有一句话非难诋毁他们呢？泰和的风俗就是这样美好。只是我们县的人到别的地方做官时，如果所作所为公正，君子和小人都认为合宜；唯独豪强奸猾之徒认为这对自己不利，便想办法中伤他们，像狗扑咬、狼吞噬一样，肆意作恶以求取胜，不顾事情是否可以这样做。即使是地位尊重的御史，也不能免于这种攻击。由此看他们对藩司、按察司、府县官员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了；至于仓廪、驿传、征税等低微职位，更不必说。这种治理的难易，难道不是已经十分清楚了吗？因此我更加相信我们县的风俗确实美好，这也是侯所喜爱并怀念的。如今他离开泰和去治理宁，宁是南昌府的属县，地处偏僻，物产丰富，民俗大体和泰和相同，那么侯建成功业就更加容易了。以后积累政绩而升任显要官职，他的前途哪里能够估量呢？侯将更加相信我的话没有错，所以作序赠给他。《送萧子敬序》萧君子敬，是我们县的贤良之人。他起初由鸿胪寺序班授任高州府照磨，后来因多次获罪而被贬谪。仁宗皇帝在东宫时，知道其中的缘故；即位后，特意赦免了他。子敬却因生病退居乡里，过了两年，才得以来京谢恩。这时仁宗皇帝已经升遐一年了。当今皇帝圣明，在位时想起用旧人，有关部门认为子敬有病，不能任事，便让他回乡养老。他将要出发，来对我说：“我居住京师四十年，束带持笏进入显贵行列，也有二十年了。如今因病归去，能够在闲静空旷的地方优游，在山水之间放任自适，实在可以说是幸运。您难道不说几句话赠我行吗？”我和子敬既是同乡，又同朝为官很久，实在不能没有话说。然而又将说什么呢？我回忆永乐初年，朝廷清明，四方夷族来朝贡，修订典章礼仪，文治盛大。子敬当时在鸿胪寺，熟悉礼仪制度，辅佐主持事务，进退从容，以接近天子的道德光辉，他的志气大概十分壮盛。今年他刚六十岁，却因病离职，这对于他的志愿来说，难道不是尤其畅快吗？古代君子出仕，大概也是想要实现自己的志向。然而竟然劳瘁到极点而上级还不知道察觉，从这样的情形也可以知道那个时代如何了。如今子敬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对于皇上的恩泽，怎么可以忘记呢？子敬住在县城以南四十里，肥沃的良田环绕着他的住宅，有养鱼的池塘，有种蔬菜的园圃，不像那些没有归宿可去的人。宾客往来，彼此采摘芳草、捕取鲜鱼，滤酒饮用。酒醉饭饱之后，接着唱《康衢谣》，吟咏《天保》诗，歌颂太平盛世，祝愿天子福禄绵延万年。这也是子敬的志愿。我虽然还没有老，但已经衰弱多病了。何况正值宽大的朝廷，施行恻隐之实政，难道还可以凭我驽钝衰弱的资质，长久玷居士大夫的末席吗？那么我请求辞职归乡，跟随子敬游玩，实现这种祝颂的志愿，也是可以希望并等待的。姑且写这些话赠他出行。

译《送王知县赴莱芜序》我们县的王绂，字用仪，凭进士身份得到莱芜知县的职位，将要赴任时，爱护他的人都说：“用仪资质清正，气质平和，志向端正，才干优良，本来应该做郎官、御史，早晚任职于朝廷，却偏偏奔波千余里到一个县去施展自己，这是为什么呢？”我回答说：“君子出仕，是为了百姓。从公卿大夫到藩司、按察司的大臣，都是辅佐天子治理天下；他们的职务虽不同，但使国家和百姓获利的意愿是相同的。然而他们地位尊贵，距离百姓又远，即使能够把政事办好，也不能亲自把恩惠施加给百姓，因此百姓受到他们恩泽很难。只有县令与百姓最亲近，能够借助上级所施行的政令来施加恩惠；即使事务非常繁重劳苦，只要以至诚恻怛之心委曲谋划，百姓没有不受到恩泽的。这就是县令被称为百姓父母官的原因。如今公卿大夫没有亲临属县的，只有郎官、御史有时因公到那里；然而他们势位显赫，能够依道处理好恶的人很少，百姓往往远远望见便畏惧。因此事务的处置、缓急的安排，必定都由县令决定，百姓也一心听从县令。所以，做县令的人如果没有至诚恻怛之心也就罢了；如果有至诚恻怛之心来使百姓获利，因而百姓亲近他，那么即使公卿大夫、藩司和按察司的大臣，谁敢不以礼相待呢？” 郎官、御史又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这就是有志于百姓的君子之所以乐于得到县令职位的原因。古代做官的人，如果不担任县令，就不能在朝廷显达，所以贤能的县令往往入朝做卿的佐贰、做大夫，有的甚至做到三公、封侯；如今由县令显达的也比比皆是。用仪一开始出仕就做县令，大概正是从这里起步。先以范史云的清廉为榜样，再以至诚恻怛之心施惠于百姓，将来政绩成就，怎么知道他不能入朝做卿的佐贰、做大夫，或者继续升迁到更高职位呢？这都是不能预知的，哪里只是郎官、御史而已呢？只看用仪努力或不努力罢了。”用仪听了说：“这正是我的志向，难道敢不努力吗？”于是众人都高兴地认为用仪一定会有所成就，纷纷作诗为他送行，我便写下这些话作为序。《送刘主事归省序》仁宗皇帝刚即位时，大力整顿各级官员，以更新天下的治理。诏令任职的群臣都封赠他们的亲属，又命令依次回乡省亲，并且各自赐给钞币遣送回去。于是龙泉人刘斆，字仲文，担任刑部主事，恰好凭借他的官职追赠父亲，封母亲为安人，赐给诰敕。宣德元年正月，仲文援照旧例请求告假回乡省亲，士大夫中与他相知的人都作诗赠送，并请我作序。我认为仲文已经使亲人显贵，使乡里荣耀，他的志愿已经实现了。我还能用什么来增益仲文呢？姑且和他一起谈谈所受恩典的深厚，期望他竭尽心力报答就是了。从前太宗皇帝在位时，曾命令颁发诰敕，朝廷中的臣子无不鼓舞赞叹，大概是因为恩泽能够惠及亲人，而不只是使自身荣耀。然而当时只是依次施行，还没有遍及所有人。仁宗皇帝继承先志、承述前业，恩典盛大地降下，普遍及于大小臣僚，真可以说他的仁德如同上天。如今皇帝继承大统，完全遵循成法，庆典恩泽的施行更加隆盛厚重。三位圣主一心一意如此嘉念群臣，大概是用来劝勉忠孝的。君子对于这条道理，应当像火必然是热的、冰必然是冷的一样，不待劝勉就能做到，何况还有所劝勉呢？那么我们这些士人，应该用什么来报答称颂皇恩呢？因此，持守自身一定要恭敬，处理事务一定要勤勉，执行法令一定要公正，面对财物一定要廉洁，对待他人一定要宽恕，做到一言一行无不遵循理，这样大概才可以。忠，是孝的推广；孝敬父母的人必定忠于君主。然而忠诚如果没有尽到，就足以使父母受辱，怎么能不谨慎呢？仲文回去了，在堂上拜见父母，母子之间命服交相辉映，百里之内大概没有能比得上的人家。仲文身处这种荣耀之中，更应当思考如何报答皇上、尽到自己的心力，那么将来达到的境界，难道只是一家一邑的荣耀而已吗？我和仲文同郡，他居住京师时又曾与我同里，彼此情谊深厚。因此相互作了这样的约定，于是写下此文作为送行诗的序。《瑞莲诗序》《瑞莲诗》若干首，是士大夫为少保永嘉黄公所作的。黄公因病辞职归乡，选择闲静空旷之处自我适意，居住在椒冈寿征庵。这是他尊父静庵先生寿藏前面的屋舍。黄公修整完墙屋，治理坟茔、种植树木，庵前有池塘，便在里面种莲。庚戌年夏天，莲花盛开，有一枝像茄子一样并蒂的莲花，乡人聚集观看，都欣喜赞叹说：“这是黄家的祥瑞！”于是把它绘成图，并作诗歌咏。黄公让我直接为诗篇作序。我听说：“祥瑞，是人感动上天而上天作出回应。古语说：‘行善便降下各种祥瑞。’又说：‘和气招来祥瑞。’和气，是善行感召来的；祥瑞，是和气的显现。”黄公忠于朝廷、孝敬父母，他感动上天已经很久了。永乐年间，黄公在京师，堂前的菊花有两枝并列芬芳、同时荣盛，那时正是静庵先生开始营建寿藏的时候；甘露又降落在菊花上。当时人们本来就知道这是福气的征兆。黄公因此历经三朝，官至一品，担任辅弼君主的重任，德业、声望闻名天下，天下人敬仰他。静庵先生因黄公显贵，也蒙受恩典被封为少保，年过九十仍然康健无恙。黄公归来后，父子和乐相处，一同享受盛大的福气，这难道只是胜过当今之人，即使古人也很少有能比得上他们的；他们从上天得到的恩泽实在太厚了。到了这时，莲花又显现祥瑞。莲花是君子之花，大概是在说：“黄家的福气，是君子的德行所招致的，并不是偶然。”上天对于黄家，为什么这样深厚明显地优待呢？黄公如今才七十岁，虽然有一点小病，但精神并未衰退。汉代的胡广，年满八十岁时仍然处在三公的职位上，史书称赞他心力仍然强健，熟悉通达治国的体制。黄公比胡广年轻，精明练达又超过他。如今国家正想任用旧臣，难道能让黄公终老于外吗？他的爵位俸禄之盛，今后还应当可以看见。祥瑞不是徒然出现的，因此冒昧为他的诗作序以等待后验。

译《送王司务归省序》让官员回乡省亲的命令，是仁政中重大的事情。太祖皇帝时，做官的人已有奉特命回乡省亲的；但把它确定为法令，则始于仁宗皇帝。如今历经三位圣主，仍然不改变，深厚的恩泽广泛施及众多僚属，并且推及天下。多么盛大啊！我曾经从古代寻找这种制度。周武王是圣王。《四牡》诗说：“将要把母亲接来慰问。”大概只是体察母亲的心情而慰劳她，并不是真有这件事。到了后世，《陟岵》《鸨羽》《北山》等诗作出现，都是兴起对亲人的思念，却不能奉养他们，由此可知当时的政治情形。汉、唐直到宋，没有听说把省亲写成法令的。如今却亲眼见到这种制度，圣朝施行的德政，大概是三代以来所没有的，真可以说仁德如天。臣子委身事君却不顾念父母，是义；君主体恤群臣，使他们能够顾及父母，是仁。下面以义事奉上面，上面以仁德施及下面，上下相交而成为安泰，这正是治道兴盛的原因。钱塘人王庭，字孟扬，起初从郡学入仕，取得乡荐，后来进入太学，被擢授为兵部司务。司务只是九品官，但他的职责并不轻。一个部的政务，凡是官府文书的出入，都由司务审核。有稽延迟误的，就督促办理；有违背错误的，就纠正它。这是掌管部务的职责。他的责任并不轻而且很重要，已经十分明显了。若不是精明勤勉、通达敏捷、廉洁公正、谨慎缜密的人，不能胜任。真正能够履行职责的人，往往离任后成为显达官员，这也是法令所规定的。孟扬在兵部，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却还没有与他共事。然而每隔五日，我都看见各位司务把事务上报朝廷，其中孟扬陈奏的事情很多。他的言辞气度清亮，容貌举止周详文雅，我已经由此知道了他的为人。凡是因职务与他接触的人，也多能说出他的优点。孟扬不就是所谓精勤通敏、廉公慎密的人吗？他离开兵部而成为显达官员，已经不远了。孟扬的父亲用敬，曾任池州教授，已经去世；母亲还在堂上。现在他请求告假，回乡省母，并且祭扫教授君的坟墓。他的同僚李克庄请我写文章赠给他，因此我作了这篇序，把天子的仁德和孟扬的善行写出来送给他，使人知道圣朝有超过前代的美德，也知道孟扬的为人不是随便而为的，并且使他的母亲听到这些话后能够自我欣慰。《送成司训赴浙江考试序》国家设置科举来选取士人，以兴盛太平之治，这种制度由来已久。每隔三年，便命令各布政司会同所属郡县考选四方士人，选取其中合格者送到礼部，由礼部承担取舍的责任。不是通晓当今、博览古代，又极其公正明察的人，不能胜任。因此，担任主考官是最困难的职责。士人要得到任用，以学问为根本，必须求得通晓经书，并从史书中鉴察成败得失，然后才能充实自己的才学，把它施用于实际。主考官既要具备这些条件，又要明察地选择人才、公正地作出决定，这样才足以得到人才而不受迷误失当的讥评；它所关系的事情十分重大。只有自我珍重的君子，能够安定于内心，不受外界迷惑，才知道责任重大而更加谨慎。否则还说自己不会有差错的人，实在很少。然而这次考试，主要由布政司主持，并由按察司监督，凡是在当地任职的风宪官员，也都希望得到人才并推荐上去，同心协力完成这件事，这本来是很好的。假如有人不这样，凭借自己的势力所能做到的事情，小时候侵夺主考官的职权，大则扰乱他的权力，使他不能自主行事，那么担任主考官的人，岂不是更加困难吗？我听说这种事情很多，未曾不慨然叹息，并对那些内心安定、不受外界迷惑以及同心协力的君子产生仰慕。今年应当选取士人，浙江布政司寻求贤能的主考官，得到顺天府学训导成先生，准备好书信和礼物，请他担任。先生想推辞，却不获允许，于是催促整理行装上路。同僚余先生观等，都为他有这次出行而高兴，请我写文章赠给他。唉，成先生！他们之所以请您，是因为知道您通晓经书、博览古籍，公正而明察；知道您能自我珍重，安定于内心而不受外界迷惑，能够重视职责而谨慎行事。这样，您担任这项职务并不困难。至于布政司和按察司的官员，我知道他们都是君子，一定会同心协力完成这件事，使他们得到选取人才的声誉，而没有迷误失当的讥评。您就出发吧，我等着看您的成绩。这就是序。《送商参政序》国家疆域广大，百姓众多，不容易普遍治理，于是设置各布政司，任命使者来治理，并由参政、参议辅佐。广东号称大藩，土地连接山海之间，所统辖的郡县大概有八九十个，它的百姓之多就可想而知了。而且距离朝廷最远，百姓有所爱好或厌恶，不能自行上达；要抚养安慰、使他们各得其所，只能寄希望于布政司。如今担任布政使的人，我还不能了解；至于参政商公，我很早就了解他了。抚养安慰百姓，使他们各得其所，本来就是他的志愿。然而依我看来，布政司对于百姓也还很远，即使有好的政令，也必定要下达到郡县，然后才能施及百姓。郡县官员都贤能，百姓差不多才能受到恩泽；否则，布政司即使想使百姓获利，百姓也享受不到它的恩泽。所以郡县官员不可不考察。布政司就考察郡守及其僚属，郡守则考察县令、县丞等佐贰官；考察他们，只是希望都能得到贤能之人罢了。然而非常贤能的人并不常常出现，能选取比众人贤能的，就可以了；这个比那个好，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得到大贤才任用，我看是很难的。汉代的文翁、黄霸、鲁恭、卓茂，人人都知道他们贤能，想找到能够与他们相比的，大概没有几个。然而天下的郡守、县令从来没有缺少过，也只是选取比一般人贤能的罢了，这个人比那个人好就可以了。如果做郡守的不能像古人那样，却拿古人的标准要求县令、县丞等佐贰官，正所谓自己没有而要求别人具备，不能算宽恕。唉！喜欢圆滑而厌恶方正，喜好谄媚而忌恨刚直，任凭个人喜怒，丧失是非的常理，做郡守做到这样的人，大概是有的，不能说没有。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致力于选择官吏来养育百姓，而取舍官吏的责任交给布政司。商公想知道县令、县丞等佐贰官贤能与否，就一定会询问郡守，并依公心办理；我担心会有像前面所说的那种人，导致迷惑，所以想把这些话告诉商公。商公如今考核政绩后回乡，太学正陶先生永成请我写赠言，我不能推辞，所以写下这些作为赠言。商公大概会有所取法吧？商公名惠，字元迪，是金华人。

译《赠李县丞诗序》吉水人李德固担任分水县县丞三年，考核政绩后来到京师，拜访我并说：“县丞只是八品官，却承担着治理百姓的寄托。我任职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有能够以清廉自守，以公正勤勉处理事务，分水百姓颇感安定，而作为我上级的人也没有厌恶我。”我这才知道，做官治理百姓并不在于方法多，只要廉洁、公正、勤勉就可以了；我将奉行这些原则终身不变。起初德固在京师时，我知道他刚直自信，善于议论，评论人物，不分亲疏，都毫不回避隐瞒。我未尝不感叹这种做法难以实行。如今德固到县里任职，所作所为竟然如此，这不仅说明他明白如何识人，而且又能谨慎地约束自己，哪里是一般人的情常所能赶上的呢？公正、勤勉、廉洁，是君子应当努力做到的；职位不论尊卑，都必须依靠这些才能履行职责，否则全是苟且之道，就是不愿意做君子。然而世上想做君子的人实在少，所以有些人开始时努力做到这些，却不到一个月便最终改变。开始努力这样做的人，是为了盗取名声；不到一个月便改变的人，本来志向就是如此，这是小人中尤其恶劣的。爵位尊贵，却让这种特别恶劣的小人居处其位，不也是辱没职位吗？这与任用官员的用意，以及百姓仰赖他们的心情，又是怎样呢？” 德固既然能够做到这些，又将奉行终身，若真能如此，不称他为君子难道可以吗？我既赞赏德固，又为他的上级感到高兴：德固能够这样做，而他的上级并不厌恶他；所谓不厌恶，就是爱护他。若不是也努力做到这些，又怎么知道他值得爱护呢？这就是我高兴的原因。唉，人的好恶失去正道的很多，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讲给德固听。有人叫罗仪范，是德固的同乡，任肇庆府照磨，也能努力做到这些，而且更加谨慎；他所不能做的，只是不肯柔媚逢迎而已。他奉长官的命令，到瘴疠之乡办事，即使背上生了恶疮也不推辞，带着两个隶卒背米同行，和他们一起吃饭。两个隶卒对此感到厌苦，但他最终还是办完事情回来。像这样的事不止一件。京师的大人君子都知道并爱护他，唯独他的长官厌恶他，最终逼迫他以养病为由离职。他遇到这样的遭际，难道不是命运吗？孔子说：“得不到上级的信任，就不能治理百姓。”德固能够获得上级信任，从而使百姓得到恩惠，可以说是幸运了。德固如果慎终如始，那么他所获得的上级信任，难道只有这些吗？趁他归去，所以作序勉励他。凡是作诗赠送他的人，都列在篇末。《送刘经历序》我们县有很多世家大族，穿戴儒服、遵循诗书礼义的人，到处都是；县城西部边远地区，则以刘氏最为著名。在他们兴盛的时候，土地田产富足，房屋华美，池塘堤岸、园林苑囿优美，宾客众多，衣冠文物盛美，宴饮游览、吟诗歌咏、谈笑的乐趣，都在当时显著有名。然而他们从未自矜自傲，也不刻薄待人来谋求自身财富，一乡的人都安然相处。大概是诗书礼义的习染深厚，流传的风尚和余韵足以使后代向善，所以如今做子孙的，都知道以诗书礼义为要务，不辜负前人。四十年前，我和本静一起游学于乡校。本静质朴而有文采，诚实而恭谨，简约而不放肆，温和而不苟同，勤勉不懈地读书穷理。凡是世俗所喜好的事情，从未有一件动摇他的心。他大概也是刘族中贤良的人。学业有成后升入太学，出仕得到任用，担任海南卫经历。军队长官都是武人，不懂得读书，他们所做的事情很少有不违背道理的。违背道理就会触犯法律，本静从中维持、辅佐，必定使事情处理得合宜，同时又保护下属，使他们得到恩惠。因此他所到之处都有声名，人们都说：‘刘经历是个君子。’我们县做官的人很多，我常听说他的所作所为，假如有善行，便欣然高兴，认为这是与自己同样增添光彩。本静的声誉和声望如此显著，不仅没有愧对前人，而且也为乡邑增添光彩，何况他又是我的同门朋友呢？那么我为之高兴也就可想而知了。今年他因母亲去世服丧期满来到京师，年纪才六十一岁，就以年老多病不能任职为由，恳切地向吏部辞职。吏部上报朝廷，朝廷同意了他。这又和贪恋职位、苟且求取俸禄的人不同。我更加为他高兴，但也不能不感到惭愧和羡慕。本静比我小几岁，我却滥居官位三十年，如今也老了、病了，仍然被职务束缚而不能离去；看看本静超然自得的样子，怎么能不惭愧又羡慕呢？我曾经喜爱本静的乡里，那里面临水而背靠山，田地肥沃，风俗淳厚和善。本静的兄长彦相与我是姻亲，我的姐夫杨公子行和他的弟弟子诚、子佩居所相望，其他世家大族也多与我友善。我想买田住在那里，却没有实现。本静如果有幸和诸位公商议如何安置我，将来我请求辞职归乡，带着手杖鞋履与你们相伴，在东边田间、西边陌路上逍遥游走，饮酒作诗，歌颂君王德业的盛大，不也是美事吗？所以在他出行时作序送他，并且一并说出我的心意来等待将来。

译《赠医士李思讷序》姑苏人李思讷以医术闻名京师，已经很久了。往年我的朋友刘士拯得了伤寒病，病势十分危急，换了好几个医生都不能治愈。有人向他推荐思讷，他便前去求治。思讷投下药剂，病就消退了；士拯拿钱财酬谢，他不肯接受，于是请我写文章赠给他，说：“思讷不只是医术值得敬重，他的谦恭、周详、谨慎尤其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我很高兴，便写了这篇话赠给他。后来我的儿子得了疮疹，也请思讷来诊治，病便好了。我因此观察他的言语行动，确实如士拯所说，心里也更加敬重他，常常向人称道他的优点，只是已经三年没有见到他了。今年少师、吏部尚书蹇公患病，病在胃脘之间，一发作便疼痛难忍，其他医生投药，有时暂时止住，过后又复发，始终不能痊愈。宗伯、毗陵人胡公向蹇公谈到思讷，蹇公便召他来。思讷调配药物让蹇公服用，病大为好转，蹇公也很敬重他，便用财物酬谢。思讷又坚决推辞说：“这门医道，是我从先父那里接受教诲的；如今能够在您身边发挥作用，没有出现差错，已经是幸运了。况且您是国家大臣，福禄还没有止尽，本来就有冥冥之中辅助默默保佑您的人，我怎么敢贪功把它算作自己的功劳呢！”于是蹇公更加敬重他的为人，请我写文章来彰显他。我不能再以重复书写为由推辞，而且想到人有善行，本来就不应嫌多次记载。”}], 我曾经谈论过这件事：古代圣人之所以行医，是为了救济人，并不是为了谋利。他们仁爱的心，大概与天地一样广大，所以以医为业的人，必须体会圣人的心意，怎么可以让逐利之心损害仁德呢？况且仁义从来没有不带来利益的。假如贪利之心炽盛，那么行仁的心就会消亡，于是便有夸诞虚饰、纵横捭阖，自以为有功而无休止地钓取利益的人；仔细考察他们的实际作为，最终却看不到什么成效。这些人都是仁德的祸害，是君子所厌恶的。公是当今的元老，早晚侍奉在天子左右，参与谋划政事，他所负的责任很重。如今有病，却想到让思讷为他治愈，这功劳就很大了；然而他退居一旁，仿佛与自己毫无关系，他的贤德远远超过这些人了！思讷应当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古代名医载在史册上的很多，他们心地仁厚的地方，都应当效法。华陀虽然医术高明，却骄傲放纵而招来祸患，不是值得学习的对象。思讷努力吧，使后世能够传述你的事迹。送刘教谕赴宜宾序（为刘教谕赴宜宾任职而作的序） 我们县的刘通、李显，永乐丙午年以乡贡进士的身份任泸溪县学教谕，因遭父丧离职。今年服丧期满，起复来到京师，获得主管宜宾教育的任命。宜宾原是汉代的▯道县，犍为郡的治所就在这里。梁朝初年平定夷獠，改犍为为戎州，历代沿袭这一名称。宋政和年间，通判苏时向朝廷说：‘如今文教普遍推行，远近相同，而这个县和州仍以戎▯为名，这就是把当地人视为鄙陋之人，请求改名。’于是把戎州改为叙州，把▯道县改为宜宾县。本朝升州为府，仍以宜宾为治所，那么宜宾本来就是大县。李显将要出发，有人忧虑那里遥远，我说：‘君子出仕，贵在使教育建立、道义推行，不应把远近放在心上。宜宾处在两川之间，山水奇秀，风俗朴实美好，因此那里的人多喜爱诗书，崇尚文艺，这种风气大概从古以来就是如此，何况今日圣明教化如此兴盛呢？那么教育容易建立，道义容易推行，是可以预见的。如果认为宜宾遥远，那么如今的州县本来就有在宜宾以外、相距千百里的，难道不是更加遥远吗？假使李显的教育不能建立、道义不能推行，那么即使处在乡党州闾之间，又有什么可贵呢？’ 我希望李显致力于推行正道，谨慎地实行教育，不辜负朝廷的委任，至于遥远，并不是需要忧虑的事。况且我听说，宋代时，县中有个叫廖翰的人，以孝义闻名于世；他的儿子廖琮与眉山苏氏同年考中进士，在朝廷任官，有廉洁退让的操守。后来豫章黄太史被贬居住在这里，便同廖氏父子交游。黄太史孝友忠信，文章学问和议论，都是足以流传百世的人物；他的遗风余韵足以使人肃然起敬并心生仰慕，所以宜宾的贤才直到今天仍未断绝。李显应当把圣人的道理落实到自身，每天同诸生讲习诵读并身体力行，又举出廖、黄诸位前贤中近在眼前、可以了解的人来勉励他们，使诸生的学问和品行无愧于前贤，这样也就无愧于圣人了。那么李显的教育就会建立，道义就会推行，也就不辜负朝廷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用意。如果因为路远而自行懈怠，就不是我对他的期望了。李显听了，拜谢说：‘先生的教诲是对的，我一定铭记在心。’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交给他。

译赠陈从道诗序（为赠送陈从道的诗作序） 从道是苏州常熟人。永乐年间，他因医术被推荐进入太医院。今年已经七十岁，援引成例请求回归故乡，朝廷准许了他。苏州任官的夏防、仲昭等人，为他的愿望实现而高兴，便分取唐人诗句‘听说故乡香稻熟，片帆归去就鲈鱼’二句作为韵脚，作诗赠给他。他们又来告诉我说：‘从道读儒家书籍，同时精通医术，又因家产富裕而闻名乡里；他喜爱礼乐和义，乡人都敬重他。他所居住的地方十分幽静优美，有丰饶的田园池沼，也有美丽的花卉竹树；在其中建有南墅草堂、放鹤轩、露香亭。宾客有人经过门前，他一定同他们尽情交谈，欢聚尽兴。如今从道虽然老了，但他的风流雅致和胜景仍然存在，那么他这次归乡，难道不是很快乐吗？’诸位送行的诗，应该有一篇序文，所以冒昧向先生请求。我说：‘古代君子看重离开故乡，果真不得已而离去，难道最终能够忘记故乡吗？所以有幽居而奏楚曲、显达而作越吟的情形，由此可知人的感情。《礼记》说：“大夫七十而致事。”又说：“七十曰老而传。”又说：“五十岁不再服力役，六十岁不再参加军役，七十岁不再参与接待宾客的事务。”这大概是要让老人安居乡里，从容自得地享受生活。’ 然而从前也有人离开故乡，把自己献身于国家；他们的任用、舍弃、进退，并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于是有竭尽心力侍奉国家、至死不改的情形，正如《小雅·北山》所感叹的那样，难道不是因为时势如此吗？今天的天子在位，圣明仁慈如同上天，知道老人希望安居，所以诏令做官的人七十岁可以退休，凡是在任的官员也都如此。于是山岗水涯、幽静雅致而宽阔的地方，开始有身着冠带的人居住，有扶杖穿鞋的人游览，追随云月的来去，观赏鱼鸟的飞翔游泳，这正是太平盛世的壮观景象。从道是多么幸运，亲身遇到了圣明的时代啊！我曾听说，常熟滨临大江，连接大海，陂池湖荡连绵四境，土地都是肥沃而常有丰收的田地；苏州的富饶冠绝两浙，而常熟又是苏州各县中的第一。当地人既富裕又喜爱文学，他们宴饮娱乐、游览观赏的乐趣，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的；水陆所产的鲜美肥甘之物，又足以助成这种美好生活。四方士人留恋此地、流连不去的接连不断。凭从道开阔的胸怀和高雅的气度，他的快乐难道会有尽头吗？或者，他难道能忘记自己的根本吗？尽兴酣畅之时，一定会有吟咏歌唱来颂扬圣上的恩德，足以接续康衢之歌。应当谨慎地记录下来，使后世有所考察。’ 赠宋知县赴泰和序【代李学士作】（为宋知县赴泰和任职而作的序，代李学士撰写） 宋侯名叫懋，字时勉，是江阴人，平素以才干和品行闻名乡里。监察御史陈耘举荐他响应朝廷求贤的诏令。他到京师后，诸位大臣共同考察试用，认为他有才能，于是授任宛平县丞。宛平是京城所属之地，事务最为繁重复杂。宋侯孤高自持，不可用私情干犯他；凡是他所办理的事情，必定依据道理衡量，合乎道理的就实行，不合乎道理的，即使强迫他也不听从。我从宛平县人那里听说这些事已经很久了。今年他改任泰和知县。泰和与安福相邻，山水清丽秀美，田地平坦肥沃，按户计算的百姓共有三万户，养生送死所需的一切物资，不必向别处求取便都有。当地人熟习诗书，崇尚文艺，诵读之声相互听见，不只是城郭中如此，即使深山穷谷也往往有这种声音。他们中学问有成的人，大多出仕为时所用；下层士人和普通百姓也都能懂得道理，畏惧法度，赋税和劳役用来供给公家，从来没有落后于其他县。有时他们有所申诉，贤能的县令、县丞便用道理开导他们，斟酌情形轻重而予以惩罚或劝勉，多数不会最终形成诉讼便停止了。当地风俗美好到这种程度，所以自古号称容易治理。我曾听说，从前江阴的徐侯来这里任县令，亲近君子，远离小人，爱民如子，不施酷刑，不事暴敛；如果有奸诈豪强触犯法律，就严厉惩治，毫不宽贷。因此无论大民小民都各得其所，直到今天五十年了，还在传诵不衰。后来继任的人各自凭才干治理，假如有善政惠及百姓，人人都会思念他；但人们对于徐侯的思念尤其深，由此可见人的感情。太史公说：‘奉行职守，遵循道理，也足以成为良好的治理，何必一定要靠威严呢？’如今任县令的人很多，但遵循道理治理百姓的，未必比滥施威严、使百姓受苦的人多。鲁恭、卓茂没有后继者，反而有人效法屈突、盖齐、元振，这些做百姓的人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宋侯治理政事必定依据道理，我料想他的境界不会止于徐侯，他将成为汉代那样的循良官吏吧？今天的泰和，真是泰和的幸运：上面有遵循道理治理的贤能长官，下面有明白道理、希望得到治理的百姓，泰和的治理将不会成为中牟、密县那样的美名吗？宋侯将要赴任，县中从事仕宦的人请求我写几句话赠送给他，大概是以卓茂、鲁恭那样的贤臣来期望宋侯。宋侯还应当想办法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啊！至于当地的风俗和百姓的情状，也是宋侯应当了解的，所以写下这篇文章作为送行序。杨▯叔简字序（杨▯字叔简的序） 少傅西昌杨公为他的次子举行冠礼，取字为叔简。我有幸作为宾客，已经替他命名取字了。叔简又向我请教这个字的含义，于是我告诉他说：‘▯’是选择的意思，‘简’是分别、辨别的意思。学习没有比选择善更大的事情，颜子之所以成为贤人，也不过是选择善罢了。既然说是选择，本来就包含分别辨别。你的尊父用这两个字为你命名，难道只是借来作为称赞的话吗？他对你的期望很深啊！人出生以后，没有谁不具备这种善性；然而不能完全保持善性，是因为气质禀赋拘束了他。因此君子一定要审察善念由什么而发，依循它；不善的念头就改正。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各有其道理的；然而不能完全合乎道理，是因为外物欲望损害了它。因此君子一定要谨慎自己所趋向的，是的就遵从，不是的就违背。内在从心中选择，外在从事情上选择，分别严格而取舍正确，在人伦日用之间，必定都能做到完善，这才可以称为君子。朋友，是君子增进善行的助力。有时选择还不够精确，实行还不够恰当，如果没有朋友匡正的益处，却想不违背正道，就很困难了。然而也有损友，他们逢迎阿附，使人陷入邪僻，不可不加以选择。你读书来明白善，选择善来修饰自身，又寻求有益的朋友辅助自己，永不懈怠而止于此，那么你成为君子，就无可惭愧了。’ 《传》说：‘颜回是什么样的人呢？希望成为他那样，就是了。’你一定要努力。叔简拜谢说：‘先生的教诲是对的。我难道敢不努力吗？’我赞许他的志向，希望他能够成功，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言。

译郑氏族谱序（郑氏族谱的序） 郑氏在泰和是大族，他们的祖先原本是荥阳人，是宋代端明殿学士郑防的儿子；郑新任吉州通判，于是定居泰和羊马巷。到郑新之后第四代，有个叫叔文的人迁居云亭乡五塘庄；至于他们现在居住在双溪的情况，就不清楚了。自郑新以来，虽然没有做官的人，但子孙繁衍兴盛，以财产丰厚闻名全乡。本朝洪武年间，宗显才由县学学生出任武陵典史，后来又任济阳、新安二县县丞；廷宾也因才干被选拔，如今任祥符递运大使；廷重也游学太学，正渐渐走向被任用。以上三人，大概是如今郑氏中显达的人。然而郑氏之所以受到乡里重视，并不是从这三人开始的。我听县中父老说，郑氏前代的长者，大多忠厚质朴正直，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必定以行善为根本，诡诈欺骗、刻薄凶恶的习气一点也没有。他们世代积累到如此地步，那么子孙的兴盛，本来就是应当的。我家距离郑氏二十里，从前居家时，偶尔因乡里的事情经过那里；有一次看见一两位白发老人，他们的言谈仍有忠厚质直的遗风，于是私下感叹：故家大族之所以能够维持并不断发展壮大，本来就有自己的根基。从世间那些豪爽雄杰的人看来，忠厚质直确实好像有些不合他们的心意；然而要滋养根本、使枝流畅达，正在于此而不在于彼。所以我对郑氏心怀仰慕。古代世家大族，必定有宗法来联结宗族支系；后世宗法废弛，他们用来端正伦理、笃厚恩谊的，就依靠族谱了。因此宗显修订族谱非常详尽，大概从始祖直到今天，次序井然，不可紊乱，他的用心很勤勉。我同宗显交往最久，他平易正直的品行、廉洁清白的操守，是我非常敬重的。所以趁他请求我作序，便为他的族谱写下这篇序文，并且推究说明他的先世之所以使子孙兴盛，根本就在这些地方，大概是想借此勉励后人，希望他们沿承下去而不衰替。《抑庵文后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十一，明王直撰序 《正统丙辰会试录》序 我听说，上天爱护君主，没有比把贤才留给他更大的方式了。贤才，是实现太平治理的根本。君主一定要任用贤才来兴起太平之治，所以天生贤才，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志愿治理国家，这就是所谓上天爱护君主。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继承皇位之初，正值兴举贤才之年，天下贤能之士欣逢圣明之主，没有不奋发努力以求任用的，科举所选拔出来的人才，大都文质彬彬。今年参加礼部会试的共有一千人，尚书臣濙、侍郎臣敞、臣士嘉请求担任考试官，皇上命臣王直主持；臣所遵从的同考官有臣骥、臣恬、臣钰、臣叙、臣叔刚、臣曰恭、臣愉、臣璲，监试官则有御史臣裕、臣启，其他办事人员也都是一时的精选之才，恭敬承受皇上的德意，哪里敢有丝毫懈怠？从中选取尤其优秀的一百人进呈。臣曾经伏地思考，国家统一以来，天下历代圣君的大德能够承受天心，上天生出贤才来充任官职，圣明仁德涵养他们深厚，使他们都能有所成就。自洪武庚戌到现在，几乎已有二十次科举了，大小人才都竭尽忠诚和节操，治理成效的盛大可以与唐尧虞舜相比，这都是上天的保佑，难道是偶然的吗？如今正逢太平盛世，而这一百人又经过选拔，能够到朝廷接受皇上的清问，这真是非同寻常的幸运。自古以来有志之士并不少，谁不希望自己的道能够推行呢？然而能够得到机会却很难，大概一定要有大有作为的君主，才会急切求取贤才，专心谋划治理。皇上以天德居于天位，他安养百姓的心，就是祖宗的心，也是大有作为的心。诸位士子由此得到进用，获得一命之荣，列入各级官员的职位，必须想到上天生出贤才来保佑国家，而国家设置科举、选拔并任用他们，是想成就治国的功业，兴盛太平的时运；应当早起晚睡，尽力做臣子所应当做的事，不要留下尸位素餐、窃取俸禄的讥讽，使天下人都说科举确实足以得到贤才，这就好了。录册已经编成，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作为序。送刘少卿序（为送刘少卿而作的序） 古代君子出仕，既然已经尽到职守，就无暇顾及自己的亲人。君臣、父子之道，如果不能同时完全尽到，就应当根据自己所处的职位尽心尽力，这是义理上当然的事。然而有时能够使君主的恩惠惠及父母，既让父母享受荣耀，又让父母得到俸禄供养，那么自己虽然竭尽力量于朝廷，却不能在家中尽享天伦，也差不多可以说兼尽两方面的道义了。这是人们都希望而未必能够得到的事，幸运得到它，实在可以说很难。至于年老退休归乡，既不愧于君臣之义，又有父子相娱，这是非同寻常的福分，也是最大的幸运。像这样的人，千万人中也难得有一两个。北京行太仆寺少卿刘公安道，就是这样的人。安道在洪武年间任刑部主事，因清廉谨慎受到高皇帝的知遇，获赐文绮。从此历任内外官职，共四十多年。他已经请求皇帝恩准封赠父亲为太仆少卿，使父亲享有由子致养的荣耀，士大夫都感叹羡慕，认为这是很难得的事。如今他七十岁得以退休归乡，而他的父亲九十多岁，仍然康健强壮如同年轻人。安道出仕时尽了君臣之义，退居后又尽享父子之乐，非同寻常的福分和最大的幸运，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如今士大夫中得到这种境遇的确实很少，而安道独自得到，难道只是安道一人感到喜悦吗？如今的士大夫没有不为此高兴的。前面所说的难以同时得到的事情，既然已经不能强求，那么后面所说的确实很少有人得到的事情，却由安道独自得到，人的感情怎么能不尽情流露呢？不过，这一切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安道从上天得到这样的福分，难道只是由于自身吗？或者也是他的父亲有某种德行招致了它吗？不然，上天对于他们父子为什么竟然特别厚待到这种地步呢？唐代有香山九老的聚会，当时人们以此为荣耀，甚至绘图夸示后人。然而哪里有像安道父子这样尽享天伦之乐的呢？那么安道归乡以后，在堂上侍奉父亲，衣冠华美，子孙兴盛，将来一定会有人绘成图画夸示后世，这正是太平盛世的美好景象。我本来就羡慕不已，感情实在难以自抑；因为诸位请求我写文章赠行，所以写下这篇序文，叙述这些意思。

译富溪八景诗序（富溪八景诗的序） 吉水富溪的王氏，他们的祖先从县里的卢溪迁来这里。居住在富溪已经七代了。这里有许多优美的山水，而王氏世代以儒学为业，专心攻读文章。有个叫远林的人，是王氏中才华出众者。四时朝暮，他面对清丽的景物，便把文采发为吟咏。王氏记录其中最突出的景物，定为八景，当时的名士都为它们作赋题诗。元朝末年兵乱，景物毁坏了。本朝承平将近百年，山川草木无不安宁生长，风日云月显现出的声色，也更加值得欣赏玩味。于是远林的孙子好直、好信、好古，便根据旧日题名重新定为八景，分别是：南山春霁、西符夕照、元潭秋月、剑石朝云、三峰秀色、五岭松声、沧江春涨、墨沼晴波。他们命工匠绘图，请士大夫作赋。好信的儿子佐考中进士，在京师，请我写一篇序。我家在泰和，位于吉水上游，曾经乘船渡过大江，把船停在玄坛观下，登上雪浪阁，读吕岩留下的诗，观看许旌阳斩蛟的宝剑。后来登上山顶，抚摸试剑石，俯视符山；关于飞符斩蛟的遗迹，大概可以清楚地想象出来。远远望见长溪，隐隐约约像一道白虹流入江中，房屋像鱼鳞一样密集地排列在溪流之上。父老告诉我说：‘这就是富溪王氏的居处。’居处的东面叫三峰山，东南面叫南山，东北面叫五龙岭，山势繁茂幽深秀丽，高大险峻的景致都近在眼前。只有他们宅前所说的墨沼，因为距离遥远，没有亲眼见到。这样看来，富溪八景我本来已经大致领略到了，相信它确实值得欣赏。唉，山川景物，是天下常有的东西。然而有的显著、有的隐没，只在于是否遇到合适的人罢了。假如遇到合适的人，即使是偏远僻陋的地方，虽然狭小也一定会显扬；否则即使名山大川和大城邑十分壮美，也会无从流传。所以柳州本是蛮夷之地，它山水的优胜因为柳宗元而显名。赞皇的平泉、淮南的菱溪，都是将相经营的地方，起初也显赫兴盛，却很快湮没无闻，难道不确实取决于人吗？富溪虽是吉水的幽深佳处，却不是一县最大的景观；但王氏子孙贤能，世代共同成就其美，所以所谓八景，从前已经著名，如今又更加显扬，也可以说是遇到了合适的人。《左传》说：‘言语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 像富溪八景这样的景物，难道不是凭借文章才流传的吗？回想二十年前，我曾跟随翰林诸公选取北京八景并为之作赋，制作的盛大，直到今天仍在人们耳目之中。后来祭酒胡公又提出豫章十景，嘱托诸位作赋。如今又有富溪八景，虽然它们的美景有大小不同，但使天下后世因此知道圣朝文治昌明的气运，使士君子能够在闲暇之日，在山水之间娱悦心意，并把感受写入歌咏，这难道不是太平盛世的盛大景象吗？所以我不推辞，写下这篇序文。将来有一天我辞官南归，应当同大家一起在溪边徘徊，周游观览并接续吟歌，那时也还不晚。赠佥事郑君赴任序（为郑佥事赴任而作的序） 雍言是我的朋友。他当初考中进士，就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和我交往。后来离开翰林任中书舍人、行人司副，又同朝为官，彼此相爱相厚。雍言恭敬谨慎，谦逊退让，说话温和诚恳，举止一定合乎礼节；别人也以礼相待，没有不互相敬爱的人。他写文章一定师法古人，尤其擅长篆书，大概是当今特别杰出的人。任行人司副满九年，升任河南按察佥事，但大家始终舍不得他离开。皇帝下诏留他在京师，让他每天同诸位儒者到文华殿参与文艺之事，这样又过了五年，人们无不以此为荣耀。今年他才接受命令赴河南任职，而人们仍舍不得他离去，认为雍言为什么不在朝廷内得到显贵地位呢？我说，这正是朝廷看重雍言的地方。世上任用人才，多从学校中选取；如今布列在各省的官员比比皆是，他们的出身相同，所学相同，然而如果有人担任掌管文翰的职务，人们便都把他看作迂腐空疏，认为这种人不足以办成事情。因此凡是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往往只能终老于此。即使有人胸怀奇才、意气不凡，最终也会受到摧折消磨，无法在世上显现。如今雍言离开京师，并不是把他当作迂腐儒生，而是要考察他的功业，使他进一步得到任用。按察司的设置，以纠察绳治为职责，官吏贤能与否、百姓安乐与否，都系于此。如今皇帝施行宽厚仁慈的政令，革除百姓所苦，兴办对百姓有利的事情；要奉行这些政令，使百姓无不得其所，就在于贤能的守令。守令不贤，上面的恩德就有不能到达下面的地方。雍言只要谨慎地考察这些事情就够了。劝善惩恶、激励贬抑，必定以公心而不凭私情；使治理百姓的官吏全都贤能，那么百姓哪里会有得不到利益的呢？这就是任用雍言的用意。《蒸民》诗是为送仲山甫而作的，其中说仲山甫的德行柔和美善，谨慎小心，遵循古代训典；又说仲山甫柔和却不吞忍强暴，刚正却不排斥善者，这也是雍言应当努力做到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贤能之人没有谁能够超过他，谁还敢把他看作迂腐儒生呢？我和雍言同样以儒业为事，而且比他更加迂腐，何况又老而多病。希望雍言超然奋发，使儒者的功效显著于天下后世，也使我能够分享这份光彩，这就是我对雍言的期望。礼部主事宋琰、吏部主事李源是姻亲，请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所以作了这篇序，表达我的这些意思。

译赠布政使李公复任诗序（为赠送布政使李公复任而作的诗序） 李公字昌祺，是庐陵人。他起初受到太宗皇帝的知遇，由礼部郎中破格升任广西布政使，因父母之丧离职。服丧期满后入朝，仁宗皇帝知道他的贤能，深加褒奖，立即任命他为河南布政使。不久又因父母之丧离职。当时河南年成不好，百姓大多失去生计，宣宗皇帝素来知道李公爱民，下诏立即起用他，让他乘驿马驰往安抚百姓。于是河南百姓安定下来，大概是李公以忠厚敬慎之心，施行宽惠和平的政令，因此受到皇上的知遇，也使下民信服喜悦。今年考核政绩后到北京，因为脚疾请求归乡，吏部不舍得放他回去，向皇帝进言，让他复任本乡郡的官职。任职于礼部的郎中刘君孟铎等人，一同在他所居的官舍饮酒饯行，并作诗赠送，嘱托我写序。我认为从前周朝盛世，仲山甫出行，尹吉甫作诗为他送行，称道他的德业盛大，其中也寄寓着殷切的嘱望。孔子选取了这首诗，百世以后，读诗的人能够由此知道仲山甫的贤能，诗难道只是徒然写作的吗？依我看来，仲山甫在外治理政事，也正是李公所做的事情。庄严的王命，仲山甫奉行它；各诸侯国治理得好不好，仲山甫负责明察。李公奉行皇上的命令向下推行，考察属官的贤能与否，并据此升降他们，这也正是仲山甫的职责。李公在河南，爱护百姓到了极点。然而爱民的政令，李公不能亲自逐一施加于百姓，必须得到贤能的属官顺从并推行，百姓才能受到他的恩惠。如果属官不贤，李公虽然迫切爱民，最终也不能解除百姓的疾苦。既然如此，考察属官的贤能与否并决定升降，本来就是爱民的政务。李公有仲山甫那样奉行、明察政务的才能，又有柔和美善的德行，所以受到上下各方的期望；士大夫为他的离去歌咏，大概也含有尹吉甫的用意。不然，诸位为他饯行，难道没有清酒百壶、鱼鳖笋蒲来表达心意，如同显父为韩侯饯行那样吗？又为什么要作诗呢？所以我为此作序，说明其中的意思。赠蒋郎中致仕序（为蒋郎中退休而作的序） 永乐初年，太宗皇帝专心致力于文艺之事，下诏寻求天下擅长书法的人，得到朱晖等若干人，征召到文渊阁安置，把宫中收藏的法书名帖全部拿出来，让他们补益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大概是想追赶并超过古人。朱晖字庭晖，后来恢复蒋姓，就是蒋郎中。他的书法像欧阳询一样清劲温润，众人都谦让他的才能。皇上常常取诸人的书法亲自阅览并排列次序，庭晖总在甲乙等第之中，每次受到称赞和奖励，得到赏赐，后来便被选入内阁。凡是诏令、典册以及各种机密事务，都命他书写。庭晖勤勉谨慎，端正可靠，从未有泄露言语，也从未有骄矜之色，年长有德的人无不喜爱并看重他。我当时任翰林院庶吉士，在宫禁中读书，能够同庭晖来往，彼此情意十分深厚。如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庭晖从中书舍人三次升迁至礼部郎中，兼任翰林侍书，享受正四品俸禄；但主要执掌文笔，任职于翰林院，职务亲近、地位清要，形势上也可以有所作为。若换作别人，很少有不改变原来的志向、改易操守的；而庭晖谦逊顺和、恬淡自守，始终如一，真是君子啊，这就是庭晖。去年他因年满七十岁，请求退休，三杨先生都舍不得他离去。庭晖的意志十分坚定，我曾对他说：‘如今皇帝继承皇位，信任旧臣，而你却想求退，虽然能够得到闲居生活，恐怕也还不可以吧？’ 庭晖说：‘我年老又有疾病，怎么还可以贪恋俸禄呢？’于是上奏章请求归还乡里，皇上怜悯他，准许了。庭晖家在钱塘，是富饶的地方，又有山水游赏之乐，他这次归乡真是很好。只是想到我同庭晖交往已久，如今也老了而且有病，何况钱塘的游览又是我一向希望却未能实现的事情，对于庭晖归去，我难道能不感到遗憾吗？只是我比庭晖小十二岁，想同他一起游览却不能；等到我年纪相当时，庭晖已经八十多岁了。然而我听说沉静的人长寿，庭晖以沉静自我调养，他的寿命大概还不可估量。将来如果有机会同他在湖山之间游览，尽情享受登临观览的乐趣，难道不是幸运吗？庭晖交情深厚的潘勤进学等人，请我作文为他送行，所以我表达自己的意思如下。赠方布政序（为方布政使作的赠序） 贵州是古代蛮夷之地，不受职方管辖。太祖高皇帝任用当地酋长豪帅，使他们统治自己的百姓，只设置军队在那里镇守。当地百姓既不知道礼义，又都像鸟一样说话、像猕猴一样狡诈，贪爱财利而轻视生命，喜欢互相攻掠、盗窃和杀戮。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都是大山深谷、险峻陡绝之地；他们踩着锋利的山石，冒着棘刺，徒步出入如同飞猱一般，无法追踪。他们习惯于险阻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往往突然发动叛乱。然而用仁德安抚他们，也从来没有不归顺服从的。永乐年间，酋长田氏虐待百姓，百姓深受其苦。太宗皇帝依法治理，替他们除去祸害。在此基础上，百姓都请求归属朝廷，希望能够沾受教化，于是分置八府，设立布政司总管其事。放宽教化条文，一概以仁德治理。山谷中的百姓安于衣食、乐于生存并安葬死者，将近三十年了。他们中优秀的人也渐渐出来为时所用，衣冠礼制和文化器物与中原没有不同。这足以说明天下的人没有不可教化的，仁德的作用多么广大。如今皇帝在位，尤其挂念当地百姓，大概担心他们地处偏远、偶尔有人失去安所，命诸位大臣选派布政使前往安抚。于是选中了工部郎中方君庭玉。庭玉是巴陵人，以进士身份入仕，任工部主事后升郎中，为人持重勤谨，声誉和威望显著已久。到了这次任命，人们无不认为十分合适。那么庭玉可以称为贤能的方伯了吧。我曾经读《召南》的诗，知道文王的教化，实际上也有召公的功劳。召公还没有到南方各国时，那里的风俗还没有美好到这种程度；等到他巡行各地，推行文王的政教，于是诸侯大夫都能修养自身、端正家庭，他们的妻子也能谨慎地办理祭祀，没有嫉妒的心。在位的官员都成为节俭正直的人，卑贱的妾和女子也都安于命分，以贞洁自守。至于驺虞，仁德所及就更加深广了。《二南》的教化本于文王，难道不也是召公的功劳吗？难怪百姓爱护他休息过的甘棠树，不忍砍伐。如今庭玉前往贵州，如果能够继承召公的事迹，怎么知道后世不会也有歌咏他的诗呢？因他的同僚朋友请求我写赠言，所以写下这些话，以表达期望之意。

译赠曾学正序（为曾学正作的赠序） 治理天下以贤才为根本，学校是培养贤才的地方。因此要谨慎选取俊秀之士，选任师儒来教育他们，使他们共同诵读圣贤的言论，寻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并亲身实践、努力实行。一旦出仕而得到任用，就把内心所学落实到政事上，天下便可以得到治理。贤才是实现治理的根本，而师儒又是造就贤才的根本。我国培养贤才、实现治理，已经不是一天了；国家对学校的优厚待遇，大概是前代所没有的。贤才纷纷进用，以兴隆治理功业，收到造就人才的成效，确实盛大而文雅。然而普通人的情性，不能长久没有弊病。做教师的忘却了教育的根本，做弟子的抛弃了学习的本旨；他们不是放纵心情于懒惰游荡，就是把心思用在货利上，留恋酒宴的欢乐，沉溺于声色耳目的玩赏。在位的贤能之人，以考核激励学校为职责的，又多喜欢树立声威，喜欢防范谄佞和迎来送往；如果承奉顺从稍有不足，挫折羞辱就随之而来，只顾凭自己的权势可以做什么，却不知道用礼义相互劝勉。积习日久，便渐渐形成风气，士气不振、学校政务松弛，虽然根本没有建立起来，难道不也是这些人的过错吗？朝廷知道这一点，多次下诏郑重告诫，所以匡正、辅助、扶持并振兴士德的用心，大概就是帝尧的心意。然而朝廷仍认为这样还不够，于是各道专门设置一名风宪官来负责此事，使他们革除旧日弊病，努力取得成效；凡是礼制上应当厚待的、政务上应当施行的，大都比过去更加重视。唉，皇上对于学校如此用心，那么做教师和弟子的应当怎样用心呢？曾仪字士表，是我故人的儿子；他由太学生被选拔出来，获得兴国州学正之职。士表勤于学习而谨慎修身，如今离开太学去做教官，前面所说的弊病，他一定不会有；对于前面所说的教育职责，也差不多可以期待了。所以在他出行时，说明这项职务所关系的重大，用来勉励他。不过，我的话中有激励之意，只有学习圣贤之道、希望振兴斯文的君子，才可以听取。士表应当把这些话记在心中，努力做到无愧于自己的职位，这就好了。不要轻易把这些话拿出来给人看，使它成为不肖者的指责借口。慎独斋诗序（慎独斋诗的序） 君子的学习，至于穷究事物的道理，本来就很难；在隐微之处极其谨慎，使内心不违背道理，更加困难。天下的事情，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伦理，到日常生活中的言语、饮食、进退、行动和静止，凡是一切同世人交往应酬的事情，无不各有道理。想要穷究其极，使没有什么不知道，难道不是很难吗？然而事情刚刚开始发动、事迹尚未显现的时候，人所不能知而只有自己知道的内心状态，最为切要而不能忽视。因为天理与人欲由此分开，善与恶也由此背道而驰。在这里保持谨慎，杜绝人欲的萌芽，一定遵循天理的正道；凡是把它施行于事情上，也都恰好合乎适宜，这难道不是更加困难吗？能够穷究道理，却在行动之际忽然忽略它而不能依循，那么懂得道理又有什么可贵呢？这就是曾子、子思所说的慎独，是学习的人应当用力的地方。《大学》《中庸》的教诲流行以后，人们知道这一道理的很多；但能够真正用力实行、必定成为君子的，为什么反而很少呢？难道是因为别人既不知道，便可以稍稍放纵自己吗？这样一来人欲放纵，天理闭塞，即使想做君子，也办不到了。燎原的大火，火焰起于一星火苗的燃烧；冲破堤坝的横流，开始于一条细线般的渗漏。唉，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姑苏人俞景晖以‘慎独’命名书斋，大理评事张益士谦为他作记。又因为他的亲戚殷志学请我写一句话，来启发士大夫的歌咏。我以不了解其人为由推辞，又被职务缠身，没有空闲写作。但志学请求不止，我慢慢思考，成全别人的美事，本来就是君子应做的事情。景晖知道致力于此，大概是有志于成为君子的归宿，不可以不帮助他。况且志学是我的邻居，我在文艺方面多有赖于他，所以没有拒绝，替他作了这篇序，希望能够成全这件美事。景晖努力吧！如果只是夸耀炫示，把它作为求名的手段，那就不是我的本意了。双松斋诗序（双松斋诗的序） “双松斋”，是丹阳教谕黄中通理所居住的书斋。通理是禾川人。他以圣贤为自己的老师。做了教官以后，每天把诸生召到堂上，共同讲明圣贤之道，使他们修养于自身，发之于言语，并落实到事业上。等到自己感到疲倦烦闷时，就退居到这里，遮挡日光下繁密的树荫，聆听风中的清越声韵，他的心大概就悠然自得地快乐起来了。有位客人曾对我说：“上天所生的万物，本来就有幽静淡泊、繁盛浓郁的不同；人也有隐居和显达的差异。像王猷的竹、林逋的梅、陶渊明的菊，都是幽静淡泊之物，所以为闲静高逸的人所喜爱；他们内心确实与这些物象有所契合。至于洛阳的牡丹、维扬的芍药，色彩奇异、姿态非凡，繁盛地超出群花之上，所以过去的名卿贤相、学士大夫都喜爱它们，确实是富贵之人所乐于欣赏的。”通理如今正当用世，仕途渐渐显达，却不以显达为乐，反而把自己寄托在清静退处之人一流，这不是也很奇怪吗？我回答说：“君子对待万物，有借助它们来自我娱乐的，也有借助它们来自我勉励的，是否如您前面所说，我不得而知。通理的志向，大概是借此来自我勉励，而不是把它当作自我娱乐。松树具有坚强刚劲的本性和幽静淡泊的姿态，受雨露滋润却不骄傲，遭风雪猛烈侵袭也不畏惧，所以等到它的材质长成，便可以用来建造明堂的栋梁、清庙的柱子。古代的君子，居于仁德、遵循义理，不因贫贱而改变，不因富贵而淫乱，不向威武屈服，就与松树相似。因此，处于困穷时足以修养自身，显达时足以使天下得到教化。通理大概正以仁义为自己的事业，想成为古代的君子。以仁义为事业，那么对于成就自己和惠及万物的功效，哪里能够估量呢？今年通理来到京师，拜见我并告诉我说：“我把书斋命名为‘双松’，只是因为那里出产松树罢了。至于古代君子，我私下确实有志于仿效他们，但不敢说自己能够做到。”先生这番话，是用来教导我的，真是达到极点了！我敢不努力吗？士大夫们大多为我写诗，请我写一篇序，我于是写下了这篇文章。

译赠给黄主事的序 宣宗皇帝在位时，十分重视培养贤才，曾选取礼部考试士人中能够担任教官的二十四人，给他们加上冠带，使他们享受俸禄，在太学读书，一定要使他们考中进士后再加以任用，并命令翰林每三个月考核一次，以激励他们进步。富顺人黄平，字衡夫，也在其中。他年纪很轻，资质十分美好，志向十分锐利，学习十分勤奋。我每次考试阅看他的文章，没有一次不感叹并羡慕的。正统元年，礼部又考试天下士人，我实际负责取舍，选取其中最优秀的加以推荐。衡夫因此考中了进士。当时，他的父亲公瑾任户部郎中，已有声名，而衡夫又将被任用，士大夫无不以此为荣。不久，衡夫被授任吏部文选主事，早晚不懈地修治职务，从尚书、侍郎以下的官员，都喜欢他的谨慎勤勉。任职三年后，他的考核成绩最好，吏部将此上报皇上，使他恢复原职。凡是与他共事的同僚，都相继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所谓赠文，难道只是赞美他的成绩吗？其中大概也有加以勉励的意思。这是君子的道理。然而衡夫父子都是有名的进士，并且都以才干品行为人所称道。公瑾镇守开封时，曾来京师考核政绩，我已经写过文章送他回任。如今又要赠文给衡夫，我的话哪里足以给他们父子增添什么呢？推辞却无法推掉。想到古代的君子，把世世代代继承并发扬美德看作可贵。开封人公瑾，是孝子，士人们曾歌咏他。衡夫侍奉父亲，也能够在孝道上极其谨慎。孝，是德行的根本。能够孝敬父母，就一定能够忠于君主。然而孝并不只是早晚奉养父母而已；还要言语谨慎、行为慎重，不使父母蒙受羞辱。把这种孝心充实并推到极致，就要做到使君主受到辅佐、百姓得到恩泽，并且使万物一同受益，即使这样仍不敢认为满足，而是诚恳不懈地终身坚持，这才是孝的大道。张仲、君陈，都是周代的大贤君子。他们的功业不是不盛大，但《诗经》《尚书》却特别重视他们的孝，由此可知，他们一切盛大的功业，都是孝心的推展。显赫的爵位俸禄，也是这种功业的效验。我借着开封之行，为衡夫讲述这些道理，是因为爱护他的心并不浅薄。开封听到这些话，也应当认为我说得对。赠给盛知县回光泽任所的序 君子想施行惠及百姓的心愿，没有什么比做县令更令人高兴的了。县令对于百姓最为亲近，百姓的贫富、强弱、饥饱、劳逸以及他们的好恶，县令都能亲自接触、听闻；事情涉及到哪里，就可以看出缓急是否适宜，并掌握处理的尺度，一定要使功业建立而百姓不受扰害。如果远离百姓，就未见得能够有所作为。所以君子想惠及百姓，必定乐于做县令，并不是因为这个职位本身可乐，而是乐于自己的恩惠能够施及百姓。那些做郡守、藩司和宪司长官的人，谁没有惠及百姓的心愿呢？然而他们的身份和百姓相隔很远，不能亲自把恩惠施布到百姓中去，必须得到贤能的县令并任用他，然后才能按照自己的志愿治理。所以县令，是郡守和藩宪长官极其重视的人。然而人的才性各不相同，不可能没有过分或不足。做郡守、藩宪长官的，既然依靠县令来惠及百姓，就一定要有所维持：限制他的过分，引导他的不足，使他的恩惠足以施及百姓，而不至于反过来伤害百姓，这样我们的百姓才会得到安宁。他们这样维持、成就县令，难道只是为了县令吗？是为了百姓。因此县令所希望从上级那里得到的，大概也是这样：希望郡守、藩宪长官不要因为私情宽恕县令，使他的善行无人知晓，而一点小过却必定被听闻；既不加以维持，又只是一味施加威势、任意行事。像这样，我看见做县令的确实很难。难道只是县令不能安稳地处于职位上吗？百姓想真正受到他的恩惠，恐怕也很难。因此，做县令的必须以仁爱施于百姓；做郡守、藩司和宪司长官的，也必须以仁爱施于县令。上下都以仁爱为准则，治理的功业就成功了。我说这番话，世上那些贤能的郡守和贤能的方面大臣，没有不认为正确的，我自己也认为是可以的。钱唐人盛埙，字彦和，做光泽县令三年，考核政绩后来到京师；他的朋友礼部郎中潘勤等向我说起他的治理情况，说他有志于惠及百姓，请我写几句话赠给他回任。我嘉许他的志向，并以贤能的县令期待他，所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同时也希望上级能够维持并成就他，使事情不违背仁爱，而治理的功业更加盛大。虞邵庵为杜工部律诗作注的序 诗歌的变化已经很多了。《诗经》三百篇以后，五言诗、七言诗相继兴起。到了唐代沈佺期、宋之问一类人，又创作了律诗。诗歌的变化到这里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开元、天宝以来，诗人日益增多。其中具有深奥广博的学问、雄伟杰出的才能、忠君爱国的诚心、忧虑时世、体恤万物的志向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杜公子美。他的出仕和退处、劳苦和安逸、忧愁和悲伤、快乐和欢悦，以及感慨愤激、悲壮激烈的情怀，都在诗中表现出来。它们纯粹出于正当的性情，足以继承《国风》《大雅》《小雅》的传统。至于他触及事物而引发感怀，率意写成的作品，也都寄托深远，曲尽事物的情状，不是其他诗人所能相比的。元微之曾说，诗人没有谁能像子美这样，确实是这样的话啊！可惜为杜诗作注的人虽然很多，但不是失之于浮泛，就是失之于穿凿；又有人注释过于简略，不能充分阐发诗意，读者为此感到困惑。唯独虞邵庵先生选取杜甫七言律诗一百五十多首加以注释。他依据朱子的《诗传》来作，考察诗中的事实，阐述诗的旨趣，使杜公作诗的用意清楚明白，对学者很有益处。余姚人魏仲厚和弟弟仲英最喜欢读杜诗，得到邵庵公的注本后，便刻印传播，使天下的诗作者都能有所领悟，因而达到杜诗的妙境。用心真是深厚啊！诗，是志向的抒发。当志向在心中发动而表现为语言时，虽然各人都有自然形成的机缘，但如果不取法前人，却想从容地合乎法度、不失其正，也很难做到。杜诗，是天下后世取法的对象。邵庵先生的注本尚未广泛流传，听说它的人，大概都有想见而不可得的叹息。汉代蔡伯喈得到王充的《论衡》后，秘密珍藏、反复玩味，用来资助自己；如今仲厚兄弟得到这部书，却不私自留给自己，而是公开刊行来惠及他人，他们的贤德就可以知道了。书刻成后，仲英的儿子瑶任泷水丞，来京师述职，请我为书首写序。我认为，诗本来不需要序也能流传，但仲厚兄弟惠及学者的心意却不能不予以说明，所以写了这篇序。

译《归田诗》序 翰林侍讲、安成人刘求乐派他的儿子、中书舍人銊来告诉我说：“我们县的杨季安，字怀忠，曾经跟随今任国子祭酒的李先生学习，学业成就后进入太学，被选任为景陵知县。他以清廉谨慎自守，一丝一毫也不从百姓那里取，也没有什么东西送给别人，因此人们称他为‘冷水杨’。他为百姓兴利除弊，像饥渴的人需要饮食一样迫切；爱护、体恤民力胜过爱护自己，只一心修筑堤坝防止水涝，劝导借贷以赈济饥民，揭发铲除奸邪弊害来消除百姓的祸害。本县旧有风俗，婚嫁一定要讲究财礼，所以很多男女错过婚期；他于是规定礼币的数额，并谆谆劝告，婚配成功的以千计。因此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过去流离迁徙的人都回来归附。他在县任职六年，疾病加重，便上疏请求回归乡里。朝廷命藩司、宪司核验事实，百姓争相前往请求挽留，但没有获准；于是他去年述职来到京师，又再次申明原来的请求，朝廷答应了。士君子为他写了《归田诗》，诗应当有序，冒昧向先生请教。”我说，怀忠能够像父母爱子一样惠爱百姓，百姓爱怀忠又达到如此程度，如今却忽然舍弃他们离去；他自己虽然可以安居田里，难道就不想到县中百姓将有不能得到安宁的吗？他为什么离去得这样坚决呢？銊说：“杨侯并不是忍心离去，只是考虑到自己有病，不能继续惠及百姓。如果勉强安心留下，就会有尸位素餐、窃取俸禄的嫌疑；既然应该离去，哪里还有闲暇替百姓筹谋呢？这就是他离去得如此坚决的原因。”我听了以后，心中称许他。世上任职州县的人很多，年纪到了而疾病缠身的也不少，然而他们都靠百姓供给衣食，贪恋职位而不肯离去，考察他们所做的事，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因此百姓厌恶并以他们为苦。如今怀忠来朝，最终也不能避免离职，这使君子感到羞耻。怀忠再次以疾病上告，并决意离去，懂得进退的适宜，知道知足知止的分寸，他比一般人贤能得多了！然而我听说如今的制度规定，以疾病离职的人，疾病痊愈后应当重新回来。怀忠回乡之后，有田园池沼可以供养，有山林泉石可以娱乐，亲戚宾客可以往来谈笑；他的病有时会痊愈，我担心他不能终身留在田里。《归田诗》姑且只能用来助一时的笑谈罢了，暂且为它写这篇序。《宁庵诗》序 《宁庵诗》若干首，是士大夫为渝川人彭光缉熙所作的。所谓宁庵，是他母亲坟墓旁的房屋。缉熙最初考取明经，得到荣县训导一职，而他的母亲邹氏在家中去世。缉熙弃官回乡，把母亲安葬在本县玉界金桥的原野上。随后在墓旁建造房屋，作为祭祀享奠的场所，并且早晚悲哀思念，不能停止，说道：‘我的母亲或许能够安宁地长眠于此吧？’于是就用“宁”来命名这座庵。我朋友曾公子启为它写了记，这些诗就是由此而作的。到了这时，缉熙因贤能被举荐为临淮县令，来京师述职，便通过他的朋友刑科给事中张君固持，请我写序。我听说，孝子对于父母，没有什么情感不尽力表达。父母活着时供养他们，务必要使他们的身体安适；父母死后安葬他们，就希望他们永远安稳地处在地下。因此一定要诚心实意，不让自己留下丝毫悔恨，这就是为了求得父母安宁。缉熙安葬母亲，凡是附在身体上的、放入棺中的，大概没有不齐备的；而且山川清秀，地气完固，坟土封护、树木栽植都严密，一定可以长久不坏。母亲的遗体能否安稳，就可以知道了。然而他仍然深切地存念于心，这正是孝子的心永无止境。虽然如此，孝子无不希望父母安宁，但父母既已下葬，便不能再有所增益了。使父母安宁的方法，难道不在于安定自身吗？自身，是父母的枝条。枝条受到震撼，根本也会随之动摇，即使想使它安稳，能够做到吗？所以我认为，缉熙使母亲安宁，必定要以安定自身为根本。安定自身有办法，不过是居于仁、遵循义罢了。仁义是宽广的居所，是大道。居于宽广的居所，行走在大道上，自身就安定了。这样，人们将会推求他的父母一定贤德，从而产生敬意和仰慕；那么母亲遗体的安葬，难道只是百世得到保全吗？她的神灵寄托在这座庵中，也将永远安宁于此了。缉熙读书学道，一定已经领会了这个道理，所以我为他的诗写序，并把这些话告诉他。《胡氏家乘》序 《胡氏家乘》，是蕲水令胡侯奎编纂记录的。胡氏的先祖，是光州人。五代时随王潮进入闽地，于是定居建州。宋绍兴年间，有一位名昉的人，任江淮都统；他的儿子正益任饶州司理参军，所以胡氏后来成为番易人。从宋代直到元代，都有人出仕。元代末年盗贼兴起，胡侯的高祖振卿和他的妻子赵氏，以忠贞节义著称。进入本朝以后，他的祖父叔仪，又以任官政绩显赫。父亲汇东，也因能作诗而在当时有声名。胡氏世世代代这样继承并发扬美德。《家乘》就是为了记载这些事实并流传到久远。开头是谱系图，接着是先代的墓志、传记、赞文、记、序、题咏、哀挽等作品，最后以汇东的诗作结束。那些旧日的世家大族之所以能够长久兴盛，都是因为祖宗积累德行来为他们开创，子孙努力学习来继承。然而如果典籍不足以流传下去，后人就没有依据考察和知晓，几代以后必定会泯没无闻。他们的子孙也不知道前人创立家业的艰难，不明白应当怎样继承，必定会轻率地使用自身而陷入邪僻，君子不会取法这种做法。杞、宋，是夏、殷的后代；由于文献不足，孔子还为此叹息。何况比杞、宋更晚的家族呢？这样说来，旧日世家大族应当致力于什么，就可以知道了。胡侯编纂家乘，可以说是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世代相传的德行，难道会就此停止吗？我曾读过振卿的传记，看见他以平民身份倡导忠义，于是驱除寇盗，收复郡城。等到盗贼大举来犯，官军退走，他仍然奋力战斗，杀死贼人，最终不屈而死。赵夫人正值盛年却遭逢乱世，最终保全了大节，护养遗孤，使胡氏重新振兴，这些都可以说是伟大奇特、不同寻常的人物。叔仪做县令时，劝勉农桑，尊崇学校，斥退淫祠，表彰贞节；汇东尤其对于考察、友爱等事诚恳不懈。他所作的诗，用来抒发情感、描写事物，都清丽婉约而富有意趣。至于更远的先祖暂且无暇论述，单是一门三代，在德行善举和文学艺术方面都有这样的人，哪里是其他家族所能比得上的呢？《记》中说：‘先祖有美德却不知道，是不明；知道而不传扬，是不仁。’如今胡侯知道这些并把它们传下去，不能说他不明不仁。做子孙的，难道不应当思考怎样永远善于继承吗？

译赠给龙孔目的序 孔目，是翰林院的属官。凡是翰林院的各种事务，没有不应当办理的，只有重大诏令和皇上特意下达的敕令不在其中。制诰、册命、礼仪议定、文章考核，以及各种大小著述事务，只要稍微涉及有关部门，即使由元老大臣和各位学士主持，也一定要经过孔目办理。所以孔目虽然是属官，如果不是有文学才学、通晓政务、明达大体、廉洁厚道而又清正谨慎的人，便不能胜任。其他做属官的人，虽然权势各不相同，但忙忙碌碌于文书和期限之间，操心米盐等细碎末务；与清贵华美、机密重要的职位相比，能够从容进退并共享其荣誉，差别实在很远。因此，吏部对于这个职位不轻易授予人，必定从教官中选取。宜春人龙骏，字执毅，以明经科领乡荐，得到河源训导一职，因父母丧忧离任。服丧期满后来到京师，被选为翰林院孔目。当时詹事府没有主簿，吏部又把主簿印一并交给他，执毅兼理这项事务，仍有余力，于是以才干声名为人所知。任职三年后考核政绩，认为他称职，便让他复任。其乡友、刑科都给事郭君邦器，请我写话赠给他。我曾以少詹事身份兼任翰林院职务，既已了解执毅，又喜爱他。等我出任礼部佐官，而尚书、昆陵人胡公正好兼管詹事府，执毅常来往于那里商议事务，胡公也喜爱他的为人。我既然已经能够同他相知，又怎么可以吝惜几句话呢？何况还有郭君的请求。君子出仕，从来不计算职位的高低，总是把树立德行放在首位。德行如果树立起来了，低微的职位也可以变得尊贵；否则，即使职位尊贵，又有什么可取呢？如今制度规定，贤能而处于下位的人都可以被荐举，凡是显要官职出现空缺，必定荐举贤能的人来任职。执毅在翰林院三年，已经像这样为人所知；如果他不断增进德行，声名日益增长，那么即使想推辞尊贵的职位，难道还做得到吗？这就像登山一样，行走得越用力，身体就越高，即使逼近云汉、接近日月，也不是难事。我对执毅寄予这样的期望，所以写下这篇序送给他。赠给右副都御史朱公南归省墓的序。正统七年三月，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与言考核政绩，来到北京。朱公廉洁厚道、清正谨慎，做官将近四十年，到这年已经六十八岁了。他慨然产生思念乡土之情，立即上奏章说：“臣凭借微薄的才能，蒙受任用，以警戒官场邪曲、端正法度为职责。如今我已经老了，不能有所作为，实在担心辜负陛下，请求辞去职务回归故乡。”皇上一向听闻他的贤能，认为他的年纪还没有达到规定，便没有答应，诏令吏部让他恢复原职。朱公叩头谢恩后，又上奏章说：“陛下的圣德如同上天，之所以深厚地眷顾臣，只是因为臣离开祖先坟墓已经很久了，希望请求回去祭扫一次。”皇上不忍重重违背他的心愿，答应了他。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公某、佥都御史曹公某都为朱公的愿望能够实现而高兴，对我说：“我二人虽然与朱公不在同一个官署，但职务相同。基于同僚朋友之情，难道可以没有一句话赠给他吗？希望把这件事托付给您。”我认为朱公是当今的贤人君子，他存于内心、施于他人的德行，本来已经显著而足以重于当世，哪里还需要我的话？而且如今归乡，古人把它比作衣锦还乡的荣耀，但那只是庸庸碌碌之辈所夸耀称道的事情，朱公大概正厌恶这种说法，也不是我应当说的。不过我又听说，《崧高》《蒸民》是尹吉甫赠给申伯、仲山甫的诗，叙述他们德业的盛大，其中也寄寓着劝勉之意。朱公尽心于所任职务，又不忘记父母，这就是所谓忠和孝。忠孝，是人道的大节，也是德行的根本。应当从履行日常职务的忠心出发，充实它来达到辅佐君主的境界；从追念先祖的诚心出发，推展它来成就父母的名德，而且没有一丝一毫不尽心，然后才是忠孝的极致，也才可以不辜负皇上深厚的眷顾。这不正是朱公平素所积蕴的吗？君子修养德行、实行大道，总是勤勉不懈地终其一生，不因年老而懈怠。所以说‘德音不已’，又说‘德音是茂’，这才是国家的光荣，不只是乡里的荣耀。用这些话赠给朱公，或许近于古人的道理，也合乎两位御史公的心意吧。送河南左布政使饶公回任所的序。正统七年四月，河南左布政使饶公任职三年后，把政绩上报吏部，吏部将其上奏皇上。天子认为他的政绩与职位相称，便让他回到河南任职。饶公名礼，字景节，是旴江人。他先任御史，任满九年后升为浙江参政，在当时逐渐有了贤能的声名。后来河南布政使出缺，皇上命大臣举荐贤能的人来任职，众人都说没有谁比得上饶某，同署官员共同署名推荐他，于是他升任河南布政使，他的声誉和政绩也更加显著于天下。河南是古代豫州的地域，今天的布政使就是古代的州牧。从前舜所任命的那个人已经不可考知，但他任命州牧的用意，没有比养育百姓更切要的，尤其没有比不耽误农时更重要的。然而远方百姓有尚未归附的，近处百姓有尚未得到治理的；对于有德之人，不能做到厚待任用；对于已经任用的人，不能做到充分信任；奸邪凶恶之徒，也有不能完全拒绝的，这样却想使耕作不失时节、百姓不失养育，实在困难。因此舜告诫说：‘要使百姓得到食物，关键在于不失农时！安抚远方而亲近近处，厚待有德之人，信任贤能之士，不要任用难以任用的人。’这就是他恳切不懈的心意。距离那个时代三千多年过去了，《虞书》仍然完整存在；凡是担任州牧职务的人，没有舍弃这些原则而能够治理好地方的。我朝历代圣主仁爱养育亿万百姓，大概与舜没有不同；他们求取贤才、任用官员并谆谆告诫，也都与舜相同。这样说来，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难道可以不以虞廷贤臣自我要求吗？饶公在河南，已经尽到了做州牧的职责。然而河南所属的郡县有一百多个，直接与州牧一起养育百姓的，是郡守和县令。远方百姓都得到安抚，近处百姓都得到治理；对于有德的人没有不厚待的，对于所任用的人没有不信任的；奸邪凶恶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干预政事、扰乱法令；这样农时就不会被耽误，百姓的粮食也充足了。这样，虞廷的臣子也可以无愧了。如果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饶公难道能够把忧虑从心中放下吗？古代有志于德行功业的君子，从来没有懈怠之心。禹说：‘我每天思考着，勤勉不懈。’这就是虞廷臣子能够名闻后世的原因，那么比禹地位低的人应当怎样做，也就可以知道了。饶公将要启程，在朝中一向与他交厚的贤者托我写文章送给他，我也希望饶公以虞廷之臣自我要求，所以写下这篇序。王氏自序题辞

译广东布政司左参议蒲圻王公时举亲自写了一篇序，记载他家世代的德行事实、学问的来源、自己经历的事情、内心对皇上的忠诚、对下属百姓的仁爱、遵守礼义的界限以及谨慎施行法度的情况，已经十分完备。然而他并不是想为自己求取名声，而是要把这些事展示给子孙，使他们善于继承。古代也有人这样做过。太史公就借助史书来流传后代；像晋代的陶渊明、宋代的苏黄门，也都亲自为自己作传，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可嫌的。大概君子的自身，是大道寄托的地方。假如他的所作所为都不离开正道，那么即使出仕或退处各有不同，天下后世仰慕他的风采，唯恐不能听闻，又有什么可嫌呢？况且人的子孙必定要效法前人，如果没有东西展示给他们，他们就不知道前人立身行事的艰难，也不明白应当怎样继承，最终必定辱没先祖并连累后代。这样说来，写序并使之流传，正是为后代谋求善于继承的方法。时举是知道该致力于什么的人啊！我与时举同年出生，同年考中永乐甲申进士；他任江宁县令，后升任春坊官职，我又与他同朝为官，亲眼看见他的行事。等到他任广西佥宪、广东参议时，他所施行的善政鲜明地为人们所知，正是所谓不离正道的人，难道只是可以展示给子孙、使子孙善于继承而已吗？时举做官四十年，官位达到第四品，成为藩司、宪司大臣。百年以后，执掌史笔的人想为当世贤臣立传，难道不应当以这些事作为依据吗？从前唐代甄济笃守忠义，不被安禄山玷污；他的儿子逢能够刻苦修身、树立品行，使父亲显扬，父子都被史官采录。作为时举的子孙，难道还不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吗？我与时举虽然同年，但我实际上已经衰老多病，而时举仍然康健强壮，他在德行功业上的进步应当更加盛大。后代之人将会大书特书，反复书写，而不只写一次罢了。哪里只是这些呢？时举的儿子奭拿这篇自序给我看，所以我写下这样的题辞。阅读它的人一定会有所取法。送顾训导的序 顾琼，字宗善，是苏州长洲人，以明经科领乡荐，经过礼部考试，入选教官，被授予龙阳训导一职而离去。他一向交厚的朋友、礼部郎中潘勤，字进学，拜见我并说：“我和宗善相处很久了，如今他要离去做教官。教官，是造就贤才的根本。宗善对此当然不敢不努力，我也想有所帮助来辅助他的志向，冒昧请先生写几句赠言。”我以不认识宗善，又被公务缠身、没有空暇写作为由推辞。进学多次来请求我的文字，始终不厌烦。我想到世上朋友之间不能互相辅佐的情况很多，而进学对于宗善却如此诚恳不懈，可以说是益友，无愧于这个称号。况且进学跟随我在翰林院任职也很久了，我怎么能够一直拒绝呢？于是写道：“君子出仕，从郡守、县令以上的职位，都能得到职位来推行大道，官阶已经很高了。学校中的职务，只有教授才是九品，至于训导就更加低微。然而从郡守、县令到公卿、乡大夫，没有不以礼相待的，难道是因为他的职位吗？是因为他的道。这个道并不是他自己创造的，而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传下来的。用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来修养自身，又用它来使他人善良，那么责任就重大了。怎么会不受到礼遇呢？这样说来，做教官的本来就应当以大道自我担当，使自己的言语行为都遵循大道，那么教化的根本就建立了。早晚引导诸生，共同讲明并实行的，也只遵循大道；这样一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可以施行，并不困难。教官能够这样，身居上位的人难道只是以礼相待而已吗？如果不致力于此，只因职位卑微而忧愁，不急切地求取进步，或者困顿懒散地自我休息，或者拘谨琐屑地只为自己谋划，却不以偏离大道为忧，那么将会承受后人的羞辱，又哪里会得到什么礼遇呢？”宗善是有志于大道的人，进学又想以义理辅助他，我难道只能用话语使他们高兴吗？所以把这些话赠给宗善，勉励他。赠给高要县令萧荐之南归的序 荐之名进，是我的朋友。他有秀美伟岸的资质，有卓越的志向，有英迈锐利的气概，有通达敏捷的才干。他起初考中进士，在京师历试各种事务，已经因声名而被人知晓了。过了很久，被授任藤县县令，因父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高要县令。高要是肇庆的治所，很以富庶闻名于外，往来的人大多对它心向往之。由于按照旧例事务更加繁多，荐之承接上级、安抚下属，处理事务周密，应酬接待谨慎勤勉，事情都办得妥当，百姓也受到他的恩惠。因此声誉更加振扬，京师各位了解荐之的人都说：‘以荐之的为人，应该做郎官、御史，才可以发挥他的才能。’可是现在却让他在岭南万里之外做县令，虽然承担着治理百姓的责任，但也实在太远了。有人又说：‘君子出仕，可贵的是能够有所表现自己；否则也不过是普通人罢了。’虞诩做朝歌县长时，把锐利的工具用在盘根错节的事务中，他的才干直到今天还被人称道。高要虽然事务繁杂，却正是荐之表现自己的地方。假使能够把各种政务都办好，使恩惠施及百姓，那么即使不做郎官、御史，他能够表现自己的地方也很伟大。荐之来京师述职，我把这些话告诉他，荐之说：‘诸位公卿的心意真厚，对我的爱护何等深切啊！’ 进学说：‘我怎么敢不努力呢？’唉，荐之比一般人贤能得多了！古代的君子，各自依据所处的职位做应当做的事。孔子做乘田官，就只做好乘田官的事；做委吏，也只做好委吏的事；等到担任司空、代理相职时，庆赏、刑罚、威势等治理之道就都施行了。所以说：‘君子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而行事。’荐之如今做县令，人们对他的期望却不止于此。荐之听到这些话仍然神色自若，难道不正是确实比常人贤能吗？学习和出仕，就像登山一样；努力不停止，就能够登到极高处。荐之如果真能努力，他的显达荣耀和事业光大，又有什么达不到的呢？我尤其厚爱荐之，也尤其深深喜爱他，所以在他回任时写下这些话送行。我的兄长善学任高要县丞，与荐之是同僚，希望借此把我的话告诉他。

译送陈太守回建昌的序 宣德六年春，圣明的天子留心于纷繁的政务，恭敬地思考治国的根本，认为百姓的安乐忧患系于郡守，于是诏令大臣举荐能够胜任的人，选得九人，监察御史陈君鼎也在其中，任命他为建昌太守，并以玺书褒奖勉励后派遣他前往。陈君天性刚毅，操守廉洁；他做御史时，已经因不迎合柔弱者、不放过强暴者而获得声名。到了建昌，压制那些给百姓造成祸害的大豪强，一概用恩惠安抚百姓；凡是百姓一向想要却没有得到的、一向厌恶却没有除去的，都依次废止、推行。一郡因而得到治理，建昌人一致称颂，说过去做郡守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他。方圆千里的郡，百姓很多；然而他们都有办法经营自己的产业，不能安居的原因，是奸诈豪强之徒造成的。譬如优良的禾谷，得到肥沃土壤，承受雨露滋润，不是不会蓬勃生长；可是如果有稂莠侵害、蟊虫伤害，又怎么能够成熟呢？所以想使百姓安定，必定要除去使他们受害的东西。赵广汉以威势制服豪强，使小民能够安居尽职，他的声誉直到今天仍在；陈君能够继承他的事业。然而我曾这样思考：方圆千里的治理，太守是主宰；他的属县有多少呢？太守的治理必定要通过县令下达命令；县令如果不贤，百姓的祸害仍然存在。太守即使想治理，能够做到吗？所以做太守的没有什么比选择县令更急迫的了。县令都贤能，百姓就能安居田里而没有人扰害他们，太守的治理功绩也不费力就能完成。陈君见识通达，懂得治理的根本，才干足以有所作为；他能够把选择贤能县令作为要务，是可以知道的。我在京师很早就听到陈君的名声，等到考核京城乡试所贡士人时，陈君正好监临考场，我们相处将近一个月；我观察他的言语行为，心中本来就很敬重他。等他镇守建昌，所建立的功业又这样卓然，我对他的爱重更加深了。如今他来京师述职，已经受到恩赏后回任，郡中的官员钟旭、字子旦等都作诗赠给他，并把写序的事托付给我。我一向了解陈君，所以不推辞而写了这篇序。赠给冯太守的序 圣明的天子专心养育百姓，认为郡守、县令就是养育百姓的官职，于是诏令吏部谨慎选择县令。至于郡守，则命三品以上的大臣考察举荐；礼部员外郎冯敏，字钦训，也在其中，被任命为绍兴太守。钦训是永丰人，起初考中进士，任兵部主事，后改任礼部官员，都以谨慎稳重获得声名。不久，尚书胡公嘉许他的才干品行，举荐他任仪制员外郎。到现在还没有多久，他就将承担治理一郡的重任。他的声名和实际德行在上下之间都已显著，所以爵位官职这样晋升，是适宜的。我曾思考，天子把一郡百姓托付给太守，是希望他们各自顺遂地生活而不失去安身之所。然而太守不能亲自接触百姓，又把事情托付给县令；县令贤能，太守就能按自己的志愿治理，否则太守即使想惠及百姓，百姓哪里能够受到他的恩惠呢？县令不贤，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模棱两可、苟且敷衍，志气软弱而才干低下；这种人虽然不足以惠及百姓，却也不至于伤害百姓。只有那种具有小人的才干却没有君子的心术的人，危害才大。没有君子的心术，宽厚慈爱的心意就会消失；有小人的才干，奸诈狡猾、残害他人的伎俩就会成熟。于是君子退避，小人进用，舞弄文辞来掩饰欺诈，假借公事来满足私欲，放纵自己的贪婪残暴，有时甚至伤害百姓。百姓即使有所申诉，那些小人也会依靠羽翼来维护自己，最终使事情达到无可奈何的地步。做太守的有时不能察觉他的内心，只因为爱惜他的才干而姑息，却不知道他的才干正是使百姓受害的原因。于是便造成放纵。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后国家才安宁。太守、县令的职责，就是培植这个根本，使它牢固，怎么可以任由这种人残害百姓呢？这样说来，做太守而致力于养育百姓，没有什么比选择县令更急迫的了。绍兴是浙江的大郡，统辖八县，百姓很多。他们的安乐忧患，全都系于县令。如今钦训将要前往治理，百姓对钦训也有所期待。钦训对于县令应当精心考察；县令都贤能，那么在养育百姓的政务上，即使不亲自施行于百姓，百姓也会受到他的恩惠。不幸有像前面所说的那种人，钦训应当有所处置，不要苛刻，也不要放纵，只以公正为准。假如忽视这一点，即使耗尽精力、废寝忘食地谋划，想使百姓不失安身之所，也不可能做到。钦训可要对此更加用心啊！汉代刘宠镇守会稽，删减并革除烦琐苛细的政令，以清静无为作为治理方针，百姓大为感化顺服，后来屡次升任九卿，最终登上三公之位。钦训是继承刘宠的人，如果确实尽行他的道理，又何必担心不能达到这个地步呢？他将要启程，他的乡友、兵部主事陈诚等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我一向敬重钦训，所以不推辞而写了这篇序。

译赠给王训导的序 王祐，字昌信，是今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王公时彦的儿子，也是监察御史王昌问的弟弟。王氏世代是金溪的儒学世家，他的尊父凭借学问和品行闻名天下，已经很久了。昌信继承家学的美好传统，早就在士大夫之间有了声誉。当时抚州儒学缺少训导，便带着礼物到他家请求他出任。昌信来到京师后，考试列于高等，于是授职离去。起初昌信来京时，我与他分别不过三年，见他聪颖秀异，心中本来就很高兴；观察他的言语行为，都谨守礼法、践行义理，我更加高兴。如今他要离去做教官，我的喜悦又增加了。既然我与他的父亲交游，又看见他的儿子能够立身行道，怎么能不高兴呢？但难道是因为一个教官的职位值得荣耀吗？我是为大道能够施及他人而高兴。圣人的道，不过是仁义罢了。讲仁，就不会遗弃自己的父母；讲义，就一定把君主的事情看得急迫；这是人道的大端。因此，教育所教的，就是这个；学习所学的，也是这个。假使今天的学者都由此入手，那么治理天下的根本就建立了。治理天下的根本，却都系于教官，教官的责任难道不重大吗？但必须自身先具备这些道理，然后下属才会受到感化；否则就没有见过教育能够实行。这样说来，做教官难道不是很困难吗？然而据我看来，在昌信身上，这一点尤其难做到。因为君子观察一个人，要考察他所处的时代，并且以完备的标准要求他；同时又因为世人看重他的父兄，也就连同看重他的子弟，这本来就是厚道的做法。昌信世代为儒家，又是吾王公的儿子、昌问的弟弟，世人本来就把贤能教官的标准加在他身上。如果昌信偶尔违背道义，人们就会指责说：“这样也算儒家后代吗？这样也算詹事公的儿子、御史的弟弟吗？”然而这难道是轻视他吗？正因为极其看重他，才要求他做到完备。既然如此，昌信所应奉行的道义，必须具备于自身，施行于家庭，并推及仁义，使其作用无穷；那么，他推行教化，大概就会有不劳而成的效果了。昌信沉静稳重而又警敏，他的言语行为也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他成为贤能教官是可以确定的。然而我仍然这样恳切地告诫他，本来也是厚道的做法。昌信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临行时，翰林庶吉士尹昌等人都写诗赠给他，并请我作序，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交给他们。赠王知县赴芜湖序 我的朋友王维用，凭太学生的身份被擢升为芜湖知县。王氏居住在泰和南富，以诗礼传家，穿戴冠服而出仕的人从来不少。维用大概是本族中贤能的人，如今又专掌一县政务，虽然这是因为他的才学足以达到，但也可以看出家世德行的积累。临行时，刑部主事欧阳汤、大理评事康颒都与他有交往，请求我写文章赠别。我同维用交往最久，为他写赠言本来是合宜的；况且又有人请求，怎么能吝惜言辞呢？只是我所说的，一定以圣人的教诲为根本，而且都是维用所知道的，难道会有什么异说吗？然而治理百姓如果不以圣人为根本，就全是苟且之举，又何必以异说为贵呢？孔子说：“君子学习道义，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义，就容易役使。”道是什么？就是仁义。仁用来安抚下属，义用来侍奉上级，而仁义都根源于人心。因此，县令对百姓发布命令，施加恩惠、安抚抚育，使他们得到休养生息而不失去安身之处，这是仁的施行；百姓服从命令，奔走顺服，缴纳赋税、承担劳役而不拖延，这是义的发露。然而作为百姓，本来就希望县令施行仁惠于自己，难道敢在义上落后吗？维用读书学习道义，对于仁大概一向就有讲求了。而芜湖的百姓，是京畿地区的百姓，难道也会有不懂义的吗？所以我为芜湖得到贤能的县令而高兴，也为维用在这里任县令而高兴。虽然如此，县令以仁为主，百姓以义为主，但这一切都系于县令。因为从来没有县令喜好仁而百姓不喜好义的；如果百姓在义上有所欠缺，也只须教导他们罢了。教导之后能够服从，这也是仁惠施及他们的结果。维用难道不应当专心致力于仁吗？我提出这种说法已经很久了，有人认为迂阔，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想清楚。儿宽是汉代的良吏，不忍心急迫百姓缴纳赋税，竟因此因拖欠租税而应当被罢黜；百姓听说后争相赶来，反而因此获得考绩第一。这难道不是仁心感动而义行响应吗？那些凶暴、残酷、诡诈的人，即使有时能在一时之间把事情办成，归根到底也都只是苟且罢了。圣人的话，是万世的法则。维用只要专心致力于仁就够了。仁，是上天所给予的尊贵爵位。天爵修养好了，人间爵位自然会到来；维用如果确实专心致力于此，那么禄位的升进哪里能够估量呢？所以写下这些话赠给他送行。赠戸科给事中焦君序 焦君名起良，是郴州人。起初凭明经科考取进士，被擢升授任行在吏科给事中。不久因父母丧离职。服丧期满，改任戸科给事中。他早晚恭敬勤勉，修治自己的职务，在当时声誉卓著。今年八月，皇上认为给事中掌管枢机，是重要职位，既然已经都选择贤能者来任用，那么掌管其事务的人尤其不可不慎重选择，于是命起良掌管戸科。起良感念皇上的知遇，更加恭敬勤勉而不懈怠。同僚们也认为他担任这个职务很合适，希望看到他的德业日益盛大、更加升进显荣，却无法表达他们殷切深厚的心意，于是共同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我曾读《韩奕》诗，感叹古代君子对待人的方式，确实可以说是厚重了。韩侯接受任命时，宴饮、馈赠，既有丰盛的饮食、华美的车马，却还一定要用言语赠勉他。然而言语难道只是为了使人高兴吗？是为了勉励他的德行、督促他的功业。所以诗中说：“早晚都不懈怠，谨慎恭敬地守护你的职位。”这话很值得玩味。做臣子的原则，以敬为主。内心存有敬意，就一定会勤勉地办理事务。既恭敬又勤勉，德行就会树立，功业就会盛大；诗一开始这样说，是很合宜的。后世君子却有人与此不同，怀着嫉妒之心，放纵险恶偏邪的行为，担心别人进步，憎恶别人压过自己；希望他们振作奋勉而有所成就，能做到吗？如今同僚们对起良，既为他的升迁高兴，又尤其希望他有所增益，不正是古代君子的作风吗？圣明天子以仁德养育天下，他爱护百姓，真像父母爱子女一样。戸科所掌管的，是天下的徭役和赋税。减轻徭役、减轻赋税，使百姓没有不能安居的地方，这本来就是皇上的心愿。起良既然因职务而应当这样做，只要可以补益皇上、使下民受益，就应当没有不尽心的地方。德业的盛大，就将在这里显现出来。显荣光大，谁能阻挡呢？我本着诗人的义意写下这样的赠言。至于宴饮和馈赠，各位已经准备好了，这里就不再说。

