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文集卷三

译题《万里江山图》从前曾经像司马子长那样远游，乘一叶客舟遍览万里江山，把奇伟瑰丽的景物全都收进胸中；怪不得打开画卷，便思绪悠悠。枕上有怀 天气寒冷，游子身上的客衣单薄。梦中环绕着家乡的树林，一直到夜深。想来是我的亲人思念儿子太深，每天都倚门盼望我骑马归来。在诸暨途中访方隐君不遇 竹屋刚刚建成，环绕着山涧弯曲之处；近年来为了避祸，隐居在烟雾藤萝之间。门前并不是通往长安的道路，却笑行人也白白经过。题画二首 绿色侵入鸡距草，疏落的叶子染成黄色，鹅雏般的淡色花朵点缀其间。暑雨凉风刚刚进入画中，不以浓艳去争胜于春日的光华。【黄葵】暖日下，美人的脂粉容颜凝聚着清晨的困倦；东风中，翠袖倚着春意沉醉。一枝海棠画得如此相似，反而觉得情意浓厚，思念难以承受。【海棠】题画马 沙苑秋意深浓，苜蓿肥美，五色斑纹的毛色灿烂生辉。奚官不要拿青丝缰绳来驾驭它，它本来就是龙马，不肯受羁绊。春早漫兴二首 云层漏出阳光，光线淡淡没有光彩；微暖和轻寒相互送来。醉眼不要嫌春色浅淡，东风刚把柳丝染成嫩黄。步出树林，向东走过水的西边，却见不到可爱的人，思绪迷乱。清晨的风偏偏嫉妒墙头的杏花，把胭脂般的花色全吹落，染污成泥。古意二首 亲手织成有花纹的罗，刚从织机上落下，便要裁剪来做郎君的衣服。衣服做好了，却又舍不得给郎君穿；穿上时，恐怕会带着酒气防备他归来。一面如水般的青铜镜，懒得叫人擦拭，任它昏暗蒙尘。只是因为我的容颜憔悴得厉害，照镜时看得分明，容易使人伤心。漫兴四首 山前挂着渔网，秋意深浓；斜风细雨，使人难以抑制思绪。清溪曲曲弯弯，空自像画一样，却不能描摹愁人的这段心情。天地间的浑浊气象日益苍黄，南北战乱任意扰攘。怎样才能得到三万名手挽强弓的人，向天空搭箭射杀天狼？常常奇怪杜少陵一生奔波，忧愁的篇章、苦涩的诗句总是接连不断。如今世事多有离乱，想要写出艰难，却惭愧自己还不能做到。天边的消息遥远而没有期限，我独自站在苍茫之中有所思念。总说梅花最早含有春意，什么时候才能开到北方边地的枝头？寄赵子将二首 又见东风吹绿柳丝，客居的情怀总是怨恨春天的到来。像沈约那样腰身消瘦，又能成就什么事呢？未必是为了风流，只是因为作诗。可怜您失意落魄，不能忍受羁旅；笑我和您一样，却还笑我不够痴。如今世事只像一场戏剧，甘愿在清明之世隐藏踪迹。题宗原常医卷 家传自有回銮的护卫传统，选择医术后深入研习《素问》。不要说今天像司马迁所记的名医已经少了，仓公还等着与您一同传名后世。题陶渊明醉像 从彭泽归来，任凭这一身自在。常常在醉中显露天然真性；白衣使者没有来，也完全是闲事，自有平常滤酒的头巾。送绶东归十一首 青岩山下，万棵松树青翠；雨露滋润着它们，经历着岁月。不要让樵夫前来砍伐，使严君的遗体暂且得以安宁。亲手种在堂前的宫样梅花，胭脂染成的花色，花瓣重重叠叠。梅花边正好献酒给慈亲，暖日下花容映照着醉红的面颊。旧宅年代久远，在县衙西边；门外萧条，带着荒僻的小路。高兴听说县令保存忠厚之风，留下我家的梧桐等待凤凰栖息。文献流传下来的风范，足为百世师表；华川东岸有新建的祠堂。殷勤地替我感谢同门朋友，时时用苹藻献上一杯祭酒。一曲清江，一畦田地，闲居耕作垂钓，足以安度一生。庞公即使在城市，又何曾进入其中？千古以来都让人称说这位隐逸贤者。青村地处偏僻，稼轩幽静；来往交游的人都已白头。酒杯和诗篇虽然没有废弃，但应当已经不再是少年时的游乐了。早晨趋入朝廷时走过螭陛，星星还在门边；从銮坡值宿归出时，太阳已经沉入城中。想写一封乡书，却全然没有空闲；相隔千里怀念，只能独自有这份情意。客居边地时与你分别，觉得惊心动魄。留给你的行囊里没有一寸金钱。归途遥远迢迢，我很熟悉；梦魂会随着你回到家乡的树林。我家十代承袭簪缨世业，惭愧我才疏学浅，似乎不能胜任。虽然文章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但诗书的遗绪必须相承下去。多年客居在外，疲倦于奔波劳碌；幸赖你经历艰辛，支撑门户。临别想说话，却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把甘旨供养，用来供给你早晚的生活。归途经过钱唐，不要久留；在西陵渡口赶乘官船。到家时已经将近腊月末，好好会见亲邻，酒刚刚滤好。九月八日灞桥戏题 驴背上萧萧作响，帽子的影子偏斜；斜风落日，正到灞桥边。玉堂中的仙客无人认识，徒然说起当年的孟浩然。兰州 洮河的云、陇地的草，全都走尽了；道路到了兰州，已经是最边远的地方。谁相信向西行走从这里才开始？天外还有一重天，一重又一重。无题（回文七言绝句四首），与友人共同创作。微微有些醉意，带着欢欣，春意已经很充足。秘密的约会成为约定，傍晚晴朗的天气很多。飞花落下的地方焚烧香篆，乳燕归来时卷起罗帷。风从竹径吹起，使浓绿迷蒙；雨过莲池，洗浴着肥润的红花。对着铜镜梳妆，面向北窗；在绢裙上题字，在墙的东边嬉戏。芳香凋谢的菊花含着重重露水，清瘦的梧桐叶沾上轻霜。凉夜里怕用扇子，便把绢扇收藏起来；遥远的道路上将要寄信，写满长长的纸笺。残雪欣喜地传来三腊的消息，早梅高兴地报告一线春意。寒气欺压着独枕上的鸳鸯梦，烦闷凝结在双眉之间，翠眉收敛成忧愁。客窗 客窗外风雨交加的夜晚，沉沉的夜色中形影凄然。只有青灯拥着被子相伴，像骨肉亲人一样陪伴到更深。宿在宁远县途中题田家二首 门前柳树像绿色的云团聚集，院里的梨花像新降的白雪。满眼春光谁能占有？不应当也还有后来的人来享受吧。携着妻子、抱着孩子的白头老翁，远处出了城西，近处走到坞东。却笑长安那些追逐名利的客人，半生大多在离别之中。歌 黄河水 黄河水从西边流来，一转弯就是一千里，转过四道弯向东流归入渤海。浑浊的波涛浪潮深不见底。旧时传说黄河三千年才清一次，圣人才会出现，天下才得安定。黄河水清澈，是多么少见啊！唉，至善至美的太平之治，凭什么才能回来？我愿黄河年年清澈，圣人在上，圣人再次降生，千秋万代长享太平。题《九江秀色图》从前听说过《庐山谣》，如今亲眼见到庐山高耸。庐山之高，足有几万仞。九江的秀丽景色无法一一招引尽览，山南山北到处都是美景。五百座僧房密密排列，如蜂房相缀；香炉峰直削而上，像金色的芙蓉。瀑布长长拖着青翠的翡翠，晴日的山岚暖雾早晚浮动。画图仿佛也无法求得这样的景色，谪仙李白已经离去三千年了。怎样才能让您起身，跟随您一同游览呢？筑城谣 早晨筑城，晚上筑城；城墙想筑高一些，刚高起来就崩塌。江南五月正逢连绵大雨，随崩随筑，人人都苦不堪言。大户人家筑城多到卖田，小户人家卖掉财产来捐钱。早晨筑一寸，晚上筑一尺，全都是平民百姓的膏血积成的。争着说城墙高就可以防贼，可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了，又有什么益处？您难道没有看见，陛下盛大的德行如同上天，四海一家，千万年如金城汤池般坚固，并不是靠城墙所能依恃的。为什么竟让百姓的力量坐此凋敝？

译《白翎雀图》白翎雀，羽毛白得像雪，成群呼叫着寻找食物，发出啁啁哳哳的鸣声。是什么人把它翻作弦上的曲调，传给江南的士女们听？南方人听到声音，却没有见过它的形状，于是画师又为它绘制丹青。画成丹青，究竟像不像？知道你这种鸟出生的地方在哪里吗？秋天高远时，口子一带的草像云一样；风势强劲时，脑儿一带的沙如水一般。《五禽言》，依王季野的韵 努力耕作，努力耕作！人们都说田家有耕作之乐，谁知道田家的艰苦？养蚕一百筐，种田一百亩。田地和蚕桑并不是没有收成，只是抵不上缴给官府的赋税。只愿官府不要亏待我们，田家努力劳作并不推辞。提起葫芦来劝饮美酒，三月春风吹满花朵和柳树。拿这一杯酒为您祝寿，人生寿命不到百年，一天过去一天实在可惜。若身后名声不能建立，只会徒然让后人悲哀。不如一饮三百杯，日日不管醉倒如玉山崩颓。脱裤子，脱裤子！人情只怜爱新的，不怜爱旧的。旧裤是用棉絮缝制的，新裤只是裁布做成。四月薰风吹来，天气稍微炎热，人人穿布裤，便脱下棉裤。棉裤并不是不完整，只是错过时令，谁还怜惜它？泥滑滑，路上满是泥；我的双脚、马的四蹄，都被泥困住。想向前走，却不能奔驰，不能奔驰。心里不要恼怒，跛脚的鳖也能走完千里路。假如时来运转、志得意满，早早成名，自然会有通向青云的道路在脚下出现。行不得歌，天地之间满眼纷乱；荆湖地区战乱，尸骨堆成山丘，江淮之间鲜血成河，道路断绝，这可怎么办？您将要往哪里去？想投奔辽东而去，却又要从海上经过。行不得歌，海水哪里可以测量？如今连平地都到处是风波。青潭山神祠乐歌 义乌县东三十里有一座山，名叫青潭。山神名为楼府君。神灵发祥而应验祥瑞，在这里享受祭祀。但没有人详细知道他的来历。有人传说他是与梁代双林傅大士同时的人。府君成为神，大士曾有助力。宋庆元年间，江州太守王寅，是县里人，才开始列举神灵的美好功绩，使它闻名朝廷。皇帝下诏赐庙额为“顺应”。元至正十五年，江州王氏七世孙祎又作迎神、享神、送神乐歌三章，让乡人每年按时歌唱来祭祀神灵。歌词如下：青潭山高大险峻，洞窟中龙蛇蓄藏，云雷之灵正是君神，您居住在这里。忽然威势盛大而降下甘霖，福泽随着神灵的巡游由东到西；雨丝绵绵，风声凄凄。神灵到来，阴霾消散；吉庆阴盛，光明灿烂。神灵的旗帜，翠色旄饰披展，光辉秀美，纷纷繁茂。神灵的车驾，两根朱红车辕，彩色虹霓作引绳，四匹苍龙驾车。神灵到来，仪容显现；面色如荼，衣服如彩绘。神灵盛大而来，和蔼缤纷，恍惚之间，俨然如同仍在。神态安闲从容，若明若暗地徘徊，何不留下来享用祭品？我将…… 以上是迎神曲，青潭山之一。神灵既已降临，香脂和艾蒿都散发芳香。神灵降临这里，鉴察我们的纯诚。我的酒已经滤好，酒中调和着百种香料；我的祭牲已经剖解，它的角还像蚕栗般幼小。用音乐来佐助祭祀，钟声属宫调，笛声属羽调。左边的祝官、右边的巫觋，都整齐有序。准备了这些美好的祭品，恭敬地承奉。春天祈求，秋天报答，盛大的祭祀终于完成。我的诚意非常明显，哪里只是徒具仪式？借助仪式来献上诚心，神灵因此欢悦享用。以上是享神、神灵降临曲之二。苍天高远，大地深厚，分别安置尊卑。高处高得无法叩问，低处低得无法靠近。我们人类居于天地之间，与同类相处；若不依靠神灵，还能依靠谁呢？我们依靠神灵，难道没有期限吗？春秋祭祀，礼仪很多。神灵既已享用祭品，不要抛弃我们。可叹我们的百姓，苦于种种灾害，有创伤疾病，有旱灾饥荒，何况还有战争和横逆加害。只有依靠神灵的威力，才能善于抵御排除，荡涤妖邪灾气，使福祥增多，获得丰年，谷物堆积如丘。老人、儿童都安逸嬉游。神灵赐福于我们，并不是为我个人私有；爱惜生命的德行，正合于上天的昭示。神灵将要离去，不能再稽首俯身高拜神旗。千秋万代，永远思念神灵。以上是送神曲《穹厚》之三。《赵将军歌》赵将军胡须鬓发如画，身高六尺，年纪不到四十岁，勇敢而仁厚；不只喜爱武事，也喜爱文学。他弯弓如乌号，满挟月形旗帜；高举大赤旗，高耸凌云；骑着拳毛紫马，配着白玉马勒，佩双脊宝剑，剑上有青萍纹。他从弱冠时便统领军队，到如今已历经百战、建立功勋。有时闲暇散逸，便在席上宽衣缓带，整齐地邀请嘉宾。月夜在翠竹下投壶，清晨在红莲边临风垂钓。谈论诗歌和曲调，从不厌倦，歌声更与蛾眉美人的蹙眉相对。皋兰山下，大河岸边，坚固的城池高高耸立，开着重重城门。近处控制西夏，远处通向西域，杂居着蕃汉百姓，居民众多。圣皇在位，重视边疆，夷人和汉人一视同仁，施加威势和恩德。将军奉诏前来镇守，体察圣上的深意，安抚远方之人。戎羌的酋长们全都仰慕仁义，奉上礼物、归附投诚，归来时如同奔跑一般。部署安排尚未满一个月，轰轰烈烈的功绩声誉已经传到遥远荒地。难道没有看见从前汉家的赵充国吗？金城守住以后，召信臣先在边地屯田，十二条事务都坚持稳重办理，夷族后裔安服，称他如神。古今边将都推许他为第一，史册所记，光辉灿烂。将军，将军，请多多自爱！太史令有史笔，我将为您伸张记述。题《积庆堂歌》武川的溪流，是浙水的发源处，向西流到金华，汇合成为双溪，水势更加浩荡。在它发源的地方，有徐氏居住在村中；他们家世代崇尚诗书礼仪，培植德行、树立仁义，一向以积善闻名。有弟弟和兄长，有儿子和孙子，一家之内和蔼如春日温暖，世代事业没有衰落。善行所积，这就是福庆保存的原因。试看从前，有的人七代都佩戴貂饰，有的人三代位列公卿，全都是从微贱之家使门第显贵，由于积德所造成。怎能说没有因果呢？那些深重奸恶、肆意作恶的人，竟然获得尊贵富足、安宁荣耀，只是上天尚未作出定断，并不是上天真的昏乱。我愿徐氏有继承者而永不衰替，百世虽远，福庆仍然敦厚。若认为我的话不可信，请看武川水源深、流水长，绝不是可以忘却的。拟作唐代凯乐歌 据《唐书·乐志》记载：凡是任命将领出征，取得大功、献上俘虏和敌人的首级时，所奏凯乐使用铙吹二部，乐器有笛、筚篥、箫、笳、铙、吹歌七种，轮流演奏《破阵乐》等四曲。第一曲《破阵乐》，第二曲《应圣期》，第三曲《贺圣欢》，第四曲《君臣同庆乐》。当初，唐太宗平定东都、击破宋金刚，后来苏定方擒获贺鲁、李勣平定高丽，都装备军容，唱着凯歌入城。贞观、显庆、开元年间的礼仪记载中，竟没有仪式注释，但太常旧有《破阵乐》《应圣期》两曲歌词。到太和三年，才完备仪式注释，又补写两曲成为四曲。如今看它们的歌词文意，大多近于没有可取之处，所以借用原来的曲名，另外撰写歌词，以备采择。破阵乐 惟有皇帝承受天命、应合宝历而兴起，显赫地发扬神武，轰轰烈烈地震动天下声威。手持黄钺、白旄，四方征讨不服之国。那些愚蠢的枭獍之徒，像蜂蚁一样营营聚集。以萧斧砍伐朝生暮死的菌类，一挥之下无不荡平。最大的罪恶既已铲除，天地永远清平安宁。应圣期

译千载以来开启昌盛的时运，天、地、人三灵共同协合圣明的谋略。帝王神圣的教化不断延伸，玉牒中储存着福庆的源流。以磨带和山河为誓，绘制统辖夷夏的疆域图。大明之光真正普遍照耀，万物全都复苏。制作礼乐，兴盛王道和华夏；歌咏赞颂，归属于帝尧、虞舜。从此以后承接太平，吉祥祥瑞都记入符瑞之中。贺圣欢 轩辕垂衣而治，虞舜的朝廷舞动干戚和羽旄。达到最完美的治理，以臻于圣明，万物因此显现。开合如同天地，治理兼用文德和武功。恩泽像漏泉一样普遍，仁风感动整个国土。君主的德行如龙，群臣拜伏如虎。万岁又千秋，太平延续横贯古今。君臣同庆乐 天地既已开辟，泰平到来，君臣都应合时运。贤明的君主和良臣本是一体，同享庆贺欢乐。君臣情谊真挚契合，如鱼得水、如龙得云，形势常常相随。周王依靠太公望和召公奭，虞舜依赖皋陶和防风。共同歌舞，承当千年的时运；共同经营，奠定百世的根基。在一堂之上相继歌唱，共同吟咏《角招》之诗。《渑池县丞王侯驱虎歌》（并序） 洪武四年四月，括苍土侯熙阳任渑池县丞。在这以前，境内老虎伤人的事情没有一个月间断过，百姓把它视为祸患。王侯到任后，便写文书与城隍神约定：“从今以后，老虎全部离去；如果不离去，责罚就有所归属。”话说得十分激烈恳切。不久老虎果然绝迹，百姓认为这是王侯德化所造成的。我经过渑池时亲眼看见这件事，因此作歌说：渑池境内老虎最多，道路上的行人共同忧愁痛苦。狂风怒吼，震动尘沙；落日之中惊动魂魄，烟雨凄惨。王侯奉诏前来担任县丞，百姓有伤痕创痛，他亲手抚慰；一下车便奔走拜谒城隍神。亲自写下文书，对着神明说道：“幽冥与显明虽然有分别，我和您这位神都共同守护土地。如今猛虎确实伤害百姓，责任不在我，却在您。早早把这些恶类驱离境内，您这位神才无愧于百姓之主。”精诚专一的念头既已感通神明，神灵便暗中驱逐，使它们牢牢离去。驿站使者和邮递人员半夜奔驰，耕农和商旅清晨聚集。从前一出门就害怕道路，如今连片村庄都安定无事。童谣纷纷传唱，彼此说：“是谁使我们能够安乐居住？”这是我侯的德行与神灵相通，所以使灾祸邪气消散退去。难道没有看见古来循吏的美好事迹吗？有许多老虎的地方，曾有渡江、渡河的故事；渑池的事情也同样不可磨灭。王侯啊，王侯，叫我怎能不赞叹您呢？曲 南城曲二首 用白罗束着头发，双髻垂下；穿大红衫子、小红靴，与郎君并马一早走出南城的道路，问人：“杏花开得多不多？” 南城的杏花像锦缎一样，看到红花就要索取酒来，醉在春风中。郎君入宫值宿的期限还没有满，请对他说，回去不要匆匆忙忙。次友人《离别曲》东风吹来，春意充满南边的小路。杨柳青青，李花洁白。花和柳年年都有美好颜色，我的容貌却已经觉得今非昔比。自从结发成为您的妻子，您前往长安，经历了多少寒暑？明知时光流逝，您却留宿在青楼，不像我独守闺房，长夜受尽苦楚。大丈夫不要空说功名好，因为没有说到离别会使人容易衰老；反倒让人羡慕乡村人家，白头到老的夫妻能够成双。江上曲 木兰船系在门前的树上，郎君今天早晨划船离去。临行时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约定说回来时天一定已经晚了。江上的风向水势难以预料，到了日暮，也不知道他究竟回不回来。荆树曲 紫荆树当着窗前青翠挺立，众多枝条共同生长在一个根本上。去年风吹坏了北枝，使南枝憔悴，颜色凋落。今年北枝又高兴得如同从前，南枝的颜色也都鲜明起来。树木本来没有知觉，难道会有意志吗？只是因为同根而生，所以本来就应当休戚相关。你没有看见吗？桃树生在道路旁的井边，李树生在桃树旁边。虫子来咬桃树的根，李树便代替桃树先枯死。桃、李是不同的树尚且如此，何况同出一个根本、枝干相连呢？人们若不是兄弟也就罢了，如果是兄弟，就应当以荆树为比。忆别曲 低低的门前，有两株桑树。回忆你离别的时候，从桑树下走去。桑树长出叶子，青了又青。我想你脸上的颜色，应该还和从前一样。桑叶养成蚕，蚕吐成丝；把丝缠绕起来织成绫，满满一机布，想要裁剪成给你穿的衣服。只是怕你穿上衣服后，反而不想回来了。荆门曲 从任城向北走三百里，官道旁的树木像云一样，夹在河流两岸。水深的地方，水浅的地方，船行都很迟缓。过了五天才到达荆门西面。荆门的津吏不开闸，前船和后船像鱼鳞一样挤压在一起。名声和利禄催逼着人，贪赶路程，月亮已经落到地上，便登车赶路。《王忠文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四 明代王祎撰写 论

译河图论 《河图》出现在六经尚未创作以前，距六经创作已经两千多年了，但关于它的说法至今还没有弄清楚。《易大传》说：“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们。”图出于黄河，伏羲据此画八卦；书出于洛水，大禹据此叙述九畴，这本来是确定的。然而这种说法至今仍不明白，过失在于不知道图与书的区别。现在看来，九居上、一居下，三在左、七在右，二、四为两肩，六、八为两足，五居中央，以奇数偶数相对；这种数到九的图，是刘氏所说的河图、朱子所说的洛书。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东，四、九居西，五、十居中央，以生成之数相配；这种数到十的图，是刘氏所说的洛书、朱子所说的河图。然而朱子把九数图定为洛书、十数图定为河图，说这是依据邵子的说法；而邵子只说：“圆形的是河图的数，方形的是洛书的文字罢了。”况且九、一、三、七、二、四、六、八的图，其形象是圆的；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的图，其形象是方的。那么邵子把九数图作为河图、十数图作为洛书，也未必不能这样理解。因此朱子虽然极力攻击刘氏，仍然说：“《易》与《范》的数，确实相互表里，很值得怀疑。” 他又说：“怎么知道图不能是书，书不能是图呢？”所以对此不能没有疑问。先儒有的认为河图就是八卦；有的考察《干凿度》和张平子传中所记载的太一下行九宫法，认为那就是“戴九履一”的图，因此怀疑它是河图；有的以邵子为依据，有的以《列子》为证，都把九数定为图、十数定为书；还有的把先天图当作河图，把生成之数的方图当作洛书。这些说法各有依据，但起初没有一种真正恰当的。然而谁知道九数图和十数图其实都可以是河图呢？为什么？奇数偶数相对而呈圆形，是河图之数分散而尚未合成的状态；生成之数相配而呈方形，是河图之数合成而各有所属的状态。圆图以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彼此相对，中间以五居中，纵横相加都为十五，这正是方图五十居中的情形。方、圆两图都是河图。那么什么是洛书呢？《洪范》开头的“初一曰五行”，一直到“威用六极”，共六十五字，大概就是洛书的文字吧？郑氏说：“黄河出现图，天地有自然的形象；洛水出现书，天地有自然的道理。”大概文字通过交错综合来承载道理，所以称为书；数字通过排列布置而寓含形象，所以称为图。图是经，书是纬；图简约，书广博。因此，知道图为什么是图、书为什么是书，就可以知道过去所谓洛书的东西其实都不是洛书，而河图也不只是一幅图。所以说，关于河图的说法之所以至今没有弄清楚，过失就在于不知道图书的区别。有人说：“果真如您所说，那么当时图的数字本来简明易见，而书的文字却繁多难以详察，岂不是近于怪诞妄说吗？”我说：“不是这样。从前欧阳子曾认为河图、洛书是怪诞妄说，曾氏非难他说：因为不是自己所熟悉、所见过的，就武断地认为不可能；把天地万物的变化都看作可以穷尽于耳目所能及之处，也可以说是过分了。”唉，曾氏的话，正是我这样说的依据。

译六经论 六经，是圣人施行教化和治理的工具。圣人所奉行的道，不只是自己内在具备而已，本来还要推行出来，体现于实际功用，以辅佐天地运行的适宜，成就百姓万物的本性，并周遍维系、持守世间事务。这就是所谓为天地确立根本，为百姓建立命运依据，为万世开创太平。因此，《易》是圣人探究阴阳的动静、推演造化的变化通达而制作的卜筮工具，它的作用在于使人趋吉避凶；《书》是圣人编次唐虞以来帝王政事号令沿革而制作的施政工具，它的作用在于使人谋求治理、建立政事；《诗》是圣人采集王朝和列国风雅的正变，推究性情的自然流露而制作的讽谏工具，它的作用在于使人惩戒邪恶、劝勉善行；礼涉及天地、朝廷、宗庙以及人的大伦，仪容威仪和等级差别秩然有序，圣人将其确定为规范节制的工具，它的作用在于彰明隐微与显著，辨别尊卑上下；乐用来通达天地的和谐、文饰万物的教化，其声音和情感文采融洽地合于圣人，圣人协调它作为和乐的工具，它的作用在于象征功德，使神灵和人都受到感通；《春秋》的义理，是尊奉周王、抑制霸主，内诸夏而外夷狄，诛讨乱臣贼子，断绝僭越窃取，圣人直书其事，记录善恶、排列是非，将它作为赏罚的工具；它的作用在于端正道义而不谋求利益，彰明大道而不计较功劳。由此说来，六经是圣人实现治理的要术、经世济民的大法，是可以落实于实际功用、治理国家天下的人一天也不能有所废弃的。孔子曾说：“我想把道理寄托在空泛的言语上，不如把它载入实际行事之中来得深切而显明。”后世学者因此认为圣人未曾把道理体现于实际行事，只是创作了六经，反而把六经看作空泛的言语；那些从事训诂讲说的人又以浮泛的言辞和曲折的辩说扰乱它，这种弊病延续至今将近两千年。于是，圣人用以治理天下、经营世务的作用便微弱了。唉，圣人的作用载于六经之中，像日月的光明、四时的守信一样，万世都不会稍有衰替。天地之所以各得其位，万物之所以能够生长，世间事务之所以能够长久而不败坏，究竟是谁使它们如此呢？有人说：六经是圣人的心学。《易》有先天、后天之卦，是圣人心中的图画；《书》有精微、危疑而守一的训诫，是圣人心中的法则；《诗》是心意的发露，礼由心制定，乐由心产生；《春秋》又是史书之外传达圣人心意的经典。又有人说：谈天道，没有比《易》更能辨明的，因为我的心就是太极；谈政事，没有比《书》更能辨明的，因为我的心就是政事的府库；谈志意，没有比《诗》更能辨明的，因为我的心统摄性情；谈道理，没有比《春秋》更能辨明的，因为我的心分别善恶；谈形体规范，没有比《礼》更能辨明的，因为我的心具有天道的秩序；教导百姓，没有比《乐》更能胜过的，因为我的心具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心中的道理无不具备，所以六经的言语无不包罗。那么，以圣人的心来谈六经，是从六经的内在说；以圣人的作用来谈六经，则是从六经的外在说。心是根本，作用是末端。舍弃内在而谈外在，抛弃根本而取其末端，果真可以据此谈论六经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心固然属于内在，但经书不能用内外来区分；内外本是一体，更不能用根本和末端来区分。圣人的道蕴藏在心中而没有施用于实际的，确实有；但从未有施用于实际而不以心为根本的。何况六经作为书籍，根本和末端都包括，体和用都完备。我就圣人的作用来谈它，那么圣人的道理更容易明白，圣人的心也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根本与整体本来就在这里。至于只谈心而不涉及实际作用，那是只有体而没有用的学问，是佛、老二氏所说的道，难道是用来谈圣人经典的吗？

译四子论 四子，就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论语》是孔子与弟子问答中的精微言语，由曾子、有子的门人记录。《大学》也是孔氏遗留下来的书，其中经文一章是孔子的话，由曾子记录；传文十章是曾子的话，由门人记录。《中庸》三十三章，是子思所作。《孟子》七篇，是孟子所著，也有人说是他的门人所述。《论语》在西汉前期已经流行，萧望之、张禹都曾传授它，许多儒者也为它作注。《大学》《中庸》两篇，收入《小戴记》中，为它们作注的是郑玄。《孟子》起初列在诸子之中，到赵岐作注以后才显著起来。自近世大儒河南程子开始，才尊崇信奉《大学》《中庸》，并加以表彰；《论语》《孟子》也各有论说。到新安朱子，才合称四书，称为四子。《论语》《孟子》由他作注，《大学》《中庸》由他作章句。有人问：自从朱子的学说流行以后，旧说就全被废弃了吗？于是四子与六经一同流行，成为教学次序中没有比它们更优先的典籍。然而先儒认为，研究六经必须先通晓四书；四书通晓了，六经即使不专门研究也能够通晓。至于六经与四书相互贯通的具体方面，却没有人明白说过。依我的看法，研究《易》必须从《中庸》开始，研究《书》必须从《大学》开始，研究《春秋》必须从《孟子》开始，研究《诗》以及礼乐必须从《论语》开始。因此，《易》用来阐明阴阳的变化，推究性命的根源，但必定以太极为根本；太极就是诚，而《中庸》开头讲性命，结尾讲天道和人道，必定推究到至诚，所以说研究《易》必须从《中庸》开始。《书》用来记载政事的实际情形，记载国家天下的事务，但必定先讲德，如“峻德”“一德”“三德”就是这样；而《大学》从修身讲到治国平天下，也以彰明明德为根本，所以说研究《书》必须从《大学》开始。《春秋》以尊贵王者、鄙视霸主，诛讨乱臣贼子为宗旨，它的要义在于端正道义而不谋求利益，彰明大道而不计较功劳；《孟子》尊崇王道，贬抑霸业，批驳异端，拒斥邪说；它与当时君主谈话时，总是先讲义、后讲利，所以说研究《春秋》必须从《孟子》开始。《诗》用来表达性情，而《论语》谈《诗》说：“《关雎》快乐却不过分，悲哀却不伤痛。”又说：“可以引发联想，可以使人合群，可以表达怨刺。”礼用来谨慎地规范礼节文饰，而《论语》所谈的礼，从《乡党》到朝廷，没有不具备的。乐用来象征功德，而《论语》所谈的乐，从《韶》《舞》到关于翕、纯、皦、绎的学说，也没有不完备的。所以说研究《诗》以及礼乐，必须从《论语》开始。这就是四子与六经相互贯通的方面。虽然如此，总括来说，四子根本上是一个道理，六经也同样是一个道理。汉儒有话说：“《论语》是五经的关键、六艺的咽喉衣领。”《孟子》一书则取法并体现了这一点。唉，难道只有《论语》《孟子》才是这样吗？所以从阴阳、性命、道德的精微之处，到人伦日用、家国天下所应当遵循的道理，以及名物度数的详细内容，《四子》《六经》都是同一个道理。统摄根本、会通源流，最终归于最恰当的结论，都在于人罢了。

译分野论 分野的学说，流传已久，《周礼》《春秋传》才开始详细记载。《春官》中的保章氏根据星土来辨别九州的地域；各封国的疆域都有相应的分星，用来观察灾异和祥瑞。《左氏内传》说：“参星是晋国的分星，商地以大火星为主。”《左氏外传》说：“岁星所在之处，就是我周朝的分野。”分野的学说，见于《周礼》《春秋传》，就是这样。到了《汉地理志》，才说分野开始精密起来，认为秦是东井、舆鬼的分野，魏是觜觹、参的分野，周是柳、七星、张的分野，韩是角、亢、氐的分野，赵是昴、毕的分野，燕是尾、箕的分野，齐是虚、危的分野，鲁是奎、娄的分野，宋是房、心的分野，卫是营室、东壁的分野，楚是翼、轸的分野，吴是斗的分野，粤是牵牛、婺女的分野。郑康成则认为，堪舆书虽然有各郡国所对应的星度，却不是古代的数法。如今还可以谈的，是十二次的分野：星纪对应吴越，玄枵对应齐，娵訾对应卫，降娄对应鲁，大梁对应赵，实沈对应晋，鹑首对应秦，鹑火对应周，鹑尾对应楚，寿星对应郑，大火对应宋，析木对应燕。看《左氏》所说荧惑守心，宋景公通过禳祭消除灾祸；实沈星带来灾祟，晋侯承受了它的灾殃。郑氏认为，分野所对应的灾异和祥瑞，主要以客星、彗星、孛星的气象作为征象；那么根据星土来验证灾祥，这种方法大概自古就有，不可诬说没有。然而吴越之地在南方，星纪却在丑位；齐地在东方，玄枵却在子位；鲁地也在东方，降娄却在戌位；东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能相配，这确实是可疑的地方。杜预等人的注解已经不能详细说明，郑氏则说各国封域在天上也有分属，只是那部书已经亡佚了。有过那部书而后来亡佚，正是后人想求得它的学说却无法得到的原因。自汉代以后，星官和史家又参照度数，分毫析缕地推求，各自达到极其详尽的程度，但十二次分野相互配合的道理，最终没有人明白说出。唉，难道是因为不值得说，所以不说吗？唐代《天文志》和浮图一行，都以银河为依据，本来是为了防止推求得太远。到了贾公彦等人，才引用古代受封之日岁星所在的时辰，认为该国就归属于那里，以此作为证据。如果这样，那么三代的分野都应当各不相同，而各国所属也必定会有相同之处。试着谈谈这个问题：分野是看分星，古代并不说是看土地。土地有彼此不齐整的地方，而分野在天上却固定不变。拿彼此不整齐的土地，必定要寻求它与天上整齐划一的十二次分野相配，这种说法难以贯通，本来就是应当的。天上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紫微、太微都是将相辅佐之臣所处的位置；天市下垣，则是列国星宿所在的地方。它的星宿东西共有二十二个，分别是宋、南海、燕、东海、徐、吴、越、齐、中山、九河、赵、魏、韩、楚、梁、巴、蜀、秦、周、郑、晋、河间、河中。所谓分野，是指列国所属星宿的分属而言。郑氏所说的星土，就是星宿所主管的土地。该国在这里，而星宿却在那里；两者似乎不能相配，但它们作为征象却未尝不相互关联。并不是土地在北方，它的分野在天上也一定居北；土地在南方，分野在天上也不一定居南。列国分布在天下，彼此纵横交错而不整齐，就像犬牙交错一样。然而想要拿不整齐的土地，去符合天上整齐的分野，彼此不能相配，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更严重的是，天的北极位于天的首部，而其星体反向背对，所以才有吴在北、鲁在东这样的差异；若对此迷惑不解，便更加严重。《易》不是说过：“在天上形成的是象，在地上形成的是形”吗？水、火、金、木、土，是它们在地上的形；天上则有相应的星，这就是所谓的象。难道只有五星如此吗？凡是万物没有不是这样。因此，齐、吴、燕、宋、韩、楚、周、秦、魏、赵等国的土地，是地上的形；而它们相应的星在天上，这就叫作象。地上有这样的形，天上就有这样的星；有这样的星，就有这样的名称。所谓齐、吴、燕、宋、韩、楚、周、秦、魏、赵这些列国，并不是因为后世有这些名称，才拿来作为分野的名称。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东海、南海、九河、河间、河中、巴蜀、中山这些名称便可以知道。东海、南海、九河、河间、河中不是国家；中山、巴蜀也不像那些国家一样显赫。所以说，地上有这样的形，天上就有这样的星。所谓分野，是指列星所属的分区而言。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十二次的说法将没有可以验证的依据了吗？”回答说：“十二次是用来验证天运行的度数、太阳运行所经过的次舍的，这大概是古代的方法，也是历法家用来考验的依据。根据度数、次舍所在之处出现灾异祥瑞，那么它所对应的土地也就可以随之得到验证。” 况且，分野的学说难道本来就专门取决于这些吗？

译正统论 正统的学说，根源在《春秋》。周朝东迁时，王室衰微，地位降同列国；楚以及吴、徐都僭越称王，天下人几乎不知道正统究竟在哪里。孔子作《春秋》，对于正统一定书写“王”，对于王一定称“天”；对于僭越窃取的国家，都降格写作“子”，全都是为了彰明尊王的道义。所以《左传》说：“君子最重大的事情是居于正位。”又说：“王者最重大的事情是实现大一统。”正统的意义，就从这里开始。欧阳修说：“正，是用来纠正天下不正的；统，是用来使天下不统一归于统一的。由于不正与不一，是非难以明辨，所以才产生正统的学说。”唉，三代以后，拥有天下的人，大多都不正、不一，不能符合至公大义所在的是非界限，于是难以明辨的地方就多了。大概正当难以明辨的时候，以天文来验证，就会陷于妄诞；考察人的言论，就会陷于偏私。因此，荧惑守心对应魏文帝去世，而吴、蜀没有别的灾故，似乎可以把魏作为正统。然而月亮侵犯大心星，是王者所厌恶的灾象；蜀昭烈帝的去世确实与此相应，而吴、魏却没有事情。这样蜀也可以作为正统了，这难道不是陷于妄诞吗？晋灭亡以后，南方是东晋、宋、齐、梁、陈，北方是后魏、后周、隋。偏袒东晋的人说：“隋取得陈以后天下才统一，因此推定它的正统次序是晋、宋、齐、梁、陈、隋。”偏袒后魏的人说：“正统必定有所承受，因此推定它的正统次序是隋承受后周，后周承受后魏。”这难道不是陷于偏私吗？唉，讨论正统却不推求天下至公之理，不防守天下的大义，反而沉溺于妄诞和偏私之中，这也太不了解《春秋》的防范原则了！况且欧阳氏关于正统的学说认为，正统有时断绝、有时延续，这样才可以；不必勉强把正统授予不应授予的人，使它不能断绝。勉强授予不应授予的人而使正统不断绝，至公大义就无法实行了。所以正统的次序，经历唐、虞、夏、商、周、秦、汉，到汉建安年间断绝。魏武帝窃取汉朝的鼎，得到它本来就不正；刘氏虽然是汉朝后裔，但困守巴蜀，从未在中原实现志愿；孙氏也只是勉强保守江南罢了，都不能说是处在天下的正位、使天下归于统一。到晋拥有天下，正统才开始延续，所以从晋武帝泰始元年起，重新取得了正统；到晋愍帝建兴年间灭亡，正统于是又断绝了。晋氏南迁以后，天下大乱，所以从东晋建武开始，到陈贞明结束，共二百多年；这期间乘时并起、争夺僭越窃取的势力，多得无法数清，大略可以记载的，仍有十六七家。不久以后，各方大小强弱相互吞并，而天下仍分为四部分：东晋、宋、齐、梁、陈，又自行分出后梁，成为两部分；后魏、后周、隋，又自行分为东魏、北齐，成为两部分。分合纷乱，没有一个可以成为正统，都没有得到正统，于是正统又断绝了。到后周吞并北齐并把政权传给隋，隋吞并后周，又吞并陈，此后天下才统一，正统也再次延续。所以从隋开皇九年起，重新取得正统，唐朝继承了它。自唐天祐年间灭亡，正统于是又断绝了。梁氏杀害自己的君主，盗取他的国家，把梁视为伪朝，本来是正确的。后唐兴起，名义上说是名正言顺，实际上并不是恢复唐朝。晋氏从契丹接受国位，更没有什么可说的；汉、周也都是以不义手段取得政权。何况这五代都未曾使天下统一，那么它们不能承继正统，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到宋朝拥有天下，居于正位而天下统一，正统才又延续。所以从宋建隆元年起，重新取得正统，直到靖康之乱，南北分裂。金虽然暂时占有中原，却不能说处在天下的正位；宋既然南渡，也不能说使天下归于统一。这种情形正类似魏、蜀、东晋、后魏之间的局面，是非难以明辨，正统于是又断绝了。辽被金吞并，金又被元吞并，后来元又吞并南宋，才居于天下的正位，使天下归于统一，并重新获得正统。因此，元朝承继正统，应当从至元十三年开始。由此说来，所谓正统，自唐、虞以来，四次断绝，四次延续。正因为有断绝也有延续，然后是非才公正，取舍才恰当，正统才明白。唉，我的说法所依据的是至公大义的所在，也正是欧阳氏提出学说的依据。欧阳氏的学说一旦废弃，我的说法也就不能在天下实行了。

译改元论 古代有改正朔，却未曾有改元。不是没有改元，只是不把它当作重大事情，也不特别区别它。凡是拥有国家的人，将要用它来彰明一代的制度，于是有改正朔。至于称为元年以后依次累计年份，那大概是史官记录叙述的常规体例，用来记载君主在位时间的长短。因此，《春秋》记鲁公即位之初，都称为元年。《公羊传》说：“这是君主即位的第一年。”《史记》记载汉朝兴起以来，诸侯世表、汉高祖功臣侯年表，大都在每个国家下写“某王元年”“某侯元年”。《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元年”，许慎注说：“这是开始受封的年份。”鲁国是周朝的诸侯，所谓王侯则是汉朝的臣子。假如改元果真是重大事情，那么就确实如解释《春秋》的人所说：“诸侯不能改元，只有王者才能改元。”可是为什么周朝的诸侯、汉朝的臣子不都沿用王者的年号，反而动辄自行改元？而《春秋》《史记》又偏偏顺着他们僭越的做法把它记载下来呢？所以说，古代未曾有改元。考察《帝王世纪》，周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星在鹑火，又改作受命的元年。他改作元年，大概是说接受天命，从此开始罢了。到了周朝衰微时，列国争相称王；他们刚即位时，不过按照诸侯的爵位称呼，等到已经称王，就要用新的称号区别自己，于是又改称元年。所以《史记》记载秦惠王十四年改为元年；汲冢《纪年》记载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为一年。他们之所以改元，大概也是因为称王，从此开始。难道是因为把改元当作重大事情，才特别区别它吗？汉代以后，第一次因汉文帝称后元，第二次因汉武帝以建元作为年号，后世沿袭这种做法，于是改元便成为重大事情。唉，已经称作元年，却又再改元；不只改元，又以年号命名来建元，记载注录繁杂混乱，无法胜数，因此再也不能革除。有人说：“假如改元不被视为重大事情，只是史官记述的常规体例，那么为什么要把第一年改称为元年呢？”我听杜预说：“君主即位，是希望体察天地根元而处于正位，所以不说一年一月，而说元年、元日。”这是唐、虞、三代一向的称法，又有什么值得特别的呢？兵论上 古代用兵来谋求天下大事的，没有不先有正当名义而能够成功的。所谓名义，难道可以虚假制造吗？不过是天命、人心所归属，于是有所响应并顺应它罢了。所以响应天命、顺从人心，是名义之所以确立的原因。我考察《尚书》，从商汤、周武王的事情中看到了这一点。商汤讨伐夏桀时说：“夏王丧失德行，施展威势，把暴虐施加于你们各方百姓。你们各方百姓遭受他的凶恶祸害，不能忍受这种荼毒，所以我这个小子将奉行天命，彰明天的威严，不敢赦免。”周武王讨伐商纣时说：“商纣的罪恶已经满贯，天命要诛伐他。我若不顺从天命，罪过就与他相同。上天怜悯百姓，百姓所希望的，天必定顺从。”唉，商汤、周武王的军队，是用最大仁德讨伐最大不仁的军队。他们在发布告诫誓师之辞时，没有不恳切地以天命、人心为言。由此说来，难道不是响应天命、顺从人心使名义得以确立吗？名义确立，事情才得以成功。这就是商汤向东征伐，东方人便埋怨他来得太晚；向西征伐，西方人便埋怨；向南征伐，南方人便埋怨；向北征伐，北方人便埋怨；也是周武王一旦穿上战衣出兵，天下便安定的原因。商汤、周武王以后用兵而具有正当名义的，已经很少了。虽然如此，我对汉高帝仍有所取法。秦朝暴虐无道，是天下人共同忧患痛苦的对象，诸侯一起起兵，谁不把自己的军队称作“诛讨无道的秦朝”呢？秦朝灭亡以后，诸侯各自拥有分封的土地，而楚、汉交战，双方成败还不能确定。当时项籍希望与沛公一起进入关中，怀王没有派项籍，却派了沛公，人人都说汉朝事业的成功，实际上根源就在这里。但我认为不在进入关中的时候，而是在为义帝发丧的那一天决定了。为什么呢？怀王被拥立为义帝，楚、汉两方都向北面事奉他。等到项籍杀害义帝，而沛公发兵讨伐项籍，那么项籍就成了天下的贼，而沛公就成了天下的义王。天命和人心归属谁，在这里可以看出来。天下归附汉朝，可以按日等待；依靠这个办法，不到五年帝业就成功了。假使高帝不采用董公的主张，那么汉朝能否成为汉朝就很难说了。董公说：“顺从德行的昌盛，违逆德行的灭亡。军队出动而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要彰明对方是贼寇、自己是敌人的讨伐者，才可以使人服从。”这正是周武王彰明义理、孔子端正名分的意思。高帝的明智，本来就应当由此而来。那么，商汤、周武王以后用兵而具有正当名义的，难道不仍然可以在汉高帝身上看到吗？至于诸葛亮的军队，也差不多可以做到这一点；君子又不能只根据成败来评论他。魏相论用兵的明智，有五种：一是义兵，二是应兵，三是忿兵，四是贪兵，五是骄兵。然而我认为，义兵才真正得到了用兵的正当名义，王者的军队都是义兵，汉高帝、诸葛亮的军队就是这样。至于应兵，也是王者不能避免的。除此以外，即使汉武帝的三十六位将军、王寻、王邑以及苻坚的百万军队，我也没有看见他们具备正当名义。唉，用兵的事情本来是同一件事，但有名义和没有名义之间，事情能否成功就系于此。名义一旦端正，天命和人心自然不会归属于别处；而世上那些想用兵谋求天下大事的人，却不在这里审察，为什么呢？然而天命本来难以知晓，人心却容易看见，可以根据人心的向背来验证天命的去留，然后才使用军队。王者举兵，不过如此。《诗》说：“多么光明美好的王者军队，遵循时势而涵养力量，等待昏暗过去；时运已经纯粹光明了。”既然使用大军，就应当等待时机行动，把端正名义放在先；这样发动事情却不能成功，我是不相信的。兵论中

译夺取天下的人，必须先确定自己所要守住的地方。得到适宜的守地，天下的形势就掌握在我方手中，军队所向也可以无往而不胜。从前拥有天下的人，很少有不善于审察天下形势的。三国分裂时，魏国的疆域北到幽州、冀州，南到扬州、雍州，以洛阳为都；吴国的疆域北边守着长江，南达海边，全部拥有交州、广州一带的土地，先以鄂为都，后来迁都建业；蜀国的疆域包括益州和梁州，以成都为都。三国鼎立，它们正统与伪朝的差别并不十分悬殊，但我未尝不叹息魏氏没有谋略。鄂位于大河上游，建业也以长江为屏障，成都有剑门作为天然险阻。如今吴、蜀实际守住了这些地方。陕西以西有长安，地势四面险固，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山、蜀地，背靠山岭，面临河流，境内有肥沃土地千里，是秦、汉建都之处。黄河以南有南阳，地势平坦开阔数百里，都是肥沃丰饶的土地。东面有汉水和舆山、凤林作为关隘，南面有菊潭环绕而与汉水相连，北面有白崖相互连接，西面有上洛重山的险阻，这是汉光武帝兴起的地方。能够占有并守住这两处的人，又不是鄂、建业、成都可比的。只要能守住其中一处，形势就足以控制中原、统辖天下。如今魏氏拥有这些地方却不居守，反而守着洛阳。洛阳四面受敌，不是适合用武的地方，不像长安、南阳那样地势险要，是天下的大险，可以凭借它来建立国家。所以吴、蜀不灭，魏终究不能安然休息。因此周瑜曾向孙权请求，想要吞并张鲁，占据襄阳来压迫魏；诸葛亮劝说先主，想让将领率领荆州的军队进攻宛、洛，自己亲自率领益州军队从秦州出兵。后来吴、蜀联合进攻魏，赤壁之战中，即使曹操有智谋，率领水军、步兵、骑兵十万，周瑜仍以三万人击败了他的军队；渭南之战中，即使司马仲达有才能，魏国诸将有勇力，诸葛亮仍以十万军队挫败了他们。为什么呢？天下足以用来防守的地方不能守住，那么天下形势就不是我方能够掌握的。因此我军所向，无论到哪里都会受制于敌人。所以夷陵之战，魏国必须联合吴国，蜀国才会失败；而汉中的行动，吴、蜀再次联合，终于战胜魏国。这样看来，吴、蜀联合而魏没有灭亡，只是侥幸罢了。所以我谈到三国时，未尝不叹息魏氏没有谋略。虽然如此，曹操、司马仲达不值得称道，而诸葛亮也没有真正做到。成都虽然有剑门作为天然险阻，但它的险要之处在于，守在那里便不能出兵，出兵又不能得到后续支援，只能战战兢兢地保全自己，即使如此尚且供给不足。它哪里足以控制中原、统辖天下呢？所以诸葛亮放弃荆州而前往成都，是他的过失。荆州以江陵为要地，上有夷陵，下有武昌，左边横贯洞庭湖，右边有汉阳作为屏障。与成都相比，它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汇聚之地。诸葛亮拥有它却不把它作为守地，那么他局促在一隅之地，不能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志向，这是毫无疑问的。难道不只是诸葛亮如此吗？项籍的军队足以百战百胜，汉高帝比不上他。高帝已经进入长安，而项籍又占有了那里。等到项籍把高帝迁到汉中，本来应当确定汉中为守地，却不知道这样做，反而向东迁都彭城。彭城是崤山以东的要害，却不是天下形势所系之处。因此高帝最终得以返回并平定三秦，天下形势已经在汉而不在楚。楚军即使百战百胜，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的事业不能成功，并不是不幸，而是理所当然。因此我说，项籍的力量足以夺取天下，诸葛亮的才智足以治理天下，但他们都不善于审察天下的形势。不善于审察天下形势，却想凭此拥有天下，也是迷惑了。兵论下 穷尽天下人的智慧，才可以用兵。战争的变化无穷无尽，我方的智慧也必须无穷无尽，这样之后，军队才能都为我所用。用兵有正兵和奇兵，而奇兵又有两种：有奇兵中的正法，也有奇兵中的奇法。唉，用兵到了奇法中的奇法，变化就多得无法穷尽，智慧用来应对这些变化，也多得无法尽言。所以用兵的人，并不是单纯使用军队，而是使用智慧。善于运用智慧来用兵的人很少，却可以以少胜多；不善于运用智慧，即使兵力众多也会失败。陈余以二十万军队败给韩信的数万军队，王寻、王邑以百万军队败给光武帝的三千人，曹操以八十万军队败给周瑜的三万人，苻坚以百万军队败给谢玄的八千人，都是如此。因此，以多胜少、以少胜多，是通常的道理；至于以少胜多，则不是穷尽天下智慧、在用兵上达到神妙境界的人不能做到的。穷尽天下智慧而使它在用兵中神妙发挥的人，他所采用的谋略大体不拘泥于古法，而是应对奇势、符合变化，特别要看他当时谋略究竟如何。霍去病是汉代的名将。汉武帝想教给他兵书，他却说：“只要看临战谋略如何；如果不能达到学习古代兵法的程度，那么用兵本来就不能靠固定法则传授。” 军队撤退时不要拦截，这是曹公因此败张绣的原因；皇甫嵩违背这一点而击破了王国。穷途末路的敌军不要逼迫，这是赵充国因此对先零采取缓兵之计的原因；唐太宗违背这一点而降服薛仁杲。行军百里而与敌争战，会使上将受挫，这是孙膑因此杀死庞涓的原因；赵奢违背这一点而击破秦军，虞诩违背这一点而击破叛乱的羌人。敌军强大就避开它，这是周亚夫因此不攻击吴军锋芒的原因；光武帝违背这一点而击破寻邑，石勒违背这一点而击败箕澹。兵力少而势力分散，是黥布失败、楚军覆亡的原因；曹公却利用这一点抵御袁绍并斩杀颜良。面对敌人时更换将领是危险的，这是骑劫因此防备燕军的原因；秦君却用这种办法让白起统领军队，从而击破赵括。像这些例子无法一一列举，全都是所谓奇中之奇，而不是拘守成法所能解释的；由此可见，用兵不能仅靠固定法则传授，这是明白无疑的。因为法则有确定的论断，而用兵没有固定的形势。如果拘泥于一种固定法则，却想用它应对无穷的变化，那么胜负的趋势已经违背常理，怎么往哪里去会不遭失败呢？只有不把法则当作死守的对象，而把它作为运用的工具，依据法则而产生新的法则，离开成法而会通于成法；顺着古代的经验探求，反过来施行于今日；进退离合，都有节制；趋向和背离、取用和舍弃，都各自适合事情的时机。

译不仅别人不知道我这样做的原因，即使我自己也不能预先确定它的原因，这才叫作穷尽天下的智慧。譬如盘中滚动的弹丸，弹丸在盘中纵横、圆转或直行，都取决于临时的情况，不能预先确定。能够确定的，只有弹丸不会滚出盘外。孙武的兵书说：“用兵取胜，不能预先传授。”又说：“奇兵与正兵的变化，是无法穷尽的。”又说：“人人都知道我取胜的形势，却没有人知道我用来制胜的形势。所以我的战胜不会重复，而是随着无穷的形势作出应对。”因此，古代把用兵写成书的，没有谁比得上孙武。后世谈论用兵的人，没有不学习孙武兵书的。按照他书中遗留下来的法则而取胜的人，是有的。然而孙武自己既然这样说，那么他的法则确实有不能在书中全部说尽的地方。因此赵括能够诵读赵奢的兵书，而蔺相如说他只是会读书，不懂得随机应变。赵括谈论兵法时，即使他的父亲赵奢也没有办法驳倒他，但赵奢并不认为他有才能，并且知道他一定会失败；这是因为他知道兵书对赵括没有用，而人的智慧，不仅不是书本所能全部说尽的，也不是我用言语所能宣说清楚的。唉！世上只是像赵括那样会读书的人很多，何况又不是人人都能像赵括那样呢！后世没有听说良将的事迹，也就不足为怪了。辨 《河图辨》河图出现在文字契刻尚未创制以前，距离有典籍记载以来已经将近几千年了。然而，究竟什么才是河图，它的说法一直没有明确。《易·系辞》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取法于它们。”《书·顾命》说：“河图放在东序。”《论语》说：“黄河不会出现河图。”河图这个名称在经书中的记载就是这些，至于它的形制，却始终没有在经书中明确出现。后世儒者因为河图的形制没有在经书中明确记载，反而依据各自私下流传的臆测，互相模拟、穿凿圣人的奥秘，凌越大道的精妙，各自认为已经得到它的解释。然而最终没有一种说法真正恰当。于是，河图本来是天地自然的数，是圣人用来向万世显示阴阳造化之理的东西，反倒被看作神奇怪诞之物。现在看来，主张关朗说法的人说：“河图的文字，七在前、六在后，八在左、九在右，五和十居中；洛书的文字，九在前、一在后，三在左、七在右，四在前左，二在前右，八在后右，六在后左。”因此把十数的图称为河图，把九数的图称为洛书。主张刘牧说法的人说：“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这是洛书。” “九在上、一在下，三在左、七在右，二、四为两肩，六、八为两足，这是河图。”因此把九数的图称为河图，把十数的图称为洛书。两家的说法，竟然如此相反。邵子说：“圆形的是河图的数，方形的是洛书的文字。”又说：“圆形的是星，是历法纪数的根源大概就在这里吧？方形的是画，是划分州界、规划井田的法则，大概由此推演出来吧？”世人都说邵子把十数作为河图、九数作为洛书。然而，“戴九履一”的图形是圆的，“一六二七”的图形是方的；这样看来，九数是圆形，十数是方形。怎么知道邵子不是把九数作为河图、十数作为洛书呢？朱子、张发、文饶，都是精通邵学的人，也都把九数作为河图、十数作为洛书。朱氏又推考它们的源流，认为濮上陈搏把先天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传给李之才，李之才传给邵子；种放把河图、洛书传给李溉，李溉传给许坚，许坚传给范谔昌，范谔昌传给刘牧；穆修把太极图传给周敦颐，周敦颐传给程颢、程颐。程子解释《易·大传》，大体上承袭刘氏的说法。到了新安朱子，才极力驳斥刘氏的错误，并引用《大戴礼》中“书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的话来证明洛书，认为《大传》既然列出天地五十五数，《洪范》又明说“上天于是把洪范九畴赐给禹”，那么九数为洛书、十数为河图，还有什么可疑的呢？然而他又说《易》《洪范》的数确实互相表里，又说“怎么知道图不是书、书不是图呢”，可见朱子对此仍然不能没有疑问。临卭魏氏又怀疑朱子的说法，认为朱子起初把九数为图、十数为书说成是刘长民托陈图南之名提出的说法而加以驳斥，并引用邵子的话作证明。然而邵子只说圆方，并没有说九十，究竟哪个是书、哪个是图呢？他又说，靖士蒋山把先天图作为河图，把五行生成数作为洛书，把“戴九履一”图作为太乙下行九宫数，这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九宫数见于《干凿度》以及张平子的传说，就是所谓太乙图；刘牧却把它当作河图，确实有可疑之处。先天图的卦爻方位缜密妥当，它是古书无疑，只是在魏伯阳《参同契》中才有所见；陈图南的爻象卦数还不十分明白，直到邵子才大为阐明。如今把它定为河图虽没有明确证据，但确实有可取之处。这样看来，魏氏虽然仿拟朱子的说法，却也没有提出确定的结论。后来谈河图的又有好几家。新安罗端良曾把河图展示给别人，说建安蔡季通从蜀地隐士那里得到它；它的形状像车轮，黑白交错，又把它分成八部分作为八卦；全白的是纯阳，作为乾卦；全黑的是纯阴，作为坤卦；黑白逐渐减少，构成其余各卦。这是其中一种说法。江东谢枋得认为，他曾经从异人那里传得河图；它的形状仿照八卦构成，中间的坎、离二卦相互交合，竟与方士抽坎填离的术法相类似，这是第二种说法。有人说，凡是与太极图相合的就是河图；有人说，九十二图都是河图。由此看来，先儒关于河图的议论，实在大不相同。后世将要依从谁、相信谁呢？况且河图出现在伏羲时代，到孔子时已经有几千年了，其间众位圣人从未谈论过它。孔子固然曾经谈到它，却没有说它究竟是什么图。自孔子以来又过了一千多年，也从未有人明确说明它；可是从近世关氏、刘氏以后，竟纷纷议论而没有统一。我的老师说，刘歆以八卦为河图；王肃说河图就是八卦；王充也说伏羲王天下时，河图从黄河中出现，伏羲依据它而画出易卦。依我的看法，这些人可以说是懂得河图的；说圣人依据河图创作八卦，可以；说八卦就是河图，却不可以。《系辞》明说圣人“取法于它们”，所谓“取法”，就是说依据它们来创制。孔安国说，伏羲氏统治天下时，龙马从黄河出现，于是依据它背上的文理画成八卦，称为河图；这就对了。

