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文集卷二十七

译《唐宋六家文衡》序 《唐宋文衡》总共三百三十篇，是天台朱伯贤选编的。文章并不止这些，只是特意约取这些，用来作为学习文章的法则，如同物品在秤上称量一样，不可再任意分辨高下。唉！形体和气相互冲击便产生声音，声音从人发出便成为语言。雷霆的震击，不可谓不猛烈；海涛的涌起，不可谓不宏大；笙、竽、琴、瑟的演奏，不可谓不和谐；但都没有超过人的纯正。圣人的经典，又是纯正之至。因此经历千万世之久，即使善于言说的人，哪里能够仿效并写成这样的文章呢？战国以来，孟轲、扬雄阐发大道，用来辅助六经。然而扬雄比孟轲低一等，他的纯正已经有所不及。到了六朝的浮华文章，便不必说了。唐代昌黎韩愈首先振兴古文，柳宗元继之。五代的败坏腐朽，也不必说了。宋代庐陵欧阳修首先倡导古文，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以及蜀地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继之。大概韩愈的奇崛，柳宗元的峻拔，欧阳修的纯粹，曾巩的严谨，王安石的洁净，苏氏父子的博大，各自形成一种体裁，成就一家之言。本来有些境界是不可达到的，但也不可不求达到它的极致。我曾经读这些文章，像《原道》《原毁》这样的篇章，自孟轲之后，诸子没有能够赶得上它们。至于宗元的《守原》《议桐叶封弟》《辨》，对是非公理的阐发确凿有力，即使圣人再生，也没有什么可以改易的。其他文章纵横驰骋，上下贯通，前后相互发明，确实令人喜爱而不厌。可以说，这些文章的言辞不同于雷霆、海涛、笙竽琴瑟，而是气势与形体相互冲击、相互成就。世人习惯于旧有的写法，只求迎合一时的爱好，既不足以谈论这些文章；有的人知道学习古人为务，却又受昏昧愚钝和懒惰所束缚，没有时间深入其中的奥妙。这正是我深感痛惜的地方。伯贤精于文章三十多年，实际比我长一倍。他编定《六家文衡》，因而对东莱吕氏的选本有所增删，准备刻印成书，让子弟诵读。至于曾在曲阜所作的四篇，则采录前人遗文，附在南丰之后。他的用心可以说十分勤勉了。此前他曾带着书稿经过我任职的成均，与我反复商订多日，并且请我为书首作序。我哪里敢妄加议论呢？不过我曾听说，先儒君子评论文章，务求合乎道，而不是仅仅因为辞采高出当世便认为工巧。像这六家文章，虽然在道理上有深浅不同，却都以经书为根本来立说，剔除驳杂而恢复纯正。从这里去探求，它们达到古人的境界并不困难，这正是伯贤的志向。至于要从后世文坛中振兴起来，不因袭旧法，本来就要寄望于超越常人的豪杰，难道只是为了选取《文衡》中的文章吗？洪武九年，岁在丙辰，春正月七日，将仕佐郎、国子助教欈李琼作序。《潜溪先生宋公文集》序 翰林侍讲学士、金华人宋公景濂，自幼便以文章雄视一时，人们不远数千里来求取他的文章，几乎遍及中国和四夷。他居住在青萝山时所作的文章，称为《潜溪集》；在朝廷任职时所作的文章，称为《翰苑集》。《潜溪集》共若干卷，已故翰林承旨欧阳文公曾为它作序；《翰苑集》又汇集记、序、碑铭、表、传、杂说，分编为前集、后集、续集和别集，共四集。我曾读它而喜爱不已，只觉浩浩荡荡，无法穷尽它所达到的境界，于是抚着书卷叹道：“文章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难道只是才艺中的一项而已吗？”文章随着时代升降变化，风格并不相同。唐代尊崇昌黎韩子，宋代尊崇庐陵欧阳子。韩子的文章取法于孟子，欧阳子又取法于韩子，都是千百年中杰出的人物。元初姚文公凭借许氏之学在北方振兴文教；到了天历、至正年间，又有蜀地的虞文靖公、金华的黄文献公，也分别如同唐代的韩子、宋代的欧阳子。然而文靖公放言高论，纵横无穷，气势炽盛，无人敢于逼近；文献公则不失准绳，低处不能再压低，高处也不能再抬高。