译送曾县丞序 曾氏在我们泰和是世代相传的旧家，自宋代以来，读书出仕的人常常不缺。近三年中，曾翚又凭明经科考取高第，任刑部主事；曾宗昂以文学、才干和品行接续而来，得到淄阳县丞的职务，前往赴任。淄阳是鲁地，是圣人孔子的故乡。宗昂学习圣人的道义，如今又在圣人的故乡做官，我本来要替当地百姓感到高兴，却也有些忧虑。天下人之所以安于常伦常理，能够满足养生送死的愿望，是圣人的道义造成的。从前我曾告诉子游说：“君子学习道义，就会爱人。道没有比仁更大的，爱人是仁的施行。君子把仁存于心中，施行爱人的政令，那么训导、教化、辅助、扶持、施恩、安抚等事情，就应当没有不到的地方。如果没有不到的地方，百姓还有违背本性、破坏生养、失去安宁的吗？没有。”道由圣人开启，鲁人曾经自己说：“这就是我们的圣人，也是天下所依赖的。”那么身居百姓之上的人，难道可以不以圣人的道义施政吗？如今在淄阳做县令的人，我不能知道；但宗昂本来就是学习道义的人。淄阳百姓听说后，一定会说：“这是我们圣人的弟子。他能够用圣人的道义来抚育我们吗？” 宗昂辅佐他的长官，以恩惠施于下民，专心实行仁爱，使百姓不违背本性、不妨碍生养、不失去安宁，那么这些百姓的愿望就满足了。他们一定会高兴地说：“这个人能够用圣人的道义抚育我们，真是我们圣人的弟子。”世上做官的人，有的凭借智术，放纵威势暴力，以肆意征取百姓为乐，却不知道施惠于下民；这些人都是百姓的祸害，是君子所厌恶的。如果稍微涉入这种做法，百姓很少有不失去安身之处的，必定会忧惧地说：“我们圣人的道义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身居圣人的故乡，却用盗跖的道义来残害百姓呢？”宗昂学习圣人的道义，应该一定能够在这两种做法中作出选择。然而我仍然这样告诫他，是因为如今选求贤能的人，没有比文学、才干、品行卓异出众更受重视的。宗昂由此科被选拔，那么他立身任职，难道可以只求与众人苟同吗？也一定要卓异出众，这样才不辜负天子的用意和百姓的期望。所以写下这些话赠给他。送杨教谕赴任序 杨继克，字述，今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先生的从孙，也是我的亲戚。他的父亲兄弟三人，长房是我姐姐的丈夫，二房的儿子又与我的儿子结为姻亲；我则同他的父亲自防相交友善，一直到今天。他的先世在宋代有官至登仕郎的人；元代时家业最为兴盛，在名郡大邑之间颇有名声。丧乱以后，他的祖先能够敦本务实，使家业昌盛，所以到今天仍没有失去旧日的声望。克述承受家中富足的余荫，却能日夜勤学，丝毫不懈怠，于是取得乡荐。又在会试中选为教官，赴吏部请求回去完成学业，以等待下次举试，吏部不准，授任温县教谕。我与少傅公都为他年少而有远大志向却不能实现感到惋惜。临行时，我们设酒为他饯行并告诉他说：“克述，你知道教官的职责重大吗？治理天下，以得到贤才为根本；而教官，是贤才由此成长的人。这样看来，治理天下的根本，实际上系于教官，教官的责任实在很重。你以很年轻的年纪，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怎么可以不思考着自我勉励呢？圣人的道义，记载在书中，所以想求得道义的人，一定要从读书开始。老师所教的，正是弟子所学习的；舍弃读书，就没有办法成就学业。” 读书是为了明白道义，把它落实到自身，施行到事务中，亲爱亲人，敬重长辈，充实扩展而达到仁义，使其作用无穷，这样贤才的根本就树立了。由此发而为文章，便都是有德之人的言语。选拔任用这样的人，治理的功业难道会不盛大吗？孟子说：‘高明的工匠教人，一定使用圆规和曲尺；学习的人也一定要依照圆规和曲尺。’如果圆规曲尺所规定的方圆还没有达到，怎么能制作器物而不出差错呢？你从事教导，不要只把言语教给学生，一定要以自身作表率。喜欢安逸而厌恶劳苦，喜欢放纵而害怕约束，是人的常情。如果确实能够以身作教，怎么会有不服从的人呢？你要努力啊！”克述谢道：“先生的教诲是对的。”又请求把这些话牢记在心。刑部主事刘广衡，是克述姑母的丈夫，嘱托我写下这些话交给他，于是写成这篇送行序。赠钟太守赴扬州序 建昌钟君旭，字子旦，与我一同考中永乐甲申进士，授任监察御史。任满九年，升任兴化太守，因忧服离职。今年起复来到北京，改任扬州知府。我曾说，御史虽是七品官，职务却最为重要。当他在朝廷任职时，凡是事务中接触见闻而有不合宜的地方，都可以据此上奏并实行。等到他出巡一道，那么军民的利弊、赋税的征收、刑狱的审判、徭役的缓急轻重、文武官员的优劣，以及米盐等细小而可疑的事情，都要向御史质询后才施行。御史必须依据道理斟酌，按照义理审察，合乎实际情形，并符合人心，然后才能安慰众人的期望。因此，能够做好御史的人，对于各种职务大概没有不能胜任的。子旦做御史时已经有声望，等到任兴化太守又有声望，那么他的政绩美好就可以知道了。如今任扬州知府，扬州是天子京畿以内的郡，地方广大，人口众多，又处于南北往来的要冲，事务繁多而且艰巨。然而让子旦来治理它，就好像王良、造父驾着轻车，策马奔驰在四通五达的大路上，哪里还会知道其中的困难呢？不过我听说，如今的太守，大概就是古代的诸侯。拥有方圆千余里的土地，承担上天和朝廷托付、用来施惠于下民的责任，又是下民所仰望、用来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满足的人，就是太守。《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解释这句话的人说：“百姓所喜爱的，就喜爱它；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它。”这就是百姓的父母。衣食充足，安居田里，能够享受天伦之乐，是百姓最喜爱的；与此相反的，都是百姓所厌恶的。如果已经知道百姓的好恶，却不能使他们的愿望实现，一定是有原因的。做太守的应当求得贤能的县令、县丞，同他们谋划百姓所喜爱的事情，除去百姓所厌恶的事情；即使有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心愿，也应当使他们不至于失望，这样大概才可以做到父母的职责。子旦温厚、简约、稳重，通达为政之道，又有爱民之心；如今扬州有他任太守，是扬州百姓的幸运。他的乡友礼部主事黄振宗请求我写言语赠他送行。子旦难道需要我的话吗？我以这些话作为赠言，是要用古代君子的标准来期待他；舍弃这个原则，就会成为阿谀取悦的话，不是朋友所应当做的。

译赠刘教谕赴任序 刘谕体信，是故吉水的儒家世族，自宋代以来，世世代代都有科举及第、显达的人。如今四川按察副使刘鼎贯，是他的从兄。体信凭明经科领江西乡荐，会试礼部，得到乐安教谕的职务。他一向与我邑的梁楘叔车交游，叔车多次向我称说他的贤能，我心里很看重他，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相见。等到他接到任命前往乐安，便立即屈尊来拜访我；听他的言谈，谨守礼法；观察他的行为，谨守义理。由此我更加相信叔车的话，也为乐安的士人能够遇到这样的人而高兴。于是告诉他说：“世上做教官的人，难道只是凭职位高于别人吗？本来是要用道义来教导他们。人道的大原则，没有比礼义更切要的。礼用来约束内心，义用来衡量事情，内外的道理就都具备了。老师以此施教，弟子以此求学，贤才就会成长，风俗就会美善；这就是国家兴办学校的本意。从前的君子，好比制作器物，开始时加以琢磨，勤奋加工，再加上端正的规矩，就没有不能达到成器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年〕 我在京师三十年，见到的求学者很多，能够不违背礼义的，一定是因为他的老师贤能。如今我看体信就是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替乐安高兴呢？又听说，书是道义寄托的所在。读书是为了求得道义，并把道义落实于自身，这是求学者应当致力的事情。然而致力于此的人大概很少，违背先圣的明确教诲，背诵后世学者的陈旧言论，想靠侥幸应付一切，因此夸大自己的言行而不知道检点，违背礼义而不知道遵循它的人很多。这虽然是做弟子的过错，难道不也是师道的错误吗？上天所生的人才，并不因地域而有差别；聪明英俊、淳朴善良、诚实笃厚的人，乐安未必没有。如果其中有人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体信怎么可以不加意教导呢？端正自己的仪表来率先示范，勤于教诲劝导来激励他们，那么体信的门下，本来就是贤才产生的地方。我既然看重体信，而他的朋友行人曾惟珍又请求我写话赠别，于是把我对他说的话写下来赠给他。” 赠王训导诗序 庐陵王志浩凭明经科领庚子乡荐，今年会试礼部，考中教官选，被授任东筦训导。知道王志浩将离京的人都说：“志浩勤奋敏捷而又开朗通达，他的才干可以有所作为。假使他考中一等，得以在郎官、御史之列任职，那么对于建立功业、办理事务就没有困难。如今却要离开京师万余里，徘徊在岭海之间，做所谓训导的官，难道不可惜吗？”志浩听后说：“那些考中高第、做重要官职的人，是命运如此。如今我所得的职位也是命运如此。只是训导是做人师长的职务，用来造就人才，使他们考取高第、担任要职；既然让我来做这件事，我正努力经营职务还来不及，哪里还有闲暇忧虑呢？”大夫君子听了他的话，都认为他说得对，说：“伟大啊，志浩！可以说是能够安于命运的人了。命运出于上天，不是凭智力可以求得的，只能任其自然罢了。所以君子安处平易之地来等待命运，不羡慕外在的东西。世上懂得这一点的人很少。有人劳累自身、焦虑思虑，冒着危险艰险去求取侥幸，最终仍不能得到，甚至遭受羞辱并陷入危险，这是有的；正是君子所叹息的。” 志浩这番话，不也是君子的话吗？” 况且教官是贤才的根本，贤才又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他的责任本来就很重大。圣贤的道义落实在自身，然后发为文章；做弟子的依照它、效法它，时间久了就会受到感化。因此，师道树立，贤才就会兴盛；贤才兴盛，治理之道就会隆盛，风俗也会美好。志浩能够安于命运，又想着勤勉地经营职务，难道不远胜过一般人吗？况且如今的教官，本来就有进入朝廷担任近侍、执掌风纪宪法，进而出任方面大员、位列六卿的，比比皆是。他们当初在诵读经书、钻研学问之时，也未曾谋划这些，不过是命运自然如此罢了。志浩年纪正壮，怎么知道他不能像这样安处平易之地，等待时机到来呢？于是大家都写诗赠他送行。翰林编修尹凤岐拿诗来请求我作序，所以我按次序叙述这些道理并为之作序。抑庵文后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抑庵文后集》卷十二，明王直撰序 赠云南按察副使徐君序 国家设置提刑按察司，是为了考察在外任职的各级官吏。凡是官吏贤能与否、百姓的安乐与忧苦、事情治理得好与不好，都可以由它依职权办理。按察司有使、副使、佥事。使虽然地位尊贵而且专掌其事，却不能亲临各郡县；只有副使、佥事才分道巡行。因此对于官吏的贤否、百姓的休戚、事务的治理情况，都可以精细考察并审慎施行。任按察使的人彼此同样判断好恶，公正判明是非，考核、举荐、黜退、劝勉都恰当明确，那么何必担心官吏不贤、百姓不安、事务不能治理呢？天下凡担任按察职务的人，职责都是如此，而距离京师遥远的地方尤其紧要。因为地方遥远，人容易放纵，法令容易松弛。这样还想使官吏全都贤能、百姓全都安定、事务全都治理好，就困难了。云南距离京师万余里，大概是最远的地方。那么它的弊病，难道不会有如前面所说的那些吗？按察司所承担的责任，难道不是更加紧要吗？居于这个职位的人，应当怎样谨慎啊！如今圣明天子精心治理政务，谋求兴起太平，担心官吏不贤而百姓不安、事务不能治理，所以颁下澄清淘汰的命令。而他所托付的重任，就在按察司。既然官职以按察为名，即使没有这道命令，也应当奉行职务去办理，何况如今更有这道重命令呢？那么奉行这道命令，就应当更加严肃而谨慎。精确衡量，谨慎掌握尺度，那么轻重长短就没有能够违背标准的。使在郡县任职的人没有不贤能的，百姓就没有不安定的，事务也没有不能治理的。这是上面所倚重的，也是下面所希望的。我曾因此思考，认为实现大治的根本就在这里。只是还担心有人衡量轻重长短失当，使合宜的结果无法安慰上面的倚重和下民的期望。可是这只是愚人的过虑。监察御史徐廷谟经过三次考核，因政绩最优升任云南按察副使。廷谟持守风纪操守，明白大体；他出入朝廷内外，整饬振举法度，激励清正、抑制贪浊，早已有了声名。如今前往任职，履行按察职责大概并不困难。因为乡友尚宝少卿袁忠彻请求我写话赠给他，所以又写下这些话。廷谟或许也会从我的话中有所取法吧？

译赠李与绅诗序 江西上游各郡，距离北京七千余里，而输送到京师粮仓的赋税，大半都出自那里。粮船沿江而行到达淮河，水道都深而宽，适宜舟船通行。从清河以北到临清水一带，河道都浅而滞涩，而公私船只往来，密集得像刺猬的毛。上溯洪水以及通过上下各闸时，必须一只船一只船依次前进，每每空耗十天半月才能通过，而且又常有冲击漂没的忧患。其危险艰难，可以说极为严重。近年河水泛滥，从宿迁沿着支流，经过睢水到达汴水，又转向从张秋流出进入卫河，可以直行而没有阻滞。然而那里多是荒僻之地，南方人没有走过这条路的，大多怀疑它，往往仍沿旧道而行，冒犯险难，耗费一两年时间。如果不是一心为公而且能明察时机、果断决策的人，就不能改变这种做法。新淦人李与绅，是世家子弟，喜好学习而擅长文章。有司因为他家资丰厚，推举他为万石长。于是他负责督运来到宿迁，苦于旧道危险艰难，便对众人谋划说：“赋税出自百姓，用来供给国家，并不是我个人的私物。如果沿旧道而行，难道不只是耽误时间、延误公事吗？一旦发生意外，又怎么对得起百姓的力量呢？从前的君子谋划事情，只要有利于上下，就会采用。由此路前进，或许可以成功吧？” 随行的船共有二百余艘，他找到一个平常往来此地的人，给他工钱，让他做向导，始终没有丝毫差错。到达京师后，全部粮食都登收入公仓了。后来听说从后面来的船队，仍然不能渡过济水。天气已经寒冷，河水将要结冰，他们什么时候能到，大概还没有日期。如果不是与绅一心为公、能够明察时机并果断决策，怎么能做到这样呢？于是与绅的姻亲陈素徽，正由延平教授赴京参加选任，便同与绅平时交厚的人一起斟酒祝贺，又请求作诗来使他的归来更加光彩，并请我作序。我是泰和人，泰和的粮运都沿旧道而行，从来没有能够到达的，我怎么能不为与绅高兴呢？京师是百万人口聚集之地，而粮饷是京师存在的根本。所以每年一定分派大臣前去督运。然而因为误期获罪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至于拖延很久仍不能完成的，大概更多。即使道路危险艰难，难道又能让人人都像与绅这样吗？可是我听说与绅所走的道路，也有很多地方浅而滞涩，只是到了秋雨时节，才漫溢成为洪流。与绅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大概也因为赶上了时机。与绅回去后，应当告诉各位负责粮运的人，使他们都及时努力。这样上面不辜负国家的赋税，下面又可以减轻百姓劳作的负担，难道不是仁人的用心吗？所以为这些送行诗作了这篇序，共若干首。送陈叔达归毘陵序 当今皇帝在位，振作精神谋求治理，下诏天下举荐贤才。于是毘陵以陈浚、字叔达应诏；他到了京师，朝廷将要任用他，但他以母亲年老恳切辞职，获准回去奉养母亲。刑科给事中张守信等人与他的侄子陈常同朝为官，赞赏叔达的志向，于是共同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我回忆太宗皇帝时修撰《永乐大典》，征召天下名儒。叔达的伯兄济孚、伯载以平民身份进入馆阁，不久授任春坊赞善，担任总裁；他们学问广博、品行淳厚，受到士大夫推重。他的兄长洽孚、叔【缺字】任吏部侍郎，在交趾之战中有功劳，升任兵部尚书，后来终于死在任上。我私下任职翰林已经很久，所以曾同两位君子相交，有文字方面的交往。如今虽然还没有同叔达交往，难道能吝惜对他说一句话吗？君子对于道义，少年时就学习它，壮年时想要施行它；然而其中还有义的原则，义是用来裁定出仕或退处是否合宜的。人的道理没有比君亲更重要的，然而要同时尽到两方面的责任实在很难。既然侍奉君主，就不能因为私事而顾惜自己；如果父母年老而需要奉养，难道又可以贪恋荣华而不离职吗？应当做官却顾念私情，就损害忠；应当奉养父母却贪恋荣华，就损害孝。君子面对这种情况，也只是用义来衡量罢了。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专意趋向什么，也没有专意拒绝什么，只亲近合乎义的。”处理事情而用义来衡量，本来就是圣人所赞许的。叔达的兄长既然已经竭尽忠心报效国家，那么终身奉养母亲，本来就是叔达应尽的责任。辞去荣华而归养母亲，难道不是合乎义吗？既然如此，叔达大概也是圣人所赞许的人吧？古代有一个叫吴起的人，为求取官职而抛弃母亲，君子非难他。后世像吴起这样的人并不少。自身处于富贵之中，而父母却不能满足口腹身体的需要；这种人对父母尚且如此，怎么能指望他忠于国家呢？这就是我看重叔达的原因。叔达回去以后，将来如果把侍奉父母的心移来侍奉国家，那么忠孝不也就同时尽到了吗？有庆堂诗序 君子要使自己的家族世代延续，并不是苟且求成，只是致力于行善罢了。把善行积累在自身，难道是为了经营家计吗？然而这样往往会使家族昌盛，这是上天用来佑护善人的方式。上天不可预期，古来如此；但行善的人，上天会佑护他。君子不要求上天一定如此，只求自己一定行善。既然专心行善而获得上天佑护，那么上天大概就可以预期了。《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确实知道它是这样，难道这不是天道的证明吗？浮梁戴氏，正是所谓以行善来使家族世代延续的人。戴氏从晋代中书侍郎戴防开始，南渡后家居建业，到唐代又迁徙到新宋以南。钱塘县令戴璋，又把家迁到浮梁。从戴防到今天，兵科给事中戴弁，历经若干世代，以儒学入仕的并不少。给事中的祖父东山先生，兄弟都通晓明经、品行笃厚，未及出仕便去世。他的父亲嗣安先生，年近七十，以善行闻名乡里；他的母亲也贤淑善良而有礼法。给事中兄弟七人，因父母同享高寿而高兴，建堂奉养他们，请求我为堂题名。嗣安先生认为今天能够昌盛发达，都是祖宗积善留下的余庆，于是取《易》中的话命名为“有庆之堂”，其中含有承继先人、启迪后代的意思。京师士大夫都作赋写诗，并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我说，善是上天的道；行善是人的道。人的道尽到了，天道就会回应。善是根本，福庆是结果。然而说善要“积”，是说把善聚集起来并拥有它。从大的伦理关系直到万事的道理，都亲身践行而实际得到，这才可以说是积善。积累得深厚，留给后代的福庆就更加长远。长江发源于岷山，汇合蜀地各条河流，流出三峡成为荆江，又汇集沅水、湘水、汉水、沔水，汇入洞庭、彭蠡的蓄水，浩荡绵延，向东流入大海，万古不息，是因为它的源头根本深厚。戴氏先世以积善为务，已经把福庆流传到今天了。如今积累善行来留给后代的，难道不也应当从这个道理中得到启示吗？给事中兄弟都谨慎行善，尤其对各位子弟恳切地以善训导；“有庆之堂”的洒扫和继承也会后继有人。所以我为这些诗作序，也使观看的人有所感发而奋起。

译送萧县丞思敬赴慈利序 思敬是我的同乡。他很早失去父亲，却能够自立。他侍奉母亲很孝顺，对兄弟尤其友爱深厚。他出外任职以来，凭才干著称已经很久了。在北京滞留又有十年，许多名公大人都知道思敬；因为我是他的乡亲旧友，来往尤其亲密。思敬通晓法律，而内心十分平和，不肯罗织深文、巧加诋毁。他在刑部审阅奏牍一年，刑部长官以及各位郎官、吏员，也都认为思敬没有害处，大家都爱护他。今年参加选任，吏部正值圣明天子振作精神谋求治理、兴隆太平事业之时；皇上希望百姓都能安居田庐，乐于生存、安然送终，不因迁徙而失去安身之处。于是大臣提出建议，凡各郡县都增设一名官员前去安抚。思敬得到慈利县丞的职务。有人说，以思敬的才干，不在重要而事务繁剧的地方施展，却让他在小县任县丞，恐怕不是适宜的安排吧？我的看法并不这样。上天生育这些百姓，一定要设立君主来统治他们；君主不能独自治理，于是设置官员来分担治理。因此，治理百姓本来就是上天特别重视的职责。国家圣圣相承，德泽遍及天下，百姓安定已经很久了；而今还要使他们更加安定，这是天地生生不息的心意。况且人谁不愿意安定生活呢？有的人没有安定下来，不正是因为内心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吗？思敬承受上天所赋予的重大职责，体察圣上的盛德，前去竭尽自己的心力，求取百姓所希望的事，并把这些都推行给他们，那么百姓安居乐业，就好像大山上又加以维系一样稳固。哪里还会有失去安身之处的忧患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把这种职责同居于要职、治理繁剧事务，只求尽展一天的长处相比，轻重是可以知道的。思敬要努力啊！而且我听说，《周诗》说：“和乐平易的君子，难道靠强力来教导人吗？以和顺使人喜悦安定。”《汉史》所称的循吏，是说上顺从国家的法令，下顺应百姓的心意。这是后世治理百姓的人应当效法的。思敬还应当虚心自守、洁身自持，以古人为老师和法则，不要像那些拘谨浅陋的人那样做，这样就可以有助于实现皇上的心意。所以作序送他，并姑且等待将来考察他的成效。赠郑太守诗序 宣德五年十一月，刑部主事郑君珞、字希玉，出任宁波府知府。了解希玉的人舍不得他离开，说：“希玉端庄沉静而有操守，深厚稳重而能决断。凡是交给他审理的案件，他一定公正判明是非，不肯任凭感情轻重处理。从卿佐以下的人都认为他贤能，说：‘像希玉这样的人，本来适合留在刑部，为什么要出任一郡之长呢？’”我说：“你们认为端庄沉静、有操守，深厚稳重、能决断的人，只适合审理刑狱吗？还是认为做郡守的人不一定要这样呢？天下各郡，地方都方圆千余里，百姓不下数十万人。治理它，如果不是这样的人，百姓能够有谁使他们得到安身之处吗？圣明天子深切爱护百姓，担心治理百姓的人不能得到贤能者，于是命令藩司、按察司大臣考察并淘汰不称职者。他们之所以被黜退，不是邪僻躁妄，就是轻浮暴刻，丧失操守而判断错误。所以命令各位大臣谨慎选择贤能者来任用。所担心的正是得不到端静有守、沉厚能断的人；像希玉这样的人，本来就应当让他做郡守，那么方圆千余里之内、数十万百姓就会没有不能自得其所的。为什么说他不可以呢？况且刑狱之所以繁多，都是治理百姓的人不能端静守持、深厚决断造成的。百姓有欲求就会争夺，争夺而不能平息就会诉讼；在上面治理他们的人如果都是那样的人，案件聚集到刑部而纷纷不断，就是理所当然的。假使希玉留在刑部，他所能审理的案件有限；如今守一郡而尽心治理，那么一郡的狱讼就会平息。天下各郡的长官都能这样，刑部的案件难道还不能逐渐清理减少吗？大概做郡县长官，才是治理教化的根本；那么希玉离开刑部，可以吗？难道不可以吗？古代所说的循吏，是说奉行职务、遵循事理，不崇尚威严而治理，端静深厚，有操守而能决断。希玉将要成为循吏，为什么不可以呢？”说话的人无法驳难。适逢前往宁波任职的监察御史徐训、河南按察佥事郑雍请求我写文章赠行。我想可以告诉希玉的，没有比这些话更简明的了，于是写下赠给他。赠梁同知赴徽州序 永乐十年，思南、思州两地的田氏因叛乱暴虐而被处死，当地人请求像内地治理那样设置官吏，使他们逐渐受到圣人教化，沐浴皇恩，于是开设贵州布政司，把当地分为八府，慎重选择良吏前往安抚。我朋友梁君仲楘得到新化同知的职位，以宽厚仁惠治理，郡中百姓因此安定。当时其他洞的苗民不安定，掌兵的人准备把他们全部消灭，传檄命仲楘带民丁随军。仲楘说：“蛮夷还没有受到教化，如果以恩义前去晓谕他们，应当不用烦劳军队就能平定。”后来三十六洞都归顺教化，仲楘同他们约定，让他们全部遵守法令，众人都高兴地服从，军队于是停止行动。于是大家都认为仲楘能够爱护百姓，交口称赞他。贵州评论文学的人，也推许仲楘。洪熙初年，修撰太宗皇帝实录，下诏天下把事状备文上报；贵州方面由仲楘主持，他所论述的事情都详细真实，士大夫认为很难做到。有人说各郡事务简少，应当裁减人员，按惯例仲楘应当改任别官，郡中百姓想留住他，却不能如愿。后来他在吏部等待次序，又因精选人员而被派到浙江督促赋税，既不苛刻，事情又能办成。唉，仲楘的才干品行如此，这样的人难道很容易得到吗？如今他奉调到徽州，徽州是京畿以内的地方，是朱子的故乡；那里诵读诗书、学习礼义，而且物产丰富，号称富饶，百姓衣食已经充足，所以风俗淳厚美好。仲楘有爱人的仁德，又加上文学方面的美好，到了那里，难道会有不适宜于此地的吗？他的治理教化大概会有不劳而成的效果。然而如今的法令规定，凡是做官的人任职三年考核一次，三次考核便决定升迁或黜退。仲楘在郡中将近九年，距离升迁不远了。我担心徽州人想留下他，到时又会有不能留住他的叹息。然而《甘棠》的诗，是在召公离任之后作的；仲楘如果还加恩惠于徽州百姓，使他们能够歌咏他的德政而不忘记，那就好了。所以我在他出行时作序送他，也借此让徽州人知道仲楘不是苟且任事的人，并借此表达勉励他的心意。仲楘名辀，是我的同乡，曾经一同在乡校游学，我们相知最深，就是这样。

译赠耿指挥致仕归镇江序 镇江卫指挥同知耿兴，字自然，守卫镇江已经很久，军政闲暇安和，百姓因此安宁。今年因患病上报，请求让他的儿子耿祯代替他，朝廷答应了。自然已经交还职务归乡，凡是与他相互爱护、交情深厚的人，便通过我的朋友何彦澂请求我写文章赠行。自然是泗水人，开国功臣耿再成公的孙子。当初太祖皇帝受上天之命，在濠梁起兵，一时豪杰如云聚集、如影随从，耿公最以忠勇著名。他曾跟随皇上平定江南，攻下浙东，多次凭战功授官，做到江南分枢密院判官，镇守处州。壬寅年，他与苗寇交战，死于阵中。洪武丁巳年，朝廷追论功勋旧劳，追赠耿公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护军、镇国上将军、佥大都督府事，追封泗国公，在京师享受庙食。四年后，才任命耿公的儿子耿岷为苏州卫指挥同知，他就是自然的祖父。耿岷镇守苏州二十年后去世，自然继任，历经三十多年，才交还职务，由儿子耿祯代替。这样，耿氏享有爵禄已经四代了。自古以来，豪杰之士奋不顾身以成就功名、取得禄位，都是希望能够惠及子孙并延续长久；然而传到第二代就失去的，很多。子孙不肖，不思念前人创立基业的艰难，反而毁弃忠孝之道。泗国公受到太祖的知遇，竭尽智力经营四方，直到战阵中捐躯，他的功业十分伟大。朝廷封他为上公，列入宗庙祭祀，又使他的子孙荣耀显贵，朝廷的恩德真是深厚了。竭诚侍奉君主，内心没有丝毫保留，叫作忠；深切思念父母，时时想着不使他们受辱，叫作孝。只有忠孝兼备，才能相继传承而无穷无尽。自然退休之后还训导他的儿子，使他们能够光耀前人、造福后代，这怎么可以忘记呢？古代实行忠孝之道而光耀久远、声名显著的人并不少。耿氏如果世世代代笃行忠孝，就能成就并延续这份美德，即使传之后世无穷，也完全可以。诗经说：“快乐的君子，保佑安定你的后代。”这正是说自然。又说：“子子孙孙，不要废止而长久继承它。”这正是祯等人应当努力的。所以写下这些话赠给他们。赠王太守赴云南诗序 从前谈论治理天下的人，大都把重任寄托在郡守身上。郡守，是吏民的根本。郡守贤能，那么他所施行的政令就都会贤善，百姓也能受到他的恩惠。汉宣帝曾说：“百姓之所以能够安居乡里，是因为政事公平、诉讼得到合理处理。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难道不是贤良的二千石官吗？”宣帝振作精神治理天下，对政务的考核非常精细，对官吏的督责勉励也十分严格。当时官吏都能称职，百姓都能安居乐业，那么各郡郡守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天下后世大多称颂黄霸，等到考察他的德行，不过说他“温和善良而谦让，外表宽厚而内心明察”罢了。至于他的施政，不过是宣扬皇上的恩泽，关怀鳏寡困穷，发布教令劝导百姓行善，防止奸邪，督促耕桑，节省财用，勤于蓄养而已，并没有什么超越世人、异乎常人的事。他与严延年一类人相比，那些人威严尊贵、声望显赫，命令一出便能禁止一切，他似乎远远比不上。然而黄霸在当时受到褒奖显扬，后世又这样广为传播，由此可知郡守应当致力的事情，确实在这些方面而不在那些表面的威势上。后世做郡守的人，大概有许多想成为严延年那样的人。贪墨而败坏官职，谄媚而使自身受辱，阿谀圆滑而纵容奸人，苛刻急迫而使百姓受害的，也有不少。像黄霸这样的，大概很少，这正是君子所叹息的。如今皇上仁慈圣明，专心于养育百姓，诏书屡次下达，免除拖欠的租税，减轻重税，减少徭役，又多次派遣大臣询问百姓的疾苦。皇上又慎重选择郡守，颁发玺书加以奖勉，他反复叮咛并交付的事情，全都是施行仁政。倘若真能像黄霸那样把这些政令宣布到下面，并且勤勤恳恳地去实行，那么百姓哪里会有不能安居、政绩哪里会有不显著的呢？这正是皇上的愿望，也是众人的期望。安成王君贵庄任监察御史，任满九年，因为政绩最优而破格升任云南太守。贵庄宽厚端庄稳重，他存于内心的志向、施行于政事的作为，早已受到人们称赞。他要实行黄霸的政道，应该没有什么困难。至于做郡守可能出现的过失，如前面所说的那些，或许不会发生。能否符合皇上的愿望和众人的期望，就看他自己了。他将要出发时，学士大夫都作诗为他送行，我则把郡守所应当做的事情写出来，作为这篇序言，这也是对他的极大期望。

译赠主客郎中李君赴南京序 郎官一职，汉代设置，分掌尚书的事务。起初称为守尚书郎，任满一年称尚书郎，凡事都由尚书作出决定，他们只负责接受成命而已。至于诏令、典册，也都出自他们之手。他们入宫当值时，官府供给褥垫、被帐、青缣白绫被，大官供给食物，侍史拿着香炉并替他们护持衣服。在殿中上奏事情时，他们口含香料以使自己保持清香，是最为华贵重要的官职。魏晋以后，郎官人数多少不一，但都属于当时最清贵的选任，被称为大臣的副贰。国朝沿袭这一制度，其职权尊贵崇高，与大臣相差不远。士人做到郎中，大概可以说是荣耀了。我的朋友李君子谭，是庐陵的俊秀人才。他起初取得乡荐，进入太学，擢升授任行在刑部主事，以详慎著名。任满九年，升为刑部广东清吏司郎中，不久改任兵部武库司。那时朝廷命令出师，选择有才干的大臣掌管幕府事务，恰逢阳武侯薛禄出戍边疆，便命令子谭与他一同前往。回来以后，改任工部虞衡司；今年代任者回来，又改任礼部主客司。以子谭的才干，历任郎署官职，前后四五次担任正郎，已有十年，不知古人中长期处在这样华贵重要职位上的能有几人？这样看来，子谭的荣耀也够盛大了。我听说西汉设置郎官时，尚书有客曹，专门掌管外国夷狄事务。光武帝时分为南主客、北主客，魏代设南主客，晋代又分为左、右南北主客。后来有时分设，有时不分，官名也有不同。唐武德年间以来，才专门设置主客官，又称郎中，其职掌仍与从前相同。如今皇上的仁德如同上天，覆盖远近各地，四方夷狄天天都有来进贡的，任主客官的人能够凭借自己的职掌参与其中，亲眼看见太平一统的盛况，这与其他官署相比，不是更加荣耀吗？子谭如今任南京主客郎中，凡是西南各夷前来朝见的，都由他主管，然后再引见到北京。子谭虽然已经通达显贵，难道还不应更加谨慎吗？如果使圣上的德化更加充盈，使远方之人更加归附仰慕，使他们奔走而来、仰慕仁义的程度超过从前，那么子谭的职责就尽到了。今后进而辅佐大臣、担当重任，也是可以期待的。行在礼部与子谭同僚的人，请求我写文章赠行，所以作了这篇序。赠四川按察佥事茆维扬赴任序 维扬是慈谿人，起初考中乙未进士。他的乡里前辈、现任国子司业的陈先生，曾在翰林院与我共事，多次称赞维扬贤能，而我还没有机会认识他。后来维扬被擢升授任广西道监察御史，很快便有了名声；调任四川道后，声名更加显著。我常想，自己长期在京师做官，像维扬这样的人就在身边，却不能与他见上一面，这是多么难得的机缘啊！今年维扬以三次考核成绩最优，升任四川按察佥事，将要出发。他的贤能同僚请求我写文章赠行。十多年以前就彼此知晓，却始终没有得到一次当面相遇的机会，如今用文章相赠，哪里能够完全表达我的心意呢？然而也不能推辞。国家设置官职治理百姓，制度已经很完备了；但所倚重的只有风宪官，因为纲纪法度都系于他们身上。纲纪如果不能振作，法度如果不能修明，却想使百姓各得其所，就很困难了。贪婪暴虐的人居于官位，奸诈狡猾、豪强横暴的人得志，正是纲纪法度因此紊乱的原因。担任风宪官的人，应当广泛听察，严格纠察举劾，一概以公正裁断，使这类人都不能成为祸害；这样以后，百姓的赋税才会公平，徭役才会均平，是非曲直才不会失其宜，富人能够保有自己的财产，贫人也能够安定生活，治理之道才算成功。风宪官所受到的倚重，大概就是这样。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只把审决案件看作风宪官的职责，因而不了解其真正重要之处，往往在这件事上自以为满足，岂不是只举出细枝末节而遗漏了根本大事吗？维扬做御史已经很久了，大概能够知道真正重要的事情。如今他把自己能够大力施行的事情集中起来，专门在四川施行，这是四川百姓的幸运。然而我听说四川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任官者是否都贤能，不能确定。奸诈豪强的百姓，舞弄文辞、巧言诋毁，傲慢凶狠而好争讼的，也到处都有。振兴纲纪、修明法度，维扬应当更加用心。使耳目不受蒙蔽，举措不带私心，除去那些造成祸害的因素，使百姓得到安宁，那么国家倚重他的本意就实现了。维扬治理四川道已经很久，他的威令一向能够推行，声誉也一向显著，我知道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困难。姑且把我所见的写成这样，作为赠行序。赠年景和序 国家任用天下的人才来振兴天下的治理，又采用有虞氏考核政绩的办法来考察勉励他们。如果能够称职，就进一步推恩于他们的父母。考核功绩是为了劝勉忠诚，推恩于亲属是为了劝勉孝行。这种制度在有虞氏时代还没有完全实行，而圣人的仁德施及臣下，已经远远超过古代了。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又遇到这样的机缘，难道不是非同寻常的幸运吗？凤阳年君景和，现在任行在吏科给事中。他是富的父亲，喜爱善行、乐于义举，笃实地教导儿子。因此富凭借明经取得乡荐，分教德平县学。任满九年，受到选拔，任职于殿廷，能够勤勉谨慎地履行职责，天子认为他是六科中最优秀的。亲近皇帝、掌理机要的职位不可任用不合适的人，必定要由尤其贤能的人总领其事。于是调富掌管刑科，他更加尽心尽力、毫不懈怠，从容地处在宫禁之中，周旋于法度之间。考核之后，皇上认为他称职，便推究其根本而恩及父母，封景和为吏科给事中，并赐给他敕命。当时景和正在京师就近奉养儿子，于是父子一同入朝谢恩，服饰相互映衬，一同进退，光彩照人，朝廷上的士大夫无不以此为荣耀。景和接受敕命后，将要再回凤阳，凡是与富同列的人都相继请求我写文章赠行。我说，国家推恩于群臣及其在世的亲属，这样的事是有的；但有的人因为年老衰迈，有的人因为山川阻隔遥远，以至于诏命送到时已经足以成为荣耀。像景和父子这样一同在朝廷接受册命，轰动人们的视听、引起人们羡慕的，大概千百人中只有一两个，难道不是更加荣耀吗？不过，诗经不是说过吗？没有一句话不应得到酬答，没有一种德行不应得到报偿，这正是君子应当记在心上的。如今推恩的典制，是有虞氏时代还没有实行过的。景和父子既然已经接受了，那么用来图报的行为，怎么能够把自己当作平常人呢？父亲更加以忠孝训导儿子，儿子更加以忠孝自我勉励，使父子之道、君臣之义都尽善尽美而不愧于古人，那么年氏的荣耀，难道只有这一点吗？所以作序赠给他们，并加以勉励；同时也让他们乡里的人知道，想来其中也会有人羡慕而奋发起来。

译东轩诗序 《东轩诗》若干首，是士大夫们为罗履魁所作的。履魁是庐陵人，他的祖先从印岗迁居大安，世代都以诗书著名。到了履魁，更加聪敏好学，在住所的东面建了一间小轩，聚集书籍数百卷，又在轩前杂种花卉。履魁读书、奉养父母以及与宾客谈论，都在这间轩中。因为它位于东方，又面向阳光，所以命名为“东轩”。今年他来到京师，请诸公作诗，又请我写序。士人安身立命，大概一定要有藏修学问的处所、燕息休息的居所，使身体得到安宁、志趣得到快乐，然后才能竭力遵循先生的道理，并把它施行在侍奉父母、敬爱长辈之间。如果风雨不能排除，忧闷不能解除，即使勉强去做事，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但又怎么能长久而不厌倦呢？这是人的常情。从前做士人的很多，有的人住在宽敞的屋宇、丰盛的厅堂中，却不能借此帮助自己求学；有的人住在简陋的巷里、贫困的屋舍中，反而能够做到，这就要看他的志向如何了。虽然如此，有志于学的士人也很多，有的人奔走于世俗事务的役使之中，于是远离了道德的境界。像筠州的东轩，如果只足以使人哑然一笑，难道不又是因为时机不同吗？我由此知道，士人有了求学的条件，还尤其要有求学的志向和合适的时机。像履魁，可以说这些条件兼而有之。履魁来到京师，正逢圣天子即位之初，深厚的仁德涵养天下有志之士，使他们无不洗涤磨炼自己，想在当时贡献力量。履魁也正是有志之人。大地有四方，东方居先；上天有四种德性，元德居长。大地的东方、上天的元德、时令的春天、人的仁德，彼此相应。履魁有志于学，又居住在这座东轩中，希望他能够由此扩充同类的意义，达到最高境界。能够不断充实它，士人的道路就获得了。因此我为他作序，并逐一说明其中的道理，用来帮助成就他的志向。送潘教授序 潘先生名畿，字民止，担任翰林检讨二十多年，年纪已经七十岁了。当今天子即位，广施恩惠于臣民，先生因年老多病请求辞官。皇上怜悯他，不愿让他再劳累处理政事，又不愿断绝他的俸禄，于是让他回乡担任温州府学教授。他乡里的士大夫都替先生高兴，嘱托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我认为君子侍奉皇上，只是尽自己的心力而已；但如果力量有所不能完成，也不过是让皇上知道自己的诚意罢了。皇上对待君子，也只是尽到礼数而已；如果对方的力量有所不能完成，也不过是加以恩惠罢了。臣下以诚心侍奉皇上，就不会有旷废官职的过失，也不会有《伐檀》诗所讥刺的情形；皇上以恩惠对待臣下，就不会使臣下失去安身之所，也不会有《权舆》诗所叹息的情形。这就是所说的上下交相融洽而形成太平。到了后世，君臣之义有所缺失，臣下侍奉皇上不以诚心，所以有一生窃取俸禄而懈怠职事的人；皇上对待臣下不施恩惠，所以也有尽心尽力做官却无人顾念的人。这难道不是上下不相交而形成否塞吗？因此君臣贵在彼此相遇。先生遇到圣明的皇上，想尽忠而力量不能完全实现，于是皇上知道了他的诚心；皇上也怜悯他的志向而加以恩惠。这是千载难逢的良好际遇，正是所谓上下相交而形成太平的时候。那么，他乡里的士大夫怎么能不替先生高兴呢？不过我听说，古人到了七十岁退休回乡，就用自己的道理教导乡里的子弟，等待他们德行成就后选拔任用，何况先生如今接受了教授的职任呢？那么，成就一郡人才、厚植当地风俗，确实就是先生的职责。我又替他乡里的子弟感到高兴了，所以写文章为他送行，使他们知道先生受到皇上的恩遇，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实在难得而值得欢喜，同时也期待他的教导能够取得成效。送龙公常大使之崇安序 公常是我泰和故家的后辈，与我相处十多年了。前年冬天我和他一同上京，乘同一条船同行，历时三个月。到了京师，早晨前往，晚上回来，我们一起谈论道德，讨论政事的适宜做法，间或饮酒相娱，唱歌呼喊、纵情说笑，快乐到了极点。他的言谈举止，没有一样不是我所喜爱的。但不只是我喜欢他，凡是认识公常的人，大概没有不喜欢他的。我曾私下说，公常年少英俊，胸怀远大进取的气概，具有敏捷通达的才干，假如得到任用，应该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胜任。如今却只得到崇安县递运大使的职位而离京，凡是与他相知的人都替他惋惜；而公常却安闲自得，没有一点不满的意思。我问他原因，他说：“希望职位高而厌恶事情不能完成，是人的常情。然而最终处在低位而不能凭自己努力达到高位，是命运。我曾向先生长者求学，懂得了命运的道理。应当顺应形势的自然，不要用人为的举动去损害它。我如今所得的职位，难道是偶然的吗？这大概就是所谓命运。但怎么知道退到极点并不是进取的起点呢？况且我的父母年老了，如今在南方得到俸禄，可以实现早晚奉养，而职务也没有荒废，那么对我个人的打算来说已经足够了。怎么可以因为职位低微而厌恶它、忧愁不安呢？” 我听了很赞许他。职位的高低，确实可以说是命运；但君子处在其中，也有应守的义理。职位尊贵，就希望自己的道能够施行；职位卑微，就只求把职责尽到。职位尊贵而道不能施行，哪里比得上处在卑位而尽到职责呢？孔子曾做过乘田、委吏，也说过“会计要做得正确，牛羊要养得肥壮”，难道他会厌恶职位低微而毁弃职责吗？何况那些不如孔子圣贤的人呢？自身不如孔子，却因厌恶卑位而败坏事情，这不是妄人吗？公常可以说是安于义理和命运的人了。安于义命，是君子的道路。况且我听说，君子做官，贵在取得俸禄来奉养父母。所以俸禄只有三釜而能够及时奉养父母，就一定会感到快乐；俸禄即使有千钟那么多而父母已经享用不到，内心也会悲伤。公常的父母年老，俸禄虽然微薄却能够用来奉养他们，那么他的快乐就可想而知了。千钟的丰厚俸禄，怎么能换得这种快乐呢？又怎么知道他以后不会达到那样的地位呢？士大夫听到我的话都为他高兴，纷纷作诗赠给他。我便把这些话写下来放在诗篇开头。

译送方经历序 国家设置军队和卫所，以防备意外，通常任用有功的臣子为指挥来统领他们，教导他们行阵、坐作、进退、击刺的方法，考核他们的器能，选拔精壮之士，以备一时任用。至于军务的缓急、钱粮的出纳、兵器的整治，以及一切文书往来，则由经历掌管。凡是朝廷在各卫有所事务而派人前往督办的，一定要向经历责成。统辖他的上级大臣，以及因事而来的郎官、御史，也都向经历询问。这一职务极其重要，事务也极其繁多。一个七品官，职任竟如此重大，如果不是才智杰出、老练成熟的人，不能胜任。因此如今到吏部候选、应当得到七品官职的人，大多担心做卫经历，只有才智杰出、老练成熟的人才不把它当作难事。莆田方君定得建阳卫经历，神色安然自若。我看他在这个官职上已经三次升迁，所经历的事务很多，正是所谓才智杰出、老练成熟的人。职务虽然极其重要，事务虽然极其繁多，又怎么足以使方君劳累呢？君子做官，不把职位晋升看作难事，却把不能尽到职责看作忧患。如果确实能够尽到职责，那么起初职位虽低，后来一定会进至显达荣耀的地位，就像逐级登阶一样，自己越发尊贵，别人也越发敬仰。如今方君的品秩虽然还不算很高，我知道他将能从容胜任这项职务，那么日后进至显达荣耀的地位，又怎么能够估量呢？我的同僚、翰林检讨黄君寿生，与方君是同门，也都是我的亲戚。欧阳允贤是方君在莆田任教授时的高等弟子，因此方君来到京师，特别与他的弟弟监察御史允和相互亲爱深厚。我也因此认识了方君，他对我同样亲爱。像方君这样敦厚重情的人，哪里容易多得呢？他将要出发，于是我写下这篇序为他送行，既是为了赞重方君，也是为了庆贺他的统帅得到贤能的助手。赠陶佥事序 当初陶君得温任吏科给事中时，他的朋友余君正安与我同在翰林任修撰，我因正安才认识他。他言谈诚恳谦和，进退一定遵循礼法，我心中十分敬重他。当时六科任给事中的人，都很称职，但人人都说得温办事敏捷而自守谨慎。他执笔在皇上身边侍奉时，我也没有见过他有什么过失。由此我更加敬重他。后来我因居丧在家，得温任期届满升任福建按察佥事，我听说后更加为他高兴。我想，得温在朝廷任职时，已经有这样的建树，难道到了外任就会有不适合的地方吗？永乐壬寅年，太宗文皇帝担心有关部门使百姓受害，派遣大臣前往巡察，刑部侍郎杨君勉负责福建。杨君聪明明察而刚强果断，喜爱善人、憎恶恶人，当时对于方面大臣很少宽贷，却急切称赞得温能干。到了今上即位，大规模整顿百官，又派御史考察官吏，于是又称赞得温，认为他适合任职。得温确实可以说比一般人贤能。靠矫饰伪装来博取名声，偶尔做到一次还可以，却不能长久实行。如今得温屡次受到巡察，屡次获得好评，不是真正比别人贤能的人，能够做到这样吗？福建有府八个，有县五十个，那里百姓难道只有几十万吗？在那里任职的官吏果真都贤能吗？如果不贤，却居于百姓之上，百姓难道会不因政事受害、政务难道会不废弛吗？这样还想使治理之道成功，能够做到吗？所以按察司就是要辨别官员的贤能与否，进退取舍他们，以成就治理之道。它的职任确实重大。古代谈论治理的人，大概说关键在于知人、安民。能够明察地知人，任用时就能合宜，然后才能安定天下百姓，使他们不至于失所。然而人也不容易了解。昌黎韩公认为知人的方法，在于精细鉴察并广泛采听。精细鉴察，就是使自己的心明白而照察他；广泛采听，就是向众人询问而审察他。使自己的心明白而不被欲望蒙蔽，向众人询问而不被邪说迷惑，那么贤能与不肖之人哪里还能逃脱呢？贤能者使他显达并加以宣扬，不肖者贬黜并除去，这样治理之道就成功了。得温治理福建，所采用的方法大概比这更高明的地方，我不能知道。我所见到的只是这些，因翰林孔目杜谦与我一向交厚，请求我写赠言，于是我写下来为他送行，也借此询问得温，认为这些话如何。送杨县丞诗序 建安杨纯，字彦实，是如今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先生的堂弟。他起初凭才干见识在有关部门任职，九年后，获得潮州揭阳县县丞的职位。因为中书舍人苏镒、苏良金与彦实有乡里之谊，便请求大夫士作诗送他，又嘱托我写序。县丞是辅佐县令的人。治理百里之地，百姓多达千万，还要使他们在寒冷饥饿时有衣食，平均节制他们的劳役，使羸弱老年人得到安宁，使幼小孤儿得到抚养，让他们在田里乡间和睦欢乐而没有辛苦愁怨之声，这就是县令、县丞的职责。因此朝廷任用官员担任此职格外慎重，那么做县令、县丞的人难道可以不深切体会朝廷的心意吗？上级施恩于下属，根本在于仁；只要不沉溺于私情，不拘泥于旧习，把仁政推行宣布下去，那么百姓哪里会有衣食不足、劳役不均、羸弱老年人不得安宁、幼小孤儿不得抚养的情况呢？不会有。因此做县令、县丞的人一定要守住这个原则；有所防范就能公正，公正就没有私心蒙蔽而能明察，产生明察就足以照见隐微，区别轻重，使仁政的施行不失当，那么县令、县丞的职责就尽到了。然而难道只是做县令、县丞如此吗？即使职位升到更高层次，道理也是一样的。像如今做县令、县丞而成为百姓所仰赖的人，很多；但他们对于百姓的寒饥、劳役，果真能有所救济，对于羸弱老人、幼小孤儿，果真能使他们不失其所吗？我还没有见到完全做到这些的。大概有人想要扰乱防范以徇私、轻蔑公正，所以昏昧而不知道该怎样施政，百姓也因此空虚困苦。做县令、县丞如果这样，那么职位再升高，他们给百姓造成的祸害难道不会更加严重吗？唉，这难道是对县令、县丞的期望吗？因此天子慨然思考整顿他们的办法，诏书屡次下达训诫勉励在任官员，又派使者考察。在这个时候，善良的官员可以更加受到劝勉，不善者也可以受到警戒。彦实在京师，亲眼见到并知道这些事。如今他要离开京师前往揭阳，揭阳先前任县丞的人，所作所为都善吗？彦实接替他，只要更加努力就可以了。如果先前的做法不善，彦实赶快改正而跟从善政也可以。但县令与县丞，职责相同，祸福也相同，不要徇私，也不要矫激，只以善政为准。我还不认识彦实，但苏良金说他谨慎勤勉，大概能够尽到职责，所以我也根据他的职务反复说明这些道理，作为赠行诗序。

译凝清轩诗序 士人做官，既然已经尽心于自己的职责，就一定要有休息的居所、娱乐的器具，用来解除劳苦、调适心意，这样才能振作勤勉不懈的诚心，继续取得光明的功绩。假如沉溺在文书之中，疲劳于应酬接待，整天忙碌而得不到片刻休息，那么心意倦怠、身体疲惫、精神昏乱、志向不定，即使想在功业上自我勉励，反而也有做不到的地方。《礼记》说：“张弓而不松弛，文王武王也不能做到。”那么做官的人在办理职责之余有所自我调适，本来就是圣贤所赞许、王法所不禁止的。渤海孙敬，字克恭，任兵部武库员外郎，才思敏捷而周密谨慎，他的才干大概足以有所作为。他曾在住所建了一间小轩，环境幽静雅致、明净深密，退朝之后，常常焚香煮茶，与宾客从容相处其中，十分惬意。于是取韦应物“燕寝凝清香”一句，命名为“凝清”。朝廷士大夫中认识克恭的人，都作诗赠给他，并把诗交给我请求作序。我说，士人求学，是为了将来有所作为；所以既然取得职位，就一定要想办法施行所学，谋求在当时显扬名声、给后世留下福泽，这是应当的。然而看北山的诗，有的人从早到晚竭尽劳苦，历时多年而疲惫不堪、失去仪容；也有的人在席榻上休息，在厅堂深处闲居，沉溺于享乐而自得。劳逸不均，休戚各不相同，从中可以看出时代的盛衰、人的贤愚。如今皇上在位，以仁德施及臣下，无论大小官员，都尽心尽力；进用时能够施展勤劳，退处时又能够调适自己的生活，这正是《大雅·假乐》末章所说的情形，大概是太平盛世的壮观景象。那么后世想了解今天的人，观看这些诗就可以得到验证。我担心有人抱持像墨家那样偏狭琐碎的道理，因为喜爱安逸而荒废职事，进而对此产生疑惑，所以写下这些话放在诗序的开头。赠林通判诗序 林君名彀，字惟志，担任杭州通判已经六年了。如今来吏部接受考核，吏部认为他称职，向皇上禀报，于是让他继续任职。惟志家在莆田，世代以儒业为生，因此对儒者特别厚重。他当初游学太学时，就与如今的翰林侍读学士钱君深深交好。钱君曾经替我讲述他的才干品行，说他比一般人贤能。前年他负责督办事务，人在京师，曾屈尊来访我；他的仪容端正，言语谨慎，仔细观察他的行为，也与这些相同，于是我更加相信钱君的话。这次他来京，恰好我在告假，而惟志又来探望我，彼此慰问，难道也是因为把我看作儒者，所以对我厚待吗？儒者本来喜欢谈论诗书、讲说道理，这在世俗看来是迂阔的事，而惟志却如此眷恋，难道不是真正比一般人贤能吗？由此推想他处理政务，也可以知道他的贤能。通判是辅佐太守的，关键在于协同恭敬，共同成就治理。太守贤能，他施行的政务就都善；通判就应当赞助他完成，而不应随意树立异议。如果有做得不够的地方，通判应当共同讨论可行与不可行之处，一定去掉不可行的而采用可行的。因为彼此休戚相关、荣辱相同，哪里能把树立异议看作可疑呢？如今有许多太守不善于采纳善言而独断专行，做通判的也有急于标新立异而与太守相冲突的。但我知道杭州不是这样。因为担任太守的马公，是端正敦厚的人；又有像惟志这样比一般人贤能的人辅佐他，他们能够协同恭敬、共同成就治理，这是确定无疑的。天下的府有一百几十个，而杭州居于前列。它的事务比其他地方尤其繁重，并且都要依靠百姓的力量来完成；必须使事务办成而百姓不困苦，才算善政。宋熙宁年间，王安石执政，苏子瞻任杭州通判。子瞻善于因事利民，因为出赋税、出力役来供给国家，是百姓应尽的事务，哪里能够免除呢？只是事情到来时要认真思考，调节数量的适宜，审察缓急的节度，委婉曲折地加以安排，使之不过多，也不过少，然后百姓才能安定，功业才能建立。只有怀有爱护百姓的心，才足以实行这些。所以因事利民并不困难，只是担心没有这样的心罢了。以惟志深厚的存心，又有贤能的太守辅佐他，难道会比不上苏子瞻吗？假如杭州治理得好，其他郡也没有能够超过它的。儒者的功效将显著地呈现在人们耳目之前，我对惟志寄予这样的期望。子瞻两次任杭州，杭州人感念他的恩德至深，为他建立祠堂。如今的人难道不能像昔日的人一样吗？惟志不要因为仕途有成便懈怠，那就幸运了。他将要出发，凡是与他交厚的人都作诗赠给他，我也写了这篇序。像这样做，我也不觉得自己迂阔了。送金先生序 金先生名原祺，是永嘉人。自洪武年间起任教谕，后来任教授、纪善，共三十多年。如今已经六十八岁，今年因疾病上报，请求回归乡里。吏部把此事奏闻，皇上下诏准许。先生高兴地说：“满足了我的心愿。”有人对先生说：“朝廷明文规定，做官的人到了七十岁才退休，还能享有穿章服的荣耀。您为什么急于退隐，却穿着平民服装回去呢？”先生说：“我本来是永嘉的平民，侥幸窃居官位，也已经很久了。只是不能报答皇恩的万分之一。如今既然年老多病，假使再过一两年，又怎么能在世上有所建树？古语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止步就不会有危险。’我如今懂得了这个道理，希望可以免于危险和耻辱。况且我看从前做官的人，也有自称知道满足、知道止步的，然而最终贪恋职位而不肯离去，直到疾病从内部侵袭，灾祸从外部降临，于是连自身也丧失了，哪里还能得到章服的荣耀呢？如今我遇到圣明的皇上，蒙受宽大恩德，在这个时候请求退休离去，所得已经很多了，还能再说什么呢？”我听后感叹说：“金先生真是通达啊！君子做官，是为了实行君臣之间的义理。因此壮年时做官，年老多病时离职，在任时没有旷废官职的讥讽，退职后也没有贪恋俸禄的嫌疑，这些都是合乎义理的。” 先生可以说是明察义理的人了。那人的话，难道能够使他免于患得患失吗？患得患失，不是君子所应有的。况且君子离职，本来从未忘记报效国家。他一定会用自己的道理教导乡里的子弟，使他们成就德行、通达才干；让他们在家则成为良士，出仕则成为良臣，这样来报答国家也就可以了。与那些不明白知足知止的分寸，最终在世上毫无建树，反而陷入危险和耻辱的人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先生将要出发，进士鲍辉、秀才黄采请求我写文章赠行。我与先生有同道相交的情谊，所以这样写来送他，既是为了消除那人的蒙蔽，也借此警戒那些不明白知足知止的人。

译赠参议邢君序 邢君名旭，字景旸，与我一同考中永乐甲申进士。他起初任县官时，就已经有贤能的名声为人所知；后来任工部员外郎，名声更加显著。任满九年，升任河南参议。河南的布政使李君昌祺、萧君省身，都是同年进士，而且也都贤能，于是彼此更加成为莫逆之交。在职责所应当办理的事情上，大家更加尽心而不懈怠。我曾听说，邢君景旸敬慎而有作为，每次出行巡察所属地区，凡是属于布政司管辖的事情，没有不询问的。事情有应当掌握、调节以及分辨缓急的，他一定把各方面都安排妥当，因此凡是景旸经过的地方，很少有积压的事务。其他事情则只是急切办理自己所治理的部分，其余仿佛与他无关。我听后更加相信他的贤能。如今布政司统辖郡县，多的达到一百多个，少的也有六七十个，事务多得不可胜数。假如负责内部辅佐或亲自到外地任事的人，都用治理家庭那样的勤勉来治理它，无论大小精粗都没有不处理好的。若只办理自己所管辖的事情，置其他事务于不顾，又需要另派一人，那么在位的贤能之人，哪里能够胜任这样繁多的事务呢？景旸处理事务就是如此，几乎是古人所说的勤勤恳恳为国效力、知道什么就没有不去做的人，他比一般人贤能得多了。我又曾想到，永乐初年，一同升任的有四百七十人，如今三十年过去，能够辅佐六卿、主持一方事务的，大概已经没有几个了。如果我们果真能够勤勉履行职责，在世上卓然有所建树，那么我们这些人的愚钝，也差不多可以得到光耀了。像景旸这样的人，本来就是我深切期望的。不过我听说，孔子回答仲弓询问政事时说：“先任用主管事务的官员，赦免小的过错，选拔贤能的人才。”家臣所应施行的尚且如此，何况主持一方事务的重任呢？郡县的职务，是各项事务得以治理的根本。对任职者的贤与不肖，应当辨别清楚并加以升降。果真贤能，就不要因为小的过失而妨害大体；不贤能，就应当罢黜，另行任用贤能的人。如今朝廷已经把考察官员、决定升降的权柄交给藩司、宪司大臣。藩司、宪司大臣若能公正地实行，使下面任职的人都贤能，而上面的主持者又有像景旸这样贤能的人来统领，那么事务虽然繁多，也可以不劳苦而治理好。阿谀圆滑、姑息迁就，不是这里所应当有的。这是我这个愚钝之人的一点见解。景旸考核政绩后来到京师，应当还要回河南。我重视同年进士之间的情谊，愿意与他共同诵说这些道理。恰好他的朋友工部郎中楼文昌来请求我写话，所以写下来赠给他。不过景旸哪里是需要我的话来勉励的人呢？送刘教谕序 万安人刘有临作为太学生，凭经学著名。今年吏部说天下教官有许多空缺，不敢轻易把职位授给不合适的人，请求从太学中选拔最优秀者授任。于是两京太学共同选出五百人，皇上命翰林院严格考试他们。有临的文章列入优等，获得临武教谕之职。他的堂弟刑部主事广衡请我写文章赠行，说：“这也是我兄长的意思。”我认为有临的学问已经足以做人的老师了，还需要我的话吗？但他仍然有所请求，这难道不是不自满的意思吗？世上的做官者很少能这样，往往一得到官职，就在别人之上肆意妄为；对于自己应当处置的事情、事务应当施行的方法，都蛮横地不加理会，所以能够称职的人很少。有临的志向既然如此，他比一般人贤能得多了，那么我的话怎么可以停止呢？我听说安定先生在苏州、湖州时，阐明圣人的体用之学来教导学生。所谓体，就是仁义礼智之德在自身的获得；把它推行施加于别人，使别人有所遵循而修养自身，就是它的用。因此学生都能够凭此自立，天下人也都以此为法。那么如今做教师的，难道有什么能超过这个道理吗？然而周子说：“教师的道统一旦确立，善人就会增多。” 教师自身就是教化的根本，凡是用来教导学生的道理，都应当在自身实践，然后学生才有可以观察、效法并受到感化的对象；这样，善人怎么会不增多呢？既然如此，师道怎么可以不树立？师道不能树立，却想要求别人成才，就好像抛弃规矩、准绳，却想使物体具有方圆平直的形状，怎么可能做到呢？如今教师所教的、弟子所学的，能够明白体用之学的人大概很少，只是学习文章的人却到处都是。可是文章并不是自己创作的，只是从别人那里取来罢了。也有人连词义都不通，拿起笔来书写，却不能使文章的行列、句读正确；这就连文章末节的事情也一无所知。这样，难道是培育人才、振兴治理的人所乐见的吗？学校的弊病到了这种地步，唉，实在太严重了！如今皇上大力整顿学校教育，已经清除那些品行不良的学生，又严格选择师儒来教导他们，他对学校的期望可谓极其深厚。凭有临的贤能，他应当怎样用心呢？首先树立根本，弄明白体用之学，和学生共同讲习，使他们身体力行，同时又兼顾文章修养，那么善人的增多，难道不会从有临这里重新开始吗？有临应当努力，我对此深切期望。

译陈氏宗谱序 贵州按察佥事陈辉，字伯炜，修辑他的宗谱已经成书，带到京师来，请我为它作序。据考，陈氏居住在福州，不知道是从哪里迁来的，到现在大概已有十代了。他们的始祖名僖，曾任军中从事。靖康年间军队发生叛乱，杀死守臣，诏令按名册诛杀。陈公叹息说：“全军并非都是叛逆，难道可以全部杀掉吗？”于是烧毁名册，向众人说明是非，因此许多人得以不死，他对这些人的恩德非常深厚。第二代祖先名衡，以忠厚传承家业。第三代祖先名孔硕，曾向晦庵先生求学，懂得道德的要旨，官至秘阁脩撰。长期积累的德业，在脩撰的儿子少师忠肃公韡身上大为显著。忠肃公在宁宗、理宗时期，凭借嘉谋直论，号称名臣；朝廷加恩，他的三代先人都追赠为从一品。忠肃公以后，穿戴冠带出仕的人不断，到伯炜又在当今时代大显身名。陈氏是多么兴盛啊！君子若要使本宗兴盛，必定是在当世建立了大功大德；根基深厚，枝叶发展就一定兴盛而绵长。从前王晋公以全家百口担保符彦卿没有谋反，当时虽未做到宰辅，但到了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辅佐真宗皇帝，功勋事业建立于朝廷，恩惠利益遍及天下，福禄的盛大没有谁能与之相比。文正公的儿子懿敏公，又以正直之道侍奉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和将帅之职三十多年。懿敏公的儿子巩，也爱好道德而有文才，继承并光大家业，所以三槐王氏直到今天仍为人称道，难道不是因为积累深厚，所以传承得长远吗？陈氏的先人所积累的德业，大概与王氏相等，那么他们传世久远就可以预见了。谱牒的编写，是为了彰明根本，联结支派，使后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由何处分支，并且思考继承、借助和维持先人事业。因此，做陈氏子孙的，应当怎样用心呢？《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修养他们的德行。”这就是继承、借助和维持先人事业的方法。栾武子做晋国卿相，晋人思念他的德行，就像思念召公和甘棠一样，不能说还不深厚。可是他的儿子黡不能继承父德，反而极其骄横暴虐；然而依靠武子的德行，直到他终身以及武子死后所施的恩惠仍在，黡的恶行才显露出来，于是栾盈承受祸害，使他的宗族败亡。因此君子不依仗先人的德行，而要想着继承他们的德行；这样上天给予的福祉才会更加兴盛，传世久远而更加昌盛。这是做后人的应当知道的道理。所以我为这部谱牒作序，并共同说明这些道理来勉励陈氏子孙，这也就是伯炜的意思吧？赠徐佥事谢病诗序 山西按察佥事徐君崇威因母丧服丧期满起复，来到京师；因有病请求离职，天子怜悯他，答应了他的请求。徐君戴着角巾，拄杖穿鞋，选定日期上路，返回故乡。我们同道之士看重交游的情谊，一同在文明门外饮酒为他饯行。徐君起初由中书舍人出任，主管一州事务，因政绩最优升任按察佥事。他明白道理，熟悉世务，通达人情，所以所到之处都有声誉。今年还不到七十岁，便因病离职，比起那些贪求冒进、寡廉鲜耻的人，贤明得多了。当时春气已经和暖，阳光明丽，草木禽鱼都有自在自得的意趣。徐君虽然有病，但观察他的心情，已经是舒畅快乐了。酒喝到一半，右庶子王直举杯说：“士人出仕，是希望用来推行道义，这是义。因病退职，不敢荒废自己的职守，也是义。然而有人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竭尽劳苦去做官，难道宁愿没有人拥有我吗？这是《小雅》所讥刺的。如今您遇到圣明的朝廷，皇帝以仁德恩及臣下，能够实现自己的志愿，这样的幸运实在太大了，谨以此向您祝贺。”又斟酒说：“从前出仕而得病的人，忧虑的是不能回去，有时又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如今您回去了，住宅足以安身，山水足以游赏，田园的收入足以供祭祀和宾客往来，足以满足宴饮游乐；贤能的子孙，又足以在早晚之间供您享受天伦、奉养您，而您的疾病也就痊愈了。请允许我以这些话为您祝寿。”又斟酒说：“古代君子出仕后归乡，便用自己的道理教导乡人的子弟。大夫担任父师，士担任少师，早晚坐在里门，教他们孝悌忠信，并且各自勤勉于自己的事务，所以当时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如今您归乡，乡人子弟能否成才而且善良，都要寄望于您。谨以此为您祝愿。”徐君高兴地拜谢说：“您的话说得对，我怎敢不拜谢。”于是座中众人更加敬重徐君的贤德，作诗赠给他，王直又记录这些话作为序。送周教谕诗序 吉水人周源，字仁本，与他的叔父功载一同参加有司主持的考试，都获得了教谕的职位。功载是翰林编修功叙的弟弟，仁本是他的侄子。他们都循规蹈矩，恪守礼法，我很喜爱他们。不久，功载任职的武陵士大夫作诗赠送他，请我作序。监察御史罗汝敬与仁本家世有姻亲关系，又拿诸公赠给仁本的诗中赞美德清的作品，请我作序。我曾感叹周氏仕宦文士的兴盛，大约二十年来我所见到的有：台州府同知仲方，吉安府学训导仲容，长洲教谕公明，大理少卿彦奇，功叙的尊父、今任兵部员外郎的岐凤，公明的儿子、襄阳训导迪，以及功载、仁本，共九人，都是声名卓著、令人敬重的人。仁本又是长洲的孙子、襄阳的侄子，我所见到的已有三代，难道能不为他的赠诗作序吗？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教官是培养人才的根本，责任实在重大，所以朝廷总是特别重视。朝廷认为，进士担任一般官职，并不是人才成就所系，宁可少取一些，也要把贤能之人多委任到学校。因此现在担任教谕的，都是过去进士中的优秀人选。责任重大，选拔精严，期望又高，做教谕的难道能不思考怎样自我尊重吗？那些急切追逐外界诱惑、得意放纵自己的人，都是普通人的行为，不是为人师者所应有的。因此做老师的，说话一定依据礼，行事一定依据义，从容处在规矩法度之中，然后弟子才有可以观察效法的榜样，也才能受到自然之道的感化，大概就是这样。如今做学官弟子的，都是县中俊秀之士的选拔者，然而很少有人能用礼义约束自己，反而奔逐于流俗末节，这种情况到处都是。大概已经有人向他们示范道理却不能使他们改变，何况用不合道理的行为给他们作示范呢？德清是浙右的大郡，那里的人大多秀美而有才，但像我前面所说的那种人，也不少。仁本这次去任教官，更应当自我尊重。

译古书说：“师道确立，善人就多。” 仁本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用来示范他们的道理。周氏世代以文章品行为人师，仁本从家中得到的教养很深。然而我还要这样说，也只是谈论他本来应当做到的事罢了。仁本努力吧。这些诗总共有若干首。赠陈员外省墓序 陈君名亢宗，是永嘉人。他的祖父民初先生，元末任福建行省左右司员外郎，罢职后归乡。国朝洪武年间，被起用为丹徒教谕，过了很久升任广州府学教授。亢宗随父母在那里侍奉祖父。先生认为旧日家业因战乱而荒废，想谋划迁居姑苏，没有实现愿望便去世了，只好暂时安葬在广州城西。后来从亢宗的父母以下，又有五位丧者附葬在那里，亢宗因此留居广州。我们本州前任太守、吴郡人顾侯，国初任广东行省员外郎，死于任上。他的儿子存信先生也留居广州，于是把女儿嫁给亢宗。亢宗承袭世代士大夫的旧业，又努力学习，于是以文章闻名当时。从前我先父任琼州太守时，我哥哥行敏多次随侍往来岭海之间，因存信先生而认识亢宗，二人结交成为莫逆之交。我从父兄那里听说此事，仰慕他很久了。后来朝廷下诏求取贤才，有司举荐亢宗到京师，授任刑部主事，随即奉命督办苏州的工程，共有六七年。回来后升任南京兵部员外郎，和我叙谈深厚情谊、重申交好没有多久，亢宗就离去了，我的心难道能忘记他吗？今年他因公务来到北京，恰逢朝廷恩赐诰命，追赠他的父亲为兵部员外郎、母亲为宜人，又得到告假回乡省视坟墓的许可。亢宗高兴地说：“这足以完成我的事情了。”原来亢宗在吴县灵岩山下买了土地，想把六位丧亲者一同迁葬在那里，以完成他祖父的遗志，却一直没有做到。到这时才获得许可。他的朋友工部主事楼文昌知道我同亢宗交好，征求我的文章赠给他。唉，亢宗，我的文章哪里足以彰显你的美德呢！孔子谈孝，大概说过：“立身行道，使父母显耀。”谈到周公时，又说：“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叙述前人的事业。”我在亢宗身上看到了这些。民初先生怀抱这一志愿去世，三十年后才由亢宗完成，难道不是所谓善于继承和发扬吗？他恭敬谨慎、毫不懈怠地修治自己的职务，使亲人获得第五品的封赠，显赫地成为当时的光荣，难道不是所谓立身行道以显耀父母吗？唉，亢宗，你所爱重的，难道只是我的文章吗？即使如此，君子的孝大概是终身实行的，不是偶尔做一次。修养自身，使言语行为美善，并且忠心侍奉君主，直到临终之时，这才是孝的完成。如果还有一息尚存，而有一件事没有做到，足以使父母受辱，就不能说是极致的孝。亢宗是学习圣贤之道的君子，大概不必等我来告诉他；但我认为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所以写下来赠给他，回去后请向存信先生求证。您认为怎么样呢？赠曾训导序 这是为了帮助我的朋友用济。他住在泰和北门外，距离我家约几里，所以我年轻时常和他的几个兄弟交游。有一个叫用楫的，最聪明敏慧、喜好学习，尚未成名便去世了。另一个叫用常，读书勤勉，品行自励，考中乡荐，参加礼部会试时都名列高等，还未参加廷对便去世了。还有一人名泉，字本清；一人名弘，字士弘，都考中进士，进入翰林任庶吉士。士弘如今任兵部主事，在当时很有声名。用济端庄稳重，简朴沉静，勤于自我修养，也以乡贡身份参加礼部考试，入选教官。起初任掖县学训导，因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起复改任富阳。将要上任时，经过我这里，请我说几句话。我对他说：朝廷供养士人十分优厚，因为认为政教的根本就在这里。然而士人能够不辜负这种待遇的并不多。给他们廪禄，竟只用来充作饮酒赌博的资本；免除他们及家属的赋役，竟只用来满足安逸享乐的愿望。不学习诗书，不懂礼乐，断绝了通过兴贤科取得功名的念头，只求侥幸获得岁贡；一旦得到了，就傲然自满，放纵自己想做的事，以至陷入罪过，这种人到处都是。那些狡猾无耻的人，就多方巧妙地设法逃脱有司的惩罚；更有甚者，甘愿接受黜退羞辱而不辞。唉，这难道是对做弟子之人的期望吗？然而这也不只是弟子的罪过，老师也有过错。因为人人都可以教育，只在于根据他们的高下加以成就。假使做老师的早晚坐在堂上，共同谈论诗书，陈述法度和戒律，启发引导他们的善心，禁止约束他们的邪念，长期琢磨，深厚浸染，他们的文章品行一定会有可观之处。然而他们竟沉溺于私人的利欲和安逸享乐，弟子是否学习，漠然视之，好像与自己毫无关系。能够以师道自任的人非常少，学校的弊病怎能不发展到这种地步呢？所以如今朝廷训诫激励各部门，对于学校尤其严切，做老师和弟子的难道不应当思考自我奋发吗？用济以前教掖县诸生，已经依靠他们取得成效了。如今他要去富阳，富阳学校大概还没有这些弊病，用济应当更加竭尽师道。古书说：“师道确立，善人就多；善人是国家的根本。” 我对天下学校深有期望，因而在用济身上说出这些话。所以详细叙述我们旧日友好的情谊，以及我对他寄托期望的意思，作为赠言。

译送罗教谕序 如今皇帝在位，大力整顿各级官吏，使天下的治理焕然一新；他知道学校已经怠惰废弛，于是下诏说，国子生在各司历事的，即使谨慎勤劳，也都回到监中读书，使他们通过科举入仕。又命令礼部，天下各地贡来的士人都必须严格考试，如果确实有用，哪怕一百人中只取一两个也可以。过去诸生历事满三个月，其中成绩优异的往往能得到五品官，或任主事、御史；次等的也能做县官，而进士出身的人反而比不上他们，因此诸生多不努力学习求取进士，只在岁贡上侥幸。礼部考试并不是不严格，只是担心黜退者太多，所以稍稍放宽，懒于学习的人得志，而中等资质的人也因此懈怠。掌管教育的人也不再思考履行职责，互相仿效，形成风气，松弛败坏到了难以尽述的地步，今天严格要求实在是应该的。对他们要求严格，正是极其重视他们，那么做老师和弟子的难道不应当想办法革除弊病吗？况且老师是教导而成就人才的，弟子是通过学习成就自己的，有志之士难道要等上级督促责备吗？如果真能共同努力学习诗书六艺，以明白圣贤之道，修养自身，实行于家庭，取信于乡党，然后升进有司，进见天子，适合所任职务，那么师生都不会辜负圣朝培养人才的心意，岂不是光明长远而有荣耀吗？这是凡是做儒者而希望昌明圣道的人，早晚所盼望的。我朋友罗汝宽，是庐陵世家子弟；他的父亲养濂先生，敦厚而有学问品行，是伟岸的君子。他的兄长汝敬任翰林侍讲，文章品行在当时很有声誉。汝宽继承优美的家学，起初以明经科中举，分别在临江、邵武二郡学校任教，诸生接受他的教导后，多数相继考中进士。任职九年考核成绩后，来到京师，升任常熟县学教谕。将要出发时，朝廷中与他相识的士大夫都作诗为他送行，并请我作序。汝宽大概是能够履行职责的人。如今他前往常熟任教，希望那里的诸生都努力学习，汝宽只须更加勉励他们罢了。如果他们也不免怠惰废弛，汝宽应当设法大力振作他们，不可习惯姑息，也不可过于激烈；从容地感化引导，只要能够符合皇上的意旨就好了。我同汝宽的情谊不浅，所以为他作这篇序，汝宽认为这些话对吗？刘士哲挽诗序 士哲是抚州崇仁人。起初我和他一同考中进士，虽然彼此相识，却还不熟悉。后来士哲得到官职，任临汾知县，以清廉谨慎约束自己，以仁慈宽厚治理百姓，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任职三年后，因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因荐举被提升为浙江按察佥事。他约束自己、治理百姓的方法与在临汾时没有不同，只是对摧挫奸邪、剔除弊病更加严厉，士大夫都称赞他。我耳熟能详，心里记住，不能忘怀。不久，士哲因受牵连被贬为临清官，我也因母丧离职，往来时经过那里，见士哲穿着宽大的衣服，戴着高高的帽子，从容谈论，从没有被贬后愤懑不平的意思。我相信他果然贤能，也知道他不会一直困顿。几次想上奏章推荐他，最终没有成功。后来他获释回到崇仁。仁宗皇帝即位，下诏求贤，士哲首先受到荐举，授任文选主事，恭敬勤勉地修治职务，时人赞誉都归于他。我于是得以在闲暇时和他交游，他正直的行为、忠厚的话语，使我获益良多。我私下十分高兴，却又惋惜相交太晚。今年礼部会试天下士人，尚书胡公严格挑选在职官员中清廉谨慎的人参与此事，选中了士哲。士哲因病推辞，没有获准。进入考场后，他仍竭力带病工作，撤去棘闱后回来，每天服药，闭门不出。我再次去探望他时，他仍和我像平常一样谈笑，我以为他早晚就会起身。过了一个多月，听说病势危急，又去看他，只见他颓然躺在床上，身体瘦弱得厉害，但精神明朗并未衰退，已经让家人料理后事。我还庆幸他不至于如此。不到两天，士哲就去世了。唉，悲痛啊！上天生育人，既赋予他恒常的本性，又给他优良的才能；得到这些的人，能够自我修养，以顺应上天，像我的士哲这样的人实在少有。上天本来应当默默保佑他使他长存，却不能让他享有中寿便去世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上天的安排还没有确定吗？那么士哲由通达转为困顿、又由困顿恢复通达，都是上天的安排，早已确定了，为什么唯独不肯假借给士哲寿命，反而让那些不同于士哲的人长久活着欺世盗名？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果真是士哲不幸吗？他死后，士大夫都为他惋惜，并且形诸言辞；他的善名大概会长久存在而不泯灭。至于那些人，活着时就被人憎恶，何况死后呢？这样看来，士哲的死大概是命运，不能说不是不幸。我只是悲哀，认识士哲三十年，能够与他相交互相补益的时间却没有多少，如今他竟然去世了。我今后还凭借什么来使自己趋于完善呢？我的悲伤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挽诗序。

译送万主簿序 国家采用虞舜考核官员的办法来振兴各项政务，于是天下的治理之道兴盛起来。凡是做官的人，必须每隔三年把政绩上报吏部，吏部根据文书考察，判定是否称职，但都让他们暂时留任，满九年后才进行升降黜陟。这套制度十分完备。于是有能力的人更加努力建立功业，中等才干的人也无不奋发有为，不肯碌碌无能地落在人后，所以治理之道兴盛得光明显著，令人难以企及。我曾考察过，舜询问并任命九官，禹、皋陶、稷、契这一类，都是圣贤之人。至于四岳、十二牧，虽然没有记载他们的姓名，也一定是当时的贤能俊杰，他们能够履行职责，由此可知。可是他们又何必等待惩罚和奖赏呢？然而考核政绩、升降黜陟的制度不能废除，是因为这制度本来不是为圣贤之人设置的。假如人人都是圣贤，就不必奖惩了；如果有的人低于这个标准，做事过头或不及，奖惩难道可以废除吗？知人善任、安定百姓，即使帝尧也难以完全做到，舜大概也不敢自信一定能够做到。因此要考核而升降黜陟，这就是各项政务得以兴盛的原因。圣人的举措，难道会有过错吗？后世任命官员，从公卿到州县各部门的办事官员，比唐虞时期设置的官职多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难道能够都得到人才并加以任用吗？既然不能都得到人才并任用，那么考核政绩、升降黜陟的制度应当怎样严格才行呢？所以如今在县里任职的官员，先由府或州考核，然后由布政司审定，再由按察司审定，最后上报吏部。吏部既考核他的政绩，又设置问题来考试他，观察他内心所存的品德和才能，严格到这种程度。到了任满九年再升降黜陟，也不加宽贷，因此人人争相努力，治理之道怎能不兴盛呢？南昌人万瓛，字宗义，任保定府唐县主簿，我还来不及认识他，却常常听到他的名声。今年他因考核政绩来到吏部，因为还未满九年，朝廷让他回去复任。刑部主事钟禄和他的叔父、定州学正景纶是朋友，因为我曾认识景纶，便请我的朋友太常博士杨希章出面，请我写几句话赠给他。因此我特意说明考核政绩能够振兴治理的道理，愿万瓛更加努力履行职务，那么日后的升迁就可以预见了。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为他的出行赠言。《抑庵文后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十三，明王直撰序 北京乡试小录序 本朝设置科举选取士人，以兴起文明之治，到现在已经很久了。朝廷对待士人优厚，士人也得以施展自己的志向，遭逢这样的盛世，是多么幸运啊！如今是宣德元年，正值宾兴选士之年，北京行部尚书臣友直、侍郎臣昶恭敬地遵循旧例，集合太学和京畿以内的士人进行考试，并请任考试官。皇帝命臣友直、臣钰共同主持考试，同考官为山东按察佥事臣顺、汉阳府同知臣文奎、建安县学教谕臣寿夫、汉阴县学教谕臣萼；监试官为监察御史臣鼎、臣时以及各位办事官员，都是经过遴选的。当时参加考试的有九百多人，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五十人进献朝廷。起初科举的解额还没有确定。仁宗皇帝在位时，希望把真正有才学的人都选出来任用，认为取人太多，选拔或许不够审慎，于是确定解额，让有关方面谨慎选择。如今皇帝圣明，恭敬遵循先帝的遗志，对待士人的待遇更加优厚了。这就好比良金美玉，寻找得越严格，所得就越精良；所得越精良，人们就越看重；看得越重，用于世间时就越加珍惜而无穷无尽。他们所遭遇的，难道不是更加幸运吗？那么，名字列在这里的人，难道不应当思考怎样符合皇上的心意吗？古代做士人的，都说少年时学习，壮年时实行，是因为要把圣人的道理修养于自身，最终一定要在办事中表现出来，难道只是语言文字而已吗？把语言文字当作足以穷尽士人之道，那就只是末节，也不是朝廷谨慎选士的本意。由此继续参加礼部会试，在大殿上奉诏答问，发挥平日的学识并付诸实际应用，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一定竭尽自己的道理，使人都说科举确实足以选得人才，这样才差不多可以报答皇恩于万一。务必谨慎努力啊！这部小录刻成，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序。赠曾侍读归省序 国家制定官员省亲的命令，以此对待出仕的人，这是前代没有的。把自身交付给国家而不顾父母，是臣子的道义，本来如此。然而子女对于父母，本来是天理人情所要求厚待的，难道可以废弃吗？关键在于上位者能否妥善安排。如果使尽忠与尽孝可以同时做到而互不妨害，那就是最好的事情。明白这一点，难道不是仁德到了极点、义理尽到了极致吗？《四牡》第五章，是慰劳使臣的诗。诗赞美使臣勤于王事，没有空闲顾念自己的父母，反复吟咏叹息，直到末章才说要迎接母亲前来相见。这是探究他的内心而设想说出的，并非真有这样的事情，却仍足以感动人心。这首诗作于武王以后、成王康王时期，治理之道可以说很兴盛了，而朝廷这样对待出仕者。到了后世，《祈父》《北山》的诗作出现，怨刺也随之兴起，那么所谓仁义之道，大概也衰微了。这就是世道衰落的原因。所以我曾说，出仕的人都想做到忠孝双全，但最重要的是生逢时世。有人在这一方面得到满足、在另一方面不能满足，或者终于两方面都失去，都是时势使然。那么如今制定这种命令，使所有出仕者都能够依次省视父母，可以说是两方面都得到了。圣明的恩德下及臣民，确实不是前代所能比的，正所谓仁德如天。出仕者有这样的遭遇，大概是最大的幸运；他们内心受到的感动，难道不应当更加深切吗？我们县的曾君鹤龄，以明经科考中进士第一名，于是进入翰林任脩譔，任满九年升任侍读。他的文章品行卓著，已经很久了。朝廷既已封赠他的父母，而母亲安人还在堂，年已八十多岁，仍然健康无恙。曾君日夜思念她，不能放下，恰逢有省亲的命令，却被职务牵累，不能成行。今年事务稍微空闲，才得以请假回去。县中出仕的人，刑部郎中独孤乐善等，认为应当请我写些话赠给他。唉，曾君读圣人的书，又遇到极盛的时代，他所蒙受的恩典是前代从未有过的，那么曾君感激皇恩、图谋报答，难道还能把自己当作寻常臣子吗？既然不能把自己当作寻常臣子，那么勤勤恳恳、竭尽心力办理职务，应当做到怎样的程度呢？如果只顾私事，长久滞留在外，忘记自己应当承担的事务，我没有见过这样可以的。曾君明智谨慎，我相信他一定明白自己不会这样做；而我尤其厚爱您，希望您不愧于古人，所以详细说明这些道理，作为赠行序。

译赠陈训导序 陈德清，是我故友一敬的儿子。一敬有文学才能，议论通达，能够谈论政务，出仕只做到县丞，未能得到重用便去世了。德清能够自我刻苦激励，起初向他的堂兄、翰林侍讲学士德遵学习，后来跟随乡先生梁叔庄学习《诗经》，学业渐渐有了造诣，于是以声名为人所知。去年常州府学缺少训导，带着礼物到他家聘请德清。德清来到京师，诸位大臣在宫禁之中共同考试，列入优等，授职后离京赴任。我们县出仕的人，刑部郎中独孤乐善等，请我写些话赠给他。唉，我是喜爱古道而显得迂腐的人，给人写赠言已经多次了，但大多没有被采用。然而考察那些人的行为，几乎没有不违背古道的，于是我私下叹息：难道古代的道理不值得采用吗？还是迂腐者的言论本来就是人们不愿听的呢？因此我后悔自己说了这些话。如今德清离去，我这迂腐者的话又有什么可取呢？然而德清担任教官，将用古道教导别人，像我这样的言论或许可以不使他反感。请再让我同你谈一谈。所谓古代的道理，并没有别的，就是孔子、孟子所说的道理。它的纲目就是仁义礼智，把它施行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三代的学校，都只是用来阐明这些罢了。老师所教的、弟子所学的，离开这些就没有什么可以称为道了。从前我曾听孟子说：“大木匠教人使用规和矩，学习的人也一定要使用规和矩。”这是因为制作方形和圆形的方法就在其中。规矩穷尽了方圆的法则，然后才能成就器物。老师，是成就贤才的根本。老师不能体察并实行这一道理，却希望学习的人合乎道理，就像损坏了规和矩，却希望器物的方圆自然符合尺度，能办得到吗？如今做老师的人很多，但说话行事一定依据道理的确实很少。自身不遵循道理，那么做他弟子的人将从哪里取法？贤才不能成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唉，真是令人叹息不尽啊！德清恭敬谦让、和厚温良，以礼法自我持守，大概是能够谨慎遵循道理的人；如今他去任职，更应当在这方面笃实行之。早晚同诸生诵读圣贤之言，讲明并牢记在心，说话一定依据圣贤之道，行事一定依据圣贤之道，那么贤才的成就足以成为国家的光荣，也不会辜负兴办学校、谋求治理的心意。德清努力吧！如今常州教授余先生学奭，是德清的表兄，请你把我的话拿去向他求证，他一定会有所启发。如果他又认为这些话迂腐，那么我对自己多言的悔恨就更加深了！赠刘用宽序 用宽是庐陵曲塘的世家子弟，他的父亲士英，号称忠厚长者，县中的长官推举他主持本乡的粮赋事务。今年用宽奉父亲之命来北京报到，我的舅父欧阳先生写文章赠给他，取《蛊》卦初六爻的意思，以说明用宽是贤能的儿子。等他办完事情回去，又来向我求言，我推辞不得，试着举《蛊》卦全卦的义理为用宽诵说。蛊卦由艮、巽两个卦体组成，风吹拂山下，振荡万物，所以象征败坏而又有事情需要治理。初六以阴柔居下，是儿子能够治理父亲留下的弊病；儿子能够治理父亲的弊病，就说明有这样的儿子，父亲可以没有过失，但必须警惕自励，才可以最终获得吉祥。九二虽然刚健而得中，但它所对应的是阴柔之爻，应当以谦逊顺从来处理事情，所以告诫不可固执。九三过于刚强而不得中，因而必定有悔。六四阴柔过甚，悠闲迟缓地治理弊病，弊病将日益加深，羞辱悔恨也会降临。六五阴柔而得中，又与刚健明达的九二相应，所以治理弊病而获得声誉。至于上九，则是超然置身于事务之外的人，所以说“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以今天的情况看，超然置身于事务之外的人，不正是士英先生吗？用宽的兄弟都是所谓治理弊病的人。世上的人有儿子来治理家中弊病的很多，但有的不知道警戒谨慎，最后失败；有的刚强矫正，反而损害事情；又有的刚柔失当而招致悔恨羞辱，能够获得声誉的实在很少。用宽兄弟治理家中弊病，究竟应当怎样用心呢？九三过于刚强，六四过于柔弱，都不值得采用。初六固然很好，但要保持最终吉祥却很困难。应当结合九二、六五的德性，使刚柔相济，这样事情才能得到治理，声誉才能隆盛，这正是用宽兄弟应当用心的地方。这样就确实可以称为贤子，而士英先生也确实可以超然无累了。然而还不止这些，《大象传》说：“山下有风，叫作蛊。君子由此振兴百姓、培育自己的德行。”意思是处在有事需要治理的时候，没有什么比救济百姓、养育自己的德行更重要；然而能够施惠于民，正是培养德行的方法。如今的豪杰之士，往往趁百姓有事之机大肆搜刮，永不满足；正如古代贤人所说：“窥测时机以谋取利益，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的德行。”这样做是想避免灾难也就困难了，这更是用宽兄弟应当用心的地方。若能如此，岂止可以称为贤子，人们还会说你们是君子。用宽的哥哥用宏，清雅而好学，我认识他很久了；用宽也不异于他的兄长，大概正是可以同他谈这些道理的人，所以同他谈论这些。希望他果真能从这些话中有所收获。

译赠曾生归泰和序 曾生名庠，是我故友椿龄的儿子，也是如今翰林脩譔鹤龄的侄子。椿龄考中进士，任翰林庶吉士，后来去世；鹤龄抚养并教导他。去年他来北京省视侍奉长辈，因而留下完成学业。如今将要回去，请我说几句话赠给他。我从二十岁起就和椿龄交往，他器量端庄稳重，学问深厚广博，同人相处一定以道义互相切磋，对我的帮助很多。不幸早早失去了他，如今看见曾生，伟岸的气度与父亲没有不同，而且学业正未有止境。我既然喜爱他，难道在他出行时可以不说一句有益的话吗？曾氏世代是儒学之家，自宋代以来本来就有许多贤人，我只是听闻而知道；至于曾生的祖父和父亲，则是我亲眼见过而知道的。他确实没有愧对前人。一个人立身处世本来就很难，但做贤人的子孙尤其困难，为什么呢？里巷中的人突然站到众人中间，只要有一句话、一件事稍稍合乎道理，君子就会认为：“那个人本来就很难做到这样。”但贤人的子孙却不能这样看待。言语可以采纳，就一定要考察他的行为；行为值得称道，又要反过来考察他的言语。只要有一方面没有做到，就会说：“他是贤人的子孙，却这样做，难道不是辱没而且惭愧吗？”这其实是对他们爱护得更加深厚，大概就是《春秋》责备求全的意思。因此，作为贤人的子孙，必须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对宗族仁慈，对朋友守信，和睦对待乡党、姻亲和亲戚；不要仗恃意气，不要夸耀才能，不要沉溺于酒，不要贪恋财货。说出的话就要亲身实行，一定不能违背道理。使人人都说：“这确实是贤人的子孙。”这样才好。这就是我对曾生的期望。而且君子出仕，都将磨砺名声、砥砺品行，以免辱没祖先；但出仕者的家庭中能够这样做的很少，所以我常常把这看作负累。曾生的父亲和叔父是当时有名的人物，他们要磨砺名声、砥砺品行以免辱没祖先，更应当切实做到。曾生要谨慎地体会这一点；其他那些成为妄为子弟的人，不是曾生应当效法的。我告诫曾生的，只有这些。曾生回去后见到我的几个儿子，也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作诗赠给曾生的共有八首，都附在下方。荣恩堂诗序 《荣恩堂诗》若干首，是士大夫为大理评事上官民望所作。民望的家乡在建昌，起初在乡校求学，学业有成后升入太学，终于被选授大理评事。他的兄长某，在辛卯年考中乡贡，任兴化教授；而父母二人都在堂上，健康长寿，享用儿子的俸禄。朝廷认为民望的声誉和才能足以胜任官职，追溯根本，归功于父母的教育，于是封赠他的父亲为评事、母亲为孺人，并赐给诰命。乡人以此为荣，把他的堂命名为“荣恩之堂”。今年民望获准请假回乡省亲，请士大夫作诗歌咏此事，又请我作序。我认为诗是受到外物感动而用言语表现出来的。周代诗歌三百篇，赞美和讽刺都表现其中，作于千年以前，却把是非表现给千年之后的人。直到今天读它们的诗，还能知道当时人事的得失、王化的盛衰，而是非的公论不可磨灭。后世有作品，也是这样。所以说“诗可以观”。民望的父母和兄弟受恩的共有四人，衣冠文物齐备，可以说十分盛大了。世上的人谁没有父母兄弟呢？但像这样同时受恩的，未必有；即使有，能够欢欣地在一堂共同享乐的，也确实不多。既然如此，上官氏的荣耀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即使因为堂名而作诗歌咏，又怎么会过分呢？后人读这些诗，岂止能够看见他家的福分，也能由此看见朝廷恩泽的盛大深厚。他们一定会无穷无尽地徘徊感叹、羡慕不已，诗所关联的意义，难道是微小的吗？我又听说，诗中说：“没有言语不应答，没有恩德不报偿。”这是说接受了施予就一定应当报答。因此古代有义烈之士，受到一饭之恩，就献身来图谋报答。如今上官氏所受到的，大概就是所谓如天的仁恩。应当怎样厚重地报答呢？民望还要努力，所以写下这些作为诗序。赠蒋瑛序 蒋瑛是钱塘人，是我故友礼部侍郎良夫的儿子。良夫在翰林任职，和我相处三十年，友好始终如一。后来升任礼部侍郎，彼此的交情更加深厚。有时我经过他家，蒋瑛在旁侍奉，恭谨温和，十分可爱。我大概期望他有远大的前途。蒋瑛曾跟随翰林庶吉士林补讲习《春秋》，学业渐渐有了造诣。后来回到钱塘，他的心本来没有忘记学习。今年学业完成来到京师，恰逢朝廷兴贤选士之时，于是凭借所学接受有司考试，却没有考中。众人都替蒋瑛惋惜，说：“是我的学业还没有达到罢了；回去继续求学，学业果真达到程度了，谁忍心舍弃我呢？”他将要出发时，和他交情深厚的庶吉士逯端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既同他的父亲交往，又喜爱蒋瑛有这样的志向，即使没有逯端的请求，也将勉励他前进，何况又有逯端的请求呢？姑且就蒋瑛所学的内容，为他讲说一番。从前圣人建立教化，是为了阐明道。道难道离人很远吗？就在人的伦理关系之间罢了。至于用礼来谨慎对待这些伦理关系，是为了维系它们。到了周代衰落的时候，维系伦理的工具废弛了，人道也败坏了。圣人于是作《春秋》。凡是《春秋》所贬斥的，一定是违背礼的行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由此说来，假使上天叙定的典章、上天所定的礼秩，都能敦厚而有常，那么《春秋》也就不会产生了。既然如此，学习《春秋》的人，难道可以不探究圣人的用意吗？一定要把《春秋》所贬斥的事引以为戒，把礼所应当致力的事作为自我勉励。君主尽君主之道，臣下尽臣下之道，父亲尽父亲之道，子女尽子女之道，夫妇各尽其道，长幼有序，朋友守信，这样，圣人的用意就得到了。由此发而写成文章，便都是承载道理的文章，难道只是为了在科举日程中博取一时快意吗？世上学习经书的人，诵读经文而践行其道的，本来就有；诵读经文却违背其道的，却更多。更有甚者，连经文也一并抛弃，只诵读别人的陈旧言论，企图侥幸于一时，最终不能在世上立足。懒惰苟且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学习又有什么可贵之处呢？这不是我对瑛的期望。瑛应当奉行我先前所说的话，早晚勉励自己，这样就不会违背圣人，不会有愧于父母，也不会辜负我们这些人的期望了。