译既然如此，圣人确实是依据河图画成八卦，难道可以直接说河图就是八卦吗？大概世间儒者因为河图的形制没有在经书中明确出现，所以能够任意提出异说而不顾事实。可是又有谁知道，河图的形制其实并非从未见于经书呢？《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朱子注说：“这是天地之数，阳为奇数，阴为偶数，就是所谓河图。”这样看来，河图本来就是经书所记载、所显示的。我的私下看法是，黄河所出现的，就是这个图的原本。之所以称为原本，是因为从一到十五，十五个数排列得像星象，所以称为图。它的方位是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右，四、九居左，五、十居中；把生数与成数相合并按这样分配，是原本自然的定位。大概其中五是推演之母，其次十是推演之子，再其次一、二、三、四是四象的位置，六、七、八、九是四象的数。太老位于西北，太少位于东南；它们的数则各自按照同类交错排列在外，于是八卦就确定了。伏羲于是取法于它，画出了乾、坤、艮、巽、坎、离、震、兑八卦。这样看来，说圣人依据河图画成八卦，如果说河图就是八卦，也未尝不可。有人说：“如果确实如你所说，那么把八卦作为河图，固然有可以考证的依据。但说黄河所出现的天一到地十就是河图的原本，岂不是流于怪诞虚妄吗？”我说：“不是这样。天地开启造化的奥秘，用来向万世显示，那么这件事本来就不是世人所能轻易习见的。”欧阳子曾经怀疑河图、洛书是怪诞虚妄之说，南丰曾氏却批评他说：“因为不是平常所见的，就果断地认为它不是真的；这样把天地万物的变化都认为可以穷尽于耳目所能达到的范围，也可以说是过分了。”唉，曾氏这句话，正是我所要说的。《洛书辨》洛书不是《洪范》。从前箕子告诉武王说：“我听说在过去，鲧堵塞洪水，扰乱地陈列五行，上帝于是震怒，不把《洪范》九畴赐给他，常理因此败坏。鲧被处死，禹继承而兴起，上天于是把《洪范》九畴赐给禹，常理因此得到整治。”这里起初并没有说《洪范》就是洛书。孔子在《易·系辞》中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取法于它们。”也从未把洛书说成《洪范》。把河图、洛书分别归于《易》和《洪范》，并把《洪范》九畴与洛书相配合，是从汉儒孔安国、刘向、刘歆等人开始的。他们认为，河图是伏羲氏统治天下时，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图中有十个数；伏羲于是依据它的文理画成八卦。洛书则是禹治水时，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文字，文字中有九个数；禹于是依据它排列次序，以确定九畴。后世儒者认为九畴是帝王的大法，洛书又是圣人所说的东西，于是都相信这种说法，没有人辨明它的错误。然而谁知道河图、洛书都是伏羲用来创作《易》的，而《洪范》九畴则是禹自己整理出来的，并不是洛书呢？现在看来，把洛书看成《洪范》，有六点不可信。把河图定为十数，就是天一到地十；把洛书定为九数，就是从第一到第九。而且河图的十个数不只是简单地说从一到十：天一生水，地六使水成就，水的位置在北方，所以一和六都居北方，因为水在这个方位生成。地二生火，天七使火成就，所以二和七都居南方，因为火在这个方位生成。至于东方、西方和中央的木、金、土，也全都如此。再说它的数，一、三、五、七、九共二十五，是天数，都以白文表示阳和奇数；二、四、六、八、十共三十，是地数，都以黑文表示阴和偶数。这里面的阴阳之理、奇偶之数、生成之位，推演并在《易》中验证，没有不相合的；称它为《易》，是恰当的。若洛书就是《洪范》，在义理上又有什么根据呢？不过是因为它的数有九个罢了。然而，把下面的白文一指作五行，五行难道有阳和奇数的含义吗？把左肩的黑文二指作五事，五事难道有阴和偶数的含义吗？八政、皇极、稽疑、福极，哪里体现了阳和奇数？五纪、三德、庶征，哪里体现了阴和偶数呢？至于它作为阳和奇数的数共有二十五，作为阴和偶数的数共有二十，合起来是四十五，这对于九畴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阴阳奇偶的数，《洪范》中根本没有这些内容，只是因为洛书有九个名数，便把它指作九畴。那么洛书若真是洛书，只要直截了当地列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够了，何必一定要用黑白相间、纵横排列的形式？为什么还要把它们相加成为四十五，仿效河图的形式呢？这是它不可信的第一点。再说，河图、洛书所列的是数，《洪范》所陈述的是理。天上只有五行，人身上只有五事，以五事参验五行，就是天人相合。八政，是人依据天道而施行的政事；五纪，是上天用来向人显示的时序；皇极，是君主用来建立中正准则的原则；三德，是治理天下用来应对变化的准则；稽疑，是人向上天听取判断；庶征，是推求天象而验证于人事；福极，是人感应于天、天再作出回应。这样看来，九畴从一到九所陈述的，是天地人三才的至理，是圣人用来参赞天地、经营治理，直到天人感应、祸福相应的关节点，以此作为治理天下的法则。它的意义难道在于数目吗？

译哪里像《易》所说的“天一、地十”，其中包含义理和数目，必须有图才能显明，并且可以无穷地探求、无尽地推演呢？汉儒只是看见《易·系辞》把河图和洛书并称，又因为洛书的数是九，于是就把它当作九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河图的数是十，伏羲画卦为什么只画到八卦呢？这是它不可信的第二点。先儒有人说：河图从一到十，就是《洪范》的五行；河图五十五数，则是九畴的各项细目。河图固然是五行之数，但五行只不过是九畴之一。如果真像这样说，那么还要再有八个河图，九畴才算完备。若九畴的细目虽然能够与河图五十五数相合，而洛书的数却只有四十五，以洛书为九畴，那么它的细目已经少了十个。原图的数目本来不足，还要等待别的图来补足，造化向人显示的东西，岂不是既疏漏又遥远吗？何况九畴讲的是道理而不是数目，所以皇极只有一项并不算少，庶征有十项并不算多，三德有三项并不算细少，福极有十一项并不算巨大。如今却把它们分类计数，只因为碰巧与五十五这个数相合，就把皇极与庶征的常阳、常雨以及六极中的忧、贫、恶、弱等项也都凑成数目来排列，这不是极其不合伦类吗？而且它的数虽然是五十五，但对于阴阳奇偶和方位，又能取什么意义呢？这是它不可信的第三点。班固《五行志》列举刘歆的说法，把“初一曰五行”到“威用六极”共六十五字作为洛书的原文；如果把这六十五字看作禹所整理的内容，还可以，但说它是神龟背负并排列在背上的文字，就不可以了。既然已经有这六十五个字，九畴的道理和次序也已经清楚明白了，哪里还会有二十五个白文、二十个黑文，排列成戴、履、左右肩足的形状呢？假使既有这六十五个字，又有这四十五个数并列在龟背上，那它们成为多余附赘之物，不是太严重了吗？这是它不可信的第四点。况且箕子陈述九畴，开头先从鲧堵塞洪水说起，确实是因为九畴以五行为首，而五行又以水为首。水患没有平定，天地人三才都不能安宁，这就是常理所以败坏。水患平定以后，天地因此建立，百姓因此安定，政教因此形成，然后九畴才能施行，这就是常理所以得到整治。常理得到整治，就是九畴次序得以确立。大概《洪范》九畴原本出自上天，鲧违背水的本性，扰乱五行，所以天帝震怒，不把九畴赐给他。禹顺应水的本性，使大地平治、上天成就，所以天把九畴赐给了他。先说上帝没有把九畴赐给鲧，后来又说上天把九畴赐给禹，由此可以看出，所谓“赐给”和“授予”，就是九畴所陈述的天地人三才的至理、治理天下的大法，起初并不是有某种实物可以验证，也不是有某种迹象可以寻求。难道是说水患平定以后，上天果真赐给禹一只背负九畴的神龟吗？仲虺说：“上天于是赐给君王勇气和智慧。”《鲁颂》说：“上天赐给公纯厚的福禄。”圣人的资质、天下人的高寿，都是上天赋予的，难道一定要有实物才可以称为“赐予”吗？假使上天果真因为禹治水成功而赐给他神龟作为祥瑞，就像箫韶奏响而凤凰来仪、《春秋》写成而麒麟出现一样，那么箕子所叙述的只要赞美禹的功绩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从鲧治水失败说起呢？这是它不可信的第五点。《九畴》的纲要，是禹整理的，就像伏羲、文王画卦一样；它的条目，是箕子陈述的，就像孔子撰写《彖》《象》的辞来阐明《易》一样。武王向箕子询问它，就像向太公请教并接受丹书一样。上天把这样的道理赐给禹，禹明白其中的道理而把它写成九畴，用来垂示万世，成为不可磨灭的经典，哪里有什么诡异神奇的事情呢？郑康成注《春秋纬》，其中有话说：“黄河以通达乾道，出现天的符命；洛水以流行坤道，吐出地的符命。”又说：“黄河龙图出现，洛水神龟之书感应而出。”又说：“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圣人只是说图书从河水、洛水出现罢了，何曾说过龙龟的事情呢？又哪里有所谓九篇、六篇呢？孔安国甚至说上天把神龟赐给禹，神龟背负文字而出，这确实也是怪诞虚妄。人与神相互接触应答、亲手写成而文字灿然可见的，是寇谦之、王钦若所谓的天书，难道能拿来作为圣经的说法吗？这是它不可信的第六点。那么，洛书究竟是什么呢？回答说：河图、洛书都是天地自然的数，圣人取用它们来创作《易》。这与《洪范》有什么关系呢？众说纷纭混乱，应当以圣人的话为依据，到此为止。“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取法于它们”，难道不是圣人的话吗？我用圣人的话来裁断圣人的经典，难道还有什么不可信的吗？刘牧曾说，河图、洛书同样出现在伏羲时代；河南程子也说，圣人看见河图、洛书而画出八卦。因此我知道，孔安国、刘向、刘歆父子、班固、郑康成等人认为河图授给伏羲、洛书赐给禹，都是错误的。有人说：河图的数就是所谓天一到地十，这当然是这样。那么洛书的数究竟依据什么来证明呢？回答说：洛书的数也不过出于这些数。因此朱子在《易启蒙》中大概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他说：河图把五个生数与五个成数相合，使它们同处于各自的方位，大概是举出完整的数来给人看，说明常数的本体。洛书以五个奇数统领四个偶数，使它们各居其位，大概是以阳为主来统领阴，开始显现变化之数的作用。中央是主，外围是客，所以河图把生数放在中央，把成数放在外围。正面是君，侧面是臣，所以洛书把奇数放在正位，把偶数放在侧位。这是朱子的说法。我的看法是，洛书的奇偶相对，就是河图的数分散开来而尚未合并；河图的生成数相配，就是洛书的数合并起来而各有所属。二者大概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说实际相同，是因为都以天一到地十的数为根本；说名称不同，是因为河图用十数、洛书用九数，各自所指不同。因此，从一到五是五行，从六到九是四象；而四象就是水、火、金、木。土在四时中分配旺盛，所以不说老少；五之外没有十，这就是洛书只到九的原因。说到方位，一是太阳的位置，九是太阳的数，所以一与九相对。

译二是少阴的位置，八是少阴的数，所以二与八相对。三是少阳的位置，七是少阳的数，所以三与七相对。四是太阴的位置，六是太阴的数，所以四与六相对。这样，依据洛书的数来讨论《易》，其中阴阳的道理、奇偶的数目和方位所在，都如同符契相合。虽然《系辞》没有明确说出，但由此推演，便清楚得如同指着手掌看一样。朱子也曾说，洛书是圣人用来创作八卦的，却又说九畴也与它一同出现；这是因为他仍然不能不受到汉儒关于经纬、表里相配说法的迷惑。唉，有些事情明明出自圣经，清楚而可信，后世却不相信，反而相信汉儒牵强附会的说法。其中最严重的，大概没有比把洛书当作《洪范》更过分的了。所以我说：洛书不是《洪范》。河图、洛书都是天地自然的数，圣人取用它们来创作《易》。《湖清辨》义乌县治西面有绣湖，自古以来相传说：湖水清澈，就会有人考中状元。在宋朝末年，这种说法屡次应验。至正四年，正逢大比之年，那年夏天湖水又清了，县里人说：“今年正逢大比而湖水清澈，这显然是本县士人考中科第的征兆。”后来向有关官府贡举的士人却全都没有考中，县里人说：“上天给人的显示虽然明显，但天命在幽冥之中的安排，人无法测知。上天或许将要在别的日子应验吧？”而偏远乡里的士人有因为不能参加乡试、里选而感到羞耻的，就替这件事辩解说：“如今县令施政，宽厚而明察，仁惠而体恤百姓，民众和睦、诉讼平息，年成丰收，湖水清澈，这是造物主的作用，不过是用来彰显县令的善政罢了。”于是写成夸张荒诞的言辞来铺陈渲染。有人听到后质问说：“楚国既然已经失去了，齐国也没有因此得到，这是什么道理？湖水清不清，只是偶然；清了以后是否应验，也只是恰好如此。况且过去湖水刚清的时候，本来就有士人考中科第，那又能说明什么呢？”把湖清看作科第的征兆，询问父老，查阅图志，虽然有可考之处，并非全是虚妄，但这种说法近于荒诞，士大夫不应宣说。如今却说“本县士人考中科第的征兆没有应验，于是就成为县令善政的符验”，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不是更加严重吗？县令有善政，并不是今天才这样，为什么过去没有听说，偏偏只在今天显现呢？任意说些夸张荒诞的话，妄自表达谄媚奉承的意思，这是曲解学问、迎合世俗的人所做的事，有见识的人不应这样。《春秋》的原则，是记载灾异而不写明它的原因；《洪范》的义理，是推求五行的运行与五事的得失有关罢了。后世儒者根据《春秋》所记载的灾异附会一时之事，根据《洪范》所记载的内容推寻灾异发生的原因，所以都失于拘泥而不能通达。如今在那一方面得不到应验，就一定要在这一方面寻找解释，难道不知道这种做法的错误，却还要重蹈其辙吗？即便如此，那些说法本来确实不足以谈论这件事；既然不足以谈论这件事，那么它们毫无根据，也确实不值得珍视。我私下认为这种说法鄙陋，因此记下我的话，作为妄言者的警戒。原 原儒 “儒”这个名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儒，是对德行成就者的称呼。大概这个称呼始于孔子，到荀卿论述它时才完备。后来又有“八儒”的名目。到了秦汉以后，儒的名称虽然只有一个，但所学却分成了三类：有记诵之学，有辞章之学，有圣贤之学。士人学习这些学问，作为道理来说都不容易；其中尤其困难的，没有比圣贤之学更难的了。圣贤所从事的学问是什么呢？一定要使内在的本性得到充分发挥，从而确立根本；同时使才能能够应对外在事务，足以付诸实际运用。人在年少时，礼乐射御的规范、文字和算术的知识，没有不学习的。凡是认识事物类别、进入德性的途径，也都已经学习并通晓了。等到长大以后，对于天地人三才和万物的道理，必定要推究到它的极致。推究道理，是为了达到认识；达到认识，靠的是思考。经过思考，就能在心中明白。仁义礼智，是心所具备的本性；心明白了，就是本性得到充分发挥。本性得到充分发挥，那么理具备于我者便没有不明白的，看天下就没有一物不是与我相通的。所以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大根本就确立了。进一步达到充分发挥人与万物的本性，又是因为有才能来应对。因此，从日常生活中的事务，一直到参赞天地、辅助化育，凡是使万物各得其序、包罗周遍的事情，没有才能就无法应对。才能周备，事情才能成就。这种人，小则可以供国家天下使用，大则可以驾驭天下国家。所以说：“才能与真诚相合，就能成就遍及天下的治理。”因此，天下的道理，没有不能在心中明白的。内在的本性得到充分发挥，再推及自己而达到人与万物，使天下万事都要依赖我来完成，这是才能对外在事务的应对。内在本性有充分发挥的人，没有不能应对外在事务的；不能应对外在事务，是因为不能充分发挥内在本性。所以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直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同一个根本。从自身立本，到让百姓得到验证，考察于三王，建立于天地，质证于鬼神，等待后世圣人验证，作用没有两样。它的本末体用、内外兼备，根本就在真诚。内在使本性充分发挥，根本已经确立；外在使才能得到施展，作用又能够周全。这就是真正的圣贤之学。唉！周公、仲尼已经去世了。孟轲以后，从荀卿、扬雄开始，就已经不能达到这种境界；董仲舒、韩愈也只是差不多接近罢了。于是圣贤之学已经很久不明白了。大约过了一千几百年，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君子出现，才开始真正从事这种学问，于是周公、孔子失传的学术脉络才得以延续。他们以《易》《诗》《书》《论语》《孟子》为根本，阐明适合时代和实际的作用；用《春秋》验证行事；用三《礼》调节人情；这以后才知道，人之所以能够配合天地、充裕万物，正在这里而不在别处。五经、三经、六经都不是空话，即使普通男子、普通妇女也都可以知晓。到了考亭朱子、广汉张子、东莱吕子，又都同心协力倡导这种学问。到这时，圣贤传心的精微根本、经世治事的广大作用，已经发挥得没有一点遗留了。然而到今天还没有多久，这种学问却已经不再流传。如今世人所谓的儒者，剽窃琐碎的知识，修饰浅陋的内容，说：“我的儒学是辞章之学。”穿凿附会虚远的道理，牵强拼合乖离的说法，说：“我的儒学是记诵之学。”而人们也说：“这就是成为儒者的方式。”唉！

译过去所谓辞章家，唐代的燕、许，宋代的杨亿，他们的辞章确实足以使国家文采光盛。过去所谓记诵家，汉代的马融、郑玄，宋代的刘敞，他们的记诵确实足以穷究经书。假使这些人仅仅止于记诵和辞章，那样的话，究竟又有什么值得取法，值得称为儒者呢？所以我所说的圣贤之学，都是古代真正的儒学；而当今世人所称的记诵、辞章之学，不属于孔子所说的“小人儒”、荀卿所说的“贱儒”，已经很少了。我的朋友郑君仲舒，是儒者；他所说的儒，是立志于圣贤之学的儒。这就是我所说的儒，而不是当今世人所说的儒。郑君游学京师，得到当今相国的知遇，于是进入经筵任检讨，儒者的作用，或许有机会得到施展了吧？所以我在同他告别时，写这些话赠给他。作《原儒》。原士 唉！人们各自学习自己的行业，以供世间使用，作为道理来说都不容易；其中尤其困难的，大概没有比成为士人更难的了。成为士人的困难在哪里呢？一定要使内在的本性得到充分发挥，从而确立根本；同时使才能能够应对外在事务，足以付诸实际运用。大概人在年少时，礼乐射御的规范、文字和算术的知识，没有不学习的。凡是认识事物类别、进入德性的途径，也都已经学习并通晓了。等到长大以后，对于天地人三才和万物的道理，必定要推究到它的极致。推究道理，是为了达到认识；达到认识，靠的是思考。经过思考，就能在心中明白。仁义礼智，是心所具备的本性；心明白了，就是本性得到充分发挥。本性得到充分发挥，就能不被耳闻目见的事物拘束自己的心，看天下就没有一物不是与我相通的。所以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大根本就确立了。进一步达到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也都是因为有才能来应对。大概从日常生活中的事务，一直到参赞天地、辅助化育，凡是使万物各得其序、包罗周遍的事情，没有才能就无法应对。才能得到施展，事情才能成就。这种人，小则可以供天下国家使用，大则可以驾驭天下国家。所以说：“才能与真诚相合，就能成就遍及天下的治理。”因此，天下的道理，没有不能在心中明白的。内在的本性得到充分发挥，再推及自己而达到人与万物，使天下万事都要依赖我来完成，这是才能对外在事务的应对。内在本性有充分发挥的人，没有不能应对外在事务的；不能应对外在事务，是因为不能充分发挥内在本性。内在使本性充分发挥，根本已经确立；外在使才能得到施展，作用又能够周全。这不就是所谓成就德行、通达才用的士人吗？唉！古代成为士人的人，很少有不如此的。自从世道衰落、风俗纷杂，道术分裂，于是士人所从事的，只是训诂罢了，只是辞章罢了。假使训诂、辞章就已经穷尽了士人的职责，那么成为士人也没有什么困难了。何况训诂、辞章也不是容易做到的，而如今真正精通这些技能的人，又未曾多见。剽窃琐碎的知识，修饰浅陋的内容，说“我是在做士人”；穿凿性命之理，凌驾于高远空泛之说，说“我是在做士人”。而人们也说“这就是成为士人的方式”。唉！成为士人而只达到这种程度，究竟又有什么值得取法，值得称为士人呢？因此，古代的士人，道德明美，无论大小事务都没有不适合实用的；后世的士人，装饰虚假、矫揉伪饰，最终不归于无用的，已经很少了。我的朋友郑君仲舒，长久游学京师，又寄居在当今相国门下，凭借自己的长处得到表现，得以在经筵任职，大概是成为士人而能够适用于实际事务的人了。京师，是天下士人聚集的地方；相国的门下，又是京师士人聚集的地方。仲舒与他们交游，我前面所说的士人，那里难道曾经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有，他一定能够认识他们。或者天下如此广大，山林之中的士人，像我前面所说的那种人，也未必没有，只是仲舒未必全都知道。即使知道，他又能让他们得到任用吗？唉！我看将来有人向相国推荐士人，使相国充分发挥任用士人的名声，那个人一定是仲舒。仲舒将要上京，我作《原士》来赠给他。原谏 君主的职责，没有比采纳劝谏更紧要的；臣子的职责，没有比进谏更优先的。采纳劝谏已经很难，进谏则尤其困难。进谏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讽谏，一种叫直谏。讽谏固然难，直谏又更加困难。因此，引用义理、寄托于事物，神色从容地启发譬喻，不动声色之间，自己的主张已经得到施行；用片言使君主领悟自己的心意，使君主的德行不至于有过错，这叫讽谏。说出危险而切直的话，含着耿直之气去触犯君主的逆鳞，神色严正而不阿谀奉承，冒犯君主的脸色而不畏惧，一定要使自己的主张得到究明才停止，即使牺牲自身也不顾惜，这叫直谏。《礼记》把讽谏列在上面，把直谏列在下面，难道不是认为讽谏可以使君主醒悟，使君臣双方都保全美名；称为直谏以匡正君主，却可能使君主最终坚持错误，使臣子也可能遭受祸患，这是君主拒绝劝谏的恶果，也是臣子竭尽忠诚所受到的祸害。所以说，君主采纳劝谏很难，臣子进谏尤其难。进谏的方法，讽谏固然难，直谏又更加困难。即便如此，做臣子而侍奉明君，讽谏、直谏大概都可以施行，也没有什么可难的。如果侍奉昏暗的君主却采用直谏，很少有不祸及自身的，何况采用讽谏，又将会怎么样呢？这样看来，这两种进谏都很难。唉！唐虞三代已经遥远了。近一些来说，汉、唐时代号称能够采纳谏言的，没有比汉文帝、唐太宗更盛的了。文帝宽厚仁慈，对群臣都很宽容，即使他们切直进谏，也常常宽假并采纳；例如冯唐评论李牧、赵奢，张释之评论啬夫，这些都属于讽谏。到了贾谊谈论时事，流泪痛哭；袁盎借郤慎夫人坐着用手指人彘的事来进说，这些都属于直谏，而文帝全都容纳接受。太宗英明果断，听取谏言如流水一般自然；他引导臣下使他们敢于进言，例如魏征的言论、昭陵王珪的议论，这些属于讽谏。到了魏征陈说“十渐”，极力陈述时政得失，祖孝孙说“陛下辜负了臣，而臣没有辜负陛下”，这属于直谏，而太宗没有不优厚采纳的。由此看来，把直谏、讽谏施用于明君，本来没有什么不可。至于萧望之、张猛、京房在汉元帝时进言石显，王章在汉成帝时进言王凤，王嘉、郑崇在汉哀帝时进言董贤，李膺、陈蕃、范滂等人在汉灵帝时进言宦官，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在唐高宗时进言武氏，张柬之等人在唐中宗时进言韦氏，孟昭图在唐僖宗时进言田令孜，却都免不了杀身之祸。

译因此，侍奉昏暗的君主，本来不适合用讽谏；因直谏而遭遇祸患，也确实是势所必至。唉！知道了而没有不进谏，并且用直言进谏，这是臣子的本分。因为直谏而受伤、遭遇不可预测的祸患，使君主陷入拒绝谏言的恶行，而自己又遭受尽忠的祸害，并不是臣子能够自行避免的。自古无道的君主，他们的过失不止一种，但没有比拒绝谏言、杀害谏臣更严重的了。拒绝一条谏言、杀死一名谏臣，这件事看似还没有造成什么危害，但国家的败亡往往紧接着就到，几乎像蜡烛照见、龟甲占卜一样明显，难道不是非常值得警戒吗！和阳王先生一向有远大志向，凭借气节而敢于进言。如今他被提拔担任谏诤之职，士大夫都说：“先生遇到了明主，讽谏、直谏，将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施行了吧。”金华王祎有幸与先生交游，于是推究进谏之所以困难的原因，写下这篇文章赠给他。唉！既然说进谏之所以困难，那么先生能够使它不困难的地方，本来就很值得期待了。《王忠文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五 明代王祎撰 序 《宋景濂文集序》文章是用来承载学术的。古代的圣贤，他们的学问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对于三才万物的道理、仁义道德、礼乐制度、治乱是非，以及显隐巨细之间的关系，凡是天人相传、心心相印的奥妙，帝王治理世事的谋略，没有不明察而通晓的。他们既然在内心获得了真知并亲身实践，于是想要借此自我表现，并使众人得到教益，然后寄托于文章，来推演他们想要表达的思想。所以程子认为，圣贤的言论是不得已而发的。有这样的言论，这些道理就能明白；没有这样的言论，天下的道理就会有所缺失。他又说，后世的人一拿起书卷，就把文章放在首位；他们一生所写的东西比圣人还多，但有了它并无补益，没有它也并不缺少什么。由此说来，文章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有所补益，难道不是因为它能阐明道理吗？道理能够阐明，难道不是由于他们一向有学术根基吗？然而古今写文章的人很多，不容易全部数清。姑且只从我们婺州说起。宋室南渡以后，东莱吕氏继承濂洛的道统，把弘扬此道作为自己的责任，他的学问纯正而全然出于正道。说斋唐氏则致力于经世之术，用来阐明帝王治国的关键。龙川陈氏又修习皇帝、王者、霸者的学问，认为建立事功是可以做到的。他们的学术各不相同，表现在文章中也各自形成一家。香溪范氏、所性时氏又先后间或出现，都博通经史，文章温润周密、精练缜密，也各自形成一家之言。进入本朝以来，浦阳柳公、乌伤黄公同时兴起。柳公的学问博大而有纲要，他的文章宏阔纵横而深厚；黄公的学问精深而能够畅达，他的文章典雅充实而周密，于是都成为圣人之学的羽翼，成为帝王谋略的文饰。继二公之后写作的，有吴正传氏、张子长氏、吴立夫氏。吴氏深通经学，张氏擅长史学，而立夫的学问尤其卓异，他们的文章都可以说善于纵横驰骋。然而当吕氏、唐氏、陈氏同时兴起时，新安朱子正汇集圣贤学说的大成，成为道学宗师，对于三氏的学问有很多相同与不同之处。他的门人勉斋黄氏，实际上把他的道传承了下来。北山何氏，以及鲁斋王氏、仁山金氏、白云许氏，依次相传。从何氏以下，都是婺州人。评论者认为，因为朱氏一系兴盛的缘故，近来谈论理学的人以婺州最为兴盛。然而研究这种学问的人，上至性命之理的精微，下至训诂方面的细节，讲说都非常详尽。其中颇能表现在文章中的，也可以用来验证他们学术所达到的境界。唉！考论我们本地的文章，所谓“没有这些言论，道理就会缺失”的文章，确实清清楚楚地存在；而那些“有了也没有补益，没有也没有缺失”的文章，还足以称为文章吗？我的朋友宋君景濂，早年向立夫氏求学，又私下以吴氏、张氏为师，并且长期游学于柳、黄二公门下，间或又通过许氏的门人来探究道学的要旨。他的学问渊源深厚，培植扎实，所以他的文章丰富而不奢侈，核实而不穿凿，纵横上下，无不如意。他所推演阐述的，无非是为了阐明道理，从未写过没有补益的空话。假如只从他的文章来观察他的学术，就会知道他足以继承本乡诸贤，立身于不朽之列，已经很远了。景濂既不求在世间求取功名，而世间也没有任用他；他对于文章尤其爱惜看重，不轻易拿给别人看。因为祎有幸与他有同门之谊，他偶尔拿出自己的著作，让我为它作序。祎听说朱子为广汉张子的文章作序时说，他不知道年岁不足，因此学问每天都有新的进展而没有穷尽。他表现在言语文字之间的内容，起初都极其高远，最终却反归于平实。唉！不自我满足，努力不止，这就是圣贤做学问的态度。从高远归于平实，那么他的学问所达到的境界，难道不是清楚可见了吗？祎于是反复诵读这些话，来为景濂的文章作序，表达我微薄的心意，也借此自我勉励。

译《送郑君序》豫章郑君士亨向东游历时，和我的交情最为深厚。君的气势锐利，才华丰富，发而为文，像脱缰的骏马、强健的车子，奔驰在九轨的道路上，势不可及；又像江河中的奔腾急流、愤怒波涛，浩大得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自我表现出来的才能已经如此，尤其喜欢结交朋友。即使像我这样没有什么才德，也有幸得到他与我订交，他对我的厚意实在太深了。我私下愿意有话向君质正：文章，是由才华和气势形成的。三代以后，写词章的人，很少不是凭才华驱动气势，驾驭它来写文章。没有才华和气势，就不足以写文章。然而如果只是依仗才华驱使、驾驭气势，那么年年过去、月月流逝，气势有时会衰退，才华有时会耗尽，文章也有时会受挫。大概才华由气势决定，气势由志向承受，志向则由学问确立。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我学习不感到厌倦，这就是所谓志向建立在学问上。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志向专一，便能发动气势，这就是所谓气势承受于志向。假如没有志向作为基础，没有学问使之成就，气势不衰退、才华不耗尽、文章不受挫，这种情况从来没有过。难道圣贤打基础、立志以成就学问，只是想表现在文章上而已吗？文章，是圣贤不得已而借此流传后世的东西。《六艺》的论述、《七篇》的著作，都是在四处求仕而不被任用以后写成的；荀卿、扬雄也都是年老以后才著书。他们在四处求仕而尚未年老时，本来都希望能够有所作为而被任用。等到最终没有被任用，这才寄托于文章，那么文章难道不是圣贤不得已才写成的吗？后世的人志向没有确立，学问没有完成，大则不谋求为天下国家所用，小则也不思考怎样为天下国家效力，只是急切不安地依靠自己的天资聪颖和口耳之间的知识，把词章作为唯一的事务，雕琢文辞、铺饰辞藻，借此盗取名声、哗众取宠，最终也归于泯灭而无人流传；这对于圣贤之道来说，不是太末流了吗？这些话，是我早就听闻的。因为君厚待我，所以不能不向君说。我的志向已经有了，但学问还没有完成；我把所听闻的道理说给君听，是希望君帮助我，使我达到学有所成。士亨对我说：“这次分别以后，我应当进入山中更加深入，进入树林更加幽深，更加竭力从事学问。”唉，君的志向正是我的志向。面对和君分别，我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诗经》说：“不要把你的声音视为金玉而吝惜，不要因此产生疏远的心。” 这就是我对士亨的期望，所以写下这篇序来记载临别之意。

译《朱左司集序》厉志先生朱公的文集共有若干卷。祎与朱公的曾孙朱烈已经校订编排了它，于是在集后作序说：朱公名元龙，字景云，是婺州义乌人。宋嘉定十六年考中进士，历任温州平阳、池州青阳两县县尉，饶州司理参军，都以能干闻名。升任处州缙云县令，改任并擢升为行在诸司粮料院干办，授宗正寺主簿，不久升任宗正丞，兼权左司郎官、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朱公任左司时，京城官员有时倚仗权贵势力来请求举荐文书，他总是拒绝说：“举荐文书难道可以凭势力取得吗？”宦官陈询更加请求建节之事，事情下交都司议论，朱公认为：优待异于常人的内官、宠赐旌节，虽然出自特别恩典，但要主持国事、爱惜名器，必须依据公论，这件事按理不可行。宰臣传下诏令让他改拟，朱公说：“我的职务可以罢免，但笔下的文字不能改。”有宗室与百姓争讼圩田，众人都不敢判决，朱公说：“按照法律，品官不许租佃百姓的田地，为什么天子宗属中的亲人却有争田的诉讼呢？”于是毅然判决。年岁大旱，宰臣请求遍祷群望，朱公说：“雨旸的应验各有征兆，大臣负有调和治理的责任，却惶惶然大举祷祀，岂不是把根本放在末节上吗？” 当时朝廷议论要括取两淮的浮盐，朱公认为，《王制》说冢宰掌管国家财用，只应当使财富藏于民间，量入为出；没有听说要同商人和小民争夺什一之利，这件事不可行。他又两次上密封奏章，从宫禁、朝廷直到百官、万民，都痛哭流涕地陈说。此前史嵩之在督府时，朱公弹劾他杀害富民王伦是不对的；不久史嵩之入朝为相，朱公于是被斥退。郭右司磊卿是正直之士，听说后叹道：“唉，朱左司也遭到烦琐的毁谤，世道还可以有所作为吗？”因愤懑而死。朱公被斥退后，获准主持祠禄；任期满后，调任衢州、吉州知州，都很快又获准享受祠禄。授任台州知州，因服丧未赴任。等到服丧期满，郑清之再次入朝为相。郑清之一向尤其厌恶朱公切直，有人告发朱公有想要使宰相回心转意的意思，他回答说：“我活着做正直的人，死了做正直的鬼。”于是居家食禄十年，最终老死。祎年幼时就从长辈那里听到朱公的言行，想见其为人，觉得他巍然不可侵犯，私下十分仰慕。等读到朱公的家集，得以窥见他刚正宏大的气概，浩然之气充沛而不气馁，更加相信朱公在朝廷上以正直的面貌立身，以危言峻行自持而不可改变，完全出于真诚，不是世上那些矫饰攻击、盗取名声的人可以相提并论的。起初朱公向乡里的先生毅斋徐公侨求学，后来又跟随四明絜斋袁公燮学习。徐公侨是考亭朱子的门人。袁公是象山陆氏的弟子。朱公的学问大概消除了朱、陆两家的差异而把它们视为相同，所以在大节上表现得如此卓异。可惜他未能施展胸中的抱负，怀抱志向而死。死后，史书遗漏了他的传记，他的言行又无法显扬于后世，难道不是很可悲吗！所以祎为他的文集作序，特意论述他的重大节操，使后人有所考察。《浦阳文艺录叙》历代史家对于各种文籍，删取其中要旨并详细著录，称为《艺文志》；文学之士又采集排列它们，写成传记，称为《文艺传》。志是著录某人的文章，传是列举擅长文章的人。然而志所著录的，只保存文章的名目；传所列举的，也不过叙述那个人的品行才能而已。史书是一代之书，没有什么不记载的。对于文人的文章，难以全部载入，所以司马迁、班固等人有时就在那个人的传记中附录一两篇文章。后世有志于史学、内心秉持至公之心的君子，在郡邑之间取古今人的文章加以记录，使那些人凭借这些文章得以不朽，难道不是史家的遗意吗？这就是宋君景濂对浦阳文章广泛搜集、精选，所编成《文艺录》的原因。浦阳在婺州虽然是小县，但山川清峻，名人不时出现，他们的文章往往能经纬世俗、治理国家，对世道人心的教化有所关联。景濂总集古今文章若干篇，作为内篇；其他地方的人所写、而是为浦阳而作，足以成为浦阳乡土的文饰的，又收得若干篇，作为外篇。内外篇合起来共八卷，名为《文艺录》，就是把人物和文章合在一起称说。唉，景濂在这件事上，难道不是取法于史家的遗意吗？然而我听欧阳子论说过，认为秦汉以来著书的人，多的有一百多篇，少的也有三四十篇，那些人多得数不清，但文章散失磨灭，百篇中保存不了一两篇，言语文章不能完全依靠保存下来就是如此。唉，言语文章确实有不可靠保存的地方，难道它们能流传或不流传，关键也在于幸运或不幸运吗？假如不幸运，即使圣人的经典也有时会遭受厄运，更何况后世所著的文章，本来就应当散失磨灭。假如幸运，即使郢书燕说这样的文字尚且能流传于世，何况作者本人的文章呢？如今景濂所记录的，只是靠片言半简勉强流传下来的作品，那些作者便将凭借它们获得不朽，可以说是幸运了。那么，难道可以说文章即使华美、言语即使精巧，也不过像草木的荣华被风吹散、鸟兽的美声掠过耳边一样，果真不能依靠吗？还是说只是那些作者幸运，而文章之所以不可依靠，是因为它们本来就不能不朽呢？即便如此，那些人自身修养的道德，以及施行于当世的功业，真正不朽的东西本来就在他们身上，而不在文章上。因此我为此作序，用来说明景濂有志于史学而内心秉持至公，并表明他编述此书的意图。至于搜集得广博、选择得精审，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

译《河朔访古记序》《河朔访古记》二卷，是合鲁君易之编纂的，祎为它作序说：合鲁本是葛逻禄人。葛逻禄原是西域的名国，而易之的祖先由南阳迁到浙东，至今已经三代了。易之年少时努力学习，擅长写文章；成年后纵意远游，于是越过淮水进入颍水流域，经过陈、蔡到达南阳；从南阳乘船沿临汝水西行至雒阳；从雒阳经过龙门，返回许昌而到大梁；经过郑、卫、赵、魏、中山的郊野，向北到达幽燕。这样，大河南北古今帝王的都邑，他的足迹几乎全都走遍了。凡是山河、城郭、宫室、塔庙、陵墓、残碣、断碑、旧基、遗迹，他所到之处一定徘徊访问；有时查考图籍，有时询问父老，考察它们兴盛衰败、兴起废弃的原因，并把这些见闻记载下来。至于触景生情、因物感怀而产生的悲喜感慨，也全都表现在诗歌中。后来，他汇集所记载的内容和所作的诗歌，编成这部书。古代论述地理的人，有图就一定有志。图用来显示山川的形势和所在，志则用来验证有关言语、风俗以及古远事物的记载。古代论诗的人，有《雅》《颂》，也有《风》。《雅》《颂》用来讲述政事、赞美盛德，《风》则用来验证风俗政治的得失。所以成周的制度中，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诸侯国和四方的志，则由小史、外史实际掌管。太师掌管六诗，列国的《风》，则由观风的使者实际采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志所记载的，保存着王道；风所表现的，关系到王化。所以设置官职来掌守，把它们上达朝廷，是用来考察一代的政教，难道只是取来作为空洞的文章吗？那么，易之这部书，它所记载的，难道就像古代的志；它所咏歌的，难道就像古代的风吗？可惜如今小史、外史的职务空缺，观风的使者也不再出行，这部书无法上达朝廷，不能作为广泛编录、流传后世的材料，只能用来供学士大夫浏览而已。可是我又听说，古代的志固然有职官掌管，古代的风固然有官员采集，而担任这些工作的人，大多都是博闻多识、心怀道义、秉持德行的士人。所以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却不知道他这个人，可以吗？”那么学士大夫读这部书，也可以由此知道我们易之的为人了。易之名乃贤，他北游的年月都详细见于篇中，这里不再记载。《国朝名臣传序》古代编写史书的体例，大体有两种：一是实录，二是正史，就是这样。实录的体例仿照编年体，臣僚中可以立传的人，他们的传记都系在其死亡年月之下。等到编写正史时，纪、表、志、传各门虽然分类不同，而传记又分别命名、确定篇目，各按类别相互归类。然而实录中的传记，不过详细记载其人的品行、才能、功劳和功业的始末；正史的传记还加上论赞之辞，这是因为实录在当时修成，正史在后代撰写，而且二者体例不同。我国沿袭旧制，修撰历代皇帝的实录，都有固定法度，而本应附入其中的名臣传记，长期以来仍然空缺。大概从大德丙午到现在至正戊子，屡次诏令史臣编修，以补实录的缺漏，也已经编成了完整的书。然而藏在金匮中的书，人们没有办法看到。远方的卑微士人，对于圣朝的盛事、先后本末、贤相良将的功绩、硕儒循吏的德业，以及那些铿锵显赫、光辉灿烂、足以震耀无穷的事迹，全都无法知道。天历年间，史臣苏天爵曾经搜集名臣家传、碑志编成一书，称为《名臣事略》。然而本朝人物如此众多，他所列的只有四十七人，那么没有来得及搜访、甄别收录的人当然还很多。祎不揣度自己才力不足，沿袭那四十七人，又广泛向世代为臣之家搜求，另外得到七十三人，每人各写一篇传记，并附上论赞，名为《国朝名臣列传》，总共一百二十人。我采用正史的体例，仿照宋代《东都事略》来编写。文章虽然不能纵横驰骋，但文辞质朴；事迹虽然不能广博周备，但内容真实。这样，一代人物就可以大致看到了。对于虚妄撰作应受惩罚这一点，我本来难以避免；然而把它传给志同道合的人，不仅可以扩大见闻，其中一两处若有可取之处，将来上呈朝廷，也未必不足以作为史臣采择的材料。

译《送金华尹徐君序》婺州的属县，六十年以来，担任县令而有循良之名的，我知道有三个人。在义乌有一人，叫临江周自强，字刚；在武义有一人，叫天台许广大，字具瞻。周君治理百姓，完全以恩惠慈爱为本，致力于使他们增加财富、获得安定。百姓爱戴他，不只是像爱父母一样；他在任时，百姓为他建立祠堂，离任很久以后，仍然思念他而不忘。许君治理地方，以刚强果断辅助仁惠，为百姓兴利除害，政绩非常突出。他曾代理金华县令，武义百姓到上级官府申诉说：“我们愿意把许君还给我们！”金华百姓也申诉说：“幸好不要把我们的许君夺走啊！”二位君子得到百姓爱戴到这种程度，不必询问也可知道他们是循良之吏了。继承二君足迹的，在金华又有一人，就是如今的平阳徐君允益，字友直。婺州是郡治所在地，金华如今又是浙东宪司的治所，政务繁多而复杂，号称难以治理。征收供给一旦拖延不办，就会触怒上官；如果一切都奉承上级，百姓将承受不了这种弊害。徐君才干周全而使用有余，谨慎修身、以身作则，居官时处处平正，百姓隐秘难言的事情没有不被通达了解的。上面有征收需要时，一定等到最紧急的事项才办理，并且能够使它不至于损害百姓。百姓有人前来缴纳财物，以供上级横征暴敛，徐君总是闭目叹息说：“我不忍心看见这种事。”因此百姓全都感受到他的诚意，乐意为他服役。他施行的其他惠民政事很多，仁爱的心意和声誉，显著地传播开来。本地人士都说，在周君、许君之后，善于做县令的没有比得上徐君的。唉，太守、县令对于百姓来说，距离近而责任重大，政绩很容易被了解。天子和大臣之所以选拔任用他们，本来就十分勤勉；选任之后，又命令奉行法令的官吏，严格执行监察考察的条令来约束治理他们，那些不能胜任职务的，往往立即罢免。近来又诏令朝廷大臣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来参加选举，是否中选，都确定相应的赏罚，各有等级。郡县上下，又让他们遵循督察摄治的法令，互相激励劝勉。这些都是天子、大臣忧虑怜悯百姓、重视太守县令的心意，可以说没有不周到的地方。然而年复一年，勤勉求取贤能并能响应的人越来越少，法令越严密而遵守它的人却越发怠慢，如今足以称道的人最终仍不多见。因此，即使婺州六县经历了六十年之久，担任县令的总共大约二十多人，而我所知道的仅仅这三人，县令难得其才，原来就是这样吗？不过周君、许君任期届满时，朝廷知道他们的才能，都认为他们长于治理百姓。周君虽然已经升入五品官阶，却仍然选任为金溪县令；公卿推荐许君可以任职馆阁，他又被选任为鄞县县令。难道是因为县令所需的人才难得，所以才这样吗？如今徐君任期考核期满，掌管铨选的朝廷大臣和行省官员，竟只授予他漕府镇抚的职务，难道只是计算他的品秩，而不知道他的才能所长究竟怎样吗？我因为金华失去一位贤能的县令，替金华百姓惋惜；又责怪掌管铨选的人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于是说出我一向的议论，作序为他送行，用来告诉上级的人，也勉励天下所有担任县令的人。

译《夏小正集解序》世人认为《夏小正》是夏代的书。它保存在《大戴礼》中，传授它的是戴氏。郑康成为它作注，有人说是卢辨作注，却把它说成郑氏所作，这是不对的。颍川韩元吉曾经用范太史家收藏的旧本校定它，但与旧时流传的闗本讹误不同。会稽傅崧卿又依据闗本作训释，实际上补正了很多地方。到了考亭朱子编集《仪礼》，尊重并相信《小正》而加以采用，经他论定的地方，更加明白了。如今括苍赵君复汇集各家的说法为之作解，于是成为尤其详密的著作。依我看来，认为《小正》是夏代的书，有不可不怀疑之处。孔子审定《尚书》，从唐虞开始；《虞书》把观测日月星辰、恭敬地把时令授予民众作为重要事项，《小正》就是这种遗法。孔子曾说：“我想观察夏代的政治，所以到杞国去，却没有得到足以验证的材料；我得到了夏代的时令。”后来他回答颜渊治理国家的问题说：“实行夏代的时令，作《春秋》时采用夏代的历法，把夏时置于月份之前。”他对夏代时令的取法就是如此。假如《小正》确实是夏书，那么它是孔子一定会采用的；然而它没有和《禹贡》一起列入百篇，为什么呢？郑氏说：“夏时，是夏代四时的书；现存的书有《小正》。”那么，把《小正》视为夏书的，正是郑氏。不相信圣人，却相信汉代儒者，这可以吗？《礼记·月令》，汉代儒者都认为是周公所作，但其中杂有虞、夏、商、周、秦、汉各代的制度，大概是汉末诸儒采集吕氏《十二月纪》、《淮南子·时则训》等书编成的。《大戴礼》中有《小正》，《小戴礼》中有《月令》，怎么知道它们不是同一类的作品呢？有人说吕氏依据《夏小正》来订正四时；有人说《小正》具备十二月的内容，却没有中气，有应候而没有日数；到了《时训》，才规定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十日为一节，是在《小正》的基础上加以详细说明。莫非《小正》只是出现在《月纪》《时训》之前吗？这样看来，把《小正》视为夏书，确实有可疑之处。赵君说，郑氏把《小正》视为夏书，本来没有旁证；其中所记黄昏、清晨的中星以及星辰的出现和隐没，大都与《月令》《月纪》《时训》不相合。唐代一行推算它所依据的历法，知道它实际属于夏代时令，那么它是夏书，就没有疑问了。又不然，天虽然高远，星辰虽然遥远，只要探求其中的原理，精通历数的人全都能够考察。大概自上古以来，天体运行、太阳运行的位置、星辰的次序和度数，没有什么不能知道的；何况在夏后氏的时代，怎么知道不是精通历数的人逆向考察、追溯推算，探求其中的原理后写入书中呢？又怎么可以就此完全相信而不怀疑呢？世人认为《本草》是神农的书，《素问》是黄帝的书；它们果真出自神农、黄帝吗？《本草》《素问》不能确定出自神农、黄帝；《月令》也不能确定出自周公，那么《小正》是夏书，我本来就不敢不对此表示怀疑。可惜赵君已经不能再生，无法把我的疑问向他质正。然而君所作的这部书，考核详尽，论辨严密，卓越的见解和绝异的识见往往都很正确，难道不值得流传吗？只是他的真本以及所著的其他书，都在兵乱中遭到毁失；这篇文章是他的兄长从遗稿中拾取出来，重新抄录的，章句、字迹、文字的脱落错误不可能没有，阅读者选择取舍罢了。赵君名有桂，字诜仲，他的学问、品行、志向、事业，都记载在宋太史所作的墓志中，所以这里不再叙述，只论述我的疑问，为他的书作序。

译《水经序》《水经》是汉代桑钦所作。《汉书·艺文志》缺载，没有收录。可是《隋书·经籍志》有两部《水经》：一本三卷，由郭璞作注；一本四十卷，由郦善长作注。善长，是郦道元的字。但两部书都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旧《唐书·经籍志》才说是郭璞所作。《宋崇文总目》也不说作者是谁，只说郦氏注本四十卷亡失了五卷。到了新《唐书·艺文志》，才开始说是桑钦所作，又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郭璞所作，大概对此有所怀疑。考察《前汉书·儒林传》说：“古文《尚书》由涂恽传授给河南桑钦君长。”晁氏《读书志》认为桑钦是成帝时的人。如今考察这部书，济水流经寿张，就是前汉寿良县，光武时改了名称；又向东北流经临济，就是狄县，安帝时改了名称；荷水流经湖陆，就是湖陵县，章帝时改了名称；分水流经永安，就是彘县，顺帝时改了名称。那么，这部书就不是成帝时所作的，似乎是顺帝以后的人所写。书中又说到武侯垒，又说魏兴安阳县，注中说是武侯居住的地方；魏国分割汉中设置魏兴郡。又说江水向东流经永安宫南面，这就是昭烈帝把后事托付给武侯的地方。书中又说北方的县名多是在曹氏时期设置的，南方的县名多是在孙氏时期设置的，这又似乎是三国以后的人所写。书中又说把信都改为长乐，这是晋太康五年的事；又说河水向北靠近骨律镇城，注中说是赫连果所筑的城，这又是后魏设置的。这样看来，这部书又似乎是晋、后魏人所作。或许桑钦本来是成帝时的人，确实写成了这部书，后来郭璞、郦道元两人作传注时，都有所附益。而郭璞是晋代人，郦道元是后魏人。因此，《山海经》是禹、益所记，却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这些名称；《本草》是神农所述，却有豫章、朱厓、赵国、常山、秦高、真定、临淄、冯翊等称谓；《尔雅》作于周公，却说到张仲孝友；《苍颉篇》由李斯创作，却说“汉无天下”。这些全都是后人附益的内容，不再是原书本来的文字。这样看来，《水经》是桑钦所作是毫无疑问的。大概流传久了，经文和传注相互混杂，而桑钦的原文已经亡失。原文虽然亡失，难道还能不说是桑钦所作吗？《通典》说郭璞的注多有疏略迂怪之处，后来已经失传。如今郦氏注本四十卷本来完整，但旧本往往在辗转传抄中有所散失，也有错简。金代蔡正甫曾作《补正》三卷，但也没有流传下来。如今只有郦氏注的旧本还在流行。天地之间，水是最多的，所以水就是大地的脉络。大河彼此间隔，小河相互连接，而各个郡县州道像瓜果棋子一样分布，也都依据水流来划分。地理书始于《禹贡》，而《禹贡》划分九州，必定以山川为主来确定疆界。这实在是因为山川的形势绵延不变，州县的设置却不断更改；所以兖州这个行政区可以迁移，而济水、黄河之间的兖州地域不能迁移；梁州这个行政区可以迁移，而华阳、黑水之间的梁州地域不能迁移。这正是《禹贡》成为万世不变之书的原因。后世史家以州县为主来写地理书，州县一旦更改，这些书也就随之废弃而不再流传。既然那类书容易不流传，《水经》这部书难道也可以废弃吗？大体说来，这部书所引天下的水流有一百三十七条，长江、黄河都在其中；郦氏注又引录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一条。它们源头和下游的分合，沿途所经过的地方，支流交错、条理贯通，搜寻沟渠、访察水道，没有一点遗漏。总括全书而阅读，天下的地理仿佛都可以运用于掌中。所以自《禹贡》以后，这部书最接近古代地理书而不可废弃，难道也可以说是所谓万世不变的书吗？只是世上研究地理的人，无不只取近处而忽略远方，喜欢简略而害怕繁琐，最终也纷乱无据。桑氏的学问被废弃、不再讲论，已经很久了，难道不是令人疑惑吗？所以我为它作序并加以论述，来表达我的意思。只是凭我的力量，难道能够使这部书重新受到重视吗？读者考察它的事迹，探求其中的原因，并观察它的纲要和贯通之处，一定有人能够认识它的要旨。

