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集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五，元代王结撰《与临川吴先生问答》问：泰定初年，我曾陪侍在先生身边，听先生谈论《中庸》“未发”的旨趣。大概先生认为，普通人失于存心养性，即使独居闲处，也从来没有未发的时候，甚至在睡梦之间，也都已经是已发了。您试着用功实践验证，自然会看见其中的意义。先生还说，这与朱子《章句》《或问》的说法不同。当时我未能领会，又参考朱子“静而不知道怎样存养它，那么天理就会昏暗，大本便有所不能树立”的话，心里以为这与朱子的说法并没有太大差别。然而我一直把这个问题存放在心中，不曾放下。去年回家闲居，反复思考推究，似乎才略微看见了边际。我谨按朱子说：“众人的心，没有不有未发的时候，也没有不有已发的时候。日常生活之间，本来就有自然的机理，不借助人的力量。当它未发时，本来就是寂然的。”有学生问：“恐怕普通人在未发时已经昏昧了吧？” 回答说：“在这里还没有所谓昏暗或明亮，必须还它一个未发。” 又说：程子的各种说法，似乎都把思虑尚未萌动、事物尚未到来之时当作喜怒哀乐未发。在这个时候，正是此心寂然不动的本体，而天命之性完整具备其中。程子又解释中和的意义说：在未发之时，此心极其虚静，如同镜子明亮、水面平静，所以只应以敬来存养它，不使它有丝毫偏倚。我私下详察朱子的意思，似乎是说，人应对事物、接触外物时所产生的思考、探索和念虑，都是已发；事物尚未接触、思虑尚未萌生，就是未发。因此把动看作已发，把静看作未发。未发之时，能够以敬来存养它，那么大本的树立就会日益牢固。朱子凭借上等而刚明的资质，再用穷理致知的学问来辅助，又素来有持敬的功夫，大概正如明道所说的资质美、明白彻底的人吧？所谓念虑尚未萌生，便自然寂然，天命之性浑然存在其中，不是未发又是什么？大概朱子凭借自己造诣于义理、闻道自得的功夫已经明白显著，所以阐明经义，把动说成已发，把静说成未发。动静两者在日常生活之间，固然不借助人的力量，本来就有自然的机理。众人的心无不如此，老幼贤愚都没有差别。只是安静而处于未发之时，如果没有庄敬存养的功夫，天理就会昏暗，大本也就有所不能树立。这是文公解释经文的大意。然而众人的天命之性完整具备于心，本来与圣人没有不同，只是被气禀遮蔽，被物欲诱惑，邪思妄念纷然扰乱，又不知道涵养、澄清、治理它的方法；即使独居闲处、不与外物接触，又怎能像镜子、水面那样寂然不动，成为子思所说的未发呢？反复寻思推究，似乎与先生的说法不同。先生的意思大概是：一个心中性情的德、体用的全体，本来都完整具备；但普通人不知道穷尽心性之学，又没有存心养性的功夫，即使还没有出门役使百姓，只是在闲居沉默、深居独处时，心中所产生的思虑意念也胶着纷乱，一起一伏；所谓如深渊下沉、如飞上高天，如凝冰、如烈火，出入没有固定时间，也没有一定处所，又怎么能虚明静一而有未发的时候呢？既然不能在未发之前加以存养，使我的心如明镜止水，那么即使性之德、道之体仍然完整具备，也会昏昧不明，大本便有所不能树立。这是先生辨析精微到了极深的地步，对学者很有益处。我冒昧地这样想，不知道是否正确。然而先生的说法与文公不同的地方，大概只是认为普通人的心恰恰没有未发的时候；至于性情、体用以及大纲大节的说法，则没有不同。如今我的良心放纵，念虑纷杂扰乱，从来没有未发的时候。幸而听到了您的教诲，但我想在未发之前用功存养，使本心逐渐达到虚明静一，恢复止水明镜的本体，以立足于未发的境域。只是从哪里入手、怎样用力、存养的途径，我还没有明白。恳请先生精心为我剖析，详细加以教导诱发。虽然对于建立大本、经纶大经，我不敢妄加议论，但也希望心能够存、理能够明，不至于被君子抛弃而归于小人。又曾听说洙泗、伊洛教人的要旨，有所谓致知、诚意，居处恭敬，无所不敬；庄严如有所思，戒慎恐惧，慎独，存心养性，求回自己的放心；涵养必须用敬，入道没有比敬更好的。没有致知而不在敬上的；专守一事叫作敬，无所适往叫作一。它们都可以作为存养的方法。但像我这样庸陋的人始终不能融会贯通，怎样才能达到未发的境域呢？又因为先生的话，我反过来体验自己，所担忧的是：在事物尚未到来时，意念思虑纷纷扰扰，一个念头尚未停止，另一个念头又产生了，从来没有思虑尚未萌生、淡然虚静的时候。由此说来，普通人没有未发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了。有人教人练习静坐，忘掉思虑，断绝念头，像古人用白豆、黑豆来澄清治理思虑一样；久而久之，连白豆也不再有了，这也算是好的吧。但这难道不会流于佛、道两家枯木死灰、心斋坐忘的学问吗？朱子又说这只是一个死办法，如果再加上穷理的功夫，那么去掉不正当的思虑，有什么困难呢？只是我这个笨拙的人还不能在心中洒然贯通，所以始终没有确定的见解，不知应当听从哪一种说法，只能暗自悲叹自己没有进道的功夫。惟愿先生怜悯我的庸愚，体察我的诚恳，最后教导我，那就太幸运了。

译回答说：“朱子所说‘安静而不知道怎样存养它，那么天理就会昏暗，大本便有所不能树立’，这话是对的。但谨按朱子所说‘众人的心没有不有未发的时候’以下的内容，朱子的言语间有尚未圆满明白之处，您已经自己能够察知，现在不再重复说明。要真正下功夫，关键的方法只有一个‘敬’字。然而《中庸》先说‘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戒慎，在无人听见的地方恐惧’，然后才说‘慎独’，这是按照体用先后次序来说的。学者用功却应当先在作用处着力，凡是应对接触，都应当以一心为主。以一为主，那么此心就有主宰，即使在暗室屋漏之处，自然也不会有邪僻，使所做的一切都出于天理。这样积累长久，没有一件事不是专一主敬，那么应对接触时，心就专一而没有二念。能够这样，到了事物尚未接触之时，便能把持得住，心能够无所趋往。如果先在发动之处不能养性，那么在安静时哪里能够存心呢？”话不能详尽说明，就照此推求，遵循先后次序用功，自然会看见成效。至于平日读书穷理，又在这以前，但同样都以敬为主。依照《小学》一书学习敬身、明伦之事，用来培植《大学》的根基，这又在读书穷理以前。问：周子说：“太极发动而产生阳，运动达到极点便静，静而产生阴，静达到极点又恢复运动。”又说：“圣人用中正仁义来安定它而以静为主，从而树立人的根极。”《图说》《全书》中朱子的解释已经很完备了。只是对于动静的意义，我私下还有一些看法。太极有体有用，那种冲和空寂、没有形迹、声气气味全无的，是它的体；流行变化、各自端正性命的，是它的用。它的体是静而含有动，它的用是动而有静。太极之理，是造化的枢纽、万物的根本，然而寂然无声无臭，这是体的静。阴阳五行变化交合、化育万物而生生不穷，这是用的动。周子所谓“寂然不动的是诚，元亨是诚的贯通，利贞是诚的复归”，朱子所谓“本然未发的是实理之体，善于应物而不可测的是实理之用”，正是这个意思。