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溪文粹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浮溪文粹》卷四　宋　汪藻撰　奏议 奏论赵士瑗在高邮军再次任职不当状。接到中书省送来的词头一道，奉圣旨：高邮军知军赵士瑗因为发运司举荐挽留，命令仍旧任职；对他拖延违背朝廷命令，特意降两官；苏迟另行给予差遣，命臣撰写词头进呈。臣私下认为，君主的权柄不过是赏罚罢了。赏赐一定要施及善人，然后人们才知道应该受到劝勉；惩罚一定要施及恶人，然后人们才知道应该受到惩戒。从未听说一面赏赐一面惩罚却可以治理政事。谨按赵士瑗，起初因为苏迟赴任时不肯接受替代，朝廷恼怒他拖延违背朝命，特意降两官；又因为他自己陈述任职四任，略有劳绩，加上发运使李祐上札子保奏，于是又命令他继续任职。臣不知道朝廷认为士瑗是对还是错。如果认为他对，那么违抗命令不服从的行为，是尧诛四凶的罪行，不应当让他继续任职；如果认为他错，那么借故挽留他继续任职，是汉代优待循吏的恩典，不应当降他的官。以赵士瑗一人之身，却能在一天之间又赏又罚，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而且士瑗自己陈述历任有劳，直到依据他所任职的地方推究，他竟不肯离去，公然违背诏令，不顾道义，也可以说是太没有廉耻了。即使如今缺乏人才，难道没有一个能够像士瑗一样治理高邮的人吗？何况新授官职的人另行给予差遣，正在任职的人却拖延而仍旧留任，使有势力的人结交当权者，没有一天不在任官；没有援助的人等候缺额直到期限，却往往被别人夺去，有人十年也得不到一天俸禄，这正是宣和年间的风气。如今陛下中兴，应当痛切革除这种弊端，为什么却因赵士瑗再次开启侥幸之门？臣认为如果不罢免士瑗，恐怕人人都会仿效他的做法；如果想贪图俸禄，就冒着羞耻自我陈述，等到计置监司保奏侥幸求进的人，也都可以得到职位了。这种风气逐渐发展就不可助长。恭敬地希望圣上慈爱地另行选择能干的官吏担任高邮知军，或者暂且命令苏迟赴任，斥退赵士瑗，用来作为后来卑鄙之人的警戒。关于赵士瑗依旧任职并降两官的词头，臣不敢撰写进呈，谨录下奏报，恭候敕旨。奏论宋晦落职不应当施行词头状。接到中书省送来的词头一道，奉圣旨：宋晦落职，命臣撰写词头进呈。臣此前论奏王革等人不应当因赦免而复职，陛下亲自降下德音，认为王革等人属于根据原有罪行酌情降等、升叙。如今臣僚论奏说，如果完全不予叙复，就没有沾受登极赦恩，可以对这些官吏另行减等降职。臣狂妄鄙陋的言论，既得到陛下留心听取，又烦劳圣上详细教诲开导。这样一来，臣即使极其愚蠢，难道还不知道幸运吗？然而臣还有一点不能停止不说的意见，谨借宋晦之事再次为陛下陈述。臣听说，庆赏和刑威称为君权；如果施赏而人们不认为是庆幸，施刑而人们不认为是威严，就不是君主之道。陛下自即位以来，到现在已经半年了。早起晚睡，勤勉修身，不是没有振作精神、焦劳国事，因此天下人本应没有不畏惧威严、感怀恩德的。然而军队出征就败逃，将领任用就向北方败退，士大夫违抗命令、傲慢怠惰，没有人知道听从君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赏赐不符合功劳，惩罚不符合罪行。赏罚不当，没有比因赦免而复职的人更严重的了。从前齐侯到郭地询问父老说：“郭国为什么灭亡？”父老回答说：“因为它对善人都认为善，对恶人都认为恶。” 他说：“像您所说的这样，郭君是贤明的君主，怎么会到了灭亡的地步呢？”父老说：“郭君认为善事是善事，却不能任用行善的人；认为恶事是恶事，却不能罢黜作恶的人，所以灭亡了。”自崇宁以来，朝廷纲纪一天比一天紊乱，那些兼任官职、凭借势力的人，不是用钱财结交权贵，就是权贵的亲属；不是以误国开边来获取赏赐，就是像奴仆侍奉宦官那样求得进身。像这类人，全都是奴仆厮役的材料，本来就不是士人，却乘时妄为，像盗贼一样攫取国家权柄。考察他们一生，没有丝毫可取之处；正因此，清正的舆论不能伸张，士大夫的正道丧失，天下人咬牙切齿，终于酿成今日的祸患。幸而陛下中兴，清议也希望能够稍稍伸张，士大夫也希望能够施展志向，太平时代的风气或许可以恢复。那些一时贪婪窃取名位的人，即使全部削夺官爵，也不过是恢复他们本来的身份罢了。何况他们的名位已经到了极点，家产已经积累，子弟已经做官，亲戚已经显贵，士大夫却还说有些已经得到的东西不能追夺，这是国家的遗憾。如今陛下既已深知他们不对，却只因为赦免的恩典，又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玷污清贵的职位，使他们终身保有宠荣，这岂不是小人总是幸运而君子总是不幸吗？臣恐怕陛下会重蹈郭君不能除去恶人的教训，使四方离心离德。有人说，登极时颁布赦令，是君主非常的恩典；在这种情况下不恢复官职，就不是所谓豁然一新。臣认为，赦令所应恢复的，只是阶官，职名不应恢复。为什么这样说呢？阶官可以靠年资积累而达到；职名则是君主用来对待天下英俊、在一时之间选拔提升他们的权力，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终身也得不到这个职名。况且所谓“恢复”，是说他的才能足以担当这个职务，只是偶然因过失被夺去，如今赦免他的过失而恢复它。既然原本只是凭侥幸得到，起初就没有应当得到的道理，又凭什么称为“恢复”呢？如果小人当初如此容易得到，得到以后却如此难以夺去，那么英俊之士就会彼此说：“我为什么还要磨炼自己呢？”即使升迁之人不过和这些人同等，又希望风节能够强盛、功业能够建立，岂不是很难吗？议论的人又说，那些职名朝廷既然已经给了他们，如果夺去而不归还，怎么承受他们的怨恨呢？臣认为，君主给予或剥夺，只应问该不该给罢了。过去管仲夺取伯氏骈邑三百户，使他只能吃粗劣的饭，直到终身也没有怨言，因为管仲是出于公心。李吉甫辅佐宪宗时，裁减冗余官员八百人、吏员一千四百人，也没有听说有人因此怨恨他。

译李吉甫、管仲只是臣下，尚且能使人如此退让听从，难道陛下凭借君主权势的便利，革除数十年来名器滥用的弊病，却还担心这几个鄙陋之人不高兴吗？臣认为，像宋晦一类人，治理他们还嫌太多，哪里值得一个个烦劳陛下降下诏词？伏望陛下诏令有关部门查考：凡有职名的人，从观文殿学士以下、直秘阁以上，共有若干人；每种职名分为一等，每等集中为一类，各自列明获得职名、被夺职名的缘由，以及此人的功劳、过失，申报三省；依照祖宗旧法，每一等只保留数人，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其余经过查考，即使尚未被夺职的，也一概追夺，不只是暂不叙用、恢复而已。又有些人虽应当被罢职，但所冒窃取得的寄禄官已经达到银青，或通奉、正议、正奉，这些都是从前奸凶邪佞之人，不是他们应得的，也请降至中大夫为止。臣又听说，近来下达指挥：前宰执的子弟因恩泽而带有贴职及待制以上职名的，一并罢免。但近日郑修年、郑亿年竟公然以杂学士身份请求入朝觐见，朝廷也不追问便准许了。钱盖因荒诞欺慢而被罢职，起初从未恢复；但他却在奏状中擅自带称龙图阁待制，群臣也没有一人提及此事。臣私下实在不能理解。臣愚昧，想请陛下像处理郑修年、郑亿年那样，明确下达指挥，哪些人应当得到，哪些人应当罢免，指定姓名，刻板公布施行。像钱盖这样的人，应当追问他凭什么恢复职务；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就再次严加贬斥流放。这样或许可以防止卿士大夫共同替陛下守护名器，辅佐成就中兴的大业。至于宋晦的罢职词头，臣不敢撰写进呈，谨录此奏报闻。伏候敕旨。奏论金人驻留建康，请求分拨张俊军队前往策应的奏状。臣从三月末以来听到传闻，说金人在建康筑城，是打算在那里度过夏天。臣虽然庆幸事情未必如此，心中却暗自忧虑。臣认为，中国困于战争而能够得到短暂休息，正是依赖金人不能耐受暑热，所以往往天气已经寒冷才来，尚未炎热便返回。我们在半年之间忙忙碌碌地筹划，仍常常每年奔波应付而没有空闲。如今如果放任他们度夏，就会长久形成巢穴，再无所顾忌。不知朝廷将凭什么应付呢？到了行在，听说韩世忠把战船排列在江中，阻断他们的归路，每天都有所缴获，并且说金人已经穷困窘迫。臣暗自欣喜，认为三月的传闻只是荒诞之说。后来看到黄榜上详细记录韩世忠报捷的奏章，又以为早晚一定可以把他们扫除。如今将近二十天了，却一点消息也没有。议论的人很怀疑韩世忠的奏报未必全是真的。近几天从常州、润州来的人又都说，敌人在蒋山、雨花台两处各自扎下大寨，围绕城池开挖两道壕沟来保护它们，并且凿山作小洞子，作为避暑之处；增修城垒，临水建造战船。而采石一带已经渡江又返回的金人，接连不断。如今已经五月了，比往年离开巳月多一个月，竟然反而离开后又回来。他们想留在建康，明白得如此，这就和三月的传闻又似乎相符了。臣听说金人行动常常设置诡计，尤其喜欢故意装出穷困窘迫的样子来麻痹我军。我军落入他们计谋的事，前后不止一次。如今怎么知道他们本来是打算度夏，却故意装作穷困窘迫，只是为了迷惑误导我军呢？建康是东南的咽喉，是国家的门户。天下的转运供应、朝廷的号令，没有不经过这里通达的。如果金人果真据此建立巢穴，那么东西两面的粮饷就会断绝，这就像有人扼住我们的咽喉、守住我们的门户。难道还能安然高枕而卧吗？不知道群臣每天到陛下面前，是否也曾反复谈到这件事？难道只是认为没有事情，而应当讨论的只是太平时代的先务吗？还是揣测陛下不喜欢听到这些，而不敢把它说出来呢？不只是如此，敌人既然扼住我们的咽喉、守住我们的门户，群盗也将观察我方的缓急来决定归附或反叛。国家果真有力量使他们退避听命、屏息不动吗？何况还有意外的忧患，其中有些难以明说，也不能不加以考虑。臣愚昧地认为，这件事关系重大，朝廷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早晚都放在心上。到了五六月间我军有利于作战的时候，应当会合诸将和韩世忠一举扫除敌人；这样不只是除去眼前的祸患，还将使他们终身受到惩创，不敢再南侵。这其中的利害差别，难道不是极大吗？虽然听说最近已经派张俊带兵渡江，节制浙西军队，逐渐向前行进，以作策应，这固然是陛下的长远谋划。但不知道张俊果真能为陛下效力，有慨然立功的意愿吗？臣愚昧，想请陛下专门派遣数名得力使臣，携带陛下的亲笔诏书，星夜兼程，从邓州、荆湖一带出发，迎接张俊的军队。命令他分拨数万人顺流而下，同时在上游自行筹置粮食，装载后随军携带。张俊的军队既然都是新近编成的，必定精锐可用。况且敌人看见上游的军队突然到来，不知道有多少，必然胆破奔溃；这是制服敌人的一个奇策。如果不这样做，到了八九月间天气稍凉，敌人就得到了有利时机。机会一旦失去，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伏望陛下以睿智仁慈，不要认为臣的意见愚蠢，不要轻视这些贼人、忽略这件事，特别加以采纳，臣将不胜荣幸。奏论诸将没有功劳的奏状。据行在御史台告报，正月三十日，三省、枢密院一同接受圣旨：“将来敌军骑兵北归，有的全部渡江，有的在建康、杭州、越州等州留下军队据守作战，各应当怎样筹划？又应当在哪里驻跸？”除了已经命令侍从官分别陈述意见之外，还可以再命令随行的在职官员各自陈述意见上报。臣私下认为，金人成为中国的祸患，虽然已经五年，但自陛下即位以来，祖宗的疆土一天比一天缩小，百姓陷于战乱，一年比一年严重。臣曾查考史籍，自古北方国家强盛固然有过，却没有听说像今天这样肆虐；中国衰败固然有过，却没有听说像今天这样急迫。即使是极其弱小的国家、极其衰败昏暗的君主，敌人兵临国境，尚且能使本国人勉强一战；却没有听说堂堂中国这样广大、州县大半尚存，而竟会如此。陛下天资英明，励精图治，在天下并无失德之处，敌军骑兵却长驱直入，离开巢穴一万多里，仿佛进入无人之境。到了山东就攻破山东，到了淮南就攻破淮南，到了江浙就攻破江浙，嬉笑着来，吃饱喝足地离开，坐视原野上遍地是人的尸肉，河流山谷中流淌着人的鲜血，国家社稷危急得像一根丝线将要断绝。

译以天子的尊贵，竟到了乘木筏进入大海、茫然不知哪里可以停驻的地步，造成这一局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将帅没有选对人，而陛下驾驭将帅的方法也没有掌握。如今陛下所说的将帅是谁呢？臣知道，不过是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这些人罢了。论他们的官职，都接受节钺任命，兼有两镇的重权，位次相当于执政，甚至有韩琦、文彦博都不敢承当的待遇，他们的恩宠可以说到了极点。论他们的家产，金帛充足，穿的是锦衣，吃的是珍馐，奢侈豪纵无所不至；即使舆夫、仆役、厮养，也都能凭功劳赏赐补授官职，以至一军之中使臣反而多、士卒反而少，他们的志气可以说骄横到了极点。平时飞扬跋扈，不遵循朝廷法度，所到之处焚烧、抢掠、驱逐俘虏，比敌寇还要严重，陛下却无法得知；他们拥兵重镇、居于中间要地，要求犒劳、赏赐和赐予，陛下也无法阻止。然而天下人还认为，陛下之所以宽容他们，是因为到了防秋之时要责令他们拼死效力。等敌人到来，这几个人竟没有一个能为陛下效劳，连射箭的劳苦也没有做到；只有张俊在明州，勉强稍作抵抗。如果再坚守几天，等敌人再次来犯，趁机竭力剿除，敌人一定会终身受到惩创，不敢再南下；这样才算张俊忠于陛下，这种利害难道只关系眼前吗？可是敌人还没有退却几里，他就仓皇狼狈地率军离开了。他率军离开，即使三尺高的孩童也知道这样不能对付敌人；敌人性情强悍刚愎，不愿正面迎战，还害怕遭到屠杀，何况因为招致怨恨而离去呢？他不但没有增加兵力、加强戍守，反而回军空城去挑衅敌人。这样一来，前些日子很小的胜利，竟成了最大的祸患。不久明州果然被残破，城中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这是杀害明州一城百姓，而陛下再次有馆头之行，也是张俊造成的。臣听说，自秋天以来，陛下为了宗社大计，害怕敌人入侵，日夜焦虑劳苦，没有片刻安宁。因为建康、京口、九江都是要害之地，应当驻扎重兵，所以让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又让王▯隶属于杜充。这样的部署不能说不周全。如果敌军渡江，杜充、韩世忠、王▯合力扼守前方，刘光世从后面袭击，就可以使敌军连逃跑都来不及。然而韩世忠在八九月间已经把镇江所储的财物全部扫掠，装上船运往海上，焚烧城郭，作好了逃跑的打算。他那些同等地位的将领听说朝廷想依靠韩世忠作为杜充的援军，无不暗自发笑。这说明韩世忠起初就没有替陛下抵御敌人的心思。等到杜充在前方奋力作战，韩世忠、王▯最终却不肯出力，刘光世也安然坐视，不派出一兵一卒，正和韩梠日夜饮宴。敌人到了几十里以内，他们还不知道；朝廷失去建康、敌人侵犯两浙、皇帝车驾受到震动，都是韩世忠、王▯造成的。使豫章太后颠沛流离、后宫六宫四处流离的，是刘光世造成的。唉！诸将背负国家的罪恶已经如此，却还以为他们应该稍稍畏惧陛下的威势，害怕台谏的言论，日夜惶恐，睡在草席上、背负罪责，到有关部门请罪，为数州百姓的死亡谢罪；他们难道不知道朝廷还有法度吗？而张俊却还拿着以一万人杀获数十人的功劳，冒领朝廷无法计量的赏赐；他自己明明率军到温州，道路上的鸡犬都因此逃散一空。居民听说他到来，奔逃到山谷中，数百里之间寂静得没有人烟。韩世忠滞留秀州，放纵军队四处劫掠，浙西因此骚动不安。甚至拘捕县令来索取钱粮，平江府从城外起无不受害，周望只能守住城中罢了。陛下亲自书写诏令召他三四次，他也不来。元夕时还夺取民间子女，张灯于高处，君父冒着不可预测的危险，他也毫不顾惜。王▯从信州进入福建，所经过的州县，动辄索取数千，竟公然发文说：“不要无故伤害百姓。” 他的用意究竟在哪里呢？正当国家危急之时，所依靠的是诸将，而诸将所作所为竟然如此，不知道还凭什么立国？臣私下对此愤恨不已。这件事人人都知道，却没有人为陛下说出来，难道是认为它不是急务吗？只是因为时局艰难，正要借助这些人为重，所以不敢说罢了。然而臣私下还有忧惧。臣听说君王之所以取得天下，是因为得到百姓；得到百姓，是因为得到他们的心。如今陛下南巡，可以说是播迁到了极点，但百姓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心志，竟丝毫没有衰减，难道不是祖宗的德泽深入人心，又依赖陛下作为他们的君主吗？所谓为百姓之主，就是平日取用百姓的财力来养兵，危急时排除困难、调解纷争，使百姓安居乐业。如今诸将听到敌人到来，就望风逃跑，反而急忙在内部相互残害，使百姓遭受祸害。皇帝车驾经过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遭受一次灾祸；经过一个州、一个县，这个州、这个县就遭受一次灾祸。现在江淮和两浙已经如此了。万一车驾幸临湖湘、幸临蜀地，敌人在前面侵犯，却没有人抵御；官军在后面残害百姓，又没有法令可以约束，那无疑又会成为江淮、两浙的情形。古代称天子亲临为“幸”，是说他所经过的地方，百姓都以为幸运，难道是今天这种情形吗？臣担心人心一旦离散，陛下就无所依靠了；带着这样的局面，将要到哪里去呢？臣又听说张俊离开明州时，士卒中有不少愿意留下来攻击贼人的，张俊却声称是陛下召他回去。臣知道他这套说辞了。陛下的诸将本来都没有战斗意志，平时无事时，照例先取得前往行在的指挥，以备紧急情况；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率军逃走，说：“朝廷召我了。”其实是自己想逃跑，又假借皇帝的诏令来欺骗那些想要作战的人，使罪责归于皇帝和执掌政事的大臣，这尤其应当治罪。臣最近到黄岩，听说陛下派李捧在县城驻兵，下达指挥说：“等金人到台州，就向前进军到温州。”这就是诸将既想逃跑，而陛下又下令让他们逃跑。驱赶士卒去作战，尚且担心他们不肯前进，何况命令他们逃跑呢？那么敌军长驱直入、无所顾忌，正是适合他们的情形，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臣私下看今天的诸将，按照古代法令都应当诛杀，但不能全部诛杀。只有王▯本来隶属杜充，杜充在前面战败，而王▯不去救援，这是不可赦免的，应当先斩王▯以示天下。其他人依次严加贬降，让他们以功劳赎罪；至于张俊的这次胜利，只可以赏赐那些有功的将士。至于调动军队、催促逃跑的人是张俊，罪责又怎么能逃脱呢？

译这样做，或许可以使国威稍稍振作。过去周世宗承接五代衰败之后，将士习惯于骄横懒惰；在河东战败后，一天之内斩杀大将樊爱能等三十多人，此后向东征讨、向西讨伐，没有一件不如意。白起在秦国，可以说有功劳，但一次不接受命令，就被赐死于杜邮。郭元振是唐朝的功臣，唐明皇因军容不整而发怒，让他跪在大纛之下。大概威严压过宠爱，才能真正成就事业；宠爱压过威严，就一定一事无成。这几位君主都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呢？人的欲望没有穷尽，恩惠却有时会用完；只有我的威势足以制服他，然后再加以体恤，才足以称为恩惠。何况这些人平时已经饱尝了劫掠财物的滋味，再施加多少赏赐，怎么能满足他们的心意呢？如果只有赏赐而没有刑罚，那只是姑息的政策罢了。自古以来，有谁能够凭借姑息政策而成就功业吗？况且汉高祖兴起时，所统率的是韩信、黥布、彭越。拿他们和今天诸将的才能相比，怎么样呢？汉高祖凭借他们从平民身份取得天下，拿他们的功劳和今天诸将的功劳相比，又怎么样呢？然而汉高祖对这几个人，想让他称王就让他称王，想杀他就杀他，丝毫不能宽贷。这正是他成为汉高祖的原因。所以韩信说：“陛下不善于统率士兵，却善于统率将领。” 如今陛下应当以驾驭将领为职责，眼看诸将如此强悍骄横，却没有办法治理他们。将来张俊聚集西路军队前来，其他人又相互仿效，便会形成风气。不知道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安息，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兴复？依臣看来，今天的军队、今天的将领，纵容习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陛下已经不能使用他们，也不能控制他们了。不仅无法要求他们真诚地为国效死，他们所到之处还使人心震恐，动辄产生意外祸患，有他们反而不如没有他们。臣愚昧地认为，敌人退却以后，正是朝廷大力施行赏罚、重新建立纲纪、更新耳目的时候。不如选择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全面统辖诸将，即使陛下的亲军也听从他的节制，逐渐依法裁治他们。凡是军队敢于擅自调动驻地、以护驾为名的，主将、将佐、僚属一律依法论处。再从偏将、裨将中选择有才能可用的人，间或把方面军政之权交给他们；等他们立功，就加授爵秩，暗中作为诸将的替代人选。天下这样广大，难道没有几个将帅之才吗？只是被诸将压制而无法施展罢了。如果陛下像臣所陈述的这样驾驭诸将，那么敌人无论全部渡江，还是在建康、杭、越等州留下军队占据，守卫也有功，作战也有功。皇帝车驾返回临安或平江，再从容商议下一步去向；留在江浙也可以，幸临湖湘也可以。如果不是这样，即使大臣忠心贯日，谋臣多如雨下，善于谈论生财的臣子能让钱财流到地上，又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譬如抵御饥饿，应当使用食物；除食物之外，都不是急需。已经生病，应当使用医生；除医生之外，都不是急需。今天最急迫的事情，在于驾驭军队、驾驭将领，其他都不是首要事务。惟愿陛下和大臣们仔细商议，作出决断并实行。臣愚昧狂妄、目光短浅，不知避忌，罪当万死。谨录此奏报闻，伏候敕旨。请求修纂日历的奏状。臣过去任职禁林时，曾在经筵当面奏报：本朝实录自国家遭遇艰难以来，收藏在金匮石室中的档案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了。臣恭敬地看到，列位圣主从哲宗皇帝以上，都有编成的史书，民间流传颇有版本，朝廷已经访求并收藏到御府中。至于太上皇帝、渊圣皇帝以及陛下从建炎改元到现在三十多年，却没有日历，臣请求诏令有关部门编纂叙述，但还没有施行。臣私下认为，自古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史书，史书也从来没有一天没有记载。晋国称它为《乘》，楚国称它为《梼杌》，鲁国称它为《春秋》，由此可见没有国家没有史书。《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须四时齐全，称为编年；由此可见，史书从来没有一天没有文字。汉代法令规定，太史公的地位相当于丞相，天下上报的计簿，先上报太史公，再抄送丞相。唐朝和本朝，宰相都兼任史官，其受重视达到这种程度。所以记录御座前议论的言辞，有《时政记录》；记录宫中见闻的事实，有《起居注》；把这些分类编次，称为《日历》；修订完成，称为《实录》，用来广泛记载、完备叙述，成为一代的典章。如果荒废三十年之久，茫然没有一字流传，将凭什么昭示后世呢？这是不可不编纂的第一个理由。韩宣子出使鲁国，见到《易象》和《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我们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所以能够称王的原因，因此国家守成守文不可没有史书。萧何进入秦地，首先收取丞相、御史所掌的律令、地图和书籍，把它们藏给沛公，使沛公全面了解天下的险要关塞、户口多少、强弱形势以及百姓的疾苦；正因为萧何取得了秦国的图书，所以国家创业也不可没有史书。如今陛下亲自接受天命，虽然名义上是中兴，实际上兼有创业和守成守文的事业，但一代典章竟然残缺到如此地步，恐怕在道理上说不过去。这是不可不编纂的第二个理由。恭敬地思考，太上皇帝具有聪明睿哲的资质，具备孝友温恭的德行，广泛询问臣下，言语必定形成文章，裁决政务总是合乎正道；在位二十多年，从未刑罚一个无罪之人，杀害一个无辜之人，使百姓得到涵养，万里之内耕作养蚕，和唐虞三代相比没有不及之处。渊圣皇帝恭谨节俭、忧劳勤政，招纳人才、听取意见，虽然登上至尊之位的时间不长，但恩泽已经深入人心，只因奸臣误国误朝，逐渐导致远行被迫离开。如今如果没有史书记录事实，恐怕千年以后，人们只看见一朝衰败祸乱的急迫，却不知道二圣长期积累的功业深厚。这件事不是小事，群臣应当承担责任。这是不可不编纂的第三个理由。

译自古以来史官没有什么不记录的，何况三十年间朝廷的施政设置、豪杰的谋略、政事的兴废、人才的进退、礼仪文章的沿革、法度的废止施行、年成的丰歉、羌戎的归顺反叛，都有根本、有枝末，有源头、有流向。一项法令松弛而不记录，这项法令就会消亡；一件事情被忽略而不记载，这件事情就会毁坏。况且当时的群臣中有些还在世，如果认为他是忠贤，却不写明他的平日行迹，怎么知道他值得嘉许？如果认为他是邪佞，却不列举他过去的奸恶，怎么知道他应当抛弃？如果因散失而废弃这些史书，难道符合孔子所说的阙文之义吗？这是不可不编纂的第四个理由。《公羊传》说：“亲眼所见的，措辞不同；亲耳所闻的，措辞不同；传闻所得的，措辞也不同。”孔子作《春秋》，对于定公、哀公时期的事情记载详细，对于隐公、庄公时期的事情记载简略。圣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中原失去太平，已经经历三次闰年。趁现在还能接触到当时的耳闻目见，尚且可以追寻；再过几年，事情将要被埋没。即使有良史，也没有可以凭借的材料。何况近年来风俗衰败，公论不能树立，士大夫取舍人物全都出于爱憎。因一件事偏袒一个人而著书流传于世的事情很多。如果不趁此时订正，那么几代以后，真实的以讹传讹、可疑的也以讹传讹，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小人的说法流行，君子反而受其诬陷，难道不可畏惧吗？这是不可不编纂的第五个理由。臣在政和年间任著作佐郎，修撰太上皇帝的日历，东观的编纂条例，臣也参与知悉。如今臣所任职的州，幸而经历兵火之后仍独自没有残毁；与各处旧府相比，案牍都保存完整。比如御笔手诏、赏功罚罪的文书，仍然清楚可考。现在不予辑录，臣实在感到可惜。古代拥有国家的君主，即使在颠沛流离之中，也没有废弃史官。何况如今边境烽火稍稍平息，群盗已经被屏除，正是朝廷搜集、补充遗缺的时候。伏望陛下圣明慈爱，允许臣在处理本郡政务之余，将本州所有御笔手诏、赏功罚罪的文字，从元符庚辰到建炎己酉三十年间，分年编类；仍请酌量拨给官钱购买纸札，招募书工之类抄写后进呈，以备修撰日历的官员采择。伏候敕旨。《浮溪文粹》第四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浮溪文粹》第五卷　宋代汪藻撰　奏议。《行在越州条具时政疏》。据尚书省札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一同接受手诏，大意说如此如此。臣私下认为，君主处在太平时代，中原没有犬吠般的警报，臣下即使陈述尚未发生、尚未显现的事情，从下位劝谏上位，甘愿承受斧钺之诛，有义气的人尚且不认为这是困难。如今国家的危险，就像坐在着火的房屋下面、坐在漏水的船中。陛下日夜忧劳，还不知道拯救的办法，却向我们求取意见。如果我们仍然拘泥于旧日习惯，只用琐碎繁杂的话来敷衍，满足于塞责诏令罢了，难道是臣下侍奉君主的道义，也是陛下对我们所寄望的意思吗？何况陛下诏令我们陈述当今保护百姓、平息盗贼、遏制敌寇、增加财用的要领，最后又说应当虚心接受并努力实行。这正是我们对陛下恳切尽忠的时候。臣昨日随从车驾到温州，曾承蒙陛下赐予机会，让臣分条回答。臣认为如今最急迫的事情，只有驾驭将领这一件，再没有别的说法。譬如抵御饥饿，应当使用食物；除食物之外，都不是急需。已经生病，应当使用医生；除医生之外，都不是急需。陛下不认为臣愚昧，虽然没有施行，却颇为采纳。臣今天这点愚见，仍然坚持先前的看法，冒昧再次为陛下陈述。古代进言的人说，君主应当恭敬节俭、爱护百姓。清净内心、减少事务，建立法度，制定礼仪、创作音乐，难道不是非常盛大的举措和极其美好的言论吗？这些事情固然是君主片刻也不能忘记的，但今天采用这些还不足以解决纷乱。为什么呢？敌军骑兵充斥中原，群盗在各路跳梁；陛下只专心于恭俭爱民、清心省事，就足以击退他们吗？只建立法度、制定礼乐，就足以击退他们吗？一定要陛下能够驾驭诸将，诸将能够驾驭士卒，才足以击退他们。然而陛下的诸将爵禄已经到了极点，家产已经充盈，习惯已经养成强悍骄横，再没有战斗意志。一方有警报，就狐疑退缩、互相推诿，没有一个人奋勇为国请求出征。有人受到敦促、逼迫，不得已出征，就索要常例之外的赏赐，肆意提出没有名目的要求；上不顾国家，下不顾百姓，使朝廷不得不勉强迁就，简直像侍奉骄纵的孩子。这哪里是为国家平定祸乱、建立功名的人呢？臣对此有三条驾驭将领的主张，希望陛下留心省察。第一，用法令约束他们；第二，用权力驾驭他们；第三，区别名分和职分。什么叫用法令约束他们？古代君主对于将帅，从来没有一天废止赏赐，也没有一天废止刑罚，就像冬夏寒暑相互交替一样。二者相互配合才能成事。哪里有只施恩而没有威严，任其自然、完全不加约束惩治，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呢？议论者说，太平时代，朝廷尊贵荣耀，操纵将帅的权力在我，所以武夫带兵，可以给予，也可以夺去；可以让他活，也可以杀掉。如今天下普遍纷乱，国家的灾难尚未结束，正要依靠这些人作为心腹，勤勉地安抚供养他们，还担心不能成功，怎么能想要违逆他们的心意，那谁还肯向前拼死呢？况且如今诸将强悍骄横已经养成，即使朝廷有法令，果真能一个个治理他们吗？这话是对的。然而臣所谓依法治理他们，难道是要英明的君主亲自处理具体文书吗？古代君主用恩惠结交人，必定有臣下替朝廷承担这个责任。肃宗在灵武时，广平王率二十万军队收复长安，他的权力可以说很重了；先头部队军纪不整，颜真卿弹劾他，广平王因此不敢面对宫阙而乘车。李祐夜袭蔡州，捆绑吴元济献上，他的功劳可以说很大了；但他违诏进献战马，温造弹劾他。李祐说：“今天我听到温御史的名字就胆寒。”先头部队军纪不整、违诏进献战马，对于军政还没有造成危害，但两位臣子却这样毫不宽贷。大概小过尚且不宽贷，那么大恶之人就知道朝廷有人主持法度，不敢再在心中萌生恶念。如今诸将虽然骄横，但臣从传闻得知，他们还知道畏惧朝廷法令。可是陛下的群臣平日聚在一起谈论时，无不咬牙切齿地说诸将辜负国家；等到向陛下进言，却只挑剔眼前的小事，把它作为逃避责任、谋求进身的资本。到了诸将负国这件事，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提及，难道是认为这是小事而不值得说吗？臣猜想，是因为陛下不喜欢听到，所以不敢告诉您。却不知道，陛下专门施恩，恩惠过多就使人骄横；如果有关部门不时予以警戒，反而会使陛下用来收拢他们人心的恩惠更加牢固、更加深厚。有什么是不愿听的呢？什么叫用权力驾驭他们？臣听说驾驭将领就像驾驭马，必须驾驭者的力量足以胜过马，然后才能让它转弯周旋，一切听从我的指挥。不然，马偷偷咬住马嚼子、欺骗缰绳，撞伤头颅、碰碎胸口，即使只走半步，也不能让它前进。汉高祖的诸将中，最雄悍而难以控制的，没有超过韩信的。当他被围困在荥阳时，汉军本来已经非常危险，人人都怀有离开或留下的打算。汉高祖有一天进入他的军中，自称使者，立即到韩信卧室中夺取他的印符，指挥召集诸将，调换安置他们。韩信大概并不知道这件事。等韩信平定魏、代，就常常收取他的精锐部队来抵御楚军。项羽在垓下死后，又把他的全部军队夺走，改封他为楚王。以韩信这样的才能，却仍然只能周旋进退，一切听从汉高祖，难道不是因为汉高祖的智谋足以胜过他吗？所以韩信曾说：“陛下不善于统率士兵，却善于统率将领。”这是因为韩信自己知道自己的才能，只有汉高祖足以控制自己，所以甘心低头为他效力而毫不推辞。大体说来，君主对将帅，必须掌握驾驭他们的关键，使他们内心畏惧而真诚服从；认为只要替他们脱下衣服、把食物推给他们，就足以得到他们的欢心，果真不是这样。唐宪宗时，刘辟在蜀地反叛，宰相杜黄裳估计只有高崇文足以击破他，但高崇文一向害怕刘澭，杜黄裳便派人对他说：“您如果不奋勇效命，就应当用刘澭来替代高崇文。”高崇文害怕了，竭尽全力捆绑叛贼献上；这就是用刘澭替代高崇文的办法，杜黄裳掌握了驾驭他的关键。汉高祖任用韩信，方法难道也出于此吗？如今陛下的诸将，在仓促紧急之时，能够夺取他们的印符、调换他们的部属吗？在战胜之时，能够收编他们的精锐部队，拿来保卫自己吗？在他们建立大功之时，能够夺走他们的全部军队，让他们回到镇所吗？臣由此知道陛下做不到。幸好如今诸将都是器量狭小的普通才能，本来不值得深深忌惮；万一出现一个像韩信的人，不知道陛下将怎样对待他？因此平时也应当深入考察他们的喜好和厌恶，像用刘澭替代高崇文的办法一样，这些都不能不知道。什么叫按职分区别对待呢？

