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文集卷二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清江文集》卷三十，明代贝琼撰，《中都集》。《故孙正甫先生墓志铭》四明孙正甫先生凭借世代家学的美善，在一百多年以后重新振兴，虽然没有达到显赫荣贵的地位，但声望在一时很高。他八十五岁去世，安葬以后，他的儿子孙弘以乡贡进士、临淮县儒学教谕郑真的行状来拜访，请求我写铭文刻在石上。根据行状，先生名元蒙，字正甫，姓孙，祖先出自河朔。有一位名叫全照的先人，在澶州建立功勋；他的次子本应补任牙校，却把机会让给弟弟，自己南游吴越之间，于是定居鄞地。详情见元代翰林待制柳贯为临海君所撰的墓碣。曾祖父愿质，任宋朝散大夫、国子司业、工部侍郎。祖父名璹，任通直郎、临海县知县。父亲名嗣明，任将仕郎。曾祖母黄氏，祖母庄氏，母亲周氏。嗣明有三个儿子，长子元厚，次子元佐，先生是最小的。先生外表缜密、内心明达，与普通儿童不同。十八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辅佐两位兄长料理父母从去世到安葬的一切，没有违背礼法。服丧期满后，更加放纵心志读书，不因风雨寒暑而间断。有司选拔世家中的俊秀子弟补入学宫为弟子员，他便请求前往。当时乡先生鲁公月卿、杜公孟傅居于上庠，因为先世曾与先生家族同朝为官，彼此有通家之好，听说后高兴地说：“文献的传承，本来就自然会有大作为吧？” 因为接受了他的诗稿，鲁公便拿出各家学说来评说：错误的加以订正，有疑义的加以辨析，一时同门之人都出在他之下。回去以后，陵阳牟公景阳任四明官职，派两个儿子跟随他学习；绍兴叶公敬常任余姚副职，写信跋涉百里，请他到馆舍来。知府刘公文大和宇文公子贞将要举行乡饮酒礼，先生替他们订定宾主揖让、进退的仪节，观看的人都认为合于古礼。后来他回到杜洲书院，重新实行朱子的月试、季考法，初一和十五讲读吕氏《乡约》，记录善行和过失来显示劝善惩恶，远近带着粮食来求学的有数百人。至正八年，有叛寇从徽州逼近杭州，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董公孟▯统领军队守卫三关，征召他为余杭儒学教谕。在此以前，孟▯任浙东宣慰司都元帅府事时，就与布衣之士交往，认为先生有古人的风范，他的儿子也拜先生为师接受教诲，所以先生认为孟公是知己；檄文到达后，立即上路赴任。孟▯离去后，郡侯布延平章尊逹实哩继任，屡次向他询问政务，他逐条作答，切中利弊，两位长官都称许他，却来不及任用；然而都知道他有治理世务的大略，确实不是只会章句训诂的儒生。任满两考后，调任松江清忠书院山长；那时他已经七十岁，于是终老而没有赴任。十多年后，他患了风痹病，仍然每天早起洗漱梳头，有人来访必整束衣冠接见，最后去世。他有一天才开始上床睡觉，第二天四更时去世，神色没有改变。他生于元至正二十八年辛卯十二月六日，卒于大明洪武八年己卯五月二十五日。娶庄氏为妻，和先生德行相称，勤于治家，先于先生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儿子三人：▯章、傅章，任河南府永城县税课局副使。女儿一人，嫁给同郡金华义乌县儒学教谕郑驹。孙子六人：复生、端生、震生、谦生、道生、阳生。孙女四人，长孙女嫁同里的杨启明，其余年幼，尚在闺中。▯章等将在第二年闰九月初三日，把他葬在鄞县丰乐乡黄山的原野上，与庄氏合葬；这大概是先生自己预先选定的。先生性情坦荡平和，不追求与人争异同，却坚定地有所操守。起初任四明儒学训导，有人一句话稍微违逆他的心意，他便立即辞职离去。太守丁某向他道歉挽留，也没能留住。牟公景阳让他代理鄞学事务，并供给廪禄，他也辞谢不接受。他在气节上的表现就是如此。先生的财产全都让给两个哥哥，连典押财产所得的资财，也不参与分取。他在城中租屋居住，靠讲学供养自己。两个哥哥年近八十，把他接回家中，像奉养父亲一样奉养他。他们生病时，他一定亲自尝药；病愈后才高兴。他们去世后，他又亲自料理丧葬，重视伦理竟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与人交往，时间越久，别人越敬重他。别人有善行，他极力称赞；有不善之处，往往替他遮掩而不说。四时祭祀都很谨慎，却不迷信鬼神。幼子傅章遇病，有人劝他祈祷，他说：“夭折还是长寿是命，怎么可以亵渎祭祀来求福呢！”傅章最终病愈，众人都佩服他的明达。他一生没有不读的书，写文章委婉而有法度。曾经被有关官府推荐却没有考中，从此不再参加科举。把自己所学全部拿出来传授给求学者，并告诫他们说：“学问在于自己，爵禄则系于上天。”柳公道传、黄公晋卿、危公太朴尤其推重他。浙东佥宪史公季衡也认为他的才能可以进入馆阁，想推荐他却没有成功。他早年号称映雪子，有《映雪稿》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当初国家以六科取士，有司让先生的次子傅章应诏，先生对他说：“我还要依靠你们来度过余生，今天就要同你诀别了。只是想到你还不了解从政之道，也许你以我年老为由请求归养，反而是我的幸运。假如你不听从，就要以清白自守。”说着便呜咽哭泣起来，由此得病。临终时叫来▯章等告诫说：“我家自河朔府君以来，传了十二代，历经四百年，幸而没有丢失先人的事业。如今我就要死了，你们还要努力啊！”唉！宋朝南渡以后，衣冠大族聚集在东南；到了改朝换代时，几乎全部衰落凋零。像先生这样越传越远、越发振兴的人，还有几位呢？所以应当为他作铭。铭文说：庄稼不一定都能盼到秋收，求学也不是为了谋取俸禄；出仕或退处都按照时势，何必悔恨，何必怨尤？高高砥砺，直上千仞；如砥柱般支撑众流。黄山原野上有一座坟丘，哪怕石碑剥蚀、泉水干涸，清高的风范也无人可比。故处州路儒学教授郑以道先生妻蒋氏碣铭。