然而神妙的运动确实出自本体的静，用的运动达到极点，自然又有专一收敛的静，所以说：“它的体是静而含动，它的用是动而有静。”但周子所谓“运动极点而静，静而产生阴”，只是作用中的静、运动的停息，虽然具备太极的本体，却不是冲和空寂、无形无迹的那种静。阴阳动静的时序和位置虽然不同，但作为一气的流行则是同一的。况且冲和空寂、无形无迹之中，万象已经森然具备，这是举出本然的体，而用的理也包含在其中。阴阳五行开合变化，太极的妙理无不在其中；就在有形器物之中，也可以看见理的本体。虽然它们同出一源、毫无间隔，起初没有两样，但体用动静的大体分别，却不能不加以区别。周子把“乾道变化，各自端正性命”看作诚的树立；朱子把图右方阴静以及正、义、寂，视为太极之体赖以树立的方面，也并不是把流行之静当作本然之体。太极的实理流行而赋予人，是“继承它的是善，是阳的运动”；万物各自得到所赋予的理，是“成就它的是性，是阴的静止”。万物既然接受了所赋予的正理，实理于是各自成为一物的主宰，就是一物一个太极。若不是诚在这里树立，又是什么呢？然而万物接受所赋予的正理而成就其性，是阴静；实理具备于心而成为性，是太极的本体。道与器之间的区别已经很精细了，哪里能立即把阴静当作本然之体呢？朱子把阴静看作太极之体赖以树立的方面，也是“诚在这里树立”的意思。周子所说的“中正仁义”，就是五行之性，都是太极之理具备于人心，也就是体用完整具备。寂然未发、没有偏倚，是它的体；随着感应而显现，各有条理，是阴阳五行变化交合、化育万物，实际是天命流行的作用。若按象类来说，中正仁义都是道的作用。如今朱子把正、义说成太极之体赖以树立，只是因为分别把它们归属于阴静而说。况且朱子把中、仁看作行为发动而显现于外，实是太极之用的运行；把正、义看作裁断处置而主于内，又把正看作中的主干，把义看作仁的本质，是诚的复归和性的贞定，所以说它们是太极之体赖以树立的方面，这也有“诚在此树立”的意思。其大体要旨，是按象类来说的。况且元亨利贞是天道，中正仁义是人道。天人之间，理是一致的，而分属有所不同。若按象类所归属来说，其理起初没有两样；若按分属来说，在天与在人或许有所不同。为什么呢？天道的元亨利贞按照次序显现，贯通古今而不改变。中正仁义在人身上随着感应显现，并不按照固定次序，先后终始各有适宜，难道可以因为正、义在阴阳的象类中，就单独把它们看作太极之体赖以树立的吗？这是从分属不同的道理来说的；由此也可知道，四者同样都是道的作用。至于寂然不动，从天道说，是太极本然冲和空寂、无形无迹的体；从人道说，是未发之中、道之体、性之德。如今也把它归属于阴静一类而说成太极之体赖以树立，不仅与周子的说法不合，也与朱子其他说法相矛盾。周子说：“寂然不动就是诚。”又说：“诚是无所作为的。”又说：“诚是圣人的根本。”朱子解释说：“本然未发，是实理之体。实理自然如此，有什么作为呢？诚，就是极其真实而没有虚妄的意思，也就是太极。”把这些话联系起来看，寂然不动就是太极本然的实理、本体，不必再辨析也明白了。诚是寂然不动，是道的体；中正仁义，是道的用。那么周子所谓以静为主，究竟指什么而说呢？大概人出生以后，形体形成于阴，精神发于阳，太极之理各自具备于心中而成为人的性。

译等到感应外物而发动，善恶就分开，各种事情也由此产生。圣人教导人，使人居于仁、行于义，存心养性，以恢复太极本然的妙理，所以用中正仁义之道来安定它，而以静为主。这里所说的静，就是寂然不动的实理、道的体、性的德，并不是说中之主干、仁之本质。若从天道来说，就是冲和空寂、无形无迹的本体，是太极本然的妙理；也不是指作用中的静、运动的停息。它就是子思所说的未发之中。学者如果能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以前戒慎恐惧，涵养寂然不动的本体，使它成为主宰，那么大本就树立，达道就流行，无声无臭的妙理也会重新完整地存在于我身上。有人说，人事上的动静，本来就是太极动而为阳、静而为阴。如今谈以静为主的意义，却舍弃阴静而不取它作为本质和主干，难道人的事情就不以天道为根本吗？况且阴阳动静本来是一回事。如今既把天命的流行说成太极的动静，又把无声无臭说成太极本体的静，这样太极之道就成了一个动、两个静，恐怕不是周子的意思。我认为天人与人的道理是一致的，而分属有所不同，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 无声无臭，是太极本然的状态；寂然未发，是实理自然的状态、道的本体，难道会有两个不同的道理吗？所以人事的动静，确实以天道为根本。一阴一阳，是太极的动静；作、止、语、默，是人事中中正仁义的作用，是人道的动静；未发之中、已发之和，更是动静中最根本的分别。作止语默、中正仁义，象征阴阳交替运行；未发已发，则是体静而用动。所谓以静为主，就是以寂然未发的本体、无声无臭的妙理为主。如果果真能够实行这条道理，那么大本赖以树立、达道赖以运行，中正仁义全都在其中了。又怎能拘泥于流行之阴静，把中的主干、仁的本质指作静呢？周子的言论与子思关于未发的旨趣，实际上相互表里，虽然详略不同，道理是一致的。静并不是太极的本体，静只是用来形容它无声无臭的妙理罢了。正如中不是性，中只是用来描述性之德；至于“无极”的说法，不是静又是什么？周子所谓“静无”，也指的正是这个本然的本体。周子的著作没有说本体之静，如今一定要这样说，是因为从以静为主的意义推及人道，寂然未发的本体就是太极无声无臭的妙理。阴阳的运动和静止的机理本来就是一回事，又何必介意用“静”来形容太极本然的本体呢？何况以静来命名、描状道体，渊源已久。“人生而静”是《乐记》的话；“其本也生，而静”是程叔子的论述，难道这些说法会没有根据吗？只是动静的道理，从天道来说，确实是天命的流行，是太极所乘的机理，也就是产生阴阳的根由。二气交感，五行依次运行，于是万物的种类、性命的分际、天地鬼神的奥妙，都由此产生。所以就在这些有形器物之中，太极之理便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本体之静不必特意言说。人的动静，如作止语默，只是象征和比拟的方面，还不足以说明根本。中正仁义确实以阴阳动静为根本，天人的道理严密契合、没有间隔。中、仁，是阳的运动；正、义，是阴的静止。再从乾坤的专一、收敛聚合，以及性之贞定、诚之复归来推求，就清楚了：正是中的主干，义是仁的本质。如今所谓以静为主，不把它归属于这一方面，却以寂然不动的本体、无声无臭的妙理为主，为什么呢？因为周子所说的中正仁义，是道的作用。人道的动静，实际上兼有体和用：静是未发之中，是道的体；动是已发之和，是道的用。这就是天道与人道分属不同的意义。但天道的动静以太极流行的作用为主，然而也能从作用中看见本体；人道的动静以体用兼备为主，而理无处不在，因此天人与人的道理又从未不同。那么朱子所谓“体树立以后，用才有凭借而运行”，也应当是指寂然未发的本体吗？去年温习旧日所闻，偶然想到这一点；后来再次进入都城，与一两个朋友讨论，他们都对“一个动、两个静”有所怀疑，只有伯生独自认为可以成立，始终没有向先生请正。