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廌山集卷三

译不知道天，就不能完全知道人的愚昧、聪明、贤能或不肖，即使知道也不能完全了解；所以想要知人，不能不知道天。不知道人，那么亲近的可能不是合适的人，所遵循的可能不是正道，因而辱没自身、危害亲人的事情也会发生；所以想要侍奉亲人，不能不知人。因此尧亲近九族，也把明达而有俊德的人放在首位。大概拥有天下的人，以知人为难，以亲近贤者为急务。《二南》的诗，大概是圣人选取它们，作为治理天下国家的法则，使诸侯国和乡里之人都能歌咏它们。拥有天下国家的人，没有不从整治家庭开始的。先说后妃，接着说夫人，再说大夫妻。古人中有能够修养自身、感化在位者的，文王就是这样。所以接着编入文王的诗。《关雎》中所说的窈窕淑女，就是后妃。因此《诗序》认为她是君子的配偶。所谓“快乐而不过分，哀愁而不伤痛”，大概说的是《关雎》的意义如此，并不是说后妃的内心确实如此。安定先生的门人，往往懂得考察古道、爱护百姓。这样看来，他们对于治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古代乡里田地共同开井，百姓出入互相友爱，所以没有争斗的诉讼。如今郡县的诉讼，往往出自愚民，他们以乖戾之气相互构陷。善于治理的人，不听信这些就可以了。又应当时时抓住那些强暴而喜欢讥讽侮辱人的人，严厉惩罚他们；这样柔弱善良的人就会安定，争斗诉讼也可以平息。君子遇到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心恭敬罢了。把琐碎小事看轻，以此抬高自己，不是恭敬；炫耀个人小聪明，把它装成奇异，也不是恭敬。总之，只是不敢怠慢罢了。古语说：“平日容貌恭敬，处理事务严肃，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能抛弃。”既然如此，处理事务恭敬，本来就是实行仁德的开端。推广这种心志并使它成就，就能做到深厚恭敬而天下太平。士人最难做到的，只在于把道德真正存在于自己身上罢了。能够真正具有它，就会安然据守，凭借深厚，善美而广大，可以逐步达到。只是知道值得追求的善，却一会儿像有、一会儿像没有，那么能够不受世俗改变的人就很少了。冯道相继侍奉几个君主，而这些君主都是他的仇敌。安定认为，五代末年，百姓没有惨遭屠戮，冯道是有力量的。虽然侍奉仇敌，也没有妨碍。荀彧辅佐曹操征伐，最后却死在曹操手中。君实认为，东汉衰败时，荀彧和荀攸看天下没有人足以安定刘氏，只有曹操可以依靠，所以低头跟从曹操。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曹操另有志向。君子说：从道义上说这是不忠，从荀彧而言这是不智。若从办事角度说，本来就有权衡轻重的变通。我正把天下放在心上，还没有空闲顾及别人议论自己。既然如此，不能先委屈自己，就没有人能够使别人正直。世人议论子云，多半怀疑他投阁的事情。从《法言》来看，这件事恐怕未必有。况且天禄阁世代传说高达百尺，应该不可能跳下去。然而子云的罪过恰恰不在这件事。他在王莽和王贤之间勉强周旋，害怕死亡而不敢离去，这哪里能算大丈夫呢？公山弗扰据费邑反叛，却没有召集孔子；如果反叛者召请孔子，是因为他的心志想要改过向善，只是不知道方法罢了。假使孔子不想前往，就是阻止别人行善，哪里足以称为孔子呢？道之外没有别的事物，事物之外也没有别的道。因此天地之间，无论到哪里都不是没有道。落实到父子关系，就是父子之间应当亲爱；落实到君臣关系，就是君臣之间应当严肃恭敬；以至于夫妇、长幼、朋友关系，没有哪一种行为不是道。这就是道不能片刻离开的原因。既然如此，毁弃人伦、抛弃四大，其离道就很远了。所以君子对待天下，没有一定亲近的，也没有一定疏远的，只与义相亲近。如果有一定亲近或一定疏远，就与道有间隔，不是天地之道的全体。佛教在以敬使内心端直方面是有的，在以义使外在行为方正方面却没有。因此拘泥固执的人陷入枯槁，疏放通达的人归于放纵，这是佛教之所以狭隘的地方。我们的道则不是这样，只是顺从本性罢了。这一道理，圣人在《易经》中已经详尽说明了。乾，是圣人的分际，属于值得追求的善。坤，是学习者的分际，属于真实存在于自身的诚信。仲尼谈仁，从未把义一并说出；只有在《易经》中说：“建立人的道路，说的是仁与义。”而孟子谈仁，一定以义配合。大概仁是本体，义是作用。知道义是仁的作用而不把它排除在外，才可以和他谈道。世人谈论义，大多把它看作仁之外的东西；否则就把仁义混为一谈而没有区别，这都不是懂得仁义学说的人。有个门人说：“我和别人相处，看见他有过错却不告诉他，心里就不安；告诉他而他不接受，那怎么办？”回答说：“和他相处却不告诉他过错，不是忠诚。关键是要在开口之前使真诚的心意彼此沟通，这样话一说出来，别人就会相信了。” 刚强、坚毅、质朴、迟钝，是资质接近仁；努力实行，是学习接近仁。至于最高的仁境界，就是把天地看作一身，把天地之间各种事物、各种形态看作四肢百体。人难道有看着自己的四肢百体却不爱惜的吗？圣人是仁的极致，不过能够体察并实行这种心罢了，何曾分割成许多方面，向自身之外去寻求呢？所以能够就近取譬，是仲尼向子贡说明实行仁的方法。医书把手脚麻木称作“四体不仁”，是因为手脚的病痛不能牵累他的心。手脚属于自身，痛苦却不知道，这不就是不仁吗？世上那些内心残忍而没有恩德的人，自暴自弃也不过如此罢了。一物不能涵盖，不是中道；一事不去实行，不是中道；一刻不能存守，也不是中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所偏颇罢了。所以说：“道不能片刻离开；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修养这道的人，只是要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戒慎，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恐惧罢了。由此不断修养下去，就能逐步达到上天运行万物的境界，那是无声无臭的。君子对于中庸，无论到哪里都不离开中道，于是他的心与中庸已经没有不同的本体。小人对于中庸，却没有任何忌惮，这和戒慎恐惧的人不同。这就是他们反而违背中庸的原因。责备人向善的方法，关键是使自己的诚意有余，而言语有所不足；这样对别人有益，对自己也不会造成羞辱。《师语》二。道理与人心本来是一体的，但人不能使它们合为一体。仲尼，如同元气；颜子，如同春天生发的气象；孟子，则兼有秋天肃杀、万物尽成的气象。看仲尼，什么都包容；看颜子，显现出“不违如愚”的学习，给后世留下自然和煦的气息，不用言语便能感化人。孟子则显露自己的才能，大概也只是因为时势如此罢了。仲尼如天地，颜子如和风庆云，孟子如泰山巍然挺立的气象。观察他们的言论，都可以看出来。仲尼不露痕迹，颜子稍有痕迹，孟子的痕迹则明显。人的心常常要保持活泼，这样就能周流无穷，不会停滞在一个角落。

译老子说“无为”，又说“无为而无不为”。在应当有所作为时，却用无为的方式来做，这才是真正的有为。《易经》是圣人所作，从未说无为，只说：“无思无为。”这是告诫人不要任意造作。但下面立即又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是说明动静的道理，从未成为偏执的一种说法。谈论圣人时没有不同，谈到事功时却有不同。说孔子贤于尧舜，是谈事功。孔子的言语，句句都是自然流露；孟子的言语，句句都是实际事务。谈论学习，就要明白道理；谈论治理，就必须认识根本。遭遇困厄，就是讲求处置困厄的方法；身处困境，就是讲求处置困境的方法。道没有什么时候不能实行。孟子对道的贡献很大，是万世的老师。他的才气雄伟；只看见他的雄才，便还是不及孔子。为人处世，必须学习颜子，这样才会进入圣人的气象。父子、君臣，是天下确定不移的道理，在天地之间无处可以逃避。怎能使天赋的本性不存有私心呢？这样就会做到：即使施行一件不义之事、杀死一个无辜的人，也有所不为。只要有丝毫私心，就不是王者的作为。《订顽》所确立的心性，便能通达天德。孔子总是明白爽快的人，颜子总是和乐平易的人，孟子总是雄健善辩的人。孔子担任中都宰，明知这件事不可做却去做，是不仁；不知道不可做却去做，是不智。难道圣人会不能完全做到仁和智吗？责备上面的人，责备下面的人，却在中间对自己宽恕。这样的人怎能担当职分呢？万物没有一样失去其所处的位置，便是天理的中正。公孙身材魁伟，穿着赤色的蔽膝和鞋，威仪显赫。做君主就尽君主之道，做臣子就尽臣子之道，超过这个范围就没有道理了。坤道生成并成就万物，这是积累学问的方面；乾道明察万物的根始，这是成就德行的方面。孔子请求讨伐田恒，如果当时能够实行，就有举义以匡正周室的意思。《易》九二爻说“利于见大人”，九五爻也说“利于见大人”。圣人本来就有处在上位的，也有处在下位的。