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薮卷六

译：“一定要这样：凡是百姓没有职业事务的，缴纳夫家之征。”那么世上就没有游荡懒惰的百姓了。这三件事，是百姓最急迫的事情。有国家有家族的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实行吗？周公是圣人，《周典》是圣人制定的制度。从来没有依照圣人制度而天下不能治理的。执掌政事的人认为怎么样？相解 如今的相面师谈论人的相貌，必定说：某人的相貌像龙，某人的相貌像凤凰，某人的相貌像牛马；某人将成为公侯，某人将成为卿相。照他们的说法，长得像禽兽便能富贵。唉！人的形体立于天地之间，禀赋的性情分布于万物之中，最尊贵的难道不就是人吗？人有真正的人的形貌，却可以因为像禽兽而贫贱或富贵吗？如今的人，听说自己的相貌像禽兽就高兴，听说有真正人的形貌就生气；听说自己的行为像禽兽就生气，听说有真正人的内心就高兴。上天把凤凰当作禽鸟吗？凤凰是仁义的禽鸟。把驺虞当作兽类吗？驺虞是仁义的兽类。如今的人，仁义能够与这些相符吗？他们的行为还不如禽兽，也就很合适了。有人问：相面之术真的存在吗？回答说：最大的善出于天性，最大的恶也出于天性，中庸之人的善恶则取决于后天教化。最大的善出于天性，如文王在母亲腹中时便不使母亲忧虑，重耳年幼时柔弱而不好嬉戏，便是这样。最大的恶出于天性，如商臣长着蜂眼而发出豺声，必定要杀死自己的父亲；叔鱼长着虎眼却有猪一样的心，因为贪赂而死，便是这样。中庸之人的善恶取决于教化，如大舜施行教化而使有苗归服，孔子垂示教诲而使子路服从，便是这样。这是接受善而受到教化的人。又如齐桓公，管仲辅佐他就能称霸，竖貂辅佐他就发生动乱，这是接受恶而受到教化的人。所以舜辅佐尧而天下太平，禹辅佐舜而大灾得以平息，咎繇辅佐禹；这叫作观察辅佐之人。看一个人便知道他的贤能或愚昧，看一个国家便知道它治理得好还是混乱，这也是相。有人说：贤愚是看他的行为和事情才知道的，敢问圣人观察人的相貌，能够知道他是否应该居有相应的职位吗？回答说：尧对于舜，把天下交给他，知道他有承担帝位的才能；舜对于四凶，把他们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知道他们没有居位的资格。有人说：如果这样，圣人有观察人的能力，就一定会使贤者得到职位，不肖者不能立于朝廷。三苗、九黎怎么能够成为侯？飞廉、恶来怎么能够获得爵位？回答说：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的君主不能识别人才，正要导致国家灭亡，哪里还有时间观察人并任用他呢？这样看来，三苗、九黎没有听说不被灭亡，飞廉、恶来也没有听说不被诛杀。唉！圣人观察人，细微之处也不会错失，极小的差别也不会判断错误；说他善，他就一定善；说他恶，他就一定恶；说他能够胜任，他就一定能够胜任。如今的人不按这种方法行事，只拘泥于求取子卿、唐举的相术；处在困穷之中，不能思考用道义通达，不能凭德行进身，却说自己有做官的命便傲然自负，坐在茅屋中却自以为有公侯的姿态，吃着藜羹却自以为有卿相的气色，实在是连自己的内心都不能观察。有的士人居处穷困，只希望得到一金的资助，已经陷入终身难以摆脱的困境；有荒诞妄言的人自称精通子卿、唐举的相术，取得他的金钱便易如反掌。难道有人能够用圣贤之道来观察自己的内心吗？唉！