译《送黄知县序》黄惠，字有孚，是杭州仁和人。他起初是太学生，被擢升授任工部主事，因父母丧而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刑部。不久患病，想求得一个县令的职位以便于自己，于是被任命为延平府顺昌县知县。任满九年，改任惠安知县。他的朋友翰林编修叶蓁，字仲容，命画工绘制送别图，请善于作赋的人在图上题诗赠送给他，又请我作序。我认为临别赠言，是古代的传统，《烝民》等诗可以说明这一点；但从来没有把它绘成图。直到汉代二疏辞官归乡，后来的画工才开始为他们作图，但那并不是当时用于送别的。因此，赠言本来就足以表现朋友情谊的深厚，并不取决于有没有图画。如今诗和画兼备，情意已经更加深厚了，又来请我作序，岂不是太反复周详了吗？虽然如此，序文是说明作诗缘由的。各位先生的诗，我不能替他们说明，姑且诵述古人所作的诗，来赠给有孚。《烝民》这首诗，是尹吉甫送仲山甫时作的。谈到他的德行，就说：“小心谨慎，遵循古人的训诫。” 谈到他的行为，就说：“不欺侮孤儿寡妇，不畏惧强暴有势力的人。” 既然有敬慎之心，又以古人为效法；至于办事，又公平正直，这就是他成为贤者的原因。世上做官的人，难道有不应当这样的吗？何况县令，接受百里之地而治理它，对上要有所作为，对下要有所统辖，尤其应当以仲山甫为榜样。有孚做官已经很久了，他是否更加留意这些呢？如今各位先生的诗，难道也是这个意思吗？我还不了解有孚，姑且因仲容的请求替他作这篇序。将来政绩成就、德行树立之后，再诵读这些诗，我还应当为有孚祝贺。《赠蔡太守序》圣明天子继承大统，安抚万邦，慨然希望同亿万百姓相安无事。吏部报告缺少郡守，皇帝诏令各位大臣慎重选择；从郎官、御史以下，凡在职者，只要才能品行适合任用，不论品秩次第，立即任命。选得二十五人，考功员外郎蔡君祥也在其中。名单上报后，便授任延安府知府，赐给敕书加以勉励，使他乘驿传赴任。蔡君字彦嘉，是临海人，由诸生进入太学，擢升授任刑部司务，改任吏部，因被举荐而升任行在刑部员外郎。不久又改任吏部，他的才能和名声早已为人所知。他出任延安知府，了解彦嘉的人无不认为合适；而他的同僚朋友文选郎中吴君敬等，都惋惜他的离去，请我写文章赠给他。如今替天子养育百姓的，是县令和郡守。县令得到百里之地治理它，虽然接近百姓，但施政范围狭小。郡守承担古代诸侯的职责，辖地有一千多里，百姓多的达到四五十万，少的也不少于十几万。从县令、县丞以下，仰望并接受其命令的人也以百、十计。对下仁爱如春日温暖，威严如秋气凛冽，凡在下属之位的人，谁敢违抗而又怠慢呢？他的尊贵荣耀由此可知。然而百姓人数众多，寒冷的人想要衣服，饥饿的人想要食物，劳苦的人想要得到安宁，心中郁结不平的人想要得到公正裁决，全都把希望寄托在郡守身上。若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就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既然如此，做郡守难道不难吗？世上谈论治理的人认为，上位者爱护百姓已经到极点，承担这项责任的是郡守和县令。假如一个郡得到贤能的郡守，使他考察属吏的贤能与否；县令、县丞以下，能够明察并约束自己，仁爱地养育百姓，公正地成就事务的人，就留下他们；否则就铲除而罢黜他们。这样一来，百姓将没有不能各得其所的；那么做郡守虽然困难，却也未见得真的难到极点。延安是边远郡，它的百姓对郡守的期望，难道仅仅十几万人吗？彦嘉享有这种尊荣，一定应当想到其中的困难而尽心尽力，以慰藉百姓的期望，这才不辜负圣明天子选拔任用他的用意。彦嘉通晓经书，经典中所记载的治国大原则，他既然懂得这些，治理一个郡又有什么困难呢？彦嘉要勉励自己，将来政绩成就，便可以和汉代的循吏相媲美了。于是作序。《赠武选龚郎中序》用武力来保卫国家，自古圣人就采用它，从来没有废弃。起初是把兵役寄寓在农业之中，后世兵与农分开，于是祸患也逐渐产生。唐代的府兵，大概本于古代遗意，谈论军事的人认为它很好。如今天下设置卫所，以百计；每卫设置五千士兵，根据地势险易确定屯驻防守的人数，既没有失去防御作用，又足以供给粮饷，这是古代寓兵于农的意义，是万世都可以实行的良法。虽然法令很好，假如没有合适的人执行，仍然等于没有法令。因此，以任用人才为重。一卫的长官是指挥使，其次是同知、佥事，下面是千户、百户、镇抚；所有担任职守的若干人，屯驻的若干士兵，都有固定的制度。依据这些制度，各自尽心尽职，长久之计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今任用将领的人，我所知道的，熟悉韬略、通晓礼义的，大概有一些，但并不多。其他人有不熟习武艺的，也有熟习武艺却不读书的；熟习武艺的人自以为足够，对于读书则认为不是急务。然而武德有七项，禁止暴乱只是其中一项；止息战事、保全大局、安定功业、安抚百姓、协调众人、丰厚财用，才占了其中六项。不从书中求取，又怎么知道它们的意义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千人、千人〕 凭这样的情况担任将领，就难怪苛刻暴虐以虐待下属、削减剥夺以肥私囊的人很多了。如今武臣的选拔授任，都由兵部尚书、侍郎在上主持；如果能够详细审察是否合适，明确奏报后施行，那么郎中及其同僚的职责，若不是精明清白、勤勉谨慎的人，就不足以胜任。金华龚永吉任职方主事，才六年时间，他的名誉已经上下闻知。尚书王公举荐他担任武选郎中，了解永吉的人无不认为合适。我同年友职方郎中龚君以及各位同僚，为永吉升任官位而高兴，嘱托我写文章赠给他。我听说兵家利弊就是这样，所以和他们一起谈论这些。永吉对于选拔授任之事，应当更加用心，使所任用的都得到合适的人才，修明武德以有利于国家；这样，永吉的福禄和荣名，难道会有穷尽吗？

译《赠按察副使严君序》金华严君继先任监察御史，任满九年，越级授任山西按察副使。当初继先任御史，在云南道，与姻亲欧阳允和同僚，允和多次称赞他的才能品行，认为胜过众人。后来我的朋友罗君汝敬由翰林侍讲出任云南道，又与继先同僚，也极力称赞他。像允和这样的人，以及在北京的文武官吏和京畿八府中有事务需要到云南道办理的人，也无不赞叹他的贤能。既然受到同僚称誉，又受到众人称誉，如果没有实际德才，是做不到的。继先又用余力写文章，使自己显名于世，所以当时论及著名御史，像继先这样的没有几个，人人本来就认为他应当有远大的前途。如今奉命在山西掌管法纪，难道不是很合适吗？有人说：“御史和副使，品秩高下可以知道了。然而有内外之分，所以权势相差悬殊。凭继先的贤能，假使让他在内任职而升迁品秩，施行他想做的事，不也可以吗？如今却让他在外任副使，为什么呢？”我认为不是这样。君子做官，是要用自己的道使百姓得到益处。凡是百姓，都必须由郡县官吏治理；官吏贤能与否，关系到百姓的祸福。虽然郡县官吏统属于布政司，但考察他们并决定升降的权势，不如按察司便利。朝廷严明黜陟官吏的典章，用来考核官吏，所依靠的只是监察御史和按察司。御史虽然从内廷出任地方，权势显赫；但若不是长期在外任职的人，按察司的职责在临察方面更切近，在辨别方面更精细，能够和御史共同审察衡量而决定属吏的去留。假若属吏都贤能，百姓难道不会都各得其所吗？他的恩惠难道不会普及百姓吗？假使继先在内廷升任品秩，那么他离百姓很远，恩惠难以施及百姓，这又不如任副使更好。继先如果确实比别人贤能，他心中应当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山西百姓，我知道一定会受到他的恩惠。而且如今由御史出任方面大员，再入朝担任卿佐、长官宪府的，常常有之。继先更加勉励自己，怎么会长久留在外任呢？临行时，他的同僚朋友包君德怀等向我求赠言，所以作这篇序为他送行。《赠李郎中使西域序》太宗文皇帝在位时，西域各国都来进贡，愿意称臣归属，请求派遣使者前去镇抚。于是选择可以出使的人，长安人李暹，字賔旸，以户部主事的身份前往辅佐。賔旸仪表秀美端正，志气非凡；所到之处，宣扬天子的德意，嘉奖赏赐各国首领，安抚慰问当地百姓，没有不欢喜爱戴、奔走迎送的。他又派遣各国酋长随行入朝谢恩，总共三【缺】往返并记录功劳，按次序升迁，賔旸于是升任郎中，但从未夸耀自己的才能。今天子继承大统，西域各国又相继来朝，进贡更加勤谨，皇帝诏令再次选择使者前往安抚，众人都认为賔旸合适。于是賔旸再次随同出行。有人说：“西域各国，远的距离京师数万里，道路险阻，山川阻隔，四时气候又各不相同，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賔旸多次往返其间，大概已经全都经历过了。如今又毅然上马前往，没有丝毫厌倦懈怠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我说：“古代男子出生时，用桑木作弓、蓬草作箭，向上、下、四方射去，大概是表示他将有所作为。既然如此，天地之间只要人的力量能够到达，都是有志之士应当经营并尽力的地方，又何必选择远近呢？夏、商时代，分割土地来封侯，使其各自统治，百里以外尚有不能通达的地方，何况荒服之地呢？” 到了周朝衰微之时，猃狁向内侵扰，抵达泾阳，距离镐京已经很近了。在那时，士人想要到远方有所作为，能够做到吗？我朝圣圣相承，恩德广泛施及，凡是天覆盖、日照临的地方，都称臣进贡，不烦劳刀兵而使远方归服的成效，是前代从未有过的。賔旸前往西域，虽然有车马奔劳，但从容往来，与内地相比，都是圣德所及。天下士人，大概有愿意前往却不能去的，所以賔旸不懈怠是应当的。那些害怕劳烦、趋就卑近、局促苟安的人，就像藩篱中的斥鷃，哪里能同他们谈论鲲鹏的高飞呢？然而考察《四牡》诗，就知道使臣想要完成君主的意旨，就应当常常怀念自己仿佛有所不足；这样以后，才能参谋、筹划、询问、考察，以尽到自己的职责。賔旸如果确实对此加以留意，回来后把情况报告给皇上；圣人的仁慈如同上天，进一步安抚、教化、训诲他们，使当地百姓更加安乐而仰戴朝廷，那么使臣的职责就尽到了。”临行时，他的朋友礼科给事中仪君铭等向我求文赠行，所以叙述这些话为他送行。

译《送廖知县复职诗序》长沙县令廖谟，字子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蒙城县教谕潜仲子的儿子。当初我和教谕君交游时，子谟虽然年少，已经聪慧卓异，不同寻常。后来他通晓经书，考中进士，入翰林任庶吉士，才思敏捷，气节伟岸，士大夫没有不认为他贤能的。子谟常说：“国家的文运日益兴盛，士大夫先生们到处成行成列。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能治理州县，为天子牧养百姓，一定不会辜负任用；为什么还要在笔砚之间苦苦钻研呢！”当权者听到这些话，考察后认为确实如此，便奏请任命他为颍上县令。他治理颍上，以抑制豪强狡猾、安抚善良柔弱为要务；不久因父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长沙县令。长沙处在交州、广州的交通要冲，赋税繁多，徭役沉重，奸弊丛生，号称最难治理。子谟像治理颍上一样治理长沙，同时更加思考使百姓获利受惠的办法。凡是拖欠租税而无力偿还的，他奏请允许缴纳相应的钱财；凡是对百姓不便利的事情和百姓希望得到的事情，都依次废止或施行。县中百姓心悦诚服，事情无论大小、缓急，全都一一办妥而闻名。湖广布政司、按察司大臣，以及长沙在朝为官的士人和朝廷显贵经过长沙的人，都称赞他。今年吏部侍郎黄公考察人才，从湖湘回来，对我说：“廖知县治理长沙，是湖广第一。” 唉，子谟确实比一般人贤能啊！县令是百姓的父母官；然而要使百姓把县令当作父母，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难道不是以强有力的教化来引导他们，以和悦安宁的方式使他们安定吗？这样，百姓便会像尊敬亲近父母一样尊敬亲近县令；想要让政事不能治理好，也不可能。世上做县令的，有的不了解这个道理，不是倚仗威严、任用权术，就是柔弱苟且、因循沉默而不加省察，忧虑的是父母官之道已经失去了。想要百姓把县令当作子女一样爱护，而所有政事又都治理好，也不可能。子谟大概已经有做父母官的道理了吧？然而我听孔子说：“侍奉君主，要慎重开始而恭敬结束。”士人做官，有好的开始的很多；到后来很少有不改变节操、改变心志的，所以福禄、荣耀、名声，也只在开始时看得见而已，这难道不是懈怠战胜了自己的一种证明吗？子谟确实比一般人贤能！假如能恭敬谨慎地自我守持而不改变最初的志向，那么上天所给予他的福报，难道会有止境吗？恭敬谨慎所带来的吉祥，正是我对子谟的期望。子谟如今因考核政绩回到长沙，他的表叔刑部郎中独孤乐善等请求学士大夫作诗送他，我特意作了这篇序。《送罗仪范照磨诗序》仪范是庐陵大安罗氏人。罗氏过去以资财富有闻名，如今大多从事儒业，所以仪范也凭儒学而仕进。他参加兵部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先生主持的考试，杨先生赞赏他的笃实，让他做自己的儿子的老师。仪范早晚坐在书斋中，循循善诱，随着学生所学加以开导、督促和勉励，两个孩子都乐意听从。京师中善于教导人的，都比不上仪范，于是求学者更加多了。杨先生曾说：“仪范学问广博而志向专一，说话做事谨慎，只要这样坚持不变。他将来做官，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我也曾拜访他，和他交谈，问起他儿子的学业，却奇怪他为什么不把儿子带来。仪范说：“我家一向贫寒，有三个儿子，都做童子师，可以自给自足。我来京时，已经把家事交给他们了。如今幸而能在这里安居，所以没有让他们来。”我又曾见世上那些刚开始做官的人，往往都带着儿子随行。跟随父亲的，难道人人真是爱父亲吗？大概是为将来打算。父亲幸而得到一官半职，他们往往就求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很少有不败坏的。我对儿子没有什么期望，也希望他们对我没有什么期望，或许这样才能有所成就吧。”我听了，深深赞许他。士人做官，是要施行自己的义，难道只是为了妻子儿女打算吗？人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并说出来，但仍有失败的人，大概是因为那些倚仗奢侈、毁弃义理的人把妻子儿女当作牵累。如今的达官显贵，乃至担任郡守、县令的人，因为这个原因而辱没自身、败坏家庭的，不止一个，也并非全都愚蠢；有的是守持不坚定而被妻子儿女改变了，有的是受到劝戒却不改，逐渐发展到极点。这是仁人君子深深悲痛的事。仪范能够想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明智了。照磨官是九品，在郡府僚属中地位较低；然而一个郡的文书移檄必定要经过他，并不只是查阅已经办结的案卷而已，他的权势足以在一时之间抑扬取舍。过去任这个职位而使妻子儿女富裕的人很多，但最终是否享受到这些富裕，我不能全部知道。如今仪范担任这个官职，假如坚持志向不改变，把全部心力用在义所应当做的事情上，那么他所建立的事业一定会超过常人。所有倚仗奢侈、毁弃义理的人，都将在仪范面前感到惭愧。仪范将要出发，杨先生率领各位学士大夫作诗为他送行，又命我作序。因此我把他曾经说过的话和我曾经见到的事写在篇首，确实希望仪范始终自我勉励。我的哥哥善学，担任高要县丞；以后每日办理事务，府庭下达有关他为人的要求时，即使他不肯做不合义的事，仪范也应当把这些话告诉他，这也是亲厚相待的方式。

译《赠徐孟隆序》国家对待士人优厚极了。在府、州、县学习的人，学业完成后便贡入太学，这是教育他们的制度非常完备。入学三年后就回去探望父母，父母去世后则回乡致祭。大概是认为教他们仁义，将来要让他们把仁义施行于天下，作为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根本。然而遗弃父母，那么他们所学的仁义又体现在哪里呢？仁义，是君子的道路。以仁义来期望天下士人，用意难道不厚重吗？自从夏、商、周三代建立学校，都以人伦为根本。仁爱体现在父子关系中，义体现在君臣关系中，这是其中最重要的。士人尚未做官，虽然还不能完全尽到君臣之义，却应当对父母尽到孝道。侍奉君主的忠诚，正如侍奉父母的孝顺。如今在他们未做官时就用这些道理教育他们，那么国家期望他们取得什么成效，也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说国家对待士人优厚，难道是空话吗？我曾读柳子给太学生的信，说他过去有志于太学，想听闻善道来树立自身；后来因为太学生所学浅陋，经过太学门前也不敢回头看一眼，我读到这些话没有不惊异的。等读了韩子《何蕃传》，才知道太学生之所以没有最终跟随叛贼，是因为何蕃斥责了他们。何蕃是纯孝的人，因为孝敬父母，所以能够忠于君主。这样以后，我才相信韩子的话，也知道三代教育人的方法，即使百世之后仍然可以实行。国家仿效古代建立教育制度，以君子的道路对待士人，士人也应当用这种道路要求自己。然而不成为柳子所鄙视的那种人，也未必一定没有。于是有些人想要使自身荣耀，反而使自身受辱，大概是因为奉行法度、遵循正理的意念少了，而诡诈欺骗、轻薄卑恶的习气胜过了正道。能在尚未显达时修养自己，然后才能在显达之后有所作为。因此，不合于道的话不说，不合于理的事不做。这样能够侍奉父母，也就能够侍奉君主。能够用这些道理修养自身，那么作为君子，还有谁能阻挡他呢？建安人徐盛，字孟隆，做太学生满三年，得到告假回乡祭祀父母。他的朋友礼部主事苏镒，字良金，请我写话赠给他。我推究他们的用意，难道只是为了荣耀他的归乡吗？大概是要以君子的道路互相勉励。朋友之间能够用道相互勉励的很少，所以我为此高兴，并乐意说明国家优厚对待士人的用意，赠给他。孟隆应当更加思考怎样才不辜负这一切。《李氏群英墨妙序》弋阳人李文奎担任保昌县学教谕，能够用自己所学教育诸生，并且恬淡自守、知足自得。凡是世俗所崇尚的东西，他都无意追逐，唯独喜爱图画。当时善于绘画的人，都有作品满足他的爱好。文奎取来其中零碎的画作，装裱分类编成一卷，命名为《群英墨妙》，带到北京来，因我的朋友郭公承而请求我作序。我认为，有形体的万物都出自自然，画家于是凭借偶然兴致作画，却想达到自然的妙处，如果不深究其中的道理，就不容易做到。过去善于作画的人认为，若不合乎常理便不应当如此，于是把它废弃，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喜欢画的人，也必须深刻明白这一点，然后才能审察其中是非得失的真实情况；如果不是这样，也不过是徒然喜爱罢了。虽然如此，这只是谈论通常的情况。至于君子的心，则与此不同。君子以天下为乐；天下万物都各得其宜，他的快乐就大了。然而山川的流动与耸立，人物的活动与生长，有的在这里得到、有的在那里遗漏，不可能全都接触于眼见耳闻。假如不能全都接触于眼见耳闻，那么君子的快乐就没有完全得到。因此，能够在图画中看见的事物，便根据它的形似来想象它的真实，仿佛亲身行走在山水之间，并且同万物都各自获得情趣，那么对于君子的内心来说，难道不是快乐吗？何况还可以借山来增益自己的仁德，借水来扩大自己的智慧，因鸢鸟飞翔、鱼儿跃动而看见道理显著地贯通于天地上下；再由一物推及万物，处处都有所得，这难道不是更加大的快乐吗？君子喜爱图画的用意，大概就是这样。否则，难道没有别的事物可以喜爱，却偏偏一定要喜爱图画吗？文奎是学习圣贤之道的人，他存养于心的道理一定接近于此。所以我同他谈论这些，不知他认为怎么样。《赠朱副使诗序》朱君与言担任湖广按察佥事，以清廉谨慎、正直诚信著称已经很久了。大概凡是朝廷大臣到湖广办事，以及他的属下郡县官吏、学校诸生，只要涉及公正的是非，都一致称赞他。我们同道中认识与言的人，都为此高兴。与言确实没有辜负所担任的职务。今年考核政绩来到京师，凡是掌管风纪法度、负有考核重任的人，都认为他贤能，于是越级授任四川按察副使。我们同道的人更加为此高兴，不只是高兴与言升任官位，更是因为大公之道得以施行。国家考核政绩的制度，必须参考风宪官员来决定升降，是为了显示公正。此前担任宪长的人，好恶不按公正处理，往往凭个人感情；他的属下大多受其影响，内外官职中贤能而受到压抑的人有之，中等才能的人也往往改变自己的操守来迎合他的欲望，风俗因此颓败，日益陷入弊端。圣明天子大力整顿法度，明确升降，选择贤能的人任职，于是公道大行，贤能者更加受到勉励；那么对于与言的升迁，我怎么能不更加高兴呢？治理天下，不过是任用人才；人才之所以能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不过是因为黜陟公正。然而忧虑在于不能尽用人才，所以把考察之任托付给耳目之官；如果掌管耳目的人反而颠倒是非，那么又何必使用这些耳目呢？我曾经谈论治理的要领：朝廷内部由都察院得到贤能的人来任用，并让他们考察按察司；按察司也都得到贤能的人，那么就能遍察内外百司办事人员的贤能与否，施行判断是非、决定升降的公正制度。这样，有志之士谁肯自暴自弃于不肖之地，而不会都成为有才有德的人呢？治理之道的盛况，即使唐尧、虞舜时期也不过如此。如今大公之道已经在朝廷内部施行，与言担任按察副使，又把它推行到外部，使属吏中贤能的人都乐于有所作为，其余的人也都勉励自己行善；如果声誉功绩比过去更加美好，那么我们同道的人对于与言，又将怎样欢喜呢？凭与言的贤能，他一定能够满足朋友的期望，这是明白无疑的，所以大家都作诗为他送行，我便作了这篇序。与言的同僚中有刘君鼎贯，也是我们同道所喜爱的人，希望他把我的话告诉刘君。

译《送王教授诗序》我的朋友王经用，字常初，过去主持大康的教育，大康的士人能够有所成就，大多仰赖于他。今年因考核成绩最好，得到兖州教授的职位，将要出发，来向我求赠言。我说，兖州距离曲阜三十多里，距离圣人的居所竟然这样近。经用依傍圣人的宫墙来教导当地人的子弟，难道可以违背圣人的道吗？圣人所教的有四项：文、行、忠、信。学习《诗》《书》和六艺的文理，修养孝悌的行为，并且都以忠信为根本。兖州的子弟如果确实能做到这些，就无愧于圣人的故乡了；如果做不到，经用就应当有办法教育他们。然而经用的教育，难道只是说这些话而已吗？一定要以自身为根本，自身具备这些德行，下面的人就会受感化，他的教育便可以不劳而成。不能用圣人的道理修养自己，叫作抛弃自身；不能用圣人的道理教育别人，叫作抛弃别人。这两件事都不可以，何况身处圣人的故乡呢？圣人是天下万世的老师。然而在距离圣人居所很近的地方，圣人的遗风余韵切近于耳闻目见，容易使人感发振作；那么兖州的老师和弟子所能建立的事业，应当怎样，就可以知道了。我怎么能不殷切地对此有所关怀呢？用圣人的道理教育人，本来就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职务，何况施行于圣人的故乡，更应当加倍谨慎。假如有丝毫违背道理的地方，人们就会说：“教育圣人的故乡，却不用圣人的道理。”这就不是圣人的门徒了，能不谨慎吗？然而世上担任教育官员的人，大多把自己放任在规矩之外，忘记了自己所教的内容，所以学生最终没有成就，这是君子深深叹息的事。我知道经用一定会更加谨慎，能够符合我的期望，所以作序赠给他。各位先生的诗附在后面。《赠刘子钦诗序》刘先生子钦与我同年考中进士，成为翰林庶吉士，一同接受太宗皇帝的命令，在内秘书处读书。先生学问广博，品行修整；他的文章宏阔纵横而又有法度，凡是读书人都传诵它，我是赶不上他的。后来先生离开翰林，任刑部主事，名声日益显著；过了很久辞去官职，而好学的士人听说先生，都乐意跟从他学习，唯恐不能列入弟子之中。于是新淦县学缺少训导，便带着礼物到他门下聘请他。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曾君子啓，也把先生的文学和品行向朝廷推荐，征召他到吏部。先生请求说：“我老了，不能从政，希望只做训导来教育学生。”吏部把这件事报告皇上，皇上依照他的请求，于是他将前往新淦。曾君又率领与他交厚的人作诗送行，并让我的作序。我认为，治理天下，必须任用天下的人才；学校是人才产生的地方，而教官正是用来成就人才的，好比工匠制造器物，必须先制定规矩、矩尺、准绳，器物的方圆平直才足以使用。如今天下学校很多，教育培养的设施无不齐备，各种大小人才都从这里选取，那么教官所关系的事情非常重大，就可以知道了。然而方圆百里的县相互连接，有的却不能得到贤能的教官，那么士人想要学习文章、修养品行，以显名于世，将以什么为榜样呢？所以如今谈论治理的人，必定把得到贤能教官视为当务之急；这不只是今天的议论，古代的议论也都如此。既然这样，像刘先生这样的人，受到世人看重就是应该的了。如今的新淦，新淦的士人想要学习文章、修养品行，以显名于世；得到先生作为老师，那么将来那些卓然成名、上升显达的人，与过去相比难道不会更加兴盛吗？作诗送他，不只是表示对先生的看重，也是为新淦感到庆幸。作赋的共有四人，以《鲁颂》“思乐泮水，薄采其芹”两句为韵，每人作两篇，每篇八韵。这四个人是：曾君子啓、监察御史罗君汝敬、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读周君崇述、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王君时彦，大概按年龄排列，都是同年朋友。《赠周员外之任诗序》我当初任翰林庶吉士时，周先生岐凤已经是国子监学正；后来选任王府纪善，又出任长洲教官，再任国子博士，他的文学卓越，在当时很有声望。仁宗皇帝在东宫时，素来了解他，但还没有来得及重用。洪熙元年秋，先生因母丧服满而起复，回到京师，正逢朝廷下诏求贤，监察御史陈绍首先推荐先生，朝廷中的大臣也有许多称誉他的，于是升任职方员外郎。士大夫都为他的出任而高兴，纷纷作诗送行。先生的儿子功叙任翰林编修，曾经和我同住在金城坊，因此先生来京时，我得以多次见到他。听他说话、看他处理事情，绝非迂腐的儒生和偏狭的士人所能比。我由此更加了解先生，他值得敬重的不只是文学。古代做士人的人，大概说的是幼年学习、壮年实行。先生明白圣贤的大道，用来教育学生，但这些都只是寄托在空言之中。如今他离开去做郎官，将把所学体现于实际事务，儒学的功效已经很久没有在天下显明了。不了解的人以为儒者不足任用，所以对儒者往往诋毁为迂腐疏阔。《诗经》不是说：“向左向左，君子能适宜地处理；向右向右，君子都能拥有并处理。”假使君子没有这种才能，那也就罢了；如果确实具备，那么无论施用于大小事务、艰难容易之事，都没有不合宜的。却说他们不足以任用，难道不是荒谬的议论吗？先生积累的学问已经很久，而人们对先生的期待也远大而没有穷尽。河水发源于昆仑山，流到积石山时受到阻碍而不能放纵奔流；一旦决堤疏导，浩浩荡荡便没有什么能够抵挡。先生积蓄深厚而将要通达，大概就像这样。我们同道的人也深深等待先生有所作为以满足人们的期望，使人知道儒者果然有用，不敢再诋毁为迂腐疏阔，这一切难道不会由先生来证明吗？先生年六十岁，胡须头发浓盛，耳目聪明没有衰退，并且好学不倦。把自己所有的学问推而施用于实际，又有谁能阻挡他呢？从前卫武公担任周朝卿士，年过九十仍然勤勉不懈，所以后来称他为睿圣。卫武公难道不是先生应当交往并效法的前贤吗？我是先生同郡人，仰慕先生已经很久，先生也辱蒙与我交往，所以用这些话勉励先生，并作为赠行诗序。

译《送杨允谦诗序》建安人杨让，字允谦，是当今文渊阁大学士兼翰林学士杨先生的次子。杨先生在京师做官，距离故乡几乎万里，所以允谦前来探望父亲。早晚侍奉在父亲身边，听取教诲；退下后又展开书卷吟诵，寻求古代圣贤的训诫并奉行。对他多有教益的人，是国子祭酒胡公；胡公从未说过不合道理的话，也从未做过不合正道的事，缙绅大夫都认为他贤能。京师是四方万国会同聚集的地方，其中人的贤愚、习俗的高下、技艺声色的邪正、饮食衣服制度的华侈，无不具备。随从他人的喜好而爱慕，足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的内心快乐。所以君子想要了解一个人的善恶，常常从他所跟从的人观察，那么善恶就无法掩盖了。然而富贵人家的秀美子弟，大多放纵自己，愿意从事道德文章的很少。因此君子不但可以由此知道一个人的善恶，也可以知道他父兄教育他的方式。杨先生凭借美好的德行、醇厚的文学，受到圣明天子的知遇，出入侍从二十多年，恩遇在当时很重，声名显扬天下。而允谦退让自守，勤于学习，对于众人所欲求的各种东西，内心都不为之动摇。即使说这是由于他的资质优良、天性美好，也有杨先生在家中教育他的原因。古人称赞一个人的善德而把根源归于父兄、老师、朋友，难道是虚说吗？允谦留在京师将近几年，如今奉杨先生之命回归故乡。我们同道中了解允谦的人，都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于是相继用话赠给他。赠人言语，针对的不是他已经拥有的，而是他尚未具备的，这才是好的。允谦一向受教于家庭，又经常听到老师朋友的教诲，还有什么需要赠言的呢？虽然如此，求学的道路没有穷尽，而各人的话也各有适切之处。孔子曾经用《诗》《礼》教育自己的儿子，如今杨先生的教育也正是这样。我们同道所说的话，难道会超出这个范围吗？那句“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允谦应当以此自勉；那句“思无邪”和“无不敬”，就是我们同道用来进一步勉励允谦的意思。这是求学的要领。允谦要努力勉励自己啊。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行诗序。《赠参政李君序》圣明天子尊临万邦，振作精神治理国家，命令三品以上的大臣举荐能够担当重任的贤才。各位大臣都慎重选择所要举荐的人，过了很久仍没有人回报。皇上又拿出自己所作的《招隐歌》《猗兰操》给群臣看，并再次命令吏部督促。于是大臣们明白地知道了皇上急于求贤的用意。过了几天，才把所举荐的人具名上报，皇帝下诏都授予藩司、宪司的职务。行在工部虞衡郎中李君新克铭也在其中。既然授任陕西右参政，皇上最终却爱惜他的才干，不让他离京赴任，而是留在京师修治仓库，掌管粮饷。李君感激皇上的深厚恩德，更加尽心而不懈怠。他同乡的官员、翰林修撰黄裳等，都为此深感高兴，想要写些话赠给他，认为没有比文章更合适的，于是来请我作序。李君是南阳内乡人，天性刚毅不阿，才气俊逸，足以有所作为。起初任建宁检校，因被举荐升任兵马副指挥，不久调任监察御史。营建北京时，急于任用人才，于是改任工部主事，督理各项工程。仁宗皇帝一向了解他，登基后，便有了虞衡郎中的任命。他所经历的每一个职位，名声也随之而来。我曾听少传杨公说：“李君起初在建宁督修学校的工程，他的经营布置都很有条理，可以长久而不损坏，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称道。他初步试任就已经如此，难怪职位越显赫，名声也越著称。北京是天下四方会同的都城，人口大概以百万计，所以粮饷是首要事务。东南运来的粮食接连不断，供应没有穷尽；此前粮饷的收支都由尚书掌管，如今把它委托给李君，他职责的重大就可以知道了。而且当时并不是没有贤能之人，却一定要留下李君，他任用李君的用意也可以知道。李君难道不应当更加努力来符合皇上的心意吗？关键只在仁爱。仁爱就能公正，公正就能使事务处理得平允，对国家有益，对下属和百姓有惠，那么李君的名声难道不会更加显著吗？爵禄的到来难道不会更加显赫吗？这些都是朋友们共同的愿望，所以作序赠给他。《送刘御史赴南京序》叔用名准，是我泰和珠林人。珠林的刘世儒家族，自唐代以来，屡有凭科举显达的人。国朝洪武初年，叔用的伯祖子髙先生，历任官职至礼部侍郎、权吏部尚书，最后任国子司业，死于任上。叔用的祖父子彦先生，任丰城教谕。这两位先生的学问、行政和办事才能，在当时都显著卓越，人们直到今天还称道不衰。我出生得晚，不能跟从二位先生，却得以同叔用的父亲士方君交游。他刚毅正直，不是流俗之人敢于亲近的，却能超然自得于山水之间。兴致所到，便发而为文章，都清新秀丽而合乎典则，尤其诗歌奇妙。然而他最终没有出仕便去世了，君子们深为惋惜，认为他家世代积累的德行，后来必定会有继承者。到了叔用，终于凭通晓经学考中进士，如今又被擢升任命为监察御史，君子们都认为这是适宜的。叔用将赴任，南京城中的仕宦者，刑部郎中独孤乐善等人，让我赠言给他。唉，我哪里敢对叔用有所吝惜呢！我私下曾思考，如今的七品官中，只有御史最难任，因为兼有前代谏官、察官的职责，职任十分重大。凡是政令应当施行的，纲纪应当修明的，民间疾苦应当体恤的，处在下位的贤人应当任用的，处在职位上的奸邪小人应当罢黜的，受到冤屈的人应当审理的，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应当施行的，只要是耳目所接触到的，都可以据实进言并付诸施行，职任的重大，大概就是这样。只有内心公正，行为端正，器量宽厚，气度平和，然后才能从容专一、宁静审察，看到事情合宜的道理而施行，使之恰到好处。这难道是可以轻易做到的吗！孔子说：“不担心没有职位，只担心凭什么立身。”这样看来，处在职位上而无愧于职位，本来就是圣人所希望的。因此看来，徇私自利，行为偏邪而心胸狭窄，凭苛刻暴虐加于别人、施于政事，却不明白事情合宜的道理，这些都对自己的职位有所惭愧。唉，叔用还应当思考任职的艰难，谋求自己凭什么立身啊！读书人出仕，贵在不辱没自己的家世；君子观察一个人，也一定要评论他的家世。前人所创立的事业，既然已经高明宏大，后来却用卑鄙污下、猥琐琐屑的行为继承它，这就叫辱没家世，是君子所贬斥的。叔用只要不辱没家世，那么他所立身的事业必定无愧于自己的职位。叔用努力吧。

译赠范主事诗序 德伦是上虞人。起初从太学生被擢升为礼部主事，后来又改任刑部主事，都很有声名。朝廷认为他称职，于是推究到他父母的贤德，便以他现在的官职赠给他的父亲，母亲也被赠为安人，并赐给诰命。德伦想到二位亲人不能亲眼见到这些，便请假回乡，在墓下焚烧黄纸诰命。翰林院诸位先生大多同他交游，商议赠诗为他送行，侍读学士钱先生首先作诗一章，随后唱和的有九人，共得诗十首，并把它们交给我作序。自洪熙以来直到今天，仕宦者蒙受恩典、请假回乡省亲的已经很多了，我作诗或文章赠送他们的也不少，都是根据皇恩的深厚，推说君子所应当做的事情。因为我认为，用言语赠给别人，本来就应当对别人有所裨益。读书人成为士君子，戴好帽子、束好衣襟站立在朝廷，凡是上级如此施恩，并不只是苟且求得荣耀，而是用来劝勉忠孝。所谓劝孝，是使人既然能够显扬亲人，便更加思考不要辱没亲人；所谓劝忠，是使人把侍奉父母的心用来侍奉君主，力求无愧于君主。这两件事本来就是君子所致力的，哪里还需要劝勉呢？然而既然已经劝勉了，那么他们致力于此，应当做到怎样的程度呢？况且封赠的典礼，汉唐以前还没有，到了宋代才有；但是著为法令，使所有人都能请假回去省亲，像如今这样，过去有过吗？没有。请假回乡或许有过，赐给纸币，使他们回去能够享祀祖先，像如今这样过去又有过吗？没有。凡是前代所没有的，如今都具备了，圣明之朝厚待臣下，真可以说是如同上天一样仁厚。这样说来，仕宦者谋求报答，难道可以把自己看作平庸常人吗？德伦在诸位先生之间，进退举止恭敬谨慎，以礼义相互推重，那么他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是可以知道的。因此我也乐意为他说这些话。至于车马冠盖的华美、意气的盛大，足以震动炫耀乡里；以及放纵自得，低头只顾经营自己，长期滞留在外而忘记自己应当致力的事情，这些都不是君子所看重的，也不值得对德伦说。这就是序。送布政使周君诗序 国家平定天下后，设置十四个布政司，用来统辖治理百姓。这大概就是古代方伯治理地方的制度。布政司的长官是左右布政使，其次有参政、参议。而布政使的职任十分重大。凡是上级用来治理教化百姓、施行政教以安抚他们、广施恩泽以浸润他们的措施，都必须使其广博周遍，让百姓各自安居其所。至于赋税的征出、力役的供给、诉讼的是非，以及各种纷繁杂乱的民事，也必须使它们公正、平均、统一，使每个人都得到按其身份应当得到的东西。对于施行设置、安排处理的方法，即使有时众人疑虑，也要裁定是否合宜、决定是否可行，并让布政使专门负责。因此，上级所委任的职责和下级所寄托的希望，都集中在布政使身上。布政使的职任，难道不确实重大吗？但事务有繁简难易，还要看所在地的情况。如今的福建，可以说是繁重而且棘手的地方。它的土地连接大海，海外国家以百计，每年按时进贡地方物产，朝廷使臣前往慰问其君长的，车马相望。其他到那里办事的人更多，送往迎来，全是有关部门的事务。这能轻易说吗？同样都是布政司，福建尤其困难，因为其他地方所处理的大多是常规事务。这样看来，任布政使的人，职任尤其重大，就可以知道了。只有仁爱足以爱护百姓，明察足以洞见事理，刚强足以去除私心，才智足以应对事务，宽裕足以容纳他人，坚强忍耐足以成就事业，然后才能胜任此职。周君名克敬，是松江杰出的人。永乐年间，他被擢升为广西左布政使，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福建布政使。他能够尽心于职务，大概是因为才干品行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些，所以能承担它的重大而不显得困难。今年因考核政绩来到北京，已经被评为最优，便回去任职。士大夫都作诗送他，托我作序。从前召公曾任方伯，巡行南国，传播文王的教化，于是歌咏兴起，《诗经》的《召南》就是这样产生的。周君所任的职务，正是召公所任的职务。古今的人难道相距很远吗？不过是看他用什么样的心来施行政教罢了。周君推行天子的德政来教化下民，并且以身作则，使所有做官的人都节俭正直；又推广到民间，使人人都遵守礼义、服从法令，那么治理的功业就盛大了。歌咏的兴起，将要同《召南》一起流传，而人们对甘棠的思念，难道也会有穷尽吗？所以作序来表达这番心意。送文选员外郎萧君序 萧君名宽，字雅容，是我同郡的人。永乐初年，他和我一同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又过了五六年，萧君参与修撰《永乐大典》完成后，被擢升为兵部武选主事。兵部所属有四司，只有武选司最为繁忙。萧君有温厚的德行、清廉谨慎的操守和通达敏捷的才干，做这项工作大概宽裕而没有困难。因此从尚书以下，没有不认为他贤能的。任期届满，升任吏部文选员外郎。当时皇帝车驾在北京，凡是选拔授官，都由北京行在的吏部办理，而南京吏部的事务逐渐简少。萧君收敛自己的长处，以恬淡自守，退居自处，仿佛没有什么才能。于是众人更加认为他贤能。读书人出仕，虽然都希望施展所学，在世上显露自己，但也不过是遵循道理所应当如此罢了。事务紧要而繁重时，就早晚勤劳，努力建功；等到事务简少而清静时，就从容进退，安于自己的职分。这两种情形都是道理所应当如此。然而读书人很少不把功名放在心上，往往乐于立身朝廷，竭尽自己的才力，以求依托于天子。若已经远离朝廷，才能得不到施展，也很少有人不失去原来的样子、丧失自己的操守。李唐时期，分派官员到东都洛阳任职，人人都认为忧戚，把能够升入朝廷的人看作登仙，这种心情就可想而知了。读书人不能以道自重，大概就是这样。如今的仕宦者多是学习圣人之道的人，何况像我们的萧君这样的人，众人应当认为他贤能。我想到当初我考中进士时，同郡有将近五十人，如今在南京、北京两京做官的只剩五六人罢了。然而我们这些人大多已经年老多病。萧君年纪还轻，才能品行又这样出众，他作为乡郡的光荣、增加科举声望的人，我不能不对他寄予希望。况且圣明天子选拔贤能、任用有才的人，锐意谋求治理，六卿的副贰以及镇守一方的官员，大多从郎官中选取。萧君即使想长久退居清静之地、以恬淡自守，我恐怕也不能让他如愿，这同样是遵循道理所应当如此罢了。萧君在文选司任职六年，因考核政绩来到北京，已经被评为最优，又回去任职。行在吏部郎中吴敬、孟寅等人重视同僚友谊，请我作文赠送他。因此作此序，也借此表达我的心意。

译赠易员外郎序 礼部所属有四司，其中祠祭司掌管郊祀、宗庙祭祀之事，最为重大。然而祭祀宴享的节次、礼乐的制度，都已经预先确定，不必再有所作为。只有僧道祈祷祭祀、阴阳、医药、卜筮等事务，或许有需要施设安排的地方，但也很少。因此祠祭司的职务尤其是清闲而重要的职位，其从容空暇，没有任何职位能比得上。都是郎官，在礼部已经很优越了，而祠祭司又是如此，难道不是仕宦者的幸运际遇吗？宜春人易节时中，起初凭通晓经学考中进士，任行人时出使四方，虽然足以遍览天下奇异景观，然而山川险峻，道路曲折，车马奔驰，以及风雨寒暑的侵袭，大概也已经劳苦了。任期届满后得到祠祭员外郎一职，用如今优闲的俸禄职位来补偿他先前的劳苦，天对于时中，安排得多么周全啊！如今三年考核政绩，吏部认为他称职，便让他回任自己的乡邑。仕宦者中，刑科给事中郭瑾等人，请我写文章赠给他。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而升降官员、黜陟幽明，是有虞氏的法制，也是国家所实行的制度。时中回任，也只是遵循常规罢了，为什么一定要赠言呢？然而想要赠言，并不只是为了使他高兴。君子以德相互辅助，以义相互匡正，以成就功名相互勉励，所以赞美他已经做到的，勉励他尚未达到的；这样的风气习尚，大概是值得嘉许的。因此他来请求时，我虽然没有空闲答应，却不能推辞。从前我曾听说子路向孔子询问政事，并请求进一步指教，孔子告诉他说：“不要懈怠。”孔子也曾说：“我学习不感到厌倦，教人不感到疲倦。”解释这句话的人还说：“学习不厌倦，是为了成就自己；教人不疲倦，是为了成就他人。”圣人对自己的修养和对人的教导尚且如此，那么还没有达到圣人境界的人，难道可以厌倦懈怠吗？天下的道理没有穷尽，而事情应当做的，也不是一两件可以计算的，所以君子穷究事理、践行正道，大概都要勤勉不懈，终身不停止。那些满足于小有成就、做官以后便怠惰的人，都是君子所不看重的。时中，你还要在这方面加倍用心啊！如今郎官接连不断地辅佐六卿，时中还担心自己达不到这种程度吗？圣人正是这样充实自己的根本，这就是诸位先生请求赠言的用意。赠周太守序 周侯名监，字【缺】；他任保定太守已经六年了。这次第二次考核政绩，要赴吏部，定兴县令、县丞冯【缺】、周【缺】相互商议说：“保定事务繁重艰难，天下人都知道。我们在这里任县官，之所以能够承接上级、安抚下民，使一切都合宜，都是因为周侯的德行所致。他给官吏和百姓带来的恩惠太多了。如今他要离开，既然不能用财物赠送他，如果请世上善于文章的人写赠言来彰显他的德行，也差不多合乎古代的做法。”大家都说是这样。我的朋友郭诚恰好任定兴县儒学训导，便派人送信来请我。信中说：“周侯有沉静宽厚的德行，有通达敏捷的才干，而他所施行的政务又公平正大，没有私心。不只是属下的官吏百姓爱戴他，甚至武官武士也没有不爱戴他的。唉！周侯如此贤能，难怪他们想彰显他的德行。国家拥有天下，设置府数百个，每个地方都方圆千余里，百姓多至几十万，事务不是一两件可以计算的。任太守固然足以荣耀，但也很艰难。如果又处在舟车往来的要冲、四通八达的地方，送往迎来，限期办理各种事务，来面对这些事务的人如果没有仁德，就只会看到它的困难而看不到它的荣耀。只有德行一向显著、才能一向具备，能够感动人心，然后才能按照自己的志向治理地方，这样才会拥有它的荣耀而没有它的困难。像这样的人，大概并不多见。保定距离北京三百里，它的赋税、力役都有固定制度，而其地实际上又处在西南往来的道路上。凡朝廷的达官显贵到河南、山西、湖广、贵州、黔蜀、秦陇以及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办事，和西域诸国来朝贡的使者，从陆路出入都必定经过这里，送往迎来没有一天空闲，它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周侯能够如此得到人心，他的才德之美，难道不是确实远远胜过常人吗？如今皇帝专心于养育百姓，慎重选择郡守，下诏让大臣荐举，赐玺书加以勉励后派遣他们，这难道只是为了使郡守荣耀吗？大概是为了百姓。读书人如果有志于百姓，就可以施行自己的道，所以看到有人得到这样的职位，内心尤其看重。如果周侯长久任职，政绩更加显著，不是更值得看重吗？从前汉代黄霸任颍川太守，得到官吏百姓的心，后来入朝任京兆尹，官吏百姓日夜思念他，不能忘怀。等到他临近任所时，他的教化更加容易推行，郡中治理得更加好，以至于后世称颂郡守，至今还把黄霸列为第一。如今保定百姓对周侯，不也像颍川百姓对黄霸一样吗？” “愿周侯更加能够用实际作为来副合大家对他的期望啊！”我既然敬重周侯，所以探求他的官吏百姓的心意，写成这篇序来赠给他。

译赠谢郎中诗序 肃敬名庄，是常州武进人，凭通晓经学考中永乐乙未科进士，任兵部主事，任期届满后升任刑部广东清吏司郎中。他任主事时，已经有和悦温厚的时誉；升为正郎后，又因勤勉谨慎而更加有声名。三年任期届满，吏部考核政绩，认为他称职，向皇上报告，晋升阶官为奉政大夫，并以他所任的官职赠给他的父亲，封他的母亲为太宜人，他的妻子也封为宜人，都赐给诰命。君子们都认为这是适宜的。当时太宜人还在堂上，健康强健，没有忧患，肃敬于是请假回乡省亲。他的同僚中贤能的人，都作诗送他，并请我作序。我曾私下感叹，国朝对待仕宦者，确实可以说是优厚了，因为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周朝忠厚的恩泽，到周文王、周武王时达到极盛，当时出仕的人无不尽心于王事，而无暇顾及父母；然而《四牡》诗体察他们的心情而慰劳他们，只说“将母来谂”，大概只是设想此话来安慰他们罢了。若使他们真正能够顺遂心愿，回去尽一天奉养父母的孝心，却没有见到一定如此。汉唐时期，封赠的典礼、回乡省亲的法令，都没有可考。宋朝盛时，封赠是有的；至于让他们回乡省亲并著为法令，却没有。回乡省亲或许有过，发给他们纸币，使他们能够实现孝亲的心意，却没有过。既加给他们封赠的荣耀，又给予回乡省亲的荣誉，还供给费用遣送他们，这些都是前代所没有完备的。因此，国家对待仕宦者，难道不确实厚重吗？历代圣人的仁德，正因此可以与天地并列。仕宦者有这样的遭遇，难道不是幸运吗？那么诸位先生为肃敬回乡作诗赠行，以表达赞美之意，大概是适宜的。不过我曾听说，君子出仕，是为了施行君臣之间的义。即使彼此都只说通常的道理，然而用来侍奉君主的心，也不能不深厚，何况国家施恩如此厚重呢？施恩厚重，臣下的报答也应当更加厚重。国家优待仕宦者，已经超过前代，仕宦者难道可以用平常的方式谋求报答吗？应当尽心于自己的职责，而且每每更加深厚，直到终身才停止，即使这样还恐怕不足以报答。因此肃敬这次回乡，难道能够长久留在外面吗？君主尽仁，臣下尽忠，这就是我相互勉励的心意。所以借着为他的诗作序来说明这些。赠太医胡秉常序 我在京师任职，其他技艺都没有特别爱好，唯独特别重视医术。我认为医生掌管人的生命，遇到缓急之事可以托付。因此当时有名的良医，我都乐意同他们交游。学士曾公又屡次称赞胡君秉常的为人，我心里很敬重他，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偶然经过中书舍人解君祯期那里，恰好秉常也在，于是得以认识他。秉常的心意，也仿佛很喜欢同我交往。胡氏本是庐陵人，迁居鄱阳才四代；秉常重视水木本源的道理，对庐陵的士人尤其厚待，所以喜欢同我交往。听他的言谈，观察他的行为，大概是守礼而好仁的人。守礼而好仁，这就比一般人贤能了。不久，我生病不能上朝，大概是身体发热、头痛、气促、神志昏乱，又加上【原文“▯”字疑为异文或OCR误字】。秉常听说后，立即来为我诊视，给我服用良药。过了六七天，病就缓解了，但还不能进食，身体颇为瘦弱疲惫。秉常诊察我的脉说：“这是脾胃虚弱罢了，现在应当调理脾胃。脾胃强健，食欲就会增加，身体也会充实。”他又多次告诫我应当平心静气，不要暴怒；一发怒，肝气就旺盛，脾气也会更加虚弱。我谨慎地按照他的话去做，又服药半个月，完全康复。后来我的妻子生病，也请秉常诊治，秉常总是欣然为她切脉开药，没有骄傲的心态，也没有吝惜的神色，说话语气更加温和谦慎，仿佛从来没有施加过什么恩惠。秉常确实远比一般人贤能啊！我曾说，圣人创制医药来救助那些将要夭折死亡的人，他的仁心，大概同天地的仁心相同。奉行这一道术的人，也应当以仁心存于胸中，施救而不懈怠，这样才不辜负圣人，也无愧于天地。古代君子已经都能如此了，后世君子却有不能完全如此的。大概是贪图利益、务求获利的心胜过了仁慈怜悯之意。因此他们吝惜施治，一旦施治便神态傲慢，使人无法接近；更有甚者，搬弄浮夸荒诞的说法，任意抬高贬低，以求自己痛快，最终也很少见到他们取得成功。圣人的仁心同天地相同，而这种人却用这样的心来行医，这将怎样评价呢？秉常大概近于古代的君子了。一个人有善行而使它暗昧不彰，是不可以的。因此我作序赠给他，使他的事迹流传下去。

译万安邓塘张氏族谱序 邓塘张氏在万安是大族，起初的族谱记载十分详细；遭逢元朝末年的兵乱火灾后，虽然还有少量存本，却都残缺而次序错乱。洪武年间有个叫子常的人，感叹旧谱不完整，无法给后人看，于是考察前人的传闻，参照查核旧档案，记录编成谱图，把景达断定为始祖。景达以上的世系不能详知，不能详知的就空缺，只记录能够知道的，缺略不能知道的，这是编族谱的方法。如今过了三十多年，复荣又为族谱增修，共有十五世，但仍未写成书，于是来到京师，通过我的表弟彭仕清请我作序。我认为，古代世族大姓，必定有宗法；支系旁庶虽然繁多，却都统属于宗族。每年按时在祖庙举行祭祀，凡是子孙都到场，尊卑有次序，长幼有礼节，孝悌之心由此产生，仁厚的风俗由此形成。后世宗法废弛，宗族没有统属，流弊发展到彼此相看如同路人。于是士大夫之家有族谱，记载根本、联结支系，仍然足以端正伦理、笃厚恩谊；作为子孙，也可以考究自己的来源，便会想着世世代代善于继承，不敢轻视自己所承载的重大关系。这样看来，族谱怎么可以废弃呢？张氏的先人，大多凭科举显达，也有从其他途径出仕的；他们的官职从州县官一直到主管学校、任职军队的，前后相望。到了国朝礼部侍郎子平，最为显达，大概是他的先人积累善行、储积福祉，又能以学问成就它，所以才有这样兴盛的局面，难道是偶然的吗？唉！善是上天的原则，因此行善的人上天会保佑他；上天保佑他，他的兴盛本来就是应该的。纵观前代以来的名门大族，延续久远而更加兴盛的，无不是以善行开启、以善行继承；其中有时稍微衰落一些，总的说来也像坚贞的松树、刚劲的柏树，虽然不能免受风雪霜露，却最终不会同小草一起腐朽，时机来到便又滋生茂盛，大概是因为所禀受的根基厚重。若有人认为行善没有什么可做，甘愿行不善，虽然可能暂时在一时得意，却很少有不危害自身、辱没祖先的。这样说来，作为故家大族的后代，难道可以不知道自己应当致力于什么吗？勤奋学习诗书，专心修养德义，代代相继而不改变，那么即使百世之后也仍会兴盛。我赞许复荣能够修订族谱，足以端正伦理、笃厚恩谊；又希望张氏子孙都勉励自己追求远大长久的事业，不要轻视自身所承担的责任，所以为他作序。《抑庵文后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十四，明王直撰序 癸丑年【原文“防试”疑为“会试”】录后序 国朝设置科举选取士人，用来振兴太平，到今天已经很久了。四方万国都仰慕圣德教化，太平的事业，大概是古代所没有的。宣德八年春，行在礼部主持【原文“防试”疑为“会试”】天下贡士，尚书臣濙请任考试官，皇上于是命少保臣淮担任，而臣直也有幸参与其中。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一百人，都是当时最精良的选拔对象。臣直曾经论述过：上天把百姓托付给君主，使君主治理、教化他们；然而治理教化要取得成效，必定要任用天下的贤才。比如飞龙升上天空，雨降大地，万物必定因风而奋起、随云而聚集。于是上天为天下生出贤才，君主成就他们的才干并举用他们，使他们得以建立功绩，丰功伟业巍峨辉煌，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都是如此。大明圣明的君主代代相承，德行同尧舜一样，而疆域图籍的广大超过了他们；深厚的仁德恩泽普遍遍及天下，却仍然孜孜不倦地培养贤才，把它作为达到治理的根本。上天的心意欣悦而明察，贤才出而为国所用，大概盛多兴盛。由此可知，上天眷顾圣明君主，没有比把贤才留给他更大的恩赐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原因吗？自洪武庚戌年诏令下达、兴办贤才教育以来，如今已经举行十八次科举了，得到人才的盛况、教化治理的隆盛，都是历代圣君德行感格上天所造成的。诸位生员【原文“防朝廷”疑为“感朝廷”或有脱误】教育培养的恩德，如今又在这里登名，荣耀显达、光明显大，大概从此开始了，难道可以不知道它的来源吗？所以我为这部小录作序，一定要推究根本到皇上的德行和上天的意旨，使大家都知道应当自重，怀着忠诚恭敬之心谋求报答，这样就不辜负所学，不辜负君主，也不辜负上天。赠杨训导序 我泰和有许多儒学世家，杨氏就是其中之一。自宋代以来，显达的人很多，到如今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士竒先生时更加兴盛。其他凭经术成为人师的，也接连不断。叔猷名徽，是士竒先生的侄子。通晓《易经》，在乡里有声望。今年宣城缺训导，听说叔猷贤能，便把他的姓名上报吏部，征召到京师，考试列在优等，于是授予职务，离京赴任。他将要出发，来我这里请求赠言。唉，我拿什么告诫叔猷呢？学校，是王政的根本。为什么说是王政的根本？因为贤才都是从学校产生的，贤才兴盛，治理之道就隆盛，难道不能称为王政的根本吗？然而教人的方法，难道还有别的道理吗？孔子教人的，不过是文学、德行、忠诚、信实罢了。学习文章，是为了扩充知识；修养德行，是为了践行正道。学习文章、修养德行而以忠信为根本，那么所学就不是空话，所践行的都是实际行动。老师用这些来教，弟子用这些来学习，不贤能的人就少了。如今学校都尊奉孔子，尊奉孔子就是尊奉他的道；尊奉他的道就一定要遵循他的教导，然而为什么有人不遵循呢？上面的人有违背，下面的人必定更加违背。老师，是成就贤才的根本。对于文学、德行、忠诚、信实，必须谨慎遵循圣人的教导，然后用教导便有人听从，用命令便有人执行。贤才怎么会不兴盛呢？老师如果违背这些原则，急切地追逐私利，弟子必定远远背离这些原则，沉溺于自己的私欲。由此能够学习文章的人或许还有，修养德行的人却少了，保存忠信的人更少了，何况能够学习文章、修养德行并完整保持忠信的人呢？更有甚者，连文章也抛弃，只诵读别人的陈旧言论，侥幸求取一时的功名。然而上下彼此安于现状，自以为满足。即使真的侥幸得到功名，对治理有什么补益呢？这难道也是兴建学校、树立教化的本意吗？在风气衰颓、习俗流行之后，做老师的难道不应当警醒地想到这些吗？宣城士人中聪明才俊的不少，叔猷此去，必定谨慎遵循圣人的教导来引导他们，使人人都成为贤才，都足以为世所用，对治理之道有所裨益；这样叔猷就没有辜负自己的职责，也无愧于士竒先生。我一向喜爱叔猷，希望成就他的美德，所以同他谈论这些。叔猷不要认为我的话迂腐。

译赠刘同知诗序 嘉兴在浙江是事务繁重的郡，地方大，人口多，赋税的征收、诉讼案件的审理、科举征发和力役等事务集中堆积，其他郡很少能比。因此治理这里的人，必须刚强足以去除私心，明察足以洞见事理，敏捷足以应对变化，智慧足以辨察真伪，然后才能履行自己的职务；否则很少有不招致百姓怨恨、引来官场非议，毁坏事业、败坏名声的。如今做官的人得到这样的职位，大多把它看作忧患。只有才干品行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才乐于任职，因为不是遇到盘根错节的事情，就无法辨别真正的利器。我性情最迂腐，才能最差，但唯独喜欢听说别人奇特的节操和伟大的行为。曾经计算天下事务繁重的郡，也没有什么【原文“防”字疑误】；往往向人询问他们治理的情况，如果内心有所满意，便欣然高兴，好像是自己做成的一样，这就是我爱好善行的心。山阳人刘侯缙绅，任嘉兴同知，我还没有认识他。但他的姻亲礼部郎中蒋廷晖同我交情深厚，多次向我说他的贤能，认为他的才干品行大概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浙江的藩司、按察司大臣，以及所有在嘉兴办事的朝廷达官贵人，没有不认为他贤能的。我听说后心中仰慕他，却遗憾不能同他相处，来【原文“防”字疑误，疑为“访”】求得他治理政务的详细情况，以满足自己的兴趣。今年他因考核政绩来到北京，将要再次回到嘉兴，廷晖率领诸位善于作诗的人作诗为他送行，并请我作序。我虽然没有认识他，却不能推辞。国家考核官员采用有虞氏的制度，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便加以升降黜陟，是用来奖励乐于任事的贤能、磨炼懈怠的人的。然而贤能的人难道要等到劝勉以后才进步吗？他们所学习的是圣人的道，本来就将要用来服务于世。圣人的道，越探究越深，越穷究越远，所以学习它没有止境，之后才能始终贯彻；若有所改变，就不是所谓贤能的人了。刘侯的立身行事，已经足以使我仰慕；由此更加进步，那么我所仰慕的就会更加深厚。刘侯努力吧，日后相见时，我要考察你的成就。赠员外郎朱荩臣序 荩臣名忠，是松江上海人。起初凭通晓经学考中进士，任行在礼部精膳主事，以勤勉谨慎闻名。尚书、毗陵人胡公了解荩臣的才干，向皇上进言，越级授予他精膳员外郎。于是郎中程莹、伯玉等人都为荩臣受到胡公知遇、蒙受皇上恩典而高兴，请我作文赠给他。他们想赠言，大概是赞美他已经达到的成就，并期望他尚未达到的成就。古代君子与朋友相处，大都用德义相互辅助，以功业相互推重，勉励对方追求远大长久的事业，而不安于眼前细小的成就。他们殷勤笃厚的心意，大概出于内心的自然流露，而不是矫饰虚伪。政治教化淳厚、风俗美好，正是由此而来。后世君子奔走于权势利益的道路，任凭自己智术的巧诈，凡是自己拥有的，只怕别人超过自己；自己没有的，又害怕别人胜过自己。于是嫉妒的心萌生，讥刺诋毁的言论兴起，他们不像古人，也就不奇怪了。如今诸位先生对荩臣如此诚恳，不正是古人的道义吗？我听说，君子的学习，不只是为了修养自身，本来还要用来服务于世。因此幼年学习，壮年便希望施行。既然遇到时机而得以施行，就应当保持不知疲倦的志向，加上不停止的诚心；即使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也仍然像尚未达到一样，充实自己的才能，坚定自己的操守，这样所接受的任务就重大，所能影响的范围也长远。江河汇聚百川的流水，已经浩浩荡荡、奔放不羁；到了大海，天下的水都归入其中，却看不出它有什么增减，难道不是因为它广大而且有常吗？荩臣应当以此为努力目标啊！你的父亲和老师早已为你命名、取字了，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荩”就是不断前进的意思，是不断前进而不停止。忠诚仁爱的深厚，也要不断增进而不停止，这样才可以称为忠。因而忠臣的道义，不是把心力用尽于一件事、在一天之内勉强做到就算满足，必须事事都尽心尽力，终身不改变。荩臣，你还要回头看看自己的名字和字，更加思考如何努力吗？这样，福禄、荣耀、声名归于自身，就会更加广大而长远。这正是诸位先生对你的期望。因此作序赠给你。何彦澂挽诗序 彦澂是镇江人。他对于医术没有不通晓的，不只是擅长某一项专长。他在太医院任职二十年，在南京、北京两京都有声名。仁宗皇帝最信任他，凡是要用药，都用御批交给彦澂。彦澂进献药物，必定收到奇效。因此皇帝对他的宠信日益深厚。京师的公卿贵人，以至民间百姓，有病大多到他门下求医。彦澂不分地位高低，都前往为他们诊治。凡是他说可以治的，没有不痊愈；他说不能治的，最终也都如他所说。大概是因为他的心地仁厚、医术精湛，所以施治能达到这样。我同彦澂交往，长期住在邻近地方有六七年，受到他的恩惠也很多。如今我日益衰老，疾病也越来越多，正依靠彦澂来求得安稳，彦澂却去世了。这就是我悲伤哀悼而不能停止的原因。然而难道只有我悲伤吗？所有公卿贵人，以至民间百姓，曾经受到他恩惠的，大概没有不悲伤的。他生病的时候，我急忙前去看望他。彦澂大概自认为病不可治，而我们这些爱护他的人，却庆幸他能够很快痊愈。谁知他说的话竟果然应验了呢？唉，哪里还能再得到像彦澂这样小心谨慎、谦逊慎重、爱人如同爱自己的人呢？我已经衰老又多病，想求得安稳，还能依靠什么呢？即使想不悲伤哀悼，能够做到吗？我曾说，医生是仁爱的技艺，必须内心深厚仁慈，然后才能施恩惠于人。如今行医的人很多，而缺少仁爱的人也不少。他们看利益多少，便以此决定施治的轻重，把病能不能治放在后面。有的人胡乱抬高贬低，以此大肆谋利；有的人知道病不可治，却姑且说好听的话，来诱取病人的钱财。像这样的人，都是仁爱的贼害。彦澂从不这样做。如今他已经不在了，然而难道是他的过错吗？这是命运。有的人说，彦澂的善行大概也得到了上天的回报，但他最终没有出仕便去世了；那些不如彦澂的人，反而得到荣耀并长久显达，那么行善有什么好处呢？唉，这也是命运。君子只能安于命运。彦澂虽然没有出仕，但他的善行足以不朽。那些获得荣耀并长久显达的人，怎么知道自己不如彦澂呢？士大夫们悲伤哀悼不能停止，都作挽诗。我因此为这些议论作序，使观看的人知道应当取法什么。

译送林训导序 三山人林云瀚，字逹海，是前任春坊谕德兼翰林侍读尚黙子的儿子。尚黙凭借深奥广博的学问、典雅丰赡的文章，卓然受到当时人的重视，可惜已经去世了。士君子都深感惋惜。云瀚能够接受并遵行父亲的教诲，凭通晓经学在士大夫之间享有声誉。当时钱塘县学缺少训导，浙江布政使黄君举荐云瀚担任。云瀚到京师后，考试列入优等，于是授职离京赴任。将要出发时，他拜访春坊庶子周君崇述，说：“从前先人参加礼部考试时，如今的少詹事王先生以翰林修撰身份担任取舍考选的职务，确实看重他的文章而录取他。后来王先生任右春坊庶子，先人又有幸同他做同僚，两人的交情不浅。如今我将要离去，希望接受您的教诲并牢记在心，所以冒昧请您代为引见。”周君替他转达了这番心意，我心中答应了他，却没有空闲作文。周君多次派人来催促文章。唉，我拿什么告诫云瀚呢？国家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把它作为达到治理的根本，而老师又是培养贤才的根本。周子说：“师道确立，善人就多；善人多，朝廷就端正，天下就太平。老师所关系的事情，难道细小吗！”从言语、沉默、行动、静止的细微之处，到人伦的大道理，没有不具有本来应当如此的道理。认识得明白，实行得坚定，然后道才能完备于自身。那些弟子所学习的，不只是他的教诲，也观察他的自身。自身有这种德行而言语又与之相合，那么他的教诲深入人心，贤能人才哪有不兴盛的呢！况且天下的道理没有穷尽，君子的学习也贵在永不停止。学习达到极致，就能对无穷的道理更加有所心得，也更加足以帮助别人。百川的水流并非不充沛通达，但它们汇聚成汪洋，深广得无法测量，哪里比得上海呢！无论巨大的鲸鹏，还是细小的虾蟹，都在其中得到滋养。云瀚，你回顾自己的字，难道不会想到要成为海吗？川，譬喻各种不同的道理；海，譬喻贯通为一的道理。像这样成就自己、成就万物，那么如今作为贤师的人，哪里有超过云瀚的呢！还望你谨慎勤勉，我要告诫你的就是这些。云瀚见到黄君时，还望把我的话拿去印证。送刘知县序 晋江知县刘子珪，是我的泰和同乡。他起初因才干被荐举，历任吏部事务，以勤劳谨慎闻名。过了很久，升任晋江知县。晋江隶属泉州，濒临大海，距离北京八千里。凡朝廷派使者前往诸蕃，以及诸蕃来朝贡的，大多经过泉州，负责送往迎来；加上贡赋输送和徭役，比其他县更为繁重。子珪治理这些事务，没有废弛的事情，百姓也都安居其业。凡是经过泉州前来的达官显贵，以及福建藩司、宪司的大臣到京师办事的，也从未有人非议他。由此可知，子珪很称职。今年他来北京考核政绩，应当又回晋江。同乡做官的刑部郎中独孤乐善等人，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被职务牵累，没有空闲写作。但想到我和子珪同乡，又彼此相知很久，只是已经数年没有见面。他来到京师，我们终于偶然相逢，互相谈笑几句，随即又分散了，始终没有一会儿空闲能够一起饮酒，亲切叙谈。如今他前往任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见了以后，又不知能否从容相处吗？因此我赠送他的文章实在不能不写。自古治理天下的人，往往把重任寄托在县令身上，因为一县百姓的安乐和忧患都系于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寒冷的人希望得到衣服，饥饿的人希望得到食物，年轻人希望自己成长，老年人希望得到安宁，服劳役的人希望得到公平，心情郁结而不得舒展的人希望得到申理，这一切都要向县令寄托希望。《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如果能把父母爱护子女的心推广开来治理百姓，百姓就没有不得其所的，也会像爱父母一样爱戴他。汉代做县令而著名的鲁恭、卓茂，难道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不过是能推广这种心意罢了。今天子诚心养育百姓，尤其重视守令，多次下诏天下荐举能够胜任的人。近来又下诏，凡知府、知州都命三品以上官员荐举，县令则命吏部慎重选择，不要任用不合适的人。由此看来，朝廷所托付的重任便可见了。做守令的人，难道可以不思考并努力尽到自己的职责吗？我们县和子珪同任县令的有十多人，他们的政绩都清楚地为人所知。我每次听到人们称赞他们，就替他们高兴，因为高兴我们县有这样的人。子珪更要努力啊！卓茂、鲁恭也不过是人，难道难以赶上吗？如果真能做到，我的喜悦就更加深了。所以写下这些，作为你赴任时的赠言序。赠杨训导序 杨弼之字防，准备担任吴江县儒学训导，即将赴任。他的姨表兄监察御史任敬敏，以及姻亲友人龙叔粲等人，因为他曾跟从我学习，又同他的兄长之宜交情深厚，便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认为之防不是一般人可比的。他的叔父少傅公凭德行和文学受到世人尊重，有志于立身成名的士人，没有不愿意见他并请教的。之防朝夕陪在左右，所接受的教诲已经很多了，哪里还用向别人求教呢？何况我的话难道能超过少傅公吗？但敬敏的心意不能推辞，于是举出之防先辈中较近而且可以知道的事，为他加以诵述，远一些的便无暇涉及。元朝盛时，有待制公以及公的儿子清江主簿君平洲先生，都以文学闻名当时。进入国朝以后，有吏部主事子渊，直到今天少傅公又使家声更加显大。之宜虽然寿命不长，但当时同学之士没有比得上他的。这些都是之防近亲中的先人。因此庐陵谈论文献的人，必定先推杨氏，然而难道只是庐陵如此吗？今天下的士人，大概没有不尊重杨氏的。之防承继累世文献的美德，却要离开去做教官，吴江人听到这个消息，怎么能不因得到他而高兴呢？教官，是用道德来教化众人的人。用道德教化众人，却不以自身为根本，而希望别人跟随自己受到感化，是不可能的。道德落实在人身上，从日常的言语行动，到重大的伦理关系，全都包括在内。必须真正认识并亲自实践，然后用来训导才会实行，用来命令才会服从。所以说：老师，是人的模范。模范端正了，器物哪里有不端正的呢？然而能想到这一点的人，大概很少。被物欲之路役使而迷失礼义准则，上面的人所趋向的，下面的人一定更加严重。贤能人才不能成就，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孔子称赞子贱贤能，便追溯到父兄师友对他的熏陶；既然已有可以承继、效法的榜样，那么今天人们将要从子防身上观察。果真能尽到他的道，那么我应当更加高兴地说：这确实是文献世家的后裔，确实是少傅公的侄子，难道不是很美好吗？否则，人们对他的指责和非难就会更加严重；这正是对贤者严格要求的意思。之防，努力吧。

译赠布政使李公致仕序 宣德八年春正月，天下各衙门都来京师朝见述职，湖广左布政使李公琦也在其中。皇上怜惜他年老，不愿再以政务劳烦他，便让他退休离去。朝中做官的人都替李公感到荣耀。李公是真定元氏人，洪武年间以明经科举入仕，授监察御史，升大理司副；后来又任御史，改任礼部主事，升郎中，而担任御史最久，以称职闻名。太宗皇帝时，四夷诸国都来进贡，皇上嘉奖他们的勤诚，选择朝廷中有才干的大臣前往抚慰其君长，李公被选在其中。他出使安南、占城各两次，出使榜葛剌、朝鲜各一次，都未曾辱没使命。今天子即位后，便升任行在礼部左侍郎，前后两次前往交阯，宣扬恩德，使当地百姓安定。李公通达大体，善于谈论，一开口人们就信服他。回来以后，便有任湖广的命令，大概是为了表彰他的劳绩，但李公已经老了。然而他感念皇上的知遇之恩，始终不自行请求，直到这时才得以归返乡里。苍老的面容、斑白的头发与华美的命服相互辉映，光彩照人，成为郡邑的荣光，他的荣耀和幸运难道还小吗？古代男子出生时，用桑木弓、蓬草箭射向上下四方，大概是表示将来有所作为。所以幼年学习它，壮年便希望实行它。然而有的人空有才干，却没有得到一官半职，不能施展自己；有的人偶然得到一官半职，足以显露所长，却不能善始善终。这难道不是难以遇到盛世吗？如今李公遇到圣明的朝廷，承受公正的选拔任用，在朝廷内主持法纪，在外出使，凡是他所学的都能够施行。历仕三十多年，以方伯这样的重任退休还乡，做官能像李公这样的人，大概很少。上天对于万物，既使它们生长，又使它们收藏。皇上对于李公，真可以说有如上天的仁厚。但我听说，古代君子虽然年老归乡，报效国家的心却从未忘记。他一定用自己的道德教导乡里的子弟，使他们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懂得礼义廉耻；在家则成为善士，出仕则成为良臣。如今李公归乡也致力于此，这同样是报国之道。防昌伯孙公凭借外戚的尊贵地位与李公交情尤其深厚，请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我无法推辞，所以写下这篇序。送刘教谕序 庐陵刘公铎起初在湘潭任教谕，后来接连遭逢父母内外丧事，居家守制。今年春天起复，来到京师，调任光州固始县学教谕。刘公铎世代为儒家，元代广东廉访副使楚奇先生是他的祖父，前文渊阁大学士、追赠礼部尚书胡公广是他的舅父。刘公铎既承继了优良的家学，又受到舅父教诲，所以他的学问有根源。他在湘潭时，能把自己的所得教给诸生，诸生传习他的学问而有所成就的很多。永乐癸卯湖广乡试第一名娄异，就是他的高等弟子。刘公铎去固始任职，他的姻亲翰林侍读学士曾先生率领各位善于作赋诗的人作诗赠送他，并让我写序。刘公铎来到京师后，我多次同他接触，观察他言论谦恭，举止不轻率，心里本来就喜爱他。那么对他的离行有什么可说的呢？古代大夫君子出行，朋友便作诗送行，列举他职任的重要，勉励他建功立业，希望他尽快回到朝廷，不要长期滞留在外地。《崧高》等诗便可以看见这种情形。大概是因为道合志同，所以有这样的殷切深厚之意。我用来赠给刘公铎的话，难道会超出这个意思吗？教官以教书为职责，所诵习的是四书五经，所讲明的是尧、舜、文、武、周公、孔子的道，而所相处的又都是聪明俊伟的人才。诵读他们的言论，明白他们的道理，修养自身，在家庭中实行，将来施行于天下；这样做有根本，成效就一定能够达到。如今制度规定，教谕有成绩的升任教授，教授有成绩的升任国子师，激励劝勉的办法十分明确。然而教导有方法、任事有成绩，像我的刘公铎这样的人，大概很少吧？难道不是因为做教官的人又以自身为根本吗？传记说：“用自身来教导别人，别人就会跟从。” 刘公铎用来施行教导的道理，哪里需要我来说明呢？但我对这一点反复叮咛，实在是希望刘公铎更加修治自己的职务，成就功业后回到朝廷任职，大概是想符合诗人的本意。因此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行诗的序。赠冯经历序 本朝采用有虞氏考核官吏的办法，以激励百官，兴盛各项事业。所以凡是在任满三年或六年的人，必定考核其是否称职。但都让他们复任原职，观察其成效后再加以升降。由此，贤能人才接受任用的，没有不相互庆贺，振作起来建立功业的。即使才具平常的人，也各自努力，想着奋发而在当时施展自己。因此法度修明，百官有序，士君子能有这样的遭遇，实在可以说是幸运了。我曾论天下的事情，必定凭借人才而兴盛，而人人都可以参与有所作为；所忧虑的只是驾驭人才没有正确的方法罢了。奖善惩恶、激励任用的命令得到实行，苟且怠慢的心意就消除了。苟且怠慢的心意消除，事情哪有不能治理的，功业哪有不能建立的呢？所以即使有虞舜那样圣明，也不能舍弃考核官吏而治理天下。我国达到太平盛治之所以能够与有虞氏相媲美，只是采用了这个办法罢了。啊，真是盛大啊！湖州人冯遵道任都察院经历，任职满六年，吏部考核认为称职，让他复任原职，以等待他取得成效后再破格提升，这是遵循常典。经历这个职位，确实可以说十分重要。总领纲纪、裁决事情是否恰当的是都御史；至于文书往来、事务缓急，都由经历掌管。他要弥补其中的缺漏，辅助尚未完成的事情，事务像这样既繁多又艰难。上面既有都御史统领，和他共事的又有众多监察御史，所以如果没有公正之心、勤勉之志、敏捷应变的才干和明达的见识，就不能胜任。我曾认识冯遵道，只是没有空闲同他从容相处；但我听众位御史谈起过他。他可以说具有公正之心、勤勉之志、敏捷之才和明达之见。既然如此，等待他取得成效而破格提拔，当然是好的。遵道复任以后，监察御史黄宗载、彭百链等人请我写文章赠给他。古人出行有赠言，遵道并不是出行，为什么还要赠言呢？难道不是赞美他的政绩显著，并想勉励他达到更高的成就吗？这本来就是相互厚待的道理。《易经》说：“有功劳而谦逊，君子有好的结局，吉祥。”有功劳而能谦逊，本来就很好；又能长久坚持而不改变，那么善行就更大了。遵道任职时，可以说有功劳而保持谦逊，如今只要在长久坚持方面继续努力罢了。他日的福泽，哪里能够估量呢？我本来就是想成全别人的美德，所以应各位的请求，写下这些作为赠言。

译送袁少卿归省序 尚宝少卿袁君忠彻，是我的朋友。他在太宗皇帝潜邸时任职，以清廉谨慎、正直明达而受到知遇。太宗皇帝即位后，袁君历任清要显贵的职务，曾侍奉左右，充任顾问。凡是巡狩、征伐，他没有不随行的。今年皇帝车驾巡行北部边境，袁君又以本职随从。太宗皇帝知道他的母亲在堂，便下诏特封为宜人，赐给诰命，让他回乡省亲。可是太宗皇帝驾崩升天，袁君没有成行。后来奉今上的命令前往，士大夫无不以此为荣耀。他的同僚朱君琇、张君信、鲍君麟、葛君贞，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曾读《四牡》诗，感叹其中所写君臣关系的盛美。做臣子的勤于职事，不敢顾念私情；做君主的却体察臣子的心情，并用诗歌咏叹。上下之间，可以说各自尽到了自己的道义。然而思念母亲的心情，只能在事情办完的日子得到伸展；在正当奔走任事的时候，还没有让臣子遂其私愿的。唉！袁君有奉养亲人的心，却只勤于职事而不敢自行说出，这大概同成周的贤臣相等了。太宗皇帝感慨体念而加以褒封，令他停止扈从，得以享受显贵荣耀的乐趣，这确实超过了三代的贤明君主。子女希望使父母显贵，父母以荣贵为子女的愿望，是天下共同的感情。如今袁君归乡，在堂上拜见恭人，接受皇帝的恩赐诰命，灿烂如云汉，光明辉耀。母子之间，苍老的面容、斑白的头发与华美的命服相互辉映，光彩煌煌。乡里做子女的，谁不以恭人为榜样而希望使自己的父母显贵？做父母的，谁不以袁君为榜样而希望自己的子女成才？由此都勉励自己实行忠孝，在当世立身，可以知道了。那么袁君这次出行，上可以彰显圣朝恩德的深厚，下可以激发乡人的孝亲爱亲之心；这首诗流传后世，所关系的难道还小吗？所以我不推辞，为它写下这篇序。送陈训导序 吉水人陈宏已教授《书经》已有多年。今年被荐举来到京师，授任新淦县学训导。他的朋友翰林编修尹凤岐联合各位君子作诗为他送行，并告诉我说：“凤岐居家时同宏已交好。他为人敦厚廉洁，能够把自己所学的周公、孔子之道教给诸生，和他们勤勉地共同讲说。他的志向大概还不想很快进仕。新淦缺少训导，于是拿着礼物到他家聘请他出任。如今他已经接受任命归去，只是离别值得惋惜，而朋友聚合不能长久。于是作赠行诗，希望请您写序。”我说：“凡大小官职，都由吏部任命。只有训导职位有空缺时，可以自行察举。这难道是轻视训导吗？大概是因为做弟子的，能够考察老师的经术和品行，知道自己跟随谁学习；做训导的，也能够考察学生的性情风俗，知道应该怎样教导。既然双方互相了解，就应当深相投合，教学有成也可以期待。他们的用意如此，确实很好，也应该使察举者都能得到合适的人。然而其中也有失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察举此人时，不是根据他的经术和品行确实可取才荐举，不过是草率行事罢了。被荐举的人所应对的，也不是因为其情性风俗能够受到约束并合乎标准，不过是草率行事罢了。双方互相猜疑，彼此伤害，却希望教学能够成功，难道办得到吗？”所以如今有像我的宏已这样的人，正应当受到凤岐的重视。新淦是临江的属县，距离吉水很近；宏已的居所也在附近。那么，宏已经术和品行端正，以及本县人性情风俗的良好，他们相互了解已久、彼此投合深厚，难道是一日之间形成的吗？因此荐举他担任此职，完全合宜。他教学的成效，一定比过去更好。既然如此，作诗送他也是合宜的。不过我考察古代诗人送行的作品，如《崧高》《烝民》一类，都是说明对方德业已经达到的地方，同时勉励其尚未达到的地方；所以对于朋友，是正直、诚信、辅助其成就仁德，并不是为了谄媚。如今难道会不同于此吗？我为他写这篇序，也是感叹那些不如宏已的人所犯的过失，深深赞许宏已所做的正确之处，并且希望有所警戒罢了。愚庄诗序 《愚庄诗》若干首，是士大夫为潘君文奎所作的。潘君是永嘉人，起初由进士任行人，过了很久，因荐举任司直郎，又升任汉阳府同知。他的五世祖希白，在宋代任史馆检阅，因为进言论事触犯执政，弃官归隐在郡城南面，以“渔庄”自号。到潘君时，才把“渔”改为“愚”，大概是说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光耀前人的地方，因而自谦；这是潘君自己说的。今年他因职务来到京师，了解潘君的人都为他作诗。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黄先生是潘君的同乡，便让我为诗作序。我居家时，已经听说潘君考中进士，他所作的文章在世上广为流传，我心中十分仰慕他。等到我侥幸中第进入翰林，潘君也来春坊任职，于是能够朝夕相处。他面色温和，气度平和，举止进退谦恭有礼，是君子的样子。至于他辨论是非，分别善恶，并决定取舍趋避，则有坚定不移的见解；我本来就知道潘君是有智慧的人，对他的仰慕更加深了。如今相隔十多年，他却这样自号，潘君难道真是这样的人吗？对道理昏暗不明，对事机懵懂无知，言语违背义理，行为违背善道，糊里糊涂地趋向，茫然失措地行事，颠倒迷乱而无所适从，这才叫愚，是世俗所诋毁嘲笑的愚人。所谓有智慧的人，却又使行为圆滑软弱，使言语像笙簧一样鼓动人心，把白的变成黑的，把方的削成圆的，乘隙利用机会，随着时势变化，知道只谋求利益，却不知道违背道义，这种人虽然不能说是愚蠢，却是君子所哀怜的。唉！潘君显然不是我前面所说的那种愚人，我也知道他不会成为后面所说的那种人。他大概深深厌恶这种做法，想要收敛自己的聪明，收起锋芒，顺着事物的自然规律行事而不妄加作为；不故意标新立异，不矫揉勉强，像禹治水那样顺势而行而达到大智。这就是颜子那样的“若愚”，而不是世俗所说的愚昧。这样足以光耀继承他的前人，使声名显著于后世，又何必这样自谦呢？所以我为它作序，阐明他的志向，使读这些诗的人知道潘君并非故意以奇异自居。

译赠太仆卿仲君序 仲君名昌，沐阳人，同我一起考中永乐甲申进士。接连任安平、泗水二县知县，都因善于治理而闻名。宣德初年，被荐举任刑部主事，历任江西、浙江二司，又因审理案件详慎公允而闻名，于是升任郎中，主管山西刑狱，更加能够勤勉尽职。仲君周密谨慎，简朴持重，不求别人知道自己。京师显要人物很多，他却不肯轻易登门，因此认识他的人少，了解他的人却很多。每当荐举贤能的诏令下达，从未不想到仲君；但早晚本来有命数。等到太仆卿职位空缺，众人都说没有比仲君更合适的，于是列名荐于皇上，立即任命他为太仆卿。凡南京牧场中的马，都归他管辖。马政是国家所重视的。论说国家的富强，也要凭借它。至于皇帝车驾的使用、征伐之事、搜狩传置等事务，大概没有不用马力的，所以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任职，然后马匹才能繁殖充足，物资使用充裕，国家因此富强。古代使马匹繁殖兴盛的是卫文公、鲁僖公，诗人歌咏说“秉心塞渊，曰思无邪”，孔子也取法于此。后世的人却不完全以为然，这不是懂得根本的论说。牧马之事落在百姓身上，马越多百姓越劳苦，百姓疲惫了却希望马匹繁多，能办得到吗？只有怀有诚实之心，能够深切爱护百姓，才可以尽到牧马的适宜之道，取得富强的成效；这是贤明君主所存的心，也是圣人所取的道，真正是万世都可以实行的。此前任太仆的人，我不能完全了解；但能遵循这个道理，就一定能取得成功，不能成功的人，必定是不遵循这个道理的人。不遵循这个道理，难道只是没有成功而已吗？其中大概还有值得叹息的地方。仲君凭借经学入仕，经书中的道理在心中存留已久。如今列为九卿，以掌管牧马为职，我知道江淮之间一定将受到他的恩惠，马匹会因他而繁殖，国家会因而富强，他的功劳一定超过古人。至于环绕滁州的秀美山水、优美景物以及名公大贤留下的遗迹，在政务闲暇时，足以供登临观览的乐趣、饮酒赋诗的快乐，这些正是我十分羡慕却无法得到的。因此仲君此行，不能不使我心中感慨。他的同僚们请我写赠言，所以作序如此，并一并写下这些。赠刘司训诗序 安成人刘清，字源洁，起初凭《春秋》经取得乡荐资格，两次参加礼部会试，都被选为教官，于是接受舒城训导之职前往。舒城是庐州的属县，那里的良田很多，过去在此任职的人，大都能兴修水利来使百姓获利，所以田地产量比其他县加倍；商旅和迁徙流通财货的人，常常接连往来。因此当地百姓都丰足于衣食，没有失去安身之所的。既然有了养生的条件，然后才可以施教。古代圣贤想要恢复百姓的本性，一定先使百姓生活富足。《论语》所说“富而教”，《洪范》所说“既富方谷”，以及《诗经》所说“髦士而乃出于稼穑耒耜之中”，都可以由此看见。百姓衣食不足，却想教导他们使他们兴起于礼义，即使父母也不能从子女那里得到，何况老师呢？既然百姓已经没有不足，却有人怠慢教化，或者教导不得其道，这就是主管官吏和教师的过错。国家安养百姓，恩德已经十分深厚，又专心致力于教化，实在是千年难遇的幸运。何况像舒城这样的人，既然已有接受教化的基础，那么源洁前去施教并希望取得成效，难道不是容易吗？教导的方法，必须从读书开始；从重大的伦理关系，到日常事物的道理，都必须真正认识并亲自实践。内心得到的叫作德，表现在威仪言辞上的叫作文；二者都具备，出仕而施行它们，就足以兴道致治，这才是教化成功，正是源洁应当致力的事情。但我听说，肥沃土地上的百姓，生活从容富足之后，往往放纵安逸而失去善良本心；治理百姓的人不预先为他们设防，老师又不能以自身作教化，甚至还跟着他们一同放纵，怎么能希望教化成功呢？如今舒城的县令，多被称为贤能的县令，他能够引导百姓趋向善道，由此可知；而教官又得到源洁这样端正有仪表的人来率先勉励他们，舒城的士人都成为有才而良善的人，是可以预期的。我既然看重源洁，太学生康颙又请我为他赠行的诗作序，所以说了这些，大概是想勉励他取得教化的成效。赠马运使赴任序 正统五年六月，行在吏部因福建盐运使职位长期空缺，奏请由两位近臣中的一人担任，皇上没有答应，命令另行选人上报。于是又把郎中马骏等人的名字呈上，皇上立即任命马骏。马骏字之龙，五台人。起初由太学生被提升为祠祭主事，以小心勤谨闻名。任满九年升为郎中，声名更加显著。我出任礼部佐官时，考察他的为人，私下很看重他，希望能够长久同他共事。如今他却破格升迁而离去，我虽然不能不替他高兴，但想到少了一个助手，又怎么能不惋惜他的离去呢？之龙将要出发，祠祭员外郎张镦、主事陈顺笃念同僚之谊，他们又喜悦又惋惜的心情，大概和我相同。他们来请我说几句话为他送行。我向来很看重他，难道能不说吗？盐这种东西，是天地自然产生的利益。管仲在齐国任用盐利，国家因此富强。后世拥有国家的，都凭借盐利；有关制度日益详细，带来的利益也更大。如今边远穷苦、极其偏僻的地方，富商巨贾竭尽力量供输，军粮因此充足，民力因此舒缓，都是盐利带来的结果。兴办盐利，剔除其中的弊害，使产出不断，所取得的利益也源源而来，勤勉不倦，那么对国家的利益就大了。这就是盐运使和同僚们的职责，他们的责任十分重大，所以选择任用人才也十分严格。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可做的，只有用放纵荒诞、懈怠忽略的态度去对待，才不能取得成功。凭之龙小心勤谨的品格而被选拔任用此职，我知道他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有人说之龙原来任郎中，礼部是古代所谓清要的职位，如今却忙碌于财利之事，难道心中不会稍有遗憾吗？我说，君子接近财利却不被财利沾染，这才可贵。以之龙的为人，治理财利之事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汉代孔奋任姑臧长，姑臧最为富饶，孔奋却独自以清廉俭朴自守，众人都说他身处肥肉膏脂之中，却不能使自己得到滋润。光武帝了解他，提升任命为武都郡丞来宠遇他。今天子明察万里之外，并不比汉光武帝逊色。之龙小心勤谨，尽到自己的职务，又以清廉俭朴自守，我知道他的宠禄会日益增加而不会停止。所以写下这篇序赠给他。

译赠陈学正序 我们县的陈谷仲旦今年参加有司主持的会试，由于科举名额有限，只能做教官。吏部奏请授予他晋宁州学正。起初，仲旦和他的兄长仲仁一同取得乡荐资格，而仲旦年纪最小。我们县的士人都夸赞羡慕，认为这很难得。后来仲旦生病，不能参加会试，于是连续几科都不得志。仲仁任忠州学正九年，又前往松江任教；仲旦也主持一州的教育。陈氏前后生出这两个人，都做了学正，两州的士人依靠他们成就才学。这是陈氏的盛事，也是儒者的荣耀。仲旦将要出发，来拜见我说：“晋宁距离京师万里，我这一去就离先生远了，希望得到一句话来自我勉励，或许可以不辱没这个职务。”我说：“国家设立学校，是为了成就贤能人才，天下的治理也系于此。教导的方法，必须从读书求道开始。道没有比仁义更大的，孝悌是它的根本。修养自身，实行于家庭，推广到忠于君主、敬爱长上、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仁义便有无穷的用途。像这样考察他们的言论，观察他们的实际表现，把他们安排在百官的位置上，天下难道会有治理不好的地方吗？教官的职责有多么重要，由此可知。晋宁固然遥远，但上天所生的人才，大概没有哪个地方没有。你前往那里，每天召集诸生，用这些道理教导他们，以真诚感动他们，以长久坚持来保持教化，他们的才学必定能够成就。但请你思考：官职以“正”为名，是学生用来取正的对象。只有先端正自身，然后才能端正别人。譬如规和矩，必须极其准确地确定方圆，然后制成方圆的东西才有所取法。既然如此，做老师的本来就应当以自身作教化，你更应当慎重修养自身。晋宁虽然遥远，不要因为路远就自我懈怠，这样就不会辜负国家兴办学校、培育人才的心意。”仲旦高兴地说：“先生的教导是正确的，我怎敢不努力！”于是写下这些赠给他。赠段学正序 我们县的段纉，字元述，去年才由县学的生员充贡来到北京，参加翰林院考试，列在优等，准备升入太学。恰逢顺天府开科取士，便凭所学考中了这一科。今年参加礼部会试，元述又被选中，但受名额限制，所以只能做教官。吏部奏报他的姓名，任命为云南阿迷州学正。阿迷虽然距离京师遥远，但朝廷看待那里的百姓，和中州百姓完全一样。朝廷选择当地豪杰主持州务，使他顺应当地风俗安抚百姓，一定要使他们安居乐业而不失所；又设立学校，任命教官，聚集其中优秀的人加以教育，使他们爱父母、敬长辈、忠于君主、亲近上级，从而兴起于礼义。朝廷如此厚待他们，那么元述前往后应当受到厚待，也就可以知道了。上天赋予人类生命，都给他们仁义礼智的本性，并不因远近而有所增减。他们之所以失去本性，大概是气质习俗败坏了它，但本来的善性始终存在。揭开他们的蒙蔽，加以驯养，没有不能达到善的。既然如此，改善当地风俗、成就当地人才，不在别处，毫无疑问就在教官。元述学习圣人的道，哪里只是为了成就自己，本来就是要成就万物。那么如今他前往那里，难道不是那个州百姓的幸运吗？有人说：元述有美好的才干，怀有奇异的气概，假如让他考中进士并把才干施用于政事，一定会有可观的成就。只是让他从事诵读书册之间的教职，恐怕不是他的志向吧？我说：考中与否也有命运，不值得议论。假使有幸登第而在有司任职，手持简册、握笔作文，察看长官的脸色，随长官的进退，稍有不到之处，谴责呵斥就随之而来。与他每天登临堂上、召集诸生讲说圣贤之道，把道理落实于自身，表现在行事中，并发挥为文章相比，文书簿册按期来到面前、牒诉事务纷至沓来而不扰乱内心，其中的快乐有没有，明白的人本来能够辨别。何况在有司任职的人未必都显达有功，而做教官也自有荣耀和知遇。元述应当想着尽到自己的道，不应以眼前所得为喜怒。元述高兴地说：“先生的教导是正确的。我段纉可以牢记奉行。”于是他将要出发，我便写下这些赠给他。赠义民萧德赞序 我们泰和有许多大家族，桃源萧氏就是其中之一。萧氏中贤能的人是凌云翁，我认识他。他相貌秀美伟岸，胸襟气度平和开阔，说话一定以仁义为根本，推广实行起来，也不违背自己的言语。县东南一带所说的大家族，没有超过萧氏的。德赞，名襄，是凌云翁的长子；他的品行很像父亲，尤其乐于施舍借贷，百姓受到他的恩惠很多。宣德甲寅年大旱，第二年发生严重饥荒，德赞大开粮仓赈济百姓，一乡的人没有一个失去安身之所。朝廷担心年成不好，诏令有关部门预先储备粮食，并劝富民发放粮食来帮助官府。德赞听说后，慨然说：“我幸而有多余的积粮，既然平常就和众人共同使用，何不把它交给官府，让官府自行收发呢？”于是拿出谷物一千三百石交给有司，另外又建仓储存。有司核验属实后设置守仓之人，于是将事情全部上报。皇上嘉奖他的心意，派行人携带诏书，表彰他为义民，用羊和酒慰劳他，并免除他家的赋役。到这时，德赞来北京拜谢，少师杨公一向同他交厚，给他的堂命名为“旌义堂”，并为它作记。我认为人降生于世，虽然有小大贵贱的不同，但承受天地之气而生却是相同的，所以君子的心看待别人，就如同看待自己的同体。这里有余裕，那里却不足；别人饥饿，只有自己饱食，心中难道能没有感慨吗？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富余推及别人，这是天理所应当、人道所当然的。这就叫作义。然而过去有人看见别人死亡，却不肯花一文钱；也有人看见亲戚困顿，却不肯加以救济，他们究竟怀着什么心呢？是教化之道没有达到，而刻薄偷薄的风俗占了上风。今天子仁慈圣明，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治理和教化美善清明，恩泽广大充沛；君主喜好仁义，臣民就喜好义行。因此像德赞这样的人，理应受到隆重的褒奖，声誉流传长远。唉，义并不是一个人的德行，县里的大家族也不是只有一个人。然而因为好义而蒙受天子的宠命，为什么偏偏在德赞身上看见了呢？孔子说：“君子明白义。”如今德赞已经明白义了，其他人难道还有不明白的吗？所以德赞归乡时，我为他叙述这件事。推究天理和人心的自然状态，以说明义道所应当如此；有这种共同心情的人，内心将受到感发而兴起，县中卑微的百姓也将长久得到利益吧。