译汉高祖对功臣说：“诸位懂得打猎吗？打猎时，追赶、捕杀野兽的是狗，发出指示、指出野兽所在之处的是人。如今诸位只能奔跑捕获野兽，像萧何那样的才是发出指示的人。”古代用兵，谋臣坐在帷幄之中，制定筹划；将帅则在前线听从命令，替谋臣执行，这就是命令所以能够统一、功业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汉高祖与之谋划的只有萧何、张良、陈平，黥布、彭越之类不得参与其中。唐太宗与之谋划的只有房乔、杜如晦，英布、卫青之类也不得参与其中。如今担任谋臣的，只是宰相和执政；陛下认为他们谋划得不好吗？谨慎选择并更换他们就是了，唯独不能让武夫参与其中。臣私下观察，陛下接见大臣不过几刻钟，而诸将都能出入禁中；这就成了大臣有时才能见到陛下，诸将却随时可以见到陛下。臣不是不知道在艰难时局中，陛下想要得到他们的人心，姑且与他们不分彼此；但这些人懂得什么呢？他们不能在上面补助陛下的聪明，入内不过希望求取恩泽，出外不过凭借权势罢了。近来道路上传播，竟然认为陛下进退人才，诸将有时也参与其中。凭陛下的英明睿智，选择正确的意见而采纳，对这些人又有什么可顾虑的呢？然而进言的人恐怕一定看到了某些可疑的迹象，不可不谨慎。况且庙堂是众人瞻仰的地方，大臣替天子建立政事、向四方发布号令。如今诸将往往突然前来拜谒，穿便服秘密坐谈，把大臣看作同僚朋友，百般营求，一定要达到目的才罢休，朝廷难道不因此显得卑弱吗？祖宗时代武臣没有比三衙更尊贵的；三衙见大臣，必定手执笏板快步走入庭中，恭敬作揖后退下，这不是徒具形式，而是认为等级威仪如果不这样严明，就不足以相互制约。如今看来，衰败陵夷何等严重啊！况且国家出师遣将，诏令侍从集会议论，是为了慎重对待此事、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而诸将却一定在场。诸将本来是听从朝廷命令、替朝廷办事的人，却让他们从容参与谋划；他们既然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张，那么对公事有利、对私利不利的，必然不肯认为可以实行；对自己方便、对国家不利的，必然不肯认为可以停止。这样一来，要责令他们冒着刀箭、奔赴死地，就困难了。臣愚昧地认为，从今以后诸将都应当按照朝廷礼仪来约束；每有奏陈，必须按照有关部门的格式，不要频繁召见。他们到政事堂，也应当遵循祖宗旧例；并且不要让他们参与议论之外的事务，如此或许名分不至于混乱，也可以据此责求他们的功效。这三条主张如果果真实行，就足以驾驭诸将了。还忧虑什么保护百姓？还担心什么平息盗贼？还害怕什么遏制敌寇呢？至于增加国家财用，臣希望陛下不要再把“生财”挂在口上。五六十年以来，士大夫喜欢谈论增加财用，百姓已经穷困到了骨头。如今四方大半成为盗贼出没的地区，国家所有的不过几路、几十个州罢了。所谓增加财用，必定是从这几十个州的百姓身上增加。古代认为暴虐征税、横征暴敛不对，尚且还保留着赋税、征敛的名义；如今却只是直接抢夺罢了。古代认为征取大半赋税不对，尚且还留有一半；如今却是直接全部夺尽。南亩田间的百姓，寒天耕作、暑天除草，脸上沾满尘土，脚上涂满泥巴，终年劳苦，却连粗糠都吃不饱；这些情形陛下无法看见。胥吏坐在门前，早晚不得休息，愁苦叹息之声不断，嘴唇和死亡相接；这些情形陛下无法听到。有人贴卖妻子、卖掉儿女，直到没有一块土地可以容身；这些情形陛下无法知道。还谈什么增加财用呢？只有痛下决心大加裁减损耗，或许才可以。对外可以裁减的，是军中冒领、虚报的请给；朝廷不得已而取用百姓的财物，也应当一铢、一缕、一粒都用来供养战士。如今一支军队中，不是战士的人占三分之二。有以虚假名目申请入伍的，就是一个人冒用数个人的名义。有人以使臣的名义申请；一个使臣的俸禄，实际抵得上十名战士的费用，而军队中使臣竟占大半，这等于养了十万军队，却只能得到一万名战士的实际效用。有人借补官资申请入伍；从前借补还须向朝廷申报，称为真命，如今一支军队出动，四方游手好闲的人无不把名字混入军中，一旦得到主帅的借补，便全都像正式命官一样领取行禄和廪给，没有任何限制。我听说岳飞军中，这一类人有几百名。州县害怕他们欺凌侵犯，没有人敢呵斥追问，他们盗取支领的物资多得数不清。不仅如此，自从军队兴起以来，州县贪婪残暴的官吏，只怕盗贼不来；一听说盗贼进入境内，便设置军期司，任意搜刮民财，不再查考，放纵侵吞，与盗贼没有区别。这样还不治理，即使国家的财赋每天增加，难道真能得到一丝一毫的益处吗？什么叫宫禁中泛取？臣私下观察，国家军队的粮饷、百官的俸禄、皇帝车驾的供奉，全都由有关部门负责；可是宫中常有索取，例如户部的银绢动辄以万计，礼部的度牒以百计，每月都有进献。凭陛下清心寡欲，必定没有嫔妃横加支取，用于宴饮游乐和奢侈浪费；凭陛下恭谨勤勉、节俭自持，必定没有营造修缮中的浮泛耗费和任意赏赐。然而君主使用财物，总要有名目；如果让有关部门参与使用，却没有名目，就等于取百姓的膏血，丢弃在沟渠之中。至于度牒，国家凭借一个虚名来掌握天下的实际利益；陛下重视它，它就贵重，陛下轻视它，它就轻贱。它可以免除一时搜刮造成的疮痍，实际上又能救济军兴之需，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希望不要因为它只是一张方寸纸，就随意赠人而不加珍惜。如果内外一并裁减损耗，国家财政即使还没有达到有余的程度，比起不知节用而专门致力于增加财利的人，也已经大不相同了。陛下用诏书询问臣的事情，臣本来已经在前面全部陈述过了；但臣还有一些私下忧虑、似乎过分的考虑，斗胆再说出来。臣听说《坤》卦初六爻说：‘踏到霜，坚冰就要到来。’《象传》说：‘踏霜而坚冰将至，是阴气开始凝聚；顺着这条道路逐渐发展，就会达到坚冰。’祸患不可不预先防备，就是如此。自古以来把兵权交给别人，长久之后没有不成为祸患的，难道不是因为授予它太容易，收回它太困难，不早作打算，后来就悔之无及吗？晋国让六卿统率军队，最终导致晋国分裂的，正是六卿。

译鲁国让三家统率军队，最终使鲁国衰弱的，正是三家；汉朝自元帝、成帝以来，兵权掌握在外戚手中，汉朝因此灭亡；唐朝自中叶以来，兵权掌握在神策军等禁军手中，唐朝因此陷入混乱。古今都是一样，这是必然的道理。国家由三衙统领军队，而一名士兵出动，必定要等枢密院的符牒，太祖、太宗以来在这件事上大概有深意。如今各位将领骄横，枢密院已经无法控制他们了。臣恐怕盗贼平定之后，才会有劳圣上忧虑。孔子所说：‘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臣曾考察古代偏远地区的霸主国家，手握军队的人从来不缺，难道国家拥有四海这样广大的疆域，虽说多有变故，将帅人才竟会少到如此地步吗？臣以为偏将、副将之中一定有英雄豪杰，只是被二三个大将压制，不能施展罢了。臣认为到了今天，应当采用汉代建立诸侯的办法，多设将领而削弱他们各自的力量，精心选拔十多名偏将、副将，每人只授予几千兵，直接隶属御前而不隶属诸将，合起来成为数万人，逐步削弱各位将领的权力，这是万世长久之计。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地位低微而忽视我的话，臣将不胜荣幸。《浮溪文粹》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浮溪文粹》卷六　宋代汪藻撰写记文 《严州高风堂记》古代的君王取得天下而天下归附他，大概是在功业成就、志愿实现的时候。凭借功业成就、志愿实现，便把士大夫都看作可以用爵禄收买的人，必然会产生轻视天下的心态。于是山岩洞穴之间，便有君主不能使之臣服的人出现。以唐尧那样的圣明，尚且不能使颍阳的高士屈服，何况其他人呢？士人之所以这样自重，也并不是只为自身谋划而已；用来激励世风，百年的风俗都系于此。汉代的高祖、世祖，都是以平民身份取得天下的。高祖时有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世祖时有严子陵，他们都是君主不能使之臣服的人。园绮四人躲避秦末战乱，进入商雒山，等待天下安定。因为高祖轻视士人而且喜欢骂人，他们按义理不肯做汉臣。皇帝虽然尊贵，却也不能召来这四人。严子陵也厌恶新室的暴政，不肯辱没自身。等到光武帝即位，他仍穿着羊裘在水泽中垂钓；虽然三次聘请才把他请来，最终还是不能让他为皇帝留任。这五个人，他们的出仕与退隐难道不是相类似吗？然而园公等人晚年接受太子的召请，谋划保全国家的策略，在谈笑之间端正了国本，而史书没有记载他们最终的结局。因此西汉的士人听到他们的风范而仰慕的，认为谋划施行、建立功业才是所得，于是风操节义便减损于功名。严子陵本来是光武帝的旧友，皇帝派人访求到他之后，他仍高卧不起朝。皇帝亲自到他的馆舍表示亲近，他冷漠地不予回应；还斥责三公如同奴仆一样，望见皇帝挥动印绶示意，便离开了，终身退隐在乡野耕作。因此东汉的士人听到他的风范而仰慕的，崇尚的仍是风操节义，把功名看作不值得一提。大体说来，园绮一类人学习的是伊尹，子陵学习的是伯夷。伊尹在有莘国的郊野耕作，说：‘我为什么要接受商汤的聘礼呢？’最终因为忧虑天下，毅然跟从了商汤。伯夷遭逢周武王这样的君主，仍认为他德薄，竟不肯吃周朝的粮食，饿死在首阳山。因此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的清者；伊尹，是圣人中的任者。’又说：‘听到伯夷的风操，贪婪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立定志向。’严子陵世代居住在富春，归来后在家耕作，后人把他垂钓的地方命名为严子陵濑，奉祀一千多年而不衰。如今钓濑和祠堂都还存在，而富春的境域分置为严州。绍兴七年，我的朋友董弅，字令升，任此州长官，满一年政绩有成，于是在州治左边建堂，每天在堂上与宾客饮酒吟咏，把它命名为‘高风’，用来景仰先生的贤德，并把范文正公所撰写的祠堂碑立在旁边，请我写文章作记。令升可以说是善于向千古以前的贤人交友了。令升清廉耿介而有操守，观察他所仰慕的人，便足以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我先论述先生出仕和退隐的大概，告诉令升，让他一并刻下。《洪州右狱尽心堂记》世人称说皋陶因为掌管刑狱而辅佐舜，后来封在蓼地；据说到了春秋时期，蓼国最先灭亡，人们把这看作任用刑罚的警戒。我却独自认为不是这样。汉代的于公、袁安、郭躬，因为审决案件而积下阴德，给子孙留下福报，世代都有人位至卿相、封为侯爵。谁能说皋陶明察公允、忠厚诚信，却因为掌刑而断绝祭祀呢？大概君子常常忧虑自己的恩泽不能施行，或者施行了却不能很快惠及事物。只要持法公平，掌握人的性命，不论职位大小，都能施展自己的志向，只有刑狱之事是这样的。假使我听讼像召伯一样，断狱像子路一样，怜悯体恤像曾子一样，君子可以依靠，小人会感到畏惧，即使世世代代获得福报也是可以的。然而君子难道会先考虑自己的祸福，再议论别人的生死吗？只求自己无愧罢了。我的朋友萧适用，是个胸怀宽广、疏放乐易的人。当初我同他交往，从他的眉宇之间便感受到温厚的气质。他每次到府中休息，总是坐在官署里，处处判定轻重，审讯并上报爰书，不把事情交给属吏。平反案件、作出判决，必定依据实情。所有受到法令牵连的人，都不怨恨他。我知道他会因执掌刑狱而得到福报。后来他铲除荒废的园圃，建起数间屋子，在前面排列美好的栏杆，建亭与之相对，请我为它写一篇说。我认为，王制中说刑就是‘成形’，一经确定便不可改变。所以君子应当尽心尽力。禹想到天下有人溺水，就像自己溺水一样；后稷想到天下有人饥饿，就像自己饥饿一样。古代的君子对于他人，没有不竭尽心志的。如今我和你在这里互相饮一杯，难道不也想到有面向墙角悲伤哭泣、使满堂之人都不快乐的人吗？难道不想到有寒冷却得不到衣服、饥饿却得不到食物的人吗？古代奉行仁政的官吏，很少不因仁慈成名；残酷的官吏，很少不因刑罚招来祸患。轻率地使百姓死去，凭自己的喜怒施行刑罚，距离拉弓自射还能有多远呢？所以我写下这些话留给适用，也告诉后来的君子：不要舍弃福报而取得祸患，必须做到内心无愧，然后才可以享受这种乐趣。

译《清风堂记》婺源距离州治二百多里，全部要取道山间，经过那些无法乘舟车通行的地方，位于四方交通的尽头。这里不是人物聚集之地，本地居民将近十万，欲求少而容易满足；但许多人仗恃豪强、意气用事，争相逞强称雄，很难用刑法治理。因此过去任婺源县令的官吏，往往畏惧躲避，像探摸沸汤一样，甚至被恶声诋毁，而且长久不能平息。然而县中有溪山秀美，足以宴饮游乐、安度一年；又没有过往使者往来的厨传劳累，足以使当地人安逸。这里的人确实聪明勇武，崇尚义气而喜欢施舍，只要有幸得到公平治理，便有终身不肯违法的人。所以到任后了解了当地风俗的人，也会乐于安居。崇宁三年，叔孙元功任这里的长官。他胸中是非分明，到任后了解百姓之所以容易治理的原因，便略去烦琐苛细的政令，只用清静无为来镇定全县，不到一个月，几百年来的陋习便在谈笑之间消失了。于是从前官吏和地方恶俗结党，伺机钻营、像鼠一样犹疑观望的人，已经转变成心腹股肱；那些埋伏掠夺、轻佻逞武、在乡里像奔蜂乳虎一样的人，也跟着变成了婴儿和少女。元功使百姓受到洗涤磨炼，果然可以同他们共同治理，于是建造了休息居处的堂屋，以‘清风’命名。我听说这件事后感叹道：天下的事物，大概没有不能改变的；然而能够使它改变的，不是深明事理的人是做不到的。如今在万物之外自由飘荡、使人得到它便能洗涤烦恼、解除暑热的，只有清风如此。所以至人的驾驭、隐逸君子的欣赏、骚人、才子和大夫的喜爱，正是因为它足以使人快乐。假如不善于治理的人把心思拘束在绳墨末节上，把百姓置于牛羊般的境地，那么人与事物都将疲弊；等到开始把纷乱的事情理顺时，政务反而越来越劳苦、弊病越来越炽烈，距离治理也越来越远了。这样还能知道清风洗涤烦闷、解除愠怒的道理，和百姓共同享受舒适快乐吗？只有元功才力有余，不被琐碎俗务所牵制，只用从容无为的办法，使百姓焕然一新、释然欢喜；元功也将由此逐渐上进，成为朝廷的表率。他所得的清风特别多，本来就是应该的。况且我县向来多有秀异的百姓，哪里知道将来不会有儒者作一篇温和美好的颂文，歌咏您的德行，使它与此堂长久相配呢？元功是博古通今、安静深厚的君子，观察他命名的意思，便足以知道他的为人。《永州柳先生祠堂记》先生在永贞元年冬天由尚书郎外调为邵州刺史，途中被贬为永州司马；到元和九年十二月，朝廷下诏召他回京，后来又出任柳州刺史。先生居住在零陵大约十年，直到今天说起先生必定说零陵，说起零陵也必定说先生。零陵距离长安四千多里，是极南方偏远贫陋的地区，而先生屈身居住在那里。零陵只是因为先生居住过，便名闻天下。说先生不幸可以，说零陵难道不是幸运吗？先生起初居住在龙兴寺西边的廊屋下，偶尔坐在法华西亭，看见西山而喜爱它，命仆人渡过潇水，砍除杂草灌木，搜寻奇景、选择胜境，在山水之间放纵身心。进入冉溪二三里，找到尤其绝美的地方，便在此安家；于是结茅种菜，修筑池沼水榭，命名为愚溪，又把《八愚诗》刻在溪边石头上。所谓钴鉧潭、西小丘、小石潭，都是沿着愚溪出去可以到达的地方；所谓南涧、朝阳岩、袁家渴、芜江、百家濑，都是溯潇水而上的地方，全在愚溪数里之内，是先生拄杖穿鞋徜徉游览的地方。只有黄溪最远，距离郡城七十多里，游人从来没有到过；那么，难道先生有像谢康乐砍伐树木、开辟道路、穷尽山水游赏之趣，也曾游览那里，只是次数不多吗？绍兴十四年，我来到零陵，距离先生已经三百多年，寻找先生的遗迹，如愚溪、钴鉧潭、南涧、朝阳岩之类，都还存在。只有龙兴寺以及先生的故居愚堂、愚亭，已经湮没荒芜，无法再辨认；《八愚诗》的刻石也遍访而不可得。黄溪则被洞獠侵占耕种，山路险峻、道路堵塞，无法进入。郡人指着高山寺说，这里就是法华亭旧址；龙兴寺如今是太平寺，向西俯瞰大江的地方就是它。这些说法果然正确吗？周朝衰微以后，谈论文章盛况的，莫过于汉、唐。贾谊在汉孝文帝初年驰骋文坛，当时汉朝兴起才三十多年，他谈论治国之道、撰述骚体辞章，已经这样追复三代的风气。此后接踵而来，末后到了刘向、扬雄，更加精深而不可企及，大概是因为距离古代还不远。唐朝承接贞观、开元以来崇尚治理的余风，以文章显名的人，如陈子昂、萧颖士、李邕以及燕公、许公一类人，本来并不是没有。东汉以来猥琐杂乱的风气还没有消除，到元和年间才纯粹地回归正道，能够达到这种境地，难道不是先生和昌黎韩公的力量吗？所以唐朝三百年，世人推尊的只有韩愈、柳宗元，难道不是盛况吗？先生虽然因贞元党争获罪，与刘梦得相同，梦得在宪宗、穆宗时期仍然受到朝廷尊重显用；先生却来不及被当时的君主察知，便突然死于元和年间，事业因此没有在当时大为显扬，实在令人深深惋惜！然而零陵的一泉一石、一草一木，经先生品题过的，没有不被后世仰慕追想、从中看见先生风采的；先生的文章载在文集中，凡是瑰奇卓绝的，也都是居住零陵时所作。那么我所说的幸运与不幸，难道不是这样吗？零陵为先生建祠，在愚溪之上，历任郡守不知有多少，却没有人敢废弃；只是还没有人寻访先生遗迹并为之记述。我于是采集先生文集和刘梦得诗中可以考见的内容，写下来放在祠中，附在《零陵图志》的末尾，希望后来的人能够有所考察。某月某日，新安汪藻书写。

译《文正公祠堂记》孟子谈论气说：‘最广大、最刚强，用正直来培养它而不损害它，就会充塞天地之间。’所谓正直，就是大公至正的道理。坚守并努力实行大公至正之道，不被富贵贫贱和威武所动摇。即使担任牧场小吏那样卑微的职务，也一定尽我的诚心、尽我的职责，最终达到建立国家、安定社稷、安抚边境、降服羌戎的境地。这样的功业可以和日月争辉，精神可以在万里之外折冲御敌，说气充塞天地之间也是可以的。后世看见古人功名显赫，便认为大多出于偶然，却不知道早已在胸中确立、预先决定的志向，从来不是没有来由；能够铭刻在鼎彝、书写在竹帛上的功业，也不是一天积成的。文正范公在尚未中第时，已经慨然怀有治理天下的志向，不因生死祸福而动摇内心。等到遇上有志于作为的明主，他在朝廷上像史鱼、汲黯一样刚直，忧虑国家像贾谊、刘向一样深切，守卫边疆像马伏波、羊叔子一样有功。即使庸人和小孩子，也没有不知道的。唯独他初次做官时，有一件卓然远超常人的事，国史失去了记载，所以不能不记述。范公以进士身份脱去布衣，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每天都拿着案卷同太守争论是非，太守多次以威怒逼迫他，他从未稍有屈服。他回去后一定把与太守反复辩论的话记在屏风上，等到离任时，屏风上连下笔的地方都没有了。他贫穷得只剩一匹马，便卖掉马步行回去。若不是明白如何培养自己的德行，能够这样吗？狱官署中有一座以范公命名的亭子，已经很久了。范公去世二十年后，高邮人孙觉，字莘老，任广德军长官，才作诗记述范公的事迹，刻在亭中。又过了六十九年，丹阳人洪兴祖，字庆善，来任长官，读到莘老的诗而仰慕范公。当初，广德人还不知道学习，范公找到三位名士做教师，于是郡中考中进士的人接连不断。庆善便寻求范公的遗像，绘制后安置在学宫，让学生世代祭祀，又嘱托我记述这件事。唉！范公的盛大德行，难道要等文章记载以后才流传吗？我汪藻又哪里配得上记述范公呢？从前段秀实对唐朝竭尽忠诚，后人只把他看作一时奋发求取功名的人，却不知道他任官时一定有值得记载的事。柳宗元搜集事实，把它上报给史官；今天我们所以知道段太尉遗闻轶事，正是柳宗元发掘出来的。段秀实本来远不足以和范公相比，而我有幸从庆善那里得到范公的详细事迹，以及征召夏无且和画工而毫无惭愧的故事，哪里知道后世不会采录这些来补充史官的缺漏呢？然而庆善治理政务而首先想到范公，可以说是知道根本所在了。既不因柔弱而吞忍，也不因刚强而吐弃，文正公具备这种品德。像《缁衣》所说那样喜爱贤人，庆善也具备这种品德。这些事难道可以不记载吗？绍兴九年六月，新安汪藻记。《浮溪文粹》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浮溪文粹》卷七　宋代汪藻撰写记文 《镇江府重修州学大成殿记》古代拥有天下和国家的人，其统治时间长短，取决于积累的深厚与浅薄；祭祀的兴盛与衰落，取决于子孙的兴盛与败亡。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拥有天下和国家，是因为我们有平息争端、终止祸乱的办法，足以庇护百姓。百姓知道我们有平息争端、终止祸乱的办法，而且利益施加到自身，便世世代代拥戴我们的子孙，侍奉他们。这就是我们能够处在宗庙尊位、享受岁时烝尝祭祀供奉的原因。如果没有办法承继这种功德，祭祀也会随之毁坏。唯独孔夫子不是这样，他从未拥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的封地，但他的教化却施行于天地之间。所谓平息争端、终止祸乱的办法，他与万世共同拥有。天下采用我的学说就能治理，不采用就会混乱；既然不采用而混乱了，早晨采用我的学说，晚上便能恢复治理。天下又相率来祭祀他，祭祀越来越修整严肃，他的道也越来越尊崇彰明。三代的子孙如今已经成为普通百姓，而孔夫子的祭祀却与天地相始终。孔夫子去世一千多年，守文之君和当权之士讲求并祭祀他的道理，不能说没有做到极致；然而没有比本朝更盛大的了。当它兴盛时，庙学遍布四海之外，即使蛮、貊、戎、狄之国，也没有不知道孔夫子尊贵的。镇江有州学，位于州城子城的东南角，始建于太平兴国八年；五十七年后重新修建并扩建它的，是文正范公。经历战乱以来，镇江正处在兵争冲要之地，所以学宫毁坏，改作营垒和居舍。徽猷阁直学士、新安程公来任镇江长官，几个月后，大成殿又被焚毁。一天，程公经过这里叹息说：‘唉！释、老二氏，是我们儒者拿着武器驱逐的对象。如今道观佛寺在战乱之后毁坏，才过几天，就已经纷纷在国都相望而起，是因为他们的信徒意志坚定，才能力足以有所建立。孔夫子平息争端、终止祸乱的道理，对世间有这样的功劳，而我们这些门徒又奉明天子的命令，在这里主管教化，反而眼看着不去作为，实在惭愧。’于是向州中百姓谋求费用，也向州中豪强和僧人募捐，有人拿出盈余来捐献。于是聚集材料、准备工匠，选择吉日；郡丞韩仲通、葛祐之以及教官邹全嗣，实际从旁协助这件事。几个月后大成殿落成，巍然挺立在江山形势之中，与环境相称。殿室、筵席屏障、台阶次序、门庭，以及塑像陈设、器物摆放，也都整齐严肃，无不符合图样、合乎礼制。其他州的祠庙没有能比得上的。于是人们认为程公贤能。唉！兴办学校的事，大概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何况是在干戈之后呢？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诸侯修建宗庙、宫室、台榭、门厩，没有不被本国史官记载的；但学校见于六经的，只有鲁国的泮宫和郑国的乡校罢了。难道是当时各国以武力和政事相互夸耀，无暇顾及这些吗？还是公卿士大夫中知道学校是治乱根本的人太少呢？程公凭经术中进士，凭儒学修饰吏治，以儒雅之风所到之处都足以为人师表，理应知道根本所在。学校将要建成而程公离任，他的属官刘颍士、王昺代表诸生来告诉我说：‘希望写下文章留给后人。’于是我作序并作诗。诗说：‘万物同出一气，由乾元统摄；夫子之道，与乾元同样尊崇。高山耸立、河流运行，没有比大地更厚；夫子的尊崇，也与大地同样长久。从前旬始彗星出现在紫微，簠簋被弃置，道义被抛弃，学宫的门闩自行飞起，竟使这个地方的祭祀不能保持洁净庄严。是谁使它重新兴盛？是我们贤能的长官，于是铲除灌木荒草，排列起高大的屋脊。京口的学舍，曲阿的城邑，堂上传来弦歌，一洗兵锋箭镝。曲阿的城邑，京口的学舍，这一举措多么伟大，若非程公，谁能继承？我文正公百年之后重新兴盛，江在左、山在右，把秀美汇聚到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百年〕 为国家培养人才，以此厚重王室的祭祀。’

