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薮卷三

译《文薮》卷四　　　　唐代皮日休撰：碑、铭、赞 《文中子碑》　　　　《咎繇碑》《首阳山碑》　　　　《春申君碑》《刘枣强碑》　　　　《汴河铭》《蓝田关铭》　　　　《隋鼎铭》《新城三老董公赞》。《〈易〉·商君列传赞》《文中子碑》上天不能说话，却在暗中安定人民；人民不能放纵，于是圣人产生。圣人的道路，德行与天命相合，这是尧、舜；本性与天命相违，这是孔子、颜回。唉！仲尼的教化，不能只施及一个国家，却遍及天下；不能只治理一个时代，却使万世都得到丰厚的恩泽。难道不是因为他删定《诗》《书》，制定礼乐，阐明《易》道，修订《春秋》吗？所以孟子接踵孔圣，赞扬他的道，隔了遥远的千世仍可以继承；孟氏又是什么人呢？文中子王氏，名通，生在陈、隋之间，因为是乱世而不出仕，退居汾水、晋地一带，编次阐述六经，铺陈为《中说》，用来教导门人。仲尼删定《诗》《书》，制定礼乐，阐明《易》道，修订《春秋》；先生则有《礼论》二十五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三十一篇、《易赞》七十篇。孟子门人中有高才弟子公孙丑、万章；先生则有薛收、李靖、魏征、李勣、杜如晦、房玄龄。孟子的门人处在纷乱时代而声名不显，先生的门人在盛世显赫。把他们的道与孔孟相比，难道只是偶然吗？假如先生生在孔圣的时代，我恐怕他不会仅仅次于子游、子夏，而应当列入七十弟子之中吧？可惜他的德行与天命不相合，来不及看见我大唐承受天命便去世了。假如唐朝得到先生而任用他，贞观之治就不会只归功于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魏征了。先生去世后二百五十多年，生了我皮日休。我喜爱先生的道业，先生的文章；因为读了《文中子后序》，还觉得对先生的赞述有所欠缺，想到先生的墓道就在这里，于是作铭说：大道不明，天地失去精华，等待圣人出现，教化才会重建。先生使诸子百家退隐，使六艺重新焕发英华；他的道与真正的主宰相合，却因时运不济而失去宰辅之位。先生的门人，是唐朝的祥瑞；他们与贤明之士并肩，与著名卿相接踵。不到十年，就使我们获得太平。先生的功绩，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咎繇碑》唉！反复诚恳的天命，必定归于有德之人。盛德之人出世，并不是偶然的。上等的是顺应天命而兴起，其次是承受时代的使命。假如不是辅弼之臣，往往要经历数十年。辅翼君主、在一时兴起的人，取决于他的时运和天命。有人失去这个而得到那个，有人得到这个而失去那个，都在于反复诚恳的天命。它归向哪里呢？归向德行。帝挚的德行不如尧盛，而尧得到了天命；十六族的德行不如舜盛，而舜得到了天命。至于咎繇，他的德行与舜、禹相齐，道术超过了稷、启。禹把他推荐给上天，他还没有受命就去世了。那么反复诚恳的天命究竟归向谁呢？唉！上天究竟要做什么？不把咎繇的天命交给他，难道是要让天下空有承受者吗？未必只是咎繇一人遭遇了死亡。假使咎繇得到天下，他晚年必定推荐益；益得到天下，到晚年推荐的也必定另有其人。自从咎繇之后，空受天命而居主位的人，他们暴虐人民、亵渎上天，难道可以忍心说吗？太史公说：“禹把咎繇的后代封在英、六。”五年春天，日休从淝陵沿江左道行走，经过英、六城下，于是寻求咎繇遗留下来的事迹，他的祭祀还存在。于是把马系在古树上，在庙庭中拜了两拜，退出来后为他立碑，请枞阳小尹刻在墙上。铭说：上天降生圣人，却没有赐给他天命。一篇帝王的谋略，足以作为百王的镜鉴。禹有什么可以阻止的呢？他推荐咎繇，却没有使他承受天命。启有美好的德行，承受天命而使天下归于正道。罢了，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光明的德行反而更加盛大。《首阳山碑》上天必定顺从道，道却不由上天决定。这样说来，岂不是人在起作用吗？大圣人应合千百年的时运，仁德因祥瑞而发，义举因瑞兆而动。上等的是圣帝，其次是素王，无不应合天地、与日月长存、感动鬼神。有的人守持道义而以死自全，秉持志向而穷困终身；他们坚定如金石尚不足以形容其贞正，清淡如冰玉尚不足以形容其洁白。除了上古圣人，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们的心，何况后世那些追逐富贵的人呢？这就是自己信守道义，使天地也无法使他改变的人。唉！伯夷、叔齐的志向，曾经把神农、虞舜、夏禹的事迹表述在言语中；由此看来，难道他们有意于文王、武王吗？然而考察他们最后归附周朝，却不听从劝谏而死。他们本来应当寻求西伯，却遇到了武王，这难道不算遇到了真正的人吗？既然已经遇到仁者，而仁者又不采纳他们的劝谏，那么伯夷、叔齐为此而死也是应该的。太史公却把他们饿死归罪于上天。唉！像伯夷、叔齐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道不由天吗？如果他们因为没有遇到贤人而饿死，那么上天确实可以责怪。假如伯夷、叔齐认为殷朝混乱是可以容忍的，却去臣服于周朝，那么他们就应当处在周公、召公的行列，哪里还会有首阳山的困厄呢？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是自己信守道义，使上天不能改变他们。