即使是为天下公办事情，如果用私人的意图去做，也就是私心。只有上等的智慧者和下等的愚昧者不会改变。若发生改变，就无法预知：上等的可以成为圣人，下等的可以成为狂人。对一个人自身来说，只在于念头是否向上进取，从而决定进退罢了。平日居处恭敬，办理事务严肃认真，同人交往忠诚。把这几点充实起来，便会容色润泽、胸背充盈；内心有的东西必然显现在外表上，观察他的气象就能看出来。天命运行不止，文王纯粹遵循天道，也运行不止。纯粹就是没有二心、没有夹杂；不止就是没有间断。要防止有先后之别。不能感动别人，只是因为诚意没有落实到事情上；厌倦，都是缺乏诚意的地方。正气只要不断地培养而不加以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稍有一点私意，就是正气亏损。没有不义之事，就是不断积累义；有私意，就是气馁。人心本来具备天德；心中有尚未完全实现的地方，正是天德所在的地方。不能完全实现它，凭什么能够认识本性？认识天道并完全实现它以后，心就能完全体察人、物，并与天地共同参与、辅助化育万物。所谓辅助，不过是直接不断地培养它罢了。天地鼓动万物，却不与圣人共同忧虑。天理鼓动万物就是这样；圣人遵循天理，希望万物都与之相同，所以会有忧患。彰显在外的事物，应当含蓄其文采而守正；将要显现的文采会带来福庆，必须返观自己。以敬和义相互扶持，径直上达天德，从这里开始。从舞蹈和射箭中便能看出人的诚意。古代教育人，没有不是使人成就自身的；从洒扫、应对这些日常小事做起，向上就可以达到圣人的事业。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快乐也就在其中。不改变自己的快乐。必须知道所快乐的究竟是什么事。乾坤二字，古来没有这样的说法。作《易》的人特意树立这两个字，用来说明难以说明的道理，并借此描绘天地之间的事情。《易》是圣人用来建立道的；若穷尽神妙之理，就没有《易》可说了。孔子做宰，就尽宰的职责；做陪臣，就尽陪臣的职责，都能够阐明大道。孟子一定要得到宾师那样的地位，然后才能阐明自己的道理。这就像必须有那么大的形体，才称得上泰山；有那么多的水，才称得上海。由于这一点，孟子还不及孔子。伯夷、柳下惠在圣人大成的境界上有不同之处。然而，即使施行一件不义之事、因此得到天下，他们也不肯做。他们与孔子相同的地方，在于诚心专一。

译颜子若要建立禹、稷、汤、武那样的功业，是能够做到的；至于德行，则另当别论。文章取得成功，有具体形象可以看见，不过是事业的极致。然而，能够成就这种功业的根本，就是圣人之道。万物开始的时候，都是气的变化；形成形体以后，才以形体相互转化。有形体的相互变化不断延续，气的变化就逐渐消退。《中庸》所说的“无声无臭”，胜过佛氏所说的“既不是黄色也不是白色”。心中有所存养，眼神便先显露出来。张兄说：“气本来就是张兄的作用；树立标志来说明道。【张兄，一本作‘横渠’，下同。】乾是圣人的道理，坤是贤人的道理。” 《易》的卦象，就像人遵守礼法。老师的话，第三。只有善于随时变通，才是圣人。圣人对于天下的事情，难道自然会不相合吗？不过是顺应天理，盛大地应合时序，养育万物罢了。学习起源于思考。仁者，这件事应当这样侍奉父母。仁的实际，从亲爱兄长开始；义的实际，则必须在一道之中另行辨别出来。孔子谈仁，只说出门时要像接见贵宾一样恭敬，使唤百姓时要像承当大祭一样庄重。看这种气象，心胸就应当宽广，身体就应当舒泰。举止容态周旋都合乎礼，自然而然；只是慎独，才是守住它的方法。圣人以敬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安定。笃实恭敬，天下就能太平。只有上下都一致地恭敬，天地自然各安其位，万物自然得到养育。阴阳之气没有不和谐的，四灵又怎么会有不来的呢？这是使诚实的德性得到体现、使顺理之道通达的方法，聪明睿智也由此产生。用这种态度侍奉上天、享祀上帝，所以《中庸》说鬼神之德盛大，最后以“微之显”作结。诚意不能被遮蔽，就是这样。广泛施行恩惠、救济众人，不是圣人不能做到，哪里能轻易说这就是仁呢？所以特意说：“仁者，使人通达，使人立身；这只是取譬来说，可以称为实行仁的方法罢了。”让人自己去寻求、反省，就能看见仁。即便如此，圣人没有不完全做到仁的；但教导别人，不能这样把仁指说得过于确定。“鬼”有去了就不再返回的含义。天与人本来没有二致，不必说什么相合。外表庄严，接近他却温和，说话严厉。别人温和就不能严厉，庄严就不能温和；只有孔子两者都具备。节制嗜好欲望，使心气安定，就像天气下降、地气上升，于是和谐而没有疾病。看一整部《华严经》，不如看一个艮卦。【经文只说一个“止观”。】只谈本性而不谈气质，不完备；只谈气质而不谈本性，不明白。把二者割裂开来，就不是人。从孩子时期起，圣人的资质就已经完整，只是先在某种偏胜处表现出来【或表现为仁，或表现为义，或表现为孝，或表现为弟】。从幼儿经常注视而不欺骗开始，以上这些就是教育，即以圣人的事情教育人。人的知觉和思考，因神而发动。成就自己必须依靠仁；推行成就自己的道理，使万物成就，就是智。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听、不说、不做。长期积累习惯自然会有功效，那么礼究竟在哪里呢？除去气质偏颇之处而使它发动，就是“致曲”；从本性上修养，就是“直养”；然而二者最终都归于诚。自身不能立定，就没有什么有利的事；不能确立自己，后来即使趋向好事，仍然只是被外物化导，不能让天下万物扰乱自己。自己立定以后，自然能够把事情办妥，也能应对天下万物。土地不必重新开辟，百姓不必重新聚集，只要修治治理就可以了。饿了吃饭，渴了饮水，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如果产生一点私心吝惜，心被私欲占据，就是废弃上天赋予的职责。凡是事物彼此参合、交互感应就会产生；不和谐而分散就会死亡。凡是有气的，无不是天；凡是有形的，无不是地。阴阳二气、五行，以及刚柔万般差异，圣人所遵循的只有一个道理。人必须恢复自己的本初状态；凡是有形的总是气，无形的只是道。《咸卦》六四爻说“守正则吉，悔恨消失”，这是说感应不可以出于私心。【不能只这样看过，还要特别留心。】存养功夫成熟以后，安然实行起来，便会有所进步。艮卦只是说明使万物各有止息之处；界限确定，便安定了。曾子病重时，只求保持正道，不考虑死亡；这与武王所说即使杀一个无辜、做一件不义之事而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是同一条心。占卜在于精诚；心有疑惑，卜筮就不会应验。懈怠的念头一产生，就是自我放弃、自我毁弃。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一定要有所作为，只在中正之道上实行。天下一般的快乐，不可以追求到极致。只有朋友之间讲论学习，即使快乐过度，也没有害处。兑卦之泽有相互滋益的地方。凝定而不动，便是圣人。惊惧多、愤怒多、忧虑多，只需从自己偏重的一件事上加以克制；克服这一件，其余的自然会端正。人在年少到渐长时，必须激发志气，自求进步；中年以后，能够自然达到成就德行的境界，事情才可以自然安定。获得知识在于穷究事物。事物来到，知识便发动；对每件事都让它归于其所当归之处。不让知识受外物役使，意念就能诚实；不扰动诚实的意念，心自然安定，心就端正了。这是初学者的功夫。彰明自己的德性、使民众更新，哪里还分什么你我？这是成就德行者所做的事。安静下来以后，看见万物自然都具有春天般的生意。上天生养万物没有穷尽；万物所成就的形态，却各有区别。和平之气依靠磬声而来；玉磬的声音最为和平，能够涵养心性。羊头山老人说：“一粒苞衣中有两粒米的黑黍，实在是天地和气十分充足、五谷丰熟的征兆。山上就有，山下也有时会有。” 八十四种声调中，清声要吹到极清，清浊兼有的声调要吹到极浊，然后从其中的中声向上推生、向下推生。【“以”一本作“考”。】霜、露、星所含的气，与雨雪不同。乌云密布却不下雨，继续向前运行，气就散开了。【先由阴气变成风，气随着风散去。】苔和树木之气，是水土开始萌发的征兆。【“始”一本作“所”。】明白善，就是明白如何守善；守住善，就在于诚。复卦本身不是天地之心；复卦出现，才看见天地之心。圣人没有“复”，所以从未显现出他的心。要统摄天下人的心，收摄宗族，敦厚风俗，使人不忘根本，必须明辨谱系世族，并建立宗子法。《周南》《召南》如同乾坤。如今的祭祀没有音乐，如今的音乐又不能使用。然而仍然看不出缓急的节度。孔子无论遇到什么都能安然处之，从不挑拣。子路看孔子，觉得孔子不恭敬；孔子看我们这些人，我们就显得狭隘。正因为孔子能与万物同流，所以能与天地同流。武力技击不足以抵当节制，节制又不足以抵当仁义。假使人人都有子弟守卫父兄的心，那么拿着木棒就可以打败秦、楚的军队了。言语和沉默如同白昼和黑夜，白昼和黑夜如同生与死，生与死如同古与今。铅和铁的性质不同；如果防止它们化成金，就不会混淆铅和铁各自的性质。百姓需要仁所赋予的事物，便会爱它。圣人依据人的情感来制定礼，遇到具体事情就用义来裁制。“息”就是止息。生长也有止息；有止息才便利，生长不停息反而不能生长。不能恒常保持自己的德行，原来所胜过的东西就会回来；正常地恒常遵循其道理，所胜过的东西就会与之同化。曾参、漆雕开已经见到大道的要旨，所以圣人赞许他们。颜子所说的还不及孔子。“不夸耀自己的善，不把劳苦施加给别人”，是颜子本分上的事情；孔子所说的“安之、信之、怀之”，是天理层面上的事情。人在临死时，心神和感知能力比平常强一倍；将死的人能够预先知道，只是因为他不被其他事情扰乱，也没有昏沉之气。【人必须达到这种专一。】孔子在世的时候，事情虽然有不可做的，孔子承担大道，难道有什么是不能为鲁君、齐君做的吗？孔子、孟子难道不知道他们没有能力有所作为吗？君实忠厚笃实，晦叔谨慎严肃，尧夫放达旷荡。根本必须先培植充实，然后才能确立志向。志向既然端正，所达到的程度有深有浅，就取决于努力或不努力。