我心中郁结而不安，不敢自以为是。然而前代儒者说过：“道理越精微，言语越容易出错。”何况我是见识浅陋的人呢？这关系到义理的大本源、学问的大端绪，恳请先生精心加以剖析，借此机会赐教，以启发我的愚昧，那就太幸运了。回答说：“周子说太极运动而产生阳、静止而产生阴，读者不能拘泥字面而损害他的本意。太极本身没有动静，动静是气机的状态。气机一动，太极也随之说动；气机一静，太极也随之说静。所以朱子解释《太极图》说：‘太极有动静，是天命有流行的意思。’这是替周子分析太极；太极本来不应当说动静，只因天命有流行，所以只能借动静来说。朱子又说：‘太极，是本然的妙理；动静，是它所乘的机。’机就像弩机，弩弦凭借这个机；也像骑马所乘的马。机一动，弩弦就发射；机一静，弩弦就不发射。气一动，太极也随之动；气一静，太极也随之静。太极乘着这个气，就像弩弦乘着弩机。因此说：‘动静是它所乘的机，是说它所乘的气机有动静，而太极本然的妙理没有动静。’然而弩弦和弩机毕竟是两种东西，太极和气却不是两个东西；只是主宰气的就是太极，并不是另有一个东西存在于气中主宰它。‘机’字只是借物作比喻，不能拘泥字面而损害本意。把冲和空寂、无形无迹、声气气味全无说成太极之体，把流行变化、各自端正性命说成太极之用，这种说法有问题。

译太极没有体用的分别；所谓流行变化，都是气机的开合，有时静、有时动。在应当静时，太极就在其中，因为它静，便据此说它是太极之体；到了运动时，太极也在其中，因为它动，便据此说它是太极之用。太极冲和空寂、无形无迹、声气气味全无的状态，无时不如此，并不因动静而有间断，又哪里有体用的分别呢？如今把太极作为造化根柢的方面说成体之静，把阴阳五行变化交合、化育万物说成用之动，这是不可以的。元亨是诚的贯通，是春生夏长之时、阳的运动；利贞是诚的复归，是秋收冬藏之时、阴的静止。由此可以看见太极的用和体。这是就造化的动静体用来说的。至于朱子所谓‘本然未发’是实理之体，‘善于应物而不可测’是实理之用，则是就人的身心来说，与造化的动静体用又不同。造化的运动达到极点便静，静达到极点又动，动静互为根本，年年有常，万古不变，各自有确定的时节。至于人心，有时与外物接触，有时不与外物接触，起初没有固定的时刻；有时动多静少，有时静多动少，不像天地的动静那样有固定的规律。朱子把“继承它的是善”说成阳的运动，把“成就它的是性”说成阴的静止，大概是因为把造化与万物相对而言；若就二者相对来说，天命的流行不息，而万物禀受的性有确定状态，似乎可以分为动静。然而如果专门把命的流行归于阳的运动，把性的禀受归于阴的静止，那么这种说法就执着拘滞而不能贯通，实在不可。未发之中是体，已发之和是用，很难拿造化中诚的贯通、诚的复归来作比附说明，其中道理深长，不能一下说尽，姑且依照我的说法来推求。至于说静不是太极的本体，只是用来形容它无声无臭的妙理，这话大错。动是一，静也是一，并没有“一个动、两个静”值得怀疑；那只是因为误把太极本然的状态当作静，把阴阳的流行当作动罢了。太极本来没有动静、体用的分别；然而说太极，就已经把动的作用和静的本体都包含在其中。因为阳的运动，便指它运动中的理为太极之用；因为阴的静止，便指它静止中的理为太极之体。太极实际上没有体用的分别。问：朱文公《论语或问》说：“胡氏把社看作祭地的礼，说‘还不能确定’，但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姑且保存下来考察也是可以的。”胡氏说：“古代在社祭地，就像在郊外祭天一样。所以《泰誓》说：‘郊祭和社祭没有修举，而周公在新邑举行祭祀，也先在郊外用二牛，随后在社用太牢。’《礼记》说：‘天子将要出行，要向上帝举行类祭，并在社举行宜祭。’又说：‘郊祭用来彰明天道，社祭用来显扬地道。’《周礼》用禋祀祭昊天上帝，用血祭祭祀社稷，却没有另外设置祭地的神位。四圭有邸，舞《云门》，用来祭天；两圭有邸，舞《咸池》，用来祭地，却没有另外祭社的说法。那么把郊与社相对而言，就可以知道了。后世既设立社，又设立北郊，是错误的。”我谨按《或问》来看，胡氏这个说法，朱子虽然用“还不能确定”回答，但也说他的说法有根据。然而在郊外祭天、在社祭地，不仅有文献依据，按道理说似乎也合乎礼意。天子能够祭天地，郊社相对而举，本来是通行的大礼。但三代的制度中，所谓国、邑、乡，都可以祭社。如果把社看作祭地的礼，那么有国的君主、乡邑的长官，都可以祭祀自己所分得的土地，岂不是涉及僭越吗？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况且论说者认为，社是五土之神，是能够生长五谷的神。既然把社看作五土之主、孕育五谷的神，即使举行大社之礼，难道能够涵盖大地的整体吗？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关于北郊的礼制，议论纷纭，始终不能统一。如今如果把社看作祭地，那么关于北郊的争论，又凭什么平息呢？这是第三个可疑之处。何况这本来是典礼中一项大的纲要。恭敬地希望先生礼乐学问精深，必定素有定论，切望详细陈述，来显示善于诱导后学的教诲；这不只是我浅陋之人的幸运，也是天下学者的幸运。” 回答说：“冬至在南郊的圜丘祭天，夏至在北郊的方泽祭地，这两种礼相对而立，只有天子能够举行。天如同父亲，父亲尊贵而不亲近，所以除了冬至祭天之外，孟春在郊外祈谷，也在圜丘举行；五时祭五帝，则在四郊举行，这些也只有天子能够举行。其他不在时令而告祭上天的礼，礼数重的也称为郊，礼数轻的称为类；意思不是正规的郊祭，只是与郊祀相类似罢了，但同样只有天子能够举行。祭天的礼，天子以外没有人敢于僭越。地如同母亲，母亲亲近而不尊贵，所以只有北郊方泽一祭最为隆重，其次就是在社祭地。北郊的祭祀只有天子能举行；社祭则天子以下都可以举行，因为母亲亲近而不尊贵。天子的社叫王社，诸侯的社叫国社，大夫、士、庶人的社叫里社，这些都是正规的祭祀。除正规祭祀之外，天子、诸侯有时因事情而告祭，礼数重的称为社，礼数轻的只称为宜；意思不是正规的社祭，只是礼数大体与社祭相称罢了。胡氏因为不相信《周礼》，只看到其他书都把郊、社相对而言，于是认为天子祭地也只是社祭而已，却不知道天子的尊贵之所以不同于诸侯，正在于有方泽祭地这一最隆重的礼，而诸侯不能举行。”