译《章氏族谱序》《龙泉章氏族谱》共四篇，是章氏第二十一世孙章溢所著。章氏有族谱，从章溢开始。此前并不是没有族谱，大概是他们的族人在建州浦城兴盛起来，后来分居于处州龙泉。居住在温州永嘉、婺州永康的章氏，也都源自浦城和龙泉，属于同一祖先。四族子孙繁盛众多，在故宋时期，每隔一年或数年，便举行一次祭祀，于是各自拿出谱牒互相考订、续写，称为《庆系图》。这样看来，各族原来都各自有旧谱。龙泉的族谱，尤其称得上详备。然而它们都屡经兵火，亡失不存。章溢对此感到忧惧，于是根据本房的小谱以及历代坟墓记载中仅存的材料，又从旁广泛搜求、远方采集，汇集编次，写成这部书。本支的源流派系，整齐而有次序。这样一来，章氏号称东南大族，更加可以考察而不是虚妄。这样说来，章氏有族谱，虽然说是从章溢开始，也可以。氏族，是古代史官所记载的。周代有小史，确定世系，辨明昭穆，所以有《世本》，记载黄帝以来直到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的名号和世系。左丘明认为，天子建立德业，便依据出生赐予姓氏，分封土地并命名氏族；诸侯以字为氏，以谥号为族，以封邑为氏，也同样如此。此后接受赐姓、命氏的人越来越多。秦朝遭遇焚书灭学，公侯的子孙失去了世系记载。到汉朝兴起，司马迁约取《世本》来编修《史记》，依据周代谱牒说明世家，世人才知道姓氏的来源。整个汉代，有邓氏《官谱》、应劭《氏族篇》、王符《姓氏论》。魏晋以来，主管选举的官员一定要查考谱牒，以辨别真伪，所以官员中有世代承袭的贵胄，谱牒中有世代担任的官职。宋代何承天作《姓苑》，又用来充实扩大前代的记载。到了唐代，有《贞观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姓略》《柳冲族姓系录》，当时的士大夫，没有不明白姓氏之学的。自王学兴起以后，战乱接连不断，谱牒全部废弃，士大夫中学习这门学问的人于是少了。唉！崇尚德行、尊重功业，考论氏族，这是圣人用来维持天下、区别婚姻、辨明族类、淳厚风俗、扶助世教的办法，也是大宗小宗制度赖以长久保存的原因。自从宗法毁坏而门第兴盛，门第兴盛而谱牒兴起；等到谱牒已经亡失，人们才开始不知道自己的根本。章氏谱序所追溯的世系来源很远，如今章溢独自忧心忡忡地推究祖先根本，专心于谱牒，终于能够使已经亡失的谱牒恢复完整，尊重尊长、亲爱亲族的道理，清楚地显现出来。难道能不说他知道自己的根本吗？即使如此，论说氏族的盛衰，取决于子孙是否贤能。如汉代的袁氏、杨氏、陈氏，唐代的柳氏，宋代的戚氏、吕氏，他们守持义行，风采气概历代不衰，都足以激励天下、矫正异代，难道只是因为富贵的缘故吗？章氏在过去也曾显达，那么能世代继承其美德，使美名流传久远，当然有不在于过去的显贵、而在于今天子孙的地方。章溢字三益，正凭借宏大的才华和纯正的德行，正准备在当世得到任用。古人所说的能够世代光大自己的家族，大概就在于此吧。《赠丹徒令吕君序》吕君敬夫由中书掾出任丹徒县令，有人说：“吕君是敦厚恭谨的人，怎么能做县令呢？如今做县令的，必定要有足以笼络百姓的智谋、足以钳制百姓的威势，然后百姓才会听从命令，政绩功业才会成就。因此，用智谋笼络百姓，近于欺诈，不是恭谨之人所习惯的；用威势钳制百姓，近于严猛，也不是敦厚之人所追求的。像敬夫这样的人，怎么能做县令呢？”我替他回答说：“世道的变化虽不相同，但百姓的好恶之情并没有不同。百姓的性情，从来没有不喜欢善良而厌恶邪恶、不喜欢德政而厌恶刑罚的。因此，治理百姓的人，如果不是敦厚恭谨之士，就不足以顺应百姓的爱好。敦厚，能够使百姓战胜残暴、停止杀戮而乐享自己的生命；恭谨，能够使百姓敦厚守礼、兴起谦让而改变风俗。以德作为根本，以善来施教和治理，同百姓有共同的好恶，治理的功业就成功了。这样看来，敦厚恭谨之士，本来就是适合治理百姓的人。古代治理百姓的人，哪一个不是如此？难道唯独不能在当今有所作为吗？还是说，在当今做县令确实很困难呢？”古代向百姓征取赋税，实行井田制时不过收取十分之一；古代役使百姓，每年不过三天。如今征收粟米、征发劳役，大概已经没有定额了。征收百姓所不生产的东西，役使百姓所不能承担的事情，民力已经将要耗尽了。民力耗尽以后，有些不能承受命令却又要治理百姓的人，只把催征赋税、期限督责作为急务，于是用智谋笼络他们，使他们变得愚昧，不敢喘息；又用威势钳制他们，使他们恐惧，不敢怨恨叹息，百姓的处境就更加困窘了。这难道也是执政者所乐意做的吗？是因为受形势所迫而不得已。因此说：“在今天做县令，也确实很难。”即便如此，改变这种状况并使政事通达，难道不在于人的作为吗？如果能够尊崇德行、振兴善举，使百姓能够享受自己的快乐、获得自己的利益，那么百姓将会尊敬君主、亲近上级，乐于献身效死。征税和劳役繁重，又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左传》中说：“政令平易近民，百姓一定会亲近他。” 平易近民的政务，除了敦厚恭谨之士，还有谁能施行呢？如今在上位的人，知人明察，用人公允。敬夫一向以文学著名，如今特意任用他为丹徒县令，难道不是因为希望用他来改变那些崇尚威势、智谋和武力的武夫俗吏的做法吗？所以选择像我的朋友敬夫这样敦厚恭谨的人，让他试任此职，作为这种做法的开端吧？唉，这种道理恐怕不容易向世俗之人说明！徐君炳文与敬夫是同僚好友，在敬夫出行时请我写几句话，于是写在简册上赠给敬夫。我认为敬夫是儒者，儒者的才用已经很久没有在世上显现了，所以借着那人的话推论这些，大概是希望我的敬夫更加努力。丹徒隶属于镇江。镇江太守是杨君，也是儒者，是我的朋友。敬夫到了那里，拿我的话去向他求证，他一定会认为我不才吧！

译《孝经集说》序 《孝经》有古文、今文的不同。秦朝焚烧书籍时，河间人颜芝藏有这部书。汉初，颜芝的儿子颜贞把它拿出来。河间献王得到后进献朝廷。长孙氏、江翁、后苍、翼奉、张禹等人，都以此著名，合计十八章，这就是所谓今文。汉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的住宅，在墙壁中得到《孝经》和《尚书》，认为是秦时孔鲋所藏。汉昭帝时，鲁国三老才把它进献上去。孔安国为它作传，共二十二章，这就是所谓古文。刘向主持校订经籍，实际依据颜芝的本子，与古文相比较，删去繁杂惑乱的文字，确定以十八章为定本。郑众、马融、郑玄都为它作注，专门采用今文。因此古文不能列入学宫，孔安国的本子到梁、隋时已经亡佚。开皇年间，王劭才访求到它，拿给河间人刘炫看。刘炫于是把《庶人章》分成两章，把《曾子敢问章》分成三章，又增加《闺门》一章，以凑足二十二章的数目，并且叙述它的得失，在民间讲说。当时舆论都怀疑这是刘炫自己作的，古文也不再是孔氏旧本了。唐开元年间，皇帝下诏让诸儒集体议论。刘知几请求施行孔安国的传，司马贞极力反对，只主张郑氏的说法。玄宗亲自为它作注，以十八章为正本。在此以前，从天子到庶人五章，只有皇侃标明了篇目，把篇名置于章首。到了这时，采用诸儒的议论，各章才都有了名称，如《开宗明义》等。为它作疏的是元行冲。到了宋代，邢昺作《正义》，训诂更加详备。然而当时的大儒司马温公、范蜀公都尊崇相信古文。司马公作《古文指解》，认为秦始皇三十四年才开始焚书，距离汉朝兴起只有七年，孔氏子孙怎么会全都不知道这部书，必定要等到鲁恭王时才出现呢？大概最初收藏它时，距离圣人还不远，它的书最为真实，不同于历代相隔久远、辗转传授的本子。况且《孝经》和《尚书》同样出自孔子住宅墙壁，世人知道《尚书》是真本，却怀疑《孝经》不同，这是什么缘故呢？到了朱徽公作《刊误》，也多采用古文。用古文七章、今文六章，合计为经文，删去两个“子曰”、一处引书、四处引诗，共五十七字。其余各章作为传，删去“先王见教”以下六十九字、“以顺则逆”以下九十字。至于章次的先后、文字的异同，都以古文为依据。他认为所谓经文第一章，是孔子总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孝，大概是孔子一时的言论，后人妄自把它分开了。那十四章传，或许是杂引传记来解释经文的。近来临川吴氏又认为，隋代得到的古文，与今文在增减和异同方面大多不过一两个字，文势反而不如今文流畅。用许慎《说文》所引用的文字、桓谭《新论》中所说的话来考证，都不能相合，断然不是汉代孔子墙壁中的古文。于是依据《刊误》，又把古文、今文重新比较其异同。今文出现最早，出自刘向、郑玄等人，唐代君臣也都知道表彰它，这部书本来已经通行。古文出现稍晚，而孔安国的传已经亡佚，刘炫的本子又被认为不是真本，到宋代才有两三位大儒开始尊崇相信它，于是这部书才显扬。难道它的显晦各自都取决于时代的爱好吗？如今中书右丞公认为古文、今文以及《刊误》三部书虽然都在世间流行，但学者都只是学习而不加考察，于是便同儒者商议，编排它们的先后，并删去汉、唐、宋诸家的训注，附在古文之下，刊刻流行。这样，《孝经》这部书的本末就完备了。唉！孝，是上天的常道、大地的正理，也是各种德行的根源。从天子直到庶人，尊卑虽然有等级差别，但说到行孝，哪里会有不同呢？五经和四子书中的言论已经完备了，但教学一定把《孝经》放在首位，这是因为圣人的言论虽然很多，《孝经》实际上是对它们的总括。此书大为流行，一定会使人人都像曾参、家家都像闵损，这对于世间教化关系重大，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而已吗？赠吴生序 金溪吴生禴来到金陵，寄居在他外兄周君那里，多次屈尊来跟随我。我私下见他资质纯厚、气度平和，操守坚定、执持正义，不与流俗相合；他的文辞温润，也很可喜。于是知道他是可以在学问上不断进步的人。趁他回去之际，我对他说：“君子对于求学，难道只是草率从事罢了？本来是要把道理真正具备在自己身上。道并不是远离人的东西，如果把道看作遥远，自己又觉得求取它很困难，那么道和人将要彼此分离，怎么能把道具备在自己身上呢？所以《易》中描画卦象，《书》中阐述道理，《诗经》三百篇中咏唱，《春秋》中作褒贬笔削，《礼》中制定节文，以及孔子、孟子遗留下来的著作中那些难问疑义、答问辨析，大体都说得明白平坦。上天赋予人的道理，人从上天接受的本性，帝王所据以建立准则的原则，圣贤所传授的心法，其中的道理全都记载在这些书里，人人都可以从中求取。它就像风雨霜露、日月星辰、山川大地一样，精微的义理和至高的教诲，对人并无隐藏；它达到仁义奥妙、阴阳幽深之处，却又不超出普通男女所能知道的范围。大到使天地各得其位、养育万物，也不离开日常饮食和宫庭屋漏之中无愧于心的生活。它好像有差别，实际却是一体；好像遥远，实际却很切近，不像异端小道只有空话而没有实际。” 所以求学的人，应当广泛采集、博览群书，深入探究、精心研讨；已经知道其中的道理后，还必须回过头来由博返约，深入体会并切实履行，这样道才在我身上，才可以真正具备于己。假如道已经具备于己，那么表现在办事上，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呢？君子求学的根本要旨，还有超过这的吗？自秦汉以来，老师各有不同主张，学派各有不同见解，这个道理不明白已经很久了。到了近世的大儒，才有人倡导这种学说，记载在各种书册中，既明白又完备；可是学者大多只是熟习而不考察，实行而不落实。凌驾高远、践履虚空的人，失之太过；承袭卑陋、拘守浅陋的人，又失之不及，于是学术上的弊病便多得说不尽了。唯独令尊明善先生，是博学笃行的君子，他在家庭中的训诫教导，必定涉及这些道理吧？所以我对于您，不敢只是用言语加以谄媚取悦，而是把过去所曾听闻的道理拿来告诫您。您回去后把这些话拿给先生质证，如果认为正确，那么从今以后就更加努力，切实做事，不要懈怠而以此自我宽恕，不要自满而因此自我止步；每日进步、每月增益，一定要想到把道理真正具备于己以后才停止。至于把记诵当成功劳，把编纂拼缀当才能，夸耀博学、炫示奇异，只在口耳和文字之间出入，这本来就是世俗所谓的学问，不是我对您的期望。”

译赠陈伯柔序 元代以来，大江以西有两位大儒：一位是吴文正公，一位是虞文靖公。吴文正公的学问，以研究经书为主；对于群经，他都整理订正其中错乱的篇简，折中裁定其中的疑义，阐发前代儒者尚未阐发的道理，并集大成于一身。他的讨论考究广博融通、根基深厚牢固，与汉代那些专门治一经而自成名家的儒者相比，远远超出了。虞文靖公的学问，以修饰文辞为主；对于文章辞采，他通过养气来培植根本，通过知言来发挥作用，一切都是为了承载这条道并把它传给后世。因此，他辅助圣人教化、润饰人伦文教，卓然成为一代人所共同尊崇的宗师，并形成了自成一家的学说。两位先生的学问，虽然路径不同，仿佛志趣各异，但归根到底都是圣贤所讲的道，趋向本来是一致的。后来的学者，怎么可以妄加议论呢？当两位先生讲学时，天下学者一致拜他们为师，跟随他们游学的人很多。其中以乡里子弟身份在他们门下受业的，有陈君伯柔。伯柔研究经书，推本于吴文正公；修治文辞，则取法于虞文靖公。他的学问渊源确实不可虚妄抹杀。我所结交的两位先生门人，像伯柔这样的，为什么如此少见呢？如今两位先生已经不能复生，所以我能够结交伯柔，就如同再次聆听两位先生的绪论、在两位先生门下拜见他们的声望光辉一样，不觉得自己生得太晚了。伯柔见识高远卓越而且笃信自己，操守志向坚定，持守节操，不求与流俗相合；遭逢世事多变，他更加收敛韬晦，不苟且追求仕进，大概希望树立自己的言论，以继承两位先生的道路和事业。可是如今他年近六十，也已经老了。从前伯柔游历江东时，虞文靖公曾赠给他一篇文章，其中说伯柔有志于圣贤之学，二程子的学说本来没有什么异同，并且把它归结到天德王道的论说上，可见他对伯柔的期望极其深厚。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我曾读到那篇文章，深为感慨。前代贤哲离我们越来越远，这篇学说将要坠落的余绪，仍如千钧重物系在一根头发上；要继承它，难道不在于人吗？伯柔通过征召选拔而起用，后来又调任越地诸暨的官职。如今做州县官的，只不过从事文书簿册、期限考核，这哪里足以发挥一个人的长处？所以我对伯柔又引用虞公的论说来赠言。这正是伯柔所承担的责任，难道不是很重大吗？只是我哪里足以真正了解它呢？写下这些话以作识别，也表明我对伯柔的了解，本来绝不是草率敷衍而已。丙午年，我替伯柔先生写这篇序，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如今伯柔获准辞官西归，而旧稿已经散失，所以重新抄写一篇赠给他。如此说来，世上议论伯柔的人，果真有谁能说出这些话吗？杨季子诗序 已故赠太常礼仪院判官杨君季子的诗集三卷，他的朋友涂颍请我作序。季子姓杨，名铸，字季子，是豫章人。杨氏在他的乡里，世代以文学著称。到了季子的哥哥杨镒，字显民，更以所学使家声显扬，尤其擅长诗歌。他的诗淳厚典雅，沉浸于汉魏诗风，与唐宋诗相比也不逊色多少。然而他内含道德、积蓄德行，不屑于被世俗任用，最终以此度过一生。季子继承了家学的美好传统，他所作的诗与显民相比，体裁风格仿佛出自同一门庭。至于那种冲淡深邃、幽静清丽的思想，往往能说出别人不能说的话，这一点大概又有不沿袭兄长之处。因此，他和哥哥齐名。至正初年，季子游历京师，朝廷正在修撰三史，经人推荐，以平民身份进入史馆，任校勘。史馆事务完成后，调任唐元卫教授，出任德庆路知事。不久又由广东帅府都事入朝任中书检校官。此时天下已经多有变故，朝廷派遣名臣经营谋划江南，取得皇帝授予的便宜行事之权。季子被征召为从事随行，到了闽中，突然因病去世。大概他的才华非常丰富，志向非常远大，本来差不多可以在事业功绩上表现出来，使自己在世上显露出来；可是上天没有给他足够的寿命，不能让他充分发挥才干，完成他想要做的事业。他赖以传之后世的，只有他的诗罢了。唉！君子流传后世的方式不一定相同，有的凭文章辞采显现，有的凭事业功绩著名，关键在于他用来成就自己的东西究竟怎样。像季子兄弟二人，虽然出仕和退隐有所不同，但他们在诗歌方面都能凭自身成就而达到不朽，难道他们寄托于文章辞采的成就，仍然相当于他们施展于事业功绩的吗？季子一生所作的诗，大约有一百篇、一千篇之多，屡遭兵乱，稿本散失不存。涂君从千百篇中得到十分之一，仅仅有这些。他对我说起此事，深深为之惋惜。我认为文章能够传世，是因为精而不在于多。古人曾经凭片言半简而流传后世。假如季子的诗篇篇都值得流传，那么即使只有这三卷也已经足够了，又何必惋惜呢？只是我还记得二十七八岁时在京师，季子并不因我出仕较晚而鄙弃我，曾对丞相太原贺公说：“宰相怎么可以错过这个人呢？”不久我回到南方，加上世道动乱，后来便彼此音讯不通。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而季子也已经去世很久。那么季子对我的知遇很深厚，可我的话本来又哪里足以影响他的轻重呢？姑且叙述他的志向品行的大概，写在诗卷开头，使读他诗的人知道他的为人罢了。显民的诗，有武威余公阙、临川危公素所作的序文和评论编次，已经很详尽了；因为适合互相参看，所以这里不再重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篇〕 因此现在把这些内容反复说明并一并记载下来。庐山游记序 匡庐的奇特秀美冠绝天下，从前就有这样的说法。丙午年秋天，我由左史调任外地，辅助治理南康郡。南康郡的治所实际上在庐山南面。然而十五年来，屡遭兵火，凡是山水名胜之地，都成了荆棘丛生、虎狼出没的区域。人迹能够到达的地方，只有一两处罢了。有空闲的日子我便前往游览，回来就把所见写成文章。大概是因为感慨人生如同寄居，能够遇到胜景的机会并不多。

译朱元晦文集序 君子作文，不过在于阐明道理罢了。因此道理明白，气势就充沛，文辞就通达。所谓气，是道理的寄寓；所谓辞，是道理的承载。孔子说：“文辞只求通达罢了。”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气达到浩然，文辞达到通达，都是道理明白所造成的。如果作文的人不明白道理，只想凭气势驱驰，只想凭文辞驰骋，那么气势不会衰竭、文辞不会局促的，从来没有这种事。因此说：文章以道理为主。道理明白了，气势不求充沛却自然充沛，文辞不求通达却自然通达，这才足以称为文章。大江以西，近来有一位大儒叫吴文正公，他的学问以道理为主。当时到他门下求学的人很多，唯独金溪朱君元晦是高足弟子。元晦的学问精微敏捷、开阔博大，以明白道理为根本。在讲解、辨析、讨论、议论时，全都尊崇相信老师的学说，所以表现在文章中，舒展畅达而深厚。譬如水，从流动之处一直追溯到源头；譬如树木，从根本一直延伸到枝梢。没有一样不是灿然有章法、井然有次序。人们只看见他的气势昌盛、文辞通达，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因为道理明白。江西的文章家中，像元晦这样的人，已经多得无法一一计数了。元晦名夏，字元晦，一字好谦。他曾在春秋中延祐丁巳年以乡贡进士的资格参加春官考试，但没有考中。后来又两次前往京师，都没有成就而归，于是更加深入地研究理学，沉潜于乡里，不再出仕。江西部使者吴君，是文正公的孙子，因为仰慕他的隐居品行而向朝廷推荐元晦，却没有得到答复。至正壬辰年，盗贼在乡邦兴起，元晦最终遇难而死。当初，金溪同时有三位以文章著名的人：危君大朴、曾君子白和元晦。危君以布衣身份进入经筵，官位达到翰林学士承旨；曾君从进士起家，做官做到翰林直学士，两人都在当世显达荣耀；只有元晦独自隐约困顿至死，所以君子读他的文章，都会为他的才华没有得到施展而悲伤。元晦的儿子复亨，在至正丙申年中乡贡进士，能够凭文学使家学世代相传。他收集编纂父亲的遗文，得到若干卷，请我作序。我不认识元晦，但曾经在内心结交危君、曾君二人，因此得以详细了解元晦；而且复亨的请求又十分恳切，所以没有推辞，作了这篇序。

译练伯上诗序 大江以西，近来谈论诗歌的有三家：文白范公德机、文靖虞公伯生、文安揭公曼硕。范公的诗圆融纯粹而高妙；虞公的诗严峻而雅正丰赡；揭公的诗典雅而敦厚质实，都是卓然自成名家的诗人。后来继续创作的又有我们练君伯上。伯上的诗温厚而丰美华丽，足以继承三公的声望光彩、接续他们的道路。伯年轻时所作的诗，虞公曾经为他作序。虞公去世将近二十年了，伯上近年的作品，他已经不能看到了。因此伯上又请我为诗集作序。我于是写在后面说：古今诗道的变化，不止一次。时代气运有升有降，文章也随之有盛有衰，大概由来已久。《诗经》三百篇暂且不说。汉代以来，苏子卿、李少卿是诗人中的翘楚，这是诗歌的第一次变化。到了建安，接着是魏黄初年间，曹子建父子兴起而振兴诗坛，刘公干、王仲宣相互唱和。正始年间，嵇康、阮籍又接着创作，诗道于是大为兴盛，这是第二次变化。此后，正声渐渐衰微。到了晋太康年间，诗坛中兴，陆士衡兄弟、潘安仁、张茂先、张景阳、左太冲都是其中的代表，而陶元亮天资特别高，凭自己的成就，几乎超越建安而在其上，这又是一次变化。宋元嘉以后，谢灵运、谢惠连、颜延之、鲍照等人创作，似乎又有汉魏风骨，但其中有的伤于辞藻雕琢，浑厚的意味有所欠缺，比太康时还差一些。齐永明以后，这种弊病更加严重：沈休文拘泥于声韵，王元长局限于狭窄迫促，江文通过分摹拟，阴子坚、何仲言一流流于纤细琐碎，徐孝穆、庾子山专事婉曲繁丽，再也没有古雅的音调了，这是又一次变化。唐初沿袭陈、隋的弊病，大多尊崇徐、庾，张子寿、苏廷硕、张道济、刘希夷、王昌龄、沈云卿、宋少连都沉溺于长期积习之中，诗风衰颓不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开始像是开创唐代诗歌的新端，而陈伯玉又努力恢复古风，这是又一次变化。开元、大历年间，杜子美出现了，向上迫近《诗经》雅颂，向下压倒汉魏，正所谓集大成；李太白又尊崇《诗经》与《楚辞》的传统，和建安诗人相友，与杜甫相抗衡。又有王摩诘、韦应物、岑参、高达夫、刘长卿、孟浩然、元次山等人，都以诗歌的兴寄相互推高。直到钱起、郎士元、苗发、崔峒等诸家，也纷纷出现。后来韩退之、柳宗元在元和年间兴起，实际可以和李白、杜甫并驾齐驱；元微之、白乐天、杜牧之、刘梦得也都文质彬彬地相继唱和。唐代诗道的兴盛，到这里达到了顶点。这是又一次变化。然而从大历、元和以后，王建、张籍、贾浪仙、孟东野、李长吉、温飞卿、卢仝、刘义、李商隐、段成式，虽然各自成家，但有的流于怪诞，有的迫近险怪，有的困窘于寒苦，有的流于绮靡柔弱，与开元时期相比便赶不上了。到了唐末，朱庆余、项子迁、郑守愚、杜彦夫、吴子华等人，全都纤弱鄙陋，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了。这又是一次变化。宋初仍沿袭晚唐的习气，天圣以来，晏同叔、钱希圣、杨大年、刘子仪都将要改变这种习气，却没有真正革除。到了欧阳永叔，才痛下决心纠正西昆体的弊病；苏子美、梅圣俞、王禹玉、石延年、王介甫则竞相以古学相互推重。元祐年间，苏轼、黄庭坚挺然而出，其他诗作几乎都被压倒了。这又是一次变化。建炎以后，诗风每天趋于衰弊。尤其是尤延之的清婉、朱元晦的冲淡高雅、杨廷秀的深刻、范智能的宏阔华丽、陆务观的铺陈丰腴，本来都灿然可观。然而距离唐代已经很远；到了淳祐、咸淳末年，诗歌无不声调急促、格局狭小、气韵苦涩粗陋，已经没有什么可评论的了。这是又一次变化。元初承接金代的诗风，作者崇尚质朴而少有文辞风致。到了延祐、天历、丰亨、豫大年间，范、虞、揭三公以及杨仲弘、元复初、柳道传、王继学、马伯庸、黄晋卿等君子出现，之后诗道的兴盛几乎超过唐代而胜过汉代。这是又一次变化。然而距今还没有多久，时代气运就已经乖乱分裂，士人的习气骤然卑下，争相以粉饰雕刻互相夸耀，仿效齐梁却还赶不上它。伯上在这样的时代独不被流俗改变，更加发挥他的学问，使诗歌昌盛，呈现出和蔼平和的声调，有融通畅达的功力，没有藻饰矫作的姿态。凡是出仕与退处、离别与聚合、欢乐与忧愁、跌宕与抑郁的情思，无不寄托在诗中。这就是他自成一家而无愧于人的原因。我曾听杨公说：“诗应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以唐代为宗。”又听黄公说：“诗贵在平实而流丽。”唉，谈论诗歌的要旨，没有比这更简明的了。读伯上的诗，如果结合两位先生的话去探求，就可以认识他的诗了。伯上与我同官，任左右史，彼此相知很深，所以借为他的诗作序，详细说明古今诗道的变化，同他商讨。

译金华俞氏家乘序 俞氏世代是我们婺州的衣冠世家。他们的先祖中有一位在钱氏政权下任户部尚书兼营田使，名公帛，从钱唐迁居义乌凤林乡。义乌有俞氏，就是从尚书开始的。尚书的孙子处士名𥟚，又从凤林迁到金华孝顺镇。金华有俞氏，又是从处士开始的。处士生一子二孙，都读书而没有显达。到了他的曾孙八人，其中有名昌言的，在宋大观三年以太学生身份释褐中进士，最后官至左朝奉郎，任越州萧山县知县。而俞氏一族在宋代做官的，也从他任知县开始。由此，八人的儿子和孙子进入胄监、主持贡举、考中科第并做到显要官职的，处处都是。其他凭文学和德行义举在乡里著称的，更是无法一一计数。乡人以他们家族的兴盛为荣，于是称作“八宅俞氏”。俞氏成为我们婺州的衣冠世家，可以说是兴盛了！从尚书以下直到今天，已经十六代，世世都有族谱来记载宗族的世系次序。然而族谱第一次毁于宣和年间的睦州盗乱，第二次毁于宋朝灭亡，第三次毁于元朝国运衰败，虽多次修订，却又多次散失。第十四世孙俞庆，担心年代越久族谱越发坠失，于是广泛考察、精心搜求，绘制成谱图，又收集汇编墓志、遗文以及其他杂述，总共编成十卷。书编成后，题名为《俞氏家乘》，并请我作序。俞氏与我们王氏都出自凤林，都以家族兴盛显赫而闻名。世人称说，一家叫凤林俞氏，一家叫凤林王氏；而他们居住乡里的名称，也各自以姓氏来标志，叫作俞村里、王村里等。后来俞氏再次迁到金华，而我们的先祖也迁到县城东面的沙溪，两姓先祖迁徙、出仕或退处的情况没有不同，所以世代结为婚姻亲家，直到今天关系更加亲密。按照道义，我应当作这篇序。古代有大宗、小宗的制度，这是圣人用来理顺天伦、维系人心、彰明教化根源、敦厚政治根本的办法。汉魏以后，宗法废弛而门第兴盛，于是谱牒之学兴起。家族有族谱，大概就是宗法遗留下来的意义吧？宋代谈论族谱的有两家：庐陵欧阳氏、眉山苏氏。但两家的方法各不相同。欧阳氏以世代为经、人物为纬，取法于史家的年表；苏氏则像支流相联、世系相属，如同礼家所作的宗族图谱。至于讨论它们相同的地方，则都是使人重视自己根本的出处，体现尊敬尊长的意义；又详细说明各支系由何处分出，体现亲爱亲族的道理。尊敬尊长、亲爱亲族的意义都充分体现了，谱牒之法也就完备了。因此，宗法废止以后，圣人用来理顺大伦、维系人心、彰明教化根源、敦厚政治根本的道理，仍然清楚地保存在族谱中。有志于保存礼制的君子，难道忍心把它放置一旁而不加讲求吗？俞氏的宗族历史久远，他们的事迹之所以年代越远仍然可以考察，只是因为有族谱保存着。如今俞庆在战乱离散、族谱散失之后，恳切地修复这部书，把欧阳氏、苏氏的方法全部结合起来而兼有之。四百年衣冠世家的盛况，记载得多么详细完备啊！近年以来，天下多有变故，士大夫之家无不苟且简略而废弃礼制，唯独俞庆能够在这件事上用心，可以说是懂得礼了，也可以说是能够使家业世代相传了。俞庆字大有，博雅好古，敦厚重义而有文才，在当时很有名。《敏求录》序 探求事物，必须到它们聚集的地方；在聚集的地方探求，就容易找得到。比如市场，从金玉珠玑、犀角象牙，到布帛、谷粟、茶、盐、药材、矿石，凡是适合使用的东西，没有一样没有。寻找其中一件东西，那么不论远近、彼此、精粗、美恶的不同，也没有不同时蓄积陈列，以满足寻找者需要的，所以只要按自己的愿望前往购买，很少有得不到所求之物的。如果不在聚集的地方寻找，反而只到某种东西的产地去，那么凡是适合使用的东西，既不可能全部得到；远近、彼此、精粗、美恶的不同，也哪里能够全部看到，以便仔细选择呢？由此我知道，制度名物也是如此。载籍如此广博，从圣人的经书、儒者的传注笺疏，到历代史书和百家著述，确实可以说既博大又广泛。各种制度名物散见、杂出其中，哪里容易寻找呢？然而如果要探究它们的本末、考察它们的异同，也不能因为难以寻找就不去寻找。这就是类书所以编纂的原因。书籍按类别编排，不就像物品集中在市场上一样吗？我看杜氏《通典》、郑氏《通志》之类，分类编纂的书大概有几十上百家，学者要查找制度名物确实容易了。可是有谁知道其中本末可能不相符合、异同可能不相合，而它们难以查找的问题又更加严重呢？这就是我在沈君《敏求录》一书中有所取法的原因。沈君这部书，虽然不过是承袭前代儒者已经完成的事业再加以用心，但考据缜密，本末没有遗漏；辨论精确，异同没有差错。它所取得的功劳已经很多了，不只是可以供后辈学子参加科举考试使用，即使博雅的君子也会从中有所取法，将不能离开此书而到别处寻找。唉！如今人们求学，谈论性命之理的，穷究高深却不切实下功夫；讲辞章的，夸耀奇异、炫示技巧，却不再返回根本去探究，这些都足以成为学术的负担。又有谁知道，制度名物正是圣人用来建立天理、安定民众准则、周密应对世事而不能自已的东西呢？如果在这方面有所收获，那么成就天下的事业就没有困难了。这就是我在这部书中有所取法的原因。全书共若干卷，从郊祀以后分类，共若干类。

译张仲简诗序 吴郡张仲简的诗若干篇，我替他作序说：“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历代都有这样的说法。”《诗经》三百篇的成就极高，秦汉以后，诗歌没有比唐代更兴盛的；而唐代诗歌从始至终，大概有三次变化。最初承接陈、隋余留下来的风气，崇尚浮华靡丽而缺少义理；到开元以后，天下长久处于太平治理之中，诗歌才开始归于雅正。唐诗在此时达到兴盛。到了唐末，世道已经衰败，诗歌日益趋向卑弱，直到西昆体出现，变化达到了极点。由此看来，说文章随时代而有高下，唐代诗歌始终有三次变化，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唐代兴盛时，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等各家创作各不相同；韦应物、柳宗元的诗，又特别温润绮丽、宁静深厚，自成一家。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才性各不相同，所以所作的诗也不相同；但当时政治教化的盛况，却未尝不能从这里看出来。国家治理达到兴盛，与夏、商、周三代相媲美，诗歌的繁盛实在不愧于唐代。太平盛世连续相承，至今已有百年，身居高位而通达显贵的士人，没有不歌咏皇帝的功业，尽力创作瑰奇盛丽的辞章，以彰显国家的盛大；居住在山林中的人，也都歌唱王化，具有忧思深沉、见识长远的风气，并不只是留恋风光景物而已。那些显达而居高位的人，世人共同知道；而山林之间的人，有些却不是世人能够了解的。我唯独可以从仲简身上得到证明。仲简的诗，正是所谓温润绮丽、宁静深厚，类似韦应物、柳宗元的诗。后世的人读他的诗，不仅可以了解他这个人，即使评论他所处的时代也是可以的。仲简的乡里前辈文昌于公说他具有盛唐气象。唉，先生的话，难道会欺骗我吗？有人说：“诗，是情性自然的发露。”既然发自人的情性，就不需要凭借外在条件，为什么一到吟咏唱和的时候，却偏偏说它同政治教化有关呢？唉，唐尧、虞舜时代，樵夫牧童敲击车辕也能合于《韶》乐，是因为内心有所感受，何况诗人的作品呢？古人曾经从草木的文采中表现上天造化的机杼，从花竹的和气中验证人的安乐。那么诗歌所表现的东西，难道仅仅是偶然如此而已吗？《治政万言书》序 圣明的天子即位十五年，任用勋臣贤能，更新政治，下诏征求天下直言极谏，说：“朝廷的得失、军队和百姓的利弊，允许尽情直言，不得隐瞒。”远方的人，凡是所陈说的政事，当地主管官署都要转达上报。于是朱君垕正在成均求学，看到诏书而叹息说：“天子希望治理好天下的意愿很高，求取治道的心意也极其恳切。凡是在天地万物之间有所见识的人，谁不受到鼓舞而想要自我效力？我难道可以默然不语而只顾自己吗？”于是他分条列举天下的事情，从朝廷直到边远地区，从政治治理直到财用，凡是用来纠正弊病、恢复正道的办法，都把本末完备陈述，纲纪全部列举出来，共分二十项，题名为《治政万言书》。书已经献给中书省，将要转呈皇上。同道之士又打算设法扩大它的传播，请我作序。我读了这部书而有所感慨，因为这样的时机实在难得。自古代以来，如果上面有能采纳谏言的君主，下面就有能够尽情进言的士人，上下相互成就，所以太平的事业可以实现。国家太平已经很久，天子致力于以仁厚清静的政策休养百姓；至于是非取舍，则虚心尽意，听取众议，一概归于公论而不凭个人意志。而几位大臣正彼此同心协力谋划天下事务，所以有人不说的，言论没有不被接纳；有志之士有不知道的，一旦知道便没有不说的。上下之间能够这样相互成就，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了。唉！朱君的这部书难道可以不作吗？难道会不被采用而徒然成为空话吗？所以天下无事时，公卿的言论轻如鸿毛；天下有事时，普通百姓的话重如泰山。从前汉文帝时，天下似乎没有事情，贾谊的进谏却说有值得痛哭流涕、长声叹息的事情。只是人人都认为没有事，唯独贾谊这样说，所以他的言论最终没有在当时被采用。如今天下好像不是有事，却又不能说完全无事，其中值得痛哭流涕、长声叹息的事情，大概并不没有像贾谊所说的那样。朱君以天子学生的身份，在有事之日陈说政事，我因此知道他的意见不会只成为空话吧？即便如此，贾谊的计策没有在汉文帝时采用，主父偃一类的人却承接了其中的余绪，最终在汉武帝时代施行。把它施行在汉武帝时代，和在汉文帝时代采用相比，哪一个更容易呢？所以有志之士只应知道时机所允许的范围，尽力直言；至于说了却不被采用，或者被采用却已经赶不上时机，又哪里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呢？朱君字仲端，是徽国文公的六世孙。送罗传道序 新安的罗传道君担任山阳县令，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公卿、大夫、士人以及凡是奉命南来的人，我总要问他们：“如今江淮之间值得称道的守令是谁？”他们都说：“山阳令罗君。”没有一个人说出不同的话。传道因任期考核期满，按照惯例入朝觐见。我打开他的行装，得到诗文一百十篇，都是鸿儒俊士所作，用歌咏赞美美德的方式赠给传道的。因此，我更加相信先前称赞传道的话，确实出自众人的公心；又知道传道能从人人那里得到这些赞誉，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并非偶然。传道的先辈曾仕于宋，世代都是著名卿相，其中鄂州一支尤其显著。传道出生在有文献传家的家庭，喜好学习，富有文才，器量宽宏，足以为当世所用。我有幸同传道结交已久，所以知道传道就是这样。凭我对传道的了解，难道还要等别人的话才开始相信吗？只是因为相信是非议论的公道终究无法掩盖罢了。传道入朝陛见以后，又按照惯例回到山阳。我私下认为，传道担任县令，既然已经有清廉善治的名声，就应当举荐提拔他，使他充分施展才干、扩大功业；为什么反而又把他局限在一个县里，使他不能施展呢？依我看来，治理百里之地的职责也已经很难了。考察前代史书，凭县令身份而登上名臣册籍的人，比比皆是。至于冒居尊贵官职、显赫地位，却碌碌无为、没有同类，最终声名湮没的人，则多得数不清。拿那些人同传道相比，他们的得失究竟谁更多呢？我忝居太史之职，有善行一定记录；像传道这样政绩值得采录的，我本来就将依据事实详细写下。虽然如此，传道的才干并不只适合治理百里之地。由此更应勉励自己，进一步思考如何成就自己。如果是非议论的公道终究不可掩盖，那么传道显达光大的日子，我也可以计算日子等待了。传道此行，国子先生李克正君率领许多朋友作诗相赠，我本来就可以为这些诗写在篇首的序。《王忠文集》第五卷 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第六卷 明代王祎撰写 序

译《上京大宴诗序》至正九年夏季五月，天子按时巡幸上京，到六月二十八日举行大宴，地点在实喇鄂尔多。过了三天，宴会事务才办完，这是遵循旧有的典章。自从世祖皇帝统一华夏、定都燕京以后，又采用古代两京的制度，关塞以北便以滦阳为上都。每年天子出巡，后宫各宫、宗室藩王和外戚、宰执及其属官、各部门各府署，都随驾同行。皇帝驻跸以后，便举行大宴，用来彰明尊卑威仪，使福庆均沾，融合君臣的欢乐，沟通上下的情感。然而朝廷的礼仪以严肃为主；不严整、不肃敬，就无法使远近之人敬畏瞻仰。所以凡是参加宴会的人，都必须穿戴相同的服饰，骑乘装饰不同的马匹，把华丽装饰做到极致，彰显仪容风采，然后按序列就位。世人因此称它为“奓马宴”，又称“济逊宴”。“奓马”，俗语是说把马饰夸耀炫示；“济逊”，译语是说服色整齐一致。啊，真是盛大啊！这难道不是国家完美的法典、盛明时代的伟大景观吗？历代圣君相承，都遵守这一制度，因此今天子在位日久，文事安逸、武备嬉游，礼仪顺畅、音乐和谐，更加精心致力于太平，修饰宏伟功业，于是旧有典章比以前更加光彩了。既然如此，把盛况铺陈张扬、写入颂歌，以彰显它文物制度、声威仪容的显赫，本来就是不可缺少的事情；这就是当时馆阁诸公相继唱和作诗的原因。因此，观看这些诗，足以考察今日天下太平、治理极盛的景象；人才众多，都能歌咏国家的盛大，使之合于太平时代的声音，祖宗造就人才的功效，也可以由此看见。祎曾读《诗经·小雅》，其中如《鱼藻》三章，实际上是天子宴请诸侯、诸侯赞美天子的诗；然而诗中只说“王在镐京，以乐饮安居”，此外不再多加一句赞美，实在是因为君王盛大的德行，不是语言形容所能穷尽的，而安乐饮酒、安然居处，若不是盛德之君，谁能做到呢？如今相继唱和的这些诗，其中铺陈张扬的内容，也不过是描摹眼睛所能看到的景象；但是圣明天子的至盛德行，以及垂拱无为而使今日达到太平极治的原因，却隐约自然地显现出来了，这难道不是《小雅》诗人的意思吗？只是祎身份卑微，不能奔走供职，未能列于诸公之中，便私下推究作者的本意，写成这篇诗序。诗由宣文阁授经郎贡公首先倡作，唱和者若干人，共计若干首。《送乐仲本序》至正戊子年，我和乐仲本君一同在京师。那时仲本年长我七岁，寄居京师已经三年，却不把我当作后辈；没有多久，他便屈尊同我结交。过了一段时间，他对我说：“四明的定海，西边有两条水，叫大浃、小浃，一同向东流入大海。小浃上游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山水的乐趣，足以使我享受个人生活。我将要回去，进一步读书来修习自己的事业，闲暇时就在小浃一带游泳游玩。大概通达时就希望能在世上有所表现，否则就乐天知命地终此一生罢了。我要回去了，你难道没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听说从前新安朱氏、象山陆氏同时兴起，都把圣人之道作为自己的责任，但他们所学不能没有不同。虽然在鹅湖有过会面，最终也没有能整理他们的差异而归于一致。陆氏的学说传给慈湖杨简氏、絜斋袁燮氏，他们都是四明人，所以四明学者尊陆氏为祖，奉杨、袁二氏为宗。朱氏的学说没有流传。东发黄震氏、果斋史弥卿氏出现以后，朱氏之学才开始在四明流行。黄氏得到了朱氏遗留下来的书籍，史氏则传承于湖南大阳先生史灏、小阳先生史枋。二位阳先生传承于蜀人魏了翁，而魏氏实在是朱氏的高等弟子。到了如今，国家建立学校、设置老师、设科取士，一概采用朱氏的学说，天下学者都推尊朱氏为大宗，而四明陆氏的学说已经无人讲习了。仲本受业于敬叔程先生，而程先生又师从史氏。承继老师所传，顺应时代所崇尚，朱氏之学，仲本大概已经尽力研习了。至于陆氏之学，过去尊奉它为祖、为宗的传承源流，因此也还没有泯灭。仲本难道不可以兼顾两方面而尽力吗？先儒认为，陆氏着重尊崇德性，朱氏着重探求学问；然而尊崇德性和探求学问从来不可以偏废。这就是临川吴氏《学基学统》篇所由作的原因。把二者调和起来，关键只在于真正理解并切实履行如何罢了。我对仲本难道没有期望吗？仲本见识明达、行事果断，有志于圣贤之学，不因得失而使内心受累，从他出仕和退处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因此他这次回去，我私下表达了爱护和帮助他的心意，想停止说话却做不到。或者说，我自己图谋修养品德还来不及，却反而替仲本说这些话，是因为了解他很深，所以对他的期望很厚，才说到这种程度罢了。仲本想来也不会认为我的话背离情理吧。”

译《送顾仲明序》永嘉顾仲明君由兰亭书院山长考核期满，来到京师参加选任，调任常熟州教授。他南归时，士大夫都作诗为他饯行，请我为诗作序。我听说古代谈论学术的人，一定重视考察老师朋友的学术渊源，以老师朋友的学说为根本，来求取先王之道，所以能够诚信而不悖谬，质朴而又通达；他们的事业容易成就，方法也容易实行。永嘉是东南的名郡，山川高峻、清秀、雄伟，人才常常从这里产生。宋代时，它号称是六艺文章的府库，许景行氏、周行己氏都登门受学于程子，把伊洛之学传播到东南。南渡以后，谈论性理之学的人，向来尊奉永嘉学派，而郑景望氏实在是这一学派的继承者。但在那个时候，薛士龙氏的学问又自成一家；他的学说详论古今的经制，认为自周末学术断绝以来，先王制作制度的根源已经晦暗而不彰明。像董仲舒论名田、诸葛亮治理军队、王通在河汾讲论的内容，一千多年之间，其端绪只偶然显现过一次。等到二程子、张子兴起，共同阐发事物的本末、精粗，纲纪全都完备，后来传承的人却没有能够得到其中要领的。于是薛氏发愤深思，深入探究制度的体统；对于兴王的远大制度、末世浅陋的法令，以及礼乐刑政增损、变革、异同的关系，都必定审察事实根由，研究搜求，在经书中无所遗漏；没有一项不符合实际，没有一项不可施行。薛氏学说传了一两代，出现陈君举氏、叶正则氏、戴少望氏，其中陈氏尤其精密。他讨论经书史籍，贯通百家学说，年年考察、月月推究，白天验证、夜晚探求，每一事每一物都考察到极致；把上下千年的事理像用珠子贯串、用丝线编组一样联系起来，综合治理当世事务，在治国之道上可以振兴停滞、补救弊病，恢复古制而达到正道，制度条理、本末关系都清楚明白。这就是永嘉经制之学的要旨：在于包罗融会而通达世事变化，方法精密而致用深远；学问博大、宏阔、严密，根基深厚牢固，足以自成一家。评论者却说这种学说并不全都以性命之学为根本，因此近来的学者一味结党同声、排斥异己，只把顺从世俗、求取宠爱作为务要，这门学问便被废弃而无人讲习了。他们却不知道，穿凿附会地谈性命之理，穷究高深、驰骛遥远，只是一味追逐空洞言论，将来凭什么处理事务、应对变化，以适合世间的实际需要呢？唉，永嘉之学难道可以不讲吗？顾君生长在这个地方，老师朋友的美好学术渊源，大概是他平日熟闻并一向研习的。而顾君的职务就是做人之师；发扬他老师朋友所承传的学问，用来使众人向善，难道不是做人老师的责任吗？顾君多次担任教官，每到一处都得到士人的赞誉，人们无不称许他的才干，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学术源流。所以这次他出任常熟教授，我不再以众人称赞他的方面作为他的美誉，而私下取出人们很少知道的内容，逐一说明其中缘故，来告诉大家。《送刘志伊序》至正九年，祎在京师，有幸结识宜春刘志伊君，并和他内心相交。我厌倦了在外游历而归，志伊不久也将南归，要采选天下的文章；十一年十月，我们又在钱唐相见。相会之后又将分别，于是祎感慨地对他说：“古代天子巡行各地时，诸侯各自陈献本国的诗歌，用来考察政治的好坏；而乘坐轻车的使者又巡行天下，采集诗歌来观察民风。如今不但诸侯不再陈献诗歌，采诗使者也不再巡行天下了。像我和志伊这样的平民士人，却勤勉急切地把采选天下文章作为自己的责任，企图彰显国家气运的盛大，表明当世人才的众多。像志伊这样的人，不也是有志之士吗？”我听说：“天下的文章，不是一个人所能写成的，分散出现、杂然产生，广泛聚集、广为收藏，要寻求它们实在很难。那些显达而身居上位的人，他们的文章本来就显著而容易寻求，所以本朝文类的作品，真定苏公采集得相当完备。至于隐居山林岩穴的人，文章虽然精工，人们有时却很少知道；知道得少，就不能全部寻求；寻求不全，就会有人因此产生不公正的议论。这就是古人认为这件事困难的原因。再说，采集文章并不是最难的，选择文章尤其困难。因此汉代以后有《文选》《唐文粹》，梁昭明太子、姚铉都是以后人身份选取前代作品；东莱吕公编《宋文鉴》，也只选到宋室南渡以前，而很少有人以当代人的身份选选当代文章。以当代人选当代文章，就只有苏公编文类这一例。因此，前代的是非容易判定，一时的取舍却难以专断。古人所认为困难的事，志伊将要继承《文类》而有所编作；那么我称志伊为有志之士，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虽然如此，文章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业。过去评论世道的人，凭文章认识气运的盛衰；观察人物的人，凭文章辨别才气的高下远近，这就如同通过考察礼制、听闻音乐而知道德政一样。有志之士采集并选录文章，只是希望彰显国家气运的盛大，表明当世人才的众多。至于采集不能全部周遍，选择不能完全恰当，也只能无可奈何了。这就是祎同志伊分别时，再次深深感慨的原因。志伊将要分别时，钱唐的士大夫都分韵作诗为他饯行。祎没有什么才德，却也接续在作者之后，把自己想说的话说明，写下来作为赠给志伊的诗序。

译《麟溪集序》婺州浦江县以东三十里，有个地方叫白麟溪，郑氏就居住在那里。郑氏合族而居，到如今已经九世。朝廷援引成文法令，在他们门上表彰，题作“孝义郑氏”之门，并免除他们的徭役。当时的名公巨卿、杰出士人和俊秀读书人，无不为此感叹羡慕；有的写入诗歌来称道他们的美德，有的写入文章来记载事实。月月积累、年年增多，所得作品已经很多，家长郑大和担心时间久了散失，于是把它们搜集编次。诗歌有乐府、古体、近体若干首，共十卷；文章有碑颂、序跋、记辞、铭志、杂著若干首，共十二卷。合起来成为一部书，因居住地命名为《麟溪集》。我从这部书看郑氏一家的盛况，可以由此知道国家教化的盛况。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时代是兴盛的，正因为教化已经彰明、风俗已经形成，所以当时民俗的善良达到家家都可以受到封爵的程度，难道不可以说是兴盛吗？然而考察典籍，表彰门闾之事，在唐尧、虞舜时已经如此，而表彰住宅里巷，则见于成周时代。民俗既然已经无不善良，仍要在其中选择加以旌表，是为了所谓树立风声，使百姓不懈怠于行善。国家敦厚教化、崇尚风俗，承平日久，乡里的百姓安于无事而习惯行善；像郑氏这样以孝义著称，得到这样的旌表，岂不是唐尧、虞舜、三代的百姓再加上唐尧、虞舜、三代那样的美好典章吗？所以我从这部书看郑氏一家的盛况，可以由此知道国家教化的盛况。过去周代的尹氏，因为是天子的大夫，五代人不分开生活，供养数千人；《春秋》记载尹氏，是为了表明世代为卿的家族。他们能够同周王朝共存亡，是因为有家法维系。如今郑氏并不是卿大夫之家，却能合族居住达到九世，可以说很难得了。何况他们家法的维持还足以借此永久不衰，推及百世也能做到，当然足以使人感叹不尽，写入诗歌反复称颂，写入文章不断记述；作品积累如此之多，后来的作者当然还不会停止。因此《诗经·召南》的歌咏，赞美南国民俗的美好，必定追溯到文王亲自教化的功劳；前代史书所编纂的孝友等传记，也用来彰显当代风化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我认为，从这部书看郑氏一家的盛况，便可以知道国家的盛况，难道不是这样吗？唉！天赋的本心和人民的常性，是人人共同具有的。如果这部书刊行并广泛流传，将使行善的人更加知道受到劝勉，而孝义尚未达到的人，也会受到感发而奋起。它对于世间教化的补益非常大，难道仅仅能使他们的子孙不衰败而已吗？大和字顺卿，乡里尊称他为贞和先生。这部书实际成于五百二十二甲子之后，嘱托我作序的，是先生的侄子、能够承继其家业的郑钦。《经筵录后序》今天子凭借上等的才智，真诚与明达兼备，举动都符合天道运行，优然进入圣人境域。他临朝日久，将要使这个时代达到安靖美善，尤其把文教放在首位，以学习经典为要务。于是到了至正更化之初，屡次开设经筵，广泛延请儒者，讲解阐述古代经典，用来广泛资助政务，参求教化的根源，从而成就帝王之治。经筵的设置，是国家的重要法典；其事务体制十分重大，既由丞相、帝宰、执政、侍从等主持，又必须经过精心选拔才能参与劝讲。至于讲解经文，则以检讨所成的稿本为依据；检讨写成稿本并翻译完毕后，禀告丞相及各位讲官，众议一致同意，然后进呈。因此检讨官虽然品秩较低，所任职务却十分接近皇帝，都是从平民中由朝廷公开选拔担任的。士人担任这一职务，就能够把圣贤仁义礼乐之道、古今治乱成败的原因，彻底传达给皇帝，并用片言只语启发君主的心意，实在可以说没有辜负所学。浦阳郑仲舒担任检讨时，把自己进呈的讲文汇编成一册，题为《经筵录》，共若干篇。按照旧例，讲文每月进呈三篇，每进一篇，天子便把它放置在身边；满三年，又把每月进呈的文章汇总成录献上，以备皇帝在乙夜览阅。郑君这部书，大概是记录副本并收藏在私人家中；每篇开头都详细记载日期，以及天子宴问、讲官奏对的名称，这是对事务的谨慎记录。从前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会达到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达到光大。”高明光大不在别处，只在于用心加以实行罢了。这句话起初看起来像是为求学者说的，等到汉代董仲舒引用它来告诫武帝，于是便知道帝王的学习也不外乎这个道理。如今看《经筵》文章，剖析精细详尽，陈述明白通畅；其内容近似唐人粹取经史精义的作品，在方法上切实；又仿效宋儒《大学衍义》，只是文辞更加直截。它的大意不过是希望我们的君主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实行所知道的道理。实在是因为听到了就必须尊重，听到却不尊重，等于没有听到；知道了就必须实行，知道却不实行，等于不知道。这样说来，今天子盛大的德行和宏伟的功业，能够达到高明光大而成就帝王之治，难道不是因为听闻后能尊重、知道后能实行，用心加以实践吗？唉！从这部书看，文儒启发滋润的功劳、圣学不断光明发展的成效，以及国家一代的典章故事，全都可以看见。我私下想到孔子赞《易》、把《序卦》列在末篇的意义，冒昧地依照这个意思写下简略的序言，系在末简之后。

译《送分水达噜噶齐之官序》高昌莽赉布哈君惟一由休宁县主簿升任江浙行中书省掾史，考核期满后，任命为建德分水的达噜噶齐，将要赴任。贤能的大夫、士人，凡是同君交往的人，都作诗歌为他饯行，请我为诗卷首篇作序。天下郡县的凋敝，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而今天国家对于守令的选任，也可以说格外重视。近年根据大臣的建议，首先严格实行保举制度，赏罚、黜陟既已确定并写入法令，接着又申明督察统摄的制度，使郡县上下相互统属、政务治理彼此协调而不紊乱的制度更加严密。唉，为什么凋敝的郡县仍没有稍稍减少，循良官吏的成效也没有增加呢？大体说来，如今做百姓牧守的人，过失有两种：喜好名声的人过于有所作为，贪图俸禄的人又害怕有所作为。过于有所作为，就违背民情；害怕有所作为，就压抑民众的志气。民情受到违逆便不得安定，民志受到压抑便不能实现。这就是百姓不能各得其所、政务治理乖戾而不能成功的原因。因此善于治理百姓的人，不过是使百姓各自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罢了。《传》说：“百姓所喜欢的，就喜欢它；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它。”这就是所谓百姓的父母。唉，治理百姓的道理，大概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我听说君在休宁任职时，厘正经界、均平赋役、兴办学校、平定物价，能够同百姓有共同的好恶，百姓非常感念他的恩德；他的才干可以说长于治理百姓。如今他担任分水官，我知道将来谈论循良官吏成效的人，一定会在分水看见他的成绩。而且君读书求学已有多年，善于评论古今，明白事物的本末，慨然有志于当世；他的才干本来就不只是长于治理百姓。如今圣明天子励精图治，把百姓看得如同伤者；贤能的宰相破格任用人才，以整顿兴复废弛的事务。君姑且尽心做好职分内应做的事；如果美好政绩彰明、声誉显著，难道还会没有被重用的机会吗？虽然如此，西汉循吏见于史传的只有六人，其中黄霸做到了丞相；班固因为他长于治理百姓，特意把他列入循吏传。我又知道君将来即使被重用，史家为循吏作传时，也一定不会遗漏君，必定会从君身上有所取法。《送申巡检之官序》至正十一年，天下多有变故，天子命功勋旧臣以行中书省的名义镇守外地，又因为那里离朝廷很远，事务有紧急机变，不能拘泥于通常制度，所以可以禀告后自行处理。凡是军队、钱粮、铨选等事务，都听凭他们相机处置。如今行中书省的地位尊贵、责任重大，视同古代的方岳，而江浙尤其地域广大、物产人口众多，所统辖的郡有三十二个，赐予履行职权所及的地方，不下数千里。不久事情变化更加急迫，即使是各郡的事务，也仍不能全部由行中书省直接处理；各地牧守往往自行选择人员任用，行中书省也看其是否合适，往往听任他们而不加违拗。唉，天下不幸而发生变故，要拨乱反正，就必然要变通行事、顺势权宜，这实在是形势所必然。然而有志于当世的人，本来没有不对此深深忧虑的。婺州和处州是相邻的郡，近来行中书省奉承制命，任用婺州同知总管府事黄公迁任处州守臣；我们婺州人申观远君一向受到黄公知遇，于是被征召为属县遂昌的巡检。观远见识优长、办事敏捷，凭借尊父的荫庇，已经两次任筦库巡检；这是他资历所应得到的职位，正等待行中书省选授而尚未正式任命，黄公便任用了他，于是既显出知人之明，也没有越级授官的过失。观远将要赴任，他的朋友王祎对他说：“唉！今天天下之所以多有变故而不得安定，不是因为盗贼太多、危害太严重吗？盗贼产生，就像火刚刚燃起一样，开始时不加以扑灭，最终便会烧遍原野而无法遏止。如今你的职务，就是负责搜捕盗贼。善于搜捕盗贼的人，能在盗贼刚刚出现时便袭击他们，所以事情容易办理，百姓也不受扰乱。凭你的才能，一定能够完全尽到职守。官职没有高低，只要都能尽到职守，天下的事情，其变化难道终究会不可谋划吗？虽然如此，你的职务只在于搜捕盗贼，却不能使人不去做盗贼；能使人不做盗贼的，是牧守。考察前代史书，像龚遂治理渤海郡的政绩就是这样。我听说黄公有牧守的才干，他治理政事注重用德行感化百姓，也许能够使人不再做盗贼；而搜捕盗贼的职务，又能任用像我观远这样的人，那么将会看到处州全境安宁，田野乡里平静，鸡犬不受惊扰，同承平日子没有差别了。观远这次去任，我私下对此抱有希望。”他又因天下的事情，感慨而更加有所感触。婺州士大夫中凡是同观远交往的人，都说没有这些话就不足以作为赠言，于是共同作歌诗。我便说明今日的事由以及我对观远所说的话，写在诗卷首篇。

