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江湖长翁集》卷二十七宋陈造撰劄子

译钦定《四库全书》《江湖长翁集》卷二十七，宋陈造撰，札子 《上王参政札子》我愚钝衰老，没有一丝长处可说，却承蒙相公特别知遇，早晚只想着古人为知己效报，有时用德行，有时用事业，再其次还可以用言语；用言语报答，已经是下策了。然而万一其中有可取之处，也不算辜负长者；即使没有可取之处，也略微寄托了报答的心意。我对某官所能效劳的，只有言语，何况某官刚开始参与政事，仰承两宫的托付，俯答天下的期望；施政的规模在于自己，事情的发展在于天下，这些必定已经在胸中确定，只是聪明才智之间或许偶有未及之处，像微尘滴水一样的好处，若能稍有补益、供您采择，又怎能不加以留意呢？加以留意，就是为了处理事势、确定自己的施政规模，也是一种帮助。因此我任意直说，没有时间详究其中的条理，只请某官自行择取。今天某官最先要做的事，没有比培养重臣声望更重要的了。国家没有重臣，就像船没有锋利的桨，只能在平静水流中随波而行，没有风涛的危险，姑且可以安稳；既然要乘船，就要渡过急流巨浪、抵御狂风，难道能没有准备吗？古代治理国家，在仓促危急的时候，安危的关键只在反掌之间；而重臣能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使奸雄有所畏惧，也使人才有所依靠、归附，从而发挥自己的力量。到了这时，才知道国家不能没有重臣；而重臣的声望应当平素蓄积，不能临时求取，应当从德行、义理、忠诚、节操方面求取，不能只看才干。平常无事时，天下人的心都系在他身上；一旦有事时所依赖的，正是平日所系念的关键。某官凭借高明的资质，又有正大之学相辅，直言危论，天下都在传诵。凡是您同僚之间争论曲直、在天子面前争辩是非的事情，中外都已经知道；而且您天性刚直，廉正自守、操守清洁，早已载在士民口中。天下人希望您辅佐政事，果真辅政之后，又说您将成为宰辅。我近来听淮浙人说，朝廷不缺直臣，我们还有什么忧虑？我认为，这种声望可以通过长期积累、自我修养而取得，不能强求而来。所谓重臣的声望，关键就在某官身上。我私下希望某官更加推行徇国爱民之心，更加谨慎地遵守端正内心、约束下属的根本；做事只为贤能之才考虑，不要为亲旧、门生、故吏考虑；应当以功名不朽自期，不要以富贵安逸自我局限。不是人才就不推荐，是人才就推荐；推荐了还不能进用，就不停下来。事情拖延不决的，不要放在心上；关系到利害的，不能停办，不能停止行动。要使您的平素节操，在上使两宫更加信任，在下使天下人更加心悦诚服。如果这样，无事时可以持守国家的治理体制，有事时可以掌握成败的关键，天下很久就不会有意外了。若说一定不会有可忧虑的事情，那就不是长远谋划；承担这种责任的人，除了某官，还能寄望于谁？其次，希望振兴整顿风俗。风俗不好已经很久了，不应只治理它的末流，而必须追究源头。源头的发生不能没有偏差，应当顺着这种偏差加以治理，或许还有挽救天下局势的办法。上面想要有所建树，下面有时就一定会矫饰高亢、苟且求免；上面想要崇尚宽大，下面有时就会流于欺骗、侥幸。想有所建树，就必须振作纲纪；崇尚宽大，就必须施行恩惠。这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可是这种风俗有时流于败坏，所以不能不加以治理。国家面对百姓，务求宽厚，舍弃苛细，施惠布德，长期浸润涵养，不断增加。小人习惯于所见所闻，没有不欺骗蒙蔽以谋求私利、妄图侥幸而胡作非为的。如今治理百姓，表面上多近于姑息，反而掩盖了崇尚宽大的实质。宽大本来不是不美好的名声，但宽大的弊病却与过于严厉相同。姑息的弊病，与拘束得过分、苛察得过分是一样的；弊病已经持续很久，渐渐显露出来，上下都已经厌恶它了。只是因为宽政有美好的名声，不容许有人从中挑剔，所以说到这些，便有刻薄浅薄的嫌疑，士大夫也不敢谈及。这样积累下去没有止境，危害将难以挽救，只是现在还没有显现出来。一旦不幸发生水旱、盗贼等意外警变，再来谋划就晚了。我希望今天施行政事，使天下人知道：杀人者必死，犯罪者必受刑，受宽赦者必有所偿还；坚持这样实行数年，侥幸之心就会渐渐平息。那时有可以给予的，百姓感恩一定很深；没有可以给予的，也都会安分守己、竭尽本分，不再有无辜者受到冤枉压抑的怨恨。