大体说来，自先秦两汉以来，圣人的经学被诸子之说淹没，道理因此晦暗而未能彰明，于是各自驰骋异同之说，以此向当世夸耀，常常因驳杂而不纯正受到弊病。到了宋代，周子、程子、朱子大力揭示其中幽深隐微的道理，是非邪正，哪里只是黑白的形状那样分明？此后立言的人由此求得与道相合，也就没有弊病了。只是又可惜有人没有根源深厚的积蓄，却只把剽窃陈腐、支离蔓衍当作工巧，谁知道这样离古道越来越远，也越来越耗损，不是很可悲吗？宋公对于五经、诸子、史书没有不通晓的，探究事理精密，考察事实广博，所以发之于文章，完全扫除了近世习气的鄙陋，学者一致尊奉他为老师。本朝兴起后，他竟以布衣身份进入侍从之列，历经十多年，凡是重大的制作和诏令，修饰润色，无不完全合乎体制，确实与虞、黄二公前后相当。不过，虞、黄二公处在太平盛世、教化累积深厚的时代，所以用文章文饰一代盛况比较容易；如今国家刚刚开创，要彰明武功、宣扬文德，使四方耳目焕然一新，让人知道大明超越三代五帝，岂不是很难吗？唉！那种纯正的声调和刚健的气势充满天地宇宙，星辰河汉、山川草木、风雨雷电、鬼神变化、龙腾虎跃，即使是极其瑰丽诡奇绝妙的景象，又哪里足以比喻它的巧妙呢？从前宋公总领编修《元史》时，我有幸参与编纂，熟悉他的议论，观察他的仪法规范，已经不是一天了，所以了解宋公。他的学问深厚，声望重大，我便为他写下这篇文字，尚且等待后世真正懂得文章的人来评说，并不是谄媚他的所好。

译《扣角集》记 《扣角集》，是前翰林修撰、姑苏人申屠仲权所著。仲权与我一同在铁崖杨公门下求学，两次参加有司考试都没有中，于是放弃了举子学业。洪武三年，他被征召到京师，起草《喻蜀书》，受到称誉，升为侍从官。不久因病免职。过了一年多，又被贬到濠上。他在耕田之余，任意写作文辞，前后共有若干卷。酒意酣畅时便诵读这些文章，以敲击牛角作为节拍。洪武八年春天，我分教中都，他的学生拿着文集来见我，并且说：“土鼓的声音，不能和笙匏竹管相协调；藜藿羹汤的味道，哪里能比得上太牢？”你只是想迎合世人的爱好，却不顾世人的弊病，可以说是极其愚蠢。不过，只有你了解我已久，你何不为我的文集作序呢？我接受文集读了好几天，于是叹道：“多么丰富啊！”我又曾评论文章的盛衰，认为不在于时代，而在于作者本人。正当仲权从布衣奋起，进退于君主之前时，人人都认为那是恩宠；但他的处境其实无异于洞庭、林屋山中的隐士。后来因不合时宜而被斥退，混迹于田夫野老之间，人人又认为那是耻辱；其实也无异于身居天上玉堂的尊贵。看那些已经显达便骄傲自满、身处困厄便沮丧失意的人，与他相比何止相差万万呢？所以从他的大篇短章中可以看出，文章和平古淡，没有哀伤怨恨的言辞。我于是反复考察古今来辨析这件事。甯戚处在东周衰微之时，齐小白凭借诸侯霸主的身份统治中原，他不能与当时像夷吾那样的贤智之士一同得到任用，只能困顿地栖身在牛车下，哀叹没有遇到尧舜那样的君主，悲叹漫漫长夜尚未天明，悲歌慷慨，不能安于贫贱，因而失之于过激。他后来虽然被齐国举用，却也没有像夷吾那样建立辅佐君主的功业。仲权居住乡间，难道是想暗自把自己比作甯戚吗？但他的一言一咏，无不是真正快乐的所在，因此外在遭际虽然相同，内心其实不同。唉！甯戚把心意寄托在音乐上，幸而有了解他的人，把它流传到几千年以后，使他不与风花霜叶一同腐朽。可惜今天没有人了解仲权，那么这种最美的声音、最好的滋味，又有谁能够察觉呢？难道只是土鼓和藜羹吗？不过仲权从来没有求取世人的知晓，就像甯戚对于齐国一样。因此我阐发他的心意，把这些话放在文集卷首。《东吴先生文集》序 古代君子立言，难道也有不得不说的时候吗？孔子说：“我想不说话。”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那么他们写书，没有不是因为忧虑世事而作的。至于诸子喜欢标新立异，求胜于人，言辞虽然繁多，道理却更加晦暗，本来就不值得珍视。我读东吴先生的《五论》《得失辨邪正论》，深深赞赏它们。