译《赠医师张君序》古代谈论良医的人，出自秦地的很多。《春秋》内外传所记载的医和、医缓，以及尸子所称的医竘，都在秦地以良医闻名。医和能够察知肓之上、膏之下的病位，知道疾病已经无法医治；医缓能够辨别六气、五味、五色、五声和六种疾病，知道疾病由何而起。这还不只是如此。医和回答晋国大夫时，认为医治之道可以推广到治理国家；医缓对晋侯说，善人将要死亡，若天命不佑，那么他的思虑所及，本来就不只是汤熨、针灸、砭石这些治病方法而已。一再称为良医，而且都出自秦地；说秦地多良医，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依我看来，今天的良医，其多大概没有超过中吴的。难道是因为吴地富饶，人们少有轻视生命而看重财物的，所以掌握医术的人总是很多地向那里聚集吗？还是因为当地风俗兴盛，医术传承另有根源呢？然而吴地医者虽多，我本来不敢用浅薄见识来窥测其中；若要寻找差不多可以同古代良医相比的人，张君志行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志行医术高明，是人人都知道的；而人人不能知道的方面，我认为不是志行就不能完全说明。医术所可贵之处，在于能够运用心意来施治。《灵枢》《素问》等书留下的学说，明白地存在，本来是必须遵守的；但人的疾病有万般不同。至于推求五运六气的标本，考察阴阳升降左右的变化，从而确定五脏六腑的虚实，配合经脉、络脉以及血气的流注，并知道疾病的征候和死生的期限，就一定要从脉象中察见。唐代许胤宗说，诊脉的妙处无法传授，只有思虑精密才能得到；又说，我心里所领会的东西，口头无法宣说。由许胤宗的话看来，脉理确实难以轻易审察。医和、医缓能够知道疾病不可治和疾病的成因，他们思虑所及又不止于汤熨、针灸、砭石，难道还要离开这些而另求别的方法吗？这样看来，志行大概是懂得从脉象上精细审察疾病的人吧？否则，他的医术为什么如此高明，而称赞他的人又如此众多呢？因此，众人称赞志行，是因为知道他的医术高明；而我认识志行，则是因为这一点，不在于别的方面。郡人秦文刚，是一位君子，曾经得病，志行为他治疗，很快就痊愈了。秦君因此请求我写文章，来说明志行的美德。志行施展医术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只在秦君一人身上；但秦君独自对他的恩德感受特别深，是因为如果不是志行，这件事就没有人能做到。他患病时，吴地医术高明的人并不只有志行，而我总是乐于称道他的美德，是因为众人都相信他的医术高明，值得记录下来。假使志行从此更加精研思虑，谨慎施展医术，那么可以预见，今世到吴地寻求良医的人，一定会寻求志行；而吴地有许多良医，世人也将认为我的话并非妄言。《赠葛仲正序》我的朋友陈舜道对我说：“我往年留在吴门，得了伤寒，其他医生都不能医治，病势逐渐加重。有位刘太常，是我交情深厚的人；他请葛仲正来为我诊视，仲正用他的医术治疗，病很快就痊愈了。我既感念刘君爱护我，又想到葛君医术高明，如果不通过文章彰显它，就无法表达我的私心。您能写文章，希望替我说几句话。”我看近来谈论医术的人，没有比中吴更兴盛的；而吴中世代以医为业的人，也没有比葛氏更兴盛的。葛氏的医术，长于推求五运六气的盛衰，根据病证审定治法；这就是仲正的医术不同于众人的地方。仲正的叔父中有一位号恒斋，曾亲自著书，他的学说认为，医生应当根据时运的盛衰而有所增减。刘守真、张子和一类人，正值金人强盛之时，百姓强悍而气性刚烈，所以多采用宣泄的方法；等到金势衰落，经历战争之后又接连遭受饥荒，百姓劳苦、心志困顿，所以张洁古、李明之类的人多用补益的方法。到了宋代末年，医生大多致力于守护人体元气，却不知道攻伐的方法，也只能养病而不能治病，过失在于不知道随时通变。他的学说如此，可以说是能够阐明气运的变化并通达阴阳的化育了。唉！医术到了刘、李诸位君子出现之后，技艺已经达到极高境界。依我看他们的书，言论非常明白，道理却极其精微；使用药物简要而切近，取得疗效迅速而显著；其要旨在于使人观察形体、察看脉象，探求疾病的起始，然后施展医术，而不拘泥于固定不变的古方。这无非都是在推演阐明所谓五运六气的学说。如今他们的书大行于世，学习医术的人没有不讲习他们的学说。葛氏的传承独自得到其中要领，仲正又从先辈传承中有所心得，推求本家遗书，并广泛穷究诸位君子的著作，所以他的医术高明而不同于众人，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仲正的弟弟葛可久，在这门医术上尤其精通。我曾经同他交友，因此得以认识仲正；而仲正的几个儿子从事这门医术的，也都文质彬彬、人才济济。唉，葛氏的兴盛，本来还没有止境。

译《送汤子诚序》溧阳汤子诚君，是所谓有实际用处的人才。汤氏是乡里的大姓，世代穿戴礼服、讲习诗礼，传承不断，而子诚很早就以才能显露自己。他因御史举荐，参加郡府吏员考试；海道漕府又推选他为属官。如今他多次考核合格，按例应当升迁，浙东帅府于是发文书来征召子诚。他仕宦事业的兴盛，大概就从这里开始了。我听说士人怀抱有用的才具，如果不遇到盘根错节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检验自己才干是否有用。如今子诚到浙东去，我想以浙东的事情来说，浙东地处大海之滨，过去沿海常设置制置司，职权非常重大，而所统领的都是水军。海这种东西本来就险，而军队要习惯海战也很不容易；如果没有平日的教练和长期训练，很少有不在临战时失败的。如今的帅府实际上同时肩负军务和民政的责任，如果没有兼具文武才能的人，就没有谁适合担任。它的职权比过去更加重大，但所统领的军队却已经不再有所谓水军了，因此一旦海盗突然发生，就没有人能够抵御。后来甚至劳烦天子亲自命令大臣招安海盗，并授予他们官职；盗贼的贪心没有满足，反而认为我们没有防备来抵御他们，不久便又叛乱。朝廷致力于保全大局，于是再次下达命令，所授官职也更加提高。招安竟然达到再三的地步，说明威势和重赏也许已经成为他们自我防备的资本；如果不设法预先防范，他们愚顽无知，刚刚服从又马上叛乱，这种祸患我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因此今天浙东的祸患，没有比海盗更令人苦恼的；抵御海盗的策略，也没有比恢复水军更急迫的。盗贼产生，是太平之世也不能完全避免的，关键只在于怎样预先防范。如今子诚凭借有用的才干，又常常受到上官信任；只要他不轻易发言，一旦发言就一定能够实行，所以我希望子诚有所建言和说明，进一步检验自己才干的实际用处。至于只把琐碎的簿书文字当作事务，徒然年年累月地为谋求出身，那本是一般人所做的事，不是我们这些人对子诚的期望。唉，举浙东的事情来对子诚说，我知道今天天下可以谈论的事情还多得很。子诚对此也会对我的话有所感慨吧？《送叶子中序》至正七年，祎到达京师，同叶子中君最为友善。分别六年后，我和子中在钱唐再次相会；当时子中正因为太夫人去世，安葬之后将要回京，于是感慨地对祎说：“您爱护我，但关于我一生的事情，您未必完全了解。我十六岁时，父亲正奉命任贺州知州，却突然弃下我们这些孤儿。我从这时开始刻苦立志求学，出外游学于郡学。余公德崇、陈公众仲先后担任提学，都认为我可以进取，因此我颇能知道前进的方向，想着有所建树。然而自从我祖父文简公告老还乡时，朝廷所赐的田宅宝货，他全部上表归还朝廷，没有留下财产。我父亲又早逝，幸赖母亲扶持树立门户，不因盐米等细小事情牵累我自身，于是我到了京师，得以凭荐举进入国学做诸生；学业期满一年，积分达到优等，将按例脱去布衣，取得荣誉名位回来为母亲祝寿，但我的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我匍匐奔赴南方，而父亲的灵柩还在钱唐；到这时把父亲和母亲的灵柩一同奉送，与祖父合葬在富阳祖坟墓域，已经办完了大事。这就是我所遭遇的灾祸和忧患。又想到我祖父去世将近六十年，褒崇他的典礼还没有完成。从前我竭力向朝廷请求，幸赖天子圣明，不忘旧臣，所以追赠谥号并加以褒崇，大概可以使哀荣有始有终了。然而墓道上的碑还没有刻成，我将要因此再次请求朝廷。您爱护我，难道能不在我这次出行时说几句话吗？”祎对他说：“古代圣贤，没有不是经历患难才达到光显的；大概不经历这样的事情，就无法成就他们的德行、实现他们的作用。圣贤离我们太远了，姑且就文简公来谈。文简公在宋末是京学诸生，当时宰相正专权误国，他便率领同舍学生上书斥责他的罪行，宁愿被放逐也不后悔。等到世祖攻取江南以后，首先被录用，从平民起用为提学；尚书省建立后，又任命他为右丞，法度纲纪有很多是由他更改确定的，终于成为一代名臣。他开始时遭受的患难，正是后来光显的原因。如今你所说的遭遇灾祸、忧患艰难，比得上你的祖父吗？那么你日后的光显，难道不正是以今天为基础吗？凡是可以做栋梁的木材，很少有不经过多年的生长、饱经霜雪，然后才保全其材质的。人也是这样罢了。因此，身体越是困屈，德行的成就就越坚固；经历的事情越多，才能发挥的作用就越宏大。看看那些急于求进、妄想求取，匆匆忙忙得到职位却力量不能胜任，因而招致失败的人，他们同你的差距是多么大啊？我考察《易经》，其中有处在困境中而通达的道理。困境是人所不能避免的，用通达的态度处置它，便不会永远困顿；那么子中今天所处的境遇，大概就是身处困境却能够通达吧？子中说：“唉，您的话正是我的志向。”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作为序。

译《送施掾史序》至正十四年秋，吴郡施克让君以监修国史掾史的身份，乘驿车来到浙右，替师相征收每年应纳的租赋。克让的父亲施宽厚，是位宽厚长者，由丞相府长史屡次升迁至都水少监，是当时有名的卿士。克让承受并熟习家庭的教诲，年少时便已有所表现。他才思敏捷而办事练达，智虑周密而善于防患。他看到浙右百姓已经极其困弊，而师相正体察皇帝夙夜忧劳，以恩德惠泽安抚百姓，不应当没有办法承接师相的心意。因此，租赋收入既按照实际情况核定数额，又下令降低价格；凡是拖欠而无法征收的，也查验实际情形予以蠲免。于是浙右百姓都称许克让的作为，也知道师相器重任用他，是选得了人才。从前战国时，冯驩替孟尝君到薛地收债，临行说：“债收完了，买什么回来？”孟尝君说：“看看我家缺少什么，就买什么回来。”薛地召集所有应当还债的百姓，他们全都来了，冯驩便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券赏赐给百姓，免除了他们的债。孟尝君奇怪他回来得这样快，穿好衣冠接见他，说：“债收完了吗？买了什么回来？”冯驩说：“您说要看看家中缺少什么。我考虑您家没有什么不是缺少的，缺少的只是‘义’罢了。因此我假传您的命令，把债券赏给百姓，这就是我替您买回的‘义’。” 如今师相以恩德凝聚人心，天下本来没有不承受他的恩赐的。克让这次出行，也可以说是替师相买回了“义”。况且孟尝君只是列国的卿，冯驩只是游说之士；他们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我却拿来谈论，是因为俗话说：“这话虽然小，却可以用来说明大的道理。”不过，值得称道一件事情，并不是我对克让的期望。汉代杜钦是杜延年之子，年轻时喜好经书，学识深广而富有谋略。当时大将军王氏辅佐朝政，寻求贤能智慧之士来帮助处理国家政务，便与杜钦共同谋划。杜钦向大将军所说的，都是国家的根本问题；他多次称誉通达有名的士人，替人解脱过失。当时许多善政都出自杜钦。后来大将军的权势过重，杜钦又以周公谦逊戒惧的道理劝说他，他弥补过失、助成美德的作用，数也数不尽。杜钦官位虽止于议郎，但在当时最为知名。如今师相的地位声望，大概超过汉代大将军，而克让的贤能智慧比起杜钦来，恐怕也不会惭愧。那么，杜钦对大将军的帮助，难道不正是我对克让的期望吗？克让返回京师时，士大夫用文章赠送他的人很多，但都只是用言辞互相谄媚取悦罢了。这些话可以说给喜好名声的人听，却不可以陈说给有见识的士人。何况像我们的克让这样有见识的士人，难道可以用言辞去谄媚取悦他吗？所以我又替他写下这些话，用来表达我爱护并期望帮助他的心意，并不是在奉承克让。我们相识已久，那么我的话难道会像这样超过实际、言过其实吗？《送沈仲达序》从前太史公说：“法家这一流派，严酷而少有恩惠。”这话确实如此吗？依我看来，所谓严酷而少有恩惠，只是说法家之法所产生的弊病如此罢了。假如凡是法家之人，在用心和行为上都一概如此，那么法家之人必定全是阴险的小人，也就不再有君子了。这难道符合人的常情吗？汉史说张汤做官吏时，专门务求深文周纳，卖弄才智来控制别人，又说他舞弄文法、巧加诋毁，以此来辅助法律，那么说他严酷而少恩，也就应该了。然而他本人既然做到三公，他的子孙又世代享有美好的声望，德行才能都是自己取得的，爵位尊贵显赫，长久不衰；考察他的福禄和功业，儒林之后没有谁能比得上。或者说，他能获得这些，难道会没有原因吗？大概张汤平日里致力于宣扬别人的优点，替别人解除过错，所以史家说他推举贤能、表扬善行，本来就应当有后代显达。推举贤能、表扬善行，是君子的厚德，而张汤能够做到，难道还可以只因为他严酷少恩就轻视他吗？况且张汤出身于掌管文书的小吏，却知道致力于这些事情；那么那些以学士大夫自居、身居崇高显贵之位却不再把这些放在心上的人，距离成为张汤那样的罪人还远吗？吴郡沈仲达君学习法家之学，素来以文辞而不加害人著称，同时又能用儒术修饰和治理政事，因此得到上官的知遇。至正十四年春，都水少监施公因奉使来到江浙，仲达确实随从同行，长久留在杭州，我有幸同他交游。他其他细微的品行，虽然我不能详尽知道，但至于宣扬别人的优点、替人解除过错，仲达从未吝惜，这正是众人都知道的。仲达用儒术修饰吏治，本来就不是舞弄文法、卖弄智巧的做法；而且他本人并不身居显贵，却能把推举贤能、表扬善行作为自己的志意。他与世上那些自称法家的人相比，差距是多么遥远啊！张汤有过失，却因善行足以遮蔽它，他所获得的福报尚且如此；何况没有他的过失而具备他的善行，天道的报偿应当会怎样呢？这正是我们这些同道之人羡慕仲达，并且在他回去时写赠言的原因。赠言共作诗若干篇，我便用浅薄的文字替它作序。这不只是因为我私下羡慕仲达，也想借此劝勉当今学习法家的人。《送詹君序》台州临海有位詹君，诚恳质朴而不浮华，朴实敦厚而深沉宁静，学习并通晓孔子、孟子的学说，同时精通岐黄之术，乡人没有不敬重佩服他的，大概是他乡里的隐逸君子。甲午年春天，他漫游来到钱唐，与我一起借住在宗阳宫，间或对我说：“我老了，对世间已经没有什么追求了。然而我看如今生在这个时代的人，实在是多么不幸啊！国家太平日久，突然盗贼蜂起，天下很快便苦于战争。从天子和大臣，到群臣百官以及平民士人；从京畿、中原直到边疆极远之地，无论贵贱尊卑，都来不及安定下来而已，所受的祸害实在无法承受。我在这个时候偏居乡里，得以把自己放置在山穷水尽的地方，战争不进入耳目，徭役赋税不涉及门户；用诗书教育子弟，用药剂救助人们的灾病；耕田有庄稼，居住有房屋；采摘芳草、垂钓鲜鱼，寻访幽僻之处、探究深远境地；起居没有固定时间，只以舒适为安，我对于世间还有什么要求呢？只是我虽然老实说，也是这个时代的幸运百姓吧？我将要回去了，您还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吗？”我听了这番话，想到从前的隐逸君子，不与世俗同流，却也从未脱离世俗；保全真性、陶炼品性，销声匿迹、涵养精粹，以此享受自己的天性。这样所谓有道之士，即使在古代也有时很少见。想来在大山深谷之间，一定有这样的人，只是我没有见到；如今却在您身上见到了。像您这样的人，难道只是世上的幸运百姓而已吗？您回去时，您的侄子居文率领诸位作诗赠送您，并请我把您的话写下来为序。从前诗人感叹贤者隐居而不能招致，作诗说：“高士隐居在山涧，硕人心胸宽广。”又说：“洁白的白马，在那空旷的山谷。”诸位所作的诗，大概也是取用这个意思吧？

译《送吏部员外郎伊君序》国家这几年来也可以说是多事了。至正十一年，兖州、济州之间堵塞决口的黄河；至正十三年，在京畿之内开辟营田；这两件都是大工程，费用累积达到巨万，但还幸而有利可图。然而自至正十二年以来，连年用兵，天下骚动，丞相、御史大夫作为国家的栋梁，相继统领军队讨伐宗王，重臣无不在外统率军队。虽然盗贼逐渐被消灭，但国家军费已经无法计算。如今长淮东西、大江南北，强敌仍然存在，战争还不能立即停止。凡是运输和供应军需，官府不足，便全部向百姓征取；而各地百姓在大灾荒、大侵害之后，幸存者已经很少，创伤尚未痊愈，却还要把脂膏骨髓全部刳取出来应付上面的征敛。纸币是天下经济命脉，却偏偏受阻而不能流通；上下都知道它的弊病，却没有人能设法挽救。朝廷之上，纲纪法度也天天纷更而没有停止。国家的多事，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然而重大事变，是盛世也不能避免的；至于使政事有张有弛、综合治理这些事情，难道仍然要靠人才吗？所以天地如此广大，万物如此众多，而使它们各得其位、各得养育，都是人的责任。这就是君子的学问之所以贵在经世致用的原因。贾谊说：“天下是一个大器物。如今人们放置器物，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形与器物没有不同，关键在于天子把它放置在哪里。”又说：“用庆赏来劝勉善行，用刑罚来惩戒恶行，先王执掌这种政事，坚固如金石；施行这种命令，可信如四时；依据这种公道，做到像天地一样无私。”陆防说：“舍弃自己而顺从众人，违背欲望而遵循正道，总合天下人的意志来帮助君主明察，顺应天下人的心来施行政教命令。”又说：“平均财货来满足共同的愿望，珍惜名位器物来奖赏功劳，实行三种办法、除去七种祸患来考核众才，获得八种利益、消除六种过失来严密防备。”唉，贾谊、陆防二人的话，可以说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匡救时局的急务，对经世致用的学问来说没有惭愧。贾谊、陆防的学说，已经很久没有在世上实行了；今天向我们的君主进言的人，难道也有出自这些道理的吗？如果不出自这些道理，却想谋求今日的太平安治，我知道那是困难的。这就是我对伊噜布哈君此行寄予厚望的原因。君由进士出身，历任外地官职，后来入朝任王官；今年春天以吏部员外郎的身份与我同游江浙，不久遭逢母亲去世，朝廷认为他的才干谋略优异，是当时急需的人才，便上奏请他起复任职。君办理完丧葬等大事后，便奉诏北上，这样一来，他对于亲人的孝道和对于国家的职责大概两方面都尽到了。这次出行，所关系的事情十分重大，只守住一个官位、做好一项职务，不足以显示您的才能。您若能把贾谊、陆防告诫君主的话向我们的君主进言，或许就可以上不辜负君主，下不辜负自己所学了吧？天下多事之时，即使山林草野的士人，谁不想献出自己的力量？何况是以名卿身份受到我朝君主信任的人呢！《诗经》说：“没有比人更强盛的，四方都会受到他的教化。”我谨诵此言作为赠言。《宣城贡公文集序》本朝统一天下，海内安定，气运融会，博学大儒前后相继出现，他们所作的文章，确实足以彰明一代的政治教化。大概自两汉以来，没有比本朝更盛的了。至元、大德年间，有陵川郝文忠公、柳城姚文公、东平阎文康公、豫章程文宪公、吴兴赵文敏公，他们都是前代遗老，适逢国家兴盛的运势；文章宏大繁盛而质朴深奥，最为接近古人。延祐以后，则有临川吴文正公、巴西邓文肃公、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浚仪马文贞公、侍讲蜀郡虞公、尚书襄阴王公；他们的文章典雅丰润，更加铺陈宏阔，而当时太平日久，物质丰盛、安乐富足，正处于极盛时期。如今皇帝自元统以来，治理成效尤其盛大，然而文学之士到了今天却日渐凋零衰谢，几乎寥寥无几。如广阳宋正献、豫章揭文安公、待制东阳柳公、承旨济南张公、参政赵郡苏公，都已不能再出现；承旨庐陵欧阳公、谕德东明李公、侍讲金华黄公，虽然仍然卓然存在，却也已经老了。如今正当朝廷将要任用、又以文章著名的人，只有我们宣城的贡公吧？贡公的父亲文靖公，在延祐年间与诸公齐名；贡公能够继承家学，又很早进入太学，向诸公门下受业，所以他的学问修养深厚，表现在文章上，气势充沛而流畅，文辞严整而有体制；讲说道学则精密而不穿凿，陈述政事道理则明辨而不夸张，实在足以成一家之言，继承前人的事业。后世想要了解一代政治教化的盛况，这些文章难道没有什么可供考察的吗？不过，贡公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不只在文章方面，他尤其擅长政事。他任理官时，治理成绩位列各郡前茅；他作为御史所弹劾的，都是天下的大事。他任职夏官时，奉诏到北境核查驿户；列职水衡时，朝廷又把中原粮饷的事情交给他负责。他所到之处，总有显著功绩，不能仓促列举。大体说来，政事与文章本来是一回事：通达事理而使号令明晰，掌握法度而使赏罚公允，这就是政事；文章难道能离开这些吗？唉，两汉已经遥远了，考察唐宋，论文章只有韩文公、欧阳文忠公，论政事只有陆宣公、范文正公罢了。贡公的文章确实追寻韩愈、欧阳修的法度，他在政事上的志向，难道不也像陆贽、范仲淹吗？难道不是韩愈、欧阳修也施展了政事才能，而陆贽、范仲淹也显现了文章才能吗？结合他们各自的长处来考察，才是正确评论贡公的方法。读他的文章，必定要评论他的为人；考察他的为人，必定要评论他所处的时代。所以我为贡公的文集作序，因而得以把这些全部叙述出来。贡公名师泰，字泰甫，由国子学生出身，屡次升任官职，两次入翰林任应奉，升任宣文阁授经郎，升为翰林侍制，授国子司业，后来任吏部郎中，拜监察御史。不久升任侍郎，又入吏部，旋即升任兵部侍郎，出任都水庸田使，如今升为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

译《木岩禅师语录序》佛法在中原流行了一千二百九十多年，学习佛法的人分化为不同宗门，共有三类：禅、教、律。教门用来阐明理性的重要道理，经典册籍记载得最为详尽；律门用来说明戒律中开许与遮止的意义，科条著述也最为完备。至于不立文字，只提直指，使人明心见性而成佛的，只有禅学如此，也就是所谓教外别传。大概自菩提达摩把摩诃迦叶所得的无上正法传到东方，直接接引上根之人；后来分为两支，而心印独传到曹溪；宗派分为五家，而宗风在临济宗大为振兴，得到人才之多，没有哪一宗比临济宗更盛。传到第七代杨岐、白云、五祖圆悟，确实可以说是不立一法，直接断绝根源了吗？圆悟的传人有虎丘隆公、大慧杲公，都卓然树立禅教于故宋南渡之初；东南禅门的兴盛，当时无与伦比。虎丘隆的传人有应庵华公、密庵杰公、破庵先公、无准范公以及雪岩钦公，算来已经五代了。宋朝末年，禅宗的老宿相继去世，唯独钦公毅然独自承担起这一道统的重任，得到他传承的，就是虚谷陵公。虚谷陵公生逢圣明的时代，又受到皇帝的宠眷，他的道法更加光显；他的首座弟子，就是我们木岩植禅师。禅师进入陵公门下，不仅参究决断心要，而且兼得其文字心印，所以他所传的道与陵公没有不同。起初禅师在宁波西峰出世，后来主持袁州仰山，如今迁居杭州慧云寺。门人把他在三处所说的日常修行言行汇集起来，按照事例和次序记录下来。他们说，禅师的道虽不专门依靠言语来传授，但从他的言语所涉及之处，也可以知道他的道存在哪里。我私下看禅师的话，机锋峻峭，确实足以开启学人的领悟；至于他讲解得切实、告诫得严明，那么所谓教门、律门的道理，也不超出这些。近来禅学的弊病，是其门徒只在口耳传授上下功夫，抄袭前人的言语，彼此反复套用，欺骗自己又蒙骗别人，省略方便法门，颠倒真实道理，却没有人反省。那么对于佛法这一大事，他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学习者对于禅师的言语，如果能把它看作渡河的筏、捕鱼的筌，而不执著于言语本身，或许就能亲自见道而使道常存。虚谷陵公与禅师都是我的同乡，我出生较晚，来不及登虚谷陵公之门；但对于禅师，幸而有先辈交游的雅谊，所以先叙述这一传承的源流，以此为他的语录作序。《送笪生序》笪惟芳在旃蒙大荒落之年五月，从处州来到升州，经过我的住所，对我说：“我没有什么才能，却有幸同先生结交，私下愿意向您请教。”升州，是我的父母之邦。笪氏是当地的著姓，世代都有闻名之人。我的曾祖父龙渠府君、祖父溧阳府君，两代人的坟墓都在城南十里飞溪的原野上。自从我的父亲离开官职到别的郡县任职，先由广而到闽，晚年调任处州龙泉县尹，又任处州推官，死在那里。我跟随父亲做官游历，于是成了东西南北漂泊的人。这样离开升州已经十七年了。从前我父亲去世时，正逢时局多艰，不能回去把他葬入先世的墓地，于是就在龙泉安葬，并修筑房屋供养母亲居住。我把龙泉看作自己的乡土了。如今这次回来，正值干戈扰攘之后，凡是名门贵族子孙的墓地、享堂和墓碑所在之处，没有不被毁坏的；可是我先世的墓地和封土标记依然完整，仿佛并非偶然。祭扫察看以后，我低回徘徊，悲伤地怀念先人，实在不忍舍弃这里离去。狐狸死时还要把头朝向故丘，代地的马还依恋北风，这是动物依恋故土的感情，我怎么忍心离开呢？不过，龙泉是我先人的遗体安葬之处，而且我的母亲还在那里，我又不能不离开这里。” 我将要在哪里安置自己呢？先生既然爱护我，难道不愿意再教导我一些吗？”说完，〔疑字〕然流泪不止。我便对他说：“我曾听说《礼记》中的话，士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有人挽留他说：‘为什么要离开祖先的坟墓呢？’子路离开鲁国时，颜子让他到坟墓前哭过之后才上路。可见古人没有不因为不能守护祖先坟墓而悲伤的。《礼记》说：‘要以先祖所生之处为乐，行礼不能忘记根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古以来，士大夫把做官的地方当作家，于是抛下亲戚、离开祖坟的人比比皆是。但评论者并不都按照礼制完全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情感实在有不得已之处。情势有不得已，所以礼既有常规，也有变通。昌黎韩子、庐陵欧阳子，是唐宋两位大儒。韩子幼年丧父，做官居住在京城，只能偶尔前往河阳察看先世坟墓。欧阳子把亲人葬在乡里，自己却留在朝廷做官，又居住在颍上，大概终身再没有回到故乡。这些都是情势不得已，处在礼制变通之中的情况。如今您的先世坟墓虽在升州，但父亲的坟墓却在处州。由亲人推及疏远之人，由近及远，这是礼的常规。您离开升州前往处州，守护父亲的坟墓；又每隔一段时间来到升州，察看祖先的坟墓。这样既做了韩子曾经做过的事，又做了欧阳子不能做到的事；按礼来衡量，是处于变通之中而没有失去常道，大概可以说是合宜的了。您就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安置自己吧，我又哪里需要教导您呢？”惟芳拜谢说：“先生的话说得多么美啊！我没有什么才能，怎敢不奉行这些话，以此周旋处世，直到终身，并把它昭示给我的子孙？不过，希望您把这些话写在简册上，作为遗训，使我大概不会忘记。”于是我按次序写下这些话，交还给惟芳。

译《棣鄂轩诗序》萧山作为县，地处偏远而风俗崇尚质朴，当地人能够自己奋发求学并在当时取得声名的，并不常见。然而萧山县处在吴越交通的要冲，四方宾客往来都经过这里，当地人耳目所接触的、风气所受到的熏染，也与名都大邑没有不同。县中有包氏兄弟，正是那种能够自己奋发求学，又乐于同四方宾客交游的人。包氏的祖先原本住在山阴，后来迁来萧山，至今已经两代。他们的先父在世时，把兄弟们闲居的轩题名为“棣鄂”，是希望兄弟之间恩义亲厚。于是兄弟们都奉行先人的训诫，做哥哥的亲自承担门户责任，庇护诸弟，使他们能够安心求学；做弟弟的则刻苦立志求学，不敢懈怠，以此承受兄长的教诲。因此君子认为包氏兄弟没有辜负先人的训诫，居住在这座轩中，大概可以无愧了。况且《小雅》的诗人说兄弟亲厚，偏偏借常棣花朵和花萼相互映衬来起兴，为什么呢？解释的人说，花朵能够覆盖花萼，花萼能够承托花朵。如果哥哥用恩德庇护弟弟，弟弟用恭敬承受哥哥的庇护，兄弟彼此亲爱而共同荣耀显达，不就像花朵和花萼相互辉映一样吗？唉！世上的人如果都能感悟花朵与花萼彼此承托覆盖的道理，想到兄弟不可以不相亲相爱，那么孝敬友爱的习俗将会天下人人都有，不会只在包氏家中见到。从前唐代有花树韦氏，兄弟很多，彼此最为亲厚，而且都富贵显达；他们曾制定宗族礼法，每次退朝回家都常在花下饮酒。当时岑参等人为此作《韦家花树歌》，称赞他一家如花朵花萼般兴盛，这首歌流传至今仍未磨灭。如今包氏兄弟虽然居家而尚未显达任用，但能够彼此亲厚，将来一定会在世上有所表现；怎么知道从前称赞韦氏的话，不会又用来称赞包氏呢？说这话的人大概是认为，人要达到花朵花萼般的兴盛，没有比兄弟相亲更好的；兄弟相亲，就能带来荣耀显达。他的话难道会欺骗我吗？包氏这座轩，由刘伯温替它作记，作者们又争相为它作歌赋诗；与包氏兄弟交游的，都是当时一时之选。这些歌诗的创作，难道岑参那样的人才会出现吗？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根据诗人的本意来作这篇序。包氏兄弟一共有五人，我所交游的是包与直和包与善。《南昌李氏谱序》南昌李氏的世系出自唐代宗室。他们的先世世代居住在肇庆四会县，有位三八府君，族谱失载他的名字；他确实生了宥玫。宥玫生保延，保延生士防，四代都不显达。士防生积中，积中是宋元丰三年进士，历任官职至殿中侍御史。元祐年间因直言被列入党籍，谪居南昌，于是便在那里安家。积中生良弼，官卫尉丞。良弼生安国，官尚书户部侍郎。安国生七子：大性，官端明殿学士、吏部尚书，谥清惠；大异，乾道二年进士，官宝谟阁学士；大理，乾道五年进士，官朝奉郎、知真州；大东，官龙图阁学士、兵部侍郎；大镇，官朝奉郎；大原，官朝散大夫、知衡州；大成，官承议郎、知衢州西安县。大性生伯恭，官朝散郎、知临安府余杭县。伯恭生宏规，官朝奉郎、赣州通判。宏规生以能，仕元为从仕郎、彬州宜章县尹。以能生福祖，福祖生宗颐，宗颐在本朝任国子学正。从侍御史以下九代都是南昌人，这就是他们世系的大略。李氏家族本来有族谱，近年经历兵乱后，几乎散失不传。宗颐于是广泛搜寻访求，加以考订编次，写成这部书，并请我为它作序。唉！古人所说世代相传的家族，并不是世代相传爵禄可贵，而是世代相传道德可贵。汉代袁氏、杨氏四世五公，并不是因为做过太尉、司徒才受到称颂；晋代王氏、谢氏世代为卿的家族，也不是因为出过丞相、太傅才受到称颂。实在是因为他们名声道德厚重，风范功烈崇高，成为世人的楷模，积累深厚的福庆，使家族事业日益宏大，这才是世家可贵之处。我考察李氏，从侍御史以正直之道、端正品行著称，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后来户部侍郎清惠公，以及宝谟阁、龙图阁诸公父子兄弟，又凭清正的才干和醇厚的德行成为当时的名卿，正史所记载的，前后相望。后来继承他们事业的人，也都能凭学业自立；到了宗颐，更加恭敬地继承先业而不使家声衰落。即使古人所说世代传承道德的家族，又有谁能超过这里呢？七代列于朝班，三代头戴貂蝉冠，难道这就是可贵的吗？所以我为这部族谱作序，特别记载他们的世次，使阅读者能够由此详细考察。《义乌龚氏家乘序》义乌龚氏家乘所载，他们的世系出自汉代渤海太守龚遂之后。传到名孟舒的人，在陈太建年间做官，拜太中大夫、河南观察使。后来历经世变，迁徙不定，详细情况已无法考究。到宋室南渡以后，有位名寔的先君居住在县城西郭松门里，生有六个儿子，都跟随东莱吕成公游学。同乡前辈俞良能称他们为“六瑞”。孙子共有九人，其中有名明之的，淳熙年间任宣教郎，服银绯；明之的堂弟名应之，考中嘉定进士，官至右史中大夫、直宝谟阁，封金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应之的侄子名轼，继承祖先的学业，通晓五经，号称“五登士”；又有名康的，任太学学录；名恺的，任直阁侍御史。从此龚氏繁盛成为士大夫中的望族。六世孙原善，担心族人日益增多而族谱散失，于是撰写一卷家乘，仿照司马迁年表的体例，分列绘图，字号、姓名、卒年、葬地都详细具备。家乘完成后，又请我作序。我与原善有世代姻亲的交谊，知道他的世系源流由来已久，于是为他作序说：“氏族之事，古代是史官所记载的，都源自《世本》和《公子谱》这两部书。它们依据《春秋左氏传》所说，主要不过是因出生而赐姓、分封土地而命氏，以及以字、以谥、以官、以邑命氏这五种情况罢了。后世取得姓氏的类别多达三十二种，更加混淆难明，何况承袭氏族、冒用姓氏的情况又不止一种呢？难怪附录的材料不足以考证。如今原善推究本源始末，专心致力于谱牒，不敢忘记这些事情，尊祖敬宗的道理清楚可见，也可以说是贤者了。因此我为他的世系和谱牒诸篇作序，列在篇首，使他的子孙有所考察。原善字仲宝，正凭借积累世代传承的家业来振兴家族，乡里称他为善士。”

译《送伯达王君序》我在至正戊子、己丑年客居燕东时，临川王伯达君已经在那里。伯达善于写古文辞，声名非常显赫。我得以同他结交，彼此十分友好。第二年我南归，不久天下兵乱兴起，南北阻隔，彼此音问不通达二十年。幸亏当今天子凭借神武平定天下，南北重新统一。于是伯达在今年春天从前朝来到南京，我才得以同伯达重新会面；因而知道伯达考中庚子进士，历任京学提举、国子助教，入翰林任编修，又升任成均博士，任官多年，逐步升阶至五品。然而伯达虽有官爵可以荣耀自身，但我和他也都已经头发斑白了。我们相对感慨了很久。近来天子重视名节以激励天下，下诏让凡是从前朝来到本朝的大夫、士人，都可以回到故乡，使他们实现自己的志愿。伯达立即收拾行李，轻快地向西归去，我们同道之人没有办法把他留下。我听说从前诗人感叹贤者离去而不能挽留，作诗说：“洁白的白马，吃着我田里的禾苗；把它拴住，把它系住，好让今天早晨长久留存。”这是极其希望留住他的意思。又说：“不要把你的音信看得如金玉般珍贵而吝惜，不要产生远离我的心。” 意思是希望彼此不要因为相隔久远而互相忘记。唉，伯达这次归去，我已经不能把他留下了。伯达还不要抛弃我而产生远离我的心吧！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作为序，赠给伯达。《王忠文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七 明代 王祎 撰 序 《送胡仲渊参谋序》至正十五年二月，有诏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恩宁普公镇守饶城。公的幕府中有一位文武兼备的士人胡仲渊君，这次确实随行。仲渊的学问以仁义礼乐为根本，而对于天文、兵法、术数、技艺，没有不精通的。他是有实际用途的人才，志向慷慨激昂，想凭功名表现自己。此前温州戍卒杀害守帅，占据温城叛乱。当时恩宁普公以浙东元帅身份前去讨伐，在龙泉山中访得仲渊，向他询问攻取之策。仲渊认为温城地势险要、贼兵守备坚固，可以用计谋夺取，不可以凭武力强攻。恩宁普公完全采用他的谋划，贼兵果然被擒。因此温城平定，是恩宁普公的功劳，也是仲渊的计策。如今恩宁普公奉命镇守饶城，又依靠仲渊参与谋划军事。饶城处在江湖交会之地，是江浙最重要的屏障。近几年来完全沦为盗贼的区域，当地百姓的生计几乎荡然无存，如今残余盗贼还存在。军队仍须戒严杀伐，在安抚百姓的时候，实在是主帅应当谨慎之处。凭恩宁普公的明断，加上仲渊沉着的机谋和深远的谋略，我知道盗贼不难平定，百姓也能够得到安宁。因此君子们既然都称许恩宁普公能够求取人才为国，又更加希望他一定会成为仲渊的知己，彼此尽力而有所成就。仲渊曾对我说：“如今国家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南北用兵没有停息，将帅的权力又不统一，朝廷的赏罚不能做到明确可信，这些问题几乎不必再说。至于军卒数量不足而无从调发，钱粮空虚匮乏而无从征集，这些情况如果变通处理，还是有办法的。军队和钱粮都出自百姓，而今天的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假如能使通常的徭役和横征暴敛全都不再困扰百姓，只令有田的百姓每十石苗米出一人当兵，并由官府供给粮食，那么按一郡计算，二十万石米应当可以得到精壮士兵二万人。军队没有远戍的劳苦，官府没有养军的费用，而二十万石粮食也确实仍然存在。再减省计算，应该也不会少于十五万石粮食、兵一万五千人。实行几年，就可以使各地兵力强盛、财富充足。他的操守见识和立论都不同寻常，大多就是这一类主张，只是最终也没有得到施行。唉，自从世祖皇帝平定天下，建立不可动摇的根基，开创长治久安的道路，规模宏远。其制度、纲纪、法令，是后世应当凭借遵循的。为什么还不到一百年，天下就很快一天天陷入弊败？难道已经到了无法支撑的地步，甚至治理财赋、整顿军队的方法都穷尽了，而大家只坐视不管吗？” 这难道是事变最终不可挽救吗？还是承担当世责任的人没有思考这些罢了？宋代儒者说过：“管仲如果再生，商鞅如果不死，天下才可以得到治理。”这话虽然因为激愤而有失偏颇，但所谓“一张一弛，是文王、武王治国的道理”，看来变通的方法，确实不能不是任用合适的人来承担。诸葛孔明、王景略这一类人物，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的，这正是有见识的士人深感慨叹的地方。今天子在位已久，谋求治理日益迫切，正要举用群才来收获太平的功效；怀有奇特见识、想建立功名的士人，难道能够不在施政中有所表现，而留下才能没有尽用的叹息吗？不久之后，参政恩宁普公一定会受到重用，仲渊自己所能表现的，也一定会比今天更多。所以在他出行之时，我特意说明世人对他的期望，作序作为赠言。”

译《送贡公守平江序》皇帝在位二十三年，日夜思考治理国家的道理，谋求修明政治、实现太平。深切想到天下百姓近年屡遭失职失政之害，朝廷兴兵讨伐罪人，却长久没有成功，于是重新起用旧臣，把政权交给他们。这样一来纲纪屡次整顿，众多正直之士一同进用。朝廷开始提拔有时望的南方士人担任各道廉访使，我们宣城贡公奉命治理闽中。任职不久，突然被召入朝任礼部尚书。然而朝廷讨论平江缺少守臣，认为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不久又任用贡公出守平江。有人认为，宪使掌管耳目监察，尚书身居朝廷喉舌之地，权位已经十分重要，却又出任一郡郡守，在舆论看来似乎不够妥当。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如今郡守的人选非常重要，而平江是江南的大郡，郡守的重要性比其他郡更大。因此朝廷一向选择刚正严明、博学多识、熟悉人情而能体察百姓隐情的人，把一郡托付给他，这是为了尊重大藩、看重外任。贡公以文儒名家著称，是士林的领袖；历任内外官职，所到之处政绩总是显著。先前他任都水庸田使时，实际治理过平江，对当地百姓的利弊大概十分熟悉。朝廷看重邦国、选择贤能，任用贡公为平江守，当然是合宜的。贡公的宏大才干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施展，又何必计较任职内外呢？唉！我朝祖宗统一天下，到现在已经一百年；光明相继、和谐累积，终于达到太平，四方没有忧患，万里之内炊烟相连，可以说是盛极了。为什么短短四三年间，海内却沸腾动乱，黄河以南以北、淮河以东以西都被战马践踏，已经没有完整的地区；大江以南，各座城池残破毁坏，百姓饱受涂炭，也没有可以休息肩担的地方。世道的艰难，到这时已经几乎不忍心说了。幸而平江凭借地利人和，隐然成为南方的屏障。然而军粮供给与其他各郡相比，往往达到十七八份；各种供应和劳役，动辄以万计，而当地百姓也已经无法承受凋残病困。如今贡公治理一郡，把百姓当作子女来爱护，难道不会设法整顿安抚、慰藉百姓，使他们财富增长、内心归附吗？唉！财赋就是百姓的心；不从百姓那里取，就无法供给国家使用；取取得没有节制，就无法得到民心。在征调、增减、缓急之间，贡公难道没有办法吗？所以，一座城池得以完整，朝廷就少一座城池的忧患；一个百姓得到安宁，国家就依赖一个百姓的力量。贡公承担郡守重任，对上体察皇帝日夜求治的勤劳，对下布施宣扬皇帝施及百姓的仁德，不久政事成功，天子还将赶快任用他承担更大的责任。近来济南韩镛公出守鄱阳，南阳成遵公出守武昌，都就任后被召入朝参与大政，差不多体现了汉代郡守入朝任三公的意思。朝廷今天任用贡公的用意，大概也在这里，这难道不是天下士大夫所期望的吗？只是我王祎不过是草野之人，却怀有关于当世的志向；对于贡公这次出行，因这番微薄而公允的话，如果有一天您知道王祎最为厚道，也许就不会把我的话看作无能之人的妄言了。《少微倡和集序》这个州以星名命名。州中多有处士，而隋代时处士星曾经出现，处士星大概就是少微星。这个州位于浙东最偏僻的地方，土地风俗简朴质实，田赋轻薄而且少。自古以来《易》道便是如此。州境四周大多是山谷、溪流和洞穴，地势险峻绝要；豪强奸猾之徒结成党羽，借险要之地作为巢穴，常常呼啸聚众作乱，互相攻掠杀害，近来这种祸害尤其严重，当时号称难以治理。至正乙未年冬天，沿海万户柳城石末公手持统帅的符节前来镇守此州，已经除去奸邪盗贼，安抚善良百姓，恢复疆土，整顿废弛败坏的政务。第二年春天，江浙提学青田刘公奉中书省之命前来，实际与他共同整治安抚此州。又过了一年秋天，政事通达，百姓和乐，州中因而平安无事。在此以前，朝廷曾下诏在江浙设置枢密行院，由行中书省丞相兼任院事；到这时，丞相便奉诏命石末公任判官，刘公任经历，就在本州设置分院治理政事。于是石末公凭借元勋世臣的身份，文武才能兼备，早就负有很高声望；刘公以进士出身，文章雄健，气节正直，在士林中首屈一指；以及各位僚属、宾客，也都是博学俊才，极尽一时人才之选，东南人物的盛况在这里达到极点。只因他们志趣相同、道路一致，所以虽然正处在事务繁多的时期，每天发布命令、施行政令都忙得不可开交，却一接触事物便常常作诗，彼此唱和，几乎没有一天空闲。长诗短韵，各种诗篇同时创作，和谐得如同音律彼此应和，灿烂得如同经纬相互配合；感情一到，挥笔便成篇章，仿佛天机自然运转、天籁自然鸣响，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两年之间，总计有三百多篇，取名为《少微倡和集》。诗作于此州，州以星命名，所以也借星名为诗集命名。我得到这些诗读后，私下感叹其中爱君忧国、伤时悯俗的情怀流露在言辞之中，是多么深切啊！从前评论诗文的人说，能说出来并不值得贵重，真正可贵的是不能不说；《少微倡和集》中的诗，正是不能不说而说出来的诗吧？这些宏大的声调、美丽的文采，震荡山川，使草木增光；题咏所涉及的地方，都显得荣耀光彩，确实可以说是本州的一次际遇，也是百年难逢的盛事。韩愈的《荆潭》诸篇、曾巩的《齐州》作品，前后相继与之争美，这是人们所知道的。至于其中所寄托的幽微意旨和深奥内容，有的能够维系人心、关涉政理、彰明王道教化，并且足以劝勉世道；它们忧思深远，具有古代讽谏诗人的意义，这本来不是一般人所能知道的，但君子一定能够审察出来。把它作序并传之后世，难道不会有人慨然兴起感慨吗？

译送朱仲桓序 我往年客居吴地时，和朱君子安相识并友善。子安是儒者，同时以医术为业，四方的士大夫没有不与他交往的，但他和我的感情尤其亲密。那时他的儿子仲桓还很年轻，喜欢读书，几次跟随我求学，颇有相互观察、彼此增益的意思。分别已有五六年，世道更加多变，我也归隐金华山，不再出仕，于是和仲桓父子的声名踪迹久已互不相闻。今年夏天，我偶然到会稽，意外遇见仲桓，见他的学问更加进步，气度更加充实，志向更加坚定，而年纪还很轻，心中私下十分欣喜。仲桓曾间或诚恳地对我说：去年春天我为躲避灾难来到这里，艰难险阻确实都经历过了；但在流离颠沛之中，不是值得交往的人，便坚决不与他交往。我开馆授徒，以学生交纳的束修作为衣食来源，常常还有余下的，便拿余下的救济别人的急难，也从来没有感到不足。只是想到我的双亲还在吴中，音信久已疏远，伸长脖子向西遥望，禁不住思念双亲之情。如今幸好边境日渐安定，战事也将解除戒严，我准备回吴中，去探望我的父母，您难道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于是我对他说：士人生在当今，想凭借自己所学来表现于世，是多么困难啊！周公、孔子的教诲，仁义礼乐的道理，以及用来治理家庭、国家和天下的才能，正是儒者的学问。如今即使有这种学问，而时势正崇尚武力，只看重智谋声名和勇武功绩，谁还会任用他呢？所以，那些只知道相信古道却不知道迎合世俗，只知道立志于道却不知道与世俗相同的人，儒者的学问大多都是这样，可如今又有谁会任用他们呢？唉，学问有什么辜负人的地方？其实是人自己辜负了学问，不被世人重视便说是学问辜负了人，难道真的是时势造成的吗？即使如此，时势有盛有衰，君子求学却不可因为时势而时作时辍。我私下希望仲桓在学问上更加进步，难道只是希望仲桓不断进步而已吗？希望他接近古道，本来就是我的志向，也是我不敢不自我勉励的原因。不合于世、不随同俗流，而时代不用我，我又何必去过问呢？我平生交游的人大多留居吴中，仲桓见到他们时，请替我道谢说：故人王祎将要长久住进穷山之中，再也不向世间有所求了；如果有人来求我，请您让他到山中去问山灵吧。送孙实夫序 士人身处远方而希望在当今社会得到任用，他的仕进本来就很难。朝廷清明，幸进的门路没有开启；往年又正在裁汰、减省官吏和各种冗员。近年以来天下用兵，虽然以赏功、纳粟授爵的做法稍有泛滥，但如果不是亲临战阵、从万死之中保全性命，或者拥有雄厚资财、足以应付诏令，那么名位和官职也还没有因迎合权势而得到。大的官职既不可能侥幸取得，那么求取小的职位，不过是在各郡试任吏职罢了。然而做郡府属吏的人，积累劳绩，经过多次考核，仅仅能够出任州县幕职；只有那些能够卓然自励、才识通达而机变圆融、能够顺应时势、适应变化的人，才得以升迁任用。宪司、漕司的历掾，宣慰司、上行中书省、中书省考核任满合格后，才大体上能够把姓名列入铨曹，获得所应授的官职；而能够走到这一步的人，大概也没有几个。那么，在当今社会谋求仕进，难道不确实困难吗？像我孙君实夫，正是所谓才识通达、机变圆融，足以顺应时势、适应变化的人。实夫最初被推荐选拔，任职于浙东宪府，最受宪副伯嘉讷公知遇。只是较高的职位既然求不到，便甘心先接受较低的职位，于是由宪府举荐，试任越郡的吏职，而越郡郡长正是玖拾公。我看近来掌持宪节而能够顾全大局的人，没有谁比得上伯嘉讷公；掌握郡府符印而能够勤于处理细小事务的人，没有谁比得上玖拾公。二位公的贤能，都可以说无愧于国家对他们的倚重和任用。古书说，侍奉贤能的大夫，就是得到贤能的大夫来作为自己所侍奉的人；借助他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以自己的所有去辅佐他所不足的地方，这样上下相互配合便没有隔阂了。实夫如果确实能够像侍奉宪副那样去侍奉贤明的郡长，哪里会有得不到收获的呢？我曾认为，士人凡是受到任用，虽然所处的职位有高低，所任的职务有清闲繁忙，但他立身的根本不应当有所不同。为什么呢？以诚信为根本，把不欺骗放在首位；以廉洁自守，用不知疲倦来成就它。立身于自己内心的原则，果真还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吗？如果出于这些原则，那么到哪里去都会得到上级的赏识，更何况侍奉贤能的大夫呢？人们只知道实夫善于顺应时势、适应变化，认为这是由于他才识通达、机变圆融而适合任用，却有谁知道他立身的根本，未尝不是出于这些呢？我知道从今以后他一定会被擢用，很快便会升迁出任地方长官，历任藩镇幕府而登上省台，这就像拾级登高一样，并不值得为难。难道我所谓的困难，正是实夫所不感到困难的吗？实夫是临川人，留居我所在的地方已经很久，和我相识将近十年，所以我不能不在他出行时写下这些话。越地有许多名士，其中乡里的前辈夏先生叔通、郡学博士杜先生彦通，我曾有幸同他们交往。实夫闲暇时来往拜访，把我的话拿给他们看，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了解实夫的人。《鸣道集说》序 古代立言的君子，都卓然有自己的见解；他们的学术不苟且同于众人，而只求与道相合，所以他们的言论足以自成一家，有所寄托而流传不朽。因此圣人去世以后，道术分裂于天下，诸子纷纷出现，各人的言论各不相同；然而推究他们最终的宗旨，没有开始不合于道的。假如确实合于道，那么他的言论没有不能流传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唉，君子要立言真是困难啊！像屏山先生李公，大概可以算是古代立言的君子吧？先生名之纯，字纯甫，是▯州人。金章宗承安年间进士，官做到尚书右司都事。他资质见识英俊高迈，天下的书没有不读的；对于庄周、列御寇、《左氏传》、战国诸家以及辞赋尤其擅长，文章也略能仿佛它们。三十岁以后，他遍读佛书，随后取道学各家的书来读，一天忽然在心中有所领会，于是把三家合为一体，采用先儒的学说，对其中不相合的地方作笺注，写成一部书，就是所谓《鸣道集说》。看他的学说，前无古人，确实卓然有自己的见解，学术不苟同于众人，而只求与道相合。元遗山先生曾把他称为中原豪杰，说他大概接近古代立言的君子，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唉，立言的困难由来已久！世上的学者只知道守持经书、笃信旧说，却不知道融会贯通以求得道理，所以有人凭一己之见来裁定千百年来的是非，往往少不了群起疑惑、众人惊骇。先生这部书，以雄健的辩说、宏大的议论，凭一己之见裁定千百年来的是非，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因此我私下评论它的大略，写在篇首，使阅读的人能够详细了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浦阳戴先生诗序 从前浦阳谈论诗歌的有两家：一位是仙华先生方公韶卿，一位是乌蜀先生柳公道传。方公的诗幽深高雅而圆润纯洁，柳公的诗宏大华美而典雅有法度。大体上都取法盛唐，各自形成一家之言，因此在当时都享有很高的声望。然而方公是隐士，传诵他的诗的人很少；而柳公曾任翰林待制，天下没有不传诵、欣赏他的辞章的。如今二位先生都已不能再作诗了。继承他们的学问而在诗歌上昌盛起来的，又有我戴叔能先生。叔能的诗质朴而铺陈，简洁而缜密，温柔从容而不迫促，冲淡平和而不轻浮，大概可以向上追摹汉魏遗留下来的声调，莫非又将自成一家吗？柳公曾向方公学习，而叔能以弟子身份侍奉柳公最久，其中渊源的美好，确实不可以抹杀。我曾读他的诗并评论说：三百篇以后，没有比汉魏更古雅的，没有比盛唐更兴盛的，齐梁和晚唐就不必谈了。如今浦阳的诗确实达到了这些境界，叔能的诗一定会流传下去。唉！世上如果有善于知诗的人，或许会把我的话当作足以验证的依据吧？《汉七略》序 《七略》是汉代侍中奉车都尉刘歆所作。自从秦人无道，焚烧毁灭典籍，文章典籍荡然无存。汉朝兴起后，改变秦朝的做法，大量搜集篇籍，废除挟书律，开辟献书的渠道。孝武帝时，又建立藏书制度，设置抄写书籍的官员。宫外有太史、太常、博士所藏的书，宫内有延阁、广内、秘室等府库，甚至诸子传说，也都充实其中。到成帝时，又派遣谒者陈农到天下搜求遗书。典籍已经大体完备，于是下诏让光禄大夫刘向校订经传、诸子、赋，步兵校尉任宏校订兵书，太史令尹咸校订数术，侍医李柱国校订方技。每完成一部书，刘向就逐条列出篇目，撮述大意，记录下来上奏。适逢刘向去世，哀帝便下诏让他的儿子刘歆继续父亲先前的事业，于是分析判别艺文，汇总诸家学术的条绪，分类编排为《七略》。所以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后来班固沿用它编成《艺文志》，但其中颇有出入不同。现存的大概是六略，辑略已经无法考察。典籍的兴盛，历史很久远了。从圣人的经书、贤人的传记、名人俊士的著述，到诸子九流、百家和各种技艺杂然出现，确实有终年不能穷尽其大旨、累世不能研究完其事业的，可以说是广大而博杂了。然而探求这些书籍并不是没有要领。探求的要领，只在于分清它们的类别和体例罢了。类别和体例不分，学术的内容便无法明白。书籍，是用来承载学术的。有专门的书，就有专门的学问；而学术各不相同，所以各人的说法也各不相同。如果不是博雅宏通的学者为它们登记判别、加以区别，抚循末流而探究根本，追溯支流而穷究源头，分清它们各自所属的类别和体例，那么典籍如此广大，又从哪里去探求呢？这就是刘氏《七略》对于典籍所作的贡献。所谓辑略，是汇集各种说法，拾取精要，用来探究大道变化的。它包罗重大典籍，统一圣人真实的道理，详述传注的辅助内容，破除后人牵强附会的说法。这就是六艺略；兼收并举儒家、墨家，推明道德，列出名家、法家、农家、杂家等流派，记载阴阳、纵横等术数。这就是诸子略；完备地阐扬正道，教导雅正，收录华美的辞章。这就是诗赋略；具备权谋、形势，以及阴阳、奇巧技术的便利。这就是兵书略；推算天象历法、五行，形状图像、占卜验证，以及蓍草、龟甲、梦兆、卜筮的方法，这就是数术略；针砭药剂、经脉络脉、寒温配伍、佐使药物，以及神仙养性、生命修炼的学说，这就是方技略。类别体例一经分明，就像用一条线画成一样整齐，使所有学者一打开书卷，便能够掌握典籍的大概，明白学术的所在，不再有内容广博却缺少纲要的弊病。这项功劳，难道可以轻视吗？刘向、刘歆父子是汉朝宗室，号称博览群书，又世代承担文学儒学的职责；内府所收藏的典籍，奉诏全部加以校理，已经参照比较异同，辨明真伪，删去重复，订正脱漏错误，不再有鲁鱼亥豕之类的讹误。然而他们仍然担心典籍的类别和体例不可不分，于是编成《七略》，使各门各类彼此分明，条目相同的相合编排，根本大旨清楚地写在篇中，让纷繁不同的学说不能彼此混淆，而古人的学术所在就像指在手掌上一样明白。说它对典籍有功，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我曾评论说：十二次分野，是用来划分天的纲纪的，关键在于明白星辰运行的度数；九州，是用来划分大地纲纪的，关键在于明白疆界；《七略》是用来划分书籍次序的，如果不明白它的类别和体例，怎么能掌握它的要领呢？后来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大体都因袭《七略》遗留下来的体例，因此刘氏的功劳在这方面是不可废弃的。大略说来，六艺分为九种，诸子分为十种，诗赋分为五种，数术分为六种，兵书、方技都分为四种；《艺文志》所保存的六略，共三十八种，总计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译《唐五礼》序 《唐五礼》并不是唐代才有这种礼制。从三皇五帝直到三代，五礼的名称从未改变。到了唐代，对它有所增损，确定为一代的制度，虽然称为《唐五礼》也是可以的。比如从前伏羲制造成对的兽皮，制作瑟，嘉礼便兴起了；神农播种，制定饮食制度，向鬼神表达敬意，吉礼便兴起了；黄帝和蚩尤交战，军礼便兴起了；九州长官倡导教化，宾礼便兴起了；葬于旷野，凶礼便兴起了。五礼的名称从这里开始出现。唐尧、虞舜修治礼制，祭祀五帝而形成吉礼；停止八音而形成凶礼；征伐三苗而形成军礼；群臣朝见四方诸侯而形成宾礼；把女子下降嫁给虞舜而形成嘉礼。五礼的条文和制度，到这里已经具备，沿袭夏代、经历商代，到周代便完成了。五礼的条文，大概包括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灿然完备。所以说，从三皇五帝直到三代，五礼的名称从未改变。三代以后，经历秦、汉、魏、晋直到隋代，礼仪章法和制度没有比唐代更盛大的了。起初唐太宗平定天下、登上帝位，便下诏让礼官和学士修改五礼的旧有义例。房玄龄、魏征等于是制定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十二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共一百三十篇，编成一百卷。贞观七年颁布给天下，这就是《贞观礼》。高宗认为《贞观礼》的礼节文制还不完备，又重新修订校正。显庆三年礼书完成，共一百三十卷，这就是《显庆礼》。当时许敬宗、李义甫掌权，他们对礼制的取舍都模棱两可而不合节度，学者感到不便，不久便废置不用，只依《贞观礼》作为定制。后来又重新施行《显庆礼》，礼司更加没有凭据可依。玄宗开元十四年，集贤院学士张说上奏：唐代五礼的仪注虽然两次增修，但其中颇有不合适的地方，却没有人加以折中裁定；应当下诏让学士、官员考究斟酌古今，确定成书后颁行。于是命徐坚、李锐、施敬本等共同加以检校删定，但事情没有完成，张说便去世了。萧嵩继任他的职务，又上奏请求命王仲丘继续编修。开元二十年九月礼书完成，这就是《开元礼》。第一是吉礼，仪式五十五项；第二是嘉礼，仪式五十项；第三是宾礼，仪式六项；第四是军礼，仪式二十三项；第五是凶礼，仪式十八项。总共一百五十二项，编成一百五十卷。唐朝终世直到灭亡，一直遵行。称为《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总称起来，就是所谓《唐五礼》。礼，是先王用来承接天道、治理人情的。因此设置礼器，准备礼物，规定数量，建立礼文，用来等待各种事务的进行；这一切都是依据天道制定节度，推究人情制定制度，再推广给天下国家，所以能够得到正当的规范。然而礼器、礼物、数量，以及礼文、仪章、制度，历代从来没有完全相同过，但制定礼制的用意，从根本到末节、从先后次序来说，却没有不相同的。上古时代，人们居住不过是住在土穴里，埋葬不过是挖沟罢了。到了中古，建造宫室，却不认为住土穴就不能改变；制作棺椁，也不认为挖沟埋葬就不能变更。再后来，又改变了用未经加工的木料建屋的质朴形式，设置了两座高台；改变了瓦棺的朴素形式，改用有文饰的梓木来制作。圣人难道喜欢故意相反吗？他们所做的表面相反，正是为了彼此成就。这就是所谓依据天道、推究人情，而制定节制。因此，五礼从三皇五帝直到三代，后来又经过秦、汉、魏、晋直到隋代，其间有沿袭也有变革，从来没有完全相同；但制定礼制的用意却没有不同。大体说来，古今变化各不相同，礼仪章法和制度不可能长久没有弊病；等到弊病形成，就一定要有所增损，以求合宜，审察是否适当，然后才能施行。所以礼的作用，在于适应时代的变化，而礼的根本在于依据天道、推究人情，从根本末节和先后次序上求得符合先王的用意。因此，礼的根本在于合乎道理，不可以不同；礼的作用在于适应变化，不必完全相同。这就是圣人制定礼制的用意。唐代的礼制，其礼器、礼物、数量、礼文、仪章和制度，虽然不能一一符合先王的旧迹，但历代的增损，在三次变革中清楚地显现出来，折中古今，斟酌文饰与质朴，求取恰当、审察适宜，用来作为一代的制度；它的根本末节和先后次序，确实不能说没有完全符合先王的用意而加以议论的余地。因此作这篇序论，阐明其中的道理，希望议论礼制的人能够谨慎选择。五礼的次序，旧来以吉、凶、军、宾、嘉为次，而唐代把嘉、宾排在吉、军、凶之前；它们的义类彼此相从，首尾没有混乱，尤其足以作为遵循的依据。《刘氏族谱》序 刘氏在康山是望族，世代居住在县城南面八十里的三台，血统出自汉中山靖王之后。有一位名衍的人，在晋朝任水衡都尉，封关内侯。其后有登，在齐朝任右丞相；有明，在隋朝任东郡太守；有德威，在唐朝任大理少卿。德威之后有玢、鋹，都在南唐做官。李氏随李煜从金陵迁到洪都，又迁到鄱阳。玢居住在南源的虎墩，鋹居住在西源的龙湾。两族都繁衍兴盛，世代簪缨，讲习诗礼，在郡邑中首屈一指。鋹的后代中有孟镇，能够继承先人的功业，在当时颇有声望，族谱的编述也曾经修整过。他的孙子宏堂，又入赘楼里谢氏，于是居住在三台之下。生子禄明，禄明生玉，玉生金翁。金翁生用一、用二。金翁就是我所交往的人，虽然才能潜藏而未显，也没有出仕。他积极振兴士人的风气，急切地修订家谱，确实是刘氏贤能的子孙。他间或把刘氏得姓的缘由、最初迁徙以及世系传承的详细情况列成谱图，拿来给我看，请我作序。唉，古代有大宗、小宗的制度；宗法废弃以后，便有族谱来维系世族，大概是使作为后代的人知道自己的根源出自哪里，从而具有尊敬尊长的意义。详细说明各支派分出的缘由，从而具有亲爱亲族的道理。尊敬尊长、亲爱亲族的意义都得到充分体现，谱牒的制度就完备了。如今看刘氏一族，历史已经久远；族谱所记载的内容，干支分明畅达，纲目网络彼此联结，昭穆次序井然不乱，亲疏远近清楚可考。孟镇在前面修订族谱，金翁在后面加以更新，可以说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了。作为刘氏子孙，看见这部族谱，就会知道家世的源流，追念祖宗的盛德功业，从而继承延续，绵绵不断，代代相传而不衰。