这样风俗可以逐渐端正，治理的方法也容易施行；否则，我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又逢新天子即位，首先让天下人进言，是很盛大的举措。我想，其中必定有不少空泛无据的话。空泛的话确实不能采用，但对当时的政事没有害处；宽容并收存它们，正好彰显我君与朝廷恢宏宽大的德量。然而如果说其中全没有切合时务、可以采用的话，恐怕就是过分冤枉天下人了。诚心希望启发圣主，采纳其中三五条切合时务、可以实行的意见，给以丰厚赏赐，或者补授初品官职，以振作敢于进言的风气。国家像大海一样包容、像春天一样养育，恩泽遍及天下；愚钝幼稚之人拜谢官职而离去的，不知有多少，而对于那些怀有才识、沉沦隐约的人，授官数人，却说恐怕滥授，这为什么厚待那些人而苛待这些人呢？不过，今日进言论事，大体主张在于革除弊病，不在于兴办财利；在于斟酌采用中和通达的制度，不在于过分刻薄残害。谈论财利的人，主张节省，而不是说要生财；谈论军务的人，主张先治理自身，而不是说要建立奇功。朝廷对于这些意见的取舍，应当在这里确定为一定的方针，然后根据是否合宜决定采用或不采用。又僧道造成的祸害太盛，不能不抑制它的势力；关于禨祥的妖妄已经有萌芽，不能不截断它的根源。无名无额的庵寺可以合并的，就合并；寺观中户口断绝、可以接续却不接续的，也应设法救济。眼下停止发放、出售度牒，是从某官参与政事开始的；若能坚持二三十年，暗中就会使僧徒逐渐消失，这就是救治之道。长期以来，都城内外创设庵寺来供养淫乱僧人的，不知有多少。过去李寿翁任京尹时，奏请登记这些庵寺，改作百官住所，防止这一弊端，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这样既可以减轻临安租赁房屋的费用，也可以杜绝僧俗杂居混处的弊病。只是权贵认为不便，防禁没有实行，有识之士至今还追悔惋惜。此事在今天正可以举行，也希望某官留意。或者在侍奉圣上、参与议论的空隙，有可说的就说出来；至于祈求禳解的事情，只要经书中记载，借此寄托为民的心意罢了。不要像今天这样，动不动就拿佛、道二氏来作说辞，祈求福寿，又为将来的天堂地府打算。某官不要认为这些事空泛，即使没有明显危害、费用也不太多，就不足以损害政事和风俗。

译大概因为以斗旗来验证，结果不得不文饰成五种利益；黄龙出现偶然应验，接着便有玉杯之诈和逆乱之谋。近来方士服用丹药，开始时也一定有些小小的功效，用来逐渐深入人心。假使今天僧道中那些施行方术、妖幻的人使用这些法术而没有应验，祸患还算小；万一事情偶然如同所祈求的那样，才是最大的不幸。某官不能不把它放在心上，在谈笑议论之间加以纠正，明白说出它没有益处，这才好。唉，怎样才能使天下士大夫闭口不谈老子、佛陀，彻底不去做祈禳、祸福之类的事情？内外渐渐习惯于此，谁不会萌生奇邪的见解呢？小儒尚且知道深深忧虑，大君子难道反而不加防范吗？又两淮地区是国家的北门，当地百姓都是过去遭受蹂躏践踏的遗民，然而风俗淳朴，土产中还保有中原的气象。近来南北混杂相防，防备不如从前，而士大夫既不了解当地风俗，又不懂南北双方的真实情况和虚伪情状，却立说以巩固宠幸、求取荣华，兴起的事情接连不断，淮民因此更加困弊。前些时候徐子寅在淮东创设屯田，名义上是供养归正人员，却急于增加人数；南北各地的人纷纷聚集其中，一群乌合而又没有根基的人一旦聚拢，气势自然合成，而徐子寅又曲意庇护他们，平民畏惧他们如同豺虎，官吏也没有谁敢过问。丰收的年份没有几次，而需要赈济借贷、费用不可计算的年份却没有一年空缺，祸患直到今天仍然炽盛。后来议论者又请求在淮西屯驻军队，却不知道军队尤其不能从事耕作，反而更加侵害百姓。如今淮民的幸运，是上天的听闻十分谦下；淮西屯田已经停止，官吏百姓如同除去疾病，像汗刺扎在肌肤上，如今已经捐弃了它。然而淮东的祸害，还没有人说起。也希望某官把它放在心上，乘空进言，为皇上说明，断然停止它，以慰藉淮东百姓。有人说，屯驻淮西的是军队，停止后可以归还军营；淮东的人停止屯田后又归向哪里呢？这也不难：可以根据他们所耕种的田地，把田地赏给他们作为产业，使他们与编户齐等，隶属于各县；一二年的田税，也减免他们输纳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凡是官府为屯田而设置的机构，一概裁撤。