译问：《文公家礼》说，士人祭祀可以到高祖，这个说法源自伊川。附注说：“有人问，如今人不祭高祖，怎么办？”伊川先生说：“高祖自有服制，不祭是非常错误的。我家却祭高祖。”又说：“从天子到庶人，五服从来没有不同，都达到高祖。既然如此，祭祀也必须如此。”晦庵先生说：“考察程子的言论，他认为高祖有服制，不可不祭。即使是七庙、五庙，也只到高祖；即使是三庙、一庙，乃至在寝宫祭祀，也一定要祭到高祖，只是次数有疏有数的不同罢了。”我怀疑这最能得到祭祀的根本。如今考察《祭法》，虽然没有看见祭祀必定达到高祖的文字，但既然有月祭、享祭、尝祭的区别，那么古代祭祀因亲疏远近而有次数多少的不同，也可以看出来。礼家又说：“大夫有事向君主请示，举行干祫，可以祭到高祖。”这可以说是立三庙而祭及高祖的证明，也可由此看出您所疑惑的“私家合食”之文。只是干祫的制度，其他地方没有可以考证的材料。我认为先王制定礼制，是依据人的情感，所以端正名分，彰明等级差别。人伦中最亲近的是父子。沿着血缘向上追溯，称为祖、曾祖、高祖，亲爱亲人的恩情是一样的。服制有轻重等级的差别，是为了显示亲疏远近的不同。况且高祖的服制，从天子到庶人，上下相同，没有递减。所以祭祀之礼虽然贵贱有别，都应达到高祖，何况三世祖先呢？这就是人的至情，也是礼的通则。只是用宗庙制度来衡量，这种说法有不能完全贯通之处。古代宗庙的制度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适士二庙，官师一庙。所谓名位不同，礼数也有差异，在适士以上，都是一座宗庙宫城中各有殿庙，供奉一位神主，而且庙门都朝南，神主都朝东，不像后世同堂异室的制度。如今说天子、诸侯虽然有七庙、五庙，祭祀也只到高祖，是因为天子除始祖、文世室、武世室三庙外，其余四庙就是高祖、曾祖、祖、考。诸侯除始封之君的庙外，所祭的也是高祖、曾祖、祖、考四庙。这是礼制可以实行、说法也能贯通的地方。若说大夫以下都能祭到高祖，那么大夫的庙所奉的是曾祖以下的神主，适士的庙所奉的是祖、考的神主，官师的庙所奉的是考、妣的神主。在规定的庙数之外，应当祭祀的神主要安放在哪里来祭祀呢？既然各自都有庙，也就没有在正寝祭祀的道理。当时又没有同堂异室的制度，如果说可以在儿子的庙或孙、曾孙的庙中一同祭祀，就更不合礼意了。这就是礼制合乎人情，但这种说法不能实行的地方。所以朱子虽然著有《家礼》，但在语录中又有“祭三代已经是僭越”的说法，难道也是怀疑其中的曲折吗？至于按亲疏远近区别月祭、享祭、尝祭的次数，所疑惑的也与前面相同。礼家又说，大夫有事向君主请示，举行干祫而祭及高祖；这虽然可作为祭到高祖的证明，却又说干祫制度其他地方没有可考之处，难道也是怀疑祫祭不是大夫以下的礼吗？朱子又说，如今宗子主持祭祀，有时在四方做官游历，有时在朝廷任显贵之职，不同于古人远在他国的情形，不能让支子代替祭祀。若想斟酌其中的制度，使它适合古今情形，就应当把二位神主带在宗子所在之处供奉，以免失去聚合祖考精神的意义【朱子自注说：二主常相依随，精神就不会分散】；同时让宗子能够凭借田禄荐献享祭祖宗。按此是古人从未有过的制度，是朱子根据义理创立的，可以说是在礼制发生变化时处理得恰当而合乎中道。只是所谓二主，不知道指的是哪两位神主。论者说是四代考妣的神主。如果果真如此，只说“神主”就可以知道是考妣，为什么还要说“二主”呢？朱子自注说“二主常相依，精神就不会分散”，论者又说考妣的神主常随宗子供奉，所以精神不会散失。既然说二主相依，恐怕不是依随宗子；再用下文“把画像留在家中，奉着祠版同行，恐怕精神分散”的话来证明，朱子的意思似乎不是说二主依随宗子就能使精神不散。以上所陈述的这些问题，虽然大小不同，疑惑却是同一个。恳请先生教诲我尚未达到之处，消除我的疑惑，使我这个茫然无措的人大略有个确定方向。我长久渴望善言教诲，仰望之情实在难以胜言。回答说：“古代天子祭祀七庙，最初受天命的君王为太祖，庙居中央；东面三庙为昭，西面三庙为穆，共六庙。东西两面的南庙为祢庙，祭祖、父；东西两面的中间两庙，祭高祖、曾祖，这叫四亲庙。东西两面的北面两庙，祭高祖之父和高祖之祖，是两座祧庙。四亲庙、两祧庙合起来，就是三昭三穆。功德显著的神主，亲尽之后本来应当毁庙，便在昭穆北庙的北面另立一庙，称为宗，百世不毁，与太祖同等。周代的文世室、武世室就是这样。合太祖、二宗、三昭、三穆，便称为九庙，这是天子的制度。至于诸侯，始封之君为太庙，高祖、曾祖、祖、祢为四亲庙，称为二昭二穆；没有二祧，也没有功德之宗。所以举行祫祭时，只有时祫而没有大祫。时祫，是迁出二昭二穆的神主，合祭于太庙；大祫，是在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是已经毁掉的庙，其神主都可以合食于太祖庙。大夫有三庙，最初成为大夫的人居中，称为太庙；另有一昭一穆，祭祖、祢。上士有二庙，只祭祖和祢，没有太庙。”

译中士、下士共一庙，只设祢庙，没有祖庙。庶人没有庙，只在寝室祭祀父亲而已。中士、下士平常祭祀，只能祭祀祢；若想祭祖，就在祢庙中祭祀。上士想祭祀曾祖、高祖，就在祖庙中祭祀。大夫想祭祀祖先以上的先人，就在太庙中祭祀。古代只有天子、诸侯有神主，大夫、士没有神主，祭祀时只设置席位来凭依神灵而已。伊川所制定的礼制，大夫、士都有神主，都可以祭祀，甚至祭祀高祖，这是僭越诸侯的礼制。至于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则是僭越天子禘祫的礼制了。因此朱子起初也依照伊川的礼制，举行这两种祭祀，后来察觉这是僭越，便不再祭祀。后世既然没有封建制度，就应斟酌古今的适宜情况：三品以上可以像古代诸侯一样祭祀至四世，但既然没有封国，就不应有神主；六品以上依照大夫的礼制，七品依照上士的礼制，八品、九品依照中士、下士的礼制，这样才大致接近适宜。朱子所谓的二主，是说继承祢庙的宗子，带着父母的两位神主出行。所谓两位神主经常相互依凭、使精神不分离，是说父母的精神常与神主相依，不是另外设置祠板之类。所谓“干祫及其高祖”，“干”是说由下而上通达。高祖本来没有庙，如果曾经为国君建立功勋，得到宠爱赏赐，就可以合祭上及四代。高祖若是大夫，就在其太庙祭祀；若是上士，就在其祖庙祭祀；若是中士，就在其祢庙祭祀。以上姑且只举出大概，不能详尽说明。有人说：礼制随时势制定，应当有所减损，也应当有所增益。大夫、士设有神主，是从伊川制定礼制开始的，也不妨害义理。只是有庙的才有神主，没有庙的，神主就埋在墓地。如果想追祭，就设置席位凭依神灵，在有神主者的庙中祭祀。何况如今的制度都不是古制，就只应暂且因循伊川所定的礼制实行。《文忠集》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六，元代王结撰《善俗要义》。皇帝圣旨：里顺德路总管府依据本路总管王太中的关防印信进行查验。先前恭敬接受诏书一条：“内外官吏，从今以后应当公正勤勉、奉行职务，廉洁谨慎、约束自身，遵照实行诏书条文，惠爱安抚百姓，以符合委任官职的本意。”谨此。臣下看到朝廷屡次颁降诏书、圣旨、训诫和敕令，要求在职人员劝导督促农桑，兴办学校，宣扬阐明教化，整肃清理风俗，恩德实在深厚。凡身居官职的人，都应努力遵行。我私下详察自己的职责，卑微而才能浅薄，却承受了推行政令、宣扬教化的重任，仰望只能敬畏恩命，俯视又惭愧于官吏和百姓，早晚忧惧，不知如何措置。即使治理文书簿籍、严格期限防范，恐怕也不足以塞责。因此仰遵明诏训诫臣下的圣旨，私下取用古人“富裕之后再教化他们”的意思，拟定人民应当实行的事务，名为《善俗要义》，共三十三条。