译赠熊君序 士人生活在三代，那是多么幸运啊！他们的供养方面，有井田、牧地作为田地；居住方面，有比闾作为住所；教育方面，有乡塾左右的老师作为教师；学习方面，有仁义礼乐和道德品行为教育内容。等到学业完成、可以做官时，乡里推举其中贤能的人，以宾礼兴举他们，使他们通达王朝。议论评定之后便任用他们为官，上面的官员急切地求取人才，而作为士人的人本来从未有向上级求取职位的念头。这样看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士人，内心十分安定，施展力量也十分容易。自从世道败坏、道德涣散，士农工商四民都失去本业，其中士人的情况尤其严重。田地不再有井田、牧地的划分，居处不再有比闾的联结，教师不再有左师、右师的职位，教育也不再以仁义礼乐和道德品行为根本。到了做官，又是上面的人掌握爵禄来诱使下面的人，下面的人怀抱智术来求取上面的人，上下之间彼此相待都没有真诚之心。因此做士人的人既没有固定的产业和恒定的心志，往往连穷困颠沛都应付不暇，而能够自立卓然、在世上显露才德的，没有几个。唉！士人不幸出生在三代以后，要成就自己已经这样困难，更何况近年来边境内外多有变故，争夺寻常的民力来穷尽百姓，始终没有休息呢？那么，在今日做士人，理应比从前更加穷困颠沛，内心更加劳苦，施展力量更加艰难。这难道是形势造成的，使人不得不达到这种地步吗？临川熊君凭借自己的才艺，而年纪正盛，是古人所说的誉髦之士。假使他出生在三代，我知道上面的人一定会设法求取他。然而如今他却不急于表现自己，漠然没有向上求取职位的心思，来到江左没有多久，便毅然返回故乡，这难道不能称为贤者吗？欧阳先生曾说：后世所谓的贤人，比三代的士人可贵之处相差很远。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或者我又听《小雅》的诗说：青翠茂盛的莪草，生长在那水中小洲。已经见到君子，我的心里就欢喜。贤人所在的地方，本来就是众人共同喜爱的。又说：洁白明亮的白驹，停在那空旷的山谷。送它一束青草，那个人品德如玉。贤人不肯留下，却能牵动人们的思念，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么熊君来了却马上离去，我怎么能不为此慨然感叹呢？

译送胡先生序 现在谈论我们婺地学术的美盛。宋室南渡以来，东莱吕成公、龙川陈文毅公、说斋大著唐公，同时兴起。吕公以圣贤之学自任，向上承继道统的重任。唐公的学问，大概深入探究帝王治理天下的大道理；陈公又阐明皇帝、帝王、霸主的方略，是有志于建功立业的人。就他们各自立身立言的方面来看，虽然不能苟且相同，但他们所建立的道理都显现在文章中，文章也都是用来承载道理的。文章义理和道学，哪里有什么不同呢？元代以来，仁山金文安公把从北山何文定公、鲁斋王文宪公那里传承来的学问传下去；白云许文懿公确实以道学使自己的家族著名。而司丞永康胡公、待制浦阳柳公、侍讲乌伤黄公，以及礼部兰溪吴公、翰林东阳张公，则以文章家的身份闻名。虽然看起来门派不同、趋向各异，但推究他们立言的根本要义，都显现在文章中，文章也都承载着道，确实从未有不同之处。学问深厚而精纯，都可以说是圣贤的治学之道。因此八十年之间，前后相继，都是世间的大儒，天下人全都尊奉他们为老师。为什么后来的年轻人，反而因为他们有所不同，就怀疑他们本来相同的地方呢？谈论道学的人，把穷究研讨训诂作为最高境界；谈论文章的人，把修饰整治辞句作为主要事务。双方各自树立标榜，互相排斥抵牾，却不探究贯通根本、会合本源的归宿。于是诸位先贤的志向日渐衰微，学术的弊病也随之多得不可胜言。因此我和仲申胡先生每次谈到这件事，没有不深深叹息的。大概是感慨乡里的学术渊源，不可不努力继承。唉，先生可以说是能够继承的人吗？先生的资质器识卓绝，自许公、柳公以下，博采师友的考究和精思，根基深厚稳固。他的言论明白洁净、俊逸刚健，善于自由驰骋，凭借雄奇的文章和深奥的学问，闻名东南。然而他一向没有求取仕进的意愿。如今宰臣一向重视他的声名，派遣使者聘请他，并且郑重地把政事托付给他，于是授予三衢郡文学之职。我私下告诫他说：师道不树立已经很久了，何况近年来海防多有变故，只知道寻求战争，礼乐俎豆之事废弃而不再讲习。然而硕果不会永远无人食用，君子也没有最终穷困的道理。主持一郡的教育，虽然职位并不显贵荣耀，但斯道能否兴起就系于此。过去文定公教授湖学时，分设经义、治事等科来教育弟子，凡是出自他门下的人都成为有成就的人才。东都谈论师道的人，没有比这更兴盛的。文定公是先生的远祖，他用来教授湖学的方法，先生在衢州难道不把它作为自己的责任吗？唉！继承乡里学术的美盛，承担师道的重任，我对先生的期望在这里达到极点。先生认为是这样吗？《盛修龄诗集》新昌盛君修龄的诗有若干卷，金华王祎为它作序说：诗发展到唐代，已经兴盛了。然而能够自成一家的诗人，他们写辞遣语各不相同。大概诗歌发源于感情，感情的发抒人人不同，那么表现在诗中，自然也不能苟且相同。因此王维的幽深高雅，杜牧的俊逸豪迈，张籍的古朴淡远，孟郊的悲苦，贾岛的清峻深邃，温庭筠的富丽艳美，李长吉的奇特诡异，元稹、白居易的平易典雅，韦应物、柳宗元的温润秀丽、安静深沉，大概他们用来作诗的辞语，正是他们寄托感情的所在。而如今世上的诗人，大多只学习前人的辞语，却不以自己的感情为根本，所以辞语虽然工巧，感情却未必真实存在。像我的修龄先生的诗，大概具有温润秀丽、安静深沉的感情吧？我曾评论他的诗，譬如芙蕖出水，污泥不能沾染，姿态婉转柔美；又如春莺出谷，声音韵律圆润柔和，自然与音律相谐。拿他和唐人相比，他属于韦应物、柳宗元一流。至于他竭力追摹古代作品，又如紫霞琴谱，虽然时常变换新的曲调，但古意始终存在，其中所得的汉魏声调尤其多。这可以说是感情和辞语都达到极致，足以自成一家。修龄早年被推举选任为郡吏，后来以进士身份起家，调任奉化州判官，征辟为江浙行中书省掾，授任福建行中书省管勾，升为检校官，又授儒学提举，他没有赴任，隐居在龙泉山中，戴葛巾、穿野服，任意生活在烟霞泉石之间，遥远地不与世俗交接，富贵始终不能牵累他的志向，仿佛准备终身如此。唉！读他的诗，必定还要评论他这个人。不知道他这个人，观察他的诗也可以知道；不知道他的诗，如果确实以我的话来验证，也同样可以知道他这个人了。《郁离子》序 《郁离子》若干卷，是青田刘先生所著。六经以后，诸子纷纷出现，他们立言都是要用来阐明道理的。然而他们的言论各不相同。大概他们的弊病在于求胜，求胜就崇尚奇异，崇尚奇异就故意树立异说。圣人的道不能靠追求奇异来求得。越是奇异，越是显得不奇；越是标奇立异，越不能胜过别人。因此诸子各自分门别户，树立标准，逞用个人的聪明，奔逐自己的臆说，著书日益繁多，而能够不违背道术的，实在少有。这样一来，能够流传到后世的总是很少，泯灭而无人听闻的更是数不胜数。先生这部书，虽然多用寓言，但对于天地、阴阳、性命、道德、世运、政治、礼乐、法度等方面，都论述得很详细。用圣人的道来衡量，大概可以说它不违背圣道；它的价值本来不只是语言工巧而已。难道这就是它能够流传的原因吗？先生名基，字伯温，研究《春秋》，以进士身份起家，仕途并不显达，但清高耿介的声名一向著称。遭逢世道大乱，更加隐藏才华，不轻易出仕，即使出仕也不轻易接受职位。因此人们尊敬信服他，认为他是有道的君子。

译《匡山诗》序 天地之间扶舆清淑的元气凝聚起来，便形成名山。凡是幽深遥远、奇瑰诡异、宏伟壮丽的景观，都是上天创造、大地藏蓄的，所以造物者总是把它们隐藏起来，不轻易留给人们。那些远离尘世、以道为乐的人，有时循迹而找到它们；既然揭开幽深、发掘隐秘，发现山川形境的胜景，又没有不借题咏来描绘景色、宣达物情的。大概山因人而得名，人因文章而流传，这是自古以来共同的情形，而今天《匡山诗》就是为此而作。匡山在龙泉西南一百多里处，最为高峻险要。有人说山的形势四面隆起而中间低洼，形状像筐，所以取名为匡；有人说因为它的山形像匡庐，所以称为匡山。县人张三益先生确实居住在那里。此前山林深邃，荆棘遮蔽，人迹很少到达；先生发现此山后，才开始使它形境的胜景得到显露。山中有许多古松，他探访到最为绝妙的地方，筑庵名为看松庵。庵西南有深渊，传说其中潜藏蛟龙，云气常常从那里升起；又在上面建亭，名为烟云万顷。看松庵西南的山更加高峻，向上直入云霄，远近数百里都可以俯视；又建亭名为唯天在上。庵东北林木幽深，即使盛夏也很寒凉；又建亭名为清高。庵正南地势平夷开阔，明亮空旷，东西两面的山峰都像拱手作揖一样；又建亭名为环中。这样一来，匡山那些幽深遥远、奇瑰诡异、宏伟壮丽、由上天创造而由大地藏蓄的景观，到这时便都被搜览无遗了。太史宋公曾为此山作记，先生又请当时的鸿儒俊才各自按照题目赋诗，秀美的语句、奇异的辞藻层出不穷，接踵相继，数量达到若干首。随即拿来阅读，不但可以大略看到匡山的胜景，先生的高尚品格和超逸操守也确实寄托其中，从而永远流传。大概处州的山川最为清峻，而龙泉隶属于处州，重重山岭、层层峰峦尤其险绝；那里正对着少微星，所以世代都有隐士，像近代的周启明、管师复等人，都退隐在其中，他们留下的风尚和余韵，遥远得已经难以企及了。先生内含美德，胸怀才器，平素以山林丘壑为志向，将以古代隐士自期，早年便在这座山中隐藏踪迹，仿佛准备终身如此。如今虽然没有实现彻底离开尘世的愿望，反而出仕而为世所用，但他以道为乐的心志今昔没有不同。我想，他吟咏诸人的诗篇时，一打开诗卷，岩石的姿态、山谷的形状便纷纷映入眼帘，使人应接不暇，仿佛身在山上，在云烟之上长啸傲游，洞察千年历史，远望八方天地；胸中油然而生的快乐，大概有人是无法理解的。这些诗篇的创作，即使拿来和谢灵运《石壁精舍》等篇相比，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所以我为它作序，使它流传。《罗鄂州小集》后序 《罗鄂州小集》原来有十卷。鄂州人曾经刻印过，鄂州新安郑氏家中也有刻本，但年代久远，都已散失。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五卷；罗公的七世孙宣明竭力搜访，又得到若干篇杂文，附在五卷末尾。郡人赵汸、新喻人赵壎都为它校订讹误，于是重新刻板流传，并请我为书后作序。罗公名愿，字端艮，是新安人。他自幼聪颖，记忆力超过常人。年长以后，提笔动辄写下万言，好像未经思考；后来却对此惊惧自责，竭力探究精微奥妙，有时几个月也不轻易写一句话，削除世俗陈腐的习气，一切取法于秦汉。他的学问可以说宏博，而文章雄健深厚、典雅古朴，几乎达到古人的境界。罗公早年以门荫补官，绍兴末年调任临安府新城县监税，又任饶州景德镇监税，不久任南岳庙监，均非他的志向。乾道二年考中进士，历任饶州番阳县知县，未上任便改任祠官，主管台州崇道观。乾道八年授任赣州通判，代理州府事务，以简约平易治理，赣地百姓受到教化。部使者把他的政绩上报朝廷。淳熙六年任南剑州知州，入朝辞行时上奏，言辞恳切，深深切中当时弊病，孝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侍从大臣又交相推荐他的才干，于是改任鄂州知州。到任后，他向朝廷上奏说：“鄂州自古就是用兵之地，下游的阳罗堡尤其险要，城墙营垒都不可不修治。百姓因饥荒把田地抵押给人换粮，而本钱和利息不相称，应当为此制定适中的制度。强盗依法应当处死却被宽免的，各州发配充军的人数又不真实，应当查究实际人数，以断绝奸邪盗贼。湖边荒地，新旧佃户耕种都有弊病，应核实情况并登记确定，这样租税就容易征集。民间的奴婢大多是边远地区的良民，被奸人诱骗掠来，应听任他们自己申诉，由官府把他们释放出去。”他的政务大多属于这一类，采取了许多措施，尤其把劝学、劝农放在首位。久而久之，政绩大为显著，显然有循吏的风范。正逢天旱，他在烈日下祈雨，突然得病去世，享年四十九岁，是淳熙十一年七月。鄂州人怀念他的德行，画下他的肖像，在灵竹寺祭祀他。当初，罗公的父亲汝楫是政和二年进士，官至御史中丞、吏部尚书兼侍读，后来以龙图阁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任上去世；他立朝有风骨，是当时有名的大臣。到罗公，又以文学使家声相继。罗公兄弟六人，兄长颢、吁都任福州通判，颉任郴州通判，颂任郢州知州，弟弟颀任蕲州通判，也都以文学著名；他们的后代子孙又文雅有才，多有值得称道的人。因此谈论新安的世家，没有比罗氏更兴盛的。罗公一生所写文章很多，这部所谓《小集》，只保存了千百篇中的十分之一。朱熹大概曾经非常佩服他的文章，说其中有经纬条理，同时也惋惜他的文章流传得不多。唉！罗公在文章方面，考察他所达到的成就，确实足以凭此使自己的家族著名，并且卓然自立于不朽之列。把他列在儒林文苑之间，本来没有什么可疑的；可是史书却遗漏了他的传记。后世年轻人几乎无从考察，难道不可叹息吗？所以我为他的书作序，特意叙述他的任官经历和政绩，以及他美好的家世渊源，大概是为了补史书的缺漏，使读他书的人也能由此了解他这个人。罗公另有著作《尔雅翼》若干卷、《新安志》若干卷，流传于世。

译《陈氏族谱图序》宣城陈氏世代都是本郡的仕宦名门。有一位在南唐做刑部尚书的人，名初明，从升地迁来。宣城有陈氏，便从尚书开始。到了宋代绍兴年间，敷文阁待制陈天麟，仕途已经显达，而他的家族也更加兴盛。自尚书以下直到现在，已经十六代，子孙繁衍，其中凭才学显名的人，几乎数不清。因此原有族谱用来记载世系，但屡经兵乱，谱册散失。第十四世孙陈敏担心时间越久，族谱越会坠失，于是搜集整理编成新谱，又绘制谱图来清楚地表明世系。完成后，请我作序。序文说：古代有大宗、小宗的制度，这是圣人用来理顺天伦、联系民心、阐明教化根源、敦促政事根本的。汉魏以后，宗法废弛而门第兴盛，于是谱牒之学兴起。家族有族谱，大概就是宗法遗留下来的意义吧？宋代谈论族谱的有两家，即庐陵欧阳氏和眉山苏氏。但两家的方法各不相同。欧阳氏以世代为经、人物为纬，取法于史书的年表；苏氏则联结世系、分明支属，如同礼家所作的宗族图。至于讨论它们的共同点，则都是使人同样重视自己根本的出身，有尊敬尊长的意义。又分别详尽说明各支系由何处分出，有亲爱亲族的道理。尊敬尊长、亲爱亲族的意义都得到充分体现，谱牒的方法就完备了。因此，宗法废除以后，圣人理顺天伦、联系民心、阐明教化根源、敦促政事根本的遗意，仍然清楚地表现在族谱中。有志于保存礼制的君子，难道忍心再把它搁置而不讲求吗？陈氏家族的世代已经很久远，它的世系之所以越久远越能考察，只是因为有族谱保存着。如今陈敏既依据旧谱，全部重新加以编次，又重新绘制谱图。大概是兼有欧阳氏、苏氏两家的方法。近年以来，天下多故，士大夫之家无不因苟且简略而废弃礼制，唯独陈敏对此特别用心。他可以说是懂得礼了。陈敏字季明，是前乡贡进士，以文学知名，这是当时的情况。《孝行诗序》宋代末年，滁阳有一位品行笃厚的君子，姓范，名酉新，字孟东，学者因他的别号称他为青山先生。他曾任幕府赞佐，教授郡学；虽然仕途不显达，但德行纯正美好，行为高尚，当时的儒者都尊敬仰慕他。他在乡里设教时，担心后生小子夸谈空理、凌空蹈虚，却不明白孝悌的实际，于是写成诗三十篇，极力说明父母孕育、抚养、教育子女的辛劳，以及子女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感情真切而道理明白，意义正大而内容完备，质朴却不流于鄙俗，详尽却不流于烦琐。读了它，会使人的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确实可以说有补益于世间教化。《诗经》三百篇的诗，对人的大伦说得最为完备；当时即使乡间百姓、妇女都能学习并懂得其中意义，后世即使老教师、老儒者仍不能通晓它，正是因为距离古代越来越远，不能通达它的文辞。先生这三十篇诗，在文辞方面可以说通达明白了，把它广泛流传开来，难道还会有人不能学习而通晓吗？从前朱子编写《小学》一书时，曾经想把近代诗歌中有关世间教化的作品分类编列进去，但最终没有完成。唉，先生的诗，大概就是完成了朱子想做的事吧？先生的孙子常曾任姑孰守，将要刻板印行，以惠及学者；因为承蒙他以此文相托，请我为书首作序，所以我摘取其中大意写下这些话。《章氏兄弟字序》龙泉章三益先生写信来，对我说：“我同母的兄弟共有三人。长兄有个儿子叫存仁，二兄有个儿子叫存质，都幸而已经加冠成人。朋友们之间给存仁取字允恕，给存质取字允忠。既然已经教育他们，只是取字的意义不应当没有说明，您还希望能借此进一步教导他们。曾经听说，天把这种理赋予人，人禀受它成为人的本性，叫作仁。所以仁就是理具备于心；理具备于心而推及人与物，叫作恕。恕，就是把对待自己的心推及万物。因此圣人教导人，必定勉励人实行恕道，把它作为求仁的首要功夫。这就是说，恕本来就是仁得以推行的途径。天把这种气赋予人，人接受它形成形体，质也由此凝聚。质本来归于朴实，但同时已经趋向文饰了。所以使它成为质的根本，是忠。忠，就是浑厚而诚实坚定。三代治理天下，有崇尚忠的；后来继而崇尚质，那么忠本来就是质所凭借的根本。由此论说，仁若没有恕就无法推行，所以恕是仁的作用；质若没有忠就没有根本，所以忠是质的先导。这样看来，存仁取字允恕，存质取字允忠，从名称和意义来衡量，确实可以说二者相合而且名实相称。“不过我又听说，君子给人取字，是为了尊重他的名。名之所以尊贵，是因为要寄望于他以成人之道。所以君子有志于使人成材，便可根据他所取的名字反过来寻求其意义，也可以达到最高境界。这样，对于仁，就应当努力实行恕，把它作为进入德行的途径；对于质，就应当以忠为根本，把它作为树立诚实的要领。各自顺着相应的类别达到极致，难道不正是圣贤求学的方法吗？”我把这番话写下来送给他们，并把它给先生看，您看怎么样？

译《赠郭士中序》我客居升地，在当地寻求朋友，结识了郭君士中。士中兄弟六人，家里原来很富有而且崇尚义气。十年间为躲避兵乱，才迁居到升地。他的哥哥士言曾是国子生，好学而善于持论，前年因兵乱死于豫章，我没有来得及认识他。士中却承蒙他屈意同我结交，每天相互来往，讲说经史疑义，有时选取古今文章，比较长处和短处，像这样成为常事。时间久了，听他的言谈、观察他的行为，看不到他的过失，我很喜欢他。乙巳年冬天，士中忽然对我说，他将沿长江上行到武昌，再从武昌泛舟经过重湖到长沙，出行已有日期，希望得到我一句话作为临别赠言。我听了，怅然若有所失。唉，自从近几年经历忧患以来，我闭门听风雨声，心中总是怦怦不安；出门走在宽阔大道上，也好像走在羊肠小道、踩着老虎尾巴一样，战战兢兢，不能自持。大概我的志气已经软弱很久了，所以听说士中要在严冬出行、跋涉远道，虽然赞叹他的游历，却暗自不能不感到惭愧。而士中反倒来征求我的话，他将要听我说些什么呢？然而回想我三十多岁时，奔走于吴越、楚、宋、齐鲁、燕、赵的郊野，跋山涉水，冒犯霜露，并不把这些当作困难；我那时喜爱游历，比今天的士中还要强烈。士中比我小十几岁，正是我当年喜爱游历的年龄，因此他驾船赶路，进行这二三千里的行程，本来应该没有困难。这也是志气旺盛使他如此。虽然如此，我听说古人喜爱游历，并不只是为了游玩。古代喜爱游历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司马子长；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天下，而他所经历、观览的山川形胜，全都用来资助写文章。他从大江、长淮、洞庭、彭蠡那里得到感受，文章便奔放浩漫、深厚而蓄积；从龙门、剑阁、九疑、苍梧那里得到感受，文章便峻拔陡峭、曲折深沉而幽邃；泛舟沅湘、凭吊忠魂，文章便感慨愤激而悲壮；经过大梁、渡过丰沛，观看争战遗址，文章便沉雄凌厉；在齐鲁讲学，参加邹峄的乡射，追想圣人的遗风，瞻仰泰山的尊严安定，文章便典重温雅，具有正人君子的风范。他的文章所以奇特，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些经历吗？像子长这样，是不是长于游历的人呢？如今士中的行程，计算他所经过的地方，本来还不及子长的十分之一；想来他所经历观览而用来资助文章的，也一定会有所收获，大概不只是游历而已。士中日后回来，拿他的文章给我看，我所见到的浑厚雄奇、奇崛多变的文章，未必不因这次游历而来；这样说来，士中长于游历，难道只是在古人面前感到惭愧吗？《送绍兴守张侯序》圣明的天子凭神武取得天下，四海统一，天下大定。又想到近年来百姓失去谋生的职业，便思考怎样施惠安抚他们。认为亲近百姓的官员，没有比郡县官更切近的，所以对太守、县令的选任总是格外慎重。近来派遣使者巡行浙东各郡县，询问百姓的疾苦，到了金华。金华父老告诉使者说：‘几年前我们县有一位主簿张君，非常爱护百姓，我们至今思念他，不能忘怀。朝廷如果要给我们百姓施加恩惠，希望能让张君再来做金华的长官。’使者回来，把百姓的话上报皇上，皇上为此赞叹，立即任命张某为郡守，治理金华。于是张侯离开金华，升迁了两次官职，正任侍仪使，早晚都在皇上身边。恰逢绍兴缺少太守，中书省大臣上奏说任命张某治理绍兴最为合适，皇上采纳了意见。张侯将要赴任，在朝廷的同僚朋友都托我写文章为他赠行，因为我是金华人，能够了解张侯。唉，自从兵乱兴起以来，天下凋敝的郡、困顿的县到处都是，百姓不能安生已经很久了。只有浙东、浙西百姓遭受兵乱较少，人口原本繁盛，但征收、供应、摊派不断增加，百姓的困苦也已经十分严重。郡县的政体虽有不同，但同样都是百姓的牧守，爱护百姓的心应当没有不同。如今张侯治理越地，把从前在金华爱护百姓的做法推广实行，越地百姓没有受到他的恩惠的，几乎没有。我忝居太史之职，私下知道皇上慎重选择郡守、牧守的用意，所以特意为张侯说这些话。张侯出发吧，日后政绩有成，他一定不会辜负圣天子任用他的心意，而以循吏著名于史册的，一定就是张侯。我虽然不才，还能执笔等待那一天。

译《周易演说序》《周易演说》是京兆石伯元所著。石君说：‘圣人创作《易》，设立卦象来充分表达意旨，设置卦来充分揭示事物的真伪，系下卦辞来充分表达语言，通过变化贯通来充分发挥事物的利益，用鼓舞激发来充分发挥神妙。一定要这样，天下后世的人才能都懂得并实行它。对天而言，这是道与器的变化贯通；对人而言，这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业。这就是圣人为百姓建立生命根本的原因。’自汉代以来，《易》的道理没有得到传承，诸儒的传注有一百多家。然而考察卦象卦辞的人，都拘泥于术数；谈论义理的人，有的又陷入空虚。因此，圣人设卦观象，撰写卦辞以说明吉凶，用来启发万物、成就事业的根本意义，反而因而晦暗不明。《易》的道理不能从传注中求得；如果只在传注中寻求《易》道，那么它的道理就会更加不明白。于是他把诸儒的说法全都抛开不看，间或只取河图、洛书二图来玩味探索，有一天忽然恍惚间心领其义、神会其旨，于是动笔写成此书。每一卦都有说明，援引事物、指陈事实非常贴近，分析道理、陈述意义非常显著。大体上专门以阐明卦象为要旨，取法有根据，推演有用途，并不是徒然说空话。至于河图、洛书的数字，重卦、变卦、揲卦的方法，又绘制十二幅图来阐发其中的要旨，总称为《周易演说》。他的言论都出于自己的独到体会，从未有过沿袭抄袭。我曾认为，君子发表言论，不必刻意与别人不同，也不必刻意与别人相同。求同于人，是强迫别人跟随自己；求异于人，是以自负来胜过别人。这两种做法都失于偏颇，不能合乎最恰当的归宿。如今石君研究《易》，并不是故意要与别人求异求同，而是推演自己所得来立论，以求达到最恰当的境界，所以自然不能没有异同罢了。至于它与圣人相合的地方，不是一般人能够知道的；如果不是他自信深厚坚定，哪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再说我评论《易》学，到了程子作传，才专一谈论义理；到了朱子《本义》，又专门讲占筮。它的道理大概已经非常明白，后世谈《易》的人大概没有谁能超过他们了。《演说》这部书，石君认为是继程子之后而作的，但不仅不取诸儒的传注，对程子、朱子的说法有不合之处，也毫不顾惜。唉，石君确实是深深相信自己的人吧？石君往日曾考取乡贡进士，名列陕西第一，后来隐居不仕。关辅地区的学问没有谁能超过他，而如今他也老了。他的学问大概得自贾仲元。贾氏的学问又出自萧贞敏公，与文贞公同一源流，都归于正道。石君认为我能够了解他，拿出他所作的《演说》，请我作序。我无法推辞。世上不了解石君的人，因我的话而去求取这部书，那么他的著作也就可以由此得到了解。《王氏迂论序》圣贤之道，是用来在世间发挥作用的。礼乐、典章、制度、名物，大概都是实际施用的工具，也是圣贤精神心术寄托之处，所以对于求学者尤其不可不讲求。因此，施展实际作用在于治理国家，治理国家在于建立事业，建立事业在于师法古代，师法古代在于适应时势。如果不参酌古今的适宜之处，不穷究事情始终的要领，那么凭什么处理事务、应对变化而总理天下的政务呢？秦汉以来，儒者的学问，有的拘泥于训诂，有的沉溺于辞章，有的沉溺于清虚，有的停滞于功利。对于圣贤施展实际作用的道理，能够贯通它的人很少。到了宋代，出现了永嘉经制之学。大概从郑景望、薛士龙，到陈君举、叶正则，先后相继兴起。他们对于井田、田牧、卒乘、郊丘、庙社、章服、职官、刑法等，无不广泛考察、精心研究；本末源流清楚明白，条分缕析，可以举而实行。当时，我金华唐与正关于帝王经世之术的学说，永康陈同父关于古今事功的学说，也同时出现。新安朱子都推重赞叹它们，但对于永嘉诸君子的学问尤其深为赞许。难道不正是因为讲求经制，本来就是圣贤用来建立治道的学问吗？近来有一位郑天趣先生，是永嘉人。他对于乡里的经学，能够全面探究。缙云王熙阳早年曾跟随先生学习，在听闻见识之间所得已经很多，于是又就群经、诸史、百家之书大力钻研。推演自己的所得，著成书籍，有《书海通辨》《三礼纂要》《左氏钩玄》，总共若干卷。凡是庐井、车服、禘祫、泉币等礼乐典章所涉及的事项，都加以论述。那些事情的本源，大体兼取杜氏《通典》、郑氏《通志》、马氏《通考》等书；而他的论述，务求阐发前代儒者尚未阐发的地方，条理明白顺畅，连接起来如同串珠，考核精密详尽，审慎得如同射中靶心。后来摘取自己所作的论述，另编成一部若干卷的书，名为《迂论》。唉！经制之学，世人不再讲求已经很久了。如今王熙阳却独自竭力研究此学，难道不是有志于施展实际作用的人吗？世上有能够观览事物会通之处而施行典礼的人，我知道他一定能从熙阳的书中得到凭据。熙阳学问广博而才华充足，近来经内翰临川危公推荐，入翰林任太史属。不久奉命出使安南，回来后升任工部员外郎，辞而不受，改任外职为渑池县丞。他其他的著作还有《交山文集》若干卷，流传于世。我同熙阳交往已久而且情谊深厚，对他的学问达到的境界颇能了解。所以借为他的《迂论》作序的机会，使这部书得以流传。

译《黄子邕诗集序》旴江黄子邕擅长作诗，他的诗有一部名为《醉游稿》，都是古乐府歌行和五言古体，总共若干卷。诗辞简洁质朴平实，一概以汉魏为根本，完全抛弃近代声律的弊病，几乎达到了古人的境界。唉，像子邕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有意追随古代作者，想与他们并立吗？难道不能说是当今善于作诗的人吗？我曾评论说，《诗经》三百篇的作者并非一人，也不是一个时代所作，但它们的言辞大体都是指陈事实、确立意义，明白而容易理解；援引事物、联结类别，贴近而容易看见，从没有艰深矫饰的语言，而天道的显明与晦暗、人事的治理与败坏、世事的兴盛与衰落、事物的盛衰变化，无不在其中显现。这就是诗体所以有所系属的地方。后世作诗的人不知道从这里出发，往往只炫耀才藻，任意铺陈华美繁缛，专尚奇异诡丽、浮艳靡弱，在辞语之间比较美丑工拙，却不顾诗体所关涉的大旨。自江左以来，直到唐宋，这种习气都是如此；它造成的弊病，本来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如今子邕却能摒弃铺陈，以简洁为尚；屏除华丽繁缛，以质朴为尚；贬抑奇异诡丽，以平实为尚；去除浮艳靡弱，以真实为尚。读他的诗辞，可以知道他对于天道、人事、世变、物理的关系，理解得十分详尽。再往上追溯，难道只是达到汉魏而已吗？所以我认为子邕的诗，几乎可以与古今世上善于作诗的人相比。像子邕这样的人，大概是不可多得的。子邕曾经北游，遭逢世道衰乱，自己的言论没有被采用，志向郁结而不能施展；后来幸亏当今天子圣明，把前代遗留下来的有才之士全部收罗甄别录用，因此子邕终于在礼部得到升迁。恰逢朝廷正致力于考察古制、整理礼文，讨论润色的工作，大多出自子邕之手。可见子邕的学问不只是擅长写诗而已。所以我评论他的诗，并且谈到他一生的大概，使读者由此能够全面了解他，也让人看出我对于子邕的诗，确实知道他的志趣所在和学问达到的境界，并不是随便彼此相好而已。《送郑仲宗序》洪武三年夏天，皇上下诏征召江西各郡县凡是被称为大家族的百姓，都到朝廷来。人们聚集在京城后，皇帝便在朝廷接见他们，亲自训诫晓谕，谈到天地阴阳、性命仁义、古今治乱盛衰、纲纪法度、赋税供给以及风俗政治得失的原因，谆谆告诫，累计有数千上百句话。又担心他们或许遗忘，不能详尽记住，便刻成书，摹印后分别赏赐给他们。六月十三日庚午，皇上驾临奉天门，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祎以及起居注臣陈敬奏事完毕，皇上赐座，从容询问说：‘你们知道朕训诫晓谕这些百姓的用意吗？’臣王祎恭敬地回答说：‘自古帝王都亲自兼任君主和老师的职责。君主用来治理百姓，老师用来教化百姓。三代以后，做人主的只知道治理而不知道教化；如今陛下统治天下，治理的方法已经完备，又召集普通百姓训诫晓谕，耳提面命，不亚于严师对于弟子，这正是古代帝王教导百姓的用意。’皇上又问：‘你们也曾听见乡里人有议论吗？’臣宋濂回答说：‘臣的乡里浦江义门郑氏，确实来接受训诫晓谕，并对臣说，陛下教导他们的意旨极其深切。他们如今回去，准备把所赐之书重新刻印摹写，使乡里的百姓家家都有这部书，以广泛宣扬圣上的旨意。’过了几天，仲宗来请求道别，又求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仲宗就是所谓义门郑氏。仲宗这次来，已经承受圣天子极其详细周全的叮咛告诫，天下人的话应该没有比这更高明的了；可是他却又来向我求言，这是为什么呢？我听说，三代的百姓都有士君子的品行，难道一定都要等待上位者匡正、扶助、辅导、培育他们的德行吗？大概是因为他们本性本来善良，又长期受到熏陶磨炼，所以一经鼓舞，人人都奋起行善，形成了家家都可受封的风俗。如今仲宗家十代同堂、聚族共食，仁义之风蔚然，很接近一家之中具有三代人的德行；如今又明白接受圣上的训诫，并且还计划使乡里百姓共同兴起仁让之风，上下彼此成就，这难道不就是三代君民的情形吗？至于记述皇上的美德并加以推扬，用来激励四方，是史官的职责。所以我特意详细记下这件事，写给仲宗看。至于仲宗才学的美好和长途奔波的辛劳，凡是作诗赠行的人自然会称颂它们，这里不再叙述。《王忠文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八 明代王祎撰写 记

译《沧江书舍记》沧江书舍，是徐方舟先生居住并读书的地方。桐庐靠近江边，是一个县；先生住在县城北面，距离江边不到百步。这里大概是唐代比部方勋的别业，也是宋代名臣方悫的故居。徐君曾间或来请我为文章，写在书舍墙壁上。天下的书，可以说既博大又广泛。圣人的经书，儒者的传注，诸子百家的著述，历代太史的记载，以及天文地理、阴阳律历、兵法谋略、术数、字学、族谱等杂出散见的书，旁行的虞初小说、稗官野史，燕谈、俳语等各种著作，它们的说法不同，教导也有差异，但这些书大多都是学者应当阅读并通晓的。虽然如此，学问没有穷尽，而人的岁月有限，确实有不能遍览并全部认识的；唯独圣人的经书，不可以不加以穷究。因此，《易》用来阐明阴阳的道理，《书》用来记载帝王的政事，《诗》用来疏导人的性情，《春秋》用来显示世间的赏罚，《礼》用来谨慎上下之间的礼节文饰，《乐》用来贯通天地的气运；凡是先王之道用来建立天下根本的地方，先王的制度用来成就天下大业的地方，全都在这些经书中。然而自从秦代遭受厄难，汉代拘泥训诂，圣人远去，言论被湮没，传得越久失真越多，时代不同、事情变迁，变化越多便越偏离本义；流弊于是多得说不尽。况且仁义、性命、中、诚、太极、鬼神，都是所谓的道；它们的奥妙达到无声无臭的境界，却不离普通男女所能知道的道理，都是讲学的关键，却有人把柔顺讨好当作仁，把果断勇敢当作义，把气质当作本性，把六种事物当作命，把模棱两可当作中，把迟钝鲁钝当作诚，把玄虚空无当作太极，把昏暗冥漠当作鬼神；甚至把谄媚当作忠诚，把欺诈当作守信，把苛察当作智慧，把放荡当作情感，把贪欲当作欲望，把违背常经当作权变，把口齿快捷当作才华，把诡诈奇巧当作权术，而世人全都被见闻的浅陋所迷惑，没有人反省。至于法制遗留下来的问题，弊病尤其严重：用井田、牧地来安置居民，却因丘乘、卒伍不相合，便参用管仲、穰苴的制度；用封建来治理国家，却因百里、五百里的制度不同，便把原因推托给历代的差异。郊祀、丘祀、禘祫是大事，有人把郊祀、丘祀看作两件事，有人把禘、祫看作一件事。太庙、明堂是大典，有人认为是不同的场所、不同的制度，有人又认为是一座庙而有八种名称。帝王称号、官职仪制，全都承袭秦代的错误；郊祀的坛兆、宗庙的宫室，杂相沿袭汉代的错误；连同贡赋、选举的设置，也不过是一时权宜的制度罢了。唉，六经之书，是先王道术和治理工具所在，也是后世取法的地方。然而它们的学说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大概经过一千几百年，宋代河南程子、关中张子出现，才开始亲身实践并精心考究，于是圣贤彰明德性的要旨、帝王治理天下的规范以及为后世垂示法则的内容，才有了很大的阐发。后来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同时兴起；当时又有永嘉薛氏、郑氏、陈氏、叶氏，闽中的林氏，永康的陈氏，前后相继出现，各自凭学问建立自己的学派。大体都把先王之道作为自己的责任，把先王之制视为必须实行的制度；那些用来建立天下根本、成就天下大业的道理，全都清楚地呈现在书册之间。然而到了今天，学者反而依靠前代儒先君子讲习已经阐明的成果，因循苟简，承袭旧说，习惯了却不考察，实行了却不说明。更严重的，竟把先王之道看作无法实行，把先王之制看作没有用处。这样一来，书只是书，人只是人，学问成了空话。唉，这种弊病，难道不比从前更加严重吗？所以学者对于经书，不可以只是诵读文字而已，必须寻求其中的道理来修养自身，明白其中的制度来用于世间。只有真诚求索、实际体会，坚定相信、努力实行，然后才知道人确实可以成为圣贤，确实可以与天地并立、养育万物，而所学并不只是空话。我早就听说过这些道理，私下曾经有志向并愿意学习。近来在钱唐同徐君结交，承蒙他派儿子膺跟随我游学。恰逢我急于东归，没能同他一起讲习，所以借此把我所听闻的道理写下来交给徐膺，以回复徐君，并请把它张贴在书舍墙壁上作为记。

译《知学斋记》人不可以不学习，但不是应当学习的东西，也不能称为学习。知道应当学什么并且去学习，这才可以称为学习。应当学什么呢？就是圣贤之道。圣贤距离我们已经很远，但他们的典籍都还存在，他们的话可以考察，他们的道可以寻求，只要努力，就能达到。知道这种学问并去学习，即使还没有达到圣贤的境界，大概也已经是圣贤一类的人了。人没有谁不具有这种本性，有这种本性便有这种才；充分发挥本性、充实才具，是圣贤求学的内容。本性是万物共同的根源，并不是我个人私有的东西。充分发挥本性，那么存在于我心中的道理便没有不明白的，放眼天下便没有一件事物不是与我相关的。子思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所谓充分发挥人的本性、万物的本性，就是天下有智慧的人和一切禽兽草木，都必然要依赖我来使它们完成生命、享受其所应有的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又有我的才具能够应对它们。因此，家国天下的事务繁多而且不容易处理，而要给它们分别安排等级、综合治理，如果没有才具，就没有什么可以应对。周子说：‘才与诚相合，就能使天下的治理周遍。’ 把自己的一切推及人与物，是本性得到充分发挥；使人与物各得其宜而根本仍归于自身，是才具得到充实。本性出于天，才具出于气，而气也是天。充分发挥本性、充实才具，就有办法与天相合。与天相合而没有间隔，就同天成为一体。达到这一境界，也不过根本在于诚罢了。因此，从尽性达到知命，没有不以孝悌为根本的；穷究神妙、认识变化，没有不由通晓礼乐而来的。高到与天地并立、养育万物，实际上也不超出独处屋漏之下而无愧于心；深妙到把握危微之理、执守中道的奥秘，实际上也不离普通男女所能知道的道理。从小学一路达到大成，本末虽然不同，却没有两样的道理；从一己之身面对天下，体与用虽然有别，却都是同一个道理。所推行的范围广大，而所守持的原则可以说简要；所实行的事情看似近切而容易明白，但所承担的责任却不可不说遥远而重大。这就是圣贤之学为天地建立精神根基、为百姓建立生命根本、为往圣继承绝学、为万世开创太平的原因。尧、舜、禹、汤、文、武作为君主，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作为臣子，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用来教人的道理，难道不都是这个吗？唉！三代以后，圣贤之学因此变得不明、不实行，已经很久了。战国时期，苏秦、张仪凭纵横之学施展，管仲、商鞅凭功利之学显名；申不害、韩非凭刑名之学显现，杨朱、墨子凭异端之学著名。到了汉代，有黄老清静之学，有专门训诂之学，有灾异之学，有谶纬之学；到了晋代有清虚之学，到了梁代有佛氏之学；到了隋唐，又习惯于辞章之学。百家各自建立学说，竭力坚持私见；一个时代所崇尚的，都追逐当时的爱好，于是道术被天下分裂。到了宋代，前后大约一千几百年间，像荀卿、扬雄、董仲舒、贾谊、王通、韩愈、欧阳修，大概接近于阐明圣贤之学了，但他们的道理没有大为显著；诸葛亮、陆游、范仲淹、司马光，大概想实行这种学问，却也没有能够有所作为。只有舂陵周子出现，才足以接续千年不传的道统；河南两程子承继了他，此后自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的妙理、经世的规范，才又灿然明白于世。关西张子继承它，崇尚执守礼制的教化，考察三代制度来昭示后世，从一乡推及天下，都可以说是卓越的圣贤之学。到了考亭朱子，又汇集其大成并加以折衷；广汉张子、东莱吕子，都同心协力守护先圣之道。当时，江西有易简之学，永嘉有经济之学，永康有事功之学，虽然它们的说法不能完全相同，但总的来说都不违背道理，难道不都可以称为圣贤之学吗？《易》说：‘智慧周遍于万物，道可以救济天下。’所以圣贤之学的盛大，不外乎这两点。智慧足以认识一方面，却不足以穷尽万物的道理；道足以治理一方，却不足以适应天下的实际用途。这就是百家所建立、一个时代所崇尚的学说，它们的学问之所以不值得尊贵。人没有谁不具备耳目肺肠，却没有谁不被高远的空谈所诱惑、被浅陋的见识所蒙蔽。上天赋予我、使我可以成为圣贤的本性，人却不能自信；既然能够知道本性具备于自己，就不可不充分发挥它；才具能够推及他人，就不可不充实它；坚定相信、亲身实践，以诚为根本，即使还没有达到圣贤境界，难道独独不能称为圣贤之学吗？我的朋友天台徐君大章，并不是不学习其他学问，而是慨然有志于圣贤之道，所以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知学’。唉，君子对于学习，难道只是知道它就够了吗？知道了就一定会喜爱，喜爱了就一定会达到；不停地勉励自己，求得达到最高境界，这就可以了。因此我推究圣贤之学的根本，同大章商量讨论；大章也还希望能够教我，我们一同达到成就，可以吗？

译《天机流动轩记》浦阳的戴叔能先生所居住的轩，名为《天机流动》。东阳陈樵先生、金华胡翰先生已经都为它写了记。叔能又对他的朋友乌伤人王祎说：“您能再替我说几句话吗？”王祎认为，陈、胡二位先生的说法，所防范和阐明的方面虽不同，但根本各有依据。叔能向我征求文字，难道是认为二位先生的话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吗？还是认为我的话或许能超出他们所说的范围呢？所以过了很久，我也不敢答复。即便如此，我曾经观察万物，考察造化的道理，已经有所领会，难道竟能始终不替我的叔能说几句话吗？造化的道理，不过是至诚不息的奥妙罢了。《易》卦取象有八类：天地确定上下的位置，山泽之气相互贯通，雷风相互迫近，水火彼此不相厌弃。这八类事物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所体现的道理，都是至诚不息的奥妙。天确实高高在上，而日月轮流照明、寒暑交替运行，它的运行极其刚健，从来没有片刻停息。地确实安然处下，而草木共同生长、河流山岳全都承载，它的承受极其顺从，从来没有片刻停息。山看起来像是静止不动，万物却都由它而成，未曾停息；泽看起来像是停聚不流，万物却都依靠它的滋润，未曾停息。雷仿佛有时会停止，却又回到地下；风仿佛有时会停止，却又升入地下，其实也从未停息。水接连不断地流动，火相继发光而常常照耀，也都没有停息。不仅如此，凡是天地之间有形的万物，它们的消长更替、相继延续、生生不息，全都没有不同于此的。它们之所以不息，哪一样不是至诚的奥妙、造化自然的道理呢？造化自然的道理，就是所谓的道体。道本来没有固定形体，却能体现在万物之中而不遗漏，所以它的妙用遍及万物、无处不在，并且与万物相互发挥作用而无穷无尽。因此我观察万物，考察造化的道理，知道这就是至诚不息的奥妙。《中庸》说：“至诚不息。”叔能取名为《天机流动》，心意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天机的流动，难道不是造化自然的道理、至诚不息的奥妙吗？然而观察万物来考察道理，考察道理后再反求自身，这是学习的要领。所以君子重视体察验证的功夫。天的刚健、地的柔顺，我便借此充实自己的刚健柔顺之德而自强不息；山的静止，我便借此成就万物而不感疲倦；泽的停聚，我便借此滋润万物而不感厌倦。观察水连续流动，我便借此使自己的德行恒常；观察火相继光明，我便借此使自己常守中正；观察风雷恒久不息，我便借此长久地遵循大道而立身不移。这就叫观察万物而考察它的道理，考察道理而反求自身。反求自身，就是实行诚的工夫。实行诚达到极致，就成为真正的诚。《中庸》说：“诚，是天的道；使自己诚，是人的道。”从自己实行诚直到成为诚，纯粹不已，说是与天同德，也可以。唉！学习的要领，难道还有在这之外的吗？如果不出于此，就不足以成就自己的德性；叔能独自对此有所契合，那么他的体察验证功夫，大概就差不多了。至于还向我征求意见，难道是自信还不够坚定，仍然需要借助别人吗？我王祎对于学问大概是有志向的，只是粗疏草率，不能跟随叔能的防范而进入高明境界，只好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些诵说出来答复叔能。叔能所交往并且关系亲密的宋濂先生，也是我的师友。倘若他经过叔能那里，希望替我们共同订正确定。

译《陈氏万卷楼记》临海陈氏有一座藏书楼，名叫万卷楼。楼中所藏书籍按卷计算，不止一万卷，而称为“万卷”，是以万这个整数作总称。陈氏世代都是儒学之家，五代时从金华迁来居住在县城西面的松里，族人众多而日益繁盛，世代有人穿戴官服。到宋代少卿府君时，才就所居建楼藏书。到了他的孙子大著府君时，又重新修葺。入本朝大德年间，大著府君的幼子待制府君又重新建造，所聚藏的书也更多了。楼有五间，东西两侧都堆满书籍，中间空出来作为宾客登临阅览的地方。每年还延请名师，在楼下聚集弟子读书学习。楼宇宏伟高峻，四面溪流山岭环绕，像拱卫一般；下面面对宽阔的池塘，荷花菱角交错繁茂。北面还保存着忠顺堂。待制府君的孙子楧，字子隽，近来留在京师，我有幸同他交游，他曾经嘱托我写记。恰好我南归，未能写成。子隽不久因出使公事来到钱唐，再次请我写记，于是我写道：书籍，是先王的道术所寄寓之处。文学艺术之作，笺注、疏解、传记、注释之说，诸子的著述，历代史家的记载，以及天文、地理、历法、法律、数学、权谋、兵略、文字学、族谱的传承，星官、医药、工艺、山林农圃等方面的著作，旁行杂说，虞初稗官一类的遗文，以及评论美刺、感兴寄托、远山镌刻、私家刊刻、浮泛谤议和诡异之辞章，都是从三皇五帝以来，下至秦汉，一直到今天，圣人、贤者和杰出人物穷尽明察、竭尽精力，各自推演自己的长处并载录于此的，可以说是非常博大了。然而，天地人物之间大大小小、精微粗疏的道理，修身、治人、治理家国天下，以及治乱、安危、存亡的缘故，没有不完备在其中的；反过来从中取用，又不能不说它简约。所以学习的人，对于各种书籍，求取时必须广博，取用时必须简约。求取不广博，就无法穷尽它的广大，也不能会通道术各派的分歧，纠正它们的偏失；取用不简约，就无法把握它的要领，也不能把纯全的道术真正领会于心，并推行到自身。因此说：“广泛学习并详细说明它，是为了回到简约的道理。”学习达到能够简约，并且在心中有所获得，道就在我自身了。内在的道重厚，外物就不能牵累我了。如果能够把它推行出去，大到可以治理天下国家，小到可以成为天下国家所取用的人才。假如不能得到任用，那么也可以把自己心中所获得的道理寄托在言语中，留在书籍里而已。唉！这就是君子学习之所以有赖于书籍的原因。如今陈氏所收藏的书无所不备，而陈氏在世上发挥作用，也都是由于书籍的缘故。近来考察他们的情形，长者凭借宏大的才干和深厚的学问，考中科举第一名，登上显赫的仕途，成为当时著名的卿大夫和待制，以雄奇的文章和卓越的功业，显著地树立于世，尤其是一代伟人。他们既然都已经得到任用，书籍仍然保存着。因此，子隽尊奉他的父亲员外君，能够恭谨地继承并享有先人的事业，获得禄位；子隽的兄弟们又更加恭敬地继承先业，正在向前求取进用，诗书流传下来的恩泽，确实还会不断扩展。陈氏子孙在这里休息、在这里学习，低头翻阅先人遗留下来的篇章，抬头仰望华美的楼宇，想到前人积累事业的不易，以及继承家业必须谨慎，于是努力学习，本来就有不能自已的原因。我因此根据子隽的请求写下这篇文章，特别详细地说明这些道理。《思媺人辞后记》《思媺人辞》一首，是我的朋友宋景濂所作。他写这篇辞，大概是深深忧虑东莱成公吕氏的学问不再受到讲习。唉！吕氏的学问难道可以不讲习吗？自唐尧、虞舜以来，七位圣人所传承的道统；从洙水、泗水以来，四位先生所传授的道理，这一道统自周朝衰微以来，延续得像一根将断未断的丝线。大体说来，沉溺于训诂、辞章习气的人，不能究明道德、性命的根源；畏惧于权谋功利之术的人，无法建立礼乐刑政的根本。而且异端邪说横流交错其中，不能遏止。道理不能彰明，已经十分严重了。经过一千多年，到宋代东都以后，河南二程先生才出现，开始接续已经断绝的道统。这一道统依赖他们才重新显明。南渡以后，新安文公朱氏汇集圣贤学说的大成，广汉宣公张氏以及吕氏，也同心协力，捍卫先圣之道。三家鼎立，都奋然把承担道统的重任看作自己的责任。吕氏家族自正献公履行并修治宰相事业以来，他的儿子荣阳公确实在程子门下受过学业。世代承载德行，这使成公能够以家庭典籍为根源，又广泛吸取四方师友的讲习。他的学问以孝、悌、忠、信为根本，以收敛心志、持守涵养为要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他会通各种道理来成就自身，又推及自身来成就万物。凡天地的运行变化、万物的纷杂、世事的推移、人事的始终，他都悉心探究，早晚不敢懈怠。他著书立说，都是为了辅翼六经，尤其长于史学，无非是阐明使百姓明白至理、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推而广之，足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引申推广，足以建立教化、流传后世。大概是因为他的禀赋本来就深厚，而涵养又更加深入；吸取的学问本来就广博，而成就又更加完备。探究他的学问所达到的境界，大概已经接近筹划天下的大经、建立天下的大本，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质询鬼神也没有疑惑，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的境界了。所以他与朱、张二氏功业相同、道体一贯，都是道学所尊奉的宗师。直到今天，能够使大道得以彰明，使人心不被蒙蔽，使学术不致谬误的，究竟是谁的力量呢？唉！吕氏的学问难道可以不讲习吗？吕氏定居在婺地，到成公时大概已经三代，所以婺地对于成公来说就像阙里一样。成公去世已经一百五十年，岁月不断流逝，前代贤者日益遥远，后生晚辈能够自己奋发起来谋求接续其衰败传统的，竟然寥寥无闻。景濂生长在成公的乡里，特意奋起而出。他的学问广博，志向坚定，常常把吕氏学问无人讲习作为自己的忧虑，又禁不住对成公高尚德行的追慕。思念成公却不能见到他，所以写成这篇辞，寄托于物，联类铺陈，委婉地写成文章，其中的情意大概是深切而不忘的。他难道是要把吕氏的学问作为自己学习的对象吗？我王祎与景濂同郡，拜同一位老师学习，私下也有志于此事。因此景濂写成这篇辞后，便抄写一份赠给我。唉！前代贤者已经遥远，失坠的绪业茫然无从寻觅，重任悬在一根头发上；使它断绝之后重新接续，难道不在于我们后人的自我努力吗？从前我私下听说，成公常常诵读程子的话：“宁可学习圣人而尚未达到，也不愿凭一种善行成就名声。”他的立志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想要学习成公学问的人，难道可以不立下成公那样的志向吗？因此我把这些话写在辞的后面，既用来答复景濂，也用来勉励自己。