世上讲解《春秋》的不止一家，胡文定公说，圣人把依据典礼施行赏罚、决定征讨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对诸侯有时进用、有时斥退，以此显示一统天下的法则。朴卿吕氏则认为，圣人作《春秋》是为了尊崇天子，难道只是为了进退诸侯吗？两家各自申述所见，因而有这样的不同。东吴先生完全阐发胡氏的说法，斥责吕氏的错误，难道是有所偏袒吗？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范甯也说，一个字的褒奖，荣耀超过穿华美礼服的荣宠；片言只语的贬斥，耻辱超过在朝市受鞭打。可见圣人进退诸侯是没有疑问的，只是当时那些穷究经书的人没有考察清楚罢了。至于佛教宣扬祸福来恐吓世人，天下人便纷纷归向它。唐宋诸儒攻击它却不能取胜，到了元末，它的徒众更加兴盛了。先生在世道如风随浪倒之后，极力辨析邪正，他对于扶持树立世道，作用是多么重大啊！这大概就是所谓不得已而发言：等《春秋》的大义已经明白，中国人的心中没有疑惑，我就可以忘掉言语了。唉！这难道是浅薄的儒者所能达到的吗？我来到中都，多次和他的儿子、礼部员外郎伯宗交游，有幸看到他编录的遗稿，不下数百篇，喜爱它没有险怪的弊病，而有舒缓曲折的气势，其中两篇论尤其值得观赏。周子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如果车轮车轴装饰得很华美，却没有人使用它，那只是徒然装饰，何况是一辆空车呢？像先生这样的文章，难道不是承载道理的吗？它大概一定会流传于天下后世，不会像炱煤和朽木那样被虫蛀灭亡。因此作序放在文集开头。先生名仪，字明善，姓吴，曾被有司推荐，但本性不喜欢做官，自号东吴子。他去世后，翰林承旨、金华人宋公景濂为他撰写墓志。《贝氏族谱》序 贝姓的起源，没有人能详尽说明。只有唐代杜荀鹤有一首赠给贝处士的诗，却没有记载他的姓名。按时代考察，大约已经有十多代了。我的曾祖父贝珪，在宋理宗时从苏州迁到秀州，喜欢崇德高地，于是登记户籍成为崇德人。到了祖父贝谦，年轻时游学太学，补为上舍生；元朝建立后，他说：“我不能侍奉两个姓的王朝了。”于是沉浮于乡里之间，生了两个儿子后去世。贝琼十四五岁时，从先人那里听到这些事并记住了。长大后，打算抄录下来编成族谱。过了四十年，宗族中已经没有可以询问的人了，大江以南姓清河贝的，才有一两家而已。如今担心年代越久越容易忘记，于是从曾祖父开始记载下来。唉！天下士人常常苦于世代没有显达的人，族谱也随之废弃，以为没有必要编谱。然而族谱是用来记明家族的来源，详述世代承继，联结骨肉亲情的，不只是用来夸耀爵位、给人作观赏之物。而且家族有时兴盛有时衰败，有时断绝有时延续，这本来是形势造成的，还能多说什么呢？我幸而早年受到先人的教诲，又得以托名于名士的族谱之中，假如顺从世俗所谓的弊病而不编，那么最终将没有人来做这件事。因此，祖父以前年代久远而不能知道的，不必强求补实；祖父以后年代较近而不能略去的，一定要全部举出并记载下来。苏文公说：“看了我的族谱，容易、正直、慈爱、善良的心就可以油然而生。”这种心，天下古今人人相同，并非一人的私有之物。因此我借此发言。由此看来，苏氏族谱难道是前代散失，而从这里才开始的吗？我这样比拟于苏文公，大概并不过分。只是伯父有两个儿子，名叫仲礼、仲美，按次序仲礼为长子，但仲礼早死，只留下一个儿子璹，离开后投靠外家，居住在吴江，彼此连庆吊往来都没有；他娶某氏，生了一个儿子，名字也不知道。仲美有两个儿子，以种田维持衣食，又迁到石门以西五十里处，成为我的后代；他们溯流寻源，不忘自己的始祖，希望瓜瓞绵延、葛藟相连的宗族之意能够延续而不废。有能够光大我宗族的人，应当保存其名以作鼓励；有玷污我宗族的人，必须删去其名以作警戒。