上天尚且不能改变他们，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春申君碑》士人因为遇到知己，才把自己托付给他人；要报答对方的任用，即使没有称王天下的方略，关键也在于使国家强盛、使君主尊贵。上等可以凭霸业谋略成就功业，次等可以凭忠贞刚烈成就功业。没有称王的方略而有霸业谋略，可以胜过别人；国家没有霸业谋略而有忠贞刚烈，也足以胜过别人。春申君的道路，究竟怎么样呢？他忧虑楚国不能胜出，以自身去换取奇计，难道不是忠吗？楚国太子已经离开，黄歇孤身留在秦国，明知受刑以等待祸患，仿佛亲自屠杀自己来抵挡饿虎，难道不是烈吗？然而他迁都寿春，失去了邓塞的坚固，舍弃了方城的险要，放弃江、汉的便利，这样的谋略已经低下了。直到他死后，楚国仍能把吴地作为宫室，把鲁地作为疆域，这难道不是春申君的力量吗？当时假如任用荀卿的学术，推广圣人的深道，用它一个月，楚国就可以称王了。他最终因为猜疑而罢免，士人也因谤言而被排斥。荀卿的儒术之道，比戏谑之学高明；它的深奥藏在天地之间，它的光明可以照见鬼神。春申君尚且不能觉悟，何况李园的阴谋，哪里容易觉察？哪里容易觉察？《刘枣强碑》

译歌诗的风气衰落，已经很久了。大体上在南朝开始受到限制，在陈叔宝时遭到败坏。然而如今从事这一事业的人，如果不能向建安寻求古意，就会流于江左；如果不能向江左寻求华丽，就会流于南朝。有的人过分追求艳丽而伤于纤弱，华丽反成弊病，就是南朝的罪人。我大唐以来从事这一事业的人，说话超出天地之外，思虑高出鬼神之上；读他的诗就神思驰骋于八方，推测他的意境就心怀四海，光明磊落，确实不是世间语言，这个人就是李太白。百年之中有这样成就的诗人，雕金刻玉般经营辞藻，牢奇笼怪般收摄奇异，千锤百炼形成字句；虽然不能达到李白的境界，也仍是后世的佳作。与李贺同时代的人中，有刘枣强。先生姓刘，名言，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他的乡里。他所作歌诗有一千首，优美华赡，除了李贺，世上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王武俊任节度使镇守冀州时，先生去拜访他。王武俊性情雄健，很爱好辞章，一见先生，便格外敬重，准备授予他宾客的职位。先生辞谢。王武俊善于骑射，便让先生乘坐副车，在野外显示技艺。王武俊先骑马，惊起芦苇、稗草间的一双鸭子。王武俊控弦射击，弓弦不再发第二箭，那双鸭子便同时毙命在地上。王武俊非常高兴，对先生说：“我的技艺如此，先生的文辞也如此，可以说是文武的融合了。为什么不写一句话来赞美它呢？”先生于是就在马上起草《射鸭歌》给王武俊看。评论者认为它属于祢正平《鹦鹉赋》一类的作品。王武俊更加器重先生，因此上奏请求授予先生官职，诏令授予他枣强县令。先生借口有病推辞，不肯赴任。世人称重他说：“刘枣强也和范莱芜一类。”已故相国陇西公李夷简任节度使镇守汉南时，年轻时曾与先生交游，想借此机会把先生推荐给诸位将领来帮助自己，于是用一千件漆器贿赂王武俊，请求他放先生前来。王武俊答应了，先生因此成为汉南相府中首位宾客。陇西公每天都和他举行文宴，他所作的酬答歌诗在当时广泛流传。陇西公的从事官有人说：“以我这种下等才能，实在不足以玷污重要职位。刘枣强到了，众人一定会把他置于幕府属吏之上，为什么还要这样散置他呢？”陇西公说：“我不是吝惜幕府中一席之地，不肯容纳刘先生；只是看他的相貌，似乎不适合承担这种职位。各位看看我和刘先生的分别，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我反而替他担心寿命不长。你以后不得已时，问问先生想要什么职位。”有人替先生说：“司功掾很清闲，或许可以承接空缺。”相国于是任命先生为司功掾；虽然身在官署中，他参加宴会、接受召见时，礼仪与从事官相等。后来从事官又说：“刘枣强即使不适合留在宾客署，暂任掾曹也委屈了，为什么不替他整理品秩、提升官阶呢？” 相国不得已，上表奏请。诏令下达的那天，先生没有生病却去世了。相国悲痛至极，说：“果然如此，正是掾曹杀死了我所爱的宾客！”他以超过常等的规格为先生营造坟墓，坟墓在襄阳城郭以西五里，名叫柳子关。先生去世几十年后，日休才凭粗陋的文章在襄阳获得声名。襄阳人刘永，是位高士。他曾经述说先生的道业，也曾吟咏先生的歌诗，并且叹息说：“襄阳人只知道有孟浩然墓，却不知道有先生的墓。我恐怕百年以后，坟墓埋没而无人知晓，使先生的尸骨同荆棘混在一起；我应当把它刻写下来。”日休说：“既然已经把事实搜集记录下来，还有什么惭愧的呢？”唉！先生的官位低微，不能相称于他的德行，本来应该加上私谥。然而“枣强”这个称号，世人已经认为美好了，所以不再另加。这就是《刘枣强碑铭》：完了！先生的俸禄并不丰厚。苍天确实不公，他的地位已经超过赵壹，才华又胜过祢衡；既然身逢当时有道的时代，却没有死后默默无闻。唉！襄阳以西，有一座高三尺、没有树立墓表的坟墓，那就是先生的旧墓。《汴河铭》凭德行留给后世的人，当时安逸，后世称美；凭功业留给后世的人，当时劳苦，后世受益。像这样，守持道义的君主，只怕德行不能得到后世赞美，后世人民不能从自己的德行中获得安逸；夸耀力量的君主，只怕功业不能完成，当时人民却要为此劳苦。所以治理天下，不经历劳苦就不足以守成，不产生功劳就不能革除弊害。