世人全都跟从这种做法，只有我独自违逆。其不明智，已经非常明显了。惑雷刑 彭泽县乡里有个地方叫黄花，有个农民姓逢。田地非常广，自己所有的牛不够耕作，曾经租用别人的牛来增加力量。逢氏奸猾凶恶，是一乡人的恶霸。他得到别人的牛后，白天驱使，晚上才归还；在烈日下鞭打它们耕地，在昏暗中鞭打它们耕作，从未让它们停息片刻，也不容许它们稍有疲惫懈怠。一天突然雷震山中，逢氏被雷震死。日休说：“逢氏奸猾凶恶，上天借雷霆施刑，断绝他的性命，确实如此。百姓生存的根本，不过在于耕种收获的功劳；这一切难道不都依靠牛的力量吗？那么上天保护牛，和保护百姓的性命同等重要，也就合理了。如

译今逢氏苦害牛的力量，上天便把他震死。像燕赵一带的无赖少年，私下用木椎打牛，用市场上的货物烹煮牛肉；法律不能制止，刑罚不能威慑。难道上天保护牛，竟不把他们一并降下雷刑吗？这样看来，逢氏的死，我也不知道天地究竟是什么了。” 悲挚兽

译汇泽的旷野上，农夫拿着弓箭，行走在庄稼旁边。有一片苕花，农夫在旁边休息；不久，苕花纷纷飞散，并不是风吹，好像有东西在戏弄它。原来是老虎。老虎跳跃咆哮，看它的样子好像有所收获，背负着无法抑制的喜悦。农夫以为老虎看见了自己，将要遇到食物所以高兴，于是挺起箭藏住身形，等它再次戏弄苕花时，发箭射穿它的腋下，老虎轰然倒地。等到查看，原来老虎是枕着一头死麕倒毙的。大概它以为捕获了麕，将要吃它，所以戏弄；正要戏弄时却遭到灾害。日休说：唉！古代的士人，获得一个名声、接受一个职位，只觉得自己配不上名位罢了，哪里会因富贵而欢喜、因权势而嬉戏呢？然而与此相反的人，得到一个名声便骄傲得不能自持，接受一个职位便傲慢得不能自持。骄傲尚未满足内心，刑罚祸患已经消灭了他的同类。那些不能胜任职位的人和那只获得死麕的老虎，实在可悲啊！我把名位看作死麕，把刑祸看作农夫，希望这样可以免于今世的祸患。诮庄生 庄生使范蠡的儿子免于一死，已经做到极致了。范蠡的儿子后来又取回他的金钱，庄生便发怒，于是对楚王说，让他把范蠡的儿子杀死。唉！交友若因义而结合，至死也不会分离；因利益而结合，能够在利益面前保持关系的很少，何况在利益已经结束之后呢？这样看来，庄生说事情办完就归还金钱，这句话确实可信。可是他收取金钱之后，又反过来说要杀死他，哪里有归还金钱的诚心呢？难道庄生与范蠡果然是因利益而结合的吗？有人说：庄生不是因为贪图金钱而改变说法，而是范蠡的儿子因为贪图金钱而改变承诺。回答说：赦免，是楚国一向的法律。范蠡难道不知道赦免是楚国一贯的法律吗？范蠡认为自己的儿子本来就不应当死，不是庄生的力量使他免死，所以才取回那笔金钱。这是愚蠢小人的细微鄙陋心思，哪里值得责备呢？如果庄生和范蠡是因义而结合，那么取得金钱的信用，难道会用来交换人的性命吗？这样看来，他们果然是因利益而结合，而且连在利益面前保持关系都做不到。旌王宇 王莽窃取并玩弄汉朝权柄，擅自斥退汉朝宗室。当时有名的臣子和士人，身受汉朝俸禄的，满朝都是这样的人。没有一个不回避忠诚而成为佞臣、改变正直而成为邪曲之人，竟没有人敢稍微违逆王莽的脸色。因为平帝能够亲近外戚，王宇便以此谋划，事情泄露而遭受祸患。日休赞扬他说：“像王宇这样的人，真是忠烈之士啊！他不把自己的父亲将取得天下看作利益，而把违背正道当作忧虑；不把自己将成为天子之子看作尊贵，而把过失罪责当作警戒。”唉！王宇的道义，对天地无愧，对幽冥鬼神无惭，对坚贞不移的金石无愧，对光明照耀的日月也不逊色；臣子应有的义理，他全都具备了。然而班氏竟忘了为他作赞辞，只有皮子为他表彰，真可悲啊。