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四　　　　　　　元　王结　撰杂文

译弛到了今天，风俗尚未淳厚，法制尚未完备，清浊不能辨别，能者与无能者混杂；官府上层壅塞，百姓下层困苦，饥荒接连发生，灾异屡次出现。朝廷已经觉悟，所以进退大臣，更新各项政务；同时提拔二三位老臣参与大政，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要期望实现大平，和古代纯粹的太平相媲美，端正根本、澄清源头，政事正在今日，必定应当广泛求取俊杰贤能，明白公布并安排各个职位。从两府大臣到台察、六部，逐渐都能任用适当的人，然后选择其中通晓经术、通达治体、懂得时务、尤其杰出的人，集中精力，在朝廷上共同讨论政事。寻求古人的良法美意，有的减损，有的增益，使之适合时代，建立一代的制度。扩大其规模，使文理更加严密。法制确定以后，按次序实行，逐渐改变，确实推行，长期坚持，不要求眼前的小效果、小利益，而以三十年为规划；这样以后，治理功业才能完成，太平才能到来，百年安逸积累的弊病也才能革除。历代的政务，时间一久都有弊病，只有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能够因时变通，制定长久之道。然而创立法令、建立制度，是最困难的事情。关键在于大臣启发引导君心，使君主明白地知道必须这样实行；然后才能振兴纲纪，取得民心，使国家长久，百姓蒙受福泽，也就不必顾虑浮言，不被小人动摇，法制才能建立。我谨慎地把前代制度中可以补救当今政务的内容，分条列在下面。狂妄浅陋的言论，是否采用，任凭相府选择。第一，设立经筵以培养君主的德性。《传》中说：君主仁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行义，没有人不行义。只要先端正君主，国家就安定了。所以治理的根本在于端正君主，而端正君主的方法，贵在培养德性。培养德性，应当任用有道之士来辅导他。考察前代，曾开设经筵，精心选择真正有儒学和道德的人担任讲读官，又以亲近侍从、尊崇儒学、喜爱善行的贵臣为经筵之长。君主处理万机之余，使经筵官讲明圣贤经典，从容启发引导，以供君主听闻观览。日积月累，光明盛大，坚定地相信并努力实行，那么正心的道理、修身的准则、治国的方法、任用贤能的方略，无不完善；民情物理以及农业生产的艰难，也都能详尽了解。因此，开启增益聪明、改变气质、熏陶德性的作用，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前代儒者所谓“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正是这个意思。第二，施行仁政以凝聚民心。夏、商、周三代用仁义教化天下，秦、隋用威刑控制天下。秦、隋的政令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天下人只是畏惧官府，而没有亲近顺服、爱戴君上的心，所以人心容易离散，国运不能长久。拥有国家的人应当仰法三代，兴行仁政。所谓仁政，根本就是仁爱与公正。仁爱则民心顺服，公正则民心信服。既顺服又信服，上下相互信任，治理便有了基础。具体做法是：使百姓拥有固定产业，减轻赋税，使他们富足而不困乏；慎重处理刑狱，停止兵戈，使他们得以生存而不受伤害；提拔良吏，罢免贪暴残酷之人，使百姓受到驯化而不受祸害；减少营建修缮，减轻徭役，节省百姓的力量而不使其耗尽，顺应他们所希望的，去除他们所厌恶的。这样天下人就会欢欣安逸，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爱戴之心没有止境，如同婴儿爱慕慈母，哪里还会有强横不顺的心呢？