译《縠江渔者诗》序 太末徐氏，大概出自偃王，经历秦汉直到今天已有若干世，总计数千年，族人有的做官，有的隐居，都曾在当时有所称誉。起初，徐国在春秋时建国于淮河以北，后来被吴国灭掉，徐国的张禹逃奔楚国。越地有徐氏，难道是宗族散居于此，便在龙邱建立庙宇来祭祀偃王吗？事情见于昌黎韩文公的记文。由此可知，徐氏虽然失去了土地和人民，但子孙仍如此繁衍。吴国最终用兵削灭徐国，正如子西所说，它的结局并不遥远；这样一来，泰伯的祭祀也终于断绝，那么一时的强弱便没有什么值得计较的，而得失却清楚可考了。它也足以成为天下后世的鉴戒，确实明白无疑。我曾听三衢人说，有个叫复礼的人，质朴敦厚而有学问，自称縠江渔者，想见他却未能如愿。洪武五年秋天，我在浙江校阅文章，复礼也被有司催促应命，起身与九府士人一同赴试，终于凭明经入选四十人之中，所以我更加感到奇异。后来我任国子助教，才在京师认识他。当时颍上正建立学宫，于是任用他为博士。也许有人惋惜他学有积蓄却不能施展，仍如同把千里马压在鼓车下。今年春天，他来成均拜访我，并且请求我写几句话来申明他以渔为业的志向。我既重视偃王后裔中多有贤才，又认为复礼特别杰出，将来会与前后贤者相望；然而他仍念念不忘山水之乐，这大概不是世俗之人所能达到的。如果他回到渔者的生活，我也应当跟随他。縠江足以和严子陵、张志和这些人相交，以此终尽我的天年，又何必羡慕那些人的宠荣、声名和利益呢？然而还没有人能够了解复礼，所以写下这些话来赠给他。又作四韵诗附在后面。诗说：大鱼价值千金，小鱼细得像针。小鱼不能食用，大鱼也深藏水底。我驾着小船跟随海上的老渔翁，早晚都在縠江水滨。区区所求哪里在于鱼，只希望借此使我的心情舒适。《琼台集》序 在沧海边上、赤城山的某处，有一位修习道术的人，曾创制《琼台法曲》，用了十年才完成。它的音律和谐，可以与钧天九奏相合。于是他率领弟子演奏，在玉霄峰顶使神鱼出水、玄鹄下降，鬼神恍惚之间也来到这里。它确实不是人间世俗的音乐所能相比的。想前往寻求它，但那个人已经化去一千多年了，他的歌词也已经散失不存。又哪里能够得到像长庚仙人那样的天才俊逸之士，来搜集补足它呢？我还准备到四方访求，希望有所遇合。如今恰好来到中都，遇见李廷铉氏，他于是拿出所著《芦轩藳语》，文章奇特而意旨深远。大体上，它出入于法曲遗意之间，想要接续已经断绝的声响，确实是不容易得到的作品。我听说廷铉是彭城郡侯桂岩的孙子，谦善处士君敬的儿子，曾在森碧先生孟公门下受业，当时士大夫多称赞他。近来他被贬居颍上，夺去了山水之乐的居所，把他安置在狐兔出没的丘陵；失去了穿绮纨、交贵游的生活，使他混杂在樵夫牧人之中。他本应因此抑郁无聊，不能一日安居，却能够纵情写诗，包罗万象，融入肺腑，可以说是不因贫贱而动摇内心的人吗？细细品读这部文集，大约有数十上百篇。他的五言、七言近体诗，一定取法杜甫；他的歌谣、乐府诗，一定取法李白。唉，他的志向也很勤奋了。我曾说，诗歌到了中原，大概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了；然而天地间的清正之气，总是这样吝惜于人。假如有人得到这种清气，发而为华美的文辞，即使千万人来攻难也不能使他屈服，而我却能从容写作并且绰有余力，那就很可畏了。过了两年，他又来见我，请我在卷首题字。我既高兴又不厌倦，于是再次题作《琼台集》，使读者知道东南仍有这样的人，也不必讥笑山中的寂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胡氏复姓》序 恢复本姓是正当的事。然而胡士安氏，经过三代才重新恢复胡姓。当初，士安的始祖昌翼，实际上是唐僖宗的儿子。朱温篡夺唐朝后，他离开京城，避居徽州婺源的考水，于是改姓为胡。到了后唐，他凭明经科中举，人称明经公。死后乡里为他建立祠堂。元延祐年间，赐额为“明经书院”。七世祖名卫，字元忠，任宋国子助教，距离明经公已有九世。六世祖名民献，号碧瑶居士。五世祖名次蘷，字舜彰。高祖名楫，字用之，娶墠上张氏。