译已故处州路儒学教授郑觉民先生，字以道，他的妻子蒋氏去世，安葬之后，按礼应当立墓碣，但还没有能够把她的德行表彰于不朽。她的儿子郑驹拿着行状交给弟弟郑真，奔来见我，哭着说：“希望先生哀怜她，为她作铭。”据行状记载，蒋氏世代居住在淮州光州光山，有一位名光的先人迁居毗陵，因为董昌作乱，又迁到鄞县，于是在那里定居。曾祖嵘，祖父逊，父亲善，祖孙自号处士。母亲赵氏，是宋宗室秦王赵伯升的后代。夫人大概是处士最小的女儿，特别受宠爱，因此嫁给郑以道。她未满二十岁时便喜好学习，能写文章，处士于是把她嫁给郑氏。适逢婆婆眼睛生翳不能视物，她每天侍奉左右，一点也不懈怠；郑以道每天早晨前往问候，必用舌头为她舔眼睛，后来婆婆的眼睛竟然复明了。婆婆去世后，公公庆元学录芳叔病了多年，她侍奉得更加谨慎。学录公于是说：“新妇这样孝敬，将来一定会让她生有子孙，使我家门得到福祚。”学录公去世后，郑以道服丧期满，长期在邻县讲学，后来离去游历金陵；达官贵人都觉得他不同寻常而推荐他，他担任文学掾后，清苦自守的节操到晚年更加坚定。夫人劳苦而不以身体为辞，受到怨怒也不表露在脸上，可以说是安于本分的人；这在妇女中尤其难得。逢年过节协助祭祀，她一定依照礼仪；遇到宗族和乡里人，她一定以恩义相待。丈夫的妹妹嫁给赵氏，长期患风病，她问候探视从不间断。她去世时，夫人拿出首饰为她置办棺木和衣衾；等到她的一个儿子也去世了，又像收殓其母一样为他办理丧事，并且为他的一个女儿置办了嫁妆。后来郑以道病势危重，夫人因忧虑成病，几次濒临死亡。病愈后，安葬祭祀的事情全都亲自料理，曾经想在墓旁结庐居住，却没能实现。不久有一天，天刮大风，太阳昏暗得没有光彩；她早晨仍像平常一样洗漱梳头，到中午时没有明显病痛便去世了，享年六十九岁。生于元大德五年辛丑六月二十六日，卒于大明洪武三年十月十九日，第二年十月附葬在鄞县西岙山，与丈夫合葬。儿子三人：长子郑驹，任金华府义乌县儒学教谕；次子郑真，洪武五年秋应有司举，以《春秋》经在东南九府士人中名列第一，如今任凤阳府临淮县儒学教谕；次子郑夙，任平凉府宁州游浪县主簿。女儿二人：长女嫁同里的刘濬，次女嫁天台叶亮。孙子五人：翁升、同升、东升、允升、复升。孙女三人：长孙女嫁王公权，其余都年幼。唉！蒋氏是四明的大族，宋代有蒋浚明，获赠金紫光禄大夫。浚明的次子蒋璿和弟弟蒋珫相继考中绍圣、崇宁年间的进士，他们的老师陈忠肃公陈瓘为他们题写堂名“联桂”。蒋璿获赠中大夫，蒋珫获赠宣奉大夫；蒋珫的曾孙蒋寔获赠中奉大夫，是夫人的六世祖。蒋珫生台州通判、获赠中奉大夫的蒋梗，蒋梗生南昌通判、获赠太中大夫的蒋如愚，如愚就是夫人的高祖。如愚生蒋岘，蒋岘在庆元丙辰年考中进士，历任侍御史、谏议大夫、刑部尚书，以宝章阁学士身份主持玉隆观，退休时官阶为正奉大夫。以夫人为曾伯祖母，她的世系次序有这些可以考查的记载。她生为贤德女子，嫁入名门，妇德母仪足为乡里的典范；又通晓《诗》《书》的大义。郑以道将要为她启殡时，天下着雨，他哭着说：“古人遇雨不能下葬，是因为准备不足。古人在宗庙尚未出发时还能祈求雨止，现在怎么办呢？”于是仍然出殡，观看的人都认为他懂得礼仪。铭文说：温婉美好的姿态，养育于名门。犹如美玉未经雕琢，内含纯粹温润的光华。做媳妇可以作为仪范，做母亲可以作为老师。确实生育了三个凤凰般的儿子，也在当时显达。西岙山中，玄宫安稳深固。有高大的墓碣，世代长久也不会磨灭。故福建儒学副提举王公墓志铭。宋朝南渡以后，文献世家多聚集在四明；世代传承其学问的，有王公叔载。大概是厚斋尚书倡导以考亭朱氏学说教人，一时众人都跟从他；经过变故之后，如今纯正的学问都出于正道，没有陆氏学说偏颇驳杂的弊病，而叔载又能守住这种学统而不失。我曾读临濠教谕郑真所写的《遂初老人传》，其中关于他的言行记载确凿可考。“遂初”是叔载自己的号。然而他始终没有得到施展才学的机会，直至终老，远近之人都为他哀悼。安葬后的第二年，他的儿子王陞谋划在墓道立碑；要说文章能够显扬于当世、取信于后世的人，没有比国子助教贝琼更合适的了。于是王陞带着行状和书信，派使者来到中都请求说：“我这个不肖孤子正处在丧服之中，不能匍匐前往馆舍拜见您，只愿先生哀怜我，为先父作铭，希望先父死后仍能不朽，而尚书公也因此增光。”我推辞不得，只好按次序写成铭文。据行状，王公名厚，字叔载，姓王。他的祖先是琅琊人，到宋代迁居开封。高祖王安道，任保信军承宣使。靖康之变时，随宋高宗南渡，才在鄞县定居。曾祖王防，任吏部郎中、崇政殿说书。祖父王应麟，宝祐年间考中博学宏词科，历事三朝，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号厚斋。父亲王昌世，任承务郎，人们都称他承奉公。黄文宪公为他撰写墓志。曾祖母某氏、祖母舒氏和戴氏都获赠硕人。母亲杨氏。王公幼年便懂得求学，八岁能作诗，每天读书能记下数百字。十岁已经读完《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并且阅读《尚书》、深宁集，学习经义、词赋，拿起笔便能立即写成。乡里的王佥判叔和、赵太杜孟、何戴教授表元听说后都很惊异，于是前来拜访。元延祐初年，科举制度实行改考《诗经》。起初，李国博元白曾向舒文靖公璘学习《诗经》；王氏与舒氏、李氏世代亲近，因此完全得到了《诗经》的源流和奥义，日久学问更加充实，凡是性命之理、治国之道、礼乐法制以及台阁典故、世家谱牒等，无不博闻强记，乡里人多向他咨询。袁文清公桷从翰林回到乡里，常常询问他的学业，他回答说：“近来对濂洛关辅、建安、西蜀诸家的著作已经逐渐通晓熟习；只是读到《书记衍义正宗》时，心中有所领会，认为它明白洁净、严密周详而有成法，容易理解，也可以遵守。”他又说，当时的学者稍微读到朱子的几部书，便动辄诋毁淳熙年间的诸老；他们与朱子同时，言论虽不完全一致，但博闻笃行，确实受到推许。