译《永州玩鸥亭记》我被贬居零陵，得到几间房屋，在潇水岸边。既然被称为罪人，人们便不肯同我交往；加上此地经历衰败困顿之后，也没有可供游览的地方。所以第一年我生病，第二年病愈，第三年心里喜欢这里，第四年把自己看作人、把别人看作物，安然自得，不知道忧愁和欢乐在哪里。房屋临近大河，愚溪的水流注其中。我于是结茅建亭，面向愚溪的入口。有一群海鸥每天驯顺地飞到亭下，便把亭子命名为‘玩鸥’。有客人经过来询问，说：‘玩鸥的说法，是闲适的旧说。如今您的鸥确实可以玩赏吗？’我说：‘我和万物共同显现于天地之间，凭借的是形体；我认识万物、万物认识我，凭借的是心。假使我的心能够胜过外物，李广射石的故事中，石头就可以被看成老虎；假使我被外物所胜，乐令射弓的故事中，弓也能被看成蛇。这两者都是没有情感的木石，只因人的心意，才使它们仿佛出于有情。假如我的心反而像木石一样毫无表现，那么海鸥便无从窥见我的心意，有什么不能玩赏呢？’我年轻时稍显迂拙疏放、狷介自守，知道自己在世上没有一件事相合，很想在麋鹿群中保全生命、涵养性情，以终其天年，实现我一生独来独往的志向。我大概随意做官二十多年，虽然三次做官、三次罢职，人们却不嫉恨我。不久我解脱了下泽车的束缚，进入承明庐，佩戴会稽的印章，于是言语和面色之间显露出许多细微的情绪。因此近处的人聚集起来责怪我，远处的人赶来附和他们。一次斥退，把我放逐到三千里之外，这正是群鸥飞舞而不肯落下的时候。于是我闭门谢绝交游，早晨吃一碗饭，晚上饮一杯酒，每天取古今人的书数卷来读，疲倦了就枕着书睡觉，醒来时太阳已经出来了。幸好没有疾病，便照旧吃饭饮酒读书。除此之外没有一丝一毫进入胸中，颓然忘记天地广大，也忘记四周屋墙的狭窄。差不多达到了所谓心如木石的境地，那么海鸥驯服，本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海鸥低头啄食，抬头四顾，这是动物的常情。如今海鸥却违背它的常情，在这里同我相伴，当然是快乐的；哪里知道将来不会有人想捕捉海鸥来玩赏呢？幸好海鸥不要忽视这一点。客人笑着说：‘把这些话写在墙上，告诉后来的人，可以吗？’我连声答应。绍兴丁卯年正月，新安汪藻记。《长兴周如愚殖斋记》我年轻时喜欢观察田地。田埂上，我同懂得农事的人交谈。第一次经过那里，禾苗长得茂盛，像小孩子站起来想要直立；第二次经过，庄稼长得繁密，像成年人有了愿望而想要进取；第三次经过，庄稼成熟整齐，像壮年人的才能已经形成而想要试用。于是我三次经过而三次有所收获。我说：‘唉！万物变化得这样迅速吗？是因为得到了天时地利吗？’农人说：‘我在这里尽力，这就超过了仅仅依靠天时地利。我从土壤肥力开始形成时起，从未有一顿饭的工夫离开田地去像孩子一样游玩，怕它倒伏；每天两次像照料成年人一样查看，怕它被水淹没；每天三次像照料壮年人一样查看，怕它受到摇动；每天查看五次。天时有雨有晴，雨水过多能够使它腐烂，阳光过强能够使它枯槁，我就用沟渠水量的盈亏来调节它。地利有肥有瘠，土地过肥能够使它滋长过度，过瘠能够使它耗损，我就根据菑田、畬田的深浅来适时耕作。因此还有稂莠的伤害、螟螣的灾害，我忧惧地防备它们，比盗贼拿着武器闯入我家还要谨慎。所以我曾经获得丰年。优秀农夫耕作，收获在于三分勤劳；普通农夫耕作，收获中有一半因为懈怠而损失。我在这里用力耕田已经数代了，却从未遭遇水毁、木饥、火灾、旱灾的变故。汪子听了感叹道：‘说得好！我询问努力耕田的道理，却得到了学习每天更新的道理。闵子马说过：学习就像培植，难道欺骗我吗？’长兴人周如愚在住宅旁开辟一间便坐，请我为它命名；他大概是有志于学习的人，所以我在门楣上题写‘殖斋’二字，并把这番话一同写下来告诉他。绍兴戊午年十一月，新安汪藻记。《镇江府月观记》京口以江山形胜闻名天下，来由已经很久了。作为国家屏障，它在晋、宋、齐、梁之间尤其重要。看那千山环绕，中间横贯巨大的水面，风涛日夜驾驭百川向东奔流；它的形势雄伟，实在足以控制南北，哪里只是骚人羁客小小的登临游览之处呢？州治西面有一座楼，依城而出，名叫千秋楼。考察图志，它始建于晋代王恭时期。从楼向西南沿城走一百多步，忽然看见飞檐曲槛，在城角之上高高孤立。能够远望数百里，所看见的就是月观。绍兴八年，吴兴人刘岑，字季高，来任此州刺史。当时州府经历废乱之后，公私财物荡然无存，不再有从前的面貌。季高凭借精明强干、敏捷有才的能力，在谈笑之间改变了百姓的观感；府署、寺院、里巷、井邑已经聚集整治，全都恢复原状。刚有闲暇考虑游息之地，便在月观旧址上修缮并翻新它。有客人登临后感叹说：‘啊，壮观啊，真是从未见过！此前倾斜的屋脊、倒塌的栋梁，埋没在青烟荒草之中，即使江山本身没有随时势改变，也没有人能够看见我眼前的景象。如今早晨的雾气、傍晚的云霞、晴日的山岚和温暖的苍翠，又在几席之间重新呈现；风帆浪船、离群的大雁、落下的野鸭，全都陈列在酒席之前，就像游子归来，又像蒙住眼睛的人重新获得光明。’ 季高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是有能力了；如果不是政务有余力，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有人说：‘这还不足以说明季高的政绩。’季高从前辛劳于侍从之职，如今出任地方官，分担天子北顾的忧虑；正值时局艰难，这个州又确实是要害之地，他经营治理的规模一定有值得称大的地方。我曾同您一起四面眺望：东面是海门，那里是鸱夷子皮乘舟离去的地方；西面是爪步，那里是魏佛貍曾经到达的地方；北面是广陵，那里有谢太傅修筑的堤坝；江流中部，则是祖豫州击楫发誓的地方。想想当时英雄们慷慨激昂，为中原没有收复、敌人没有擒获而愤懑，想用忠义之气吞灭敌人；即使把宇宙看窄、把九州看小，他们胸中积蓄的气概，也要借江山来发露。如今把千百年的往事一并收纳在数间屋宇之中，使它们清清楚楚呈现在眼前，那么季高的志向也可以知道了。然而自从有天地以来就有山川，山川见过的人很多，而山川的胜景若没有人便不能流传。襄阳的岘首山因为羊叔子而流传，武昌的南楼因为庾元规而流传，蜀人的筹笔驿因为诸葛武侯而流传。我知道月观和季高的名字一定会闻名天下。姑且写下它的始末，作为京口旧事的遗留，使后人知道这座观重新修成始于我们季高，难道不是更加令人欣喜吗？季高说：‘可以。’绍兴八年十一月，汪藻记。《浮溪文粹》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浮溪文粹》卷八　宋代汪藻撰写序文

译《苏魏公文集序》文章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够说明当代的事务，通达各种人情，使千年以后读到它的人，仿佛生在那个时代，仿佛看见当时的人。至于善于立言的人则不是这样：文章虽然可能与常人相同，但他之所以成为文章的原因，却不是常人能够相比的。孟子的七篇著作，叙述战国诸侯的事情以及梁、齐君臣的言语，辞采极其辩博，看起来似乎与战国文章没有差别。扬子的著作有数万字，谈秦汉之际的事情最为详尽，简洁雅正而宏阔深厚，看起来似乎与西汉文章没有差别。至于推究性命的幽微，阐发天人关系的深奥，纯粹归于正道，使求学者以之为师而取法；拿它同六经相比，当时所谓张仪、苏秦、公孙衍、谷永、杜钦之流，哪里只是不能望见他的门墙，简直连帽子和鞋子都无法相比。宋朝兴起一百多年，文章的变化多次发生。杨文公在前面倡导，欧阳文忠公在后面继承，到元丰、元祐年间，这种文章几乎达到了古代境界而没有遗憾，大概是宋朝最为兴盛的时期。于是魏国苏公应时而起，苏公凭借博学多闻，名重天下五十多年，最终成为儒学宗师，官至宰相。一时的高文大册，全都出自他的手笔，所以自熙宁以来，国家重大的号令、朝廷重大的议论，没有不在苏公文章中体现的。然而苏公侍奉四位皇帝，以名节自始至终，他文章中所表现的难道只是空话吗？谈论政事的得失，他反复开陈，最终归于忠诚；谈论百姓的利弊，他引用论据详尽周全，根本在于宽恕。有所不说便罢了，一旦已经向皇上说出，天下的荣辱是非都不能改变他所坚守的原则，可以说是以道义侍奉君主的大臣。至于讲明经术的要旨，熟悉通达朝廷礼仪，下至诸子百家、九流、律历以及方技之书，没有不探究根源、综合精妙之处的，这对苏公来说都只是余事。因此他的一句话、一段文章甚至一句章句，都足以传于后世、树立教化，革除浇薄而偷惰浅薄的风气，和孟轲、扬雄的著作相互辉映于百世，并非当时以翰墨著名的作家所能仿佛。苏公在元丰年间奉诏撰写《华夷鲁卫录》，书成后作序进献。神宗读后说：‘这是说卦一类的文章。’如今考察那部书，确实如此，那么苏公其他文章的水平也可以知道了。苏公去世四十年后，他的儿子苏携才得以辑录父亲的遗文，得到诗若干篇、内制外制若干篇，以及表、章、书、志、铭、杂说若干篇，让我得以观览。我年轻时诵读苏公文章，因为没有能够拜见苏公而引以为憾；如今竟然能够全部得到他的著作，读到它们可以说是幸运了。所以我谨慎地记述这篇序文的开头，并把书归还给苏氏。绍兴九年二月十五日，具位汪藻记。《吴园先生春秋指南序》六经中只有《春秋》是仲尼所作，是圣人显现其志向的著作。学习而不明白是非，凭什么做人？治理国家而不明白刑罚与奖赏，凭什么治国？这就是此书写作的原因，也是它成为万世法则的原因。虽说这是以匹夫身份行天子之事，其中有所谓委婉而成章法的表达；然而它的褒贬全都出于天下公认的是非，难道是故意提出特殊、绝高的论断，使后人产生无法企及的叹息吗？不知道班固从哪里接受了这种说法，把孔门弟子立为标准，退下来却说出不同的话，开启了后世诸儒互相诟病的端绪。假使当时确实有不同意见，就不应再说子游、子夏一类弟子不能增添一个字的赞语。孟子距离孔子一百多年，对于《尚书》的《武成》篇、《诗经》的《云汉》篇等无不表示怀疑；到了《春秋》，却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了解我的，是《春秋》；怪罪我的，也是《春秋》’，但孟子从未对其中任何一句话置疑。那些乱臣贼子，难道是明白道理的人吗？他们一见《春秋》便知道恐惧，不是害怕圣人的书，而是害怕天下公认的是非。自从三传兴起，圣人的经书才开始承受不胜其繁的解说。喜好标新立异的人说：‘圣人的话幽深玄远，一定有不能用常情常理推度的地方，应当深入思考并努力探究。’于是枝蔓滋生，无所不至。人人致力于使自己的说法胜过别人，却没有人知道寻求最恰当的归宿。甚至儿子认为父亲的学说错误，弟子认为老师的说法愚昧，何况其他事情呢？这样，《春秋》之所以不明白，是三传扰乱了它。本朝自熙宁以来，学者废弃《春秋》而不使用；几十年间，笃实求学而喜爱它的人，大概并不是没有。然而一时章分句析的学问占了上风，所以即使讲《春秋》，也往往穿凿破碎，看不见圣人的完整意旨。政和年间，我经过山阳吴园，先生张公正在那里。先生对我说：‘学习《春秋》而不按年代编排，就没有办法学习。我曾经把各国史事按纵横关系排列，使同类事相互参见，圣人的意旨就清楚了。应当让你看看我的书。’我还没有来得及接受他的书，先生不久便去世了；先生的著作在士大夫之间广泛流传。于是我得到它，伏案读了一遍，说：‘唉！圣人的意旨难道远离人情吗？只是曲解经义的学问遮蔽了它罢了。’先生闭门读书二十多年，他见于世间的著作本来已经宏大光明，而流传出来的还只是一二成。那么，寻求圣人的内心并得到它的，难道只有这部书吗？即便如此，拿这部书来考察，先生的志向也大致可以看见了。绍兴十年七月，门人汪藻作序。[原文作‘防’]《书陈文惠公逸事后》文惠陈公辅佐仁祖时，每当内批在夜间传下，通常不过十刻。有一次，夜半忽然有御封送到他的私第，陈公没有拆封，第二天把它藏在袖中带到仁祖榻前，屏退左右奏道：“如今中宫空缺，张贵妃正受宠，我恐怕奸人会借机依附，请求确立皇后的名分。这并非陛下本意，而是有不得已的缘故；如果真是这件事，臣不敢拆封拿给同僚看。”仁祖点头说：“暂且搁置吧。”张贵妃后来就是追册为温成皇后。当时在墓前刻神道碑，不敢把这件事写进去。文惠公去世一百多年后，他的曾孙右中大夫、直秘阁兖才把此事记录下来公之于世。唉，这一举措关系到天下的治乱。文惠公不动声色，在谈笑之间启发并改变了仁祖的想法，使他的君主一旦达到了汉、唐贤君的境界。假如当时稍有迎合宠妃之心，造成的过失难道还数得清吗？这真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论，一句话便能使国家兴盛。自古以来，君主对妃嫔的宠爱，即使父亲也未必能改变，儿子和君主也未必能改变，这正是我所谓骨肉之间难以启齿的事情。文惠公能处理到这种程度，本来就是社稷之臣；但如果不是仁祖有听从劝谏的圣德，又怎么能这样宽容自己的臣子、让他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呢？后世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当时君臣关系的盛况，并把它作为万世的法则。绍兴十年十二月，臣汪藻书。

译《防东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父任泰兴县令。这一年发大水，百姓的田地与江水相通，没有办法得到食物。转运使催促秋季缴纳赋税，一点也不肯宽免，各县都惊慌恐惧，只能听命。唯独先父怜悯百姓的困穷，把赋税全部免除。转运使大怒，公文像星火一样急迫地发来，先父却处之泰然。那年冬天，事情传到朝廷，诏令起居舍人、同知谏院龚鼎臣公安抚淮南。龚公到泰州时，部使者都跟随他，把各县县令立在庭下，责问道：“百姓饥饿，不能养活自己，你们却一定要收租；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怎么能这样做呢？”又说：“泰兴县令值得称道。”于是龚公在部使者和郡守的食堂设宴，邀请泰兴县令参加，并让他们交相上章推荐他。我小时候记得先父这样说过，只遗憾不知道龚公仕进出处的详细情况。六十年后，我到零陵，得到学易先生所写的集序，读后感叹说：“龚公真是千载难遇的人物啊。”由此知道，士人想要施行自己的志向，如果没有大君子便无法获得知名，反而有时会因此获罪，何况龚公还交相推荐他，实在是幸运。龚公在这件事上，确实做到了举荐正直的人而置于邪曲之人上。绍兴二十一年三月，男汪藻书。《浮溪文粹》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浮溪文粹》卷九　宋汪藻撰　碑 信州二堂碑 宣和二年十月，盗贼从清溪起兵，进入睦州、歙州、杭州，蹂躏十州之地，间或以军队围攻信州，但没有攻克。天子于是调出禁军，交给大军讨伐平定。起初，清溪百姓凭借山势作乱，官吏没有及时制止，事态逐渐扩大。部使者没有把实情上报，反而更加放纵军队，使其无所顾忌，甚至攻打官府寺院，掠夺百姓，因此东南各地都受到警戒。当时守州、县令各地疆界相连，却没有一个人奉上一纸文书替朝廷陈说此事。唯独信州王君说：“贼兵在竹林之间兴起，不到十天，锋势已经如此，情况不是朝夕之间可以消灭的。如今距离我州不过百里，俯视着我的境地，万一不加戒备，百姓怎么办？”于是立即拿出金帛招募士兵，增高城墙、疏浚护城河，修整作战器具，查考通往各处的道路十多处，全部派兵戍守。他任用通守王侯防和起居舍人高志临，交给他们军政事务；又分条上奏十多项便宜措施，并把防守的计划告知当权者和负责守城的人。十二月，贼军击败淛东军，声势大振。不久，他们焚毁婺源、开化，多次带兵逼近信州，见信州已有防备，便退去。正月，他们攻打江山、常山并加以残害。于是信州周围数百里都成了贼区。王君处在其中，更加严格地部署诸将，与王侯防、高志临二人合力谋划：驻军韩巗以防守开化，驻军馆头以防守常山，驻军竹巘以防守江山；又都深挖沟壕、加固营垒，每天在边境上耀武扬威，使敌人无法测知虚实。唯独柳家都没有公开设防，而是在数里之间隐藏精锐铠甲。高志临让亲兵放倒旗帜、隐藏鼓声，跟在后面，贼军果然疑惧三处戍军的兵力，不敢进犯。二月，贼军进入衢州后，擂鼓进攻柳家都，在险要之处扎营，并增募百姓充当士兵，一定要攻取信州。他们先派偏师试探进攻，攻克了柳家都，随后集中全部精锐来攻，号称十万人。高志临出动奇兵奋力冲击，贼军大败，拔营逃走；追击逃兵数十里，焚烧荡平、俘获斩杀的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并把他们伪造的统军捆来献上。于是把军队分成三路：一路从韩岩收复开化，一路从馆头收复常山，一路从柳家都收复江山，长驱直入，迅速席卷，终于收复衢州。贼军在其他州境的，也都望风逃走，东南于是平定。天子下诏说：“信州守臣愈斩贼有功，给他提升官职，若干官阶另行升迁。”通守舜举也是辅佐有功的良将，次第增加他的俸秩；又任命高志临为衢州长官。王侯防等人与王君相互庆贺天子的赏赐，也高兴地从守城的劳苦中得到解脱，于是修筑两座厅堂，一座名为‘示喜’，一座名为‘后乐’，并记述事情的始末，来请我说：“天下的事情，智者可贵之处，在于能审察祸福成败的关键，并谋划大局；一时区区胜负的功劳，不值得议论。当盗贼在太平百年之后突然兴起时，百姓不知道战争，官吏也不知道守御，唯独王君能察觉细微的征兆，慨然写信给在位者，有人嘲笑他，有人发怒，并且排斥嫉妒他，最终没有一个人能像王君这样做。等到事情真相显露、形势困窘之后，先前任官的人还拘泥于旧常，说：‘我只知道谨慎办理文书、期限和防务罢了；我是书生，怎么懂得用兵？’他们怯懦欺诈，争相谋划保全自己、妻子儿女的办法，把百姓被杀看得如同割除草芥。然而没有人能把事情办好，未曾有一个人像王君这样，使一州六县没有丝毫损失地回报天子；我却把它说成一时区区胜负的功劳，实在是因为信州处在江南四面受敌的要地，假如让贼军凶猛吞噬的势头向西动摇，向南窥伺建州，向北扰乱宣州、饶州，那么即使用多年时间消磨，也不能迅速攻下它。唯独王君凭借方圆千里的土地，屹立在横流奔涌的乱局中，扼住敌人的咽喉，鞭打它的后背，使其气势丧失、力量耗尽，不能前进一尺一寸，最终消灭了它的军队。当时，沿江、循海的三路三十多个州，都坚壁清野，把王君作为依靠的重心，那么王君建立的功业是多么伟大啊！因此天子应当评定功劳、赏赐有差，把王君的事迹写入法令；这样一来，信州一日之间名扬天下，那么这座以‘喜’‘乐’命名的厅堂，难道只是王君和信州人可以私自享有的吗？王君通晓经术，长于治理政务，所到之处都值得记载。他刚到信州时，连十天的余粮也没有；两年之后，钱币腐坏、粮食陈积，用这些来赏赐功劳、招募士兵，调集军队和粮食也都取自这里。可以说，他治理政务懂得先后次序，并非偶然有所建立，实在值得歌颂。于是作诗说：上帝安定天下的治理，把天下划分如同以天为界。遥远的南方边地，在长江的一角。八位圣王休养百姓，百姓习惯于大太平；有不能驯服的盗贼，便呼啸作乱以惊扰四方，竟敢像蝼蚁一样兴兵，向天子的军队为仇。天子回顾群臣，谁替我前去讨伐？勇武的禁军，由公侯统领。春天在郊野举行祓祭，到了麦收时节军队凯旋；囚犯被押来献上，罪行得到惩处，功勋和劳苦得到评定，谁来巩固我国的边防？我将奖赏你们，群臣都来启奏；信州是偏远的城镇，有人说守臣愈，确实能够平息兵乱。过去最先作乱的贼首，众人都没有听闻，说这是疯狂的恶徒，恐怕会扰乱我们的疆土；于是修治护城河和城墙，精选精锐部队，军队奔走集结，严阵以待敌军进攻。贼军多次冲击边境，我们便调军包围它；一经交战，贼军便崩溃奔逃，不能支持。我们依凭城墙和堡垒，扼守它的三面，邻国都仰头观望，如同水流汇聚。将士取得胜利，天帝说：‘好啊，正是你们的力量！赐给你们诏书，使国家荣耀，而王君愈也得到光宠。’我拜手叩头，敢于宣扬天子的美德，于是建造华美的厅堂，远眺山色，俯视流水。王君在这座厅堂中，寄托闲适，仿佛置身云端。乡里百姓家家歌唱，夹杂着嬉笑；王君在这座厅堂中，宾客和睦融洽，在忧患之间起身相继起舞。百姓祝愿王君长寿，永远做我们的父亲和老师，不要离开我们，使我们陷于危险。士人说：‘君子的才干，正应当由它来试验；以如此才干治理这个州，真是我们私下敬爱的贤明长官。’【“仂”音勒，十一也。】凡是其中的根本事迹，都把它载入民间歌谣，后来的人应以此为法。君王将要入朝，我作颂诗。这里是史官的订正，并非百姓的私誉，而是天子的庆典。祭文 祭祀河神文 神灵以大海为宗主，掌管百川；云雾、冰雹、风雷，是天地之气的停聚积蓄；降雨、放晴，顺应百姓的愿望；鞭打犀牛和蛟龙，使潜藏的水势兴起；正当春天万物繁茂，等待神灵赐下甘美的沐浴。为什么使阴阳乖戾，使水量有盈有缩？冰凌已经融化，潮水却还没有恢复；千艘船只静止不动，船尾相接。圣人处在天下中央，治理百姓；一个人受到饥饿阻隔，就会皱眉忧愁；千万貔貅般的军队，也害怕肚腹空虚。难道神灵厌恶我们，疲倦于挥洒甘霖吗？神灵呵斥驱使水族，难道很困难，却还要耗费一升一捧的水吗？诏令恩典降临神祠，敬献牲畜和玉帛；还请神灵驱使云师，赐下充足的雨泽。所谋求的是国家大事，并不是私人的亵渎。

译传 郭永传 郭永是大名府元城县人。年轻时刚强明敏，勇敢果断，身高七尺，胡须浓密，远远看去像神人。他因祖上的恩荫任丹州司法参军。当时知州武人出身，谋求奸利而无所顾忌，郭永多次援引法律制裁他。知州大怒，盛张威势逼迫郭永，郭永不为所动；知州便假装说好话，向朝廷推荐他。郭永于是尽忠职守以报答。后来知州想要改动已经定案的狱讼，郭永竭力争辩而不能阻止，便把案牍藏在袖中带回来，拂袖离去。郭永升任清河县丞，不久任太原府大谷县知县。太原帅常常任用重臣，每次宴饮花费千金，苛刻地从各县征取来供给；大谷县百姓承担征敛尤其急迫。郭永写信给幕府说：“不是按十分之一征取的，都是百姓的膏血，拿来供宴饮的花费，可以吗？如果不能得到许可，我这个县令就要投递弹劾自己的文书回乡了。”幕府不敢逼迫他。县中有一潭水能生云降雨，每年祈求水旱平安已成惯例。有一次县中祈祷没有应验，巫者便借机煽动百姓喧闹。郭永杖打巫者本人，让他在烈日下站立受雨。县人刻碑记载这件奇事。府中派出几批士卒，号称警察盗贼，实际上刺探各县长短，四处游荡侵扰而不归，没有人敢违抗他们。郭永把他们戴上刑具押送到府中，府中于是连同其他县派人追捕回来。此后，府里向所属部使者发文，凡是公文措施有不利于百姓的，郭永一定反复说明利弊，有的最终因此停止不行。宾客劝郭永说：“世人正一味随声附和，不要因此招来祸患。”郭永说：“我只知道实行自己的志向，哪里顾得上其他呢？”大谷百姓安于他的治理，认为自有县令以来没有比得上郭永的。他离任几年后又经过那里，整个县城都空了，百姓拦路挽留，情形如同郭永初次离任时一样。调任东平府司录后，府中大小事务都由郭永裁决。属吏有不能办成事情的，私下互相讥讽说：“你难道不是郭司录吗？”授任郑州通判。燕山战役时，任郭永为该路转运判官。郭药师驻守边境，倚仗恩宠而暴虐至极；他与百姓交易不付足价钱，还要驱打百姓，非打瞎眼睛、折断肢体不可罢休。安抚使王安中不敢过问。郭永对王安中说：“不惩治他，今后就难以控制；请让我去见他，当面严厉责备。如果他不服，就把其中罪行最重的一个人在市上肢解示众，这样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他去见郭药师，说：“朝廷亏待将军了吗？”郭药师惊问：“这是什么意思？”郭永说：“从前将军带兵归顺朝廷，朝廷推心置腹地信任将军，对将军无所不至；可是将军至今没有立下丝毫功劳报答皇上。如今朝廷正倚重将军，您却放纵部下残害百姓而不加禁止；平时尚且如此，到了紧急关头又能怎样呢？”郭药师道歉，却没有惭愧的神色。郭永对王安中说：“将来扰乱我边境的，一定是这个人。” 不久王安中被罢免，郭永也辞职离去。调任河北西路提举常平。金人逼近京师时，所经过的城邑都想立即攻取。那年冬天非常寒冷，城池全部结冰，敌军常常借冰搭梯登城，不用攻打便能进入。郭永正好在大名，听说此事后先放松禁止百姓到壕沟捕鱼的规定，百姓争相出城捕鱼，冰便无法重新封合。敌军来到城下，窥伺很久，叹息着离去。迁任河北东路提刑狱。当时皇帝在维扬，下令宗泽守京师。宗泽整训军队、积聚粮食，准备收复两河；大名处在冲要之地，于是檄令郭永与帅臣杜充、漕臣张益谦互相配合。郭永接到檄文大喜，立即日夜谋划攻守器具，并结交东平的权邦彦作为援军。不多日，声威震动河朔；已经陷落的州县纷纷反叛，敌军来袭。敌军也畏惧郭永，不敢行动，远近都安宁了。不久，宗泽去世，杜充守京师，张益谦代替他，裴亿任转运使。张益谦、裴亿都是气量狭小的卑劣小人，他们防范琼，胁迫权邦彦南去。刘豫带领济南军队来攻大名，大名成为敌军之间的一座孤城。敌军以十倍兵力攻城，郭永率领士兵昼夜登城防守，窥见空隙便出兵袭击。有人劝张益谦弃城逃走，郭永说：‘北门正是遮蔽梁、宋的屏障，敌军一旦得志，就会席卷南下，朝廷就危险了。即使力量不足以抵敌，也应当拼死守住，慢慢挫败敌人的锋芒，等待外援到来，怎么能弃城呢？’于是招募士兵，带着帛书，夜间从城上用绳索缒下出城，向朝廷告急，并请朝廷先做好防备。敌军攻势更加急迫，俘获东平、济南人，在城下大声喊道：‘这两个郡已经投降的人可以享受富贵，不投降的将一个不留。’张益谦等人面面相觑，脸色变了。郭永大声说：‘今天正是我们这些人尽忠守节的时候。’又巡视城墙，慰劳将士说：‘王师已经来了，我们的城池坚固完整，可以守住；你们努力，贼军不值得害怕。’众人感动得流泪。天刚亮时大雾四面弥漫，敌军用车辆装载守城用的碑石和残缺的础石发动攻击，城中两座城楼和望楼都被毁坏，守军在左右架起盾牌站立，许多人被击碎头颅。过了很久，城防终于被攻破，郭永坐在城楼上，有人扶他回去。几个儿子围着哭泣，请求他离开，郭永说：‘我家世代承受国家恩典，应当以死报国；可是巢毁卵破，你们又能到哪里去呢？这就是命运，有什么可怕的？’张益谦、裴亿率众迎接敌军，却说：‘城破之后才投降，为什么？’众人纷纷把责任推给郭永不肯投降。敌军派骑兵召郭永，郭永整理好衣冠，面向南方拜了两拜，然后换上便帽进去。金军统帅说：‘阻挡我们投降的人是谁？’郭永注视他很久，说：‘不投降的人就是我，还问什么？’ 敌军见郭永相貌魁伟杰出，又早就听说他的贤能，便亲自用几十句夷语，想以富贵诱使郭永投降。郭永瞪眼吐唾沫痛骂道：‘无知的猪狗，我恨不得把你们剁成肉酱来报效国家，还说什么投降！’敌军命翻译不停地劝说，郭永挥手怒骂不止。敌军忌讳他的话，挥手让他离开。郭永又厉声说：‘为什么不快点杀了我？我将率领忠义之鬼消灭你们！’大名被俘的人无不抬手加额，为他流泪。敌军命令把他押到刑场。举手连同他的家人一起杀害时，他五十三岁，是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日。当天消息传遍城中，即使平素与郭永不合的人，也都相对痛哭。敌军离去后，众人一起背负他的尸体埋葬。郭永广博通晓古今，一得到钱就买书，家中藏书一万卷；他因事作文，都值得记录，却不求人知道。看到古人树立名节，没有不慨然合卷一整天的；尤其仰慕颜鲁公的为人，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退下后却没有不同的言论；听到别人丝毫的善行，一定叹息赞许，唯恐自己赶不上。士人朋友因此敬畏他而归附他。杜充守大名时，声名很盛，郭永曾经写了几条意见给他。他日杜充问那些意见的内容，郭永说：‘还没有空读。’