造成这些利害的，是贤明或愚昧的君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吗？那么隋朝修筑淇水、汴水的堤防，开凿太行山，在隋朝百姓看来，承受不了它的祸害；在唐朝百姓看来，却承受不了它的利益。如今从九河之外，又有淇水、汴水，向北沟通涿郡的渔业和商业，向南运输江都的漕粮，它带来的利益多么广大啊！不劳烦一个人挑土，不役使一个士卒开凿险阻，而先代的功业巍巍高大，这难道不是上天借暴虐的隋朝，成就了我们巨大的利益吗？还担心国家将来会有修淇汴、开太行这样的徭役，因此献上微薄的劝诫，这就是《汴河铭》。这条大河水势浩荡，沿循禹治水的轨迹；那暴虐的隋朝，开凿沟通了淇水、泗水。白天疲惫的百姓哭泣，夜里溺死的鬼魂哀号。河水像赭色的流水，河道如松树贯穿大地。龙舟还没有毁坏，江都已经发生弑君。旧日的遗迹徒然存在，流逝的水波不会回头。在隋朝是祸害，在唐朝是利益。唉！圣明的君王只要守住它就够了。《蓝田关铭》六年，皮子作为诸侯荐举贡士的随员，进入京城。行程到蓝田关时，看见山的形势和关隘的气势，回环拥抱直达天空，秀美得仿佛要染入眼眸，险峻得几乎使魂魄惊动。唉！难道是造物主有这样的心意，又加上了这样的力量吗？不然，为什么壮丽的景观会盛大到这个地步呢？《易》说：“王公设置险阻，用来守护自己的国家。”确实如此啊！像这样成为天下的枢纽、万世的关隘门户，若不是这座关，就没有什么可以守护。于是陈述它的规制，这就是《蓝田关铭》。上天铺展唐朝的基业，大地造就唐朝的关隘。千座山岩构成锁，万重山岭成为闩。难以描绘它的形状，无法形容它的秀美。两扇关门没有打开时，天地仿佛只有斗大。轰然一声白昼开启，人流像渡河一样涌入。它仿佛秦地的图画铺在马蹄之下。险峻得不可侵犯，关键只在君王的心志。何况这座关，尤其可以作为临制天下的规范。《隋鼎铭》隋氏有一口鼎，这件器物并不古老；他们以欺诈充作金，以贼害之事作为铸造手段，以虐政之火煎熬四海，以毒害之气蒸腾九州。上天借助唐朝的力量，把它扛到仁厚的大地上，用恩泽扑灭虐政之火，用德行消散毒害之气。既折断了它的鼎足，又咬坏了它的鼎耳。唉呀！圣明的君王不会收藏这样的器物。《新城三老董公赞》【并序】

译汉高祖夺取天下时，不过靠三位杰出人物罢了。萧何耗费百姓的财力来供给军队，韩信杀戮百姓的性命来驰骋战功，留侯设置诡计来离间秦、项。当时没有听说有谁用仁义劝说君主，董公却劝汉王为义帝防难。以至于天下归附汉朝，是因为替义帝防备祸患。汉高祖认为曹参虽有攻城野战的功劳，却不如萧何，这确实如此。难道至于耗费民力、杀戮民命、设置诡计，反而还不如董公的功劳吗？假如高祖成为天子，以董公为师友，在当时实行他的道路，那么他带来的利益是可以想见的。董公的道路已经在汉朝得到实行，却没有看见封赏的礼遇；当时史官又没有用一个字来褒扬他，所以我作赞来表彰他。项氏狂暴横行，杀害我们的怀王；天命尚未明定，谁存谁亡？白发苍苍的董公，一句话使汉朝昌盛。一个人弑杀君主，天下人都悲伤；一个人为君主哭泣，天下人都防备。项羽因此削弱，汉朝因此强盛。扶助正义而出征，其道理可以知道；轩辕黄帝以仁德倡导战争，其道理可以知道；武王、汤王顺应天道，折断那强暴者的锋芒。正是董公的道路，与汉朝一同光明。《〈易〉·商君列传赞》【并序】商君被孝公任用，制定法令，于是秦国富足；采用他的谋略，于是魏国败亡。【此处原文缺字】封给他的土地还没有居住多久，就受到车裂之刑，祸及自身。唉！商君匡正秦国，虽不一定全都正确，却也做到了极致。太史公贬低他，超过了事实，难道不是因为商君欺骗公子卬、惩刑公孙贾、拒绝杜挚的劝说吗？然而其中只要有一件正确的事，也足以挽救这些错误。我悲叹商君忠诚却遭受刑罚，于是重新叙述他的事迹，作赞说：商君对于孝公，前后一两次进见孝公，孝公没有领悟他的学说；难道不是因为那是皇王之道，实行起来艰难，而且孝公自己来不及看到成效吗？这是孝公的过错。商君心中存有这样的道，不也是很可贵吗？当商君一两次劝说孝公而孝公实行它时，商君必定会成为阿衡。唉！最终却因为奇特的法令而专擅施行，自己陷入戮刑，可悲啊。《文薮》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薮》卷五　　　　唐代皮日休撰 文、论、颂、序 补《大戴礼记·祭法》文　《祀疟疠文》《晋文公取阳樊论》　《秦穆谥缪论》《汉斩丁公论》　《周昌相赵论》《陵母颂》　《非沈约齐纪论》《正沈约评诗》　《补▯战语》《独行》　《法言后序》补《大戴礼记·祭法》文 《祭法》说：“功法施行于人民，就应当祭祀他。咎繇制定帝王的谋略，担任士师，他的道路与舜、禹相参合，难道不算‘功法施行于人民’吗？为什么祭祀典礼中反而缺少他呢？”《祭法》说：“能够抵御大灾，就应当祭祀他。尧、舜时代，山林繁茂，鸟兽凶暴，益担任虞官；山林得到疏理，鸟兽减少，人民安宁，难道不算‘能够抵御大灾’吗？为什么祭祀典礼中反而缺少他呢？”《祭法》说：“以功劳安定国家，就应当祭祀他。从前周公辅佐武王，平定殷朝的乱事；辅佐成王而建立周朝的功业，制定礼乐，建立明堂，难道不算‘以功劳安定国家’吗？为什么祭祀典礼中反而缺少他呢？”如果认为咎繇、伯益的功劳小于舜、禹，因而不列入祭祀典礼，那么契任司徒而使人民得到治理，就是咎繇这一类；冥勤勉履行职守而死于治水，就是伯益这一类。如果认为圣人制定礼制，已有七庙祭祀，不宜列入普通祭祀典礼，那么文王以文德治理天下，武王以武功建立功业，周公也是这样。