古人之所以巩固宏大的基业，建立长久事业而没有一旦土崩瓦解的祸患，就是采用了这个道理。第三，培养英才以备贡举。如今学校遍布天下，教官充满铨选机构，但只是徒有文具而没有实际，以此求取人才、成就风俗、美化政教，就像追风捕影，无法得到。希望命令内外儒臣各自举荐经术明达、品行修洁的人，选择其中最优秀的担任太学教师，其次的分派去教授天下各地的学校；把官员和百姓子弟中的俊秀者作为学生，专心研治经术，抛弃隋、唐以来科举的旧业，约取周、汉养士、取士的制度，教他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格物致知、修己治人的道理。修己以三纲五常为主，治人以经世综理万物为务。等到他们学有所成，把贤能者献给朝廷，由朝廷选用；选用以有德行、通晓治道为主，也可以询问他们所研治的经书，或咨询经世济民的事务

译；文章仿效西汉的策论即可。学校的规章、培养士人的方法、学生的名额、考试的办法、授官入流的数额，还请考察古人的良法，斟酌施行。所贵的是教人以经世济民的学业，选取有经世济民才能的人，希望将来有通儒实才可以担当大任。国朝贵族以及各国人，也应令其入学，讲求修己治人的道理，懂得所谓考察古道、爱护百姓，那么也可以参与政务了。

译省、部、寺、监属下掾吏的出身和入流办法，也应考察前代典故，详细议定，改订后施行。第四，选择郡守县令以端正铨选。郡守、县令，是朝廷依靠他们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如今任用漫无选择，泛泛提拔。贪婪残暴、行为无状的人有；庸碌愚昧、毫无见识的人也有。三年之内侥幸没有出事，取得任满凭据送到铨部，便成为谨慎守职、没有过犯的人；资历考核符合旧定标准，又可以升迁任用。这样希望百姓安定、政事成功，也太难了。希望朝廷慎重选择任官的办法，建立考核制度，实行黜陟典制，明确保举任用的规则。宰执、府尹、台官、侍从、儒臣、六部长贰、廉访长贰，各举荐知州一人、县尹一人；各道佥宪、各路总管和知州，各举荐县尹一人。对于以上举荐的人，铨曹应当提纲挈领地考察，并加以详细核查。举荐人多的，优先差遣任用。将来所举荐的一人如果因贪赃泛滥、败坏政事，举荐者也要获罪。其余没有人保举的州县官，即使资历考核已满，也暂且只升任散官，限于在佐贰官中任用。通过辟举担任知州、县尹，任期结束回来时，如果百姓安定、政事治理得当，确实有显著政绩，且廉洁有才能，又有人举荐，就应当破格升迁，以表彰贤能俊杰，打破不论贤愚只按资格一同升迁的弊病。这样或许能够真正得到人才，使国家爱护养育百姓，宽减赋税，平均徭役，让他们各自获得安宁、顺遂地生活。这些话也只是粗略提出大概而已，具体条目的详尽内容，应该由相府仔细议定。第五，敬重贤士以砥砺名节。古代做官的人，上至宰执，下至丞、尉，虽然贵贱不同，但都是君王之臣，所以彼此尊敬、彼此谦下，各有礼节。如今的士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辱骂斥责，不认为是过错；下级对上级，奔走奉承，跪拜曲身，不以为耻。这正是有志之士宁愿老死山林，也不谋求出仕的原因。将来学校教育的政令成功，黜陟的典制建立，出仕的人大体都成为贤俊。请考察前代典故，确定上下相见的仪式、相互交接的礼节、等级差别和礼数标准，使其灿然详明，写入法令，晓谕百官，各自遵守。这样或许在位者能够崇尚礼让，砥砺名节，廉耻之道得以实行，风俗淳厚美好。第六，裁革冗官以端正职官制度。先王取法天地四时，设置六官的职掌，上下相承接，于是政务有纲纪统属，事务不至分裂。唐代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大概就是继承了这种遗意。