译郭永多次责数杜充说：‘有人有志向却没有才能，喜欢虚名而丢弃实际，骄傲自用却获得声名；凭这样的人承担重任，很少有不失败的。您这样的人，难道足以共同治理国家吗？’杜充非常惭愧。靖康年冬天，敌军再次侵犯京师，朝廷内外阻隔，有人把两宫皇帝和太后被押往北方的消息告诉郭永，郭永号哭昏倒在地，家人把他抬回去；几天不进食，听到元帅的檄文送到，才勉强吃了一顿饭。他的忠义大概就是天性。至于侍奉父母孝顺、待人忠诚、轻视财物而重视道义，以及精明能干地处理政务，都只是郭永的余事。他的大节就是如此，其他事情不值得用来说明郭永。绍兴初年，才追赠郭永为中大夫、资政殿学士，谥号勇节，并授予他的族人几人官职。赞说：‘唉！靖康之祸，难道不令人悲哀吗？凭二百年全盛的中原，而在位者都是拘泥章句的人，把名节看成并非急务，士人的精气和锐气全都消磨软弱了。一旦被敌人乘隙而入，没有谁不顾全性命、保全妻子儿女，像老鼠一样抱头逃窜；有的人甘心身处污辱之地也不后悔。郭永以自身殉国，甚至勉励家人一定赴死，难道不是所谓烈丈夫、不会被世俗所改变的人吗？当时因守节而死的人虽不是没有，如刘韐、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国、张克戬、杨邦乂，都是其中声名显著、尤其突出的。然而痛骂贼敌、至死不屈的，没有比得上郭永的，所以我摘取郭永一生的事迹写在篇中，使人知道他建立大功名、奋不顾身是有来由的，并非偶然爆发。’ 书 见《谢给事书》古代想凭才能让世人了解自己，并希望得到大贤君子赏识的人，有的跟随高士收拾器物，站在堂下；有的敲着牛角，在车辕旁歌唱。更有甚者，替人洒扫门庭，拜见车后扬起的尘土，只求有一天得到一顾青睐。我私下认为，人的才能就像金石会发出声响、芝兰会散发香气一样；才能一旦确立并形成声名，自然会显著得无法掩盖，何至于采取区区乞求怜悯、使自己苦楚的姿态呢？然而，如果是委屈自己的道义来伸展自身，即使深居简出、关闭门户、坚决拒绝交游，像水北山人、终南捷径那样，又怎么能补益仕进退处的道理呢？如果确实是委屈自身而伸张道义，那么求见的人不勤恳，告知对方自己情况的人就不诚恳；想要见他的人不恭敬，他给予接见的机会也不会到来。即使有背负重物的劳苦、执鞭驾车的屈辱，也不妨碍他成为爱好贤者、仰慕善人的人。大贤君子从容面对君主时，自己承担天下的重任，咳嗽吐气都能吐出珠玉，叱咤之间便能产生风云。他的势力地位越尊贵，门庭墙垣就越高峻；门庭墙垣越高峻，不是平素侍奉在身边的人，终究不能进去。等到他离开国都多年，对当世绝了念头，放下权力事务的纠缠，在逍遥之境自得其乐时，就不只是一个卑微的人能够接触他的余光、承受他的余泽了，即使樵夫和乡野老人，也有时可以与他同游、争坐席位。在这种时候，他自身是不幸的，而遇到他的人却是幸运的，所以委屈自身而伸张道义的人会跟随他。我从孩童时便听说阁下的名声，如同东方初升的太阳，虽然还没有光芒照彻长空，但温厚的气息本来就足以感动人；又如清济河的流水，虽然还没有浩浩荡荡流经大地，但滋润万物的功效本来就足以成就事物。因此评论者把王佐之才许给阁下。后来我叩开贤士之门，听说南方的学者和中朝的士大夫，没有不以能够同阁下交往为荣耀的。当您慨然位列这些人之中时，阁下正担任言官；我凭着卑微有瑕的身份，不能与您交游。近来我来到这里隐迹，而阁下也在这里，我私下欣喜庆幸，认为一生所愿而不能得到的事情，如今可以承受您的谈笑了。但又怎么知道上天的意思不是要让我公在这里稍作停留，以满足想见您的人的愿望呢？然而天下的道理，没有比人与人相知更难的了。有求而不得的，也有不求而自来的，应当是暗中有帮助相知的人，并非人力所能做到。因此，有人只是从窗缝里见过半面，终身都没有被察觉；有人家中有名士住了三年，仍然没有被发现，这难道可以用相处时间的长短、关系的亲疏来衡量吗？我与阁下相比，我出生之地相距千余里，仕途地位又悬殊得无法计数，而且没有骨肉亲情，也没有介绍人事先替我美言，我究竟凭什么能取得阁下的了解呢？然而与住在名士家中三年却没有被察觉的人相比，我还算不足；与偶然得到半面之见的人相比，我毕竟又有所不同。听他的言论，可以知道真伪；看他的仪容，可以辨识邪正；考察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修养，这样也足以大致了解他了。如果说一定要等到在事情上考验他，经过很久之后才察看清楚，那就不是忠恕之言了。因此我冒昧请托于典谒之职，并用自称无能的言辞寄托自己，把它作为见面礼。惶恐屏息等待您的命令。不再详述。铭 熊叔雅研铭 大禹凿开的遗迹，瘴气山岚怎能拥有它？彩虹贯穿岩石，把它凿成深潭。携带着它走遍南北，毛笔和楮纸陈列为它的朋友。三次写下瑰丽的文辞，与古人相参。董天任研铭 中间是圆的，青色玉璧般的外形在前面呈椭圆凹陷；如同初升的新月破空而出，天上的滋味像烤熟的车螯，成为瘦削仙人零落的珍贵唾沫。《浮溪文粹》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浮溪文粹》卷十　宋汪藻撰　神道碑 尚书刑部侍郎、赠端明殿学士程公神道碑【程公名振】靖康元年冬天，金人再次侵犯京师。第二年春天，天子在外，敌人索取金帛，数量没有限度，府库不足，只能继续向百姓征取。诏令尚书梅执礼、侍郎陈知质、程振、给事中安扶督促百姓输纳。有一天，敌人坐在城门上，傲慢地对四人说：“我国向百姓征收赋税，通常每家都按次序相互担保。若甲户缴纳而乙户不缴纳，就把乙户抓起来杀掉，谁敢违抗？”他料想百姓已经穷困，并且将要发生变故，便想乘隙逞威。四人异口同声回答：“如今天子蒙受尘辱，臣民都愿意上前赴死，即使肝脑涂地也不计较，何况金帛呢？只是实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塞责的了。”敌人大怒，问官长在哪里，想加罪于官长而放过其余三人。程公担心尚书因此获罪，立即上前说：“我们都是官长。”敌人怒不可遏，四人都因此死难。建炎初年，皇帝即位，哀悼他们的忠诚，颁下玺书褒扬感叹，各自升官七级。于是程公从承议郎升为朝议大夫，授予他的儿子和亲属二人官职，命饶州办理安葬之事，派官员监护，厚厚地抚恤他的家属。言官认为这样还不足以酬答程公，又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为他的灵柩作告祭。程公名振，字伯玉，是饶州乐平人。曾祖父承宪，祖父溥，父亲翺，世代以儒业为生，是有声望的家族。翺因程公的缘故追赠朝请大夫。程公年轻时便有卓绝的才华，未满二十岁就到四方寻访师友；进入京师游学太学时，必定在同辈中出类拔萃。张商英、陈瓘、张廷坚、邹浩等一时名士都见过他，并在门口迎接。崇宁三年，皇帝车驾临幸孔子祠，召见太学生，程公以成绩优异补任将仕郎，授和州州学教授；又留在辟雍任录事，过了很久升为博士。遇到诏令让近臣访求可用人才，有人把程公推荐上去，朝廷召他到政事堂，提升为太常博士。他以母亲年老请求外任，获任提举京东西路学事；任期届满后留居东州五年，上奏请求建立孟子冢祠，以公孙丑、万章配享，全部得到准许。改任京西南路提举常平，入尚书省任膳部员外郎。过了一年任监察御史。当时大臣结党互相倾轧，势如水火，一时士大夫很少有不依附的；程公独自坚持自己的主张，挺立其中，人们都佩服他的正直。升任辟雍司业兼太子舍人，改任国子监司业。第一次拜见太子时，他说：‘古代举行大祭祀，登堂接受祭祀余肉和酒爵，一定要由嫡长继承人进行。既然礼书已经记载，而且元丰年间的典章也完整保存着。昨天皇上在明堂举行祭祀，殿下却没有参加，这不是尊崇宗庙、重视社稷的做法。’太子惊讶地说：‘起初没有人提到这一点。’从此太子突然加以奖赏和重视，后来每次程公进讲古今治乱，太子总是倾听采纳。升任左司员外郎，兼任原职。当时方腊在浙右作乱，声势震动京师。程公从容地对宰相王黼说：‘应当趁此机会谈论天下弊病，或许可以稍加改革，以顺应天意和人心。’王黼不高兴，说：‘皇上将认为我挟持兵权，那怎么办？’程公知道王黼忌恨自己的话，没有回答，快步退出。但太子极力推荐程公，外廷并不知道。两省官员有空缺时，皇上说：‘程振老成忠实，一定要任命他为给事中。’王黼仍对以前的怨恨不能释怀，便说程公资历浅，又一向擅长词令，只授任中书舍人。不久，中书侍郎冯熙载被贬为亳州知州，王黼很怨恨冯熙载，想让程公弹劾他，并且用丑恶的言辞诋毁他，程公不肯听从。王黼大怒，暗示言官弹劾程公结党，贬任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当时是宣和三年。第二年又任集贤殿修撰，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不久，授徽猷阁待制、中书舍人，他都极力辞谢而没有接受。不久，太子接受内禅，这就是渊圣皇帝。渊圣皇帝长期记挂程公，催促他回到原来的班列，召见时慰劳优厚。不久诏令从宫中直接发出，任命他为尚书吏部侍郎。程公认为大臣们不能协调议论，诏令屡屡被驳回，轻率更改而错失时机；金人带兵将近半年而至今不能解除，就是因为议和或作战的意见没有统一。裁减抑制滥赏，本来像黑白一样容易分辨，却在几个月内三次改变说法，是因为朝廷不能忘记私情，常常为党羽留出余地。今天一个人说这样对，便认为对而施行；明天另一个人说这样不对，便认为不对而停止；有时出于皇帝独断而来不及咨询，有时采用大臣偏颇的意见便立即发布，所以行动未必妥善，处理未必适宜，却常常又为此反悔；形势逼迫，不得不如此。等听说敌军侵犯河北，程公竭力请求集合各路军队，从两面夹击，以牵制敌军势头，并说：‘敌人猖獗到这种程度，陛下还想固守和议，不让他们受到一点惩罚吗？’渊圣皇帝虽然赞美他的话，却受到大臣牵制，最终不能采用。程公接连上章请求离职，皇帝下优诏挽留，不准他离去。因为他在吏部考核选官方面声望很好，皇帝越发想让他试任地方政务，于是任命他为开封尹。在此以前，死刑案件有的情节值得怜悯，常常请示皇帝宽免，祖宗以来一直这样实行，时间久了，皇帝好生之德已经深入民心。崇宁以来，议论者认为京城首先应当弹压，凡是情节不合刑法的，往往巧妙请旨杀掉。程公上奏说：‘应当一律依照祖宗旧例，遇到皇帝特旨便写入法令；法令没有记载的，允许援引相近的案例办理。’从此开封府的囚犯得以保全性命的，多得无法计算。不久，诏令捕捉逃亡士卒，捕获数千人，程公请求把他们充入步军司并免除罪行。步军司请求依法论罪，按照法律应当全部杀掉；程公认为在多事之时，一天杀死千人，百姓必然大为惊骇，而且尚未定案，暂且交给有关部门审理，难道不会留下反复不安的祸患吗？渊圣皇帝深以为然，最终按程公的请求办理，改任尚书刑部侍郎。过了很久，敌人邀请天子到他们的营中，程公急忙告诉宰相。何㮚思考折服敌人的说辞，向皇帝报告后拒绝了敌人的请求。敌人忽然公开宣布：‘第二天皇帝车驾出城。’群臣都大惊失色。不久敌人不断索要金帛，朝廷不知道如何应对，程公冒死直入上前，最终与灾祸一同遭难。实际时间是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七岁。当初程公任中书舍人时，王黼让门客沈积中统帅河朔，想要窥探敌人谋取燕地的计划。程公对沈积中说：‘应当想到将来覆灭全族的祸患。’沈积中牢记程公的告诫，到达所部后，首先写信致谢。程公极力陈述此事不可行的情形，并把沈积中的话全部报告给朝廷。

译等到程公被贬职后，童贯、蔡攸最终发动了这场战事，导致祸变从身边突然发生，而程公也遭受了灾祸。因此听到程公遇难的消息，士人无论贤愚，都为他流泪。程公天性和乐平易，与人谈笑时极其温文风雅；到了讨论政事时，却挺然不屈，不能被改变。宣和年间，徽宗皇帝推崇道家的学说，程公在东宫时，渊圣皇帝问起此事，程公回答得十分详尽。大意说：‘周公作《鸱鸮》诗，孔子认为其中懂得治国之道；它说的不过是趁天还没有下雨，赶紧缠缚加固门窗罢了。老子所著《道经》也说：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着手做，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就加以治理。老子与孔子相合的地方，就是这样。如今不在无事之时巩固根本，却只忙于眼前土木工程，不是二位圣人的意思。’后来有一天，渊圣皇帝把这番话告诉太上皇，太上皇很想除去左右近习之臣，而杨戬正兴办龙德、太乙等工程，害怕不能放手行事，于是诬陷家令冯扬将要辅佐太子发动非常之变。太上皇震惊恐惧，逮捕冯扬杀掉，渊圣皇帝的话也因此被废弃。靖康年间，程公任开封尹，有人主张利于离间两宫，程公内心独自鄙弃他们。每当调和父子之间的关系，总是极有恩义。比如诏令审问龙德宫近侍梁忻之类的案件，他特意放宽条文，因此一点细小的猜疑也没有发生，听到的人无不叹服。程公居住乡里时，专门救助他人的急难；凡是因急事来求助他的人，他从未推辞。族中有一人多年不能参加科举，程公命他的儿子迈在一天之内替他办成。程公对于书籍没有不阅读的，对于学问没有不学习的；写文章敏捷丰富，一落笔便不能停下。书信文章飘逸流畅，即使相隔千里也像面对面说话；读到的人把玩不厌，争相收藏以为荣耀。他著有义语以及诗文七十余卷，藏在家中。妻子董氏，封为硕人。儿子迈，承务郎，继承程公的学问；次子尚未命名。程公去世后的某月，迈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日，将程公安葬在乐平县嶂岭原太夫人墓地的左边，这是依照程公生前选择的墓地。唉！士人在平常时候高谈阔论，拍掌议论，把祸福死生都自认为可以承担，还说别人不能做到，这实在容易。等到有一天面对利害，事情即使细微如秋毫，也很少有人不改变心志、动摇原先的操守。至于谋划保全自己，却把祸患推给别人，这样的人比肩接踵。听到程公风范的人，难道也可以稍稍感到惭愧吗？我年轻时因为同郡关系登门拜访程公，了解程公最详细的，大概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了。迈拿国子司业程瑀所写的行状来请我，我谨慎叙述程公平生，并以铭文系在后面。铭说：惟有祝融的后裔啊，程公的鼻祖名叫伯休。越过汉、唐时期向南迁徙啊，家族定居在泊川之上。上天既然赋予程公修长的才能啊，又加给他美善的节操。头戴切云之冠而侍奉君主啊，景仰忠贞的前代贤哲。妖氛忽然遮蔽太阳啊，神龙动荡而失去深渊。众人都害怕灾祸而逃避啊，程公却独自正直地上前。左边有搀抢星，右边有窫窳凶神啊，程公为什么偏偏遭受这样的祸患？如果牺牲自身而成就仁义啊，便把死生看得如同昼夜一样。纷杂的众多美好品德从未有人全部看见啊，唯有他的美名或许能够长存。伟大啊，荡阴之地以节义而死的人啊，我将跟随古代贤人最终归宿的地方。龙图阁学士、左朝请大夫滕公神道碑 滕氏出自姬姓，是周文王的后代。春秋时期，滕国是夹在齐、楚之间的小国。汉、魏、晋时期，滕氏人才不断。到了唐代，有一位名叫令宗的滕氏担任国子司业，他的子孙连续十余代相承。谱牒相传说：‘尧臣任卫尉寺丞，是公的祖父；友任朝请大夫，是公的父亲。因为公显贵，他们都追赠东宫师傅，父妣、祖妣都封为郡夫人。’公名康，字子济，应天府宋城人。十六岁时补为太学生。相貌俊秀、才气超群，诸位老成太学生都甘愿降低辈分与他交往。成年后，考中崇宁五年进士。调任通州司理参军，任期届满升为晋州观察推官。考试选任学官时被录取，授兴元府府学教授，首先考中词学兼茂科。入秘书省任正字。公凭借卓绝才华进用，却在儒馆滞留三年多，别人替他感到不平，他却处之宽裕。过了很久，升为著作佐郎、尚书工部员外郎。入朝应对时陈奏详明，徽宗皇帝高兴地说：‘近来得到你的词学程文，十分敏捷；本来有意任用你，只是没有得到当权者的支持。’一年多后，调任礼部。又过了几年，任国子司业。接连遭逢父母丧事，服丧期满；靖康二年，金人来到京师。当时皇帝设立元帅府，济州立即用檄文召公，檄文中说他‘词学精深丰富，明习典章制度’。公到济州后，率先同群臣劝进，请求依照高邑旧例筑坛，于是授任公为太常少卿。皇帝登极的礼仪，以及告天、颁赦的文书，都出自公的手笔。文辞激昂高扬，听到的人无不感动流泪。不久升任起居舍人，代理给事中；又升起居郎，兼任讨论祖宗法度的检讨官，试任中书舍人。公的忠诚精纯出于天性，平日遇事从不诡诈随从；到了居于参与议论谋划的职位，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说的。看到有不合公论的，一定反复陈述，直到皇上听取采纳才停止。显谟阁直学士孟忠厚请求按照父亲减年资格转任朝奉郎，公于是说：‘忠厚是隆祐太后的侄子，从太祖、太宗以来，没有太后兄弟的子弟可以列入侍从班列的。’所以前些日子给事中和中书舍人交相上章论列，请求把忠厚改任右列。陛下正为奉养太后而感到为难，所以没有立即施行；但内外人心对此仍未满足，希望陛下稍加省察，不要违背祖宗成法。’皇帝听从了。武义大夫康义因为登极恩典升任遥郡刺史，公封还诏书词头，竭力陈说：‘陛下即位以来，凡是发布号令、施行政务、创制事物，都一定遵循祖宗的典章制度。

译正因为能够效法祖宗，所以才能得到人心、顺应天意。’邢焕是中宫的父亲，孟忠厚是隆祐太后的侄子；尚且还曲从人言，改变他的武官班秩。康义是什么人，竟敢这样扰乱典章制度？康义是内侍康履的父亲。自古以来，招致祸乱的根源，不是外戚扰乱法度，就是宦官干预政事，汉、唐的教训都可以鉴戒。登极恩典各自升官一级，这是天下最公正的制度，祖宗以来从未改变。康义却凭御宝批示，特意破格升一官，暗中却提升五等官秩。看这种做法，与墨敕斜封的时代有什么不同？朝廷两次下达诏令，命令施行下去，最终都没有听从。人们无不敬重公有操守。后军统制韩世忠因为不能约束军队而被罚金。公说：‘韩世忠只是偏将，并没有显赫功劳，只因捕盗有劳便越级升官数等，地位仅次于节度使。人们之所以没有议论，是因为当时群盗充斥，姑且责望他日后的功效。等到士卒背叛，甚至夺取御用器物，把谏臣逼到死地，他却安然不知道罪过。直到群臣上奏弹劾才停止，罚金将用什么来惩罚后来的人？’于是韩世忠降一级官，任江州知州。陈彦文因为刘光世保奏记录守城功劳，升任龙图阁待制。傅公认为“光世”二字前后抵牾，因而把这件事搁置，没有下达。宰相极力支持彦文，催促赶快下诏。傅公说：“给事中、舍人依次封驳诏命，再由有关官员执行，这是两省的旧例。陛下认为我的话对吗？如果认为对，就应当重新下令让监司核查事实，依次推行赏赐，先赏城守官兵，然后再给彦文进职；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依照国家旧例办理也可以。”他反复陈说，言辞恳切不止，大大违背了宰相的心意。当时有个布衣参加后省考试，文章不合体式，但傅公认为他的文理优长，仍录取了他。谏官李处遯迎合上意上奏，于是朝廷授予傅公集英殿修撰、提举杭州洞霄宫，众人都替他感到不平。不久，皇帝到平江，又任命他为中书舍人。到朝廷答对时，他上奏劝皇帝敬畏天命、坚定安定人心。他大意说：去年郊祀前几天，太阳显现异常，按照图籍史书考察，这是极大的灾异，可是日官没有上报，朝廷大臣也没有告诉皇帝，使陛下修明政事来回应上天的行动没有及时进行。等到逆臣敢于萌发叛逆之心时，上天此前显示的征象已经十分明显，可惜朝廷不知道预先警戒。陛下即位已经两年了，恩宠幸进之人积聚怨恨，几乎重蹈覆辙；奸邪叛逆之徒犯上，却还没有立即伏诛。陛下为什么不察看人心所向，稍稍留意圣心呢？如今怜悯爱护百姓的政令，只是空话，百姓并不认为这是恩惠；哀痛自责的诏书没有落实到具体事实，四方也不认为可信。忠臣和奸佞一同进用，许多士人因此离心；刑罚和赏赐失当，三军也丧失了士气。臣希望陛下把建炎初年以来颁布的诏书、推行的政事取来，仔细思考审察，是否有一两件类似臣所说的情形；希望参照考核其中的得失，停止实行那些错误的措施。”皇帝称赞他有谏臣的风范，授予他左谏议大夫。傅公在谏院十多天，屡次上密封奏章，皇帝称许他懂得大体，于是有意提拔任用，擢升为翰林学士，亲自多次勉励他说：“你的话非常忠诚，除了你，还有谁替朕说这些话呢？”第二天授予他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建炎三年，天子恢复帝位，宰相吕颐浩建议临幸武昌，作为趋赴陕西的计划；返回建康后，又建议完全放弃中原，烧毁房屋，把居民迁往东南，傅公竭力坚持不可。当时他任谏院官，对御史中丞张守说：“我们应当以死力争。”后来任执政，又恳切陈说此事，皇帝醒悟而停止了这一计划。吕颐浩叹道：“傅公正是执政之才，谁能接受诏命两天之内就决断这样的大计呢？”谏官袁植请求诛杀黄潜善、汪伯彦，傅公说：“如果像袁植所说的那样做，恐怕会损害陛下好生的德行。” 皇帝点头赞同。过了很久，才批示罢免袁植的谏职。第二天傅公见皇帝说：“昨天看到罢免袁植的诏命，其中有忠厚之言，却没有听到杀戮之事，这种可以作为戒鉴的大事，正是王者的言论啊！太祖以来从未杀戮一位大臣，国家享国长久，超过两汉，原因就在这里。”皇帝非常高兴。李成派属官到金陵，极力请求得到淮南，吕颐浩想答应他，傅公说：“这是养虎遗患。”李成已经被任命为徐州知州，却拖延不去赴任，不如催促他就任，使远近都听说此事，知道朝廷的命令必定实行。李成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便很快退让听命。陕西进献马匹，皇帝选出其中一匹良马，单独赐给傅公，并下诏说，他应得的一切恩赏都依照同知枢密院事的规格办理。不久，诏令恭请太后奉神主到江表，以参知政事李邴暂代知三省枢密院事，傅公任资政殿学士，与李邴一同护卫随行。李邴以疾病推辞，于是又命傅公暂代知三省枢密院事，刘珏任副职。赐给傅公亲笔手诏，共一百四十六字，满是极力褒奖嘉许之辞，并允许他列在宰执行列中，奏事时在都堂办公。傅公随护卫到洪州，刘光世统率大军作为屏障；刘光世不能守住，金人渡过洪州，刘光世便退守处州。殿中侍御史张延寿不了解事情的曲折，极力诋毁傅公，于是傅公被削去职务，提举亳州明道宫。张延寿不停地进言，又把傅公降授为秘书少监，分司南京，居住永州；不到一年，便允许他自行选择居处。这年九月某甲子日，傅公在江西去世，享年四十八岁。正室常氏，是安民的女儿，追赠右谏议大夫，封咸宁郡夫人。继室朱氏，是尚书右丞谔的女儿，封咸宁郡夫人。有一个儿子名珙，任某官；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某官管镇和某官梁兴祖。孙子孙女共六人。有文集二十卷、《翰墨丛记》五卷、《韶武遗音》三卷。绍兴三年四月某甲子日，珙奉傅公安葬在平江吴县至德乡华山。绍兴八年三月，追复龙图阁学士。汪藻与傅公同为建炎元年的中书舍人。听说傅公在朝廷上谋议政事、提出规谏的情况，没有比汪藻更详细的了。谨慎地选取其中重要的写下来，并附上铭文。铭文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自古以来，政治清明昌盛，都由于臣下进纳忠言；没有什么不陈说，没有什么堵塞不通。在贞观时代，贤明啊，郑公！封上的奏章敢于直言，每天都使皇帝受到教益。政事有亏失便加以匡正，最终成就了太平功业。以至诚爱戴君主，谁能同他相比？傅公兴起在他之后，独自继承了这种风范。他在皇帝面前从容不迫地陈说，毫无隐瞒。皇帝听从谏言，实行规谏，表彰他不顾自身；于是交付他兵权，像廉颇、李牧那样在禁中辅佐，折冲御侮，消除祸患萌芽，应付变故没有穷尽。国家因此兴盛复起，宛如镐京、丰京一样。皇帝正要广泛询问谋议，忽然把陕西方面的重任转到东边，上天为什么中途夺走了他的生命？年纪还没有达到老年，国家却困苦不堪，谋划帷幄之中空无一人。应合时运而来，神灵又返回崧山。在墓道上刻写文辞，以显赫地彰明他的终身事业。《浮溪文粹》第十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浮溪文粹》第十一卷，宋汪藻撰：《神道碑》。朝请郎、龙图阁待制、亳州知州、追赠少师傅公神道碑。崇宁年间，党禁之论兴起，元祐以来被士大夫们指名的人，全都被列入党籍，所以当时那些德行盛美、忠心精诚的人，往往带着未实现的志愿死去。死后，他们的子孙害怕受到牵连，通常把家世功业隐藏起来，不敢传述。到了靖康年间解除党禁，人人争相谈论嘉祐、治平以前的事情，于是从前那些被埋没在地下、令人悲悼的不幸之人，全都在当时重新显耀起来。傅公虽然在崇宁初年去世，没有赶上党祸，但当权者仍指称他是党人。到绍兴九年傅公下葬时，已经过了三十八年，而墓碑还没有建立。傅公有七个儿子，只有诒度还在，诒度写信来请求我撰写墓铭。我年轻时就仰慕傅公的名声，没能拜见他一直引以为憾，如今竟能执笔编次傅公的事迹，实在幸运。然而我离傅公去世已经将近四十年，又经历了士大夫忌讳谈论的时代，傅公的品行政绩，详细情况已经无从听闻。谨慎选取那些明显为人们所熟知的事迹，叙述并作铭。傅公名楫，字元通，姓傅，祖先出自北地；自只亮一代起，世代在江南做官，子孙因此散居江淮之间。有一支居住在光州，遭遇广明之乱时，跟随王潮逃奔福建，几代之后传到傅公高祖仁瑞，又迁居兴化军仙游县，所以傅公现在是仙游人。曾祖父献，祖父称，父亲滋，都因为居处远离京师而不求仕进；父亲尤其讲信用、重义气，受到乡里人的尊敬，因傅公的缘故追赠朝奉郎。傅公年少时就像成年人一样庄重，刚七岁便跟随乡里的先生学习，已经能够严格自我刻苦；其他孩子在旁边嬉戏喧笑，他像没有听见一样，反而把他们的书也拿来诵读。尚未成年时参加广文馆考试，名列第一，他的文章天下传诵。后来没有考中回乡，有位贵人想留下傅公，让自己的子弟跟他学习，傅公说：“我正要寻求师友来资助自己修学，没有空闲做这件事。”听说孙觉、陈瓘有学问品行，便提起衣襟拜从他们学习。陈瓘的门人许安世、江衍一类人，都曾凭文章技艺冠绝众士，陈瓘却没有选取他们，唯独称赞傅公说：“傅元通是金石般坚定的人。”并把女儿嫁给他。傅公在治平四年考中进士，调任扬州司户参军。知州对属官非常暴虐，屡屡把难办的事情推给傅公，并催促期限；傅公裁决如流水，从不迎合他的心意苟且附和，甚至把知州的随从逮捕依法处置。知州虽然强作听从，却不能平心，于是想用繁重的事务困住他。陈瓘任天长县令时职位空缺，发文调傅公代理；看到傅公揭发隐伏、摘除奸邪如同神明，奸猾小吏和恶少都销声匿迹、丧失气势，天长县大为治理，又以政绩第一上报。傅公遭逢父亲丧事回到乡里，乡中凡有不能决断的事情，都听从傅公裁处，有人甚至到了傅公门前，诉讼不经审理便自行回去了。调任福州福清县县丞，帅臣曾巩倚仗才气傲视天下士人，却唯独对傅公以平等礼节相待。改任苏州录事参军，又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授任太原府大谷县令。白日诛杀迁徙乡里的一个祸害百姓的人。从傅公开始做官算起已经二十年了，他仍被吏部放在候选位置上，却安然自得，从未因仕途得失而介怀。曾布任太原帅臣时，傅公入谒，曾布大惊说：“这就是福清县傅县丞、我兄长所赏识的那个人吗？”于是率领郡中使者交相推荐，又写信在朝廷公卿之间称道他，改任宣德郎、知吉州龙泉县。当时孙觉任御史中丞，对傅公说：“朝廷想任用你，希望你暂且留下，任命文书即将下来了。”傅公说：“做官之所以乐于居京，是为了免受外任官被监司督责的羞辱。如今要向权贵叩头，与担任外任官又有什么区别？况且外任官本来就是我应当得到的。”说完径直出了国都，毫不回头。途中改任太学博士，所到之处求学者挤满门户。四年之中，他的脚从未踏入宰相和执政大臣的门。任期届满，当天就到吏部办理。曾布当时任知枢密院，与副职林希共同推荐他。宰相也一向知道傅公的名声，授任太常博士。傅公精通礼学，自神宗时议论北郊祭祀，直到这时又有诏令恢复讨论；议论者大多持两可态度，只有傅公援引经书、依据古制，削减车服、仪卫、赏赐等事项，使它们全部适得其中。皇帝后来终于按照傅公的意见实行。绍圣二年，徽宗从遂宁王府到资善堂学习，诏令大臣选择有德行、年长而成熟的人担任老师。宰相把傅公的名字上报，授任诸王府说书。旧制规定诸王学习写字作文，却不涉及经书；傅公说，诸王应当把德义放在首位，区区翰墨不是当务之急，请先讲授诸子、史书来增进王德，皇帝采纳了。第二年，徽宗封为端王，随即授傅公为记室参军。又过一年任侍讲，再过一年任翊善。在王府任事的宦官按例都与王府僚属亲近，傅公却独自严肃自持，不与他们亲近；全府都认为他耿介，却又全都敬畏他。端王也因此对他更加礼敬。五年间，官职调动了四次，却始终没有离开王府。同僚有的一年中多次升迁，傅公从未说过一句涉及此事的话。陈瓘的谏臣邹浩因进言获罪，傅公厚赠路费为他送行，因此获罪被免去现任官职，过了两个月才恢复。徽宗即位，首先问傅公在哪里，立即授他直秘阁，进任尚书司封员外郎，擢升监察御史，暂代殿中侍御史。他论奏内侍都知刘瑗恃宠专横，皇帝没有答复。调任国子司业，升起居郎，召试中书舍人。徽宗亲自称赞他的诏令文辞有西汉风格。这时曾布执掌国政，因为曾布兄弟对傅公有引荐提拔之恩，希望傅公帮助自己，傅公却巍然守正。凡是朝廷命令有可疑之处、进退人才不合众望的事情，如救援王古、范纯礼一类，都是别人难以进言的，他必定极力论奏；即使屡次被拒绝，也不因此改变。曾布被削职，他常常把这件事拿出来说。与他不合的人因此诋毁他，傅公并不顾虑。徽宗念及傅公是潜邸旧臣，见到他一定询问访察。傅公总是把遵守祖宗法度、保持安静自然作为建议，也对宰相谆谆谈到这些。回去后就把奏稿删削，即使至亲也不能听到内容。有一天，李清臣劝皇帝清心省事。徽宗说：“近臣中只有傅楫向朕把这件事说得很详细。”后来人们才知道，傅公用来启发引导皇帝心志的内容，卓绝之处都属于这一类。建中靖国年间的秋天，傅公看到时事逐渐改变，私下叹息说：“祸乱大概从这里开始吧？如果不除去楚人，他们就会把我钳制在市井之中。”听到的人无不认为他的话严重。傅公笑说：“以后应当用我的话来验证。”于是请求外任，诏令不许。他不停恳求，最后中书舍人邹浩替他请求，才听任授为龙图阁待制、知亳州。到郡几个月，因病换衣盘腿而坐去世，享年六十一岁，正是崇宁元年二月五日。傅公对于孔子、孟子的学说，精心思考、竭力探究，不达到极致就不停止。