如果凡是对人民有功烈的人都应列入祭祀，那么我的先师仲尼，德行超过百王，教化流传万世，难道还不如契任司徒、冥勤勉任职吗？日休害怕圣人的文章将要混乱并坠失，所以冒昧补充，附在原文之后。补文说：“咎繇能够平定法制，直到任职终身；益能够建立功业，把治理禹的政权让给禹；周公凭文化成就功业，仲尼凭德行成就教化。不属于这一类的人，不列入祭祀典礼。” 《祀疟疠文》从前夏后氏铸造九鼎，把万物的形象刻在鼎上，使人民知道哪些是神灵、哪些是奸邪。有些魑魅之外、魍魉之余的妖邪，隐藏天命、窃取帝王威势，不能在鼎上显出形状；自从夏后氏之后，它们便在人间制造祸害。被它们侵害的人，开始时仿佛处在冰镜之中，后来又仿佛掉入炎热的井里；头晕目眩，神志迷乱，看东西重重叠叠，听声音一声变成多声，骨节几乎沉重得像山已经倾倒。起初有时在清醒时被夺去人的情感，损伤人的精神，呆滞得像木偶，昏沉得像隔夜的醉酒。唉！有时饮食没有节制，哀乐失当，人的疾病，上等用汤剂，次等用砭石和艾灸，就能治愈。凡是得这种病的，病因在于人，而不是上天。汤剂不能医治，砭石和艾灸也不能攻治。唉！疫疠能够祸害人，必定是有知觉的。既然有知觉，为什么不效法神灵的聪明正直，不要给君子加祟呢？于是作这篇祭文来祭祀并驱逐它们说：瘟疫啊！瘟疫啊！有人侍奉君主却不能尽臣节，侍奉父母却不能尽孝道，出仕便成为叛臣，回家便成为逆子；上天还没有降下刑罚，他还侥幸苟活，你应当使他染上瘟疫！有人专擅俸禄，倚仗威势而僭越侵夺，向上玩弄国权，向下戏弄百姓的性命；上天还没有降下刑罚，他还侥幸苟活，你应当使他染上瘟疫！有人出卖交情以求取俸禄，谄媚交结宗族，一句话说得不当，灾祸便像箭一样突然发生；上天还没有降下刑罚，他还侥幸苟活，你应当使他染上瘟疫！有美貌柔媚的人，在君主身边献媚，巧笑还未满足，国家就已经灭亡；上天还没有降下刑罚，他还侥幸苟活，你应当使他染上瘟疫！有柔弱谄佞的言语，在君主面前迷惑视听，曲意顺从还未满足，国运就已经改变；上天还没有降下刑罚，他还侥幸苟活，你应当使他染上瘟疫！四星之位，奉侍于紫宸宫，宫墙之内祸乱兴起，帝王之座蒙受尘垢；上天还没有降下刑罚，他还侥幸苟活，你应当使他染上瘟疫！见到灾祸反而庆幸它长久，听到祸患反而乐见其成，含羞忍耻而冒居尊贵，忍受污垢而贪求荣耀；上天还没有降下刑罚，他还侥幸苟活，你应当使他染上瘟疫！瘟疫啊！瘟疫啊！你的眼睛并不瞎，你的耳朵并不聋，既然像我先前所陈说的那样，为什么不把祸患降到他们自身？仁义的人必定遭遇困厄，义士必定陷于穷困；你见到仁义之人却不使他染病，遇到奸佞之人却任意降下凶灾，这不只是除去世间的祸患，也是在代替上天施行天罚啊！瘟疫啊！瘟疫啊！如果你依照我的话这样做，我将把你推荐给天帝，使你得到他的知晓。

译晋文公取阳樊论 三代赏赐臣下，是赐予爵位，而不是赐予土地，也不是赐予礼器。到了后世，君主软弱而臣下骄纵，废弃古法；能够建立一项功劳的人，先窥伺君主的土地，能够建立一项勋业的人，先窥伺君主的礼器。像晋国有三桓、齐国有田常、楚国有白公，正是由于赏赐过度而滋生僭越。更严重的，甚至夺取君主的权位，自古以来就有这种风气。况且姬姓诸侯，守护自己的原有封地，胜过他们本国的爵位；天子赐给他们鈇▯，分给他们钟彝，使他们与百姓同休共戚，在国内掌握生杀大权，他们的尊贵已经达到极点了。天下无事时，施行德化，奉献贡赋；在国内便等待天子巡狩，出行便奔赴会盟。天下有事时，天子用钟鼓号令他们，他们便出兵征伐；对上可以安定王室，对下可以匡正诸侯，这才是真正诸侯长官的职责，是通常的制度。如果周天子有所赏赐，本应以德义谦让，哪里应当再接受他的土地呢？假如推辞而不能获准，接受他的爵位可以，接受他的礼器也可以。况且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尚且不足以供养诸侯；诸侯的土地一旦被侵夺，天子王畿的土地也会随之削减，树枝必然反过来侵害树干，割肉也必然割到骨头。为什么呢？形势使它如此。像晋文公既已在郏鄏安定襄王，周王用土地慰劳他，阳樊人不服，晋侯便围攻他们，于是辱及他们的宗庙，苦害他们的百姓，虐待他们的甥舅。唉！晋文公也太不仁义了。晋文公虽然有迎接天子的功劳，却又有凌辱天子的威势。周王赏赐他时，他本应推辞说：“臣重耳凭微薄的德行，担任专门负责征伐的职务，遇到翟人逞凶作乱，天王暂时离开宗庙，臣怎敢兴起下国的军队，诛杀凶臣，安定王室？这本来就是臣的常职，不值得赏赐。假如天王特别念及这次小小的征伐，不把臣置于刑罚之中，并恢复唐叔的封祚，使臣有所奉养，这已经是很厚重的赏赐了。假如把王畿以内的土地作为臣的封邑，那就是上面滥施赏赐，下面僭越接受。即使天王不断宠爱臣下，又怎能顾及宗庙神灵、百姓之心以及后世的罪责呢？”可是晋文公竟然没有这样谦让，反而又请求开通隧道。这难道是因为他内心轻视衰微周室的渐渐败落，外面倚仗诸侯的强盛而这样做吗？他却不知道周王还在尊守典礼。况且周王说：“从前我们先王拥有天下时，规划方圆万里的土地，把它作为王畿，用来供奉上帝、山川百神的祭祀，供给百姓万民的使用。”而周王赏赐的土地，都在周朝的甸服之内。周王明知土地在甸服之内，却仍把它给晋国，是因为力量不足以制约晋国。如果力量足以制约晋国，难道肯把方圆千里以内的土地给诸侯吗？所以，周王对晋侯说方圆千里的土地，是在讥刺他接受土地。晋文公没有醒悟，最终接受了它。唉！文公称霸，已有召唤君主前来的讥刺、请求开通隧道的僭越，这还不算最严重；最严重的，是在阳樊这件事上。