译人多半使自己的心昏暗，圣贤则除去心中的昏暗。《中说》有后人缀辑编纂的部分。扬子的学说，实际上就是韩子的学说。浮华文饰，就会涉入道理很浅。祭祀时设立尸，只是因为古人质朴。颜子并不是以箪食瓢饮为快乐，而是忘掉了这些。庾公之斯所取法的，只是他没有背弃所学罢了。杨朱、墨子都是学习仁义而流于偏颇的人。墨子像子张，杨子像子夏。孔子免于匡人的围困，也不过是侥幸逃脱罢了。仁、义、礼、智四端没有说到信，因为信本来无所专属。在《易》中，信就是最高的道理；在孟子那里，信就是气。“抬头仰望它，越仰望越觉得高”，是看见它的高而还不能达到；“钻研它，越钻研越觉得坚”，是察知它的坚固而还不能通达。这是颜子认识圣人之学并且善于描绘它。义的精微之处，必须自己求取而得到。这样，才是善于求义。读《论语》《孟子》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所谓读得虽多，又有什么用呢？汤灭亡夏朝以后，想迁移夏的社坛，却不可以。圣人所想做的事，不会越过规矩。既然想迁社坛，又认为不可迁；若说迁社坛是对的，那么不可迁就是错的；若说不可迁是对的，那么想迁社坛就是错的。如此说来，圣人也有过错吗？回答说：不是。圣人没有过错。亡国之社，按礼本来应当迁移；汤把它保存下来，是要作为后世的警戒。所以说，想迁移它就是不可以。《礼记》说：“亡国的社坛，要给它盖屋，使它不能接受天上的阳光。”又说：“亳社开北窗，使阴暗之处得到光明。”《春秋》记载亳社遭灾；这样看来，这些礼制都是从汤不迁社坛开始的。古代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相当于今天的四十一亩。古代用相当于今天四十一亩的田地，八口之家就可以不挨饿。如今即使有古代的二百五十亩，仍然不够。农民勤劳或懒惰的差别，竟然如此悬殊。古代的时候，百姓居住得少，人们各自依近高地而居。中原虽然有水，也没有造成灾害。到了尧的时候，人口渐渐增多，人们逐渐到平坦开阔的地方居住，洪水泛滥，才开始造成灾害。当时龙门还没有开辟，伊阙还没有劈开，砥柱还没有凿通。尧于是因势疏导泛滥的水流，以此为天下和后世谋求无穷的利益。并不是尧时水才特别造成灾害，大概灾害已经存在很久了。上古人口少，人们依高处居住，水就不造成灾害；后世人口多，人们到低处居住，水便造成灾害。四凶的才干，都可以任用。尧的时候，圣人在上位，都按照他们的才干任用他们担任要职，而他们不敢显露内心的不善。尧不是不知道他们不善，只是他们把不善隐藏起来，圣人也无从诛罚他们。等到尧从平民中举用舜，并把帝位禅让给他，这四个人才开始怀有愤恨不平之心，显露出他们的恶行，所以舜得以根据他们显露的罪迹来诛杀、流放他们。人若失去父母，在生日这天应当更加悲痛，怎么忍心置办酒席、奏乐来寻欢作乐呢？如果父母都健在，那就可以。如今人们用画像来祭祀，画像都是画工传摹的。只要一根胡须、一根头发画得不对，所祭祀的就已经是别人，非常不妥。如今的赋税，实际上轻于什一税，只是征收没有法度，也不均平罢了。有一种事物彼此可以分离，例如形体没有影子，并不妨碍它成为形体；水没有波纹，也不妨碍它成为水。有两种事物却必定相互依赖，例如心没有眼睛就不能视物，眼睛没有心也不能看见。古代八十根丝为一升，斩衰用三升，就是二百四十根丝。以今天的布来看，已经算很细了。缌麻用十五升，就是一千二百根丝；如今大概已经没有这样的布了。古代的求学者是为了成就自己，如今的求学者是为了取悦别人。古代的做官者是为了别人，如今的做官者是为了自己。古代强壮有力的人，是要用来实行礼；如今强壮有力的人，是要用来作乱。当今有古代所没有的两种东西：军队和佛教、道教。说了却不实行，这是欺骗。君子会欺骗吗？不会欺骗。思想过于泛滥，不如把它约束起来，使之可以遵守。思考时它就来，舍弃时它就离去，这是因为思考得还不成熟。圣人的言论高远如天，贤者的言论低近如地。上天赋予人的，叫作命；人禀受于自身的，叫作性；在事业中表现出来的，叫作理。侍奉君主，应当犯颜直谏而不隐瞒；侍奉父母，应当有所隐讳而不触犯；二者有时可以分别。治理必定有导致治理的原因，混乱必定有导致混乱的原因。观察他这样做的原因，考察一个人的大概，再察看他心安于什么，也就是看他的内心安于什么。孔子戒除四种毛病：不要凭个人私意行事，不要期必如此，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住在这个国家，就不要非难这里的大夫；这个道理最好。奉养双亲的心，应当没有止境。对外在事务，在极其重要的时候，也必须尽力做到极致。没有什么比尊贵更重要，而尊贵的意义又没有什么比极力尊贤更合宜。表现于外的，叫作恭；存在于内心的，叫作敬。有了真诚，才能做到敬；还没有达到真诚时，却必须先敬，然后才能达到真诚。没有虚妄，就叫真诚；不欺骗，是其次的了。《诗序》一定是同时代的【一作“国史”】所作的，不过也有后人增添的。例如《白华》只是讥刺幽王，下面的解释再也说不通。《绵蛮》的序不肯说“饮食教载”，只因诗中说：“给他饮食，给他教诲，命令那后面的车子，把他装载起来”，便说成“教载”，完全不像一句话。又如高子说：“这是灵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说的话，还有什么可疑的呢？文王盼望看到治理达到极致的道路，却没有看到。若说百姓即使被治理得达到极致，也只是听从而已，那怎么能知道圣人呢？《二南》说天子在上，诸侯受到良好教化并施及百姓，怎么能说已经达到极致呢？其中如果有不合周公心意的地方，周公本来不会这样安排；即使有不合之处，周公的心也一定会这样勤苦操劳。五代，大约是说君子或小人在上面执政，其流传下来的恩泽到三四代还不会断绝，到第五代以后才断绝。当时门人只知道把排斥杨、墨看作孟子的功劳，所以孟子发表这番话来推尊孔子的道统。他说：“我还不能算是孔子的门徒。孔子的流泽传到现在还没有满五代，它的恩泽仍在人们身上；我不过是私下对人行善罢了。” 实行道理却不能明白其意义，像这样的人很多。若说到最高深的道理，即使孔门之中也有只知道遵循、却不知道其中道理的人。再进一步，如果不知道道理，就不能实行。送终，是天下最重大的事情。人的心如果能竭尽力量办好这一件事，就可以担当天下的大事。奉养生者，是人的常情；这里是把两者相对而言。像舜、曾子那样奉养父母，他们的心如果能做到这样，又怎么会不能担当大事呢？君王的诗篇一旦亡失，雅乐也就亡失，政治教化也就亡失，号令便不能传达到天下。“仁言”，是执政者说明自己所作所为的话；“仁声”，是百姓所称道的话。言语上得不到满意的回应，就不要再到内心去寻求；不可以靠养气来解决，而应当以心为主。即使言语有失中正，只要内心不为之动摇，也没有妨碍。一句话就可以判决讼狱的，大概就是由吧？子路的话能得到这样的信任，连刑法和国人尚且可以信任，其他方面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把臧武仲的智慧、公绰的不贪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这四个人各自的长处合在一起，再用礼乐加以文饰，才成为圣人，那就全都具备了。