大概是要使人民勤于农桑、端正人伦、敦厚风俗、远离刑罚。现已抄写装订成册，应当移送关文，请查照验看，再加以讲求，是否可以下达所属各处实行？仰请各处正官、教官以及社长、社师等，依照所附的事理，按时训诲社众，务必据实推行，共同求得实际效果。各地士民如果能够讲明并遵照采用，对于敦厚根本、抑制末业的办法，以及改过向善、远离罪过的道路，也未必没有一点补益。所制定的善俗条目，开列如下。依此执行。总管府议定：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统帅，不只是办理赋税、审理诉讼而已；务必要督促耕作蚕桑，以厚民生，阐明教化以端正民俗，这才符合朝廷委任官员的本意。总管王太中拟定的《善俗要义》，很得安抚教养百姓的方法。现在已经抄写装订成册，随文发下。应当下达各处，仰请查照验看，并命本县依照上文抄录，遍发各社。务必要让正官、教官、社长、社师等，依照所附的事理，向百姓说明，按时宣读训诲，务令百姓通晓，劝导他们遵照实行。将来逐渐取得实际效果；如果有顽固悖逆的人，训导仍不听从，也仰请依法惩治。第一条：务必从事农桑。治理国家的道理，以养育百姓为根本；养育百姓的方法，以务农为首要。人生所依靠的东西，只有五谷和布帛，所以朝廷屡次颁布条文，劝百姓重视根本、抑制末业、勤修农业，原因就在这里。然而听说各地百姓中，通晓农事、勤力耕作蚕桑的，并不是没有；那些苟且偷安的人没有充分利用土地的利益，游荡懒惰的人荒废根本产业的，也很多。从今以后，仰请社长劝导社众，经常阅读农桑书籍；父兄率领子弟，地主督促佃户，趁时深耕、均匀播种，勤于锄草松土，种植禾稻、栽种麦子，这是最好的办法。有的地方风土不适宜，雨水迟迟不降，适宜晚种杂田瓜菜的，也可以共同努力补种，更应种麻以备纺织。蚕桑的事务，从收取蚕种、浴蚕、蚕蛾产生、喂养，直到结茧、缫丝，都应详细考察农书所记载的老农遗留方法，遵照实行。家长率领全家男女，劝他们用心用力，这四十天关系到一年的生计。如果妇女在农闲时有空，便可以织造精密的绢，胜过其他月份。这样上可以缴纳差役和税赋，下可以使全家温饱；如果有积蓄，即使遇到荒年，也能免除饥寒之患。第二条：督促栽种。古人说：“十年的打算，就应当种树。若栽桑，或者栽地桑，哪里一定要十年？三五年后就可以享受它的利益了。”如果更能依照方法修治，时间久远以后，利益就会无穷。本路官府虽然屡次劝导督促，至今却没有看到成效，大概是人民没有长远打算，或者又借口土地不适宜种桑，往往荒废蚕桑纺织，所以百姓的富足不如齐、鲁。然而栽桑的方法，其种苗可以移栽、压条、嫁接更换，成效已经明显。如果能够按照已经成功的方法，多多扩大栽种，数年之间，丝绢丰盛也会像齐、鲁一样。如果土地确实不适宜种桑，就应当栽种榆树、柳树、青杨、白杨；十年以后，枝梢可以作为柴薪，树干可以充作梁柱，或者自己使用，或者拿去贸易，都是有益的事情。靠近城郭的地方，应当种植各种果树出售，也是资助生计的一种办法。第三条：广泛储蓄。古代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储备；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大概是公家和私人共同储蓄，所以即使有水灾、旱灾，百姓也没有面带饥色。如今各地百姓即使是田地较多的人家，也不作长远打算；有了余粮，必定趁物价昂贵时倾空粮仓出售，图谋一时的利益。后来遇到荒年，贫民流离迁徙；即使趁丰收时置有田地的人，也遭受饥饿之苦，实在可叹。从今以后，人民只要有收成，除非因紧急需要钱而必须出售，便应逐渐实行储粮的方法。一年之中，能够储备两三个月的粮食，年年月月接续下去，积蓄自然会增多。又应当以新粮换出陈粮，防止粮食受潮霉变。不幸遇到荒歉，这些百姓大概就可以免除饥饿和流散的祸患。这件事考虑得长远，所作的准备很大，各位应当特别用心遵行。第四条：养育母畜，防止……。陶朱公想迅速致富，主张饲养五种母畜。各县各乡凡有适宜畜牧的地方，仰请有能力的人家多养母牛、母羊，按时放牧，依照方法设置圈栏，妥善饲养，使其多多繁殖。牛可以供耕种，羊可以出售，剪毛、饮酪也都能获利；善于经营生计的人应当斟酌遵行。第五条：蓄养鸡猪。孟子说：“鸡、猪、狗、豕的饲养，不要错过繁殖时节，七十岁的人就可以有肉吃了。”五种母畜之中，鸡和猪容易饲养。选择猪种，应取嘴短、毛柔顺的为好。若靠近山林，应当多多饲养；适合放牧而地面狭窄的地方，就因地制宜饲养放牧。鸡种应选择桑树落叶时出生的为好；一只公鸡可以配四五只母鸡，笼内设置栖架，依照方法蓄养。这样鸡猪就会繁殖兴旺，上可以供养老人，下可以滋长生计。第六条：养鱼养鸭。陶朱公说：“经营生计的方法，以水产畜养为第一，就是鱼池。仰请靠近河渠、拥有土地和财力的人家，疏通开凿池塘，在水流中间设置洲渚，寻找怀孕的鲤鱼和公鲤鱼，放入其中。两年以后，利益无穷。鸭尤其容易饲养，什么都吃，在水边饲养，就会繁殖兴旺。凡有适宜栽种莲藕、蒲苇、菱角、鸡头的地方，也应多多扩大种植，这也是经营生计的好方法。” 第七条：兴修水利【附防治水患】。

译自古以来，水田都被称为年年丰收的田地，大概是干旱时可以引水灌溉，连日大雨时可以开堰疏导排水，而且收成是旱地的数倍；粳稻、糯稻又常常比谷物、小麦贵。邢台、南和等县靠近澧河的乡村，从前分流引水灌溉稻田，靠水的农民长期获得利益。然而听说南和、任县境内，澧河上下仍有水势能够到达的地方，居民却害怕改作，不知道开渠引水、调度水势，白白堵塞了农业利益，实在可惜。仰请靠近河流而有土地的人家，如果确实水势能够到达，就应当设法聘请通晓水利的人，开渠引水，改种水稻。如果单独一家难以完成，或者没有懂水利的人，可以绘制地形水势图，陈述适宜兴修的办法，申报上司，增加力量开挖。如果地势高、泉脉不能向上流动，仰请制造水车，设置机械汲水引流，灌溉田苗。有不懂制造的人，也听任申报上司，请求颁发图样。这些都是江淮已经验证有效的办法和条文，准许实行。虽然南北风土不同，也有可以施行的地方，农民千万不要乐于因循、害怕改作，把它看成迂阔而不相信。又听说其余县分，靠近沙河、洺河以及漳河、漯河旧河渠的地方，每年五六月间连日下大雨，各水泛滥，平地漫流，淹没庄稼，都应当按时修治堤防，准备抵御水害。如果私人力量确实难以办理，必须借助众人的力量才能完成，也听任申报官府，由官府察看情况后调拨人力，作为一劳永逸的办法。第八条：经营生计。城郭中的百姓，大多从事工商；制作器物、流通货财，也是人生必需的事情，百姓靠此维持衣食。勤劳谨慎，家业就会增长；懒惰怠慢，生计就会荒废。家业增长，上可以办理差役，下可以满足衣食。然而居住城中的子弟容易游荡，各家父兄应当严格训导防范，经常使他们勤修本业，不要让他们无故饮宴或游行于不正当的地方，以至奢侈放纵，耗费资财。第九条：治理园圃。谷物和麦子用来充饥，蔬菜用来调味，都是百姓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从前龚遂任渤海太守，劝百姓每人种韭菜一百株、葱五十株、韭菜一畦，又督促农桑和畜牧，官民渐渐都富足充实。