译如今人的见闻达不到古人，却借理学之名来掩饰自己的浅陋，夸夸其谈、眼高手低，渐渐形成了虚妄浮诞的风气。先生应当纠正这种弊病，以更新士人的风气。袁文清撰写《四明志》，命王公分担编撰两考，并且说：“你家世代为太史，也曾经用心研究史学吗？”王公回答：“经学与史学同出一源，只是名称不同；自从司马氏编年著史，才有记传。隋代《经籍志》开始称为正史，这不是古制。作史必须具备三种长处：年代要相合，体例要统贯；人物要汇聚，品评要有归宿；叙事贵在详细而不流于繁琐，修辞要有要领而不流于简略。那些见闻浅陋、又由多人杂写的史书，错讹遗漏很多，想凭它们传信于久远，难道不困难吗？”于是他历数历代史书的高下得失，讲得十分详尽。文清大为高兴，又读他的文章，起身叹息说：“先师的道统，在这里不会失传了。”他曾任郡学训导，讲说名理，辨析疑难，诸生都心悦诚服。从前博士在初一、十五讲经，只依章句立题，最后完成一篇便停止。王公认为这样过于拘束，便选取《四书》《五经》中有关社会教化的内容，为之作直白的讲解，反复阐发其中抑扬，听到的人都肃然起敬。他曾三次参加考试都未得中，便放弃举子学业；以词学十二体为形式，取法三代、两汉的古文，又广泛吸收唐宋诸家，遣词造句有法度，完全摒弃雕琢技巧，只是当时懂得欣赏他的人大概很少。浙东肃访司副使曾某代理郡学正职时，王公辞去了都司的任命。牟应龙对他说：“先儒说，钱粮财赋也属于自己的学问。”于是他接受职务，把豪强先行侵占的涂田、砂岸全部陈报并收回。任满两考后，浙东宣慰司荐举他，授任象山教授；他考核田租中被侵吞侵夺的部分，使侵渔者不敢再放肆。调任浦江教谕，过了一个月便辞官回家奉养母亲。当时朝廷派大臣李国凤经略江南，允许破格任用遗逸之士，有司把王公的姓名上报，便任命他为衢州路教授；中书省又因外臣推荐，任命他为邵武路教授；福建行省又升任他为儒学副提举，这些任命他都没有赴任。他年老以后，曾对人说：“天地初生人时的情形，我无法知道；可以知道的只是理。理存在于人身上，起初本来没有不善的，只要能够实现它的本初状态，就足够了。”于是号称遂初老人。《尚书》一书著述丰富，《玉海》记载最为详尽周备；书稿尚未脱稿便遗失，后来又找回来了，但其中多有缺漏错误。王公考订编次，请求守边主帅刊刻，又连同其他十二种书一起刊行流传。袁文清所撰《四明志》，有人向佥事苫思丁进谗言，想毁掉它的版本。王公向太守王元恭说明：“袁公是朝廷名臣，书法高古，不能毁掉。” 王元恭拿着这部书上奏，佥事惊讶后悔，命令它与旧《志》一同流行。王公编成了《续志》若干卷。乡饮酒礼长期废弃，太守采纳程先生端礼的意见，命王公与郑先生觉民考订，完全遵照《仪礼》，以宾兴之礼每年举行；又因经费不足，把祥寺僧人占据的田地申报给有司，僧人把田地归还官府，年收入于是足以充当礼仪费用，乡饮酒礼渐渐兴盛起来。观看的人说，绍兴以来，这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礼制，先王的教化仍然存在。王公天性正直，有人犯错便当面斥责，甚至说得面红耳赤；评定人物贤能与否，不因权势地位高低而改变标准，也不因别人待遇厚薄而判断是非。办理丧事比奉养活人更厚重，周济弱小比办理大事更笃实，报答恩德超过记恨过恶，急于退处胜过趋向进取。晚年更加以诗酒自娱，客人来时谈论宋末的事情，娓娓不倦；还谈到至正年间史官编次不当，想加以厘正，尤其极力议论奉化陈桱续修《资治通鉴》前后的失误。他有《遂初稿》三十卷收藏在家，告诫儿子王陞、王隲说：“继承家业不在于名位，而在于不丧失自身；敬重自身不在于外表显露，而在于不自欺。读书应当贯通古今，处世必须审慎进退。那些同流合污却自以为通达、迎合时俗以求声誉却自以为高明，以及一生患得患失的人，都是我深恶痛绝的，不是我对你的期望。” 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三月十日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妻子史氏，出自宰相之家，与王公德行相称，先于王公去世。儿子二人：长子王陞，次子王隲。王隲是弟弟宁孙的后嗣；后来宁孙通晓《春秋》《诗》二经，早年去世，没有儿子，遗命要求与王公合葬。女儿一人，嫁给戎某。孙子一人，名初孙。于这一年四月十四日葬在鄞县祖坟的右侧，与史氏合葬。唉！四明的学问，只有尚书王应麟广博精深，评论者说他兼有东莱、西山两家的长处，不是袁桷、杨维桢所能比；而王公能够继承他的学统。虽然没有在施行方面显露出来，也足以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特意摘录他的大概事迹记述下来，传记中已经详载的可以略去。铭文说：王氏的祖先世代居住在琅琊，后来再次迁到鄞县。由儒学传家，到尚书公时，光彩更加显耀。所积蓄的学问丰富浩大，像深广的海洋。光明正大的中道，有人倡导异说，便加以纠正，使背离正道的人也来归从。伟大的叔载，能够在后世继承它。遗留下来的编著和散稿，既已熟习，便加以守护。有人说：只有祖父和孙子，不能以爵位相承，唯有道德才真正尊贵。那些纷纷扰扰的黄口小儿，哪里辨得清得失？舍弃根本而追逐末务，内心遗忘而只顾外在。任象山教授三年，远近之人都来请教。大夫把他当作朋友，学者把他当作老师。时运既然不顺，何必久久留恋？每天游乐自适，把心意寄托在诗酒之中。可叹那些乡里的豪强，贪婪放纵，像鸱鸟一样张狂。事物满盈必然容易倾覆，转眼便如烟消雨散。只有我遂初老人，人的本初难道不是善的吗？年过七十，虽然声名隐晦，反而更加彰显。郁郁葱葱的墓堂封土，在那高高的原野上。愿余庆不断延续，以福惠后代子孙。故韩处士碣铭。处士名性，字可善，姓韩，世代居住在明州定海，后来迁到鄞县，于是成为鄞县人。父亲某人，另号妙心居士。母亲陆氏。祖父某人，祖母某氏。曾祖某人，曾祖母某氏。处士天性忠厚，待人接物真诚，不事张扬。收入虽然微薄，却周济穷困、救助贫乏者。有人婚嫁没有财物，丧葬没有礼费用，他一定登门帮助。乡人有公事或私事欠债无法偿还的，他替他们缴纳，最终也不要求归还。大疫流行时，邻里戒备，不相互往来，他总是带着医生前去探视；有时用车把病人送到家中，病愈后再送走，从未露出夸耀的神色。因此大家都称他为“长者”。长者又筹置若干亩田，设立义庄来收养族人，建立义塾来教育子弟。适逢战事兴起，最终没有办成。他交往的多是博学之士和硕学名儒；他年轻时虽没有受过多少学业，却喜欢听人谈论历史鉴戒以及事情的得失，总能领会其中要旨。起初，妙心居士娶陆氏，生下哥哥某人；又娶楼氏，生下处士。但哥哥把他当作路人对待，他稍稍长大便与哥哥分居。家里一向富有，后来财产只剩下十分之一。有人认为两人分得不均，他说：“我难道是担心自己贫穷吗？只在于看我怎样对待这件事罢了。”后来他终于凭自己立足，家产便与哥哥相上下，而他的好义之心胜过哥哥。