秦穆谥缪论 圣人致力于安定百姓，不会先安置一个不仁的人来显示自己的仁，也不会先任用一个没有德行的人来显示自己的德。若真是这样，就像看见危急之人已经坠落才想去援救，旁观斗殴之人将要死亡才开始救助。唉！这也太不仁了！凭高辛氏的仁德教化天下，只任用一个挚，挚做得不好，天下百姓便拥戴尧为君。凭唐尧的仁德教化天下，只任用一个鲧，鲧没有功绩，天下百姓便称颂禹的功劳。这样看来，挚和鲧确实是高辛、唐尧所任用的，并不是预先安置的。推求他们真实的才能而任用他们，百姓尚且拥护他们；何况预先安置的继承人呢？晋献公遭遇骊姬之乱时，后来奚齐、卓子被杀，重耳在翟国，夷吾住在秦国。凭秦穆公的力量，制服翟国而安定晋国，必定能够做到。重耳的贤能，天下人都知道，而且他的随从足以辅佐一个国家。如果预先立重耳为君，他一定能诛杀作乱的公子，除去暴虐的大夫，在成周辅佐王室的德政，在汾水、晋地宣扬教化。可是秦穆公竟采纳公子挚的话，预先立夷吾为君，这就是晋惠公。惠公入晋后，背弃对国内外的贿赂承诺，诛杀原先拥立他的臣子，并在先父的宫室中行淫。因此活着的百姓兴起歌谣讽刺他，死者没有得到报偿，最终他本人被秦国擒获，而他的儿子又被晋国杀死。唉，造成这种局面，不是晋人的罪过，而是秦人的罪过。挚被立为君八年，行为不善便被废去；鲧被任用三年，没有功绩便被诛杀。何况晋惠公在位期间，成为宗庙的蛀虫、社稷的莠草。他一经被立，十五年都在造成祸害，而且危害很大。如今的学者把秦穆公称为“缪”，还怀疑这个谥号。读到这篇文章，就可以确定把他谥为“缪”是正确的。汉斩丁公论 所谓忠，大概是说委身侍奉君主，不因为猜疑误解而改变自己的心，不因为巧辩游说而改变自己的心，不因为疑虑恐惧而改变自己的心。君主有过错，便在公开场合进谏，而不在私下宣扬自己的名声，哪里会让猜疑误解进入内心呢？君主有所忌讳，便越发努力进言，而不因害怕而退避，哪里会让巧辩游说进入内心呢？君主心中有所隔阂，就只担心自己的心，而不畏惧事情本身，哪里会让疑虑恐惧进入内心呢？那些如果只是贪恋俸禄、吝惜生命而出仕的人，君主有过错，话还没有说完便害怕被诛杀，进谏还没有两次便离开职位，却自以为取得了古人进谏三次而不被听从的意义；然而他庆幸自己活着，贪恋自己的俸禄，这就是因为猜疑误解而改变了内心。君主有所忌讳，他必定在心机上奸诈，在声色语气上谄媚，不反省自己不聪明，却说君主受人诽谤；不思考道理尚不可行，却说自己的辩论足以被采纳；君主若听从辩说而离开正道，就是因为巧辩游说而改变内心。君主心中有所隔阂，他必定谄媚那个人，因为希望取得厚利；也必定奉承那个人，因为希望求得宽免。既不能得到宠爱，也不能得到宽免，只是苟且而已，这就是因为疑虑恐惧而改变内心。唉！刘邦、项羽兴起时，淮阴侯韩信不是因为猜疑误解而离开项羽吗？淮南王英布不是因为疑虑恐惧而离开项羽吗？曲逆侯陈平不是因为巧辩游说而离开项羽吗？离开那个而投奔这个，果真可以说是忠吗？果真不能说是不忠吗？这种人有利便存身，无利便灭亡。丁公面对敌人，放弃追杀敌人，确实是出于恻隐之仁吗？难道他没有猜疑、巧辩、疑惧吗？难道他是有利便存身、无利便灭亡的人吗？与其说他不忠，那么前面那三位侯王也未必能免于鼎镬之诛、刀锯之刑。这样看来，高祖杀掉丁公，果然不是应当的吗！唉！汉朝刚刚建立时，并不是没有人才；丁公被处刑时，没有听说有人说一句反对的话，大概这是上天注定的命运吧。可悲啊！

译周昌相赵论 刚强与柔弱的区别，在于人的性情；得失的关键，取决于运用。如果以刚强对待暴烈便能取胜，以柔弱长久处世便能胜过刚强，这是事物的常理。有时用刚强来应对柔弱，用柔弱来应对刚强，事情的关键就一定能把握住；如果用刚强对待刚强，用柔弱对待柔弱，事情的关键就一定会失误。周昌的性情刚强，吕后的性情也刚强。汉高祖想到自己百年之后，担忧赵王如意，所以停止让周昌担任赵国相。唉！汉高祖的本意，难道不是只想逞一时之志，听取一次劝谏，便任用周昌为相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用人会如此失误呢？如果认为周昌的刚强足以固守赵国，那么赵国的兵甲能够抵挡汉朝吗？这是第一不可行。如果认为周昌的刚强足以保全赵王，那么吕氏征召赵王，只不过是一个驿夫的力量罢了，这是第二不可行。如果认为周昌的节操足以保全赵王，最多也不过是以死相守；但周昌一死，赵王也已经被征召了，这是第三不可行。最终，汉高祖死后，赵王如意被冤杀，周昌也悲愤而死。可惜啊！汉高祖临死以前，如果让周勃统领南军，让周昌统领北军，让陈平担任谋主，那么吕后的命令、吕产吕禄的阴谋就不能抵挡他们了。他们面对大难而不退缩，秉持大节而不坠落。假如让周昌掌握军政、执掌相权，他是能够做到的；可惜误用了他。陵母颂 孔父说，只有小人与女子难以教养。女子的忠贞义烈，有时只在一时之间听说；小人的奸诈暴乱，却一刻也不会忘记。假如有千百个女子像小人那样奸诈暴乱，是有可能的；假如有千百个小人像女子那样忠贞义烈，却从未有过。安国侯陵母，不因为项羽强盛而刘邦弱小，就让儿子侍奉项羽；也不因为儿子背叛君主而改事他人，便露出愤怒的脸色。她面对暴君而坚持大节，舍弃生命而走上死地。唉！《春秋》记载解杨，导致晋君的命令得以传达；《汉史》称赞周苛，拒绝了项籍的爵位。与陵母相比，难道还不能算忠吗？为什么呢？男子年少时稍受教育，成年后便实行义行；忠义贞烈，即使死也不受辱，鼎镬摆在面前也不害怕，砧板绳索加在身上也没有怨言，这是男子的常事。至于女子，年少时深藏于帷帐之内，成年后执掌箕帚，哪里曾经熟悉忠贞义烈呢？