译先学习礼乐的，是质朴；后学习礼乐的，是文饰。文质彬彬，然后才是君子。再低一等的就是史官。孔子赞同先质后文，是想矫正偏颇、挽救文饰过度的弊病；然而我仍然遵从周礼。这只是对文饰这一件事有所取舍，其他地方也有不遵从之处，比如乘坐殷代的车。《中庸》首先说人的本性和情感，其次说学习，接着就说三王酌情增减而成就王道，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意思。三王以后直到现在，再没有圣人；如果有圣人出现，就应当算作第四王。君王制定制度时，要采用前代适宜的制度。“世”就是今天，按理应当采用周礼；自汉以来就是这样采用的。有爱人的心，却在役使百姓时也有不合时宜的地方，这只是最浅近的仁。意思是说，当时治理千乘之国，如果能做到这样，也可以治理好。圣人的话，即使极其浅近，上下各层都能贯通。这三句话如果推究到极致，即使尧舜的治理也不过如此。普通人的话只要接近时俗，便成为浅薄浅近了。齐国经历管仲实行霸政以后，风俗崇尚权术欺诈，急于解决衣食问题；鲁国的风俗不是这样。又有仲尼住在那里，当时的风俗也很重视实际利益。汉代还推崇齐、鲁之学，说的只是风俗的天性。如果说到圣贤，周公本来没有到过鲁国，太公也未必到过。又有人说，齐国经历田常弑君之后，已经没有君臣上下的分别了；并不是这样。“色难”，是说侍奉父母时，保持和悦的脸色最难。只在形体下功夫，有事就去做、替父母效劳，效劳还只是较浅的一层。如果说要在道理上启发父母，能够奉养父母的心志，使父母喜悦，那就和这句话不相合了。不过推究到极致，能够像曾子、大舜那样时时奉养父母的心志，也是可以的。曾元是曾子的儿子，尚且还不能做到。只说人在国家中居处时心中没有怨恨。孔子阐明仲弓的道理，使他懂得“仁”字。不过舜在家中也曾有怨恨，周公遇到“狼跋”之事也曾有怨恨。孔子在世时，传授《易》的说法已经支离破碎，所以说“五十岁时学习《易》”。说自己学习，是谦逊的说法；学习《易》可以使人少有大的过失。按照《易》的道理，只有孔子没有大的过失。《诗》《书》总的说来，都是讲守持礼法；所谓“执礼”，就是人所执守的礼法。贤者能够从长远处洞察事理，所以能避开一世的祸患；次一等的是避开乱地，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不愧对屋漏之处，于是内心安定而身体舒畅。孔子说：“君子广泛学习文化知识，再用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吧。”这不是自己自然领悟所得，而是勉力学习后能够守持。多听闻，选择其中好的来遵从；多见闻而记住它们，这是次一等的智慧。这是用来勉励中等资质之人学习的。经典，是用来承载道的；器物，是用来适应实用的。学习经典却不知道道，治理器物却不能使其适用，这有什么益处呢？如今的学者分成三类：能写文章的，称为文士；谈论经书的，拘泥于经书而成为讲师；只有懂得道的，才是儒学。内心所得有深浅，外界来的事物有轻重。内心力量深重，就可以胜过外界的轻微影响；内心所得深厚，就能看穿诱惑的浅薄。老师的话四则。猎自以为如今已经没有这种爱好了，周茂叔说：“这话说得太容易了！只是这种心思暂时潜藏而没有发作，一旦有一天萌动起来，就又会恢复原样。”后来过了十二年，因为看到了结果，才知道当初的情况。周公并不是去做膳夫、厨师、工匠等事务，只是防止一个人兼任众多主管官吏的职能。有田地就有百姓，有百姓就有军队。乡、遂都可以起兵。禅学只达到停止妄念的地方，到了那里便没有实际作用，也没有礼义。稾秸、大羹、鸾刀，都必须以真诚相配。心要安处在自己的身心之中。能够体察道的，少数便是贤人；完全能够体察道的，便是圣人。孔子的门人很善于描绘圣人的形象。邵尧夫的道理虽然偏颇驳杂，但收放运用极其熟练，而且还能谨慎对待细小的行为。空虚却不会穷竭，运动起来反而更加不断地涌出。只要外面有一点缝隙，它就流失出去了。只学习颜子不犯同样的过错。忠恕离道不远，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努力实行，接近于仁；寻求仁，没有比这更近的了。仁道难以说明，所以只说接近、不远而已。如果把努力实行就当作仁本身，那就错了。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也不要施加给别人。先生的道，忠恕不是曾子就不能理解。道的要旨，舍弃忠恕便无法谈论。圣人的明察，就像日月一样不可超过；超过了，就不再明亮。愚人听人指东就说东，指西就说西，只是随从众人的见解罢了；智者知道东未必就是东，西未必就是西；只有圣人明白事物既定的分际，必须把东当作东，把西当作西。邵尧夫的学说仍像空中的楼阁。兵法所谓“远交近攻”，必须慎重地实行这一方针。这里只是讲明规矩准绳，具体运用的巧妙还在于人。庄子有宏大的意旨，却没有礼，也没有根本。器度必须宏大。外在的事务，不必担心自己不知道，只怕看不见自己。人应当审察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忧虑浮薄的议论呢？心志放在浮议上，心就不在内了。静坐独处并不难，居处于广大之地而应对天下，才是难事。“保护百姓而称王”；如今的城郭并不是为了保护百姓。事情往往因为操之过急而败坏，时而给予、时而夺取，时而收敛、时而张扬，本来就有这样的道理。老子把它说出来，反而就不对了。孔子的弟子很少有发问的，只有颜子能够发问。他却又整天像愚笨一样，只是其中的道理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静止之中自有运动，运动之中自然也有静止。洒扫、应答进退，和佛家默然静处的境界相合。丧事，是人所不愿勉力去做的事；饮酒，是人容易陷入困顿的事。孔子处在两者之间，做得恰到好处。尧舜极其圣明，却生了朱、均这样的儿子；极其愚昧的人，却生了舜、禹这样的圣人。开通万物、成就事务，具有救济时世的才能。禹不自夸、不自我炫耀，达到了最柔顺的境界；然而正因为如此，才显现出刚强。九种德行是最好的。不学习，就会衰老而衰弱。没有见到它的广大，反而就会自以为广大。职分和事务不能靠投机取巧来逃避。雍地设置师帅：内郡负责供养和耕作，外郡负责防御和守卫。用兵能够聚集也能够离散，是最重要的。把地【一作“性”】分配确定下来，做事就一定不能放过任何一处。韩信所说“越多越能办好”，只是因为分数、层次安排得明白。大体说来，长久培养人才，姑且必须慢慢来。布置兵阵，必须先把自己的家计立定，然后让游骑逐渐量力而行，在外围与敌人交战，这就是使内外相合的道理。如果游骑离得太远，就回不来了。至于听到金鼓的声音，也不能忘记自己方面应当怎样行动。像苻坚在淝水一战失败，便无法再支撑，就是因为没有根本。坐在井里观察天空，并不是天空小，只是自己进入了井中，被井筒拘束住了。然而井有什么罪，又怎么可以废弃呢？只是走出井中，便看见天空广大。已经看见天空这样广大，不再受井的拘束，却又进入井中，也没有妨害。致知，只需知道并止于至善；做儿子，止于孝；做父亲，止于慈，诸如此类。不必向外驰求，只要致力于观察事物的道理。若心思泛滥无所归宿，正像游骑无处返回一样。就着眼前所学，便当持守“我对这个道理还不能相信”的态度；真正相信了，便是有所止。按《晋书》的说法，我家的书籍应当全部给他，哪里只是给他，应该拜了两拜献给他。即使病重昏乱，也不会被其他事物夺去心志，只剩下正气。然而仍然有力量，见识远远超过常人。何况我所合的是天地之道，哪里会有做不到的呢？必须做到没有整天的工夫背离仁，这样道理就会日益明白。老师的话五则。

译“传授给别人的道理，自己没有实践过吗？”不实践却传给别人。学习就不会固陋；承接上面的说法。有马的人把马借给别人骑；我的力量还能够补充史书的缺文。担任史官而能够保留疑问，把它留待后人考订，这就如同有马的人把马借给别人骑一样。能够说话而不惭愧，是很难做到的。君子把义作为根本。这四句话其实只是一件事，都是以义为本。可以让他前去，却不可使他陷入欺罔之中。君子矜持而不争；这里的“矜”是崇尚、尊重的“矜”。南宫适把禹、稷拿来和孔子相比，所以孔子没有回答。“果真如此啊，那就没有什么可非难的了！”这里的“果”是果敢的果。他不知道还有更难的事情，对自己尚未明白的事，便轻率地议论圣人。孔子击磬，何尝没有自己的心意？荷蒉的人在这件事上知道这一点。避开乱世，避开恶言，避开人的脸色。这三者没有优劣之分，只是说大小和次序不同。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阵，孔子于是离开了；这是因为两人的言语志趣不相投。只是说不占卜罢了；遇到吉凶就占卜。没有常性、反复无定的人，更不必等待占卜。夏、商、周三代都直接遵循正道而行，毁誉都出于公心。践履旧迹，就像照着话说、沿着道路走、守着车辙行进。善人即使不遵循旧迹，也不能进入圣人的境界。“言论笃实就赞同他吗？”是说言论笃实，就立即赞同吗？至于君子呢？只是神色庄重而已。鲁国和卫国的政事就像兄弟一样，这是说两国的言论相近。智慧达到，仁德守持，庄重地临政，行动合乎礼，这是施政的始终。百姓对于仁的需要，超过对于水火的需要。不肯实行仁，就像踏入水火之中一样。想把事情推行到远方，恐怕会陷入泥泞，因而不能走远。先传授，后来才使人不倦，君子教人是有次序的。先传授小的、近的，然后再教大的、远的。不是说先传授近小的，后来就不教远大的。“我难道要成为东周吗？”东迁以后，诸侯和大夫强横僭越，圣人难道会赞同这样的东周吗？匏瓜系在那里却不能食用；匏瓜是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只能系在那里而不能活动。孔子高兴了，弟子们各自竭尽真诚，丝毫没有增加修饰，所以孔子知道由将不得善终。