如今既已建立省部，有户部，又有大司农司；有礼部，又有太常寺、光禄寺、侍仪司、鸿胪寺〔原文“防同馆”疑误〕；有兵部，又有通政院、太仆寺、尚乘寺；又有伊克扎尔固齐；有工部，又有将作院、武备寺、少府监、中尚监、利用监。各寺监长官的资品甚至高于尚书。这样彼此不相统属，政事纷乱分裂，白白耗费俸禄，设置过多属吏，实在是冗长到了极点。其余职司繁杂之处，无法全部陈述。外路有行省，又有宣慰司，还有总管府，不只如此。朝廷内部从京师直到州府，正副长官的员额多得数不清。凡是设置官职、建立机构，本来是为了百姓；如今职司太过繁多，官员人数太多，不能治理百姓，只徒然造成烦扰。请参考唐人的遗制，设置二十四司，使其统属于六部。凡京朝职司中应归六部统辖的，都并入二十四司，以恢复古制旧规；这样上下相承，政务有统纪而不分裂。寺、监之类，唐、宋虽然有时设置，但前代儒者论及其重复和冗长，认为应当合并裁革的很多，这并不是我个人浅陋偏私的言论。国家疆域广大，远非古代可比；对于四方要地和重要关隘，既然已经设置行省，如福建、两广、四川等，用来控制溪洞和边远地区，那么再设置宣慰司也可以。其余各路的宣慰司，实际上是虚设。各州又统领数县，上隶省部，另有总管府，这正是古人所说应当再次合并的情形。朝廷职司中员额多的，可以详细考察古制，逐步整顿裁革。州府官制，请依照唐、宋旧例，大体不设置总管府；大都附近的要害处设置为府，其余地方只设置州、军，各自统领数县，直接隶属省部，命廉访司官员监督治理、考察按察；所领县不多，或许容易治理。府设置监郡一人、知府一人作为长官，通判一人作为副职；州、军也这样设置。幕府属官设置数人，分掌六房事务，如司户参军、司理参军之类。幕僚多而长贰少，幕僚分别掌管事务，商议斟酌可行与否，长官提挈纲领而作出决断，那么政令便出于一处，有统纪和次序，事务可以集中处理，百姓也可以安定。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官员众多却没有统一统属，事务繁杂却不能简明。第七，辨明章程以安定民心。古代上至公卿，下至百姓，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仪式，住宅、车舆的制度，衣服、器用的规范，各有等级差别，没有人敢逾越僭用。因此百姓各自安守本分，财物也容易供给。如今礼制没有修明，风俗奢侈放纵，公卿大臣之家，使用器物不合礼节，穷极奢靡，彼此夸耀。富商大贾争相仿效，不知满足。金珠光彩耀眼，锦绣灿烂夺目，哪里只是乘坐坚固车辆、驱策肥马、穿丝鞋曳缟衣而已？甚至美丑不分，贵贱没有区别。既然没有严厉禁令，有钱便什么都可以做，百姓没有恒定的心志，日益趋向逐利，奸伪之事百端俱起，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廉耻之道衰落，风俗日益浅薄，这正是政治走向混乱的道路。如今应当增损古制，制定章程，使公卿和士农工商四民各有品级节度。逾越礼制、僭越上位者，官府应有固定刑罚。这样贵贱有别，奢俭适中，民心有所安定，也不敢妄图非分之物；人情逐渐归于忠厚，争乱便能在尚未萌发时消除。

译第八，致力于农桑以厚实民生。如今疆域极其广大，人口日益繁多，然而物价更加昂贵，百姓更加困苦，衣食日益窘迫，流转迁徙的人越来越多。不幸遇到灾年，饿死者遍布道路。推究原因，大概是耕种的人少而吃饭的人多，公私都没有储蓄，上下奢侈，用度没有节制造成的。救治的方法，应当驱除游荡懒惰的人，使他们回到田地，优待并重视农民，不要让官府扰害他们。州县官员有劝农的名目，却没有劝农的实际，文书堆积，上下互相防范。如今应当慎重选择良吏，参照农书，每年考核种植树木等农事，责成他们取得成效，不要制造空文；长期实行，或许会有益处。