所以女子中有这样的人，就像万物中出现祥瑞一样。难道容易做到吗？难道容易做到吗？非沈约齐纪论 沈约撰写《齐纪》时评论说：“太庙四时的祭祀，各用死者生前所喜爱的食物来祭享。汉明帝梦见光烈皇后，第二天早晨驾车到太庙，亲自拂拭帷帐，亲自更换粉黛。前代史书把这件事当作美谈，这也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旧典。”日休说：“荐献祭享的仪式、笾豆的数量，圣人早已有所制定。如果不是像周公、孔子那样通达礼制的人，谁能相互沿袭而不出差错呢？说当时有人制定了这种制度吗？说没有这样的人来制定它，难道不对吗？这就对了。修撰史书却不加以辨正，反而称赞它，难道不是妄言吗？这也对了。屈到喜欢艾草，屈建便把艾草献上，这符合礼制吗？曾晳喜欢羊枣，曾子却不吃羊枣，这是说他不忍心食用。一个偏僻小国，礼文制度不完备，也就算了。把这种事与汉明帝相比，汉明帝的孝行就过头了。” 正沈约评诗 《周诗》说：“四匹騵马奔腾有力。”注文说：“四匹马腹部白色，叫作騵。”议论者说：“上承周而下承殷。”沈约又说：“騵，是三家颜色相互胜过的象征，也表示周代替殷。”日休说：“上天的命运如果一定要靠两种德行来决定，那么周文王自己也已经相信了这一点，为什么不接受殷的禅让呢？《诗经》说：‘文王接受天命建立周。’又说：‘文王有光明的德行，使他率领天下的义师，攻取一方的凶暴君主，在殷地面南而王；这件事难道还不明白吗？’然而这不是仅凭人力所能决定的，天时也尚未成熟。难道不可以说，殷朝的贤人还很多，希望匡正纣王、改变政局吗？难道能用四匹騵马的颜色来表示取代殷朝吗？唉！禅让和改朝换代之事符合天命，绝不能用騵马的颜色来胜过它。假如说尧的天命属于火，那么车服都应当随从火的颜色；这样一来，尧就不应骑白马、戴黄收、穿纯色衣服了。所以圣人继承天命凭借德，接受禅让凭借仁。如果说用马的颜色表示取代殷朝，那么我认为这是把圣人引向旁门左道了。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应当怎样解释？’我说：‘毛公的笺注错了，沈约的解释过头了。’” 补泓战语 宋襄公攻打郑国，楚国攻打宋国以救郑国，于是与楚军在泓水交战。宋军已经渡过泓水，楚军还没有列阵，司马子鱼请求攻击，宋襄公不肯趁机交战，最终战败退走。公羊氏认为，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日休补充说：圣人制止百姓的祸患，若仅凭力量无法禁止，便设立法令加以惩罚；祸患连刑罚也不能制止，就使用武力和军队来制服。军队一旦出动，百姓便拿着兵器互相格杀，捕捉敌人并残害他们。所以圣人设置金鼓来节制进退，用羽旄来装饰军容，以田猎来训练军队。自三代以后，到春秋时期，礼乐的征伐制度松弛，突然袭击的弊端扩大。用尽力量的人，就像角力者争夺胜负，驱车并进者争夺先后。为什么还要讲仁让呢？文王是圣人中的至高者，即使凭德行教化，也没有听说过不使用军队便能取得胜利的。既然如此，他曾讨伐犬夷，征伐密须，击败耆国，讨伐崇侯虎。宋襄公起初与齐国交战并接纳齐孝公，后来又在泓水交战，却说不擒杀头发斑白的人，不凭借险要地势取胜。圣人爱护百姓，就连头发斑白的人也不扶持、不携带吗？又说一个人不能得到安身之处，难道能把他置于死地，轻率地用人的性命来决定胜负吗？比较这两次战争，文王不会这样做。唉！公羊氏违背左丘明关于战争的记载，说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这是罪过。独行 士人中有洁身自处、独立于世的人，以古代圣人为行为准则，也以古代圣人为处世准则，不顾今人的是非，不随从众人的毁誉；即使一定不能得到俸禄利益，也只是合乎道而已。总之，今天所认为正确的，在我看来是错误的；我所认为错误的，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了解我的人，听到诋毁反而正好是赞誉；不了解我的人，听到赞誉反而正好是诋毁。对这些是非毁誉全然不顾的人，应当任用他。唉！士人的道路已经获得了，如果任用那些不顾是非毁誉的人，那么天下的治理至少会恢复淳古时代的一半。如今被人称誉的，往往处世却不合古代圣人；凭迎合时势而显达的人，听到赞誉便前进，听到非议便退缩；有受宠爱的人，听到诋毁便疏远他；有不合心意的人，听到赞誉便与他亲近。因此，道德并没有推广于世，事业也很少不同于众人；这样一来，那些人对俸禄利益忙忙碌碌，对朝廷事务嗤笑轻慢，却还希望天下的治理达到淳古时代，实在困难啊！《法言》后序 《法言·孝至》篇说：“自周公以来，没有比汉公更美善的人了。”解说者认为，扬子是在谦逊地说伪新朝王莽的美德，又认为这是称赞王莽居摄以前的事情。唉！日月难道最终能够逊让给王莽吗？还不如不称他为阿衡。唉！既然已有这样的文字，就不能不加以评论。我明白问题在哪里了：是在《美新》这篇文章上吗？那么扬雄的道就在这里有了瑕疵。《文薮》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薮》卷六　唐代皮日休撰 箴 六箴序　心箴 口箴　耳箴 目箴　手箴 足箴　动箴 静箴　酒箴【并序】食箴【并序】六箴序 皮子曾说：“心是自己的帝王，耳目是辅相，四肢是诸侯。自己的帝王如果没有德行，辅相就会叛乱，诸侯就会作乱。古代那些失去天下、败亡家国的人，确实大多由于这个原因。