斥胡建 古代将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例如穰苴斩庄贾、孙武杀宫嫔、魏绛使杨千受辱，都是这样。像胡建这样的人，担任军正丞；设置御史以后，军中若有奸邪之事，胡建的职责应当据实上报，自有天子的刑法来处理。假如擅自斩杀，那就是一个人的暴虐行为，是对上级官吏的侵犯，也会辱没国家威严；所谓国家威严，在军中就是军法。军正的职责，应当向军帅申明军法，也不可以擅自执行诛杀；正职尚且不可以，何况只是军正丞呢？唉！汉朝不因这件事杀死胡建来端正他的罪过，反而以皇帝诏命赏赐他，真是荒谬。过分正直就接近于残暴地对待事物，过分揭发就接近于擅自执行命令。有了这种人却不能制止，在家中就是逆子，在国家就是乱臣，说的就是胡建。

译白门表 三年秋，徐州的士卒无故叛乱，驱逐了主帅。不到一天，他们就把公私财物抢掠一空。过去有不平之事的士卒，到这时全都投奔了叛军。监管军队的人把此事报告上去，皇帝勃然大怒，命大将去依法惩治他们。士卒中首先发动叛乱的人，前后多次劫掠。其将领名叫银刀，到这时皇帝下令将他们全部杀戮，不得赦免。大将将要到达时，先命令徐州副将说：“银刀一族，无论老幼，强壮的杀掉，弱小的囚禁。”到了徐州所属的各县，便分头聚众捕捉银刀族人，几乎全部捕获。有的杀后悬首示众，有的用刑具拘押后押送。不到一天，这一族便没有剩下的了。有些人假装柔弱、害怕被杀，都依法关进牢狱，共有六七百人，等待大将的命令。军队驻扎不久，皇帝怜悯徐州士卒全都死于其中，认为其中或许有人并未参与叛乱，便将那些一同被杀的降卒交给徐州的内防军。诏书说：“银刀族。”诏书到达时，尚未被杀的人被串连起来，六七百人分隶于数郡。还没到达所属郡县，便在途中逃亡，成为盗贼。四年夏，盗贼推举首领，击鼓缓缓进入徐州，放火焚烧乡里，杀死将领和县令，制使则拘系百姓，劫掠车辆和财物。徐州刺史闭守内城，始终没有命令偏将出兵抵御。盗贼得逞，徐州便被攻陷。四年秋，进士皮日休在白门道上遇到徐州一位年老百姓，他哭着说：“我家世代在徐州富有，子孙继承了这份产业。谁知二百年前以来，竟因徐州士卒作乱，我家的财产已经被兵乱劫掠殆尽，如今只剩下住宅，而且也成了残破的灰烬。” 老人认为，天子命令将他们全部杀掉，而银刀族不过三千人罢了。适逢圣明天子在上，四境没有征伐之事，给他们的属地加重粮赋，却给他们本人丰厚衣食，使他们有的哺养儿子、抚育孙子，直到死也不拿兵器，身体不披铠甲，皇帝对徐州士卒已经很优厚了。如今他们竟忘却皇上的恩德，背叛主帅，驱逐天子所命的大将，残害天子的百姓，这样的叛逆实在太严重了。皇上又使他们中的一半活了下来，如今他们反而成为盗贼，侵扰徐州。先前老人家破亡，只不过失去了财物和产业；如今子孙成了盗贼，妻女沦为盗贼的妻室，剩下的尸骨和残齿，也转眼间没有用处了。唉！上天对数百人施仁慈，却反而对一个郡不仁，难道是说这些话的人错了吗？况且战争之事，即使圣人也不能免除其征伐，即使仁慈的帝王也不能不使用武力。因此叛逆者一定被杀，顺从者得以生存，用来向天下表明并非偏私。往年数万士卒驱逐天子任命的大将，自行树立便利，国家因为不忍心把他们全部杀掉，便听任了他们。他们都成为盗贼而不纳贡，拥有军队而不服从，死了便有人接替，名义上称为藩镇，实际上却是一个州的主人。所以《春秋》讥刺世袭卿大夫专擅享有公家俸禄；连《春秋》所记的小国尚且贬斥而不放任，何况如今圣明天子在上，百官各司其职，万方像鸟雀屏息一样安宁无忧，四方夷狄迅速奔来入贡呢！