译赠洪郎中序 正统四年八月，吏部说：考功司缺少郎中，而主事洪英任满九年，考功事务重大，非合适的人不可，请任用洪英。皇上立即任命洪英为郎中。命令下达后，众人都因用对了人而高兴。洪君字实夫，是福建怀安人。起初取得乡荐资格，参加礼部会试，名列第一。任主事以后，多次更换职务、奉命出使，都以能干闻名当时。我曾两次主持考核礼部所试士人，得到实夫作为同考官，于是没有留下错误疏漏的遗憾。他学问优长，见识明达，志向正直而行为端正，不只是我看重他，士大夫也没有不看重他的。如今任考功郎中，人们怎么能不替他高兴呢？拥有天下的人，必须任用天下的人才来治理天下。然而人才有高下不齐的差别，在事功上不能人人都奋发有为。如果不核实考察并加以劝勉，却想使他们勤勉不倦地成就天下的治理，就困难了。这就是帝舜设置考核政绩之法的原因。此后拥有天下的人并非不愿治理，也并非不设立考绩之法；然而治理很少能像有虞氏那样，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能够把这种方法施行于天下，必须托付给得到合适的人，然后法令才能实行、功业才能建立。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那么是非就失去真实，高下就失去公平，升降赏罚不能恰当地进行；砥砺品行、勤勉事业的人有时反而被埋没而不显，贪婪冒进、放荡无度、舞弄文辞掩饰欺诈的人有时反而侥幸得逞。如果这样，那么人们凭什么受到劝勉？治理又凭什么能够成就呢？治理在于用人，而要使人争相受到劝勉来振兴治理，就在于考核功绩。考核功绩，是治理得当与否所系的关键。学问足以穷尽万物的道理，明察足以洞察万事的实情，公正足以使众人的心服从，这样以后才可以担任这个职务。那些没有什么可以受到劝勉、因而功业也无法成就的人，难道不正是因为缺少这些条件吗？国家采用虞舜时代的办法来考核官吏，已经取得了成效。如今把这件事托付给实夫，大概是因为实夫的学问和见识，以及他的公心，都足以胜任此事；如果能使各种功业都兴盛起来，和虞舜时代相媲美，那么在今天又可以重新看到了。考功员外郎李君茂宏等人，很高兴得到同僚来共同修治自己的职务，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平素与实夫交情深厚，所以这样为他说。实夫认为我说得对吗？赠给尹侍读的序 我的朋友尹凤岐，是吉水人，因为通晓经学而考中进士，在翰林任官二十年，在当时很有声名。凡是朝廷有所编纂、撰述、考订和议论的事情，凤岐一定参与。等到修撰前朝实录时，也命他执笔参与其中，书成以后都受到赏赐并增加品秩。他的官职从编修、修撰升至侍读，人人都认为很合适。四方来京师游学的士人，大多到他的门下请教，凡经他指点传授，往往都能符合有关官署的要求。然而年纪到了，疾病也缠上身来，于是有了想归乡的叹息。皇上察知他的实际情况，答应了他。凤岐世代以儒业为生，起初只用经术教授乡里的子弟，并没有做官进取的志向。江西佥宪黄君翰最喜爱人才，访察得到凤岐后，竭力把他招到郡学。没有多久他就显名于世；凡是愿意求学的人，茫然无所师承，没有不感慨仰慕他的。如今他归乡，我深深替他的乡人感到高兴。古代的君子，仕进时就使道行于天下，退居时就把道施行于一乡。因此，处在宫禁深密之地、以讲读为职的人，一定要把尧舜之道在皇上面前阐明陈说；他的言语一旦实行，道也就实行了。等到退居休息，早晚坐在乡里的门中，就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教导各家子弟。教化实行了，贤才就会成就，风俗也会变美。他的仕进和退居所关系到的事情就是这样，难道是可以苟且对待的吗？凤岐归乡以后，把自己本来应当施行的学问和德行收聚起来，施加于乡里；乡里的许多士人有了可以依归的对象，舍弃浮华而追求实际，贤才的成就、风俗的美好，将会比从前更加盛大。我家在泰和，离吉水很近，而我侥幸取得功名，实际上比凤岐早十五年。如今我已经年老多病，也想请求辞官归去，守护先人的坟墓。虽然我的道德学问不足以惠及他人，但还可以时时歌咏圣明教化，接续《康衢谣》，使万世以后的人能够考察看见皇明的盛盛。倘若将来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我应当先去拜访凤岐，看看他的教化取得了怎样的成效。番阳胡秉恒平素与我交情深厚，嘱托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所以写下这篇序来赠给他。赠给布政使吴君的序 吴君名扬，字光训，是新淦人，国子博士吴致仕的儿子，也是节性先生的儿子。先生以清正的德行和深厚的学问成为人的老师，并且用自己的言语行为感化别人。永乐初年，我有幸考中，进入翰林，曾在太学拜见先生。当时太学中被称为贤师的人不少，但最受称道的是先生。光训在家中接受父亲的教诲，对外又同六馆的贤才交游，所以学问日益长进。过了很久，他考中进士，任刑部职事。他的德行已经很像先生，又谨慎细密；凡是判决案件，一定查尽实情，一定合乎法理，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受到冤屈。任期届满，升为郎中，他判决的事务更多，声誉也日益显著。公卿大臣谈论当时贤能而可以担任大任的人，一定称赞光训。恰逢广东缺少布政使，皇上下诏选举贤能者任用，郎中以光训应诏，于是光训成为广东左布政使。议论者不只是称许光训贤能，而且一定追溯到先生，认为有这样的父亲，才有这样的儿子。先生年过八十，悠闲地居住在乡里，仍然健康强健、没有疾病，而光训忽然乘驿车经过家乡，在堂上拜见先生。乡里人不只是以光训为荣耀，也更加替先生感到荣耀，因为认为有这样的德行，本来就应当有这样的荣耀。即使如此，难道仅仅这样就够了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如今的布政使，是古代牧伯一类的职任，是皇上用来安定养育百姓的人，也是百姓赖以得到安养的人。舜任命十二牧时说：“供给百姓食物，要合乎时令；安抚远方，使近处的人归附；厚待有德者，信任善人；拒绝任用奸邪之人，这样蛮夷就会全都服从。”这难道不就是治理他们的方法吗？广东地接大海，郡县本来就很多；山谷之间又杂居着黎人、獠人，海外蛮夷各国前来称臣纳贡，也多由此地经过。担任牧伯的人，难道可以不遵循这个道理吗？光训如果能够修行这一道理，亲近君子，疏远小人，使百姓各自得到养育；近处的人都喜悦，远处的人全都来归，那么他无疑就是贤能的布政使了。这样一来，人们将又会把功劳追溯到他的父亲，他为先生增添的荣耀难道不大吗？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成就父母”，所说的“立身行道，使父母显荣”。光训将要赴任，主事刘清等人请我写赠言，所以写下这篇序送他归任，并请教于先生；先生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有可取之处。

译赠给徐宪副的序 从前我的姻亲欧阳允和任监察御史时，我和他都在北京，彼此往来。当时同允和一起任御史、而且同他最要好的，有徐君义仲、制严君孟衡、张君志文、严君继先等人，我都和他们相识。我间或跟允和询问他们的为人，允和都推让说他们贤能，认为他们在自己之上。我因此更加敬重喜爱他们。诸君对我也未尝不是相互爱重。不久以后，诸君相继任期届满，都升为按察副使，在当时卓然有声誉。我想起允和的话而感到高兴，也为吏部用人不妄而高兴。仲制前任广西，因父母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河南，于是同志文成为同僚。允和的侄子广哲也由吏部主事升为河南按察佥事，我又为这三个人能够相互融洽而高兴。今年孟衡从四川考核政绩后回来，已经离开；仲制和广哲一同来到，严君继先又从山西接踵而来，他们都念及从前的情谊，屈尊来访我。但我竟不能同他们叙说久别的情怀，表达亲密的情意，实在很惭愧。吏部考核他们的政绩列为最优，向皇上说明，使他们恢复原职。我既然说不能叙久别之情、表达亲密之意，却又很快要离开，怎么能没有离别的感伤呢？即使如此，君子以实行道为事业，以实行道为事业的人，不把远近和去留放在心上。因此古代的君子，不怕同类相隔遥远，只希望道能够实行。道足以惠及他人，功业足以闻名于世，即使相隔遥远也如同近在身边。否则，只在朝夕之间小心琐屑地应付，又有什么益处呢？河南处在两京之间，历代圣人的德泽滋养已经十分深厚。仲制提振宪纲，整饬各种政务，抑制邪恶、扶助善良，他所实行的道已经很久了。如今归任河南，希望仍然在职务上更加笃实谨慎。譬如登上高山之巅，如果不因懈怠而停下来，那么地位会越来越高，人们也会越来越仰望他。都察院经历熊尚初与仲制有同乡之谊，请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所以我把从前与他相处的情形，以及如今对他的期望写成这样，作为赠言。赠给刘参政的序 庐陵刘君孟铎与我一同考中永乐甲申年进士，随后进入馆阁，参与编纂修撰。不久以后，因为父母年老请求归乡奉养，过了很久，被起用为北京行部主事。行部撤废后，又改任礼部，任期届满升为郎中。刘君端庄厚重、勤勉谨慎，凡是言语行为都一定依据道理，不肯苟且停止；对于职分所应当办理的事情，必定早晚尽心，所以事情没有不办好的。北京行部号称事务最繁杂，别人所主管的事情有不能办好的，尚书李公就交给刘君办理，他往往一到任就以办事有成闻名，却从不显露严厉的声色。李公爱重刘君，称呼他时一定说“孟铎先生”。他在礼部时，凡是国家典礼都属于他的职务，刘君承担这些事务，尤其小心周详，谨守成法；事情有缓急、增减，必定考查依据，精密切实，向堂上说明，请求斟酌后施行。毗陵尚书胡公德望很高，在当时最谨慎，不轻易认可别人，也一向喜爱刘君，曾对人说：“孟铎是君子。”刘君的行为既然已经取得众人的信任，又得到两位公卿的称誉，声望更加显著。当时议论郎官中贤能、可以担任大任的人，也一定说到刘君。胡公多次向皇上称说他，到这时终于擢升任命为四川右参政，人人都替他高兴，而刘君却不改变平常的态度。我听说后叹息道：“这就是刘君成为君子的原因。君子的职责是实行道并惠及百姓，职位越升高，责任就越重大；假如有一个百姓失去安身之处，都是他的责任。”刘君大概正是忧虑这一点，哪里会把职位当作快乐呢？那些未得到职位时忧愁不安，得到之后却得意忘形、改变常态，不再考虑实行道的人，君子不会看重他们。刘君不改变最初的心志，一定致力于使道实行；考察有关官吏的贤能，和他们共同治理，使百姓没有不获得安适，然后才值得称道。果真这样，刘君不就成为古代的君子了吗？胡公因为我和刘君同郡，又同年考中进士，并且彼此深交，叫我写文章赠给他，他的情意实在深厚。因此写下这篇序来赠给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赠给陈编修回乡省亲诗的序 庐陵陈文安简考中进士，列入进士榜，入朝任翰林编修。三年以后，以称职闻名。朝廷把他的成就追溯到父母的教诲和妻子的帮助，封他的父亲为编修，母亲和妻子都为孺人。安简拜谢赏赐以后，请假回乡省亲，亲自奉诏为父母增添荣耀。荣中书舍人龙文、翰林庶吉士刘钺等人都同安简交情深厚，作诗为他送行，并请我写序。我认为，封赠的典章，是用来劝勉忠诚和孝道的。什么叫劝忠？大概是能够日夜尽心办事，不愧对这个官职，然后才可以使父母获得荣耀。由此人人都想着尽职，这就叫劝忠。什么叫劝孝？曾子说：“侍奉君主不忠，不是孝。”身居官职而不能建立忠诚，就会祸及自身；祸及自身，就会使父母受辱。勉力做到忠，这正是实行孝，这就叫劝孝。忠孝，是做人本来应当如此的道理，君子对此就像火必然是热的、冰必然是冷的，难道要等到劝勉以后才尽力吗？不需要劝勉就能做到的，是君子；加以劝勉，是朝廷的法令。上下都尽到责任，人道就树立起来，治理的功业就成就了，这本来就是维系天下的深远用意吧？然而我曾观察到，不需要劝勉就能做到的是上等人，其次是必须劝勉以后才能做到的人，还有受到劝勉却仍然做得不完全的人，于是就要用法令惩罚他们，所以有时荣耀还没有完成，耻辱就突然到来。这没有别的原因，有的人是自身不检点，有的人是被家庭拖累。因此做官的人，既然能够使父母获得荣耀，又必须使道德存在于自身、实行于家庭，这样才能保全父母的荣耀，忠孝才算尽到了，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如今回乡省亲的人很多，假如有人向我求言，我就把这些话告诉他，大概是用君子的标准来期望他，难道是想要苛责他吗？何况安简是我们郡里的贤者，也是我所期望的人，我对他的期望就更加深厚。读书求道的士人，以及使父母获得荣耀的道理，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安简不会因为离开京城遥远就苟且图自己方便，而是勤勉不懈地约束自身、治理好家庭，我知道他的父母一定会安乐。将来他在显达荣显方面的发展，大概不可限量。因此我为他的诗作序送行，安简也明白我的心意吗？

译赠给刘习之的序 庐陵刘习之寄居高阳，因学问和品行受到当地人的称誉，已经很久了。恰逢朝廷诏令下达，凡是怀有才能、具备德行而未被任用的人，都予以举荐任用。于是有关官署以习之应诏，他到了京师以后，在礼部接受考察试用一年。尚书胡公察觉他可以任用，向皇上说明，让他回到吏部授予官职。习之得到广东按察司照磨的职位而离开。泰和进士刘孚平素同习之交情深厚，请我写话为他送行。照磨只是九品官，职务是办理案牍。凡是按察司办理的事务结束以后，就把已经办成的案卷交给他审阅。其中有缺漏、违背法令或错误的，他要全部报告给长官，再加以补正，必须做到没有丝毫过失，职务才算尽到了。至于褒扬清正、贬斥污浊，申理冤屈滞案，铲除奸邪、清除暴行的权力，他都不能参与。这个官职虽然卑微，但所处的位置却很重要，人们大都把它看作风宪机关，没有人敢轻慢玩忽、轻视它。按照常人的心情，未必不把它看作荣耀。然而我看，孔子曾经做过乘田、委吏，管理牛羊和仓廪就是他的职务，只要使牲畜繁殖、账目相当就够了，但他增进学问的功夫大概从未停止。难道会因为职务卑微就懈怠吗？如今习之的职务，比管理牛羊和仓廪高得多了。说到他的举荐，怀才抱德这一科目，意义大概十分重大。《裳裳者华》第四章，君子对习之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习之难道可以不自我珍重吗？照磨的职任，虽然似乎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但幸好还有余力；应当凭借已经达到的成就，追求尚未达到的境界，使自身的体用完备、才能全面，由此继续前进，无论事情大小、难易，都能胜任职务。果真如诗中所说，使人都说：“这个科目真足以选得贤才，难道不美吗？”习之老成端厚，大概无愧于这一科的名目；但我仍然反复叮咛，是确实把远大的前程期望于他。我和习之居住在相邻的县，曾认识他的父亲嘉防先生，那是一位有德的君子。他的儿子与刘孚同为我主持礼部考试时录取的士人，或许我们有世代交谊，所以写下这篇序赠给他。习之对我的话会有所取法吗？赠给王参政复职诗的序 用言语为人送行，是古代的传统。君子彼此用道相互辅助，如果没有言语，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怀。又有离别的感伤，在这种时候不说话，又凭什么表达深厚情意、反复进行劝诫和晓谕呢？而所谓用道相互辅助，不也就有所缺失了吗？这就是送行诗所以创作的原因。从前申伯、仲山甫、韩侯出行，尹吉甫作诗为他们送行，《崧高》《烝民》《韩奕》就是这些诗。诗中说明他们德业的隆盛、职任的重大、皇上所给予的恩宠，以及朋友的眷恋怀念，同时寄托了讽谏、劝勉和鼓励的意思。古代君子厚重地遵守义理就是如此，后世送行诗，这是它的开端。《尚书》说：“诗是表达志意的。” 孔子说：“诗可以用来观察。”自周代以来，诗的变化多次发生。然而即使据此考察，诗人的内心所存、志向所趋，以及政治的盛衰、人事的得失，都可以看见。不必要求体制和音节都完全像古代，那么今天创作的诗难道也可以缺少吗？只要看它陈述的义理怎么样罢了。四明王君来，字元之，曾经做过学官、御史，因大臣举荐升任山西参政，三年考核政绩后归来。他的朋友户科给事中舒瞳，召集许多善于作诗的人，赋诗为他送行，并请我写序。元之，是当今的贤者。他在山西，恳切地爱护百姓，致力于兴办对百姓有利的事情，去除对百姓有害的事情。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把仁存于心中”，他的考核列为最优是应当的。作诗为他送行，赞美他过去的政绩并勉励他取得新的功劳，不正是古代君子的做法吗？这样看来，今天作者的用意，本来同古代作者没有不同。然而我曾经按照诗意来推求，《崧高》中所说的柔和仁惠而又正直，《烝民》中所说的温柔美善，《韩奕》中所说的和顺恭敬，正是申伯、仲山甫、韩侯成为贤者的原因，也是后世君子应当效法的。柔惠，是柔和的德性；正直，是刚强的德性。所谓柔嘉，是柔和却不过分、不超越原则，其中其实包含着刚强的德性。把这两种德性结合起来，并用敬慎来持守，那么他的德业之盛，怎么会愧对古人呢？这是众人对元之的期望，而诗中或许还没有充分说到，所以应当在序文中发明它。元之是贤者，应当会从这些话中有所取法。诗共有若干首。华林胡氏族谱序 胡氏居住在南昌新吴的华林，是宋太子左卫率胡藩的后代。胡藩当时有孝悌的行为，凭借才能武略侍奉宋高祖，建立了大功，详细记载在国史中。他有六十多个儿子，所以他的家族最为兴盛。传到第二十四世，有个叫成高的人，官至侍御史，生有五个儿子：珰、瑜、琼、□、球。珰和琼仍居住在华林，瑜迁到陈留，▯迁到寿春，球居住在武宁，他们各自成为一宗。珰在南唐做官，官至膳部郎中。他的后代有个叫仲尧的人，兄弟八人，曾经合族居住，建立义学，招纳四方士人，并供给他们衣食；宋王冀公就是其中一位。宋太宗表彰他们的家门，题作“义门”。如今他的孙子彦志有四个儿子：一清、万清、叔清、独清，仍然凭借读书做官的声望统领一乡。琼的后代后来迁到毗陵，确实生出了宋少师文恭公胡宿；他的学问通晓天人之间的奥秘，在庆历、皇祐年间显名，直到今天仍然特别兴盛。礼部尚书源洁公就是他的后裔。源洁公以清正的德行和高雅的声望受到当时人的尊重，永乐年间曾奉使命出使四方，到了华林拜祭始祖坟墓，大力团结他的宗族，念及珰、琼两位祖先的亲属关系，所以同彦志最为交好。到这时，彦志让他的儿子一清带着族谱来到北京，拜见尚书公，请他参与订正并合为一部。尚书公深厚地重视宗族情谊，编纂记录完毕后，嘱托我写序。胡氏的祖先凭借德行和功业兴盛自己的家族，子孙又凭借深厚的学问和笃实的义行继承它，这就是他们能够长久兴盛的原因。譬如美好的树木，依靠土地的肥沃，得到雨露的滋润，又屡屡有人培土扶持，那么树干就会粗大到百围，树高达到千仞；枝叶附着得越多就越茂盛，可以遮蔽山丘原野，傲立于霜雪之中，历经长久而常存，道理本来就是这样。说的不就是胡公吗？《礼记》说：“人道在于亲爱亲人，因为亲爱亲人所以尊敬祖先，因为尊敬祖先所以敬重宗族长辈，因为敬重宗族长辈所以收聚族人，这是仁义的道理。”尚书公实行了这一道理，彦志父子又继承了它；假使凡是做子孙的都能笃行仁义，从亲爱亲人开始，又推及他人，并且一定做到极致，那么用来厚待根本、增益枝末的事业，难道会有穷尽吗？即使传到百世也不会衰竭。因此写下这篇序来劝勉后人。

译赠给黄太守的序 河南设置七个郡、州、县，共有九十多个，而开封统辖其中将近一半，确实可以说是大郡。况且它面对藩司、宪司两大机构，朝廷的大臣和要职官员，以及奉命在河南办事的宦官，往来车马相接，担任这个郡的太守实在困难。从前做太守的人，鸡鸣就起床，掌灯办理文书，到了天亮便奔走遍访各处，商议事务；有时听受约束，有时送往迎来，表示殷勤，稍有不到之处，就被认为怠慢，受到谴责；小则使他的权势受到牵制，大则扰乱他所要做的事情。等到回来时天已经很晚，而数十州县有事奔赴府中的人多得像刺猬的毛一样；事情应当如何掌握、缓急如何安排，有的要上达朝廷，有的要施行于下，全都等待太守裁决。至于衣食的好坏，根本没有时间顾及，他的勤劳辛苦就是这样，难道不确实困难吗？我曾经思考，天下的郡很多，地方都方圆千余里，百姓都不下数十万，做太守的难道只治理平常的赋税而已吗？一定要使他们安居乐业，衣食充足，能够上奉父母、下养子女，而没有饥寒愁苦、不能自得的叹息，这才算好。然而只有宽厚、廉洁、谨慎的君子，不因所遇到的事情而忧愁，欣然致力于养育百姓，不被外物扰乱心志，留心各种政务，才能履行职责而无愧；这样的人也很少。果真有这样的人，那么处在上位的人就应当加以维持、调护，宽容他的不足，帮助他成就长处，这难道是偏私地厚待太守吗？大人君子为了国家爱惜贤才，怜念百姓，本来就应当把这作为自己的职责。如今开封太守黄侯璿，曾任户部郎中，有贤能的声誉，因选拔出任开封知府。我和他分别已经很久了。今年他考核政绩来到北京吏部，政绩考核为最优，朝廷于是让他恢复原任。我过去的朋友户部郎中李通，字大用，是开封人；他和所有厚待黄侯的人一起，向我称述侯的德行，说他宽厚、廉洁、谨慎，对下有恩惠，对上受到礼遇，请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我也了解侯的为人，所以写下这篇序送给他，并且希望他取得更大的成就。赠给高编修的序 从前宣宗皇帝在位，仁爱养育天下各地，不分远近。因为日本偏处海外，担心教化还没有普遍施行，于是下诏选择贤臣前往抚治。闽人潘赐从前任行人，曾经到过那个国家一次，到这时又奉命出行。朝廷寻求可以担任副使的人，众人都说国子学正高迁可以任用，皇上于是任命他为副使。高君字景升，是金坛人，多次担任教官，都有政绩。他的学问见识本来就优长，尤其善于辞令，明显不同于众人。到了那个国家以后，他宣扬天子怀柔远方的仁德，而他的风采又足以打动人。于是从国王以下的人都感戴恩德、仰慕义理，欢欣鼓舞，更加坚定了奉事大国的心意。对方随即派人跟随使者入朝进贡当地物产，皇上嘉奖他们，并都晋升其职，且将重新任用高君，让他做翰林编修，等待进一步的任命。不久他因父母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仍进入翰林。朝廷要提拔任用他的意图并没有停止。翰林的职务，自唐宋以来都很受重视。当时德行崇高、才能宏大、技艺绝伦的人，大多被延请到其中。只要皇上任用他们，便可以赞助朝廷谋略，确定国家政论，制定军旅事务的适宜办法，使遥远的异域以及各种大小事务，都能随时取用人才而各得其宜。这里本来是国家储养贤能俊才的地方，并不只是办理文翰而已。至于用来资助增益他们的条件，各方面都具备了。经史百家之文，以及世上凡是未曾见过的书籍，没有一样不收藏在这里。应当广泛阅读并深入探求，扩大见闻，充实器识，成就德业，以等待国家的需要。这本来是士君子所希望的。然而我曾观察，自唐代直到今天，翰林之士多得不可胜数，经过长期培养而成就的，各自都适合任用。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的人固然很多，但不能做到的也不能说没有。难道不是因循苟且的习气占了上风，激昂奋发的志向懈怠了的缘故吗？如果这样却说自己没有辜负时代，可以吗？如今高君升任翰林官，等待皇上的恩宠任命，却不荒废读书；他能够充实自己，以承受上天的美意，是可以预见的。凡是同高君交情深厚的人，都替他高兴，并嘱托我说几句话。我因此写下这篇序，叙述这些道理赠给他，其中寄托了期望。赠给太仆卿吴君的序 马政，是国家所重视的事情。因此两京都设置太仆寺来统辖它。内外文武大小官吏，只要涉及这件事而不能按照法令办理的，都可以依法治罪，普通百姓更不用说。职任的重要就是这样，而事务繁多、繁重的，只有北京太仆寺最为突出。因为畜养的马很多，就必须为它们制定法制，严格禁令防范，谨慎调养适宜的条件，掌握繁殖生长的规律，屡次巡察并考核其成效。而且军队和国家的需要，必须优先供应，所以要及时应机合节，不能稍有迟缓。因此，如果不是才识优长、志向操守端正的人，哪里足以胜任这个职务呢？太仆卿的职位空缺已久，吏部慎重选择人选，认为没有比文选司吴郎中更合适的，众人都说是这样，于是列名推荐给皇上，皇上便任命他为太仆卿。吴君名敬，字孟寅，是松江人。永乐初年，他以乡校生员的身份参与修书，进入馆阁；书成以后，便任文选司主事，升为郎中。他的才干品行在内外都很显著，做郎中九年，又应当升任吏部官员，吏部不忍让他离开，上奏挽留，给他增加四品俸禄。又过了两年，按义理不能让他长期滞留，于是有了任命太仆卿的诏命。任职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以后决定升降，这是虞舜时代考察官吏、区别幽明的办法。如今采用这个办法，做官满九年的人，谁不想晋升到显赫有功的职位？可是吴君又在郎署徘徊了两年，可见他安于所遇、不急于求取功名。如今升到三品，位列九卿，难道不是他的才干品行之美终究无法掩盖吗？从前唐宋管理牧养的马，大概是聚集起来饲养；如今全都分散给百姓，百姓富裕，马就繁殖，所以善于养马的人一定致力于养育百姓。而要除去危害马匹的东西，那么善于养育百姓的人，难道不也应当除去使百姓受害的事物吗？考核牧养马匹的事务成为百姓的负担，不能说没有这种情况。吴君的才干品行确实足以胜任他的职务；除去百姓的病苦，就是除去马匹的祸害。这样，马匹将更加肥大而且繁多，超过唐宋时的程度好几等。而吴君在福禄、荣誉和声名方面的进展，又哪里可以估量呢？兵科给事中蒋君性中等人，为吴君升迁而高兴，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所以我详细说明他的职务，其中寄托了期望。《抑庵文后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十五，明王直撰序

译赠给事中李景阳的序 景阳名春，是无为州人。正统丙辰年，他是我在礼部考试时录取的进士。景阳考中进士三年以后，便被任命为兵科给事中。当时士大夫都称誉他，认为他勤勉敏捷、周详谨慎，不愧于所任职务。我听说后私下里很高兴，只遗憾还没有来得及认识他。不久景阳特意来拜访我，我察看他的言语气度，发现他温厚平和；他的进退周旋又恭敬谦让而合乎礼节，我心里更加喜爱他。大概我想到，早年显达的士人，多半会凭借俊秀爽利、奋发严厉而自负奇气，其中有超过常人的地方。景阳能够这样修养自身、修治职务，难道不是贤者吗？而我所录取的人，也可以说是得到了合适的人才。景阳任职三年以后，吏部以他称职向皇上报告，使他恢复原任。他的同僚中贤能的人也都替他高兴，相继来请我写文章赠给他。难道是因为我和景阳有这种文章上的缘分，而他们彼此相爱、相互勉励的情意，都想通过我的话表达出来吗？这本来就是君子的道理。古代君子对待别人，没有不希望他进入善道的，何况是深厚的同僚友爱呢？因此彼此用仁相互辅助，用义相互规劝，凭借他已经达到的境界勉励他尚未达到的境界，一定要使他的德行成就、事业修治完备，然后才停止。作为同僚朋友，也一定要虚心接受这些话，谦抑自己而处于人下，勤勉不懈地寻求能够符合对方心意的做法，实践君子的实际德行。这样一来，在职的都是君子，德行就会在当时显扬，功业也会流传到后世。不是这样的人，不是因嫉妒而彼此憎恶，就是因谄媚奉承而彼此取悦，成就他的过错，助长他的错误，最终一起陷入其中；这是后世人的过失。如今各位公卿因景阳恢复任职而高兴，想用言语赠给他，可见没有嫉妒之心，那么难道肯只是互相取悦吗？大概是按照古代君子的道理来对待景阳，也正是景阳应当用来自我勉励的。给事中担任枢机要职，是最显贵而接近权力中心的官职，如今的大臣很多就是从这里选拔出来的。景阳做了三年，已经有所建树，应当由此更加勉励自己。从言语行为入手不断充实自己，以达到德业盛大的境界，那么爵禄的晋升怎么会不达到长远而宏大呢？我既然重视景阳，又因为诸公的请求，所以写文章赠给他，景阳一定会从中有所取法。赠给胡克宁归毗陵的序 从前仲山甫前往齐国，尹吉甫作诗为他送行。出行的人得到赠言，这就是可以看见的例子。后来的君子却说仁者用言语赠人，难道一定只有仁者才这样吗？假如彼此交情深厚而突然要分别，想要抒写仰慕眷恋的情怀，表达殷勤的情意，勉励他的德行，激励他的行为，或者用正道彼此规劝，彼此期望长久相处，就一定要借助言语表达出来。凡是有情感的人都是这样，难道只有仁者才如此吗？毗陵人胡克宁，是礼部尚书胡公的弟弟。今年来北京探望兄长，对兄长极其恭敬友爱，确实充分享受了天伦之乐，我们这些人才开始同他交往。听他的言语，观察他的行为，知道他能够秉持礼、践行义，我心中很敬重他，想常同他相处而不感到厌倦。不久他感叹时序变化，产生了思念祖坟的心情，于是向兄长请求，准备回毗陵。凡是在礼部任职而同克宁交情深厚的人，都依依不舍、不忍分别，于是相继请我写赠言。唉，我哪里敢窃取仁者的称号呢？但幸好同克宁有一日的交谊，怀着殷勤眷恋之情想要勉励他的德行、砥砺他的行为，这也是君子的志向。又怎么敢吝惜言语呢？所谓士大夫，难道只是徒有名声吗？一定要有德行、有行为，然后才配得上这个名称。何况是簪缨世家的后代，那么在树立德行、砥砺品行方面，应该怎样用心呢？胡氏自文恭公以来，世代都是名门。如今尚书公又凭借清正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显名于当世，而克宁是他的弟弟，能够守住本性常态，不陷入流俗的错误。如今他从远方来到这里，来了又很快归去，都是由于孝悌，此外没有别的牵累。他没有辱没祖先，也没有愧对兄长，难道不是远远胜过一般人吗？然而我对克宁的期望，不只是让他从孝悌出发，还要把这种德性充实为仁民爱物，直到仁义之道用之不尽，然后才算德行成就。因此写下这篇序赠给他，也想让那些放纵乖僻、邪曲奢侈的贵游子弟看看，或许能够有所警醒。送李太守的序 庾岭，是江西和广东的界限。南安、南雄二府在它的南面。大概江西的地界到南安为止，进入广东则从南雄开始。两郡的百姓都不算多，但都处在要地。凡是朝廷派出的达官显贵在广东办事，以及出使海外各国的使者，广东的官员前往京师，和各个夷族来奉行职贡、表示臣服的使者，没有不经过这里的。他们的送往迎来，水路运输、陆路行走，居住饮食的劳费，都取给于百姓。虽然轻重厚薄都记载在法令中，但有势力的豪强以及无知而凶悖的人，往往自行放纵，置礼法于不顾。百姓既已经竭尽力量来应付他们，又有赋税供应、征敛扰民之事。至于上奉父母、下养子女、使活着的人安乐、使死者得到安葬，以及宗族乡党之间庆贺吊慰、馈赠往来的应酬，大概很少有人能够自行如意。这些情况是很容易明白的。因此这两个郡一定要得到贤能的太守来治理：仁爱足以惠及百姓，义理足以应付事务，礼节足以接待君子，智慧足以驾驭小人，然后才能不违背法度，百姓也大概可以安遂了。如今南雄因太守缺员上报，皇上命大臣举荐贤能者任职。工科给事中李景升恰好在吏部考核政绩，众人都说没有比景升更合适的，于是列名推荐给皇上，皇上便任命他为南雄知府。景升是南城人，他在宫禁近侍之地任职已经九年，凡是重大政令、重大设施、庆赏所施加的事情、威刑所涉及的事情，接触耳目而知道的很多。何况他又有《春秋》的学问和俊敏的才干呢？把这些收聚起来施用于一郡之中，他惠及百姓、应对事务、对待君子和小人而各尽其道，大概宽裕有余了。百姓能够遂其心愿，是可以肯定的。然而我曾听说，《春秋》是圣人褒扬善人、惩罚恶人的书。君子读它，一定要努力实践它所褒扬的实际品德，去掉导致惩罚的原因，然后才能把这些道理施用于别人。圣人的道理，从来没有不先自治而能够治理别人的。景升的才干学问既然如此，那么当今贤能的太守，难道有超过景升的吗？贤能的同僚用赠诗送行，写序的事托付给我，所以写下这篇序为他送行。

译赠给况知府的序 苏州知府况侯伯律，在任已经九年了。他守持正道，见识明达，遇到事务敏捷而且公正刚强。对扰乱者加以整治使其驯服，对弱者则怜悯并抚慰。全郡的人感念他的德行，畏惧他的威严，没有不敬重而又爱戴他的。赋税、力役、科派、征调，只要是侯下令，大家都欢快地赶来办理，没有人敢落后。因此功业建立，声名显著。议论者认为，从前做太守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任期届满，他前往北京。郡中百姓挽留他却没能成功，茫然无所依靠，像失去了父母一样，向监察御史申诉的共有二万多人，请求一定留下侯来安慰民心。御史将此事上报，皇上很高兴，答应了他们。吏部说他的政绩最优，应当升任正三品官。皇上不愿违背百姓的心愿，于是让他享受三品俸禄，仍回苏州任职。在京师的苏州人，无论贵贱、愚贤，都非常高兴地说：“侯回来，是百姓的幸运。”上天生育这些百姓，必定要为他们设立君主来治理。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必定要任用牧守来治理。因此太守，是百姓性命所系的人。君子希望实行道来惠泽百姓，大多乐意担任这种职务，大概是因为这种职务同百姓接近。凡是百姓有不得其所的地方，都容易传达到自己这里；自己想施恩于百姓，也容易传达下去。不像庙堂那样高远遥远，仿佛不可接近。汉代的循吏，在郡守中最受称道的是黄霸，过了一千多年，人们吟诵他的事迹仍不衰减。当时处在庙堂之上的人并不止一个，但大多湮没无闻。他们的名声功绩能够像黄霸这样长久不被忘记的，大概很少。难道不是因为实际德行存在于百姓身上，而他们有所不及吗？由此说来，庙堂和各郡并没有什么不同，只看所建立的功业怎么样罢了。如今况侯所建立的功业已经很伟大了。有人把他同黄霸相比，我认为二郡的风俗既然不同，事务的繁简也不同，而他们的治理都卓然超出同辈，不必要求完全相同。然而况侯再次临任苏州，同黄霸却是相同的。百姓敬重、爱戴并服从他已经很久了，他的治理成效应当又胜过从前。况侯最终惠及百姓而不改变初心吗？如果起初只是名声功绩流传于后世，难道会有止境吗？苏州的官员既然为况侯归来而高兴，又认为侯应当受到重用；因为百姓请求挽留，皇上便因此暂缓他的升迁，他们或许又有些不满足。于是相继请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所以我这样写下这些话来表达他们的意思。赠给王给事中的序 给事中，是秦代设置的官职。因为在殿中任职，所以称为给事中。自汉代以来，历来都由名儒和皇亲国戚担任。虽然人数多少、品级高低有时不同，但身居要地、掌管枢要政务则是相同的。我朝设置六部，总理天下政务，于是又设置六科给事中，掌管诏令的出纳。凡是诏令的发布、内外臣民的奏请，其中有违背、欺蔽之处，都由他们审查复核并驳正。这一职务极为重要，不是恭谨慎重、明达敏捷的人不能胜任。因此有关部门选授此官，必定从贤能者中选取，而且比选任教官更加慎重，大概是因为他们学习圣贤之道，能够谨慎修养自身，并且尽心于所任之事。宁阳王贤，字惟善，曾经凭《诗经》学业考中乡试，被授为鄢陵训导，并且在翰林检讨许彬任职途中与他结为姻亲。今年考核政绩来到京师，我从许彬那里认识了他，考察他的言语行为，发现他大概是个恭谨谦逊的儒者。适逢给事中有缺额，吏部正在选人，便选中惟善，奏请授任户科给事中。人们都替惟善感到荣耀。我观察他的心意，却更加谦逊，说话也越发像是不能胜任；由此便知道惟善一定能够胜任他的职务。一个做学校官的人，一旦离开卑微的职位，担任显贵重要的职务，成为天子所倚重任用的人，凭借这种地位，又足以任意施为。从常情来看，难道会不感到快意、欢喜和庆幸吗？可是惟善得到这个职位，却满怀不足之意，仿佛仍然不够。这种志向，哪里是浅薄的人可以相比的呢？他能够谨慎修养自己，并且尽心于所任之事，是可以看出来的。那些骄纵自放的人，哪里值得一提呢？从公卿大夫直到主管牛羊、仓廪以及各部门事务的官吏，职位虽然不同，但谨慎就会荣耀，不谨慎就会受辱，古今并无不同。何况是身居近侍之地、掌管禁中事务的臣子呢？这样看来，我对惟善怎能不深深赞美呢？孔子说：‘因为节制约束自己而偶有过失的，是很少的。’惟善如果每天都笃守此道而不改变，难道只能举任这一个职务而已吗？他在福禄、荣誉和声名方面的进展，将来还没有尽头。惟善的朋友刑科给事中贯铨等人，都赞美惟善，并希望他在远大前程上继续进步，便相继来请我写文章作为赠言。所以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他。《永嘉集》序 《永嘉集》，是张先生则明所著的书。先生起初居住在平阳，从年轻时便深入研究经史，希望凭借学问在世上有所表现。元朝末年，他游学到了姑苏，因为战乱道路阻塞，于是便在常熟定居。常熟的学者争相拜他为师，推举他担任州学训导，不久又调任淮安路学教授。天下大乱后，他便弃官归乡，每天与诸生讲论圣贤之道，并大力从事文章写作。明朝接受天命后，四海统一。洪武庚戌年，朝廷开始设科取士，先生考中乡试，名列高等，正准备参加礼部会试时，朝廷急于任用人才，派使者携带诏书来到他家，授任他为抚施知县。当时正值兵乱灾荒之后，乡里一片萧条，先生招集安置流亡百姓，劝导督促农业和蚕桑，安抚慰劳他们，全都出于至诚，因此县邑得以恢复。任职满三年，因政绩最优，升任临江府同知，有善政惠及百姓。他去世以后，百姓还思念他。事情详见前任侍仪使、庐陵人周仲方所作的传记。先生的学问明正，操守淳厚洁白，所以能有这样的建树。他一生诗文很多，经过战乱大多散失。他的儿子张规从散佚的作品中搜集整理，得到若干篇，都是先生在姑苏时所作。编次成卷以后，因大理寺正严志道请我为它作序。我认为先生的学问本来是要用来实行的，只是不幸没有机会施行，于是寄托在文章中来表现自己。假如先生早早遇到圣明的君主，把所学施用于政事，使功业能够惠及百姓，那么他的文章未必会像这样优美。自古贤人君子对于文章和事业，往往忧虑难以兼得，如汉代的贾谊、董仲舒、黄霸、龚遂，这些人确实都很伟大，然而全都不能两方面兼得；先生却两者都有，难道不是很难得吗？先生的诗取法唐人，都清新高远而富有意趣。他所说的古文，一定以经传为根本，义理端正，文辞确切，确实是有实际用途的言论。后世君子读他的文章并考察他的事业，就可以知道先生的贤能了。因此我为它写在卷首。

译《崇恩堂诗》序 兵科给事中李蕃彦实把他的堂名定为《崇恩之堂》，士大夫都作诗歌咏它，并来请我作序。他的父亲季宾，多次担任学官，如今主管单县教育。彦实由汉中府学训导升任现在的官职，自认为父子受到的恩遇深厚，应当图谋报答于无穷。这就是堂名的由来，也是诗篇创作的缘由。从前仁宗皇帝在位时，下诏让朝廷内外进言政事得失，彦实上奏数千言，都以道义为根本，切合政务，当时士大夫都认为十分难得。因此他便被朝廷进用。彦实受到皇上的知遇，皇上擢用彦实，确实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际遇。士人年轻时学习，壮年时施行所学，然而进言而不被听取、被听取而不被任用的人，大概很多。于是有人沉沦在下级官吏之中，有人老死在深山穷谷之间，这就是做官艰难的原因。像彦实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幸运吗？何况父子二人都在当时有官位，又难道不是最大的幸运吗？他应当感念恩德并谋求报答。虽然如此，君主如同上天，上天的恩德无法报答，只要不辜负上天使自己出生的意义，也就可以了。国家太平了五六十年，凡是百姓能够顺利生长生活，都是皇上的恩德，何况做士大夫的人呢？更何况享有爵位俸禄之荣的人呢？深厚的恩德虽然无法报答，但把自己职分内应当做的事都做好而无愧于心，也就差不多可以报答万分之一了。彦实名其堂为此，说明我知道他是一个有志向的人，所以为他的诗作序，以等待他的表现。《送参议饶君》序 饶君晞，字克明，是建昌府南城县人。他担任广西参议已经很久了，我却还没有认识他。我的朋友郭公绪曾任广西按察佥事，后来改任贵州，偶然问起广西藩司、宪司中贤能的人，公绪对我说：克明宽厚简朴沉静，谨慎自守，有体恤下属之心，没有羡慕外物之意。他所做的一切，必定合乎道理。与人交往尤其竭尽真诚，长久相处也不改变。广西藩司、宪司中贤能的人很多，都与他相亲相好；克明又与他们同为江西人，因此彼此更加亲厚。我听说后，心里很敬重他。今年公绪和克明相继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我因此得以认识他。听他的言语，观察他的行为，确实如同先前所说。克明确实比一般人贤能。我曾经认为，布政司用来统辖府、州、县，属下的官吏和百姓很多。只有具有德行器量的君子，才能从容地教化驯服他们，惩治其中强悍者，安抚其中善良柔弱者，使他们都安居在治理教化之中。如果有事情牵涉到下属百姓，也能替他们审察事情缓急的适宜，掌握轻重的分寸，不因私情而有所屈曲，而以仁爱对待他们，那么百姓一定乐于办事，也容易取得成功，这就是君子之道。有些人凭借浅薄的见识，施行苛刻暴虐的政令，不遵循正常的职分，只沉溺于自己的欲望，任意施加约束、驱使奔走来困扰下属，还自以为能干而无人能够反省他。这样的人，往往只能显露一时，能够善始善终的很少。克明为人如此，难道不是所说的君子吗？如今朝廷给予藩司、宪司大臣的待遇很优厚，凡任职三年的人都赐给诰命，任满九年便封赠其父母并加官秩。克明如今已经受到赏赐，荣亲加秩也指日可待；只要继续遵循从前的作为并更加努力，就可以了。这好比登山，沿着山崖向上，只要不停下来，就没有不能登到山顶的，只是怕懈怠而停止罢了。不断努力，是众人对克明的期望。难道克明会在仕途有成之后便懈怠吗？建昌士大夫中在朝廷做官的人，请我写几句话赠他归去，所以我把这些话写成序送给他。《送李子贞》序 宣德四年三月，永宁宣抚司儒学教授李亨，字子贞，辞官回到元城。平素与他交情深厚的光禄卿郝君郁等人，请我写文章赠给他。他们说：‘子贞起初是大名府学的学生。辛巳年发生饥荒，百姓流离失所。太宗皇帝兴兵平定靖难之乱，选拔有才能的人去安抚百姓，众人推荐子贞，于是他奉命前往。他总共安置大名、广平、顺德三地流民二万多口，事情办完后又回到大名学校任教。等到太宗皇帝进入正统，即位为帝，追忆从前任用过的人，便都提拔任用，征召子贞到京师，赐给他纸钞，让他担任教谕。他历任荏平、利津二县教职，任满九年升为教授，都能用所学教导诸生。宣德二年，他因事来到京师，恰逢交趾发生变故，朝廷仍根据他先前的才能任用他，让他随工部尚书黄公前往安抚百姓。回来以后，朝廷怜悯他年老，不愿再以政务劳烦他，便让他退休归乡。子贞的经历大致如此。’我考察自古以来有志向的人，遇到兴盛昌明的时代，无不竭尽才能来效力，有的在谈论谋划之间施展才智，有的在战争之中奔走效命。等到事情平定以后，他们便一定夸耀自己的长处，以求取功名爵位，唯恐自己稍微落后。子贞可以说是遇到了好时机，他所建立的功业，难道还不足以担当一座城、一县的功劳吗？可是他却安然退居，仿佛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等到被征召来到京师，他也淡泊自守，接受命令所给予的职位，安于做一名教官。后来从远方任职归来，又能懂得知足止步的道理，旷达地以退休为乐。这哪里是急于求进、贪图利益的人可以相比的呢？子贞确实比一般人贤能。然而我听说，古代君子退休回乡后，早晚坐在乡里的门口，教导乡人的子弟，使他们侍奉父母必定孝顺，侍奉长辈必定恭敬，治理家庭必定俭朴，以勤劳持身，必定遵守礼法并敬畏法律。其他言语行为也都一概依据道理，那么一乡的风俗就会淳厚，人才也会美好。因此孔子赞美鲁国有君子。子贞回乡以后，希望他也致力于此，与乡人共同享受太平时代，歌咏仁圣之人的恩德，这难道不是很美好的事吗？所以我作序赠给他。

译《送刘守良归省》序 禾川人刘守良做太学生三年，按照惯例告假回乡。守良的母亲还健在，虽然年老而身体康健强壮，没有衰弱。守良想到自己很久没有早晚省视母亲，音信也稀少，于是告假回去探望。与他相处的人赞美他的志向，都作诗为他送行，并请我作序。我认为，国家对待士人实在优厚！京师以内以及府、州、县以外，都设立了学校。在地方学校学习的人，学业完成后便贡入太学接受教育。满三年后，又有回乡省亲的命令。这难道不是认为既然用仁义教育他们，就要让他们把仁义施行于天下，逐渐感化百姓吗？然而如果遗弃亲人，根本就没有立住。因此法令作出这样的规定，对待士人的心意，难道不是确实深厚吗？从前唐太宗时期，大力兴办学校，增加扩充学生名额，可以说很盛大了。然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不过是诵读学习先王留下的言论，仁义的实际内容，大概还没有听闻。到了阳城担任司业，慨然提出省亲的问题，于是诸生才开始回乡奉养父母。那么在此以前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到了后来，卓然能够有所成就的人，也只有何蕃一人罢了。教育这种事情，难道可以不预先考虑吗？我国对待士人既然如此优厚，士人自己对待自己，又应当达到怎样的程度呢？王子垫问孟子说：‘士人应当从事什么？’孟子说：‘尊崇志向。’王子垫说：‘什么叫尊崇志向？’孟子说：‘实行仁义罢了。’仁义，是大人的事业。士人虽然没有得到大人的职位，但他所处的位置、所走的道路必定在仁义上，那么大人的事业也就具备了。如今太学的诸生，都将担任公卿大夫的职务，他们也应当更加用心于仁义啊！仁义的实际内容，开始于侍奉父母、顺从兄长，推而至于极致，就可以应用于无穷的事务；尧舜之道，也不过如此。守良是禾川的贤者，又是我的同郡人，所以我和他彼此约定，互相勉励。如今回乡省亲的人，很多都倚仗这个机会放纵自己的私欲，而且都违背仁义；这正是小人中最突出的一类，不是大人的事业，却是士人应当致力之事，而他们日后的成就也可以由此看出。我知道守良不会这样，只是借着为他的诗作序来说明这些道理。《送樊给事中诗》序 国家采集山林湖泽的资源以供国用，既然让内臣主管此事，就尤其要选择贤能的近臣前往管理，用来安抚当地百姓并给他们恩德，其用意是很厚重的。户科给事中樊君伯炯前往云南银场任职时，凡是在那里服役的人，劳逸都按节制安排，饮食都按时供应，居住都有遮蔽之处，疾病痛苦都能得到医药救治，没有一个失去安身之所；这是因为他能把皇上的恩德推及百姓。因此百姓亲近爱戴他，乐于办事并取得成功，这才是所谓的贤能。今年他回京奏报事务，老少百姓都不忍心他离开，甚至流下眼泪。掌权的人知道他的贤能，向皇上进言，于是让他再次前往。伯炯无法推辞。将要出发时，春坊谕德周君崇述以及所有厚爱伯炯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并让我作序。我认为，天下的事情因人而兴盛，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那么最难的事情也都容易办成；否则，事情还没有兴起，失败就已经随之而来。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因为对待自己应当真诚，对待别人应当宽恕吗？内心存有欺诈，外在施行狠毒，却想让别人勤勉不倦地听从自己的意愿，实在很难。因此，有所作为的君子，他处理事务的态度确实不会苟且。《左传》说：‘极其真诚却不能使人感动的，从来没有过。’ 又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吧？’由此看来，凡是临事而失败、治理别人而别人不服从的，都是违背了这些道理，却以欺诈狠毒的私心行事。圣贤的话，万世都不可改变。伯炯世代居住在进贤北山，他的先世都有德行义举。伯炯与兄长伯静相继考中进士，他从父兄、师友那里所受到的教诲，都是这些道理，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成就。云南百姓已经依赖过他的治理，如今再次前往，只要更加笃守这些道理，尽自己的心意并体察别人的心意，施行措施各得其当而且不知疲倦，那么百姓乐于服从他，所取得的功效应当比从前加倍。虽然如此，这还只是一次小小的考验罢了；将来身居高位、处理大事，如果始终遵循这个原则而不改变，那么还将有更大的成就。我与伯静同年考中进士，对伯炯了解很深，所以用这些话为他的诗作序，这也正是伯炯乐意听到的吧？《送陈教授诗》序 国家建立学校、培养人才，用来开启文明昌盛的时代，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公卿大夫和各部门官员的选拔，都由此而来。时间久了，学校中的人有时并不合适，教育方法也有忘掉旧制的了。圣明的天子在位，振作精神治理国家，修明并恢复旧有典章，把这些作为治理学校的根本。下诏让有关部门选取诸生，除去其中品行不良的人，慎重选拔师儒来教育他们，希望得到真正有才华、有学问的人，以兴盛太平时代。于是天下都明白皇上的意图所在，也一定希望教育能够取得成效。我曾经议论过这件事：上天降才给人，本来就是要使人有所作为，而人也应当自己努力来顺应天命；否则就是辜负上天。因此古人努力求学，贫穷的人甚至烧柴照明、聚集萤火，或以野菜杂米煮粥，勤苦学习而不厌倦，最终能够名闻当世、流传后世，这难道是上面的人强迫他们的吗？他们认为上天赋予的才能不可抛弃，所以才这样做。如今国家用粮饷供养他们，用堂宇让他们居住，赐给他们书籍，给他们儒师，使他们自身荣耀，也使他们的家庭免除劳役，让他们能够专心求学，以顺应上天赋予的才能，并希望将来得到任用，他们的学业和品行本应超过古人。然而有些人偷懒苟且，忙碌于末节小事，能够使人满意的实在很少；这不只是抛弃上天，实际上也辜负了皇上的期望。难道这只是弟子们的过错吗？师道没有建立起来，使他们变成这样。如今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振兴教育、革新旧制，人才兴盛的局面又可以看到了。泰和人陈先生公余，端庄厚重而学识广博，和我是世代姻亲，又与同年进士相交深厚、情谊融洽。他起初任高安、溧阳训导，后来又任枣阳教谕，都能以师道自任，成就的学生很多。如今升任台州教授，台州是文化典籍昌盛的地方，那里做学生的人一定品行良好，而公余作为他们的老师又贤良，师生上下相得，教育成功是可以预见的。我曾经感叹世间做老师和学生的人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很多人却认为老师是在严厉约束自己，不肯爱戴老师；我并不因此改变。如今公余要离开前往台州，我又这样对他说：公余确实善于教导诸生，希望他更加想到上天赋予人才、皇上寄托期望的意义，从而更加尽心，难道不是更好的吗？诸生作了《菁莪》诗，我愿意歌咏《棫朴》来应和。公余将要出发，从学士以下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而我写下这些话作为序，公余也认为是这样吧？

译《送刘训导诗》序 泰和人刘经，字顺常，如今任祥符教谕，是顺先的弟弟。顺先起初和我在乡校交游，受到推荐参加礼部考试，得以分别执教太平、开封两所学校，后来又升任祥符教谕。顺先经学已经很精通，又恳切认真、善于教导，许多学生都依靠他而取得成就。顺常往来于各地探望他的哥哥，新郑县令知道顺常的学问和品行，便推举他担任县学训导，把他的名字送到吏部。等到吏部将同类人员上报，皇上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六科以及近侍诸臣，在禁中共同考试。顺常的文章名列高等，于是被授予官职离去。我与顺先交情深厚，对于顺常此行，有些话不能不说。训导的职位确实卑微，但不是牛羊、仓廪等事务性职位所能相比的。天下的治理以人为根本，而人的才能之所以能够成就，在于老师。譬如要做成方、圆、平、直的形状，必定要依靠规、矩、准、绳；如果规矩准绳不能达到最好的法则，却拿来制作方圆平直，错误就不可胜数了。老师就是贤才的规矩准绳，他的责任难道不重大吗？国家建立学校、培养人才来谋求治理，过去得到人才曾经十分兴盛。时间久了，不能没有弊病。圣明的天子在位，振兴教育、革新旧制，严格选取诸生，除去品行不良者，慎重选择师儒来教导他们，确实是因为老师是人才得以成就的根由。所以从前选任训导，只是在翰林院考试罢了；如今却要让达官近臣共同考试。让他们共同考试，是表示对此职务的重视。顺常在这个时候处于师儒的职位，难道可以不想到自我尊重吗？言语不合礼制，不是自我尊重的方法；行为不合义理，也不是自我尊重的方法。自身既然不能用礼义来尊重自己，那么作为弟子的学生将要以什么为准则来成就才能呢？诵读记忆前辈的陈旧言论，即使看起来比自己有所超越，若想借此兴起道德、达到治理，仍然很困难。努力吧，顺常！务必以师道自重，并且有所作为来符合慎重选拔师儒的本意，这就好了。顺常离去时，凡是知道他兄弟二人的士大夫，都作诗为他送行。我便写下想说的话作为序。顺常经过祥符时，希望把这些话告诉你的哥哥，问问他认为怎样。《送罗宾畿诗》序 泰和人罗宾畿，是当今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先生的同母弟。杨先生在朝廷任职，宾畿很久没有见到他。今年宾畿来到北京探望侍奉兄长，已经住了数月。将要再回泰和，认识宾畿的人都作诗赠行。他们认为我是同县中最了解他的人，应当为诗作序。宾畿是宋代荏平主簿伯受的后代。伯受在当时以孝闻名。到了宾畿的父亲子理，官做到德安府同知，他的文学和仪表风范直到今天仍为学者所称颂仰慕。宾畿端庄谨慎而俭朴，勤劳能安守本分，没有羡慕外物的心思。凡是供给日常生活、寒暑、冠礼、婚礼、宾客和祭祀所需的东西，都靠自己的精力取得。他在乡里，恭谨谦逊，总是审察明白之后才说话，衡量合乎义理之后才行动。一时之间那些豪迈的人，喧闹争讼、杂乱奔走，宾畿从不参与。我曾经认为，凭宾畿的家世、父兄的尊贵势力，别人不能相比；他却不凭这些在当世驰骋，反而退居自守，仿佛没有才能。那些比不上他的人，反倒把这些拿来抬高自己、傲视他人，却不知道本分应当守住，欺凌借助长者势力，践踏善良柔弱的人，严重的甚至凌驾于官府之上，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礼义和知耻的教化施行起来，欺诈、浅薄、凶恶的习气就会废止；不这样做的情况就相反。因此，这个人廉洁俭约，而那个人放荡肆意，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宾畿可以说比一般人贤能，也无愧于父兄。关键只在于勉励自己坚持到底罢了。宾畿的朋友彭君晚成，是我的表叔。他家世代做官，家族的显盛在乡里也少有可比，但他同样安守本分。他们遵循道理、服从义理，勤劳俭朴以求自足，廉洁退让而不苟且，这些都和宾畿相同。因此二人相交成为莫逆之友。我非常敬重这两个人，所以借着为宾畿的诗作序，连带写下这些话，使人知道宾畿能够胜过一般人，虽然根本来自父兄朋友，也有他们的帮助。宾畿回乡后，见到我的几个儿子，希望他能有所教导，并且把我的话告诉他们，让他们以此为准则。诗一共若干首，都附列在篇末。《姓源珠玑》序 《姓源珠玑》是江阴人杨信民所著。信民学识广博，见闻丰富，曾任日照知县。太宗皇帝在位时，修撰《永乐大典》，征召天下有文学才能的人，集中到馆阁，信民也在其中，因此得以阅览宫中秘书，他的见闻更加广博。年老归乡后，便在闲暇时辑录前人的事迹，得到二千多条，各自附在相应的姓氏下面，并按音韵统摄，又分为八十一类，另行编写目录，使想阅读的人能够据此查找。他惠助学者的心意多么深厚啊！县中贤人徐氏准备刻版印行，使偏远乡里因缺少书籍而困苦的士人能够得到这部书来阅读，也足以增长他们的见闻，激发他们的志趣；他的心意难道不是更加深厚吗？于是杨信民的侄子、兵部郎中拿着书来请我作序。人降生于世，没有谁不具备才能；既然有才能，本来就是要有所作为的。因此自从百姓诞生以来直到今天，他们的事迹见于天下，记载在经传、史书和诸子百家著作中的，浩瀚如烟海，想要全部考察而了解，难道不困难吗？一定要有博雅之士广泛采集并分类记载，之后才能一览无余。然而天下的事情无穷无尽，天下的道理却只有一个：那些事情中善的，都是道理所认为正确的；事情中恶的，都是道理所认为错误的。广泛采集并分类记载，固然可以用来观察前人的事迹；但如果不明白天下的道理，就无法深刻洞察那些善事为何值得效法、恶事为何值得警戒，甚至可能迷惑错误而失去正道。所以说，道理是裁断事情的根本。信民编写这部书，虽然不能穷尽前人的事迹，却也不能说少了。他的用意难道只是为了增长人的见闻吗？也是要把这些事作为效法和警戒的依据。人们要把它们作为效法和警戒的依据，关键在于慎重选择罢了。要做到慎重选择而不出差错，不深刻明白天下的道理是不可能的。如果果真深刻明白天下的道理，就足以灵活应对、恰当处理前人事迹中的各种情况；即使不能全部了解，又有什么遗憾呢？所以我为这部书作序如此，也表达了对学者的深厚用意。

译《赠刘侍讲诗》序 侍讲刘君永清，字汝弼，担任翰林官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为人端庄厚重、周密谨慎，正直耿介而通达，言语行为一定遵循道理、践行义理。凡是与他交游的人，无不敬重他，都认为汝弼这样贤能的人，本来就应该在天子身边。然而如今的豪杰，大多把儒者看作迂腐的人；假如让汝弼担任政务，施展平生所学，他的功业应当不会落在人后，难道可以让他长久处在文墨之间吗？适逢有诏书征求贤才，我便上奏章推荐他。当时汝弼已经担任修撰九年，只得到升一级、任侍讲的待遇，其他被推荐的人都破格升迁，人们都替汝弼感到惋惜，而汝弼却神色自若。我私下叹息说：‘以汝弼的贤能，按照资历升迁，本来就应当列在侍讲之中，又何必等到被推荐呢？我却勉强推荐了他，只是不知道有关部门究竟是看重推荐他的人，还是看重被推荐的人。如果他们看重推荐者，那么我的错误反而会连累汝弼；如果确实是考察被推荐者，那么我们汝弼的才能品行，哪里可以轻视呢？假如果真认为儒者迂腐，那么如今的郎官、御史，大多也是从进士中选拔的，同样都是进士，难道做那些官的人独不迂腐，而做这个官的人却迂腐吗？一定不是这样。’ 难道是因为认为汝弼不能离开侍从近臣的职位吗？汝弼何时应当担任重要职务，自有命运安排吗？何况侍讲的职位，也不是外任的显贵官秩所能相比的。那么汝弼淡泊自守、神色自若，原来是因为他知道天命、懂得自重，是个君子。而我却说了前面那些话，难道不是浅薄吗？于是我为自己的言论感到惭愧。今年汝弼想到离开祖坟家乡已经很久，于是按照惯例得到准许回乡省亲。我辈在朝集之舍共同饮酒为他饯行，并作诗送他。于是我又想到，汝弼比我年长数岁，如今头发已经斑白了。他离乡已久，现在回去，乡人中爱戴汝弼的人，哪里都能知道侍讲这一职位的尊贵重要呢？想必一定有人深深为他惋惜，和我有同样的感叹，所以我写下这些话作为序，用来告诉他的乡人，使他们知道汝弼的贤能正在于此。诗共十二首，都附列在篇末。《飞仙图》序 右边这幅《飞仙图》，相传是郭忠恕所画，为连江县令刘君仲戬收藏。郭忠恕以儒业为本而游心于艺术，擅长画楼阁、宫观、树木和山石，都极其精妙。如今观看这幅图，房屋的制度，人物的神态，曲折回旋、参差起伏，横向纵向、隐约显现，都把其中的情趣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所说的神仙，超然高举在空蒙寥廓之中，它的气韵就是这样，确实不是郭忠恕不能画成。世人说郭忠恕以关仝为师，然而关仝最擅长山水，人物并不是他的长处，每每要请胡翼来画人物。胡翼画人物、车马、楼阁、亭台和山水，都精妙至极；郭忠恕所达到的境界，大概也从胡翼那里有所获得。郭忠恕为人高迈脱俗，性情虽然喜欢画画，却不随便替人作画；只要是自己想画的，就欣然提笔，姿态横生，大概只是为了自我适意罢了。这幅画也正是他自我适意的作品吗？他最嗜好饮酒，岐下的富家子弟常常用醇酒请他饮用，借此送给他一匹白绢求画。郭忠恕便画了一个放纸鸢的童子，牵引的线有数丈长，布满整匹白绢。富家子弟把这当成游戏，已经把画毁掉了，却不知道一笔画数丈，笔直而不弯曲，正是其中的妙处，不是拙劣的工匠所能做到的。从前听说宋代戚文秀作《清济灌河图》，一笔五丈贯穿画面；常州佛寺的墙壁上有徐友画的水，也名为《清济灌河》，其中一笔长达四十丈。这样的笔法，自古以来都被认为很难，可惜富家子弟不知道这一点。我曾经认为，书法和绘画相同，都必须依赖人的品格高尚；所以有仙人般风采、道家般骨格的人，作品就会超凡脱俗，郭忠恕就是这样。起初，宋太宗征召他到京师，命令馆内侍从窦神兴接待他。郭忠恕嫌窦神兴的胡须漂亮，有一天忽然把自己的胡须全部剃掉。神兴问他原因，他回答说：‘不过是姑且仿效罢了。’神兴大怒，以纵酒放言的罪名治罪，将他贬到登州。到临清时，他对送行的人说：‘我要死了。’便掘开道路旁的土，挖成一个小洞，俯身向里窥视而死。人们说他是尸解，打开棺材改葬时，里面只有衣服鞋履，果然如此。他的画作应当高不可及，难道一定要从老师那里得到传授之后才会这样吗？仲戬请我写几句话，来启发士大夫作诗歌咏，因此我写下这些话，放在图卷之前。《赠吴助教》序 伯昂名颙，是长洲人。他起初任县教谕，因政绩最好，应当升为教授。今皇帝刚刚成为东宫太子，精心选拔宫臣担任辅导，伯昂于是被选拔为右春坊右司谏。当时我充任侍从近臣，也恰逢蒙恩升为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读学士，于是与伯昂成为同僚。每天侍奉皇上处理政务以及进讲经史，伯昂都能竭尽心思，不辱没自己的职务。闲暇退回春坊，大家都和乐自得，以德义相互推重，彼此意气相投，没有隔阂。等到皇上登上帝位，凡是兼任其他职务的宫臣都仍旧留任，其余人则按次序升迁。于是伯昂得到国子监南京分教的职务，一时同僚朋友都各自散到东西，不再像从前那样相聚。我心中本来有些不能释然，却唯独替伯昂感到高兴。司谏虽然是清贵亲近的官职，但助教实际更加尊崇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关系到道统。天下的士人聚集在太学，群集各类人才于班郢之门；他们虽然没有不可任用的，但方圆平直，哪里能全都合乎法度呢？还必须用规矩准绳加以衡量、磨砺、雕琢，然后使栋梁、椽桷无论长短大小，都适合使用；这难道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吗？是众多工匠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太学士人之所以能够成就德行、发挥才能，是祭酒和司业总负责，而分教官实际承担教导的责任。等到教育完成，这些人都适合列入公卿大夫和各部门官员的选拔之中；他们所学之道得以施行，也就是师道得以施行，难道不是非常重要吗？所以我替伯昂感到高兴。然而伯昂难道只能担任教务而已吗？从前昌黎韩子曾任助教、博士，后来做京尹、侍郎，他的文章和德业显赫，成为斯文的光辉。伯昂将来还会遇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吗？伯昂任职考核后再次来到北京，将告假去祭扫祖墓，然后回长洲。如今洗马蔺先生等人都是他过去的同僚，嘱托我写文章赠给他。所以我把往事这样叙述出来，同时表达我的期望。

译《赠伍县丞》序 崇冈，名凤，是永丰人。他起初被推荐担任江陵县丞，因父母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改任海阳刑部主事。陈蚪渊因为重视同乡之谊，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认为，崇冈曾经做过县丞，对于县丞的职责应当没有不知道的，哪里还需要我的话呢？但想到我和崇冈同郡，如果崇冈有善政惠及百姓，人们将会像孔子称赞子贱那样称赞他，那么同郡的人也差不多可以感到光荣了。我怎么能吝惜一句话，何况又有渊潜的请求呢？县丞，是辅佐县令的人。得到方圆百里的地方来治理，难道只是征收赋税、征发劳役来供给上级吗？养育百姓才是根本。怎样养育他们呢？寒冷时使他们有衣服，饥饿时使他们有食物，服劳役时使他们得到安宁，贫穷困苦、受到压抑时使他们各得其所，如此而已。百姓既然得到养育，又进一步教育他们，使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心产生，使礼义的风俗形成，那么他们用来供给上级的事务，就不必督促劝导也能够完成，这就是县令、县丞的职责。古代君子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大概只有具有爱护子民之心，才能深入体察他们的情感，施行适合他们的政令。如果能够深切体察他们的情感，施行适宜的政令，百姓难道还会有无所安身的情况吗？百姓没有无所安身的，难道会不爱戴官长，把他们当作父母吗？既然爱戴官长如同父母，对于官长所发布的命令，难道会有不真心服从并愉快执行的吗？所以凡是做县令的人，只怕没有父母般爱护百姓的心罢了。只要存有这颗心，治理的成效必定可以达到。然而也有背离这一点的人，用严酷刑罚、暴虐征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譬如让狼来统领羊群；这难道是朝廷命官养育百姓的本意，是做百姓父母官的道理吗？百姓遭遇这种情况，也真可以感叹他们的不幸。崇冈是永丰的世家子弟，是所谓具有爱护子民之心的人。海阳是潮州所属的县邑，有昌黎韩子的遗风，所以当地百姓知道学习，容易治理。凭崇冈所存的爱民之心，面对容易治理的百姓，他的成效一定会如我前面所说，而不会出现我所叹息的情形。崇冈还要努力，希望我确实能够因此感到光荣。于是写下这些话赠他出行。《送杨修撰致仕》序 建安杨先生寿夫，以《春秋》的学问闻名四方，已经很久了。他起初任建安县学训导，任满九年应当离职，诸生请求挽留他，于是升为建安教谕。因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他来到京师，诸生又怕失去他，便再次请求挽留，于是仍任教谕。接受他指教而取得成就的人，大概很多。如今少师庐陵杨公很了解先生，曾说：‘这个人应当在馆阁任职，负责顾问和编纂，怎么可以长久留在外任呢？’宣德七年，他向皇上进言，朝廷征召先生，授任翰林编修。先生早晚恭敬勤勉，以完成自己的职务。凡是他所做的事，都使人满意，符合众人的期望。等到编修《宣宗实录》时，他考证详细明白，义理精确、文辞确切，同僚都推让他。书成以后，受到赏赐白金、文绮，越级授为翰林修撰。但先生年纪已经七十岁了，立即上奏请求退休。从师保以下的人都惋惜他离去，勉强挽留他。先生说：‘我的年纪到了应当离去的时候，年老了还贪求职位，是圣人所戒止的。’皇上也赞赏他的志向，答应了他。于是先生高兴地收拾书籍上路。凡是与先生交情深厚的人，都在东门外为他饯行。只有我因病没有能够同行，私下叹息说：‘君子的学问，本来是希望通过做官来施行的。然而古代的大贤，有的被排斥而不能做官；幸运地做了官，又有的处处受阻，不能施行自己的道。做官而能够施行自己的道，能够按照义理进退而不感到惭愧的人，大概很少。先生遇到圣明的君主，朝廷向来重用儒术，元老大臣又孜孜不倦地以进用贤才为要务，因此先生自身显达，道也得以施行。自身显达、道得施行，却又能够知道止足的分寸，不违背圣人的戒告，这就是先生高明的地方，哪里是常人能够达到的呢？虽然如此，先生的年纪才七十岁，距离伏生的寿数还很远。如今退休归乡，乡里的俊秀能够得到先生作为老师，去除蒙蔽，勉励自己弥补不足，学业有成、品行修养，都足以为世所用。他们的道得以施行，也就是先生的道得以施行。我既为先生归乡感到高兴，又为建安士人能够有所成就感到高兴。先生的门人、吏部郎中张珂字鸣玉，听说后认为很好，请我写下来作为赠言，所以我写了这些。先生一定会从我的话中有所取法。《新喻西田习氏族谱》序 新喻在唐代隶属袁州。白梅的习氏，相传是晋代习凿齿的后代。大概因为当地有习凿齿祠，分宜的枣木山有习凿齿墓，墓距白梅十多里。万载的书堂山，是习凿齿授徒的地方，旧时有书堂，后来因此改作祠堂。他的遗迹可以考察到这些，见石门梁先生的谱序。习凿齿本是防阳人，以博学多闻闻名天下，曾任桓温的从事，出任荥阳太守。后来因脚病被废弃不用，符坚攻陷防阳，得知习凿齿在那里，欣喜地把他带走。不久又因病放他回去。他居住在袁州，不知始于什么时候？难道是因为乐于离开秦地，而防阳又陷落成为异域，所以引退避居到这里吗？然而回来不久便去世了，如今还有他的墓，应该是当时来这里居住，只是史书没有记载。白梅习氏是他的后裔，毫无疑问。如今居住在西田的习氏，是宋代宣和年间从白梅分支出来的。诗书家学相传已久，而且日益兴盛，显然已成为乡里的望族。洪武年间，均谦处士怜悯旧谱失传，于是广泛查考，编成族谱留给后人，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子孙日益繁衍。翰林侍读嘉言重新修订了族谱，请我为它作序。自古受姓命氏，都是有爵位者的子孙；家族传承长久，近处看是由于德行，根本深厚枝末就会茂盛，源头遥远河流就会长久，道理本来就是如此。习凿齿当初受到桓温的器重，但知道桓温有异志，常常暗中压制他，因此违逆了桓温的心意而被外放。像这样心地正直、守德坚定，真是君子啊，这足以开启善行和福庆的源头。何况诗书的恩泽，又足以使它充实并延续下去。习氏的子孙，怎么会不长久而兴盛呢？族谱是用来收聚族人的，其中实行的是仁义之道：用仁来笃厚亲恩，用义来端正名分，使尊卑、亲疏的伦序井然，使孝悌、敬爱之情和蔼地施行，只有读书明理的人才能做到。习氏子孙如果想继承先人的事业，使家族在将来流传繁衍，难道不应以读书为根本吗？这样做，即使历经百代也会有光彩。

译赠刘通判序 刘镡，字至刚，是怀宁人。当初由县学的生员升入太学，选入中书省，负责书写武臣的诰命，以勤勉谨慎著称。三年任期届满，本来应当授官。当时有人说，往年有平民迁徙到别的县，久而不归，请设置专官安抚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失去安身之处。大臣上奏采用了这个意见，于是至刚得到辰州通判的官职。至刚在县学时，我往来经过怀宁，认识了他。他说自己的祖先居住在番昜清塘里，和我同为江西人，所以特别厚待我，我也很敬重他。如今他要赴任，难道可以没有一句话作为赠言吗？留恋故土，是人的常情。坟墓中安葬着祖先，亲戚可以依靠，田地房屋可以资养生活，这些都是人所留恋而不能舍弃的东西。不是迫不得已，谁忍心离开呢？如今却要舍弃故土而离去，可知他是万不得已。朝廷对百姓已经很厚了：知道他们饥饿，就开仓放粮；担心他们劳苦，就减少劳役；怜悯他们触犯法律，就宽减刑罚；同情他们拖欠赋税，就停止征收。革除弊端、兴办有利之事，朝廷一直勤勤恳恳，真可以说有如上天般的仁慈。然而百姓仍然轻易离开故乡，难道没有原因吗？主管官员以宣扬皇上的德意、安定下民为职责，却使百姓到了这种地步，恐怕在为政之道上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吧？如今的守令都是选拔贤能来任用的，应该有能够慰劳、招徕并安定百姓的人；又任命至刚这一类人，这正是天子对百姓深厚用心的表现。至刚此行，愿你和如今在位的贤能之士深思熟议，推明朝廷的德意，把所有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实行起来。以诚意持守，以敬民之心使百姓归附，他们将不必等待劝导就会自行归来。《诗经》所说的“百姓的父母，在于喜爱百姓所喜爱的，厌恶百姓所厌恶的；喜爱他们所喜爱的就给予他们，厌恶他们所厌恶的就为他们除去”，说的正是父母爱护子女的道理。这样，百姓也会像爱父母一样爱护他们，哪里还会有舍弃故土、离去而不顾的呢？我知道这样的成效一定会达到，所以用这些话为你送行。至刚不要认为我的话迂腐。翰墨林诗序 宣宗皇帝在位时，永嘉的谢庭循因为擅长绘画侍奉在皇帝左右，特别受到恩宠，官至锦衣千户。庭循通晓儒家经书，喜欢吟诗，端庄厚重、清廉谨慎，平日总是谦退自处，从不因受到皇帝宠爱而对人骄傲，也不随便同人交往。皇上更加喜爱他，在万机之暇，陶冶性情、描绘景物，有时兴之所至吟咏诗歌，就把诗作赐给他。皇帝的文章和御笔，光彩灿烂，庭循把它们珍藏起来，恭敬地陈列在书房中。他所收藏的晋唐以来的名家书法和名画，也都在皇帝闲暇时焚香展阅，仿佛天子的容颜就在上方；王维、谢灵运以及荆浩、关仝一类人的风神气韵，也仿佛恍惚间可以与之相接。庭循心中独自以此为乐，竟不知金玉有什么可贵，山海般的收藏有什么可富，于是把他的书房命名为“米家船”。少师庐陵杨公把“翰墨林”这个名称赠给他，并为此作记。京城士大夫都为他作赋写诗。庭循于是请我作序，说：“过去的君子，大概也有把心意寄托在书画上的，只是没有得到龙章奎画。幸而得到了，又未必能够收藏古今名家的笔墨。大概人的爱好不可能兼得，难道清赏书画的乐趣，也是造物主吝惜不给的吗？”庭循逢遇圣明之主，既接受了非同寻常的赏赐，而他所收藏的精妙和丰富又达到如此地步，即使说造物主格外厚待庭循，也还是因为他自己有所作为才得到的。将它称作“翰墨林”，并请诸公赋诗咏唱，难道过分吗？有人说，御笔如此珍贵，却让众人得以厕身其中，恐怕不合乎他们的身份吧？我说，树林不是一棵树所能形成的。上好的梓树高高挺立在云霄之外，杉树、松树、桧树、柏树同受天地之气而生长，都依附在它周围，然后才能郁郁葱葱地成为树林。秀美的颜色可以使眼睛愉悦，清越的声音可以使耳朵快乐，茂密的树荫可以消除暑热、舒展郁闷；无论大小材木，随意取用，各有其足用之处，哪里会因为依附的树木繁多而嫌弃呢？杨公给它命名，大概正是庭循乐于赏玩这些东西的意思。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放在诗卷的开头。赠李知县致仕诗序 永乐壬辰年，我在礼部共同主持考试，考取的试卷全都交给我评阅。我得到三衢李庠宏文的文章，推荐了他，于是他成为进士后离去，而我当时还不认识他。过了很久，宏文以清流知县的身份来到京师，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他是一个清瘦的儒者。听他的言谈，观察他的行为，大概就是所谓安静从政、诚恳质朴而不浮华的人，我很敬重他。今年，宏文因为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年龄大概六十岁了。翰林编修赖世隆是清流人，来拜访我时称道他的善政，又惋惜他的离任，说：“李侯担任县令，勤于学问，精通政务，尤其尊敬礼待教师和儒者，振兴学校。学宫和县衙都已长久毁坏，李侯逐一修复更新。闲暇时便同宾客在山水之间游乐，并吟诗抒怀。当时我还在家读书，没有做官的打算，他勉励我、成就我，使我走到今天，全靠李侯的力量。如今他因年老多病离去，他的志愿已经实现了，可是我们县里的人大概还有不能释然的，何况我呢？”于是他向诸位公卿求诗为李侯送行，希望得到先生一句话放在诗卷开头，使他的归去更加光彩。我被职务牵累，没有空闲写作，但世隆不断请求我。我想到如今朝廷清明，恩意深厚融洽，乡里百姓都安于无事，这正是《易经》所说的“泰”。贤能之才汇聚并受到征召，都想着在当世施展才能，大概认为能够享用俸禄是有福的，所以有年老仍然奋发、患病仍然尽力的人。宏文年纪还不算太大，疾病也没有严重到不能任事，却毅然引退，以求免除尸位素餐的讥讽和白领俸禄的嫌疑，难道不是远远胜过常人吗？从前陈抟想引荐钱若水去学仙，麻衣道者认为不可以，说：“这是一个在急流中勇于退身的人。”后来钱若水官至枢密使，四十二岁就退休离去。这样看来，在急流中勇退的人，大概仅次于神仙了。宏文难道不就是这样的人吗？我的年龄也到了六十岁，耳目和筋力都不如从前。当初我推荐宏文，如今又写文章为他的离去赠行，但我还贪恋圣明，尸位苟禄，同宏文相比，难道不惭愧吗？所以借着为他的诗作序来责问自己。

译送王主事诗序 刑部主事、吉水人王佐，字功载，以勤勉谨慎闻名于士大夫之间，已经很久了。朝廷推恩，封他的父亲为刑部主事，母亲也封为太安人，并都赐给诰敕。功载想到离开双亲已经很久，于是请假回家省亲。同僚中的贤者都作诗为他送行，并请我作序。我和功载同郡，泰和又与吉水相邻。然而我来到北京已经十五年，每次想回去，都被职务牵累，最终不能成行。因此看到别人回乡省亲，内心十分羡慕，也不能不感到惭愧，又哪里能写出什么话来为他送行呢？何况功载是同郡之人，这种感触在我心中尤其强烈，那么将用什么话来应付诸公的请求呢？虽然如此，诸公的诗中对饯行、叙旧的情意已经写得很完备了；用来夸耀皇上的赏赐、使他的父母荣耀，也已经十分充分了。但诸公的深意还在言语之外，应该由我的文章表现出来，那么我即使想沉默，难道可以吗？君子做官，本来就是为了使父母荣耀；但如果不能把职务做好，就做不到这一点。然而把职务做好，也只是职责本分而已，哪里值得惊异呢？如今功载自身已经显贵，又使父母显荣；这次回去省亲，还一定会受到赏赐并被送行。皇上的恩典实在极其隆厚。尽到本来应尽的职责，却又获得如此隆厚的恩施，难道可以只到此为止吗？况且君子的志向，本来是希望自己的道得到广泛推行，不能因小有成就就满足。那些因小有成就便自我满足的人，把所得的一切用来为父母争荣耀：穿华美的衣服，乘华丽的车马，意气雄盛，在乡里耀武扬威、使人惊骇；至于敬长、慈幼、和睦宗族、友善邻里，却往往有所欠缺，甚至还有许多不堪说的事情。君子鄙弃这种行为，皇上的赏赐难道是为了让人这样做吗？这样做果真能够使父母荣耀吗？功载读书学习圣贤之道，一定深明这个道理，不会因小有成就就满足，而希望自己的道得到广泛推行，以此使父母显荣；这大概就是他的志向，也是诸公对他的期待。我和他同郡，又格外相亲相厚，所以阐明他的志向，作为赠行诗序。凝翠楼诗序 松江殷志学居住在北京澄清坊，正处在四通八达的大街闹市之中。尊官贵人乘骑鸣喝，进进出出接连不断；往来的富商巨贾带着资财来买卖，脚步相接于道路；高大的厅堂、深邃的馆舍，长筵广席上的喧闹欢笑声彼此都能听见。车马的盛大，皮衣服饰的华丽，意气的雄盛高傲，以及各地出产的百货珍品、饮食玩好中的奇异物品、燕地姬妾赵地女子的美妙歌声和容色，只要能够耀眼爽口、动摇迷惑心意的东西，无不具备。因此，凡是聚居在这里的人，往往随世俗改变自己，使自己陷入物欲的道路，丧失天理的正道，我见得多了。志学却不同于此：对于前面所说的一切，他都不为之动心，只是喜爱山，厌恶市场的阻隔和高墙大屋的遮蔽，因为那些东西使他无法看见山。于是他建楼居住，高高耸立在群屋之上。这样一来，京城西北的群山，青碧的山色、浮动的黛色，都可以尽收眼底。志学每天同客人登楼宴饮，心中十分快乐。吏部郎中程南云题写楼匾，称作“凝翠之楼”，士大夫又为它作赋写诗，请我作序。山，是隐士所喜爱的，所以喜爱山的人一定远离城市，把自己寄托在郊野之外、寂静的水边，然后才能尽情享受登临观览的乐趣，古人都是如此。志学有喜爱山的心，却被官府事务牵绊，不能一天离开城市，于是凭借楼的高度尽览山景；他所经营的智慧和力量，足以实现内心的爱好，远远胜过常人的情怀。我过去住在金城坊，观山很方便，当时许多名公都比邻而居，也都爱好山景。公务之余，有时打开窗子远望，有时出城游览，自以为兼得这种乐趣，世上没有谁能比得上。后来他们都向东迁移，以便于办理职务，却不便于观山。诸位中擅长绘画的人，常常把山景寄托在笔墨绢素上，以满足我的愿望；然而寅时出门，酉时回来，也很少能真正自在地欣赏山景。对于志学的“凝翠之楼”，我不能不感到惭愧。孔子说：“仁者乐山”，因为仁者安于义理，不被外物迁移，这一点像山，所以喜爱山。如今我虽然远离山景，但内心却不敢忘记这个道理。志学也是这样吗？我和志学是邻居，有空一定登上这座楼，为志学作诗。萧顺承恕字序 萧顺承，字恕，是少傅杨先生的女婿。今年他来北京探望父母，并以字的含义向我请教，说：“希望您有所教诲。”顺，就是不违逆，也是和顺。正因为不违逆，所以和顺，这就叫作顺。以“承恕”为字，大概“承”有奉行、承受的意思，“恕”就是把自己的心推及他人。对于恕道，能够奉行并以之周旋，凡是表现在事情上的，无往而不是恕，那么他的行为也就没有不顺的了。从前子贡向孔子学习，问有没有可以终身奉行的道理，孔子用“恕”告诫他。这样看来，“恕”这个字，是君子一天也不能违背的。先儒说“学就是使内心成为恕”，大概是推己及人，使别人的心都如同自己的心，这就是恕的实践。你的父亲和老师用这个字为你命名，大概是把你当作君子来期待。做君子的人，没有不有所欲求、有所厌恶的：衣食充足，居处安定，能够孝敬父母、敬爱兄长、慈爱幼小，这是他所希望的；饥寒交迫，劳苦不堪，再加上非礼的事情侵扰、非义的事情压迫，这是他所厌恶的。用自己的心去衡量别人的心，知道别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于是给予他们自己所希望的，除去他们所厌恶的，一定使他们的愿望没有不能实现的；这就是《礼记》所说的“达顺”，《大学》所说的“絜矩”。难道这只能用来整治自己的家庭吗？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也都是这个道理。如今的人大概有与此不同的地方：只专心为自己打算，却忽略为别人打算。普通人的财产，都是用来养生送死的，是他们所希望的；自己却夺取它们。饥寒、劳苦和暴横的侵害，是他们所厌恶的；自己却把这些施加给他们。自己用违逆之道对待别人，别人也用违逆来回应，于是有人祸害自身、败坏家庭，这就是小人的行为，是不行恕道的结果。唉，承恕，你的父亲和老师以君子期待你，你难道不能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吗？然而有人失去义理，把宽纵、姑息当作恕：自己有过错却不知自责，叫作恕己；别人有过错而少加责备，仍然可以称为恕人。恕己而使恶行滋长，却想免于祸败，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承恕常常寻求自己的过错并加以改治，使内心光明正大，能够由自身推及别人，这样就将成为古代的君子而无愧了。承恕，当勉励自己。

译送许舍人序 从前太宗皇帝即位初年，锐意兴办文学之事。既选拔士人让他们进学，又征召天下擅长书法的人集中到馆阁，把古人的名帖全部拿出来让他们学习，希望他们一定能同古人并驾齐驱。许君鸣鹤就在其中。许君年轻时学习王右军，书法俊逸出群，因此又有很大进步。皇上每逢闲暇日亲自阅试，给予赏赐和勉励，许君必定名列高等。我当时也在进学者之列，每天同许君一同往来。许君性情一向刚正耿介，不肯苟且迎合；遇到善良的人便欢然亲近，见到不善的人就当面斥责他的行为，因此人们也畏惧他，而他同我最为知心。许君又能作诗，得唐人的格调，都清新高远而有意味，向他求诗的人接连不断。许君后来成为中书舍人，诏令他跟随诸位学士在翰林院值班，早晚勤勉不懈；凡是最机密的制诰敕令，他都参与执笔。退下来后却淡然如同毫无所知，从不泄露所作之事，他恭敬谨慎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任职越久，人们越认为他贤能。今天子即位第二年，许君从祭扫祖墓回来，又复任官职。不久患脚病，不能上朝，多次请医治疗也没有见效，于是把情况详细上奏。皇上怜悯他，让他回乡治疗，病愈后再恢复任职。将要出发时，士大夫都作诗为他送行，写出离别之情，也赞美他闲适旷达的乐趣。唉，我知道许君大概并不快乐。许君从最初显达直到今天，恭敬地侍奉三位圣君将近三十年，所受的恩遇深厚，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大概准备终身设法报答。如今因为疾病离开官职，并不是他的志愿。古代贤人得到一饭之恩尚且一定报答，何况许君笃守君臣之义，怎么忍心片刻忘记呢？离别的悲情固然确实有，但闲适旷达的快乐并不是他真正的快乐。虽然如此，君子报恩，有时凭借力量，有时凭借言语。许君虽然不擅长以行动报效，但手本来就能书写，口本来就能言说。如今天下太平，百姓物产丰足，和气充盈而颂歌兴起；把自己接触到、听闻到的事吟咏出来并谨慎记录下来，等待观风使者得到这些内容后献给天子，列入乐官所掌的乐章，使后世能够考察看见治道的盛况，这也是报恩的方式。我家在泰和，距吉水不到二百里，而我离开祖坟也已经很久了。这次将请求回乡省亲，回去一定经过许君那里，酒足饭饱之后，拿出这些诗文歌咏一番；他的快乐大概就在这里吧。倘若许君的脚病痊愈了，便一同回朝，终身任事，那岂不是一件幸事吗？所以为他的诗作序，等待这一天。孝友堂诗序 翰林学士沈先生把他的表侄何谦之的堂屋命名为“孝友堂”，请侍读李时勉作记，又请学士大夫作诗歌咏。诗卷已经完成，于是请我作序。唉，沈先生可以说是一个以德爱人的君子啊！居室悬挂牌匾命名，大概是取古人铭刻器物的意义，使它经常进入耳目，在早晚之间起到警戒作用，以此自我增益。然而世上给居室命名的人，有的夸耀自己的才能，有的炫耀自己的财产，有的标榜自己的仕途通达来使自己快意，有的寄托于闲适旷达来抬高自己；能够知道以修德为务的很少。谦之父子世代以医为业，救济的人并不少；杏林、橘井，都是医家称美的故事。沈先生却没有用这些来命名他的堂屋，而是取谦之善于侍奉父母、友爱兄弟这一点来命名，并寄托勉励他更加努力的意思，这不正是以德爱人的君子吗？孝友之道，幼童都知道并且能够做到；然而壮年男子却有不能做到的，是私欲损害了它。私欲胜过天理，天理就会防塞，于是表现在借耰取帚、紾臂防墙等谬误行为上，也是势所必然。因此古代的教化一定从这里开始；有子所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了”，说的就是这个。我的确曾经考察过：君陈、张仲都是周代的大贤人，他们在事业上的表现很多，可是《诗经》《尚书》却用孝友来称道他们，难道不是因为孝友是修身的根本，而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吗？根本没有确立，却想把它推广到极致，很难做到。这是读书求学的人应当努力的地方。谦之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本来就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根据他已经达到的程度，勉励他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难道不是沈先生的期望吗？我又听说，孝友是仁德的实践，而行医是施行仁德的方法。谦之虽然还没有显达，却应把施于父母兄弟的孝友之心推广开来，使凡是以父母兄弟的身份向他求助的人，都能得到他所尽的孝友之道，这也就是从事政治。再推广到极致，君陈、张仲的境界也是可以努力达到的，关键只在于勉励自己罢了。所以借着为诗作序，把这些道理说出来。送文选郎中郑公诗序 南城郑公守中，因为他的儿子文选郎中文实显贵，也被封为文选郎中。文实请假后，奉诏带着仪仗器物回南城，使父亲荣耀。该有的仪仗无不具备。郑公感念皇上恩典深厚，又同文实一起来到京师，在宫阙前谢恩。停留几个月后，车驾出行边塞，在塞外大败敌人，把敌人的人畜全部收缴带回。郑公又得以跟随公卿百官入朝祝贺，拍手舞蹈，高呼万岁。郑公到京以来，前后两次入朝，朝廷中的臣子看见父子二人前后进退行走，衣冠伟岸而又谨守礼度，无不称赞，认为这是荣耀。郑公退朝后高兴地说：“我幸而生在和谐融洽的时代，又承受了隆厚的名位爵禄，父子之间的显贵荣耀已经达到极点。如今这次来京，又得以看见太平盛世，结交一时的贤豪，这已经足以满足我的志愿。我该回去了！”我们这些同乡之士能够结交郑公父子，本想让他们多住些日子共同欢乐，却忽然有不能挽留的叹息，于是分题作诗为他送行，并请我为诗卷作序。我说，封赠的制度虽是朝廷旧有的章法，但三四十年以来，能够施及臣下的很少。仁宗皇帝扩大天地般的仁德，凡是任职的群臣，都推恩及于他们的父母。然而像郑氏这样父子都享受荣耀的，尤其少见。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大概是天意。上天所保佑的只是善人。人只有把善行积累在自己身上，然后才能获得上天的福佑。像郑公父子，大概就是自身积累了善行的人，所以从上天那里得到这样的福报。这不正是《诗经》所说的“求福不会落空”吗？虽然如此，我知道郑公所得到的还不只是这些。善德人人都有，能够努力去实行，就也可以得到上天的福佑。如今郑公回去，乡里的人难道不会心生羡慕和感动，希望自己也成为像郑公一样的人，从而都努力行善吗？这就是郑公的善行对他们有所成就。能够成全别人的善行，自己的善行就广泛了。这样，上天保佑他，使他不断获得福禄荣名，难道会有止境吗？《诗经》所说的“如同河水正向前涌来”，一定能够实现，这也正符合诸公作诗的心意。所以借着为诗作序，把这些道理说出来。