然而那些浮浪无根的徒众，本来借屯田的势力来控制民间；一旦失去势力，其中极其无赖的必将逃走。不过这些人去留，对大局没有什么损益。他们在家不能耕种，出外不能作战，只能侵凌编户、轻视县吏。把无用的人收来，像骄纵儿子一样供养，还想把他们联结起来加以留住，惴惴不安地害怕他们离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在三代之时，正属于应当诛除铲灭的对象，难道还可以挽留他们、依靠他们、使用他们吗？也希望某官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有机会就进言，请求停止它，以作为淮东的幸运。又淮南战守的谋划，筹划者大多没有掌握其中的规律，因此耗费钱财、劳苦百姓，使敌国轻视我们，并使淮人疑惧敌军侵犯淮南，这种情况已经有很多次了。只有淮人熟悉其中实情，其中有见识的人可以同他们讨论最恰当的方略。不可不考虑的，是敌众我寡的形势；不可不通晓的，是攻城和野战的计策。敌军骑兵来时，有时聚为一路，有时分为两路，而我们却无处不设防。敌人不过一两路，所以总能集中兵力；我们却因为无处不防，必须分散兵力，能防守的地方自然不少，所以修筑城堡很多。敌人还没有来，我们已经先把自己困弊了；敌人来时只打败我一处，其他地方就已经胆寒。过去我们修筑城池的费用，不知有没有尽头，随修随坏；等到临事之时，又有什么可以凭恃？扬州城已经有二十里之大，如果受到敌军攻击，没有几万人就不能支撑，却又新建小堡。万一敌人依仗人数众多来攻，我们能把兵力分成两路吗？我们能同时守住两处，难道敌人就不能同时围攻两处吗？这真是儿戏般地欺骗君上到了极点，实在可笑。瓜洲距离扬州五十里，瓜洲有城，扬州的兵难道肯为必死而战吗？这大概是为了惩戒辛巳年刘锜的失败，借口于“洗脚登舟”的说法。人处理事情，如果每次只因受到惩罚就改变谋划，最终便没有一定的计策；执着于古人的一句话，动辄据此当作法则，则泛滥得不可胜数。难道他们知道建炎年间敌军骑兵渡过淮河时，未曾把攻城围城作为主要行动，而我们也未曾依靠城池防守来争胜吗？敌军凭着旺盛气势冲突前进，我们却因畏惧怯弱而望风逃跑；自从张、韩诸将开始，才知道避开敌军锋芒，等待它衰弱，然后乘势攻击。敌军开始有了很大顾忌，和议也因此成功。如今修筑某城、创设某堡，役使已经疲敝的百姓，耗尽所剩不多的财力，来填补没有尽头的深渊。平时无事，在君相面前聚米、借箸筹划，真像是可以听从的；一旦敌人到来，敌军集中而我们分散，敌众我寡，敌勇我怯，结果只是弃城逃走罢了。绍兴以来，诸将常常采取这种做法，淮人嘲笑讥讽，他们也不顾；反而安然把它当作讨好皇上、巩固职位的工具，这是什么缘故？我独自认为，敌人想要出动时，它来的兵力多少、将领如何，我一定要先知道。如果敌军以大军侵犯我方，在我方防区内，必定实行清野，必定集中屯驻；屯驻分成两处或三处，坚守营垒不战，使它的军队疲惫，明确知道可以乘机，然后再乘势攻击。如果不能这样，就不要出动。敌人没有达到目的而退兵，事情也就结束了。否则就分兵屯驻防守，像前一天议论者的计策那样，不能辨明虚实而贸然交战，只希望侥幸取胜，那就困难了。若只是小规模的侵扰，就沿淮河聚屯三五处，我们以静待动，不争小利，慢慢制服它，也不难。依我看，扬州大城以及和州、合淝以外，可以暂且停止营垒修筑，以使百姓休息、节省财力。一旦有警，应随敌军大小、坚弱而定，务必采取集中屯兵、坚守不犯的计策，实行清野以待，不轻率追逐求利。这样如果敌人还不畏惧，仍然继续前进而无法抵御，我不相信会像前些日子那样。古书说：耕作要问奴仆，织布要问婢女。我是淮人，考察古今，似乎也比较熟悉这些事情。然而我把这些话说给士大夫听，他们从未因此改变看法，时间久了我自己也怀疑是否疏漏。可是屯田刚设置时，我已经能够预见它后来必然发生的情况；后来果然全如所料，我又怀疑自己的见解未必都迂腐、不切实用。假使万一我预料到尚未发生的事情，或者事情已经如预料那样发生，却放在心里不说，那么我也会自惜自愧，终究对世事没有益处，所以不忍默然，把自己的见解献上。希望门下试着推究我的说法，也许其中有合宜之处；即使不然，也希望借此提醒您防备自己的不足。其中如果有可取之处，今后还会有人继续向门下进献意见。上呈赵丞相的札子