“人的本性彼此接近”，说的是人生来所具有的资质和本性。小的智慧可以承担小事，大的承受力可以承担大事；不能因为小的才智就轻视君子，却可以让他担当大事。天下有道，我就不参与改变它。那么还有谁会拿它来改变呢？谁肯用夫子的道去改变自己原来所做的事呢？佛肸召请孔子，孔子想去却没有去，这是为什么呢？圣人是向世人显示行迹，子路却不明白，像要到九夷、乘船漂海一类的事也是如此。周公对鲁公说：“这三句话反复说明同一意思：不但不可因为亲近就偏私，也应当使大臣不怨恨。最公正的原则不可忘记私人的情谊，同时还应当保全旧日的亲故。” 大德和小德，就像大节和小节。即使有周王最亲近的亲属，也不如仁人；最亲近的亲属，也不如仁德贤能的人。凭借亲近关系而不失去亲近的人；信本来不及义，恭本来不及礼。然而信接近义，是因为说过的话能够兑现；恭接近礼，是因为能够远离耻辱。凭借恭和信而不失去应当亲近的人，已经接近礼义，所以也可以尊奉。正如说礼义不可直接看见，但看见恭和信，这就可以了。子张、子夏讨论交友。子夏、子张告诉别人：“各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初学者和已经成就德性的人，所应做的事情不同。” 贫穷和卑贱，如果不是按照正道得到的，就不要抛弃它们；如果不是按照正道而摆脱贫贱，就会像担心得不到贫贱一样。卿以下的官员一定有圭田，就是用于祭祀的田地，也是俸禄以外的田地。余夫有二十五亩。一个成年男子，上奉父母，下养妻子，通常按五口到八口计算，授给田一百亩。如果有弟弟，他就是余夫；等到他成家，再另行授田。只设防而不再征税；市场和住宅的土地已经有防税，就不再征收其他财物。依法征税而不另设防税；赋税有固定的法定数额，不因设防的缘故而加重税收。设防地区没有夫布、里布；防区本来另有税，所以没有这两种布税。国家有道，就不改变常法；边塞所守，也不改变原来的行事原则；不因边塞而改变。“广居、正位、大道”：大道所居之处广大，所处的位置正当，所行的道路宏大，是天下最中正、最广大之处。把义与道相配合，浩然之气就已经形成。道是根本，义是作用；这是使道与义相合。浩然之气是由积累义行产生的，也就是汇集众多义行而产生，并不是义从外面袭来、强加于我而取得的。老师的训示。有人问：“文中子说，圆形的东西运动，方形的东西静止。”先生说：“这正好说反了。静止的形体是圆的，运动的形体是方的。” 有人问：“假使管仲当初有必须一死的道理，管仲还肯死吗？”回答说：“董仲舒说得好：‘只有仁人端正自己的义，不谋求自己的利益；阐明自己的道，不计较自己的功劳。’” 有人问：“智慧崇高，礼处于卑下。”回答说：“所谓崇，正是说智慧；所谓卑，正是说礼。” 有人问：“充满并塞于天地之间，难道是说它在天地之间没有阻碍的地方发挥作用吗？”回答说：“这句话固然很好，但孟子说的却是气的本体。”}], 因而谈到守持志向，先生说：“仅仅这样也还是私意，但求学的人不这样做就不行。” 问：“就寝时不仰卧如尸，是说不要有一刻不敬吗？” 古代举行大享礼，夫人有接见宾客的礼仪。南子虽是妾，灵公既然把她当作夫人对待，就让孔子去见她。在当时的情形下，难道能不见吗？上天尚且不会违背它，何况鬼神呢？“鬼神”说的是它的功用，“天”说的是它的主宰。天下雷声震动，万物都顺应而不妄动；无论先天还是后天，都符合天理。人欲一产生，就成为虚妄了。古人只是善于推究自己所做的事罢了，这些话只是告诫齐宣王而说的。圣人却不必等到推究才明白。仲尼是圣人，他的道极其广大而恰当。在定公、哀公时期，人们没有不尊敬他。后来弟子们各自按照所学去实行，异端于是兴起。到了孟子，不得不加以辨明。到了天气寒冷的时候，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这句话只是取其坚贞不变的意义。天地鼓动万物，却不像圣人那样为之忧虑；圣人有主动作为的功劳，天地有不加主宰而成就万物的功劳。孔子在世时，周王室虽然衰微，天下诸侯还知道尊崇周王是美德，所以《春秋》的原则以尊周为根本。到了孟子时，七国争雄，天下却不知道还有周王室；然而百姓陷于水深火热，如果当时诸侯能够实行王道，就可以成就王业。所谓王者，就是主持天下公义的人，所以孟子劝说齐国可以成就王业，原因就在这里。我第一次拜见先生，第二天先生又来回拜。我于是问候起居，说到饮食安稳便利。先生说：“君子吃饭不求饱，居住不求安逸。颜子住在简陋小巷，只有箪和瓢，却不改变他的快乐。住陋巷、吃箪瓢，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大概是另有一种快乐胜过了这些吧。”【伊川】有人问：“佛教戒杀生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儒者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天生禽兽本来就是给人吃的，这种说法不对，难道有人是专为虮虱而生的吗？另一种说禽兽是依靠人而生存的，杀它们就是不仁，这种说法也不对。大体上，凡是力量能够胜过它的，都可以食用；只是君子有不忍之心罢了。所以说：看见它活着，就不忍心看见它死；听见它的叫声，就不忍心吃它的肉。因此君子远离厨房。过去先兄曾见到一只蝎子，不忍杀它，就放走了。颂中有两句说：‘杀了它就伤害仁，放了它就损害义。’”【伊川】以敬使内心正直，以义使外在端方，这与“德不孤”是同一道理。行善的人会有同类来响应；有朋友从远方来，也是善德充实的结果。德行充满天地之间，就更不是孤立的了。

译伯夷和孟子谈到他的事迹，认为他得到了圣人的清高；孔子说他的清高是有节制的，所以说“不记旧恶，怨恨因此就少了”，又说“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怨恨呢？”如果说他“在首阳山下挨饿，只是不吃周朝的粮食”，那只是说他贫穷饥饿，并不是说他不吃周粟，后来还采薇来吃，如司马迁所说的那样。音乐随着风气而达到相应的程度，《韶》乐则达到了最完备的境界。像尧时洪水正泛滥、四凶还没有除掉时，和谐还没有达到极致。到了舜以圣人承继圣人，治理达到极致，和谐也达到极致，所以《韶》乐最为完备。舜巡行各地，每五年巡行一个方向。仁德在自己身上，就不能谦让；如果美名在外，就不能不谦让。管仲没有为公子纠而死，但看他九次会合诸侯而不用兵车，便知道他是仁者。如果没有这一点，他不过是贪生怕死，连普通男女所守的信义也比不上。《游廌山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游廌山集》卷四 宋代游酢撰写 论士风奏疏 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士大夫到了无耻地步更大的了；他们只看见利益，便不再知道还有别的东西。就像进入市场抢夺金子，眼中再也看不见别人。开始时众人嘲笑他，稍久便有人迷惑，时间一长，天下人相继仿效，竟没有人认为这是错误。士风败坏到这种地步，连锥刀尖端那么微小的利益也要争夺；即使杀人来谋求自身利益，也可以做；迷乱国家来成就私利，也可以做。盗窃、奸邪、抢夺、掠取、欺诈和抗拒，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样，君主还依靠什么呢？古人说：礼、义、廉、耻，叫作四维。四维不能张扬，国家就不是国家了。如今想使士大夫人人自重，并且互相以名节相勉励，没有比朝廷首先向天下倡导清正议论更好的办法了。士人中如果有顽钝无耻、一次也容不进清议的人，就会不能列身缙绅，亲戚以他为羞，乡党以他为辱。这样一来，那些有志于义的人，宁可挨饿而不敢出门，也不敢丧失节操；宁可困厄终身、不得显达，也不敢败坏名声。廉耻的风俗形成，忠义的风气就会兴起。君主还有什么求不到的呢？希望陛下留意。《孙莘老〈易传〉序》《易》这部书，包罗万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顺应性命之理罢了。阴阳有消长，刚柔有进退，仁义有盛衰，三极之道，都起源于一而归于理。事物所遭遇的是时，所依托的是义，所导致的是用。懂得这三点，天下的道理就掌握了。这种道理，仰头看就显现在天文中，低头看就表现在地理中，处于人间则隐藏在人心里。然而百姓迷惑已久，不能自行领会；他们在利害的境域中昏暗地行走，却不知道方向。圣人为此忧虑，《易》就是因此而作的。伏羲取象而成八卦，文王重卦而具备六爻，周公为卦爻系辞，仲尼训释其义。从伏羲到仲尼，《易》这部书的道理就没有遗漏了。大概是要引导天下走上中正之路，并且归结到随时采取适宜措施。平居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变化、玩味占辞。用它来研治内心，思虑就精密；用它来应对事物，事情就能办成。上天也会帮助他，人也会助成他，又有什么凶祸呢？所以说：“由此兴起神妙之物，以先于百姓使用。”又说：“因事物的两端来帮助百姓行事。”这是四位君子的用心。孙公莘老年轻时就喜爱《易》，常常用它来修身，也用它来立身于朝廷。无论是进还是退，是说话还是沉默，是顺从还是违背，他都先依据《易》来占断，然后才行动。晚年完成此书，文辞简约而防范之意明白，义理正直而事情考核详实，又将把它同求学者共同分享。这大概也是先圣所期望的，难道只是为了靠讲解章句来成就自己的名声吗？这就是先生传授《易》的用意。求学者应当这样看待它。