译他天性简朴淡泊，对于世俗事务没有一件能够牵挂心怀，专门以经书史籍自我娱乐。藏书多达万卷。平日总是衣冠端正，如同面对贵宾；否则便闭目安坐，不随便说一句话。即使在昏暗的房间里，也没有丝毫欺骗。因此生死祸福不能进入他的胸中，他把仕途进退、困厄通达看得如同梦幻。即使在那个时代，以正直之道立于朝廷，也不是没有人；至于能够像蓍草、龟甲那样预见先机，卓然引退的人，只有傅公一人而已。大观年间，大臣多次想把傅公列入党籍，徽宗念及他是旧日学臣而停止了。后来每逢有事，徽宗必定提到傅公的姓名，但最终也没有得到大臣的支持。所以傅公去世时，没有加给他恤典。他葬在今常州宜兴县善拳山的原野上。因几个儿子的恩荫，追赠少师。妻子陈氏，也追赠越国夫人。儿子谅、友谊夫都考中进士。谅官至奉议郎、尚书膳部员外郎；谊夫任朝请郎、尚书兵部侍郎；谦受任朝奉大夫、淮州转运判官。与诒、病去、病誉、处都先后去世。诒度现任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有文集三十五卷，收藏在家中，文字简古而精深，世人把它作为典范。铭文说：大道有所寄托，千年才出一位儒者；世间得到任用，便能一人抵得万夫。傅公承继孔丘、孟轲，懂得学问的根本；不只是懂得，也亲自践行其中的道理。凭借这些，他如玉般挺立，正直而清廉。世间没有什么可以娱乐自己，便以大道看待生死。晚年进入王府，皇帝确实了解我，擢升我成为近臣。起初并不求得宠可亲，始终神色严正凛然，把忠言倾尽于皇帝面前，难道不是最大的刚正吗？我的道就是这样。皇帝虽然深知我，时运却没有给我机会，于是奉身离去，世上没有人能够阻拦。终于脱离了党祸，安然归葬九原。世人的评价已经公允，盛德于是更加尊崇，听到风范的人都奋发而起。百世之后，我作这首铭诗，来告诫后来的人。尚书礼部侍郎致仕、追赠太中大夫卫公神道碑。建炎三年二月，皇帝从维扬出发巡幸临安，感慨地思念那些进献可取之言、纠正过失的大臣。一天，他回头对宰相黄潜善、汪伯彦说：“卫肤敏在哪里？赶快把他召来。”当时皇帝刚渡过长江，人们都向南奔逃，道路上挤满了人，唯独傅公日夜向北赶路。皇帝在平江听说后，回头对御史中丞张澂、谏议大夫郑防说：“卫肤敏到了。”傅公见到皇帝时哭泣，皇帝也哭泣，说：“你在谏院时，朕知道你忠诚，常常把你的话当作可信；现在你应当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有所请求不要不及时回答。”傅公叩首致谢说：“臣近来在维扬，多次对陛下说维扬不是驻跸之地，请早日返回建康。如今临安也不是帝王居所，应当等事情安定后赶快返回；于是我陈述了守卫长江的办法。”皇帝点头说：“这正是我的心意。”第二天再次召见，傅公回去就患病，仍然随驾到了临安，授任尚书刑部侍郎。尚未正式就任，听到明州发生变乱，在船中痛哭，病情更加严重。他上奏请求退休，皇帝不答应；他请求用车载医者到秀州，皇帝准许了。进任尚书礼部侍郎，不久便上缴印绶，去世，享年四十九岁。奏报传到皇帝那里，皇帝叹息惋惜了很久，特意追赠太中大夫。后来见到与他一同被贬的中书舍人汪藻，皇帝说：“卫肤敏真可惜，他受到朕这样的眷顾和知遇。” 傅公名肤敏，字商彦，年轻时努力学习。宣和元年，以太学上舍生的身份被奏名，徽宗亲自擢取他为第三名，并称赞他的文章明白丰赡，授为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过了几年，同年进士王俊乂在徽宗面前回忆起傅公的姓名，徽宗问他现在担任何官，王俊乂如实回答。徽宗说：“只是任州县小吏，当时难道不能担任学官吗？现在就召他来。”第二天召见，傅公入见后，改授宣教郎、秘书省校书郎。当时国家刚同金人议和，准备派遣生辰使，宰相拟定十多人，徽宗认为傅公可以，便借给事中的身份出使金国。傅公说：“金国皇帝的生辰在天宁节之后五天，没有听说金国派遣使者，我们反而先去，在威势尊严上已经有所亏损；万一金国使者不来，就会使朝廷蒙羞。请到燕山等候他们，如果他们不来，就把礼物放置在边境上。”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到了燕山，金人果然没有来，傅公放下礼物返回。宣和七年又派舒宏中出使，已经辞行了，皇帝改命傅公担任贺金国皇帝即位使，与许亢宗同行。许亢宗说金人将要大举入侵，请求让傅公不要出行，皇帝不听。等到燕地的军情报告越来越紧急，众人喧扰恐惧，不敢前进，傅公斥责说：“这是君主的命令，难道可以推辞吗？” 到了边境，知道金人背弃和约，傅公更加不肯屈服。金人的答书想用押字代替印章，傅公说：“押字施用于臣下还可以，难道是用来对待邻国的吗？北朝立国应当凭借礼义，如今既然修好，就不应该以无礼的方式交往邻国、不以义治理国家，那凭什么立国呢？”金人拒绝了十多天，最终更换了玺书。交付书信时，又责令傅公双膝下跪。傅公说：“这是你们北朝的礼节，使者为什么要这样做？”金人大怒，旁观者吓得双腿发抖。傅公处之泰然，金人无法强迫他改变。金人因此不高兴，把他拘留在途中半年。到了涿州，傅公遇到金国将领某人，对方请求见他；傅公推辞不见，对方就询问相见的礼仪，金人按照惯例回答。傅公笑说：“所谓惯例，难道不是趋前伏地、罗列拜礼吗？皇子虽然尊贵，也是人臣；使者虽然卑下，也同样是人臣。两国臣子相见却以臣礼对待君主，这是一个国家有两个君主，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了。”于是作长揖后进入。坐定后，对方拿出誓书给傅公看。傅公说：“我作为使者行程万里，离开朝廷很久，无法知道这份书的真伪。”于是放言谈论军事，连续挫败金人，几乎又被拘留。渊圣皇帝接受内禅后，傅公才得以返回，进官三级，升任尚书吏部员外郎。这时高丽来朝贺，朝廷任傅公为宣问使，借太常少卿的身份迎接高丽使者，并削减接待礼仪。

译傅公说：“国家厚待高丽人已经很久了，如今一下子削薄礼遇，恐怕会失去他们的心。不如依照旧例办理。”朝廷便听从了他。到了明州，傅公看到时局多艰，凡是涉及使客和百姓的事情，大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丝毫扰民。起初诏令规定使者在春天朝见，那年冬天金人逼近京师，诏令无法往来，使者坐在驿馆中长久滞留，每天的费用以万计。傅公估计如果等候诏令再遣返他们，就会错过风向潮汐的时机；如果留他们一年，东南的粮食和供给就会耗尽。于是用财物换取金帛，厚厚地馈赠高丽使者，同时发文遣返他们。建炎元年回到朝廷，他因擅自发布命令获罪，皇帝却大为嘉赏，升任卫尉少卿。傅公说：“近来敌人侵犯京师，皇帝乘舆保卫金汤般坚固的城池而居，是因为知道敌人已经离去。金人秋天一定还会回来，而我们还要被困在孤城之中，这是大臣不懂得变通的过错。如今两河各郡幸好都在坚守，应当暗中用帛书许诺让他们世代承袭封爵，使他们知道自爱，不被贼人占有。对于陕西、山东、淮南，应当命令增高城墙、疏浚护城河，用这些来训导并整顿当地百姓，再选择大臣前往镇抚。皇帝暂且驻在建康，形势就万无一失了。”擢升为起居舍人。他又说：“如今二圣还没有回来，陛下对于宫室、衣服、饮食的供奉，应当极力节制减省，即使郊庙祭祀也不要使用音乐，希望精诚能够感动天地。” 授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就职后，他首先劝皇帝遵守法度、慎重爵赏、整顿纲纪，因而指陈时政的过失，指出崇宁、大观、宣和年间还有十多件弊政没有完全革除，言辞非常卓越深切，皇帝全都停止实行。又请求把承庆院营缮工程交给扬州，把升旸宫的营造事务归有司办理；宫中授官除职必须寻求三省同意；凡是不合天意人心、违背祖宗法度的，允许大臣执奏；大臣不据理救正的，就公开贬斥。此前傅公议论时政时，皇帝说：“崇宁、大观以来，之所以败坏祖宗法度，是因为宰相贪恋禄位，唯恐失去君主的心意，所以对于政事没有任何可否判断，逐渐造成了从前的祸患。从今以后应当把这作为戒鉴。”因此傅公借此坚定皇帝的意志。当时中贵人李志道因赦免恢复保庆军承宣使之职，又添差为入内内侍省都知；容机也被免去致仕之职，傅公接连多次执奏，这些任命都在早晨上奏、晚上罢免。建炎二年春，授任中书舍人。傅公此前劝皇帝遵守法度，反对邢焕因是皇帝岳父而授徽猷阁待制、孟忠厚因是太后外甥而授显谟阁直学士，竭力说这不合祖宗制度。邢焕不久改任观察使，孟忠厚的任命却依然不变。傅公因为突然从谏官升任中书舍人，怀疑其中另有原因，于是上奏说：“从前司马光论奏张方平不应任参知政事，由御史中丞升为翰林学士时说，如果认为臣说得对，张方平就应当罢免；如果认为臣说得不对，臣就应当贬谪。如今两方面都不追究，却升迁臣，臣不能理解。臣虽然不肖，愿意追随司马光。”皇帝让宰相告诉傅公说：“朝廷只是按资次升迁，并不是因为你论事。”傅公仍不接受任命，在家等待获罪，超过一个月。直到孟忠厚改任承宣使，他才出来任职。傅公认为中书省的政事本来就是奉诏办理，命令有不恰当的，便封还不执行，声望风采震动一时，宰相更加不高兴，于是借事把他调出，授集英殿修撰、提举杭州洞霄宫，议论者都替他不平。过了一年，皇帝思念傅公，又召他回来。傅公的上世是齐人，唐末避乱迁居钱塘，又从钱塘迁到华亭，所以现在是华亭人。曾祖至祖父九思，父亲公望，公望追赠奉议郎。正室和继室都姓朱，封宜人。有三个儿子：仲英、仲杰、仲巡，仲巡早逝；仲英、仲杰都任右承务郎。有一个女儿，嫁给右迪功郎、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王崿。傅公为人刚强明断，精通经术；同人交往时谦退得仿佛不会说话，但遇到大事，一旦看清道理，就决意实行，即使祸福生死陈列在面前，也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的操守。所以朝廷出使异域、接待远方宾客，天子一定把事情交给傅公，而傅公也一定能够掌握其中的要领。在君主面前议论政事，他连续援引证据，精细详尽，切中君主忌讳，都是别人难以说出的话，君主没有不改变脸色、嘉许采纳的。时局发生变故，皇帝感慨地把傅公从流落之中起用，心意难道是浅薄的吗？假如上天让他多活些年，他的施政将会达到怎样的境地？正要任用傅公时，傅公却因不起而去世，皇帝应当追念他，不能忘记，并且表现在屡次叹息之中。傅公最终于建炎三年四月丁卯日下葬，定于该年七月甲申日立葬事。墓地在湖州乌程县戴坞的原野上。下葬八年后，仲英仍不断请求我撰写墓铭。我与傅公交往最早，在西掖任职时又和傅公一同被贬，了解傅公最为详细，实在应该为他作铭。铭文说：自古以来，臣子和君主很少能够相逢而不迅速乖离；傅公侍奉三位君主，始终和谐相合。他的和谐相合是什么？全凭忠诚。时局屡次变迁，我看见他的仕途不断进步：开始侍奉徽宗，在卑微官位上崭露英才；以持守节操回报靖康之朝；建炎中兴时，傅公首先受到褒奖任用。凡是知道的没有不说，没有人比傅公更勇敢。皇帝不了解我，我难道就不把规谏全部说尽吗？规谏诚恳切直，所以皇帝故意思念我。气势可以吞没虎狼，身在万里之外，生死关系自身，也曾没有丝毫顾虑。皇帝叹息，诏令召我回来；回来却不能多活，实在非常悲哀。虽然葬在异州，同样处于这片水乡泽国。刻写这些话流传无穷，称为“宋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朝请郎陶君墓表铭 陶氏自征西将军以来，出了东晋的名臣，几代之后又有靖节先生，于是成为著名的姓族。然而陶氏世代居住在江州，不知道居住在吴兴的这一支与他们是什么关系。陶君名【缺】，字季成，是吴兴人。曾祖浚，祖父谨，世代以诗书教育子弟。父亲彖，进士出身，起家后最终任承议郎、鄂州通判，因陶君的缘故追赠朝议大夫。陶君幼年丧父，努力学习，想要获得功名官职一定靠自己取得。元符三年考中进士乙科，调任陕州司理。童贯统领军队在陕西用兵，请陶君随行，陶君推辞说军旅并非自己所学。童贯派使者告诉他只是在幕府中总管文书，不会接触弓箭和石块，陶君又坚决推辞，童贯也不能强迫他。任邢州任县知县时，因犯小法被免职；任台州军事判官、润州司兵曹事，改任宣义郎。当时卿寺丞掾号称美官，寒士得到它尤其困难。掌权者中有了解陶君的人，想用这个职位把他留在京城；陶君估量自己贫困，留在京城不方便，便请求担任金坛县令回乡。他不急于求取仕进，就是如此。免去金坛县令回京后，当天便到吏部，按照自己应得的资格调任官职。此后又任郑州管城县、婺州东阳县、杭州富阳县知县，在几个县之间辗转将近二十年。

译后来按照吏部的资格略有升迁，但陶君不能忍受长期处于低次，宁愿降低官阶，也要顺从自己所安适的生活。在东阳县时，当地风俗喜欢斗殴，家家收藏铠甲兵器，乡里人深受其害，换了好几任县令都不能禁止。陶君严厉惩治这种行为，风俗因此改变，人人安居，甚至为他画像立祠。陶君不把迎合世俗、求取时誉放在心上，所以遇事敏锐明断，果断敢为；他所任职的地方都有值得记述之处，别人没有能比得上的。他累积官阶至朝请郎，赐五品服，六十四岁时在富阳去世。政和、宣和年间，士大夫还崇尚奔走竞争，只要有极小的利益可以关系自身，就一定巧设谋略、曲意逢迎来取得。唯独陶君安然恬静、退处自守，甘心在州县任职直到老去，言语面色之间丝毫没有追逐进取的意思。所谓安于所遇的人，难道不是像陶君这样吗？正室吴氏，继室郭氏，都封安人。有一个儿子名定，现任从仕郎、知潭州善化县；一个孙子名迁。建炎四年六月癸酉日，定奉陶君葬于湖州乌程县法华山的原野，与安人吴氏合葬。此后二十一年，定来请求墓铭。铭文说：世人争相奔走，他却静默自守；世人犹豫逡巡，他却勇于作为。仕途虽然阻碍他，志向却使他振作。挖开山间墓穴，卜筮认为吉祥；修筑墓道并立碑，用诗歌把他的事迹系留下来。《浮溪文粹》第十一卷 钦定《四库全书》《浮溪文粹》第十二卷。宋汪藻撰：《墓志铭》。致仕徽猷阁直学士、追赠特进显谟阁直学士蒋公墓志铭。自祖宗以来，天子和大臣议论天下事务，命令台谏官用合乎义理的文辞相互呼应，所以一百多年间，朝廷清明，天下没有大事。熙宁年间，有大臣想改变祖宗法度，厌恶士大夫各自发表不同意见，开始把公论指为流俗，从此名节不再受到重视。三十多年后到了政和、宣和年间，天下把言论当作禁忌。正当此时，丹阳蒋公兴起，诸生任中书执法官，独自信守所学，为天子辨明是非，多次攻击权臣，所说的都是别人难以说出的话。天子每每改变脸色，嘉许采纳，承认他的忠诚精纯，于是天下知道忠言并非从来不用。只是风俗日渐衰败，士人乐于闭口不言，认为我们的君主不能有所作为罢了。蒋公虽然因直道而迟疑离开朝廷，最终老于行旅，没有做到宰相，但直到今天谈论宣和年间贤能的人，一定会说蒋公。蒋公名猷，字仲远，姓蒋。东汉时有人被封在义兴函亭，后代分居丹阳、金坛，所以蒋公是金坛人。曾祖郢，祖父益，都隐居不求仕进。父亲师锡，慷慨而有大节，因蒋公的缘故追赠光禄大夫。蒋公年少时便庄重如成年人，努力学习而且聪敏；同众多生员参加有司考试，总是名列前茅，诸位老儒生都器重他。刚成年时，考中元丰八年进士科，调任武进县主簿，改任巴陵县令。巴陵县处在湖湘之间，当地风俗拘泥文法而喜欢斗殴。蒋公初到时，诉讼纷纷涌入，老吏因他年轻而轻视他；蒋公听讼决狱如流水，众人都叩头服从，豪强停止活动，政绩声誉传遍各地。改任宣德郎、知江宁县，考课成绩第一，部使者把他的情况上报，升官一级。崇宁初年，诏令天下兴办学校，任蒋公为信州教授。监察御史丁光禄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任尚书膳部员外郎，升任吏部宗子学建，授宗正少卿兼学制详定官。改任太常。当时诏令在原庙建立僖祖殿，工程完毕后，进言者认为应当废除，朝廷把这件事交付讨论。蒋公说：“既然举行了建立它的礼仪，就不应有人敢于废除；如今已经奉安神主并奏告了，怎么能毁掉呢？”执政大臣发怒，把他送交吏部，派任南安军通判。过了一年，他径直上前请求恢复原职，皇帝便恢复了他的旧职；召试中书舍人，诏令文辞焕然一新，成为学者的规范。因邓洵仁之事获罪，被夺职而不再议论，贬任庐州知州。不久授集贤殿修撰，又任中书舍人，召回朝廷。答对后，皇帝说：“你是国家的老成之臣，朕从未忘记你。”授任御史中丞兼侍读。蒋公极力推辞，皇帝不许；于是他首先论述士风浮薄：如今群臣没有别的才能，只知道善于窥伺、迎合君主，迎合大臣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就被称为有才；有些人耿介独立、守正不改，众人却指为愚蠢而嘲笑，这种风气万不可继续。大臣本应辅佐天子，如今在殿中奏事，只一味追求附和，几乎没有任何可否；想稍微表现不同意见的，不过退朝后再说些背后话，作为中伤的手段，这一点不可不察。他又说：“臣近来因陪同祭祀进入宫禁，看见正寝仍然沿用祖宗旧制，瓦木涂饰全都陈旧暗淡，由此可见陛下对自身供奉很俭薄，这与土阶茅屋、低矮宫室有什么不同？希望陛下推广这种圣心，常常如此，以保全已经取得的成就。”皇帝嘉许并采纳了。在京城的各个官署，自元丰以来都隶属于六察，崇宁年间，唯独内侍省请求不隶属监察，蒋公认为这是错误。皇帝说：“既然名为官署，为什么不受监察？”立即按照蒋公的意见纠正。后来蒋公把监察内侍省所得的数件事情上报，皇帝搁置了他的奏章。蒋公极力论奏说：“臣观察前代君主，对于近侍之人，有功而不滥加赏赐，有罪而不废弃法令，这些都载入信史，被称为贤明。臣的职务在于执掌法度，不敢闭口不言而辜负陛下。”于是内侍刘友端等人都被降官，皇帝还命人把蒋公的奏疏和弹劾文书张贴在内侍省，他的同党都侧目而视。杨戬请求建立旌节，蒋公说：“祖宗时期从未有过这种事。”这是从童贯开始破坏旧制的，当时士人舆论已经很不平。皇帝说：“有非同寻常的功劳，就应有非同寻常的赏赐；童贯有战功，不能因为他是宦官就废弃不用。”蒋公慢慢问：“杨戬有什么功劳？”皇帝说：“自朕即位以来，制作礼乐都出自他的手，也不是小的劳绩。” 蒋公说：“如果堵塞事情的源头，人们就不会心怀不满。至于相互攀附、辗转求取，人人都能得到意外的收获，那么所谓非同寻常的赏赐反而会变成常例。”皇帝称善很久。蒋公于是说：“元丰年间，有个选人兴修水利，王安石想把他改为京官，神宗只命他按资历循序升迁；对于爵禄赏赐，慎重到如此程度，何况节钺呢？”皇帝说：“官爵如果容易得到，名器就会低下，确实如你所说。但杨戬的任命已经实行了，我应当替你杜绝后来的这种情况。”于是下诏三省和御史台应当永远遵守这一制度，依法弹劾。那时三省吏员升官通常达到四品，近幸之人又常常请求建立坟寺、强行购买百姓住宅来营建宅第，蒋公全部论奏，皇帝随即下诏禁止。赵良嗣献上平定燕地的文书，被授任秘书丞，蒋公说：“赵良嗣是投降之人，狂妄，不应出入宫禁。”后来赵良嗣果然败亡。真州知州和通判互相更替告发，交给蒋公审理；知州李釜一向被当时的宰相憎恶，通判陈求道则是宰相蔡氏的族婿。皇帝非常愤怒，李釜几乎遭遇不测，蒋公秉公处理，使李釜没有蒙受冤屈。都水使者孟昌龄议论河道工程很久不能成功，耗费以亿万计，公私都受到骚扰。蒋公说：“这项工程有必定不能成功的道理，希望依照元丰年间开修二股河的旧例，在近臣中选择忠诚可信、可以托付的人前去察看，能够停止就停止。”

译他又说：“自陛下即位以来，大河本有自己的河道，为什么还要重新劳民伤财，追求虚名而损害实际效果，臣私下实在不明白。”皇帝因此震怒说：“朝廷的事情大多如此，没事就纷纷更改。你就在台属官中派人前往，把实际情况详细说来。”不久这件事被大臣阻挠，明白的人都为此遗憾。范之才出使淮南回来，说滁水中有一只鼎可以取出，皇帝诏令范之才寻找，却没有找到。范之才害怕无言以对并且获罪，便督促州县发动百姓疏水凿山，劳役没有停止。蒋公弹劾范之才狂妄求进，并且论述他出使时谋取奸利的情状。皇帝大怒，把范之才投置到千里之外。蒋公既然感受到皇帝的知遇，于是说：“东南应奉已经将近十年，像花石、器用之类的物品，运入内府、送入权幸之家还不嫌不足，耗尽财力来办理浮华奢靡之事，希望一概停止。”他的言论反复申说，深切恳至；又论奏提举两浙常平徐铸把籴本钱交给漕司制造器物，广东转运使徐惕凭借虚名把额外财物进献后苑，请求把他们重重置于法。皇帝不听，蒋公卧居家中等待治罪，皇帝下诏起用他，于是他竭力请求罢免自己，改任兵部尚书兼礼制局详议官。负责政和七年贡举，改任工部；一个多月后升任吏部四选。吏部事务一向繁杂琐碎，长官们大多懒于审察处理，属吏便得以借机作奸。蒋公每天早晨入朝办公，让人们得以自行陈述，亲自查阅诉状，参照核验法律条文，凡是可以立案防范的，便登记在册，逐项施行，因此事务没有阻塞，铨曹也变得清明。宣和二年，言官弹劾蒋公兼任的官职太多而有些事务没有办成，于是罢免他的吏部尚书职务，以徽猷阁直学士身份出任婺州知州。他请求退居闲职，改任提举南京鸿庆宫。宣和四年，起用为明州知州，因为不愿办理应奉之事，到任数日便又请求奉祠归乡。宣和七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被召回，兼任资善堂翊善。蒋公再次来到京师，看到同僚都是新进的年轻人，越发与他们不合，每天都请求离去。敌军骑兵逼近京师时，天子退位，太上皇向东巡行，蒋公率同僚上章请求迁都避难；请求没有被采纳，便亲自登城，昼夜守卫。警戒解除后，天子命蒋公持表迎候太上皇。当时童贯总领军队护卫随从，天子心中有所疑虑，渊圣皇帝将童贯贬为环卫官，流窜到池州，便命蒋公持诏前往，并说：“要使童贯退听而又不伤害太上皇的心意，你准备怎样处置？”蒋公叩头说：“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给臣，不必忧虑。”渊圣皇帝很高兴，赐给他缣帛、茶叶和药物，派他出发。蒋公到达淮阴，与太上皇谈论国事，流下眼泪，太上皇也哭了，于是蒋公乘机私下说道：“童贯得罪了天下，如今朝廷正在依法处置他，只希望陛下裁断为幸。” 太上皇点头同意，于是下诏令童贯当天赶赴贬所。蒋公侍奉太上皇回到京师，升任兵部尚书。靖康元年，他再次请求退居闲职，以徽猷阁直学士身份提举嵩山崇福宫。建炎三年，为躲避敌军来到明州；第二年因病，上章请求退休，改授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某甲子，卒于昌国县蓬莱乡，享年六十六岁。遗表上达，皇上悲伤哀悼，追赠特进、显谟阁直学士，并命所属部门办理安葬事宜。夫人刘氏，是尚书祠部郎中刘淑的女儿，有贤德，死在蒋公之后两年。两个儿子：蒋谟，右承议郎、知封州；蒋该，右承事郎。三个女儿：长女嫁右从政郎、龙防丞吴恢，次女嫁右从卿元卿、右承务郎。蒋公资质浑厚，少言少笑，对家人整天都像对待宾客一样。他一生从不因亲疏而说假话、作虚伪的脸色，也不矫情屈意以求取私利。他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从不苟且附和；即使皇帝大怒，过一会儿他仍上前反复陈说，一定把道理说尽才停止。他所推荐的人，都是当时的名士。平日没有特殊嗜好，从未有一天不读书。他有文集二十卷，收藏在家中。他写文章以经术为根本，凡是对当时没有益处的事情从不妄言，文章精深简古，像他的为人一样。绍兴三年二月十九日，将蒋公葬在明州鄞县翔凤乡隐学山的东冈，与淑人刘氏合葬。许德之以左朝散郎身份写来行状，请求我撰写墓志铭。我曾认为，名节与功利就像秤一样，常常彼此有轻重之别。士君子一心追求功利，名节就会衰落。这难道要等事情发生以后才作选择吗？必定要有卓然自立、平素已经确定的操守，不随世俗而改变。蒋公在朝廷时，士大夫中从来没有人谈论名节，只有他昂然独立，专心以引导君主为己任。他触犯皇帝的逆鳞，直击事情的关键，听见的人都寒心失色，而蒋公却恳切地把话说完，从不停止，简直如同父子之间。到了晚年困顿失意之时，同辈中越过官阶而升迁的人接连不断，有人因此责怪蒋公。蒋公笑着说：‘我的道仍然是原来的道。’直到最后也没有稍稍降低自己的操守，那么蒋公所坚持的，难道是偶然的吗？我在蒋公门下受教最久，对他的为人了解最详细；况且他的几个遗孤又按照礼节来请求，我怎敢不叙述此事并为他作铭？铭文说：君主之道在于主持听取臣下的言论，臣下却很难做到；臣下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辅弼，国家的兴衰便有所关联。从前祖宗治理政事，以言论相互验证；君主垂衣拱手，万事都以龟甲和明镜为鉴。后来风气日益衰靡，人也随世俗而改变，哪里能得到刚正的人呢？我愿意同他一道归去。堂堂蒋公，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德行如凤麟般高贵，内心像金石一样坚贞；见到合乎义的事情便行动，径直向前，毫不顾虑。旁观者都为之战栗，而他从未稍稍卑屈。正因为如此，他与人少有谐合，才能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直到如今，善人们只能得到君主对您的尊重；国运正处于困顿之中，您辗转于异州，却不在其位，没有什么比我的忧虑更深。如今棺木葬在海山之间，因而把墓窆置于此地；后人怀念您，就看这篇铭刻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徽猷阁待制致仕苏公墓志铭 苏氏自唐代许公以来，世代都有人才；后来分居在闽地的泉山。真宗时，有一人名仲昌，具有文武才干，参加贤良方正等六科召试，后来停止参加进士科考试。他已经列名榜上，却因小过被主管部门责罚，按等级补授三班官，这并不是他的志向。后来官至左屯卫将军，提举荆湖南路刑狱，历任宜州、邵州、复州知州，任内去世，追赠太师、福国公。他生下苏绅，苏绅又考中进士和贤良方正科，进入翰林院任学士，出知河阳，未满五十岁便去世。他生下苏颂，苏颂在哲宗元祐年间任宰相，官至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太保致仕，与翰林学士都追赠太师、魏国公。最初葬在润州丹阳。苏公名擕，字季升，是丞相苏颂的幼子。他从小庄重，举止像成年人。丞相从开封府尹调任濠州知州时，被押赴御史台诏狱，苏公年仅十三岁，跟随父亲来到京师，租住在御史府前，早晚进去问候父亲的起居。有时他穿着举子服，在待漏院申诉父亲遭受诬陷之事。宰相吴正肃、王文恭见他机警聪敏，召到面前交谈，认为他很奇特，事情因此得以昭雪，而苏公也由此知名。凭父亲的任用，授瀛州防御推官，调任监澶州河北仓草场。少年时已经获得声誉，他更加亲近师友，努力学习，专心写作诗文。