张忠定公任崇阳县令时，遇到农夫买菜出城，就把他抓住鞭打，告诫他应当自己种菜。如今农民虽然致力于耕作蚕桑，也应当在住宅附近的空地种植蔬菜，省下买菜钱，还可以转卖。况且韭菜这种东西，种下一次就能不断生长，省力而味美，尤其适宜多种。其他瓜、茄子、葱、蒜等，也应因地制宜栽种，少则自用，多则出售。如果田地稍多、人力有余，更应种芋头以及蔓菁、苜蓿。这些作物收获很多，不仅能帮助饮食，还可以救济饥荒，度过荒年。第十条：办理差役和税赋【附军站钱】。古人说：“百姓缴出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财，用这些来侍奉君上。”大概有户籍就有差役，有土地就有税赋，直到服军役、供驿站，出征、供应驿传，普天之下、四方土地，都是一体的。这是古今常有的原则，是上下确定的分际，与生俱来而不能免除。农、工、商、贾各自经营生计；农民在蚕桑、麦子和秋田收成以后，首先必须留存丝绢、粮斛，以备缴纳应当承担的差税、军站等钱，上可以供朝廷使用，下可以办理一家事务，也可以免除官府催促督责的烦扰和鞭打责罚的痛苦。各地工商人户也仰请依此办理。如果贫民有旧债尚未偿还，或者婚嫁等急需使用钱财，不能留存，就必须另寻小小的生计，节衣缩食，也应当及早办理缴纳。第十一条：聚集义粮。义仓是在丰年储蓄，在歉年食用，这是朝廷的重要法令，也是近古以来的好制度。如今每年稍有收成，各社人户都应依照条文，核验人口数，每人留存义粮一斗，可以是谷物，也可以是各种杂色粮斛。社众共同商议，交给本社有产业、可靠诚实的人家，依法收贮，不要使粮食损坏。如果遇到荒年，就按照原来缴纳的人口数发放食用。各地官府经过的军队和马匹，不敢支取一升一合。如果有人家遭受灾害，田里的庄稼没有收成，就不在留存义粮的范围内。这是有备无患的办法，各位也应当想到祸患而预先防备。第十二条：勤于学问。众人天生的本性中，都具有仁、义、礼、智，只有学习才能懂得其中的道理并达到那条道路。贤人君子都是由此成就的。如果不懂学问，就会成为懵懂无知的普通人。朝廷开设学校、勉励人读书，原因就在这里。各地百姓中，除去家境困窘、资质昏愚的人以外，其余稍微富实的人家，父兄都应率领子弟亲近师儒，阅读讲说义理的书，讲习人伦五常的道理。如果年长而失学，暂且读一部《小学》，其中修身正家的道理都具备了。年壮而聪敏的，再读《大学》《语》《孟》，义理就会逐渐明白；务必要践行所读的书，先从自身做起，推及全家，言语真实、行为谨慎，端正内心、修养自身，父亲慈爱、子女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男女有别，长幼有礼，尊敬官长，畏惧刑法。人伦既然明白，风俗自然会敦厚。那些天资聪颖、专心于学问的人，更应传习、诵读应当读的经史，每天不断进步，逐渐达到广博通达，就成为国家之士、天下之士了。若说百姓各自经营生计，另外没有闲暇，就应等待农闲，或者利用秋冬的夜晚；只要肯用心，自然会有进步。况且人们下棋、饮酒都有时间，何况学问是自身最要紧的事情，更应当勉力用功。小儿七岁以上，便应当读书；等年龄逐渐增长，也要让他们讲明长远的道理。这样循序实行，逐渐可以看见风俗变得淳厚美好，人才有所成就，才符合朝廷尊崇儒学、兴建学校的本意。第十三条：敦厚孝悌。

译善于侍奉父母叫作孝，善于侍奉兄长叫作悌。即使是街巷乡野的小民，谁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敬自己的兄长呢？然而由于风俗浅薄、教化废弛，也有不能修行子弟职责的人。父母生我、乳养我，把我养育成人，教导我成材；兄长与自己同胞共乳，身体虽分而血气相连，并且比自己先出生。如果真能这样想，侍奉他们就自然应当竭尽子弟的职责。侍奉父兄的方法，是勤力代替他们的劳苦，经营生计供养他们，还应当和气、柔顺、和颜悦色，委婉地承顺他们。如果家贫，甘旨饮食不能充足，只要粗茶淡饭能够供给，使他们心中欢喜，也不失为孝悌。自己这样做，子弟效法自己，也能这样做，那么人伦就会明白，家道就会端正。人若能爱亲敬兄，自然懂得尊卑的礼节、上下的分际；至于轻慢侮辱老人、告发攻讦官吏的事情，也不敢去做，悖逆和扰乱常理自然就没有了。这是五常的首要、百行的根本，各位都应当努力实行。第十四条：发扬慈爱【附训诫子弟】。为人父母，谁不知道爱自己的子弟？然而只知道溺爱而不知道用正道训诫，恰好足以助长他们的骄傲，增加他们的懒惰。士人、农民家的子弟，不致力于学问，不勤于耕作蚕桑；工商人家的子弟，不学习本业，不谨慎自己的行为。年龄渐长，凶恶悖逆日益增加。这些人又哪里懂得爱亲敬兄、侍奉长上、亲睦朋友的道理呢？从今以后，凡四民的子弟，从七八岁起更应让他们入学诵书，教给他们侍奉父母、尊敬长上的礼节；又要经常反复训导，使他们谨慎笃实、恭敬谦让，耳濡目染，逐渐能够立身成材。稍长以后，资质聪敏的人可以让他学习儒业；其余的人各自从事农、工、商、贾，坚守自己的行业，也不失为乡里的善人。又有些父母慈爱不均，偏爱某些子女，在几个孩子中偏私一两个，衣食财物胡乱分出彼此，以至兄弟不和、妯娌不睦，骨肉之间互相猜疑怨恨，家道因此离散。为人父母，千万应当戒除这种做法。第十五条：友爱兄弟。兄弟同胞共乳，身体虽分而血气相连，是最亲近、最厚重的关系。古人用手足作比喻，大概是说四肢虽然不同，本来却属于一体；由此看来，兄弟之间应当多么友爱呢？如今的人难道不知道爱兄弟吗？多半是因为宠爱妻子儿女，偏听私下的话，计较长短，争论多寡，以至父母还在世时便分割财产、各自居住，互相告发攻击，彼此像仇敌一样忧患相加，灭绝上天赋予的亲情，败坏人的纲常。这种人哪里知道有仁义之心呢？如果能够想到同胞共乳、形分气连的道理，彻底觉悟，那么兄长就会爱护弟弟，弟弟就会敬爱兄长，面对财物互相谦让，遇到事情共同商议，彼此通有无、共忧乐；爱敬既然深厚，家庭自然和睦。这样不但人人喜悦，天道也应当保佑帮助。第十六条：使夫妇和睦。君子的道理，开始于闺门和夫妻寝席之间，最终推及天下国家。大概男女私情容易使人沉溺，所以夫妻之间恩爱和礼法都要并用。做丈夫的，应当端正自身来率领妻子，以勤劳节俭来引导她；不要听信她的私下之言，不要顺从她的偏见。做妇人的，又应当和柔婉顺，敬奉她所敬奉的丈夫，纺纱绩麻、织布织绢，谨守妇女的职责。这样夫妻和睦，家道就端正了。如今有些人沉溺于情爱，只听妇人的话，以至违背父兄。又有些忘恩弃义的人，富贵后另娶妻室，却让原来的妻子忍受冻饿。妇人也有欺骗蒙蔽丈夫、妨害丈夫所守职责的，因此夫妇不和，子女媳妇失去教养，一家之内互相憎恨。做人如果这样，又哪里知道礼义廉耻呢？礼义消亡，人道也就灭亡了。凡是做夫妻的，千万应当深深戒惧。第十七条：区别男女。古代的人，男女不亲手互相授受，内外分居，饮食分处；出门时男子走右边，女子走左边，所以用来防范、区别男女的制度极其严密。近些年礼教不修，风俗浅薄败坏，男女没有区别，僧人和尼姑混杂。士大夫中知礼之家，家法严明、闺门整肃的，固然很多。