再考察隋、唐的办法，各路设置常平仓，官府置备本钱，同时储存米粟、布帛、丝麻等物；价格低时提高价格收购，价格高时降低价格出售。命廉访司官员提举检查，纠察不依法办事者。这样即使水旱成灾，物价也不会暴涨。国家又应当崇尚节俭，赏赐有节制，用度有常规，减少营建修缮的劳役，轻视奇巧华丽的服饰；这样粮食布帛可以降价，财物可以充足，能够防备饥荒，民生富厚，国力也会更加强盛。前面所陈述的，都是当今的紧急事务，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难以实行的事情。然而政务需要更张，事务需要改作，庸人凡是不便于自己私利的，必定认为这是无事生非、扰乱旧章。那些因循苟简的人，反而认为眼前没有成效，迂远而不切合实际，不如照旧行事更好。这些话都似是而非，各自只为自身谋划，并不是国家的谋略。相府世代有功，是国家的世臣，而且诸公同心同德，又有老臣辅佐赞助；创立法制，如果出于天理、合乎人情，浩浩荡荡，谁能抵挡？法制完备以后，上面有治国的准则，下面有守法的规范，治理功业可以期待，天下蒙受福泽，而相府的声名也可以上比房玄龄、魏征、姚崇、宋璟，显扬流传到无穷无尽。这个根本性的议论，看似缓慢而实际紧迫，看似疏略而实际周密。不明白的人以为这些都是人人知道的老生常谈。然而自古圣贤谈论治道，原本没有什么新奇可喜、足以惊骇世俗耳目的言论。即使是孟子那样命世的才智，处在战国七雄争战之时，他告诫齐、梁君主的，也不过是开垦田地、种植桑树，尊崇孝悌，兴办学校，用不忍伤害人的心去施行不忍伤害人的政罢了。如果果真能够遵循这条道路，坚定确实地实行，那么按日计算虽然似乎不足，按年计算却会有余。某只是一个疏远卑贱之人，上书相府，妄谈政事，不等有人买取便自行推销，不等有人询问便主动陈告，似乎是求取名声、急于进身的人。然而我认为，古代君子身处田野仍不忘天下的忧患；得到职位便实行自己的道，得不到职位便修治自己的文辞，言语实行了，道也就实行了。何况如今正直之人掌权，众多贤能会聚进用，上可以酬答圣君求治的心意，下可以满足百姓渴望治理的心情，必定应当兼收并观，采纳众人的意见而加以裁断，制定宏大的规划和长远的谋略，以开创事业、流传后世；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所以我果断相信自己这样做，并不是求取名声，也不是急于进身，只是私下取法古人身在田野而不忘天下的道义，因此冒昧触犯法义，竭尽愚诚，慨然说这些话。希望大人君子谅解我这个草野之人恳切忠爱的心，不要斥责我的愚昧，而稍加省察我一点所得的见解。如果有可采纳之处，伏望相府奏闻朝廷并施行，使它对新政万分之一有所补益，那就万幸、万幸了。冒犯台府威严，我伏在地上等待治罪，内心战栗惶恐到了极点。《书松防事藁畧》。大元承接天运，开辟统一的华夏。从中统初年起，考察古制建立官职，整顿各项制度。当时大儒和元老重臣卓然立于朝廷，典章文献兴盛完备，几乎没有可以相比的。唯独贡士制度还来不及实行。后来，台阁职位大多任用敏锐精干、熟悉通达时务的人担任。他们能够尽职举事、治理繁杂事务，当然不乏其人；但能够匡正君主、治理天下、践行大道、引导德行的人，大概还不多见。唉，难道是上天生产人才，前代丰盛而后代衰减吗？也是形势造成的罢了。仁皇即位后，振作精神谋求治理，又重新尊重任用儒臣，以此激励天下。接着诏令各郡国举荐经术明达、品行修洁之士，天子亲自在朝廷策问，然后提拔其中的俊秀者。于是文风大为改变，得到人才很多。比如我的朋友马君伯庸，尤其是其中杰出的人。他脱去布衣，任应奉翰林，第二年升任六察官，于是弹劾权奸，荐举宣扬儒雅之士。凡是治道的根本、生民的利弊，没有不探究其中奥秘并加以核实论述的。最终因为触犯、忤逆贵幸之人，任职十三个月便被罢免。于是汇辑他论述政事的文章，题名为《松防事藁畧》。我因为与他的朋友情谊深厚，有幸私下读到这部书。不过伯庸的文章简洁精密，足以在一代之中扬名并使群贤信服，这一点我本来还来不及评论。我唯独把这部书反复读了三遍而慨然叹息，是因为由此可以仰望窥见仁皇崇尚儒学的盛大德行，以及任用儒臣的实际成效。中统时期的文献事业渐渐可以恢复，而我的朋友伯庸学问和年岁一同增长，践行大道、引导德行，将来登上台阁，匡正君主的功业和治理天下的才能，必定大有可观。