译赠医士王立善序 医术，是仁爱的技艺。自从炎帝时代有了药物，到黄帝时代有了医书，等到商代伊尹，汤液的理论才开始完备。此后著书立说的人，都是圣人的门徒。人生活在六气之中，所以不可能没有疾病。患病而没有医药救治，夭折枉死的人就会很多。圣人与天地同样有仁心。天地生养人，这是仁；圣人使人保全生命，也是仁。那么从事医术的人，也不过是体察圣人的心意罢了。因此古代君子回应人的求助，看见别人的疾病痛苦，如同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认真察看，诚心治疗，尽到医治的道理，对于利益多少从不计较。后世从事这一行的人，有的却不同于此，借用仁医的技术来满足自己不仁的内心，往往根据病情的缓急来谋求利益，像商贩一样。愿望不能满足，便立即抛弃病人，不再顾及别人的生死，完全不放在心上。圣人传下教化、建立制度，是为了救济万民，而这些人却专门乘人之危、求取利益，难道不是残害仁德的人吗？不过这只是鄙陋之人的所作所为。至于通达事理的人，则一定以圣人为自己的准则。所以我在京师有所收获。我在翰林任职已经很久，年纪一天天衰老，疾病也日益增加，常常寻求名医为我治疗。凡是同我相处而使我免除痛苦的人，都是能够体察圣人之心、深厚仁慈而不被利益困扰的人。我非常敬重他们，认为京师是贤者聚集之地，这样的人应当不止这些。如今我又遇到了王立善。立善姓王，是山阴人，世代以医为业，同时通晓儒家经书，选入太医院，因医术高明而有名。今年兵科都给事徐君初的家人有几个人生病，其他医生都不能治愈，于是请立善诊治。立善早晚勤勉地探视，投以良药，病人都痊愈了。徐君用财物酬谢，立善两次推辞，说：“我难道是为了谋利吗？”徐君感念他的恩德不能忘，于是借同僚戴君弁请我作赠言。我没有见过立善，但戴君和徐君都是诚信厚道的人，他们的话应当不会虚假。这样看来，立善大概是通达事理的人，能够体察圣人的心意而深厚待人。圣人救济万物的仁心，希望无限地施行下去；如果人人都成为立善一类的人，把善心推展开来实行，使人人都能保全生命，那么圣人的心愿就实现了。那些残害仁德的人，果真愿意用这种道理吗？孔子说医生贵在有恒心，立善千万不要改变最初的志向。我一向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所以不推辞写下赠言；又追溯根本说到圣人，是为了表示对立善的重视，也让有同样志向的人看见，越发知道应该慎重守持；让残害仁德的人看到这些，或许也会有所痊愈吧。送张教谕序 张先生日孜以休宁教谕的任期考核成绩来到京师，休宁的诸位生员不忍心他离去，共同向徽州府请求把他留下。徽州府把此事转达给吏部，吏部按照旧例不准留任，改授他为英德教谕。我起初听说诸生请求挽留，心里为之高兴。如今他要前往英德，我更为他高兴。世上担任教官的人，不像治理政务那样容易得到人心；一定要能够陶冶学生的心性、改善他们的品德，然后学生才会仰慕他。然而偷惰的人便依附逢迎、苟且自容，贪婪的人便刻薄聚敛以满足自己。他们对于如何陶冶心性、改善品德，全都漠然无知，也不肯以此为务。学生看不见值得效法的地方，轻慢的心就产生了，于是有想赶走教官却做不到的，也有等他离去后便完全忘记他的。休宁诸生对先生的离去如此眷恋，想要挽留他，如果不是非常敬重，怎么会这样呢？如今休宁的诸生都愿意留下先生，这样先生的教化成效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为他高兴。但君子的教化，常常担心施行得不够广，难道只能局限于一个地方吗？如今先生前往英德，把在休宁施教的方法推广开来，使英德的诸生都能够陶冶心性、改善品德，而不成为庸人的归宿，难道不是君子乐于培育人才的志向吗？所以我更加为先生高兴。先生通晓《书经》，曾在萧尚仁先生门下受业；他的祖先也曾在宋代凭儒业显达。他从家学和师传中得到的学问很丰富。英德的诸位生员，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有所成就。英德是韶州的属县，也是唐代宰相张九龄的故乡。张公学习圣贤之道，他的精忠大节足以照耀千古，作为后辈的人应当仰慕他、以他为师法。将来在当世做官，果真无愧于张公，也就足够了。舍弃身边的榜样而到远处寻求，不是所谓善于学习。先生将要出行时，曾跟随他受业的进士杨颢、字希章，请我写话为他送行，所以我把心意这样说出来，既用来赠给先生，也用来勉励诸生。荘子观泉图诗序 《荘子观泉图》，是庐陵胡元旦氏收藏的画。荘子是蒙地人，曾任蒙地漆园吏，傲然自得、放任不羁，心志不被外物牵累。他著书立说，都以老子的道为根本，但大多采用寓言的形式。楚王听说他贤能，想任用他为相，荘子以祭祀用的牛作比喻，最终没有接受。他为人如此，能够超然自得于山水之间，大概是很自然的。水，是有智慧的人所喜爱的。荘子的智慧，大概有不可测量之处。元旦欣赏这幅图，难道也是有所仰慕吗？泉水从山中流出，平地就流淌，遇到坎坷便停留，水满了又继续前进，浩浩荡荡、涓涓不断，不流到大海就不停止，只是顺应自己的自然形势罢了。有智慧的人处理事情，随着是非曲直、轻重大小而作出应对，不急不缓，不一味附和，也不故意标新立异，同样只是顺应事理的自然罢了。这就是大智慧。孟子说：“人们所厌恶的智慧，是因为它喜欢穿凿。如果智慧像禹治水那样行事，顺着水势而不妄加干预，那么这种智慧也就是大智慧了。”这是天下著名的格言。然而运用智慧治水的人，大概很少。荘子观泉的意思，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我不能知道。而我所见到的道理就是这样。元旦是有智慧的人。试着同他一起谈论这些道理；那些为元旦作诗的人，或许也会从我的话中有所取法吧？姑且写下这些，作为《荘子观泉图》诗序。

译赠彭同府赴任序 广南距离北京一万多里，国朝为那里设置守臣和副守臣，一概用中原的治理方式治理它，大概是想使那里的百姓都习惯礼义、安于衣食，不因为地方遥远就轻视他们。我曾经说，天生下人，人人都赋有共同的本性；虽然人的气质禀赋有时不相同，但对于父子的亲情、夫妇的情义、长幼的次序、朋友的交往，大概没有谁不同。至于喜欢安逸、厌恶劳苦，喜欢生存、厌恶死亡，喜欢富足、厌恶贫困，也都是人心共同的感受，哪里有远近的区别呢？天子知道这一点，却担心有些地方不能实现，于是选拔守臣和副守臣交付给他们；又担心他们不了解当地风俗，便从当地世族大家中选取一个受众人敬望的人，让他担任一郡通判，希望他们同心协力、恭敬合作，施行适宜百姓的政务，使百姓都得到他们共同希望得到的东西。这是君上的仁，也是上天的仁。做守臣和副守臣，难道需要另外的道路吗？深刻体察这些道理并努力实行，不要因为地方遥远就懈怠。在大山长谷之中，所有有头发、有牙齿的百姓，都欣欣然地没有不能实现的愿望，那么无疑就是贤能的守臣和副守臣了。从前担任这种职务的人，谁不愿意成为贤能之人？然而因为地方偏远而改变心志的人，大概也有。他们安然放纵自己，不再知道践行仁义，甚至虐待百姓，好像百姓同自己毫无关系。天子在万里之外也能明察，所以能够善始善终的人很少。这是常人的情态，也是君子深深叹惋的地方。彭俊，字士英，是原泰和的儒学世家，和我家有姻亲关系，他的祖先曾有显达之人。士英凭通晓经书考取乡试推荐，随后进入太学，历任兵部职务，以才能著称。天子任用他为广南府同知，使他施行仁政以惠及百姓。士英出身诗书世家，又享有科举的荣耀，一步就升到五品官的行列，他的幸运太大了。我本来就以贤能大夫期待他，岂敢把他当作普通人看待？士英也应以古代贤者自我期许，把常人的行为作为警戒，这样他的福禄进益，大概没有尽头。所以作序为他送行。《抑庵文后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十六，明王直撰序 送蔺知府赴永平序 永平是北京畿内的郡，距离京师五百里，所辖州县共有七个，地域方圆一千多里，百姓也有数万。从其他大郡来看，并不算特别繁重。然而因为靠近京师，中贵人以及达官显宦常常来往相接于此；各种供给运输和劳役，有时还要在短期内催办，虽然百姓都知道要赶快办事、完成任务，不敢怠慢，但如果得到一位贤能的太守，有廉洁、公正、仁慈、宽恕的品德，为他们筹划安排，审察先后缓急的适宜情形，在其中选择有利的做法，那么百姓将更加乐意并争相办事，这个郡就可以不费力而得到治理。如今正得到了蔺太守。太守是东莱人，起初任御史，任满九年升为上林苑监正，又任工部郎中，再过九年升为河南知府，因服丧离任，服丧期满后改任现在的官职；这是他历任的官职，他施用于政事的经验也很多了。大概是所谓老成精练的人。以长期任事历练的才能，用在一个不算特别繁重的郡上，应当如健壮的鸟翼顺风飞翔、轻车奔驰在陡坡上，实在没有什么比喻足以形容它的快捷和容易。然而我曾考察前史所记载的循吏，如公仪休、子产，以及黄霸、龚遂一类人，他们的事迹并没有惊天动地，却名声直到今天仍不衰，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只是奉行法令、遵循事理罢了。奉行法令、遵循事理，不只是用来治理别人，关键还要从自身做起。如果把自己置于理法之外，却想让百姓受到教化而顺从，是道理上绝不可能的。我曾经同人谈论这件事，能够认同我这番话的人很少，不认同的人很多；然而那些不认同的人，也没有见到他们有卓然可观的政绩。这样看来，古人已经验证过的成效，难道真的不可实行吗？永平光禄卿郝公请我写文章为太守送行，所以我再次同他谈论这些，希望还能看到这种成效，他也会认为是这样吧。送黄知县复任序 金兰，黄氏，永丰的旧家族。他的从父彦清先生曾任国子博士。金兰跟随他学习，住在京师。学成后参加有关部门的考试，没有考中。永乐八年，因荐举得到贵池典史之职。贵池是南京畿内的县，距离京城最近，又处在大江往来的通道上，事务号称繁重，达官要人经过该县的接连不断。金兰通晓为政之道，又笃实地爱护百姓，百姓拥戴他。凡是他所发布的命令，百姓都乐意听从办理，不费力便得到治理。县里的正副长官都谦抑自己，仰赖他办成政事。因此经过贵池的人，无不称赞感叹，认为他贤能。监察御史孙曰良、黄振都认为他的职位不能相称于他的才能，交相推荐他。如今都御史熊元节在任广西按察使时，也上奏举荐他。适逢金兰任满赴吏部，县里的人担心失去他，百余名老人到宫阙请求把他留下。仁宗皇帝嘉许感叹，升任他为知县，让他回去。贵池百姓更加高兴，更加听从他的治理，声誉也更加显赫。唉！金兰可以说没有辜负皇上的任用和百姓的期望。担任县令，是治理百姓的，不只是办理供给、运输和劳役的事务而已。然而供给运输和劳役的事务常常有治理不好的，为什么呢？只是治理百姓的道理还没有做到罢了。使寒冷的人有衣穿，使饥饿的人有饭吃，均衡人们的劳逸，节省多余的费用，凡是能够惠及百姓的事情，都替他们选择便利的办法去做，这就是为人父母、治理百姓的道理。以诚实行它，长久坚持它，那么百姓就会信服并响应。有谁会不如儿子奉养父母那样尽心吗？这样还担心事情治理不好吗？《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把为政之道全都做到了，百姓却不服从，这是按道理必定不会有的事。金兰在贵池之所以能这样得到百姓拥护，难道不正如我所说的吗？如果是这样，百姓已经信服他了。如今他考核政绩后将要回去，如果确实遵循这条道路而不改变，那么百姓乐于听从政令，事情也容易治理，必定比以前更加明显。翰林院诸公都作诗为他送行，编修孙曰恭拿来请我作序。我一向敬重金兰，所以替他作序，并写下我的用意，再加以勉励。

译赠周训导序 周辕字侯车，是前周府奉祠周是修先生的儿子。周先生博学多才，性情平和而行为庄重；如今去世二十多年了，士大夫仍然称道他，实在是一位温厚的君子。侯车能够继承父亲的学问，当权者推荐他，任命他为江都县训导。吏部把同类人员的情况上报，皇帝命令六部、都察院和翰林院近侍大臣在宫禁中共同考试，侯车的文章列在优等，于是授职离去。同乡在朝为官的人都说我应当赠给他一些话。唉！侯车去做别人的老师，凭借圣贤之道教导别人，本来不应借助这些话；可是他还向我索求赠言，难道是认为我的话值得取法吗？那么我赠给侯车的话，难道只是用言辞取悦他吗？治理天下，根本在于人；人之所以成才，又在于老师。这就像防、矩、准、绳，是用来确定方圆平直的。规矩准绳不能把法则运用得精当，却想使事物方圆平直，能做得到吗？所以说：成就自己，是为了成就万物。圣人的道，从人伦大道一直到日常事物的常理，没有一件没有准则。做老师的不能只是彼此讲明这些道理，必须亲身实行来作表率，使学生都能在心中有所领会；这样，他们发为文辞的东西，就不是空话；落实到事业上的，也都会成为实际行动。这样以后，教育才算成功，那么老师的责任不是很重吗？责任重大，难道可以违背道义来使自己安逸吗？违背道义而求自逸，那么做弟子的将以什么为榜样而成才呢？儒道不能振兴，未必不是由于这个缘故。如今朝廷对学校的重视已经达到极点，淘汰品行不良的学生，严格选择老师来教育他们，准备一举革除旧日习气的弊端，希望在这个时代造就大贤君子。老师应该怎样用心教，弟子又应该怎样用心学习呢？这是侯车所应当努力的。侯车端庄稳重、谦逊谨慎，学习圣人的道，在乡里恭敬谨慎，从未有过失当的举动。如今他去做老师，他能够尽职是可以预知的。他教育成功之后，他的弟子都足以振兴圣道、达到治世功业，我将来一定会看见。过去周是修先生同我有忘年之交，所以我不把侯车当作普通人，而赠给他这样的话；他或许会认为这些话迂阔吧？防和郭氏宗谱序 我在防地时，早就听说北门郭氏以儒学传家。庆守先生和我的外祖父欧阳府君一同在清节书院求学，官做到登州府学教授。庆宜先生则和我的先父一同以贤人君子的身份应诏议论治国之道，官做到湖州经历。我没有见过这两位先生。后来，先父任琼州知州，湖州的儿子彦迁任推官，和先父成为同僚。推官的哥哥彦铉先生，则任县学训导。我所跟从的防，如今以顺德教授的身份退休回乡。他没有出仕的儿子叫彦思、彦常。彦思简朴安静而没有害人之心，彦常豁达而有才干，都是所谓杰出的人。彦常的儿子公绪，曾与我一同在乡校游学，如今任贵州按察佥事。他的弟弟公承，则从万安训导调任番禺掌管教育，都和我相知很深。我们父子同郭氏三代交往了。他们出仕的人都能尽职，并且在世上有声誉；居家未仕的人也能自立，无愧于祖先。郭氏为什么有这么多贤才呢？我泰和的名门望族并不少，但子孙能够不失其衣冠文物的盛美，后代来者又想着把它延续到无穷，像郭氏这样的并不多见。由此可知他们祖宗积累的德行多么深厚。郭氏的世系出自宋代兼山先生，忠孝二字…… 兼山先生的儿子冲晦处士，起初居住在峡州长阳县，后来迁到岳州临湘。第四代孙郭汇，字百川，任袁州司户。宋朝末年为躲避战乱，才迁到泰和北门。到公绪的儿子珦，已经是第六代了。兼山在伊川先生门下学习《易经》，冲晦继承了他的学问；父子的德行、功业和著述都显著地流传于后世。他们为郭氏培植的根基深厚，难怪郭氏如今能够振兴显耀。这部宗谱由庆守先生编成，又由公绪重修，尊卑亲疏关系写得十分清楚，即使凭此传述百世也可以。关键只在于努力行善罢了。善，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郭氏本来是姬姓，以国名为氏，他们的祖先大概出自周朝。周人之所以失去国家，是因为知道善却不实行，知道不善却不去除。既然知道，却不能决断取舍，尚且足以亡国，何况趋向邪恶而忘记善行呢？这样说来，郭氏子孙难道可以不知道自己应当致力于什么吗？听到善事就一定去做，知道恶行就一定去除，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一直到人伦大义，无不合乎善道，那么上天对他们的保佑难道会有尽头吗？公绪拿这部宗谱来请求我作序，我既有世……，又希望郭氏长久昌盛，所以替它作序如此，用来勉励后代。

译赠贾给事中序 贾君谅字子信，任刑科给事中时，才华出众而品行修洁，政绩显著，声名远播。任职九年后本应升迁，他的贤能同僚不忍心他离去，一同向皇帝请求留任。于是皇帝提拔他为刑科都给事中，众人都替他高兴，又请我作赠序。我认为古代君子在送别时，担心分别长久、会面交谈稀少，所以有赠言这种做法；所谓赠言，就是希望有所增益。如今诸位和子信一同出入、共同居处，在德业上的进步、政事上的施行，早晚都可以相互谈论，又为什么要取我的话作为赠言呢？可是他们一定要请我，难道是认为我的话可以有益于子信吗？君子的学问，必须通过出仕来实行。然而出仕而遇到合适的时代，本来就很难；遇到合适的时代而又担任枢要职位，更难。如今天下清明，法令修明，子信在这样的时代处于要职，早晚都在天子身边，得以亲近皇帝肃穆的光辉。凡属刑罚之事，都由你们这些人详细复核，如果有违背法令的地方，就予以纠正，然后执掌法令的官员才接受并执行。如今这样慎重刑罚，大概正是帝舜敬慎体恤刑狱的用意。奉行法令而不能完全做到、却能不失其中正的人很少；然而详细复核都由你们这些人负责，那么事情所系于自身，难道还不能说责任已经很重吗？子信担任这一职位已久，处理事务恰当，又以刚正直言闻名，确实是出仕遇到合适时代、担任适当职务而无愧的人。如今进一步总管这项事务，正所谓驾轻车、走熟路，即使让王良、造父来驾车，也不足以比喻他的迅速和容易。不过我曾听《周书》说：“司寇苏公式啊，敬慎你的职事，通过审理狱讼来使我们的王国长久。”能够敬慎地办理自己的职事，才合于有虞氏敬慎刑罚、体恤百姓的用意，使好生之仁行于其中。仁本来就是延续国运的根本。子信任都给事中，刑罚之事没有不经过他的。若能以敬慎之心去办理，人们将无不敬重他对国家的益处；而子信在福禄、荣誉和名声上的进步，难道会有尽头吗？子信当初从太学选拔出来，侍奉当今天子，为皇帝讲书，常常往来于翰林院，而我当时任翰林修撰，已经十分惊异于他的为人。如今二十多年了，不能说我们交往不久，所以作赠言如此，希望多少能对他有所帮助。子信果真认为我的话有道理吗？赠杨永宽诗序 建安人杨永宽，是当今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先生的儿子。杨先生任侍从近臣，杨永宽有十多年没有见到父亲。今年他来京师探望父亲，十分勤勉地尽一个儿子的职责。杨先生教导他的，全都是圣人之道，永宽能够牢记在心。偶尔出游于诸公之间，他说话恭敬谨慎，进退周旋一定合乎礼法，因此诸公都称誉他，说杨氏世代积德深厚，永宽理应成为贤者。过了几个月，他将要回建安，了解永宽的人又都舍不得他离开，私下共同商量说：“杨先生凭清正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受到天子倚重，每天和几位大臣谋划商议政事，没有空闲顾及私事。永宽这次来了，应该就留下来侍奉左右，照看父亲饮食的节度，调适父亲起居的需要，使父亲心情舒畅而没有牵累，能够专心于朝廷事务，这难道不好吗？况且正值太平时代，声教、文物制度的美盛，四方贤士豪杰像鱼鳞一样聚集、像车轮辐条一样辐辏，蛮夷戎狄的贡物没有一天中断。永宽留下来，便能充分接触和见闻这些盛况，难道不是观览盛大光景吗？如今才暂时来此就匆匆离去，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他们说：“杨先生尽心于国而无暇顾及私事，这确实是事实。然而对于祖宗留下的产业和坟墓，他大概从来没有忘记。君子不会以家事为理由推辞王事，说的正是杨先生这样的人。永宽作为长子，凡是父亲心中挂念的事，难道不正是永宽应当承担的吗？守护祖宗的田地房舍，修整祖宗的坟墓，按时准备祭品恭敬祭享，使能够感通祖先的神灵，并把这种事业延续到无穷，这样杨先生勤勉奉国的心情不就更加舒畅了吗？和区区朝夕奉养相比，其中的轻重由此可知；那么永宽回去，大概正是父亲的心愿。君子没有比奉养父母的志向更大的事，这就是他应当努力的地方。至于所谓观览盛况，也还有另一层意思：永宽回去治理家事，将会更加注重修养自身，使德行增进、学业修成，将来应当成为邦国的光彩，难道只是在外面观览风光而已吗？”众人都说是这样，于是相继作诗赠送给他，并请我作序。我便把用来告诫他们的话写在诗卷前面，使人知道杨先生父子同国家和家庭的关系是这样的。

译送杜给事中序 东阳人杜瑄字季璋，任兵科给事中已经三年，吏部考核认为他能够胜任职务，便上奏授予正式职位。诏命还要按照他现任的官职封赠他的父母，妻子也都封为孺人，当时人们都以此为荣。季璋援引成例请假回乡省亲，临行时，凡是与他交好的人都作诗赠送，并请我为诗卷作序。我认为如今的给事中是最重要的官职，每天侍奉在天子左右，受到宠信顾念；下情上达、上令下行，无论事情大小、缓急，都由他们掌管。五府六部接受命令而执行，天下事务所系的轻重由此可知。若不是端正善良、有操守、勤谨不懈的人，不能担任这种职务。过去仁宗皇帝在位时，选择贤才任职，尤其重视给事中这一官职。有一天，皇帝下诏选拔太学生中才华和品行都好的人六十名，让翰林院考定他们的次第，其中二十人列入高等，季璋也在其中。众人还不知道将被任用，第二天诏令下来，把他们分别派到六科任职，让他们熟悉相关事务。不久全都授为给事中。当时，诸生按规矩历练办事后本应取得官职的，都被遣返回去完成学业，必须等到通过科举、取得出身后才任用。忽然有了这一命令，众人无不惊喜，认为这是荣耀。季璋在兵科任职三年，以能干闻名；当初一同进用的人大多已经不在这个职位上，而季璋却因考核第一获得褒奖封赠，父母又得到他回乡省亲的荣耀，使他们享受到欢乐。这虽然是朝廷恩德深厚，难道不也是上天特别厚待他吗？父母对于子女，无不希望他们有才而且品行好；做子女的，无不希望使父母显贵荣耀。双方都有这样的愿望，却不能都实现的情况比比皆是。季璋和他的父母能够两方面都实现，若说不是上天厚待，怎么可能呢？如今做官的人能够越级升迁，只有给事中、御史如此，所以有志之士都乐于担任这些职务；他们的心意难道只是为了荣耀自身吗？也是想办法使父母大为显贵。想着使父母大为显贵，就是孝道的极致。我曾用登山来比喻这件事：举步越勤奋，身体就越高；用来使耳目畅快、心意舒适的景色也越发无穷。季璋既然处在这个职位上，就应当更加努力尽到职责，那么声誉会更加隆盛，官位会更加升进，父母也会更加显贵。季璋要努力，我将来还要看你的成就。季璋这次回乡，使父母快乐，也使亲戚朋友以及乡里州闾都感到光耀，这些都能从诸公的诗中看出来。这里特意写明我对他的期望如此深切。皆春堂诗序 京口人何彦澂凭医术闻名京师已经很久了，从公卿大臣到街巷百姓，有病多半都到彦澂那里求医。彦澂不分贫富贵贱，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前去诊视，给予良药；病愈后从不索取报酬。对于士大夫，他尤其殷切爱护，察觉他们稍有不适，便送药使他们尽快痊愈，不让疾病困扰他们的心情，只怕有人不能获得安宁。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先生，把他的堂命名为“皆春之堂”，是为了表彰他的志向。我认为古代圣人制定医药之术，大概是为了救济天下后世的人，使人人都能安享生命，不遭受夭折、昏乱、疫病和疾病的祸患。圣人的心和天地没有差别。天地以使万物生长为本心，春气一到，万物萌发活动；它们的形质虽然有刚柔大小的不同，却都蓬勃生长，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四时的春天，就是上天的元气，也是人的仁心。人既然和天地同有这样的心，怎么可以不施行同样的仁德呢？因此古代君子得到职位而施行道义，把功用推行到极致，使万民都和乐，各类事物都得到发展，这样才无愧于上天。有的人没有得到职位却想着帮助他人，往往便把心力用在医术上。医道施行，使人人都欣悦地安处于仁慈长寿之中，也如同春天惠及万物而没有一样不得遂其生长，这样也就无愧于上天了。如今彦澂用心如此，他也是有志于成为古代君子的人吧？我年纪刚五十，气血却一天天衰弱，侵袭我的疾病日益增多；家中从老到少不能自我保养，劳烦彦澂的地方很多，但彦澂应对从不厌倦，大概是知道春天使万物生长、仁德施行，应该周遍而没有穷尽，不能有所间断。我和同僚诸公谈到这些，大家都高兴地作诗，诗写成后便作序赠送给他，不只是为了彰显他的美德，也为了扩大他的志向，并使那些还不能这样做的人知道应当受到激励。送萧立敬归泰和序 立敬是泰和人，住在县城西三十里的严庄，平时很少到城市去。他侍奉母亲孝顺，和弟弟思敬、宗敬相亲相爱，尤其深厚。思敬很早就因才干受到推选，到府中任职；任期届满后赴吏部考核，正赶上英国张公主持兵事，事务最为繁重，又选用思敬留在幕府办理官府文书。他离家已经很久，立敬便向母亲请示，来到北京探望他；而思敬考核期满，被授职在刑部办事，分理各曹奏牍，于是每天早晚之外的空闲时间，兄弟可以在旅舍相聚，十分快乐。我过去居家时曾经过严庄。严庄与禾溪相接，土地平衍肥沃，都是年年丰收的田地；竹树茂盛秀美，山水清丽。立敬兄弟殷勤周到地陪伴我多日，又一同到我故友蒋氏、乐氏两家拜访。两家的前辈长者和英俊子弟都喜欢接待客人，倾心相交，彼此欢悦；又到罗氏家，在竹林中饮酒，在竹子上题诗，谈笑诙谐戏谑。又过了几天，我们才离开。后来我和思敬相继来到北京，一同住在金城坊；在忙迫烦倦之中，没有一次不想起立敬和诸位朋友的从容自得。如今立敬舍弃乡居闲旷的适意，来这里和哥哥共同享乐，大概只是因为他深厚地看重兄弟友爱的情谊，所以在羁旅中的淡泊生活里也能有所忘怀。他的心意难道不是很厚重吗？兄弟是同气相亲的人，居家时应当相爱，离别时应当相念，患难时应当相互救助，这是应有的道理。然而有人被利益扰乱，见到利益便彼此亲近，利益尽了便彼此疏远；更严重的甚至在家中争斗，在外面互相排挤，直到终身不再往来，这难道是有人心的人吗？看看立敬跋涉五六千里，为了共同享有微薄俸禄，长期彼此相伴而快乐，他的为人美好还是恶劣，也就可以知道了。从前孔子诵读《常棣》诗而称赞它，说人能够和睦对待兄弟，父母就会安宁快乐。立敬对兄弟如此，他母亲的心情应当多么快乐啊！那么，立敬可以说是孝顺友爱的君子了。假使立敬能够始终保持深厚的情谊，子孙也都受到感化，始终奉行这种道义，那么萧氏将不只是在乡里显扬而已吧！立敬将要出发，士大夫中那些厚待兄弟的人都作诗送他，我作这篇序，是为了使人知道立敬是值得敬重的。

译送刘君仲戬诗序 庐陵人刘君仲戬起初任余姚知县，已经有了声誉。后来因牵连获罪，闲居了十多年，却在乡间田野中自在自得，每天和老农、孩子们一起击壤、鼓腹，歌咏太平，说：“这样就足够了。”了解他的士大夫都说：“仲戬有才能，假使让他做郎官、御史，也能够凭自己的才干立身，何况县令呢？如今却闲退到这种地步。”对仲戬来说本来已经满足了，但如果有通达贤能的志向，难道可以只满足于此吗？今天子即位，下诏寻求贤才，监察御史胡啓先立即上奏推荐他。仲戬也毅然起身说：“士人求学，是为了将学问施行出来。古人有想施行却不能施行的，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罢了。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选拔贤才、任用能人，以成就盛大的太平治理，而我又得到推荐贤才的奏章，承受征召的命令，这正是竭尽忠诚、尽守节操的时候。”到了京师，授任连江知县而离去。不久诏命下达，凡是被以贤能推荐的人，都命令六部、都察院和翰林院近侍大臣严格考试后才授官；已经授官的人，等他们来京时再考试。今年仲戬来北京述职，吏部把同类人员集中起来在宫禁中考试，名次列入优等，将再次回连江任职。了解仲戬的人又都说：“君子的道理本来不愿自我炫耀；然而处在众人之中却没有一点不同之处，难道也是人情所乐意的吗？” 仲戬如今经过严格考试，贤能已经显现；再次回到连江，把自己蕴藏的才德进一步推行施用于连江百姓，难道不会使他们深受恩泽吗？于是大家用乐府的旧题各作一章诗为他送行，并让我作序。我说，士大夫君子赠诗送行是有的，为什么要采用乐府旧题呢？由此我知道诸公的用意了。古代设置乐府官，采集四方诗歌，用来观察民风，选取其中可以采用的配乐歌唱；“乐府”这个名称就是由此开始的。近世有编纂乐府诗的人，首先列入康衢击壤的歌谣，随后有汉代张堪、郭乔卿、皇甫嵩、岑熈、刘陶、祝良、殷褒的歌辞。百代以后，人们可以由此看见当时治理功效的盛大，并产生敬仰和爱慕之情。如今诸公作乐府诗赠行，难道不是对仲戬有所期望吗？仲戬要努力，等政绩完成、颂歌兴起，将来观察民风的人把它采集来献给朝廷，再配乐歌唱，那么仲戬的美名难道不能和前面五六位君子相提并论吗？仲戬要努力。赠陈太守诗序 圣明的天子在位，振作精神治理天下，考虑到要同谁一起安定养育百姓、成就治理功业，没有比郡守更合适的了。于是下诏命六部、都察院大臣考察郎官、御史中能够胜任的人，上报朝廷。群臣恭敬谨慎，务必寻求能够符合皇帝心意的人，选得九人；都提拔到大府任职，让他们乘驿传赴任，又赐给敕书以示宠信和勉励。九人都是当时最优秀的选择，而我们吉安得到陈侯本深。陈侯当时任刑部官员，他清廉谨慎的操守、恭敬厚重的德行、通达敏捷的才干，无人不敬重他。他曾在江西办理军政，江西百姓感念他，异口同声地歌颂他。他的贤能显著于人，已经很久了。如今他来治理吉安，这是吉安百姓的幸运。江西有十三个郡，吉安最容易治理；这里的人多读书、懂道理，他们出赋税、服力役来供给官府，从不落后于其他郡，只是有人因为他们喜欢诉讼而把这视为弊病。这是不善于治理的表现。百姓有生命、有欲望，有欲望就不能没有争执，有争执就会兴起诉讼。只看我们用什么办法治理他们罢了。如果有公平正大的心，是非一定分明，处理一定适当，那么没有事实根据的人就不敢到面前来，自然就没有诉讼。他们之所以纷纷诉讼，都是因为作为长官的不能这样做，所以才会如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难道只是百姓的过错吗？百姓怕的是不读书、昧于道理；这样一来，告诫他们却不明白，晓谕他们也不服从，放纵愚顽去抵触长官，如此就难以治理。吉安难道是这样吗？过去的贤能郡守，我不能详细说。三十年前有朱侯仲智、蔺侯芳，都是公平正大的人。在他们任职的时候，郡中没有积压的事务，诉讼一到就能妥善处理，是非判断和处置都分毫不差，全郡百姓真心服从并感到喜悦。两位侯爷都有闲暇读书考察古事；后来他们到其他郡任职，遇到事情不合心意时，没有不想起吉安人的，而吉安人也一直歌颂两位侯爷的德行，直到今天仍未衰减。他们殷切盼望贤能郡守，大概就像婴儿盼望父母一样。如今得到陈侯，百姓或许有可以依赖的人了。陈侯曾经到过吉安，了解当地风俗；吉安人也了解陈侯的贤能。上下都了解彼此对于治理的情况，治理一定会更加容易而且成效深厚，必定能够符合天子养育百姓的心意。陈侯将要出发，在朝廷做官的吉安士人都高兴地相继作诗赠送。我担心有人会对陈侯有所疑惑，所以写下我的说法作为序。

译赠欧阳御史诗序 御史的职务，是天下人极其看重的。然而之所以受到重视，不只是因为威严，而是因为奉行法令、遵循事理罢了。因为人无论贵贱远近，只要不合乎道理，都可以依法治理，没有人敢不服。但想要治理别人，必须先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自我约束，就会颠倒迷乱，随之废弃道理和法令；即使想治理别人，也做不到。这样一来，没有不危及自身的。因此可知，先用道理和法令约束自己，然后治理别人，这是担任各种职务的人都应当如此的，对于御史尤其重要，不可不谨慎。国家设置御史来担当重任，必定要选择贤能者任用，因为贤能者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人的品行不容易看清，于是其中会出现轻视法理的人，徇私背公、结党害正，毫无忌惮。做他们长官的，不能端正自己来率领他们，风气和操守便日渐衰败。幸赖天子明圣，一举决断而清除他们，于是公道大为推行，天下明白地知道道理和法令不可废弃，贤能之人也得以伸展志向，这是君子的幸运。那么如今做御史的人，难道可以不想着自我奋发吗？我乡里的欧阳广洙凭明经考取进士，提拔授任监察御史，赴南京任职。广洙的叔父欧阳允和，曾经做过御史。如今他的堂兄广哲任考功主事，也都是当时所说的贤能之人。广洙离开时，难道不应当更加努力吗？兰花生在蓬蒿之中，虽然被它们遮蔽，香气本来仍旧不变；何况如今已经清除杂草并培植兰花了。屈子所说“芳香越发显著”，人们本来就等待着这一点。广洙要努力用道理和法令约束自己，他的一言一行都必须遵循道理而不触犯法律。他治理别人，也必须看是否合乎道理和法令，不能随意轻重处理。这样，才确实是优秀的御史。我还听说，君子善于立身处世，必须把自己置于正大光明的境地，不肯稍微涉入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以免迷惑别人的听闻和观感。如今二京相距遥远，即使可疑的踪迹非常细微，人们也会猜测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古代的大贤人如曾子，尚且不能免除尘埃墨迹般的嫌疑，何况普通人呢？广洙要努力，务必想着如何妥善立身，不要说“我只是在道理和法令上谨慎”而已。我和欧阳氏的情谊不浅，所以作序赠行，不知不觉说得烦琐了。广洙或许能够体察我的心意吧？送李通判复任序 永乐二十一年，我从翰林院侍读任上因母亲去世服丧，起复回到北京，选择住在金城坊。当时左春坊大学士杨先生与刑部员外郎周恂如、主事张宗琏、李大用，以及我在翰林院的朋友王时彦、余学夔、钱习礼、桂宗儒、周功叙、刘朝宗，同住在一个里巷，房屋彼此相连，鸡犬之声都能听见。这十几个人，早晨各自出去办理职务，到了晚上回来，就从容地互相拜访，焚香、煮茶，谈笑一会儿才离开，通常把这当作常事。李大用身材高大秀伟，端详文雅而谦恭，和蔼可亲，在当时以能干闻名，尤其受到诸公喜爱。不久，大用迎接他的尊父来京奉养。老人身材丰美而端厚，面色温和、气度平和，和人谈论一定依据道理，诸公都说，有这样的父亲，儿子如此贤能正是应该的。过了很久，杨先生升任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迁居澄清坊；周恂如任越府长史；大用任应天府通判；刘朝宗离京任九江教授；桂宗儒因年老多病回乡；我和王时彦、张宗琏则调任春坊；余学夔、钱习礼都在翰林院得到升用。一时同住的人，各自向东西四方散去。最后周功叙也调往东方，过去居住的地方全都已经换了主人。大用去了南京，和诸公相隔二三千里；大家谈到他时，没有一次不感叹朋友聚合实在困难。等我因事经过过去居住的地方，徘徊环视，只见墙垣房屋没有修整，道路没有治理，犬猪粪秽污浊，连脚也无处落下。大用住的地方最高敞明亮，是诸公常来往的地方；如今全都失去了旧日的景象，大家又无不感叹他遭遇变化的艰难。地方因人而显胜，他所遇到的情况本来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今张宗琏再次升迁，任常州同知，而我和大用还幸而处在两京之间，想和宗琏见一次、彼此慰劳辛苦，却又无法做到。人事不能如意的地方，哪里说得尽呢？大用有远大的志向，又有优异的才华，如今再次考核政绩赴吏部，既然考核列为最优，等任满九年后升至高位，享受厚禄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我才疏而且衰病已经侵身，国恩尚未报答，想离开也不行。等大用再次回来，又不知道我们聚散离合会怎样。大用将要复任，他的朋友鸿胪卿杨君嘱托我作文章为他送行，于是我追述过去，写成这篇赠文，以表明我一向同大用交好到如此地步。

译友于轩诗序 《友于》诗若干首，是士大夫为吏部主事刘君兄弟所作的。刘君字士哲，他的哥哥士征，兄弟之间情义最为深厚；从小到大，衣食的丰俭都共同承担，劳苦安逸、休戚祸福从不让一人独自承受。平日里整天和悦相处，从未有过违逆的话语和不满的脸色，乡里人都很敬重他们。于是把轩命名为“友于之轩”。起初，士哲任浙江按察佥事，士征前去探望他，士大夫已经作诗歌咏此事。等士哲在京师任官，士征又来探望他。此时兄弟都将要老了，恭敬友爱的感情反而比从前更加深厚。京师士大夫又作诗赞颂他们。诗卷写成后，士哲请我在卷首作序。我认为兄弟之亲，是上天安排的关系，不像夫妻是依据道义结合的。因此古人用左右手来比喻兄弟，说的是两者气息相通，必须相互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兄弟应当亲爱，由此可知。《常棣》诗是周公所作，用来勉励兄弟情谊深厚，发出恳切真挚的话语；从祸乱变故的惨烈推说到日常生活的常理，反复申明天理的正道，使人深入思考并充分明白其中的道理。如今这首诗完整存在，人人都能谈论它。然而能够不因妻子儿女的私情而夺去兄弟情义，像我们刘君这样的，实在少有。他们难道没有良心吗？从前我曾听说，桓山的鸟，同一窝孵育的有四只；等到将要分散飞往四海时，便悲鸣徘徊，甚至不忍分别。田氏的紫荆树，听到田氏兄弟想要分家析产，竟在一夜之间自行枯死；等他们因感动而重新和合，树又重新繁茂。人本来不同于草木鸟兽，可是在人类的行为中却有忍心而乖戾的，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所以刘君兄弟受到士大夫君子的敬重，实在是应该的。诗的创作，必须根源于性情，并且关系到风俗教化，然后才可以流传当时、垂示后世。如今诸公的诗，大概已经接近这个标准了。那些同样有这种良心却有时乖戾的人，读到这些诗，一定会受到感发而奋起；这样看来，这些诗难道只是为了赞美轩名而已吗？所以我替它作序，使它流传下去。赠按察副使傅君序 云南距离京师一万多里，国家安抚并将它纳入统治，到如今大概已有六七十年。那里地域既广阔遥远，物产丰饶的地方又很少，大多是山林深险、土地贫瘠、寸草不生之地，所以贫困的人尤其多。然而当地夷人性情粗野强悍，四方人杂居于此，资质不同，习俗也各异；宽待他们，他们就怠慢，严厉对待他们，他们又会怨恨。因此用元戎镇守，以布政司统辖，分设府、州、县治理，又设置按察司，纠正地方抚治不合法度的地方。这样，云南虽然远离京师，人们却能相安无事；富有者得以保全财产，贫困者也有所供养而能自存。这确实是朝廷恩德深厚，元戎、邦伯恭敬承受并宣扬施行的结果；难道不也是按察司能够充分履行激励、奖善、惩恶职责的结果吗？我曾这样想：代替上天治理百姓的，是天子；但天子不能独自治理天下，所以任用众多官府。官府的是非，天子不能亲自接触、亲自听闻，所以又任用按察司。按察司，是天子寄托耳目之处，是辨别各官府是非的机构，也是百姓得以安宁的依靠。是非有未能完全辨明，百姓有未能完全安宁，都是按察司德行上的负累。何况云南又如此遥远呢？如果使出仕的人不因路远而放纵自己，使百姓不因路远而受苦，那么按察司所承担的关系就更加重大。傅君克己任监察御史时，我曾和他从容交谈，听他评论人物的贤能与否、事情的是非、刑狱处理的得失，都觉得他的话很有意味。我曾考察他的行为，发现没有不符合他所说的话的。当时担任他的长官以及和他同列的人，都称赞他。任期届满后，他升任湖广副使，他的言行和任御史时没有不同。如今他前往云南，把过去实行的那些办法在那里实行，这就像轻车骏马由王良、造父来驾御一样。云南虽然遥远，出仕的人会更加有所表率和激励，贤能的百姓也会更加有所凭借依赖而得以安宁，就像处在天子车驾所到的地方一样，这是可以预见的。他将要出发时，他的姻亲、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讲学士王君时彦嘱托我写文赠行。我也深厚地敬重傅君，并且为云南得到贤能之人而高兴，于是写下这些话。送朱县丞还乡序 我刚进入乡校读书时，朱君子通是前辈，我们彼此友好。五年后，即永乐元年，我领乡荐，私幸考中，进入翰林院。又过四年，子通才以贡生身份来到太学，我们同住京师，友谊更加深厚。不久，子通离京任兰溪县丞，以谨慎著称于婺州、括州一带。我本以为子通会因此大显身手，却最终因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到吏部请求选官，等待次序很久，于是请假回乡祭省祖先坟墓。再次来到京师后，便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官，获准回归田里。他将要出发，来告诉我说：“我和你相识交好已经很久了，如今即使我们仕进和退处各有不同，难道可以没有话相赠吗？”我说：“如今皇帝在位，振作精神治理天下，凡是沉沦于低微闲杂职位的士人，都加以甄别而任用。因此天下士人只要有所长处，无不欣然求取任用，这正是所谓世所罕有的际遇。”在这个时候，唯独子通远远退去，虽然可以说是年老而且有病，难道不是懂得知止知足的人才能这样做吗？内外、尊卑的官职数以千百计，像子通这样年老多病的，大概也有一些；但贪求禄位、没有廉耻而不同于子通的人，也未必没有。这样看来，子通不是也值得敬重吗？然而想起过去，曾和我们同列的二十人，如今大半已经去世；还活着的也仕宦于四方，只有我、翰林侍讲余学夔、礼曹郎中独孤乐善以及子通还在京师；而我们三人也都被晚年所迫，聪明才智一天天衰退，寒暑风湿侵入肌骨的痛苦日益加重；然而都被职务束缚，不敢请求退职，也几乎成了贪求名位而不知羞耻的人。如今子通独自离去，他心里能够释然吗？即便如此，我知道子通离去也不会只是自己快乐。顺德教授郭先生，曾经担任乡校老师，是我们这些人长期跟随交游的老师；如今辞去职务回到故乡，子通可以和他相从为乐了。然而难道能忘记报答国家吗？古代君子有尽心尽力出仕、却得不到君上察识的；如今的天子圣明仁厚如天，所以郭先生和子通能够实现自己的志愿而享乐。酒足饭饱之后，把感情表现在颂诗中，使它和康衢的歌谣、白云的歌曲一起流传于万世之后，用来显示太平盛世的盛况，难道不伟大吗？将来如果我请求退职南归，还应当和你们一起唱和这些诗。

译赠祝副使序 国家在各道都设置按察司，用来整肃法度，警戒违法邪曲的官吏，救济百姓的疾苦。这个职任很重。按察司的官员有按察使、副使、佥事，不是年老成熟、端正厚重而且严格要求自己的人，不能胜任。福建距离京师虽然很远，却号称富庶华丽。大概因为它控制着各番国，番舶往来海上，常常接连不断；财货丰饶，物产珍奇，其他地方很少能比得上。因此，凡是到那里做官或办事的人，也很少能使自己安守礼法。按察司想要一概用法律来约束他们，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是不行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职任尤其难做。金华人祝君名戒，起初任刑部主事，升任河南佥事，后来调任湖广，都很有声名。任期届满后任福建副使，做官三十年，确实勤勉不懈，所以能够履行职务而不觉得困难。这不就是所谓年老成熟、端正厚重而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吗？我听说他很久了。今年他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吏部评定他的考绩为最优，天子也宠爱嘉奖他，赐给他诰命。祝君拜受赏赐后将要回去，他平素厚交的人，监察御史包君德怀等，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我回忆年轻时跟随先生长者，看到那些到我们乡邦任职的按察官，他们还没有到任，豪强的官吏和狡猾的小吏就都战战兢兢、忧惧不安，整理旧案，处理积弊，想尽各种办法自我解救。听说有人平素积有不平，想要申诉，就立即把罪过引到自己身上，退还财物，以求平息。所以等到他们到任时，上下都肃然敬畏，最终没有事情发生便离去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他们能严格自律，使人敬畏服从，所以不费力气就能治理好。先生长者一定把这件事作为教训说：“这是年轻人应当知道的。”后来时间更久，见闻更加广泛。凡是政绩显著、为人称颂并使人敬畏服从的人，一定都能做到这一点；做不到的，最终都因此失败。于是我更加相信这句话。祝君已经有了政绩并获得声誉，天子赐给他诰命，是为了奖励有功者并勉励他取得今后的成效。诰命的荣耀华美，训诫劝勉又恳切，祝君如果能够深切体会，那么将来获得福禄和荣誉声名，哪里能估量呢？这就是诸位公卿的愿望。因此我写这篇序赠给他。《送吴主事归省序》宣德三年三月，刑部主事吴扬光训得到朝廷许可，将要回新淦省亲。平素与他交情深厚友好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中书舍人干霈如霖请我写序。永乐初年，太宗皇帝专心重视儒术，亲自视察学校，拜谒先圣，提拔师儒，讲说经义，并厚加赏赐，予以勉励。一时之间，担任国子监师的多是有名望的老儒，而光训的尊父节性先生任助教。他学问明正，操行端方谨慎，学者一致尊敬他。光训跟随父亲住在京师，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又同太学中的贤者交游，因此文章日益进步。过了很久，他终于考中进士，任刑部主事，善于履行职务。任职三年后，承蒙恩典，可以凭现任官职给父亲封赠；而先生也老了，于是辞去官职，前去接受封赠。天子赐给他敕命，让他回乡养老。朝廷士大夫无不以此为荣，都说先生善于教育儿子，所以他的儿子能够善于任职。如今先生特别承受了隆重的爵命，享受安宁祥和的福气，这正是上天对先生的报答。然而先生虽然年老，聪明才智并未衰退，头发胡须仍然茂盛。回到故乡后，每天与故交宾客拄杖穿鞋，逍遥游览于金川、玉笥之间，悠然自得。光训思念父亲不能放下，于是请假回去了。父子都享有这样的荣耀，又能在一堂之上相聚，斟饮春酒来祝愿长寿，吴家的福气是多么盛大啊！若从江右做官的人说起，父子相继而都显达荣贵，像吴家这样的并不少见；然而能够像先生父子这样从容安乐的，实在很少。朝廷仁德如此广大，为什么吴家得到的遭遇特别优厚到这种地步呢？那么光训想要报答朝廷和父亲的心，难道可以缓慢吗？所以我写下这篇序来叙说他们的诗，不只是向乡里人夸耀赞美他们，也是用来勉励光训。《送尹如恢序》我县尹氏世代以儒业为业，从宋代起就已经如此。几十年来，凭学问品行担任教官的有六七人，担任郡佐的有一人，他们都能修明职务，值得称道；而那些积累学问、等待任用的人，仍然接连不断，尚未停止。如恢大概就是其中特别杰出的人。去年荆州府学缺少训导，便用礼币聘请他出任。如恢来到京师，正值朝廷严格执行荐举士人的法令，凡是由推荐而来的人，都命令各位尚书、御史、学士在宫禁中集体考试，并由两名亲军指挥、六名给事中监视考察。不是文学优长丰富的人，往往惊惧战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如恢文章写成后列在高等，于是接受职任离去了。因为我同他的家族有亲缘关系，他请求我写几句话赠给他。唉，如恢在家中学成，已经足以做人的老师了，我的话哪里足以给他增加什么呢？然而，朝廷兴办学校、谋求治理的意图，不可以不知道。当初选拔训导时，命令在翰林院考试，已经很严格了；如今又由显贵官员和重要人物集体考试，更加严格。这难道是要为难读书人吗？大概是认为考试越严格，选得的人就越精良，这样人人都能成为贤明的老师。旧制度规定，学校官员的弟子中领取廪食的有固定名额，而增广生员没有固定数目；时间一久，积弊日多，升进不按公正原则，任职者不知道学习，诡诈欺骗、轻薄恶劣的行为形成，礼义廉耻的道理丧失。因此才加以限制并慎重选择，大概是想使每个人都成为可以教导学生的人才。如恢在这样的时刻处于师儒的职位，难道能不有所作为、大大振兴学校吗？人的本性都是善的，流于邪恶，是习染使他变成这样的。圣贤的书，是用来阐明善道的。如恢早晚坐在堂上，召集诸生诵读圣贤之书，实行圣贤之道，培养他们的善心，抑制他们的邪心，以诚心坚持，以长久的时间对待他们，按照各人的资质使他们成就。譬如木材，用墨线和规矩使它端正，再加以磨削雕刻，使栋梁、椽子、方木各自适合用途，治理之道就是由此兴起的。这是如恢的职责，也是众人的期望。如果只是和颜悦色地讨人喜欢，奔走追逐以互相求取，苟且混过岁月，最终又陷入旧弊，那就不是今天严格选择人才的本意了。士君子用来成就自己并成就万物的道理，不应当如此，何况还有法令的约束呢？如恢，希望你努力。

译《赠张友让谢病归诗序》永乐二十一年，我因翰林侍读任上遭逢母亲丧服期满，起复来到京师，和会稽人张友让一同在吏部候选。友让胸襟气度平和旷达，尤其耿介正直，他的言语行为没有不可喜爱之处，我们每天谈笑，情意亲密无间。第二年二月，我恢复旧职进入翰林院，友让得到福建按察司照磨一职而离去。我常常托人打听他的作为，大家都说友让通达政务而不自负，谨慎守法而不苛刻。从他的长官、副长官到朝廷中凡是在福建办事的达官贵人，都很看重他。我听说后非常高兴，相信友让确实比一般人贤能。今年他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我在修撰王孟坚那里遇见他，高兴地握手，相互慰问，随后又一起畅谈大笑了很久。后来他叹息着告诉我：“我年老又有病，不能再有所作为了。”我看他的情形确实如此，只是喜爱他的意气仍然存在。王孟坚和友让都是会稽人，当时孟坚因病请假回乡，友让也接着向朝廷请求，也得以免职回去。我被职务牵制，没有空闲同他们往来。我的朋友修撰苗秉彝对我说：“友让承蒙恩典得以恢复原来的身份，回到故乡，诸位公卿都作诗送他，先生应当写序。”我说：“唐代贺知章辞官离去时，戴着黄冠，穿着野服，乘一叶扁舟往来于稽山镜水之间，悠然自得，足以为乐。距今一千多年了，他流传下来的风范和余韵仍然存在而没有消失。如今友让和孟坚接续这种风流，会稽人何其有幸，又能看到太平盛世的盛景啊！然而贺知章离去时已经八十多岁，年老而心志容易疲倦，山水虽有乐趣，也不能长久享受。哪里像二位先生这样精力和神采还没有衰退呢？”我知道烟霞、云月、竹树、鱼鸟，还不足以供给他们吟咏的乐趣。我年纪刚五十，衰老和疾病却相继而来；如果到了六七十岁，想在山巅水涯、寂寞的水边自我休息，但国家的恩德还没有报答，想离去又不能。想到友让的高尚行迹，怎么能不一直放在心中呢？友让本来就擅长绘画，如果游乐之余能画出湖山的胜景，寄给我这个千里之外的人，使我能像陈季卿那样，乘一叶小舟径直前去，跟随友让游览，那么我的心岂不畅快吗？友让可不要忽略这件事。《送杨太守序》永乐十七年十月，东平太守杨公改任莒州知州。凡是台宪、侍从之臣中，与杨公有同乡之情、交游之谊的人，都作诗赠送，并让我写序。当初杨公任东平知府时，我还不认识他，但已经听到了他的为人。东平是南北交通的要冲，是舟车往来的地方，我曾多次经过那里。曾登上安山远望，只见当地土地都已开垦，观察那里的人，也看不见有懒惰怠慢的；桑麻、禾粟繁茂成荫，牛羊鸡犬繁殖兴旺，充满境内。至于桥梁道路、驿站馆舍，也没有不修整完好的；来往的宾客以及田野间的老人和儿童，也没有一件不是杨公所造成的成果。我因此知道他贤能。后来问当地士大夫，他们又都说：“杨东平，大概就是所谓安静办事的官吏，诚实质朴而不事华饰；每天看似收获不多，按年计算却有余裕的人。”于是我更加相信他的贤能，并由此思考：凡是治理州县的官员，难道不应当这样吗？如今朝廷用来安定养育百姓的一切措施，都有一定的原则；即使是一丝一毫的征税、一点一滴的劳役，也无不加以禁止。朝廷用心极其仁厚，法令极其完备，治理百姓的长官奉行这些，便足以治理好地方了。这就像耕种一样，顺应播种栽植的时令，谨慎掌握灌溉治理的节度，并除去伤害禾苗的东西；退下来等待它生长，便可以希望它成熟。如果播种不合时令，灌溉治理违背节度，任由稂莠滋长、害虫肆虐，或者禾苗正茂盛时就把它拔掉，尚未成熟便收取，那么禾苗就会枯萎殆尽，哪里还能指望有好的果实呢？吏治的得失，造成百姓的安乐或忧患，与此有什么不同呢？世上做官像前一种所说的那样的人本来很多，像后一种所说的也不少。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贪图功劳、急于求利的心思占了上风，所以苟且求便的行为形成了。唉！朝廷安养百姓并为此制定法令禁令，是顺应百姓的好恶；官吏又何必这样纷扰呢？只要顺应它罢了。杨公治理地方，遵循事物自然的规律，以至诚实行，不苟且造作，也不妄自追随，这就是他适合百姓并在世上获得声誉的原因。如今的莒州与莒郓相距不远，那里一定有听过杨公名声、熟悉杨公教化而庆幸他到来的人，应当能够大大安慰他们的心。循良之吏受到世人看重已经很久了，难道一定只是古人吗？杨公要慎重地坚持到最后，希望后来的人有所述说。我与杨公同郡，又与杨公的儿子监察御史民服交游，对杨公最为了解，所以替他说这些话，这也正是杨公自己的志愿吧？《赠刑部刘郎中序》赠送劝勉之言，是古代的礼制，而且多用于离别之际，大概是担心彼此久别而疏远，所以借言语寄托心意。至于平时相处必定相伴，出行必定同行，德行和道义彼此兼备，功业又相互超越，这些都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即使不必赠言也可以，何况是任职三年考核后仍然留任原职的人呢？但世上的君子对于任职三年考核后仍留原职的人，大多都写文章赠送，用来表达殷勤深厚的心意，赞美他过去的政绩并勉励他取得新的功劳。既然用意在此，那么即使前代没有这种做法，也合乎道理。我们县的刘君伯埙任刑部郎中，他向我说起同僚刘君养正的贤能：“养正家在通州，洪武年间由国子监生员升任刑部主事，当时就很有声名；任期届满后升任郎中。如今在吏部考核任职三年，认为他能胜任，便向皇上报告，使他继续担任原职。凡是与他交情深厚的人，都作诗赠送他，冒昧请求先生写序。”我说，朝廷采用唐尧虞舜的办法考核官吏，凡是做官满三年，必定考察职务是否称职；要到九年才进行大规模的升降黜陟。由此做官的人争相勤勉，都乐于有所作为，所以各种政绩都兴盛起来。养正凭借通达敏捷的才干，历仕四朝，对于朝廷声名、制度、礼乐文物的盛况，以及详审刑狱、慎重用刑的用意，都深深了解，所以能够履行职务。如今考核三年后仍留任原职，大概是等待他的政绩成熟，以便进一步任用。诸位公卿赞美他过去的成绩并勉励他取得新的成绩，难道不是真诚厚重吗？我听说，远行要从近处开始，登高要从低处起步。然而走百里路、筑九仞高山的人，大多开始时勇猛，到了最后却疲倦；如果能够不厌倦而继续前进，那么一定能达到高远之处。养正要更加努力，爵位俸禄的增加，难道仅止于现在吗？这就是诸公赠言的用意。因此写下这篇序，诗共若干首。

译《萧宗鲁和三体诗序》我的朋友萧所耕把他父亲宗鲁唱和的三体诗一集给我看，说：“这是我先父用来表现自己心意的作品，希望您写序，将它收藏起来。”我年轻时听说宗鲁读书有才艺，擅长谈论古今，和客人坐着交谈，常常滔滔不绝地谈上一整天而不知疲倦，间或也用歌咏抒发情怀，只可惜没有来得及见到他。如今才得到这部诗集并读到它。唉，真可以说是专心于诗的人了。语言是内心的声音，而诗则是声音形成的文辞。内心所感有正有邪，发出的语言便有是有非。若不是涵养纯正、学问充足、才识超卓，就不容易做到。因此观察一个人的言语，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所以说：“诗可以观人。”至于唱和之作，是用来各自表达志向的，虞廷的赓歌就是这样。从那以后直到盛唐，都是如此，未曾拘泥于韵脚。依照前人的韵脚来炫示文辞，大概从元稹、白居易开始。到了宋代苏轼、黄庭坚诸公，一人唱作而十人和作，但仍然未必很多。东坡先生于是取陶渊明的诗，全部和作。后来陈晞颜又取简斋的诗全部和作。唉，他们的言辞真丰富啊！大概依照前人的韵脚来抒发自己的意思，韵脚虽然相同，意思却未必相同。我曾经从万物得到启发：春气一到，草木舒展茂盛，一花一叶都有可观之处。它们呈现的颜色虽然不同，但化育生机的奇妙却是一样的。如今看这部诗，也可以明白这个道理。若不是用心深到极点，怎么能做到呢？然而古今作者非常多，流传下来的却很少，大概是因为没有贤能的子孙，作品散失流落的很多。如今所耕对这些诗情意恳切，他的儿子乡贡进士珏又能实现他父亲的志愿，这难道不是萧氏贤能的子孙吗？所以君子看重有贤能的后代。因此写下这篇序，使它得以收藏。《赠张谦序》庐陵人张谦是吉安府学生，学业完成后充任贡生，进入太学，向我请求赠言。当时我也因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将要前往京师，心想与张谦可以从容相处很久，把他想听的话全部说尽，那又何必请求赠言呢？然而张谦请求不止，于是我对他说：“君子所学习的，是圣贤之道。学习圣贤之道，用来修养自身，并施行于国家天下；开导他走上进取有为道路的，是老师的功劳；辅助、护持、劝勉、帮助他取得成功的，是朋友的力量。你在郡学时，已经有了老师；你所交往的朋友，是一郡的读书人。你能够学业有成，足以充任贡生，虽然是你自己勤奋学习、努力实践，难道不也是众人的帮助吗？如今你要离开这里进入太学，太学中汇集的是天下的士人，而担任老师的又是天下有名的儒者。你既得到名儒的教导，同他们交游，朋友也更加众多，那么借助外力来资助、成就自己的条件就会更加优厚。譬如行船，已经有优秀的船师来掌舵，而划船的人又都是一时的能手，那么顺江而下，一日千里抵达大海，就不难了。我这是替你庆贺。即使如此，老师的道理也不必多说。天下的士人很多，其中有贤善的，也有不贤善的，关键在于你谨慎选择并坚定地同他们交往。韩愈说：‘贤善的人即使不亲近我，我也要努力依附他；不贤善的人即使不憎恶我，我也要努力拒绝他。’这是你应当效法的。然而我又听孟子说：‘一乡的善士，就同一乡的善士交友；一国的善士，就同一国的善士交友；天下的善士，就同天下的善士交友。’选择朋友的道理，是一定要先使自己成为善人，所交朋友的范围广狭，要看自己的善德高下如何。这也是你应当努力的。如果能够得到天下的善士同他们交友，那么你也就是天下的善士了。再进一步向古人求取朋友，那么你所成就的，难道只是当代的士人吗？君子应当致力于长远而重大的事业，用这些话赠给你，可以吗？”张谦高兴地说：“好，请让我牢记在心并照此行事。”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赠给他。《沙溪刘氏族谱后序》《沙溪刘氏族谱》是族人伯埙、郁武重新编修的。沙溪在泰和县南七十里，刘氏是当地的望族。他们的祖先原先居住在金陵，不知道因为什么迁居沙溪，至今已经十七代了。起初族谱记载非常详细，但元代末年兵乱时遗失了，高门大宅也都被焚烧殆尽，没有留下什么。考察遗址的宏大宽敞，想见当年建筑的瑰丽杰出，在县南各乡中没有能比得上的；由此可以看见过去的盛况。永乐八年，伯埙依照旧有的规制重新修建，发现了刻有祝文的石碑，才知道原来的住宅是第十一世祖副尉兄弟在宋庆元乙卯年建造的，到德祐丙子年毁掉。元大德癸卯年，第十二世祖德载兄弟又重新建造。到至正庚子年，过了将近六十年，又一次毁坏了。到如今又过了六十年，重新修建；衰败后又复兴，本来就是事物的规律。刘氏的福运还没有止息。伯埙任刑部员外郎，和我同住京师十五年，他聪明敏捷、通达练达，人人都称道他。等他回乡后，我又认识了他的侄子朝东，他也是刘氏的贤者，都足以继承并光大家业。所谓世代传承的故家大族，凭借的是德行而不是势力。德行深厚，子孙即使历时长久仍然昌盛；依仗势力争强称雄的，结果正好相反。所以有的家族突然兴盛，转眼之间又消亡衰尽。那些绵延不绝，虽经历变故却没有衰替反而更加兴盛的，都是因为祖宗积累的德行深厚。如今刘氏子孙如此兴盛，由此可以知道他们祖先的德行了。从今以后，如果更加致力于积德，那么传到百世，难道会有尽头吗？所以我把这些话写在族谱末页，告诉他们的后人。

译《送潘知府序》潘君伯厚任监察御史，任职满九年后，皇上认为他贤能，越级授予青州府知府。同僚中的贤者都惋惜他的离去，同时又高兴他的恩泽将施及百姓。大家一起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我与潘君有同年登科的情谊，又同在京师任官，而且他离任已久，我怎敢吝惜一句话？何况又有诸位贤者的嘱托呢？朝廷任用郡守，谨慎而且重视。大约方圆千里的郡，百姓有几十万人；要使当地风俗敦厚、百姓安居、衣食来源丰足、生命得到养育，都在太守一人。太守贤能，全郡都受到他的恩惠；否则，祸害就会更加严重。这就是朝廷慎重而不敢忽视的原因。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到了这种程度，而治理安定的责任却系于一个人身上，确实也很困难。《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如果没有忠厚恻隐怜悯的心，来施行慈祥平易的政务，是不能胜任的。青州是大府，处于海岱之间，所统辖一州十县的百姓，可以说非常多。此前任太守的人如何安抚惠养百姓，不得而知；如果百姓已经安定、风俗已经敦厚，那么潘君就可以无事可做了。如果仍然有尚未做到的地方，那就是对潘君有所期待。潘君学习圣贤之道，立志继承古人的事业，那么一定能履行自己的职务，既能顺应上级，也能使下属和百姓满意。如今的制度是，朝廷内部从郎官、御史以下，贤能者就升任州牧郡守；九卿大臣有空缺时，又选择贤能的州牧郡守入朝提升任用。所以由太守升到九卿大臣职位的，比比皆是。潘君要努力，这样就不会长久任职于外了。潘君应当想想用什么来慰藉朋友们的期望啊！《送余教谕序》平南教谕余学奭因事来到北京，他的哥哥学防当时任翰林检讨，在当世很有声名。兄弟之间充分表现出友爱之情和恭敬谦顺之意，士大夫都认为他们贤良。一年后，学奭将要再次回平南，同他交情深厚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并把写序的事托付给我。学奭家世代是儒者，他的先父斯延先生曾向安成刘云章学习，能够传承他的学问；后来又把这些学问传授给检讨君。检讨君与我同榜考中进士，一同进入翰林院，而学奭又凭借父兄传授的学问考取教官。父子兄弟之间彼此为师为友，对于圣人之道大概讲习得很精深了。平南是夷獠居住的地方，距离北京大约万里，自古以来被认为难以教化；学奭主管教育四年，学业完成而取得荐举资格的已经有三人，他的道术确实也推行开了。这大概是能够履行职务的人，那么我的话哪里能对他的行程有所帮助呢？我曾私下议论，教官是官员中尚未列入品级的人，但他的职务本来清正，他所承载的道本来重要，和管理牛羊、仓廪的职位不同。他上面有藩司、按察司大臣以及郡中长官、副长官来管理，能够辨别其职任不同而敬重礼待他的也很多。大概因为他们游学于圣人门下，学习圣人之道，这个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若有人对教官另眼相待，那么君子处置这种情况，怎么可以没有原则呢？假使对方势力很重，小的可以扰乱我所做的事，大的甚至可以阻挠我的志向，那么君子立身行道，又怎么可以被别人阻挠动摇呢？有时受到阻挠，难道只是对方不善造成的吗？也可能是自己的不善造成的。因此君子重视合乎时宜的中道，而厌恶固执一端。若把对待君子的方式施加给不是君子的人，又拿君子的标准去要求他们，这就是固执一端，因而不被阻挠的人就很少了。所谓合乎时宜的中道，就是广泛应对而处处恰当，各自适合具体情形罢了，并不是故意表现得卓异，也不是一味迎合附同。孔子对卫灵公，只是看见他仰视飞鸿便离开；但对于阳虎，却为什么礼数周全、言辞谦逊呢？都是孔子一个人，而处事却如此不同，这就是所谓合乎时宜的中道。那么，君子用来修养自己、对待他人的方法，是有一定原则的。所以我认为，君子对待不是君子的人，应当端正自己的内心，使外在关系和谐。端正内心，那么修养自己的方法就不离开正道；使外在关系和谐，那么对待别人的方式就合宜。这样做就差不多了。内心已经端正，别人便没有可乘之机；外在关系已经和谐，也就没有令人畏惧的障碍，又有谁能阻挠动摇他呢？然而这不只是教官应当如此，也是君子用来严格要求自己的方法。学奭的道已经推行开了，我仍担心他在这方面或许有所不足，所以把这些话告诉他。或许这些话也值得取法吧。《赠曾御史诗序》我的朋友曾泉本清，从县学学生中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和我相交将近三十年，我很喜爱他。京师的士大夫中认识本清的人，也没有不喜爱他的。今年冬天，他被授任监察御史，将要前往南京，同他交情深厚的人请我写赠言。我对本清说，他的智慧足以明辨事理，才干足以成就事务，担任御史的职务大概很合适了，哪里还需要我的话呢？我回忆过去同本清居住在家乡时，所见的御史很多；他们因公事到我们乡邦，有的宽严合度、进退有节，这样的人很多；那些昏聩贪墨、以此自取失败的，不必说了。其中有外表修饰而内里奢侈的，有只列举琐碎小事却忽略大体的，有模棱两可、容忍缄默而使曲直都无法处理的，也有肆意逞威来驾驭下属、倚仗权势侵犯其他官府职权的。我们乡里的前辈长者看到了这些，便公正评判是非，用来教导后辈，说朝廷设置御史，是为了警戒邪曲官吏，振兴纲纪，摧折恶人而保护善人。人的内心很难了解，事情又容易使人迷惑，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但一切都各有道理。合乎道理的就赞同，不合乎道理的就加以纠正，只需虚心观察事理罢了，又何必这样纷纷扰扰呢？那些人在事情上纷乱不已，却不能使人心信服，是因为道理不足以战胜私心。这句话，大概就是所谓确切的论断吧？我听到后很久以来都想验证它，却一直没有机会验证。本清如今离去担任御史，可以选择前面那些做得好的方面而奉行。御史的职务，是当世极其重视的，所以任期届满后就出任大藩的佐官、治理大郡，这并不是小职。然而常常喜欢御史权势的人，真正得到它后反而不快乐。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他平素不能依据道理来安顿自己，也不能依据道理来对待别人，所以又担心别人加害自己，因而忧惧不安。本清，你只需努力遵循道理罢了。我的话迂腐，是豪杰之士不愿听到的；因为同本清交情深厚，所以私下告诉他，大概是想让他有所警醒并自我勉励，并不敢向众人宣扬。本清，你果真能从我的话中有所取法吗？

译《送刘教谕诗序》吉水人刘肃，字敬伯，考中进士后，任兴化教谕，能够用自己的学问教育诸生，诸生传承他的道理而有成就的很多。今年来北京考核政绩，按最优等本应升迁，敬伯却不愿意。他向吏部请求，仍然得到祁阳教谕的职位而离去。乡里的士大夫中在朝廷任官的，都敬重敬伯，作诗为他送行，并嘱托我写序。朝廷以科举成就来考察教官的贤能；教官的升降，视学生被荐举、考中的人数而定。教谕有三人以上便升为教授，教授有九人以上便升为国子监师，其中尊崇儒学、考核实际成效的用意就可以知道了。然而教授的职位不能有太多空缺，因此凡是应当升任这一职位的人，必须先到各司任职以等待时机。往往消磨岁月、耗费精神，压抑自己的志向，使自己混同于庸常之辈，奔走求取一点成绩，唉，也真是困窘了。只有有志之士不致力于外在的职位，才能不同于众人的作为。大凡获得一项任命，都足以感到荣耀；能够履行职务，都足以作为报答，难道还要计较职位的高低、俸禄的厚薄吗？至于儒者的职务，是以道德和实践来判断贤能。古代君子有道而处在低位的很多，但只要能够教化当时、成为后世的表率，人们本来不会因为他的地位低微而轻视他。有的人处在卿相的尊位，享有千钟的俸禄，可以说极其盛大；但如果道理不能推行，君子就不会尊重他。既然如此，有志于推行道的人，难道真要等待外在的职位吗？即使这样，君子想让自己的道在人们中推行，必须先使自身完善；自身不违背道，然后别人才能有所效法。这是因为做事有本末，施行有先后次序，圣贤用来教导人的方法就是这样。敬伯担任教官有成绩，他大概也知道要先完善自身，从而使众人趋善。如今的祁阳，是永州的属县，元次山、周濂溪、胡安国、邹道乡等人都曾到那里任职。周濂溪的道，确实接续孔子、孟子的传承，其余几位君子也都是圣贤一类的人。盛大的德行、伟大的操守、高尚的风范、正直的节操，即使过了百世，仍能使人肃然起敬、心生仰慕，何况永州人亲身受到他们的教化呢？父兄所教诲的，子弟所传闻的，已经成为习惯。教导别人，没有比耳闻目睹、长期习染更切近的；这样言语容易听进去，教诲容易遵从。敬伯用来训导学生的内容，理应不能离开这些。那么，学生中将会有受到感发而奋起、推进圣贤之道的人，其效果应当比前人更加盛大。唉，这也是我对敬伯的期望。我既敬重敬伯淡泊于升迁，又希望他专心于教化，所以写序叙述这些诗，没有推辞。《卢道清挽诗序》东阳人卢道清去世已经三十年了，他的孙子睿考中进士，正在北京，担心祖父的德行不能彰显，请翰林修撰曾鹤龄为他作传。士大夫中因睿而知道道清的人，都作诗哀悼惋惜他。睿又通过鹤龄请求我写序。道清是个孝顺友爱的人，很早失去父亲，却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叔父，抚养两个弟弟极其有恩。两个弟弟长大娶妻后，要求分割家产，道清多把财产推让给他们。叔父年老，有两个女儿不能出嫁，道清拿出钱财置办嫁妆为她们嫁人。等叔父去世，办理丧葬时尤其尽到礼数。他的内外亲属中有因官府议罪而陷于困境、没有钱自我解脱的，道清都替他们拿出重金赎免，最终也不要求偿还，这样的人共有好几个。他任万石县令时，百姓贫穷、有人不能缴纳赋税，道清都替他们代缴。曾经得到一袋遗失的珍珠，立即寻找失主归还。每逢荒年，他常常拿出粮食赈济贫民，他的廉洁厚道又是如此。所谓一乡的善士，他的善行一定足以超过全乡；像道清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这种善士吗？世上的人很多，有的人活着时人人憎恶，死后却令人欣喜快意，甚至还会把这种恶名流传后世，连累他的子孙，正是因为他没有善行；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别人哀悼惋惜呢？如今道清去世已经换了几代，士大夫仍然哀悼惋惜他，并把感情表现在诗文中，难道是出于私人偏爱吗？大概喜爱善良、憎恶邪恶，是出于人的天性。道清虽然没有做官，但最终有孙子在官府任职、享受俸禄，大概渐渐就要通达显贵了。怎么知道将来不会蒙受国家的褒奖宠荣呢？这又可以看出行善的人会有贤良后代。我因此写下他的事迹，作为这些诗的序，使读到它的人有所考察依据，也知道诸位公卿并不是徒然作诗。《萧则善挽诗序》我泰和石冈萧氏一族有位隐居的君子，名叫则善先生，他以敦厚、诚信、谦让而受到全乡重视。乡里人尊崇他的德行，受到他的善行感化，都称他为“三溪先生”。先生去世十多年时，我也已经十七八岁了。乡里的大儒名师几乎都凋零殆尽，我想找一位质朴厚重的君子亲近，或许可以从中受益吧？后来终究找不到，于是听到先生的遗风而产生仰慕。后来我与先生的孙子省身一同在县学读书，又得到先生所作的《石冈十景诗》来阅读，才知道他的学问美善，仰慕之情更加深厚。唉，世上风俗淳厚，难道只是治理百姓的长官的责任吗？大概也是乡里的善人君子能够教化引导所致。他们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慈爱年幼者，对乡里人忠诚守信；说话有实际内容，行为始终如一。后生小子耳闻目睹，受到深刻感染，彼此熏陶而趋于善良，这就是风俗淳厚的原因。鲁国有很多君子，所以子贱能够成就自己的才干。既然如此，善人君子对于乡里人的益处，难道微小吗？这就是我更加仰慕先生的原因。孔子说：“圣人，我不能见到了；能够见到君子，这就可以了。善人，我不能见到了；能够见到有恒心的人，这就可以了。”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我们乡里的善人君子吗？想念他却不能见到，那么我把感情表现在言语中，难道能够停止吗？省身与我同榜考中进士，如今屡次升任，已经做到河南右布政使，希望先生的德行流传久远，所以请求左春坊大学士曾公子棨为先生题表墓道。京师士大夫因此仰慕先生的人，都作诗表达哀悼惋惜之意。我一向仰慕先生却没有能够见到他，如今自己也老了，但心中尤其不能忘怀，所以终于为他写下这篇序。

译《送欧阳进士序》庐陵欧阳氏与宋代文忠公欧阳修同出于吉州刺史欧阳琮之后，世代都有显达人物，进入国朝以来更为兴盛。欧阳氏族人都以忠厚、乐善著称，做官的人也都有文学、才干和品行方面的美誉，大概其他家族很少能比得上。我年轻时常常得以拜见三峰先生以及俊民、观民、信翁三位长者，他们都仪表堂堂，言语举止不轻率；他们忠厚乐善，正是所谓一乡的表率。还有益都丞允坚、涞水县学教官允清、国子助教允贤、礼部主事允俊，以及现任云南按察副使允和、益都的侄子广沄、助教的儿子广哲，都通过科举出身，在士大夫中以显著的文学、才干、品行著称。欧阳氏贤者如此之多，君子大概可以由此知道，他们世代相传的恩泽还没有止息。今年春天，广洙又考中进士，列入甲科，朝廷想要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并加以任用，便让他回乡继续学习。于是士君子更加替欧阳氏感到荣耀。但我对广洙私下有一个愿望：科举是君子由此进身的途径，却不是他所以显达的根本。君子难道能以中一次科举就满足吗？以一次登第便自满，是常人的心情，不是君子的道。君子的道以修养自身为根本，施行于侍奉父母、敬爱兄长，并推广到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直到此后才停止。所以通过科举进身，是为了实行这条道；君子也以实行这条道来期望他。道能够推行，就会在当时尊贵显达，在后世受到尊重，科举也因此增添光彩。这件事可以忽视吗？广洙回到家乡后，要在这条道上更加进步，将来出仕而受到任用时，不愧对科举，不辜负国家，不辱没祖宗世代隆盛的德业，这就好了。我与欧阳氏有世代交好的情谊，难道可以把广洙当作普通人来要求吗？所以写下这些赠言，也许这正是广洙自己的志向吧。《抑庵文后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十七，明王直撰序 《万安仓前周氏族谱序》仓前周氏，是万安的世家。这地方在今县治北面的仓前，仓前何时废置不详，周氏又从何代起居住于此，也不详。如今周家还藏有唐天宝年间买田的契券，上面有官府印记，记载着仓前周氏买田者的姓名。由此看来，周氏家族世代绵延的福泽之长久，是可以知道的。年代久远以后，家谱散失了。到如今的刑部主事周铎，已经不知传了多少世，但他尊祖敬宗的心，大概从来没有忘记过。铎的曾祖同窗，曾想到本族根源的兴盛、子孙的众多，认为家谱不可不修，于是搜集查阅遗文，把其中可以考知的记录下来编成家谱，他用心十分勤勉。大约在宋代，有一位名祯的人，曾跟随濂溪先生周敦颐学习，听闻明白善理、诚以修身的要旨，所以他教育家人，以忠信仁义为根本。后来有子实，号朴庵。朴庵有三个儿子：昻甫、荣甫、南甫。昻甫有一个儿子景山，景山的孙子尚桓，凭借资财在乡里称雄。荣甫有三个儿子：景月、景炎、景舜。景月的儿子宁寿，喜爱陵陂山水的优美，便迁居在那里。荣甫的曾孙尚益，博学多闻，仕元做到道州同知。南甫有一个儿子叫景德，景德有五个儿子：仁寿、荣寿、均寿、春寿、同寿，即同窗。同窗有三个儿子：尚义、尚礼、尚信。尚义曾任万石长官，有善行并惠及他人，人们感念他的恩德，他也迁居陵陂，于是陵陂更加兴盛。尚礼的儿子存与，四岁时父亲去世；他的母亲李氏当时才二十四岁，后来过了五个月又生下遗腹子存忠。李氏发誓至死不改嫁，把两个孤儿抚养成人，使他们都能有所成就。尚信端庄厚重、诚实笃厚，是铎的祖父。他生下铎的父亲存敏；存敏三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陈氏守节将他抚养成人。长大后，陈氏为他娶温氏，生下儿子藻；藻一岁时温氏去世，陈氏作为祖母亲自抚养他。存敏续娶刘氏，不久存敏又去世；去世后三个月，铎才出生。刘氏有病，陈氏又抚养铎。铎刚七岁，刘氏也去世了，这时陈氏已经六十六岁，但家境更加衰落。她辛勤劳苦地抚养两个孤儿，稍稍长大便教他们读书，殷切希望他们成才；她的仁厚之心就是如此深重。铎如今考中进士，任刑部官，在当时已经有了声名。周氏家族由衰落而兴盛，历久而不衰，虽然是族中贤能者有所建树，也实在是由于妇德美好，才得以维系。景山的曾孙存敬、景德的曾孙存善，感慨家谱没有记载，想取同窗所录的资料加以增修，却没有完成。到这时，子与谦和存忠的次子秉章，又加以考订，嘱托铎完成此事。铎编纂成书，详细记载可以考知的内容，对不可考知的便予以阙略，是想用来传信于后世。将要刻印时，他请我为此作序。我认为，世家大族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必定是祖宗在前代有所建树，而子孙在后代能够继承。周氏传承已经很久了，可惜旧谱没有保存下来，无法据此考证。然而从天宝以后八百多年间，民情世事迁移变化无常，其中有的突然兴盛显赫，有的又很快消亡衰败，这样的情况哪里数得尽？可是周氏仍没有失去从前的声望，说这不是积善所造成的，难道可以吗？从前范宣子说，他们家世代享有禄位，从陶唐氏一直到晋国，称得上兴盛了。鲁国叔孙穆子却说，关键在于立德、立功、立言，这样才可以不朽。难道这三者不正是世代享禄的根本吗？周氏子孙如果能以此为鉴，那么这部家谱的流传，岂不是既光大久远又有光彩吗！

译送鲍进士序 我过去居住乡里时，听说武昌有一位鲍先生，在瑞州教授《春秋》。我同乡的陈赏公请他前往求学，曾经跟随陈赏公听到鲍先生的教诲。他对于王道的盛衰、霸主的功过，确实讲得很有意味。我心中十分仰慕他。后来鲍先生又主持赣州的教育事务，便和我们郡的人一起定居在安成。可是我私自考中进士，任职京师，不能见到鲍先生向他求益，但这件事始终没有不萦绕在我心中的。这样已经二十年了。今年春天，诸生在朝廷参加考试，鲍先生的儿子时溥便以家学回答皇帝的询问，获赐进士出身。我听说后更加高兴，只是遗憾不能见他一面。时溥却屈尊来拜访我，我观察他的言谈举止，确实配得上做鲍先生的儿子。时溥将要回乡，我的同僚安成人李时勉、刑部主事王行修、中书舍人彭麟，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我想，时溥凭明经考中进士，对于经学之道应当已经讲求得很精深了，我没有必要再说什么。然而进士这个身份给自己的荣誉，以及别人对进士的责任和期望，都是不能不知道的，姑且相互谈谈吧。一个人从乡里贡举，再到礼部考试，最后在大廷接受皇帝的赐问，荣幸已经达到极点了。等到授予官职，往往担任郎官、御史，承担藩司、按察司的重任，或主持一郡一县的专门事务，他们所受到的任用是很重的。因此上下各方面都在等待着他们。如果他们的言论合乎道理，行为合乎义理，人们就会说：“他是进士，理应如此。”一旦有一件事做得不对，便会指责、斥骂，毫不宽贷。做官的难道只有进士吗？可是上下对进士如此严格，难道不是因为享有进士声名的人，本来就应当追求与声名相称的实际吗？这实在是令人畏惧的。天下的道理没有穷尽，君子的学习也贵在永不停止；以长期积累的功夫坚持不懈，并且不断达到广大精微的极致，那么体现在自身、表现在事务上的一切，都会无往而不合宜。这样，谁还能指责斥骂他呢？这正是天子对进士寄予期待的意思。时溥回乡，我趁他已经考中进士而勉励他。将来出仕施展才用，不要愧对家学，不要辜负朝廷，这样才算使进士之名增添光彩。所以我赠给他的话就是这些；回去后拿给鲍先生看，他也应当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擅长写诗的人，又作诗来申述此意，附在文章后面。李氏牧牛图序 有一幅《牧牛图》，是京口人张永所画，刑部郎中李文定所收藏。图中有一头牛涉水，三头牛躺卧；有一头牛回头看着小牛，像是在相互交谈；有两头牛在吃草；有一头牛低头接受人骑乘；有两头牛欢喜地互相嗅闻，嗅闻后又抬头仰望；大小牛合计十头。它们的颜色相同，悠然自适的天性也相同。牧牛人中，有行走牵牛的，有站立的；有骑在牛背上涉水的，有戴斗笠骑牛的，有骑牛吹笛的，有借蓑衣、丢下斗笠而彼此嬉戏的，有提笼子装鸟的，有扶着牛头想登上牛背的，共八人。他们的衣服各不相同，但那种悠然自得的情趣，大概没有不同。画得真好啊！在风和日暖的时候，牛群放任自己在山泽之间，看到花卉的芬芳，追逐鱼鸟的飞翔游泳，人与牲畜都感到快乐。这不就是万物各得其所吗？然而由此进一步思考，凡是做地方长官、牧养百姓的人，难道不应当这样吗？顺着百姓的利益帮助他们获利，使他们能够亲自耕作田地、保全妻子儿女，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穿，出入、劳作、休息都顺应自然的节律，不去伤害他们，那么作为牧民者，也可以从容安闲地生活，彼此相安无事。像这幅图所画的情形，难道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善于牧养百姓的官员却不多见呢？李君收藏这幅画，难道只是要把玩物品来调适心情吗？还是也由此产生联想，想到我所说的道理呢？如果只是把玩物品来调适心情，那么世间所画的奇异事物、奇花异草，能够娱悦耳目、迷乱心志的还很多，为什么偏偏要收藏这幅画呢？如果是由此联想到这些道理，那么将来他主持大藩镇、治理名郡，百姓大概就有可以依赖的人了。因此我在画上作序，以表达我的意思。送李在脩序 本朝设置进士科，用来选拔天下贤能的人才，以此达到道德的隆盛，形成仁义的教化。自进士科兴起以来，我郡士人参加有司考试，成绩不是其他郡所能相比的。若从我郡内部来说，泰和、吉水两地又不是其他县所能超过的。如今皇帝在位，更加重视进士的选拔，到这时大概已经举行八次了。李在脩也凭借明经考中这一科，既荣耀又幸运。又奉诏回乡，扩大自己的学问以等待任用，他的荣幸就更加深了。在脩来到京师时，寄居在编修周功叙家中，正和我家隔门相对，所以我多次有机会同他接触。现在他将要出行，周功叙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认为，进士虽然凭文章取得出身，却并不只是依靠文章来显达。因为有司以文章取士，同时也考察实际品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恭敬节俭、守节重义，这才叫品行。品行不修养，只以文学自满，那就只是末节了。我考中进士，幸而过早取得功名，始终没有不对此感到凛然警惕的。然而我曾经想过，我郡之所以在天下享有声望，是因为前代修养这些品行的人很多。欧阳文忠公、杨忠襄公、胡忠简公、杨文节公以及信国文公，他们的孤忠大节、雄健文章和深奥学问，都是天下后世所仰慕并效法的。这些人都是通过科举而进身的。我们这些同乡后辈，幸而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却玷污了科举的荣誉，难道不应当想着继承他们万分之一的事业吗？如今距离他们居住的年代还很近，考察当时的情形也还不算久远。流传在乡邦中的声望、风气和节操，足以感动激发并使我们奋起，我们都应当在这方面努力而已。这也是朝廷对李在脩等人的期待。所以上应周功叙的请求，写下这些赠言。在脩，你难道也会因此对我有所教正吗？

译《龙仁安挽诗序》仁安是我的朋友。他姓龙，住在县里。甘溪这个地方，年轻时曾游学乡校，跟随萧子所先生学习《诗经》，后来因病离开。等我来到乡校，便和他的妻兄汤君如川交游。当时常在如川那里见到仁安。又因为我家的坟墓离他家很近，所以多次能够经过仁安家。仁安意气开朗，胸襟气度恬淡旷达，说话坦率尽情，没有隐瞒的心事；两人相对饮酒，十分欢畅。这样相处了将近十年，我和如川都考中了进士，在京城任官；仁安则在乡里闲适度日。他有良田沃土，督促僮仆奴婢，在田间尽力经营。客人来了，他就滤酒、宰杀鲜肉，歌唱呼喊以此为乐；有时登山临水，赋诗吟咏，谈笑自得，傲然满足。我们听说这些事，常常感叹自己达不到这种境界。等如川去世后，我又因服丧两次居家，每逢年节便去省视坟墓，又经过仁安那里，谈说往日旧事；我们握手抽泣，为如川的不幸而悲哀，又庆幸我们两人活得长久，还能活着重新相聚。前年冬天，我起复将要赴京，便辞别祖墓后经过仁安家。仁安和他的儿子乡贡进士粲邀请我坐在新居中，饮酒大醉，然后才告别。离开以后，我思念他的高尚情怀和雅正气度，常常想起，不能忘怀。今年，粲参加礼部的防试，临行时来询问他父亲的近况；我没有一次不羡慕仁安悠游自在的日子长久，又感叹自己奔波劳碌而容易衰老。谁知粲离开不久，仁安就去世了。仁安的仁惠足以施及他人，才智足以应对事务，才能足以有所作为，却深深隐居，未能得到显用。粲正凭借家学进身，将要显达了，仁安却来不及看见，这难道不是命运吗？朝廷中的士大夫有许多是如川的旧友，了解仁安的人彼此哀悼惋惜，并把这种感情表现在言辞中。粲编次挽诗，来请我作序。士人隐居而死去的并不少，大多湮没无闻，大概是因为这个人的品行不足以感动世人，又没有贤能的子孙来彰显他。如今仁安的才德品行足以使人长久哀悼，而粲立身扬名，使他的父亲在后世显耀，前途大概不可限量。这样看来，仁安可以说是不朽了。我向来与仁安交情深厚，又深深为他悲哀，怎么能不说几句话呢？所以替这些诗作序，让它们收藏起来。《王家园王氏家谱序》距离泰和县南面四十里有一处地方，名叫王家园，王氏世代居住在那里。因为他们家族兴盛，所以就用王氏来给这个地方命名。他们的祖先据说是从南富迁来的，然而家谱文书在兵乱火灾中散失了，不知道迁徙的原因。我又看过南富的家谱，也简略而缺乏详细记载，不知道他们分支的原因。不过，王氏家族与之联姻结交的，都是乡里的大家族，那么他们家族的兴盛也就可以看出来了。我起初认识友谅时，友谅的儿子逊还是县学的学生，聪明敏捷而且好学，和如今的翰林修撰陈循德遵最为友好。前辈君子都认为他前途远大。等我考中进士，在京城任官，心想逊将要继承父亲而显达了；可是逊却因事情受困，最终不得志而死。我深深替王氏感到惋惜。后来来到北京，又能够同富峪卫百户汝霖交游。我与尹氏联姻，而汝霖是尹氏的女婿。他多才多艺，有品行义气，因此我很看重他。汝霖奉叔父有常之命，把家谱托付给我，请我作序。我看重汝霖，不能推辞。所谓世代显贵的旧家族，不正是因为它的文献足以考证吗？如果文献不足，那么即使有夏、殷那样的盛大，也很难说清楚它的礼制。这就是孔子在杞、宋两国问题上发出感叹的原因，何况是比杞、宋更低下的家族呢？因此，世代显贵的旧家族不能没有记载和撰述。王氏居住在这里已经二百年，他们的文献传承也就可以想见了。汝霖又对家谱文书如此殷切，难道不是王氏贤能的子孙吗？我听说，古代君子能够保有姓氏、承受氏族名号而流传不朽，靠的是立德、立功、立言，并不是靠诡诈欺骗、浅薄邪恶所能做到的。诡诈欺骗、浅薄邪恶的习气盛行，而立德、立功、立言的志意消失，那么要想使家族继续下去就困难了。我和王氏同姓，实在希望王氏的子孙都能专心笃行仁义，努力建立功勋，勤奋从事文章，以继承先世的兴盛，那么王氏的福泽就没有尽头了。因此写下这篇文字，作为《王家园王氏家谱序》。《送郑同知之官序》郑君仲徽，是绍兴诸暨人。他起初由国子生被选拔为饶州通判，能够以廉洁约束自己，以勤劳成就事务，饶州一州的人都称赞他。任期满九年后，饶州人向有关官署请求，希望把郑君留下来。有关官署认为依法应当升迁，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于是饶州人都很失望。郑君于是升任懐庆府同知，离开了饶州。翰林修撰王君钰，是他的同门朋友，便请求诸位君子作诗为他送行，又请我作序。我没有见过郑君，但王君向我讲述了他在饶州的事迹，又说他庄重笃实，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如果确实如王君所说，那么郑君本来就是君子，我还有什么可吝惜而不说一句话的呢？通判、同知，都是用来辅佐太守的官职，对于一府的事务没有不应当过问的。然而难道只是治理事务吗？教化百姓、养成风俗，才是根本。庄重足以纠正轻浮，笃实足以消除虚伪；纠正轻浮，便归于厚重；消除虚伪，便达到诚信。既然厚重而且诚信，根本就树立起来了，事务还有不能治理好的吗？如今天下设置府治的地方大概很多，但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我无法全部知道。不过我曾经考察过古代的事。古代有人凭借笃厚的品德教化颖川，有人凭借敦厚的品德治理北海；颖川、北海都治理得非常好，天下人直到今天还称他们为贤能。大概诚信已经得到充分信任，那么人们就知道亲近上级、乐于行义；其成效本来就应当如此。既然这样，治理郡府，难道是轻浮急躁、残忍刻薄的人所能做到的吗？那些轻浮急躁、残忍刻薄的人，即使好像一时得志，但人们用来回应他们的，也不过是苟且敷衍和欺诈而已。苟且敷衍、欺诈的习气一旦盛行，郡府怎么能够治理好？事务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所以古代传述循吏的事迹，把他们以仁爱、诚信、笃厚、真诚使人不敢欺骗视为可贵。郑君庄重笃实，已经在饶州任职中得到验证，并取得了这样的成效。如今的懐庆府，治理它的方法也不过如此，难道这些品德在饶州适用，在懐庆反而不适用吗？我知道懐庆的人一定会受到他的恩惠。我看重王君所说的话，也赞赏郑君的为人，所以作序为他送行。郑君还请务必慎重地坚持到任期终了啊！

译《赠黄汝申归省序》汝申名叫翰，是华亭人，凭借通晓经学考中永乐十年进士，担任江西按察佥事。任职满九年后，吏部认为他的政绩最好，晋升为第四品官，等待候补次序而留在北京。他想到自己同父母分别已经很久，于是请求告假回乡省视父母。他的朋友户科给事中姜士仪嘱托我写几句话赠给他，为他送行。从前仲山甫前往齐国时，尹吉甫作诗为他送行，诗中既有赞美他已经取得的成就，也寄寓着勉励他继续进取的意思。孔子把这首诗采入经书，如今《烝民》这首诗就是。既然这样，赠送给人的言辞，本来就应当如此。况且汝申当初初次登上春官任职时，我确实参与考核天下士子，因此本来就有这种文章上的契合；而且我也是江西人，大概可以说是了解汝申的人，那么我赠给他的话，难道能够推辞吗？汝申开朗敏捷而且有所作为，刚强坚毅而又能够决断。他心中所存的，大概是把摧毁恶人、扶助善人为职责，凛然的声名震动当时。他所到任的地方，那些凶恶、狡猾、奸诈、盗贼之徒，听到风声便震惊畏惧；等他到任以后，他在谈笑之间就把他们擒获，没有一个能够侥幸逃脱。至于巨大的奸恶之徒和积久未除的弊害，他一定要穷究其藏身的窟穴，拔除其根株，然后才罢休。因此，行善的人有所依恃而能够立身，作恶的人有所畏惧而改过，这不就是诗中所说的“不吞食柔弱者，不吐弃刚强者”吗？我曾听乡里的长辈说，在汝申以前而能做到这样的人，很少。等汝申离开后，恶人放肆，善人渐渐没有办法自立，士大夫君子们有不能不思念他的。以我在庐陵所见来推论，那么其他郡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或者我曾考察《诗经》，从而知道仲山甫为什么贤能，大概诗中说“柔和美善，才是法则”，意思是柔和而适中。柔和而适中，本来就胜过刚强而过度。诗中又说“以古代训诫为法式，以威仪作为力量”，意思是他既有这样的德行，又勤于学习，笃实地进德修业；正因为如此，才适合承担重任。汝申做官以来，成效已经在江西显现；如今职位又提升了，距离承担重任也不远了。希望你能把诗人所说的这些话更加放在心上。古人难道是不可企及的吗？所以我作此序赠给他，使他回乡为父母祝寿，既足以使父母感到荣耀，又勉励他继续进取；这样，他使父母荣耀的地方，就比回乡祝寿更大了。这是我与他交情深厚的一番心意。赠卢太守省墓序 卢君字玉润，是临江新淦人。起初任文选郎中时，我和他交好。他廉洁谨慎、周详敏捷，不只是我知道并看重他，士大夫也都如此。后来我因服丧离职，回来时卢君已经升任杭州知府，在世上更加有声誉。士大夫都认为，卢君曾经处在铨选官员这样重要的职位上，已经做得如此出色，那么他治理一郡，当然更应当如此。今年他因考核政绩来到北京，按例应当获得升迁，但想到离开祖坟已经很久，便请假回乡省墓。他曾经同列的贤者郑文、毕昌，请我写文章来光耀他的行程。天下的布政司有十四个，而浙江最受称誉。浙江的大郡有十个，而杭州第一。大概百姓和物产的富庶没有比得上杭州的，事务的繁杂紧急也没有超过杭州的。我曾经考察过去的治理者。谨慎行事的人往往担心事务治理不好，因为治理不好便会辱没自身；才能足以在一时之间迅速办成事务的人，又往往忧虑品行不能树立，品行不能树立，不仅会成为百姓的祸患，也会更加辱没自身。因此，治理成绩值得称道的人不能很多，任满九年离任的也尤其少见。在富庶的地方，面对繁杂的政务，却很少遇到才干和品行都完备的人来治理，那么杭州百姓想长期按照自己的心愿，在奉养父母、抚育子女之间实现自己的生活，能够做到吗？卢君治理杭州时，首先谨慎修养自己的品行，并对应该做的事尽心尽力，大概是把他任郎官时对自己的要求施行于政务。既没有辱没自身，事务又没有治理不好的，那么卢君的才干品行远远胜过一般人。这实在是杭州人的幸运。从前君子做官，是要把自己的道术施行于天下；等到功业成就、名声树立，人们称颂他说：这是国家的光荣，是乡里的荣耀。卢君既然作为贤能的太守回乡，人们自然无不以此为荣；亲戚的欢庆、祖宗的欣慰，也就可以想见了。乡里的子弟将来一定会有仰慕他而奋发自立的人。那么卢君难道只是乡里的荣耀而已吗？所以我把他贤能的原因这样写成序赠给他，不只是为了让乡人知道，也使人人明白应当仰慕什么。赠刘县丞赴任诗序 尚坦，是吉水南岭人。家世代以儒学著名。元代有世桂隐先生，高尚而不出仕，以文学德行闻名于世。当时的贤士大夫，如虞文靖公一类的人，都推重他。本朝以来，仲瑜先生任国子学录，他的文章也很有名，这些人都是尚坦的从祖。尚坦的父亲子长，洪武年间因才干被举荐，授任荥阳知县，给百姓带来很多恩惠，后来死在任上，百姓直到今天还思念他。他的先世如此，所以尚坦能够自重，以恭敬谨慎自我约束，以名节勉励自己。凡是违背礼义的事情，尚坦都不做。今年他由国子学生擢升为桃源县丞，别人都认为这个职位委屈了尚坦。尚坦听到后说：“官职没有卑贱的，难的是使自己的行为配得上官职。何况县丞承担着治理百姓的责任，如果真能遇到贤能的县令并辅佐他，使百姓都安于田地耕作，能够安乐地生活、体面地送终，差不多符合把百姓当作父母来爱护的心意，那就很好了。我正担心不能修明职守，哪里敢有嫌官卑微的心呢！”士大夫君子都喜欢他这番话，认为尚坦一定能尽到职责、给百姓带来利益，于是都作诗送他。他的朋友中书舍人胡防拿诗来请我作序。我曾经奇怪，世上做官的人大多不愿意任州县官，却喜欢做显要官职，这难道是有救助万物的志向吗？他们不过想要驰骋自得、图求方便罢了。然而所谓方便，有时反而会给自己招来祸患，我已经多次见到了。州县官的职位虽然远离朝廷，却和百姓最亲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任事虽然免不了劳苦耗费，但如果我以仁爱抚慰百姓，以诚实办事，在事务中选择对百姓有利的做法，使他们不至于承受过大的费用和劳役，又能够自我养活，那么百姓安定，国家的根本就稳固了。这种建树，和那种驰骋自便的行为，能相提并论吗？尚坦能够安于做县丞，并想着尽心尽力，实在值得尊敬啊！循良官吏的事业，我已经期待在尚坦身上看到了。尚坦，要努力啊。