译《钱清江浮桥记》钱清江，古名浦阳江，俗名小江，在山阴县东北五十里，江北就是萧山县境。 《禹贡》所说的三江已经汇入大海，韦昭注释说，三江就是松江、钱唐江、浦阳江。《十道志》说，婺州浦江又名浦阳江，大概江水的源头确实出自这里。它向北流一百二十里，汇入诸暨溪；又向东北流，经峡山直入临浦湾，通达大海。《十三州志》说，江水到会稽与浙江汇合，从临浦向南通到浦阳江；也就是说，从临浦向北就能到达浙江而入海。郦道元《水经注》又说，浦阳江发源于乌伤，向东经过诸暨，向东流后向南曲折，又向东回转、向北转折，经过剡县；又说浦阳江向东北经过始宁，又说向东经过上虞。乌伤就是今天的义乌，浦江是它的旧地，说这里是源头确实可信。始宁就是上虞，剡县就是今天的嵊县。如果相信他说的向东回转、向北转折，那么就是从山阴、会稽逆曹娥江而上，经上虞到嵊县，这是不对的。他又说，在余暨以南、余姚西北，浙江与浦阳江同归大海。余暨就是诸暨，距离余姚二百多里；说余姚西北的浙江入海，也是不对的。他又说，临平江向上通到浦江，向下流入浙江。临平在浙江以西，水源本来不同，说浦阳江与它相通，更是不对。大概郦道元的说法，是因为东南地势低洼，众多水流汇集，所以河流、旧水道难以全部查清；他又没有亲自到过浙江以东，因此错误才会这样多。考察《地理志》，柯水向东北流经永兴县东面，与浙江汇合，称为浦阳江。永兴就是萧山，而山阴北面二十里有柯桥，桥下柯水注入江中。这样看来，浦阳江发源于浦江，经过诸暨流入临浦，然后与柯水汇合，经萧山到达浙江而入海，古今大概没有改变。它后来又改称钱清，是因为后汉刘宠任郡守时，郡中教化大为改善；他离任时，山阴有五六位老人，每人带着一百钱为他送行，刘宠只从中选择一枚大钱接受，随即投入江中，后来人们便因此把这条江称为钱清。如今民间只称钱清，不再说它是浦阳江，是因为这个地方因刘宠而著名。江水从临浦向东流，像有千里之长，这里就是柯水注入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钱清。这里控制着驿道，江流到此水势更加大，又是潮汐经过之处，乘船渡江，动不动就会翻船溺水。过去有浮桥，大概是连接船只作为桥梁，以便渡过难以通行的水面；但近年废弃而无人修治，水势深、渡口水满，过渡的人都感到困难。至正十七年秋，宁夏人吴君以宪台行军都镇抚的身份，分镇萧山、山阴两县。他看见浮桥废弃，感慨地叹道：“这难道不是主管官署的失职吗？”立即命令褒奖百姓捐助的义举，又拨出公帑中的余储，根据物资、人力和工程期限计算规划，重新建造浮桥。共造船十二只，上面架设木板，彼此连接作为桥面；桥长三百六十尺，宽十七尺。用铁缆把船连起来，铁缆和桥一样长，并把两端系在南北两岸的堤坝上，使船只常常并列、桥面常常相连，随着波涛上下浮动。即使水流湍急凶猛，往来的人也确实可以没有忧患。人们无不认为这件事有利。浮桥建成后，众人想把这件事刻在石碑上，以使吴君的恩惠长久流传，便把文章托付给我王祎。古时候，辰星和角宿出现、雨季结束，就修治道路；天根星出现、水流干涸，就架设桥梁。修治桥梁，本来是主管官员的日常事务。如今会稽宪台的治所号称会府，而钱清又处在四方交通的要冲，浮桥关系到人们渡江，这件事的重要性很大，主管官员却都坐视它废弃，竟然不加过问。吴君正带领军民两方面的力量来防守宪台治所，威望一向显著，又把施惠于民、便利万物作为首要事务，所以这座桥能够由废弃变为建成，对他来说并不困难。怎么可以把它仅仅当作主管官员的日常事务来评论呢？所以，关隘、道路、房舍、馆驿、舟桥按时修治，不只是为了外观美好，更是为了使国家与乡野相通，尊重宾客和旅人，抚恤老人、保护儿童，调剂有无；这实际上是三代治理国家的法则，《周官》尤其谨慎地记载了这些。当时考察陈国、议论郑国，都没有超出这些原则；近世也有人通过考察驿传、桥道来观察官员。如今吴君对于修桥的劳役，不推给主管官员，而是急切地亲自努力使它完成，确实可以说是善于治理政务。按照《春秋》的原则，日常事务通常不记载；但这项工程的完成，本来不应不记载。因此我详细写下这件事，同时考察地理沿革，特意写得详尽。吴君名穆尔古蘓，字善卿，进士出身，调任绍兴录事司达噜噶齐，如今升任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经历，仍然留在山阴、萧山镇守。

译《青嵒山居记》青嵒在义乌县南十里处。这座山从东阳两岘峰向西延伸三十里到达龙门，山势更加高大圆隆。从龙门向西再走二十里，就是青嵒。到了这里，山脉分成两支：南支是重重山峦、层层峰障，北支是高岭峻峤，都曲折绵延向西。正当两支分开时，有一座山从中间突起，山峰圆润秀美，接连排列如同串珠，名叫齐山。齐山之后山势便低下去，南北两山相互环抱，左边高昂、右边低伏，正对着齐山，像龙虎一样。齐山端正地居于中央。齐山南面平坦开阔，形成一片平地，方圆大约一里，民居房舍杂处其中的，全都是傅氏人家。平地外有两条山涧环绕，涧水源自两山分开的地方，夹着齐山流出，到这里才合为一条，流行二三里后，与众水汇成大水塘，名叫新塘。水塘正处在西山高低起伏交会的地方，塘外又有一座小山，孤然突起，像是阻挡水流冲势。总的说来，双涧之外、两山之间，山陵峡谷幽深，河流平原开阔，草木十分繁茂，非常适合做隐士居住的地方。当初，傅氏家族有一位凭才学显名，出仕任侯官主簿，名叫光龙。他与我的祖母同母所生，所以傅氏是我的外家。至正乙未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喜爱它两条山涧向内汇聚、两座山在外环抱，清秀淑美的气息仿佛集中于此，于是就在傅氏居所旁边，量取平地中的空闲土地，买了几亩，建屋居住。房屋只有三间左右，屋外间隔着种些竹木；右侧另建一间小轩，里面放置书籍。读书之余，我出门沿着山涧行走。南涧水稍深，菖蒲生长在石头上，与各种青翠的花草交错，非常可爱。北涧石头浅露，稍一下雨，水冲击石面，潺潺的声音便不停。有几株老梅树，曲折地横在岸边。从两条山涧汇合的地方侧身向西望去，正对着两山之间的金华芙蓉峰，近得仿佛就在眼前，伸手便可攀取。我于是居住在这里并以此为乐，仿佛要终身住下去。有人对我说：“出仕和隐居，趋向不同。古代君子没有不想出仕的，只是厌恶不通过正当途径出仕罢了。您学习先王之道，将来还要被世人任用，为什么突然说要隐居呢？”我告诉他说：“出仕还是隐居这两条路，我没有固定不变的打算。十年来，我南到越地，北到燕地，只求谋取利禄，劳心苦思，大概也非常辛苦了，这难道是有志于隐居的人吗？如今天下正在用兵，南北动乱，我所学习的东西，不是世俗所适宜采用的，我还凭什么求取出仕呢？即使世间始终不用我，我难道可以违背正道去迎合别人吗？那么我就在这里终老，更加深入研究六艺百家，考察探求圣贤的事迹和道理，然后把它寄托在言语中，著成一家之书，收藏在名山之中，等待后世，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君子的出仕或退隐，要看时势是否可行，以此决定大道的伸展或屈抑。因此，时机合适就出仕，却守在穷山密林中长期往来不返的人，是不对的；时机不合适就退处，却急切地求取功名、邀宠、争功、求取智名，进去之后不知道出来的人，也是不对的。一山的角落、一水的岸边，不过是我在这里寄托心意罢了。我的出仕或退隐，哪里敢有固定不变的打算呢？”那人无话可答，于是我记录下这番话，题写在墙壁之间，作为《青嵒山居记》。《龙泉王先生祠堂记》君子立身行事，不把出仕或退隐看作区别，而能够忘却自己来成全别人，这就可以说是有志于仁了。天地万物，都同为我的一体，这是仁者的心。所以凡是处境困顿、无处申诉的人，只要我的力量足以救济他们，就一定努力推行我的志向；至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地方，也就来不及顾虑了。古代有人身处田亩之间，却把天下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看到一个男子或女子不能得到安置，就像自己把他们推入沟中一样，这不正是因为他有志于仁吗？所以，人的地位不一定要尊贵，关键在于内心深厚地存有仁；不能让所有人和万物都同时得到帮助，关键在于内心不能忘记仁。君子对于仁，就是这样罢了。唉！古人我已经不能亲眼见到了。像龙泉王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接近这种境界吗？先生名毅，字刚叔，另以木讷自号。他天生资质非凡，专心致志地求学，早年跟从上饶郑君原善学习。后来听到圣贤求仁的方法，及至进入金华许文懿公门下，又领会了理一分殊的道理。他所学全都出于正道，在乡里教授学问，门外几乎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在天理与人欲消长胜负的关键处讲解经义，尤其恳切。受到感悟的人有的流下眼泪，乡里也因此受到感化，人人都受到熏陶而成为善良之人。有人有善行，先生就称道不止；有人有不善之处，先生便引导教育他，直到把他纳入没有过失的境地才停止。人们发生争斗而不能断定是非的，不去向官府求取公断，而向先生的一句话求取公断，往往悔悟服气而离去。正逢灾荒之年，先生劝告乡长打开富户多余的粮仓，用来赈济饥民，救活的人以数万计。有人因患难疾苦前来告急，他必定竭尽力量筹划防救并救助他们，即使刀斧就在眼前也不退缩。他约束自己、磨砺志向，行动总以古人为榜样，内心始终惶惶不安，务求由自己推及他人；看到一切事物失去应有的位置，就像自己不能推卸责任一样。他的风度气概和节操，即使古代笃行的君子，又有什么能超过他呢？至正甲午年，邻近县份盗贼兴起，良民遭受的祸害非常严重。先生率领乡兵前去抵御，乡里因此依靠他而安定。可是还有余孽没有消灭，他们暗中设下诡计，先生最终不幸遇害。唉！先生隐居而生活简约，本来没有承担当世责任，却能这样忘掉自己来成全他人，说他有志于仁，难道不对吗？有些人反而因为他越出职位范围而非议他，那也是肤浅地了解先生罢了。先生的心，世上究竟有谁能真正明白呢？先生去世后，门人胡深已经整顿兵力讨伐盗贼，申明报仇的大义，又和章溢等人在先生所居住的竹里建祠祭祀他，这就是根据义理而兴起的礼。祠堂建于乙未年，屋舍的规格完整，装饰也很美观；又共同筹资购置了若干亩田地，用田租作为每年四时祭祀的费用。祠堂应该具备的东西，没有不全部具备的。于是胡君、章君便把写记的事托付给我王祎。先生积蓄德行、信守道义，在乡里施行教化，死后又得到乡社祭祀，本来已经可以无愧；而他的门人弟子尊敬他所尊敬的贤者，因为尊贤而谨慎办理祠堂事务，难道不足以纠正末世风俗、劝勉后代吗？所以我推述先生学问品行的大概，刻在牲石上，用来告诫后来的人。详细情况已经见于金华胡翰所写的墓志、宋濂所写的家传，这里不再全部记载。

译《王氏凤林亭记》凤林亭，是我们王氏建造的。凤林是乡名，在义乌南部边境。当地老人相传，过去曾有凤凰来到这里，因此用它给乡命名。如今来山南面，又有一座小山，孤然突起在平地之间，就是凤林所在的地方。王氏的先祖是太原人。唐朝末年、五代之际，有一位名彦超的人担任节度使，从会稽迁来居住，这就是王氏最初迁居这里的祖先。此后子孙日益繁多兴盛。到宋皇祐五年，固考中进士，出仕任恩阳令。义乌有进士，实际上从恩阳开始。我的十世祖宣奉公悦、九世祖正议公永年，以及七世祖中散公宁、朝请公寅，又从凤林迁居县东的沙溪。他们的后代分迁到其他县邑而显达的，在金华有尚书庄敏公师心、丞相文定公淮；在浦江有太常忠思公万，都同出于凤林。凤林王氏的兴盛，号称世代为官的家族，名声显著于东南。至于我们这一族世代居住凤林，虽然没有以显赫功名自我显扬，却能够以诗书礼义相传，继承守护家业而不衰落。宋朝末年，曾经就在山麓建造亭子，作为宗族每年四时聚会的地方，就是所谓凤林亭。岁月久了，亭子废坏了，如今族人徳生又根据旧址重新建造，遵循先人的志愿。唉！王氏居住在凤林，凤林拥有王氏，到现在已经四百多年了。山林的姿态、溪谷的形势，依然和从前一样美好，竟没有随着时代而改变。我们族人无论远近亲疏，本来确实有差别；但追念王氏的起源，千百人的身体都同出于一个人的身体，最初哪里有亲疏远近的区别呢？登上这座亭子的人，看到水有源头、树有根本，尊祖敬宗的念头和孝悌之心一定会油然而生。而且我们的祖宗世代承载德行，根基深厚，所以恩泽延续到今天，时间越久，流传越绵长。所谓厚德，就是它流传的光辉。我们的后人继承前人留下的美德，继续承受先人的福祉，有所引导而不使它衰替，一定会谋求不愧对前人。有人或许凭功业闻名于世，或许凭文章使国家增光，出仕时成为国家的祥瑞，在朝廷中成为仪表，难道不是应当自己努力达到的吗？不过，难道只有我们王族的人如此吗？凡是乡里人来到这里，看见原野深厚、流水长远，树木根本茂盛、枝叶繁昌，羡慕向往的心情不能自已，难道不会奋发振作，努力求取显扬，从而希望与我们王氏相媲美吗？《诗经》说：“凤凰展翅飞翔，羽毛翩翩，也降落在这里。和美的王家有许多吉士，只有君子能够使天子感到喜爱。”这就是我对我们王族的期望，也是对我们乡人的期望。我把它刻在石上作为记，用来告诉后来的人。《醉经堂记》中山窦君伯辉有一座读书堂，名叫“醉经”。已故国子祭酒富珠哩先生，是窦君的老师。他命名并说明了这个名称，也曾经替它写过记，但文章已经散失。如今户部尚书贡先生与窦君是同舍读书的同学，又继续写了一篇记，但论述或许还不够详细。于是窦君再次向我王祎征求文字。我认为，圣人的道，就像四通八达的大路旁所设置的酒尊。酒倒在酒尊里，酒尊设在通衢大道旁，经过的人都可以舀取来饮用，按照各人的容量，没有不有所收获而沾染醉意的。人对于圣人的道，也是这样。达到高深境界的人，进入其中的深处并以此为乐，就像善于饮酒的人饮用醇酒，而且饮得很多；尚未达到的人，涉足浅处而喜爱它，就像不能饮酒的人只饮淡酒而感到惭愧。有的人饮得多，有的人饮得少，但没有不因此有所陶醉的。这是由于人的容量有深浅不同，并不是道对于人有深浅不同。那么，圣人的道应当从哪里求取呢？回答说：从经书中求取。经书，是圣人之道所载录的地方。《易》用来阐明阴阳，《书》用来记载政事，《诗》用来调理性情，《春秋》用来显示王法，《礼》用来谨慎规范礼节。圣贤传心的要旨、帝王治理世间的法则，全都载录在其中。这就是所谓的道。穷究经书来求取道，体味道并在心中会通，使心与道合一，融洽无间，那么自己获得道的奥妙，就没有人能知道它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了。这不就是所谓“醉经”吗？如今您年纪已经老了，却学习不知疲倦，历任郡学博士，所到之处都用经学教授弟子，在儒林中受到推重，大概是因为您从经书中所得很深吧。对于圣人的道，您不正像善于饮酒的人饮用醇酒，既饮得多又沾染醉意吗？汉代的儒者，有的直到白头也不能穷究一部经书，沉溺在训诂之中，反而不明白经书的旨趣，所以会这样。由此说来，训诂只是经书的糟粕。沉溺训诂来求取经义，就像啜饮糟粕来求醉，真正能够因此而醉的人，几乎没有。所以我知道您对于经书所得已经很深。后来学习的人来到这座堂上，或许也能知道其中渊源的美善吧！我王祎比不上二位先生，姑且诵说自己所听闻的道理，把这些话回复给您，作为后记。《大事记后记》东莱先生吕成公亲自承担道统的重任，各部经书都曾有所论著，而在史学方面尤其擅长。他采用古代编年史书遗留下来的方法，编写《大事记》，确实是史家的大法。当时朱文公大为佩服，认为自从有史书以来，没有像这部书这样奇特的。起初，成公编写这部书，务求保存古意，所以正文和解题各自成书。现在采用《春秋》经传相附的体例，把解题附在各条正文之下。虽然知道这不是成公原来的意思，但大概可以使学习阅读这部书的人更便于观看。其间我私下凭自己的见解又加以搜集编纂，补上其中一二处不妥之处，这种罪责本来就不敢逃避。

译《灵谷书院记》灵谷书院在麈湖山中。麈湖是贡溪一带的名山，高峻而幽深，是最奇异秀美的地方。它与龙虎山相距十五里。相传过去有人在此山学仙，常常看见群鹿饮用湖水；麈是鹿中最大的，所以山由此得名。从饶岭的山弯处沿山脚向东登行，有一块大石从中间裂开、分立两旁，山涧弯曲处形成一道门，名叫龙磜关。从龙磜关走几十步，向北越过山涧，两岸悬崖壁立；从崖缝中仰望，只见青天像一条横着的石梁，白色水流两道迸落崖底，蜿蜒数仞，像龙的形状，名叫青天白龙。由山涧北面向东行，俯视灵湫；湫前一百多步，有两块石头偶然并立，像削成的一样，名叫双剑石。沿曲折小路经过石下，迤逦走过濯缨涧，涧水流到这里深而清澈，可以洗涤，也可以饮用。经过这里再走，地势渐渐平坦开阔；有一座秀峰从涧南突出，峰下有石室，可以坐下几十人。另取一条路涉过山涧才能到达那里，名叫得道岩，曾有仙人祝氏居住在这里。又向东经过云门，隔着山涧排列的山峰像帷帐；下面有一块石头突起数十丈，姿态秀美整齐，像飞仙一样。山涧左边群石盘曲聚集成台，远望飞仙石好像要来迎接它，名叫迎仙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步〕 到了这里道路被阻断，只得费力攀登，转而稍向南走，小路通出到台上。不久回头眺望，先前看见的飞仙石已经在脚下了。再向东走，山路更加险峻，风声泉声更加急促；有一块约十多人合抱的大石，高约四五丈，险峻地耸立在山涧北面，根基没有依附之处，名叫飞来石。从这里开始，长满高大树林，枝叶浓密遮蔽；走二三里，又有两面悬崖削立，瀑布喷涌冲击着向下流，名叫峡口飞泉。再往前走稍许有一道关门，名叫云雪之关。进入关内渡桥，名叫问津；桥北就是麈湖。湖的东北面筑有堤岸，弯曲环绕如同弯月，名叫驻鹤坛。坛北有屋，名叫天防庵。从庵的东南进入桃坪，逆着涧流向西转，涧边桃树成林，落花泛红，随波荡漾，非常可爱，名叫流花屿。再向西进入宽阔之处，土地十分肥润，奇异的草木繁茂，名叫玉苗坞。由坞向西走一百步，攀援而上有一座飞檐亭，群峰叠嶂都在脚下；仙都的街市、平原、远水交错在烟霭迷蒙之间，全都近在眼前，名叫一览亭。又向北经过庵后，登上极高的山顶，远望鄱阳湖水波荡漾如杯，云林三十六峰像地上的荠菜。自山脚到这里大约走了十多里，山势也达到最高处。于是沿着来时的路返回庵前，沿山涧向东走，向北经过漱芳桥，进入东谷。两座山并列，像背负屏风；山谷内部却空旷开阔，这就是所谓灵谷。进入灵谷远望，只见群峰从旁边环抱，清泉、怪石与古树、长藤相互映衬，遥远得仿佛与尘世隔绝，而书院就在这里。书院是乡人桂先生建造的。当初，桂氏在乡里是最显赫的姓族；自从司空公在五代时期显达以后，后代常常考中儒科，登上仕籍，诗书文章的恩泽连续不断，传到十代之后，先生才出生。先生名本，字林伯，承继家学的深厚根源，深入思考经学，把自己的所得寄托在著述之中，用来辅翼圣贤之道。他所著有《四书通义》《五经统会》《三极一贯图》《金精鳌极类纂》《道统铭》等书，都能够努力达到前代儒者尚未达到的地方，足以自立于不朽。因此他在此山讲学，知道道存在于自身之中已经十分重要，并不因世俗的爱好而动摇自己的思虑。一时之间，求学者纷纷跟随他，于是书院便建造起来。书院建成于延祐年间，房屋三间，中间东面为端彝斋，西面为钝斋，讲学、居住以及厨房、浴室等处所全都具备。自古以来君子求学，一定居住在深山、幽僻、遥远而寂静的地方，使纷华盛丽之物无法接触耳目，所以精神能够淡泊、志虑能够专一，对于道才能有所获得。宋代如皋胡公翼之，以及平阳孙公明复、奉符石公守道，曾经共同在泰山读书十年，学业成就之后才出仕为世所用，都是卓越的、以圣贤之道自任的人。如今先生居住在这座山中，可以说符合古人求学的方式；即使终身隐居、不出仕为世所用，他所立的言论也足以继承前代贤哲、流传给后世，对于圣贤之道又有什么惭愧呢？况且麈湖东面有象山，是陆文安公讲学的地方。陆氏之学简易正大，然而与新安朱氏并立而道路不同。先生本来就是继承陆氏而兴起的人，但他的学问更多以朱氏为根本，大概可以接通朱、陆两家的不同而使它们归于一致；学术的美善，难道不是有实据可考吗？唉，九泉之下的古人已经不能复生了！先生的儿子孟元方尤其努力学习，擅长文章，号称能够继承并彰显家学。先生去世后，元方和他的弟子仍在这里讲习，朋友之间相互切磋的益处长久不衰，这是多么兴盛啊！元方嘱托我写下书院的始末，所以我替他作记，同时叙述山水的优美，使后来求学的人知道它的由来罢了。

译《云林小隐记》金谿的葛君孟桓告诉我，他居住的地方在云林山的北面。云林山是本县的大山，有三十六座山峰，每座都有名称，叫作白马、石诸、出云三峰，以及其他那些雄伟俊秀、突兀而起的山峰。山的支脉冈峦和余脉丘陵，曲折绵延，分散而交错耸立，方圆数十乃至数百里之间，形成高丘深壑，参差相连，往往山川形势回旋会合，风气也融洽聚集。因此，凡是厌弃声名利禄、喜爱清闲旷达的人，没有不选择幽静优胜之地建宅，乐于居住在这里的。那里有一处叫太平原，两道山冈相向而立，重重丘陵在外面拱卫，溪水从中流出。溪流旁边、冈峦丘陵的山脚下，大多是深邃的丘壑和平坦开阔的土地，又有许多修长的竹子和古老的树木，互相掩映，居住在其中的都是邓氏。我家世代居住在葛坊，距离这里大约半舍；每年为了避乱来到这里，就在邓氏住宅旁边搭屋定居。我住在溪东，溪西是我弟弟仲躬的住所。从我的住处向南眺望，所谓白马、石诸、出云等山峰，距离这里十多里，秀丽的景色和清爽的气息，仿佛伸手就能招来。于是我便居住在那里并以此为乐，早晨出去耕作，晚上回来读古人的书，有时钓鱼，有时打猎，以满足自己的兴致。我的父亲又辞去官职而学习道术，在云林山原上修筑庵舍，距离这里六七里，我可以早晚前去问候，使父亲感到温暖清凉，以尽为人子的孝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此外，我所拜为老师并作为朋友的人，有桂君叔临。他善于作诗而崇尚高尚的节操，和我住得很近，尤其便于互相切磋砥砺，使我不至于沦为庸俗之人。我还向世间求取什么呢？在这里逍遥自在，隐居终老，不也已经足够了吗？有位好事者于是把我的居所题名为“云林小隐”，希望我能为它写一篇记。孟桓的父亲以风纪官起家，他的叔父则从儒林中开始仕进，二人都是当时有名的公卿；到了孟桓兄弟，又都笃志求学、富有文才，行为谨慎，品格高雅端正，足以继承并彰显家声。我同他们父子兄弟结交已经很久了，如果还不替他们说几句话，怎么可以呢？汉代范滂称赞郭林宗说：“隐居而不违背亲人，守贞而不脱离世俗。”史书又说，郭林宗极其孝顺，他的父母想让他在县廷任职，后来又举荐他为有道之士，他都没有答应；他虽然擅长品评人物，却不说危激之言，始终诚恳温厚地善加引导，使士人能够成就名声和事业，像孟子一类的人也不能超过他。孟桓曾经因被人推荐而授予儒学官职，但没有就任；他侍奉父母以孝闻名，而且一向行为驯谨，为乡里所推重。因此，范滂称赞郭林宗的话，本来正是可以用来称赞孟桓的；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我想起往年客居京师时，危公太朴曾把《云林记》给我看，书中把三十六峰的名称和形状写得非常详细。我读后十分喜爱，只恨自己不能亲自到那里去。太朴于是说，他的居所在白马峰下，门正对着山峰，云雾收拢散开时，群峰呈现在门前，像排列的钟磬一样，可以一一数清。将来如果有一天他能请求退职归乡，老夫幸而去拜访他，我们就在泉石之间徘徊，他便逐一指给我看，也许就能知道他的文章并非虚妄。唉，危公已经不可再见了！如今我竟替孟桓记述这所居室，这件事难道也会使我的心中有所感慨吗？杨氏义塾记 古代二十五家组成一闾，闾中设有塾。乡里居住的人中有道德、有才德者，担任闾的左右师，闾中的子弟就在这里学习。他们所学的，是侍奉父母、亲近师友、和睦宗族姻亲邻里的道理，以及洒扫、应对等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等学问。年长以后，就学习穷究事物、获得知识，意念真诚、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整治家庭，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等事业。于是早晨增益所学，晚上温习；如果还没有出仕做官，就始终没有离开塾。至于庠序，则按年按时召集乡民，举行射礼和乡饮酒礼，讲读教法，按照年龄排列座次，并记录他们的德行。事情办完后，便又回到塾中。大概在塾中施教，是为了敦厚孝悌的根本，培养明白道德本性的知识；而在庠序中会集乡民，则是学习仪容和从容合礼的举止，考察德行、询问学业，以观察他们的才干，检验他们的实用能力。因此，越接近百姓，施教就越周密。凡是每年召集乡民讲读法令，州长只比县以下高四等，党正高七等，族师高十四等，而里胥几乎随时都在百姓身边。由此可知，百姓通常都在塾中，除非出仕做官，否则不会离开塾。正因为百姓聚居，所以教育容易成功，人才也因此增多，风俗因而变得美好。这就是三代盛世的原因。自从后世的学校制度废弛，百姓离散而没有依附，常常越过乡里、离开父母去求学，而他们所学习的内容也不再是古代所学习的东西了。现在有人在自己的闾里建塾设师，聚集乡里的子弟来教育他们，这不仍然保留着三代的遗意吗？处州松阳县有杨氏一族，在乡里世代以崇尚义举著称，居所叫西溪。从他的父祖开始，都有志于建立义塾，却始终未能实现。到了文焕，字景尧，他明白学问而崇尚实践，于是恭敬地继承先人的训诫，就在住所附近选择一块宽闲的地方，创建屋舍。屋舍中间是寝室，仿照孔子燕居的居处；前面是讲堂，讲堂左边是房间，供奉范文正公、朱文公；再左边是斋房，名叫“主敬”，作为弟子学习的地方。讲堂右边是房间，用来祭祀他的祖父；再右边是斋房，名叫“守义”，作为师友居住休息的地方。高大的门外设有重重围墙，四周的仓库、厨房、浴室以及各种器物，没有不齐备完整的。大概这项规划经营历时多年，到庚子年某月某日才告完成。他划出肥沃田地一百畮，其中二十畮隶属于义塾，用来供给祭祀事务，八十畮用来供给教师；这些田地的收入全都归入塾中，杨氏一概不取。又置田二十畮，另行储存收入，用来救济宗族乡党的贫困者。郡中的士人桑君天定，曾经被本县文学官延请礼聘来担任教师，前来求学的子弟常有几十人。事情被大府听闻后，便为义塾免除田赋徭役；部使者又发文加以表彰勉励。它的规制详细周备，几乎可以和庠序相比了。唉，学校制度废弛已经很久，何况近年来战乱接连不断，儒生服饰、俎豆礼仪等事务全都来不及讲习。杨君却独自倡导义举，筹划建立义塾，以教化乡里的人，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材，准备供国家任用，确实洋溢着一家三代相传的志意。这本来就是君子所喜闻乐道的事情。杨氏的乡友薛君益替他前来索取记文，所以我特意推述古代制度，记下这项事业的成就，使人刻在石上，告知后来的世人。

译心迹双清亭记 上清程外史在他的宫观东侧、青云墩山麓修建了一座亭子。当初，云屋陈君曾经修建山居，但房屋久而废坏。希石黄君接着在原处修建了怀云山居。壬辰年遭遇兵火，又废毁不存。外史所建的亭子，就是在这里修筑的。亭子共三间，每间高达数仞，堆叠石块作为基础，高峻而宽敞，远远对着麈湖、琵琶、圣井等山峰。层层山峦、重重峰岭像翠绿的屏风直插天空，幽远地处在半空之中。藐姑象山隐约像隆起又像从地面冒出，位于它的东面；琼林、仙岩有的高起，有的低伏，排列在它的右边。群山的秀色仿佛可以伸手招取。亭前面对大溪，水流曲折如同带子；俯视之下，琼台琳馆浮现红色、涌动碧色，掩映在烟霭苍茫的树林之间。亭子四周，大体都是高大的松树和修长的竹子，苍色凝聚、翠色交结，交错着互相遮蔽。林中的风徐徐吹起，振动发出天然的声籁；黑猿和白鹤的清越叫声彼此应和，栖息在这里的景物，令人怀疑这是真正的神仙境界，而不再是人间世界。有人对外史说：“我观赏这座亭子时，胸襟豁然开朗，助长了神明般的观照，恍恍惚惚，仿佛精神运行在万物之上，情怀超越八方之外。想来列御寇驾风而行、庄周遨游于天地之间，大概也不过如此。内心郁结的人，会豁然开朗而得到舒展；身心受到牵累的人，也会超然舒展。这可以说是心灵和踪迹都清明了。为什么不就用这个意思来给亭子命名呢？”外史说：“唉！你只是根据自己所得的境界来说罢了。可是我所听闻的道理，并不是这个意思。说我果真有心吗？我的心淡泊无为，犹如太虚，犹如止水。日月的光明不能照见它的细微之处，鬼神的神灵不能测知它的边际。即使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主宰着我。这样可以说是有心吗？还是无心呢？说我果真有踪迹吗？我虽然不能不与万物接触，却本来未曾把自己拘泥于万物之中。当我顺应天地的正道，驾驭六气的变化，运行在万物产生以前的境界，而没有穷尽和止息之处。即使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应当在哪里止息，却自然止息了。这样可以说是有踪迹吗？还是无踪迹呢？心和踪迹全都不存在了，那么究竟是什么清明呢？况且我听说心迹都不存在的人，才是至人。至人没有自我，自我也就不复存在了。对于心迹，还能取舍什么呢？我的境界还不敢说达到这个地步。然而就这个道理来谈，它同你所得的境界难道不是有区别吗？虽然如此，我修建这座亭子，本来就是要同众人共享他们所得的境界。你的话，我哪里敢废弃呢？”于是便用“心迹双清”来命名这座亭子，并且把客人的话一并记下来作为亭记。外史名叫元翼，字南防，姓程，防京师，曾经侍奉竹宫祠祀；居住了很久以后，出任镇江某观的主持，于是加号真人，后来改任杭州显应观主持，不久便辞去职务。职务还回去后，居住在上清云。郑氏水木居记 郑子防先生家住安仁县西面十里高岭的南坡，那里是平坦肥沃的广阔田原，平整得像手掌，一眼望去绵延数里；中间有小溪流过，曲折如带，名叫朱溪。朱溪向南流入大溪，大溪名叫云锦溪。春夏时节，溪水泛滥，船只可以通行。朱溪上游高大的树木浓荫蔽日，苍翠的枝叶交相遮掩，郑氏的居所就在这里。先生对我说：“从前我的朋友豫章胡伯友，是一位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同我交情深厚而亲密，曾经把我的居所命名为‘水木居’，虞文靖公、揭文安公都曾为它作赋吟咏。上清方方壶外史又为它绘图。我的家居坐落在繁茂的树荫中，临近碧绿的急流，水木的清丽光华，接触于耳目而会聚于心中，没有一刻不在。自从战争兴起以来，所到之处都被焚毁，乡里成了废墟，而我的旧居也荡然无存。于是我长期漂泊在外，靠客居谋生；戊戌年，才开始恢复原来的身份，砍伐茅草建成庐舍，希望能够安闲优游地在这里终老。水清木华，从前接触于耳目的景物依然存在，只是诸公的篇章墨迹已经散失不存了。我难道能不在心中感慨吗？希望你替我记述其中的意思，让我时时阅读观看，也许还能得到一些慰藉。” 我近来有幸同先生确立交谊，先生的详细情况我是知道的。他早年就向乡人李君仲公受业，李君的学问本于濂洛之学，同时崇尚简易的学说，学问根基深厚牢固，实践履行坚定诚笃，可以说是圣贤所奉行的道术。先生跟从他学习很久，他所得的成就就可想而知了。何况虞、揭二公都是一代文章宗师，而先生又都曾登门受教，受到他们声望、文采、气度和习尚的熏陶，更不是一般人所能相比。因此，他在江东江西之间声誉显著，受到普遍称道。然而他重视自我收敛隐藏，不肯苟且追求仕进，所积蓄的学问深厚，而显露出来的很少；所能运用的才智宏大，而实际表现却很微约。如今他年过六十，也不再有求取当世功名的志向了。他本来就应该在平生藏修安息之地隐居自乐，只是感慨今昔的情怀，有时不能自已。从前诗人赞美贤者的隐居，所以作了《考槃》诗。第一章说“永矢弗谖”，是说这种快乐永远不会忘记；第二章说“永矢弗过”，是说这种快乐不会超过界限；到了末章又说“永矢弗告”，则是说这种快乐是自己独自领会所得，并且不再告诉别人。我正随时势沉浮，进入仕途却还不能退出，听到先生的风范，深感惭愧。将来如果有机会同先生相伴在水木之间，一起继续吟咏《考槃》诗篇，那么这种独自所得的快乐，先生或许能够告诉我吗？姑且记下这些，作为这篇记。

译开先寺观瀑布记 庐山南北的瀑布有十多处，只有开先寺所见的最为壮美。开先瀑布有两道，一道叫马尾泉，另一道在马尾泉东面，发源于双剑峰和香炉峰之间，尤其壮美。有人说，瀑布的水源过去没有人探寻到尽头；也有人说，水从山顶流出，冲激进入深涧，向西流入康王谷便成为水帘，向东流出香炉峰便成为瀑布。十一月十八日，太阳运行到南至点，我约郡守吕侯乘轿走了十多里到开先寺。主持僧人志一正在修建丈室，还没有完工，便邀请我们坐在茅屋中；于是我们去访问漱玉亭，却走到了龙潭石峡口。从寺到亭大约二百步，从亭到峡口只有几十步。远处观看时，瀑布从两峰之间流出，仿佛悬挂在半空；近处观看，则两道瀑布向下倾注，汇成重重深潭。潭水从石峡中流出，成为溪水，沿山脚向东流入彭蠡湖。在峡口仰望，只看见水从潭中流出，岩石和山谷回旋交错，两道瀑布的来处便再也看不见了。峡口的石头上刻着“青玉峡”和“第一山”几个字，每字大二尺，是米芾所书。石壁间有许多题名，石面干枯，字迹浅淡，起初无法全部辨认；我命随从舀水浇在石上，字迹才显现出来。大多是宋朝南渡以后的人，其中没有名声可考的居多，能够辨认出来的才有十二三人。因此我感慨，君子只有树立节操、磨砺品行，才可以不朽；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即使把名字寄托在岩石上，也不会长久，后人终究不会认识他。又从石壁间读到淳熙年间郡守祈求雨水、神龙显灵的事情。一位僧人对我说：“每年春夏交替时，大雨之后瀑布水势盛大，水潭突然涨满，积聚的落叶和断枝全都被冲刷荡涤而去，一点也不留下，所以称作龙洗潭。”有时遇到旱灾，人们来潭中取水，祈祷龙神便总有应验，至今仍然如此。我们回到亭基上坐下，亭子已经废弃很久，亭下的水池也被石块填塞了。当初寺僧修筑石槽接通潭水，把水引到寺中供厨房和浴室使用，又凿石修成这个水池，这就是苏长公作诗的地方。水池直径八九尺，石槽的水从潭上流来进入池中，又从池中重新流入石槽而流走；可是石槽也已经废弃十五六年了。我命一公修缮它，他推辞说力量和财物都不够。第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雨刚停，郡中又没有事务，我再次约吕侯以及通判罗从道、幕宾徐君弼、姬执中、星子县令葛俊德一同前往。等到抵达寺中，诸位都先去见一公，我独自径直走到潭下，坐在石头上。瀑布水势正猛烈地奔腾冲荡，声音震响如同万雷，令人心惊神悸，双腿不停地战栗。过了一会儿，诸位到来，看见我独自坐在那里，又见我的脸色变了，都拍手大笑起来。然而水声轰鸣，连呼喊和笑声也听不见了。寺僧说，龙神恰好正在洗潭。此时一公的丈室已经完工，又用竹管接通石槽，引水流过台阶下面，水流清澈迅疾，十分可爱。我命人取水煮新茶。一公说，近来从后岩下面找到一洼泉水，用它煮茶，味道比瀑布水好一倍；试过以后果然如此。傍晚才回来。六月十日，我奉召将要赴京，想到人生在世，行止不能预料，万一再有其他牵累，清幽的景物就不一定还能看到了。于是同郡人段谦、曹元一起泛舟经过落星湖，约走了半程，便舍舟步行。一公与光应知道我远道而来，出门迎接，于是我和两位僧人手拉手走到招隐桥，在桥上坐下。桥在寺前五十步，潭水从桥下流过而成为溪流。桥东西两侧的松、杉、枫、杞苍翠相间，颜色互相掩映；从树下望去，鹤鸣诸峰高出树梢仅一尺左右，隐约如画图中的景物。又从树隙间看见岩腰上打柴的人，穿着白衣，远看只有粟粒般大小，起初还以为是白色的石头，过了一会儿渐渐移动，才知道是人。桥下流水撞击岩石，发出轰轰声，尘世的忧虑和俗念几乎全被荡涤干净；我久久不能离去，便到一公处，他给我看我所作的诗，又拿出《楞伽经》让我阅读。我读完一卷，大略领悟了一二分微妙的道理。应公戒行清严峻整，略微涉猎书史，年纪将老，不愿再到别处去。一公邀请他留下，与自己一同居住在郡中。战乱以后，已经没有读书人可以交谈，我因此多次同他们往来。一公请我到潭下去，那时已经很久没有下雨，瀑布的水流将要断绝。我指着竹管中的水说：“这水不是一样的吗？何必还要再去呢？”当天晚上我住在寺中，半夜大雨突然而至。等到天亮，我还没有起床，应公敲门告诉我说：“瀑布的水又像往常一样流了，为什么不赶快起来观看呢？”我欣然披衣起身，倚着栏杆眺望了很久。太阳刚刚出来，红光直照在香炉诸峰上，群峰间的紫色雾气还没有散尽，光景恍惚，值得玩赏却难以言说。应公于是吟诵李太白的《观瀑诗》，又吟诵《笑隐题太白观瀑图诗》。我笑着说：“怎么知道今天没有太白呢？怎么能说古人与今人不能相及呢？”到了中午才回来。一公偶尔对我说：“开先寺旧传是梁昭明太子隐居的地方，南唐元宗在还是潜邸之时也曾在这里读书，招隐桥就是他所建。后来他登上尊位，便在此地建寺，所以用‘开先’命名。”有了岩和尚，是实际创建寺院的人。宋代以来住持此山的都是有名有德之人。寺前有松树，每株有几十围粗，是佛印元禅师亲手种植的。近来南楚的越公竟然把松树全都砍伐，用来建造寺院；看见的人都为此惋惜。然而寺院如今也化为劫灰了，难道不是命数吗？一公居住在这里，所希望的是恢复旧日的样子，可是恰逢佛法衰落，志愿没有实现，幸好丈室勉强完工，也只能姑且安顿自己的余生罢了。公还请我写一篇话来记述这件事，这是我的愿望。我答应了他，却一直没有来得及写成。

译白鹿洞记 我到郡里已经几个月了，非常渴望前往白鹿洞。身边的人告诉我，以前荆棘堵塞道路，无法前往；近来因为砍伐大树，前往的人多了，道路才开始通行。然而路上老虎纵横出没，如果想去，不带许多随从和骑从是不行的。因此我每次想出发，便又停下。恰逢行省下达文书，命郡府采伐大木，我于是带着星子县令和都昌县主簿彭能，率领丁夫一同前往。离开郡城向北走十五里，到达罗汉寺，路分为两条：向东进入栖贤谷，向西则通往白鹿洞。等到了那里，两山的形势回旋会合，正当两山合拢处，有涧水流出。渡过涧水，翻越小岭，岭上有一处缺口，像关门一样。进入关口后，道路沿着涧水北岸，依山转到涧水南岸，沿途都是良田。走了约二三里，才到书院的遗址，正对着五老峰。书院焚毁已经十五年，树木从瓦砾间长出，有的已经粗大到数围。前面有座石桥叫濯缨，左边又有座石桥叫枕流。经过枕流桥，便从列女庙登上北冈，冈上有六七百年树龄的大杉树。有司如今把它们全都砍伐，用作御殿的木料。这样一来，书院保存下来的就只有这两座桥了。随从指着殿堂、斋舍、风泉云壑楼的旧址告诉我，位置都记得十分清楚；想到往日的规制已经无法看见，我深为感慨，只听见山鸟彼此呼唤，叫声在空旷山谷中回荡，余音悠扬，恍惚像弦歌之声。有人说，从这里向右转往东南，翻过重重山冈，走二三里，才到所谓白鹿洞。再从洞后向右转，登上山岭，便可以到达寻真观和望水帘。我们最终没有前往，只在那里徘徊了很久便回来。考察白鹿洞，是唐代李勃读书的地方。南唐升元年间，才在这里设学，拨给田地供养学生，所谓庐山国学就是指这里。宋朝初年天下还没有学校，只有四所书院，即睢阳、石鼓、岳麓和白鹿洞。太平兴国二年，四所书院都得到赐予的《九经》；当时白鹿洞的求学者有几百人。到了崇宁末年，才全部废弃。到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任郡守，才扩建旧址并使之宏大，又制定学规，颁示给求学者。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白鹿洞的兴盛超过了其他书院。此后历任守令都遵守既定规章，二百年如同一日。如今却毁坏废弃到这种地步，我也无可奈何。我曾经奇怪，世上学习佛、老之学的人，他们的宫观一旦毁坏，便立即修复，不用多久就能恢复。难道佛老之学竟能比儒学兴盛吗？大概是因为做佛老门徒的人有勤勉实践的意志，具有坚持操守的节节，能够确保事情成功。至于世间的儒生学习圣人之道，常常委靡曲折，不能振作自强，不能有所作为，圣人之道反而因此被丢弃、壅塞而无法施行。唉，这种弊病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我对此实在深深叹息。栖贤院观三峡桥记 五老峰在庐山的西面，也就是从郡治向北望去，山峰像屏障一样遮蔽着后方。离开郡治向北走二十里，转过五老峰东面进入岩谷之中，栖贤寺就在这里。我过去读过苏次公的《栖贤寺僧堂记》，他说：“栖贤谷中有许多巨石，高耸险峻，彼此相向；水流穿过石间，声音像雷霆，又像千辆车同时行驶，使行走的人震动摇摆，不能控制自己。即使是三峡的险要，也不过如此。所以这座桥叫三峡桥。”过桥向东，依山沿水而行，水面平展如白练，横向撞击巨石，汇成大车轮一般的水势，回旋汹涌，把水流的各种变化全都表现出来。寺院在桥的上方，右边靠着石壁，左边俯临流水。石壁的根部就是僧堂。狂突的山峰和怪异的巨石，仿佛飞舞在屋檐上方。每逢大风雨来临，堂中的人都怀疑房屋将要被压倒。有人向熟悉庐山的人询问，回答说：“即使是这座山的胜景，栖贤寺大概也能算其中一二处。”又听苏长公说：“庐山奇特壮美的地方数不胜数，只有开先寺的漱玉亭和栖贤寺的三峡桥，是其中两处最好的胜景。”栖贤寺已经废弃很久，残存的几位僧人都出去住在田间。左蠡有位僧人叫惟贤，很通晓世间事务。我同府中僚属商议，让他住持栖贤寺。惟贤说：“等我在山中建好房屋，完工后公一定会来游览。” 七月十五日，惟贤派人来告诉我说：“房屋幸好已经完工，可以来游览了。”第二天我便同吕侯以及葛君一同前往。当时暑气很盛，轿夫多次中暑，只好从路旁石坎中捧水饮用。到达谷口时，已经是正午。距离桥还有十多步，在石岩下面观看了陆羽泉。于是来到桥上，从桥上俯视涧底，估计不下百千尺。有人说，用瓶子装五升左右的水，从瓶口让水丝丝缕缕向下流，直到瓶中的水流尽，水才落到涧底；想要试验，却没有成功。又有人说桥是鲁班建造的，大概是说它工程奇伟，只有鲁班才能建成，并不是说确实由鲁班建造。距离桥北十多丈，有一块方正整齐的大石头，形状像棺材，横卧在涧底。相传曾有恶蛟从谷中出来，水势猛烈上涨，将要冲毁桥梁；当时住持僧人有道行，是神灵搬来这块石头把蛟龙扼住，蛟龙退去，桥才没有毁坏。过桥向北转行一百多步，涧水在这里汇成深潭，传说有龙蛰伏其中。苏长公诗中所说的“玉渊神龙近”，指的就是这里。又相传从前寺僧曾把蒸饭的甑浸入潭中，不久便不见了；后来有人从湖南来，说那只甑从洞庭湖中浮出，甑上有“栖贤”二字，可以作证，因此知道这个水潭下通湖南。这些话都是荒诞之说，不值得相信。于是径直来到惟贤公新建的屋舍下面，也就是法堂的旧址。这时五老峰才陡峭地从左边突出来，寺院却在山峰后面。太阳正炽烈，忽然云气从谷中升起，不一会儿雨便到了，风也随之而来。南来的雨又旋即散去，阳光穿过云层斜照下来，山峰上的岩谷和石头被雨水打湿，光彩交相辉映，宛如金色的芙蓉。惟贤公留我住宿，约定第二天去拜访赤眼禅师塔。塔在寺北面，继续走十多里，位于岩谷深邃险绝之处。栖贤寺本来就是禅师创建的道场。我推辞了邀请，同葛县令先行回去，吕侯却独自留下。惟贤请我重新书写苏次公的《僧堂记》。我推辞说不善书法；他又要我和作长公的诗，我又推辞说不擅长作诗，于是只在山壁上题写游山的年月和姓名，留下来附会前贤的故事。考察苏次公的文章，他在元丰三年夏六月来游栖贤，当时因获罪被贬官，前往高安；至于苏长公到这里，则是在元丰七年六月，他从黄州调往汝州，送儿子迈赴饶州德兴县尉任上。《王忠文集》第八卷 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第九卷 明代王祎撰写 记

译自建昌州返回途中经过庐山脚下记 八月，我从京城返回。九月，因为有事在郡境内行走。初二，泛舟左蠡湖，扬帆乘风到都昌县。初四，从都昌驶出彭蠡湖，经过飘摇沙，在芦潭住宿。初五，到达建昌州。初七，返回芦潭，北风刮起，船只逆风不能前行。初八，又到建昌。初九，舍弃船只改走陆路返回，当天住在德安县。初十，从德安出发，向西北走三十里到庐山脚下，访问汤泉。汤泉在道路南面，距离山脚不到半里，用石砌成的水池有五个。南边的一池水极热，手不能探入。北边四池的水稍温，人们常常进去洗浴，但都有硫黄气味。我过去听说，凡是汤泉下面一定有硫黄，只有骊山下的温泉才是矾。矾是有毒的石头，《本草》说它性热，放入水中，水不会结冰；蚕吃了会肥，牲畜吃了便死。又走了几里，经过醉石，观看陶靖节的故居，那里就是栗里。此地属于星子县，而星子在晋代是彭泽县。故居已经废弃，只有一块大石横卧在涧中，石上隐约有人的卧形；相传靖节喝醉后就躺在这块石头上。考察史书，靖节任彭泽令时，督邮巡视县境，属吏告诉他应当束带出见，靖节不肯弯腰屈身，小儿于是辞去官职，作《归去来辞》而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四日、五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 义熙三年，也就是这一年，刘裕实际上杀害了刘仲文，将要改易晋朝的国统；陶氏世代担任晋臣，按义理不能侍奉两个姓氏的王朝，所以托辞离去，好像只是因为一点小过错被罢免而已。梁昭明太子说他以再次向异代屈身为耻，这确实说中了他的内心；难道他会仅仅因为一个督邮而如此愤懑吗？靖节归来以后，更加放情于酒。人们只知道他以饮酒为乐，却本来没有谁能看透其中的原因。有人说，故居南面的群山，就是他的诗中所说的“悠然见南山”。旁边的居民多姓陶，说是靖节的后代。又走了几里，到了简寂观，这座观也已经不存在了。“简寂”是陆修静的谥号，也是慧远法师结成白莲社的地方。同社共有十八人，陶靖节、陆修静都在其中。慧远居住在东林寺，在庐山北面；靖节、修静曾去拜访他。东林寺附近有虎溪，慧远发誓不越过此溪；有时走过溪水，老虎便会鸣叫。等到他送别二人时，不知不觉越过了虎溪，三人都大笑起来，世人因此相传为“三笑图”。有人说，慧远在晋义熙十二年丙辰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修静在宋元徽五年丙辰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两个丙辰年相隔六十年，向上推算，修静出生于义熙四年丁未；慧远去世时，修静才十岁而已。到了宋元嘉末年，修静才来到庐山；当时慧远去世已经三十多年，靖节去世也已经二十多年了，哪里还会有所谓“三笑”呢？有人说，晋代大概有两个修静。自从苏长公作《三笑图赞》，黄太史又把这三人作为画中人物，蒲传正、刘巨济、晁无咎之类的人也都有相关记述。陈舜俞《庐山记》所说的也同黄太史一样。这件事的是非，本来就还没有定论。又沿着山脚向西北走，距离郡治还不到二十里，有归宗寺，位于金轮峰下。山势正凝聚耸立，忽然有石峰从山腰突起，像一支竖立的笔，高度同山相齐。峰顶有舍利塔，俗称耶舍塔。佛教书籍说：“佛灭度以后遗留下的舍利有八万四千颗，散布在人世间；龙宫都用金瓶宝箧收藏它们，并修建佛塔加以安置。”东晋时，耶舍尊者从西域奉来舍利，是八万四千颗中的一颗。于是便在这里建塔，塔高若干尺，用铸铁制成，外面包以石块。山峰陡峭，铁石沉重，人力无法运送，都是凭借神通之力搬来的，所以民间旧称耶舍塔。耶舍也曾同慧远结社，他拿着如意默然示意慧远，慧远没有领悟，他便拂袖离去。当时禅学还没有传入中国，但这里已经显露出征兆，从这件事便可以看出。耶舍离开后，径直登上紫霄峰。紫霄峰又在金轮峰的东面。寺院相传是右军将军王羲之的旧宅，那里有一池黑色的水，叫墨池，说是王羲之洗笔墨的地方。羲之曾经仰慕张芝，临池学习书法，把池水都染黑了；这里就是他的旧迹，难道真是这样吗？如今临川郡城东面也有墨池，南丰曾氏为它作记，大概对此深表怀疑，认为以王羲之那样不可能强迫自己出仕的人，曾经还极力向东方走到大海，借山水来陶冶心情，难道他会纵情游览，又曾经在这里休息吗？我认为既然那一处都可疑，那么这一处也不足以相信，不是这样吗？宋元丰年间，真净文禅师住持归宗寺。当时濂溪周先生从南康归来，在九江养老，黄太史多次写信极力劝周先生同他交游，因此周先生屡次来到归宗寺，并结成青松社，仿佛要接续白莲社。又把寺院左边的溪流命名为鸾溪，用来比拟虎溪。这件事被佛教徒传述，世人都说周先生确实传承了圣贤千年不传的道统，难道他会从佛教徒那里有所取法，并且愿意同他们极力交游吗？又有人说濂溪之学是从寿岩佛者那里传来的，这又是严重诬蔑我们的先哲。我认为不是这样。大贤君子对于自己的道已经有所体悟，对于外在的形迹却从来不认为是牵累。何况周先生的高尚情致如和风雨后的明月，本来没有凝滞，又何必一定要深加辨析呢？到了淳熙年间，应庵华禅师继任归宗寺住持，朱夫子当时任郡守，也曾同他交游。华公是临济宗大慧一系的正传，作为适孙而住持归宗。归宗寺虽然不是大寺，却因为屡次成为名僧居住之所，而号称天下归宗。如今寺院也废弃了，旧址被树木遮蔽，无法进入。我在鸾溪上徘徊了很久。太阳已经落山，于是又走了几里，住在开先寺。第二天才回来。