译高阳台记。河间在故宋时设置高阳关，那里与辽接壤，精锐的铠甲和勇猛的将领、军粮都屯驻在此；辖区内的城邑不下数十座，东越大海，西到山地，南至深、冀，北抵白沟，划定疆界并据守，地域广大而又是要地，所以常常选择重臣来教导士卒、训练作战。这里城池本来就完备，城墙高深坚固而宽广，其他镇无可与之相比。城中东北面有高阳台，是治理政事的人观览游息的地方。它的高度比城墙高出数倍，宏阔壮大，仿佛山峰岩石的形状。台上有厅堂有楼阁，可以宴饮、休息，更换衣服、准备膳食，样样齐备。长官处理政务的间隙，常率领本地士大夫、僚属官吏在此宴饮，举行乡射礼，并不只是为了观赏壮美。柳宗元说：“精神烦乱，思虑就会混乱；视野闭塞，志意就会停滞。君子一定要有游览休息的地方、清高明亮的设施，使心神清明安宁平和开阔，常常像有余裕一样，然后才能通达事理、成就事务；这又是宣达上意、沟通下情、整齐宴饮中长幼次序、讲究献酬礼节，体现一张一弛之道的方式。”大兵之后，风吹雨蚀，日月流逝，楼阁观台全都坠入烟尘，淹没在渺茫之中。只剩下三间老屋，支撑着将要倾倒的屋宇，而高阳台却巍然独存。我曾在闲暇日登台观览：雨后天晴，风停云散，烟霭澄澈洁净；远望西山，仿佛修长的眉、整齐的发髻，隐隐约约可以数清。城郭中万户人家、千里肥沃田野，以及山冈丘陵、溪流山谷、平原村落，或突起，或低洼，远远延伸到天边。游人旅客、樵夫的歌声、牧人的歌唱，前后相随，时隐时现，全部收入眺望之中，没有遗漏。然而世上著名的观览游息之处，多在高山山顶、深涧岸边，往来要踩着崎岖道路，攀登险阻；不是无事之人不能到达。高阳台却连接城邑，夹在市井之间，早晨登临、傍晚远眺，往返不劳，而地势高敞明爽，完全脱离尘埃和喧嚣，开阔空旷，恍惚如同高山绝顶之外，能使人心神清醒、眼目畅快，赋诗饮酒，无处不合宜。我对此感到快乐，所以特意把它表彰出来，告诉后来的游览者。

译复斋记。从前孔夫子在洙水、泗水之间讲说道理，幽微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没有不讲得详尽完备的；但其要旨在于求仁。求仁的方法，孔夫子用来告诫弟子的，也说了很多；但其要旨在于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人承受天地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本性。本性的实体纯粹至善，万理都具备其中，而仁、义、礼、智是它的纲维。但仁是天地生育万物的本心，充盈和粹美，流行贯通于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也如同春天的生意周遍充满四时。因此，礼是仁的节制和文饰；义是仁的裁断和制约；智是仁的分别和辨析；仁则是本心完整的德性。然而人出生以后，本性固然没有不善的，气却纷杂混合，有清浊美恶的不同，所以耳目口体难免受到私欲牵累，在视、听、言、动之间表现出来的，往往全都违背礼而损害仁。如果没有道理来治理它，怎么能不发展到人欲放纵而天理消灭呢？所以孔门教人以求仁为务，而求仁的方法，又以克己复礼为要。克己，在细微处就是念头思虑之间，在明显处就是言语行为之际，审察所谓人欲的私心，竭力去除并战胜它，堵塞根本、截断源头，不让它稍有一丝一毫的牵累。