译《家谱后序》过去我游酢在伊川程夫子门下学习，他说，儒者的道首先在于敦厚人伦、亲睦宗族。我恭谨地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用来记住而不忘。多么富有意义的话啊！从前姬公陈述诗篇来告诫孺子，周王一定要大力发扬祖先的德行；这不只是为了继承先人的声誉、承受先人的德言，也是为了启迪保佑后代。然而这实在难说啊！宗族的败坏，常常在传了几代以后发生；其中难保没有一两个衰微的支系，世世代代雷同附和，有的人连高祖、曾祖都无法考问，只是举出一位功名显赫、实际上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奉为“我的祖先、我的祖先”，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呢？唯独我们家族不是这样。我们家族在春秋时最为显赫；到我先人时，博学多闻，在诸侯间声名显著，恩泽润及百姓，与东里子产一同流传不朽，传中所称的子太叔就是他。到了伯度公辅佐魏国，功业卓著；伯始公接着兴起，风采气节高峻，节烈卓异，世世代代奉为日月星辰、山河岳渎，大概也是前后相继、共同光大先业的人。再传到简之公，任唐朝南丰令，给百姓施予了许多恩泽，至今仍享有不衰的祭祀。从那以后，本朝太平兴国年间起，簪缨朱芾接连不断直到今天，被称为巨族，来历已经很久了。我游酢承受祖父的福泽，继承家族祭祀，却反而使先人的恩泽散失、无人传述，这是谁的过错呢？只是我不敢稍有侵占假借，使支系混淆、世代次序紊乱，落入雷同附和的讥讽。这部家谱的编修，是兄长游醇倡议此事，我游酢将它完成；只是想辨别支流、澄清源头，希望不辜负敦厚人伦、亲睦宗族的教训罢了。若说要光大前人的功业，以福泽留给后代，那我哪里敢当！《宣义胡公墓志铭》公讳渊，字泽之，姓胡。他的先祖是江南人，唐末为避祸迁居建州崇安的籍溪。曾祖胡敏，祖父胡容，都修养德行而不显耀。父亲胡罕，气节刚强，重视诺言。乡邻有争执，不到官府裁决，而听他一句话；方圆数百家，终年没有诉讼。他家原本资产富足，宗族兄弟屡次来借贷，无力偿还，因此家产逐渐空乏，他却始终怡然自得，毫不怨恨。公生来聪敏，年少时就能缀辑文章。成年后参加官府考试，没有被录取，便更加致力于强记博闻。下至阴阳、卜筮一类的书，没有不精心研究的。父母年老而家境贫困，于是往来于江浙一带授学。每年年终估量父母所需，凡力量能够办到的，都全部买来带回奉献，自己退居一旁，毫无私心。父亲去世服丧，母亲患有晚年疾病，他不再远游，在乡里教授学生，早晚回家省视。严寒酷暑、风雨交加，也不耽误片刻。每当学生送来鲜美肥厚的食物，他全都带回去补助母亲的膳食。母亲怜惜他的诚心，勉强自己进食；他即使吃粗食、喝清水，也亲自安然处之。服丧期满后，他晚年寓居江湖之间并在那里安家。每逢时节，他追念父母，常想回去祭扫坟墓；子孙因他年事已高、体力不足，苦苦劝阻。公说：“我年轻时不能取得俸禄来奉养父母，这是第一件遗憾。晚年又因贫困不能住在祖宅，始终为先人洒扫，这是第二件遗憾。如今我虽然七十岁，筋骨体力还健壮，若能回去一次登上祖坟，死也可以瞑目了。”回去以后，他在墓地立碑作标记，补种松树和楸树，徘徊回望，痛哭一场才离去。路人见了也为之悲伤。因儿子入仕，追封两次宣义郎。宣和元年十一月壬子，死于居所的正寝。儿子五人，其中二人早逝。安国，朝奉郎，新任权发遣提举江南东路学士；安止、安都还年幼。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宿州教授范舜举，次女尚未出嫁。孙辈男女四人，完贡入太学。仁宗庆历、皇祐年间，书籍大多尚未刊刻，都是亲手传写的。公小时候，父亲所传的书在同乡仙洲吴居士家中。吴居士看他抄写的《论语》，字体谨慎，二十篇文字没有一处错误；又看他目光凝定审慎，十分惊叹赞赏。吴居士有个女儿尚未出嫁，聪明睿智，少有人能比，读书能够探究精微奥妙，因此择婿并不轻易答应。观察到公端正诚笃，便特意把女儿嫁给他。公既然天性纯孝，又得到贤良的配偶，夫妻共同竭力侍奉父母。虽然困厄贫穷，内宅之中却和睦安宁。当初，安国主管荆州教育，多次与太守意见不合。公知道他性情刚峻，催促他置田买屋。而夫人又常常告诫儿子说：“人最怕没有德义罢了，你千万不要因为惹事而使父亲忧心。” 于是公亲自修葺房舍，买了几顷田地，对妻子儿女说：“古代人有固定产业，所以士人不必仰赖俸禄。如今出外做官的人，大都低头徘徊于俸禄之间，以致在义理上自负。一旦被罢免斥退，就把父母妻子置于饥寒之中，却漠然无动于衷，可以这样吗？没过多久，他的儿子奉命在湖外荐举隐士，属吏控告此事，说所荐举的人是党人邹公浩托请的，又是故相范公的门人。安国因此被除名，回来后依托于所修的田舍，安然居处，不再向外经营；亲友这才知道公见识隐微、考虑长远。后来朝廷恢复他儿子的官职，任总益部，须跋涉远道，经过险路，恐怕难以奉养父母乘坐安车。儿子将要回去，实情上奏，又怕不知内情的人随意造谣陷害，从而给父母增添忧虑，犹豫不决。公察觉他的心意，便说：‘世间祸福，不是人的谋划所能完全预料的，你只管按照义理自己选择。’最终听从儿子的决定，让他弃官奉养父母。虽然长期处于贫困境况，始终没有一句悔恨的话。自从儿子入仕以后，公把他的俸禄余钱全部拿出来，供养兄弟的儿子；又把他们接来亲自教导，激励懒惰的，表扬有才能的，一定要使他们成才才罢休。临终时对安国说：‘儒者应当特立独行，不要把少量所得看成很多；你应当以古人为自己的期许。’ 话说完便去世了。第二年庚子三月辛酉，儿子遵照遗命，把公的墓穴安排在夫人的墓地中，准备安葬，前来请求墓志铭。铭文说：谁不做事？但没有什么比侍奉父母更重要。谁没有操守？但没有什么比守住自身更优先。唯有这两点，公自己做到了，又用来成就儿子的仁德。年轻时，文章和策论在科举中取得上等；壮年时，学问品行声望崇高。身在缙绅之列仍能警惕地自我反省，长久努力而不懈怠，以求达到古人的境界。这就是公的儿子。公还有谁能与他相比？

译《书明道先生行状后》先生道德高尚，具有长远的经世谋略和进退的大节。伊川季先生与门下高足已经论述了他的实迹，我游酢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谨慎地拾取遗漏的事迹，作为补充记录。先生生来具有奇异的资质，很早就闻知道理。年过二十，张子厚张明诚夫子把他视为朋友并向他学习。子厚年轻时自负才华，认为统率数万骑兵就可以横行匈奴，把叛羌看作容易对付，因此跟随他交游的人大多能谈论边疆事务。后来听到先生的议论，便回去向自己的门徒道歉，完全抛弃旧日所学，专心从事于道。虽然他在辈分上是先生外兄弟的儿子，却虚心求益，诚恳得仿佛唯恐赶不上。等到先生出仕，他仍写信给先生，说明自己在“定性”方面不能不受外物动摇，向先生求教；先生替他打破疑惑，使内外、动静在道上贯通为一体，这些从他的书中可以考见。后来子厚学问有成、德望崇高，见识者说他可以与孟子相比；然而他仍把自己的学问藏而不露，不多为人讲授。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即使听闻很多，如果不致力于积蓄德行，也不过只是善于口头表达和听闻罢了，所以不屑于同他们说。他生说：道在天下不彰明已经很久了，人们以自己所习惯的东西为好，自以为已经十分满足；如果一定要像孔门那样，学生不愤发就不开导，不苦思就不启发，那么师生之间的形势就会隔绝，而先王之道恐怕快要熄灭了。处在如今这个时代，姑且应当按照人的资质来诱导他；即使见识有明有暗，志向有浅有深，也都各自能有所收获，这样尧舜之道或许可以逐渐达到。子厚采用了他的话，所以关中的学者亲身实行，很多人和洛地之人一起推尊他们所从学的源流，正是先生启发了他们。先生被擢升为御史，神宗的宠遇非常深厚，屡次承受皇帝的诏令；他所进献采纳的意见一定依据经术，事情常在早期就辨明，并在开始时加以戒备。有一天，神宗随口谈到诏令文辞，先生说：‘人主的学习，只应当把最急要的事情放在首位，辞令文章不是首先要务。’神宗因此变了脸色。适逢同天节，宫嫔专门进献奇巧物品为天子祝寿，先生已经在朝廷进言，又回头对执政大臣加以劝诫。执政说：‘宫嫔这样做实在不是皇上的意思，有什么妨害呢？’先生说：‘制作淫巧之物来动摇皇上的心志，所造成的伤害多着呢，您的话不对。’执政的言辞于是屈服。当时有一位与先生同列御史台的人，志向未必相同，但内心仰慕他的为人，曾对人说：‘别人的贤能，还可以得到议论；至于伯淳，却像美玉一样，反复审视，表里通透，找不到一点瑕疵。’