译南康六老堂记 彭蠡湖之上有一座高山巍然耸起，又凝然止住，叫作庐山。这就是《禹贡》所说的敷浅原。后世匡裕在山上结庐居住，所以名为庐阜。有人说古代有匡先生隐居在山上，因此又称匡庐，世人又称它为庐山。大概山脉从昆仑分支而来，向南成为衡岳，作为镇守荆楚的名山；后来又分出两支，一支向东南成为五岭，另一支向东北成为庐山。庐山延伸并不十分广大，凝聚耸立也并非极其高峻，但扶舆旁薄的地气来得悠远，聚集得特别，钟聚英华精气，山体结成险峭之势，所以在世上声望很高。古人常把衡山、庐山并称。不过庐山北面土地阴湿而干燥，石头枯槁，冈峦丘陵一同出现，扼住长江向东而来的形势，这就是九江；它的南面则千岩万壑，土壤和水流秀美润泽，这就是南康。山脉从西面延伸而来，气势正高崇却突然止住，形成五座山峰，陡峭雄伟而绝异，便是五老峰。五老峰山麓分散成群山，全部曲折向南延伸二十里，前面临近彭蠡湖才停止。其中有一座山冈停止得稍微靠后，南康郡治就建在那里。从郡治向它望去，左边的群冈逆着水流向前，如同作揖；右边环抱，形状像城郭；五老峰排列在后面，如同屏障一般。相传郡治原来临湖而建，迁置到现在这个地方，实际始于考亭先生文公朱夫子。先生在淳熙六年来这里任郡守，八年才离去。在任两年间，政绩成效十分显著。他留下的仁爱在人们心中，他留下的遗迹在各种事物上，距离今天已经二百年，仍然没有泯灭。先生离去以后，后人尊贤尚德的心意没有地方表现，于是在官署东侧修建了一座堂，命名为六老，大概是把先生同五老峰合称为六老。唉！自从天地开辟以来，就有这些山峰；南康从军升为路，又从路升为府，前后任郡守的不知有多少人，后人却唯独把先生同这些山峰并称，这件小事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所以我曾听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的道统，到了孔子才集其大成。孔子传了一代又一代到曾子、子思、孟子，传承便中断了。周子、二程子又重新接续这一传承，道统向南传到朱子，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的道，是所谓穷尽天地、贯通古今而永远长存的道；把它同这些山峰相配而称为六老，本来就是出于人心真实的认识，并非偶然。可是近十年以来，兵火接连而来，郡治毁坏，长久没有修理。我来担任同知府事，于是向行中书省请求，得到五间被没收入官的属州民房，便把它们建在官署后面，并仍然沿用六老的名称来命名。诗经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当然也是承继求学者敬仰贤人的一片心意。这项工程，前任知府吕侯明、现任知府孟侯钦，以及通判罗君顺、理经历徐君泰、知事姬君权，都共同出力，赞助促成。元年丁未年夏四月十三日，工程完工。这就是年月日。南康二贤祠记 南康原来有祠堂，用来祭祀濂溪先生元公周子、考亭先生文公朱子，名叫“二贤祠”。至正壬辰年战火之后，祠堂废弃已久。元年丁未年，正是我到郡里的第二年，才在旧址上修建三间屋舍，每间作为一座祠堂，以恢复旧制。周子、朱子是各郡各国普遍祭祀的先贤，南康却独独把他们并列起来专门建祠，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两位先生在这个地方出仕治理国家，后人根据他们教化流行过的地方建立祭祀，以维系人心，尊崇德化。考察周子，他在熙宁初年由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改任提点刑狱公事，因为疾病缠身，又将要改葬先人的坟墓，于是请求任南康官职，不久便上交官印，分司南京。朱子在淳熙五年秋天接到南康的任命，多次辞谢而未获允许，淳熙六年春三月才到任；淳熙八年春三月，授任提举江西常平茶盐，等待替代官员到任后离去。周子在郡中居住没有多久，而朱子任官却有两年：兴办学校，修建官署，免除属县的租税，建立先贤祠堂，修造石闸防护水患，拿出官仓粮食赈济百姓；他们留下的仁爱和遗迹，清楚地存在于这里。这一地方之所以建立祭祀，难道只是因为两位先生继承前代圣贤、开启后世求学者，并承接这条道统吗？过去的循吏，固然有离任以后百姓还思念他、为他建立祠堂的。这是为了使人心永远不忘，也表明崇尚德化是有根本的；大概其中的意义正在这里，因此恐怕不能同郡国通祀的惯例相提并论。虽然如此，二位先生的道却遍被天下，即使经历万世，也如同只过了一天。圣贤用来立道，就像天地向人显示道理：霜露日星无不属于至理，河流山岳全都可以作为法则；道随处存在，起初并不因古今而有间隔。本州长吏和一般士人，按时到这里奉祀，一到此处，便是把自己秉持常性、喜好道德的心，扩充发挥，以求达到二位先生的道，这样就可以了。唉！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本来与天地同体；生在百世之后，也可以与圣贤同心，难道还要等到勉强求取、向外寻找吗？也不过在自身反求、自我努力罢了。何况二位先生的道都载在书册上，求学的人从幼年直到白头，都在共同诵读学习。学习了却不能落实，实行了却不能明察，这正是人人都有的通病，也是道不能显明、不能实行的原因。因此奉祀他们的祠堂，就一定要思念他们本人；思念他们本人，就一定要实行他们的道。这是我对后人的期望，也是今天我们应当自我勉励的地方，所以写下这篇记，冒昧说几句。祠堂在郡治南面三百步，庙学西面一十步，前面临着彭蠡，庐阜也在其中。它西面旧有记事的碑石，如今已经毁坏，无法考察了。

译《羽福轩记》姬山朔隐居在上清山中，在达观堂东边建屋居住。他守持真性，深远观照；澄明精神，凝神思考，平日生活从容自得。他曾题写轩的匾额，称作“羽福”。他说：“人情所希望、所欲求的，没有比福更重要的了。在我看来，它轻得就像一根羽毛罢了。我并不是违背人的情感，把人们看重的东西故意看轻。只是人们认为它重要，我却认为它轻；这样看去，天下一切被人看重的东西，都不能成为我的负担了。这就是我所奉行的道。”后来有位客人来访，对他说：“您所说的福，正是世俗所谓的福。现在世俗所谓的福，我是知道的：安定富足而尊贵荣耀，地位高而权势盛，耳目口鼻和四肢所喜爱的欲望，不求而不得到的，没有爱好而不能满足的。这就是所谓福，本来是人所希望而未必能够得到的。如今您却把它比作一根羽毛，这大概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对外物看得很轻，差不多可以说懂得道了吗？”虽然还不对，只知道福就是福，却不知道把不是福的东西当作福，也是不可取的。福与祸本来互相依存，福分太厚了，祸患没有不随之而来的。我姑且和您谈谈不是福的福。轩冕是人所荣耀的东西，但我看它如同泥土；金玉是人所珍爱的东西，但我看它如同土渣。住在山岩、洞穴之中，以寂寞为根本；穿草编的衣服，吃树木的果实，以淡泊为生活。刻苦自守、节制简约，是人情几乎不能忍受的。像这样，世俗所谓的不是福，我却把它看作福。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道本来广大。唉！把不是福的东西当作福，即使说是没有福也就算了；既然没有福，您还把什么比作一根羽毛呢？把世俗之福当作福，即使看得轻，仍然有被外物牵累的意思；把不是福的福当作福，那么就将与道为伴了，还会有什么外物可以牵累自己呢？但这还不够。我听说，古代的至人，彼此以大地为食，彼此以天道为乐，天下的一切事情都不能扰乱他们，这叫作自己消除了心的牵累。他们的心仿佛死灰，身体仿佛枯木的枝干。像这样的人，无论福中的福还是非福中的福，都没有用处。人所依托的是身体，身体所主宰的是心。心和身体既然都不存在可以执着的实体，又从哪里取得福呢？福既然没有用处，又何必把它比作羽毛呢？我还希望您能进一步达到这个境界。如果能达到这里，那么您给轩取这个名字，我也就没有什么可取的意义了。姬山朔叩头道谢说：“先生教诲我的话，多么深刻周全啊！我将早晚铭记，并依此自我进修。”客人于是把这些话按次序整理出来交给他。姬山朔，是周艮初姓名的别称。他的字是白士，是一位有道之士。过去他曾同客人结为方外之交。客人是谁？是金华山人王祎，字子充。《重建徽国文公朱先生家庙记》徽州的婺源，是文公先生朱子父母的故乡。先生的祖先世代居住在歙县黄墩。唐天祐年间，八世祖因做官留居婺源，就是今天州城东面万年乡松岩里，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自吏部公在宋宣和、建炎年间，先后任建州政和县、剑州尤溪县尉，因而把父母葬在政和，又在尤溪生下先生，于是寄居在建州、剑州之间。吏部公去世后，又葬在建州崇安，先生便定居在建州。先生在绍兴庚午年考中进士，到淳熙丙申年，恰逢我辞官居家奉祠，曾两次回婺源拜扫祖墓、探望宗族后离去。丙申年回去时，祖坟上的松树楸树已经被乡人损坏；在汪氏敬斋同乡中子弟讲学时，旧居也已经不存在了。后来世事变化、时代更替，旧居遗址也不再为朱氏子孙所有。进入元朝将近三十年时，五世从孙朱光开始向浙江行省、福建宪司申诉；又过了将近三十年，吴郡侯文傅任本州守，两个官府才把这件事交给他办理。于是旧址得以恢复，又向朝廷请示，按照颜子、孟子故宅建立祠庙的先例，在那里建立朱子家庙，得到批准如所请，家庙才建成。庙宇建成的年份是后至元乙亥年，距离先生去世已经一百三十六年了。然而庙虽建成，却没有田产供祭祀使用。朱氏过去所有的一百亩田地，长期被富民占据，朱光又提出申诉。随后茶陵李侯祁任本州佐官，为此办理，终于全部收回，才有田租收入供奉祭祀；五世适孙朱勋也确实从建州来归，主持祭祀。至正壬辰年，本州被盗寇焚毁，庙也不复存在。甲午年，代理知州事的括苍叶侯琛；庚子年，守将鄱阳余侯椿，曾两次重修它，却都很快毁于战火。今元年丁未年，是金华程侯斗南、字彦梁任州守的第二年。本州政务已经简省，于是商议重建。乡中士人都乐意捐献木材、推荐工匠来帮助，于是就在旧址上夯筑地基、建造庙宇。庙室中间庄严肃穆，门和廊庑排列整齐，规制完备，完全依照旧制而加以整治。四月开始办事，九月完工；负责督办工程并主持祠事的是朱勋的儿子朱境。当时，前建康儒学正詹恒、德化县主簿汪惟善，都是本州人，认为程侯的功绩不应没有记述，于是共同谋议，请我王祎写文章，刻在祭牲用的碑石上。唉！自孔子以后，曾子、子思继承了他的道统，到孟子时才显著起来。孟子以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继承了中断的道统，到朱子时又重新彰明。朱子的道，本来就是汇集圣贤大成的。如今天下的学校，都把先生列入通祀。然而对于婺源来说，这里就像孔子的曲阜阙里一样，是他的故乡所在。建立家庙，不也就是所谓尊重贤者、亲爱亲族吗？古人说过：“盛大的德行，一定享受百世祭祀。”何况我们先生的道，万世也不会衰弊。朱氏子孙修治每年的祭祀，世代相继而不废，必将世世代代不忘。至于贤明的师帅，崇尚并推重教化之道，勤勉不懈地谋求振兴废坠的事业，如果不是懂得治国根本和末节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秉持常性、喜好道德，是人心共同的本性。后来执政的人，为什么不也想想自己所应当仰慕效法的呢？我因此详细记述这件事，以示后人。至于收回田地的事情，已经详见虞文靖公所写的记文；这里一并提到，是因为它同家庙的事务有关。

译《写易轩记》从淳安县治向北五里，山峦回环合抱，有一个地方叫石峡，那里住着方氏。方氏在宋朝末年，曾有人因考中状元而做到礼部尚书，学者称他为蛟峰先生。宋朝灭亡后，他坚定地隐居不起，却推衍自己的学问来教化众人，于是就在他的住所建立书院。尚书的曾孙方以愚，确实继承了家学，又很早就考中世科，任职于郡县，后来入朝做太史属官。在国运衰败、世事改变之后，他也仍然保持自己的高尚节操而无愧。后来又向石峡北面五里、珠佩峰下建屋居住，离人世更加遥远。有学生拿着学业来接受教诲，他也不拒绝。这种出仕、退隐和居止进退，大概符合《易》道所说的时中吧？太史晚年更加喜爱《易》，曾在“写易轩”中读《易》，便以“写易”给轩命名。我的祖父过去曾在书院主持教学，同方氏交往很久。于是太史因世交的缘故，请我为此写记。我曾私下听说，《易》这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是四位圣人精神、心术寄托的地方，多么深奥啊！然而有先天之《易》，也有后天之《易》。总的说来，画卦、重卦的意义本来就不同。因此，阴阳奇偶积成三画而成为八卦，这是先天之《易》。所以说：太极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画卦，就是积累阴阳奇偶，三画才开始形成。八卦的三画已经排列完成，又把本卦的三画重叠上去，形成上下两个经卦；接着又彼此交错、激荡，于是六十四卦相互形成，这就是后天之《易》。所以说“兼备三才而把它们各重叠一次”。重卦，是在八卦之上再加一个八卦，并不是在三画之上逐层增加一奇一偶而成为六画。邵子的图，把乾、夬直到剥、坤作为卦的次序，虽同《易经》不合，却确实是自然的次序。至于他所谓由八分为十六、由十六为三十二、由三十二为六十四，大概是使人触类旁通、推演扩展，从而看见《易》道的无穷；重卦的意义却不在这里。但朱子竟然有所取法于此，这就是后学不能没有疑问的地方。虽然如此，充满宇宙之间的都是太极的妙理，人和万物获得它，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这样看来，《易》本来就是从我们自身产生的。因此求《易》应当向内反求于心，精心体察并亲自实践，以体会本体与作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没有间隔的道理，实在不必只被文字所拘泥。邵子说：“先天之学，是心法。万种变化、万物都从心中产生。”这本来就是《易》的根本，也是圣贤所谓的学问吧？太史居住在这里，观象而玩味卜占，心中所契合的地方，一定有从文字之外得到的东西；我哪里足以知道呢？姑且把我所听闻的记录下来，以求证正，请允许我就此写成记。《建昌州新作谯楼记》建昌州治前面旧有谯楼，楼上击鼓鸣角来警示昏晓，设置漏刻来调节昼夜；楼下是城门，用来发布政令、施行政教，召集官吏百姓、整肃宾客。至正壬辰年，本州毁于战乱，谯楼不再存在。前任知州涿郡刘侯贞曾重建州治的其他事务，但谯楼因费用巨大，未能建成。如今知州真定赵侯有庆，在任第二年，州中事务已经简省，才开始召集工匠、筹办材料重建。建屋三间，排列柱子二十根，高三十九尺，雄伟壮丽，规模加倍超过旧楼。建成后，赵侯召集属官举行落成仪式，士民都来瞻仰，江山也仿佛改换了面貌。这样才称得上他治理本州的作为。洪武戊申年二月壬寅朔日，就是它落成的年月日。起初，赵侯将要兴建谯楼时，我正辅佐南康郡，他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对他说：“只管建成它，我一定为它写记。”等到建成，赵侯派人来告诉我：“楼已经建成了，希望您写篇记文。”并且说先生您从前曾失言，幸望不要推辞。我于是没有推辞，写道：“如今所谓州，它的辖境广大、编户众多，和古代侯伯国都的门观相比，设置它是为了显示等级威仪、宣布教化政令，也是礼制所允许的事情。可以做却不做，便失之于过分节俭；不可以做却做了，便失之于僭越。君子对此都不会取法。建昌有谯楼，按照礼制衡量，是确实可以建造的。这实在是因为赵侯处理政务精练敏捷而又周到宽裕，能够让百姓按时服役；同知盛君思道、判官奚君万里又同心协力，极力辅助他的计划，所以工程虽然浩大，百姓却没有受到劳苦；工期没有超过规定时间，功绩很快就完成了，这就是值得记载的地方。有人说：‘《春秋》记载新建南门、雉门和两观，传《春秋》的人说，通常的事情不记，凡是记载的都是讥刺。它讥刺这些事，难道是因为它们超过了规定的尺度吗？’我说：‘不是这样。《春秋》记载新建门观，只是看重这件事罢了。说“新”，是因为原来已有旧的；说“作”，是说创始。有旧物而重新创始，所以记载它，难道不是看重这件事吗？’如今这次谯楼工程，考察它的缘由，是因为旧楼已经毁坏；论它的功劳，是重新创始。把这件大事记载下来，正合乎《春秋》的法则。考察建昌州的沿革：它本来是汉代海昏县的土地，也是艾县的土地，隶属于豫章郡。东汉永元十六年，开始设置建昌县。中平年间，又设置永修、新吴二县。建安年间，又分置西安县。晋代海昏、艾、永修、新吴、建昌都隶属豫章郡，并把西安改为豫章县。宋代永嘉年间，撤销海昏县。隋代开皇年间，又把永修、豫章、新吴、艾四县撤销并入建昌县。唐武德初年，设置南昌州，又从州中分置龙安、永修、新吴三县。不久州被废除，仍然改为建昌县，三县也一并省入。宋太平兴国七年，设置南康军，建昌县才开始隶属南康军。元元贞二年，把天下的大县升格为州，建昌县才成为州。这就是它沿革的大略。我已经记载了谯楼建成的功绩，而本州沿革此前没有记载，于是也一并写下。

译《纬萧轩记》丹邱子寄居在秦淮河上，建了三间屋子，间架和制作都很简陋，大概因为不用瓦，而是把芦苇编成席子，覆盖在屋顶上遮雨。屋子四周作为屏障的，也都是这种东西。一天，临江君来访，笑着说：“这难道就是庄周所谓的‘纬萧’吗？用这种东西建屋，大概只是贫贱人的住所罢了，您却安然住在这里吗？何不就用它给轩命名呢？”丹邱子去拜见金华生，说：“临江君给我的轩命了名。取名接近所用之物，确实也相称。不过，我还没有听闻君子居室的道理。先生何不说些话来说明我的心意呢？”金华生笑了很久，才对他说：“您知道吗？君子建造住所，不在物质上加以装饰，不被世俗牵累，只要身体安适，就可以了。世上那些富贵人家，我是知道的：宽大的屋宇深广开阔，高大的屋梁巍峨耸立，雕饰的椽子、文彩的楣梁，华丽的帷帐、锦绣的帘幕；住在这样的地方，心志舒展而精神愉快。像这样确实足以使人快乐。然而谁知道快乐是悲哀的媒介，奢侈是祸患的根基，不久便倾覆灭亡的，往往就是这种人。他们借以快乐的东西，在我看来不过是枷锁、鞭子和羁绊罢了，哪里值得羡慕艳羡呢？只有君子不是这样。即使只是四面墙围成的地方、一丈见方的房间，茅草屋顶不加修剪，以蕙草和芍药装饰；蓬草做的门、破瓮做的窗，也不比窗棂和屏风差。木榻和菅草席，也不比重叠的厚褥和毛毯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心同理相合，我的身体同道相合，外物不能诱惑我，世俗不能改变我，所以常常和乐舒畅，安闲自得；居处时仿佛浮游，行动时仿佛顺流。人们看见他有些地方不能忍受，却不知道这正可以成为他的快乐。那些富贵人所做的快乐，果真可以与这种快乐同日而语吗？如今您的居所，本来就是君子所居之处。照这样发展下去，您安然住在这里终身，又有什么不好？所得到的快乐，大概无法用语言说尽了。还何必把我的话当回事呢？不过我又听说，古代有至人，他们居住时，把无何有之乡当作乡里，把太虚当作家，把天地看成旅舍，把八方极远之地看成自己的门户。您是否有意居住在那里呢？您如果舍弃这里而居住在那里，将来我有一天乘着车来同您相从，也还不算晚。”丹邱子道谢说：“先生的话已经达到至理了。”于是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记述这座轩的文章。丹邱子，就是王复本；临江君，就是练伯上。金华生，就是王祎，字子充。《樗隐记》清江人胡居敬先生，世代居住在渝水南面、天柱峰下面。祖居被战火焚毁已经十二年了。近年才在旧址上建屋居住，并取名为“樗隐”。一天，他同朋友王祎在庐龙山下相遇，把自己的意思全都告诉王祎说：“所谓樗隐，是我借樗树来寄托自己的志趣。樗树是不成材的树木，没有什么用处，因此能够终享天年。我听庄周氏这样说过。”王祎听后疑惑地说：“您借它来寄托自己的志趣，实在奇怪，怎么会同您不相类似呢？世人所看重的是材，樗树却因不成材而著称；材木所可贵的是有用，樗树却独因无用而得以保全。樗树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先生起家时是有名的进士，历任官职，又是有名的御史；说您不成材、没有用，不是我所敢想象的。您想借樗树来寄托自己并以‘隐’为名，这哪里是懂得类比呢？况且庄周氏谈论樗树，说它不成材、没有用，所以能够保全天年；这尤其只是片面的说法，并非通达的理论。木材中材质优美的，没有比楩、楠、豫章更好的了；假如它们生长在深山绝谷之中，即使经历百千年，匠石也不会看它一眼。假如樗树栽在官道旁边，连两手合抱那么粗都没有，能够不早早死于斧斤之下的，恐怕很少。说樗树这种木材独能保全天年，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位庄周氏，大概只是悲叹世人因材能而受到牵累，认为还不如不成材，于是说了这种带有激愤意味的话。但他唯独不知道，不成材的东西本来也有时不能免于祸患，这更加可悲。材木既然会成为人的牵累，不成材的又不能免除牵累，那么难道要把自己处在材与不材之间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处在材与不材之间，看似如此而实际不是，仍然不能免于牵累。唉，处在材与不材之间还不能免于牵累，那么一切能够成为牵累的东西，难道只是材能的罪过吗？虽然如此，我也曾听庄周氏说过：有道之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能够不把外物当作支配自己的对象。不把外物当作对象，就是在事物刚刚发生时便不受它影响，外物也就不能对他有所损益。既然外物不能对他有所损益，又何必讨论材与不材呢？如今先生的学问，本来就是内圣外王之道，难道不正出于此吗？如果确实出于此，那么先生所达到的境界，别人将从哪里能够用语言来命名说明呢？”先生惊醒似地说：“唉，您对我的疑问确实是正确的，我大概可以释然了。不过您所听闻的道理，正是我所要做的事情；您能够说出它，何不写下来留给我，顺便为我的居所作记呢？”于是王祎写下这些话，作为记文。

译《仰高楼记》嗣汉四十二代天师冲虚公刚刚重建他的住宅，又在住宅后面建造七间楼房，作为登临观览的地方。工程始于丁未年六月，到第二年三月落成。建成后命名为“仰高楼”。当初，三十九代天师太玄公曾在住宅北面的华山山顶建亭，那里有高大的松树、修长的竹子，清泉奇石也很美。上清外史薛玄卿把亭命名为“高风”，豫章揭文安公确实为它写过记。太玄仙去二十五年后，亭子也毁坏不存。如今冲虚继承教统第九年，才重新建造住宅并建成楼房。登楼远望，麈湖、琵琶、征君、圣井、藐姑、云台、仙岩、象山诸峰，四面错落排列在二三十里之间。只有华山高风亭的遗址，距离这里不到一里，岩石的姿态、树林的颜色都可以近看并伸手攀取。因此取名“仰高”，并派人来向我求记。太玄的道，就是老子所说的道。老子的道达到极致，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却从未有意作为。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曾经用它来治理天下，因此天下安宁统一。这难道是落入恍惚幽冥、归于虚无的吗？然而虚空达到极致、寂静深厚之时，又有无形无状之状、无象无形之象。看它却看不见，听它却听不见；迎着它却看不见它的前面，跟随它却看不见它的后面。这难道不是所谓越仰望越觉得高远吗？如今冲虚的道，也就是太玄的道罢了。他静止时承袭常道，收藏它的作用，却从未穷尽；他行动时施及万物，守持唯一根本，却没有主宰万物的意图。因此，他居处于乱世时，至和之气所薰染，万物没有灾害；出仕辅佐清明时代时，以一片至诚感通天下，能够帮助推行清静的教化。前人开创，后人继述；规矩相重，法度相承，这也可以说是善于继承了。《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这不正是冲虚的志向吗？不过我又听说，神仙喜欢居住在楼上，所以汉代建造了蜚廉观、桂观之类的楼观。想来在风清的早晨、月明的夜晚，天空澄澈肃穆，冲虚登上这座楼时，在思念之间，神灵暗中相通；太玄在天上的神灵，盛大地降临下来，云车凤辇、百神护卫，前后纷纷而至，香气与蒿气交杂，令人凄怆，仿佛将要亲眼见到他们。这样或许可以承受他们带来的吉庆福祥吧？愿神明后裔的子孙更加绵延繁衍，所承受的高尚遗风，历经百千世，仍然为世人共同仰望而没有穷尽。《义乌县兴造记》今天的天子已经端正大统，专心用礼制匡正整顿天下，于是颁布法式，命令所有郡县的公署，前面作为听政的地方，仍按旧制；从长官、副职以下直到吏员，都在它后面和两侧排列房屋居住，共同从一个门出入。外面则环绕修筑围墙，使官员彼此察看贪廉，互相规劝勤惰，政体由此建立。命令下达到郡县，大家都恭敬谨慎地奉行。义乌隶属婺州，是上等县。南昌人张君在这里任县令三年，威严与恩惠并行，百姓和吏员都悦服。在此之前，县衙全毁于战乱，只有谯楼还保存着。县令的办公处虽然有房屋，却低矮狭窄，不能相称。张君正打算重新建造，恰逢命令下达，于是更加把兴建公署作为自己的责任，劝导有余力的百姓，聚集材料、召集工匠，选择日期办理工程，百姓都乐意奔走参加。其中建造了处理政务的正堂，正堂后是宴息的厅堂，正堂前是仪门，左右是步廊。厅堂后是县令如今居住的房屋，丞、簿的居所各按次序安排；步廊两侧是群吏的房舍。东面又是部使者分司的署所，西面则是关押囚犯的监狱。总共建房若干区，按间计算有八十五间。旧地基不够，就并取百姓的土地来扩充，再割取其他隶属官府的土地补偿百姓。规制完备美好，完全符合规定的法式。工程始于洪武二年六月己巳，到十月便完工。大概是因为张君役使百姓有道，所以兴建这样的大工程，百姓并不以为劳苦。于是县里的士人朋友写信告诉我说：“您是本县人，希望为此写一篇记。”考察县志，义乌自汉代以来称为乌伤；到唐武德四年，因为县而设置绸州，又设置华川县。武德七年，州被废除，撤销华川并入乌伤，并改用今天的名字。华川旧址在今天县城南面三十里，那么县治设在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然而从县名成为义乌至今，已经七百多年，历任县令不知有多少；张君到了这里，恭敬承受皇上的命令，才开始扩建它。虽然张君的才干足以有所作为，但在沿革变更之际，难道本来就同时代机遇有关吗？从前南丰曾巩说过：“各县能得到有才能的县令很难，幸而得到有才能的县令而能兴办事业，就更难。”如今义乌得到张君任县令，既幸运地得到了难得的人才，而张君又能顺应时机兴办事业，完成更难完成的事情，这实在不能不记载。虽然如此，事情已经完成了，如果后人不能共同保护守持，怎么能使它不废弃呢？要使后人保护守持而不废弃，必须寄托在文字上，才可以长久；而我浅陋的文章不足以流传后世。姑且记下它兴建的年月，并记录它的成就。张君名叫允诚，字与名相同。曾任大都督府断事官，因选任而来做县令，治理政绩为各县之最。他的善政很多，因为同兴建公署无关，这里不再记载。协助这项工程的是主簿李君某。

译《致乐轩记》我的朋友东阳人蒋伯康，家住南溪之上，那里有高大的栋梁、深邃的屋宇，也有亭台、馆舍、园林、池塘的适意。后来他又在内堂前面建了一座小轩，前面临着清池，空明而深静，作为太夫人安居休息的地方，取名为“致乐”。伯康因事来到京师，嘱托我在匾额左边写一篇记。唉！做儿子的侍奉父母，希望使父母快乐，他的心意还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呢？父母寒冷，就使他们温暖；炎热，就使他们清凉；按时烹煮熟食和腥香美味供他们饮食；低声下气，声音柔和，容貌婉顺，神色愉悦，凡是可以使父母快乐的事情，没有不用心去做的。难道人的心都是这样、心中的道理也都相同，只有伯康如此吗？大概人的心虽然相同，但人本来不可能都做到这样。有哪个做儿女的不想奉养父母呢？只是有父母未能等到子女奉养的；也有父母还在世，子女却力量不足、不能奉养的。如今我的伯康，力量足以奉养，奉养的方法也没有不尽心的；而太夫人年高，却更加健康长寿，何况子孙众多，享受所谓奉养的生活，本来还没有终止。这难道是一般人容易达到的吗？虽然如此，所谓温暖、清凉和饮食，不过是人人都能使父母快乐的事情。我曾听说，尊崇仁德、安守义理，可以说是运用劳心之道了。尊崇父母的仁德，安守父母的义理，用劳心之道侍奉父母，以使父母快乐，本来就是君子所说的孝，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我伯康，蕴藏着才干器识，却没有被时代任用，居住在乡里，早就有仁义的声誉，所以我希望伯康在这方面更加用心。如果能够进一步做到这一点，使国中人人都称心满意，大家都说“幸好有这样一个儿子”，那么君子侍奉父母的道理，难道还有比这更高的吗？我奔走在外，有母亲却没有闲暇奉养她；借伯康嘱托我写记的机会，怎能不感到内心惭愧呢？写下这些话作为记文，既为伯康感到高兴，也一并记下我的惭愧。《谒周公庙记》洪武辛亥年春天，我从西部边地回来，在闰月二十五日戊寅到达岐山县。第二天拜谒周公庙，庙距县城十五里。出城后沿涧水向西北走到山下，才转入山腹，庙就在里面。到这里，四面都是深谷峭壁，中间的平地，东西只有五六十步，南北也差不多而稍长，地势非常幽深险阻。庙东北十几步处，有灵泉从岩石之间涌出，涧水就是从这里发源的。庙宇最初何时建立，没有详细记载。考察碑记，唐大中二年，凤翔府岐山县凤栖乡周公庙涌出灵泉，那么庙祠在唐代以前应当已经存在。金兴定五年，有道士买下庙宇改作道宫，县令李守节治他的罪，凤翔府录事判官某某记载得很详细。元初庙宇全部废弃，至元十七年，李忠宣公德辉任陕西行台，想要修复废庙，但有关官府力量不足，于是请终南重阳宫李天乐真人重建。建成后，他的弟子前来守护，就是今天的庙。后来陕西部使者富珠哩翀说，周公是先圣，唐代同孔子一样在天下各地的庙中受祭，如今却让道士一类人主持祭祀，不是用来尊崇圣道、彰明礼典的办法。如果建立书院，让儒者主持祭祀，是合宜的。元统三年命令下达，依照他说的办理，赐匾额为“岐阳书院”，开始设置学官和弟子员，春秋祭祀的礼仪如同祭祀孔子。元朝末年天下动乱，儒者全都解散，书院毁于战火，庙宇幸而独存，但如今守祠的仍然是道士。庙宇的始末，大致可以看到这些。庙中正殿供奉周公，东西两座小殿供奉太公、召公，东北另有小殿供奉姜嫄。庙中所有仪制以及冠冕佩服的制度，都粗鄙而不合礼。正殿前还有戏台，是巫师、女巫和优伶聚集的地方；殿中又排列着俗神野鬼的塑像，尤其淫邪怪诞。我因此叹息说：周公制定礼制、制作乐章，以为万世的法则；他去世后，本来应当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如今他的庙制竟然如此，世人不懂礼，难道到了这种地步吗？还不只是这一点。根据我的考察，周公这一称号，是因为太王所居的周地成为他的采邑。水经说，岐水南面有周城，是周公的采邑。杜预说，周城在美阳县西北。《帝王世纪》说，周太王迁徙到南面有周原的地方。周城如今是岐阳镇，城的旧址还在，东西南北大约七八里，四周都是深沟，确实在今天岐山县东北五十里，正是太王居住、周公受封食采的地方。然而岐山县西北十多里，有个地方叫周公邸，地势颇为平坦宽广；难道周城是周公的采邑，而他的居宅却在这里吗？有人甚至说现在的庙就是周公旧日居住的地方。可是这里的遗址既然险阻狭窄，道路又特别险峻狭窄，周公以太宰的尊贵身份，怎么会住在这里？大概是后人在此建庙，于是错误地指说这是周公居住的地方罢了。近来畅师文写记，说周公采邑和庙就在同一地方，这是不对的。旧碑记载，大中二年十一月一日，周公祠旧有的灵泉已经干涸；一夜之间刮起大风，泉水同时从五处涌出。守臣凤翔陇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银青荣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凤翔尹、御史大夫、安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崔珙上奏了这件事，朝廷于是赐名为“润德”。大中是唐宣宗的年号，崔珙所带的官衔职位正合唐代制度，他的奏表、制诏、答复等文章也具有唐代文体。近来孔克任写记，却说是宋代大中年间的太守珙，也是不对的。世代相传，天下太平时灵泉就涌出，世道混乱时就干涸，因此眉山苏文忠公诗中有“与世穷通”的话。自唐大中二年涌出以后，后来又干涸；到宋雍熙二年再次涌出；金朝末年又干涸；到元至元十七年再次涌出，此后又干涸而再次涌出。如今泉水涌出，灌溉范围很广，百姓依赖它而获利。旧碑记载大中二年赐名“润德”，而《湘山野录》认为雍熙二年赐号，按理应当以碑刻记载为准。这一天，跟随我同行的儒士安矩、字季方，拜谒完庙宇后，出来坐在外门荒地上。道士拿酒来款待，我们喝了几小杯。正好云层阴暗，细雨将要降下，风吹起，摇动群树，发出猎猎声，像秋天的声音；恍惚间仿佛风马云车前来降临，于是徘徊良久才离去。等回到县馆，我把庙制同礼制不合的地方告诉县令李本初，请他稍加整治改革；李本初以县中事务繁重为托辞，后来我便不再同他说了，只把事情的始末以及前面所说的情况详细写在简册上，留给安矩，以记载年月。

译《谒茂陵记》汉武帝的茂陵，向东距离长安城八十里，在兴平县东北十七里。《关中记》说：“汉代各陵都高十二丈，方圆一百二十七步，只有茂陵高十四丈，方圆一百四十步。陵墓形状方正，向上逐渐收窄，顶部平坦，形状像倒扣的斗。”所有陵墓都迁徙百姓在旁边设置陵邑，编户五千；只有长陵、茂陵都是一万户。汉代各陵大多在渭水北面的咸阳原上，从东向西排列：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昭帝平陵以及武帝茂陵，所谓五陵就是它们。茂陵东面一里三十步是卫青墓，高二丈。稍向东是霍去病墓，高度同卫青墓相同但墓顶尖锐，墓旁分立着巨石，直立在墓上，与坟墓的形状不相同。《汉书》说：“霍去病任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元狩六年去世。武帝哀悼他，调发属国的玄甲军列阵，从长安到茂陵修筑坟墓，仿照祁连山的形状，因为霍去病曾在祁连山击破匈奴。”颜师古说：“墓上有坚硬的石头，墓前有石人、石马，就是这种情况。”在茂陵以东、霍去病墓以西稍偏北的地方还有一座墓，比卫青墓稍低，世代相传是丞相公孙弘的墓。茂陵西面一里是李夫人的墓。《三辅黄图》说：“东西长五十步，南北长六十步，高八丈，名叫习仙台。”《水经注》说：“墓冢呈三层形状，世人称为英陵，大概它的上部像台阶的形状，与其他陵墓的制度特别不同；这是汉家妃嫔始终承受皇帝恩宠的墓。”又考察《武帝故事》记载，汉武帝曾经显灵，看见墓陵的情形，对陵令薛平说：“我虽然已经失势，仍然是你的君主，为什么任由吏卒在我的陵上磨刀剑呢？从今以后，禁止他们这样做。”薛平叩头谢罪，武帝便没有再追究。陵墓旁果然有一块方石可以用来磨刀，吏卒常常偷偷在那里磨刀剑。霍光想杀掉他们，张安世认为神道幽昧难明，不宜用人间法律处置，于是作罢。唉！汉武帝距今已经一千一百八十八年了，世道变迁，朝代不同，从前的神灵再也看不见了。如今满眼都是蒿草、荆棘，景象极其凄凉，牧童和农夫早晚践踏其上，不过徒然给后人增添感慨罢了。洪武辛亥四月四日，我到了兴平，兴平县令沈君、主簿朱君苦苦挽留我，我便趁暇拜谒陵墓，抚今追昔，感叹盛衰无常，叹息岁月流逝，久久瞻仰之后才离去。同去的还有儒士刘仁夫、谢安仁。《汉瓦砚记》汉代未央宫各殿的瓦，有一种瓦身像半截竹筒、覆盖在屋檐边的，瓦头有正面，正面朝外；正面直径五寸，周长一尺六寸多，上面有四个篆字，文字共有六种：一是“汉并天下”，二是“长乐未央”，三是“储胥未央”，四是“长生无极”，五是“万寿无疆”，六是“永寿无疆”。瓦面到瓦背的厚度略不到一寸，瓦背平整，可以研墨。唐宋以来，人们得到这种瓦，就削去瓦身把它制成砚台，所以俗称“瓦头砚”。有人说它的质地稍粗，又因为埋在土中年久，颇为吸水，比铜雀台的瓦稍差。可是，哪里知道铜雀台瓦虽然精美，却是曹操所制作，并没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它怎能和出于汉初、值得珍重的未央宫诸瓦相比呢？洪武辛亥夏天，我留在长安时，校官马懿、张祐把这块瓦送给我，它上面的字是“长乐未央”，这样它就成了有一千六百年历史的物件了。于是我把它收藏在梓木匣中并使用它。唉！物品能发挥作用，原来确实取决于它所遇到的时机啊！《说学斋记》说学斋，是临川危太朴先生读书的屋子。先生有时对我说：“祎，何不替我写一篇记？”唉！“学”不是容易说清的事，学习而达到“说”的境界，更不是容易说清的事；我王祎难道竟敢冒昧谈论吗？推辞而未能得到允许，只好把自己曾听儒家先贤说过的话写出来，作为说明：“所谓学习，就是学习圣贤之道。圣贤已经逝去，到哪里去寻求他们的道呢？典籍，是圣贤之道保存的地方。因此，学习圣贤之道，必须从典籍中寻求。典籍浩瀚，不是容易求得其要领的。三代以前，有圣人的经书；汉代以来，有儒者的传述；粗略计算也有数十万字。太史氏的记录、诸子百家的著述，又超过这些。确实有人穷尽几代也不能通晓其中的要旨，终其一生也不能探究完其中的学业。然而，凡是圣贤用来继承天道、开创纲常，彰明德性、革新民众，建立诚信、安定命运，认识事物类别、进入道德境界，以及辨明先后、本末的道理，无不保存在这些典籍之中。不学习也就罢了，如果确实有志于此，难道可以不广泛探究、详细考察，以达到自己的认识吗？获得这种认识，靠的是思考。经过思考，道理就会在心中明白。既然思考明白了，就一定要表现在行动上。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实行；实行了，道德就会落实到自身。大概我的身心以及万物本来都具备这些道理，而我的心又广大精微，没有什么不包含在其中。” 用心去思考，用身体去实行。思考达到极致，就能穷尽事理；实行达到极致，就能充分发挥人的本性。穷尽事理、充分发挥本性而达到天命，圣贤之道不过如此。《易经》中有乾上艮下的大畜卦，卦象说：“天在山中，这是大畜卦。君子因此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论和往昔的事迹，以积蓄自己的德行。”天在山中，说的是心的本体；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论和往昔的事迹，说的是通过思考使它们在心中明白；积蓄自己的德行，说的是通过实行使它落实在自身。卦辞说：“刚健笃实，光辉显著，德行日新。”那么，他的思考和实行就应当永不停息，体现乾卦的刚健，长久而又符合艮卦的笃实；光辉明盛，日日更新而没有穷尽。这不就是学习的最高功效吗？达到这种境界，就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其乐。所以说：“君子依循道理深入学习，是希望他能够自己有所领会。”自己有所领会，便能安稳地守持；安稳地守持，便能积累深厚；积累深厚，便能取用左右而处处遇到源头。因此，学习达到自得的境界，才足以谈论“说”。这种自得之感蕴藏在心中，就会油然而生并充盈起来；充盈于内，就会显露于外。谁能阻止它呢？而人又有谁能够真正了解它呢？不只是别人不能了解，即使本人也未必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这大概就是学习所成就的功效吧？先生的德行得到人们信服，文章在世上享有声名；他外在表现出来的既然如此，那么他学习而达到自得、自说的境界，也就可以知道了。我王祎没有才德，只是把所听闻的这些话诵述如下，向先生请教。先生如果认为这些话是对的，那么我将努力用它来修养自身。

译《尚友千古斋记》从前孟子谈论交友之道，说过：“一乡的善士，就同一乡的善士交友；一国的善士，就同一国的善士交友；天下的善士，就同天下的善士交友。”解释者说，这是按照地域大小来交友，彼此成为同类罢了。孟子又说：“以同天下的善士为友还不满足，还要上溯评论古人，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不了解他们本人可以吗？因此还要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这就是尚友。”解释者说，这话是说喜好高远、仰慕远古；君子的道路虽然各有次序，却乐于推崇其高尚盛美。我起初怀疑这种说法不对，而且想：假如我确实是天下的善士，世上难道还会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吗？如今却说：“即使有像我这样的人，我虽然同他交友，却仍然不能满足，还一定要喜好高远、仰慕古人，去同古人交友吗？”这岂不是认为今天的人全都不如古人吗？这是对自己要求过高，而对别人要求过低。孔子不是说过：“这些百姓，正是三代之所以能够正直行道的根本。”又怎么能只凭古今来分辨高下、远近呢？后来我到四方寻求朋友，随着自己的才识去寻找同类，大概也有多年了。凡是同我交往的人，我固然从来不敢只凭浅薄的心思去窥测他们；然而真正能使我内心满足的，实在从来没有几个。有时我想到，世上的议论者一定会说：“古人啊，古人啊！”古人果真和今人不同吗？于是我天天取来他们的诗书诵读，观察他们的言论，考察他们时代的盛衰，并审察他们的行为。到了气息相投、心意相契的时候，恍惚间仿佛同那些人的心灵相交、精神相会，在千古之上彼此周旋，不再知道自己与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只遗憾不能生在他们那个时代，为他们执鞭驾车，亲自接受他们的教诲。到这时我才知道，孟子所说的尚友，果然是要使人喜好高远、仰慕远古，以欣赏古人的崇高盛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自人心中良好的感动，确实是亲自看见了这种境界便不能停止仰慕的缘故。豫章王君敏文居住在京师，他所住的书斋名叫“尚友千古”。如今天下的善士，王君已经都同他们交友了；但他一定还要说“尚友”，难道他的志向只是喜爱古人的崇高盛美吗？这是要做到永远不愧于古人之后才罢休。即使这样，假如我确实能够无愧于古人，那么我本来就不只是当世的一个士人；在千古之后，后人尚且会以我为友，也正如我今天所尚友的古人一样。士君子凭着自身本来具备万物之理的资质，上不以千古自任，下不以千古自期，难道不是不坚定地相信自己，只是白白限制自身吗？那么，敏文的意思，不正是想以此自任、以此自期吗？所以我把自己的议论告诉他，并为他的书斋写下这篇记，也许他会知道我同样有志于尚友吧。《韦斋记》上天赋予人的资质，以及人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本性，如果不是上等的智慧资质，其本性很少有不偏颇的。只有君子能够纠正自己的偏颇，使之归于正道。所以《传》中说：“等到成功时，都是一样的。”君子在这件事上用力，难道只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事情时加以省察吗？即使平日居处、涵养心性的时候，也尤其必须借助外物来提醒自己。然而，如果不是有明察自知的能力，哪里能做到这一点？有明察自知的能力，就不需要依赖外物了。但仍然有借助外物的地方，大概是因为外物各自具备某一种偏性，却不能自行变通。我能借助它的偏性来纠正我的偏性，这难道不是明察自知吗？各种物品中纯粹美好的，没有比玉更好的；而品德有瑕疵的人可以借玉自警。所以记载礼义的人说：“君子以玉来比拟自己的德行。”各种物品中明亮清晰的，没有比镜子更好的；而道理昏暗不明的人可以借镜自警。所以韩非子说：“眼睛不善于看见自己，所以用镜子照脸；人不善于了解自己，所以用道来端正自己。”不只是这些。从前董安于的性情偏于迟缓，他佩戴弦，因为弦是性情急促之物；西门豹的性情偏于急躁，他佩戴韦，因为韦是性情迟缓之物。这些都是所谓借助外物来使自己警醒；如果不是有明察自知的能力，哪里能做到这一点？高昌偰君公远，就在他读书的屋子里，把韦系在窗上，并题名为“韦斋”，说：“我担心自己的性情偏于急躁而自己不知道，所以仿效西门豹的做法，用这种方式来警醒自己。”那么，公远大概正是因为有明察自知的能力吧？公远考中进士乙科，进入翰林院任太史；他的文章和事业，人人都以古人来期望他。他刚强明察、聪敏通达，能够守持正道和节操。我从未见过他有偏于急躁的地方。公远只是因为自己的性情接近于此，担心或许会流于急躁，所以采取这种做法。他的涵养功夫达到如此地步，难道不是明察自知吗？公远对我说：“希望你替我记下这番意思。”我听说柳子曾经写过《佩韦赋》，其中说：“把义藏在内心，使和顺落实于自身；以和顺宣发义，以刚强贯通柔和。”柳子虽然不是有明察自知能力的人，但他的话不能说不符合中庸之道。请让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记，可以吗？公远说：“好。”于是我写下了这篇记。

译《宝砚斋记》太史徐君建了一间读书的书斋，把它题名为“宝砚”。砚台这种东西，是士大夫共同珍爱的。如今徐公却唯独把砚作为宝物，并且用它来命名书斋，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砚台和笔墨，大概属于同一类。笔的形体尖锐，而砚的形体迟钝；墨的形体活动，而砚的形体静止。然而笔的寿命按日计算，墨的寿命按月计算，只有砚的寿命长久。可见迟钝和静止合乎道，学士大夫因此能够从中得到养生之道。徐公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而珍爱它吧？有人说：学士大夫显名于世，如果不把自己的抱负寄托在事业上，就寄托在文章上。文章在一时流传，又垂传千载，人们只知道它是心思的表现， 却不知道还要借助砚台把它写在简册上。砚台确实有所帮助，徐公珍爱它，难道是因为它对文章有功吗？金华王祎说：不是这样。君子对于外物，哪里会拘泥地追究它的具体缘故，把它当作玩物呢？只是随着所寄托的事物而寄托自己的心意罢了。说砚台对文章有功、对养生有道，因而珍爱它，当然可以；但我私下认为徐公珍爱砚台的原因，大概也是寄托心意，却并没有拘泥地追究具体缘故。怎么知道是这样呢？锻炼有什么特殊道理吗？不过是因为嵇康旷达而喜爱锻炼；蜡屐有什么功用吗？不过是因为阮孚放达而喜爱蜡屐。他们所喜爱的，正是所谓寄托心意，难道一定要追究其中的缘故吗？追究缘故而把它当作玩赏之物，就是把心思留滞在外物上了。所以那些轻视富贵、却过分看重书籍的人，以及轻视死生、却过分看重绘画的人，都是把心思留滞在外物上的过失。既然如此，借砚台寄托心意，那么即使是凤咮砚、龙尾砚这样的珍品，还是矿石、陶瓦这样的低贱之物，都可以不去计较，也都可以成为我的宝物。又何必借助它的功用、拘泥于它的道理，拘拘束束地追究呢？徐公说：“你的话确实正确，何不替我把它记下来？”我听说眉山苏公在《宝绘堂记》中说过：“君子可以把心意寄托在外物上，却不可以把心思留滞在外物上。把心意寄托在外物上，即使是微小的东西也足以成为乐趣，即使是奇异珍贵的东西也不足以成为祸患；把心思留滞在外物上，即使是微小的东西也足以成为祸患，即使是奇异珍贵的东西也不足以成为乐趣。”我在这里也这样说，可以吗？徐公说：“好。”于是我把前面各人的话一并编次，写下作为记。徐公名元度，是毘陵人。《舒啸台记》至正五年，现任江浙行中书参知政事的真定苏公，以集贤侍讲学士的身份奉皇帝命令，巡行安抚京畿。第二年完成使命复命后，便退居旧宅，在住所附近筑了一座台，取晋代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话，把它命名为“舒啸”，意思似乎是对陶渊明有所仰慕。世上的评论者认为，君子出仕时，道义重要而自身轻；退处时，道义轻而自身重。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道义并没有轻重之分，自身又哪里有重轻之别呢？所以，出仕而使道义为天下国家所用，那么他自身本来就已经重要；退处而独善其身，道义存在于自身，也从来没有轻微。唉！我大概今天在苏公身上看到了这一点。起初苏公作为天子的门生，以身取得显赫的仕途，历任内外官职，天下士人没有不希望他受到重用的；这既可见他的道义重要，也可见自身重要。等到有一天退居，功名富贵全都不足以成为牵累，而天下士人又唯恐他不再出仕，这不也能看出他的自身重要、道义也重要吗？苏公的出仕和退处，关系到天下的重大事务竟然如此，却仍然慨然仰慕陶渊明，效法他的风节；这正是苏公高尚之处，是别人无法企及的。所以我曾经评论陶渊明辞官归去是在义熙三年。当时刘裕的权势逐渐强盛，陶渊明因贫困而出仕，担任一县县令，并没有承担当世的重大责任；但他想保全自己的身名，以成全大节，又不愿苟且离去，于是借督邮之事辞职归去。不久晋朝国运便倾覆了。如今苏公生在太平时代，又遇到世上少有的圣明君主，能够以学问文章润饰皇帝的法度，以功业德行辅佐皇帝成就事业；但他只以满盈为鉴，奉命出使回来后，便请求告老离去，那么苏公的归去本来就不同于陶渊明。然而苏公归居不久，天子对他念念不忘，所任职掌更加重要：在朝廷之内，屡次担任京畿尹职；在朝廷之外，又大略掌握行省的政权。苏公也竭尽心力报效国家，想恢复原来的退处生活，却未能做到。至于陶渊明归去以后，置身柴桑，把兴致寄托在松菊之间，自比为羲皇以上的高人，乐于顺应天命、安于本分而没有疑虑，那么陶渊明的归去，又有苏公不能相同的地方。所以苏公和陶渊明，事迹确实不同；但从他们相同的地方来看，苏公的志向，就是陶渊明的志向。为什么呢？陶渊明平生一向仰慕诸葛武侯。三代以后，号称有辅佐帝王之才的人，只有武侯。武侯起初退处，最终出仕；陶渊明起初出仕，最终退处；他们出仕和退处的时机不同，而志向相同。苏公出仕而又退处，退处而又出仕，对于陶渊明来说，不也是事迹不同而志向相同吗？志向之所以相同，是因为他们所遵循的道相同；道没有不重要的，这就是他们自身的出仕和退处之所以关系到天下重大事务的原因。那么，苏公游览观赏时取用“舒啸”这个词，难道是想让世人从他与陶渊明不同的地方，探求他们相同的志向吗？从前眉山苏公写《韩魏公醉白堂记》，说韩魏公暂且寄托形体于一醉之中时，物我两忘，祸福混同，贵贱齐平，贤愚相同，几乎与造物者合为一体，并不只是把自己比作白乐天而已。我也认为，苏公登上这座台舒啸片刻时，胸中浩然之气，大概只是同天地一起流行罢了。别人不知道这一点，即使不一定仰慕陶渊明，也可以。王祎是苏公门下的士人，姑且记下这些话，向苏公请教。

译《婺州路均役记》婺州在浙东，号称上路，所属州一处，即兰溪县；所属县六处，即金华、义乌、东阳、浦江、永康、武义。合一州六县的百姓，共有若干万户。百姓所拥有的田地，除去按照法律应当免除、以及应当缴纳给官府的税粮收入外，每年总计若干万石。凡是百姓有田地，就有徭役；根据田地多少来确定徭役的高下。因此，执政者必须查看税粮收入，核查田地多少，了解百姓的贫富，以此确定赋税和徭役的差等。现在州县的土地划分界限，称为“都”。富民的田地往往分布在各都，税粮收入以千百石计算的，通常都是一户只承担一项徭役；那些税粮斗升之数不足以超出本都的田地，也照例同富民一样服役。又有富民的田地不肯登记在自己名下，假立名户，假称是兄弟分得的田地、女子所得的田地以及住在城中或外乡人的产业，采用飞寄、诡窜等办法逃避差役。因此富民三年服一次役，还不觉得多；贫民只服役一天，家产就已经破败。百姓所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浙东肃政廉访司设治于婺州，知道这种做法不便，曾经商议核查民间田税的实际情况，使百姓随着田地所在之处服役，但事情尚未实行。至正十年，肃政廉访使董公由浙西调任浙东，与副使伊扎尔公、佥事余阙公商议，认为百姓的困苦源于徭役不均，徭役不均源于田地数目失实；积弊已经很久，应当加以改革，而余公尤其大力赞成此事。于是重申以前的议议，制定规约加以实行，并选拔所属州县中有政绩的官员分头办理；人数不足，就从邻近州县选取。兰溪由本州达鲁花赤赫舍哩办理，浦江由达鲁花赤廉巴延阿哈办理，东阳由本县县丞蒋受益办理，义乌由本县达鲁花赤额琳沁以及衢州录事范公琇办理，金华由衢州总管府经历王仲谦、西安主簿张拜珠办理，永康由温州永嘉县丞林彬祖办理，武义由处州青田县尹叶巴延办理；本路总管陈公则亲自掌握要务。首先下令让有田地的百姓各自写状陈述自己有多少田地，使各都的徭役归官府掌管，称为里正。又称主首的人员，和熟悉田地事务的人一起，逐亩踏勘，核实田地归谁所有；又查考过去收藏的簿籍，以验证是否相符。三方面完全吻合后，才确定登记为册。把田地图按次序排列，并在下面列出字号、亩数、税粮数额和田地所有者的，叫作流水，也叫鱼鳞；按照人的姓氏分类相近，并把其税粮数额登记在后面的，叫作类姓；按照税粮数额相互比较，分出多少次序的，叫作防尾。每种簿籍上报有关部门三份：一份交廉访司，一份交总管府，一份留在本州县。制定禁令、制作标准、编成簿籍；簿籍确定以后，便依照簿籍征收赋税、安排徭役。其办法是：按每都的田地计算各户的税额，税粮所在之处，徭役就跟随在那里。承担徭役的田地，通常不超出本都。田地最多的，担任里正；次多的，担任主首。主首有正、副之分，正主首在官府任职，副主首则协助征收、督促税粮。田地多的人还要兼任其他都的徭役，不得推辞；田地少的人只按自己所能承担的数额出力，也不能侥幸免除。贫富高下平等公正，比较起来如同一律。凡是用来为百姓谋利、遏制官吏奸弊的措施，都有具体条文，不能全部列举。这样一来，富人不再受困，穷人有所缓解，从此没有徭役不均的忧患了。郡中人于是共同商议，把这件事刻在贞石上，使它流传无穷。百姓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不能同他们一起筹划开端，正是如此。所以治理政事的人，不能只是因循简陋旧制，对百姓小恩小惠地抚慰；一定要替他们疏导节制积滞，革除旧的习惯，审察什么便利安定，并建立长久的利益。这样，功业才能长久，法度才能遵循。从前公孙成子替郑国开沟分界、制定田赋，国人曾经毁谤他；只是因为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制度，最终才取得成功，郑国也因此得到大治。诸葛忠武侯治理蜀地，条令教化严明，赏赐必信、惩罚必行。百姓起初习惯于旧俗，后来政令得以施行、禁令得以执行，百姓因而大为和谐。这些都是用安逸的道路役使百姓，所以虽然劳苦，百姓也不怨恨。如今董公治理婺州，整顿土地，修订徭役制度，多年的弊病一旦便被革除。即使豪强富民有时不认为这对自己有利，董公却完全了解百姓的隐情，不顾浮泛的议论，最终使百姓都得到应有的地位，使富贫均平。这难道不是用安逸的道路役使百姓吗？董公在这个地区的政绩，可以说非常盛大，当然不应当没有记述，以慰藉婺州百姓无穷的思念。董公名守慤，字某，是真定槀城人。出身元勋世家，历任内外官职，声望显著，是当时的名臣。他镇守浙东各郡，那里都蒙受他的恩惠；特殊的政绩和伟大的功劳，这里不全部记载，只记其中一件，作为《婺州路均役记》。