先前徐州士卒幸而活下来，却成为盗贼侵害百姓，只是使国家受苦；国家没有受到羞辱。若不把他们全部杀掉而赦免他们，便等于让他们自行取得便利。日休说：“这位老人恐怕是尽力而为的贤者吧？我知道如今那些享受国家俸禄的人，未必有老人这样的心意。我的文章幸而以贡士身份进呈却未被录取，列名上书本来不合宜陈述政事，但我想把老人的话作为表章，希望天子召见直言极谏的人时，能够把这篇文章交给他们。” 无项托 符朗著《符子》，说项托诋毁孔子的意图，是认为我们的道将要不能胜过黄老之道。唉！孔子门下被称赞的少年很少，所以仲尼说：“颜家的孩子，大概接近圣道了吧？”又说：“贤德啊，颜回！”赞叹他的道术几乎接近自己，实在不应当有人遮蔽他的贤能。项托的年纪比颜回大不了多少，项托的智慧却又远远不如颜回。难道仲尼当时不称赞他吗？四科之外还有七十子，七十子之外还有三千弟子；这些人只要有一项长处，仲尼从未不称赞他们。难道唯独对项氏要掩盖他的贤能吗？一定不是这样。唉！项氏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也说不清吗？庄周称道盗跖、渔父，墨子称道墨翟、姣婵，难道这些就足以作为事实吗？难道这些就足以作为事实吗！” 郢州孟亭记 明皇时代，诗文声律大多形成了建安体。评论者推举李翰林、杜工部为其中最突出的人；在两人之间，能够不感到惭愧的，只有我们家乡的孟先生。先生作诗，触景生情便进入吟咏，不刻意搜奇猎异，却能使那些局促浅陋、束缚人的句子，含蓄流动而有凌云之气。这就像公输氏本来应当精巧，却偏偏不显得刻意精巧。北齐人赞美萧慤有“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先生则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乐府诗赞美王融有“日霁沙屿明，风动甘泉浊”，先生则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谢朓精妙的诗句有“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这些诗句与古人争胜，几乎没有丝毫差别。他还有许多被称道的作品，不能全部列举。唉！先生的道德学问还需要说什么呢？若说他贫穷，那是把天爵存于自身；若说他死亡，那是凭文章获得不朽。作为士人的道路，也已经达到极致了。先生是襄阳人。日休也是襄阳人，既仰慕先生的声名，也曾亲眼见过他的容貌。仲尼思念文王，便爱吃昌歜；七十子思念仲尼，便把有若当作老师。我在先生身上看到了这种感情。有人说：王右丞曾在郢州的亭子里为先生画像，每每有前来观赏的心愿。四年，荥阳郑公诚出任本州刺史。我将要前往江南，便把船停靠在岸边去拜访他；果然因为文章受到尊重，于是可以纵情观看先生的画像。此前，亭子的名称取自先生的名讳，郑公说：“哪有把贤人的名字用作供仆役奔走、早晚在刺史面前称呼的呢？”于是命令改用先生的姓来命名。日休当时正在宴席上，便说：“《春秋》记载纪季公子友、仲孙湫的字，是为了尊重他们；所以记名是贬抑，记字是尊贵。何况用贤人的名字题署在亭子上呢？”君子因此知道郑公喜爱善人的深厚。积累百年的弊病，一旦就此革除，那么百姓的弊病也就可知能够革除了。见到善行却不记载，并不是圣人的心意。宴席已散，食器也撤下了，我站起身来写成这篇文章。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记。”