译赠吕主事序 仲贤名献，是丹徒人。从太学生擢升为户部主事，任职南京。太医何彦澂是仲贤姐姐的丈夫，同我最为亲厚，请我写文章赠给他。当初仲贤来到北京，寄居在彦澂家中，我多次同他见面；他的言谈举止都循循守礼、遵守法度，我心里很看重他。大概他的父亲某人曾侍奉太祖皇帝，任光禄署正，能够谨慎履行职务；仲贤所以在言语行为上谨慎，并不全是从老师那里传习来的，大概是从家庭中得到的。世上任职的人，通常只看他的才干，并不一定都是做官者的子孙。然而作为做官者的子孙，知道先人曾经显贵，就能够自爱自重，并想着怎样不辱没先人。若能这样，任职而不能修明职责的人就少了。所以君子尤其看重这一点。国家求取贤才、任用官员，是为了兴起太平之治；它制定法令、设置禁防，不是一日之功。做官者受到防范、教诲、培养的深厚待遇，又承受优厚的爵禄，应当怎样用心呢？早晚都恭敬谨慎，尽力完成职务所应做的事，使自身处在礼法之中，这就可以了。这本来是士人应当致力的事。不致力于此，却想求得荣华安逸，能够做到吗？如今的南京距离这里很远，那里的人对你的期待将会更加仔细，因为相隔遥远的缘故。颜子曾经被怀疑吃饭，曾子曾经被怀疑杀人，这类事情自古以来就有。然而既然如此，就更不能不以恭敬谨慎来尽职、以礼法规整自身，并且更加努力了！仲贤的先人曾经显贵，更应当自爱自重，谨慎对待自己的职责；这样对上可以报效国家，对下可以荣耀自身，也不愧为士人。我一向愿意成全别人的美德，又看重彦澂的请求，所以作序赠给他。仲贤不要认为我的话迂腐。赠张知县归丹阳序 张君名友龄，是我的同郡朋友。他起初任大理评事，因为端庄厚重、周详谨慎而被举荐任职，过了很久因受牵连而被贬居隆庆州，士大夫都替他惋惜。今天子即位之初，下诏求取贤才，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曾公子棨便上章荐举张君，授任丹阳知县。不久任命下达，凡由贤能被荐举的人，都要由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和近侍之臣考察，严格考试后才授官。已经授官的人，等他们来京时再考试，不合格的便黜退。今年张君来京朝觐，吏部举荐他以原任知县参加考试，成绩列为优等，将再次回到丹阳。平素与他交情深厚的人都作诗赠给他，并让我作序。唉！张君，你知道严格考试的用意吗？皇上爱护百姓深切，所以严格选择治理百姓的人；严格考试，是因为慎重。士大夫怀有才干，本来要借此显露自己，也以混同于庸众为耻。如今幸而遇到这样严格慎重的选拔，这正是酬答知遇、竭尽诚心的时候，那么施加于百姓的政务应当做到多么周全啊？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县令的职责，就是养育百姓、巩固国家根本。百姓衣食充足，然后才能学习礼义，忠于君主、亲近上级。所以即使有些事情会使百姓劳苦耗费，县令也一定要周密筹划，选择有利于百姓的办法，使他们虽有耗费劳苦，却仍足以自我养活，不至于受到严重困苦，这才好。圣明的天子在位，殷切地爱护百姓，担心各部派出的使者扰害百姓，便命令六部停止派遣；又已经停止征收拖欠的赋税和购买物资，凡是使百姓劳苦耗费的事情，几乎全都革除了。皇上仁爱百姓，真是深厚啊。做县令的如果深刻体会并切实实行这些意思，百姓所受的福泽就多了。张君一向端庄厚重、周详谨慎，这是君子的道行。如今他凭端庄厚重、周详谨慎通过了严格慎重的选拔，又奉行仁爱百姓的施政，使百姓享受利益、衣食充足，百姓将会为之欢欣鼓舞并歌颂他。我和诸位公卿姑且侧耳等待吧。因此借着为他的诗作序，同大家这样说。前贤墨迹序 我的先父琼州公最喜爱书法，得到晋人的书法真传，临池挥写，奇特超逸，远非一般人可比。对于前代贤人的墨迹，他尤其珍爱。壮年游历四方以后，便用心搜寻购买：在唐代书法中得到欧阳率更所书《虞恭公碑》中的四十一字，颜鲁公所书《东方生像赞》的小字一百多字；又得到《遗教经》十七行。在宋代得到东坡先生所书《洞庭春色赋》；在元代得到赵松雪的信札五纸、康里子山的信札二纸，都珍藏起来。偶尔遇到知晓其价值的人，便拿出来供其观赏。后来因为事情繁多而遗失了，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松雪、子山的各一纸。永乐丙申年，先公因母亲去世服丧后重新起用，来到北京，每当说起这些墨迹，就多次叹息，认为再也不可能得到了。洪熙元年，才从家中取出这些墨迹，叫苏州沈毅装裱成卷，却把先后次序弄乱了。沈毅的技艺大概高出同辈，竟因此获得官职，任锦衣卫镇抚。我想让他重新移动、安置这些墨迹，听说他很自重，便没有再说。于是作序，将它们归还家中，留给子孙，使他们知道前人得到这些墨迹的艰难。如今保存下来的不过十分之二，希望你们能够珍爱它们。东坡先生常说：“君子不可把心思留恋在物品上；一旦留恋物品，那么像钟繇、王僧虔这一类人，都足以因此给自己招来祸患。” 这句话说得对；然而既然已经有了这些东西，却不能保存，也是不可以的，还是应当谨慎珍惜。

译赠曾佥宪诗序 复铉名鼎，是永丰世家子弟。永乐十年，他凭《礼经》考中进士。太宗皇帝慎重对待刑罚，下诏让诸位进士都办理刑狱事务，以体察虞舜敬慎刑罚、怜恤百姓的用意。当时天下没有滥施刑罚，诸位进士也因明察慎断而在世上获得声名。过了很久，凡获赐进士出身的人，都授任按察司佥事。复铉先任陕西，后又改任四川，所到之处人们都称道他。在四川任职【缺】年，因服丧离任；服丧期满后，改任广东。将要出发时，他的从兄子棨与我同官，叫我赠他几句话。凭复铉的贤能和长期历任官职的经历，他任职办事，大概就像王良、造父驾着轻车、驱使骏马，在九轨大道上奔驰一样，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他的轻快容易，哪里还需要愚拙之人的话呢？虽然如此，愚拙之人的思虑反复不止，也未必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姑且相互谈一谈。按察司的职责十分重要，并不只是审理刑狱，但人们往往只把它看作办理刑狱的官署，我对此很疑惑。古代贤能的太守、县令，奉行法令、遵循事理来治理百姓；教化推行，风俗美善，监狱便因此空了。由此说来，做太守、县令的果真能够任用得人，那么百姓都会迁善远罪，即使府县都可以做到没有诉讼，何况按察司呢？既然如此，做按察司官员的，没有什么比考察属吏贤能与否并据此升降他们更紧要的了。如今天下有布政司十四个，每个布政司都设有按察司来监督治理。府县的众多属官累计有数百上千人，其中贤能的固然有，但未必比不贤的多。普通人的性情，可以引导他向善，也可以诱使他向恶，两者大致各半。如果劝善惩恶、黜退和升迁的制度得以实行，普通人都会勉励自己成为贤者，不贤的人也会有所畏惧而不敢放肆。政事就会公平，教化就会施行，百姓大概也就能够受到感化。否则彼此观望，便会一起流于邪恶；即使有一两个贤能者，他们所能影响的范围也有限，那么诉讼纷争繁多、事务更加治理不好，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我说，最紧要的是考察属吏贤能与否，并据此升降，这是我的一点见解。复铉到广东任职，如果广东府县的官员都贤能，那么复铉就可以无事可做了；如果仍有不贤的人，那么对于劝惩黜陟的制度，似乎不能延缓。凭复铉的贤能，却只埋头处理诉讼末节，以求一时痛快，那就是我更加疑惑的地方了。我与复铉交情不浅，所以写下这些赠言。凡作诗赠送他的人，诗都列在下方。宋氏世谱序 宋国以国名为姓。周武王灭亡商朝，把微子启封在宋国；宋国灭亡后，微子的子孙分散迁往其他国家，于是以宋为姓。历经汉代，有许多显赫人物；到了宋代，真定一族最为兴盛。开宝年间有景阳，因军功屡次升官，做到节度使，平定西南夷人。皇帝下诏让他前往大万谷乐开总管府，任命景阳为总管镇抚那里。夷人安于他的治理，于是世代拥有他的爵位和土地。历经十代传到贺宝，才开始在元朝做官，任军民宣抚使，在贵州开辟治理之地。又过三代传到钦，因功升为昭勇大将军、顺元等处都元帅。本朝军队进入贵州时，钦便归附朝廷，朝廷任命他为贵州宣慰使，让他世代镇守那里。从景阳到现在的尚德，已经是十八代了。尚德想到前人建功立业的不易，希望把家业传得长远，于是绘制世谱图，又记载先人的德行给后人看，使后人善于继承并长久保守。这是仁人孝子的用心。《易经·师卦》上六说：“开国承家。”大概军旅行动终了、功业成功，大的可以开创国家，小的可以承继家业，这是对功劳的报答。景阳获得爵位和土地，在贵州建立家业，是凭武德奋发而来，并非侥幸得到的；这种功业延续到后世，确实是应当的啊！我国家承受天命，统一天下，凡郡县都设置守令，只有西南夷地区沿用当地的首领来安抚治理。这是因为他们的先世常常对当地百姓有恩德，百姓愿意跟随他们，希望这样能使百姓各得其所。当时奉命守卫土地、像宋氏这样的人不止一姓，但四五十年之间，败亡相继发生；那些不肖子孙不思考前人建功立业的艰难，放纵欲望来逞强，怎么能不遭遇灾祸呢？自古拥有家业的人，都希望世代相承、永无穷尽；然而家业传世时间的长短，必定要看后代能否继承先人的德行。宋氏传了十八代，将近五百年而仍然兴盛，其世代积累的德行可想而知。我听说尚德以忠诚恭敬侍奉上级，以宽厚仁惠安抚下属；他的言语行动一定合乎礼，他教导几个儿子也如此。宋氏的德行又有了继承者，福泽难道会有穷尽吗？后世观看这部家谱的人，应当更加思考如何继续并使它延长，即使传到百世也可以。尚德通过我的朋友贵州按察佥事郭公绪，把家谱的首篇托付给我，请我作序；我深深赞许他的心意，便为之作序。

译送刘宪副南归序 正统十年六月，四川按察副使刘君鼎贯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对吏部说：“我由御史升为副使，又任职九年，承受朝廷的恩典已经很深了，惭愧不能报答万分之一。今年我六十二岁，精神一天天衰退，牙齿脱落，胡须头发没有一根是黑的；耳朵眼睛的聪明也已经减少了十分之六七，心中又多健忘，双脚不能承受劳苦。如果勉强任事，估量自己的力量实在难以承受；如果白白领取俸禄而荒废官职，在道义上又不可。按照法令，凡年龄未满七十而因疾病不能胜任的人，都可以退休，我冒昧请求。”吏部认为他是方面大臣，而且考核政绩应当升迁，不准许。鼎贯于是向皇帝请求，皇帝下诏让吏部核验。吏部查明实情上报，才命他退休离职。君子做官，必定想着尽到职务所应做的一切，而不顾惜自身。因此早起晚睡，勤勉努力而忘记身体的劳累，不让自己有丝毫没有尽力之处，这是做臣子的本分。不幸衰老又患病，想要勤勉不懈地谋求功绩，可是力量不能符合志愿；进不能亲自效力以对时局有所补益，退又不能安居而无愧于职位，却仍然眷恋职位不肯离去，用道义衡量，这能说是恰当吗？圣人在位，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制定退休的法令，使那些虽然年龄未到而疾病已经影响任职的人，也都能够顺遂自己的愿望，得到安适。这正如上天仁爱，曲成万物而无所遗漏一样。臣下奉行义道，君上施行仁政，上下各尽其道，即使是唐尧、虞舜和三代，也不过如此。唉，这是多么盛大啊！刘君出身于诗书世家，考中进士，任职于掌察风纪的部门，在朝廷内外任职三十年，他的声誉和声望之重、功业之显著，本来已经十分突出而感动人心了，难道可以说他已经把义尽到极致了吗？如今他并不是苟且图谋自我安逸，而是迫于衰老和疾病才这样做。皇上深厚的仁德恩泽，竟施及到如此地步，那么这衰老病弱的身体，就像严冬中的松柏，在风霜凌厉之后，得到雨露的滋润，也将欣然奋发，重新恢复荣茂，这也未可知啊。与刘君交情深厚的人，都为他的归去感到高兴，作诗为他送行。他的堂弟刘俨以进士第一名任翰林修撰，拿这些诗来请我作序。我和刘君是最久的故交，而我年纪更大，疾病也更重；然而没有办法报答皇上的恩德，又不能仓促离职，白白占着官位俸禄，大概实在承受不了这种惭愧。因此借为这些诗作序的机会，也为自己申诉一番。天台齐氏族谱序 《天台齐氏族谱》，是兵部主事汪氏所编纂的。齐氏本是汴州人，跟随宋朝南渡，便定居杭州，后来又迁到台州。战乱接连不断，族谱丧失，先世的门第、声望和功绩，已经无从考察。后来有一位八十宣义，喜爱天台山水的美景，才开始在那里定居。如今族谱便把八十宣义作为始祖，他以前的世系无法考察的，都缺略不载，这是为了传信于后世。宣义生千六府君，元代任宁海副尉，生有二子：仲华、仲杰。国朝洪武年间，仲杰的儿子庄卿以德高望重的儒士身份被征召，任房县县令；孙子彦德考中明经，任安庆府学训导；而仲华的孙子执中也出仕为刑科给事中。汪氏是房县令的曾孙，正统丙辰年考中进士，任职兵部，在当时很有声名。从宣义到现在，大约已有九代了。当初一个人的后代，经过三四代，子孙渐渐兴盛，凭借文学而登上显要职位的人，时间越久便越发昌盛；如果不是祖宗积德深厚，哪里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呢！编纂族谱，是为了彰明他们的根本，联结各支，使尊祖敬宗的道理得以保存。详细记录能够知道的，缺略不能知道的，这是编谱的方法。然而世上编族谱的人，大多喜欢溯流寻源，一直追溯到最初受姓命氏的始祖，自以为考订详尽了，却牵强附会、穿凿傅会来欺骗自己，这哪里还算尊祖敬宗呢！齐氏的先人原来有族谱，后来遭逢战乱而遗失，如今从宣义开始，只记录能够知道的世系，不强行援引旁支来欺骗自己，这才是所谓尊祖敬宗。他们的用心真是贤明啊！世家大族一定是由祖宗的德行善举开创基业，再由子孙努力行善来继承，所以才能长久而兴盛。二百年来，齐氏一天天显达壮大，那么他们前有所承、后有所继的善行，也就可以知道了。孔子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谓积，就是不断累积、逐渐加厚的意思。父子祖孙相继不绝，研习诗书礼义，实行仁义忠信，也相互承续而没有间断，这样就足以使宗族兴盛，并使它光荣壮大而没有止境了！即使延续百代，也不会衰微。齐氏子孙应当更加努力，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齐氏族谱序。《菊窗十景诗》序 草木一类都承受天地之气而生长，但它们的资质各不相同。君子喜爱它们，难道只是为了满足耳目的一点小小享受吗？大概是借此调适自己的真实性情罢了。晋代陶渊明独爱菊花，濂溪周子则喜爱莲花，其中大概各有与自身相契合之处。后世的人如果也有同样的爱好，或许也就接近古人了吧！永新人尹祥兆吉，以明经科考中进士，任行人，任期届满后，越级授任兵部职方员外郎。他在处理政务之余，以种植花木自娱。公署窗前有一块空地，他取来几十株菊花种下，命名为‘菊窗菊’，因为这是他最喜爱的花。可是他认为还不够，又取来玉簪、芙蕖等花木，共八九种，排列种植在那里。它们舒展枝叶、绽放花朵，各自在相应的时节开放。祥兆吉稍有闲暇，便同宾客在其中饮酒，因景物优美，命名为十个题目：‘金菊凝霜，玉簪映月，枇杷晚翠，芍药春红，细柳垂丝，疏篁戛玉，红莲擢秀，翠柏连阴，石笋苍蒲，盆池赤鲤。’酒意正浓、兴致起来时，宾主各赋一章，间或唱歌相互助兴，悠然自得，十分快乐。后来来到北京，请名卿大夫们说：‘古人有话说，事物本身未必自显其美，因人的彰显才显明。祥兆吉希望借诸位执事的恩宠，请诸公都欣然为这些景物作诗。’诗作完成后，他拿来请我作序。君子对于外物，难道只是喜爱它们的外在形态吗？是想从它们那里得到内在的资益，这就是帮助增进德行。如果能够资益内在，才可以真正欣赏外在。古代有一位君子叫屈原，他用众多美善来修养自身，常常借芳草寄托比喻。他的辞中说：‘聚集百草充实庭院，设置芳香之物在廊门。’这是说各种美善积聚于内，而美好显现在外。祥兆吉所种植的花木很多，那些幽静坚贞、芳香美好、足以比拟德行的，他取来以资益自己；那些柔弱易凋、不能长久的，就不取。这样看来，祥兆吉在德行上的进步，难道可以估量吗？否则，他所能欣赏的不过是花木而已，和人的德行又有什么关系呢？写下这些话作为诗序，也算是有值得取法之处吧。

译杨氏族谱序 从前少师杨公修订族谱时，最为详慎。他依据族父和与芳甫编纂的旧谱，补足其中的缺漏；有些不能详细考订的，仍然缺略不载，以表示不苟且。族谱完成后，交给族子德敷，并告诫他说：‘杨氏自宋代以来，积累德行已有数百年，子孙繁衍，支派分散，甚至彼此不相往来，所以族谱所记载的，上面有失去世系联系的，下面有失去继承关系的，我不能全部详细考订。而且诗书的恩泽还没有衰竭，后代应当更加繁衍延续，把它们记录下来，这些都是你应当留意的。’德敷恭谨地接受命令，经过二十年相互参照、考订，增补其中尚未完备的部分，凡是宗族成员和子孙，都搜集起来加以记录；其中缺漏而不能详细考订的，仍然缺略不载，和少师公的志意相同。族谱写成时，少师公去世已经两年了，可惜没有来得及看到它，于是德敷带到北京，请我作序。杨氏从南唐虞部侍郎辂开始定居庐陵郡中，第四世延安又迁居上径，延安的孙子允素才迁到泰和，世代都因做官和治学而显达闻名。后来到第十七世，有三人一同由漕司贡举，同时授登仕郎，声名显赫，这是杨氏的一次兴盛。接着吟窗先生屡次升官，做到翰林待制，国史中有他的传记；又经过三代而到了少师公，他的爵位尊贵、德望厚重、文章精妙，实在是所谓国家的光荣，难道只是杨氏一族的盛美吗？而他仍然对族谱念念不忘，用它彰明根本、联结支派，这正是仁人君子尊祖敬宗的道理。世代久远的家族之所以光明盛大而不至于湮没无闻，是因为有族谱流传的缘故。然而它们能够光明盛大而不湮没，原因又不只在族谱之外。过去晋国范匃自以为只要保有姓氏、世代守禄，就足以不朽了。鲁国叔孙穆子却说，真正能够不朽，在于立德、立功、立言，而世代享禄并不在其中。因为德行充实于自身，功业施惠于百姓，言论可以成为世人的法则和戒训，人们将百世仰望他，这才足以使宗族兴盛。杨氏子孙如果能够这样努力，那么光明盛大难道会有止境吗！德敷考中明经进士，如今任大理评事，继续编著这部族谱，以完成少师公的志愿，他的贤能可想而知。我因此看重他，所以作序而不推辞。

译南溪萧氏房谱序 南溪萧氏，是楚军巡判官觉的后裔。军巡官为避难，从长沙逃来，居住在泰和的早禾渡。他的儿子清卿迁到泸源。清卿后三代有一人叫演，生四个儿子，长子称大承事，开始迁居南溪。大承事三代之后有济行，生三子：尧卿、舜卿、汉卿。舜卿生祥甫，祥甫又生五子：德高、德明、德仁、德美、南山。德明的儿子信可早死，便把弟弟南山过继为儿子，这是遵从元代的习俗。唉！兄弟之间的伦常，是上天规定的次序。明明是弟弟，却把他当作儿子，难道不叫紊乱伦理吗？再恢复并纠正这种关系，是合乎礼的善举。纠正之后如果有人出言反对，难道就这样放弃吗？放弃是不合礼的。因此各自尊奉各自应尊奉的人，这就是编写房谱的原因。编谱的人都是南山的后代，所以对南山不写本名，与他的儿子兰谷都只写号，这是为了表示尊敬。尊祖敬宗，也是合乎礼的。兰谷生三子：自新、自明、自成。自新生鹏起、鹏举；自成生鹏南、鹏翔、鹏汉；自明继承信可，无子，又把鹏起过继给他。到了这个时候，萧氏最为兴盛，大概是仁德的声誉和义行的名声显著，在乡里成为有声望的人家，并不只是资产富有而已。经过三四代，子孙日益繁盛昌大，都详细记载在这部族谱中，其他支派则不列入。永乐初年，我在翰林院任职，鹏举先生以山东运副的考绩来到京师，我才得以认识他，他真是一位淳厚的古代君子。后来我又和鹏翔、鹏汉交游，他们都显露出孝顺友爱的品行；而房谱实际上是鹏翔先生编成的，他见识超卓深远，不拘泥于世俗常见的做法，因此能够表达他尊祖敬宗的心意，难道不能说是贤明吗？如今鹏举先生的儿子孟勤进入翰林院任侍读，孙子彦清任国子监助教；鹏翔先生的儿子叔章、鹏汉先生的孙子铨，都以明经任县学训导。萧氏衣冠人物的兴盛，其他宗族很少能比，不只是萧氏的一个分支而已。黄太史说，平和中正之气在这一支，确实如此。然而如果不是诗书的恩泽长期浸润涵养，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萧氏子孙应当努力，希望百世之后仍然光耀。如今侍读的兄长孟廉命令他的儿子彦澄增修这部族谱，并以此请我作序。孟廉是忠厚的君子，我怎么能推辞呢？所以作序以劝勉后人。《友竹轩序并诗》庐陵人周仁俊，是我的朋友、工部侍郎周公的长子。仁俊最喜爱竹子，他居住的山前有地，全都种上竹子。大概左右前后没有不是竹子的地方，起居饮食之间也没有什么时候看不见竹子。仁俊高兴地说：‘这是我的朋友。’于是把他的轩舍命名为‘友竹’。有人说：‘人与人同类，君子用朋友来辅助自己成就仁德。仁俊不从人中选择朋友，却偏偏从竹子中选择，难道是认为人不足以为友吗？他大概和古代君子不同吧。’我说：‘仁俊正是所谓善于选择朋友的人。庐陵是文献之邦，研习诗书、谈论道义的人到处都是。仁俊出门去寻访他们，正直诚信、博学多闻的人都是仁俊的朋友。他所得的朋友不是已经很多了吗？然而他还认为不够，于是又把竹子当作朋友。他的意思是，外出交往的人固然很多，但回到家中休息，难道能没有片刻独处吗？竹子是他早晚相处的对象。他学习竹心的空虚，足以容纳善意而不违背；学习竹节的刚劲，足以面对事情而不屈挠。它贯穿四时，傲对霜雪，枝叶不改颜色、不变形态，又足以激励自己保持恒常的德行。那些谄媚巧言、柔弱逢迎的人，哪里足以损害他呢？出门便以当世的善士为友，归来便以这位竹君为友，仁俊难道不是善于选择朋友吗？’ 仁俊的父母都长寿而荣耀，兄弟完全做到友爱恭敬，一家之中常有五百多人共同生活，长幼和睦，没有离间之言，这不又可以和唐代所谓‘义竹’相比吗？由此看来，仁俊以竹为友，大概就是诗人借物自况的意思，是君子所赞许的行为。那么仁俊大概是贤人了，怎么能说他与古人不同呢？’仁俊侍奉父亲来到京师，善于绘画的倪端为他们画下这番景象，并拿来请我写文字，于是我为它作序，申述其中的道理，并附上诗。青山曲折回旋，山中气息清新淳美。山下高门大户，环绕着高大的屋宇。屋中有位幽静之人，喜爱隐居。种下筼筜竹，美丽如玉。竹子环绕屋舍，风吹萧萧，清幽绝俗。闲居无事，长久与它相亲。虚心劲节，可以拿来比拟德行。自古所说的三种有益朋友，都属于它的同类。人生结交朋友，确实自有道理。浅薄的风俗纷乱复杂，哪里值得长久信赖？东风吹来，桃李争相开放，竞放芳华；转眼之间便飘落在泥水污秽之中。这位竹君挺拔坚贞，成千上万竿。霜雪哪里知道，它能经受住严寒。长长的竹梢、茂密的竹叶，满眼都是青翠。不要吝惜时间焚香，早晚来观看它。倪端作的画，人人都想得到。高兴地挂到高堂之上，观看这幅横卷。喜爱你存心高尚，仿佛古人一样。于是作长歌一首，仿拟《淇澳》诗。

译安成路氏族谱序 编写族谱，是为了说明家族出自何处，详述各支分出的由来，使子孙知道祖先根源的盛大，并想到要永远善于继承，这就是尊祖敬宗的道理。唐代以来，世家大族没有不把族谱看重的，因为文献的传承，可以在族谱中得到征验，难道能不重视吗？安成有许多世家，湖溪路氏，是汉代临淮太守路温舒的后裔。温舒居住在钜鹿，到唐代冀国公路嗣恭才开始定居平阳。冀公的孙子路隋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又迁到汴梁。元代初年，文林奉命任安福知州，有惠爱百姓的政绩，死于任上。他的儿子仲明于是定居安福东门，传到第四世英叔时，正值元末战乱，便到庐陵避兵。战乱平定后，英叔的儿子文明回到安成，寄居县城东面的梅林，后来又迁到井溪，再迁三次到湖溪，于是成为湖溪路氏。直到今天已有九代，诗书修养和品行义行，仍未失去前代的声望。当初，英叔叹息旧谱毁于战火，却庆幸文林所记录的世系尚在，便命儿子诚明续辑成书，从安成溯流到汴梁，再到平阳、钜鹿，都一并记录。明诚的孙子世昂和堂弟世清，又加以增修，并亲自作了序。沿着源头追溯支流，世系灿然明白。世清的儿子璧，字裴资，任工科给事中，又奉父亲之命请我作序。我想，路氏受姓命氏，大概是有封国之人的后代，他们的先祖已经兴盛了。到了临淮，在汉代显达；冀公父子祖孙，又在唐代大为显赫。从知州到今天的给事中，又是一次兴盛。如果不是根源深厚，哪里能达到这种地步？然而我听说，晋国范宣子自称是陶唐氏的后代，经历虞、夏、商、周一千多年，世代禄位不断。鲁国叔孙穆子却说，能够长久存在所凭借的，在于立德、立功、立言，而世代享禄并不算在内。从路氏来看，临淮太守路温舒崇尚德行、宽缓刑罚的著述，大概历久而不磨灭。冀公最初任县令时，当时人说他可以继承鲁恭的事业，也差不多可以说是立功立言了。如果再充实并发扬光大，从孝悌开始而达到仁义，所施用的善政不可胜数，卓然成为天下仰望的人物，便可以流传百世。把这些记载在族谱中，难道不是光耀久远、显赫有声吗？所以我为它作序，并把这些话告诉他的子孙，这也是出于深厚爱护的心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慈溪王氏族谱序 慈溪王氏族谱开始由伯辉先生编写。大概因为旧谱丧失，已经不知道他们迁徙的原因。居住在慈溪的这一支，是从万五府君开始的。从府君到伯辉，只有六代而已，但中间已经失去了名讳。伯辉的高祖、曾祖虽然年代不远，他们的名讳也无从考察。族谱丧失得太严重了，实在可叹。伯辉编写这部族谱，虽然不能详细考察先世，但从他开始记录，直到几十代以后，子孙繁衍盛大，足以考见世代德业的兴盛，那么这部族谱便算是草创起始了。世上编谱的人，大多喜欢强行把其他宗族中显贵的人附会为自己的祖先，以此自夸荣耀，这反而是欺骗自己，不足以传信后世，君子对此感到可耻。伯辉编谱，只记录能够知道的，缺略不能知道的，不肯妄自援引来欺骗自己，他的用心真是厚道啊！伯辉字尹实，亲堂兄弟共有十九人，而伯辉任中书舍人，以擅长篆书、隶书闻名天下。他的弟弟尹和任金溪令，尹哲任石城令，都有声名政绩。尹和的儿子来，字原之，起初任监察御史，升任山西参政，改任广东参政；他的弟弟复任刑部主事，鼎任慈溪训导，他们在文学、政事方面都很突出，人人耳熟能详。王氏为什么有这么多贤才呢？自古受姓命氏，起初都是一个人的后代，到了子孙后代，时间越久便越兴盛，大概是有德行开创基业，又有善于继承的人。自万五府君以来，王氏子孙众多而且贤能，又如此尊贵显达、光荣兴盛，如果不是德行深厚，哪里能够达到这种地步？我和原之相交友好很久了，知道他的才华品行之美，足以使他的宗族兴盛。王氏的兴盛还没有完结，关键只在于后代子孙能否善于继承罢了。原之拿这部族谱来请我作文字，所以我在后面题写这些话，以表达期望之意。

译龛溪刘氏族谱序 龛溪刘氏，是汉代长沙定王刘发的后裔。后来有世隆，迁居安成的章湖。到他的孙子成高，又迁到白下的淇泮塘。宋乾道辛卯年，天祚才迁到今天的龛溪，成为当地的望族。经过三四代，子孙更加兴盛。其中华翁最为富裕，从县城以西直到他的乡里，良田深池，大多是华翁的产业。华翁性情仁厚，乐于救济施舍，乡里贫困的人都依靠他。到他家居住以求安定，仰赖他的衣食来维持生活的，又有三百多家。遇到灾荒年景，有人来请求买粮，华翁一定减价卖给他们；从远方来的人，又供给他们路费。他修建梅陂灌溉田地，远近都受到利益，人人歌颂他。在住宅东面修建园林，杂种各种花卉，闲居无事时，每天和族人宾客在其中饮酒吟诗，十分快乐。到了他的儿子寿可，家业更加兴盛。寿可有两个儿子，长子子坚，努力学习，喜欢吟诗，曾经有志于出仕，却没有实现；但他乐于行仁、急于行义，完全出于天性。万安梅田曾经发生盗贼作乱，朝廷出兵剿灭。子坚说：‘那里和我们的境地相接，不能让祸乱蔓延而玷污我们的县。’于是亲自到主帅忠国公的军门下申辩，忠国公认为他说得对，县中百姓得以不受玷污。他的弟弟仲坚也端庄稳重、果断坚决，很像他的哥哥；凡是同族兄弟也都能自立，非同寻常的人，这样看来，他们世代积累的德行就可以知道了。子坚有三个儿子：彦威、彦忠、彦明，如今都居住在蜀地盐亭。仲坚有两个儿子：彦桓、彦湘，也都是龛溪的杰出人物。彦湘重修族谱，从天祚以下，凡若干世，支派分别，灿然明白，尊祖敬宗的心意很厚。我的出生较晚，来不及见到他们前辈长者风流文物的盛美，却有幸结交彦桓，后来又和彦湘结成婚姻关系。二位都是谨慎厚道的君子。如今彦桓已经去世，彦湘把族谱序请托给我，我怎么能推辞呢？我听说古代受姓命氏的人，都是有爵位者的子孙；前代有德行开创基业，后代又能继承，那么家族长久而兴盛便可以预期。陶唐氏的后代受封于刘，刘累在夏孔甲时任御龙氏，在商代为豕韦氏，在周代为唐杜氏，在晋国做官的成为范氏，但这些都是刘累的后代。范宣子自以为世代禄位兴盛，可以因此不朽。鲁国叔孙穆子却说，不朽在于立德、立功、立言。那么刘氏子孙想要继承前人的盛业，难道能不想着卓然自立吗？孝悌忠信，是根本。德行已经立起来，又有功业施及他人，有言论可以成为世人的法则，那么这个宗族的光明盛大，难道可以用世代来计算吗？有些人突然兴盛，转眼间又湮没无闻，与草木一同腐朽，是因为不知道怎样自立。我为这部族谱作序，并引用范宣子、叔孙穆子的话，大概是因为这是刘氏的旧事，也是子孙应当努力的地方，所以这样说。赠都指挥佥事陈侯序 国朝建立北京之后，把它作为万方会同的都城，而通州实际上靠近京城，是重要的地方。这里是舟车交汇、水陆相接之处，天下人不论华夏还是蛮貊，凡是从东南数千万里有事而来的人，都一定要经过这里。贡物的转运和储积，漕运物资的堆积，居民和士卒鳞次栉比，商市和船舶接连排列，多得无法计算。物资如此丰盛、人口如此众多，所以常在这里设置军队守卫，选择有才智、识大体、善于安抚驾驭的武臣总领其事，务必使人人各得其所，不失妥当。定边卫设在通州，开封人陈侯信任指挥使，长期以才能声名闻于当时。监察御史高峻认为他可以任用，向皇上推荐，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特地下诏命陈侯担任总督。陈侯竭尽心力，恭敬谨慎而不懈怠，政事治理得好，百姓也得到安宁。三年之后，御史张鉴又说他处事心地正直，临事十分勤勉，皇上命他代理都指挥佥事。不久，太监李公以及户部、工部都说，他担任总督尚有余力，如果交给他其他差事，可以不费劳力而办成。于是命他一同修建永通桥，建造通州各城的城楼，修治通济河各处断裂的堤岸，都成功完成。开平忠武王原来在通州有一座庙，年久失修而破败，到这时也交给他修缮，不到几个月就完工了。皇上想到他的劳绩，正式授予他都指挥佥事之职，这是为了报答他过去的功绩，并勉励他建立新的功劳。上天生成人才，大概就是为了供世间使用；治理天下的人，也一定要任用天下的人才，然后才能成就功业。然而要使人奔走办事、努力立功而勤勉不倦，大概也有一定的方法。赏罚，是天子治理天下的大权。有功必定奖赏，那么谁不争相努力来建立功绩呢？如果人人都争相努力建立功绩，天下哪里会有废弃的事务呢？用赏赐来勉励功劳，是圣明天子的职责；受了赏赐而更加谋求功业，是大臣的忠诚。如今陈侯的功绩已经很美好了，他的才智超过常人，也可以由此看出。然而作为臣子所应尽的职责还不止这些。早晚都恭敬谨慎，看到职责中应当做的事便尽心尽力，功劳越高，皇上用来报答他的赏赐就越厚重，爵位俸禄接踵而来，谁能阻挡呢？这就要看陈侯自己努力了。陈侯来到宫阙下谢恩，所有和他交好的人，都深以为荣，并想着怎样使他荣光地归去。工部侍郎王庭佐请我写赠言，所以我作序送他。

译赠少卿郑君序 正统十二年八月，南京太常寺少卿郑雍说：‘我任职已经六年，如今因考核政绩来到朝廷，暂且在吏部听候处理。我向皇上说：诸位卿大夫考核政绩、按次升进，只应由圣明天子裁决，不是有关部门所应议论的。如今任期尚未满，应当让他照旧任职。’皇上采纳了他的话。郑君将要回南京，我的同僚赵公、曹公与他交情深厚，请我写些话赠给他。我和郑君的交情也不浅。从前永乐十三年，太宗皇帝在殿前策试士人，郑君奉上对策，我忝任读卷官，读到郑君的策对，认为很奇异，便奏报皇上。郑君列于进士优等，于是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从此连续担任清贵之职，升为中书舍人，又任行人司副，升为河南按察佥事。他赴任时，近臣有人说他的文学才能可以任用，宣宗皇帝便留住他没有派遣，让他和尚书陈山等人每天在殿内值宿，以备顾问。过了很久才得以赴河南任职，任期届满，于是有了任少卿的命令。郑君自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和我同朝共事，也有二十多年，这种文章上的契合和交谊不能说不长久了。如今他要离去，难道可以没有一句话作为赠言吗？何况又有赵、曹二公的嘱托呢？所谓赠言，就是希望有所增益的意思。郑君的学问，已经足以成就美名、达到显贵职位了，我的话哪里还能增加哪怕一丝一毫呢？然而看《烝民》《韩奕》两首诗，都是尹吉甫作来送给樊侯、韩侯的，其中说：‘小心翼翼，遵循古训；早晚不懈怠，恭敬地守护你的职位。’大概是在赞美他们已经能够做到，同时又寓有劝勉之意。古代君子赠人以言，总不超出敬慎二字，难道臣子之道不就在于此吗？太常掌管祭祀，郑君的行为能够交接神明，那么他的敬慎便可以知道了。关键只在于长久坚持而不改变。传记说：‘敬是德行的聚集，能够敬慎的人必定有德。’ 《尚书》说：‘德行优厚的人，便授予优厚的官职。’郑君更加努力，他在福禄和荣誉声名方面的进展，哪里可以估量呢？那些仕途有成便懈怠的人，君子是不看重的。用这些话为郑君送行，大概也是古代的道理吧？送郭珦训导序 泰和北门郭氏，是诗书世家。我出生得晚，来不及见到他们前辈文物盛美的情形。洪武初年，有庆守先生，以文学德行成为众人的老师，官做到登州府学教授。他的弟弟庆宜先生，和我的先父尚书公一同被征聘，起初论说治国之道，任湖州经历。经历的儿子彦铉，任县学训导。我所交游的人中，也有一位屡次升官做到顺德教授。先父任琼州知州时，顺德教授的弟弟西，字彦迁，任推官，是先父的同僚。登州教授的儿子彦常，英俊豪迈，有才识，通达政务，所以少师杨先生曾想推荐他，却因病没有实现。他的儿子公绪考中进士，任按察佥事，历任陕西、浙江、贵州，都有很好的声名。其他担任教官的人，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郭珦是公绪的儿子，又以明经科举中，得到衡州府学训导之职。他将要赴任，请我写一句话来勉励自己。想到我父子几代都和郭氏交往，不能说交情不久远；而公绪过去又和我同在县学求学，彼此最为友好。我把郭珦看作自己的子侄。他即使不来请我，我也将上前告诫他，何况他郑重地来请呢？治理天下的人，必定要任用天下的贤能人才。学校是培养贤能人才的地方，教官是造就贤能人才的根本。用来造就人才的，难道只是文章技艺这些末节吗？应当读书以求得道理，明白道理以修饬自身；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要深入体会并努力实行。这样，所说的就不是空话，所做的都是实事。把这样的人任用到政务中，治国之道就会兴盛。然而如果教官自身没有这些德行，却想让弟子效法，也很困难。所以说：‘用自身的行为教导别人，别人就会跟从。’郭珦此次离去，难道能不思考自己所应致力的事情吗？如今天下的贤能人才，在太学中被选拔出来，再由吏部任用，其中确实有才而贤的人。然而不属于这种情况的，也不能说没有。大概连末节尚且没有达到，更何况想求得根本呢？用人困难、教化之道没有建立起来，我未尝不感到惭愧和叹息。所以凡是担任教官的人，我都一定要同他切实谈论这些，何况是郭珦呢？读书以求道，明道以修身，修养好根本并以身作则，根本立住了，成效就会显现。郭珦不要因为自己已经有所能耐便自满。话说得恳切，是因为爱护得深。郭珦应当努力。甘溪龙氏族谱序 泰和甘溪龙氏是大族，他们的祖先本是金陵人。唐末有一位任吉州判官的人叫渊，开始定居永新。后来过了若干代，有一人叫讷，又从永新迁到泰和县城。六代以后到时升，才开始定居甘溪，但仍有一些人居住在县城。时升后两代，有一人名叫某，生五子：登、腾、际、某、澄。登考中进士，任廉州推官，后任衡州通判；腾也考中进士，授修职郎，官做到南安知录；际任临江教授；某和澄都没有做官。龙氏到这时最为兴盛。然而某以下三代的世系缺失。如今溪山之间，住宅高大相望，衣冠人物彼此辉映，早晚都能听到诗书声，远近遍布田园池塘，这些都是四位儿子的后代所经营的产业。居住在县城的，是际的后代、徐沟教谕仲章。我没有来得及见到本人，却曾经过他的旧宅，只见宽广的屋宇、丰大的厅堂、修长的轩廊和高峻的台榭，可以和子男诸侯的居所相比。我又读到虞邵庵所作《谨敕堂记》以及各位老先生与徐沟往来的诗篇，未尝不感叹其盛大。后来我同乐山君交游，他的儿子礼部主事叔粲、孙子吏部员外郎士郁，和我相互结成婚姻，又同在朝廷任职。员外郎的哥哥士熙，也以明经任训导。做官的人既享有爵禄和荣誉的美好，没有做官的人也享有丰足、亨通、和平的福气，这又是龙氏的一次盛事。人事的兴衰并不恒常，关键在于有德行加以维持；这样衰微可以转为兴盛，兴盛可以长久。孔子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龙氏的福泽像这样深厚，如果不是积累善行，哪里能达到呢？宗族有族谱，是为了彰明自己的出处，端正伦理，笃厚恩义。伦理端正，恩义笃厚，仁义之道便能实行。由此推及百姓万物，仁义就可以无穷无尽地施用。德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龙氏子孙世世代代笃行而不忘，那么家族的繁衍兴盛难道会有止境吗？士郁重修这部族谱，并以此请我作序，所以我作序来说明这些道理。

译送陈太守致仕序 陈侯本深治理我们郡已经十八年了。他起初任刑部员外郎，因为贤能而被举荐升任郡守。他心地公正，政令公平，审断案件明察而宽恕，待人接物仁厚而有礼，其他做郡守的人很少能比得上他。因此上下都对他的名声和实际政绩称颂不已。任职九年后，郡中百姓不忍心让他离去，纷纷请求挽留；藩司、宪司大臣和御史都把此事上报皇上。皇上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增加他的俸禄品秩，让他继续任职。然而陈侯的操守和施政，全都和过去一样，没有改变。全郡百姓更加安于他的治理。今年他到京师朝见，恳切地以年老多病请求退休。陈侯素来眼睛有病，到这时更加严重，而且年龄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身体瘦弱，看起来像已经老迈不堪，我很痛惜他的离去，勉强挽留他，言辞也更加恳切。众人看出他确实年老多病，不可勉强，于是联合上奏，请皇上让他退休。我们郡做官的人都无法释然地说：‘陈侯离去，对他个人的打算固然方便了，可我们郡该怎么办呢？’陈侯在任很久，对百姓的真实情况和虚假情状无不知晓，对事务的难易、缓急无不熟悉。所以他一开口百姓就信服，大事小事都有条理。争讼的人，他只用一句话就能裁决，多数人都心悦诚服地离去。如今陈侯离开了，后来接任的人即使聪明有才，不经过一两年，哪里能像他这样熟悉事务并得到百姓信服呢？那么百姓是否安定，郡中治理得好还是不好，就难以预知了。然而既然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大家便都作诗为他饯行，表达心意，并说应该由我来作序。我心中也不能释然，因为想到古代君子壮年出仕，年老归乡，这是人情的常态，也是公义所允许的。何况又加上疾病呢？我难道能因偏爱本郡而违背人情、废弃公义吗？如今做官的人，能在一个偏远州郡、下等县邑任满三年，就算幸运；任满九年而没有遗憾，也算幸运。陈侯治理本郡十八年，声誉和声望始终如一，这是他的才华品行足以胜任的缘故。可是糊涂的人竟说我们郡难治，却不考虑自己的能力如何。唉，难道它真是难治吗？看看陈侯就知道了。因此我又借作序来说明这些，并不只是给本郡人看，也想把它传到远方，使人知道陈侯的贤能，也相信我们郡其实容易治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贻安堂诗》序 《贻安堂诗》若干首，是士大夫们为我们县的萧公北所作的。萧氏过去居住在江南，以在集市上替人写真而闻名。时间久了，人口日益增多，而土地没有进一步开垦。公北的父亲于渊担心后代人口越来越多，而形势越来越疏离，利益和祸害相互冲突，爱憎彼此攻击，将不能不产生彼此争论；这样下去，怎么能得到安宁呢？于是他在泉谷修建房屋并迁居在那里，距离旧居大约二里。他说：‘让我的子孙安居在这里，同时亲属之间的往来又不废止，岂不是都能安宁快乐吗？’于是把厅堂命名为‘贻安之堂’。公北凭借自己的技艺游历京师，许多名公贵人都请他画像，而且都能画得形神相似。京师的画家没有不承认他的技艺，诸公也无不喜爱公北，所以都乐意为《贻安堂》作诗，这个堂名渐渐闻名天下。我和公北同乡，几代以来都和他的父祖交往。于是公北来请我作序。我看古人建造住宅，都希望安乐能够延及子孙，《斯干》诗可以作为考证。然而住宅能否安宁，其原因在首章就能看出。是否安宁，没有不是由于兄弟相亲相爱、彼此不相谋害；这是达到安宁的道理。否则，同胞兄弟的亲情尚且不能保全，更何况堂兄弟呢？这样说来，于渊给厅堂命名的用意，其中所包含的训诫真是深远。公北兄弟看到这个名字便想到它的意义，更加笃厚相亲；堂兄弟又彼此敦厚和睦、没有隔阂，那么外来的欺侮岂敢侵犯呢？子孙世世代代笃厚相亲而不忘，那么他们安居乐业难道会有止境吗？我也喜爱公北，希望他平安而长久，所以为他的诗作序并说明这些道理。陈都御史寿诗序 国子监助教姑苏李先生对我说：‘右都御史陈公有戒，生于洪武己巳年三月初十日，到如今正统戊辰年，已经六十岁了。在朝的贤臣，如毗陵胡公、海丰王公、宜章邝公、山阳金公等，都和陈公交情深厚，喜悦他年满一甲子，希望他长寿，于是共同作诗表达祝愿。继公是陈公的同乡，谨慎地把诗编排成卷，请先生写一句话题在卷首。’古代君子对于自己亲近厚爱的人，一定用长寿来祝福他。寿命是五福之首，有了长寿然后才能享受各种福分。祝愿他长寿，就是希望各种福气聚集于自身，长久而无穷，这大概是亲爱深厚到了极点。然而人的长寿，取决于上天，不是可以苟且求得的。一定要有世代积累的德行，又能修养德行来继承它，然后才能获得长寿。这正是上天用来彰明有德之人的方式。我听说陈公的父亲过去以轩辕、岐伯的医道闻名于世，乡郡的人都依赖他，这是积累福泽深厚的结果；而陈公能够以德行继承它，又遇到圣明的皇帝，恩宠优厚。他从监察御史连续升迁三次做到今天的官职，出入朝廷内外，宣扬天子的仁义之德，施行威严与恩惠，近处的人喜悦，远方的人归附，显然成为当世的大臣，他理应得到上天赐予的长寿。诸位先生有这样的愿望，并把它表现在言辞中，我为此作序，使它流传下去，都是很合宜的。我曾经读《南山有台》这首诗，那是宴享时通用的乐歌。诗中对于所敬爱的人，既用“无疆无期”祝愿他的长寿，又希望他的德行声誉永不止息。德行声誉日益兴盛，直到能够保养子孙，然后才算完备。可见德行是长寿的根本。既然已经获得长寿，如果进德修业的功夫不停止而日益盛大，就足以保养他的子孙，后来才算福分完全。周代诗人善于这样歌颂祈祷，诸位先生的心意大概也是如此。如今天下太平，人民和万物丰足安宁，历代圣主休养生息的恩德，一切都不异于周代盛世，年老长寿的人到处都有。然而歌咏他们的长寿康宁，以彰显国家太平的治理，来继承成周《小雅》诗篇的传统，大概是不能没有的。既然如此，诸位先生的诗怎么可以不流传呢？所以我很乐意使它流传下去。

译《泰和彭氏族谱序》吉安的彭氏是大姓，大概是因为出自吉州刺史玕的子孙很多，分散居住在几个县，共有十多个族支。虽然各支有的隐微、有的显达，但都承系于前人的声望，而且都能有所建树，这难道不是他们世代德业兴盛的缘故吗？泰和人彭贵和修撰族谱，远远追溯到玕，近处考察各族，大概都是同一本源而分出来的。今年他来北京求我作序，但没有把所修的谱带来，我不能看到。不过我曾这样想：古代接受姓氏、被命名为氏的人，都是有爵位者的子孙；从商代大夫以来，子孙繁衍兴盛，散布天下，往往由一个人的身世发展为千千万万人的身世。追究源头来说，玕也是他们所出自的祖先之一。由玕传到贵和，年代并不久远，其传承次序可以推知。可惜我出生得晚，不能听到他们世代传承的详细情况，曾经跟随今少师杨先生，听到过一些大概。洪武年间，贵和的祖父云祥质朴厚重、简静少言；他的父亲学孔聪敏颖悟而且才华出众，完全具备在世上有所作为的条件。他曾礼聘东里先生到家中，使贵和以及兄长贵雅、弟弟贵肃、贵彦都拜师受学。他们侍奉老师十分厚重，教育子孙也十分勤勉，所以贵雅、贵和、贵彦都才智卓异，通达人情事理，明白事情的关键，才华出众，受到乡里的看重。贵肃尤其喜好学习，他的学问可以用来教益他人。曾有人推荐他担任学校教师，贵肃却没有接受；他沉静自守，不求在当时闻名。他的祖父、父亲和兄弟都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他们成为宗族中重要人物的原因吧？编修族谱，是为了团结族人，仁义之道也由此得到推行：伦理得以端正，尊卑的分别清楚；恩谊得以深厚，彼此的亲爱融洽，这就叫作仁义。仁义推行，宗族就和睦；宗族和睦，福泽就增加，这样怎么会不昌盛壮大呢？然而能够明白仁义而不违背它，靠的是学问的力量。贵和的子孙，希望都勉力于学问，笃守仁义，那么刺史的荣耀必定会有继承者，而作为这部族谱的光彩，难道会有穷尽吗？《抑庵文后集》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十八　明代王直撰 序 《郑氏四老图诗序》大明统一天下将近百年，仁恩义泽遍及天下，天下人都能享受安静和平的福祉，所以年老长寿的人到处都有，这确实是太平极盛的时代。从郑氏四位老人身上就可以看出来。郑氏家居旴江，是当地的大族；这四位老人都是同胞兄弟，而且都长寿康宁。长寿康宁，不是德行不足以招致的；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兴盛。四位老人中，长兄守中八十二岁，二兄秉中七十七岁，三兄则中七十三岁，幼弟敬中也已经七十岁了。长兄的儿子郑诚，字文实，曾任吏部侍郎，在朝廷很有声名。他推究父母贤德的根本，便把自己的官职封赠给守中；守中享有三品官的尊贵和有品级服饰的荣耀，家中上下光彩相映，显赫辉煌。于是郑氏的荣耀盛大，乡里宗族无人能比。天气晴好、闲暇的日子，兄弟们聚集在一堂，翻阅书卷，谈论古今；有时让人斟上美酒，欢宴嬉游，便轮流起身祝寿，互相劝酒酬答。他们的子孙排列在左右，也各按次序上前，捧杯祝贺，欢欣鼓舞，连天色已晚都不知道。天下的欢乐，大概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旴江的士大夫羡慕不已，于是请画工绘成图画，并共同作诗歌咏此事。今年，幼弟敬中的儿子某人来到京师，请司务程廷仪作介绍来告诉我这件事，并且称说四位老人精神明健而不衰，祈愿他们长寿长久，请我写几句话。我过去曾同文实交游，很敬重他；但四位老人我没有机会见到。如今文实已经去世，而四位老人都康健强壮，文实如果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而没有遗憾。不过我私下推算，长兄出生时，正值我太祖皇帝受天命之际，天地交泰，阴阳调和畅达，清明纯厚的气息已经在万物生长发育中显现。长兄承受这种气息而出生，几个弟弟又相继出生，再加上历代圣主休养百姓的恩德，所以他们都能顺遂地成长，并且都活到长久的年岁，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元代时，彭川有位尹先生，兄弟同母所生，到泰定丁卯年都已九十岁，两个弟弟也各自八十多岁。当时为他们作赋题咏的很多，馆阁中的贤士虞文靖公为他们作序，称他们为人瑞。天下长寿的人很多，但未必集中在一家；集中在一家的人也有，却未必出于同胞兄弟。尹氏兄弟这样，难道不能称为人瑞吗？如今郑氏四兄弟同胞而生，又同样长寿，随着年岁增加，难道不会同尹氏兄弟一样吗？我听说，德行是长寿的根本。《南山有台》诗用“无疆无期”祝愿君子长寿，却一定要说德行声誉永不止息；德行声誉日益兴盛，直到能够保养子孙，然后才算完备。假使郑氏四位老人年岁越高，德行越盛，能够保养子孙，直到年届耄期，后来又有君子为他们作诗歌咏，即使称他们为人瑞也是可以的。如今这首诗，难道只是郑氏一家的荣耀和观瞻吗？朝廷以仁德养育天下，宏大的美好恩泽，也可以在这里看见。因此不能不把它流传下去，所以为它作序，使它流传。也借此启发后来的作者罢了。

译《送罗文振序》罗氏本是吉水的名门，文振的尊父最初居住在山阳，所以文振如今是山阳人。永乐年间，我在翰林院任职，文振的弟弟罗铨，字文衡，考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凭才能在当时有声名，我很敬重他，因此彼此往来。文衡又因为先世同我居住在同一郡，和我友情深厚；由此文振也厚待我，虽然实际不能常相亲近，心意却十分融洽。文振居住在山阳湖上，那里处于南北交通要冲，经过此地的人，大多能说他礼敬贤者、礼遇地位低的人，怜恤穷困者，因此文振的义声也十分显著。我本来就赞美他们兄弟都贤能，但像他们这样世代相及的人却很少。不久，文衡升任湖广按察使，抑制恶行、扶助善行，革除弊病、兴办有利之事，威名施行而恩惠广布，近处的人喜悦，远方的人怀念，按察使中没有比他更贤能的。文振则能拿出粮食帮助有关官府赈济饥民，天子下诏书褒奖他的义举。他应当到宫阙之下谢恩，文衡也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兄弟同车上京，那些素来仰慕他们的人无不欢喜，他们自己心中也十分快乐。后来文振回去，我作长诗为他送行。如今分别十多年，他才又来到京师，而我没有空闲同他见面。至于文衡，已经去世很久了。俯仰回顾今昔，怎么能不在心中感慨呢？文衡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文振都把他们抚养成人，并把次女嫁给刑部尚书金公的次子金弼，还亲自送到北京。金公曾和文衡同在翰林院，以笔墨相交为友，契谊非常深厚。如今文振因为结成婚姻亲家的情谊，不远数千里而来，这是他深厚笃实、重义守义的表现。亲戚朋友都互相以义相待，不也是古代的道义吗？但我由此有所感慨。世上那些浅薄的男子，起初对亲戚兄弟未尝不是欢喜相得；到了生死离合的关头，却计较得失难易，很少有人不改变最初的心意，于是遗弃亲人旧交，违背天常、违反人伦，甘心做不义之事，这是君子深深叹息的。对于文振，我怎么能不深深赞许并称美他呢？文振将要回去，凡是达官显贵中一向与他兄弟交厚的人，都嘱托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我本来厚待文振，又想借此勉励世上那些不能这样做的人，所以作序赠给他。《送彭教谕致仕序》彭氏与王氏世代结为姻亲，王直同士淳是内外兄弟。我从小的时候起，常常拜见彭氏的叔祖、叔父，他们教导、爱护我，就像同姓至亲一样，并不把我当作异姓之人。其次，士淳和他的兄长士本情谊最为深厚。士本没有做官的心愿，喜欢闲适放达，在田野乡里从容自得。王直和士淳却相继出仕，士淳担任教官，用自己的道理教化后进，被世人称为贤师，读书人必定归依于他。王直在京师滥居官位，对上不能补益朝廷，对下不能有益百姓，背负着尸位素餐的讥讽已有四十七年，比起士淳来实在惭愧得多。士淳年满六十四岁，旧有的风湿病加重，双脚行走不便。此时遭逢父丧，服丧期满起复后，便把疾病上报皇帝，获准退休离职。回顾过去，心中不免惆怅。仰慕颜回、子路请求赠言的旧事，所以有人想为士淳说几句话。两家世代以儒学为业，品行修养、声名建立，已经很久了。如今的后辈，难道也有懈怠荒废前人事业、无法立身的吗？激发他们的志向，诱导扶助他们进步，督促勉励以求得成就，这全在士淳了。王直的子孙确实有所依赖，何况彭氏的子孙呢？古代君子退休回乡，就担任乡里的塾师，用孝顺、节俭、勤劳、仁义、忠信教育乡里的子弟，所以田野之间杰出的人才不断出现，贤能之才得以成就，风俗美善而治理之道兴盛。士淳难道可以不对此加意吗？王直今年七十二岁，比士本小一岁，而我们三个人都在西郭有田。士本已经享受了这种乐趣，如今士淳又要回来了。王直年老多病，早晚也应当获准回到怡塘观山，拄杖穿鞋往来其间，看见一年中万物丰收成熟，感受皇恩的优厚，烹煮肥美的食物，捕取鲜鱼，采摘美好蔬菜，斟饮美酒，彼此劝饮，把酒斟满来饮；醉饱之后拍着肚子，歌咏圣明教化，继承康衢歌谣并流传万世，使后人知道今日太平的盛况。这是儒者的事情，也是士淳所乐意做的。因此一并写下来作为送行序，士淳也可以用来帮助我。《送王知县序》安吉县令王某，是蓟地人。因受到牵连留在京师，将近一年。事情既已得到澄清，他将要回去。安吉县学教谕郭先生考核政绩，应当升任郡博士，也因等待任命留在京师。他和升入太学的弟子张升、张初、孙礼、金朴一同来告诉我说：“王侯起初任监察御史，很有声名。后来任灵璧县令，又调任安吉县令，都因为宽厚而得到人心。而且他这次来京，并不是他自己招致的。如今事情得到澄清而回去，是安吉百姓的幸运。只是我们想写些话为他送行，所以希望得到您的一句话。”郭先生有文学和德行，起初是我县学的老师，我曾跟随他受业，他不是随便称誉人的人。何况所谓宽厚而得到百姓拥戴，本来就是我所看重的，怎么能默然不说呢？古代君子居于百姓之上，是因为有仁德，并不只是凭才能任职而已。宽厚，是仁德的表现。宽，便能有所包容，狭隘急迫、苛刻琐碎的命令就不会施行，百姓和万物才能获得安宁；厚，便能有所承载，刻薄残忍的政令就不会施行，百姓和万物才能得到养育，而我的志向也能在其中实行。《尚书》说：“用宽厚来治理众人。” 《易经》的卦象说：“君子用深厚的德行承载万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由此看来，如果宽不能包容，厚不能承载，只是一味急切严厉、苛细核查，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到极限就算完事，这正是浅陋之人、刻薄之徒自以为痛快的做法，君子却不看重。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值得乐意去做的呢？依我所见，确实有这样的人：急急忙忙追求声名，把靠机智和任性用在搜求细枝末节上，在鞭打和刑罚之间施展威势，显赫地自以为神明；然而只是在外表上逞强，却不检点内心。豪强百姓和狡猾胥吏便借机作奸，暗中推销他们的奸计，最终伤害百姓生活，也使自己蒙受羞辱。唉！作为百姓父母官的道理，难道应当这样吗？他的失败本来就是应该的。由此更加相信圣人所说的话，即使万世之后也可以实行。仇览不惩罚陈元，反而使他成为孝子；儿宽不忍心用苛暴手段督促征收赋税，反而因政绩优异而闻名。这样的事不止一个。只要真诚已经使人信服，谁肯违背并怠慢呢？又何必采取鄙陋刻薄的做法？至于把松弛放任当作宽厚，把模棱两可当作厚道，那不是我所知道的宽厚。我既赞美王侯的善行，又重视郭先生的嘱托，所以写下赠言而不推辞。王侯果真能从我的话中有所取法吗？

译《刘敏英甫寿诗序》万安人刘敏，字英甫，于元至正辛丑十月【缺】日出生，到今天永乐庚子年，大概已经六十年了。他的儿子友临和侄子友震、广经、广衡，准备在这一天会聚宗族乡党，置办酒席作乐来为他祝寿。我们乡里那些贤能而厚待英甫的人，又作了歌诗来庆贺他。乡贡进士张佥时推荐并携诗来请求我作序。君子居住在乡里，有子孙奉养，有宾客娱乐，田园足以供给衣食，池塘足以供游玩垂钓，又能得到长寿康宁的福分，像英甫这样的人，是多么幸运啊！这正是应当作庆寿诗的情形。从前先王的时代，忠厚的恩泽遍及远近；上天和君王用来安养人民的办法，一定使他们长寿，享受优游的乐趣，人民也彼此扶助，共同享受长寿的福庆。每逢岁时闲暇，举杯相乐，祝寿的话不是说“长寿就是福”，就是说“年高而寿命无疆”，这是多么盛美啊！至于《鸨羽》中的怨恨、《陟岵》中的叹息，则是衰败时代才产生的作品；这正是《行苇》等诗所以显得盛美的原因。因此后代君子读这些诗，就能知道王道的兴衰、人事的得失、风俗的厚薄以及礼乐的兴废。所以说：诗可以用来观察社会。既然如此，诸位贤者为英甫祝寿所作的诗，难道只是英甫一身一家人的荣耀吗？我曾考察英甫出生的那一年，正是上天重新降下天命的时候，也是我太祖皇帝兴起的日子；阳和生发万物的仁德，已经在霜雪摧残凋零之中回转。因此人物生在那个时代，禀受了纯正坚固的风气，又承受了深厚的德泽，都能够长久生存而不受祸害。譬如松柏得到土地的肥沃，承受雨露的滋润，长到大得需要百人合抱，经历千年，枝干摩日月而直入云霓，这个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那么对于英甫的长寿，我怎么能不推究其由来而深深赞美呢？何况他的子孙很多贤能，宾客也都富有文才。后来的人读这首诗，因为英甫的长寿而仰望国家庆泽的长久、太平文物的兴盛，一定会无穷无尽地徘徊羡慕。因此我为他的诗作序，使它流传下去。《赠王约岁贡序》本朝培养士人的制度，在京城设置国子监，在京城以外的府、州、县都设立学校。每年贡举贤能之士，各有名额，交给礼部，奏闻天子；天子又把他们交给翰林院，考察经义，判定是否合格。不合格的，礼部退回原学校并降罚；合格的，则再次奏闻，交给国子监，使他们巩固已经具备的能力，增加尚未达到的地方。祭酒、司业在上面端正表率，博士、助教在下面勤勉教诲，士人在这里学习，不能成就德行、通达才能的很少。由此在各部门历练办事，又要加以考察。任职满三个月，把办事勤勉、操守谨慎的人记录下来上报，并交给吏部，提拔任用。那些不经过这条途径的人，就凭他们的学业接受有关部门的考试，往往也能考中高等科第，登上显要仕途。至于那些颓唐而不能振作的人，大概是自己颓废放纵的缘故。我在翰林院十八年，见过的贡士很多，也多次喜欢向人询问他们的详细情况。有人说某人才能出众而通达政务，那么后来历练办事并获得显著声名的，一定是这个人；有人说某人勤于学习而文思敏捷，那么后来考中进士、登上显位的，也一定是这个人。我未尝不感叹朝廷待士优厚，也感叹士人能够遇到这样的机会；又更加相信，士人只要没有真实才学便罢了，如果确实充实自己的学业，便会屡次考试、屡次进步，有资格成为国家的光荣、乡里的荣耀。唉，这是多么幸运啊！庐陵人王约是吉安府学生，入学已经多年了；今年春天，我才认识他。他恭敬谦让，大概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他的学问了。他将被选作贡生到京师去，经过礼部考试、翰林院考察并游学太学之后，凭自己真实具备的才学在当时大放光彩，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我舅父欧阳先生多次索取我的文章，作为赠诗送他起行，我不敢推辞；但想到这些话不能给王约带来什么帮助，只好写下朝廷优厚对待士人以及士人应当充实实际才学的道理来送他，希望我们能够彼此勉励，追求长远宏大的事业。《送刘进士赴京序》庐陵人刘礼让考中进士后，在京师任官，不久因母亲去世而回乡服丧，服丧三年期满，将要再次前往京师。我的内弟欧阳士则曾在学问上给礼让以帮助，请求我写几句话为他送行。我对礼让说：你通晓经书而考中进士，对于圣贤之道一定研究得更加精细了。即使我有话可说，也是礼让已经知道的；不必知道的，我也不必说。虽然如此，我和礼让同样都是凭进士身份出身，其中有些感慨触动我的内心，试着彼此谈一谈也是可以的。进士科始于隋代，唐、宋都很重视，而到了今天尤其兴盛。大概从乡里贡举，到礼部考试，再到大廷接受皇帝赐问，其荣耀恩宠已经到了极点。等到授予官职，往往任职于禁近之地，辅佐九卿，承担藩司、臬司的重任，主管郡县专门事务，朝廷对他们的任用也很重。然而天下人对进士的责望同样不轻。他们的言论合乎道理，行为合乎义理，人们就说：‘他是进士，本来就应当这样。’如果不是这样，众人就一定会毫不宽贷地讥诮责备他们。做官的人难道只有进士吗？但人们偏偏对进士如此严格，难道不是因为享有进士名声的人，世人本来就要求他们具有与名声相称的实际吗？怎么能不畏惧呢？不过，自开设科举以来，其他那些考中进士的人，我不能全都知道。至于我们庐陵，名声和实际相称的人，大概有很多。唯独像我这样的人，确实正是所谓应当被人讥诮责备而毫不宽贷的人，怎么能不警醒而畏惧呢？但我曾想，古代君子中，文学纯正、德行美好、政事宽和、名节崇高的，如欧阳文忠公、胡忠简公、杨忠襄公、周文忠公、杨文节公以及信国文忠公，大概很少有超出他们的。他们所讲的都是古代圣贤之道，是天下后世所仰望并效法的。何况乡郡的后进呢？《诗经》说：‘砍伐斧柄，砍伐斧柄，它的样式并不遥远。’就近效法诸公，长远追踪圣贤，这难道不对吗？难道不可以吗？礼让一定有与我相同的心意。礼让怀抱英伟的才华，具有勇往直前的气概，他的实际足以与名声相称，这是确定无疑的。这也是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益处的地方。因此我仰慕颜回、子路二人互相赠言的做法，也写话赠给礼让。礼让一定也会有话来帮助我吧。

译《送尹同知序》君子做官，能够对君主尽到自己的职责，却不能侍奉双亲，这样的人大概是有的。这就是忠孝难以兼顾的原因。《四牡》第三章说：‘王事没有止息，没有空闲奉养父亲。’第四章说：‘王事没有止息，没有空闲奉养母亲。’大概是勤勉于职务，却没有空闲顾及父母，只能极尽忧思罢了。既然如此，能够兼顾两者，难道不是人们最大的愿望吗？尹君自道在云南万里之外的澂江任职，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他不能前往奉养而享用俸禄，心中惭愧已经两年了。今年他因考核政绩从京师经过故乡，得以在堂上拜见母亲，尽自己的敬爱之心，温和恭敬，依依不舍，不忍离开母亲身边。然而即将再次回到澂江，他心中始终不能释然。于是我们同乡的士人一起在城南济渡庵的僧舍聚会，安慰勉励他。酒喝到一半，有人作诗并说道：‘君子的孝，没有比显扬父母更重要的。如今您辅佐一郡，替天子治理百姓，百姓感念您的德行，都推本于您父母的贤德，这样孝就达到极点了。’又说：‘您的尊父掌管教育三十年，您的兄弟又相继显达；如今您家所有的产业，都是俸禄余下所积，这就足以荣养父母了。’ ‘何必一定要在澂江侍奉呢？’又有人说：‘本朝制度，官员任职有政绩，天子都推恩及其父母；儿子官居五品，父母可以得到封号，适合封为宜人。您应当努力做到这一点，这样的荣耀没有比它更大的了。’自道惊醒地起身道谢说：‘您的话说得好，我敢不拜谢教诲，并且进一步努力去追求更大的事情吗？’于是人们都知道自道必能有所作为，能够兼尽忠孝。于是取唐代卢藏用诗《国为休徴选名》，因仲举所题的两句作为韵，各作诗两首送他。我于是按次序整理他们的话，写成这篇序。《赠沈侯赴任诗序》吴兴人沈侯由上林苑典署改任泰和县令。泰和的士人访问考察他的才干品行，都为得到这样一位县令而高兴。然而不了解情况的人却诬称泰和县难以治理，所以我乐意共同说明它的情形。泰和位于吉安上游，境内靠近大江，农民、工匠、商人都勤勉从事自己的事业；田地的收入足以养活百姓，除非遇到非常严重的灾荒，大概没有冻饿的人。当地风俗喜爱读书，从城郭到山谷之间，诵读声彼此相闻，不分贵贱贫富，因此多数人都懂得道理，辨识是非。赋税劳役用来供给官府，凡是分内应当承担的，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县官刚到任时，考察他的行为，如果果然贤能，百姓就彼此告诫不要触犯他；凡是他发布命令，大家争相劝勉着去执行，自古以来大概都是这样。我还是童子时，江阴徐侯来任县令，尊重贤者、礼遇士人，询问百姓所喜欢和厌恶的事情，斟酌后停止或施行；那些成为百姓祸害的大奸大恶之徒，一概扫除。百姓有诉讼，都立即裁决，不把事情推给属吏；无理的人不敢到他面前。征收赋税、调发徭役，一定考察百姓力量所能承受的程度，百姓非常喜悦服从，所以事情没有不能治理的，后来任期满了才离去。又过了十五六年，永嘉吴侯来主持县务，清廉谨慎、平易近人，大小事情都亲自处理，豪强百姓和奸猾胥吏不能放纵他们的恶行。当时正逢在德州办理粮饷运输，迟缓者要按军法处理，众人多害怕执行这项任务，只有吴侯独自承担责任，而百姓都乐意听从，没有落后的。他治理全县，人人只听从吴侯的命令，却不幸因病死在任上。这两位县令，百姓直到今天还在歌颂他们。其他任县令的人，有的喜欢接近小人来满足私欲，有的刚暴残酷而残害百姓，于是乖戾争斗、凌辱侵犯的风气兴起；有的柔弱放纵百姓，于是轻慢玩忽法令的习俗形成。沿袭日久，这个县才开始像是难以治理。然而难道真是县难以治理吗？它发生变化，实在是有原因的。县里的父老感念过去，眼巴巴地叹息说：‘哪里能够再有仁人君子奉行法令、遵循事理，适当地运用宽严，实行公正的是非标准，来安抚我们呢？’他们朝夕盼望这样的人，就像农夫盼望丰收一样。如今幸而得到沈侯，如果沈侯确实能够慰藉百姓的愿望，百姓就会像从前一样服从他的教化，然后人们才会相信泰和县容易治理。唉！泰和是文献之地、忠义之邦，在这里说它难治，难道不是极大的诬蔑吗？关键在于县令如何教化引导。所以我写序赠给他，并附上诸公的诗，大概是希望他的德化能够成功。《曾生哀挽诗序》曾生名秬，字光荐，是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曾先生的儿子。曾先生早年有两个儿子，都夭折了；等到生下曾秬，便特别钟爱，派他跟随钱侍读、尹编修学习。他聪明颖悟异乎常人，幼年跟随先生往来于南北两京之间，见识日益增长，志向日益奋发。十五六岁时，回到永丰，大力钻研学问，脚步从未到过城府。凡是经传中的微言奥义，他都能通晓领会，分析起来常常使同辈屈服。写文章一定合于义理，并且才华足以发挥，片刻之间就能写成数百字。他自以为考中一等功名可以俯拾即得，曾先生期待他将来达到远大成就，所以没有让他立即应试。曾秬既然苦心求学，甚至忘记睡眠饮食，因而得了虚弱的疾病，便请良医为他治疗。病愈以后，又像起初一样努力学习；因此疾病停止后又复发，反复三四次，最终于宣德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家中去世，享年二十一岁。讣告传到京师，曾先生哭得十分悲痛。我和诸位先生一向认为曾秬奇异不凡，听说他去世，都前往吊唁。曾先生拿出他平日寄来的诗，篇篇俊秀华美而富有意趣，诸位先生更加哀痛惋惜，曾先生哭得更加悲伤。当初，曾秬陪伴先生从北方回来，到了临清，船行时遇到【疑字】而倾覆，水涌入船中，同船的人都奔走躲避。先生病卧在船中，命令仆人抱曾秬上岸。曾秬说：‘父亲病得不能起身，我怎么忍心抛弃父亲而求自己活命呢？’不肯离开，拍着胸膛大哭；救援的人赶到后，父子都得以获救。那时曾秬才十岁，他的孝敬爱亲大概是出于天性。唉，曾秬的文学、天性和品行如此，又承受了世代美德的优良传统，本应享有福分，却竟然止步于此。所谓上天保佑善人，难道不是真的吗？古人说仁德之人必有后代，难道确实如此吗？难道这就是所谓上天的安排尚未确定吗？还是曾秬的命数只能到这里呢？我实在无法追问。世上那些贵族游宦家的子弟，凭借势力，如果不是沉溺于声色货利，就是扰乱法令、干预政事，欺凌软弱善良的人，给父兄带来羞辱和牵累；曾秬却与他们不同。然而那些人反而没有死，曾秬却死了，难道不是极其悲痛吗？怜惜曾秬的诸位先生，都作诗哀悼他，所以我记述他值得哀痛的事实，放在诗篇开头，使阅读的人能够详细了解。

译《赠杨知县归省序》做官没有比担任县令更好的，也没有比担任县令更难的。因为县令是治理百姓的人，凡是朝廷交付的安养百姓的政务，以及自己所学习的把百姓当作父母来对待的道理，都要亲自实行，无不按照心愿完成；百姓受到他的恩惠，也亲自拥戴他如同父母。所以说，做官没有比担任县令更好的。有的县接近京城，事务繁多；有的处在水陆交通要冲，征收输送、调发徭役，都要求在短时间内办成。想要宽缓从容以便利百姓，就会妨碍事务；想要严厉急迫以促成事务，就会使百姓受害。所以说，没有比担任县令更难的。只有具备至诚恻隐的心，又有随机应变、适合实用的智慧，即使采取严厉急迫的办法来完成事务，宽缓便利百姓的心意也能包含其中，这才称得上有才能而且贤良，但这样的人也很少。大兴县是北京所在之地，事务繁重复杂，和其他县不同。担任县令而能够长久坚持在任的，是蒲城人杨琏。杨琏起初在乡校求学，领受荐书进入馆阁，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书成之后，在都察院接受任用考试，以能干闻名，于是被提拔为大兴县令。我没有机会同他交往，但曾考察他的为人：大概在事务纠缠繁杂、劳苦不胜的时期，别人都承受不了这种劳累，唯独他面对这些事安然自若，好像早已安排妥当，而事情也没有不能治理的。当时评论他的人都认为他能干。我虽然没有完全知道他使百姓得到好处的具体办法，但总的来看他的功效，难道不是我前面所说的、可以称为有才能而且贤良的人吗？天下事务繁重的县不止一个，假使都能得到像杨琏这样的人来治理，哪里会有治理不好的呢？如今皇帝向任职有功的臣子施恩，晋升他的官阶为承德郎，赐给诏敕，又追赠他的父母都为六品官，显赫光荣。这是天下县令中少有的，他也可以说没有辜负职任了吧！我起初读《汉书·循吏传》，感慨仰慕其中的人物，想要在一个县亲自试验自己，希望或许能够同他们并列。然而回头看自己只有这样的心愿而没有这样的才能，倘若遇到非常难治的县，志向不能实行而祸患过失又随之而来，从此便不再谈论做县令了。如今对杨琏，只能深深地叹息羡慕罢了。杨琏任满九年，凭考核政绩前往吏部，在优等，本来应当升迁；但他因为长期离开祖坟，便请求告假回乡省亲。将要出发时，稽勋郎中赵君、文选员外郎吴君曾经和我一同在馆阁任职，请我写文章赠给他。因此我作序向他的乡人说明，使他们知道他有这样的成就，足以成为乡里的荣耀。《送曾学正序》曾暹，字明晋，是吉水人，担任沁州学正已经三年了。当他在乡校时，我以翰林侍读的身份因母丧回到江西居住。按察佥事黄汝申巡行经过我这里，我问他学校中有几位值得称道的人，他便推荐明晋，说他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好，各郡县像这样的人没有几个。我便在心中记住了他。后来明晋果然考取乡试荐举，而且名列高等。等到参加礼部考试，却得到掌管沁州教育的职位。了解明晋的人大多对有司的安排不满意，只有我为他高兴。因为我想，如果果真考中进士而担任要职，忙碌于政务繁剧之中，稍有未达到要求，谴责羞辱就会随之而来。哪里比得上处在师儒的位置，用自己所学教育诸生，使他们都成为有才而且贤良的人呢？自己虽然没有担任要官，但重要官职却由自己教成的人来担任，这不是更好吗？明晋也安于自己的职位。适逢朝廷大力整顿学校教育，规定学校弟子的名额，务必选取聪明有才俊的人来教育；又命御史巡察各有关部门，淘汰那些没有良好品行的人。御史巡行山西时，让明晋一同担任使者，详细审定文书并决定取舍。那些品行不良的人捏造诬告来制造事端，事情牵连到明晋，他被逮捕押送到京师，最终获释昭雪，将要重新回到沁州。他的朋友中书舍人胡澄与诸位士大夫作诗为他送行，并请我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年〕 我了解明晋已经很久，对他的期望也很深厚，难道在他离去时不能说几句可爱护勉励的话吗？学校里的士人没有不依靠老师而成才的。只有我们庐陵的士人似乎不必烦劳老师，这是因为他们从家庭中得到的教育很多，又有朋友相互讲习来增进学业，所以老师安逸而功效加倍。不是庐陵的士人，却想安逸而取得成功，大概很难。然而聪明有才俊的人到处都有，教育他们却不能成才，这是没有道理的事。做老师的在上面端正根本，所说都是圣贤的话，所做都是圣贤的行为，用正道引导他们，用诚心持守他们，用勤勉激励他们，用宽厚对待他们；秉持常性、喜好美德的心，难道他们偏偏没有吗？这样做而仍有不能成才的，我还没有见过。我曾考察学校士人不能成就才华的原因，是老师的学问还没有达到，又只想偷懒自逸。明晋的学问已经足以做人师，士人能够得到明晋做老师，是幸运的；又遇上天子兴办学校的时代，更应尽到作为教师的教化之道，使做弟子的都成为有才而且贤良的人，将来可以成为公卿大夫，这样才不辜负自己的学问，也不辜负所承担的职任。如今的达官贵人，也有从教官职位升上去的。明晋如果果真能善于履行职责，并取得培养人才的成效，那么他走向显达荣贵，难道不会从这里开始吗？明晋，请你努力。因此我借着为他的诗作序，写下这些话。这也是我深厚待他的心意。

译《萧先生挽诗序》萧先生子上去世将近三十年了，他的门人翰林侍讲余学夔于是汇集编次哀挽他的诗，请王直作序。我的先父琼州公和先生有文学上的交谊。我还是童子时，先父因事离家，没有向先生学习。到了二十岁，稍微懂得求学，却没有受业的老师；当时只有先生和尚仁萧先生在乡里以经学教授。尚仁先生性情方正严厉，难以侍奉；萧先生却神色温和、气度平易，谦下地接待后进，循循善诱而又有规矩。一时跟随他游学的人，不只是本乡本县的俊秀，也有从几百里外背着书箱前来求学的。先生通晓五经，尤其精通《尚书》；凡是传记和诸子百家的学说，没有不广泛贯通的。向他询问，没有不回答的；既回答了，也没有不尽意的。他写文章，片刻之间就是千百字，而且都有法度，求学者争相传诵。我曾以故人之子的身份拜见先生门下，先生诱导扶助、勉励进取，详细告诉我求学的方法。我得到教诲并牢记在心，但最终因为家庭负担，不能早晚侍奉左右，所以终于没有成就。先生虽然没有做官，却凭学问和品行闻名天下。洪武年间，他曾考校经书、主持宾兴取士，聘请他的礼物络绎不绝地送到他门上，被称为贤良的有司。于永乐【缺】年去世，享年【缺】十岁。唉！先生已经去世了，哪里还能再有像先生这样的人呢？我曾听说，洪武初年，县里诸位老先生如陈海桑、刘尚书及其弟东原公，我的先祖竹亭先生和先叔祖御史公，都凭文学德行受到当时人的敬重，又都把成就后学作为自己的职责。见到故交的子弟和乡里的俊秀，没有不俯身教导的，只怕他们不能成为君子。诸位老先生相继去世，只有先生继承了他们的遗风；他宽厚平易，使求学者亲近，不同于那些在世俗末节上斤斤计较的人。假使他能够享有伏生那样的高寿，那么所成就的人才应当更加兴盛；但他竟然止步于此，这难道只是先生的不幸，岂不是求学者的不幸吗？难怪诸位先生不能停止哀悼。师生之间的情义已经淡薄很久了，只有余学夔对先生拳拳不忘，既为先生作传，又汇集编次这些诗，难道不能说是情谊深厚吗？这也是教诲精神的极致。王直常常感念仰慕先生，不能忘怀，所以对余学夔的请求不推辞而作这篇序，也借此寄托自己的感情。《梁氏族谱序》蜀府纪善梁先生本之重新修订《梁氏族谱》已经完成，便让他的侄子叔车带到京师，请我作序。考察梁氏的先人，原居长沙，历经十三世，有个叫胜用的在南唐做官，才开始迁居泰和，到如今叔车这一支已经传到第二十世，而且越来越兴盛。这期间担任太守、别驾，进入侍从职位以及从事文史的人很多。最初居住在县城东门外，宗族繁盛，园池亭榭，登临游览的胜景，放眼望去全是梁氏的产业，其他家族没有能够插足的地方。所以乡里人称那里为“梁家巷”。自从战乱以来，子孙分散居住，原地空虚了，但是旧日的名称仍然存在，那么当时的兴盛也就可以想见了。我曾私下感叹，世代显贵的大家族之所以在乡邑中享有声望，并且能够长久兴盛，并不是因为他们富贵，而是因为有仁义礼乐加以维系。长江发源于岷山，浩浩荡荡、奔流不息，越过万里直到大海，偶然遇到风，水面荡漾形成波纹，汹涌激荡成为波浪，或令人喜爱，或令人惊异，虽然景象各不相同，却只是一时所见，并不是它赖以长久的根本。它所以能够长久，是因为有根本。栾氏、却氏、胥氏、原氏、狐氏、续氏、庆氏、伯氏，都是晋国的卿大夫之家；然而那不过是晋国还在争竞时的盛况罢了，后来降为奴隶，大概就是因为本来没有根基，却突然奋起求取富贵，而仁义礼乐又不足以维持，所以他们的子孙衰落，本来就是应当的。那么，梁氏能够长久兴盛的原因，他们所奉行的道理就可知了。梁氏如今居住在柳溪，自心易先生开始，先生大概是古代君子一类的人物，只是我没有来得及见到他；但我见过畦乐先生，他文章清雅，品行美善，凭古诗闻名当时。我又曾跟随用之先生在翰林任职，他的文章和品行尤其受到士大夫、君子的推重。本之先生大概不比他的兄长逊色，而叔车诸兄弟又都勤奋好学，专心作文，循序谨慎地遵守礼法；若要评论世代显贵大家族中贤能的子孙，没有谁能排在他们前面。他们继承先人的福泽，发扬美德，维持梁氏家业，难道不是已经很兴盛了吗？假使梁氏其他子孙也都勤勉修身而不忘本，那么他们悠久而盛大的家业，即使延续到百代，也是可以的。族谱是用来记载本源、阐明世系，使后人知道自己的来历并善于继承先业的。我和梁氏世代有姻亲关系，那么对于梁氏的后人，我又怎能不说几句话呢？所以写下这篇序来告诉他们。

译《送郑御史序》御史在众多官职中，其职权重要而重大，这是可以知道的。他们承担天子的耳目之任，凡是民情隐秘而遥远之处、贤才被埋没之处、政务阻塞之处、奸邪隐藏之处，御史都可以上奏说明，使皇上的恩德和威严普遍施行，纲纪严明而振作，治国之道也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内外各部门的办事官员，以及豪强百姓、狡黠胥吏，行为有违背正道的，往往都畏惧御史。唯有安守常分的君子，郁结而不能振作，以及百姓有忧患却不能自行申诉的，才仰望御史。因而豪杰之士想有所建树的，大多乐意担任御史，认为这样可以施行自己的志向而不受他人阻挠。上面所倚重任用的是御史，众人所爱戴又畏惧的也是御史。等到御史所到之处，百姓没有被堵塞的冤情，士人没有被压抑的志向，老奸巨猾的弊害消退摧毁而不留余地，像这样，确实足以令人痛快。然而，民间隐情应当察知，人才的困滞应当通达；如果还有人加以阻塞蒙蔽，更何况奸弊深藏，虚妄欺骗积累已久呢？只有明察的人才能看见深处的隐情，如深渊澄澈、明镜照物，万物的美丑都不能遮蔽。但要获得这种明察，只是除去利欲造成的昏暗罢了。眼光明察足以看见了，可是有时被私心习染，有时被偏爱牵制，就不足以实行公正。不被私心习染，不被偏爱牵制，固然可以实行公正；可是如果观望退缩，模棱两可，姑息容忍，又哪里足以成就事情呢？所以，只有明察、公正、刚强果断，才可以履行御史的职责。否则，只是借御史的职位来显示威势、震慑炫耀于人，却说“我承担着天子耳目的重任”，难道不是背离职责吗？我又看到了御史一职的难处。永嘉人郑道宁原为国子生，历任刑部属官，以能干闻名，是他乡里显贵、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黄先生特别喜爱的人。如今授官为广东道监察御史，任职南京道；道宁大概就是所谓愿意施展志向的豪杰之士吧。他将要出发时，中书舍人胡宗蕴等人以及本县大夫郑璘，都因为和道宁有深厚的乡里情谊，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的才能不足以适用，但既然看到御史一职如此难做，所以和他们一起谈论这些，也想勉励他的志向，使他达到远大的境界。道宁不会认为这些话迂腐吧？《送刘佥事复职序》宣德元年三月，河南按察佥事刘士皆再次考核政绩后到京师，吏部认为他的政绩符合要求，便向皇上说明，请他恢复原职。士皆是我的同乡，也是我从前主持礼部贡士考试时录取的人。所以他要离开时，我们县在京师的士人相继来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说，士皆的学问足以明白事理，才能足以成就事业，既然已经能够胜任自己的职务，又何必等待赠言呢？所谓赠言，是指有所增加补益；言语如果没有益处，就不是厚待士皆的办法。君子做官是为了施行道义，施行道义的人的内心，只怕善行不能惠及他人，只怕有人不能得到应有的位置；并不是为了用奖劝和惩罚来使人增加或减少什么。然而世上的治理者一定要说这是奖惩，是因为这是他们治理世事的做法，而君子并不计较这些，大概只是说尽到自己的道义罢了。即使有一个普通男子或妇女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也好像已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这是伊尹的志向。君子也不过如此罢了。以养育百姓为职责的，是郡县官吏；考察官吏贤能与否，以及百姓的安乐和忧患，是按察司的职责。河南的百姓很多，作为他们长官的，难道只是一两个吗？根据百姓的安乐和忧患来考察官吏是否贤能，就可以知道了。士皆难道不也应当深入观察、秘密考察这些情况吗？假使各个郡县都能得到一名良吏，用无私的心施行没有害处的政令，以勤勉治理，以诚信坚持，即使事务极其繁重复杂，百姓也一定有人能受到他的恩泽。南阳、中牟，都是河南所属的地方。今天的人难道不如古人吗？其他地方所产生的人才，难道又不如南阳、中牟吗？只是没有贤能的官吏罢了；如果确实有贤吏，百姓怎么会有不能得到适当安置的呢？但是，审察官吏并勤加奖勉，这是士皆和同列君子应当用心的事。士皆如今因为政绩考核最优而受到有关部门称许，这是为了奖劝贤能。然而士皆难道不是把施行道义作为自己的志向吗？既然以施行道义为志向，那么百姓有不能得到适当安置的，士皆难道能不在内心感到惭愧吗？百姓的性命悬系于官吏，而考察官吏是否贤能又系于按察官；如果官吏不贤，却放纵地凌驾于百姓之上，君子将责怪按察官放任不管，能不谨慎吗？唉！士皆还应当更加努力才是。不要因为仕途有成便懈怠，这是我对士皆的期望。于是写下这些话赠给他上路。《赠凌君诗序》凌君贤，字彦能，起初凭文学才能担任教官，后来因推荐选拔，出任湖广武冈、河南郑州知州，随后进入应天府任通判，都很有声名。后来因牵连获罪而罢官，居住在均州。当他任通判时，仁宗皇帝还是太子，向来了解他；他的儿子晏如也凭才能得到知遇。仁宗即位后，晏如由吏科给事中升为都给事中，每天侍奉在皇帝左右。当时皇帝正在整顿激励在职官员，以兴办功业，命群臣中任职者都领取诰敕，可以封赠他们的亲属。皇上嘉奖晏如，又想到彦能，特命他穿戴冠带入朝，并以儿子的爵位来荣耀他。如今皇帝继承大统，于是赐给他敕命，让他回乡养老。彦能父子感念两位圣主恩德无穷，一同到宫阙前叩头谢恩。后来将要回湖州，当时士大夫既羡慕他的荣宠，又喜爱他儿子的贤能，都作诗为他送行，请我作序。我说，仁宗皇帝天性圣明，喜爱贤才，容纳众人，所以自即位以来，凡是曾经任用过的人，无论远近、显达或隐晦不同，都得到褒奖和记录。圣人的仁德如同上天，大概就是所谓使万物各得其所而不遗漏；如今又承接当今皇帝的圣明，善于继承、善于述行，因此像彦能这样的人，确实可以说是荣幸之至了。然而诰敕最初颁发时，仁宗皇帝曾对词臣说：“群臣中凡是贤能的人，都根本上得力于父母的教诲，所以推恩及于他们的父母，不只是为了劝勉忠诚，也是为了勉励做子女的和做父母的。”唉！他用来教化激励天下的心意，真是深远极了。那么，受到这种荣耀的人，难道不应当用实际行动报答万分之一吗？如今彦能回去了，他的爵位尊崇，衣冠盛美，所赐敕命华贵，光彩如银河回旋、日月照耀，足以辉映乡邑。乡邑之人一定会生出敬意和仰慕，都以彦能作为愿望父母荣耀的榜样，以晏如作为愿望子弟成才的榜样，无不勉励自己成为忠孝之人，希望在当时立身处世。而彦能父子能够从容安适、愉悦自得，歌咏圣德以传于万世；同时又能早起晚睡，尽心竭力修治自己的职分，这样将不会愧对古人了。所以写下这篇序。

译《送周教谕诗序》吉水沂田周氏凭做官和求学闻名于世已经很久了。我在京师任官二十年，所见到的沂田周氏子弟有十多人，都是显著而值得敬重的人。今年参加教官选任的又有两人，功载是其中之一。功载的兄长功叙任翰林编修，和我同住在澄清坊，距离很近，所以功载也屈尊来拜访我。我见功载循规有礼，文雅整饬，遵守礼法而不放纵自己，内心特别敬重他。如今他要前往武陵任教谕，我知道他将成为贤能的教师。县学的设置，是为了聚集县中子弟里的俊秀者加以教育。所谓俊秀，就是聪敏而有才华的人。聪敏有才而不加以检束，就会流于轻薄浮躁而没有实际，所以应当让守礼的人担任他们的老师。早晚和他们一起讲习圣人之道，使他们的视听言动都一定遵循礼法；长期循序学习，就能养成仁德，足以为世所用。我知道功载将成为贤师，原因就在这里。然而我见过的教官很多，从前有一个人，年纪很轻，志气很锐利，看起来很可以进于道；可是到了偏远的乡县，没有先生长者磨砺他，郡守县令又常常宽容他，于是他狂妄放纵，学业没有进步，品行却更加悖逆。轻浮的子弟受到狂悖教师的熏陶，恐怕就会越流越远了。这样一来，对于把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作为治理天下根本的人来说，难道不是要失望吗？所以我又希望功载长久坚持而不改变。武陵是常德的属县，大概是水陆交通要冲，百姓依靠鱼米之利生活，风俗也颇为淳朴，接近古代；但有一件事不如古人，就是婚嫁错过时节。过去我的朋友郑宗显主管县里的事务，曾经审察并训诫这种风俗，风俗稍有改变；如今已经离开很久了，怎么知道当地没有仍然习惯旧俗呢？学校是用来阐明人伦的，夫妇关系是人伦的首要、教化的根源，难道不是教官的职责吗？所以我举这些话告诉功载，凡是类似这样的事情，都是他应当尽心办理的。士大夫为功载送行都作了诗，我因而写下这些话作为序。《赠郑郎中序》郑君文实任文选郎中时，有开通敏捷的才能，有恭敬谨慎的品行，声名显著于当时。郑氏世代居住在南城，向来以行善、重视乡邑著称，文实之所以比别人贤能，大概是继承了家风的缘故。因此他起初从司务做起，升任考功副郎，已经有了声名；等到主管选官事务，名声更加显著。今年考核期满，政绩列为最优，恢复任职后，他的同僚章尚文等人请求我作文赠给他，其中包含赞美成绩并勉励他继续进步的意思。我说，同僚之间的情谊缺失已经很久了。平时没有事情时，表面上欢然相爱，但嫉妒的心意，大概不能没有；能够互相褒扬、劝勉、切磋，并立志于远大事业的人很少。如今诸位君子情谊深厚到这种地步，那么我虽然不聪敏，难道能吝惜自己浅薄的言辞，不把它作为赠文给文实吗？何况我向来深厚地敬重文实呢？治理天下，必定要任用天下的人才；认识人才明智，任用人才得当，天下就能治理好。然而自古以来，做君主的对于识人、任官，都不亲自一一办理，只是任用有关的人罢了。大禹曾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能任用别人就是善于任官。”善于任官就有安定百姓的恩惠，即使驩兜一类的人也不足以危害政事；由此可知，识人和任官确实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如今的选官机构，实际承担的就是这个职责。文实接受这项任命已经多年，他声名显著，都是凭借伟大的才能和品行取得的。文实难道不是远远胜过常人吗？不过我听说，君子修养自己，就像登山一样，努力上进而不停步，地位越高，人们就越仰望他。但仕途有成便懈怠的人也是有的。凭文实的才能和品行，如果根据已经取得的成效继续进取而不自我懈怠、不停步，岂不是还要登上嶂山那样的高处，而人们对他的仰望更加难以达到吗？晋人说郎官的选任极其清美，号称大臣的副贰；这只是从名望地位来说的。才能品行不断提高，名望地位自然也会随之提高。文实要努力，这是同僚们的愿望。《袁添禄挽诗序》宣德元年二月，我的朋友吏部考功主事袁添禄生病不能上朝，平素与他友善的人都往来探问，替他求医用药。等到他去世，又一同奔走前往哭吊，并且料理他的丧事，让他的侄子【缺】护送灵柩回衡山安葬。随后又作诗填词来哀悼挽念他。考功郎中章尚文将诗词汇集编次成册，请我作序。我回忆自己和诸位同年一同考中永乐二年进士，进入翰林任庶吉士。太宗皇帝振兴道德、崇尚文教，选取二十八人，让他们阅读内府秘书，以明白道德的要旨，成就文章的盛况，并且用来教化激励天下人。袁君就在其中，敦厚正直，勤学不厌；他所作文章一定取法古昔，不肯苟且与众人相同。当时二十八个人居处相同，志趣意向大概也没有不同。后来，有的列身翰林，有的升任郎署，于是出任藩宪属官，辅佐王国；又有的因年老生病而归乡。先前彼此磨砺切磋、殷勤亲密、怡然相乐的情谊，已经有了再也无法重得的叹息。何况其中还有早已沦落而令人悲哀的呢？如今留在京师的，幸好还有左右春坊大学士曾子启、王时彦，谕德周崇述，王府长史周孟简、周恂如，以及尚文和我，共八个人，早晚有时可以在朝廷相见，能够从容叙说旧事。然而大家都被职务牵累，不能像从前那样聚在一起。唉！谁知道袁君又抛下我离去了！想到往昔，我们六七个人怎能不深深叹息、痛切哀悼呢？袁君在二十八人中最晚显达，人人都把他比作大器，认为他或许会达到很远的境界。仁宗下诏求贤时，袁君首先被推荐，人人都认为他将迅速得到重用，却竟然止步于此，难道不是他的不幸吗？而这难道不也是他的命运吗？不过，古代没有显达而去世的人何其多；然而有善行而被人珍惜的，也很少。像袁君活着时，人人都认为他是君子；到他去世后，人们哀伤惋惜而不能停止，与终身默默无闻的人以及猥琐卑下却长久活着的人相比，相差多么远啊！从这些诗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作这篇序，使他的事迹流传下去。