译我近来在您座侧承受接见，向您询问淮民休戚利害，反复从容地交谈，得以详细领受您的意见。这与周公吐哺握发、魏相延请属吏询问的事相比，也不愧于古人。您又答应让我再次进见，我便告辞归去。我心中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冒昧把意见说完，可以吗？起初并不敢自信一定正确。淮南的楮币不通，百姓极其困穷。大体上那里只有农民而没有商人：丰收之年有米麦却没有货物，荒歉之年米麦和货物一起断绝。两淮之地北邻强敌，东西二千余里，南北四百里；这是国家高墙深垒、一天也不能没有的地方，难道可以坐看它困苦憔悴、号哭怨恨，而不加治理吗？先前说铁钱不能向南流通，那么官府的纸币必定也不能向北流通。江州等沿江州县暂且可以通用铜钱，也可以规定一定比例，允许三分或五分通用。这道命令早晨实行，到了晚上这种弊病就会减轻。议论者说：譬如人的左半身已经生病，难道还可以再让右半身生病吗？我认为，江北铁钱也是国家的财宝，怎么会坏到这种程度？如今淮人所受的病苦不在于使用铁钱，而在于没有官府纸币。铁钱在沿江地区仍然可以流入淮南；在江南纸币轻贱、钱币贵重的时候，用铁钱来救济，正好有利于百姓，又有什么害处？议论者又说：铁不能储藏，不能同铜钱相比。如果铁钱能够使用，铜钱就会全部藏在富家。我又说：按照常情，人对于钱，只要有余就会储藏，本来不取决于是否使用铁钱。假如我住在内地，有余钱百千，就会盘算着储藏百千；有余钱千缗，就会储藏千缗，以备缓急，留给子孙。何况编户百姓，难道可以阻止他们储藏，又防备他们储藏吗？如今铜钱日益减少，难道是因为铁钱的缘故而被藏起来了吗？议论者又说：铁钱过江以后，私铸会更加多。我则说：是否私铸，在于郡县奉行禁令如何，并不取决于铁钱流向南北。法令禁防稍有松弛，即使不越过长江，也一样会私铸。利弊明明可见，而议论者却过度忧虑，因而得出那样的结论。不过我深深忧虑的，是不能让淮民怨愤困苦，不能不保全爱护淮地。这件事的利害，我不敢把自己的忧虑充分说尽。责任全在朝廷，救治它必须像拯救溺水者、为受害者复仇一样，才算可以。事情虽十分明白，但议论者往往置身利害之外，所以才有这样的异说。我地位低微、言语轻浅，哪里能使朝廷改变呢？万一意见不能听从采用，退一步说，至少可以实行两总领所已经实行的解钱、交子二分之令。沿江各州所发的上供钱，也可以另行拨出一部分。这样就在沿江津要之处设置三五个机构，委任清廉而不扰民的官员；官府发出的楮券、交子以及收得的铁钱所换交子，集中存入总所，铁钱则交给提转司管理。交子和铁钱存放在官府，如今虽然没有用处，但淮南每逢丰年、米粒狼戾的时候，地方官往往封闭粮仓、低价买粮。如今荒歉到了极点，必将迎来丰收；那时就可以用现在积存的铁钱和交子，提高价格收购米粮，储藏起来作为军粮，或者作为水旱灾害的储备。这是较次的防备办法，也许就在这里。这样铁钱会稍微贵重，官府纸币稍微增多，淮民就可以稍稍苏息。否则束手旁观，就是毫无防备。有人说，现在可以仿照蜀中的旧例，下令两枚铁钱当一枚使用。我认为这是最不可行的办法。今天铁钱果真太贵重，这个办法或许可以暂时实行来救急；如今铁钱已经轻贱，却又再使它贬值，正是以水济水。并且官府和百姓眼下都要折损一半价值，百姓一定会有因无法偿还而自毙的；像宣政年间，官府所有铁钱有一二万、或一二十万，如今平白损失一半，难道他们不要求偿还就肯停止吗？而持有官府纸券的百姓，还要按一千五百铁钱才肯兑换一张纸券；若两枚当一枚，就是三千铁钱只能换一千价值的官券，立刻就会陷入狼狈。如今如果说我禁止这种兑换，只准二千铁钱换一张，那么既然可以禁止实行二兑一，今天为什么不禁止一兑一呢？百姓正处于急迫之时，即使拥有纸券，也会高举请求，唯恐官府不给；这种禁令根本无法实行。制定法令制度时，应当考察民情；民情所不喜欢、不便利的，法令就会受到阻格，古今都是如此，并不只是今天。所谓淮地战守的计策，战事固然不能预先断言，但防守一定有确定的议论；确定的议论在于审察敌情究竟如何。敌人凌辱暴虐淮南已经多少次了？却从未真正攻打我们的城池，而议论者纷纷都说某处防地可以增筑，某处应当修补加固，耗费财力、劳苦百姓已经有好几年了。一旦有警，就把这些城池弃置不用。我生长在淮南，熟悉听闻敌人的情况；敌人攻取我方郡县后，一定会拆毁城墙、设置营寨，从来不肯安居在城中。我们所守的城，敌人从未轻易攻打过；只有赵立守山阳、魏胜守岣山时，敌人竭力进攻。