译通玄子栖宾亭记 距离彭泽以东十里有一座山，幽深的水源和隐奥的地方，号称富阳。处士李中白隐居在那里。五年冬天，我与中白分别，岁将满两年；从淝陵来到江左，便借机到这里访寻他。到了他门前，车马还来不及停下，我便觉得眼明神旺，恍恍惚惚，仿佛进入了异境。诉说分别以来的事情，尚未说完一句，便只为他能得到这样的处所而高兴。树木秀美胜过灵芝，泉水甘甜胜过醴酒。雨后山峰倚着天空，像碧色的笔扫过白色的屏障，色泽鲜明而温润。溪水潺潺，源头内部仿佛风箱鼓动，涌出琉璃般的清液。石头中有奇异的，突出而闯然，好像将要变成人形。鸟禽有翅膀的，啾啾作声，仿佛将要被上天驯服。每当空寂的斋舍寥落无声，寒月正当中天，松竹交相发声，那纯正的声调和高雅的声音，即使笙师吹奏竽管、邠人击奏箫管，也不能超过它们。更何况还引白云来作登堂的伴侣，结清风为入室的宾客。这样的情趣，真是生来从未见过的。中白所崇尚的全是古道，因为与时势不合，已经隐居在此境，准备一直到老。唉！世上有实行君子之道而隐居的人吗？如果有，那么这个地方也不足以留住我的中白了。从前我和中白有一同隐居湘山衡山的志愿，中白因为与时势不合，已经实现了本心；我却因为寻求成为计吏，不能实现早年的愿望。如今到了这个地方，一说到名利，便觉得如芒刺在背。宾客前来，行程不超过彭泽县；彭泽县距离这里十里，能够到达这里已经不容易了。既然早晨把宾客请来，难道能拖到中午还不款待吗？中午还不款待，难道能拖到晚上吗？那么等待宾客的地方，不能比这里低矮简陋。于是把卧室扩大，向西百步修筑了宾亭。把房屋分成两间而共用一座屋檐，并且说：“宾客将要苦于暑热，我就替他遮蔽屋檐；宾客将要苦于寒冷，我就把窗户做得幽深避风。”工程完成后，鱼肉干鲜等馈赠、酒器酒宴的费用，即使比从前增加一倍也在所不惜。工程始于咸通二年秋八月；五年五月，中白在这里留我住宿，并且多月以来请求我为亭子作记、命名。我推辞不能，便说：古代有崇高隐逸、特别超绝的人，尚未受到爵位任命，敬重他们的人便用他们的德业作为称号，玄德、玄晏就是这样。学问高深、品行远大，称为“通”；志向深远、道术宏大，称为“玄”。男子通称为“子”，请以“通玄”为你的名号，以“栖宾”为亭名。唉！了解我的人不会说我是谄媚朋友了。五年五月初一日记。《文薮》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文薮》卷八，唐代皮日休撰 杂著 《正尸祭》；《读韩诗外传》《题叔孙通传》；《题后魏释老志》《题安昌侯传》；《赵女传》《何武传》；《鄙孝议上篇》《鄙孝议下篇》；《内辩》《正尸祭》圣人知道活着的人要使祭祀之事完备，侍奉死者则不能满足其思念，所以制定生者的礼制来象征死者，以穷尽这种思念。尸是生者的象征，用来极尽敬意。礼制足以维持原有规范，就不应再增加，增加便会产生弊病；足以增加，就不应有所缺失，缺失便会懈怠；足以缺失，就不应废弃，废弃便会混乱。因此祭祀时在宗庙中设置尸：君王迎接尸，有拜礼，有献酒礼；尸又回敬酒，以此树立如同对待生者一样的敬意。如今考察唐代礼制，皇帝迎神降临而拜，象征安置尸；从神那里接受福祉，象征尸的回敬。唉！唐朝拥有天下，教化流行三百年，礼典如此显赫，难道不能超过汉、魏，守住周公、孔子的礼制吗？所以说：不应无故增加，增加便会产生弊病。礼文中没有灌盥的仪式，汉、魏以来却增加了它。