先生一生与人交往没有隐情，即使对待僮仆也以忠信相托，所以别人也不忍心欺骗他。他曾从澶渊派奴仆带金子到京师购买用品，估算金子的价值可抵二十万钱；同僚听说后无不惊骇。还加以讥笑。后来奴仆按期带着物品回来，众人才开始叹服。大概真诚之心发自内里，流露到四肢，见到他的人便信服仰慕，侍奉他的人也改变心志，大抵都是这样。先生从小到大侍奉双亲，把他们看得如同受伤之人一样小心；又气度清逸高洁，洒脱得仿佛身在尘世之外，似乎不适合劳苦。然而遇到事情时，他常常和地位低下的人同起居、同饮食，别人不能忍受的艰难，他却处之裕如。他曾经督办劳役，即使严寒烈日，也不裹皮衣、不乘车盖。他巡行所到之处，众人无法预料他何时到来，因此人人自动尽力。他曾提前完成事务；在过去，役夫队伍夜间常常喧哗，一人或许受惊，万人便争相起身，奸人乘虚盗窃的事数不胜数。先生用军队的纪律处置他们，后来直到役事结束，再没有喧哗的人。役事结束、役夫解散后，队伍仍像平常一样整肃。当初刚到鄠县时，有个主管酒税的人因受贿而臭名远扬，却倚仗势力、刺青为饰，自称能杀人，众人都害怕他，即使监司、州将也不敢揭发。先生到任后将和他共事，那人心中不安，便总是说道：‘外面的人说我盗窃官钱，新主簿要揭发我；我势穷了，一定会杀人。’话还没有说完，先生就笑着说：‘人们的传言竟到了这种地步。您食用君主的俸禄，哪里肯去盗窃呢？’ 万一确有此事，他将连救命都来不及，哪里还能杀人呢？”那人默然不敢再说，后来也私下赔偿了所盗之物，最终得以善终离去。州中有个属官，父亲早已去世，又遭遇祖母丧事；他身为嫡孙，却没有实现承担当家重任的礼制。先生替他推究典章法律的本意，详细地告诉他，那人听从了，后来这件事遂成为定例，天下缙绅才开始把它作为常规。大体上，先生对付小人，使他们不触犯法律；帮助君子，使他们一定成就美德，大多也是如此。先生虽然没有被任用，却没有一天忘记朝廷；然而他长期处于幽困中的操守，坚定如磐石，胸中的正气浩然冲出。所到之处，许多士大夫弃官来跟随他学习，早晨来拜见，晚上才回去；吸收他的和气，领受他的实学，时间一久便不能离开。他的门徒中有贫穷的，穿一件单衣过冬，多年志向不变，身体也不屈服。大概先生的教诲，关键在于修养自己；到他门下游学的士人，所学都要内心体会、自行领悟，不向外物求取，因此即使非常贫穷的人也忘了饥寒，已经做官的人也忘了爵禄。鲁钝的人变得敏捷谨慎，细弱的人变得宽裕，有刚强之气的人不违背义理，有柔顺之人也能立定志向；这样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不像世上的士人空想虚无、追述古人的糟粕，自己却不参与其中；等到把它用于事业时，只是茫然无所凭据罢了。当朝廷正打算任用真正的儒者来惠及天下时，天下有见识的人都说先生将要得到重用。不幸先生却去世了。唉，道的推行或废止，果然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决定的，真可悲啊！我哭着为他作赞说：天地的心，莫非就是太一的本体吗？天地的变化，莫非就是太和的运行吗？它坚定而高明，覆盖万物；它厚重而广大，承载万物。难道不是因为它的一体吗？阳气由此舒展，阴气由此凝聚，消长盈虚，却没有人能看见它的形迹。难道不是因为它的和谐吗？先生的德行，莫非就是融化心灵、涤荡思虑，默默与此相契合吗？不然，为什么会如此肃穆不止、浑厚无边，以至于善于言辞的人也不足以歌颂他的美德呢？唉！谁说这种道还没有施行、百姓还没有觉醒，而先觉者已经逝去了呢？百世之后，有人想要看见先生却不能如愿，难道也能从天地之间观察到他吗？《祭陈了翁文》

译唉！陈公，是万人中的俊杰！他的心胸如太虚般没有尘垢，心智明达透彻；经营天下的大谋略，像提起衣服的领子一样简易。他明察先兆，微小幽隐之处也能发出光明；考虑长远，使有见识的人也为之惊疑；预先警戒危险，使软弱的人受到警醒。即使使用蓍草龟甲占问，也有所凭据，可以供人观看和反省。唉！陈公只知道事奉道义，不知道鼎镬将临头；只知道以身殉国，不知道陷阱横在面前。困厄到白头，气度反而更加平和；逼迫到死地，志向反而更加坚定。处于贫困的时间越久，妻子儿女越安然自得。他在田野间仍心怀忠诚，从头到脚都以有利于万物为念，人们怀疑他是墨子；他一生救济饥民，独自承担重任，我知道他是后稷。行路的人听说后都内心悲恻。莫非上天将要把大任降给他，所以先使他的身体困乏吗？莫非我们的君主将追念他的笃实忠诚，破格提拔并收用他，以恩泽百姓吗？唉！谁能想到他会流离于道路水滨，遭逢种种曲折，最后沉沦在淮楚之地呢？唉！谁能想到谋略可以托付给心腹、勇力可以担当股肱之任，而他的志愿最终不能实现呢？浩浩荡荡的元气，竟惨然不知其中缘由吗？年初写的信，竟在讣告之后才送达。我手持书信痛哭一场，惊心伤骨。唉！陈公大概将来会有贤哲能够完全了解并称许他，有志之士能够慷慨为他说话，有仁人能够料理并保存他的家业，有良史能够完整记载他的实情并流传后世。我这浅陋的短文，哪里足以沿着他的流波而上溯他的源头呢？姑且以一杯酒寄托祭奠，聊表内心的诚意。向东遥望，内心悲伤，眼泪纵横流落胸前。尚飨。《跋陈居士传》从前扬子云称赞蜀地贤人，把李仲元看作令人敬畏的人；想来可以看见他这个人，诚信和顺的气质积聚在内心，又畅达地表现于外。大概他属于黄叔度一类，只是因为生在偏远地方，不为中原士大夫所知，独因扬雄的文章而使姓名载入后世。如今陈居士含藏德行，深厚敦实，沉潜于七闽的下邑，还没有人能够了解他。我的朋友中立替他揭发内蕴，以便流传给他的子孙；我知道他将和李仲元一样不朽。这对于彰明名教，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政和二年孟夏中澣书。五言律诗 为贺方回饯行，分韵得“归”字 邀客尽情饮酒，送你远行归去。情意随着绿水流远，目光追随白鸥飞翔。松树和菊花如今应该还在，往日的风尘已经不同。系舟面对后半夜的月色，怎能不再次依依不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归雁 天边骤起急风，江湖上野外的思绪悠长。悲鸣着忧愁地飞过绝塞，彼此接翼顶着风霜。泽岸上多有弋鸟的短箭，云间又缺少稻谷粮食。茫茫然哪里是栖息之地，饮水啄食又想归向何方？感事 世事如浮云般轻薄，劳碌一生仿佛漫长一梦。我这无用之材依附于栎社，幽隐的心意羡慕濠梁之游。风急时鹰鹯飞得迅疾，霜后草木已经枯黄。如果能够有约归隐闲居，早晚去询问耕种养蚕之事。七言律诗。春日山行有感 桥西十里之外另有一片天地，青山仿佛要与翠色云彩相连。园林寂静，鹿成为朋友；穿着野服轻快行走，儒者也仿佛成了神仙。在风中吟咏、在舞雩台起舞，正是今日的情景；伊洛一带雪花飘落，又是何年之事？追寻往事，顿时都成了一场梦；回头看春日景色，倍感黯然。游宝应寺 三座高峻山峰连接着白色水湾，谁在青翠山间开辟了这座兰若？竹床上云气懒散，禅心安定；长满荒苔的草径上，鞋齿留下斑驳痕迹。碧色山岚融入天空，仿佛形成玉宇；鸟儿飞过青山，离开尘世。这里就是蘂珠仙境，何妨闲吟一曲，使眉颜舒展。宝应寺读书堂落成，因而怀念明道先生。桥西积雪消融，天气转晴，在此择地建造茅堂，很快就欣喜地落成。繁茂奇异的花朵铺陈出野外的情趣，关关鸣叫的好鸟与读书声相互应和。春意浓郁，山岚的色彩展现无边景象；水面清澈，天光一直照到水底。还记得程门立雪处窗前的青草碧绿，至今遥遥追想，仍不禁心驰神往。六言绝句 山中即景 翠色云气与明丽和风，构成青松绿竹的世界；人家仿佛从天外飞来，野鸟从山涧中飞出，桃花随着溪水流来。七言绝句 题河清县廨 小院中闲亭长在，薜荔藤萝间有鹿穿过小径；傍晚经过这里，夕阳下景物萧散。案头文书很少，窗中却多有照着南山的明月。水亭 清澈的溪流曲折环绕着朱楼，荷叶茂密，风声繁盛，流水呜咽。两岸垂柳被细细烟霭笼罩，小桥流水之处就是沧洲。在颍昌寄给中立 在绛色帷幕中陪燕闲坐，每每从容地听取细微言论，万般忧虑顿时消除；惭愧自己仍挂念三釜之禄，快乐不能长久，这是在领受清风般的教诲。清冷萧条的颍水边有一间茅庐，魂梦中长久怀念与你同住。五里桥西的杨柳路，如今车马往来已经稀少。【龟山末句作：“可能鞭马复来无。”】登归宗岩 奇险高冠于南闽，这里最为奇绝。归宗千古名胜，究竟是谁归来？直到今天来此访游，谁最先到达？知道是曹、刘二人，他们比我更早知晓。告诫儿子 三十年前曾寄宿草庐，五年之中三次登第，世间实在少有。门前还留着獬豸冠和公服，只怕儿孙不肯读书。《御史游公墓志铭》　杨时 我的朋友定夫去世的第二年，他的儿子某从历阳渡过大江，来见我说：“先君的朋友中，只有您与他最为深厚。如今已经安葬，但墓穴中的墓志还没有文字可供镌刻，恐怕最终湮没而不能流传，冒昧以此请求。”我告诉他说：“像先公那样的明德，光明如日月星辰，即使卑贱如奴仆也都知道；他的流风余韵足以成为世人的老师、社会的典范，哪里还需要依靠我的言语来流传呢？然而过去元丰年间，我们一同在明道先生兄弟门下受业，有两位朋友，谢良佐显道公是其中之一。三年之内，两位先生相继沉沦去世，留下来的只有我一个。