楫早死，张氏依靠她的弟弟通判某，居住在宜黄，死后葬于宜黄。她有一个儿子名权，字茂叔，就是曾祖父。茂叔幼年丧父，贫困失意，寄居钱塘很久。二十多岁时回到婺源，依附大族王氏居住，于是冒用王姓。茂叔生了一个儿子照，字英之；照有五个儿子。长子名坊，字元礼，以文章和气节在东南著称，乡里人至今还常能背诵他的诗。次子名壎，字仲肃，善于条分缕析、广布学业，号云屋先生，仕元官至台州路府判，士安就是他的儿子。临终时，他呼唤士安嘱咐说：“胡氏自明经公以来，世代绵延，已经历二十代，是徽州的望族。我们的祖先直到今天，才开始扰乱了本姓，而我的户籍已经登记在天官之中，难以改动，这正是我心中不满足的地方。因此我曾亲自撰写族谱，世系始末都可以考察。我死以后，你要赶快恢复胡姓。”士安哭泣着恭敬接受遗命。到了大明洪武七年，士安被起用为定远教谕。第二年，我分教中都，他于是来请求我题写文字并作序。我便叹道：“古代恢复本姓的人不止一个，像范文正公从朱姓恢复范姓就是如此。不过，他最初是因为母亲改嫁朱氏，所以冒用朱姓尚且有缘由可说。如今胡氏冒用王姓，却没有任何依据，也不能与文正公相比。错误在茂叔，仲肃又承袭了错误而没有改正。如今士安恢复胡姓，希望能够不忘水源木本的道理！”不过，文正公亲自向朝廷请求恢复本姓，所以容易；士安在三代之后恢复本姓，却很困难，人们也因此对此有所怀疑。唉！氏族一定要以自己的来源为根本，有些事情是不能混乱的。道义上如果确实应当恢复，又何必计较时间远近呢？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疑的。因此写下这些话。

译《求我集》序 已故处州路儒学教授、四明人郑觉民先生著有《求我集》，人人都称赞它。此书长久秘藏而未刊行，我偶然从他的儿子、临淮教谕郑千实那里得到，便为此感叹说：“内容多么丰富啊！难道上天既吝惜不给他高位，偏偏独独让他的文章如此丰厚吗？”当代擅长文章的人并不止一个。高明的喜好标新立异，广泛取法《战国策》《庄子》《老子》等书，议论高远而想穷究神妙，谈论诡奇荒诞而不以经书为根本，把这当作古文，当然不相合。低下的则不出寻常见解，沿袭唐宋诸家，支离破碎却自以为博杂，委靡曲折而没有气势，读起来使人想睡觉，把这当作古文，也还没有达到。郑公既然把学问蓄积于内，又发之于外，义理明白，文辞通达，好像河流迂回曲折，其中又有惊涛骇浪，忽然激荡横行；又好像山势平缓向四面延展，而层层山峦、重重峰障却相互挺立争雄，并且全没有前面两类文章的缺点，越玩味越久，越觉得奇妙，这才算是古文吧？郑公生于元代大德、延祐年间，当时正以科举选取士人。他曾应试一次而没有被有司录取，便放弃了举子学业。士大夫们多次向大府推荐他，却只授予他一郡博士，他也没有赴任，最终在家中守着清苦的操守；这种节操尤其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至正年间，太守王元常商议实行乡饮酒礼，郑公与同乡王叔载共同订定礼仪，演习后付诸实行，观看的人都感叹，说仿佛又看到了绍兴年间的旧制。大概他的学问极其广博，自袁甫、杨维桢以下的人，都只推重郑公一人，而文章不过是他学问的余绪罢了。即使如此，身处显达而在上位时，以推行正道为心；困穷而居下位时，则以著书立言为事。看他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他的道术，哪里能用优劣来评判呢？郑千实已经编次整理成书，共有志、序、碑铭、书信、跋等若干卷，古体诗、歌行以及五言、七言诗若干卷，担心这些作品后来磨灭昏暗，便准备刊刻于梓木，请我作序置于篇首，于是写下这篇文字。《清江文集》卷二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清江文集》卷二十九，明代贝琼撰《中都集》。《陇上白云诗稿序》。我在钱唐时，和几位朋友辑录中州诗歌若干首，编成一集，题名为《乾坤清气》。