译《送萧郎中考绩诗序》当初，伯辰任深州知州时，太宗文皇帝巡视临幸北京，我当时以扈从身份在那里。伯辰曾因职务来朝，得以在他的姻亲退庵金先生那里相见；他一向庄重周密，正是所谓太守的样子。深州百姓又常常称道伯辰为政平易，有体恤百姓之心。我很喜爱他，所以伯辰以饶阳八景请我题写时，我都作诗相赠，作为后来分别的纪念。伯辰治理州政有成，有关部门考核他的政绩，于是升任礼部精膳郎中，而我却因父母丧事离职，不知道这件事。今年伯辰因考核政绩赴行在，又住在金先生家，距离我家很近，但我因办理职务事务繁忙，没有时间去见他。伯辰与我分别十年后再次到来，彼此相距不过咫尺，却不能偶然相遇来互相慰藉、叙说深情，更何况相隔千万里之远呢！人生聚散相逢不能预定，就是这样可叹。当初我和伯辰相见时，伯辰的头发虽然已经花白，但意气充沛，完全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人。如今离别已久，料想他的头发更加斑白了；但他熟悉民政，老于世故，内心却仍然这样壮盛。如今在朝廷任大夫，若把他的才干施展于功名事业，他的成就哪里能够估量呢？古人之所以谋求任用老成之士，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伯辰将要回去，金先生的儿子奉父亲之命嘱托我求取赠言。我说，伯辰年长于我，他的才识大概不是我所能比的，我将用什么来增益伯辰呢？不过，君子做官，是为了施行道义。只要一天没有离开职位，就一定会思考怎样尽到职责；尽到职责，就一定会尽到自己的道义；能够尽到道义，那么将来进至公卿大臣的职位，并不困难。我对伯辰有所期望，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擅长作诗的人，再作诗来将这些话联系起来。《槐云书舍诗序》《槐云书舍诗》若干首，是士大夫为新喻人王立魁所作的。立魁的祖父云高，年过七十，德行深厚却不显耀，乡里人都称他为长者。他见立魁聪敏好学，便说：“这孩子大概是能够立身成才的人吗？”所以取王晋公的故事来命名他的读书处，使他努力学习。泗水县丞陈仲器是王立魁的同乡，和我有同年之谊，又和王氏往来，想勉励立魁向善，以完成他祖父的志愿。今年他来到京师，请诸公作诗，又请我作序。士人求学，大概一定要有收藏修习之处、安闲休息的居所，使身心得以安宁、志趣得到快乐，然后才能全力求学而不厌倦，这正是书舍应当具备的。圣人之道，记载在书中，从修身正家直到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无论大小、精粗，没有不完备的。读书之后能够有所知，所知又能落实于自身，表现于行事而无不合善道，那么君子之道就获得了。这就是人之所以因学习而尊贵。王晋公的事迹伟大，大概可以说是仁德的表现。假如他的内心不违背仁德，行为合乎天下的公道，那么自身虽然没有达到显达荣贵，子孙却在后来享受福禄，这就是上天的报答。云高这样命名他的书舍，难道只是喜爱王晋公的事迹而特意表彰它吗？还是想让立魁努力达到王晋公那样的境界呢？如果只是喜爱其事迹而特意表彰它，那么王氏本来就是伟大的家族；如果是想让立魁努力达到那种境界，也有其中的道理。槐树本身并不是德行，而是苏子所说的“德的征兆”。大概只有一个人的德行积累在自身，施及他人，又传给子孙，所以草木中聚集和气的，也都郁郁葱葱地生长，而君子便从这里观察德行。如果认为魏公的兴盛特别只是由于槐树，那么在邰地种树的人都可以成为后稷，在阙里种植柏树的人都足以继承圣人了，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我对立魁的愿望是：读书来穷究事理、修养德行并推及他人，那么今天看待槐云书舍，就和过去所谓的三槐堂相同了。我还没有认识立魁，只因陈君的请求而为这些诗作序，并且说明我的愿望。《兴国刘氏族谱序》《兴国刘氏族谱》是刘氏后裔敬夫修订的。刘氏居住在兴国东门，是当地的大家族；他们的先人据说是彭城人，遭遇兵乱火灾，失去了族谱，至于迁徙的原因，就不详细知道了。敬夫担心世系从此不明，子孙不能知道自己的来历，于是从五世祖以下，把能够知道的记录为谱图，想把它传给后代。谱图完成后，请我作序。我说，族谱是用来记载祖先的出处，排列世代次序，区分亲疏关系，使子孙知道本源，端正伦理，增厚恩谊，不至于像秦国人和越国人那样彼此视若路人。然而，知道出处却加以疏略，是不可以的；不知道出处却强行攀附，也是不可以的。宋代眉山苏氏，实际出自眉州刺史苏味道；世代久远而失去传承，老泉先生便从高祖、曾祖以下断定记载为谱，不敢强行攀附以扰乱宗族，这正是尊祖敬宗之道所应当如此。敬夫的族谱，和这件事是相合的。我听说敬夫的尊父原福君，在元朝末年战乱时，倡导义举，组织城防队伍，能够捍卫城池使其完整；有关部门认为乡民多有在外响应敌军的，准备依法处置，原福君极力营救，保全性命的人很多。后来熊天瑞镇守赣州，任命原福君为总辖；当时兵戈不断、饥荒严重，百姓困苦无处申诉，原福君又救活了不计其数的濒临死亡者。大概原福君开朗爽直、慈爱善良，喜爱诗书而努力实行仁义，所以所作所为能够这样，这正是他的后代能够兴盛的原因吧？敬夫因为原福君的缘故得以做官，如今任德州卫管军百户；他的开朗爽直、慈爱善良、喜爱诗书、努力行仁义，也和原福君相同，而他侍奉上级的忠诚、仰慕亲人的孝心，更有值得称道之处，所以当时的宿将和显贵都知道敬重敬夫。看原福君父子品行如此，他们的后代怎么能不昌盛呢？假使作为他们的子孙，又能把父子二人作为榜样，每天笃实修行而不忘本，那么这部族谱传到百代，也会有光彩。敬夫曾经受教于我祖父，对这份情谊感念不忘，所以也厚爱我；我于是为它作序，用来劝勉他的后人。

译《送戴教谕序》我们县的戴彪，字文蔚，从桃源训导任上考核政绩后到京师，得到保昌教谕的职位，将要出发，请我赠言。我说，保昌是南雄所属的县，地处庾岭之下，是南北交通要冲，舟车往来的地方。达官贵人经过这里，车马仪仗前后相望。从知州县令以下的官员，奔走迎送，没有空闲的日子。如果有做得不到的，小则受到挫折压抑，严重的还会被寻找过错而加以责罚。教官的事务如此繁重劳苦，而教官所教、学生所学，都必须安静来安定身心，然后才能全力用功。董仲舒放下帷幕读书，竟然三年没有窥视园子，所以能够通晓天人之奥秘，学说建立于天下；后世由此便可以知道其中的原因。如今您担任教官，如果忙碌奔波在车尘马足之中，用迎合取悦别人来求得认可，就是废弃职责；如果埋头钻研圣经贤传，只为满足自己，又会成为违逆他人的人。这两者之间，我不知道您将怎样选择。然而我曾听孔子说：“君子容易共事，却难以取悦。用不合道义的方式取悦他，他不会高兴。那些奔走迎送、曲意承顺来讨人喜欢的做法，都不是合乎道义的。如果对方是君子，难道会把这些当作自己的罪过吗？”君子不喜欢不合道义的事，而我们却一定要用君子所不喜欢的方式来取悦他，这是没有用君子之道对待君子，怎么可以呢？所以我对文蔚有一些劝告。凡是主管教化事务的官员来到我们县，我去拜访他，是礼数；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不去。每天早晚坐在讲堂上，用圣贤之道教导诸生；所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一定要使他们修养于自身，并在言语行为的实际表现中体现出来。这样我的职责就尽到了，也可以不辜负朝廷兴办教育的本意。那些君子听到这些，正会乐于看到我这样做，哪里会希望用不合道义的方式取悦他们呢？不从事这些正务，却致力于用不合道义的方式讨好别人，即使被取悦的人很多，君子也会为此感到惭愧。文蔚一定要慎重选择啊！所以写下这些话赠给他上路。《送李知县序》泰和人李桓圭起初任蒲县典史，在汾晋一带以能干闻名。他的县令陈善住认为他屈居末位，便上奏章推荐他。吏部考他的文章，写了成百上千字，人人都说应当列入优等选拔。恰逢有人挑出他的细小过失，于是吏部回复不予录用，他只得回到蒲县。在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他更加闭门读书作文，志向不能实现便不停止。洪熙元年，诏令寻求可以担任太守县令的贤才，于是陈善住又以桓圭应诏。吏部也一向了解此人，考试列入高等，升任南阳知县。在此以前，桓圭的弟弟信圭由乡县考察推荐，赴吏部考试，他凭文章获得清河令。一年之内，兄弟二人都担任县令，并且都以淳厚谨慎受到称赞。县里的士大夫都为此高兴。李氏世代居住在南冈里，凭财产成为一乡的富强之家。他的曾祖英叔曾任柏兴路同知，祖父如春也曾任南安推官。此后六七十年，桓圭兄弟才一同在当世做官，他们家族的恩泽大概仍有留存而没有消失。我和桓圭从弱冠时就相识。桓圭当时跟随谢子方先生学习，想考取进士；后来被选为教官，得到典史一职，而我已经在京师做官，所以桓圭往来时常常经过我这里。如今他要前往南阳，求我写话作为告别，我怎能不说呢？从前仁宗皇帝下诏推荐太守县令，特别认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太守县令是养育百姓的人，所以恳切地寻求这样的人才。大概是希望百姓都能安居田亩，衣食充足，生有所乐，死有所安，一切愿望都能实现。桓圭已经在县任上得到考验，对于安定养育百姓的道理，大概已经很熟悉了。如今独自主管一县事务，完全可以施行自己的志向，千万不要辜负朝廷寻求这类人才的本意。做县令，以至诚恻隐为根本，所以说，安静持重的官吏，诚恳朴实而不华饰，一日看似没有多少成效，按一年计算却很有余裕。那些轻薄浮躁、巧言善辩，奔走炫耀来显示才能，矫揉激烈来树立名声的人，都不是专心于治理的人。桓圭要勉励自己。唐代岑伯华任金坛县令，弟弟仲翔任长洲县令，仲休任溧水县令，都有治理成绩，人们直到今天还称道他们。我又是南阳、清河的知交。南阳太守陈侯正伦，是我的同郡人，清正谨慎的君子。桓圭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还应当拿我的话去向他求证。《休乐轩诗序》《休乐轩诗》若干首，是士大夫为江胜克恭所作的。克恭任监察御史，长久以来以端庄厚重、清正谨慎著称。前年出任交阯巡按，离京师万里之外。他自我约束仍和往常一样；恰逢同事御史与彭进士发生言语冲突，便因这件事上奏弹劾，强迫克恭在奏牍上联署，事情有不实之处，于是连累克恭一起被罢官。众人都说克恭应当把事情始末写成奏本为自己申辩，不应含垢忍受压抑。克恭说：“我遇到这样的事，大概是命运，尚且有什么可辩解的？况且怎么知道我的休闲退居不会快乐呢？”这就是轩名的由来，也是诗作产生的原因。唉！世上奔走于祸福道路、沉溺于得失之间的人，不止一个。正当他得到时，愤懑自得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却又战战兢兢害怕失去；等到失去时，就忧伤得像不能活下去一样。他们哪里知道什么叫命运呢？所谓命运，就是不是由自己造成却到来的事情。既然不是自己造成却到来了，那就接受它罢了，君子何必在心中计较呢？克恭谨慎于言行，不足以招致祸患，然而最终还是被牵连到这种地步，这就是所谓命运。而克恭能够安然接受，若说他不是君子，难道可以吗？君子的忧喜不系于外物，仰视上天不感到惭愧，俯视自身不感到羞怍，这样就够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快乐的，何况闲居退处的舒适呢？所以我为他的诗作序，并说明其中的道理，使人知道克恭不是其他那些猥琐鄙陋的人所能相比的。不过，克恭的品行已经显著，是士君子所看重的，也是治理政事的人所急需的。我担心他不能长久地享受这种快乐了。

译《赠刘教谕诗序》吉水人刘昭，字子辉，起初任通城训导，任满九年考核政绩后，赴吏部，得到清河教谕的职位。子辉留在北京将近半年，因为和我是同郡人，便多次往来，彼此友好。我初次见到他的容貌，觉得他气质温和清雅，心里已经喜爱他；等听到他说话，谈到道理以及施教的方法、造就人才的成效，件件都井然有法度，我更加欣喜，便和他更加深厚地交往。治理天下，以学校培养人才为根本；凡是在学校学习的人，未必都不可教，只是担心没有贤能的人做老师罢了。有贤能的人做老师，学生哪有不能成才的呢？如今天下学校很多，其中有人显达，都是教诲勤恳、感化深切的结果；不成才的那些人，本来都默默无闻，难道是他们的性情天生如此吗？大概是没有人启发他们，所以他们的耳目才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谈论治理之道的君子，从来没有不重视学校的，尤其重视得到贤师。清河是淮安所属的县，是南北交通要冲，往来两京的士大夫都经过这里；当地人质朴厚重，没有淫靡的习气。质朴厚重的人经常看见大夫君子的风采习尚，自然会内心有所感受，因此教化容易深入。如今子辉前往治理那里，把自己一向所教的道理施行于当地，大概是当地人的幸运，难道不也是子辉的快乐吗？我知道当地成才而显达的人，应当会接连出现。不过，一个方圆百里的县，施行政令的是县令，而学校是县令政务的首要事项；所以修缮充实校舍，治理好学生的廪食，免除他们的差役，用礼数加以奖勉，这是县令的职责。然而只有贤能的县令能够知道这些，不贤的人必定依仗权势，对学校不加侮辱也会轻慢它。学校不能兴盛，县令大概也有罪过。清河县令李侯是我的朋友，通晓经学而且有文才，大概能够用心于学校，不是其他县令可比。如今他和子辉既是同郡，又志同道合，一定会宾主相得，使子辉充分施展教化；当地人成才，大概就更容易了。我也因此感到高兴。子辉将要出发，中书舍人胡防、海澄以及一向与他友善的人作诗为他送行，我为这些诗作序。《赠义民胡有初诗序》前年甲寅年，江西发生旱灾；乙卯年，又遇到大饥荒。京畿地区、荆湘一带尤其严重。江西百姓想买粮却无处可买，中等人家以下都战战兢兢，不能自保。奸民甚至拿起武器作恶，而吉水靠近灾区，当地人虽然守礼义，没有附和他们起事，却也承受不住饥饿。官府粮仓已经空竭，地方长官深深忧虑。燕山人胡有初，世代以笃厚重义、重视乡邑著称，他对儿子说：“我看人们到了这种地步，自己吃的东西怎么能咽得下去？”于是立即发出所储藏的粮食一千五百石赈济百姓，不要求偿还。于是县中有余粮积蓄的人家，也陆续拿出来帮助县官，贫民才开始免于死亡和迁徙。有关部门赞美他的义举，把这件事报告皇上；皇上认为好，下敕令褒奖，赐给他“义民”的称号，免除他家的赋役。礼部把这件事下发到各地，使大家都知道有初的义举和皇上的德意。唉，有初也算荣耀显达了！今年他进京拜谢，将要回去；他的亲友中在朝廷做官的，都作诗为他送行，请我作序。我说，成周时代，大司徒用六种品行教导万民，其中说到“恤”，就是救济贫困的意思。又有遗人掌管各县、都邑的积蓄，用来等待荒年；教导有方法，养育有准备，像这样，所以风俗淳厚美好，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从未听说有人因饥饿而流离失所。到了秦代，完全抛弃先王的法度，一切用功利来引导人，功利的习气盛行，亲属之间的恩情淡薄，何况乡党州闾之间，哪里还有互相救济、互相体恤的道义呢？从那以后，救灾恤民虽未曾不加以重视，但距离成周时代已经很远了。我太祖皇帝的圣德如同上天，爱民如同爱子，恳切地用善道教导百姓，在各个县邑都储积粮食来等待饥荒；这样的良法美意，成周的圣人也不过如此。年代久了，弊病滋生，任职的官吏也漫不经心，不加省察；从前储积的粮食徒然被用来资助无赖之徒，暗中欺骗、公开夺取，荡然无存，大概各地都是这样。一遇到灾荒，贫民没有可以仰赖救济的东西，狼狈不堪的很多，这是乡邑的大患。幸好圣人的教化足以改善人心，所以有初能够用义举救济百姓，有同样心意的人又跟着响应，百姓才免于灾难。有初的善行在人们中间产生的影响，从大到小都可以知道了；因此表彰他、歌咏他，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不过，水旱灾害是前代就有的，如今幸而已经得到救济。应当依照朝廷教导百姓、养育百姓的办法努力，使教导百姓的道理更加深厚，使养育百姓的储备重新完备；这才是贤能官吏深远长久的谋划。所以我在为这些诗作序时恳切地说出这些话，希望读者也能体察我的心意。《赠邢克敬序》荣阳人邢恭，字克敬，担任中书舍人已经三年了，以称职闻名，皇上赐给他敕命，追赠他的父亲为中书舍人，母亲为孺人。克敬想到双亲已经不能等到这份荣耀，便援引成例请假回乡，在墓前焚烧黄纸告祭。皇上又赐给他钞币，遣他回去。他的朋友翰林检讨陈纪等人请求我作文赠行。克敬长久任职翰林，端庄厚重、勤劳谨慎，又因孝顺而受到诸公称赞，诸公都喜爱并敬重他。闲居聚会时，谈论哪些人的才能品行可以为世所用，未曾不注意到克敬。等他担任中书舍人，果然能够胜任这个职位。诸公又说，克敬不只是适合这个职位，即使让他担任其他职务，也没有不能胜任的。他为人如此，那么今天大家请求赠言，我怎么能拒绝呢？我曾听说，仁宗皇帝赐给群臣诰敕，并使荣耀及于他们的亲属，是为了劝勉孝道。然而难道只是为了他们的亲属吗？忠诚，是孝道的推广。能够孝敬父母，就一定能忠于君主。孔子把孝看作德行的根本，曾子把任官时不敬业、事奉君主时不忠诚看作不孝。那么，劝勉孝道也就是劝勉忠诚。忠孝的德性本来具备于人的内心，又何必等待劝勉呢？然而一定要把这件事作为劝勉，是为了激励人心、维持世道，是达到治理目的的当然办法。克敬能够孝敬父母，又更加受到劝勉，那么他用来效忠的行为，应当达到何等高的程度啊！如今他回到乡里，父老兄弟子弟看见克敬能够显扬父母，没有不更加敬重他的。克敬难道可以不更加努力吗？孝的推行并不只是为了忠。用孝来侍奉尊长，就会恭顺；对待姻亲宗族，就会敦厚；对待乡里朋友，就会和睦；抚恤卑贱之人，就会慈爱。凡是一言一行，都一定竭尽其道，只怕稍有不慎而给父母带来耻辱，这样以后才算成就了孝的德行。如今人们能够修治自己的职事、使父母荣耀的很多，但在这些方面有所欠缺的也不少。君子对此不能不感到遗憾。我希望克敬成就他的德行，以符合诸位公卿爱护、看重他的心意；他日后显扬父母，必定不只达到今天这个程度。因此写下这篇序赠给他。

译赠给尚宝卿张君的序 太宗皇帝在位第五年，东莱人张君信因为剖肝治愈母亲疾病的事情被上报朝廷。皇上嘉奖他的孝行，征召他为尚宝司丞。我当时也忝居翰林官职，朝廷有所制作时，每天在奉天门用宝玺加以印识。我与张君共事两年，张君侍奉职守勤勉敏捷，从早到晚一点也不懈怠，随身带着《四书》《小学》，有人替班便退下，坐在门的左边。皇上拿出书来同他讲论，他一定探究其中道理的所以然，不通晓就不满足。稍有空闲，便坐在官署里学习赵松雪的书法，想着一定要达到精妙之处才停止。我曾对张君的哥哥说，他凭武略取得官职，却独独喜爱文学；他所教导的家中子弟，别人不能比，因此兄弟之间十分敬爱。等到他在东宫侍奉仁宗皇帝，又与我共同出入两年，他的谦和恭敬谨慎比起当初更加深厚。由此我敬爱张君，大概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只看外表。后来我来到北京，张君留在南京，更加勤勉于职守，于是升为少卿。洪熙改元，又升为卿。然而我与张君聚散无常，不能像从前那样亲近，但心中未曾彼此疏远。偶尔相遇，便一起谈说旧事，谈笑如同平日。他对于感念皇上恩德、修治臣子职分，总是勤勉不懈；至于别人的是非善恶，却好像全无所闻所知。张君可以说是质朴厚重的君子了。今年张君任卿又满九年，按理应当得到升迁的皇命，加授正四品俸禄，使他恢复原职。难道朝廷没有一个官职可以安置张君吗？大概是深切顾念旧臣，不忍让他离开身边罢了。唐虞时代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便升降官员，这是通常的制度。然而只要能够胜任职务，也没有见过因此改任的。汉代则增加俸秩、赏赐黄金，使其长期任职，甚至把官职作为姓氏，这些都是盛世的美事。如今张君承受这样的恩命，难道不是幸运吗？张君既然恢复职务，心里一定十分高兴，与别人因不能得到任用而忧愁不同。大理少卿韩君翼以及平日与他交好的人，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我想到与张君相交三十年，彼此了解最深，所以写成这样，使人知道张君并非徒然如此。《抑庵文后集》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十九，明王直撰序 赠吴御史致仕诗序 吴君名预，字和中，是南昌进贤人。他起初任建德县令时，心存诚信恭敬，行为端正，所以祭祀神灵神灵便有所感应，治理百姓百姓便服从。其子吴晟任监察御史，有贤能的名声。任满三年，朝廷举行封赠的典礼，可以按照他所任的官职封赠他的父亲；和中恰好因考核政绩来到京师，拜见皇上时表示愿意辞去官职回乡接受封赠，皇上答应了他。于是和中得以被封为监察御史，退休回到乡里。父子二人一同在宫阙下拜受恩命，朝廷大臣中知道此事的，无不认为荣耀。君臣、父子，是人伦的大道。君臣希望彼此相知相得，父子希望相互成就，这是人情的极致。因此君主得到贤臣，便能成就功业；臣子得到明主，便能推行自己的道；做父亲的能够成就儿子，做儿子的也能够成就父亲，难道不是上下都荣耀吗？然而有人辛劳求取却不能得到，困于事务却无人知晓，徒然教导却看不见成效，徒然勤劳却始终没有得到报答，这既是人事不齐，也难道不是时运如此吗？我国朝廷任用天下人才来振兴天下的治理，只要能够胜任职务，就褒奖宠遇其本人，使其父母显耀。君臣相得、父子相成，厚合于人伦，也符合人情；上下相交而共同成就功业，这正是现在的时代。和中有这样的儿子，能够恭敬谨慎地遵守法度，在当时振作奋发，既没有辜负君主，也没有辱没父亲，因此获得封赠官秩的荣耀，享受太平安宁的福分，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庆幸、最大的幸运了。然而我虽然为此高兴，也替建德感到可惜。我听说和中在建德时，勤勤恳恳以养育百姓为要务，一定要使田野得到开垦，学校得到兴办，使豪强不能肆意横行，使柔弱善良的人能够自立；顺从百姓所喜爱的，去除百姓所厌恶的，确实有父母对待子女的仁爱之道。一个县的百姓都像对待父母一样爱戴他，如今他虽然登上显贵的地位，自己得以在闲适安逸中颐养，使全县百姓失去依靠和归向，难道不可惜吗？即便如此，道只要能够惠及别人，不一定非要由本人亲自施行；把它传给儿子，再施行于天下，在严肃如风霜的环境中蕴含着温厚的生发之意，那么它所惠及的难道只会是一个县吗？百姓所受的恩惠就更多了。凡是为此高兴的人，都作诗赠送他离去，并请求我写序，于是写下我的心意如此，作为序。送周县丞赴东莞序 宣宗皇帝在位第二年，诏告天下：果真有文学、才干、品行卓然出众，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就推荐并任用他们。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历代圣君教养熏陶已久，声教、礼乐、典章制度逐渐深入民间，难道没有一代罕见的贤才，出类拔萃，足以振兴圣道、达到治理的吗？所以才这样广泛求取。过了很久，吉水县县令推荐周君式应诏。周式字崇式，是该县桑园里人。世代以诗礼著称于乡里，同族兄长崇述、孟简都考中进士，成为显官。崇式兄弟互相师法，努力钻研学问，在德行和事业上的进步，乡里很少有人能比。到了京师，皇上命诸位大臣在朝廷上共同考试，都认为他应当列入这次选拔。命他到礼部参加考试，一年后又因勤勉谨慎而著名，于是得到东莞县丞的职位离京赴任。有人说：自汉代以来，求贤的科目大概很多了，却没有像这次这样重要的。如今只是得到辅佐一县的职位，岂不是不合他的志愿吗？我说：方圆百里的百姓，难道只有一万人吗？使他们衣食充足，使他们安居乐业，平息争斗，教导他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培养廉耻之心以成就人才，敦厚当地风俗，这些都是县令、县丞的职责。县丞的地位虽次于县令，却处在千万人之上；如果他的道能够推行，职务能够修治，使千万人都得到所愿，在太平时代安乐生活，那么他所负的责任不可说不重大，怎么可以认为辅佐之职微小呢？东莞在岭南是著名的大县，当地人大多读书明白道理。听说崇式来了，一定会高兴地说：朝廷并不轻视我们百姓，选择了才干品行出众的贤人来安抚我们了。崇式如果能坚定地守持自己的原则，谨慎地施行治理，那么他的教导没有人不听从，他的命令没有人不服从；全县的人都各得其所、安乐生活，这样以后才不辜负这次选贤的科举。世上做县丞的，往往自认为职位低微；做县令的，也往往自认为职位尊贵，不再知道同僚之间同心协力、恭敬共事的情谊。这样道从哪里推行，职责又从哪里修治呢？对上辜负所委任的人，对下辜负百姓的愿望，难道不是这样吗？君子不取这种做法。如今我不知道东莞县令是什么人，却知道崇式不会这样，因此可以肯定他能够推行道、修治职务，以慰藉百姓的期望。于是为他将行写序送行。

译李给事挽诗序 兵科给事中李蕃秀，字实之，去世了。士大夫都为他哀痛惋惜。等到下葬，大家都作挽诗，让执绋送葬的人歌唱着送他。过了很久，他的弟弟李蔚以贤良身份被举荐来到京师，拿着这些诗请求我写序。仁宗皇帝即位之初，秀实任汉中府儒学训导，作《端本策》进献，所说的都是治国根本的至理。仁宗认为他可以任用，催促召他入朝。等他来到京师，仁宗却已经驾崩了。宣宗皇帝提拔他置于兵科，他从早到晚勤勉谨慎，以称职闻名。曾奉命巡察边境，回来后上奏五条有利于时政的建议，皇上更加惊异于他的才能，正要提拔任用他，他却突然因病去世了。这就是人们为他惋惜的原因。君子治学，是要用来实行的；但常常忧虑遇不到适当的时机，遇到时机了，又常常忧虑不能被君主知晓。秀实的学问已经成就，又遇到了可以施展的时机，还深受两位圣明皇帝的知遇，身居禁近之地，担任重要官职，本应推行他的道、显著建立功业、流传后世；却不能享有高寿，不能充分施展才能，功名也没有在天下大为显著，难道不是命运吗？世上的人才不如秀实的多了，可是爵禄、寿命有时反而超过他，难道还可以说天道值得相信吗？然而这样的人，活着时如果没有什么值得世人称道的地方，死后想求得一篇文章来哀悼惋惜他，又怎么可能呢？如果秀实的话得到天子的信任，并且流传到史官那里，他的利益和恩泽也确实有惠及百姓的地方，那么如今虽然早逝，也可以没有遗憾了。与那些默默无闻的人相比，他们即使有幸长久活在世上，所得与所失、轻重之间的差距，难道不是很大吗？所以我为这些诗写序并说明这些道理，使阅读的人能够详细了解。赠查郎中致仕诗序 我的朋友礼部郎中查君，今年因考核政绩来到北京，已经六十八岁，而且患有衰弱的疾病，便向吏部说明情况，希望退休回乡。尚书以下的官员一向知道查君坦率厚道、勤勉谨慎，不愿他突然离去，勉强挽留他；他于是再次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情况。天子怜悯他，答应了他的请求。查君名桴，字济海，是南康星子县的世家子弟。永乐甲申年凭明经科考中进士，在郎署历任职务共三十五年，操守始终如一，从未见有缺失违背。在朝廷公卿大夫谈论为官者能够约束自身、修治职务，不事张扬、不以喧闹世俗来求取名声时，一定会说到查君。他对朋友尤其重情重义，对于应当做的事看轻个人利益，常常勤勉不懈地去做，只怕做得还不够，从不顾虑个人得失。心存正直的君子都说查君的品行可以使刻薄的人变得敦厚，那么如今他离去，难道只是吏部舍不得他吗？凡是与查君交往的人都舍不得他离去。然而查君的疾病确实不能勉强他留下，难道感情能够就此停止吗？我们这些人与查君一向友好，于是都作诗赠行，让我写序。士大夫君子学习道，是要用来实行的。所以年轻时学习，壮年时做官，到了年老而且患病，就交还职务离去，这是义理所当然的。查君只是安于义理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然而像查君这样却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难道不是君子所忧虑的吗？南康在匡庐山下、彭蠡湖岸边，山水清丽优美，冠绝东南；查君居住的地方又有许多良田深池、茂密树林修长竹子，既可以用来养生，又可以用来自得其乐。那么如今离去，难道不快乐吗？但我听说，古代君子退休回乡，还承担着为乡里施行师道的责任。大概每天早晚坐在乡里的门中，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教导乡里的子弟。查君虽然因病不能任职，但口舌本来还能够说话。他在这方面努力，也可以报答皇上了。难道一定要居官从政以后才算报答吗？等我日后告老回到故乡，要到龙潭里去拜访查君，看看他教化乡里的成效。送任御史致仕序 监察御史任君敬敏，是我的朋友。他家与我家相距二里多。我二十岁时，任君已经在乡里收徒授业，我们多次往来，一起讨论经史。任君也乐意同我交谈，从不厌倦懈怠。没过多久，我们相继进入县学成为生员，早晚一同出入，在起居、讲论之外，还探讨题目写文章。任君大概能够使我受益，我却不能使任君受益。几年后，我侥幸考中进士进入翰林，于是同任君分别。又过了十多年，任君也考中进士，留在京师；彼此相望很久后又能相互交往，他内心的欢悦和谐可想而知。过了很久，朝廷因为交阯尚未平定，诏令选拔贤能的县令去安抚百姓，于是任命任君为古藤知县。我留在北京，任君在南方边远地区做官，相距大约一万多里。虽然行迹疏远，内心却从未不亲近。等到交阯官守任期结束，任君才回来；在艰难险阻中，最终保全了自己的名节，没有改变平素的操守。君子都认为任君很难得。史官职位有空缺，朝廷想一定要得到贤能之才来担任，众人认为没有比任君更合适的，于是提拔任命他为监察御史。任君刚正严明却不苛刻，慎重稳妥却不迂腐，出入内外各部门，都有显著的贤能声誉。今年他因考核政绩到吏部，自称从前在交阯经历了触鲸鱼獠牙、踩老虎尾巴这样的危险，几次濒临危境，幸而没有死去。如今各种疾病交相侵袭，已经不能再胜任职务，希望放归田里。尚书以下的官员努力挽留他而未能成功，于是向皇上说明，任君得以退休回乡。唉！当初任君学习，是希望在当世有所建树。后来既做贤能的县令，又做贤能的御史，他所建立的功业已经显著地在人们耳目之中。如今竟能保全自身而退去，对任君来说已经算是得志了。只是想到我与任君相交友好四十多年，从他那里受益不少；今年将近六十岁，却还不能稍微有所成就。任君又突然舍弃我离去，那么我将依靠什么才能有所建树呢？我想跟随任君在江边村落、林间屋舍下优游，而国恩尚未报答，想离去又不能。任君幸好不要抛弃我，时常惠赐一句话来教导我，使我不至于归入小人之列，那我差不多就不会给任君带来羞辱了。

译赠何佥宪序 自学是金溪县人，凭明经科考中进士，任刑部主事。他存心十分厚道，执法十分公平，当时人多称赞他。大臣推荐他的贤能，天子任命他为广西按察佥事。广西地域中杂居着猺、獠等族，风俗多粗犷强悍，守礼服义的百姓大概很少。做地方官的，也往往鄙视当地百姓，不用礼义治理他们，而且自身也有放纵在礼义之外的，因此不能使百姓心服，政务懈怠、损害治理的祸患便越来越多。风宪官的职责，就是整顿地方官吏，并一概以礼义施政。那些愚昧无知的下层百姓，难道没有秉持常性的善良本心吗？去除他们的蒙蔽，改变他们的习俗，使他们一定成为守礼服义的百姓，那么风俗就会改变，政治就会美善。风宪官的职责，竟是这样重要。自学做官还不到十年，就立即承担重任，即使有才能又贤能，难道能不更加谨慎吗？古代担任风宪官的人，必先修治自身；说话一定合乎礼，行为一定遵循义，自己处在礼义之中，然后才能用法律治理别人。法律，是用来治理那些违背礼、悖逆义的人。既然违背礼义，就会受到法律制裁。这样看来，自己不遵循礼义，却想用法律治理别人，从未有不先伤及自身的；又怎么能够整顿地方官吏，使他们遵循礼义来教化百姓呢？所以我希望自学更加谨慎。从前广西按察司刚建立时，太祖皇帝命殿中侍御史寻适担任长官，使我的先叔祖启翁先生由监察御史升任佥事。这两位都是严肃端正的君子，他们的言语行为都可以作为师法。寻公曾说：“我做风宪官，不敢轻易发言；一旦发言，就一定要考虑是否能够实行。”他在广西的风纪政绩十分卓著，官吏敬畏他，百姓爱戴他。我曾因此想到，世上做官的人因为言语招致祸患的很多。何况风宪官用法律治理人，正是人们窥伺、观察，想要伺机报复的对象呢？因此风宪官本来就应当秉持礼义发言，更加不能不谨慎。自学将要出发，他的同僚朋友请求我写赠言；我也厚爱自学，所以把话全都说出来勉励他。自学幸好不要认为这些话迂腐。赠金参议序 正统三年十二月，皇上命监察御史金敬担任福建布政司左参议，因为这是大臣推荐的。同僚们已经一起为他饮酒饯行，又请求我写话赠他远行。御史是重要的官职，起初选人时，一定要寻求明白道理、通达事务、刚正严明以自我治理、公平公正以待人的人，然后任用他。除日常职务之外，凡军政民事中别人不能倚靠办理的事情，也一定命他前往主持、控制、考核督办，以求取得成功。他的职责如此重大，所以任职时间长，办事有成，器度充实，才能通达，往往也不是别人所能比的。因此大臣职位有空缺时，多从御史中选取，很少有不能胜任的。所以御史是大臣的储备人才。金君任御史，有贤能的名声；他巡按西部边境时，风纪政绩尤其显著，公卿大夫都很看重他。到这次被举荐时，人人都替金君高兴。有人说：御史是用法律治理人的，百司群吏中有懈怠政务、损害事情的，御史可以查察惩治他们，没有人能够抵挡。金君曾经做过这些事。如今离开御史职位担任参议，承担主管部门的责任，或许有做不到的地方，御史便可以加以议论。职位虽然提高了，权势反而在御史之下。金君应当怎样对待这种情形？我说：这不是需要忧虑的。金君当初被选为御史，本来就如前面所说；如今任职已经很久了，他的才干品行也应当如前面所说。如果确实如此，还有什么职位不适合他？谁又能轻易议论他呢？然而我有一番话要说。诸位君子嘱托我写赠言，是想对金君稍有帮助。空洞的话有什么益处呢？古代君子做官是为了推行道，一定慎重对待开始，敬慎对待结束。那些事业有成便懈怠的人，君子是不看重的。《诗经》不是说过吗：“早晚都不懈怠，恭敬地守好你的职位。”职位虽然有内外不同，但如果能够敬慎不懈，就一定能安稳处在职位上，德行日益进步，事业日益修成，福禄、荣耀、声名大概还没有尽头。这是尹吉甫赠送韩侯时的意思。请把这番话赠给金君，这也就是诸位君子的意思吧？赠洪参政序 圣明的天子重视把方面大任托付给官员，因为地方官的贤能与否关系到百姓的安乐和忧苦。所以一旦职位有空缺，就一定命令大臣推荐贤人来任用；又命令把他的名字写在宫殿墙壁上，打算早晚观看，以考察他的行为、探究他的功绩，求贤治国的心意真是到了极点。我曾感叹，君子学习道，是要用来实行的。然而古代君子中，大概有有道之人，却有时不被任用；被任用后，又有时在低微的属官职位上徘徊，沉沦在闲散的岗位，不能充分施行自己的道。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上面没有喜爱贤才的君主，下面有蒙蔽贤才的臣子。如今朝廷清明，各项法度都正当，天子具有尧舜的德行，咨询任用大臣，日夜留意，以任用贤才为要务。因此一个人如果不是贤才就罢了，果真是贤才，就没有舍弃不用的。这就是询问四岳、打开四方之门的意思。又一定要记录他的名字而加以省察阅览，这就是率先兴举事业、屡加省察才得以成功的意思。学习道的君子能够遇到这样的时代，确实可以说是幸运了。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竭尽所能，那君子又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洪君名豫，字本立，在刑部任职多年，详慎而善于决断，温厚而能够守持操守。诸位公卿贵人中有许多人不认识他的面貌，却都知道他的贤能。恰好方面大臣有职位空缺，于是推荐了他，因此任命为山东参政。君子都认为他适合这个职位。啊！洪君足以推行他的道了。道得以推行，百姓就会受到他的恩惠。然而洪君难道能够只凭自己使百姓受惠吗？山东郡县的官吏数以百计，如果全都贤能，洪君就能实现自己的志愿；如果不贤，也一定要澄清淘汰他们，然后惠民的政令才能施行。我听说世上想要澄清淘汰下级官吏的人，往往有不能做到的，是因为自身不实行道。自身不实行道，却想用道来纠正别人，能做到吗？洪君是君子，所以我同他谈论这些，也是希望他更加谨慎罢了。日后他的品行更加修养，功绩更加显著，我知道洪君的成就一定不止于此。因他的同僚朋友请求我写话赠行，所以写下这些赠给他。

译送王宪副诗序 正统三年十二月，诏令任命监察御史王让为福建按察副使。王让字体艮，是安成人。他担任御史已经九年。任命下达那天，士大夫都替他高兴。他的同乡朋友、翰林侍讲刘球，请擅长作赋的人共同作诗送他；又请求我写序说：“先生是了解体艮的人，难道可以不写一句话赠他远行吗？”我说：“体艮的贤能，大臣们都知道，难道只有我知道吗？况且他担任风宪官已经很久，凡是职务上应该做的事，体艮知道得详细，做得也熟练。这不是我这样的愚人所能认识清楚的，何必取用我的话呢？即便如此，愚人千虑，或许也有一点所得，姑且和大家谈谈。如今天下的百姓，已经有郡县官府治理；隶属于布政司、按察司的官员，所要做的是治理那些尚未治理好的地方，使它们归于治理。要想使地方得到治理，首先必须使百姓都安定，那么没有比考核官吏更紧要的了。郡县官吏无不贤能，治理就没有不能成功的，百姓也没有不安定的，这是众人共同知道的。然而做郡县官吏，大概很难。难道只是因为各人的才性不同吗？地位尊贵而居于上位，和地位卑下而受下属期望的人，心情不能完全一致。顺从自己就一定会违逆外物；讨得卑下者的欢心，就一定会拂逆尊上。” 这些都是招致罪责的途径。想要正确掌握他们的好恶，施行恰当的奖惩，应当怎么办呢？只在于仁。孔子说：“只有仁者能够喜爱人，也能够憎恶人。”仁，就是合乎道理而没有私心的意思。合乎道理而没有私心，那么喜爱和憎恶会有失正当、奖赏和惩罚会有失恰当吗？不会。闽地有八个郡，县有五十多个，做官的人很多。体艮与诸位贤能官员治理他们，难道还不应当以仁厚为重吗？确实知道他们有罪恶，就罢免他们；如果还可以同他们一起行善，就应当扶持、成就他们，使他们达到善的境地，这样百姓或许就能得到利益了。大贤君子替国家爱惜人才，本来就应当这样。否则，我担心以后接替他们的人会很难办。体艮已经以仁为务，我却仍说这些话，这是愚人的拳拳之心。体艮或许也会有所取法吧。赠按察使邓君序 正统五年三月，行在吏部说：陕西缺少按察使，皇上命三品以上大臣推荐贤能来任用。群臣接受命令后，便相互说道：陕西地域广大，郡县共有一百多个，对内安抚百姓，对外控制远方，东边连接云中，西边直到甘州、凉州以西，都是重兵戍守之地，屯堡彼此相望；文武官吏多达数千人，闾巷百姓和军队中的人还不计算在内，事务的繁多、紧急可想而知。虽然各项事务各有主管的人，但要用礼义整齐他们，用法律约束他们，使他们安于名分义理、振作起来建立功业，就在于按察司；而要任命按察司长官，必须得到一个守礼守法、宽严有度的人才行。大家暂且退下去考察。第二天又在朝廷相互商议，认为没有比监察御史邓棨更合适的。议论既已决定，便把他的名字上报。皇上立即任命他为陕西按察使。听到的人也无不认为合适。邓君字孟扩，是南城人，永乐癸卯年考中进士。起初任广东道监察御史，很有名声，后来因服丧离职。朝廷选拔贤能御史，分理天下军政，众人都说没有人比得上邓君。于是夺情起用他处理政务，改任山西道；他不苛刻也不放纵，一定尽力辨明是非的正道，声名更加显著。如今又因贤能被推荐，我知道他治理陕西不会困难。凡是在陕西做官的人，都应当谨慎遵守礼法，并且能够惠及下属。他们的百姓得以敦厚务本、勤于实际，以充足私人的生活供养、缴纳公家赋税；勇士悍卒也得以专心从事武事，用来攘除外患、安定内部，这些都是孟扩的力量。然而我听说，古代大贤想要治理别人，一定先治理自己。孔子说：“自身端正，不发命令事情也会实行。”世上早早升进的人，有时已经不明白这个道理；仕途有成的人，又有时懈怠，这是君子所叹息的。皋陶说：“谨慎修养自身，思虑长远。”那些昧于此道和懈怠的人，是修身不谨慎、思虑不长远罢了。如果真能在这方面勉励自己，德行事业有不长久而且宏大的吗？我不相信。孟扩久于事务，修身有成而声名已立。我想以古代大贤君子的标准来期许他，所以因他的同僚请求我写赠言，写下这些话。孟扩大概会有所取法吧？赠孔君序 正统五年正月，皇上任命监察御史孔文英为湖广按察使，这是大臣推荐的。孔君是庆阳人。起初考中进士，出任县令，任满代还后被授为监察御史。母亲去世，离职服丧。当时因为军政治理不好，凡是应当服役的人多用巧诈伪饰侥幸逃脱，普通百姓反而受到诬陷。朝廷商议选择贤能御史分别治理此事，众人认为没有人比得上孔君，于是上奏起用他前往江西。孔君周密谨慎、宽厚仁慈，每当办事都想把事情的详细情况、是非曲直查明，察辨真情和伪情，宽容却不放纵，严厉却不残酷。江西百姓都安于他的治理方式，军事也得到治理。少师杨公最为看重他。等到推荐贤能的命令下达，首先推荐孔君，众人都认为合适。于是有了这项任命，听到的人也无不认为合适。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公正罢了。孔君将要出行，同僚中的贤者周君〔字迹不清〕等请求我写赠言。我用什么赠给他呢？孔君也说：只是公正罢了。皇上安定、养护军民的法令，并不是不好；只是官吏不善，弊病由此产生，于是有人失去安身之所。设置按察司，大概就是为了谨守法度，整肃众多官吏，剔除弊病，使各人安居其所；而要任命按察司长官，如果果真贤能，辅佐者又贤能，就足以惠及一道的百姓。这样一道的百姓，难道不就能够享受按察使的恩惠了吗？这就是依赖按察使的缘故。他所承担责任的轻重由此可知。然而如果行为不公，却想按照自己的志愿治理地方，大概很难。周诗说：“柔弱的也不吞食，刚强的也不吐弃；不欺侮鳏寡，不畏惧强暴。”这就是所谓公正。这样一来，官吏怎么敢不善政？弊病哪里有不能除去的？恩惠又哪里有不能达到的呢？我曾说，担任风宪官的人，应当像风霜一样整肃万物，却又保存生发之意；不应当靠宽厚来求取名声，只在于公正罢了。务求以宽厚取得名声的，很少有不放纵恶人、助长奸邪的。放纵恶人、助长奸邪，百姓能够得到恩惠的就少了。这难道是皇上任用他们的本意吗？孔君心中所存、实际所行，向来如此。我写这些话，不是认为他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而是希望他长久保持如此。长久保持而不改变，孔君的福禄荣名难道会有尽头吗？所以写序赠给他。

译送严克宏南归序 华容是岳州所属的县，距离北京大约数千里，行路的人一定要走两个月才能到达。当地人多半勤于谋生，努力耕田捕鱼，若不是有徭役从未离开乡里。何况要跋涉数千里之远，承受积累数月、日复一日的劳苦呢？只有有志之士，在太平时代，想要尽览天下的广大景观，才会渡过江汉，走出宛洛，经过赵魏的旧地，来到京师，纵情扩展自己的耳目见闻，开阔自己的志向胸襟。这样的人难道是寻常人可以相比的吗？严敬，字克宏，大概是右都御史陈公的亲戚，也是华容的杰出人物。他想游历天下已经很久了。曾经对人说：“如今幸逢圣明时代，大小百姓都能够自行享乐，东西南北都可以往来而没有忧患。这正是有志之士实现志愿的时候。想一想天下可以满足我的志向之处，没有比北京更合适的。我就要出发了。”于是他来到北京，暂住在陈公家中。既已相互叙说离别的怀思，表达亲密深厚的情意，便利用空闲日子尽情观览山川的壮丽、都邑的雄伟、人物的繁盛华美、政教的美盛清明。四方万国的贡品，又遇到天子在南郊举行祭祀，得以瞻仰天子仪仗侍卫的美盛、礼乐的显著；天空清朗，大地安宁，风平云收，足以看见圣德感动天地、神灵显现恩赐。时令调和，年岁丰收，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福分，都在这里实现了。于是他大喜说：“这些已经足以满足我的志愿了。我回去后同乡里人一起享受这些见闻，真是非同寻常的幸运。”我听说巴陵有大江的流水、重重湖泊的险要、连绵山岭和长林遮蔽映衬的景色、平原旷野的丰饶肥沃，以及岳阳楼的胜景，可以一览无余，也是天下伟大的景观。我曾想游览一次却未能如愿，大概是在这里得到了一些，又在那里失去了一些。克宏居住在这个地方而能够完成这样的游览，这就叫两方面都得到了。那么克宏岂是我所能比得上的吗？如今他回去，同故旧宾客谈论并歌颂这些见闻，一定会有继承《康衢谣》的歌谣。我谨慎地记录下来，使后世万代都有凭证。克宏将要出行，都察院经历熊尚初等请求我写文章赠行。我对克宏已经有自愧不如的感叹，难道还能在言语上胜过他吗？所以写序赠给他。顺理堂诗序 北京行部吏曹郎中万仲宽把自己居住的堂命名为《顺理之堂》，准备早晚观览这个名称来勉励自己做到这一点。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讲学士曾君子棨已经为此作了记。仲宽将要再向天下君子求取文字，请我来发端。我说：理源于天，具备于人心，又散布在万事万物之间；所以从洒扫应对、视听言动，到万事万物的发生和停止，直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一件事没有理。顺着理而不违背它，那么在修养自己、治理别人的道理上就有所获得了。古代君子凭此立身而无愧于天，不过如此罢了。既然理具备在我们的心中，实行它而无所不到，必定是因为认识它而无不明白。假使内心有所蒙蔽而不能通达，却把似乎合乎理的东西施加于实际的言语行为，那么对于修养自己、治理别人来说，本来已经背道而驰，又哪里能看见所谓顺理呢？至于蒙蔽沉溺太深、悖逆乖戾到了极点的人，君子不去议论他。所以想顺从理之当然的人，必须先使自己的内心明白。他做这件事的次序，大概就是这样。仲宽起初任庐州推官，入朝任工部主事，再转任郎中，他谨慎对待言语行为，并不是一天两天了，却仍然拳拳不已，大概是推究自己的志向，不论隐微细节，都一定要由理而行，然后才感到满足。他能够把这些原则存于心中，不也是君子吗？我本来就愿意成全别人的美德，所以乐意为他写序。世上的君子，一定有与我同心的人。禄养堂诗序 任伦字秉彝，起初凭明经科考中进士，提拔为监察御史。不久因父亲去世离职。等到服丧期满，他来到京师，本应重新担任御史，但想到母亲年老，不能远离她，于是请求做教官以便奉养母亲，获任南陵县教谕。秉彝得以实现自己的志愿，便高兴地说：“教谕的居所一定有堂，我将迎接母亲来奉养，因此预先给它取名为禄养堂。”士大夫赞美他的志向，都作诗歌咏。有人说：“秉彝承担着皇上耳目之臣的职责，本应得到监察内外的职位，铲除奸邪、培植善良，摧毁恶行、扶助善人，使皇上的德泽能够惠及下民，这才足以使父母荣耀。为什么却眷恋于个人奉养呢？个人的恩情实现了，公家的义务就亏损了；这对于《四牡》诗的意思，不也是相反吗？”我回答说：“君子以义为根本，义就是裁制事情的适宜。假使秉彝仍然担任这个职务，就不可以推辞离去。如今他离开官职已经很久了，替天子担任耳目之臣的事情也不少。如果贪恋长期任职的机会，而遗弃年老的母亲，岂不是不合适吗？况且做教官而把孝养母亲看得重要，这正是用自身作教化；对于公义和私恩，也可以说是两方面都尽到了。再说，我看世上考中进士的人，往往不愿意做其他官，却唯独喜欢做御史，这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乐于自己的志向能够实现。等到他居任这个官职，如果能够尽到廉察的职责，铲除奸邪、培植善良，摧毁恶行、扶助善人，那当然是美事。然而随从世俗而改变自己，倚仗权势放纵逞强，对上辜负皇上的任用，对下辱没自己的父母，这样的人大概不少，正是君子长叹的事情。秉彝曾经担任过这种职务，他的志向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如今他却不贪恋仕进，而专心奉养母亲，这难道能同那些随俗改变、倚势逞强、辜负任用又辱没父母的人相提并论吗？孝顺的人一定能够忠诚，廉洁的人一定不会苟且贪利。假使他的教化能够推行，做他弟子的都能既孝又廉，难道不是国家培养人才的本意吗？秉彝年纪还不到五十岁，为君主效力的日子还长，他日后用来立身行事的成就，还应当可以看见。我这样对那个人说，秉彝听到后又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内心想法，而先生能够替我说出来，请把它写下来作为《禄养堂诗序》。”

译送胡主事诗序 文善是兰溪人。起初考中进士，任翰林庶吉士。他恭敬谦让，众人都喜爱他。过了很久，提拔为刑部主事，更加以清廉谨慎自守。无论大小案件，都一定根据实情处理，不凭自己任意轻重裁断，因此获得声誉。诸位公卿中，今年尚书金公认为他的属官中有贤能且任职已久的人，请求升迁任用他，对文善很有好意；但文善因病不能同众人一起任职，大家都为他惋惜。文善对此淡然处之。他在刑部大概任职了〔缺失若干〕年。天子推恩于任职的臣子，封赠他的父亲为刑部主事，母亲为安人，赐给他们诰敕命令。文善痛惜父母来不及亲眼见到这份荣耀，请求回乡到墓前告知。将要出发时，他的同僚朋友都作诗送他，并嘱托我写序。当初文善任庶吉士时，我因服丧离职；等我再次回来，文善已经升任刑部官员，不能从容地同他亲近交谈。文善因为同属文章之道，每每厚待我；我也赞美他有君子的品行，心中特别敬重他。难道可以不为这些诗写序吗？封赠的制度，是用来劝勉忠孝的。大概能够侍奉君主，然后才能使父母显贵；既然能够使父母显贵，就更加思考如何报答君主，所以说这是劝勉忠孝。然而忠孝是君子的德行，本来就有不待劝勉而做到的；何况又有所劝勉，那么他在这方面的努力难道不应更加深厚吗？虽然如此，得到这种恩典的人很多了，但其中竟有不能使人心满意足的，这是为什么呢？既然皇上赐给他们恩宠和任命，又准许他们告老并供给费用，皇上的恩德已经极其深厚了，他们应当怎样感激呢？可是离去的人大多乐于自行方便，存有长期在外的打算，反而忽略了报答皇恩的事情，那么所谓的劝勉，不过是资助他们增添荣耀、装点门面罢了，这难道可以吗？孔子说君子怀念德行，怎么会不怀念呢？文善所保存的本意，本来就不同于这种情形。然而我们仍然相互传说道来，大概是出于以德爱人的意思，也希望文善早日回来，以成就他远大的事业，不要辜负众人的期望。《魁星图》序 从前丞相信国文公文天祥刚刚考取天下第一时，曾在庐陵乡校中书写一个“魁”字，字大一丈，又亲自为它作赞，用来表明自己的志向，也借此期待后人。等到丞相显贵掌权后，他竭尽心力效忠王室，以孤忠大节立身，确实与日月争辉，大概是天下仅有的一人。议论此事的人说，这足以报答宋朝三百年优厚对待士人的恩德，并不是空话。丞相已经不能复生，但他所写的“魁”字刻在板壁上，至今仍然鲜明。后来的君子看见他的字而追念其人，他的声望、气节和烈烈风范，足以使人肃然起敬、心生仰慕，更何况乡里的后进呢？国家设置科举取士，比从前更加优厚。洪武甲子年，泰和领乡荐的有两人，邑人龙仲章用白绢做成大旗，把“魁”字绣在上面，悬挂在门前加以荣耀，正是采用丞相遗留下来的意思。从此以后相沿成风，大概时间越久越兴盛。永乐庚子年，以通晓经学中选的又有二十人，陈珩、彭颢也在其中。他们的姻亲廖文思考虑怎样为他们增添荣耀，却以同众人一样为耻，于是命画工取“魁”字的形状，摹画成像送给他们，命名为“魁星”，用意更加奇特。考察《史记·天官书》说：北斗在清晨所指的星宿叫魁，魁是枕近参宿头部的第一颗星。又说：北斗斗魁上方有六颗星，称为文昌宫，大概主管文章以及辅佐、匡正之事。这样看来，文思对某人的期待，不也是既深远又重大吗？图画完成后，他又来请求我作言。于是我先像上面这样为这件事作序，又为他说道：士人之所以奉行道，是学习古道罢了；国家之所以对待士人，也不过是要把古代的道用于今天罢了。有司以文章取士，将来还要考察他们实际施行的情况；遵循我乡先贤所保存的道德，再达到古代圣贤所施行的境界，用来侍奉君主、惠泽百姓，难道不是君子的道路吗？从前丞相还是诸生时，曾拜谒欧阳文忠公、胡忠简公、杨忠襄公、周文忠公、杨文节公的祠堂，感叹说：“死后不能在他们中间享受祭祀，就不算真正的丈夫。”后来他所建立的功业，最终没有愧对这几位君子；作为后来的进士，难道不可以把他作为榜样吗？那么某人前往南京，在朝廷大庭上应试，终于考取众士第一，登上显达之阶，就可以用来安慰文思的心愿了。公务之余，他到丞相祠堂下拜谒，仰望丞相如同活着的容貌，追思其声名光彩尚未磨灭，一定会感动仰慕、奋发而起，并思考怎样才能无愧于丞相。这就是我的愿望。难道只是说“魁”而已吗？所以作序。

译《衍庆堂诗》序 士人能够使家业世代相传，确实可以说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大概前人积累的德业要由我来承接，后来出生的人也要由我来继承影响。如果没有可以承继的法则，就会使前人的事业坠落；如果没有可以遵循的榜样，就不能使后代富足。这就是使家业世代相传之所以困难的原因。前人能够卓然自立，难道是一日积累而成的吗？学习《诗》《书》以及礼乐，实行孝悌忠信，逐渐地去做，诚实地去体察，长久地坚持，然后才能卓然挺立、自我振作。他们的心意也是对后代子孙有所期待。后代子孙承受前人的恩泽，又加以防护、引导，使它流传久远而无穷；使它延续发展，使它流传不息，这才是贤良的子孙。万安郭部的严伯恂和他的弟弟仲侃、季訚，大概可以说是严氏贤良的子孙。严氏本是泰和的大族，自南唐以来，代代都有显达的人，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才干和品行足以受到世人重视，并不只是凭借财力富有。他们分居在郭部已有好几代了，但都没有辜负前人的期望。伯恂的尊父严达泉，尤其因才智而受到乡里重视，乡人称他为“达泉”。前礼部侍郎刘公子高为他书写“达泉”二字以增添荣耀，尚仁萧先生又为此作记。到了伯恂兄弟，他们都读书，并有孝顺友爱的声誉，能够充实扩大田地和房舍，更加思考怎样继承前人的事业、使后代富裕。于是把他们的堂命名为“衍庆之堂”，他们的志向也就可以知道了。所谓庆，就是福，但福是有根本的。《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尚书》说：“作善，降之百祥。”诗人所说的“自己求取更多福祉”，也一定以永远遵循天命为根本，这难道可以苟且求得吗？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伦理关系，到一切事情的开始和停止，都遵循其中的道理，那么善行就完备了。福庆到来，谁能阻挡呢？以后又有人承继下去，那么善行和恩泽的长久，难道还可以估量吗？那些突然兴盛、忽然灭亡的人，即使有良田大宅，也不能保有一生并传给子孙，大概是因为他们所积累的东西不同。严氏的先人既然凭借善行而获得福报，传到今天，大约已有五六百年了。伯恂兄弟又以善行勉励自己，防护、引导并延续这种传统，使他们的子孙也能按照他们的志向真诚向善，那么严氏的福气难道会有穷尽吗？我与严氏有世代交好的情谊，却还没有机会同伯恂兄弟交游，但关于他们的事情已经听得很熟了。因为他们的外甥王维用特地考取进士，在京师得到诸公所作的《衍庆堂》诗，便请求我为它作序。现在既借此把它示给他的兄弟们看，又感叹使家业世代相传是多么困难。诗共若干首。《汤氏族谱》序 汤氏本是泰和的显盛家族，居住在县城北面的甘溪上，房舍彼此相接，像鱼鳞排列、像梳齿密集，其他家族很少有能相比的，所以乡人把那里称为汤家坊。我刚进入乡校时，得以同如川交游，因而认识了他的弟弟如埙、如箎，以及他的侄子伯绍、仲敬。他们都读书有才，品行良善，善于谈论，明白道理和处理事务的恰当方法；如川君尤其聪敏爽朗、坦率明亮，文章书法受到当时人的推重。后来又得以拜见他的尊父均义先生，他端正厚道、谦逊温和，不轻率说话行动，有古代长者的风范，都是我所爱重的人。不过，前辈中敦厚诚实的，后来辈中秀美有才的，还很多，可惜我不能全部认识。他们的族属既然兴盛，而先人的遗址不能容纳全部人口，于是如川兄弟和伯绍等稍稍选择方便的地方分居；仲敬则仍和各族人居住在原来的地方。不过他们都能够早晚相见，亲属之间的情谊本来就井然有序。仲敬尤其担心时间久了关系或许会疏远，于是根据旧谱加以修订、阐明，来请求我作序。我说，古代的大家世族都有维系宗族的方法，大概是建立大宗来尊重根本，建立小宗来联结支系；每年按时在大宗的宗庙举行祭祀，整个宗族的人都在那里，昭穆、尊卑便不可能混乱，这就是合族的大法。自从宗法废弃，宗族没有统属，于是把这些关系写入族谱，使族人虽然分居却不彼此疏离，虽然相隔遥远却不混乱；后世子孙能够考察、看见自己的本源，不失去亲爱亲族的心，这大概接近古人维系宗族的方法了。仲敬对于族谱如此恳切，他的用心也真是深厚啊！汤氏居住在这里已经好几代了，而子孙仍如此兴盛，可见前人的忠厚积累了。如川与我一同考取进士进入翰林，曾被提升为给事中，天子想让他积累资历、老成之后再任用，可惜还没有大显身手便去世了。承继世代深厚的德行、启发子孙中的贤者，幸好还有如埙、伯绍、仲敬这些人在。作为他们的子孙，如果又能像他们的志向那样，笃守亲属情谊，勉力修养德行善事，彼此共同维持这种传统，那么汤氏的福泽大概还不会衰竭；这部族谱即使流传百世，也会有光彩。所以作序。

译《送陈教谕之沙县》序 我的朋友陈素徽贞凭《诗经》科考中永乐乙未年进士，正要接受政务方面的考验。徽贞说：“我的志向在于教化。政务所施行的和教育所成就的，其效果大小是可以看出来的。”于是把自己的心愿告诉吏部，得到漳州府学教授的职位。人们都替徽贞高兴，徽贞却似乎不太满意，说：“教官是用道来教化人的，不能把他当作低微的官吏看待。我居家时，看见贵人达官经过郡城，太守以下的人急忙送迎；稍微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就挑剔毛病，压制他、使他窘迫受辱，一点也不宽贷。我见到这种情形便感到惭愧。能够明辨好恶的道理、帮助教化、增强士气的人太少了。教谕处在下等县，奔走劳苦少，而讲授的乐趣多，我喜爱这个职位。如今得到漳州的任命，难道不会有我所惭愧的那种情况吗？”在漳州任职几年，按惯例以冗员被征召到京师，于是又把心愿告诉吏部，希望做所谓的教谕，得到沙县的职位后离开。他的心情十分喜悦。士大夫都为徽贞能如愿而高兴，纷纷作诗赠给他，并请我作序。我说，教谕是改善风俗、造就人才的根本所在，责任并不轻。而世上那些没有考中进士的人反而可以做教官，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人们对这条道路的看法了。而考中进士的人都乐于有所作为；如果不能得到主持一方政务的任职，便去做郎官、御史，以此在一时显耀，却看不起教官。因此，能够安于恬静退让，把教化之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像我的徽贞这样的人，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假如得到英俊伟才之士，让他们从容地在一堂之上讲论尧舜、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理，使人修养自身，使乡里受到教化，以诚意对待他们，长期积累，那么人才就会兴盛，风俗就会美好。由此再进一步任用他们治理四方，把我们所教导的推广到实际施用之中，那么效果难道会小吗？这怎么可以轻视呢？沙县一向被称为物产富饶之地，当地人受教化熏陶已经很久了，如今又得到徽贞以教化之道自任，人才更加兴盛、风俗更加美好，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我为赠行的诗作序，并且乐于这样称道他的志向，使人知道徽贞并不是随便应付此事。《金华阮氏族谱》序 金华阮荣远把他修订的阮氏族谱托监察御史严继先来请求我作序。原来荣远的兄长荣善喜爱贤者、乐于行义，曾同严继先交好，所以继先替他向我求序。考察族谱，其中记载始祖名兰，兰有两个儿子，名孚、瑶。孚的儿子名明，明的儿子名广，广的儿子名放。从孚以后显达的人很多，传到荣远已经十七世了。阮氏世代原是陈留人，汉末有个叫阮瑀的，任曹操的记室，有才学，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名熙，任武都太守。熙的儿子名咸，在晋朝做官，屡次升迁至散骑侍郎，最后任始平太守。阮咸有两个儿子，长子阮瞻任东海王越的参军，三十岁就去世了。阮孚为躲避战乱渡过长江，任安东参军，屡次升迁至镇南将军，兼任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还没有到州任便去世，享年四十九岁。他没有儿子，以堂孙广继嗣。这些都是前代史书所记载、可以考查的。如今族谱记载阮孚的父亲名兰，没有所谓阮瞻，却有一个名瑶的弟弟；又记载阮孚的儿子名明，任太平知府，并把广列为他的后代。这难道是把阮咸的音误写成兰了吗？晋代的官职有刺史、太守，却没有称为知府的。太平在晋代是姑熟县，后来又改为平湖，此后有时称镇，有时称军。宋太宗时升为州，本朝甲辰年才升为府。如今说阮孚有个儿子明，任太平知府，难道不是错误吗？又，阮孚同时代有个阮放，字思度，是阮顗的儿子、阮略的孙子，与阮孚齐名，官至交州刺史。阮放的弟弟阮裕，字思旷，曾任东阳太守，后来多次升迁都没有接受，死在剡山。这大概是阮氏的另一支。如今说阮放是阮广的儿子，难道阮广之后另有一个所谓阮放吗？还是官方记载和家谱记载本来就有详略得失的不同呢？我无法知道。不过阮孚最初渡江居住在金华，郡志所说的蜡屐亭、金貂亭，都是阮孚的旧事，遗迹仍然存在，因此阮孚是荣远的始祖无疑。只是从晋元以来直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而阮氏传到现在才十七世，为什么如此疏阔！其中必定有失传而无法考查的地方，修谱的人却强行牵连编缀，反而使人怀疑，这是它的过失。古代各诸侯国都有世谱，汉朝距离七国时代还不久，而燕国从召公到惠侯九世已经失传，司马迁撰写《燕世家》时，便依次记载名和谥号，不敢有所增饰。后来苏老泉为苏氏修族谱，从眉州刺史苏味道以下，失传的都空缺不载；对于能够考知的则详细记载，这都是为了传信。南丰曾子固亲自叙述自己的世系，从汉代都乡侯追溯到曾子舆、曾子哲，可以说很详细了。但欧阳公认为不对，难道不是希望它能够传信吗？这正是修谱的人应当效法的。唉！族谱的制作，是为了说明本源，明确昭穆，辨别亲疏，使仁义之道得以实行。三者中有一项失误，就会成为诬蔑祖先、扰乱伦理、损害仁德、伤害义理，所以君子对此慎重。阮氏先人的德行很盛，因此传到今天仍未衰微。如今的子孙如果更加敦厚地追念本源，严格遵守昭穆次序，谨慎辨别亲疏，奉行仁德、践履义理，不使祖宗蒙羞，那么家族将越传越远、越发兴盛。这大概就是荣远修谱的用意。我为此作序，并作这样的考订评论，大概是希望荣远在这件事上尽心。对于不可知的就保留空缺，对于可以知道的就详细记载，或许接近司马氏、苏公的做法；这本来就是尊祖敬宗的道理，也是我与他交谊深厚的表现。

译《送副使严君诗》序 宣德三年六月丙午日，监察御史严孟衡因考绩最优，被授任浙江按察副使。孟衡和我都是江西人。他刚任御史时，我曾喜欢向别人打听他的作为，大家都说：“孟衡刚正直率，敢于进言，遇到事情侃侃而谈，一定把道理讲到尽头，绝不苟且停止或曲意顺从。”人们看见他的外在表现就是这样。慢慢观察后，又知道他内心所存的也与外表没有不同。孟衡可以说是贤能的御史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大概是高兴他出自江西。等到他有这次任命，我又问他是否适合担任此职，大家都说：“孟衡做御史时，曾出外巡视郡县，完全了解吏治的得失和百姓情绪的忧喜。他所做的一切无不合乎道理，因此声名显著。”他处理事务专断决断尚且如此，如今出任佐理宪司的副使，难道会有不适合的吗？孟衡可以说是贤能的副使了。我又为此感到高兴，大概是高兴浙江人遇到了这样的人。国家设置宪司十四处，浙江居首，不只是因为它接近京城，更因为那里土地广大、人口众多，要调理吏治、使民情得到适当安置，比其他地方尤其困难。如今担任此职的都是一时精选的人才，又得到孟衡，把他过去施行的办法用于此地，就像顺流而行又遇顺风、在陡坡上滚动弹丸一样，没有什么能比喻这种快捷容易了。我知道浙江做官的人，大概没有肯做不合义之事的，而百姓也不会失去安身之处。不过我私下考虑，百姓生活一定要依靠衣食来养活自己，先有了生活供养，然后才能奉行命令、接受教化，也容易兴起治理。浙江的几十万百姓，难道也有得不到适当供养的人吗？孟衡谋划、咨询、考察和询问时，应当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事情。如果确实有这种情况，就一定要查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加以防范、剔除弊病，减免和节省负担，这才可以说是治理。否则，孟衡即使有才而贤能，想要按照自己的志向治理，也未必能做到。这是我过度的考虑。我既然厚待孟衡，他的朋友监察御史李笴等人又请求我作言相赠，所以我把自己的意思这样说出，作为赠言。孟衡或许会认为这些话是对的吧。《送曾君》序 圣明的天子在位，振作精神谋求治理，下诏天下荐举贤才加以任用，不论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这大概正是帝尧广泛举用贤才的盛大心意。于是我的朋友曾仲濬从谪籍中起用，被授任新化县丞。曾君自洪武年间以县学学生的身份在吏部任事，当时正值壮年，才华出众、气概奇异，常常超过一般人。过了很久，得到青州幕僚的职位，后来又改任海州的主持官，他们都认为曾君善于谋划辅佐。每次听到他所做的事情，大家都称赞治理得好。永乐年间，他从海州考绩赴京，选拔留在京中，安置于兵科，使他熟悉相关事务后再任用。不久奉命出使广西，筹划边境事务，回来奏报称职，于是升授工部都水主事，更因才能而受到人们重视。后来发生大疫，工人死了很多，皇上认为他没有加以抚恤，于是按惯例被谴责贬谪到卢龙。了解曾君的人都为他的离开感到惋惜。等到他重新被任用，人人无不感叹羡慕，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有人说：“曾君任官很久了，他的才能确实适合使用；如果让他专任一州，尚且将会做得很好。如今却让他辅佐一个县，怎么足以发挥他的才能呢？”我说不对。君子做官，贵在能够惠及下民。官位即使尊贵，百姓却感受不到恩德，那么反而会招来更多责骂，何必以做尊官为荣呢？假如让曾君得到贤能的县令并辅佐他，宣扬天子仁爱百姓的恩泽，使百姓都能衣食充足，劳役均平，赋税公平，那么百姓将会欢呼歌舞说：“这是县丞赐给我们的！”这难道不胜过身居高位而受到责骂吗？而且还可以利用闲暇，在山水之间陶冶心情，看农夫和乡野老人吃饱喝醉、游乐嬉戏，歌咏圣明教化，难道不是最大的快乐吗？大凡做官的人，身心得到安适、功业得以建立，又能够自得其乐，那就很好了。职位的尊贵卑微，哪里值得计较呢？曾君听到我的话非常高兴，说：“这就是我的志向。”《诗经》所谓“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说的就是王先生了。我也很高兴自己的话说得恰当，于是写下这些话赠给他远行。《赠曾御史》序 我的朋友曾泉本清，从做县学学生开始，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和我相交将近三十年。他说话谨守礼，行事谨守义，我很爱重他。京师士大夫中认识本清的人，也没有不爱重他的。今年冬天，他被授任监察御史，将前往南京，征求我的言语作为赠言。我对本清说，你的见识足以明白道理，才能足以成办事务，对于御史的职责大概是合适的，又何必取用我的话呢？我回忆从前同本清居住乡里时，见过的御史很多。他们因公事来到我们这里，有的宽严得体、进退有度，这样的人大概很多。昏庸贪墨而自取败亡的，不必说了。其中有外表修饰而内心放纵的，有；只罗列细小事务而忽略大体的，有；含糊应付、沉默退让，以致曲直颠倒、无所措置的，也有；放纵威势虐待下属、倚仗权势侵犯职权的，也有。我们县的前辈长者看到了这些，往往公开评判是非，用来教导后进，说朝廷设置御史，是为了警戒官吏的邪曲、振作纲纪、摧抑恶人而保护善人。人的内心难以了解，事情又容易迷惑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但其中必定有道理。合乎道理的，就赞成它；不合乎道理的，就随即加以纠正，只是虚心观察道理罢了。为什么要这样纷纷扰扰呢？那些在事务上忙乱纷纷，却不能合乎人心的人，是因为道理不足以胜过私心。所以这句话，大概就是所谓确切的论断吧？我听到后很久以来一直想验证它，却没有机会验证。本清如今要离去做御史，可以选择从前那些好的做法而遵从它们。御史的职责，是当今世上极其重要的职位，所以任期届满就去治理大藩、主管大郡，责任并不小。然而平常喜爱御史权势的人，得到这个职位后反而不快乐。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平素不能以道理来约束自己，也不能以道理对待别人。因此又担心别人加害自己，因而忧惧不安。本清只要更加努力遵循道理就行了。我的话很迂阔，是豪杰之士不愿听的。但因为我和本清交情深厚，所以私下告诉他，是想让他有所警戒并自我勉励，并不是敢于公开向众人宣说。本清果真能从我的话中有所取用吗？

译《送徐永溍判官》序 永溍是金华人。最初考取乡荐，进入太学。仁宗皇帝在位时，锐意处理天下事务，选择贤能任用官吏，以振兴治理，尤其重视近侍的职位。曾经命太学选拔学生中贤能而有才干的六十人，众人还不知道将怎样任用他们。等他们到来后，命翰林院考定等第高下上报。我有幸参与其中，共有二十人列入高等。第二天有诏令，将二十人分别派往六科，让他们熟悉相关事务。不久，他们都被授任给事中，永溍在吏科。人们都说仁宗皇帝用人谨慎，如今永溍这些人得到如此遭遇，没有不感叹羡慕、认为荣耀的。到了现在，永溍因母亲去世服丧后起复，改授安陆州判官。人们又说，永溍的才能适合仍留在近侍之职，如今却要奔走数千里去辅佐一州，在文书簿册和限期考核的末务上辛苦劳作，岂不是颠倒了吗？况且如今给事中往往可以辅佐六卿、担任副台宪，其次也能任职方面，而永溍独自沉沦于外任，这并不是他的志向。我认为不是这样。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是为了治理百姓。所以古代任用官员，不经过州县任职，不能升为侍从，因为只有了解民事的艰难，才能辅佐君主、惠泽百姓，这是有志君子所乐于做的事。永溍辅佐一州，怎么知道他不会成为远地的有道之人呢？那么为什么要为他的离去而郁郁不乐呢？况且把职位的尊卑、进退当作欢喜或忧愁，是普通人的见识。人的一生，难道没有命运吗？身处近处未必都显达荣贵，身处远地也未必都沉沦受辱，关键只在于尽到自己的道义罢了。州县的职位，世人称作百姓的父母官。永溍如果以爱护子女的心爱护百姓，使他们衣食充足，救济他们的疾苦，节制劳力使他们不困乏，保卫他们的安宁使他们不危险，怜悯他们所不知道的，教导他们所不能做到的，那么他的道就尽到了。《诗经》所谓“和乐平易的君子，福禄聚集在他的身上”，如果确实这样，他又怎么能长久处在外任呢？永溍将要出行，他的朋友监察御史包德怀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所以我为他依次写下这些话，既用来解释有些人的想法，又用来勉励永溍。《赠姜推官》序 太宗皇帝在位时，下诏修撰《永乐大典》，当时善于书写的人都被征召进入馆阁。金华姜谟也参与其中。姜谟英俊爽朗而有才，在众人中显得聪颖出众、与众不同，众人因此认为他奇异。书成之后，他得到都察院都事的职位，改任监察御史。过了很久，出任武昌推官。如今再次考绩来到京师，考核他的成绩后，让他恢复原职，要等九年以后才升迁任用。御史、推官的品秩相等，事务大致相同，但权势不同。推官的政令施行于一郡，随其所到都能施行的，是御史。因此有志之士乐于获得能够施展权势的职位，大多喜欢做御史；幸而一旦做了御史，便毅然在郡守面前自我坚持，有时郡守还不以礼相待，更何况是同等品秩的推官呢？一旦出任大郡的长官，也算尊贵了，却往往沮丧失意，那么做推官时的心情也就可知了。只有谨慎厚道的君子用礼法约束自己，凡是施加于他人的行为，都看合乎礼法的程度如何；不随意增减轻重，因此无论出任、入朝、升迁、退处，都能宽裕自得。自己既不认为这有什么可嫌，人们也没有办法议论他。我所见的有这两种人，姜谟做推官，能够安于自己的职责，所办事务没有不成功的，难道他曾以礼法约束自己，而不是像那些骄矜自大、轻视他人的人吗？否则，他为什么会如此自得呢？做官的人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更换任职，自古就有。如今的制度仍和古代相同，难道在中央做官的人总是得志，而在外地做官的人总是失意、停滞吗？不是。即使真有这种情况，君子也只应考察自己的道是否能够尽到；能够尽到自己的道，即使处于屈抑也未必不是伸展，否则即使处于显达仍然是屈抑，何况那种中央必然伸展、外任必然屈抑的说法本来就不存在呢？这样看来，在中央做官的不必自矜，在外地做官的也不必不满。某君回去以后，应当思考更加推进自己的道，辨明是非，振兴被冤屈、被阻滞的事情，以此来符合朝廷敬慎体恤的心意，那么福禄到来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诗经》说：“求福不回头。”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太学先生陶永成是姜谟的同乡朋友，请求我写文章赠他离去，所以我把自己的见解反复推说，既用来安慰他的心意，也用来勉励他上进。《送袁君致仕》序 袁君本谦最初以才艺被朝廷荐举，授任汉阳三沦河泊官，后来又任云南曲江巡检。袁君天性沉静稳重，恭敬谨慎地履行职务，所到之处事务都能办成，百姓也感到安定；任职十六年，从未有丝毫过失。今年秋天，他因考绩来到京师，将要得到升用，袁君却急忙以年老多病辞职，于是得以退休归去。唉，可以说是荣耀了！在正当可以任用的时候，怀抱着有所作为的才具，不论官职高低、地域远近，都施展自己的才力，实行自己的志向，使职责修治、事业著名、声望建立、本人荣耀。到了年老疲倦时，便退居山林之下，优游自适，这本来是士君子所乐于做的，也是朝廷惠养老人的心意。然而人的处境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也有想实现志向却不能实现，或者实现了志向却不能安然养老的人，这里暂且不论。还有人沉溺在富贵之中，乐于口腹身体的供养，以有仆从为骄傲，以宾客交游为娱乐；一旦退休归去，便不再有从前的盛况，出门没有人同游，居家没有人相处，茫然无措，像旅人没有归宿一样，那么身体虽然闲暇，心中却并不快乐；这本来是没有恒心之人的情形。而我们的袁君却不是这样。袁君是我们县的旧家，曾经凭借很多财产成为乡里首富；他的先人留给他的产业非常丰厚，如今归去，大概没有什么不是快乐的。有安稳的房舍，有田地的收益，园池足以供他垂钓游玩的乐趣，山林足以培养幽静隐居的情趣；衣冠之家可以联姻结交，不在东边田间就在西边道路，拄杖穿鞋来往，可以早晨前去、傍晚回来。又有士大夫先生可以同游同讲，周公、孔子的教诲可以陶冶他的性情；告诫族人的子弟和乡人的子弟，使他们离开邪恶而趋向善良，共同享受太平之世的生活，这样的快乐哪里说得尽呢？这难道不值得高兴而庆幸吗？袁君的儿子克俊，曾经跟随我的叔祖御史公交游，与他有相知的雅谊。他的侄子【阙】又是我妹妹的丈夫。所以对于袁君归去这件事，我召集交游中能写文章的人作诗为他饯行，并把他所能享有的快乐写成序来庆贺他，使他知道值得高兴和庆幸的原因。

译《送陈侍郎致仕》序 古代的君子，四十岁才开始做官，七十岁退休。大概从正当强盛直到年老，任用他们也不过三十年而已。斟酌人的盛衰是否适宜，制定进退的节度，使有才干的人能够及时发挥作用，年老疲倦的人也能够安闲娱乐而心中没有牵累。这样对待人，难道不是很厚道吗？君子做官，是为了实行道。先从洒扫、应答开始，推及致知、格物，以此求得道。等到道理明白、德行树立，然后才出来任用。开始是侍奉他人，最终是领导他人。从处理细微事务直到达到远大的事业，实行三十年之久，功业显著于上下各处，大概已经竭尽耳目心思的力量来做了。要说他的视听没有衰退，经纶谋划与从前没有不同，这样的人大概很少。然而还不让他离开职位，反而一再用政务烦劳他，使他的精神疲惫、筋力困顿，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这就叫竭尽劳瘁来做官，是诗人所讥刺的。这样对待老年人就薄了。所以七十岁退休，使他安适快乐，是厚待老人的道理。不过如果不是遇到清明的时代，以仁德惠及下民并且能够实行这一制度，也很少有这样的情况。礼部侍郎、东莞人陈公，从开始做官到现在已经五十年，文学、政事都很出色，是当世的名臣。他对朝廷的补益、对百姓的恩泽，有许多事情值得记载。今年超过七十岁，他自己说衰老后不如从前，请求退休离去。皇上没有允许，他再次上奏后才答应。最初不答应，大概是爱惜陈公的贤能，想留下他来辅助自己；最终答应，也是为了厚待陈公。唉！皇上的仁德如同上天的仁德。陈公将要出行，尚书毗陵胡公、侍郎武城王公和各位君子都了解陈公的德行，大概是惋惜他离去而不能挽留，所以让直来写一篇话，抒发他们深厚的情意。直也高兴古代的道理能够在今天实行，而陈公能够实现自己的心愿，所以作序送他。《送郭宪副》序 兰阳郭君，原字秉中，任监察御史满九年，恰逢陕西按察副使有空缺，大臣推荐郭君适合这个职位，皇上立即任命他为陕西按察副使。他将要出行时，他的同僚朋友欧阳广洙等人嘱托我写赠言。我曾经自认为，按察司的职责，是警戒官吏的邪曲、端正各种法度，使在位的君子有所依恃而站立，使小人有所畏惧而收敛，然后各种事务得到修治，众生得到安适，由此可知这个职位的责任重大。然而要承担这项重任，本来是有方法的。我在京师很久，凡是有人担任这个职位而来问我意见的，我常常把仲山甫的故事告诉他们。《诗经》说：“柔弱的也不吞食，刚强的也不吐出”，说的就是公正。果真一切出于公正，本来就是君子所依恃、小人所畏惧的。有了依恃而行善的意志坚定，有了畏惧而作恶的念头受阻，那么各种事务还有不能修治、众生还有不能安适的吗？然而所以能够做到，是学问和修养不断进步的功效。因此《诗经》又说：“小心谨慎，以古训作为法式。”只有这样，才能成就柔和美善的德行，而天下国家的重大责任也就系于此。推究而论，难道只是适用于今天按察使的职位吗？姑且只举眼前的事情来说。我告诫过的人很多，君子没有贬低我，难道是因为我的话有可取之处吗？那些气势汹汹、自以为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的人，最终却对刚强者吐出、对柔弱者吞下，使行善的人懈怠，使作恶的人放肆，百事毁坏而百姓困苦，难道不是荒谬吗？郭君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学问和修养一向有根基。任御史时，也常以公正自任。如今离京出任宪副，我只是特别提出这一点并加以施行罢了。我知道他的才能足以胜任重任，却仍然说这些话，大概也是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况且世上做官的人，能够像仲山甫一样也就可以了，所以用这些话赠给他。郭君或许会有所取用吧？《李氏重修族谱》序 我们县的李子能带着族谱来到京师告诉我说：“我们李氏始祖从长安迁来居住在前程，又从前程分为六族，到现在大概已有多少代了？族人繁衍兴盛，子孙多到一千多人。我担心时间久了有人会昏昧忘失，于是取出我高祖成玉府君所编的族谱，加以增修，并且刻在木板上，用来惠及我族之人，使他们不忘本源的重要，敦厚孝悌之心。冒昧请求您作序。”考察族谱，其中记载第十一世罗山县尉谦所作的序说：“前程这一支，确实出自唐代纪王李慎，这些情况见于旧史。纪王是太宗的儿子，纪王有七个儿子，长子名续，袭为东平王，先于父亲去世；其次是琮、睿、秀、献、钦，都被武后杀害，只有证因隐藏而得以免死。神龙初年，以证承袭王位；证生光禄少卿行周，行周生资川司马建。建以后，文捷、文纪流离逃亡，此后史书便失去了他们的姓名。文捷之后六世传到资渊，因军功授进武校尉。又过一世，子林任沅州司理；其后又有桂阳主簿喆、河南太守诏、黄州司户参军绍祖，直到罗山府君。元至元年间，有个叫晦翁的，又任赣州防昌簿；因恩赏入仕以及通过明经选举做官的人，比比皆是。” 族谱中出现而可以考证的情况就是这样。自唐代以来，大约八百多年，其中有许多值得欣喜和叹息的事情。而李氏子孙竟能不失去旧日衣冠家族的传统，时间越久反而越兴盛，难道不是前人的恩泽有所维持吗？但我听说，名门大族所以显赫闻名、流传不朽，并不只是富贵的意思，大概是有根本的。如果没有根本来培植，那么显赫闻名的事业最终就会消失。这就是古人看重立德、立功、立言，而其他事情不在其列的原因。李氏的先人曾经兴盛过，作为他们的子孙，如果更加修养孝悌忠信的品行，努力学习诗书礼乐，时间越久越笃实，那么用来光显先人、培植后代的事业，将会传得越来越远而没有穷尽。这就是子能的心意。”所以为此作序，告诉李氏的子孙。子能质朴厚重、周密谨慎，乡里称赞他，大概是能够使家业世代相传的人。

译《和集堂诗》序 《和集堂诗》一卷，是士大夫为崇仁县杨思立所作。起初，思立在世时，哀怜他的兄弟早亡，两个妻子的遗孤都无所依靠，便发誓不分家产、不同居处，用来抚养保存他们。寡嫂能够安守本分，孤儿能够顺利成长。一家之中，少者长者各有礼法，秩序井然，和气融融。这就是堂名“和集”的由来。思立去世后，他的儿子自新能够按照父亲的志愿行事。自新任刑部主事，于是思立的善行渐渐为人所知。士大夫们便把这些事写入诗歌。自新编集成卷后，拿来请求我作序。我认为《诗经》三百篇，不一定都出自士大夫之手，但当时的事情却因此得以流传不朽。诗中所歌咏的，多是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关系。叙述人伦情谊的深重、性情的真实，百世之后，人们还可以由此看见王道的盛衰、风俗的厚薄。所以说诗可以用来观察社会。思立在家中的所作所为，大概是天理自然如此、人道本来就应当如此，并不是要等待诗歌来歌咏。然而一定要歌咏它的，是因为这些诸公秉持常道、喜好德行到了极点。记录并传播这些诗，难道只是为了彰显思立的美德吗？凡是有同样心志的人，难道不会因此受到激励吗？这些诗本来就不必借助序文也会流传了。然而诗人的心意，有难以用言语完全表达的地方，这就应当由序文来阐发。一家人的亲属关系中，父子、兄弟、夫妇各自都能尽到自己的道义，没有乖戾争斗、凌犯侵害的风气，这才叫作和。若只是欢喜嬉笑、相互往来，轻慢戏谑、亲昵游荡，却不知道约束自己，这就是《易经》所说的“妇子嘻嘻，失家节”，即妻子儿女嬉笑放纵，失去了治家的节度。世俗所谓的和，很少不发展到这种地步。思立使全家和睦三十年，确实已经尽到了自己的道义。继承世代而保持这种和睦，难道也能审慎地做到这一点吗？从前诗人歌咏文王的德行，已经用“雍肃”来形容了。至于赞美王姬时，又说“肃雍”，大概是因为这是王道教化所成就的。和睦而又恭敬，是文王用来规范自己家庭的道理，也是王姬用来使家庭合宜的道理。凡是拥有家庭的人，内外都想尽到各自的道义，难道可以不把这些作为法则吗？自新的子孙还应当努力这样做，那么就足以无穷无尽地继承前人的美德了。《抑庵文后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二十，明王直撰序 《送万太守序》严州在浙江属于下辖郡，位于衢州、婺州之间。那里多大山，良田很少，所以耕种所得仅够供给生活，而木材出产却很丰富。百姓生活在其中，多数聪秀颖悟而喜爱学习，其次也质朴诚实、勤于经营生计，因此风俗相当淳厚美好，与其他地方的诡诈欺骗、刻薄邪恶相比，相差很远。于是那里号称容易治理。然而我曾想过，百姓的习性就像水一样，流动而趋向低处，是水的本性。横流泛滥而失去本性，是有人逆势而为造成的。周代、秦代的百姓本性并没有不同，然而在周代淳厚，在秦代却互相残害，这是为什么呢？是治理他们的人造成的。我认为严州容易治理，不能只归因于百姓，必定还要归因于太守和县令。因为担任太守、县令的人若不能顺应百姓而安抚他们，反而一味违逆他们；喜爱学习的人不能专心求学，经营生计的人不能凭自己的力量谋生，甚至上奉父母、下养妻儿，以及一切所好所恶，也不能顺遂自己的意愿，那么弱者就会怨恨，强者就会悖逆。所谓容易治理，岂不是将要变得很难了吗？从前治理严州的太守，我不能知道。至于如今的万侯，确实可以说是百姓的父母官。父母官的道理，不过是喜爱百姓所喜爱，厌恶百姓所厌恶罢了。万侯治理郡中，既清静无为以使百姓安宁，使他们乐于生息、兴办事业；又提拔求学之人并加以奖励勉励，修建严先生祠来激励百姓，减少营造工程的冗余费用，免除租赋远途运输的负担。有武夫夺取百姓土地、又把租税负担加在百姓身上的，万侯便把土地归还百姓。这些全都是百姓最喜爱或最厌恶的事情，万侯都顺应民意施行。百姓既然能够自行实现愿望，便欢欣鼓舞、安居乐业；若还说治理严州困难，难道合乎道理吗？所以我认为严州容易治理，不能只归因于百姓，必定还要归因于太守，这不是空话。万侯在郡中任职六年，如今第二次考核政绩后将要归去。郡中的官员，如兵部郎中潘士敬等人，因喜爱万侯重新任职并最终惠及百姓，来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万侯名观，字经训，和我都是江西人。我赞美万侯的政绩，又希望他的前程更加远大，并且想用此文来劝勉那些未能这样做的太守，所以写下这篇序文为他送行。《送鲍参议归山西序》鲍君时溥任山西参议时，怀着恭敬谨慎之心，施行平易近民的政令；凡是他所施行的事情，必定考虑如何使百姓得到好处，因此声名在内外都很显著。今年考核政绩来到北京，因政绩最佳而受到上报，应当再次回到山西任职。礼部郎中余麟等人过去曾与他同僚，相互感叹说：“时溥任参议确实贤能。他忠于侍奉上级，所以尽心治理百姓；他的心意，大概是想使百姓没有一个不能得到安置。然而从前迁徙的人仍然轻易离开故乡而不能返回，时溥心中大概对此很不满意。”我听了说：“朝廷仁爱这些百姓，已经很深厚了；负责一方的大臣用来使他们还定安集的办法，也没有不尽到道理的。然而百姓仍然轻易离开，离开后又不想回来，难道没有原因吗？有人说，他们的赋税大多供给边地，而且道路极其险阻，往往运输五六石粮食才能送到一石，这就是困难所在。”我曾思考过，山西人一向俭朴勤劳、能吃苦耐劳，自春秋战国以来都号称强盛。他们的地界靠近边疆，往往长期驻扎重兵，用来制服北方敌人，威势镇服绝漠，使敌人不敢稍稍向南，这难道还有别的依靠吗？只是依靠当地土地的力量罢了。如今土地仍然存在，只是使内郡百姓困于运输供给、迁徙而不能返回，难道不应当设法解决这种弊病吗？时溥与同列的大臣们日夜研究前人的办法中适合今日的，以及如今在民间产生的弊病，竭力向天子请求停止那些不合宜的做法，使边地士兵都能分得田地来供养自己、享用田地的收益，而不再有人侵夺他们。这样以后，内郡百姓的力量就可以得到宽解；内郡百姓的力量既然得到宽解，谁还肯抛弃坟墓、离开亲戚，长久离去而不回来呢？他们一定会相继回来，乐意成为这里的百姓。否则，时溥的心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古代善于谋划国家的君子，必定尽心竭力谋划国事，不苟且顺从眼前局面，这才叫作忠。赵充国平定先零时，当时提出的各种策略并非不好，但赵充国独自说：“这不是为国家考虑的忠实计策。”又说：“圣明的君主可以同他讲忠言。”最终他坚持自己的主张而取得成功。时溥和诸位大臣向皇上献上忠实的计策，守边的将领难道没有像赵充国那样的人吗？山西百姓必定能够受到他们的恩惠。余麟等人听后高兴地说：“这就是所谓忠实的计策。”请我写下来赠给时溥，于是我就写了。