追念平生，触及任何事情都没有不令人悲哀的。如今您的儿子把墓志托付给我，除了我还可以托付给谁呢？”公讳酢，定夫是他的字。他是建州建阳人，起初和哥哥游醇都以文章品行闻名当时，所交往的都是天下豪杰。公虽然年少，但一时的老成宿儒都推许他为先。伊川先生因事来到京师，一见面就说他的资质可以引导到道上。当时明道先生任扶沟县令，先生兄弟正把倡明道学作为自己的责任，设立学校，召集县中子弟教导他们，便召公来主管学校事务。公欣然前往跟随，领会了先生的精微言论，于是完全抛弃过去所学而求学。后来公任河清县，我前去拜见他。伊川对我说：“游君的德行器识纯粹无杂，问学日益进步，政事才能也远远超过常人。”他在师门中受到这样的称许，那么他的造诣便可想而知了。公于元丰五年考中进士，调任越州萧山县尉；因侍臣推荐，被召为太学录，改授宣德郎，任博士。公因为家贫，等待任职，奉养父母不便，于是接受拟任河南府河清县知县。忠宣范公任河南府长官，把他当作国士相待；凡有疑难议论，一定同他商议订正。后来调任颍昌知府，征召公随行，任府学教授。不久回朝，再次主持国政，立即任命公为太学博士。后来忠宣被罢免政事，公也请求外任，授齐州签书判官。因办理公事，按年资劳绩改授奉议郎；遭逢大中公丧事，服丧期满后，再调任泉州签判。上皇即位，因普遍恩典改授承议郎，赐绯衣银鱼袋。回朝又被召为监察御史，考核后转朝奉郎，出任和州知州。一年多后主管南京鸿庆宫，居住在太平州；两次请求再次任职，因八宝恩转朝散郎，考核后转朝请郎，任汉阳军知军，考核后转朝奉大夫。因父母年老再次请求宫观职，授提举成都府长生观；遭逢太硕人丧事，服丧期满后，任舒州知州，调任濠州知州。

译没过几个月，因随从官员被贬而罢守，回到历阳，便在那里安家。宣和五年五月乙亥，因病死于正寝，享年七十一岁。这年十二月丙午，按照遗命，与夫人合葬在和州含山县升城乡车辕岭的原野上。公自幼不同凡俗，读书看过一遍便能背诵。到了壮年，更加自我勉励，心领神会、目光所及便能通晓，不受世俗儒生习气的拘束。他内心诚实，显露于外；仪容、言辞、应对，都灿然有文采，远远望去就知道是成德君子。他侍奉父母没有违逆，交朋友守信，任官时对僚属和吏员有恩意。即使人们乐于尽力，也没有谁敢怠慢他的命令。他的惠民政绩留在百姓心中，百姓像敬爱父母一样拥戴他，所以他离任后人们便思念他，时间越久越不能忘怀。他初次做官时还没有经历多少政事，县里有十多年的疑难案件不能判决。公代理县政，一次询问便查明实情而释放涉案者，精明干练一向如此，任官者都佩服他的明察。近年来，编户百姓困于征收赋税，而修缮奉祀馆舍、购买材料、调发民夫，没有一个月不如此，所到之处都骚扰不宁。公先后治理四郡，处理这些事务绰绰有余；即使有时兴建营造，百姓起初并不知道，事情却已经完成。这些对公来说不过是糟粕小事，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所以不再逐一记载。至于他的道学足以使世人觉醒，余泽足以惠及天下，只是正逢时局清明，却来不及施展便去世了；这是士人舆论共同惋惜的事，并不是我个人的私言。曾祖尚，祖父礼之，都没有做官。父亲潜，赠太中大夫。娶吕氏，封宜人，有贤德善行。她以孝顺公婆闻名，友爱姊妹妯娌，和睦姻亲宗族，没有人有异议。公一向贫穷，不经营产业，夫人刻苦节俭、安于粗食，能够使家庭和顺，内助实在很多。她在公之前三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儿子七人：防，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死于任上；拟、捄、握，都早逝。损，迪功郎、前授归州司兵曹事。掞，将仕郎；拂，尚未做官；二人都学习儒业，使家学世代相传。女儿一人，嫁给时之的儿子遹。孙子三人，孙女五人。有《中庸义》一卷、《易说》一卷、《诗二南义》一卷、《论语孟子杂解》各一卷、《文集》十卷，收藏在家中。铭文说：唉！上天啊！为什么不肯稍稍留住他？正当时局清明，贤哲却凋零。道虽然没有推行，斯文却没有灭亡。百世之后，它的流传仍将有光彩。年谱 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二月十五日午时，公出生于建宁府【隋代设置建安郡，末期改为泉州，唐代为建州，宋初隶属江南，后来又隶属两浙，不久改隶福建，升为建宁军节度，后来升为今天的名称】建阳县长平。至和元年甲午，公二岁【改元的第一年都这样记载】。嘉祐元年丙申，公四岁。嘉祐五年庚子，公八岁，善于写文章，人们称他为神童。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公十二岁，专心研读《孝经》。神宗熙宁元年戊申，公十六岁，和哥哥质夫跟随族父执中在家塾学习。熙宁三年庚戌，公十八岁，和叶敦礼、施景明一起跟随江处中在集公山学习。熙宁五年壬子，公二十岁，参加乡试被推荐。伊川先生在京师见到他，说他的资质可以引导到道上。八月，明道先生任扶沟县令，召他主管学校事务。熙宁六年癸丑，公二十一岁，礼部试落第，补为太学生回乡。熙宁八年乙卯，公二十三岁，获太学推荐。元丰元年戊午，公二十六岁。元丰四年辛酉，公二十九岁，和杨中立、谢显道按照师礼在颍昌拜见明道先生。记录有《明道先生语》。元丰五年壬戌，公三十岁，登黄裳榜进士。元丰六年癸亥，公三十一岁，调任越州萧山县尉。三月，长子防出生。元丰七年甲子，公三十二岁，赴萧山任职。元丰八年乙丑，公三十三岁，任职萧山。因侍臣推荐，被召为太学录。六月末，听到明道先生的讣告，在寝门设位哭祭，撰写行状。七月，次子拟出生。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公三十四岁，任太学录，改授宣德郎，任博士。元祐二年丁卯，公三十五岁，任博士；因家贫等待任职，奉养父母不便，于是接受拟任河清县知县。元祐三年戊辰，公三十六岁，任河清县令。四月，第三子拂出生。元祐四年己巳，公三十七岁，任河清县令。当时忠宣范公任河南府长官，把他当作国士相待，有疑难议论便同他商议订正。后来调任颍昌知府，征召公随行，任府学教授。五年庚午，公四十八岁，任教授。五月，第四子损出生。六年辛未，公三十九岁，任教授。七年壬申，公四十岁，任教授。范公不久回朝，重新掌握宰相之权，立即授予公太学博士之职。七月，第五子掞出生。八年癸酉，公四十一岁，任博士。他与友人中立离开河清，以拜师的礼节在洛阳拜见伊川先生，并记录有《伊川先生语》。绍圣元年甲戌，公四十二岁，任博士。六月，第六子捄出生。二年乙亥，公四十三岁，任博士。范公被罢去政权，公也请求出任外官，被授为签书齐州判官防公事。十二月，女儿到了适婚年龄，嫁给中立的第三子遹。三年丙子，公四十四岁，任齐州官。十月遭逢父亲去世，解除官职回家服丧。四年丁丑，公四十五岁，仍在服丧期间。把大中升叔安葬在宝应寺山。元符元年戊寅，公四十六岁，仍在服丧期间。在廌山山麓修筑草堂，撰写《论孟杂解》《中庸义》。二年己卯，公四十七岁。正月服丧期满，再次调任泉州签判。在武夷山五曲修筑水云寮，作为讲学论道的场所。撰写《易说》《诗二南义》。三年庚辰，公四十八岁，赴泉州任职。十一月，上皇即位，召回朝廷，任监察御史。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公四十九岁，任御史，论述士大夫的风气。正月，第七子握出生。崇宁元年壬午，公五十岁，任御史，出任和州知州。二年癸未，公五十一岁，任和州官。三年甲申，公五十二岁，任和州官。一年多以后，主管南京鸿庆宫。四年乙酉，公五十三岁，任鸿庆宫官，居住在太平州。五年丙戌，公五十四岁，仍在太平州。大观元年丁亥，公五十五岁，仍在太平州。二年戊子，公五十六岁，仍在太平州。三年己丑，公五十七岁，仍在太平州。四年庚寅，公五十八岁，仍在太平州。

译政和元年辛卯，公五十九岁。仍在太平州，两次请求继续任职，出任汉阳军知军。二年壬辰，公六十岁，任汉阳官。三年癸巳，公六十一岁，任汉阳官。四年甲午，公六十二岁，任汉阳官。因为父母年老，再次请求任宫观之职，被授为提防成都府长生观。五年乙未，公六十三岁，仍任长生观职。七月，遭逢太硕人去世，解除官职回家服丧。六年丙申，公六十四岁，仍在服丧期间。七年丁酉，公六十五岁。十月服丧期满，授任舒州知州。重和元年戊戌，公六十六岁，任舒州官。宣和元年己亥，公六十七岁，任舒州官，调任濠州知州。二年庚子，公六十八岁，任濠州官。不到几个月，因从官谪守冲，罢职归来，寄居历阳，于是便在这里安家。五年癸卯，公七十一岁。五月乙亥（二十三日），因病在正寝去世。十二月丙午，按照公的临终遗命，与夫人吕氏合葬于和州（战国时属楚，秦代为历阳县，晋代为历阳郡，后来齐代为和州，隋、唐时有时称历阳郡，有时称和州，宋代沿袭旧称）含山县车辕岭的原野上（后来改名为察院岭）。文靖杨公为他的墓葬撰写墓志。《游廌山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