然而敌军只是在楚地受挫，却在海上大败，大概是因为兵法把攻城列为下策；攻城时修楼橹、轒輼，历经年月，像蚂蚁一样攀附进攻，士卒死去三分之一还不能攻下，这是孙武深深告诫的，敌人对此知道得很清楚。不过这两座城之所以一定要攻，是因为实在迫不得已。赵立守楚州时，当时淮南全都已被敌人占有，敌人因为赵立在，仍不敢渡江；况且出动全部军队攻取一座孤垒，连几千乌合之众都不能战胜，怎能让部下容忍？岣山过去也曾属于敌人，我们夺取后筑城，敌人愤怒而必定设法夺回；然而敌军在楚城下死伤不可胜数，岣山失败后尸臭腐烂数月。除此之外，再没有听说敌人发动攻围，这就足以证明孙武所忌讳的事情不可轻犯；也不能说敌人没有人才，他们不肯舍弃自己的长处、去触犯自己的短处，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不了解敌情，却总是使自己陷入困境。筑楚州城、筑六合城、修天长、修高邮，财力已经耗尽，民力已经疲惫；议论者所说可以防守的地方，仍然纷纷不止。这就像伸展猿臂来守护自己的土地，似乎还可以；却不知道把各处屯兵连接起来，正是自取失败的道路。古人利用敌人不争夺的地方来牵制敌人，使敌人疲惫；如今我们却夺取敌人不争夺的地方，急急忙忙使自己疲惫，可以说懂得兵法吗？兵法说，兵少贵在集中，兵多贵在分散。兵少而不知道集中，就会像荆州分成三处，恰好成为黥布的诱饵；兵多而不分散，就像新莽之昆阳战役、苻秦之淝水战役一样。我们的兵力并不少，但与敌人相比却不算多。为我们谋划，万一边境有事萌发，有两件事不能不警戒：一定不能轻率交战；有两件事不能不谨慎：一定要清野，一定要集中屯兵。扬州、合淝以及和州，是我们集中屯兵的地方；兵力却不能妄自分散。百人分为两处，就变成五十人；分成三处，就更加少了。彼此遥相观望，气势不能合一，失败的可能有十八九。兵法说：“避开敌人的锐气，攻击敌人疲惫归来的时候。”用兵的要领，没有超过这一点的。听从议论者的话，敌人一动就跟着动，遇到敌人就交战，这正是敌人祈祷求之不得的事，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译野战正是敌人的长处，而攻守之间有劳逸、客主的不同，难道不值得考虑吗？只是军队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兵法把这种地方称为散地，是说人有所依恃，都有逃跑的念头，这是兵法所忌讳的。如果不预先筹划而轻率交战，或者见到小利便轻举妄动，必定会受挫于敌，这是毫无疑问的。过去三位统帅制服敌人的情形，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开始时多次失败，实在是由于轻率交战；后来颇能了解敌情，敌人来时就清野、集中屯驻在要害之处，军队不妄自分散。清野使敌人没有物资可取，军队不分散使气势合一，敌人便有所顾忌。敌人来时我们暂且小退，敌人离去时有时追击，因此能够使强敌厌倦战争而请求和议。如今不效法三位统帅，却相信酒席间谈论的所谓权谋，来确定驱逐扰乱、平定纷乱的不可依恃之计，我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有人说：“长淮也是我们的险要，可以凭借它同敌人作战。”又有人说：“谢玄用八千兵打败苻秦百万大军，臧质守孤城，魏武帝也不能攻下。”这些说法都没有看到事势，也不知道用兵的大计。人们看到盱眙以东淮水流动不息，就以为它是险要，却不知道它的上游到了冬天可以让战马涉水而过。建炎二年，金人到达淮河边才三个月，就已经在长江饮马了。绍兴十一年，韩侯收复濠州，战舰逆流而上，兵员和百姓都不缺乏。不久敌军骑兵到来，从两岸夹攻，箭石如雨而下，幸亏借助水流才退去。稍微迟一些，敌人用车运送木枝来堵塞淮河水流，已经在道路上堆积如山了。后来又稍稍向东，左岸没有敌军，于是才得以解围离去。韩侯是勇猛的将领，他的军队强壮健康，远非今天可比；当年轻率交战尚且不能取胜，今天的军队比起过去如何？今天有像韩侯这样的将领吗？所以，凭借淮河作战，是不可轻信的说法。按照兵法的通常原则，敌人十倍就包围，五倍就进攻，兵力相当就交战，兵力少就逃走。又说：“小敌坚守，就会被大敌擒获。”像谢玄以极少兵力战胜强敌，这是古今侥幸取胜的事，不能拿来作为常法。