译居家时，他曾在隐僻处发现盗贼遗失的美珠约有一升，全都还给哥哥，连一粒一丝也没有私留。唉！财利是人们必然争夺的东西，所以财物在眼前时，人们尚且要抢夺，即使水火就在前面，也不能阻止他们。可是他竟然把自己应得的财物推让给别人，这才是真正懂得轻重啊！处士在外居住了很多年，但侍奉双亲、敬重长辈的礼节，早晚都没有缺失。浙西肃访司佥事、浦江人郑浚曾到他家中，喜欢他的为人，便把《麟溪集》赠给他；他于是取其德行作为子孙的准则。大概郑氏兄弟相继以死守义，十世同居不分家，处士因此感动并仰慕他们。假使他的哥哥也能推扩这种心意，那么一家孝友之德，在风俗败坏之后仍然显著卓绝，必能成为东南的望族；不知道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求取这种道理，真是可悲啊！他在城东有别墅，罗列栽种各种花卉，常到那里游玩，一去十天也忘了回来。有一天，他在路上遇见金华的一位故老，便和他一起渡过东津到达居所，两人谈笑整夜。黎明时，他叫随从准备食物，随从请他洗手洗脸，他没有回应；一看，原来已经去世了。生于元延祐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卒于大明洪武八年六月十日，享年五十七岁。善庵是他的号。娶陈氏，生子三人：长子英，次子章，次子圭。女儿二人，一人嫁杨恒，一人嫁应弥通。孙子一人，名本；孙女四人。英将于十年某月某日葬在鄞县某处原野的祖坟旁。乡人蒋朴为他编次事迹，前来请求我作铭，刻在石上。铭文说：谁不一点一滴地积聚财物？财利积多了便是祸患的媒介！可叹处士不留财产，救济别人的急难，就像自己口渴饥饿一样迫切。保全自己天生的诚实，不欺骗自己，努力树立德行。鄞县墓道上的石碑高大巍峨，百世都可以作为仪范，使后来的人观看这首铭诗。故徐居士碣铭。上海徐居士去世已有若干年，他的儿子垕奔走二千里到太学来见我，哭泣叩拜说：“先父在某年某月某日下葬，但墓碣的文字仍然缺少；这等于埋没先父的善行，无法把它昭示于不朽，罪过太重了。听说先生秉笔直书，天下信服，冒昧请求您为他作铭。”于是我接受他的行状，读后发现是前进士、华亭人黄瑱所撰，也足以信实，于是便为他按次序叙述事迹并作铭。据记载，居士名诚，字信之，姓徐，世代居住在松江上海。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任金玉局大使，母亲褚氏。居士凭节俭起家，一铢一丝地积累，后来拥有田地二万亩，其他货财更不可计数，于是成为一乡的巨富。他性情极其孝顺，金玉局大使府君曾经患病，医治祈祷都没有效果，他便割下大腿上的肉煮药进献，府君不久病愈。他治家严谨，仪法完备；富裕以后更加自我约束，供养父母一如从前，从未过分丰厚，只喜欢赈济施舍，周济三族中的贫困者，帮助乡里无力婚嫁的人，抚养年幼的孤儿，病人便给药，死者便供给小棺材，忙碌急切得好像总怕来不及。庚午、辛未年发生大灾荒，他煮粥供养饥民，使一万多人活了下来，因此以积善闻名。州府都称他为居士，而不直呼他的字。四十六岁时，他便屏退妻妾，戒绝荤肉，把家内外的事务交给两个儿子，每天诵持《法华经》，累计达到千万卷，又刻版印刷，施送四方。他修筑庵舍居住，收容学佛的人。松江一带民俗多信佛，而居士尤其信奉深厚，常守五戒而不懈怠，更以慈爱为本；有时出门见到渔猎捕获的禽兽鱼类，便买下来放生。大溪长林之间，他居住的地方洲岛重叠、浦汊交错，便架设桥梁供往来通行，使人们不再以水路为患。唉！三吴的大姓不止一家，无不剥削下民来充实自己，结党弄权来树立威势，很少有人知道拿出一丝一毫去造福他人。居士能够把仁爱施于族人以及普通百姓，甚至连鸟兽鱼虫也不忍心看着它们死去；与那些暴虐之人相比，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年老以后，他头戴幅巾，手拄藜杖，逍遥游赏于果林花圃。子孙在时令节日捧酒祝寿，他总要告诫他们务本好学。等到他去世，儿童和老人无论亲疏，都奔走号哭说：“善人去世了！”他生于至元十五年戊寅闰十二月二日，卒于至正二十二年壬寅三月十九日，享年八十六岁。葬在上海长人乡莆达泾的原野。娶王氏、姜氏，两人都先于他去世。儿子坚，是王氏所生；垕，是姜氏所生。女儿一人，女婿王显。孙子三人：明早、卒、麟震。孙女三人：淑宜、妙德、妙贞。曾孙三人：▯正、炳文。曾孙女二人：寿奴、妙正。铭文说：江河不断积聚便会充盈，山石不断积聚便会雄伟；一切必有渐进的过程，最终才能成就。居士一生辛勤劳作而不倦怠，开始使家业壮大。每年储蓄亿万钱财，财富达到亿万，便有余力救济饥寒。如果只顾私利自己享用，我的德行怎能延伸？坚持五戒，每天诵读《法华经》；不是为了祈求福报，而是求善便行善。有人暴虐争斗，有人淫逸而倾覆；不暴虐、不淫逸，以慈爱和节俭作为准则。莆泾原野上的墓地，使遗体永远安宁；刻下的碑文永不磨灭，经过的人都应当以此为法。戴克敬妻吴氏墓碣。安人名恕，姓吴，世代居住在四明奉化。祖父某，父亲清之，母亲朱氏。十九岁时，嫁给同乡戴克敬。她是剡源先生的孙女、寿卿处士的女儿。身体一向羸弱多病，却善于侍奉公婆，从不懈怠。公婆去世后，从入殓到下葬，事情都亲自办理。四时祭祀尤其尽心尽敬。后来病情稍有好转，认为是得到神灵庇佑。戴克敬因贫穷而出仕，历任廉访司、海道府官职，早出晚归，必定把所办的事情告诉她。事情做得对，她便劝他实行；不该做的，她便加以劝止，给予的帮助也很多。她生性喜好节俭，把俸禄收入用来增置田宅。宗族乡党常常资助他们的困乏，从不计较自己有没有余力。有人借粮不能偿还，她从未提起。她教训几个儿子尤其严格，毫无姑息之意。妇道、母道，她大概都无愧于此。洪武五年六月十三日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儿子五人：长子济，次子濬，次子汉，次子溥，次子海。济娶吴氏，濬娶陈氏，汉娶毛氏。女儿二人：长女浣，嫁鄞县儒学教谕毛裒；次女泳，嫁沈亶，也是儒家子弟。孙子四人：宗权、宗柱、宗枢、宗桯。起初，戴克敬选择龙潭山作为葬地，想附葬于祖坟；后来又选了另一处穴地，都不合适。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僧人指着葬地说：“这是张山，主张氏正在立契券，要把它卖给徐某。”醒来后，他很惊讶这件事的奇异；后来果然遇见两个人，于是买下了这块地。山势环抱，水流趋向，精通地理的人极力称赞这是生气聚集之处，难道是造物主在等待合适的人吗？洪武七年九月丙午，挖墓穴将要下葬，这天晚上他住在山上，又梦见一个老人高声说：“干燥的地方应当浅葬。”于是便依从了梦中所说。后来查阅书籍，发现与书中所说相合，于是把这座山命名为“符梦山”。铭文说：