自身尚且没有德行，能够统治天下吗？能够主持家国吗？所以我作《心箴》《口箴》《耳箴》《目箴》《手箴》《足箴》，把它们写在衣带上。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谨慎时不要忘记节操，穷困时不要忘记操守，尊贵时不要忘记道义。实行古人的事业，能够像符节一样相合的，难道就在这六篇箴言中吗？” 心箴 宇宙大化的精华孕育出人，大纯粹的灵性形成了心。心因此成为君主，身体因此成为臣下。内心一旦不协调，外在就纷乱不宁。耳朵厌恶听取仁义，眼睛厌恶看见仁爱，手掌握着作乱的权柄，脚踏入祸患之门。舜做天子，舜却不能尊贵，是因为那个不能尊贵的舜把自己的心当作臣下；纣做天子，纣却得以尊贵，是因为那个得以尊贵的纣把自己的心当作君主。天子之外还有尊贵者，就是舜的心统率舜的身体；天子之外还有卑下者，就是纣的心统率纣的身体。危险啊，警惕啊！臣子劝谏君主，辅相却不明智，诸侯也不宾服。君主成为污秽的土壤，臣子成为盗贼般的尘埃。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时，实在应当勤勉自修。唉！愿我的君主不要忽视这篇文章。口箴 古代刻在金人身上的铭文说不要多言，但一旦有所发言又不可不加以论说，既然有所论说又说这是多言。中庸之士因此保全自身，我认为这篇铭文还不足以珍视。出仕时作为忠臣，说话就要涉及君主；入家时作为孝子，说话就要涉及父母；不是关于君主和父母的事，就应当沉默。诽谤讥刺的话一出口，就像水波奔涌，一息之间的波澜流向无边；猜疑毁谤的话一出口，就像钧天广乐，钧天之乐也会传到本来听不见的地方；谄佞献媚的话一出口，就像乱丝纷杂，一旦进入人心，便使治理与混乱无法分辨；间谍的话一出口，就像鹰鹯疾飞，鹰鹯的迅速，一举便能凌空。不要嗜好酒，酒能使国家混乱；不要嗜好美味，美味能败坏德行。以道义为饮料，以文章为食物，成就我的名声。这样才应当努力。耳箴 在无所谓听见之处听取，默默体察幽深的本性；在无所谓听见之处听闻，洋洋然领会教化的源头。不要倚仗自己的长处而不服从别人的仁德；不要夸耀自己的技艺而不尊敬别人的文章。不要沉溺于郑声，否则会扰乱精神；不要相信动听的言论，否则灾祸终将降临自身。听信错误会带来很多祸害，听信虚妄会导致很多失败。亲近贤人就会聪明，亲近愚人就会昏聩。尧居于九重深宫，听取百姓的声音，所以能够得到大舜，把天下神器交给他。不要听信他人富有的话，否则会使志向受到迷惑；不要听信他人尊贵的话，否则会使义理毁坏。谨慎辨正今人的错误，谨慎阐明古人的正确。舍弃这些还要到哪里去呢？不过是古乐罢了。目箴 惭愧啊，你明亮地替我观察事物，看见古人就像看见邻里。不要把细微末节分散于国家治理之中；不要只看国家的灾气，而要看人的纲纪。只有书籍有光彩，艳丽胜过西施；只有文章有华美，秀美胜过百花。看见那种傲慢污浊的人，比看见涂炭还严重；看见那种贤良绵厚的人，比看见葛藟还繁茂。不要顾念祸患的阶梯，扰乱我的大志；不要注视怨恨的聚集之处，损害我的高尚义气。进入我眼中的，应当只是古代的忠臣、古代的孝子；他们在上建立大业，在中间使信史增光。如果不是这样，便和小虫一类没有区别。手箴 只有你的手指，屈伸都由自己掌握；不要执掌扰乱的权力，不要扶植叛逆之子，不要奉行非正之道，不要坚持不合理的事情，不要排挤孤弱危困之人，不要把机会交给奸邪。谨慎握住我的操守，使它正直如箭；谨慎收伏我的内心，使它平正如磨刀石。铲除恶人如同割草，扬弃奸邪如同扬去糠秕。有所作为却不自夸，完成事业却不倚恃。智慧如公倕，也不要施展小巧；机巧如偃师，也不要施展奇技。自身地位高而道义端正，丝毫不差地载入国史；应当敬畏它、警戒它，等待成为上天的官吏。足箴 只有你的双足不停行走，替我选择立身之处；一定要住在正道之地，一定要依傍贤人。不要踏上动乱的阶梯，不要踏入谋利之门，不要踏入怨恨聚集之处，不要踩到祸患的源头。凤凰是禽鸟，却不栖息在凡木上；驺虞是兽类，却不践踏活物。至于你的栖止和行走，也要保守这些原则，不可忽视。动箴 行动产生于欲望，行为产生于作为。有欲望便应当不妄动，有作为便应当不疑惑。我的道路尚未断绝，哪里不能前往？不要生在衰乱的末世，身有爵位就一定危险；不要居住在动乱的国家，身有俸禄就一定像尸体一样被利用。居处时不要招致怨恨，离开时不要留下讥笑。踪迹不要显露，名声不要刻意求知，声誉不要招来猜疑，赞誉不要导致疑忌。坦荡的道路平如砥石，即使走过也不畏荆棘；四海都像家一样，离开时不受重重束缚。一天比一天谨慎，始终把这些话记在心中。静箴 幽暗寂静之中，才是道的领域。居处不要违背仁，安身不要悖逆德。不要欺负幼童，即使衣冠不整，也不要轻慢。皂隶的言语会造成嫌隙；深山虽然快乐，却会被豺狼伤害；深林虽然安稳，却会被虺蜴螫伤。居处不一定要在旷野，只要本性寂静；停止行动不一定要地方宽广，只要内心舒适。不要倚傲名声，专意求取聘帛；不要矫饰节操，以求取得俸禄食物。身体即使每天安逸，也要像面对敌人的锋镝；滋味即使甘美，也要像口含冰蘖。成就我的高尚风操，全靠静守的力量。酒箴【并序】皮子的性情喜爱饮酒，即使行止困窘，没有酒就不能舒适。居住在襄阳鹿门山时，用山税的余钱接连酿酒，终年荒唐醉酒，自己戏称为“醉士”。居住在襄阳洞湖时，用船载着一甔醇酒，往来湖上，兴致到来便饮酒，于是自己戏称为“醉民”。唉！我的性情实在荒唐，却偏偏嗜好这个，我大概也成了圣贤哲人的罪人。又自己戏称为“醉士”，自我诙谐地称为“醉民”。