译执政大臣相继推荐他，他却辞谢荐书不肯接受，反而请求把职位授给同僚中贤能的人。因此当时的名士都屈尊越过辈分与他交往。任期届满，授武成军节度推官；遭逢母亲丧事，免官服丧。后来监润州织罗务，因考核赋税成绩优异改任宣德郎。因为丞相年事已高，他请求退闲以便奉养父亲，获任管勾南京鸿庆宫。徽宗即位，转任通直郎，赐绯衣、银鱼。丞相去世，服丧期满；由于兄长被列入党籍，调任监兖州东岳庙。不久授丹阳县丞，因县令空缺，代理县令职务。陈力二年，像正式县令一样任事，调任庐州通判。百姓安于他的治理，离开郡城时，百姓相互遮道挽留，甚至为他停止集市。中丞蒋公猷推荐他任御史台主簿，升光禄寺丞，改大宗正丞、尚书仓部郎中。因郊祀恩典，赐二品服，提拔为卫尉少卿。过了很久，调任光禄寺。靖康初年，敌军逼近京师，苏公昼夜登城守卫；他素来身体瘦弱，禁不起风霜暴露。敌军退去后便请求离职。渊圣皇帝一向知道他的名声，对执政大臣说：‘像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让他离开朝廷吗？’命令降下堂札留任，这不合旧例，当时人们以此为荣。几个月后他又请求离去，升任直龙图阁，出知明州。金人渡过长江，浙东、浙西都震动，唯独四明停止征发乡兵、减少科调，百姓因此依靠他而安定。不久苏公请求奉祠归乡，随后到闽中避难；因为祖坟在丹阳，便经海道往来于闽浙之间。这样过了几年，绍兴初年，召他赴行在，授宗正少卿、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他都没有接受；又任主管临安府洞霄宫，起用为温州知州，他也不接受；召任太常少卿，他在朝廷极力推辞，不行，便面见皇帝陈辞。第二天，诏令暂任尚书刑部侍郎。任职不久，得了足疾，上章请求退休，授徽猷阁待制致仕。几天后，朝廷听说他不起身任职，皇帝为之悲伤哀悼。他享年七十六岁，当时是绍兴十年正月九日。历任官职至右朝议大夫，苏公身体衰弱，仿佛连衣服也承受不起，与人说话唯恐伤害对方。然而他刚正敏明，凡是亲自任官治理百姓、与人交往，都出于真诚，不是当时一般人能够比拟的。每到一地，必先询问职分应当怎样履行；见到有利害得失可以讨论，必定勤勉地提出意见，不苟且敷衍，最终归于忠厚。至于摧折强暴、铲除恶人，他往往忘记自身安危去做；他揭发隐伏的奸邪如同神明，人们不能用丝毫小事欺骗他。因此他从州县历任台省，直到成为侍从官五十多年，没有一件事不值得记载，隐然成为国家的名臣。自嘉祐、治平以来，公卿之后能够守持家法的，没有谁比得上苏公。他任武成军官时，巡行县境，县吏到郊外送行，他回头对县吏说：‘有两个盗贼，按情理和法律都可以活命，为什么不审理清楚？’县吏说：‘是。’等苏公回来，郡守迎接他说：‘官吏无赖，竟敢擅自把死罪犯人放出；既然已经说是强盗，难道还有值得怜悯的吗？幸好没有牵连到我们两人，赶快治罪。’苏公说：‘使这起案件获得宽免的人就是我，我当然应当承担罪责；况且请听我说明他们得以活命的情况。’郡守大怒，准备把苏公也一并定案，苏公不肯退让，而那两个人最终没有被处死。丹阳位于东南水陆交通要冲，过去高句丽入贡时，官吏借机搜刮财物，方圆数百里都被扰乱。苏公在使者到来之前就安排妥当，使者离去后，百姓甚至不知道使者曾经经过这里。年成饥荒时，按照赈济法施行，苏公说：‘只遵循空文而没有实际恩惠，行得通吗？’于是向有关部门请求粮米，有关部门认为困难，他多次请求，终于取得粮米；随后早晚亲自监督，急切地唯恐分配不均，即使邻县逃荒而来的人也一并接受而不拒绝，因此救活的人以千万计。正当国家兴办学校、修建祠庙之时，京口号称士人众多，而三茅山又在其辖境内，那些行为不端的生徒依仗势力作奸犯科，把州县完全不放在眼里。苏公一概依法惩治他们，旁观者都缩着脖子，而苏公处置起来安然自若；人们知道他不可冒犯，无不屏息，丹阳因此大治。合肥的风俗喜欢互相告发，有人写匿名信，甚至偷乘驿马飞驰传送。苏公代理州事时，在讼案箱中得到一封这样的信，查找了很久，忽然明白说：‘这是老吏某人所写的。’立即派人捕捉，他已经逃走了。于是到田野间搜寻，终于抓到他；他叩头认罪，苏公依法将他置于刑法，以此示众。从此匿名信便绝迹了。麴院少了数万斤曲，查出麴官与狱官勾结，狱官却把罪过胡乱归给掌管衡量的人，说他把酒官应得的盈余据为己有，因而使他逃亡。苏公说：‘掌管衡量的人相互私通，不过是贪图一铢两的盈余，怎么能积累到数万斤呢？况且负责搬运的人有多少，难道没有可查防的数量吗？’狱官无法回答。后来果然查明，麴官收受磨户的钱，发给他空白票券，曲材根本没有入库，左右的人都大为惊讶。仓部曾向朝廷请示：每年漕粮在初冬尚未运到的，监司和州县官都要获罪。官吏拿着符牒请示，苏公把符牒藏在袖中，去见长官和副长官，说：‘今年漕粮运到的还不到一半，我一下发出这道符，获罪的人将有数百人。禋祀只在几十天以内举行，士大夫中本来应当得到恩典的人都会被搁置。’ ‘如果把期限稍稍推迟一两个月，等礼仪完成后再下达，那么他们还拿什么话来推辞呢？’长官和副长官听从了他的意见。士大夫们欢呼相传说：‘苏季升真是仁人的话啊。’建炎年间赦令到达，明州几百名戍卒返还，占据地方索要卸甲钱。苏公大怒，呵斥他们离去，同时暗中命令牙兵做好防备。还没有到达州门，他们果然喧闹着返回，奔向仓库领取兵器；苏公毫不动摇，从容擒获为首的几个人，杀掉他们，其余人一概不问，于是军中肃然。苏公超过常人的地方，大多都如此，难以一两件事记尽。苏公虽然精通吏事，却没有一天离开书本不读；有文集五卷，尤其擅长诗歌。以诗闻名的韩驹、崔鶠每次读到苏公的诗都说：‘苏季升从来没有说自己会作诗，但每写出一篇，格调高妙、内容丰厚，我都比不上。’古人不把作品多视为可贵，说的难道就是这种情形吗？苏公先娶元氏，是章简公元绛的孙女；又娶曾氏，是资政殿学士曾孝序的女儿；续娶曾氏的妹妹，彼此相敬如宾。四十多年后，苏公去世，三位夫人都被封为恭人。儿子苏孟容，右修职郎、两浙路转运司干办公事。孙子苏茂，登仕郎。苏公去世五个月，孟容将苏公葬于镇江府丹阳县长冈的墓地，与曾恭人合葬。我跟随苏公最久，得到他为官处事的典范和治事的道理，不止一端。孟容来催请我撰写墓志铭，按情义实在不能推辞。铭文说：

译苏氏的福祚，自唐代直到如今，世代相承而又再度兴盛；实在是从翰林学士绵延福庆，后来才生出魏国公，辅佐泰陵，功名始终显著。皇帝追想他的风采功烈，于是寻找这样的人，说：‘你很像他，应当做我的近臣；究竟像他在哪里呢？’忠、孝、正直、清廉之士，同辈几乎都已逝去，只有您这位巍然老成的人进入禁中侍奉。对于您的父亲来说，这是光荣；您年过黄发，福祉并非不长久，也没有什么缺憾。人们为什么叹息？难道是因为深厚的德行所得到的报偿还不够久远吗？大江从西面流来，龟卜筮占都显示吉兆，万古长存的墓地，正可瞻望先人的坟茔。朝请大夫、直秘阁致仕吴君墓志铭。吴君名懋，字禹功，姓吴。他的先世是义兴阳羡人。世代以儒学著称于家，却不求做官。到吴君的父亲吴诰，才开始扩大门第。他有三个儿子，都教他们经学，才干各自出众。长子、次子同时考中进士，又同时任县令，以治理政绩闻名。士大夫谈论义方时，称吴氏长子为‘愈’，次子就是吴君。吴诰去世，龟山先生杨时为他撰写墓志。后来因为吴君官位显达，追赠吴诰朝散大夫。吴君年少时就立志远大，风骨聪颖秀异，望去巍然有气象。他曾与孩子们在外家聚会，有人送给他博戏器具，吴君正色斥责说：‘死老奴，竟敢玷污我吗？’在座宾客都大惊，知道吴家有了成器的孩子。长大后，他酷爱学问，跟随老师和长者学习，唯恐赶不上。进入太学后，声名很盛。考中进士后，调任当涂县主簿。当时郭祥正、李之仪都在当涂任职，都是知名士人，凭才气自负，轻视许多人。两人一见到吴君的诗文，便说：‘这是我们一类的人。’当时正值饥荒，官府拿出粮食卖给百姓，万人聚集在场地上，其他官吏没有办法，甚至有人互相践踏而死。州府命吴君处理此事，他在地上撒灰划定行走、站立的范围，使强壮的人到东边，弱小的人到西边，并以五十人为一甲，令他们听从号令。他不时指着其中一人说：‘发给那个百姓！’人们便快步上前，左边领取粮食，右边交纳钱，各自按次序前进。不到中午，事情就办完了，没有一个人喧哗。执政大臣相继推荐他。县中有圩田，百姓的生计寄托在江中圩田上；秋天大雨，圩岸将要决口，百姓早晚暴露在外，吴君治理堤防，百姓因此得以度过灾难。吴君离任后，父老指着堤防叹息说：‘没有这道堤防，我们恐怕都要变成鱼了吧？’调任宿松县令，以简约安静施政。凡是要追捕人的文书，都在县门给出期限，百姓信服而又敬畏，官吏到达时不会差一个时辰。乡野之间，百姓从未见过县中负责催办的小吏。由于这样，诉讼中经过十几个县令仍不能裁决的案件，他都能当面谈几句便判决。不久，宿松大治，夜间不用关闭县门，监狱屡屡空置。有一天，部使者巡视邻郡，百姓拦路说：‘愿意把事情交给宿松县令裁决。’使者说：‘各县都有自己的治理，你们舍弃本县县令而跟随别的县令，难道说得通吗？况且道路遥远，怎么办？’百姓叩头说：‘我们县能不能办好，难道要看官吏的脸色和言辞吗？那里的百姓家中有县令坐堂，官吏不能丝毫欺骗我们。即使路远，又有什么可怕的？’察访使赵黙、舒州知州孙杰，管束下属如同捆扎湿物，所到之处人们都不敢迈开双脚；他们以盛大的威势压临吴君，吴君不为所动。然而这两个人最终也不能使吴君屈服。改任宣教郎，遭逢父亲丧事，服丧期满后，出知庐江县。盗贼刘五在庐州、寿州之间抢劫，正击鼓张扬着要出山而去；县中只有一个驿站，盗贼锋势很盛，有人劝吴君不要仓促出兵。吴君笑着说：‘男子汉应当斩盗平戎，这些盗贼算什么？现在就去把他们捆来。’盗贼听说吴君到来，不敢进入庐江县境。后来群盗被捕，官吏唯独疑惑为什么遗漏了庐江，说：‘那里有人在，不可图谋。’召任监廷丰仓，出知扶沟、长垣县，不久授诸王府记室兼讲书。渊圣皇帝接受内禅，金人到达京师，吴君三次上书陈述便利适宜的措施，没有得到答复，后来这些措施都得到施行，大略如同吴君所说。入朝任尚书，任礼部员外郎。金人拥立张邦昌，按法令应由郎官起草牋奏；吴君估计不能拒绝，准备引绳自杀。有一位受宠而地位特殊的人插话说：‘请让我来做。’吴君因此得以免死。不久王时雍掌权，坐在政事堂，吴君愤怒地骂王时雍说：‘反贼，我难道不能像段秀实那样击杀你吗？’王时雍脸和脖子涨得通红，无法回答。吴君于是以病请求罢职，没有获准，便在家中称病不起。今上即位，吴君的病当天就痊愈，于是请求退休归乡。一年多后，朝廷起用他恢复原官，不久授司农少卿，他没有接受。近臣相继推荐，朝廷提拔吴君出知明州。明州承受战乱杀戮之后，守将屡次更换，公私秩序荡然无存，众目睽睽而人心不安。吴君一经调度安排，大事小事全都办起来。那时留在明州戍守的卫兵中，步军三万人，由陈思恭统领；水军有万艘战船，由张公裕统领。将领愚骄，士卒骄纵，凌辱官府，索取无度，变乱随时可能发生。吴君能够取得酒税盈余，用来补给他们的粮饷，年终再加以赈济，百姓竟不知道有军队，治理的声誉广为传播。加直秘阁，准备代任归朝，却因触犯小法而被降职。朝廷查明他受到冤枉，提拔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未赴任，又改任吉州知州。途中得病，到任后病情加重，立即上还印绶，六天后去世，享年五十五岁。这确实是绍兴四年五月某甲子。历任官职至朝请大夫，升迁多凭劳绩才能，不按任职年月。吴君气概豪迈，言语直率，遇到不合理的事，心中便充满愤懑，即使是贵人也一定指出他的忌讳，当面责斥。然而他内心坦荡，没有城府和隔阂，因此得罪他的人多不喜欢他，而贤能之士却因此归附他。父母去世后分割财产，他独自把分得的房屋让给寡嫂居住。按恩典本应任用自己的儿子，他却不上报自己的儿子，而上报弟弟的儿子。内外亲族姻亲以及平生的朋友同党，饥饿者给饭吃，寒冷者给衣穿，患病者给医治，死者给安葬，替他们嫁女儿、抚养孤儿，多得数不胜数。有《荆溪集》和其他文章合计三十多卷，文章豪壮而丰厚华美，像他的为人。娶同郡杨氏，封安人。两个儿子：师尹、师说。师尹喜欢学习和写文章，两次得到任官机会，两次都没有接受，他的志向并不在苟且谋求眼前利益。人们说吴君一定后继有人，大概就在这里吧。女儿琚，嫁左修职郎陆景端；女儿瑢，嫁左迪功郎元盥；女儿瑶，嫁右承务郎胡辨；女儿琬，续嫁陆景端。师尹在吴君去世当年十二月某甲子，将吴君葬在本县铜棺山南笔塔的墓地。因为我与吴君交情深厚，他来请求我撰写墓志铭，于是我辑录吴君的品行政绩为他作铭。铭文说：呜呼！禹功世代承袭的声名，像水波一样流传；您的品德高峻如山。人们看见官场中偷安苟且，您却勤勉不懈。文章雄健，气概刚正，见到您的人都会立即敬服。您所到之处必施恩惠，遗民老人都为您哭泣。您的门庭敞开，为什么经过那里却不进去呢？您宁可使自身困顿，也还要等待后人赶上您的事业。朝请郎、知建昌军、赠朝请大夫刘君墓志铭。

译刘君名滂，字德霖，他的先祖是永嘉刘氏。唐末有一支迁居东阳武成，四代以后生下刘瑊。刘瑊生仲思，仲思生刘升，刘升是刘君的父亲。由于刘君登上仕籍，屡次追赠父亲中奉大夫。刘君十多岁时，已经能够背诵并讲解经书，使老师都感到惭愧。他与同郡的梅执礼一起求学，越地学者都倾服，称为‘东梅西刘’。大观三年考中进士，调任新昌县令。新昌在豫章之中，当地风俗喜欢斗殴，县令到任便常常以病辞职，由其他官吏代理。刘君以诚心治理，不久便以善治著称。即使邻县有不能裁决的诉讼，也请求由刘君来裁决。豪强邹氏横行乡里，倚仗显贵姻亲诬陷人致死，刘君逮捕他戴上刑具审讯。部使者替邹氏求情，刘君不听，最终依法将豪强投入狱中。宰相蔡京与刘君的祖父原是平民时的朋友。蔡京到京师后问：‘我的老朋友有孙子吗？’于是授刘君详定敕令所删定官，想把他拉进党羽之中。同僚常瓌在屏风间题写诗句，蔡京怀疑常瓌在讥刺自己而归咎于刘君，想寻找证据并借机升迁。刘君笑着说：‘这是市井交易一样的做法，为什么要牵连到我呢？’蔡京不高兴，刘君也拂袖离去。因此十多年没有得到调任。靖康初年，金人背弃盟约，刘君带着自己撰写的数千字文章来到京师。士大夫们口头相传，熟悉了他的文章，于是授任太常博士。道路阻塞，他没有赴任。建炎年间，皇帝向近臣询问人才，学士詹乂、给事中汪藻、中书舍人李公彦都说刘君可以任用。诏令任命刘君为建昌军知军。刘君年轻时锐意追求功名，后来几次罢职归乡，志意更加懈怠，颇为经营山水泉石，准备在那里终老。他得到建昌军一职时，起初并不急于赴任。当权者多次把别人置于刘君之前，延缓他的任期，刘君也不计较。到绍兴三年冬天，正好已经五年了。有一天尚书的符牒催促他赴任，刘君不得已到官，刚过半年，军队发生变乱，刘君与母亲、妻子都死于其中，天下人都为他感到冤屈。当时是绍兴四年七月一日。驿站文书传来消息，皇帝震怒，下诏命帅臣讨伐首先作乱的人，全部依法诛杀。于是御史上奏说：‘自国家遭逢艰难以来，福州杀害帅臣，建州杀害漕臣，建康、杭州、秀州的守臣也都被下属囚禁。议论者往往把罪责归于主管官吏，认为他们不善于安抚约束，因此凶恶之人没有顾忌。我私下听说建昌历任守臣都柔弱怯懦，威权不能树立，士兵凶悍骄横，索取没有限度。刘滂一概依法裁处，士兵不能忍受他的愤怒，竟成群进入市场，毁坏店铺，杀害百姓。刘滂逮捕他们并拘禁追索赔偿，这是守臣的职责，他本来就是能干的官吏。’ 如今反而连同他的家人一起被贼人杀害，如果对此不加惩处，政令刑法就要丧失了。希望记录刘滂的死，以昭雪他的冤屈。于是诏令褒赠刘君为朝请大夫，并授予他的儿子或孙子二人官职。刘君去世时五十六岁，妻子为安人汤氏。兵乱逼近自身时，汤氏侍奉婆母不肯离开，和婆母一起死去。三个儿子：埴、墉、缁郎。埴早逝，缁郎在军乱中失踪。墉于绍兴五年十月奉父母遗体，合葬在太平乡金柱山的墓地。刘君好学，善于写文章，与人交往始终如一。听说别人有急难，便倾尽财产前往救助。任官时嫉恶如仇，意志坚定，不可改变，最终因此遭遇灾难。大观年间，我在豫章任官，刘君来到新昌，我们一见如故。过了几年，我因职务留在京师，刘君恰好也在那里。从此每天相从，没有一个月不通信。又过了十多年，我镇守吴兴，刘君写信给我说：‘我要护送我的母亲前往建昌了。’不久听说建昌发生祸乱，我惊惶不已。第二年我镇守临川，距离建昌一百里，向建昌人询问刘君遇难时的经过，他们都痛哭失声地回答。又听说刘君去世满一年，父老们在佛寺哭祭刘君，有人悲痛得要自杀；还有人远行千里写信来吊慰他的遗孤。这是人情至为悲哀的表现，难道可以强求出来吗？既然如此，刘君虽然遭遇奇祸，但他的死亡也因此不会朽灭。我正想汇集整理他的事迹，私下记录下来，墉又来请求我撰写墓志铭，来了三四次仍不停止，于是我便为他作铭。铭文说：古代做官的人啊，所求的是自己的志向一定能够施行。只要对当世有利啊，又何必顾惜长久活着？可叹先生扬名仕途啊，奉着皇帝的车驾踏上道路。经过曲折狭窄的道路也毫不推辞啊，哪里敢预先知道自己将倒在什么地方。皇帝考察我的忠信啊，把盱水四境交给我治理。将要锄除那丛生的荆棘啊，反而杀身而覆灭宗族。百姓哀悼君侯没有留下长久的时间啊，即使饮食也一定祭祀您。以这篇文章凭吊沉冤啊，为我哀悼世世代代的君侯。

译《浮溪文粹》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卷 《浮溪文粹》卷十三，宋代汪藻撰写的墓志铭。左朝请大夫、知全州汪君墓志铭。新安汪氏，见于隋末、唐初五代之乱时，有一支从黄墩迁居婺源，凭财产在歙州一带成为富豪。数代以后传到君的高祖，名某，考中进士，起家任秘书丞，追赠光禄少卿；曾祖名某，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追赠中大夫；祖父名某，官至奉议郎，追赠少傅。三代接连考中进士，世代拥有清白德行，是江南著名的家族。先父名槃，是少傅的长子；因为少傅年纪很大，便在身边奉养，不求做官，而让弟弟汪藻专心求学，汪藻又与汪君接连考中科举，同乡人都以此为荣。先父因为汪君的缘故，追赠大中大夫。汪君名恺，字伯强，年少时奇异聪颖而质朴厚重，刚到冠年便受到主管部门推举，进入太学成为学生，以能写文章闻名。绍圣四年脱去布衣，调任常州晋陵县主簿；因被推荐升任通仕郎，任宣州太平县令，因触犯小法免官，授岳州录事参军。遭逢大中大夫母亲的丧事，服丧期满，监泗州军资库；当时盐务兴盛，朝廷选他监泰州海安镇盐场，课税成绩最好，改任宣义郎，出知淮阳军宿迁县、宣州宁国县。又遭逢太硕人王氏丧事，服丧期满，添差饶州通判；授知常州、汉阳军、吉州，尚未赴任，调任处州知州；到任不久，又调任抚州知州；任满一年请求奉祠，获任主管江州太平观。任期届满，起用为袁州知州。当时资政殿学士叶梦得、给事中胡交修以善于治理财赋十科推荐汪君，提拔为提举两浙东路盐场、江南西路转运判官。任职两个月，授江州知州，他请求奉祠，获任主管台州崇道观。过了很久，起用为全州知州。汪君的仕历大体如此。岳州平江的百姓因赛舟竞渡斗殴而死亡，案件上报州府；知州厌恶此案，想要深挖扩大牵连数百人。当时天气酷热，牢房全都住满，汪君只拘押其中应当治罪的几个人，其余全部平反释放。知州大怒，汪君援引法律力争，知州不能使他屈服。太平县有一个信奉五斗米道的人，传说能够招来雷雨，冒犯他的人立即死亡。县令发文命县尉逮捕他，县尉推辞，汪君不等众人同意，亲自到他的住所；人们都替汪君担心，但最终还是将其擒获，依法处置。靖康初年，朝廷诏令尚未通达，饶州有个酒官郝升，出身军伍，倚仗勇力而怀有奸心，掌握郡中事务的短长，郡守不能制服他，反而深深怨恨他。敌军侵犯邻郡时，全城人都逃奔，郝升的儿子也佩剑出城，被关卡官吏登记下来，郡守便诬告他们谋反，把父子二人一起押入狱中，准备斩首。汪君说：‘紧急收拾行装时，带刀剑自卫，是人之常情，难道可以把他们全都杀掉吗？’ 拘押了几天，郝升父子都得以免罪。汪君将要前往处州时，敌人已经到达会稽，人们都劝他不要去，汪君不听。后来溃兵四处聚集，汪君寻求安抚驾驭他们的方法，竟有两个月没有解衣而睡。不久调任抚州，尚未出发，王▯、马俊的军队进入所属县邑，抚州南北数百里都震动。新任知州进入州境却不敢前行，百姓挽留汪君，汪君说：‘这正是我的心意。’于是调度防备这批军队，使他们离开州境，而百姓起初并不知道。不到一个月，盗贼宫仪焚毁处州，于是人人思念汪君，甚至感动流泪。抚州百姓许诺把一个女儿嫁给邻人，过了很久又反悔。一天，他到官府告发，说女儿已经死于兵乱，半年后请官府作个凭证，以备日后使用。汪君立即把这个人戴上刑具押入狱中，同僚们都惊愕不解。汪君笑着说：‘女儿如果真的死了，为什么不向官府报告？一定是女方家人不善，她的丈夫想骗取我的判文罢了。请允许我替诸位把女儿找来，明天她就会出现。’第二天，女儿果然被找了出来，人们都认为他如神明一样。绍兴十二年八月某甲子，汪君因病卒于饶州德兴县的住所，享年七十三岁。历任官职至左朝请大夫。汪君专心钻研学问，想直接达到文学创作者的境界，却不喜欢写科举文章。尚未登第时，他在括苍见到秦少游，秦少游认为他的文章奇异，亲笔写信勉励他，但汪君从未借此自我夸耀。平日孝顺友爱，清正自守，每天以仰慕古人、追随前辈为己任，循循然是有德的君子。等到任官治理百姓时，则精明刚正，人不能欺骗他，也不能改变他，最终仍归于忠厚。当大中大夫还健在时，汪君承继数代清白德行之后，家境贫寒，不能随意安排生活；他奉养父亲、周旋处事，能做到的无不做到。当时两个妹妹尚未出嫁，大中大夫为此忧虑，汪君接连替她们娶了两位夫婿，都是公卿大族出身，便把妹妹们出嫁时应有的衣服首饰全部拿出来分送给她们，自己不取一文。等到官至五品，按恩典本应任用子弟，他却首先任用弟弟的儿子，人们认为这很难得。在此之前，汪君淡于进取，几次被免职，升迁稀少，闲居的日子很多。等到大中大夫和太硕人抛下遗孤去世，家里只剩四壁，连一小块可立锥的土地也没有，汪君便让兄弟几房共同享用自己的俸禄。别人见了好像替他承受不了这种忧苦，而汪君却把甘美的食物让给年长者和亲近者，自己分得少的；一切都务求均等，从没有拿一文钱向别人索取。客人来了，就以蔬食相对，清谈一整天，完全出于真诚；连他家的仆役、儿童也都和悦满足，没有一个露出不满的神色，真可以说是贤德的人。他去世那天，听说的人没有不流泪的。共娶三位妻子：原配吕氏，继室蒋氏，再室李氏，分别是朝散郎、追赠通奉大夫吕全，宣德郎蒋珍，中散大夫李演的女儿；蒋氏又是观文殿学士蒋之奇的孙女，李氏是枢密使李谘的孙女，三人都封为宜人。三个儿子：尧举，右迪功郎、铸钱司催纲官；舜举，右修职郎、漳州龙岩县尉；仲举，未出仕。一个女儿嫁给进士俞允恭。尧举等人在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汪君葬于饶州德兴县龙溪源少傅墓南三里处。汪藻虽然是汪君的伯叔父，却比汪君大九岁，小时候一起求学，长大后一起做官，所以理应为他作铭。铭文说：呜呼！人们都以自己所忧虑的事情为快乐，而您独自以别人所快乐的事情为忧虑；人们都使自己节俭的地方丰厚，而您独自使自己丰厚的地方节俭。以孝友纯诚培植根本，以安康长寿福禄成就一生。因此，您所居住的地方，人们仰慕您；您所治理的地方，百姓思念您。内心没有丝毫惭愧，您大概就是古代有德之人、当今循吏。愿您的墓室千万年不被毁坏。朝散郎致仕胡君墓志铭