译名都的美丽女子，不以积聚财物、制作偶人巧饰为能，而以珠玉装饰。四明吴氏，尊崇节俭的德行，做媳妇、做母亲，行为没有违失礼义。周济困乏，不论亲疏。男子诵读，女子纺织，各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为什么不能长寿超过五十岁？符梦山上，吉兆已经应验，神人告知说：“这里是她的宅兆，我来作铭。”诗刻在坚硬的石头上，子孙当会昌盛，永远延续千亿代。故贞孝处士周公墓志铭。周公名天祐，字思顺，姓周。他的祖先是汴州人，五世祖周燧任宋朝机察官。靖康末年，随宋高宗南渡，在杭州入籍。曾祖周淳，曾祖母某氏；祖父周道诚，祖母某氏；父亲周公美，母亲姚氏。当初，周公美年纪已经很大，还没有儿子，便向山川之神祈祷。一天夜里梦见神人赐给他白石，姚氏于是怀孕。周公怀胎十四个月才出生。周公幼年聪颖明悟，异于常儿；稍长便喜好学习，每天读书能记下数千字。后来向吴兴宇文子贞学习《易经》，三次参加有司考试，每次都斥责那些考取者不如自己；那些人后来往往都先于他登第，于是他叹息说：“科举的得失，哪里值得用来使我感到荣耀或耻辱呢？学问达到而考中的人，考中是应当的，不是侥幸；没有考中的人，是命运如此。学问没有达到而没有考中的人，也应当如此，并非不幸；考中的人，是命运如此。”于是放弃所学的科举业，不再写应试文章。他在家以孝闻名，父母生病时，日夜侍奉在身旁不离开，暗中到各处祠庙祈祷，请求用自己的性命代替父母去死。双亲去世后，哀痛毁伤超过礼制。他家产颇为丰厚，又把恩惠推及宗族，替没有归宿的人办理丧葬达五起，嫁娶那些外甥女中孤苦贫困的。监察御史李完向朝廷推荐他，授任嘉兴路崇德州同知，他没有赴任。他在渔溪上修筑房屋，以耕种和垂钓自得其乐。士大夫多登门拜访；每逢时节，便聚集老少，置办酒席畅饮宴乐，放纵而不越过礼法。有时乡里发生争讼，他就加以开导调解，因此人们没有诉讼。洪武四年七月十七日因病去世。生于元癸亥年七月十八日，于当月三十日葬在茅家山祖坟旁，享年四十九岁。妻子朱氏，儿子二人：长子惟敬，次子惟谦。女儿三人：长女嫁孙景义，次女嫁李景忠，另一人尚未出嫁。孙子一人孟珍，孙女二人。唉！凭周公超过常人的学问和品行，却与时俗相违，像云雷积蓄而不得施展；没有得到一次施用才学的机会，最终又夭折了年寿。由此看来，上天对善人的报答常常太吝啬。与他交游的人私下为他定谥“贞孝处士”，以彰明他的真实情况。铭文说：“唉，处士的才华多么出众，只是时运不济啊！他的积学已经深厚，可惜寿命又不长啊！谷子落在田地里，却滋生了稂莠啊！上天沉默而幽暗，我将归罪于谁呢？把铭文刻在墓道上，希望它保存下来而永不磨灭啊！” 黄南岫先生墓志铭。从前元朝末年，国家日益衰败，纲纪不能振作，正派遣大臣到各道宣抚。当时括苍的奇士黄南岫先生带着治国方略求见，他的方略有十条：严格选举，革除贪污，清除吏治弊端，抑制兼并，裁减冗官，淘汰僧道，核实田赋，兴办武举，振作士气，团结人心。数千言写得磊落明白、恳切直截，可以在祸乱尚未形成时挽救局势，在将来兴复政治；但大臣昏暗无能，不能采用。等到豪杰纷纷兴起，天下分裂，中书省参知政事布延特穆尔、御史中丞治书侍御史李国凤景仪奉诏经略江南，得到先生的十条方略，读后叹息说：“世上从来不是没有经邦济世的人才，只是上位者反而弃置他们，不肯访求罢了。想推荐并起用他，可是他已经病了。”起初，先生和怀玉郑原是同乡好友，叶岘、林定老互相以师友相待。三位先生都考中进士，但先生性情刚直不可侵犯，痛恨邪恶如同仇敌，见到善行便不断称赞，所以与时俗格格不入，只隐居教书。后来年老，任【缺】浙东肃访司事；当时曾举荐他为丽水儒学教谕，他没有接受。中州李彦方持部使者节来郡，因而拜见先生；先生仪表魁伟，美髯长过膝盖，议论慷慨激昂。李彦方自称走遍天下，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先生最终仍未出仕。家中最终认识他的人都为此遗憾。他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壬寅年四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岁。于丁未年某月某日葬在住宅东面的叶同，过了十二年。他的孙子秦府纪善梦池来到中都，请国子助教贝琼为他作铭，刻在墓石上。据行状，先生名许，字与可，祖先先从福建迁到处州丽水。九世祖某，任宋朝承直郎、大理评事。评事生辉，任迪功郎、南康司理。司理生师恩，师恩生某某，某某生某。祖父名国华，以好义著称。父亲名昶。先生生来聪颖，什么书都读，尤其精通《易经》。著有《四书聚要》《读易大意》《诗书类编要语》《天文地志官制》，各书都分类辑要；还有《古今人诗文四六骈俪类选》。早年住在先父墓旁的石壁山下，有《石壁晚稿》若干卷。写文章以义理为根本，不追求华丽靡艳。临终前，曾拟仿陶靖节作挽诗二首。娶魏氏、屠氏，两人都先于他去世。儿子二人：长子文彬，次子文奎。孙子四人：梦池、梦康、梦裴、梦某。梦池好学，擅长古文。孙女一人，曾孙四人：纶、维、防【缺】。他的居所叫弱溪，又叫南原；读书的堂屋正对着南面，因此山因他而称为南岫先生，不称他的字。唉！王业衰败时，必定有能知天命、明见事机的君子，在事情发生以前便忧虑。这位先生在至正年间将要献上治国大计，假如能够实行，便可以中兴国家，恢复至元年间的盛况，却没有人察觉。直到国家灭亡，难道不是天意吗？铭文说：驾车技术高明，就要寻求王良；下棋技术精湛，也必定要拜师学习。到了秋天舍弃它而导致失败，我将责怪谁呢？祸乱刚开始萌生时，先生独自看见了尚未显露的征兆，却没有人咨询他，也没有人采纳他的谋划。难道是人们厌恶正直而喜欢奸佞柔媚吗？还是国家的兴衰自有时运，终将败坏腐烂而无人挽救吗？叶同原野上有一座土丘，愿他的积德已经封藏，子孙百世之后仍能承续他的福泽。故处士溧水徒君彦和诔。