所谓复礼，就是遵循规矩、践履法度，使各种品级节文灿然明白，从容融洽，深入达到最纯粹完整的境界而止。果真如此，那么日常生活之间都成为天理的流行，本心的德性也重新在我身上完整起来。把它扩充开来，又哪里会有一个百姓不能受到我的爱护，哪里会有一件事物不能顺遂其应有的道理呢？天理与人欲虽然有消长变化，但克己复礼的功夫不能偏废。如果只知道克己而不知道复礼，那么虽然避免了追逐外物、心神向外驰骋的弊病，却也没有可以安居的地方、可以依止的安稳，处境危险不安，不能长久。唉，这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要旨，颜回之所以接近圣人，也只在于此。它的道理实在微妙！然而人与时代都已远去，这个义理长久晦暗，直到程子、朱子才阐发说明其中的深奥，学者才得以听闻他们的学说。只是实际上真正用力于此的人并不多见。某人曾经与我讲求这个道理，并且立志实行；他的闲居书斋题榜为“复”，又嘱托我写下这篇记以阐发它的意义。我听说上古时代，圣圣相承，有的称为“极”，有的称为“中心”，以心传心，到了孔子才把它命名为“仁”；而颜回凭借上等智慧和大贤的资质，也专心从事于此。后代士人如果以追慕贤人为己任，学习颜子的学问，就应当牢记在心而不要失去。您以此为书斋命名而自我砥砺，可以说知道自己应当走向哪里了。然而孔子告诫颜回时，只谈努力实行，颜回随即请求说明具体条目，孔子所说也没有涉及致知。大概颜回致知的功夫平日已经成熟，一听老师的话，便洞察天理人欲的真伪，所以直接把它作为自己的责任而毫不怀疑。学者则应当先致力于致知：凡是仁道体用的完整内容、天理节文的精密之处，以及视听言动中不合礼的行为、损害仁德的原因，都要深思明辨，使它们条分缕析、细如毫发，明白清晰而没有遮蔽，然后克己复礼的功夫才可以施行。既有致知，又有践行实理；在未发之前涵养，在已发之际省察，勤勉循序，真实积累、用力长久；克制私欲直到完全，恢复礼制直到纯粹完整，使人欲之私如蝉蜕般脱落，使天理的妙处如春日融化般显现，那么天地生育万物的本心便油然充满胸中，面容光润、背部充盈，自然有不能停止的表现。实行仁德由自己，难道还要由别人吗？您果真能够以此求取仁德，就没有不能达到的。因此我接受嘱托而不推辞，详细论述它的本末，并把我所听闻的附在这里，让您悬挂在屋壁上，出入时观看反省而不要忘记，凡是有关的事情都照此实行，或许可以达到亲眼见到而道理常存的意义。知行说。士人求学，大概是想改变气质、涵养德性，使微言精义融会贯通于心，并落实到自身。一人的身体之中，具备仁义礼智的本性，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以及视、听、言、动、进、退、行走、趋步等方面，头绪极多，其中的道理极其精密。如果不先明白它们所以然的道理，就没有能够实行其所当然之事的。因此必须逐条剖析、细密解释，认识性情的差别、体用的不同，区分各项本分的不同，并会通于最极致的道理，如同烛火照见、数目计算一样明白清楚，洒然没有疑惑，然后才能亲身实行、实践，达到极致的境地而无所遗憾。认识得明白，所以实行得有力量；实行得有力量，认识也就更加明白。体与用相互发明，不可偏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既然如此，知和行难道不是求学的要旨吗？从前舜命令禹说：“人心只是危险，道心只是隐微；要精心专一，真正把握其中正。”所谓精，就是察辨人心、道心的混杂，指的是致知；所谓一，就是守住本心的正道，不使它离失，指的是力行。“真正把握其中正”，就是没有过分或不及。舜、禹是天下最伟大的圣人，在传授承接之际，尚且把这些作为心法相传，那么知行本来就是求学的要旨。