然而听说街巷之间，良家妇女颇有结伴出游、交结攀附、出入权贵之门的，既然失去防范，其中难道没有弊病吗？也有些贫穷的人，向来没有教养，甘心处于污秽卑贱的境地；廉耻和道德防线败坏，事情难以一一说尽。还有喜欢诉讼的妇人，不离开官府，甘愿受杖打，完全没有羞愧之心，大概都是家长、丈夫自身不正、训导不严的过错。这些人，亲戚厌恶他们，乡里轻贱他们，刑法治罪他们，他们与禽兽的区别，几乎没有多少了。如果能够知道羞耻、改正过错，依照道理经营生计，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彼此有礼而有区别，那么亲戚乡党自然会尊敬他们，行善也就很容易了。各位为什么还害怕而不实行呢？第十八条：端正家庭。闺门之内，常常以私情遮蔽义理，家庭不和睦，往往由妇人引起。大概因为妯娌进门，异姓女子聚在一起，恩义疏薄，猜忌嫉妒日益加深，争论彼此长短，互相诬陷。男子刚正的少，都被她们改变，兄弟之间的友爱逐渐松弛，以至分割财产、析分门户，接连多年造成祸患，反而改变天伦常理，违背伦理。追究祸乱的开始，都是由妇人引起的。然而男子如果果真能够刚正而不偏私，用慈爱来养育她们，用庄重来临制她们；从她们刚进门起，就教导她们奉养公婆、尊敬长媳、和睦亲戚、协调妯娌。倘若有人进谗言，就严厉斥责。这样父子兄弟之间的亲爱就会日益深厚，一家之内和乐融洽，子孙一定会昌盛，神明也会降下福泽。各位幸而应当深思并努力实行。第十九条：尊敬官长。百姓有欲望，聚集在一起必然争斗。朝廷在内设置公卿，在外建立郡守、县令，是为了抚养衰病贫困的人，整治强暴之徒，辨明曲直，确定是非，然后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因此官员与百姓之间尊卑的次序、上下的分际，是天造地设而不可改变的。做百姓的，应当尊敬、畏服、听从号召、遵守约束；即使那个人贪婪无知，在我应当奉事他的方面，也不敢不尽心。人若能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苟且免除刑罚，因为官府是朝廷设置的机构，我能够敬重官府，就是尊重朝廷、敬畏天命。百姓敬重官府，官府遵从上司，四方遵从朝廷，那么上下有别，百姓的心志安定，天下就治理好了。至于社长，也是上司设置的，使他们劝导督促农桑，说明调解诉讼，奖赏勤谨的人，训诫游惰的人。社众也应当尊敬他们，听从他们的教诲。第二十条：亲近师儒。

译人要学习，必定要依靠老师传授。所以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就会孤陋寡闻。有了老师和朋友，义理就容易穷究。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的道理，也都可以逐渐达到。因此后来的年轻学习者，必须尊重老师、选择朋友。即使年长而失学的人，如果能够亲近有学问、有操守的读书人，听取他们的言论义理，观察他们的行事，长久受到熏陶，得到的益处一定很多。第二十一条：和睦宗族。人家的宗族虽然各不相同，追溯其源流，都是我祖宗的后代，是祖先一人分化出的众多亲属，包括伯叔父和兄弟。若能这样想，亲近的固然应当亲爱，疏远的也应当和睦；遇到吉凶、庆贺、吊丧，依情形往来；伏腊和岁时节日，称合情意地欢聚宴饮。相爱的心意深厚，相亲的感情浓厚，周济他们的患难，帮助他们的贫困；子孙受其感化，乡里加以效法，不但宗族和睦，风俗也会逐渐淳厚美好。如果不亲近自己的宗族，反而趋附外人，别人也会轻贱厌恶而不信任他，因为对应该厚待的人尚且薄情，就没有什么人不会薄待了。第二十二条：敬重老年人。《论语》说：“乡里人饮酒，老人先出来，其他人才出来。” 这是说孔子侍奉长者的礼节：长者没有出来，自己不敢先出来；长者已经出来，自己不敢落后，实在是极其尊敬恭顺。乡里的老年人，有的与父亲、祖父同辈，有的与兄长同辈；从我年幼直到成人，他们对我的抚养照看和问候关怀，情意十分深厚。我若能尊崇爱敬他们，就是尊敬我的父祖兄长。况且敬重别人的父亲，别人也会敬重我的父亲；敬重别人的兄长，别人也会敬重我的兄长。不但尽了我侍奉长者的礼节，我的父兄也会得到别人的内心尊敬。八九十岁的老人，朝廷颁赐绢帛，还允许他们有一个儿子免除徭役；看看我是什么人，怎么敢不敬重他们呢？第二十三条：端正婚姻。人伦的道理，开始于夫妻；夫妻关系的根本，端正于婚姻。婚姻之事又应当慎重开始，并以亲爱、诚信来完成。凡是娶妻嫁女，必须先考察女婿、媳妇的性情品行以及他们的家法如何，然后明确订立婚约，根据双方贫富办理、缴纳聘财和礼物。即使数量多少不同，也必须精美坚固、品质良好，不得用粗劣恶物充数。约定的日期，双方都应遵守。又应当根据各自的丰俭条件，略备酒食，以招待亲戚故旧。这是用来融洽婚姻亲家的感情，厚重男女的区别，使夫妻和睦、使人伦端正。近年婚姻之家贪慕富贵权势，不替男女作长远打算。有的结婚以后立即争吵，计较聘财多少，责怪嫁妆厚薄，兴起诉讼，连续多年扰乱官府，以至男子年长而不能娶妻，女子长大而不能出嫁，婆媳不和，翁婿互相怨恨，伤害风俗、损害道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听说府中人家也有苟且贪图财贿，甘愿与异类结婚的；这是风俗浅薄败坏、家法污秽到极点，既可羞又可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然而这些都是父母兄长的过错，听到我的话而思考，难道没有惭愧羞耻之心吗？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良家女子，怎么忍心嫁给异类之人呢？从今以后，凡是议论婚姻，都应恭敬依照元朝规定的聘财，选择气类相同、品行善良的人家；又遵照我所说的，慎重婚姻的开端，以亲爱、诚信来维持到底，那么人伦就会逐渐明白，风俗就会逐渐敦厚。第二十四条：做到勤劳谨慎。古语说：“勤劳能够战胜贫穷，谨慎能够避免祸患。”这是说勤力可以不贫穷，谨慎自守可以免除灾祸。致力于耕作蚕桑，修治养蚕织布，整修园圃，栽种树木，疏通沟渠，修理堤坝，流通货财，都是勤力的事情。孝敬父母，顺从兄长，言语行为谨慎周密，出入安稳从容；不与不善之人为友，不取不义之物，不学习赌博，不做盗贼，不喜欢争讼，不争逐贪婪淫欲，都是谨慎自守的方法。人若