译人的品行没有比孝友更尊贵的，所以《诗经》称颂周代的张仲；人的节操没有比退处更相近的，所以《汉书》记载汉代的法真。他们卓然特立，光耀百代。然而这些都出于天赋本性，确实不是勉强修习之后才达到的。像溧水徒处士銞，大概近于他们吧？据考，徒氏一门四代，和睦得如同琴瑟。等到銞有弟弟鉴，身体瘦弱多病，不能自理，銞便和他同饮食、同起居，持续了三年。这不就是他孝友之德的表现吗？他在乡里中被称为长者。后来辞绝太守李行之的征召，也拒绝御史彭叔仪、李孝文的推荐。这不就是他退处自守的表现吗？他的品行足以作为众人的仪范，他的节操可以高出世人。那些兄弟不和的人，难道不应该以他为戒吗？后来的人一定应当重视自己所轻忽的品行。他在某年某月去世，某月某日葬于荆唐墓道。兰花凋谢，美玉破碎，难道不令人痛惜吗？我担心缀文之士只举出他的一种美德，却遗漏另一种，于是私下为他作诔，以彰明他的美好。文辞说：遥远的古代先民，出仕和退处都有一定的时机，难道是喜好安逸吗？离开中正之道而标异立奇，只有徒氏处士一门，跨越时代相承。身处困约而志向得以伸展，卓然无人能够比及。苍蝇沉溺在汁液中，猩猩醉死于酒浆，人为什么不以此为戒？凭财产争强斗富，一室之中空空荡荡，埋没在蓬蒿之下。有琴有书，以吟咏歌唱陶冶性情。州郡长官亲临家门，他却深深躲入山谷；不是正式征召便不前往，更加坚定自己的操守，难道愿意被人羁绊吗？收敛自己的羽毛，鸿雁飞翔到千仞高空，正与平地相对而同样高远。处士得到这个姓，是因为古代的司徒氏；无论祖父还是父亲，都收敛才华而不出仕。树木栽种后已经茂盛，枝条舒展，叶子散布。一门四代，缌麻亲属同灶而食。伯父叔父虽然分居，实际上如同一人。别人呻吟不安，便如同痛苦传到我身上，怎么能彼此结仇？残忍无亲之人，竟只顾自己的家庭，蔑视上天赋予的亲情。我抚恤他的家人，施予十分均等；有人倡导，便有人应和，和乐融融如同春天。有一个弟弟得病，多次昏倒不起，白天在灵床前照料，晚上和他同盖姜被。三年如此，使他从濒临死亡中活下来；夭折长寿虽是命运，难道君真的成了鬼吗？群雄如虎争斗，王室也倾覆。大江南北，远近战事相连，电击雷奔，谁能阻挡它们向前？尸体横陈，鲜血涂满原野，百里之内不见炊烟。离开那里躲避战乱，登上云鹤般高远的山巅；在向阳的山冈采摘秀美之物，在寒冷的泉水中洗脚。积累的功业已经很丰厚了，为什么还要夺去他的寿命？难道上天竟然欺骗我吗？祸福就在这里发生了差错。呜呼，悲痛啊！从前您在世时，极其正直而又平和；闭门却留下宾客，尽情地饮酒高歌。您确实说过，贵贱之人都同在世间波流之中；若不及时行乐，便只是徒然忧愁。白日已经很快地过去，神仙究竟有没有，世人传说多有讹误。患病却没有得到医治，即使是良医又能怎么办呢？灵车启程，车轮驶向山边的墓地；白色的旌旗飘扬，悲凉的风吹折了树枝。行路之人无不感叹，雨水仿佛哭泣般滂沱而下。回头看这一生，能够留存下来的东西还有多少？道虽未能完全融会贯通，声名终究不会磨灭。呜呼，悲痛啊！《归田稿》《慎斋记》君子之所以能够达到没有过失的境界，大概就在于谨慎吧？冯道告诫唐明宗说：“我任河东掌书记时，奉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的险要之处，害怕马匹跌倒，所以不敢在握缰执辔上有丝毫懈怠；等到了平坦的道路上，反而跌倒受伤了。凡是面临危险的人，忧虑深切便能保全；处在安逸环境中的人，祸患却会从所忽略的地方产生。”冯道经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八姓，确实没有人臣应有的大节，本来就是天下后世所讥讽的对象。但他这句话却不可废弃，所以我把它摘取出来，用来告诫人应当知道谨慎。大抵国家的治乱，个人的荣辱，事情的成败，法令的修明与否，都取决于谨慎与不谨慎的分别；这些道理见于经书，也见于传记，例子不止一个。假使古今之人都知道有所戒惧，在这里谨守而应对那里的变化，那么什么险难不能渡过，什么闭塞不能通达呢？无奈人们放纵恣肆、毫无防备，往往临近危险却不知道悔改。我正为此叹息，而秦溪的冯彦中先生辟建一室作为读书之所，题名为“慎斋”。他每天延请博学鸿儒，反复考究考亭朱子的学说，追溯《中庸》《大学》的要旨，从一念萌发开始，使它充分扩展，无不达到谨慎的要求；他用功精密，大概超过常人到这种程度。于是又请我写记来申明他的主张，我姑且举出所听闻的这些来冒昧告诉他。唉！有所畏惧而谨慎，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谨慎；无所畏惧而仍能谨慎，是在事情尚未显现之前谨慎。在已经发生之后谨慎，不过针对一时的近事、一件小事；在尚未显现之前谨慎，才能从始至终、表里如一而没有间隙。对于彦中，我特别赞许并与他相交，希望他继续努力，不要有所间断。这就是记。彦中年少时父亲便去世了，但他喜爱学习；长大后能够有所建树，上奉年过八十的母亲，人们都称赞他的孝行。到了中年，他便把内外事务交给两个儿子，自己以琴、酒、壶、箭自得其乐。

译《复古堂记》秦溪的儒者冯彦章先生，深深痛恨当时世俗被佛教迷惑，连丧祭的礼仪也全都废弃了，因此独自违背众人的做法，彻底革除他们所行的旧习，把他的堂屋题名为“复古”，于是写信来向我贝琼询问，并请求我写文章作为记。我曾经读李翱的《去佛论》，想要申明其中的意义，以辨正是非得失，却长久未能完成。如今他的主张正好与其中的道理相合，于是没有推辞，答复他说：“古时候父母去世，送葬回来，就再也不能见到他们了。居住在倚庐中，睡草荐、枕土块，那种悲痛之情究竟是什么样呢？所谓丧礼，就是观察他的哀痛；到了祭祀时，合乎天地之理，不过分繁琐而失于烦杂，也不过分简略而失于怠慢。斋戒是为了使自己达到严肃恭敬的状态，进入室内时恍惚仿佛看见了神位；出入周旋时肃然，仿佛听见了亲人的容貌声息；走出门来再听，仿佛又听见了他的叹息声。他的思念爱慕之情，又会是什么样呢？所谓祭祀，就是观察他的敬意以及是否合乎时节，这才是孝子的真实表现。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王道教化不明，风俗大大败坏，从收殓到入殡，必定采用佛教的法式；甚至设七七斋会来求福，祭祀淫昏之鬼；小祥、大祥时又设道场，通宵为亡者荐福。即使倾家荡产也不吝惜，只希望确实能够免除轮回。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唉！元气正在聚合时就是神，形体已经消灭后就是鬼，这是通常的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他们却说死者能够复生；难道已经熄灭的火还能重新燃烧，已经倒下的树木还能重新站立吗？