臧质保全盱眙，也是古今侥幸免难的事，不能作为通常办法。背负几十斤东西快跑，普通人都能做到；乌获能够轻松举起千钧，是人的特殊才能。切脉察色，推知疾病证候而投药，普通医生也能做到；华佗剖割脏腑、除去宿疾，却是特殊本领。军事关系国家存亡，我不敢拿这种变例来说。臧质守盱眙，是魏武帝疲倦而退兵罢了。合淝战役，李卫公认为不是谢安善于用兵，而是苻坚不善用兵，这正是古今确切的评论。苻秦穷兵黩武，二十年间没有一天不役使百姓，又完全没有政治，百姓和夷人杂处而遭受蹂躏。想来苻秦百姓思乱已经很久了，实在太久、太严重了！驱使怨愤的百姓远离江淮，形势极其不顺。朱序传话说，敌军轮番而来，将不可抵御；如果合并兵力进攻，可以迅速交战将其击退。由此可见，百姓并不愿意为苻坚效力，确实是苻坚不善用兵。谢玄的防守，实在是由于上天的幸运，不仅李卫公知道这一点，当时久经战阵的人也不敢断定一定能够取胜。否则，桓冲难道会对此茫然无知吗？为什么不看看蔡谟劝说庾亮的意见呢？庾亮北伐的计策，如果让他面对苻秦，未必没有功效；不幸遇到石虎，双方的技巧和作用就不同了。北伐虽然正当，但偏师推进后，诸将败退，邾城不能守住，使石虎的军队南下，谢玄能承担这个局面吗？他不成为毛宝一类的败军之将，已经差不多是万幸了。平时谈论军事，不考虑兵家的常法，动不动就举出侥幸的万一，这是借口过错。否则，王君廓以十三名骑兵击退二万敌军、赵子龙退却魏兵、刘玄德称一身都是胆，都可以拿来作为法则了。他们都是万不得已，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转败为功的情况。如今让诸将一旦临事，或许可以希望有人继承前人的武勇，但这种办法不能作为常法，只能姑且作为谈论而已。那么我所说的，就是一定要清野，一定要集中屯兵，绝不能轻率交战；城已经筑好的不必再毁掉，已经修好的不必增加，随坏随修罢了。只要有足以抵御敌人的人，两淮边疆事务的大计就在这里。南渡以来，值得效法和警戒的，也不外乎这些。至于安抚淮民，就在于监司、守令；而监司、守令又取决于朝廷，要向他们表示安定、不扰民的意思。有害处的事情要先审察再举行，有利益的事情要兴办，却不要急于求政绩，也不要迫切希望得到赏赐；一举一动都要谋划不可毁坏的长久办法。昨天赵侍郎主管淮东漕运，因百姓请求而讲求兴修水利。我所说的高邮斗门、石坝，举出其中一二处来看，它们所用的木材、石料、石础，都是蒋发运建造的，坚固优良，不可移动。他感叹不已，说后世怎么能够赶得上这样呢？于是退下储备木材石料，规划长远的谋略。石坝因为事情中途停止，所以今天人们急于上奏报功，枉费财力，随建随坏的情况，就值得引以为戒了。我是淮人，出身田野，完全知道淮民的休戚。我年老了，对世事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朝廷更加留意淮地，赶快收揽民心，以加强国家北面的屏障。某官万一采纳其中一条，使淮人得到幸运，就是我的愿望。是否相信在某官，事情轻重却关系到淮民是否幸运。况且这也是国家不能漠然置之的事，冒犯尊严，惶恐无地自容。周枢密札子【前文残缺】如果于是举兵而行动不当，骨肉之间互相猜疑离间，必定会彼此窥伺争斗。两虎相斗而没有决出胜负，我们就不得安宁，只能保守边境而已。河南的事情，也可以慢慢商议。假使他们举事而内部没有间隙，那么我们的忧虑才刚刚开始。为什么呢？他们恐怕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意图，便会从我们这里夺取土地；从我们这里夺取土地，两淮就危险了。先前伪齐曾经采用过这种做法：资助他们兵力，惊扰我们的边境。他们即使失败也不以为耻，而我们却不能屡次交战。他们坐看燕京，或者被我们打败，或者能够困扰我们，无论哪一种，都与他们自身的休戚无关，足以令人寒心。所以说，上天让他们放弃疾病，究竟还不可知。虽然如此，仍有可以说的地方。他们既然彼此猜忌，就一定不会增加兵力；兵力不能增加却妄自举事，也会被百姓劫持，中原必将不堪忍受，豪杰便会乘着间隙寻找机会。或者他们没有谋略，却增加兵力，那也不是他们的利益；未必能在我们这里得逞，反而可能因此萌发反噬他们的计谋，这又是不可预知的事。在这三种不可预知的情况中，总之将来利害吉凶，也许就孕育在两个幼小势力之中。如今我们必须预先谋划不可战胜的办法，因此边疆之事应当赶快筹谋并详加讨论。请让我接着说保全两淮的大略；前面所说的，只是根据情势推测而已。