译能这样，不但可以战胜贫穷、避免祸患，乡党中有见识的人也一定会爱重他，称他为善人君子。第二十五条：选择交游。古人说：“和善人相处，就像进入芝兰之室，时间久了便和他们一起受到熏陶；和不善之人相处，就像进入卖鲍鱼的店铺，时间久了便闻不到它的臭味了。”人大概生活在世上，必定要与同类交往；如果不谨慎选择，所造成的祸患就不会小。应当亲近善良的人，远离凶恶的人。接近善良的人，每天听到善言、每天看到善行，长久习惯以后，自己也会成为善人。不能远离凶恶的人，就会兴起诉讼，触犯刑法，小则危及自身，大则连累全家，这也就陷入凶恶之人的行列了。这两种交往的得失十分明显，关键只在最初审慎选择，并谨慎作出决定。第二十六条：赈济饥饿贫困。近年水灾、旱灾成为灾害，百姓多有流亡、受冻、饥饿的，朝廷发放钱粮，救活了很多人。又常常颁布法令：如果各地人户能够施舍米粮赈济饥民，或者减价出售粮食，就根据数量多少赏赐官爵。当时江南、山东的人已经有能够奉行的，随即接受任命做了官。如果不幸遇到饥荒，富足多田的人家，或者粮仓中有多余粮食，果真能够赈济施舍、平价出售，不但可以仰承皇帝的恩德，荣获官爵，而且在冥冥之中还积累阴德福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百年的打算，就应当用德来种植”。第二十七条：周济鳏寡【附帮助死者……】。鳏、寡、孤、独，是上天之民中贫困的人，只能依靠官府供给衣粮，勉强得到养活以终其天年。其余孤苦无依的人，不在官府收养赡给的数目之内，也间或有之。然而城郭之内、乡村之中，难道没有疏远的宗族、内外亲戚吗？如果衣食只能勉强自足，固然不必说；那些稍有余裕的人，又怎么忍心坐视他们拿着瓢、提着袋，哀号哭泣，在市中乞讨，却不救济他们呢？何况上司明文规定，鳏、寡、孤、独的亲戚不实行收养，是有罪的。从今以后，仰请各地人户，凡家业稍微完备的，如果内外亲戚中有孤苦贫穷、乞讨的人，就应当收养救济，随时酌量供给粮食，使他们粗略能够填饱肚子。这些人如果年纪还未衰老，耳目尚能使用，手脚没有残废，就应当把他们交给农家，让他们佣作来养活自己。女子可以出嫁的，略备衣服，就替她嫁出去。这是为了推广孝友的道理，施行恩惠，也可以免除官府惩罚的责任。如果同里有人死亡，家贫不能办理安葬，也仰请各家根据力量多少资助钱物，置办棺材、衣服，大家共同出力埋葬，使尸骨不至于暴露，也是仁人用心的一种表现。第二十八条：平息争斗诉讼。古代的人，行路时互相让路，耕田时互相让出田界；地位低的不冒犯地位高的，卑下的不议论尊贵的，这是为了使风俗敦厚、纲纪端正。近年民间争斗日益兴起，制造诬告成为风气，稍有违逆触犯就发生纷争；有的侵占几垄田地，有的争夺一尺土地，亲戚故旧变成仇敌，严重的甚至辱骂揭露骨肉的隐私，攻讦官府过错，诬陷愚弄，无所不为。这都是守土官员疏于训导、抚治失当的过错；人这样做，也就逐渐成为狡猾凶顽、喜欢诉讼的人。从今以后，各县正官和社长等，应当劝告各地百姓，兴行礼让，分明尊卑。如果乡里有人愚昧鲁莽、无知无识，彼此误相触犯，或者酒后迷乱醉酒、偶然互相辱骂，都应当容忍，以保全亲友故旧的情谊。田地、房屋已有明确界限，各自应当坚守，不要互相侵夺。至于告发骨肉，就是损害我的恩情；告发官府，就是伤害我的道义。都应当悔改，不要陷入凶恶狡猾之途。父兄在上面这样做，子孙在下面都会效法；这样就会化成忠厚之人，形成礼义的风俗。第二十九条：禁止赌博。

译人们经营生计，各有固定的行业，能够安守本分，衣食自然充足。近年各地贫民，因为资本不多，利息微薄，凡是交易各种物品，不肯依照正当道理买卖，动辄拿钱赌博，妄想着一旦获胜，便可谋取更多利益。买东西的人也想侥幸获利，共同争夺胜负。像这样的愚民，哪里会有家业增加充实的时候？只能看到贫困窘迫日益严重，又触犯禁条，加重刑罚责任。又有游荡无赖之徒，专门带着钱物共同赌博。获胜的人把它看作容易得到的钱财，非理挥霍；失败的人又想办法报复，再次损毁家产。一输一赢，各自都导致贫困空乏，此外没有其他图谋，最终全都变成盗贼。从今以后，仰请各处社长和各家父兄，都应以此劝告社众、训教子弟，依照正当道理勤劳谨慎地经营生计，不得像从前一样胡乱行事。如果不悔改，也仰请申报官府，依法惩治。第三十条：平息盗贼。人在万物中最有灵性、最尊贵，然而同样是人，却有的必定被国法诛杀，被乡里所不齿，父亲不把他当儿子，妻子不把他当丈夫，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成了盗贼。追究其最初的念头，谁又肯突然走到这一步呢？有的喜欢赌博，钱财耗尽；有的贪恋酒色，家产败荡；有的学习徒手搏斗，有的学习舞弄枪刀，逐渐开启凶恶之心，最终成为盗贼。一旦在手臂上刺字，就再也无法自新。从今以后，仰请各地百姓，在子弟七八岁时便让他们入学读书；年龄稍长，就教他们各自遵守本业。如果有人喜欢饮酒赌博、学习凶暴技艺，就应当立即禁止训诫，不要让他逐渐成为奸恶之人，连累父兄妻子。又仰请各地社长，如果社内有游惰之人，像从前一样为非作歹，也应依照正理训诲；如果不悔改，就申报所在地官府，随即惩戒。这样或许能够使他们早早知耻自新，这是平息盗贼的一种办法。第三十一条：明确约定。做事先谋划开端，是古人所看重的。后世的文书、约契、契券，大概也是谨慎开始的方法，用来防止争执和欺骗。近年风俗浅薄，巧诈虚伪日益增多；凡是田宅、婚姻、债务、买卖等事，偶尔因为约定不明确，往往导致争讼、诬赖和混乱。官府动辄牵涉多年，连累无辜百姓，妨碍耽误生计。也有人伪造契约，公然施行欺骗。然而理亏的人最终还是会败露，身负罪责，名声陷入凶徒之列，究竟又得到什么呢？从今以后，民间婚姻、田宅等事情，以及双方贸易而应当订立文约的，都必须清楚写明年月、价值、期限和证人，以备日后查验。防范既然严密，争讼告发就会逐渐减少。欺诈虚伪的人自有刑法惩治，这也是改善风俗、停止诉讼的一件事情。第三十二条：停止祈祷祭享。古人说：“神不享用非同类的祭品，百姓不祭祀不是自己宗族的神。”士大夫和庶人应当祭祀的，只有自己的祖先，以及五祀中的一种。因此聚集众人祈祷祭享，朝廷屡次制定禁令，是为了端正人心、消除奸邪。近年风俗浅薄、教化废弛，各地百姓大多不懂，只奉祀祖先，往往聚集钱财、召集众人，僭越礼制举行祠祭，甚至冒犯祭祀非本族的神灵，严重失去禁约的防范。况且幽明、人鬼之间，亵渎尤其严重；神既不享用这种祭祀，反而会获罪而没有福报。从今以后，士大夫家想要尽奉先祖的孝心，应当按时祭祀，典礼都已具备。庶人也应当在岁时祭祀祖先，以尽追念先人的诚意。闾里乡村之人，不得聚集众人祈祷祭享祠庙。凡是金书、旗帜，俗称“赛社”的，仰请社长说明劝止，立即拆毁解散。如果训诲仍不听从，还要重蹈从前的错误，就是顽固悖逆，官府自有严刑。第三十三条：戒除游荡懒惰。士、农、工、商各有固定行业，谨慎自身、勤力做事，衣食自然充足，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了。很听说人家的子弟中有很多不遵守祖业，游荡贪闲；有的踢球打球，有的射弹弓粘鸟雀，有的频繁游荡于歌舞酒肆，有的经常登上优伶演戏的楼台，放纵日益加深，家产全部耗尽，贫穷困迫，什么坏事不做？乡村百姓中，也有不从事耕作锄田、不勤于蚕桑纺织，召集同党，赶赴集市饮酒的，甚至和妻子一同前往，以至男女混杂。从今以后，如果果真有这样游荡的人，父兄应当严加训诫，社长应当反复劝告，希望他们能够悔过自新。如果沿袭不改，仰请申报所在地官府，依法惩戒。《文忠集》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