然而这种说法流行于世已经很久，对人的毒害也已经很深，使天下人一起沉沦于异教之中。即使圣人出世治理天下，也未必能挽回他们陷溺其中的心，何况仅仅举出我们的儒教去同它争辩，必然不能取胜。所以伊川在洛阳时，只能教化其中一两个人；至于那些不信从而未被教化的人，本来就很多，难道不令人悲痛吗？彦章想到复兴古礼并不容易，于是专门取考亭朱子所制定的《家礼》作为矫正数千百年来错误的方法，在一旦之间加以匡正，可以说是豪杰之士；比起那些舍弃此道而依附彼道的俗儒，他高明得多。若不是见识明达、信念笃定，并且天资和学力都达到极高程度，是不能做到的。可是乡党习俗的弊病，有人议论并非难他，难道会少吗？我有幸在这样的时代见到这样的人，怎么能不喜欢谈论、乐于称道呢？希望人们听闻他的风范后有所感动，仰慕而奋起：先王的制度是可以恢复的，戎狄的礼俗是可以革除的。”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云林解》有人问我：“身处云林而心在朝市，这是隐居却想借此求仕吗？”我说：“道不能只用来独善其身，必定要推广开来并施及他人，所以隐居并不是君子所希望的。”又问：“身处朝市而志在云林，这是出仕却又寻求隐居吗？”我说：“功业不能长久据有，最终必须收敛自己而效法自然之道，所以出仕尤其是君子所畏惧的。”如果一定要把身在云林、与外物隔绝看作高尚，去了却不回来，固然不合义；如果一定要把身在朝市、为外物牺牲自己看作通达，进取而不停止，又哪里值得与他相提并论呢？又问：“像李侯致和这样的人，怎么样呢？”有人怀疑他的号与实际不相称。我说：“致和的家在庐江之上，那里有大小蜀山的秀丽景色，又有鸡鸣、龙穴相辅，于是他在其中读了若干年书；他的心志所适，哪里只是卢鸿在终南、李渤在少室、司空图在王官谷、李白在匡庐、司马承祯在天台所能相比呢？于是他以‘云林’自号，并且将要在尘世之外树立高远的志向，万钟之禄也不足以牵累他。洪武初年，正值天子停止战争、修明文教，他才忽然改变心意而出仕；众人上下推举他，从掌管文书做到嘉兴郡幕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在应当隐居的时候隐居，却从未忘记出仕；在应当出仕的时候出仕，也从未忘记隐居。收放、进退，都合乎道的自然法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拘泥于他的行迹来评判，不如探求他的内心而舍弃外在行迹，这样更好。客人的疑惑于是消除了，起身道谢说：“先生的话说得极其透彻！”于是写成《云林解》送给他。《赠龟师朱子中序》要解决天下重大的疑惑，决定天下重大的事情，必定要取决于占卜。这一点见于经书，记载于传记。圣人难道是认为人的判断不足以信任，反而相信一只埋藏多年、微不足道的龟吗？还是龟的灵性大概超过人呢？人的灵性本来就未必超过龟。因为龟最为公正，合乎上天的至公之理。人已经谋划过了，再让龟来参验，天意与人事彼此协调，疑惑就可以解决，事情就可以确定了。晋献公不能听从占卜而使国家遭祸，楚灵王不能听从占卜而使自身受辱，这些都是违背天意的过错。既然如此，龟卜可以废弃吗？可惜记载龟卜的书没有流传下来，世上只留下《三易》，所以孔子特别详细地讲蓍草占卜，却没有涉及龟卜罢了。如今占卜的人也能根据卦兆来观察，吉凶在事前确定，后来又得到验证；这难道不是精通这种技艺才能做到的吗？檇李朱子中先生，世代以占卜为业，居住在城南。凡是出仕的人一定去找他占卜，做买卖想求获利的人一定去占卜，患病和发生疫病的人也一定去占卜；事情是否有利、是否不利，以及许多奇异之事，他常常应验，因此远近闻名。当初我赴京师时，子中为我占卜说：‘吉利，长久郁积之后正要施展，终于显露奇才；没有翅膀却能飞翔，没有脚却能奔驰。’五年后我回来，虽然当时没有相信，心里却暗暗记住了这件事。后来我任国子助教一年，又分教中都学生三年，四方学者只喜欢他的名声而不考察他的实际，都推尊他，把他当作老师。” 洪武十一年春天，他果然因病免职，得以寄身田野，和农夫乡老在东边田间、西边小路上逍遥自在，这样看来，他当初的话并没有欺骗我。于是我写下这篇论说来彰明它。唉！龟卜值得信任到了这种程度，能够传达龟卜意义的，也终究在人而已。古书说：‘选择能够建立功业的卜筮之人，然后任命他掌管卜筮。’《礼记》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用来主持龟卜。’有恒心，事业才会专一；像子中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既有高度的恒心又专心于此，异于市井中寻常之人吗？于是写下这篇文章。

译《同寿堂记》崇德县凤鸣里有一位蔡惠公，已经五代从事医学。凡是患病的人，无论贵贱都一定去找他。他培植德行很厚，收取利益却很少。曾经把他的堂屋命名为“同寿”，众人都作诗歌颂，夸赞此事，只是还没有人写记。等我从京师回来，他便来请我写作。我听说上寿是一百岁，中寿是八十岁，下寿是六十岁，夭折早亡的不在此列。人的常情，谁不想享有上寿呢？但不能人人都得到，能够达到中寿，也就足够了。谁不想达到中寿呢？但也不能人人都得到，能够达到下寿，也就足够了。这大概是命分已经确定的事，即使像盗跖、蹻那样的恶人，怎么能夺取它？即使像颜子那样的仁人，又怎么能把它给予别人？这是出于上天的安排，人人各不相同。医生却想使人共同享有寿命，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上天有所不足，还要依靠人来补救吗？不过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仁心。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不比制造铠甲的人仁慈吗？造箭的人只怕箭不能伤人，制造铠甲的人只怕铠甲不能防止伤人。巫医和工匠也是这样，所以技艺不能不谨慎。’医生从事医疗，难道就是为了使自己的仁心得以完全吗？唉，使自己的仁心得以完全，也只在于医术精湛罢了。所以从黄帝与雷公问答的医书，一直到张仲景、刘守真诸家的论述，都要旁征博考、融会贯通；对于疾病的浅深、治疗的缓急，没有一丝一毫的偏差。