译大江以东以郡为名的地方有十个，其中士人仰慕学问的，新安最盛。新安所属以县为名的地方有六个，其中地方虽小而士人众多的，绩溪最盛。绩溪百姓以族姓著称的，大约有一百多个，其中把学问传给子孙的，胡氏最盛。胡氏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名诚甫，他的书籍充满家中，向上承接师法，向下传授后学，都有师法可循，也是本族中最杰出的人。胡君名咸，字诚甫。曾祖胡峤，祖父胡筠，都乐于居家，不求仕进。到父亲胡防，才开始起家任铅山县尉，并告诫儿子一定要到千里之外寻访老师。长子胡宏考中进士，官至处州司法参军。胡君是他的次弟。胡君年少时专心求学，从六经以及司马迁、班固、范氏、陈寿的史书，都亲手抄录并背诵。正值熙宁、元丰年间，朝廷以经术更新天下人才，学者尊奉王氏之学。胡君从各部经典中自己领会其宗旨，尤其精通《易》。他在太学十多年，大多拄着手杖往来，精勤到了这种程度。当时士人聚集京师，每年以千数，胡君颖异地出类拔萃，成为众人的领袖。有一天，他似乎感到不快乐，便以病为由辞归。召集几个儿子，把自己的书交给他们。没过几年，他的儿子舜陟、舜举相继考中高第，舜陟终于进入台谏近侍之列，主管大州，隐然成为天子的名臣。胡君享受舜陟的俸禄将近二十年，从承事郎逐步升至朝散郎。舜陟又把自己按恩典应得的服色转授给父亲，使胡君获得赐绯衣、银鱼。绩溪本来就有很多像胡君父子这样取得声名、佩带章绂而归乡的人，但并不多见；胡公又慈祥和乐，很适合这样的荣誉，长老们都称赞他。舜陟任御史时，多次弹劾大臣，大臣想置他于死地，胡君却不以此为忧。舜陟出守合肥时，盗贼包围州境，他擒获制服盗贼，合肥百姓感念他，为他塑像建祠，胡君却不以此为喜。这大概就是胡君内心修养的另一面。建炎四年八月辛亥，胡君因病死于家中，享年八十一岁。娶闵氏，封安人。胡君先去世的四个儿子是：舜陟，朝请大夫、充徽猷阁待制；舜俞；舜申，都卓然有成；舜举，迪功郎。两个女儿，分别嫁士人叶文仲、郑邦彦。五个孙子：偁、仔、传、俊，另一个名字缺载；仔也任迪功郎。遗孤准备在绍兴元年五月丁未，奉胡公葬于湖州安吉县管城的墓地。遗孤来请求墓志铭，将铭文放入墓穴中。我与胡君世代通婚，认识胡君不是一天了，理应撰铭，以昭示后人。铭文说：您的德行纯正，明智诚信，正直美善；在乡里受到尊崇，修养自身而急于行动，有所作为便成为国人的榜样。您的学问得自先觉之人，见闻尊贵而卓异；不雕琢自己的璞玉，却遗留给儿子加以琢磨，拥有价值连城的美玉。您的荣誉在于世代以儒学著名，道统得到传承，志向得以施行；有儿子在朝廷任职，我也将佩带冠缨，享有高龄长寿。卞山之南，水流浩荡；虽然您不是卿相，却与山冈相望，子孙居住在墓旁，使它成为万世珍藏之地。安人王氏墓志铭 安人王氏，名文丽，字防明。她的先祖是防稽萧山人王丝，曾以兵部员外郎身份侍奉昭陵，任三司盐铁判官；他的儿子、孙子接连考中进士，在吴中声名显著，人称“萧山王家”。她的父亲王霁，卒于太常博士任上，任职池州时，与中大夫汪公某同僚相交甚好。当时汪大夫在身边的孙辈中，朝奉公某年长而贤德，便娶安人为妻。朝奉公的父亲是中奉公某，母亲是两陈令人。长令人去世后，几个孙辈接连丧亲，肩负丧服，早晚哀痛，孺慕之情使人不忍见其忧苦。安人抚养照料他们，比对待自己的孩子还要尽心。儿子和年幼的令人进入汪氏家门时，年长的已经戴冠，服丧的女子已经束笄；她们交手接受婆母的训导，退立在堂下。朝奉公两次考进士都未中，想到中奉公年事已高，便在故居浮溪南面买田筑屋，等待父亲归来。安人在旁辅助，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等到中奉公请求退休，果然在那里居住并以此为乐，于是命家人不要再来打扰自己，每天只同宾客饮酒。朝奉公更加思考如何奉养父亲，安人每天早晨起来便亲自到厨房察看准备的食物，把各种珍异、百需之物都备齐；每当车马来到门前，便立即拿来进献，老人从未花费过一文钱。后来她侍立在小令人身旁，和颜悦色、直率亲切，仿佛不善言辞；婆媳二人白头到老，彼此敬重如宾，直到今天乡里人还在谈论此事。安人勤勉奉养公婆时，几个儿子已经开始求学。她在洗涤、进食等事务间隙，必定亲自查看他们学习的情况，所以几个儿子都端庄稳重，成长为成人。长子王恺考中绍圣四年进士，安人享受他的俸禄供养二十多年。王恺在家内的品行修养很好，侍奉安人极尽礼数，又向朝廷请求恩典，两次获得诰命，因此安人有了今天的封号。安人自朝奉公去世后，便把家政交给儿媳，整天安坐诵读佛经，寻求出世之道，即使寒暑也不曾停下。她对待仆童使女很有恩情，人人都服侍她终身，不忍离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日，她染病，但起居仍如平常；过了三天，便抛下几个孤儿。临终时没有一句话说得颠乱，享年七十四岁，有七个子女。王恺为朝奉郎、知宣州宁国县；王忱应当凭进士身份得官，但因病不能赴任。安人去世前两天，王慥尚未出仕；王恂早逝。女儿分别嫁给进士胡闻修、儒林郎俞积、通直郎杜璟。孙子五人：尧举、舜举、待举，其余尚有二人。尧举是太学内舍生。王恺、王慥将于某年三月壬申日，把安人与朝奉公合葬于宣州泾县方壶村朝奉公的墓地。汪藻是朝奉公最小的弟弟，侍奉安人最久，于是拜了两拜，叙述事情始末，含泪为她作铭。铭文说：顺从并承奉丈夫，这是妇人最正当的孝行；能够使家庭和睦，也是宗族的福庆。安人当初接受母亲的教诲，便诚信地来汪家做媳妇。汪氏宗族送往迎来、办理家事时，老人坐在堂上，丈夫接待宾客、应答拜谒，回来便快步进入内室；甜酒和肉食全都摆列齐备，退下后还要察看各间寝室。众多孩子勤勉执经读书，究竟是谁成就了这位长辈？有儿子在堂上，能够以俸禄奉养，并使她得到恩封；各种美好的福禄都已具备。这是上天对人的报答，也不过是把施与别人的回报给了施与者；施与已经很厚重，但报答似乎还没有完全相称。难道没有后人吗？希望后人永远承受她的福泽。在方壶山原，她将在地下跟随丈夫；我把这些文字安放在幽暗墓穴初开的地方。《浮溪文粹》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浮溪文粹》卷十四，宋汪藻撰《行状》朝散大夫、直龙图阁张公行状 曾祖张偕，追赠大理评事；曾祖母蓬莱县太君某氏。祖父张潜，官通直郎；祖母寿安县君某氏。父亲张槃，任袁州万载县主簿，追赠中奉大夫；母亲令人某氏。张公名根，字知常，姓张，是唐代宰相张文瓘的后代。五代时有族人迁居江淮，所以如今成为饶州德兴人。大理通直郎张潜的父亲，凭气节和言行受到乡人的尊敬，当时的豪杰都像子弟一样拜访他家。到了中奉公才考中进士。张公从小就严肃庄重，刚开始留发时便已有令人敬畏的成人风度。他天性爱好学习，打扫一间屋子独自居住，即使别人觉得这种生活难以忍受，他也淡然处之。饶州读书人众多，东南参加应试的常有数千人，录取的不过百分之一。张公以童子身份入选，当时十四岁，进入京师补为太学生。几千名学生在官府参加考试，他又考取第二名。从此凭文章位居诸生之上，品行尤其严谨端正，出入行事都能留下清白踪迹。祭酒、博士想召见他，却无法做到。他连续三次参加礼部试，元丰五年考中进士，当时二十一岁。礼部尚书黄公履听闻他的名声，便把女儿嫁给他。他回家在堂上拜见祖父母和父母，人们都认为这是荣耀。调任临江军司理参军，升任瀛州防御推官，任处州遂昌县知县，颇有政绩。任期届满离去时，百姓挽留不成，便为他立碑记事以表达怀念。按照荐举制度本应升迁，但他因祖父母年高而请求退休，使恩典也及于祖父母，于是以通直郎身份致仕，当时三十一岁。他为母亲令人服丧时，表现出超越常人的孝行。下葬那天，有鹤在墓上盘旋。皇帝后来询问辅臣有哪些可以任用的人才，曾丞相布推荐了张公；翰林学士曾肇和各部使者也上奏称赞他的节操品行。于是朝廷撤销他的致仕命令，召他入朝答对。他竭力辞谢，没有得到答复，便当面陈说：“君主如果能够不因功业见效迅速而自我夸耀，不因成就容易而放纵安逸，守持中正，那么想使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地方，是可以做到的。”他又谈到东南遭受灾害，赈济供应有限，希望广泛寻求宽缓救恤的办法，并认为杭州置造局可以撤销。他说：臣曾认为，君主一天要处理万般政务，所能依靠的只是内心方寸之地。一旦被外物牵累而失去正道，聪明和思虑就会消耗懈怠，贤者与不肖者混杂，最终纲纪也会振作不起来。希望陛下清净内心、减少欲望，以堵塞祸患的根源，这是天下的大幸。皇帝赞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准备任用张公，但小人对此不利，便诬称他昧于朝廷大体。授张公亲贤宅教授，不久任杭州通判。他因父母年老，请求监管西京东岳庙。为中奉公服丧，服丧期满后，任江南西路常平等事提举。任期结束时，开垦田地、种植桑柘、修治沟渠堤防的数量以千万计。当时居养、安济法施行已久，有司往往用浮滥冗余的方式侵占常平本钱，有时还向百姓征取。张公拟定几条办法上奏，节省下来的费用超过一半。大臣们对此不高兴。那年旱灾，饥荒严重。他发放常平米以及截留的上供米进行赈济，旧有欠责予以减免，新赋也予以宽免，凡是可以消除灾害的事情，没有不做的。他亲自极力向朝廷请求，前后上奏八十多次，细微周详，件件都有法度。他亲自遍行所属各地，历时半年，在暑天行走数万里；即使遭遇瘴疫，各地前任官吏也因惶恐而竭力办事。于是方圆数千里间流离失所的人，都得到救济，甚至邻近地区也受到施救，得以保全性命的人数不胜数。适逢中贵人担任走马使，仗恃权力、挟带私心，因官吏散发军衣、给付钱财一事不合规定，便弹劾罢免一路帅臣、监司、守臣、通判以下官员。张公说：“散发军衣并给半钱，是惯例，何况这次的数量还多于旧例吗？祖宗设置东南军队，与西北军队不同，上下相安已经一百五十年了。如今突然因为发放军衣钱财而治罪帅臣、监司，恐怕军队会逐渐骄横而无法控制。况且帅臣、监司是朝廷让他们分担忧劳、负责顾念地方的人。即使他们有罪，也应当等候朝廷回复，怎能只凭一纸体量文书便罢免他们呢？”如今实行正贷，尤其要借取官吏的钱财，于是十郡都被掏空，几乎没有存留。这不仅会造成无人检查、践踏庄稼的弊端，还恐怕另开奸邪侥幸之门，成为朝廷的忧患。于是诏令把钱财全部归还，官吏们相互庆贺。自从崇宁年间实行盐钞法，向百姓和买绢帛，大多不能偿还。即使朝廷下令借用封桩钱，钱也只是空有名目。张公于是大量发放常平米，按价折算给百姓，仍然不能补足一半。适逢发生星变而大赦天下，他便上奏说：“自祖宗以来，每年发给百姓蚕盐，以取得民间输纳。如今百姓已经输纳，五年之后，一个县竟有拖欠百姓五十万缗的，百姓将到哪里申诉？”他认为应趁大赦恩典，把今年租赋一百四十万斛全部发给百姓，把其中一百三十万斛供给中都，官兵约需五十万斛；这样即使每年按数收入，仍然缺少四十万斛。过去凭盐利三十多万缗来和籴，所以即使遇到荒年也不缺粮。自从更改法令以来，州县加重向百姓收取耗米以供给民间，百姓已经无法忍受其苛刻；而和买四十万缗，又用没有出处的钱欺骗百姓，民心容易动摇，不可不加考虑。议论者只说这样会亏损榷货务的数额，这哪里懂得社稷的根本大计呢？还未得到答复，恰逢诏书允许各路监司密封上奏政事。张公说：“本路去年奉诏蠲免租赋四十万，而户部却责令照数发出。祖宗制定东南上供额六百万斛，赐给发运司数百万缗本钱，使它每年广泛收购粮食以备非常，随时补充、随时取用，这是万世的良法。自从希求恩宠的人把所谓羡余献上，朝廷缺钱时便命各路补发，势必转嫁给百姓，造成无穷祸害。因此漕运经费困窘匮乏，各种没有名目的征敛纷纷出现。臣认为，补发的钱不应再催征，应把盐额全部归还漕司，把籴粮本钱归还发运司。”于是事情得到办理，运盐又恢复元丰年间的法令，逐渐以盐归还百姓，张公出力最多。洪州官府没收锡数万斤，把兵卒和吏员七百人拘押入狱，株连的将近千人。张公说：“十年来失于检举察访，是有关官司的过错。如今罗织逮捕无罪之人，逼迫他们追偿一种必定得不到的东西，正值灾年之后，冤屈滥刑如此严重，靠什么来招致和气呢？”朝廷因此撤销这起案件，兴国县的事情也得到处理。百姓郭友余学习妖教，郡府把屡次赦免的情况报告上来，张公说：“郭友余所行的是张角的邪术，从前李逢曾用这种方式迷惑百姓，请依法论处。”大观四年，张公主管广盐入议。当时皇帝亲自处理政事，逐步下令宽免，他想把这件事完成。等到入朝答对，皇帝慰劳得十分优厚，他首先谈到江西赈济。张公奏道：“救济荒年是臣的职责，只是本路缺乏物资，所请求的事情陛下总是立即答应，百姓的负担因此得以缓解，这是最大的好处。”所以和气弥漫，丰收随之到来。如果这样实行几年，公私自然都会充实，希望陛下坚持不疑。皇帝深以为然，说：“你暂且先去办事，我很快就召你回来。”

译皇帝赐给他绯衣、银鱼袋送行，并且说：“推行法度，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不扰害百姓，才是有利于国家。”张公上奏说这番训词深厚，请求颁布天下并交给史官，皇帝准许了。又命他回本路，有所见闻便上奏陈述。张公叩头谢恩，趁机说：“臣有幸因天宁节随班上寿，十分感激皇帝如同边地百姓祝颂君主。过去管仲祝贺桓公时说不要忘记流亡莒地之时，臣也希望陛下不要忘记上天的警戒。”当时皇帝十分高兴，当天便催促讨论盐事。张公得到内侍省公文，允许将有关事情申报，便立即上奏：“陛下幸而减除烦苛，破除朋党，但士大夫因为大臣不和、议论不一，彼此观望、苟且偷安，没有人肯尽心尽力。陛下毁掉党人碑刻，取消党籍，准备与天下重新开始，而有关部门却仍任由大臣因仇怨而废黜禁锢他人。对治理国家的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陛下思考协调和睦的办法。”他还再次严格申明戒令，并请求限定丰年广泛收购粮食的数量，以免夺取百姓的粮食；精细制定县令选任补授的办法，以免失去公平对待百姓的原则；不要随意调拨常平、封桩钱，以表示防备两个敌寇，使中原强盛、百姓富足、朝廷端正、群臣和睦，显示君主尊贵强盛、国家隆盛的气势。他反复陈说数千言。当时执政大臣和近臣正彼此矛盾，所以张公屡次提及此事，想使皇帝醒悟。他升任转运使。人们认为他的德行和文章本应处在朝廷，却把他放在不合适的地方，但张公并不在意。适逢年荒疫病，朝廷不停责令补发，又催促输纳防秋绢的期限，追征往年没有名目的欠责；出售官田的人又大幅减少了上供的数额。张公逐条陈述利害，上奏请求停止这些做法，并说：“盐法既已更改，封桩盐可以全部用来供应和买，归还民力；陈盐现存的部分听任出售，以扩大盐的流通。”朝廷发给他三品服色，以表彰其直言有功，并晋升两官。他对漕运经费能够权衡盈余，作为转运的根本，所以屡次办成事务而百姓并不知道。不久调任淮南。此前漕臣承受抛降之责，不能按期办成，便用浮夸的数额摊派给百姓；州县层层增加征取，没有限度，吏员也借机作奸。有的州郡所征并非当地所产，以至拖延多年也不能输纳一次。张公命令百姓必须据实缴纳，并制定缴纳实物折价、彼此通融的办法，百姓欢喜地赶来办理。有些物品不合时令或并非当地所产，他又设法陈述，或予以宽缓，或予以免除，情形不一，当时都称便利。他被召赴京，大臣因有亲属嫌疑，便让他再任原职，授直龙图阁。那年水灾严重，百姓流离满路，而钱法又突然更改，农民和商人都受到困扰。张公请求蠲免租赋，全部发放洛口米、常平米、青苗斛斗进行赈贷，并使一路之间互通有无，使公私双方都能得到补益。诏书褒奖并晓谕此事。不久，朝廷因江淮各司使臣侵扰各郡，命张公前往按察。张公把全部情况逐条列出，并把事情的根源一并上报；诏令分别驱逐遣返那些被役使的人，违令者听从张公用刑治罪。于是他大大触犯了权贵幸臣的心意，调任两浙。张公听说苏州、杭州置造局每件物品都要花费实际费用的十倍，用其中一份进奉，其余全部送给权贵幸臣作为私产；事情将被追究时，他们便烧毁账册。苏州曾一天焚毁官物八十万，正是这种情况。于是张公借机辞免，慷慨激烈地陈述此事，朝廷命他暂缓任职，他又上表致谢。大意是：“即使把天下供奉给一个人，也不能说过分；但是，百姓才是天子的根本，难道反而不应更加重视吗？”士大夫纷纷传诵这句话。小人因此得以离间张公。适逢盗贼刘五侵扰庐州、寿州，张公奔赴那里协助宪臣将其击破，授秘阁修撰。由于盗贼首领尚未擒获，他没有接受任命。正要逐条上奏讨贼方略时，朝廷却派中贵人主管捕盗，想把功劳归于自己，于是上奏罢免宪臣，张公也因牵连而降两官。自从淮南盗贼扰乱以来，军费相当匮乏，张公认为官府的空虚困窘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而当权者却安然不警醒；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拿什么来应付？于是皇帝亲自下诏索取漕司财用账目，张公便说明东南各路缺乏钱粮的原因：除去拨赐赡养学校、宗室等的钱财田产，增置官兵，以及朝廷临时抛买的费用外，其余茶盐钱全部并入榷货务。所有和买的盐都应当支付现钱，但百姓最终得不到钱，甚至军储也要按月筹措，稍有水旱灾害便只能叩求朝廷，这是最大的弊端。它的根源在榷货务；朝廷即使不能全部归还每年的数额，若只分出一半来帮助漕司结算，把天下应得的和买茶、蚕、盐价钱赐给百姓，允许折兑上供钱，用来向百姓显示最大的信用，各路也应当稍稍宽缓。茶盐法实行十多年，至今还没有确定租额，每年只务求增加羡余。百姓穷困得无法生活，实在令人悲伤。如今要恢复籴粮本钱，需要五百万缗。近来赵霆传达皇帝亲笔诏令，命令在定额之外计算收购斛米，年终考核优劣，只能使用漕司的钱；正当朝廷担忧经费收入不足时，却不知道钱从哪里来，恐怕逼迫百姓不免造成骚扰。如今百姓既得不到和买的钱，斛斗又不能不加倍输纳；其中官户凭借特权幸免，豪强奸猾用贿赂转移负担，真正受苦的只是畏惧法律的贫弱百姓，可以说没有名目、没有定数，贫富高下极不均平。而有关部门正因为经费接续不上，往往从这里取用；即使人人知道这样不对，为了苟且逃避诛罚，也没人肯替陛下进言，何况还要让他们在定额之外收购呢？于是张公提出三条建议：第一，常平钱只收利息，以抑制兼并；第二，让下户平均缴出役钱，以杜绝奸伪；第三，让市易务收取净利，以役使商贾。虽然名义上并不正当，但同把和买任务摊派下去却不支付其十分之一的价钱、再让百姓加倍输纳，以及定额之外没有名目和定数的征敛相比，已经好得多。希望陛下储存这笔钱，用来驾驭四方夷狄。至于治理财用，尤其在于节省开支；节省开支又应把修造放在首位。修造对于维护国家体制虽有不可废止的项目，但若借此类比来固宠邀恩，就不可不察。其次，像赐给臣下宅第、腰带、子女金帛、田地房屋之类，也尤其泛滥。辅佐建立功业如赵普，没听说官府替他建造宅第；安定边防如韩琦，也没听说他雕墙峻宇、僭拟宫省。如今竟让人人都能占有这些东西，怎么能掠取百姓的膏血，供给役夫使用呢？奏章送上后，皇帝从宫中摘取其中节省用度的说法，交给有关部门讨论；大臣和议论者却没有察觉其中的诚意，认为张公的言论会动摇成法，纷纷上章攻击。皇帝看出了他的忠诚，没有治他的罪。适逢御前人船所占留直达纲船，张公因上供期限紧迫，请求归还，并借发运竹石之机上奏说：本路一根竹子的费用，动辄五十缗，其他各路还不止这个数。如今不把它用于园林苑囿，却送入各位大臣之家，百姓的力量供奉这些事情，究竟何时才有尽头？”

译愿陛下明示休养生息的期限，以使天下得到宽厚对待。奏章呈上后，权贵们积怒未发，暗中借御笔直接下达命令催促期限，令漕运官考核州郡的赏罚。公又在奏章贴黄处亲笔书写，竭力陈述民情中有极其不可行的地方，请求延长期限，言辞十分激烈。于是奉御笔降职，任信州监酒税官，御笔中有“轻躁妄言，不循分义”的话。外廷当时都无法测知其中缘故，而台臣又议论他先前奏陈常平事务的事，责授濠州团练副使，安置于郴州。不久因讨贼有功，允许他便宜行事。后来宣和改元，遇赦恢复朝奉大夫；夏季祭祀时又遇赦，恢复朝散大夫。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因病死于家中，享年六十岁。十公诚孝甫六岁，已经能够知道母亲患病而为她寻求治疗。通直郎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孝子。”临江任期结束后，当时中奉大夫在熙河作客尚未回来，十公步行兼骑马前往探望父亲两次，冒着严寒酷暑往返一万多里，终于把父亲侍奉回来。从此他专以奉养双亲为乐，天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改变他的志向。当时四位亲长都健在，他顺着他们的心意奉养，每天亲自承担仆妾的劳作，有些事情是古人也难以做到的。夫人患病一夜之间，他的须发便因忧劳而变白；扶持侍奉了一个多月，瘦得只剩骨头。夫人去世后，他七天不进一勺饮水，几次气绝又苏醒；正在极度哀毁之时，凡是饮食起居等事，没有一件不按夫人生前的习惯办理。他喝粥，睡在草垫上；不洗脸，不梳头，不换衣服，不品尝滋味，不服药，哭泣声始终不断，最终守丧三年。等到侍奉祖母患病时，他又像守父丧那样竭力侍奉；直到终身仍像幼儿思慕父母一样没有停止，谈到此事时总是声音和泪水一同流出。当初公请求告老时，年纪还正壮，人们都惋惜他过早退隐。公说：“能够及时奉养四位亲长，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万一来不及奉养，便会成为终身的忧悔，怎么可以拖延呢？”这一年，他因为父母的恩德以及祖母的恩德而受封，并且因为妻子的缘故，连同他的母亲也获得封赠。同乡彭汝砺作文章赞颂感叹此事。不久，他又把自己已经得到的服色封赠转用于荣耀祖母，于是听说此事的人无不震动，天下人也由此知道了公的名声。公居住山林很久，一旦被天子知晓，便起用他并召来对答。士大夫都想听闻他的风采；及至入对，他首先陈述正直的言论，卓然以名节合乎皇上的心意，在出仕和退处两方面都恰当合宜。天下人更加认为他贤能。从此他三次入对，直到奉命出使十多年，凡是当面陈述的事情不计其章奏，前后共有数百次，全都是天下大计，触犯当时的禁忌，指斥正在施行的法令，与大臣和权幸作对，却不向任何人阿附；反复论说，穷尽事理，不考虑能否获准，愿意以自身承担责任。有些事情连宰执、台谏都不敢说，众人吓得两腿发抖，而公毫不顾惜。皇上也知道公精忠，因此常常排除众议任用他，并多次加以器重任使，在他陈述政事时给予奖赏，许多意见都被听取采纳。然而小人和权幸日益进谗诋毁公，他最终还是因直言获罪受谴而死，但天下人都拱手推举他为正直之人、道德宏大之士。他去世那天，无论相识还是不相识的人都为之落泪。公治学不拘守章句，闲居十六年，专心深思经史，务求阐明圣人的道并见之于实行；因此遇到事情便发为议论，辨析博大深刻，援引古今，深知治国的根本。在元祐年间，他进言指斥新法以及设置理诉司的做法；在建中年间，他进言不应放弃土地；在大观、政和年间，他进言粮食收购本钱以及和买茶盐等法令。他所论大事，是希望君主端正心术，去除朋党，斥退玩物，并且对边疆事务论述尤其详尽周密。自从在熙河任职，他深以中原屈服于夷狄为大耻，了解其中曲折后便回来报告。彭汝砺出使时，也和王赡一起推荐起用他。他的主张认为，两边的祸患中，来得近而且紧迫的，只有熙河、青唐，因为它们同夏人互相形成掎角之势；国家因惩戒宝元、元丰年间的过失而忌讳用兵，这是不对的。譬如维系大船，必须多次折挫它的势头；制服猛兽，必须先困住它的力量。那夏贼不过是微小的敌人，正应当慢慢用策略制服，不应急于同它较量。于是他陈述政事，提出防御守备的上策，认为放弃熙河就像丢掉右臂，把羌族将领交给陇、蜀地区的祸患；而守住熙河，就不能不防守青唐、夺取河南。后来朝廷终于没有放弃熙河，王赡攻取青唐，完全如同公所说。元符年间，夏人困窘不堪，借契丹之名请求议和。公认为，自祖宗以来，每当敌人侵犯边塞，造成的祸害就越来越深，侵占的地方越来越大，所需索取的东西越来越多；如果不趁其后来稍稍振作之前攻取它，它必定再次造成祸害。不如厚礼接待它的使者，使干顺亲自入朝；否则就让他们归还我们的河南，交出他们的大臣和爱子。如果这些条件都不答应，那么理亏就在他们一方，而我军出兵便有正当名义了。他们本来已经失去了咽喉要地，如果从兰州、会州乘浮槎进军，一夜之间便可到达，这就是所谓迅雷不及掩耳。适逢命令已经下达，最终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后来朝廷每逢西方有事，他没有一次不提出高明的意见。关于常平事务，他又这样进言，希望一定攻取两边。他说东南没有战事，愿意奔赴边塞效死，并请求寻找可以任用的人。用人应当像李愬设计擒获吴元济那样奇妙，不应像樊哙出使匈奴那样荒诞。众人都认为他伟大。公处理官吏事务，不做表面文章，凡是劳苦、危险、烦琐、艰巨而别人不能承受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推辞。遇到事情，他刚强明察，别人不能欺骗他。他尤其急切地体恤百姓，和宾客谈论利弊，常常谈到半夜；有所心得便立即陈奏，推究事情的始末，能够使朝廷最终一定听从自己的意见。他驾驭属吏严厉却不伤害他们，升迁或黜退都依据核实的事实，不凭偏颇的言辞。因此从担任州县属吏到担任一路部使者，人们都取法于他，既敬畏又服从。他施舍钱财、乐于行善，就像嗜好欲望一样；至于宠信和利益，他却低头回避，畏惧得超过面对陷阱。他在太学时得到家书，便常常把箱笼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交给同舍的贫困同学。所到之处宾客总是坐满；亲友和士人寄居在官舍中依靠他的，常有几十人。安葬死者、养育孤儿，凡有所求，都能得到满足而离去。士人从江西南下再出仕的，大多依靠公才得以存活。大臣、台谏中因忠言而被斥退的人，他通常跋涉数千里去馈赠盘缠。后来回头看他的供养竟十分简陋；他去世时，遗物只有一只铜唾壶和几簏书而已。听到别人有一点善行，他一定加以发挥称扬；即使平生并不相识，也必诚恳地慰问、荐举。有人被斥退而并非出于他的罪过，即使是自己的仇敌，甚至事情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他也要冒险替那人发言。然而他一生从未因私事求托别人。他十次升官，都是因为劳绩和恩赏，并没有经过考核迁转。淮南的同僚窃取他的功劳，得到优先升迁，赏赐却没有给他，人人都为此愤怒，而公从未提及。后来他因淮南盗贼一事按惯例被削夺官阶，便请求连自己的官阶也一并降黜，以消除别人的负担；得到圭田后，又削减自己的份额来平均分配。他不与人计较，反而调护他人，大致都是如此。