译事情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不敢断定。即使不敢断定，淮南长期以来遭受兵祸，何时再临也不可知，总之不能避免。保全淮南没有别的办法，一定要清野，一定要坚固营垒，一定不要轻率交战。如今凡是说守某城、据某地的，多数都致力于分兵互相接援，以使敌人不能进入；这全都不是办法。淮东以扬州为要地，淮西以和州、合淝为要地。应当设置三处大屯，等敌人到来，按兵不战；我们也蓄养锐气、窥伺间隙，审慎使用间谍，明察敌人的耳目，等确实知道可以乘机时，再同他交战，才能痛惩他的侵犯。没有必胜的机会，却希望侥幸取胜，就是轻率交战；这正是敌人希望我们做的。有人说，敌人到来时，我们连成一片防守，或许可以保住自己的土地。如今却把土地委弃给敌人，自己只占据各处城里，实际上是在资助敌人防守。我常常讥笑这种说法的荒谬：长淮东西长达千余里，修筑了多少城池，难道能够一一守住？敌军常常聚集而前，打败我一处，其他地方便胆寒逃走；我们的将校狼狈地向内救援，朝廷还要忧虑保全长江，我们的兵力虽未交战，道路上却已经疲惫不堪。况且像连鸡一样分散防守，根本不能抵御敌人的决进。假使敌人像连鸡一样守住各处，他们难道能够抵御我们进攻吗？黥布反叛荆王时，军队分为三路互相救援，议论者就知道他必定失败。不久其中一路被击败，众军便溃散了。康延孝替晋国防备梁国时说，兵力集中就不能算少，分散就不能算多。刘备攻吴，营寨连绵七百里，魏文帝知道这不合兵法；兵少而处处防备敌人，就会无处不寡，这并不只是古代的事。近来敌人侵犯淮西，就像张侯在柘皋的防守；侵犯淮东，就像韩侯在大仪的战斗。敌军骑兵一阵而来，我们的军队以一阵兵力抵挡；如果让它分兵来防御，我们凭什么杀掉它的冲锋？只有大仪防战时，韩侯分出解元的一军守高邮。那一天，解元与敌交战，军容整齐而从容；韩侯防守高邮，只是用它扼制敌人的粮饷，除此之外没有听说再设置其他防守。有人说：臧质守盱眙、昌义之守义阳、赵立用乌合之众守楚州，尚且坚持了两年，便借此为口实，谋划分地防守。其实这些都是经历万死才得到一生，在极其危险中勉强保存，并不是抵御敌人的上策；赵立最终也成了敌人刀俎上的鱼肉，难道是出于自愿吗？为什么平时议论边防计策，不求万全，却跟随侥幸取胜的旧例，凭借这些办法去同强敌对抗呢？我们的兵力不分散，足以抵挡敌军；又不轻易同它交战，敌人是客军，我们是主军，劳逸和形势不同；敌人勇悍猖獗的气势会被我们清野、坚守所挫。这样，敌人蜂聚的军队若没有运输供给，就没有东西可吃，不能长久支撑。其中一定会有可以乘取的空隙；我们的将领良善，士卒愤怒，后发先至的技巧、像处女初动和脱兔奔逃那样的时机，必定可以建立大功，击破敌人的胆气。兵法说：“避开敌人的锐气，攻击敌人疲惫归来时。”不避开锐气，叫作昏昧；不攻击疲惰归来的敌人，叫作软弱。昏昧必定失败，不足以有所作为；如果软弱，就足以开启敌人轻侮我们的念头。不过这还关系到主将的巧拙、勇怯，怎样处理不能预先知道；能够预先确定的计策，只有我们的兵力决不可分散。如今议论者画地筹划，拿着筷子推演，按尺寸逐处防守，使各处像猿臂一样连接起来，以为可以限制敌军来路，纷纷都是这种说法。这种说法若不被驳破，我恐怕必将误国。假设我们沿淮河排列屯兵，难道敢越过淮河同敌人鏖战吗？未必敢。敌人越过我们的土地而我们不与它交战，那么沿淮分兵又有什么好处？没有把握便交战，失败多而胜利少。兵法说：诸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是散地，意思是没有必死的意志，怀有四散逃走的心。所以沿淮分兵屯驻，显然不是最好的办法。辛巳年，金亮到来，官兵控制淮河防守，内地有多少处屯兵据守；敌军侵犯淮南有两路，一路从淮阴来，一路从淮西来。金亮越过淮河后，王权失败，刘锜仓促放弃淮阴，保卫长江的形势极为仓皇；各处驻扎的军队不能从中牵制敌人，我们也完全没有依靠，于是敌军合在一起而人数众多，我们的军队分散而人数少，这是第一个验证。甲申年，防守撒军时，山阳、淮阴等处的守军又有多少；敌人合力击败淮阴的军队，杀死副将刘宝，放弃山阳，仓皇谋划保卫长江。各处屯驻的军队也不能从中牵制敌人，于是敌军集中而众多，我们分散而寡少，这是又一个验证。