然而要知道自己所应知的，实行自己所应行的，不要勉强去知本来不可知的，也不要责求去行本来不当行的；凭借内心的明察，穷究可以知道的道理。事物的道理穷究到极点，本心就更加明白，然后把它落实到自身，才可以有所谈论。不因得到一点知识便停止，不因实行一件事便自我限制；在学习、询问、思考、辨析之际穷究道理，在颠沛匆促之间努力实行，使内心所具备的、身体所接触的、耳目的职能、手足的作用，没有一个道理遗漏，没有一件事不恰当；这样气质的改变、德性的纯粹，便会有不期然而自然达到的结果。这才真正是求学的要旨啊！惟一斋铭。从前虞舜手持符命把帝位传给禹，告诫他要精纯专一、执守中道，于是有了这番话。那明净的心灵，如同神明所居之台，是万物的根基；原初之气、原初之性，有的说它危殆，有的说它幽微。应当怎样把握它呢？就是达到精纯专一，使天理充盛、私欲消亡而守住其中正；确实执守神圣之道，连续不断地传播这种德言，为世世代代树立法则。士人蒙昧未明，正可借此培养正道；何况已经立志于学的人，更应遥遥以圣人为希望，循序渐进，像盲人摸索着寻找道路，由低处登高，逐渐达到这一目标。安闲自处之时，只有“乐”字最适合题在这里；默默体察而坚持不懈，仿佛在羹墙之间也能见到圣贤；鉴察、考究前人的训诫，发誓用这首铭诗自勉。低头努力进修，只是可惜没有人能够帮助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年〕 乐斋铭

译考察古代先民，他们道术尊崇、德行宏大，并没有别的诀窍，只把学习当作要务。他们所学的是什么呢？深入探究而自有所得，心情怡悦而豁然开朗，达到最高境界。就像饮食一样，既感到满足又吃得饱；又像居住在屋舍中，既安适又快乐。这就叫作以学习为乐，不停息地自强不息，使道德高明光大，长久而无穷。唉，我这个小子，禀受着浅陋的资质，依照已经形成的规范，永远发誓不使它丧失。广泛学习，详细讲说；恳切发问，联系自身实际思考；早晚都不懈怠，勤勉不息。积累义理，以敬为主；防止邪念，保持诚实；动与静相互涵养，始终战战兢兢。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时时念念不忘；志向坚定，思虑长久。登堂而入室，从容涵泳其中，悠然自得，天理明亮而融通。唉，我这个小子，应当谨慎，应当戒惧，作下这首铭诗，告诫自己不要懈怠。题写在李宗孟母亲寿诗后 博陵人李舆，字宗孟，是以儒学为业而兼通医学的人。大德祭卯年，他的母亲年满八十岁，当时名卿硕儒纷纷撰文作诗为她祝寿。宗孟显扬母亲的心意，可以说很深厚了。至治壬戌年，我暂代知守此郡，宗孟恰好接到任用为太医的征召，请我题诗在诸位贤者的诗篇之后。我赞赏宗孟年过知命，母亲去世后仍思念不衰；如今将要在禁中等待诏命，马上就会受到破格擢用，显扬母亲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也必能完成他平日的志向。因此在诗的结尾谨慎表达这番意思。宗孟好学而见识高明，应当会认为我的话并非虚妄。题写在杜和卿八十寿诗后 国子监伴读杜天翼，是顺天府属县钜鹿人。他的父亲和卿年满八十岁，朝廷中的士大夫赠送诗歌给他祝寿，并作序作引，让他带回去作为给老父亲的寿礼。因为我承乏任职于此地，所以唯斋、大集贤善之司业伯生以及国子博士都谦逊地把我列入其中。天翼又奉伯生之命，带着谦称鄙陋的言辞来请我作诗。于是我作了一首唐律，谨附在朝廷贤者的盛作之后，以表达我区区的尊贤敬老之意，也借此答谢老朋友分别之后仍深深怀念我的厚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文忠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