天地这样广大，难道不能容纳醉士、醉民吗？又何必去混杂在陈列丝竹的宴席、坐满粉黛女子的场所中呢？襄阳元侯听说“醉士”“醉民”的称呼，责问皮子说：“你沉溺饮酒的性情，在喧闹和寂静之中，难道有所不同吗？”皮子说：“酒的道理，难道只在充实口腹、使人排遣悲欢而已吗？过度饮酒，会使上位者变成淫逸沉溺之人，使下位者变成酗酒肇祸之人，因此圣人用酬酢礼节来节制它，用诰诫训令来晓谕它。然而仍有上位者被淫溺所化，最终导致亡国；下位者被酗祸所化，最终导致杀身。况且没有看见前代因饮酒而遭祸吗？路丰舒有五项罪过，其中一项是嗜酒，被晋国杀死；庆封改变内政而沉溺饮酒，国家因此迁移；郑伯在密室中沉溺饮酒，最终逃奔到驷氏的甲士那里；栾、高沉溺饮酒而听信妻妾，最终败在陈氏、鲍氏手中；卫侯在籍圃饮酒，最终被大夫们所厌恶。唉！我不贤德，性情确实嗜酒，尚且害怕成为丰舒那样的辱身之人，超过这些祸患的事我不会去做。又怎么能使喧闹变为寂静，使寂静变为喧闹呢？难道不会在寂静之中淫逸沉溺吗？不会造成酗酒的祸患吗？既然淫溺和酗祸由内心产生，难道不会成为庆封、郑伯、栾高那样的人吗？大概是内在的性情不能自我节制，所以用箴言来约束自己。箴言说：饮酒所得到的快乐，是以保全天真为乐。哪里能让我自己醉，却不醉倒在别人手中呢？食箴【并序】

译皮子年少而且贫贱，对于饮食，只甘愿吃粗粝的食物罢了，从未在乡里、亲戚、州县乡鄙之间接受宴请。有一位邓邑大夫听说皮子的名声，虽然还没有互相行贽礼，却准备丰厚的食物，把他作为宾客款待。皮子推辞，大夫答应他说：“你自己甘愿吃粗粝食物，这当然可以；但对于乡里、亲戚和州县乡鄙，又有什么关系呢？”皮子说：“一餐饭的食物已经很鲜美了，如果专心追求它的滋味，一定不能自我抑制。既然不能自我抑制，每天就会要求更加丰盛的食物；既然每天要求更加丰盛的食物，即使贫穷也不能不感到不足，于是胡乱求取，贪欲之心便产生了，穷极贪求、极度嗜欲的名声也就产生了。况且大夫没有看见前代因美味而招致祸患吗？所以羊斟没有让华元吃到应得的食物，便接受了他的谋害；鼋羹分配不均，子家便施展祸计；熊掌没有煮熟，赵穿便杀宰夫而弑晋灵公；两只鸡被换成鸭子，馈赠给子雅，庆舍因此被杀。唉，我难道不是不仁吗？实在是依靠现在的处境和用度，想要的无法求取，嗜好的无法得到，才勉强甘愿吃粗粝食物罢了。假如我生在钟鼎之家、膏粱之门，每天放纵不同的嗜好，年年形成奇异的欲望，也未必不会成为御者逃奔、华元被害，成为子家讨伐晋灵公、晋灵公杀宰夫、蒲卢癸杀庆舍那样的人。这就和禽兽争夺食物而死没有区别了。” 所以，在天子那里吃饭，就会为天下而死；在诸侯那里吃饭，就会为国家而死；在大夫那里吃饭，就会为封邑而死；在士人那里吃饭，就会为家族而死。又怎么能以乡里、亲戚、州县乡鄙之间的宴请为谦让呢？大夫说：“好。”皮子自己想到，饮食的性情不能自我节制，也和饮酒的性情一样，于是又用箴言自我约束。箴言说：哪里能让我自己进食，却不吃别人供给的食物？反过来吃别人供给的食物，就是在吃掉自己。《文薮》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文薮》卷七　唐代皮日休撰 杂著 读《司马法》　请行周典 相解　惑雷刑 悲挚兽　诮庄生 旌王宇　斥胡建 白门表　无项托 郢州孟亭记　通玄子栖宾亭记 读《司马法》古代取得天下，凭借的是民心；今天取得天下，凭借的是民命。唐尧、虞舜崇尚仁德，天下百姓因此拥戴他们为帝，这不就是凭借民心取得天下吗？汉、魏崇尚权谋，把百姓驱赶到利刃之下，在百战之中争夺寸土，由士人成为诸侯，由诸侯成为天子。这不是军队不能显示威势，不是战争不能使人服从，这不就是凭借民命取得天下吗？于是把这些编成用兵之术【即《六韬》】，用兵之术越精密，杀人就越多；法令越严酷，残害万物就越严重。唉！这也太不仁了！那些愚昧的百姓之所以不敢顾惜死亡，是因为上面害怕刑罚，其次贪图赏赐。百姓对于君主，如同儿子对于父亲；这和父亲想杀死儿子，先用威势欺骗他，后来又用利益诱惑他，有什么不同呢？孟子说：“我善于布阵，我善于作战。”这是大罪。假如后世的士人对待百姓也这样，即使不能得到土地，我仍认为这就如同得到土地一样。请行周典 《周礼》记载，载师的职掌说：“住宅不种桑麻等有益植物的，征收里布；田地不耕种的，缴纳屋粟。”凡是百姓没有职业事务的，缴纳夫家之征。日休说：“征税不是只为了约束百姓、供奉君主，也是为了激励百姓，使他们完成自己的产业。”如今住宅种花卉，还唯恐不奇异，唯恐减免赋税；唯恐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如果种桑树，必定家家嘲笑。哪里有能够因为不种有益植物而征税的呢？如果说：“一定要这样：居住之处不种桑树，即使是有势力的人家也缴纳里布。”那么道路上就不会有赤脚乞丐了。如今的田地，贫穷的人无力耕作，只好转让给富人；富人贪图广占土地，却不愿广泛耕种。如果说：“一定要这样：田地不耕种，即使是有势力的人家也缴纳屋粟。”那么道路上就不会有饥饿死亡的百姓了。如今的百姓，善良的少，不肖的多。如果没有世代守持的产业，必定斗鸡、跑狗、赌博、击鞠，以便在闲暇中求取食物。太史公说：“刺绣织文，还不如倚靠市门。”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如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