译《送张佥宪复任诗序》上虞张君居彦，因才华和品行受到世人重视，已经很久了。大臣推荐他，天子任命他为福建按察佥事。任职三年后，他上奏报告政绩来到北京，皇上又认为他的政绩相称，便让他完成任期。居彦和他的哥哥居杰起初都以乡贡进士担任教官，居杰后来入朝任给事中。不久，他出任藩省佐官，如今是江西参政。居彦也是从学校中被起用，任福建的宪司佐官。江西、福建都是大藩镇，那里的百姓都熟习诗书礼乐，而张氏兄弟又都作为大臣治理他们，并且都有美好的政绩，都受到士人和百姓的称颂。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曾经为他们的“双桂堂”作记，感叹他们兄弟的贤能，又由此知道张氏的先世曾有兄弟同时显达、官至参政的。张氏怎么会有这么多贤人呢？世上的人本来有兄弟都做官的，却未必都是同胞至亲；同胞至亲或许有，但未必都担任藩省、宪司这样重要的职位。如今张君凭同胞兄弟的亲情，两人一同居于藩省、宪司的职位，这虽然是张氏受诗书教化的结果，也可以看出国家人才兴盛的景象。我曾经说，藩省大臣是率领郡县官吏来使百姓安定休养的人；风宪之臣，是用来考察那些安养百姓之政是否合宜的人。两者职分不同，但对待百姓的宗旨相同。江西、福建的百姓很多，若能使他们都处在富裕、长寿、安康、宁静的境地，都安于声名文物的教化之中，这就要寄希望于张氏兄弟了。功业成就而颂歌兴起，才是所谓国家的光荣，不只是张氏一家的荣耀。佥宪君将要出行，与他交情深厚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礼部主事秦初笃，是同乡郡的友好之人，拿诗来请求我作序。《韩奕》是为送韩侯而作的诗，开头说：“早晚都不懈怠，恭敬地守护你的职位。”不懈怠，就是勤勉；恭敬，就是敬慎。勤勉，是事业得以扩大的根由；敬慎，是德行得以崇高的根由。能够既敬慎又勤勉，大臣的职责就完备了。那些仕途有成便懈怠的人，是君子所不看重的。因此把这些话写在诗卷开头，用来表达我的愿望。《赠夏考功序》吏部考功主事夏瑜，字公瑾，任职满九年，本来应当升任尚书侍郎。他的同僚们都很看重他，并且认为他适合任考功之职，极力希望把他留下来协助自己，便向皇上请求升他为考功员外郎，享受正五品俸禄，皇上同意了。士大夫们为他的升迁感到高兴，来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我认为考核政绩、决定降职和升迁，是有虞氏的法度。舜任命官员时，从禹以下的人都是圣贤资质，难道有不适合任用的吗？却仍然制定这样的制度，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人不能人人都成为禹、益、皋陶、稷、契；既然不能人人都成为禹、益、皋陶、稷、契，如果又没有制度来劝善惩恶，想成就天下的治理就困难了。从此以后，凡是拥有天下而想要激励臣下尽职、兴起治国功业的，没有谁能够改变这一制度。然而深入观察，治理国家固然不能没有法度，但法度不能自行运行；有了法度，执行它的又不是合适的人，仍然等于没有法度。后世的治理不能都像有虞之世那样，难道不是因为执行法度没有用对人吗？不过人的本性也没有不同：用心公正，明察事理，处理事情周全谨慎，不让个人好恶和利害堵塞心智，慢慢考察人的是非而施行升降，那么就能使贤能者更加勤勉真诚，继续建立光明的功业；中等资质的人也有所激励，努力行善。这样，政绩难道会不兴盛，百姓难道会得不到恩泽吗？如果沉溺于私心，昏暗而不明白事理，喜欢荒诞欺骗而乐于懒散放纵，是非不能明辨，升降不能恰当，那么怎么能起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呢？不能起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贤能者就会郁闷而不能振作，不肖之人则更加放纵，越出礼法之外；还想使天下得到治理，能够做到吗？所以考功之职关系到政治是兴盛还是废弛，难道不重要吗？国家采用有虞氏的法度来达到有虞之治，到今天将近一百年，是因为执行它用对了人。公瑾任考功主事已经很久了，大概确实能够有益于治理；如今升任而得到任用，他的益处难道不会更大吗？慎重地开始，并且坚持到最后，这是君子的道理。由此更进一步说，他的福禄和荣名，难道会有尽头吗？所以写下这些话赠给他。《送陈祭酒诗序》太祖高皇帝制定学校制度时，规定诸生进入太学三年，都可以回家探望父母；父母去世，也可以回家祭祀。大概认为孝是实行仁的根本，教人实行仁，是要使仁施行于天下；如果反而忘记父母，根本就没有建立，所以把这一条写入法令。仁宗皇帝又把这种恩典推广到群臣，凡是考核政绩优良并且没有被事务牵累的人，都命令按次序前往探亲。这种心意就是太祖皇帝的心意，不区分已经做官或尚未做官的人，一概以最大的仁爱对待他们，多么盛大啊！我曾读《四牡》一诗，感叹周代的君主可以说是很能体察群臣了。诗中说到带着母亲同来，却没有机会看见实际做到的情形；但现在的法令，即使周代盛世也不过如此。然而每个人所处的情况不同，担任各部门职务的人有时被公务牵累，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愿行事；能够自行实现愿望的，大概只有太学的职务吧？因为没有政务劳苦，却居于为人师表的位置；没有政务劳苦，就不受事务拘束而能实现志愿；居于师表的位置，就必须尽心教导，教化才能建立。否则，难道不只是忘记父母，也还会辜负君主吗？这样居于师表之位，却想使教化施行、成就贤才以把仁施于天下，难道不是很难吗？那么能够这样实行的人，难道不可以称为贤者吗？国子祭酒、四明人陈公敬宗，确实就是所谓贤者。陈公初次任祭酒满三年，便请求告假回乡祭祀父母，皇上没有答应。今年他再次提出先前的请求，皇上答应了。他之所以恳切不已，大概是深深感念皇上的仁德，又深切思念父母，不能片刻忘怀。然而在我们看来，他不也是以自身作教化吗？这样确实无愧于师表的职位，能够成就贤才，以仁德惠及天下；使天下人都安处于仁德之中，是可以肯定的。那些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却不想尽到自身职责的人，难道不是因为贪图利益而蒙蔽了良心吗？贪图利益而蒙蔽良心，却说自己无愧于师表之位，可以吗？假如人人都受这种人影响而改变，那么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陈公受到君子们的敬重，当然是应当的。陈公将要出行，凡是敬重他的人都作诗为他送行，我为这些诗作序。读到这卷诗的人，孝敬之心可以油然而生了。

译《送张司训序》我曾说，天下的教官如果用对了人，就不必担心没有贤才。因为教官是贤才的根本，得到合适的人，贤才就会因此兴盛。自古以来之所以重视选择教官而不轻易授予他人，就是这个原因。我国兴办学校、任用儒者的盛况，是古代从未有过的。内至京畿，外至遥远偏僻的边疆，万里之外的界域，凡是郡县没有不设学校的；教官则从科举中选取或由荐举而来的人担任。恩宠优厚，是多么盛大啊！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能够被列入这种选拔，难道不应当努力教诲学生，使他们有所成就，以仰承并报答圣朝教育人才的厚德吗？我同乡张球和他的哥哥张珪一同在乡试中举，今年参加礼部会试，都中了副榜。张珪被授为直隶扬州泰兴县学教谕，张球被授为广西桂林府学训导。他们赴任时，张珪请我写几句话来称述张球。我与张氏世代有交往，又敬重张珪爱护弟弟的情意，所以没有推辞。张氏是本县世代读书做官的家族。宋代有槐应，在廷试中名列第一甲；他的哥哥槱也同榜考中进士。到张球的伯父日孜，又因通晓经学被荐举，起任休宁县学教谕。张球兄弟年少时，曾从前任佥事陈公学习《春秋》，后来又在今吏部主事欧阳广哲门下完成学业。他们所学大概是有渊源的。如今张球去桂林任教，也应当思考如何做好教官，以光耀前人的声誉，使人们不辱没自己的老师。何况凭张球的学问来教导桂林远方的士人，本来就是他完全能够胜任的。不过，教育别人要从端正根本开始；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弟子仿效的榜样。一旦在别人面前言语失当、神色失常，别人就会轻慢戏弄他。张球还应当更加勉励自己，以严肃刚毅自重，勇敢果断而有所作为，那么弟子难道会不把你当作仪范，欣然振作起来，专心求学、崇尚志向吗？将来桂林的贤才成批涌现，接连有人考中科举，一定是张球教导所造成的。张球要努力，以符合我和张珪对你的期望。《赠陈给事中序》姑苏人陈常，字仕恒，任刑科给事中时，廉洁谨慎以约束自己，精勤努力以处理事务。他对待朋友和气而不随波逐流，驾驭属吏严厉却不残酷。事情无论大小，处理起来没有不合礼法的，确实可以称为贤者。如今任职满九年，因疾病请求离任。吏部想挽留他，他不同意，吏部便把情况具文上报。皇上查明实情后，答应了他的请求。仕恒高兴地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向平常来往的人告别，择日上路。有人对我说：“君子做官，是为了施行道义。道义不能施行，就保全自身而退，这大概是出于不得已罢了。”仕恒处在圣明的朝代，又担任枢机要职，对于道义上应当施行的事情，已经能够进言并得到实行；如今退职而离去，却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而且按照现今制度，给事中任满九年，往往可以辅佐六卿，出任方面大臣；次一等的，也仍然可以任郡守。仕恒既然任满九年，他的职位之高、道义施行之广，是可以预期的。如今虽然有病，难道就不能勉强留下吗？我说：“这正是仕恒贤能的地方。君子虽然乐于施行道义，但施行道义必定以自身为根本。自身病了，难道能不劳苦疲倦吗？所以一定要像召康公那样受托任重，又像卫武公那样勤勉自励，才可以说一日也不能离开朝廷。否则，能够审慎地把握进退的合宜，安于自身所应有的分限，本来就是君子的高尚境界。仕恒的离去，难道不是我所说的贤能吗？从前赵康靖告老还乡时，把古今谏诤之言编成一百二十卷献上，希望对治理有所补益。君子称许他年老而不忘忠诚。如今仕恒归去，如果能优游于湖山之间，涵养研习诗书学业，将那些可以使国家安定、百姓受惠的意见报告给皇上并加以采用，那么身体虽然退居，而道义未尝不能施行。与那些贪恋荣华、嗜好升进，年老多病却不知道止足，最终又毫无建树的人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都给事中郭廷器听到我的话后认为很好，说：“这正是仕恒乐意听到的。”请我写下来赠给仕恒，于是我就写了。《赠祝给事中序》祝颢，字维清，是长洲人，凭明经科考中正统已未进士，在吏部观政；又因勤勉谨慎而获得声誉，由此升任刑科给事中。同郡做官的人都替他高兴，想得到一篇文章来为他扬名。想到维清参加礼部会试时，我忝任主持取舍的官员，能够得到他的文章并推荐上去，大概可以说是他的知己，所以他们便一同来向我求文。唉，我已经老了，又昏愦，哪里足以了解天下士人呢？只要没有失误，就算幸运了。如今他们却来向我求文，只是我能够说的，都是维清已经知道的，哪里能对维清有所帮助呢？然而也不能推辞。我听说，士人所学习的，不过是仁义之道；学习它本来就是为了实行它。然而学业已经成就，却能够在当时实现志向的人很少；能够在当时实现志向，却能够立足朝廷、把它施行于天下的人，又很少；能够立足朝廷、施行于天下，却能接近皇帝的尊位、担任枢机要职，所说的话一定被信任，所做的事一定被听从的人，更少。想使仁义之道四方通达而不悖逆，难道不是很难吗？如今的给事中每天侍奉在皇上左右，国家政务的根本就系于他们。既然了解政务而能够进言，进言又能够得到施行，那么要使仁义之道畅行天下，使天下人都处在仁义之中，没有什么形势比这更有利了。做官的人能够仕进而得到这样的职位，是多么幸运啊！何况刑罚是义的施行，其中也寄寓着仁的道理。施刑符合义，同时又不违背自己的仁心，这样之后刑罚才得当。这正是周代贤臣使国家长久的原因。如今皇上亲自实行舜、禹的圣德，他所施行的一切，都出于对仁义、刑法的谨慎，大概对此十分用心。维清在这样的职位上，难道可以不尽心吗？将判决拟定上奏，复核案件的文书发下来审察，寻求其中恰当的处理，必定要合于义而不违背仁，这样才不辜负所担任的职务，也不愧对所学习的道理。若能达到最高境界，将不可以同周代贤臣相比吗？所以写下这篇序文赠给他。

译《刘处士挽诗序》我所在的泰和有许多世代显达的家族，其中以诗书礼教著名的，要数防溪刘氏。刘氏有很多才俊，在乡邑中以声名闻世的，处士承祖君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刘氏从安成密湖分支出来，读书而显达的人常常不断，到承祖君时尤其不凡。他的言语行为全都以圣贤的教诲为根本，重视信义，崇尚礼节，喜欢同贤士大夫交往。有朋友来往，他总是倾心相待、欢聚畅谈，连续多日亲切融洽，从未显出厌倦。伯父彦文爱护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后嗣；承祖君侍奉伯父极其诚敬，与侍奉自己的父母没有区别。伯父在世时，他尽力供养；伯父去世时，他尽力表达哀痛、办理安葬，祭祀没有一件不合礼制的。至于他对宗族、姻亲、亲戚故旧所施行的事情，也都尽到了道义。因此乡里都称赞他，没有不同的说法。他和配偶沙湖萧氏相互辅助，萧氏有贤德，先后去世。宣德庚戌年闰十二月一日，二人合葬在本里粲坑的原野。当时喜爱承祖君的人，悲叹他有美德却没有享有高寿，纷纷作挽章歌咏，为他送行。承祖君有九个儿子，通和暹都通晓经学、修养品行，担任教官。人们又说承祖君能够教育儿子使他们有所成就，却没有等到享受他们俸禄的时候，实在令人悲哀。到这时，暹任训导期满，得到湘潭教谕的职位而离去。喜爱承祖君的人又为他的去世悲伤，挽诗也因此更多了。我与暹同乡，而且祖先的坟墓靠近防溪，所以暹与我交情深厚，便请求我为这些诗作序。我认为汉代有挽诗两章，《薤露》用来送王公大人，《蒿里》用来送士大夫和庶人，都是哀叹人的寿命不长、死亡令人惋惜。如今诸公作诗的心意仍然如此，他们对承祖君的情意难道浅薄吗？何况我与承祖君父子有旧交，难道是一般情谊所能相比的吗？因此为这些诗作序，使它们流传后世，也可以作为使承祖君不朽的寄托。《赠陈主簿致仕序》宣宗皇帝在位时，曾选取进士中最优秀的人，让他们在秘阁读书，学习古人的文章，等待将来任用，并命令我教导勉励他们。上虞人陈金就在其中，早晚勤奋不懈，是一个有志于学问的人。他的父亲尚辉，任吴县主簿，为儿子的进步高兴，因而能够跟随我交游。每次因事来到京师，总要到我这里来，表达他殷切深厚的情意。他因为厚爱陈金，所以对我也如此尊重。我曾经喜爱陈金有志于学，又知道他的父亲善于教育子女，相信“人的善行一定以父兄为根本”这句话，确实是不变的道理。过了很久，陈金离京任行人，出使四方，能够运用所学；同时，吴县的政务也治理成功。父子在京师相聚，既能享尽天伦之乐，又都获得了做人臣的荣誉。世上的君子有不能这样的人，谁不羡慕呢？后来尚辉退休回故乡，陈金奉使命前往南方，能够随侍父亲同行。于是交游的士人和同乡做官的人，没有不认为这是荣耀的。进士张和知道他们父子的善行，又知道人情都为此喜悦，便想请我用文章表现出来。我想到同尚辉长期交往，又一向喜爱陈金，哪里能推辞呢？于是对他们说道：父子是上天所定的亲属关系，儿子希望父亲获得福禄，父亲希望儿子显达荣耀，这是人的至情。尚辉安居林下，他的福气大概还没有穷尽。陈金奉使往来，因此能够拜见父亲、庆贺家门；他的仕途显荣也还没有终止。他们所希望的，大概都得到了。然而我听说，汉代万石君石奋告老归乡时，他的儿子石庆任内史，已经显贵了；但石奋用来教导他的，都是敦厚谦让的道理。因此石庆更加显贵。父亲能够教育儿子，儿子也善于继承孝顺谨慎的声誉，不仅当时受到称誉，还被写入史册，流传百世而不衰，他们的贤德实在太深厚了。我一向敬重石奋父子的行为，如今希望在陈氏父子身上看到这种情形。我的期待之意，难道不也是很深厚吗？所以写下这篇序文，并让张和拿去送给他们。《送陈经历序》太宗皇帝即位之初，下诏修撰《永乐大典》。天下博学的大儒、硕学之师，以及郡县学校中聪明有才俊的人，都选拔出来，前往馆阁。被选中的大约有一千多人。我当时任翰林庶吉士，因此当时在馆阁的人大多相互认识，人人都奋发激励，各自以才学表现自己。书籍修成后得到官职，人人都足以建立事业，在当时有声名。直到今天相逢，谈到修书时的事情，情意仍然像当初一样亲近。钱塘人陈琏，字汝器，大概就是当时聪明才俊中的一人。他既结交天下英才，又得以阅览古今典籍，所以见识日益进步，才华日益充实。他升任临邑知县后，才力宽裕有余。全县百姓都受到他的恩惠，敬爱他。治理的功绩盛大，其他县没有能够超过的。任职九年后，县民不忍心他离任，相继到府、藩司、宪司以及巡按御史那里申诉，请求留任。附近商河、禹城的百姓也奔走请求挽留。汝器因为父母年老，上奏请求回乡探望，皇上准许了他；于是接连遭逢父母内外丧事，未能出任。服丧期满后，升任福建布政司经历。布政司承担古代方伯的职任，而经历是幕僚中的长官。上面有五六位大臣治理一方，想使百万百姓安居于下，即使自身的道术足以担任，也仍然要依靠经历来辅助谋划、补益政务。汝器既然善于治理县政，又深知民事的适宜做法，所以他的辅助谋划显著而有成效。他才华见识的优长，也正是由长期历练、深厚涵养而形成的。今年考核政绩来到北京，已经被评为最优，便要回任。礼部司务陈珪，字重器；郎中陈谟，字古训；叶蓁，字仲荣，都与他有交情，请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我想到从前一同编修的旧谊，所以没有推辞。然而想起从前那些才俊以及执笔修书的人，如今有的担任藩宪重职，接受治理专城的寄托。汝器虽然尚未处于那样的职位，但他所承担的也是方面大臣的事务。希望他敬慎自持，对大小事务都必定尽心，使德行树立、事业成就，人人都称赞他说：“这就是当年馆阁选拔的人，难怪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如此，他将来获得的爵禄难道还能估量吗？

译《送郑太守序》宁波在浙江是大郡，那里的士人大多读书、守礼、崇尚义气；乡里的普通百姓都致力于务农和勤劳生产，以使衣食自给，而当地又有丰富的物产。然而宁波临近大海，海外各国，如日本、琉球之类，按时前来进贡、履行臣属之职，必定从宁波到达京师；贡使所需的供给费用、运输劳苦，都要从这里取给。百姓既然读书而懂得礼义，却很少有人熟悉事务、勤劳生产，因而多质朴厚重，却没有办法自行防备。物产既然丰富，所以豪强奸猾之人便有意在其中渔猎。若又遇到劳费繁重的时候，上面有权贵显官催逼，下面有小吏奸胥奔走侵扰，还想使百姓安定而政事有条理，能够做到吗？所以做太守的必须是当世贤者，才能杰出、品行卓异，受到众人敬爱，这样之后才可以希望百姓安定、政事治理好。朝廷知道这一点，下诏选择贤能者任用。三山郑侯珞从刑部主事任上奉诏前往。到任以后，他询问百姓的情形和好恶，了解弊病产生的原因，把一切搜刮剥削全部清除，并深加防范。事情发生时，慢慢考察其是否合宜，然后加以应对。多方征收、重重敛取，囊橐中饱的奸恶，放纵富人役使贫民，以及暗中残害、狡诈险恶的行为，都不能再得逞。于是百姓安定，政事得到治理；他又修整坛场墙垣来祭祀神灵，兴修水利，修缮桥梁道路，以便利耕种和往来的人；大力整修学校，同众多士人讲学。郡中的人，无论老少、愚者、贤者，都不停地称颂郑侯的善政。他曾因母亲丧事离职，朝廷却上奏请求夺情起复，让他任职。郑侯能够取得百姓拥护并取得这样的成就，难道不是因为才华品行卓异、受到众人敬爱吗？如今第二次考核政绩入朝，应该再次回到宁波任职；宁波做官的人都感到高兴，便来请求我写赠言。郑侯当初考中进士，随即进入翰林，在秘阁读书；我观察他的为人，非常敬重他。后来离开翰林成为贤能的太守，已经为翰林增添光彩。如今回去，如果不懈怠而任职满九年，功业大成，能够同汉代的龚遂、黄霸等人相比，那么对翰林来说，难道不是更加光彩吗？所以写下这篇序文为他送行，日夜等待他取得成就。我虽然年老，仍然应当为他执笔记述。《送王知县序》曹县在兖州是大县，土地最肥沃，田地收入丰厚，往往超过其他县。当地百姓不能完全利用这些利益，而其他地方没有田地的人，很多来这里谋取衣食。四方商旅也多来这里贸易迁运，以求获利。曹县因此丝、绵、麻、苎、黍、稷、菽、麦等物产不断出产，百姓还有余粮积蓄，真可以说是强盛的县。百姓有了养生的条件，然后才可以教化他们。假如土地贫瘠、收益微薄，整年辛劳仍不足以上奉父母、下养妻儿，却想让他们接受教化、向善兴起，即使是父子之间也不能相互和谐，何况县令对百姓呢？像曹县这样的百姓，大概可以同他们一起行善；到曹县任县令的人，也可以施展自己的志向了。往年我曾听说有一位范县令用平易的办法治理百姓，平均他们的徭役，按时征收赋税，不苟且取利，不暴虐征敛；百姓都遵从教令，侍奉父母、养育妻子儿女，安乐自得地生活在田地之间，爱范县令如同爱亲生父母。范县令的名声也在内外显扬。如今任期已满，应当离去，吏部寻求可以代替他的人，我的朋友王绅，字用璋，将要前往那里。用璋读书明理，言语行为谨慎，不肯稍稍涉足不义之事，我知道他能够做一个好县令。治理政务的人不一定要事事出自自己，只要所作所为善良就行。前人所实行的政令，百姓认为好而安于其中，那么沿用旧制就可以。若一味追求标新立异、争强好胜，反而使百姓受害，就不是善于治理政务的人。汉代曹参遵守萧何的法度，以清静使百姓安宁，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如果事情有适合过去却不适合今天的地方，就应当变通以使百姓获利，同时也要审慎选择好的做法来遵循。大舜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乐于采纳众人的长处来行善，这是万世的老师。用璋应当把这作为法则。然而我又有忧虑。百姓既然聚集在曹县，其中大概各种善恶、大小人物无不具备，所以必须有容纳人的气度，同时又能使他们心悦诚服；这样之后，才能使他们安然服从自己的治理，遵循自己的教化。古语说：“别人不欺骗我，是因为我自己不欺骗别人；别人不违背我，是因为我自己不违背别人。”用璋如果努力端正自己来面对百姓，就一定会成为贤能的县令，我对此毫不怀疑。他将要出行时，同乡亲友监察御史欧阳广洙等人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所以写下这篇序文为他送行。《送黄中书省亲序》中书舍人黄采，是载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黄先生的儿子。起初，黄先生退休回到永嘉，却感念皇上的恩德而不能忘怀，想办法报答皇恩；他自己说有个儿子黄采，能书写，希望把他留下来从事笔墨事务，或许可以稍稍报效万分之一，皇上答应了，便让黄采进入翰林，凡是典章册命都让他参与执笔。黄采早晚勤勉谨慎，不懈怠、不嬉戏放纵；在公务的间隙，取来晋唐名帖，端坐临摹书写，偶尔发之于吟咏，也很有法度可观。士大夫们喜爱并敬重他，说黄先生以文章德行闻望天下，理应有黄采这样的儿子。修成《宣庙实录》后，授黄采中书舍人，但仍留在翰林；他的职事修养和学问增长，大概日益进步，已经到了难以追赶的程度。此时他离开父母将近十年，而黄先生的年纪也已经七十五岁了。相隔如此长久，父亲年纪又如此高，黄采恳切请求回乡省亲，是合宜的。得到批准将要出行，礼部郎中潘勤和所有交好的人相继来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如今做官的人回乡省亲很多，大家都认为这能使父母荣耀；但黄采的情况，我或许有不同的看法。黄先生的尊父因为黄先生显贵，加封至一品；等到黄先生退休时，老人仍然健在，父子都已苍颜白发，而命服交相辉映，这不只是乡里以为荣耀，天下人大概也无不以为荣耀。那么黄先生难道要等到黄采之后才感到荣耀吗？我只是有一件事替黄采高兴：君子的学问是为了求道，但到远处去求道，哪里比得上就近向父亲取法更好呢？黄先生对待君主和父母、宗族乡党和亲朋故旧，以及威仪文辞的表现，没有一件不是出于道义的。黄采回去寻求这些道理，所得一定很多。况且黄先生刚开始做官就任中书舍人，黄采如今已经继承了这个职位；如果又能以黄先生所存的品德、所行的事情来勉励自己，并思考如何继承古人的美德，将来更使天下人无不以为荣耀，难道不是更加盛大吗？我与黄采的情谊不浅，所以写下这样的赠言；回去后请把它拿给黄先生质问，请问他认为怎么样？

译《送邵县丞序》国家寻求贤能、谋求治理，既然录取进士加以任用，又设置了文学才行卓然出众、怀才抱德、才德兼备等科目。又认为天下广大、贤才众多，不是这些科目所能全部选取，于是又设置贤良方正科。朝廷喜爱贤才的心意可以说很迫切，进用贤才的道路可以说很广。余姚人邵昕，字宏啓，就由此科进用，得任长洲县丞。长洲百姓喜爱他有爱民之心，又能勤勉地辅佐县令，大家都乐于接受他的教化，因此长洲被称为治理得好。任职三年考核政绩后，他来到北京吏部，政绩被认为相称，便让他再次任职；县中的官员礼部司务陈珪，字重器等人，请我写文章来为他增添光彩。贤良方正科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唐宋诸贤如张柬之、富弼、苏子瞻兄弟，都是由此科进用的。他们的文学和功业传布在人们耳目之间，不仅当时受到重视，后世士人能够达到他们成就的也很少。既然如此，继承这一科名的人，不能不说是荣耀，但也可以说是困难。我的确曾推究朝廷设科的心意，知道它对贤才的待遇很厚，并不是只想用这个名目来使人荣耀，而是要考察他们实际的行为。所谓贤良方正，是从德行方面说的；文学和功业，都是德行的发露。以这样的名目来求取士人，难道不是厌恶那些不贤、不良、没有德行来立身，只会圆滑转弯、逢迎世俗、邪僻而顺从习俗的人吗？既然承当这个名声，就应当使自己的行为配得上它；行为不修养，却说自己没有辱没这一科名，大概只是苟且罢了。我因此认为它既是荣耀，又是困难，原因就在这里。世上的君子喜欢凭借名声来求得实际，居于上位的人也一定依据名声来要求实际。果真名实相副，无愧于从前那些贤人，然后才没有辜负朝廷。长洲的治理可以说已经有了好的开端，如今回去还要努力谋求好的结局。充实爱民之心来尽到仁，坚定勤政的志向来尽到义。仁义的德行成就，难道只能用来辅佐县令吗？从前辅佐天下的人，也不过就是这些道理罢了。宏啓要努力，不要说这些不是县丞所能做到的。宏啓大概是我在翰林院交往的修撰宏誉的堂兄弟，我敬重他，所以想勉励他取得远大成就。何况求我写文章的人又是我的同僚重器，我难道可以把宏啓当作普通人看待吗？《送罗知县复职诗序》县令的职责很重大。因为把方圆百里的土地交给他，使他教导养育百姓，让他们都能安定地生活、顺遂地发挥本性，没有一个失去安身之处，这就是县令的职责。天下方圆百里的县虽然很多，如果都能得到贤能的县令来任职，使百姓和乐安定地生活在下面，身体没有痛苦，心中没有忧虑，那么即使是唐虞三代的盛世，也不过如此。县令的职责难道不确实重大吗？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县令就是使百姓安定的人。百姓安定，天下就安定了。安定天下的根本系在县令身上，难道可以不重视吗？所以朝廷对于县令，必定选拔贤能的人来任用，正是因为慎重。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都应当思考如何尽到自己的职责，谁会没有自我珍重之心呢？然而各地风俗不同，所以治理教化有难有易，功效也有迟有速；只要以真诚相待，坚持长久去做，就没有不能治理好的。庐陵人罗勉学，起初因贤能被举荐，任归安江夏丞；他公正勤勉、廉洁谨慎，取得了民心。学士钱公认为他的职位不能匹配他的才干，又推荐了他，于是升任孝感县令。他除去旧日的弊病，使善良百姓得以安宁；积储粮食，以备饥荒；修治陂塘池塘，以防水旱灾害。百姓既有了养生的条件，他又兴办学校，用孝、悌、忠、信教育百姓，百姓乐于接受他的教化，孝感县因此以治理有方著称。勉学可以说是能够完全尽到教养百姓的职责了吧？这就是懂得自我珍重吧？对于读书做官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自我珍重更难。能够懂得自我珍重，才能用礼义约束自身；对于职责中应当做的事，早晚尽心尽力，不敢在法度之外懈怠放弃，于是治理的功业才能完成。这样以后，才能得到君子的看重；世上以考察官员的贤能与否、决定升降为职责的人，也能因此提拔他，这也是天下公正的道理。勉学治理孝感三年，将政绩上报吏部。吏部认为符合要求，令他继续任职。士大夫们都作诗，在中书舍人金辅伯那里为他送行。金辅伯一向敬重勉学，拿这些诗来请我作序。勉学大概是我朋友工部侍郎汝敬的侄子。因此我替他作序，说明县令职责的重大，也希望他懂得自我珍重，不要到任期终了时懈怠放弃，并且不断进步。诗共若干首。

译《世美集》序 《世美集》，是广德人胡英所辑录的。胡氏居住在广德，是当地的著姓。胡英的尊父胡廙，字致恭，起初没有做官时，就已经以孝行闻名乡里。后来进入太学，升任工科给事中，以谨慎著称。太宗皇帝命他代理通政司，他上奏详细明白，传达诏令也恰当允当。仁宗皇帝尤其重视他，于是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振兴并举用宪法制度，声誉声望十分显著。征讨交阯时，广东负责供应军粮；后来四川需要采办宫殿所用的大木材，皇帝都考虑到有关官吏可能怠慢误事，命胡公前往督办，事情都办理妥当。随后出任福建参政，所到之处都有治理的成绩，被称为能臣。任期届满后因病辞去官职，退休回到故乡，不久便去世。胡英来到北京，请礼部侍郎临川王先生为他的父亲撰写墓志铭，又来拜访我说：“我先世有美好的德行，只是没有达到通显的地位，积累了很久，才开始在先父身上显现。先父侍奉三朝，官至三品，他所建立的功业，清楚地留在人们耳目之中。因此蒙受恩典，追赠曾祖父、祖父都为右副都御史，褒扬德行、流传美誉，诏命都在这里，应该把它表彰出来，使它显扬于世。如今我把三代所受的诰词、先父前后奉行的敕令，以及现在的墓志铭、挽歌，汇编成书，名叫《世美集》。” 他曾托鸿胪杨公向王先生求序，现在冒昧亲自拜请。”我想起杨公说过的话，所以没有推辞。世上所谓身居高位、显赫一时的人，并不是偶然得到的，必定是由于祖宗的德行而获得。譬如水和树木，根本深厚，枝梢就茂盛；源头充沛，水流就长远，这难道是假话吗？《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累”所说的，并不是一个人的一项行为、一件善事，而是世世代代相继有人，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善行，于是福泽才会惠及子孙。从来没有前代毫无积累，却能使后代昌盛壮大的人家。胡氏先世有许多显达之人，但自从居住在广德以来，直到胡公的祖父、父亲，都没有做官，只是以积善世代传承家业；积累得久而发迹较晚，所以胡公终于显赫于世。看这部书，凡是皇帝颁发的制诰和诸公所作的文章，其中世代相传的美德都可以看见。胡英的孝行也由此可见。孝，是凡作子孙的人都应当努力做到的事，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努力，只享用祖父留下的财富，却不思考应当继承善行；夸耀机智巧诈，争逐权势利益，气愤自得地以为自己有所得。等到亲人去世，就倾尽钱囊、打开箱笼，分取剩余财产离去，既不努力显扬亲人的德行，有的还终于积累罪恶，使自己丧身，也使亲人受辱。唉，这样的人可以说有子孙吗？胡英却不同于此，他孤身奔走四千里，来求得彰显父亲的德行，又把世代相传的美德记载下来，使它流传无穷，这不是孝还能是什么呢？《诗经》说：“快乐的君子，使你的后代得到保佑。”由此更可以看见他们家世代的恩泽。胡英还应当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想着继承并光大古人的事业，那么这部集子所记载的，就不会只有这一部书而已了。因此作序来告诉他。赠送孙教授序 孙先生名鼎，字宜铉，是庐陵杰出的人物。如今任松江府学教授，名声在当时很大。士大夫谈论善于教导的人，必定会说孙先生；谈论有见识、有操守、能辨别是非、谨慎稳重而不轻率的人，也都以孙先生为例。宜铉凭什么获得人们这样的评价呢？大概是因为他的学问明达，品行修养，而且他用来施教的方法，一定以圣贤之道为根本，务求以身作则，不只是停留在言辞说教上。世上做教官的人，有的急于追逐权势利益，却昏昧于美恶的辨别，不再考虑职责本来应当怎样；宜铉却不是这样。各地荐举人才的年份，各藩省都寻求考官，聘请考官的礼物接连送到他家，以先得到他为喜；他为天下选得人才，大概很多。今年顺天府把北京附近各地的士人集中起来考试，翰林学士钱公主持考试，宜铉又共同任职。凡是取舍人才，没有不符合人心的，钱公屡次称赞他，认为他公正而明察，宜铉确实远胜于一般人。朝廷培养士人，是为了兴起太平的治理；士人也庆幸生逢时世。然而在学校求学的人，常常担心得不到贤能的教官，怀有良才却不能培养成美器，这样的情况大概有不少。即使有幸成才，进入考场应试，又担心得不到贤明的主考官，虽然竭尽心思施展才智，却被拙劣的眼光讥笑，这样的情况也有不少。这就是士人之所以艰难的原因。宜铉做教官，能够完全发挥教化训诲的善处；做考官，又能完全做到取舍人才公正。说他远胜于一般人，难道不是很恰当吗？现在的制度是，侍从官、风宪官有空缺，往往从教官中选取，所以教官如果确实不贤能也就罢了；如果贤能，就一定会升任显要而有用的职位，并且不断升迁，做到三公、位列卿相、担任藩司宪司重要职务的人，比比皆是。宜铉已经贤能了，还应当更加努力思考怎样尽到自己的道吗？更加尽力实行自己的道，往往会有不经人安排而自然达到的结果。孟子所说“修养自己的天爵，人爵就会随之而来”，难道是假话吗？宜铉办完事情回到松江，松江的显贵大理少卿沈君等人嘱托我写文章赠给他。我也是庐陵人，对他寄托了很深的期望，所以作序如此。

译送陈宪副序 军队是国家和百姓的根本。朝廷已经设置都司、布政司，在上面统辖；卫所以及府、州、县，在下面分别治理。又担心任职的官吏施政有时失当，所以再设置按察司来监察治理。一定要使施政没有不恰当之处，使下面的百姓没有不得其所的，然后治理的功业才能建立，这就是任命官吏的用意。文官、武官的职务，既然各自选择人才任用，但还必须依靠按察司，因此按察司职责的重要就可以知道了。同样是按察司，治理的地方却有远近，尽职也有难易。中州内地靠近京师，凡是做官的人，声誉政绩容易被听闻，政令也容易到达，所以能够知道检点自己，下面的百姓不至于受到严重困苦，做按察司官员的也稍能从容其间。若是处在边远地区，抚治蛮夷，如云南这样的地方，只有大贤君子依循仁德、履行义理，不因远近而改变心志；不是这样的人，在奔走困顿之余，就认为法令还不会马上到达，于是有的因为地方偏远而放纵自己，那么下面的百姓怎能不受苦？按察官想要按自己的志愿施行治理，能够做到吗？必须严密察访那些损害仁义、对自己放纵、对别人残暴的人，并加以惩治，希望他们能够自我收敛，使祸患不至于波及百姓。所以我认为困难就在这里。然而如今的困难还有更严重的：讨伐叛乱、征讨逆贼，是天理所必然要求实行的；披坚执锐、负担运输以供应军饷，也是人事上不能停止的。在征收输送、调发征用、纷乱纠葛之中，官吏的奸弊便会乘机发生。察看不严，治理不预先安排，就会有人苟且逃避，也会有人受到更重的困苦；劳逸不均，苦乐不同，人心既不能平衡，而能够鞠躬尽瘁来完成我们事业的人就少了。按察司的职责在这里尤其重大，尽职也尤其困难，大概正深深寄望于那些依循仁德、履行义理的君子。监察御史陈君名质，任职满九年，在当时颇有声名，大臣认为他足以担当重任，荐举上去，皇帝命他担任云南按察副使。陈君以进士身份入仕，明白仁义之道，并能通达其实际运用，担任这一职务应当不会困难。兵部主事逯端是他的亲戚，请我作文章为他送行，所以我把这个托付写成序文来告诉他，也是深深寄望于陈君。赠都给事中王君序 我读《烝民》第三章，感叹仲山甫的职责重大。诗中说：“传达和收发君王的命令，是君王的喉舌。”朱子说：“所谓出纳，就是承接诏命并传布下去，施行以后再回复上报。”东莱吕氏则认为这是掌管政务根本的职务。说它是政务的根本，大概因为这是国家枢纽的职位，对内是君主所倚重的，对外是众人所寄望的，而仲山甫兼任此职，难道不可以说重大吗？然而考察上一章说：“仲山甫的德行柔和美善，以法则为准；又说小心谨慎恭敬；又说以古代训诫为法式。”这样才知道仲山甫之所以能胜任这个重职，就是因为这些。柔和却不超过法则，其中其实有刚强的德性；又以恭敬谨慎为根本，以古训为施用，那么有什么重任不能胜任呢？所以我曾经认为，做臣子的道理，不可不在这些方面努力。果真能够做到，那么他的功业应当可以和仲山甫相等。以今天来看，所谓“传达君王命令”的职务，并不是别的，就是六科的职责。朝廷考察古制设立官职，同时设置给事中，并把他们的长官命名为都给事中。凡是皇帝的命令和下面上奏陈述的事情，都必须由这里审查；有不妥当的，可以上报皇帝，也可以纠正下面，不只是主管诏令的收发而已。它的职责重大，与古代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必须选择聪明英伟、通达大道、精通治理体制的人来任用，不是这样的人不能任用。由此可知这个官职多么重大。姑苏王君名永和，多次担任教官，以学问和品行知名，被选授为兵科给事中。他温厚详细、文雅庄重，恭敬谨慎，将事情办理得确实能够胜任这一重职；既得到皇帝的知遇，也受到下面众人的敬望。任职满九年，同僚们不忍心让他离开，上奏请求留任，于是升为都给事中。王君通晓经学，效法古人，举止合乎德行，履行好职责，应当不会愧对仲山甫。如今已经看见他的成效，更应当让他专任此职并长久任职。况且下一章说：“早晚都不懈怠，以此侍奉一个人。”可见仲山甫专心侍奉君王的忠诚，是不断进取、没有终止的，并不因开始和结束而有所间断。王君还应当在这方面努力，那么诗中所称仲山甫的职责，难道不会落在王君身上吗？给事中薛君谦先被推举掌管本部，到这时很高兴王君得以留任，便和各位同僚来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知道这个职位重大，也希望他进展到深远广大的境界，所以写下这些话赠给他。送刘宪副序 万安和我所在的泰和是邻县，风气相似。两县都是大家族聚居之地，彼此通婚；士大夫凭文学修养取得功名的，彼此情谊尤其深厚。广衡居住在万安的大家族中，他家族有才有德的人虽然很多，但广衡尤其杰出。他考中进士，任刑部官员，从主事连续升迁三次做到郎中；他清正的德行和美好的声名，每次升迁都更加显著。不只是他的长官敬爱看重他，京城士大夫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的，都相信广衡贤能，只怕他不能升到高位。今年各藩司、宪司有职位空缺，吏部大臣上报，请求考察举荐三品以上官员，推荐者众口一词地称赞广衡，毫不停口，于是把他的名字上报，皇帝命他担任陕西按察副使。广衡将要出行，同僚诸位贤者都想赠给他一些话，便让本县在刑部任职的萧郎中晅等人来向我求文。唉，我是天下最愚笨的人，说话想合乎道理，却常常不能通达；行为想符合道义，最终又常常做不到，别人的愚笨没有比我更甚的。广衡明白道理，通达事务，是我所敬畏的人。既然如此，我的话哪里足以赠给广衡呢？只是我们相交深厚已久，不能拒绝，所以姑且和他谈谈。如今的风宪官，是朝廷倚重的人，也是内外众人寄望的人。凡是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兴办有利之事、革除弊端，整顿军队，评定功劳，平反冤屈，应当裁断的就裁断，应当辨明的是非就辨明，大小各种事务，众人的意见即使相同，仍然要由风宪官裁决。风宪官认为不对，众人也没有谁能改变。这一职责如此重大，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因为大公至正的道理系于其中。大公至正的道理，要通过自身来实行，难道能不谨慎吗？内心所存如果稍微违背这种道理，那么言语行为一发出来，想不陷入邪僻也不可能。因此君子一定要严格自我约束，然后才能使别人服从。广衡如今前往陕西，陕西地域最为广大遥远，内连中原诸夏，外面排列着边塞；在那里任职的人，文武贵贱、宽厚鄙陋、精细粗疏各不相同，治理很困难，所以尤其需要重视风宪。广衡大概也应当更加谨慎吧？用大公至正的道理约束自己，再用它治理别人，那么没有人敢不服，这才不会辜负上下所寄托的希望。这正是广衡能够做到的，我只是再次说出来，大概是愚笨之人的一点所得。广衡也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译送窦佥事赴任序 武清人窦君和，字存中，起初任虞城县知县，很有声名，于是升任监察御史，声名更加显著。任职满九年后，大臣推荐他，皇帝命他担任广西按察佥事。存中将要出行，他的同僚上官御史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按察司的设置，不像其他官署那样以养育百姓为职责，但养育百姓的责任实际上系在它身上。因为担任其他职务的人，性情或许各不相同，他们施加于百姓的措施有恰当和不恰当之分，百姓的喜悦和忧患自然也不能不不同。又有奸民和狡猾的胥吏，凭借欺诈和势力，在其中搜刮百姓，百姓的困苦就更加严重。如果不是按察司来纠察惩治、整顿约束他们，却希望百姓得到养育，大概很难。因此担任按察官的人，必须深通民政，彻底了解百姓的好恶；又要明察天理的正道，明白是非的公断，这样才能胜任职责，除去百姓的祸患，使他们得到养育而不失去安身之处。所以虽然按察司不以养育百姓为名义上的职责，养育百姓的责任实际上却系于其身。存中任虞城县知县九年，对于民政的合宜与否以及百姓的好恶，知道得很熟，施政也很恰当。等到做御史，出入朝廷内外，辨明是非，惩罚邪恶、扶助善良，又这样长久了，那么如今辅佐按察司，我知道他一定能够做得很好。广西的百姓将没有不得其所的，评论贤能的按察官，也一定会把存中列在其中，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便如此，想要治理别人，必须先严格自我约束。我曾听说，洪武年间广西刚设置按察司时，殿中侍御史不久便担任此职，于是我的先叔祖子启先生由监察御史升任佥事。两位都是正直的君子，曾经相互说：“我们必须把自己置于礼法之中，然后才能用礼法治理别人。”又说：“执掌宪法的人，必须先谨慎自己的言语；说了却不能实行，没有不成为自身拖累的。”这些话，众人容易忽略，君子却认为很难做到。如今前辈老人中知道两位的人，没有不称赞传诵的，也许这些话确实值得取法吧？以存中的贤能，如今又在这个职位上，而我也曾听到这些话，姑且和他一起说说。存中能否做到，我不敢知道；但上官的请求不能推辞，所以作序为他送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送陆太守序 福建有八个郡，其中一半依傍山地。依傍山地的郡，虽然不如临海地区有便利条件，但田地肥沃，山中的物产也很丰富。当地百姓在家中蓄养高粱、稻、豆、麦、猪、鹅、鸭、鸡、牛、马、狗、羊之类，在野外生长着竹、木、茶、纸、金、铁、桑、苎麻、水果、瓜果，以及鹿、兔、鱼、鳖、野鸭、雁等。凡是可以用来养生送死的东西，都不必向外求取。四方商人带着当地所有的物产来互相贸易，往来道路上常常不断，所以百姓都有办法自给。并且这里离海很远，外国货物不能到达，奇异奸邪的人夸耀智术、施展欺诈和势力、乘机谋利的也很少。他们既不被珍奇怪异之物迷惑，也不习惯于机巧，往往大多淳朴，只是比较看重触犯法律的人。然而其中强有力的人任意欺压弱小者，也不能说没有。因此百姓的困苦也渐渐出现。对于物资充足的百姓，如果又能得到贤能的太守、县令抑制强暴、扶助弱小，施行恰当的教导养育，治理的成效难道还难以达到吗？汀州在福建属于偏远的郡，与江西赣州接境。我郡中经商贸易的人很多前往那里，所以我听说过当地的风俗，并且心里很赞赏。我认为设置太守、县令，就是为了百姓，而县令是与百姓最亲近的官。县令能否得到合适的人选，取决于太守；太守如果发现县令不贤，就罢免他，并奖掖鼓励贤能者。县令果真贤能，强暴者不敢放肆，百姓都能享受自己的利益，安定地生活在原有风俗中。古人所说的循良官吏，不过就是这样。华亭人陆侯名徴，字尚实，以进士身份入仕，任礼部主事。尚书胡公察觉他的贤能，举荐任用他为汀州太守。往来汀州的人也都称赞他贤能。任职三年考核政绩后，他回京，兵科给事中蒋君性中经过我这里，把他的实际情况告诉我，请我写文章为他送行。陆侯大概能够抑制强暴、扶助弱小，施行恰当的教导养育，使百姓享受自己的利益、安定地生活在自己的风俗中；这次回任后，他又更加严格谨慎地考察县令，以此带头并勉励他们，治理成效应当会比以前更大。我既为汀州的善治高兴，又赞美陆侯的治理，并希望他继续升迁，所以作序为他送行。送刘知县赴任序 开建在广东是一个小县，隶属于德庆州。从州城陆路行走，大约三天可以到达；走水路则要加倍时间。凡是它的赋税运送到州，以及像其他地方那样征发民力的事务，都容易办理。治理并不落后于其他县，只是因为地方偏僻、事务简单，所以藩司、宪司的大臣以及郡中的正副长官都没有机会来到县境。这里有许多良田，盛产粳稻、糯稻，又有许多大山，出产竹木。至于柴薪、炭、茶、纸之类，也往往都有。来往贸易、谋取利润的商人接连不断。当地百姓衣食充足，又有办法流通货财，既能够满足自己的生活，所以不以事务烦累官府。做县令的人可以从容自在地任职，晚些出门，早早休息。县中设置的官员只有县令和典史，此外教官及其助手也不过四五人。处理政务之余，还能得到讲学的益处。居住在这里，不能说不是一件美事。开建州的人曾这样对我说。万安人刘良仲，名彛闿，聪敏有才略，从前跟随我县的梁叔车讲习学业，成为太学生。适逢诏令举荐贤能担任县令，廷臣以仲彛推荐给皇帝，任命他为云南县令。后来遭逢父母丧事离职，服丧期满来到北京，改任开建县令。叔车任刑部主事，经过我这里时说：“仲彛从前去云南，距离家乡大约万里；如今前往广东，路程减少了十八有余。而且能够经过家乡，以此作为荣耀；又听说他的县容易治理，心中很快乐。希望求先生一句话赠给他。”我问他容易治理的原因，大概就是我所听说的那些情况。君子做官，不把富贵放在心上，只希望得到百姓来施行治理。遇到容易治理的百姓而可以自在任职，当然是幸运；如果遇到难以治理的百姓，也只是尽自己的心力罢了。百姓最难治理的，没有比衣食不足而徭役赋税又不能停止更难的。使他们内心困苦，身体劳累，即使父子之间也不能相处融洽，何况县令面对百姓呢？如今岭南各县，凡是处在交通要道以及出产珍奇物品的地方，成为人们趋向谋求之处的，都不能认为容易治理。像开建这样的地方，确实可以说容易治理。仲彛遇到容易治理的百姓，又以平易的方式治理他们，和乐的教化得以实行，礼义的风俗日益增长，仲彛难道不会成为循良之吏吗？关键只在于努力罢了。因此写下这些话为他的出行赠别。

译赠侍郎王公致仕序 正统六年，行在礼部侍郎、武城人王公任职已经六年，年龄则七十三岁。王公刚到七十岁时，就援引成例请求退休，皇帝没有答应，于是他继续留任，早晚恭敬谨慎地履行职务。我曾经对王公说，他是前辈旧德，正应当在国家任用老成之臣的时候继续任职，为什么这样急切地求去呢？王公说：“我的年龄未到而请求离去，就是不忠；年龄已经到了还不离去，就是无耻。我难道可以贪恋上天所赐的俸禄，冒犯公众的议论吗？”我因此为他的话感到惭愧。到这时，王公没有同亲戚商议，也没有告诉朋友，再次上奏说：“臣承受陛下厚恩，使我重新任职，又过了三年。如今视力更加昏暗，脚力也越发不能胜任奔走，实在没有办法报答万分之一，请求恩准我归还田里。”皇帝心里仍然不忍让他离去，把他的奏章交给吏部。吏部据实上报，皇帝才答应了。王公高兴地说：“我从二十岁进入太学，到现在历任官职五十年，战战兢兢、警惕自励，常常担心辜负朝廷，使父母蒙羞。如今从此以后，大概可以免除这种忧惧了。”唉，王公内心存守的竟是这样，他确实贤能啊！君子做官，是为了实行道义；把忠诚献给君主，也就是对父母尽孝。尽忠而没有不尽心的地方，那么他的孝也达到极点了。然而事情的缺失，往往有许多是出于智慧思虑所不能预见的，这正是君子深深忧虑的事。只要一天还没有离开职位，还在同世间事务周旋，怎么能够免于战战兢兢、警惕自励呢？战战兢兢、警惕自励，是在思考如何把自己的道理实行得更好。道的实行，系于自身。既然年老体衰，就奉养自身而退处，不违背古代礼制，也不违背今天的制度。对于忠孝之道来说，难道不是两方面都得到吗？孔子说：“时机应当停止就停止，时机应当前进就前进，行动和静止都不失时机，这种道理就光明了。”王公读书明白道理，壮年时出来实行，老年时退休归去，既足以成为国家的光荣，又成为乡里的荣耀。他的贤能难道不确实远胜于一般人吗？尚书毗陵胡公、侍郎临川王公和我都惋惜王公离去，想挽留他却不能做到。于是尚书公命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所以叙述王公的内心操守，以及他的退处并不违背道义的情形，来为他送行，使读者知道王公并不是苟且地爱惜自己。赠副使周君序 正统六年秋八月，行在吏部上奏说：山东按察副使韩玺任期届满离职，应当有人代替他的职务。皇帝命令大臣考察举荐贤能者来任职。少保、江陵人杨公说：“刑部郎中周安明，判刑慎重，处罚谨慎，通达政务体制，而且温厚沉静庄重，不诡诈也不苛刻。他先前虽然因为服丧离职，如今将要服丧期满，这个人应当在举荐之列。”众人都说对，于是署名上报。皇帝批准了，命周君担任山东按察副使。周君家在杭州仁和，吏部派人授予符信，让他赴任。这时周君恰好从服丧之地起身来到北京，拜谢皇恩后，前往山东。他的乡友礼部郎中潘勤进学等人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想到周君做官三十年，经历的事情很多。凭借他的才干和品行，又有长期历练，担任这一职务，大概不会困难。但他却来求我的话作为赠言，我将凭什么增益周君呢？然而又不能推辞。如今担任风宪职务的人，对内是监察御史，对外是按察司官员，都是朝廷托付重任的人。凡是官吏治理有不恰当之处，贤才有尚未任用，奸邪贪污的人有尚未除去，百姓想要的有尚未得到，所憎恶的有尚未除去，冤屈有尚未伸张，治理各官署的事务中如果有怠慢迟缓、不能辨明处理的，都交给他们办理。这难道只是徒然的吗？因为他们能够端正自己，所以可以端正别人。端正自己是什么呢？发言一定是正直的话，行动一定走正道。因此话一说出人们就相信，行动一开展人们就服从。像这样有所振兴举措、激励发扬，谁敢违背呢？治理的设施建立起来，治理的功效就会兴盛。风宪官之所以受到这种重托，就是这个道理。由此来说，身居职位的人，言语行为有不合乎道理的地方，却自以为足以胜任重任，实际上不能相信他果真如此。所以如今所举荐任用的，一定都要得到合适的人选。这次又得到周君，他能够胜任重任是可以知道的。然而我听说，古代君子致力于修养德行而不夸耀才干；德行有所进步，一定有同僚中的贤者相互辅助，共同遵循正道。因此德行建立起来，职位也会尊贵。后世君子不是不知道古代道理，却大多反而这样做：有过错不能相互规劝，有善处不能相互增益，夸耀自己而专门压抑别人，这哪里能说是懂得古代呢？凭周君的贤能，如今前往山东任职，与同僚和睦协作来修治职务，德行更加进步，职位更加尊贵，也就更加能够胜任重任。我对周君深有期望。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送行序。送梁助教序 梁氏在泰和是儒学世家，自宋代以来，穿戴官服出仕的人不断。子云先生独自凭学问品行成为人们的老师，并让长子仲婺进入县学，后来考中进士，做到五品官。不久，次子仲载也考取明经，任孝感教谕。这两个儿子，都在当时卓然有声誉。今年仲载考核政绩来到京师，原本应当升迁；而南京太学缺少师儒，皇帝诏令吏部谨慎选取有文学和品行的人来任职。仲载在被选之列，于是越级授予助教而离去。他的堂弟婺叔车任刑部员外郎，嘱托我写话为他送行。我曾经有幸拜见子云先生，而梁氏贤能的人都和我交情深厚。仲楘又曾和我同学，仲载也承蒙厚意相待，我难道可以不写赠言吗？太学，是天下贤才聚集的地方。他们在郡县学校学习，已经自以为学业有成，然后升入太学。虽然似乎不需要教导，但教导怎么可以停止呢？圣人的教导没有两种道路，而天下做老师的人人不同，所以弟子所听到的有异同，所得也有浅深。到了太学，要把他们的学业比较而使之归于一致，达到统一之后才算完。譬如把各种材料聚集在班郢这样的名匠门下，再加以规矩削治，使它们合乎法度，各自适合其用。教导怎么可以停止呢？祭酒、司业在上面端正表率，六馆的师儒在下面谨慎训导勉励，使他们的言语行为都不违背圣人的教导，这样贤才就能成就，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太学所系的责任如此重大，而仲载将参与其中，唉，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如今贡入太学的士人很多，考察他们的德行和文艺，其中应当依靠老师教导才能成材的，不是一两个可以数清的。仲载不要以为已经学成升入太学，就可以稍稍放松。放松下来，最终就没有人能赶得上了。我郡中在太学任职的士人有四五人，我的儿子也冒昧厕身其中，如今又得到仲载，这正应当有相互辅助的益处。师道一旦建立，善人就会增多，所以我作送行序，以表达期望之意。

译赠杨侍郎序 本朝效法上天施行治理，一概以仁德为根本。至于诛讨叛乱、征伐逆贼而动用军队，那是因为自祖宗以来恩德覆盖养育天下已经深厚到了极点。一旦有人放纵叛逆，这是上天必定要诛杀而不赦免的。麓川思任发的叛乱就是这样；如果不是有文武忠诚尽职的大臣，智慧足以谋划，才干足以办事，却想取得成功，大概很难。思任发刚开始叛乱时，朝廷大臣请求出兵讨伐。皇帝命令先用文书晓谕，如果能够悔悟服罪，就停止进兵。此时如今的刑部侍郎杨君任主事，因为被选中而随军出行，先派人前往晓谕思任发。思任发不服，官军进至杉木笼山，思任发凭险迎敌，气势非常锐利。杨君向主将进言，应赶快派奇兵从间道袭击他的后方，再进军正面逼近。大将没有听从，军队无功而返。皇帝得知此事，诸将都获罪，唯独杨君因公正勤勉受到褒奖，升任郎中。去年皇帝又派定西伯蒋贵等率兵讨伐，特命兵部尚书王公总督军务。众人认为杨君有智谋，又让他随军进入敌境。王公召集诸将商议进军方向，分别命杨君等前往督战，观察士卒的勇怯、进退而实行赏罚。于是渡江讨伐贼军，埋伏军队攻打上江的贼军营寨，贼军的箭和石头像雨一样落下。杨君奋不顾身，将士们也拼死效命，放火焚烧营寨，贼军大败。又进军到杉木笼山，贼军合力据守，营寨栅栏彼此相望，作了不可攻破的打算。杨君说：“贼军因先前获胜而习惯轻敌，应当从多方面迷惑他们，使他们来不及集中力量，这样才可以图谋取胜。”王公亲自来到贼军阵前，命各将根据地形便利分别进攻，各路军队一齐奋勇作战，很快攻破七座营寨，杀死陶孟靠等人，其余贼军奔逃溃散。于是乘胜捣毁贼军巢穴，将其包围；官军分别占据各处，杨君等也分地督战，越发急迫。贼军发誓死守，昼夜接战。适逢大风刮起，官军于是用火攻击，烟火铺天盖地，贼军不知所措。思任发独自逃走，其余贼军死于刀箭之下，坠入山谷、溺死江中的，大概几乎死尽了。贼军平定。这次出征，虽然有诸将奋战的力量、王公严明的赏罚号令，但杨君等亲自劳苦、冒犯危难、督促进军的辛勤，难道很少吗？军队回师后评定功劳，杨君于是升任刑部侍郎。君子都认为这是恰当的。曾子说：“侍奉君主不忠，不是孝；战阵中没有勇气，也不是孝。”杨君在事情面前能做到这样，可以看出他在战阵中的勇敢以及侍奉皇上的忠诚。如今位列三品，朝廷又将褒奖追赠他的祖父、父亲，而他的母亲太淑人也能够享受荣耀，杨君的孝行也可以说达到极点了。他确实远胜于一般人。杨君名宁，字彦谧，是徽州人，乡郡中做官的方贵文等人替他高兴，请我写话来彰显他的美德。唉，我的话哪里足以彰显杨君的美德呢？然而不能就此作罢，所以按照事实写下这篇序。让杨君读到它，想到成功的艰难以及皇上的深厚恩德，思考如何永远保持这些成就；让别人读到它，知道杨君的升迁并非苟且得来，后来的来者也大概可以有所考察。赠徐佥事序 三衢人徐防，字希学，任湖广按察佥事，任职三年考核政绩后来到京师，吏部认为符合要求，向皇帝上奏，让他继续任职。希学曾任刑部主事，侍郎何公推荐他的贤能，于是有了任湖广的命令。到这时，刑部过去和他做同僚的人通过司务刘维岳向我请求说：“希学起初前往湖广时，临川王先生曾写文章赠给他；如今考核政绩回来，冒昧请求先生写一句话赠给他。”两位先生的文章，都是希学所仰慕、所希望得到的，请不要推辞。我告诉他们没有空闲，而且尚未认识希学，不知道应当说些什么。但维岳是我同郡的人，平素相交友善，他的请求不能推辞。他又对我说：“希学为人谦逊和厚，从前在刑部因审理案件详细明白而得到当世声誉，大概是可以同他谈论善道的人，先生应该不要吝惜言语。”唉，我的话怎么能对人有所帮助呢？他这样反复恳求，难道能不说吗？姑且把希学所具有的优点称述出来。谦逊和厚是美好的德行，从公卿大夫直到士人百姓，没有人不适合拥有，尤其适合风宪官。为什么呢？《易经》不是说过吗：“以谦逊来节制礼，礼的作用则以和为贵。”风宪官的职责，是执掌礼义而运用法律；他们所受的期望高，威严重大，声势显赫，人们不敢轻慢戏弄。如果不知道用礼义加以防范，却在别人之上肆意妄为，以苛刻暴虐、逼迫急切的态度对待别人，还自以为能够完全尽到职责，那就难了。因此君子务必用礼义治理自身，使言语行为都合乎礼义，然后才能观察那些违背礼义的人，并依法惩治他们；使人们也由于遵循礼义而不触犯法律，这样职责才算尽到了。我希望希学凭借自己已经具备的优点，再加以努力。世上那些轻视道理的人，一定会认为谦逊和厚会妨碍履行职责，但这不是我的看法。《诗经》说：“仲山甫的德行，柔和美善而以法则为准。”柔和之中其实有刚强的德性。谦逊和厚相当于柔和美善；柔和美善并不是软弱漂亮，谦逊和厚也不是卑下谄媚。《易经》谦卦的第五爻、第六爻，甚至涉及侵伐、出兵；天地的道理，在融洽和谐之中，也包含严肃刚健的气象。那些傲慢放纵自己的人，哪里足以懂得这一点？希学遵循这个道理而不改变，这本来就是君子的德行。果真这样，难道只是不会辜负何公在朝廷上对他的知遇和委任之意，也同样不会辜负自己吗？

译赠太常丞许君序 正统七年九月，太常典簿许俊朝用任期已满，按例应当升迁。少卿以下的官员都认为朝用修身谨慎，适合留在太常主持祭祀，想挽留他。吏部把这件事上报，诏令任命他为太常寺丞。朝用是前吏部侍郎思温的儿子。思温侍郎当初在太宗皇帝居潜邸时侍奉皇帝，很受知遇；等到太宗即位，他论说思温的功劳，于是命他辅佐吏部，却不久病逝。仁宗皇帝尤其眷念他，始终没有忘记；即位之初，下诏寻找他的后代，找到了朝用，任命他为太常寺赞礼郎。朝用能够约束自身、磨砺品行来修治职务，任职九年，没有丝毫过失，于是升为典簿。虽然只是太常的属官，按理说太常的事务无不应当办理，但他更加自我砥砺。又过了九年，他的才能更加显露，声名也日益传扬，那么作为他的长官，想得到贤才来辅助自己，哪里忍心让他离开呢？因此升任为丞，是很恰当的。丞只是六品官，仕途中任六品官的人并不少，但太常的职务意义非同寻常，不是有清正刚直、能够沟通神明的品行，便不能担任。朝用在太常任职二十年，恭敬谨慎地办理祭祀之事已经很多了，神明鉴察并降临于此也已经很久了。如今职位升迁，关键只在于更加修养自己用来沟通神明的品行罢了。唐尧、虞舜的时代，做官的人都长久任职，伯夷掌管礼仪，后夔掌管音乐，没有听说他们改任别职。朝用三次接受任命，却都没有离开太常，这也是唐虞遗留下来的用意；朝用难道不应该更加努力，以迎接并承当将来的使命吗？我听说侍郎公端庄厚重、恭敬谨慎，对于职分中应当做的事，早晚都勤勉不懈。他贤能到如此地步，朝用作为他的儿子，本来就应该如此。君子遇到时机而升进，不仅建立功业困难，尤其难在后继有人。过去栾武子的德行，晋人思念他，如同周人思念召公而爱护甘棠；但最终却因他的儿子作恶而获罪，使宗族覆灭，君子对此深感惋惜。如今朝用能够珍重自身而不辱没父亲，侍郎公既已在前面建立功业，又有儿子在后面继承，使家族更加昌盛，我不只是替朝用高兴，也深深替侍郎公高兴。他的乡里官员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赠浙江参政俞君序 俞君名悦，字仕朝，是苏州长洲人。起初考中进士，任监察御史。我县的士人中与他同榜的，欧阳允和等人都称赞他的贤能。后来升任湖广按察副使，我的故友之子廖谟以及一切在荆湘做官的朋友，又都称赞他的贤能。等到再次升任浙江参政，朝廷中往来浙江的达官显贵，也无不谈到俞君的贤能。自从我听说俞君的名声已有[疑字]三十年，他的官职越升越高，名声也越来盛，我心中敬重他，却遗憾没有见过他。如今他任参政六年，考核政绩来到京师，才屈尊来拜访我。我听了他的话，观察他的存心，知道他有体恤国家、怜悯百姓的心，有除恶助善的志向，而且才能确实足以有所作为。我于是相信过去听到的话，知道他果然比一般人贤能。浙江是布政司，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事务繁杂，没有哪个藩省能超过它。朝廷把治理浙江的责任托付给五六位大臣而已。政令教化由此推行，百姓也依赖它来获得安定。俞君处在参政职位上，凭借自己的优良才能，施行心中所存的抱负，对于上级的倚重和下民的期望，大概可以不负了。然而我看古代贤臣处在高位，总希望自己的政绩能够大成。因此，一件事情有不妥之处，一个百姓没有得到满足，恶人或许还没有除去，善人或许还没有得到安定，都是他心中尚未满意的地方。君子也正因此而责求他。之所以责求他，并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贤能。对于贤能的人尚且不加责求，那么还能对谁有所要求呢？俞君是当今贤能的人，要使政绩大成，以符合上下的期望，难道不应更加竭尽心力吗？如今他回去以后，应当更加察治，使事情无不妥当，百姓无不得遂，恶人全部除去，善人全部安定，这样俞君的志愿就满足了。如果还没有做到，俞君难道可以就此停止吗？伊尹以一个人没有得到适宜的安置为耻辱，他自我承担责任的迫切就是如此。这是后世贤者应当效法的。俞君将要赴任浙江，礼部郎中潘勤等人，为浙江人将要得到他而最终享受他的恩惠感到高兴，请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我一向敬重俞君，所以写下想说的话作为赠言。赠萧仰善序 我县的萧晅，字仰善，任吏部主事已经六年。他的资质非常清正，性情非常淳厚。他所做的一切，必定依循正道，而且才能又足以有所作为。因此能够修治自己的职务，声名也传扬于世。在任官的士大夫中，知道仰善贤能的，不只是南京如此，北京的显贵人物也有很多知道他。评论当今贤能的人，必定推许仰善。然而仰善并不是向别人求取名声，只是尽力依循他的道罢了。我与他同乡，知道他之所以贤能的缘故。萧氏本来是儒学世家，过去就有美好的声誉。他的祖父尚仁先生，和他的父亲长史公，都敦厚有德、秉持义理，学问广博贯通，显著地成为乡里的望族。仰善承受了世代深厚的恩泽，继承了家学的美善，当然能够成就他的贤能。唉！仰善，我认识你已经很久了，是把古代君子的标准寄望于你的。古代君子对于道，年少时学习它，壮年时实行它，不因时间长久而懈怠。因此仁义存于心中，显现在自身，发之于言语，并体现于行动。他们越是进步，越觉得自己还不够，所以德行更加盛大，事业更加广博，声誉流传当代，影响传至后世。《诗》《书》等经典所记载的伊尹、周公，就是可以考察的例子。学习道的士人，本来就应当以此为准则；不以此为准则的，都不过是苟且而已。于是便有刚刚得到又忽然失去、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的人，这是君子所叹息的。仰善正值壮年，担任显要职务，刚经历两次考核，已经受到人们推重，而我也知道他的贤能，难道还要担心他日久而懈怠吗？仰善一定不会懈怠，他的进步也不可限量；我之所以这样过虑，是因为把古代君子的标准寄望于他。趁他考核完毕回去之时，写下这些话送给他。仰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译上模曾氏族谱序 这是上模曾氏族谱。族谱记载的是居住在上模的曾氏。上模曾氏这一族，分支来自泰和县城西的文溪；文溪的曾氏，则本出于唐代光州团练使曾延庆，是由金陵迁居而来。延庆，大概是泰和曾氏的始祖。他的第六代孙曾璋，才迁居上模。曾璋就是上模曾氏的始祖。考察其后代所作的谱序，从延庆向上追溯，直到最初受封于鄫地的祖先，世系源流非常清楚。古代各诸侯国都有史书，然而我读《史记·燕世家》，从召公奭到惠侯只隔九代，已经失去了详细记载。后来看到欧阳脩写给曾子固的信，谈论他们的世族，也深深感叹世系传承难以明白。因此，编谱的方法，是记录可以知道的，略去不可知道的，贵在传承真实可信。如今曾氏族谱的叙述如此详细，可见用心也很勤谨。上模距县城五十里，曾氏与我家过去本有姻亲关系。听说他们的前辈长者都敦厚谨慎，遵守礼法，做弟子的也多聪明好学，以儒业相互勉励。我出生较晚，而且只是侥幸在当时取得俸禄，不能亲自到那里遍识当地人物。回忆四十年前，我曾认识湖州教授子唯，他仪态明朗爽利，足以在世上有所作为，却没有得到重用便去世了。近三四年来，曾翚以通晓经学考中进士，任刑部主事；曾宗翱又因文学才行被举荐，任滋阳县丞；而居住在上模的曾氏子弟，大体都像我先前所说的那样。曾氏世代留下的恩泽还没有衰竭吗？从祖宗以来，传世越远，子孙越多。最初本来只是一个人的身体。从一个人的身体来看，凡是和我同源而出的，即使服丧制度有期限，彼此厚重的情谊难道会有穷尽吗？这就是族谱不可缺少的原因。曾氏子孙看族谱而知道彼此同宗的缘由，因此笃厚恩谊，尊重伦理，以《诗》《书》礼乐相互维系于长久，那么即使传到百世也是可以的。如果不致力于此，只依仗过去的声望，即使是圣贤又有什么益处呢？只会成为羞辱罢了。曾氏子孙要努力啊！曾翚请求我作序，所以为他作了这篇序。《抑庵文后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抑庵文后集》卷二十一，明王直撰序 《三防八景诗序》三防山在乐平县南郭之中，距离县城八十里，现任义乌县丞的刘仁杰世代居住在那里。刘氏先前居住在西溪上，距三防约十里；他的六世祖刘清喜爱三防的奇特秀美，于是迁居那里，在山下枣林中建屋，聚集书籍来教育子孙。旁边有一座高耸的土阜，修长的竹子遮蔽其中，于是在竹林间建祠堂来祭祀先祖。这里已经独占幽静秀美之胜，远近环绕的各种山水，又都是三防的壮丽景观。比如五老峰错落而出，晴云覆盖其上，即使庐山的雄伟挺立，也不能独占美色；双峰并立，清晨的月亮照在上面，即使前代贤人杰出，也不能穷尽它的清秀。至于崇仙的丹井，寄托着汉代天师的灵迹；兴福的奇异茶叶，仍有唐代卢仝的风致。它南面的巨石屹立在原野田地之间，叫作印墩；它西面的长溪奔流不息，水源绵延而不枯竭，刘氏旧居就在溪上，正好用来形容刘氏世代恩泽的长久。于是把这些景物分别命名为：枣林书舍、竹阜祠堂、五老晴云、双峰晓月、崇仙丹井、兴福茶烟、南坂印墩、西溪流水，合起来称为三防八景。士大夫多为它们作赋写诗，过去的作者已经很多，刘仁杰仍然请求不厌，并且请我作序。我认为山水的胜景，原本到处都有；然而并不是都能显扬，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孔子说：“有智慧的人喜爱水，有仁德的人喜爱山，因为它们的形质相似。”果真相似，那么推而求之，凡是美好的景物映入眼目、触动心灵，都可以令人喜爱。由此歌咏它们，使它们闻名于世，难道不是一时的幸运相遇吗？三防的景色既已遇到刘氏先祖，如今仁杰凭着卓越的才华品行，正受到任用，山川的秀美聚集于人，而人也使景物更加胜出。这样一来，山仿佛更加高峻，水仿佛更加清澈，景物也因此增添光彩，那么这种相遇难道不是更加幸运吗？然而我看他们为景物命名的用意，不只是喜爱山川景物，而是让子孙对祖先竭尽孝道，这才是首要之务。人道中最重大的事情，难道还有超过这个的吗？世上的人知道致力于此的很少，沉溺于耳目享受，习惯于宴饮安逸，既不能承继祖先、裕及后代，最终连原本用来娱乐的东西也一并失去，这是君子深为慨叹的。像刘氏这样的人，确实远比一般人贤能啊！《尚书》说：“诗是表达志向的。”为仁杰作诗的人，应当深入阐明他的志向，后世的人能够诵读这些诗，也将会有所感发。

译赠欧阳汤归省诗序 我县的欧阳汤，任刑部主事五六年，端庄厚重、勤勉谨慎，在士大夫中很有声望。尚书魏公很器重他，适逢广东清吏司缺少员外郎，便上奏请求任命欧阳汤，皇上立即命他代理其职；他内心所存和实际所行更加恭敬自励、毫不懈怠，于是声名更加显著。我曾认识他的父亲允器君，他读书有才华、有品行，显然受到乡里人的敬重。因欧阳汤显贵，朝廷特加恩典，封他的父亲为主事，配偶也封为安人，当时二人都已六十多岁。欧阳汤一直挂念他们，于是援引惯例请求回乡省亲。翰林院中敬重欧阳汤的诸公，多作诗为他送行。同僚刘广衡深厚地看重姻亲之谊，拿着诗来请求我作序。我与欧阳氏结为姻亲已有三代，对于欧阳汤此行本来就应当有所言说，何况又有刘广衡的请求呢？君子的学问，并不只是想使自身荣耀，本来还要使父母显贵。如果自身已经荣耀，而父母有时却等不到这一天，他心中就不会快乐。我县做官的人很多，父母都在且都能共享荣华的，只有在欧阳汤身上见到，其他人没有能与他相比的。这难道是偶然的缘故吗？大概是因为父子都能修养自身，所以能够从上天那里得到这样的福分。欧阳汤回乡后，在堂上拜见父母，准备丰盛的物品恭敬地奉献给他们，官服和封诰交相辉映，光彩灿然。他的内心当然很快乐，所以故旧亲戚怎么会不和他同享快乐呢？虽然如此，我由此却有所感慨。君子实行道义，大概没有一刻可以停止。自身不离开道义，上天也将不断降下保佑。开始谨慎而最终懈怠，那么他所以得到的显达荣耀，也不过只有最初的一段而已，怎么能够长久保有这种快乐呢？我见到像这样的人也很多；这不一定是做官者的过错，也可能是他的父母有所牵累。那么，言语和行为的发出，果真可以稍稍违背道义吗？又果真可以因为身处朝廷或身在民间不同，便使自己的内心有所区别吗？允器君虽然年老，却更加严格地修养自身；欧阳汤的为人，大概也知道谨慎自守，不因远近、内外而有所间断，必定能够长久保有这种快乐，并且使它更加盛大，这是可以期待的。然而我为他的诗作序，仍然说这些话，是出于深厚爱护之意，也希望能够长久与他共同享受这种快乐。欧阳汤回去诵读这些话，允器君一定会认为说得对；将来回朝时，应当把他的看法告诉我。赠佥事杨君序 杨君名春，字子元，是云南人，任监察御史，在当时很有声望。少保杨公推荐他的贤能，皇上任命他为江西按察佥事，他将要赴任。都察院经历熊尚初和一切平素与他交好的人，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赠言是古来的传统，用来抒写离别之情，表达祝愿和期望。诸位君子不亲自作言，而把这件事托付给我，难道是认为我的话值得取用吗？杨君以通晓经学考中进士，做御史已经很久。《经》所说的治道，都是治理人的方法；能够知晓并实行它，就已经显现出他的美德了。如今离开京城担任按察佥事，譬如驾着坚固良好的车马驰行于宽阔大道，又像拉开强弓射穿鲁地所产的薄绢，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了。何况对于江西来说，事情又更加容易。江西统辖十三郡、六十九县，百姓数量众多，而且都把《诗》《书》学问作为要务。即使在大山深谷之间耕田凿井的百姓，也喜欢教育自己的子女；高门大族的情形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当地君子都奉行仁德、履行义理，普通百姓也知道守理畏法。有时发生事情涉及官府，上级官员依据道理加以裁断，他们就安然服从。有的诉讼不到一天便能判决；与其他地方那些顽劣强悍、道理不能使之明白、法律不能使之畏惧，动辄同官府争胜负的百姓相比，差别太远了。所以过去的藩宪大臣，都认为江西容易治理，而江西人歌颂他们的德行，也往往不会忘记。有些人如果不明白道理，就不足以使百姓心服，于是便认为江西难以治理。如今得到杨君这样的贤才，我知道他治理江西会更加容易。虽然如此，按察司的职任重大，百姓对它的期望也很深。偏僻乡里和下等县邑中，柔弱善良的百姓，难道不会有因不合理之事而困苦，却没有人能用道理为他们裁断吗？杨君分巡各地，广泛察看，把事情的是非一概以道理判断可否。道理上不可行的，就一定依法处置。他不欺凌柔弱，也不放纵强横，使百姓更加安于正当的道理，不至于陷入不合理之中。这就是以此施教。那么江西人歌颂杨君，哪里会有终止呢？所以把这些话作为赠言，杨君会认为值得取用吗？赠朱参政之山东序 南昌朱君名永，字叔久，任刑部官员已经多年。他本性正直坦荡、厚重，遇到事情能够决断，而言语行为不违背礼义，人人都知道他是君子。大臣推荐他，天子任命他为山东左参政。同僚中的贤者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如今的布政司，大概就是古代牧伯的职任；布政使负责主持，参政辅佐。所谓政事，就是用来惠养百姓的事情。天下百姓众多，而要使他们得到养育，全都系于布政司。上级因此把责任交给它，下级因此寄托希望于它，其职任的重要可想而知。所以布政司的正副长官有缺员时，必定命大臣察访举荐并任用，若非贤能之人不会任用。如今得到叔久，人人都认为合适，这难道不是经过考察后的声誉吗？大概是从他的行为中已经知道了。担任重大责任的人，不是那些矫饰、险薄、违礼悖义的人所能胜任的。叔久的行为正如前面所说，士大夫信任他已经很久了。而且他处理事务，无论大小，都一定竭尽心力，所以没有丝毫不恰当之处。推究并推广这种尽心之意，他在这里难道会有适宜、在那里反而不适宜吗？如今山东，他必定能够切实符合上下的期望。然而我曾想，所谓养育百姓，布政司并不是能够直接给予他们什么，只是使他们安于农桑罢了。那些良好的法令和美好的意图，不能由百姓自己实现，也只能交付给郡县去执行。郡县官吏有的不是合适的人，反而会损害政事；布政司即使贤能，又怎么能使百姓自己获得养育呢？从前帝舜任命牧官时说：“要按时供给百姓食物。”又说：“要敦厚有德、诚信善良，并且慎用任人。”这就是治理的道理。叔久辅佐他的长官，应当考察郡县官吏，哪些是君子，就亲近并任用他们；哪些是小人，就斥退并罢免他们。如果在职的全是君子，就能不侵夺农时，百姓的衣食也就充足了。如今皇上的心意，就是帝舜的心意。叔久难道应当把这些作为自己的职责吗？如果这样做，叔久将不就是古代的君子了吗？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

译赠陈太守赴成都序 陈君名谷，字世用，南昌人，在世上拥有声誉和威望已经很久了。他自永乐辛丑年考中进士后，被提拔授任监察御史，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必定遵循礼义。他处在朝廷，有时因事巡临郡邑，总是严肃认真地修治自己的职务，而所建立的功业有过人之处。当时评论贤能御史，陈君必定在前列。寻找可以担当重大责任的人，也一定会说到陈君。正统四年五月，皇上因郡守有缺，命令各位大臣举荐贤能而任用，众人都认为没有比陈君更合适的，于是上报他的名字，诏令任命为成都知府。了解陈君的人，都为他的道术能够施及百姓而高兴；但有人说陈君曾任风宪官，承担弹劾纠察、激励振肃之责，如果任职外地，也足以震慑奸邪、警戒懒惰；如今让他承担治理一郡的重任，恐怕不是他的志向吧？我说：君子学习道，只在于看怎样被任用罢了。《诗经》不是说过吗？“把它放在左边，放在左边，君子都能适宜；把它放在右边，放在右边，君子都能胜任。”难道会拘泥于某一种职务吗？如今皇上仁爱百姓，必定要使他们各得其所；想要与百姓亲近并教养他们，使他们容易得到治理，没有比郡守、县令更切近的了，所以不轻易把职位交给人，必定交付贤能者。学习道的君子，本来就有志于使百姓获得快乐。风宪官的职任，并不是没有为百姓造福的志向，然而他们离百姓太远了。教养百姓的事情，必定托付给郡守县令，他们真的能够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实现吗？所以不如亲近百姓而施行教养更加有益。陈君学习圣人的道，必定有志于此，果真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吗？何况成都距离京师万里，天子尤其怜念那里的百姓，陈君承担皇上慎重选任的重托，本来就应该把替皇上分忧作为心愿，其他事情都不必计较。古代教养百姓的人，如李冰、文翁，他们的功德伟大。此后如张堪、廉范、李膺、高士廉、张咏、田况等人，也都是所谓贤者。陈君若能很好地继承他们，难道不就是诗人所说的“正因为他拥有这种德行，所以才像他”吗？陈君听了我的话高兴地说：“王公的话，正是我的志愿，我怎么敢不努力呢？”陈君将要出行，同僚中的贤者请求我写赠言，于是写下这些话赠给他。赠杨太守序 登州在海边，那里的土地多贫瘠，所以百姓少有富裕而多有贫困。做登州太守的人，如果没有父母爱护子女的心来平等施惠于百姓，却想使他们没有贫困痛苦的叹息，也很难做到。杨侯任登州太守，大概就是有父母爱护子女的心，平等施惠于百姓。我曾见登州人都能称道杨侯的善政；后来见到藩省大臣询问哪个郡守贤能，他们也一定称赞杨侯。至于按察官员和朝廷重臣中巡抚山东的人，也无不赞誉叹服他的美德。这样看来，杨侯确实可以称为贤者了。过去杨侯任刑部郎中时，曾因恭敬谨慎而得名，我是知道的。到了如今，他的美德更加显著，声誉更加显扬。杨侯大概是一个能够始终如一的君子。我曾思考，上天生育众多百姓，不能亲自使他们顺遂地生活，所以把他们交给君主。君主不能独自治理，所以又把他们交给臣下。郡守是接近百姓的官员，上面有仁爱百姓的心，必定想使他们休养生息、各得其所；如果没有贤能的郡守推行这些仁政，百姓怎么能接受到它的恩惠呢？如今圣明天子在位，大大革新各项政务，一心以养育百姓为要务。郡守有缺，就命大臣举荐贤能者任职；至于县令，也不轻易授予他人，可见他爱护百姓到了极点。假使其他担任郡守的人都像杨侯一样，有父母爱护百姓的心，又有贤能的县令承接实行，那么太平之治就能与三代的盛世相等了。今年杨侯再次考核政绩，来到北京，吏部评定他的考课，向皇上报告，使他回任原职，这是登州百姓的幸运。然而我观察此事，如今六卿属下的佐官有缺，往往从贤能的郡守中选取；而世上那些以举荐贤能为职责的人，也往往知道杨侯的贤能。这样看来，杨侯难道能够长久担任郡守吗？杨侯将要离开，登州贤能的官员们便通过我的朋友尚宝卿张君信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我既替登州百姓高兴，又担心他们不能最终享受他的恩惠，所以写下这些话。杨侯名颐，字汉昭，是广东博罗的世家子弟。赠江西佥宪张君序 张君是华亭人，名政，字彦公，曾任遂安学官，任期届满来到京师，被选任为监察御史，在当时有声誉和威望。任职九年后，破格授任江西按察佥事。同僚中的贤者顾君理等人，一同请求我写赠言。我是江西人，对于藩宪大臣，本来就希望他们惠养百姓，使大事小事都得到妥善处理，百姓不失所。然而如今举用的都是贤才，他们对于养民的道理，知道得明白，实行得熟练，不是我这样的愚人所能窥测的，所以我从来不敢写赠言。何况张君曾经用养民之道教育别人，又把它施用于治理，已经都取得了成绩；这更是我这个愚人所敬畏仰望的，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赠送呢？如今皇上在位，圣德纯粹，与上天合一；他所施行的，都是仁爱之政，知道百姓喜爱的就一定给予，知道百姓厌恶的就一定除去，即使尧舜的心意也不过如此。田野乡里的普通百姓，本来应当乐于生活、兴办事业，用来奉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和乐自得，如同唐虞时代一样；但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是接近百姓的官员施行得还不够，百姓还没有看到恩德吗？朝廷把民事交付布政司，再下达郡县，最终传达到百姓，制度已经完备了。按察司接受朝廷耳目之臣的重托，审察政事有无过失和不足，再用法律整顿，使其齐一，以考察养民功效能否完成；它的责任尤其重大。如今百姓有不能自得其生的，那么牧养百姓的功效又从哪里能够实现呢？明察所见所闻，扩大见闻，以寻求原因并加以治理，这实在有赖于担任风宪官的人。《尚书》说：“德行在于善政，政事在于养民。”接着又告诫说：“用休美之道督责他们，用威严之法惩戒他们。”由此可知，劝善惩恶的方法，是圣人也不废弃的。耳目明察，赏罚劝惩公正，善良者更加有办法惠及百姓，不善者也会想着努力向善，不敢虐害百姓，这样养民的功效，或许可以希望取得成功。风宪职任的重要就是如此，所以必须慎重选任。我把这些话赠给张君，大概只是千虑之中偶然得到的一点正确看法。

译赠袁少卿致仕序 袁君忠彻，是四明人。洪武年间，他的父亲柳庄先生凭借高明的见识和卓绝的才识，得以在太宗皇帝居潜邸时侍奉皇帝；忠彻也受到知遇，从此渐渐显达荣耀，先后任鸿胪寺属官、中书舍人、尚宝司丞，终于升为少卿，侍从皇帝三十多年，宠爱眷顾始终如一。太宗皇帝巡行、狩猎、征伐，忠彻必定随行，他辛勤劳苦的事情很多。由于风雨、燥湿失常，疾病由此产生。后来双脚不能胜任行走，而且疼痛日益加剧。他曾对人说：“我受到国家的恩典太深，应当鞠躬尽瘁来图谋报答，却被疾病困扰，恐怕耽误职守、废弃政事，失掉做人臣子的道义。”今年[疑字]把他的情况上报，请求回乡接受医药治疗，守护先臣的坟墓。皇上怜悯他而答应了。有人说：“忠彻不应当离职：他是旧臣，掌管职符印玺，职责重大，这是第一；他的年龄才六十五岁，按礼制也还不相合，这是第二。”既然有两条不宜离职的理由，为什么还要离职呢？我的看法是，古人七十岁致仕是礼制；年纪未到而疾病已经如此，仍请求离职，这是合乎义的。礼制适用于常规，义理适用于变通。既然已经病了，还要凭借难以支撑的筋骨，贪恋无穷的荣华利益，却说这是合乎义，难道可以吗？忠彻权衡适宜，急切地请求离职，他大概是懂得义理的君子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宋代有个钱若水，陈希夷想引导他学习成仙之道。麻衣道者看他的相貌，认为他不适合学仙，说：“这是一个在激流中勇于退身的人。”后来若水官至枢密，未到老年便辞官。这样看来，能在激流中勇退，也算是仅次于成仙的事情了。这说的不就是忠彻吗？我听说四明山共有二百八十峰，深洞回环一百八十里，这就是所谓丹山赤水的仙境。其中有隐士、仙人、道士，超然于世俗之外的人还很多。我也已经年老多病，曾经想有朝一日或许能到那里去，希望能有所收获；而忠彻却已经先去了。倘若遇到那些人，关于延年益寿、治愈疾病的方法，他们一定会有话相告。将来我请求退职南归，还应当跟随忠彻向他们询问。忠彻将要回乡，户科都给事中焦起良等人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于是作了这篇序。赠夏主事序 仲昭姓夏，名防，是昆山人。永乐乙未年，以通晓经学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他尤其擅长书法，被选授为中书舍人。任职九年后，升为考功主事，但从未离开翰林院。凡是重要的诏令，以及修撰先朝实录，仲昭都参与执笔其中。史书修成后，获赐丰厚赏赐，增加五品俸禄，却仍然留在翰林院。我与他相处，大约二十多年；他温和恭敬、周详雅正，不只是我敬重他，从师保以下没有不敬重他的。他的母亲曾蒙恩封为孺人，今年八十多岁，仍然健康强壮，没有疾病。仲昭想到与母亲离别已经很久，于是请求告假回乡省亲。吏部郎中吴孟寅和各位同僚朋友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古代君子以获得俸禄为喜，是因为贵在能够用俸禄奉养父母。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富有千钟俸禄，也不会快乐。如今仲昭的俸禄足以供养母亲，而母亲孺人已经年老，不能来到北京接受他的奉养，这正是仲昭心中一直牵挂、不能忘记的事。如今能够获准回去，用积累的俸禄和赏赐为孺人祝寿，还有什么快乐能超过这个呢？何况仲昭的兄长夏昺也曾凭借善于书法而得到官职，后来回乡养老。母亲孺人在上享有尊荣，兄弟在下和睦喜悦，准备海陆珍品，极尽奉养之美，爱敬的诚意和祝颂的心情，洋溢地显现在朝夕之间。天下的快乐，哪里有超过这个的呢？昆山那些为人父母的，必定都会拿仲昭兄弟作为自己希望儿子成为的样子；而做子女的，也必定会拿仲昭的母亲作为自己希望亲人享有的样子。没有人不受到感动而奋发起来，那么这对乡里的劝勉，难道是小事吗？不过我听说，做儿子的职责，没有比侍奉父母更迫切的。即使做官的人不敢顾念私情，幸好朝廷已有明确法令，如果能有一天伸展自己的孝情，不仍然胜过始终不能实现吗？但世上有人父母已经八九十岁，却不肯暂时离开职位，反而让老人冒着风涛、经受寒暑，来到自己身边接受微薄的奉养；万一发生不测，那将怎么办呢？所以我对于仲昭回乡这件事，赞许他能够安顿亲人的义举，又感叹世上竟有人能够忍心如此，因此写下这篇序送他，让那些人看看，希望他们能够有所警醒。赠主事黄振宗序 振宗是南城的世家子弟，以仕宦事业著名。洪武年间，他的先父曾因孝廉被举荐，任鄱阳、临海二县丞，治理有声誉。他的叔父黄原任中书舍人，在朝士大夫都称赞他的书法文章精妙。我听少师蹇公说：振宗在永乐年间，又因善于书法被征召授任中书舍人，且经常在翰林院任职。凡是诏制敕令，都由他书写；等到修撰三朝实录，也参与其中执笔。振宗年轻时学习钟元常，笔法刚劲有力而为人谦和勤谨，从不以自己为荣而傲视他人，因此受到诸公的敬重。任中书舍人九年后，升为吏部主事。史书修撰完毕后，又受到特别的嘉奖，使他享有五品俸禄，并让他回到吏部，更加勤于办事而不懈怠。然而他年纪已经将近七十岁，曾说：“我受到朝廷如此深厚的恩典，应当努力图谋报答。但我的聪明才智日渐衰退，筋力也不足以有所作为了。”于是上奏章请求退休。皇上怜悯他而答应了。郎中吴敬、吴孟寅等人都惋惜他离去，想挽留他，但未能成功，于是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我与振宗交好二十多年，内心实在敬重他。如今他离职，我不能不说几句话，何况又有诸公的请求呢？士大夫壮年时出仕，老年时请求离职，这是合乎义的。天子也怜悯他的年老，不愿再以政务劳烦他，使他能够优游安养于乡里，这是仁德。下属能够遵循义理，上级能够充分施行仁德，这是太平盛世的壮观，而今在这里看到了。南城在江西上游，那里有许多美好的山水，而麻姑山最为优胜，留有古代仙人的遗迹。宋代谢灵运、唐代颜真卿、白居易、刘禹锡、鲍溶，以及宋代曾子固兄弟、黄庭坚等人，都有诗文留在山中。鲁公颜真卿的书法天下精妙，我曾想去游览一番，遍看奇异胜景，尽观前代贤人的作品，以此自得其乐。但我窃居官位、苟且享受俸禄，不能稍稍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所以没有实现。如今我年老而且多病，振宗却先我而退休了。倘若有机会请求退职南归，应当跟随振宗以偿还往日的愿望。因此写下这些话赠给他。

译赠张参政序 如今全国有十三个布政司，而浙江最为出名。它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饶，城池高大深固，街道巷路整齐，里巷住宅密集相连，商贾汇聚，佛寺道观连绵不断、光彩辉煌；湖山秀美，潮汐壮观，用来供给衣食、陈设观赏的一切，确实不是其他地方所能相比。布政司又独自占有其中的胜景，在那里做官，居处便拥有崇高的地位、巨大华美的厅堂屋宇，以及重重门户、层层台阶的严整威峻；出行则有华美的车盖、盛大的车马，骑卒奴仆侍从在前后呼喝护卫。作为它的属官，人们仰头望去，仿佛神明一般，高大啊，堂皇啊！大丈夫奉天子之命承担这样的职任，确实可以说是荣耀了。但难道只是徒然享受这些吗？是因为他的德行。郡县官吏以他为师来完善政事，大小百姓依赖他来获得生活供养。凭借这样的贤德，处在这样的地方，享受这样的荣耀，本来就是应当的。稽勋郎中、建安人张君珂，字鸣玉，是当今所谓的贤者。他做官三十年，在朝廷任职最久，才干品行受到士大夫的看重。今年天子听说浙江参政饶礼贤能，破格升任他为河南布政使，于是命令大臣举荐贤能者继任浙江参政，众人都认为没有比张君更合适的。于是张君便接受任命出发。布政使是古代牧伯的职任，参政辅佐他。政事治理得好，参政同样分享声誉；其他方面也没有不同，所以应当与布政使共同遵循同一治道。舜任命牧官时说：“要按时供给百姓食物。”这大概是把养育百姓作为首要任务。致力于养民，那么戒备不要扰害百姓，就可以知道了。接着说要敦厚有德、诚信善良并慎用任人，这大概是希望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也可以知道应当使自身德行更加厚重、仁爱更加笃实。今天子任命官员的心意，也是舜的心意。这样一来，政事没有不善，百姓没有不顺遂，贤能的声名更加显著，荣耀更加盛大，浙江成为天下首善之地，也就没有辜负期望。张君学习古道，在这里以古人为老师，大概很容易做到。难道他将只做到担任这个职位而已吗？张君将要出行，同僚吴敬、孟寅等人相继请求我写文赠行，所以写下这些话赠给他。赠尹训导序 江西按察佥事、诸暨人王君负责郡县的教育事务，锐意于培养贤才，认为教官是贤才的根本；教官缺员，求学的人就没有可以师法的对象，将凭什么成为贤才？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就和缺少教官一样。然而可以考察举荐的只有训导，于是他访察各郡县，寻找学问和品行兼备、可以担任训导的人，得到六七人，把他们的姓名上报吏部。我泰和县的尹俨，字克思，是其中之一。吏部认为王君所举荐的人必定贤能，但仍然必须考试后才能任命，于是在朝廷中一同考试；七人都取得了高等成绩，于是克思获得龙泉训导之职。龙泉也是吉安府的属县，距离泰和不过三四百里；那里山水清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所以百姓都衣食充足。世家大族以文采礼法相互砥砺，诗书礼义的习俗有的历经数代而不衰。人们爱护子女，必定为他们选择老师，对老师敬重礼待到了极点。贤才成就之后，前后担任郎官、御史的人接连不断，兴盛到如此地步。因此我替克思感到高兴。高兴什么呢？高兴他的教化能够施行。人如果没有生活供养，就没有空闲学习；有了生活供养，却不知道学习的可贵，那么难道会乐于学习吗？教官不幸遇到这样的学生，率领他们而他们不听从，教导他们而他们不接受，上下的心意不能相通，却想使教育取得成功，能够做到吗？如今克思要离开龙泉，我趁他有长处而教导他，正如水往湿处流、火向干燥处烧一样，教导成功的容易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关键在于谨慎对待自己所施行的教导。古代创立教化的人，首先以自身为根本；自身不背离道，那么行为就会使人信服，言语也会被人听从。学生受到感化之深，长期积习，便能成就德行、发挥才干，出仕后加以施用，这样的功效难道会小吗？克思只须谨慎修养自身罢了。尹氏自宋代进士尹绛以来，家传经术直到如今，所以儒学本来就是世代相传的家业。他们前代显达的人暂且不论，自克思的祖父上海教谕务厚先生以下，只有自道曾任同知府事，加食四品禄；克思的尊父京山教谕复道，以及各位子侄中教授郡县学校的有七八人，那么担任教官又是他们世代承袭的职分。既然承受世代相传的事业，又享有世代相传的荣誉，怎么可以不谨慎呢？不谨慎，就会辱没家世。克思，你要努力。我是子穆，克思姐姐的丈夫。我既为他的教化将要施行而高兴，又看重亲戚之间的情谊，所以写这篇序为他送行。赠朱太守序 正统五年正月，吏部把官员缺额的事情上报，请求让三品以上的大臣举荐贤能而任用他们。皇上认为他们说得对。于是武昌缺少知府，尚书郭公对众人说：“武昌是大郡，不是合适的人不能任职。我考虑过了，没有比刑部郎中朱胜更合适的。”众人都说是，于是上奏他的名字。皇上随即任命朱胜为武昌知府。朱胜字仲高，是金华人，通过科举入仕，在郎署任职已经很久了，廉洁谨慎、平和宽厚，当时很有声名。凡是以举荐贤能为职责的人，都唯恐有所遗漏。如今武昌的君子，大概都为贤人之道得以施行而高兴，也为武昌百姓能够遇到贤守而庆幸。替天子治理小民并取得天下太平成效的，是郡守、县令。藩司、按察司的官员虽然尊贵，但距离百姓已经很远了。如果距离百姓很远，却想施行道义而惠及百姓，顺应他们的情性来施政，使他们都安定快乐，不得到贤能的守令是做不到的。因为守令的职任接近百姓，百姓的利弊，以及他们的饥饱、劳逸、风俗习惯、喜爱厌恶，全都能亲自接触、听见和看见；至于教养的方法、劝善惩恶的手段、赋税力役的征收、输送和征发的节度，也都能够审察是否适当，制定得公平，使大大小小的百姓大都受到他的恩惠而不至于失去安身之所。如果蒙受他的恩惠而没有失去安身之所，这还不能称为天下太平吗？所以，做贤能守令的，是上级所托付的人，是下级所依靠的人，也是藩司、按察司和大臣以礼相待、爱护珍惜的人；他的地位重要，由此可知。然而如今贤能的太守很多，县令却不可能都贤能。县令如果果真不贤，太守虽然想把恩惠施给百姓，百姓却会有不能受到恩惠的。仲高希望道义得以施行，难道能不特别留意县令吗？应当端正自身来率领他们；率领而他们不听从，就用威严制伏；用威严制伏仍不改，就罢黜他，另求贤能的人来任用。这样，道义的施行和百姓受到恩惠就可以保证了。如今贤能的太守，可以进用而担任方面长官、辅佐六卿，仲高诚心努力，怎么知道将来不能达到这个地步呢？他的同僚刘广衡等人请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所以写了这篇序赠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