大概元朝初年文治正开始兴盛，吴兴赵公子昂、浦城杨公仲弘、清江范公德机，都致力于铲除宋人的陈腐文风，恢复唐诗传统。后来相继在朝廷任职的，有蜀地虞公伯生、西域马公伯庸、江右揭公曼硕、莆田陈公众仲。在外任职的，则有永嘉李公五峰、会稽杨公铁崖、钱唐张公句曲；河东张公仲峰也留在三吴，以乐府诗相互唱和，彼此应答如金石之声，渐渐具有李白、杜甫的气骨，而熙宁、元丰年间诸家的作品已不值得效法了。下至四明黄公伯成、曲江钱公思复，也都是卓然可观的人。至于天台林显之所著的《陇上白云稿》，我还没有见到。我又想遍采四方遗留下来的作品，距今已经三十年了。到大明洪武十年，我以助教身份来到中都，分任教导诸生；林显之的儿子、太原倅林惟德，取道淮西，带着他的文集给我看。我痛快地读了几篇，因而抚摸着书卷叹息说：“诗本来就不容易理解啊。”诗歌三经三纬的体制，已经完备于《三百篇》之中了。然而在那个时代，朝廷的公卿大夫，以及街巷中的普通男女，因时局的治乱、政治的得失，把感受蓄积在心中而发泄到外界，就像天风振动，不能不发出声响，却不知道声音从哪里产生；又像海涛涌动，不能不形成文章，却不知道文章怎样形成。于是人们把这些情感和事理写成诗歌，在闺门、乡党和邦国中使用，使人心受到感发，从而产生劝善惩恶的作用。汉、魏以来，诗歌变为五言、七言，又变为律诗，于是便受到声律体制的拘束。作者努力强行合于古人，即使一字一句都壮丽奇绝，既然不是出于自然流露，真实端正的性情也就无从看见了。话虽如此，一个时代的诗歌也有不能废弃的。我曾选取杨维桢、范梈以下三十多家的作品；等到读到林显之的诗稿，才知道他尤其把全部精力用在精雕细搜上，写出别人尚未写到的内容，以此见工巧。凡是遇到景物而发之于长篇短章的作品，都寄托着高远的兴致，精工而不偏僻，清新而不鄙俗，可以附入《中州旧集》，补足其中的一道清气。因此我把这些话写在文集开头，送还给他。《送褚德刚序》。洪武十年夏天，大都督府的防事官职位空缺，皇上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便向在朝廷任职的人询问。于是任命行府经历、会稽人褚某担任此职。任命下达后，他便整理行装，准备上路。宾客们都到东门外为他饯行。有人告诉他说：“您可要谨慎啊！治理军队与治理百姓不同；百姓像牛羊，呵斥他们向前，他们就向前；挥手让他们退后，他们就退后。但那些剽悍的军士，就像扰动的蛟龙和被触怒的猛虎，逼急了便愤怒，无法使他们心服；放松了又会嬉游放纵，无法挫折他们的骄气，这种情势难道不困难吗？”我说：“不是这样。没有什么比法令更重要，法令一经确定，人们就会服从。况且如今国家把重兵分成四十八卫，设有副职和长官，一切都考察古制而定。自从停止作战、归还军队以来，虽然他们张弓拔剑的姿态尚未消除，但他们仍可凭借斩将夺旗的战功。如今只要悬示法令给他们看，使他们知道应当遵守的界限，那么暴躁的人会因此收敛，贪婪的人会因此肃敬，懈怠的人会因此振作，骄傲的人会因此受到惩戒；一进一退，没有谁敢稍稍越过法令的防线。由此看来，治理军队也就是治理百姓罢了。过去您在青州时，火伍之间没有争斗；等到您来到凤阳，部校也没有淫乱放纵。凭区区一个文人而充任幕府所选之官，如果不是平素具有威严和决断，使他们有所畏惧，又凭什么能够驾驭他们呢？能够禁止他们一切越轨的欲望，使他们战战兢兢地听从朝廷的约束，不正是这样吗？” 只要有法令，并且以公正无私的态度实行它，谁能够干预政事、触犯法令呢？那么这次您前往任职，职位虽然不高，实际权势却很尊贵；名位虽然不大，所掌事务却更加专一。根据您已经显现出来的能力来推测您将来的作为，我知道这件事对您来说一定很容易。”于是宾客们都认为他说得好，便和褚德刚痛饮一番后告别。于是我写下这篇送行序，擅长作诗的人又把诗附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