译然而朝廷一向也很推重他的节操，早年因为他的服色而追封他的祖父，晚年又因为他的儿子做官而让他的叔父获得官职；这些都不是旧例，却特意破格依从了他。平日居处谦逊厚道，不夸耀自己，胸襟洞达明白；他说出的一句话，终身都可以重新验证。他喜欢当面指出别人的过错，但退下之后从不在别人背后说不同的话；他委婉周全地成全别人，凡是合理的请求无不依从。至于忠义激烈之事，即使有一万头牛也不能使他改变心意。他居住乡里，对亲属、朋友、长幼、大小、亲疏厚薄之人，没有不尽心相待的。大概别人有一件善行，便可以用来为他终身扬名；这些在公看来都不足以称道。夫人黄氏，封南华县君，后改封宜人，通晓书籍而有贤德品行。比公先四十天去世。公有四个儿子：焘，太学博士；熹，将仕郎；煇、焕，尚未做官。七个女儿分别嫁给秘书郎黄伯思、起居郎李纲、大学博士李富、国大府寺丞薛良显、杭州监税范渭、宝应县丞虞澹，另有一人尚且年幼。直到老年，他没有一天放下书本不看，因此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图纬、历数，没有不精通的，而对佛教尤其深究。他的文章温润纯粹，仁义之言充满和气。他的诗平淡简古，像他的为人。同乡人以他为师，按照各人的才干，或以文章、或以品行，都有值得称道之处。他的弟弟相朴，于是凭文学才华越级进入台省，升任侍从，成为名臣。他的儿子焘也凭借恩荫而努力学习，在廷试中列为第三名，著有解释《周礼》《易》《春秋》等书三百六十卷。公早年便树立了声望，暗中已有成为公辅的期望。自从父母去世，他竭力思考报效国家的方法，所以虽然身不在朝廷，却没有一天忘记君主。他曾忧虑上下风俗互相蒙蔽以谋取私利，每当职事所涉及、朝廷询问灾异之时，便在爱君恤民方面反复恳切地进言，又把这些话告诉大臣和亲旧。他曾说：“如果有人以天下为尺度，我就跟随他；此外又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他的妻父黄履尤其器重公，认为可以把大事托付给他；即使相隔千里，公有话一定告诉他，有大事也一定来征询公的意见，如营救邹浩之类的事情，都是由公首先提出的。他暗中帮助天下的功劳不止一件。然而进谗的人始终憎恨公，以致天子虽然聪明宏大，知道公就是这样的人，公却竟不能有一天立身于朝廷之上。有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替公少受贬谪而感到遗憾；公说：“我用委曲周旋的方式侍奉君主，即使出没在风波万变之中，随时势救济世道，又没有功名富贵的牵累，这便是得到圣人的境界。只是用心如此，世人还不知道罢了。假如让我实现志愿，我的施设将会怎样呢？” 听说被贬到郴阳，他只带着自己所著的书上路。等到返回时，仍然记着时事数千言，想等皇上醒悟后陈述出来；并且嘱托弟弟侍御史朴在朝廷上代为诵说。病势已经恶化，他的话语已经失去条理，但所说的仍然是时事。唉，可以说他是忠义出于天性的古代那种德行完备的君子了。几个孤儿将于某年某月某甲子，把公与夫人合葬在他们的乡里铸印墩。谨慎地把他的事迹记录如上，谨此写成行状。《浮溪文粹》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浮溪文粹》卷十五，宋代汪藻撰写的诗。《桃源行》。秦始皇陵墓门外，神灵传来玉璧的消息，方士们还说仙人是可以求得的。想向东走去亲近羡门，却只隔着咫尺，蓬莱仙山仍被沧海阻隔。哪里知道人间平地上也有青春之乐，只属于那些寻常的避世之人。关中的日月徒然流逝，万古以来花下的山川依旧绵长。一个身在中原、与故乡分别后便没有消息的人，听说烟尘战乱，不由得感慨往昔。是谁使晋朝的鼎器分裂为东西两方？反而惭愧秦国的城池把南北阻隔。人间万事越想越令人怜悯，这个地方当年的出现也不过是偶然。为什么汉天子还要辛辛苦苦种桃，盼望长生不老呢？经过吴明叟的新居。是谁建起了这座深深的大屋？门外低垂的杨柳拂过车马。主人四十岁时持节出使归来，高卧在绿荫之下，听鸟儿啼鸣。幽暗的一条小径沿着花丛伸进去，忽然有一池青水映照着深夏。鱼儿在落日中吐水泡，知道水面像镜子一样清澈；荷叶承受微风，仿佛托着颗颗珍珠。您年轻时便有湖海般的豪气，想驾驭长鲸，却没有地方可以跨上。于是凭借能干的本领惊动世人，坐看高楼直入云端，参差铺开，瓦片多得难以计数。慢慢培植幽静的桂树，使它从窗下长出；时时让青山从竹林的缝隙间映入。人们说这种兴致极其深厚，老天却让您忙碌，哪里肯赦免您呢？一定要马上画成一幅《辋川图》，以后想归隐时，姑且面对这幅画来寄托思念。和张昌时一同住宿在高明寺。幽静地躺卧，不知不觉便醒来，窗上悬着初升的寒日。何况昨夜下过雨，溪水声传到我的小屋。老朋友拉我出门，忽然屈尊送来天边寄来的书信。我登临险处也不敢自行停歇，青山转过，篮舆继续前行。我们在竹林间的寺院相逢，一同采摘园中的蔬菜。寺中还剩下哪个僧人呢？转眼之间已经十多年了。我们以茶和果品谈论往昔，新雨初晴，钟声和木鱼声传来。东方的雷声也已经响起，百草的嫩芽舒展开来。无奈我和您，年龄与头发日夜衰减。眷恋眼前的一切，不能启程，牵着衣服更加徘徊不舍。明天早晨各自回首，世事将会变成什么样呢？依次作诗，题为《高邮军》。小雨使四野寂静，林麓间鹁鸪互相应和啼鸣。移船荡漾在清澈而深的水中，傍晚时分荷花的香气升起。归鸟全都成双飞去，潜藏的鱼儿不时受惊跃动。菰草和蒲草丛中仿佛无人，渺茫的炊烟横在小船上。船夫划桨迎接我，带着鱼来供作南方菜肴。月亮升起却还不高，隔着树林时隐时明。水岸依稀不知会通向何处，北斗星悬挂在天边的城上。在辟邪渡被风雨阻隔，寄诗给王仲成。渡口急雨敲打着密林，树梢上的狂风吹得大屋仿佛要飞起；【原文“没▯”字样疑有缺误】寒冷的水中稻子已经发芽，满眼青泥使车子折断了车轴。走山路遇上雨，行船又遇上风，穷困忧愁的日子天天烦劳上天。不如回去躺在山涧沟壑的底部，世上的事情不必扫除，春天【缺】空寂。与你分别两年后又在这里重逢，欣喜你胸中的气度全如冰雪般清澈。想要把自己作为贾胡留下来，无奈事情却像空中的鸟一样【原文“防挽”字样疑有缺误】，不能挽留我不走。你恼怒地嗔怪我辜负交情，细细把玩这些诗句，反而觉得格调清新。同行百里，还会再次相见；只有西山像旧日的朋友。避开战乱，漫步函亭郊野。今天幸好没有下雨，天空显露出远处的山峰。一路走去不知疲倦，于是到了春江岸边。汲水的小路曲折延伸，篱笆围绕的人家坐落在桑树荫下。平坦的田野涨满清波，田垄上的麦子像人一样高；深沟和田畎间水流嬉戏，野鸭野鹜在新长的蒲草间时隐时现。我的一生本来就像樵夫渔父，面对这里正合最初的心愿。风光景物难道不好吗？只是悲哀来自难以承受的时局。边地的尘烟遮暗了中原，四海之内像受惊的鸟一样不安。皇帝巡行在万里之外，两宫相隔如同辰星参星。帝王迁徙，蝼蚁般的小人窥伺；月亮晦暗，蟾蜍侵蚀其光。天地已经有倾覆之势，这里【原文“兹防岂岖▯”字样疑有缺误】难道还不崎岖险阻吗？消解忧愁只能依靠浊酒，长声叹息，又有谁能为我斟酒呢？庚午年，我屏居于零陵。七月二十日，以“门掩候虫秋”为韵，作赋五首。幽居的人独自在夜里，潮水不时退落到西川岸根；渡口的橹声急促，一江烟雨笼罩。昏暗的城头，长短更声使人不能入睡；听着谯门的更鼓，盘腿而坐，数着千百次呼吸，焚香等待早晨的阳光。以上为第一首。暑气消退，积水也收尽了。潇湘之水清澈得像染过一样，时时可以看见鱼儿跃起，冲破青色的美玉般的水面。纤细的新月初升，月光不受淡云遮掩。邻近的村庄应当渐渐寒冷，已经有几只乌鸦【原文“数防”疑为“数声”之误】。以上为第二首。人生能有几个聪明清醒的时期？明日与今夜之间，不过像缝隙中的骏马飞驰而过；刚刚经历花信风，又到了麦收的时节。我并非金石般坚固，却与世事偶然相逢；为什么还要听着钟声，继续经过路旁的烽堠呢？以上为第三首。家乡的山在什么地方？在渺远的鄱阳湖以东。来人要走数月的路程，衣服破旧了，只好在路上缝补。昨夜青灯的灯花仿佛要坠落在发簪上；虫儿饥饿，女儿沉沉入睡，年关将近，书信还没有寄通。以上是第四首。人们说，彼此隔绝久远，一天就像三年那么长。我这个孤臣过去被放逐，已经七次看见天上的星辰。周早洿髙门，地名和姓名记在前旒之上。为什么天鸡星不照耀湘南州呢？以上是第五首。依韵和向君受《感秋》。暂且想与你相随；苜蓿盘里的食物，不必多问，犹如沐猴而戴冠。菊花似乎有意，漂浮在酒杯中；桐叶无声，落在井栏下。千里江山之间，傍晚传来渔笛；十年灯火相伴，客居的毡席寒冷。男儿能有多少功名之事？白发催人，使人不能得到多少宽慰。向侯拄着笏板，心意已经飞到千里之外，哪里肯为世俗之事弹去头上的冠帽？什么时候才能让他盛服进入青琐闼？精妙的话语，交付给乌丝栏记录。京城日边的人离去，雁行也断了；江上的秋意正高，枫叶寒冷。过去的叔度倘若就是您，一见到您，便使我的穷愁得到宽解。傍晚从吴城山出发。风扫过阳侯，雪阵铺平江面；雨催促着摩诘的画图完成。气势吞没了浦和水湾，重重树林全都呈现秋色；把船驶向江湖。鸟儿明白厚禄，故人却没有一封书信。长年和三老陪伴我度过余生，必定要尽意开怀；映入眼中的庐山，却不是世俗的人情。经过临平。自从离开九霄，路上长满了风烟。衣服已经破旧，身体也已衰老，再也不以世间的富贵轻肥为意。天空辽阔，双鸟飞下；山色寒冷，我独自归来。清晨来临，这雨又怎么样呢？春水已经涨到半掩山岩门户。以上是第一首。睡醒后，岸边生出凉意。我卷起帘子，坐在小窗前。麦风能够吹动船舵，梅雨却使江面没有声息。往事使心中长久折痛，归途上的身影自然成双。依旧是蒲柳生长的地方，人老了，衰败也总是先到来。以上是第二首。

译题写在宁川驿站墙壁上。眼前的一切不过是空花，片刻之间就会止息；即使狂放不羁，也还能辅佐名州。虽然遭到泷吏像讥笑韩愈那样的嘲弄，却欣喜溪神认识柳宗元。整日行走在野田间，有时还要防备；在云雾缭绕的山岭上，听钩辀鸟鸣。暂且将新洗过的沧浪之足，踏遍千岩万壑的秋色。住宿在鄼侯镇。当年曾在月下踏过这座长亭，鬓发像河堤上的柳色一样青。如今重新来到这里，堤边的树已经老了；只插着一根簪子，满头白发迎着寒冷的星光。微凉刚刚冲破暑气，候虫在秋夜鸣叫，露草间的萤光已经不再流动。我搔着头，能同谁谈论往事？星河默默无言，沉落在城头之下。龟山上方。越过险要之地，来到幽静处所，靠谁来抒写这壮阔的胸怀？连片的屋檐依傍着绝壁，孤塔高耸，作为长淮的表识。这里原本有吴地的枫树连接山岭，如今只听见大禹治水遗迹间的潮声。从殷寺的竹影旁，独自翻过台阶直到树梢。朱红栏杆伸出城边，雪白的浪涛埋没了天地。迷失在曲折的水洲和雾雨之中，阴暗山崖上的红叶经受寒冷，仍在苍洲之间。向晚时景色甚佳，鱼龙在夜里听诵经声，猿鸟白天窥看斋室。月光照满蚌珠般的果实，霜气清冷，磬石声声和谐。僧人的钵盂收取柏子，樵夫的小径扫过松针。身在左宦之地，书信中没有鸿雁传来；南方的烹食中有鲑鱼。风烟欺凌我的短发，云水任凭我这残破的身躯漂泊。最终要在什么地方老去？徒然惭愧自己的平素志尚与现实相违。江湖如今就在眼前，归去正好备办一双青鞋。醉中送别季高侍郎。从前曾追随在翰墨之间，如今面对功名，实在惭愧刘郎。英俊的姿态本应登上凌烟阁，却曾因巧言谗毁而遭到偃月堂的排斥。两支船桨又趁着清夜离去，暂且借一樽酒发泄少年的狂放。归来后却只能同灯花谈说，骑省的白发恐怕已经映满镜中。随兴写作。清晨起身，悠然自得，拖着手杖行走。一帘稀疏的雨声，使秋意更加清冷。人老以后，岁月还能有多少呢？恐怕等不到栽种的花结成果实。燕子年年飞入门户，飞向人家；其中没有什么是非。明年春天若身体强健，我们还会再相见。送你带着雏燕离去，又是一番归来。北窗。睡醒后没有任何事情，怡然自得地斜看庭院中的树木。绿荫稍有空缺的地方，最能得到南风吹拂。己酉年战乱之后，寄给常州使君侄。汾水游船仍然驶向远方，瑶池的宴会尚未归来。船只迁往新庙供奉神主，箭矢已经射中近臣的衣服。塞外战马窥伺着天险，边地烽火截断了京畿的白日。百年之后海疆归还，回首一看却又成为非昔日之地。古镜行 我有一面辟邪镜，是从咸阳宫得到的。镜背如同天池，铸有一母九条龙，旁边书写着负图之文；字迹被土锈蚀得像旋转的虫形，以骇鸡之物封缄，珍奇精妙，几乎超过了倕的工艺。请说说它照见远近的情形吧：十里之内，秋毫都清晰可见，难道不能照见脂粉妆饰的贵贱，连人的肝胆也能洞察吗？问是谁制造了这件器物，实在是太古时代、并非人力所能为。客人听后重重叹息，似乎想窥探其中的神异。我登上高台并不推辞，只是担心客人难以承受它的容貌。绳索解尽，镜匣半开，四面屋子都吹来悲凉的风。太阳车在白昼当中停住，镜面羞涩昏暗，仿佛顽铜；寒森森的气势使人头发竖起，凛然如面对霜刃。我回头抚摸客人的手，说：这难道是世间寻常的宝物吗？我们含泪相对无言，把镜子遮好，藏入鞶囊之中。依蔡天任的韵作诗 长廊走过午后，暮色渐渐合拢；蝴蝶飞满庭院，春草不断长高。呼唤孩子再把帘子卷起几尺，好让傍晚的晴光升到屋梁上。词 防绛唇 新月纤弱秀美，夜里寒冷，江面寂静，山峰仿佛衔着北斗。起身来，搔着头，梅花的影子横斜在窗上，显得清瘦。好一个清霜满天的秋夜，竟使我闲置了斟酒传杯的手。你知道吗？乌鸦啼叫之后，归乡的兴致浓得像酒一样。二 高柳间蝉声嘶鸣，采菱歌声停歇，秋风吹起，晚云如发髻；湖上群山横卧，翠色帘幕卷起，西楼显现。雨后衣袖间生出凉意，天空如水；十二层画楼中，有人和我一同倚栏。小重山 月光下潮水上涨，红蓼洲汀上的晚霞全都收尽，四面山色青翠。柳梢风势急促，坠落的流萤随着水波飘去，点点寒星纷乱闪烁。临别时的叮咛话语还记得清楚，如今相隔起来要经过多少座长亭？夜里秋气吹入银屏，梧桐雨声传来，只恨不能与你一同聆听。《浮溪文粹》卷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浮溪文粹》附录 宋故显谟阁学士、左大中大夫、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赠端明殿学士汪公墓志铭 左朝奉郎、充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孙觌撰写。建炎、绍兴年间，大盗占据中原，群恶之徒聚集亡命，结伙作乱，于是四海周边都成了盗贼出没的地区。天子慨然奋发，手持一剑出入战阵之间，禁止暴行，诛除残暴，救助溺难，悼念死者；在战马奔驰、血流遍地之后，建立了中兴的功业。当时，显谟阁学士、左大中大夫、新安汪公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一时的诏令往往多出自公之手。凡是皇上向诸将所作的指示，激励战士、训诫在位官员、怜悯百姓的意思，都详细载入诰命之中，剖示赤诚之心，明白通达；不用出门窥视窗外，便能感到天威近在咫尺，坐在朝廷即可照察万里。学士大夫传诵这些诰命，把他比作陆宣公。过了不久，权臣结党，排斥不依附自己的人，公也因此获罪，被贬居永州。积年十二年，经过四次赦免，仍不能回来。偶遇风和日丽的日子，便裹着头巾、穿着葛鞋，登上西山，沿着钴鉧潭，进入愚溪，顺着湘江而行，投下文章凭吊古人，并在山水间放情自适。年纪越高，文章越奇，诗也越精工，华美奇妙而精深，与柳仪曹在数百年后遥相辉映，文章的格调和力量与他不相上下，这是多么盛大的成就啊。公去世后，几个孤子陆续归来安葬，又带来公临终的遗命，请我撰写墓志铭。我与公相交四十年，对公了解得最为详尽，于是为他作序并撰写墓志，最后系以铭文。公名藻，字彦章，姓汪，是饶州德兴县人。曾祖汪震，任太常丞，追赠光禄卿。祖父汪宗颜，任尚书都官员外郎【此下有脱文，原本缺失】追赠少傅。祖母为越国夫人、陈国夫人，都是陈氏。公从童年起就卓越不凡，胸怀大志。他学习举子业，学成后得到《春秋左氏传》和《西汉书》，读后非常喜爱，专心致志地想与这些古人相媲美。刚满二十岁，徒步来到太学，有司评定他的文章，多次名列诸生中上等。崇宁二年考中进士乙科，参加琼林赐宴。酒喝到一半，皇上正赐冰，状元霍端友让公撰写谢表，公接过纸笔立即写成，如同平日练习过一样，满座人都惊叹不已。调任婺州观察推官，后来就地任宣州州学教授；遭逢少傅公丧事，服丧期满，授任从事郎、荆南府掌书记，没有赴任，改任江南西路提举学事司干当公事，代任期满回到京师。适逢徽宗亲自创作《君臣庆会阁诗》，群臣唱和进献，喜好此事的人汇集成一大卷。公恰好看见，仿作和诗一章，用词押韵、句法清新出众，超过了先前的作品，当天便流传开来，诸公都欣喜称赞。授任九域图志所编修官，改任宣教郎；遭逢陈国夫人丧事，服丧期满后授任秘书省校书郎，升任著作佐郎、符宝郎。这一年是政和四年。前任宰相王黼过去和公同为太学同舍，彼此不合；王黼执政后贬斥公，任命他为宣州通判。州将是庸俗的官吏，公更加不快乐，便上书请求担任宫观官，获任提举江州太平观，把家安置在晋陵，前后共八年，直到王黼在世时始终没有被任用。几次升迁至朝奉郎。公博学强记，从六经、诸子百家、太史之书，到先儒的笺注传疏、兵家著作、族谱、方言地志、星经历法、佛老诸家学说，以及万里海外蛮夷异域的怪异记载，没有不阅读记诵的。山阴人贺铸，字方回，是知名士人，也寄居晋陵，藏书一万多卷。公每天跟随他，常常获得以前没有见过的书。凡是伏日、腊日所需的衣食费用，全都用来购买纸笔并抄录收藏。他的文章阐明道德，通达世务，指陈事物、剖析义理，引譬取喻，纵横驰骋于古今，贯通经传，兼备各种文体，大约有数十万字，自成一家。公在江西时，徐俯字师川、洪炎、洪刍都有能诗的声名，自负才华，不肯屈居人下。一天，徐俯在僧寺墙壁上看见公的诗，赞叹说：“这是我们这一类人的作品啊。”于是带领洪炎、洪刍两人到公舍中拜谒。两人离去后，公说：“诗人墨客不过是捻着胡须雕琢诗句，以此自我宣扬不平罢了，有什么值得推重的？”到了后来几年，公最终还是凭借大手笔闻名天下。在金华劝讲石室，公掌管书籍典册；他的文章被用于朝廷乐歌，荐用于郊庙祭祀。鸿篇巨制、博大精深的学问，使他显耀于一代，人人都知道他是名家；他的著作和诗律高妙、兴寄深远，也不是近世诗人所能比的。渊圣即位，召任尚书屯田员外郎，不久改任礼部，升为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即位，转任朝请郎，召为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大驾巡幸维扬时，诏令中书后省考试潭州进士何烈。何烈在对策中称臣台谏，议论列举了不该说的话，于是罢免公，任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第二年又召为中书舍人，擢升给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讲，直学士院。公起草高丽答诏，皇上回头对辅臣称赞公掌握了代皇帝立言的体制。不久，高丽人的谢表送到，皇上又称许公，正式授任翰林学士；并用御用白团扇亲笔书写紫诰，同时兼管黄麻诏书，仿照六经中的十字写成，赐给缙绅，以此荣耀他。多次升迁至朝议大夫。公自从任侍从官以来，正值时局多变，感念皇上的恩遇，凡是提出的建议都是当世的重要事务。他常常论说诸大将拥兵自重，官位尊崇、俸禄优厚，子女玉帛等富贵欲望已经满足，却又盘踞交结，逐渐形成外重内轻的形势，于是陈述对待诸将的办法有两条。后来过了十年，事情果然如公所预料。又论说宣和年间的诸臣互相勾结，因权贵宠幸而一时显贵，接受错误的恩赏，有人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台谏极力论劾，刚要削夺官爵，诏书墨迹尚未干，建炎年间的恩赦又使他们应当甄别复职。何不依照祖宗的法令，最高止于中大夫？他论劾并缴还诏命数人，国中舆论认为处理得当。又说太上皇自元符以来直到建炎元年，竟没有日历，可以说是典章上的缺失。古代凡有国家就必有史书，有史书就必有史官。汉代制度中，太史公的地位在丞相之上，天下的计书先上报太史公，再副送丞相。自唐至本朝，也由宰相总领国家的重要事务。愿皇上留意此事，皇上欣然采纳。第二天辅臣请求选择任职之人，皇上说：“没有人能替代汪藻了。”不久授任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仍照旧主管日历。公搜集散缺的文献，旁征博考各家议论，远至闽、蜀数千里之外，近到寄居官员和旅客之家，有的通过公文，有的通过私信，广泛搜求采集，远近资料全都汇集而来。

译他分设科目条目，按类别编排整理，已经完成十分之十二三。调任知抚州，过了一年多被罢免，任提举江州太平观。适逢翰林侍读学士范冲上疏说：“日历是国家的大典，过去诏令汪某纂集，经历多年，渐渐见到成效，书还没有完成却中途停止；时间一久资料散失，后人更加难以下手。如今他正闲居，可以下诏令他依旧纂集，使三朝文物著录在方册上，这不是小小的补益。”于是下诏，重新命令公，允许他聘用两名属官，赐给史馆修撰的餐钱，公辞谢不接受。书完成共八百册，进呈皇上，皇上派使者赐茶药，升官两等，加授中大夫，除授显谟阁学士，知徽州。公前后主管六州，首先施行惠爱，重视名教，具有古代循吏的遗风。唐代颜鲁公曾任湖州刺史，公上言：“从前章圣皇帝巡幸亳州，驻跸睢阳，亲自屈尊来到双庙，表彰远隔异代的忠诚，以此激励天下。颜真卿斥责叛臣李希烈而死，庙食于吴兴，距离行宫不到百里，应当蒙受褒奖典礼，以增长忠臣义士的气节。”诏令依从了他的建议，赐庙号为忠烈。诏令下达后，公大力修治祠屋，书写榜文悬挂起来。郡中有朱勔籍录的窗户数十种，丹漆的光泽明亮得可以照见人。属吏请求把州治楼观装饰一番，公说：“我修缮鲁公祠就可以用了。”楼观焕然一新，州人都十分高兴。徽州学舍破旧狭小，正商议改建；公曾经为镇江府学落成撰写记文，州将程迈送来白金作为馈赠答谢。公回信说：“近来修缮郡学，费用没有来源，恰好您的饷金送到，已经交给诸生，让他们拜谢您的赏赐了。”又拿出公帑盈余接续修建，落成后成为一方壮观。转任左大中大夫已经十一年。知泉州时，殿前司大校搜选禁军中强健的人，发文到州里要求准备资粮遣送。公说：“本州靠近海边，驻扎数百士兵，是为了防备意外，不能留下不遣送；请迅速上奏，使驿站传达。”大校发怒，用言语侵辱公，免职符命下达，于是改任知宣州。过了一个月，又改任镇江府。镇江自从经历建炎年间的战乱，每年输送上供米，通常都达不到数额。转运使巡察，计算仓中存粮，尚且亏欠数万斛，便把仓门全部锁上离去。军粮接济不上，官吏忧愁困窘，不知如何处理，而公恰好到任，命令破锁发粮，并写信给转运使说：“官军张口等待哺食，米明明在仓廪中却不给他们吃，百姓饥饿困苦；即使把仓库封锁得像南山一样，也终究会有缝隙。我擅自权宜开仓发放，年老的守臣因此重获罪责，也不敢推辞。” 适逢言官诬陷公而罢免他，论奏不停，削去官职，令他居住永州。又过了七八年，公因风痹病请求致仕，没有获准，最终死在永州的寓所。是绍兴二十四年六月癸未日，享年七十六岁。累计官至左大中大夫，爵封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去世两年后，诏令恢复显谟阁学士之职，并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又过一年，徽宗实录修成，宰辅上奏说大量采用了公所著文章，于是诏赠端明殿学士。公性情乐观平易，不事雕饰，却以卓异的声名自立。至于居官任职，则刚正自持，绝不轻易接受或作出诺言。他不喜欢积聚财利，显贵三十年却没有房屋可以居住；在阳羡有田产，也不足以维持一年生活。但他嗜好读书治学，即使年老患病，仍不离手。大宦官梁师成掌权时，小人结党依附，称他为“隐相”。有个武人吴可，梁师成认为他能作诗，甚至让他出入内寝。公被罢免符宝郎后，吴可来拜访，传达梁师成的意思说：“久闻您的名声，幸勿嫌弃，请到我这个禁从官家来。”吴可拱手等候。公却谢绝不去。客人说：“我们这些人仰望隐相之门，仿佛在天上；他召见您却不去，是什么缘故？” 公说：“难道要让我同吴可这类人为伍吗？”公任湖州知州时，朝廷和籴米六万多斛，公根据六县百姓所能承受的力量，削减了三分之一，却又上书自我弹劾，诏令不予追问。过了一年多，户部奉行诏令，降低本钱，又买入数万斛粮食；这一年恰逢大丰收，物价相当，按数办理，因此按惯例升官一级。公说：“我曾经因为减籴而获罪，幸蒙恩典宽免，如今怎么能再接受奖赏呢？”他三次辞谢，最终没有接受。海船停泊泉州时，阇婆国王托船商送来数百两龙脑为公祝寿，公拒绝接受。有人说：“外国国王借船商送来土产，是依照旧例修好交往，不可拒绝。”公命令把它送入公帑，一铢也没有取。公在辞谢和接受这类事情上都如此，因此也由于这个缘故，终于在世间多有龃龉【原文此处句末有疑】。当初公在太学时，和王黼只有细小的嫌隙；后来王黼入相，嫌恨仍未消除，公最终因之获罪，被废黜斥逐。可是言官却指称公是王黼的党羽，贬到永州，多次遇赦也不宽宥，最终困厄于荒远之地而死。虽然如此，朝廷对人的态度早晚变化，时而视为贤能，时而视为奸佞，起初仿佛一阵喧闹，转眼之间便如积水归入沟壑。而高文大册流传后世，与古代作者并列于图书之府。圣明的君主亲自阅览，追录故侯，恢复旧有名位；这种遭际与公相比，谁能比公更多呢？公的文章有《浮溪集》六十卷，流行于世；又有《裔夷谋夏录》二卷、《青唐录》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公尤其精通大小篆，得到李斯、阳冰运笔的意趣。原配淑人赵氏，今配淑人庄氏，也先于公去世，葬在常州宜兴县阳蔡后坞。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日，几个孤子奉公的遗命，将公与两位淑人的墓合葬。儿子七人：长子恬，右从事郎；悟，右宣教郎，新差知婺州金华县丞、主管学事；恪，右承事郎；憺、懔、憘，都任右承务郎；愇，尚未出仕。女儿嫁给右迪功郎庄珪。孙辈男女十三人：男孙文举、岩举、臯举、贤举；女孙嫁给左奉议郎严康朝、进士孙廷实、庄霆、庄霈，其余尚且年幼。新安汪氏迁徙到鄱阳，大概已经很久了。从曾祖到公四代，都凭儒学考中进士，而公又凭文章在当时大为显名。德兴的田园，全都推让给兄长；因郊祀的恩典，准备任用兄长的儿子悦，但诏命尚未下达，公便被贬。元丰己未年，少傅公任泉州晋江县丞，而公在其后六十年出生。

译公任泉州刺史，进入境内后，恍然间悲喜交集，长叹说：“城郭还是原来的城郭啊。”从前陈秀公出生在镇江，后来镇守镇江，修筑大宅居住，那里正是秀公最初出生的地方。山川的灵气凝聚而生出英杰，古今流传的说法，并非可以诬蔑的。铭曰：赫赫我大宋，崇尚雅正，尊重文章，修饰万物，如同春天一年一度降临。政治措施光明完备，可与夏、商、周二代相鉴。儒学先达接踵而来，光明伟大。伟大的汪公啊！德行可与先民相配，学问窥见圣人境域，文章可比皇坟之作。在芸省校勘书籍，在螭坳执笔侍从。于石渠阁讲论经义，位列五十席；在西掖代皇帝立言，在北门起草诏令。发布宏大的诏令，雷鸣风驰般传遍四方。持符袋、剖符分守，出外任职而入朝侍从。是当今的名臣，也是古代的循吏；风流儒雅，是慈惠的导师。六州百姓在道路上歌咏并思念他。谁因私怨结党，竟进谗言驱逐他，把他投弃荒远之地，一经斥逐便再不召回。斗野以南，光气直冲云天；埋藏其中而光辉不灭，至宝正在这里。纷纷扰扰的万物，走向死亡都只有一条路；百炼而成的精英，虽有形体消亡而精神不死。巍巍昂昂、闻名当世的儒者，声名流传海内。公有遗留下来的书，我为公把铭文刻在石上；石头磨损可以发光，公的名声却不会磨灭，足以成为万世的准则。《宋史·文苑传》汪藻，字彦章，是饶州德兴人。幼年聪颖出众，进入太学，考中进士，调任婺州观察推官，改任宣州教授，不久升任江西提举学事司干当公事。徽宗亲自创作《君臣庆会阁诗》，群臣都唱和进献，只有汪藻的和诗无人能比。当时胡伸也以文章著名，人们为此作谚语说：“江左二宝，就是胡伸和汪藻。”不久授任《九域图志》编修官，再升任著作佐郎。当时宰相王黼和汪藻同为太学同舍，平素不和。汪藻任宣州通判，又任提举江州太平观，闲居共八年，直到王黼在世时始终未被任用。钦宗即位，召任屯田员外郎，再升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即位，召试中书舍人。当时皇帝驻跸扬州，汪藻多次上奏议论，宰相黄潜善厌恶他，便借别的事情罢免他，任集英殿修撰、提举太平观。第二年又召为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擢升给事中，改任兵部侍郎兼侍讲，授翰林学士。皇帝用御用白团扇亲笔书写紫诰，又兼管黄麻诏书，仿照六经中的十字写成，赐给搢绅，众人都以此艳羡。正值时局多事，诏令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曾论说诸大将拥兵自重，逐渐形成外重内轻的形势，又陈述对待将帅的三件办法，后来过了十年，事情果然如他所料。又说崇宁、宣和以来，官员以财货结交权贵宠臣，像奴仆一样侍奉宦官，又因开拓边疆而误国；他们取得的职名，从观文殿大学士以下，直到直秘阁、银青光禄大夫，近来本应削夺官爵，却拖延到恩赦，又应当甄别复职，何不依照国初法令，最高止于中大夫。绍兴二年，授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因为颜真卿尽忠唐室，曾经镇守此地，请求表彰他，诏令赐其庙号为忠烈。他又说，古代凡有国家必有史书，所以记录皇帝面前议论的话，便有时政记；记录殿柱下所见所闻的事实，便有起居注；分类编次叫作日历，修成之后叫作实录。如今超过二十年，竟没有日历，拿什么昭示后世？请求就在臣所主管的州，允许臣访求故家文书，纂集元符庚辰以来的诏令，作为编修日历的准备。诏令准许。史馆开设后，修撰綦崇礼说不必另设外局；后来郡人颜经将汪藻征收军粮的事情投匦控诉，于是汪藻被贬秩停官，起任知抚州。御史张致远又弹劾他，给予祠禄闲居六年。修撰范冲说：“日历是国家的大典，过去诏令汪藻纂修，事情又中途停止，恐怕最终散失，应当命他在闲居时完成以前的事业。” 诏令赐给史馆修撰的餐钱，允许他自行聘用属官编排整理。绍兴八年，他进呈所修的书，从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诏令共六百六十五卷。汪藻再次升官，他的属官鲍延祖、孟处义也各自按等级增加官秩。汪藻升任显谟阁学士，皇帝派使者赐茶药。不久任徽州知州，过了一年调任宣州。言官弹劾他曾是蔡京、王黼的门客，夺去官职，令他居住永州。多次遇赦也不宽宥。绍兴二十四年去世。秦桧死后，恢复他的官职，并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绍兴二十八年，徽宗实录修成。右仆射汤思退说：“汪藻曾经纂集诏令，后来修实录时所采用的材料十之七八都来自他的编集，对这项事业功劳很大。”诏令赠端明殿学士。汪藻显贵通达三十年，却没有房屋可以居住。他博览群书，年老也不放下书卷，尤其喜欢读《春秋左氏传》和《西汉书》。他擅长骈俪文，多有著述；所作制词，人们大多传诵。儿子七人：恬、恪、憺、怲、懔、憘、愇。《浮溪文粹》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