足以增加而不应缺失：周官所说的射人，祭祀时辅助射牲，君王亲自射牲；汉、魏以来，却只用牲畜的毛和血作为祭品。足以缺失而不应废弃：古时屈到爱吃艾草，屈建便进献艾草，说的就是这种礼意吧？不合礼制的，是梁氏祭祀只用蔬食。唉！读汉、魏以及梁朝的史书，各代都没有这样的人，难道忍心让礼制的弊病、懈怠、废弃和缺失连续到这种地步吗？难道是上天使它如此，等待我唐代的人来补正失落的典礼吗？由此看来，宗庙祭祀设置尸，不应当废除。”}], 《读韩诗外传》《韩诗外传》说：“《韶》乐使用干和戚，不是最高的音乐；舜娶了两位女子，不是通达的礼制；分封黄帝的十九个儿子，不合于法义；到田间耕作而号哭，没有完全遵从天命。”日休说：“韩诗的文章违背大道，实在太过分了！尧、舜时代，只是努力用道德教化天下，天下和乐融洽，像一家人一样。他们的教化虽然达到极致，制度却还没有完备，怎么可以用超越礼制来责罚他们呢？如果因为《韶》使用干戚，便说它不是最高的音乐，那么颛顼的八风、高辛的六筮也不能制作了；如果因为舜娶了两位女子，便说他不合通达的礼制，那么尧的时代礼制尚未确定，就不应责备舜，这样说反而合理。若说分封黄帝的儿子不合于法义，那么丹朱、商君都没有封邑，便只是平民了。传说说：‘贤人的子孙一定有土地。’又说：‘公侯的子孙一定恢复祖先的地位。’贤人和公侯的子孙尚且不会被废弃，何况有熊氏的道德冠绝五帝，教化施行于千世呢？如果说舜到田间号哭没有完全遵从天命，那么舜的孝道就不是天性；除非号哭，谁能知道他的孝呢？这样我恐怕舜对尧的命令也不会完全遵从了。唉！韩氏这部书，难道是诸子百家中尊崇我道最彻底的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将暂且不作评论。” 《题叔孙通传》古人所说礼制不相袭用、音乐不相妨碍，为什么呢？并不是那个圣人、这个圣人各不相同，而是因为各自较量功利的深浅；礼乐不相妨碍，是为了彰明文治和武功的优劣。因此三王相继兴起，五帝不断更制作法，夏、殷改变制度，文王、武王交相继承。它们的礼制文饰光明显著，好像两轮太阳争相照耀，又像百川奔流汇注。然而仍有周公加以删定，仲尼加以校正。凭周公那样的才华和美德，难道后世会没有这样的人吗？于是有了仲尼。仲尼以后直到今天，希望其道德如颜回、闵子骞，其文章如子游、子夏的人，已经很少了，何况圣人呢？所以后世制定礼制、创作音乐，应当以《周书》《孔策》为标准。汉氏受命之后，礼制败坏，文饰毁弃；当时没有圣人，勉强安排仪式、建立礼制，却不与圣制相袭合，是妄为。国家的大祭祀，不超过郊祀和宗庙祭祀。汉朝受命之后，郊祀只停留在五畤祭祀，难道礼书不是说‘在郊外兆祭五帝’吗？宗庙只停留在昭灵园，难道礼书不是说‘天子有七庙’吗？叔孙通却不替汉朝匡正郊祀、建立宗庙，不去除秦代不合制度的做法，也不讨论昭灵园的不合礼制，反而急切于朝会仪式，使汉天子只能在形式上尊高祖，自己不能举行郊祀，享受祭祀也不能达到七庙。”},{ 唉！叔孙通制定制度、删定礼式，难道不是以圣人为标准吗？还是因为汉朝刚刚脱离水深火热，正要停止战争兵械，所以想另行改制作法吗？还是因为不明白坛墠的位置、禘祫的仪式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商汤讨伐桀、周武王讨伐纣的制度也就可以知道了。唉！不明白古代制度，只知迎合时代变化，君子是不会这样做的。这说的就是叔孙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