这样，虚弱的人可以使他充实，衰弱的人可以使他强健，屈曲的人可以使他伸展，危险的人可以使他安稳；都能不受夭折早亡的困厄，那么造化就掌握在医生手中，那些寿命各不相同的人也能达到六十、七十、八十岁的寿数，难道不是对上天有所功劳吗？否则，往往反而违背医术的本意，想求不死却加速死亡，这就是医术拙劣的人。蔡惠公的曾伯祖梅友，在宋代中期以医术入仕，官至防御使；他的祖父君实能够继承医术，于是汇集家传的医术心得，整理成若干卷，名为《同寿秘宝方》。到了蔡惠公，声誉更加显著，他的医术传承由此可知。古人说：‘不能做良相，就一定要做良医。’良相地位尊贵，权势所及范围广大，如果施行仁政，足以使天下人获得生存；良医地位卑下，权势所及范围较近，如果施行仁术，足以使一方百姓获得生存。所以良相和良医虽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他们的仁心却是相同的。我根据蔡惠公的仁心来推测他的医术，那么所谓“同寿”，难道是夸大的话吗？这就是记。《耕学斋记》我的朋友戴礼曾经跟随我在京师游学，时间久了感到不快乐，于是回到檇李西陵，治理几亩贫瘠的土地来供养自己；闲暇时就闭门读书，几乎同世俗相忘，于是把他的屋子题名为“耕学”。他来请求我说明其中的意义。我曾经考察过：古代井田制度下，本来没有不耕种的民众；乡党、庠序、术序等学校又反复教导孝悌之道，所以他们的子孙也未尝不学习。士人能够由公家选拔提升，往往多出身于农民，并不像后世那些坐而空谈礼乐、不知道种植劳作艰辛的人；那些从事田亩劳动的人，直到老年也没有听闻过饮射、读法之类的教诲。大概从秦代以来，才改变了先王的旧制，从此读书和耕作分成了两件事，难道不值得叹息吗？有的人忘却富贵，因而学习而且一定耕作；有的人苦于贫贱，因而耕作而且一定学习。所以袁闳作为司徒四世孙，面对他的兄长袁绍、袁术各自占据数州之地，却退居田野，难道是他的才能有所不及吗？这是因为他忘却了富贵。然而这两家人的志向虽然很大，却没有长远谋略；力量虽然强大，却没有成就功业。千年以后，评论者不推崇袁绍、袁术的作为，却唯独推崇袁闳的操守，那么他们的得失究竟如何呢？至于儿宽，在未显达时曾受雇佣劳动，身上带着经书，手拿犁锄，早晚都不废弃学习；这是因为他苦于贫贱而这样做。他最终在汉代显达，官位做到御史大夫；回头看从前与自己同列的人，已经遥远得如同低处的燕雀，那么荣辱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有志于此，进取时就像儿宽那样出仕，退处时就像袁闳那样隐居，大概就可以说懂得道了。可惜我又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如今戴礼正处在本朝改朝换代之初，才俊纷纷求进，是否有人超然远引，谁能测知他们内在学问和志向的深浅呢？所以我把古今的事例都列举出来说一说。我虽然老了，仍然能够同他一起走在东边田间、西边小路上，共同享受这种乐趣。” 《真率轩记》礼仪有以厚重为贵的，也有以简约为贵的。以厚重为贵，必然超过礼文应有的程度；一旦过度修饰，就会虚伪。以简约为贵，必然超过质朴应有的程度；一旦过分质朴，就会粗野。比较这两种弊病，如果礼文繁饰而流于虚伪，与质朴简略而流于粗野相比，究竟哪一种更好呢？你看乡间农夫和老人互相馈赠食物，在茂密的树林下交谈欢笑，彼此和乐而没有抵触，大概是因为真诚的情意存在于心中；器物不必借助鼎、匜、俎、豆，欢乐不必借助琴瑟箫笙，礼仪也不必借助作揖、谦让、进退。这难道不是合乎古礼吗？宋代司马温公与文潞公、富郑公等人在洛阳时，忘却宰相的尊贵身份，和农夫老人平等相处，曾经举行真率之会，一杯酒、一块肉，便能尽情欢乐。虽然形式似乎简略，礼意其实从未简略；虽然物品似乎菲薄，情意其实从未菲薄。他们彼此相交，只是一概以诚实为根本罢了。如果把这种道理推广开来，无论到哪里都能真诚直率，欺诈的习气就会消失。如今任天官史的钱唐叶时中，取法前代正人，以“真率”命名他的轩，请我为它写记。因此我把上述道理写出来。唉！天下的交往，保持真诚已经很久了。居上位的人有时以尊严自持来显示威势，居下位的人总是以卑屈来表示恭敬；如果有人想以真率的态度相处，他们就会愤然不悦。我担心他一时会受到毁谤，而时中大概要以恢复古风为自己的事业，崇尚质朴而不崇尚文饰，这是值得称赞的。于是写下这篇文章。

译《溪云草堂记》溪云草堂，是海昌郭子方的新居。海昌在崇德县南面，御溪是崇德的水流，草堂正处在两地之间。御溪的支流又转向南方，蜿蜒流行六七里；岸上有种植桑树和水稻的村落，居民星星点点地散居，鸡鸣犬吠彼此相闻，仿佛是存在于尘世之外的绝境。子方选择其中景色最好的地方，建了几间堂屋，左边作为读书室，右边作为炼药房，于是题名为今天这个名称。我曾经乘船经过那里，道路狭窄而曲折，只有一条水带；那里是鱼鳖居住之处，也是蝌蚪聚集之地，疑心这样的地方不能形成云气。山川中有神灵的地方，正当将要下雨时，水气蒸腾上升，沸郁涌动，如烟如雾，又如海涛覆盖两岸，看不见林木，而渔棚野艇有时隐没、有时显现在空濛之中，这就是第一曲。等到沿着水流走到尽头，便看见早晚的云气更加浓郁繁盛，形态不止一种；想要抓住它却抓不住，想要欣赏它又无法穷尽；把它推到前面，它随后又重新合拢；在上面截断了，下面又重新连接。凡是幽居之人、隐士的房屋篱笆，都是云；窗户也都是云。即使是从山中升起、在河川上腾起的云，大概也没有超过这里的。休息坐下片刻，把云引来作为宾客，尘埃和野马般奔逐的世俗之气便不能来到我面前了；连溪边的人也没有知道这件事。子方于是专心享有这里的景致，因我的到来而高兴，便在堂上设酒款待我，请我写文章作记，于是把我所见到的情形写成这样。后来我又慢慢思考：天下万物本来出于无，才形成有形之物；有形之物最终又归于无，何况云气忽然升起、忽然消散，忽然到来、忽然离去呢？他既然勉强给它命名，我又勉强用言语把它固定下来，这就不通达事理了。只是云随着时令变化而无人知道它的神妙，滋润万物而无人知道它的恩德，君子应当取法它舒卷变化的道理来读书修身，这样就能同云合而为一了。子方还要继续努力。《清江文集》卷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