有人一定说：我们的军队集中起来等待敌人，就会把敌人引入境内，使它占据已经取得的土地，兼顾耕作和作战，同我们相持，作为长期驻留的计策，那该怎么办？我也已经仔细考虑过了。敌人不能全部取得淮南，就不能真正占有淮南；正如我们不能全部取得淮北，也就不能真正占有淮北。假使敌军的贵将率重兵驻扎在淮河之上，这不是长久的计策；如果轮换驻守，交给副将校官，我们就能够制服它。自建炎以来，敌人侵犯淮南有多少次？它曾经完全占有淮南，尚且不能长留，何况没有完全占有，难道还要担心它能够同我们犬牙交错、长期分割土地相持吗？即使事情已经如此，也要谋划将来；为我们考虑，办法似乎不出于此。其次，没有什么比安抚淮民更紧要的了；安抚得当，就可以使用他们。我还想请您听听如何使用他们：两淮民兵中强健的，仍有十多万人。议论者空泛谈论，始终没有形成定说。夸大的人说：百姓没有不能使用的，只要由良将教练督率，就可以同官军一样。迂腐的人说：百姓只能耕作不能作战，把他们聚集起来教习兵法，只会白白扰乱他们。这就是还没有形成定说。谈论军务，应当计算敌我双方的骑兵驰突之力；敌军来如惊风，去如受惊的野兽。国家的军政有条理、有章程，清楚明确，可以遵守、可以观察；从事军务的人，除了攻守击刺之外不治理其他事情，尚且只是同敌人较量这些技能，怎么能驱使扶犁耕地、穿蓑衣的百姓去抵御堂堂大阵呢？如果说让他们辅助官军防守，在缓急时运送粮饷，得到有利地形就据守扼制，在两军对垒时张扬声势，那么也不是毫无用处。如今所谓挑选的壮丁，都是强悍而能吃苦的人。依我看，如果边境事变刚露苗头，就预先筹划清野，让两淮的挑丁分屯在山川险要处【如淮东兴化县、淮西各山可以屯驻之处】；其余老弱、牛畜、农具，分开停泊在长江中的各个沙洲上，不只是停泊而已。挑丁之外，再征取次等壮丁，选择各县不迂腐、不昏庸的官员，总领并控制他们，晓谕他们大略置备弓、枪、旗、鼓，设立队长，使他们列队屯驻在这里，作为老弱的护卫。

译从前听任百姓分散居住，官府没有办法筹划安排；壮丁反而担忧自己的家人，常常盘算逃走，有的互相吞并，有的情势紧急便投降敌人；逃脱渡过长江的人到处都有，往往反而成为江浙民间的祸害。我们的国家未必能够使用自己的百姓，他们却常常被敌人使用，这种力量很大。为什么呢？敌人用长矛利刃驱使他们，让他们负责背负运输、充当向导、攻打城池，什么事情求他们不能得到？建炎、绍兴初年，常常就是这样。如今他们的家属和所依靠的资财已经屯聚在江中，壮丁就没有过去那种顾念家里的忧虑；告诉他们这是屯驻，实际上是自我防卫，所以他们并不难听从。百姓有百万之众屯聚在江中，也足以显示我们的声势，使敌人增加疑虑。过去魏文帝长驱直抵长江，孙权仓促沿江排列木城，而魏军却害怕沙洲上有屯兵。敌人只看到旗帜、听到钲鼓，怎么会立即知道那不是官兵呢？这难道不是胜过木城吗？假使渡过长江南下的只有城市居民，那么江浙官府就容易安置处置，也免得把百万赤子丢在那里坐看虎狼吞噬，或已经被敌人利用。百姓的资财和力量，即使保存十之四五，敌军退去后，他们照样可以回去耕作养蚕。听说建炎、绍兴初年，两淮成为敌人的巢穴，然而沙洲上的百姓仍不停耕作；只隔着一道水，那里就成了乐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万口〕 乡里的百姓都知道这样做的便利，命令一下便服从，而且还可以按名册收用其中壮年人的力量。假如说设置这些人不足以派上用场，因而不予计较，那么建炎初年，敌将龙虎在兴荘战败，金军被歼灭，也正是张荣收集荆棘、锄头和木棍等器械造成的。金亮死后，淮东屯驻的百姓才能大肆劫掠那些回军，焚烧他们的粮食和战船，从▯洲到淮河，首尾相连四五百里。否则官军当时只控制江南，还没有到达淮北，他们岂不是可以安然飞驰而去，又有什么顾忌呢？北方人直到今天还在谈论这件事。根据已经掌握的便利，儿童并不是怯弱，反而连乌获这样的勇士也可以轻视。这种机变和防备，任何时候都不会没有，关键在于把它的作用藏在看似无用之中。古书说：“耕田的事要问奴仆，织布的事要问婢女。” 我在文章学术方面未必能够防止别人说出至理名言，但对于淮南的事情，不过是田间小民的见识；我的话似乎也不能完全忽略。《江湖长翁集》卷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