译《隐贞堂记》隐贞堂，是薛君茂弘的居所。薛氏是贵溪的望族，他们的祖先世代相继做官，历来都有美好的声名。到了茂弘，更加努力学习，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得到任用。然而他很早就因父亲去世而自我遗憾，于是亲自耕种来奉养母亲，仿佛打算终身如此。他的母亲勉励他出仕，于是他到了京师；公卿大夫喜爱他的言论和风采，争相邀请他。有人劝他做官，但茂弘深切挂念母亲，最终没有求得职位便回去了。不久，母亲高寿去世。服丧期满后，他来到钱唐、会稽，依靠他的伯祖大真人。韩君笃实好学而有节操，当时正在大真人门下，于是以礼相待，把茂弘当作老师侍奉，并且希望他长久相依，不要离开。于是两人一起在延祥观西侧修筑了这座堂，让茂弘居住。后来彼此说道：“我们的老师就是所谓有道之士。古代有道之士，隐居而不违背亲人，守贞而不脱离世俗。我们的老师大概差不多做到了。”于是用“隐贞”命名这座堂，并请崇文院番阳周公书写篆字，题在堂匾上。后来他又对我说：“我们的老师难道不是你所交游的人吗？你还是写一篇文章，推说以此堂命名的意义。”我认为，士君子在出仕、退处、出仕或退隐的关头，关系到他的大节。所以评论者说，出仕的人是进入仕途而不再出来，退处的人是离去而不再返回。况且就“离去而不再返回”来说，那些隐居却不违背亲人、守贞却不脱离世俗的人，概括起来与中庸之道大概还有相合之处吧？隐居而不违背亲人、守贞而不脱离世俗，是范滂用来称赞郭林宗的话。史书说，郭林宗早年丧父，母亲想让他在县廷任职，后来又举荐他为有道之士，他都没有应召。他以至孝著称，虽然善于品评人物，却不发表危言激论；他恭谨温和，善于诱导，使士人仰慕而成就声名，即使墨子、孟子一类的人物也不能使他绝迹于世。如今从茂弘来看郭林宗，他的立身行事也可以说与郭林宗相近。又有人说，隐居而不违背亲人，是介之推；守贞而不脱离世俗，是柳下惠。按照书中考察，只有因为母亲的命令而不肯屈身求取一时俸禄，最终隐居终身的，是介之推；不以三公之位换取自己的操守，被遗弃也不怨恨，困厄穷困也不忧愁的，是柳下惠。从郭林宗再看这两个人，他们的立身行事又怎能说不相近呢？唉！郭林宗的风范实际上兼有介之推、柳下惠二人的特点，而茂弘的操守又类似郭林宗。他们的事迹都属于离去而不再返回的一类，而他们的大节概括起来符合中庸之道；说他们没有相合之处，是不可以的。如今韩君为茂弘建造这座堂，不只是想让他安顿自身，还把他比作同类中的贤者；这样命名又完全符合实际，也可以说是深深懂得其中的道理了吧？自从我和茂弘在京师订交以来，了解他的为人也已经很久了，所以应韩君的请求，替茂弘说这些话。茂弘家中有一座堂，名叫义训；有一间室，名叫鹤斋。已故奎章侍书学士虞公、前国子司业吴公、现任监察御史危公，都替他写过记。这三位公都是茂弘所交往而且关系尤其深厚的人；那么，观察他所交往的人，也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了。即使没有我的话，也完全可以。《沧洲庵记》君子所看重的能够使家族世代相传的事情，并不是世代承袭官职很难，而是世代承袭道德很难。三代以来一千几百年间，能够凭道德使家族世代相传的，如汉代的袁氏、杨氏、陈氏，唐代的柳氏，就是这样。按我所听说的，宋代的韩氏尤其值得称道吧？韩氏世代居住在安阳，他们的兴盛开始于魏国忠献公。忠献公正处在东都盛世，光辅三朝，始终有同一的德行；以柱石般的力量扶持社稷，以宰相般的公正进退百官。他崇高的功勋、盛大的德行，即使伊尹、周公也没有超过他的。忠献公的子孙后来世代显达，他的孙辈、曾孙辈南迁，在会稽定居，大约传到第五代，明善先生出生了。先生的学问贯通古今，统一天人之理，简约而精纯，广博却不放纵，确实能够成为一代学者所尊奉的宗师。他的操守、义理、风范，称作世代承传道德，难道不对吗？世上善于理解言论的人说，安阳韩氏与东莱吕氏都是宋代宰相之家。吕氏后代有成公，韩氏后代有先生。然而成公出于南渡以后，距离东都时代还不远；而先生出生在今天，则已经是易代之后了。这正是所以更加困难、也值得特别称道的地方。先生有一位堂孙，名叫本中，字致和。我曾经和他交友。他为人温和纯粹、端正诚实，专心学习却不以为满足，文思敏捷却不以为有才能；凡是言语行为，都将拿来同古人衡量而不感到惭愧。这样的人，难道不能说又能够使他的道德世代相传吗？唉！韩氏自魏公以后，传到第八代才得到先生，已经很盛大了；先生以后过了两代，又得到致和。君子的恩泽，难道会有终止吗？孟子说：“君子的恩泽，五代以后就断绝；小人的恩泽，五代以后也断绝。”解释者认为，那个人本来是君子，换了一代后不再是君子，仍可延续五代，这是为了厚待君子；那个人本来是小人，换了一代后不再是小人，也只能延续五代，这是为了更加贬斥小人。假使世世代代都是君子，即使延续百代也可以。如今韩氏可以说世代都有君子，他们的道德传承不废，绵延不断，将会越久越兴盛，难道只限于十代吗？韩氏世代居住在会稽城西，致和学习道术的馆舍名叫沧洲庵，位于杭州延祥观东面，复渚回塘前后映带，那里最为幽静清丽。致和因为同我交好，偶尔来请求我写文章作为记。我想到，从前世家大族的盛况，有七代佩貂、三代列卿的；但他们的盛大并不专在这些方面。像韩氏这样使道德世代相传，时间越久，难道不就越盛大吗？称赞别人的善行，一定要上溯评论他的世代，这是厚重的道理。因此我应致和的请求，举述他的家世盛况，写下这篇记；我对他的期望，也已经深厚而不轻薄了吧。

译《尚德斋记》有一位学习老子之学的人说：“胡君的字是尚德，他所居住的书斋，正因他的字而题名，并请求我写些话为它作记。”老子的道理极其高深，他所说的道德，根本以清静无为为宗旨。然而无为却无所不为，所以古代治理天下的人曾经用它来治理，百姓因而安宁。这样一来，它所产生的功效，当然不是真的无所作为、就此停止。唯独我国家兴起时，用兵于中原，在草创混乱之际，丘长春氏出现了，确实凭借他的道学向上启发圣明，以开导万物、成就事务，使百姓免于涂炭；百姓受到他的恩赐极其深厚。等到江南统一、天下大定之时，玄教大宗师张公又运用他的道术，辅助皇帝裁成万物、辅相天地之道；他的道术所施加的地方更加隐密，功效所达到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在此期间，有南谷杜真人在吴兴计筹山学习道术。国家军队向南征伐宋朝，宋朝将要献纳土地，于是杜真人拄杖来到军门，为百姓祈求性命；丞相淮王同他交谈后非常高兴，完全答应了他的请求。等到他入朝奏对时，言论慷慨激昂，深深符合皇帝的心意。随后他上疏谈论求贤、养贤、用贤的道理，天子全都嘉许并采纳了。就道术而言，他同丘公、张公相比，在这里已经无愧了。然而杜真人受到知遇的时间并不长，便返回故乡山中；他像鸿雁飞去、凤凰远逝，本来不是世俗罗网所能羁绊的，可是评论者仍然惋惜他的道术如此广大，却没有在天下充分施行。真人的孙子，就是胡君。他学习敏捷，凡是真人遗留下来的书籍，都能学习并通晓；他的志向所存非常深远，真人的道术大概能够由他继承并发扬光大吧？唉！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内圣外王的办法昏暗而不明，老子所说的道德是如此高深，而它的功效不只见于过去，在今天显著呈现的也如此明白。为什么世上学习老子之学的人，却沉溺于片面，沦为空虚，最终归于无用呢？我因此推究老子之道的根本，把这些告诉胡君；或许胡君所谓“尚德”的志向，正是在这里吧？《王忠文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十 明代　王祎　撰 记 《婺州新城记》至正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婺州新修筑的罗城竣工。总管陈侯派人带着文状来，请我记录实际情况，以记载这项工程的成绩。按照图志考察，婺州在吴国时是东阳郡，梁代改为金华郡，隋开皇九年才改置为婺州，并修筑城池。最初修建的情况已无法详细考知。宋宣和四年，知州范之才曾经重新修筑。到现在已经二百三十年了，城墙毁坏而没有修葺，恐怕并非一天造成的。我国承受上天命运兴起，全部占有四海；天际以内开拓疆宇，大地尽头开辟疆土，统一的盛况，是古来从未有过的。世祖皇帝考虑到创业的艰难，惩戒攻取的劳苦，认为天下既然已经统一，郡国的城郭便没有用处，于是大量设置行省、藩镇作为屏障，天下形势好像在手掌中运转，隐然具有泰山盘石般的安定；至于天然险要的设置，规模宏大而深远。然而安逸无忧的日子渐渐长久，自从近年中原开始扰乱，各地郡国百姓纷纷传言，不能安宁。于是江浙行中书省商议说：“预先防备意外，是国家的良好政事；如今重新修建城郭，是适宜的。”便把这件事下达给各郡，命令它们察看便利条件，筹划实行兴建城郭的政务。婺州在浙东如今是上路，后面依靠山丘，前面临近溪流，地势最为优越；肃政廉访司也正设治于此。副使伯嘉讷公和他的僚属商议，都认为有了防备才能没有祸患，这是古代的良策，也是今天的急务。于是嘱咐陈侯赶快遵照行省檄令筹划兴建，陈侯也主动把这当作自己的责任，不敢落后。于是他大略勘察地基，估量厚薄，召集所属州县的长官亲自服役，务必统一物力标准；副使公又选派奏差钱元、处州总管府判官叶琛全面监督工程，察看各人是否尽力，并筹划劝勉、协助之事。旧城周长十里，城基宽三丈，城面宽度为城基的三分之一，城高是城面的两倍。到这次修筑时，城墙的绵延范围全部依照旧制，按丈计算共一千四百七十九丈。城高二丈，城基厚度和城面宽度都为二丈二尺。按照今昔尺度比较，有增加而没有减少。外面包砌密集的石块，中间填实泥土；土层厚度仅占三分之一。上面层层砌砖，筑成女墙；下面铺砌石块，作为道路，全部环绕城墙。旧城原有十一座城门，后来堵塞了四座，保存七座：东门叫赤松，南门叫八咏、清波、长仙、通远，西门叫朝天，北门叫旌孝。现在仍然是七座城门，各门上都架屋建成高耸的观楼，用来谨慎地侦察瞭望；朝天门、旌孝门各自环绕着瓮城，版筑、夯筑一齐兴建，城墙上的雉堞高高耸起。工程于闰三月二十六日开工，共用一百零七天，便全部完成。工程费用全都出自百姓。凡是田地所收苗米在十石以上的百姓，必须前来服役；不满十石的，就出钱作为帮助。大概是因为陈侯亲自劳作、率领下属，以和悦的态度役使百姓；州县长官也都尽心竭力来承接他的意旨。上面有掌管风纪的机构作为依靠，所选来总管监督工程的人，又精明而周密，足以综合治理。因此服役的人没有受到烦扰，百姓也不敢吝惜自己的力量。工程期限没有一天耽误，百年的旧迹，转眼之间就恢复了；借此可以防备非常之患，永远成为国家的保障。难道只是划定界限、标明疆域，具备诸侯国城池的制度而已吗？所以《春秋》的书法中，兴建工程是常事，有时不加记载；但涉及土木工程，必定谨慎记载，是因为重视民力。这次工程在制度上合乎义，在时势上适宜；使用百姓的力量虽然全部动员，却没有使百姓感到困苦，因此不能不记载。陈侯名以实，以太中大夫身份担任现在的官职，在任六年，政绩显著，有值得称道之处。承担服役要务的州县长官是：兰溪知州唐棣，金华尹徐允益，义乌尹周思，奉浦江尹萧文质，东阳丞蒋受益，永康主簿李煦，武义主簿陈以威，权录事司浦江主簿温都尔；郡中僚属则主管文书事务。负责记录这项工程要务的，是提控案牍兼照磨孙弥德。

译《郑氏义门碑后记》至正十二年二月，诏令任命翰林学士承防伊埒特穆尔、荣禄公、中书平章政事，行省江浙。三月到达镇所，听说属郡婺州浦江县有郑氏，九代聚族同居，朝廷曾经表彰过他们。于是亲笔写下“ 一门尚义，九世同居”八个大字赠给他家。当时中原地区刚刚发生动乱，各郡接连骚扰不安。荣禄公凭借久负声望和往日劳绩，特别受到皇帝的信任和倚重，奉诏便宜行事，承担藩屏一方的重任。军务繁重，财用匮乏，调度经营，日夜不得休息，按理说似乎无暇顾及礼制文教之事。然而，他在节钺出镇之初，首先托付翰墨，以此把恩宠施加到郑氏门庭。大概方岳大臣所承担的责任并不止一端，扶助世道、教导百姓、兴起教化、改善风俗，也正是国政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为什么呢？冢宰所施降的德政、司徒所教导的人伦，就是百姓所秉持的常道。但必须等待上位者加以开导、劝勉和整饬，然后百姓才会兴起而行善。这就是所谓辅助、翼护，使他们自己有所获得，又进一步振兴他们的德行。何况如今方岳大臣赐履所到之处，封域绵延数千里，不可能逐家逐户地晓谕。借一家人的善行来彰显它，从而勉励远近，使人知道一国的仁爱谦让，正是从一家开始的，难道不是荣禄公的一片盛大心意吗？从前毕公奉命保卫和治理东郊，施政时确实把表彰善人、区别邪恶放在首位。遇到善人，就表彰他的宅第乡里，树立他的声誉，所以百姓没有不知晓、不仰慕并努力行善的，能够不懈怠。如今荣禄公对于郑氏这样加以彰显，不正像毕公施政一样吗？荣禄公博学而性情刚正，仕于延祐末年、天历初年，两次遭到贬黜，越是被贬，声名越显著。到了当今皇帝亲自任用旧臣的时候，他终于得到重用。不久前，荣禄公在帷幄中担任劝讲，郑氏后代郑涛正跟随任事，作为检讨，是荣禄公的属官，与公有僚属之谊。他认为荣禄公所施的恩惠极大，不可不刻碑来彰明这份赐予。于是同郑氏家长商议，摹刻了这块碑，并让我在碑的下方记述事情，内容如下。萧然山堂记 萧然山在萧山县西面一里处，县治大概依傍此山而设。县起初名叫永兴，晋代许玄度隐居在山下，曾靠着树林建造屋舍，认为那里有萧然的情致，所以山名叫萧然，后来县也因而命名为萧山。这座山因人而得名，县又因山而得名。山脉从西南而来，气势雄伟，仿佛无法阻挡，正要向北延伸时，忽然中断，重新隆起成为北干山，随后又转向东行，蜿蜒数十里成为龛山，到海边才停止。山将要转向东行时，有一支山丘隐约向南延伸，仿佛回头顾望萧然山，距离县治不过三四里。看地形的人认为这里是风气汇聚的地方，称为吉地。县人任氏兄弟就在这里为父母营造安乐的坟墓，又在旁边建造厅堂，让诸子任元礼等在那里读书。括苍刘先生给它题名为“萧然山堂”，大概是认为萧然山是县中的胜景，而这座堂建成后，又可以总览萧然山的美景。我听说任氏在萧山是著名姓族，他们的父母年高而有隐德，兄弟侍奉父母极尽孝道，以温顺的品行闻名乡里。至于他们的子弟，如元礼，又喜好学习，向名师授受经书，处在家庭中循序而谨慎整饬，一门三代孝友的习气蔚然可见。想来每逢岁时节日，父兄子弟来到这里居住，欢快和悦，举止行动无不顺适。乡里人仰慕任氏的兴盛，悠然启发自己的孝悌之心，那么这种善行就不只显著于一家，而且会表现在一乡。由一乡推及开来，无论远近，受到影响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再这样长久推行下去，不只是会教化人们，还将看见堂下生长的草木出现并枝连理，群鸟在其中飞翔栖集时不争夺巢穴，鸟母也不挑选子女而一同哺育。我看这座堂不只是总览萧然山的胜景，而且能够成为联系萧山良好风俗教化的开端。至正乙未年夏天，我取道萧山，任元礼邀请我登临这座堂。在此之前，刘先生曾经为它作记，元礼又请我写几句话来记述建堂的用意。元礼有辱与我结为友谊，我不能推辞，所以又为它作了这篇记。好古斋记 会稽俞君仲圭年纪正壮而立志求学，曾经认为自己所学的是古代的道，非古代的道就不是值得喜好的道，于是把书斋命名为“好古”，请求我写文记述它。古代圣贤没有谁比孔子更伟大了，而孔子说过：“述而不作，相信并喜好古道。”又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而是喜好古道，勤勉地求取它的人。”这样看来，所谓好古，即使以孔子的圣明，尚且还要特别用心，何况求学的人呢？况且人的天性禀赋本来各不相同，从上等智慧、天生便能知晓的资质来说，对于精微的义理，有的或许可以从内心探求而默默领会；至于礼乐的名物制度、古今的世事变化，没有不从古人已经说过、做过的事情中考察而能够自行领会的。因此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依据伏羲、文王、周公的卦爻来赞述《易》，以及删定《诗》《书》、厘定礼乐，全都有所依据而加以论次，都是传述先王旧有的东西，从未自作一端。所谓“相信并喜好古道，喜好古道而勤勉求取”，难道只是故意说谦逊话吗？《商书》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得。”《周诗》说：“以古训作为法式。” 舍弃古训，不加考察，只凭自己的见解妄自议论、自以为是，连圣人都不敢这样，何况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自己应当致力于什么吗？《易》中“艮上乾下”的卦象辞说：“君子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语和往昔的行为，以此积蓄自己的德行。”广泛记取前人的言语和往昔的行为，就是所谓好古；积蓄自己的德行，就是他所应当从事的事情。如今仲圭求学，也已经知道古道值得喜好了；如果能充实自己对古道的喜好，并有所实践，那么所谓圣贤可以学习而达到的境界，难道会欺骗我吗？我与仲圭做朋友已经多年，所以依据他的志向，推演这番道理来告诫他。仲圭的长兄伯圭尤其好学，他也认为是这样吗？

译思报堂记 宁国袁谦子对他的朋友王祎说：“我享用君主的俸禄，用来奉养我的父母。君主和父母的恩德，我想有所报答，却还没有做到。我听说：没有父母就没有生命，没有君主就没有办法生存。君主和父母的恩德，究竟应当怎样报答呢？我从早到晚思考，不敢忘记，因此把我的厅堂命名为‘思报’。您还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吗？”王祎回答说：“唉！你这样发问很好。君主和父母的恩德，就像上天一样。《诗经》不是说过吗：‘想要报答他的恩德，昊天的广大无边。’上天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做臣子的、做儿子的，也不过是求得尽到自己的本分罢了。因此，忠就是尽到做臣子的本分；孝就是尽到做儿子的本分。忠孝都尽到了，臣子的本分和儿子的本分也就尽到了。所以说，君主和父亲是人伦的大根本；忠和孝，是为人子的大节。君主和父母的恩德，没有什么能够完全报答。只有忠和孝，或许可以用来报答君主和父母吧？虽然如此，世人却说：‘做到忠孝不能两全。’难道真是这样吗？臣子所应遵循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怎么会彼此不能相互成全，反而相互伤害呢？因此，按私情看，二者都会受损；按道义看，二者都能成全。如今父母还在，而君主有难，那么将为君主而死吗？” “还是不死呢？也只能说：身体随着自己所处的地方，志向随着所遵循的道义罢了。我的身体在君主那里，君主遭遇危难，我就号哭着以死相赴，请求说：‘我不是忘记侍奉父母，只是君主不能舍弃我，我怎么敢不死？’可以死，就为君主而死；如果幸而没有死成，就终身侍奉君主，然后请求离去侍奉父母。君主有难，而我的身体在父母那里，我将要奔赴救助君主，但父母又不能舍弃，于是号哭呼喊说：‘我不是忘记我的君主，只是父母还在，我不忍心立即去死。’如果不幸父母去世，就终身守丧，之后献身侍奉君主。这就叫身体随着所处之地，志向随着所遵循的道义。古代懂得孝道的人，没有谁超过舜；懂得义的人，没有谁超过孔子、孟子。他们对于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讲得很详细。假如他们不幸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过如此罢了。世人却认为‘做到忠孝不能两全’，难道真是这样吗？”袁谦子于是拜了两拜，感谢说：“您讲忠孝，真是美好啊！我怎么敢不思考并实行它，用来报答我应当报答的人呢？不过，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吗？天下后世都将把您的话当作准则，何不把它写在简册上留给我呢？”于是让我记述他的厅堂，我便写下了这篇记。南溪堰记 东阳县西南二十里有个地方叫横城，水从各条山谷间流出，汇合成一股水流，向南流约二里，叫作南溪。溪水不能常年保持充足，遇到暴雨就泛滥，稍微干旱就容易干涸，大概是因为水源浅而地势又低。沿溪居民过去曾堆叠石头筑堰来蓄水，得到堰水灌溉的田地都成为肥沃的土地，但堰坝常常废坏而无人修治。至元年间，乡里的大姓、建昌主簿蒋君曾经依照旧堰修治，不久又废弃了。泰定初年，建昌的孙子若晦甫，又察看地势适宜之处，凿取巨石重新修治，在旁边开渠引堰水灌溉，并把田地分给谨慎老实的居民，让他们负责守护，但也不能长久不废。废弃将近二十年，到至正十三年，若晦的族侄显仁又继承先人的事业，大规模修治。此前，堰旁的堤坝因沿用旧土，只在外面附加石头，所以水势湍急强悍，常常容易崩塌；而且渠道不能深不能宽，水流所能到达的地方也不远。到这时，堤坝内外全都用石头修筑，石料比从前更加巨大；在两道堤坝之间设置闸门，按时蓄水、泄水，使水量的盈亏经常与闸门相适应；又把渠道加深加宽，全都比旧制增加一倍，使水在渠中流行，水量增多而且不会断绝。这项工程耗费的力量十分勤苦，它的成效大概可以长久保存了。用工按日计算共三百六十二日，花费钱按缗计算共六百七十五缗。凡是得到水利的田地，各自出钱帮助工程；又同有田人订立约束，以制止侵占争斗，仍旧沿用原名，叫作通济堰。工程完成后，人们没有不认为有利的；这一年正逢大旱，唯独南溪的田地没有受害。唉，水利带来的好处是很广大的。自从井田、沟洫等制度败坏以后，世人把旱灾水患都推给上天，认为人力没有关系；然而考察史书，能够兴修水利、使粮食充足、使百姓富足的事例数不胜数，那么水利难道真是治理国家者可以放在后面的吗？所以这座堰虽然事情不大而功效显著，显仁只是一个普通士人，并没有必须承担这项事务的责任，却能振兴善举、扶助义理，急切地致力于此，这也很值得嘉许。因此我为它作文，记载他的辛劳，同时告诉乡里人，并以此告诫治理政事的人。

译章氏祠堂记 龙泉有声望的章氏。章氏的祠堂有一座叫标廌庵，太傅府君及夫人郡君，以及都官、大将、二府君的神主都供奉在那里。起初，章氏在浦城建祠。太傅名仔钩，居乡时有德行义举。五代战乱时，他受到闽王审知的知遇，于是被授予节钺，在当地驻兵抵御南唐，仕途上任校检太傅、高州刺史、西北面行营招讨置制使，去世后谥号忠显。夫人练氏贤明而有见识，被封为渤海郡君。南唐军队包围建州时，夫人正住在城中。南唐将领王建封原来隶属于太傅部下，因有罪应当处死，夫人向太傅说情，太傅便释放了他。等到城将被攻破、将领准备屠杀百姓时，王建封首先打听夫人的所在，以礼相见，听从夫人一句话便停止屠杀。夫人生有十五个儿子，章氏的兴盛大概就由此开始。三世以后出了都官郎中，名重，曾在处州打猎，到了龙泉西宁乡，喜爱那里山水清秀，于是迁家居住，这就是龙泉章氏的祖先。又过三世出了大将舍人，名公杰，生有五个儿子；他的后代最为繁衍，就是今天章氏五房共同的祖先。他的第三个儿子世安，开始在大将墓旁修建祠堂，祭祀太傅，并把都官、大将的神主附祭于其中。这座祠堂建成将近四百年，中间经历变故，废弛得非常严重。如今大将的第十二代孙章溢才重新修缮它。扩建高大的屋宇，坚固墙垣，没有缺损而不修完，没有倒塌而不扶起。内外布局虽然仍依照旧制，但工程功效却比最初建造时大了一倍。此前按照制度用于祭祀的田地，有许多被湮没而不存在了，章溢捐出自己的财产，全部重新置办恢复，共有若干亩。庵前的荒地，也开垦为田，又有若干亩；计算其收入，共得到若干石粮食。春秋祭祀的需要、修缮营造的费用，都从这里供给。自都官以下十代祖先的墓域都在西宁，旧有祭田也全部不存在了，章溢与兄长章漳各自割出私田，共若干亩，另行储存收入在庵中，用来供给祭祀。族人无论贵贱，每年立春、寒食，都相率来到祠堂祭祀；祭毕设宴，长幼次序井然有伦。又订立条约，对谋划长久保存祠堂的办法规定得十分详细周密。古代公卿大夫士都有宗庙，宗庙建在家中，祖先依昭穆排列；有的世代不迁，有的传至一定世代便迁入祧庙。祭祀时有酢、有厌、有嘏、有绥、有旅等礼仪，而且不是同宗同族的人，不能参加祭祀。因此，祭祀同气亲属时，就设置同气亲属的神尸。到了后世，才有在墓地祭祀，并因而建立祠堂举行祭祀的做法；所祭祀的祖先，也不一定全都是永不迁祧的祖先。这大概是根据义理而创立的礼。如今章氏以太傅和夫人的盛大德行，本来应当百世祭祀；都官、大将也有不应迁祧的地方，于是因为墓地相近，建立祠堂来祭祀，使同宗同族的人世世代代奉行祭祀，都能够加强同气亲属之义，表达尊奉先人的敬意。说这是依据义理而创立的礼，合乎变通之正道，不是吗？然而祭祀必须有田地，没有田地就不能举行祭祀。章氏如今有了祭田，已经能够供给春秋祭祀之事；守护它而不要使它废坠，本来就是对后人的深切期望。《楚茨》首章说：‘我的仓已经充盈，我的粮仓有亿万粮食，用来做酒做饭，用来祭祀，用来安定祖先、进献祭品，用来获得大福。’章氏在这里报答根本、追念远祖，也就能够承受先人遗留下来的福泽了。末章又说：‘子子孙孙，不要废止并继续传承它。’后代的人难道不应当想着永远继承先人的志向、完成先人的事业吗？请用诗人的话，刻在装饰牲口用的碑石上；祭田的名目，详细列在碑阴，这里不再记载。处善堂记 南昌杨君克安，家世以忠厚笃实著称。杨君过去做官时，曾经辅佐名州的帅臣，任大藩幕僚，声誉显赫；但他的衣着举止仍然儒雅纯正，是一位纯粹的君子。他所居住的厅堂，匾额题为“处善”。他偶然来请我写文为它作记。唉！乾道运行变化，承继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性。善本来建立于人的性命之中，所谓善，就是天理具备于我们的心中，为什么会如此纯粹而不夹杂呢？所以顺着这种本性不断充实它，不去做不应做的事，不想要不应想要的东西，那么到哪里不是善呢？然而君子行善，只怕每天都来不及。在一天之中，也不一定时时同外物接触。怎样才可以说是善？又怎样去行善呢？不过是说：我知道循理而尽分罢了。不敢侮辱别人，所以不自我侮辱；也不敢欺骗别人，所以不自我欺骗。即使侮辱、欺骗别人，又能给别人增加或减少什么呢？但一个念头刚刚萌发，就可能败坏德行、扰乱常道，所丧失的本来就在自己。不自我侮辱、不自我欺骗，是用来保持我的敬心；保持敬心，就是循理尽分，也就是充实这颗心中善性的办法。况且舜居住在深山之中，与树木山石为伴，与鹿猪相处；颜子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吃一竹筒饭，喝一瓢水，难道一定都要同外物接触吗？而世人称为善人的，一定会说舜和颜子，大概也是推究他们这种内心来评论的。如今克安居住在这里，只要日日勤勉不懈，专心处于善中，充实这颗心，即使达到舜、颜子的境界也是可以的。考察经书，有的说：‘行善，上天降下各种祥瑞。’有的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谓行善和积善，都是从这颗心出发加以充实的事情。开始做这些应当做的事时，哪里会有计算功劳、祈求收获的心呢？而祥瑞庆贺的到来，往往会不期然而自行来到。到这时，身处之处没有不是善，自己也同善没有间隔了。大体说来，行善或不行善，唯有家人最不能欺骗。假如在家中处于善，声誉相互感通，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无不遵循道理而尽到本分，那么闺门之内已经日日走在吉祥之中，还有什么福气能超过它呢？这种心意传流到子孙后代，本来就有可以验证的结果。唉！君子处于善中的功效，难道这些话可以欺骗吗？因此我诵述所听闻的道理，写下来留给克安，于是应他的请求，将它悬挂出来作为记。

译恒斋记 我考察《易经》，从上为震、下为巽的卦中，领会了恒的含义。巽在下、震在上的卦为什么称为恒呢？震属阳、属刚，是雷，是动，代表长男；巽属阴、属柔，是风，是顺，代表长女。因此阳在上、阴在下，刚柔相互感应，就是恒的意义。雷震动、风发动，彼此助长声势，相互配合，就是恒的卦象。夫妇居住在室内，长男处于长女之上，男子尊贵而女子卑下，就是恒的情状。天地运行变化，顺应运动而不停息，就是恒的道理。这就是恒卦之所以为恒。由此考察恒卦，又可以得到处恒的道理。卦辞说：‘恒，亨通，没有灾咎，利于守正，利于有所往。’恒，就是常久的意思。如果能够长久坚持，本来可以亨通而没有灾咎；但必须长久地守住正道，才能得到真正的长久，因此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利的。君子可贵的并不是能够一味坚持，而是能够坚持并守正。虽然如此，恒的长久又在于懂得变通。所谓守正，并不是固定不变；固定不变就不能称为恒了。孟子评论孔子，大概说过：‘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处就退处。’孟子在齐国辞掉了金钱，在宋国、薛国却接受馈赠而没有推辞。出仕或退处、辞谢或接受，都只是遵循义，只是守住正道，起初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做法呢？所以凡是只知道常道而不知道变通的人，都不足以谈论恒。只有随时改变而遵循道，这才是恒所说的长久吧？濡须的荆君茂，卓异豪迈而有志向节操，当时很有名声。有人劝他出仕，但他平常选择合乎义的事情，不屑于苟且求取仕进。他修养自身、整饬品行，是一位儒者；又精通医术，时常施展医技，为人治病，往往有效。有人想用财物报答他，不合乎义的东西他就不取。我曾经赞赏他在出仕、退处、辞谢、接受之间的表现，别人有做不到的地方，他都能做到；他大概接近于随时变化而遵循道的人了。他所居的书斋，命名为‘恒’。所以我推演《易》卦所说的恒，告诉他，并把它记在墙上。世上如果有懂得言论的人，一定会说我的话本于儒家先贤曾经说过的道理，因为道理本来没有两样。如果认为我的话只是平庸的谈论，另行寻找说法去告诉荆君，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明善书院记 宋淳熙壬寅年，文公朱子以提举浙东常平的身份，巡视郡县，办理救济灾荒的事务，来到处州松阳。松冈先生叶君震是县人，当时隐居在家塾中授徒，把自己所学的学业拿来拜见朱子。朱子同他交谈后很投契，便为他讲解《论语》《孟子》，停留十天才离去。后来就在他的家塾基础上扩建，修建礼殿、讲堂、门廊、斋舍等，作为书院，题额为‘明善’，用来作为乡人学习的地方。书院距离现在的县治二十五里，这里大概是县城过去的旧治所。年代更替，房屋已经全部废坏。元至元丁亥年，县人萧子登实际负责重建，行中书于是任命萧子登为山长；明善书院有山长，就是从萧子登开始的。但松阳地处偏僻，书院所有田地只有六十亩，租税收入很少，所以后来凡是承继职务来主持教学的人，不久就常常借故离去，书院总是废坏而不能振兴。至正己亥年，薛君益担任山长。他也是本县人，于是把恢复废坏、振兴坠落的事业当作自己的责任，首先捐出私财购买木材石料，招募工匠，并召集乐于行义的士人，大家都乐意出力相助。于是选择吉日，准备工程；缺损的使它修完，倒塌的使它竖立起来，重新丹彩粉刷，内外焕然一新，又添置祭器以及各种所需物品，过去制度中没有完备的，到这时全都完备了。虽然依靠旧址建成新院，但工程功效却超过了最初建造。经营规划、建造修筑，经过四个月便完工了。于是率领诸生举行释菜礼，弦歌诵读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增多。在此之前，登记在册的士人有四十五人，但其中很多户已经绝户，薛君便访察他们的族人中能够学习儒业的，让他们承继学籍，不使中断。士人有割田相助的，他就向有关官府说明，为他们免除差役。他用力勤苦，考虑长远，本来应当记载下来，以示后来的人。于是老儒萧埙等请我作文。过去宋朝初年，郡县还没有学校，天下只有四所书院。后来不论郡县大小，都建立了学校，书院也到处都是。大体说来，前代贤人出仕治国以及教化所到之处，后人因为受到他们教化思想的影响，所以建立学校，使求学的人有所观感而兴起。学校制度虽然不是古制，但教学的用意仍然和古代相同。为什么呢？圣贤施教，也只是使人充分发挥仁义礼智的本性，明白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间的伦理，依据人本来具有的善性加以开导、振作和节制，并没有其他方法。因此，凡是求学的人，如果不能充实四端、敦厚五典，就没有什么可称为学习的。朱子承继道统的意义十分重大，并以圣贤教人的道理来教导人；即使在外部蛮荒、需要辗转翻译才能沟通的地方，谁不知道尊敬仰慕呢？何况这个地方曾经有朱子亲临，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泽将无穷无尽。士人来到这里，居息在这里，瞻仰圣贤的盛德，一定会眼目改变、内心感化，警惕而奋发，尽力追求善端，使下功夫的成效不断充实并达到极致。圣贤距离我们哪里会很远呢？这正是薛君对后来求学者的期望，也是他急切努力的地方。薛君字子谦，通晓经书，擅长文章；有一位品行驯良、辅佐他劳作的人，是司吏刘润德。

译春晖堂记 春晖堂，是蔡思贤甫用来奉养母亲夫人的地方。思贤甫说：‘我早年丧父，孤苦弱小，浅陋微贱，没有什么像父亲的地方。幸而能够立身成事，达到今天的成就，所依靠的全是太夫人的力量。过去战争接连不断，我已经越过边境在外，而我的母亲经历的艰难险阻，实在全都尝遍了。依赖上天的神灵，如今母子能够彼此保全，在这里团聚，希望可以奉养母亲，享受膝下的欢乐。凡是甘美的食物、温暖和清凉的奉养，作为儿子能够做到的，我已经没有不尽力做到的。我奉养母亲，只是这样微薄的一片心，不敢说自己已经足够。譬如草木，是在阳春中生长的。阳春的恩德，哪里会希望一棵草来报答？假如草木有知觉，它所谋求的只是报答春日的光辉，大概也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以“春晖”为名，正是我的厅堂用来记志的意义。’王祎听后叹息说：‘思贤甫能够这样行孝，真好啊！人没有不有父母的，凡是有父母的人，没有不能奉养的。能够奉养了，但内心没有完全尽到，君子就不称它为孝。君子所谓的孝，是说能够完全尽到自己的心意，做到别人所不知道的地方。因此，要使父母内心快乐，不违背他们的志向，这叫作以志养亲；要有和悦的脸色、柔顺的仪容，这叫作以色养亲。’ 使父母耳目愉悦、寝处安适，又准备腥肉、香味、饭食和美味，竭尽力量供奉侍奉，这叫作以忠养亲。这三件事都是人所难以做到的。虽然如此，君子的内心却不以做到这些为满足。父母的恩德就像上天，上天的恩德广大无边，想要报答它，又从哪里能够报答呢？也不过是说：我要尽自己的心，做到极致罢了。所以，已经使父母心中快乐了，也没有违背父母的志向，我仍不敢说自己能养父母的志；已经有和悦的脸色、柔顺的仪容，我仍不敢说自己能以脸色奉养父母；耳目、寝处已经安适快乐，又备有饮食的供给，我仍不敢说自己已经忠实地奉养父母。这颗心总是感到不足，不自我满足；别人不知道，只有自己知道。唉！君子侍奉父母，本来就要尽到自己心意的极致，并不只是供养而已。如今我听思贤甫说：‘我这微薄的心意，不敢说已经足够。’这正是我所谓君子侍奉父母的心。因此我知道思贤甫能够行孝。可是我又听说，孝子的这种不自我满足之心，难道可以有时停止吗？如果有时停止，就不能算纯粹的孝了。经传说：‘孝悌达到极致，就能通达神明，光照四海，无所不通；这是心意达到极致的表现，哪里会有片刻停止呢？’ 所以希望思贤甫更加勉励自己。怎样勉励呢？大概要终身不停，然后才算完。所谓终身，并不是终结父母的一生，而是终结自己的一生。我听记礼的人这样说过。汤氏顺宁庵记 丽水汤君垕，字德载，距离他居住的碧湖向东二里，在柳林前冈营造安乐坟墓，实与先父平阳公的墓域附葬在一起。至正壬辰年，他已经安葬了妻子何氏；甲辰年，才在墓旁建造庵堂，并把庵命名为顺宁。汤君说：‘从前我曾读张载的《西铭》，因而懂得做人的道理。孝子侍奉父母，就像仁人侍奉自己的天亲。天与天亲，所依据的道理是一致的。因此孝子活着时，侍奉父母，必须只听从父母的命令，不违背父母的志向；如果去世，就把从父母那里承受来的身体完整地归还给他们，本来就应当心安而无愧。仁人活着时，侍奉上天，也必须只顺从上天的命令，不违逆天理；如果去世，就把从上天那里承受来的身体完整地归还给上天，也应当心安而无愧。推究侍奉父母的诚心，用来说明侍奉上天的道理，难道会有两样吗？所以说：活着时顺从地侍奉，死了以后就安宁。活着称为顺，是说遵从命令，没有一件事违背；死了称为宁，是说把身体完整归还，没有一丝亏欠。’孔子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 曾子说：‘我如果能够得到正道而死去，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唉！活着顺从，死后安宁，做人的道理到这里就完备了。我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勉励他的，只能说从事于此，这就是我的庵所以命名的原因。有一天，汤君的儿子烜与我一同游历江东，把他父亲的话这样告诉我，请我写下来。他又说：‘前冈一带，群山互相环抱，三座山峰在前面作揖，其中的坡地和低湿地特别宽广。大溪环绕在外，清湖浸润在后，堪舆家认为这是吉地。庵是三间重屋，屋间宽敞而又严密，后面作夹室，前面作明轩；室用来安置神主，轩用来举行祭祀。四周有数百株大松，所以屋上题匾为“听松”，作为宾客登临观览的地方。前面又有一座亭子跨在池上，叫作“畅幽”；厨房、粮仓、浴室、厕所等设施全部齐备，都是我父亲亲手建成的。希望一并写下来作为记。’我听说汤氏本来是世代为官的家族，汤君为人敦厚、深沉、诚实，与人没有抵触；读书务求通晓大义，不从事章句之学，也不喜欢张扬显露。遭逢世间多故，越发收敛韬晦，不肯苟且求取仕进。如今年齿已到艾老，隐居乡里，仿佛打算终身如此，大概很像古人所说的有德君子。等到听到他所说的话，才知道他本来就有志于我们圣贤的学问。因此我为他写下这篇文章，用来勉励他的后人，使他们不要忘记。烜好学而有文才，担任永嘉郡文学，和我是朋友。

译章氏义阡记 龙泉章君珪让弟弟的儿子存厚来向我传话说：‘距离龙泉县西面七十里有一座山，叫玉峰山；山下有一座寺，也与山同名，是我们章氏先世建造的。当初建寺的地方，山脉分为东西两道山冈，西冈尤其宽平肥沃，是风气聚集的地方，所以原来属于李氏产业，后来我和弟弟章溢买下了它。从前堪舆家曾留下谶记，说这里确实是吉地，在这里找到墓穴安葬的人，后代将来应当显贵。但我得到它后不敢私自占有，凡是我们宗族以及乡里中死后无处安葬的人，都让他们一同葬在这里。只是我们不敢说这是义举，而众人都请求把它命名为义阡，希望您为它作记来勉励后来的人，使他们不要废弃我们的志愿。’唉！天的运行不停，万物生长无穷，人的本性没有不同。因此人活着，虽然贵贱有固定的分位，亲疏有等级差别，但实际上同为一体。古代人按比闾聚居，每家都有井田并共同耕作，出入必相互友爱，守望必相互帮助，遇到灾荒贫困必相互周济供给。他们在活着时彼此生养扶助如此，在死后又有相互安葬的办法。没有主人和后代的尸骨，由里胥主持安葬；无人收殓的尸骸，由蜡氏清除；不幸死在道路上的人，由辖区官吏掩埋并设置标记，等待他的亲属来认领。百姓即使死了，也没有不得其所的。这样做，是君公、师长、师保教养百姓、辅助成全天地生生之德的表现。自从上位者失去正道，百姓离散而无所依系，生死各自听天由命，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上位者。世道变迁造成的弊病，大概不是一天形成的。到了近代，百姓死后无处安葬，于是出现了义冢，但也不过是有关官府准备的一纸空文罢了。我听说章氏在乡里，曾经集合义勇抵御外来盗寇，设置义塾教育乡人，施行恩德、推行仁政，平等地让大家得到好处。如今又修建义阡，使死者得到安葬而获得安宁，难道不是厚待同体之人、共同承担百姓命运的表现吗？唉！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类。把这种心意推展开来，使它公正广博而周遍，让人与万物无论生死都没有差别，均受到我一视同仁的仁爱，这就是圣贤的心。过去范文正公准备在中吴营建住宅，风水先生说那块地的形势将使后代子孙多出贤人，范公说：‘与其让我的子孙独自贤能，哪里比得上让全郡的人都贤能呢？’于是把那块地改建为学宫。圣贤的心，大概就是这样。如今章氏得到吉地，也不据为己有以留给子孙，而是乐意让宗族乡党共同受到它的荫庇，这同范公相比，胸怀是多么相同而盛大啊！这件事确实不应当没有文字记述，所以我乐意为它写下这篇记。珪字伯玉，溢字三益，都以品行和义举闻名乡里。义阡占地若干亩，界限和地名分别列在碑上，碑阴这里不再记载。九华山房记 九华山在池州青阳县。考察《九域志》，旧名九子山。《舆地志》说：山上有九座山峰，像碧鸡一类的山峰。唐代李太白于是把它改名为九华，他的诗中有“秀出九芙蓉”的句子。刘禹锡又作《九华歌》，文辞非常奇特诡异。宋代宣和、绍兴年间，县令曹公机、宋仲堪曾经分别绘制六幅图，后来县人吴天锡合为四图，程九万又作诗一百篇。于是九华山奇异的形态、隐秘的遗迹，以及瑰丽奇诡、幽深玄妙的景观，都被搜罗无遗了。评论者认为，这座山可以同衡山、庐山、茅山、蒋山、灊山、皖山相提并论，只是由于地处偏僻、道路偏远，舜巡行、禹分封的足迹没有到达，所以名声没有大大显著。山的西面，钱氏世代居住。钱氏家中资财丰厚，却崇尚诗书礼义，在乡里是望族。有个儿子叫公清，卓异豪迈而喜好行义，遭逢时局多变，便集合义勇保卫城邑，百姓依靠他而得到安宁。战火之后，田野荒芜，他就率领乡人耕种开垦荆棘荒地，重新发展农业，使百姓因此不至于饥饿。他对乡里功劳很大。朝廷曾授予他统帅军府的职务，而且他尤其精通术数，当时士大夫多仰慕他并同他交游。公清曾经就在居所旁边另建馆舍，作为休息游息的地方。开窗向东眺望，九华山秀丽的景色近在眼前，仿佛伸手就能揽取，于是把馆舍命名为九华山房。后来他来请求我写文为它作记。自古以来，有志于山林丘壑的君子，起初从未忘记过为世所用；等到已经被世所用，才开始实现平日的愿望，高蹈远引，这样出仕和退处的节操才算完整。考察前代记载，有王季文、宋子嵩，都是青阳县人。季文在唐末曾经考中科举，任秘书郎，后来称病归乡，在九华山南面筑堂，接受异人传授的天皇九仙飞升之术，终于成仙而去。子嵩在南唐任辅佐君主的功臣，曾以司徒身份镇守江西，晚年才获准辞官，在九华山北面营造宅第，于是获赐九华先生的称号，最终在那里终老。这些前人的遗风遗迹，距离现在并不遥远，仍有留存。公清生长在这里，大概会听闻他们的风范而受到激励。然而如今正当接受任用，即使对山林感到惭愧，或许也是难免的。将来如果功成名就，能够恢复原来的身份，逍遥于山林来享受真实的自我，同昔人相比，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我有幸同公清交往，所以为他作记。既记述九华山的胜景，又借此论说君子出仕与退处的大节，这些事情不可不慎重考察，不要说古人今人不能相及。

译寿萱堂记 严陵马氏，自礼部尚书鹤山先生在宋淳熈年间显达以来，后来族人日益繁盛，世代都有知名人物，于是成为世代簪缨的望族。马氏第八世从孙马禔，字德希，是我所结交的朋友。他有学问、有文才，才干又足以为世所用，大概是能够继承家业而不使它衰落的人。一次，他曾告诉我，他所居住的地方有一座奉养母亲的堂屋，想以“寿萱”题写堂额，希望得到我一篇文字为它作记，我实在无法推辞。人没有不爱自己的父母的；爱父母的人，没有不希望父母长寿的。然而，使父母长寿是有方法的，能够使父母心情愉悦，就是使父母长寿的方法。况且使父母的心情愉悦，就是使父母长寿，那么凡是有德君子孝敬父母，哪里会不想方设法使父母喜悦呢？所以，草中有一种能使人忘忧的，叫作萱草；君子便在北堂种植它，希望借此使母亲忘却忧愁。《卫风》的诗说：“哪里得到忘忧草，把它种在北堂边。”解释这首诗的人说：“谖，就是忘。谖草，就是合欢草，吃了能使人忘忧。背，就是北堂。”《卫风》这首诗，本来是写夫妻相互思念的言辞，后来诗人借它来写子女奉养母亲的事，所以有诗说：“萱草生在堂阶旁，慈亲倚着堂门望。” 这大概是子女爱母亲到了极点，想借这种能使人忘忧的草，来使母亲忘却忧愁吧？忧愁忘却了，喜悦便由此产生；内心喜悦了，长寿也就由此得以实现了吗？唉，这本来就是子女区区的一片心，无论到哪里都不会不用尽感情。听说德希侍奉母亲夫人，以孝顺著称；温凊、甘旨等奉养，凡是常人能够做到的，他已经尽心尽力做到了，而对于一株微小的草，还想借它来使母亲心情愉悦，又如此用情，这确实可以称为能孝顺的人了吧？唉，人没有不爱父母的，但爱父母而能像我的德希这样的人，又有几人呢？所以我送给他这篇记，来表彰他的孝行，并借此告诉世上做子女的人。慈竹堂记 奉养父母、尽心供给他们，是孝子的本分；寄托于外物、借物抒发感情，是仁人的至情。因此，吃粗粮饮清水也有奉养父母的快乐，风吹树摇又引起父母不待自己奉养便已去世的叹息。父母在世，便欢欣安乐而尽情奉养；父母去世，便悲哀憔悴而把情理推到极致。《蓼莪》的诗已经吟咏过了，思念萱草的感情更加深厚。感慨生死从此不同，悲叹追慕又哪里有尽头？这就是古人要根据父母寝居的所在，来思念仿佛仍然生存的父母仪容的原因。同安有位董君宗献，年幼时便失去父亲，早早遭受丧父之祸，不能接受父亲在庭前的教诲。他的母亲施夫人，以《柏舟》自誓，坚守美好的节操；向上侍奉公婆，堪比姜诗之妻；向下抚育幼子，足与孟轲之母相媲美。两纪年头已经过去，她的贞节反而更加坚定。她冰霜般的品格，践行了妇德四德；圭璧般的声誉，传遍了九族。看她内在的光明从心中映照出来，外在的清正风姿令人凛然。历代典籍所记载的人物，又有谁能超过她呢？宗献幼年承受母亲的慈爱教诲，恭敬地继承她的美德；她关于积金遗子的教诲，他能够奉行不违；她关于继承父业的训诫，他也能遵守承担。于是他持守德行、砥砺品行，把美好的事迹列入士林；声名扬播、才华显露，在仕途中振兴远大的谋略。只希望奉养母亲能够达到三釜之丰，事情合乎自己的一片孝心。这样，他已经超过了元直的愿望，也兼有太真的谋略了。哪里料到上天不肯垂怜，又接连降下忧患凶祸。大地深厚的依凭倾覆崩塌，已经没有可以凭借的地方。仰望母亲往日反复顾念自己的深厚恩情，却无奈她遗弃自己竟如此迅速。凝结着长远的感怀而无法穷尽，怀抱着永久的思慕却无法追随。每天清晨所怀念的母亲，将要把它寄托在哪里呢？于是建造新堂，安置母亲的遗像。随着四时更替，准备春秋祭祀来表达敬意。堂前有一种美好的草木，分来淇园竹子的秀美，又有筼谷竹子的美好踪迹。竹叶劲健而疏朗，经历漫长夏日而不改变；竹节贞正凌厉，傲立于严寒岁月之中。它确实足以彰明母亲一生清白自守的品德，表彰她独守内室的贞操。因此题作“慈竹”，用来命名堂屋。这可以说是名称与实际相合，感情与文辞相称了。想来早晚瞻望遗像，母亲咳嗽的声音仿佛仍在耳边；岁时进献祭品，仿佛常常感到祭祀烟气中的母亲神意。那丁兰刻木像以奉母亲、屈到献草以祭亡亲的事迹，若论他们至诚至孝的行为，确实可以相提并论。至于蔡邕园中的棠树，同心而异干；王裒墓旁的柏树，因沾染眼泪而有一枝枯槁。回看这些没有知觉的草木，几乎像是有知觉一样。与这里所种的慈竹相比，它们仿佛相互联缀，以芳美相抗衡。古今道理相同，前后事例都可以验证。古人有言：“河海般的恩德，怎能用微尘般的孝行报答？想要报答这样的恩德，实在无法比量思量。”当这一念孝心已经强烈，众多祥瑞必定会相应出现。邻家的火不能焚毁它，甘泉自行涌出。感应贯通到了极点，神灵的赐予显明可见。所以说：“天经地义，圣人也不能增添什么。探究事物的本始，推求它的终极，没有什么能超过孝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和宗献情谊如金兰，名列同年进士，曾经背负季路那样的负米奉亲之志。正惭愧自己未能赞扬闵子骞的孝行，深感无补于宗献，姑且叙述事情梗概，用以留给后人罢了。

译东阳县新建文昌祠记 文昌祠，是用来祭祀梓潼神的地方。这位神灵的发祥和应验都非同寻常，显现过许多神异灵迹，赐予谥号和封爵，均载入国家祀典。近世又加上“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的尊号。古代传说科举功名有神明记录，实际上就是由这位神掌管。因此郡县之间没有不恭敬设置祠堂，把它作为安置神灵、彰明神威的地方，并且就神号取作祠名。东阳旧有文昌祠，位于县城北面栖真观的西廊，位置狭窄，而且年久失修，已经毁坏，一直没有人能重新修建。龙凤六年春，金陵王君来任县丞，第二年政事平和，恩惠施行，县中事务简约安静，于是召集全县士人，对他们说：“神掌管科举，传记所载，确实不能诬蔑。如今这座庙的面貌如此，恐怕不是用来尊崇神明、惠及文教的办法。何不共同拆除旧祠，筹划重建呢？”众人都说：“是。”于是选择县学东侧的地方，面积约二亩，建造三间大殿，又在殿北另辟文昌堂，四周围以墙垣，按照规制建造；还亲手在庭院中种下四株桂树，排列各种花卉，使它们交相辉映于左右，并说：“将来这里一定会有人取得功名、继承文脉。”工程完毕后，派人来请我写记。我们婺州向来被称为文物之邦，过去通过科举取得公卿将相地位的人，前后相望。东阳属于婺州的属县，却常常占婺州科举取士的十分之六七；有父子世代中科、兄弟接连登第的人。虽然造就人才自有其原因，或许也是文昌神在暗中默默扶助保佑，实在十分明显。如今武功已经建立，文运又重新开启，王君在这里任职，不只是把民政当作自己的责任，还急切地把扶植教化当作自己的职责。新建祠宇，用来宣扬神灵的福佑，他借神明之宠来嘉惠诸位学子，实在做到极致了。看看那些大造宫室来供奉异端、修饰台榭来侍奉神怪的做法，难道不是远远比他们贤明吗？愿神明有灵，洋洋然如同在此；东阳人士三年以后，一定会有前来拜谢王君恩赐的人。我虽然不聪敏，将来还应当拿笔多次为他书写，现在姑且叙述大略，作为开端罢了。王君名恕，字庸道，原任宪史，因选调来到这里任职；参与此事并成就王君美举的，有县令陈君希颜、主簿【缺字】君仲明、典史王裕。清风楼记 金华城依傍山岭、环带溪流而建。查考郡志，金华山又名长山，高达数千百丈，绵延数十至百里。山的南面有一座山峰突兀而起，高峻奇特、圆润秀美，名叫潜岳，也叫芙蓉峰。从山峰脚下分出群山，蜿蜒散布，向南延伸二十里，连接到溪流才停止。郡城就建在那里。溪水从乌伤、武义两县流来，到城下汇合后向西流，世人称为双溪。城东南角，有一支从山冈旁边突出，石峰直立，形势仿佛要与溪水争斗。城池据其上而建，形状也像船一样狭长。在这支山冈正对城角的地方，向上建起重檐楼屋，就是今天所说的清风楼。指挥使徐侯镇守此地三年，威望施行、恩惠广布，军政安宁和辑。于是察看城墙，测量地形，审度形势，便建造了这座楼。楼高五十尺，共有五间。工役取自轮值服役的士卒，木材取自官府所有的木料。不到一个月便宣告完工。城中男女百姓只看见修整的屋脊、宏大的栋梁，杰然耸立、如鸟翼飞扬，高出云霄，却不知道经费从哪里来的。建成后，徐侯和宾客登楼举行落成仪式。山岭像屏障一样，拥抱着青色、排列着紫色，环拱在几案和座席之外。溪流如碧绿的绢带，曲折环绕在脚履之下。百里以内的聚落烟火、河川平原、林木田野、桑麻禾稼等，一眼都可以看尽。清风徐徐吹来，胸襟气度开阔清爽，使人产生超越尘世的想法。因此取唐代严维诗中的语句，命名为“清风之楼”。郡城南面有一座八咏楼，东面旧有明月楼，再向东便是清风楼，三楼争奇斗胜，溪山的景色已经全都收入眼中。徐侯年纪正壮而又好学，有功劳却不自我夸耀，乐于同贤士大夫交往，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我听说，君子欣赏楼台观阁的美景，难道只是把游览的舒适当作快乐吗？一定还应当有所作为才是。登上这座楼，应当想到国家政事的重大，看见百姓生活的多艰。徐侯对此大概有不能不感慨的地方。昔日范文正公记岳阳楼，曾说：“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唉，这本来就是徐侯的志向，也是君子应当用来勉励自己的道理。于是写下这篇文字作为记。致思楼记 歙县郑伯康丧失生母李氏后，把母亲安葬在居所南面，距离不到二百步。墓穴安葬的事情办完后，他便在居室旁边建了一座楼，早晚登临遥望，说：“我的母亲已经不能再见到了，我就在这里寄托自己的思念，使自己永远不忘。”于是把楼命名为“致思”。后来他经过我这里，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记。唉！孝子思念父母，果真会有时候忘记吗？父母就像上天一样。《诗经》不是说过：“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那恩德就像昊天一样无穷无尽。”无穷无尽的恩德，没有办法能够报答。既然无法报答，便只能徒然思念罢了。唉！孝子思念父母，本来就没有一刻会忘记。因此，他会思念父母的饮食，思念父母的寝居，思念父母的笑语，并不只是在祭祀时才如此。孝子不忍让父母真正死去，所以没有一刻不思念，也没有一处不思念。然而伯康却还要等到登上这座楼才寄托思念，为什么呢？《礼记》说：“把敬意充分表现出来，敬意就会长存；把诚意充分表现出来，诚意就会显著。”大概伯康心中的思念和敬意本来就显著而长存，从未忘却，只是特意寄托于这座楼，以表明自己不忘罢了。想来他登临游息于此时，云烟的卷舒、草木的荣枯以及一切景物的变化，时时刻刻都不相同，而没有一样不触动他的眼目；那么他心中所显著长存的思念，也应当不会随时间的变迁而变化。如果说他对母亲的思念有时会忘记，我是不相信的。唉！人没有谁没有父母，也没有谁不思念自己的父母，而伯康独独格外情意恳切。我因此知道他能够孝顺。于是把这篇文字写在楼额左边来作记，告诉郑氏的子孙，也给歙县人看。

译着存斋记 着雍涒滩这一年，春正月最后一天，金华王祎从江右归来，去拜访丁士梅。进入京师西郭门内他的住宅，听见琴声，琴音不协调，弹奏也不成曲调。我惊讶地说：“这是丧期所弹的琴，为什么会在士梅的房中呢？”士梅出来作揖迎接我，我进入他的房间，问他缘故。士梅泪流满面地说：“我是一个漂泊在东南西北的人，遭逢时世多艰，家中有母亲却不能奉养她。我长期在外地任职，已经多年了。前些日子消息传来，才知道我的母亲去世了。我于是设灵位哭祭，穿斩衰服，如同刚发生丧事一样。现在丧服将要脱去，可是我的悲哀却不能解除。我听记礼的人说：‘把爱充分表现出来，亲情就会长存；把诚意充分表现出来，亲情就会显著。显著而长存，心中始终不忘，这才足以称为孝。’像我这样不孝的人，哪里敢忘记这种显著而长存的思念呢？所以我把书斋命名为‘着存’，用来表明自己的心志。即使如此，您还能够用几句话说明我的志向吗？”祎听了说：“君子的孝，只不过是把孝心尽到极致罢了。心中存有孝意，即使父母已经去世，也终究不忍心让父母在自己心中死去。因此，抬眼一看，仿佛看见了父母的容貌仪态；迈出一步，仿佛仍在侍奉父母、替父母周旋。” 爱护亲人的根本在于真诚，并且把这种真诚放在首位。所谓爱，是以恩情为主而没有间隔；所谓诚，是纯粹质朴而没有文饰。既有爱，又有诚，并且两者都充分表现出来，大概没有什么地方不显著、没有什么地方不长存。显著，就仿佛已经看见了父母的容貌仪态；长存，就仿佛亲自侍奉父母、替父母周旋。既显著又长存，我的孝心也就尽到了。唉！君子对于孝，难道还会有超过这的吗？”我和士梅交情深厚而没有隔阂，知道他是一个努力求学、勇于行义的人。到这时又知道他心中确实以孝为念。士梅如果由此不断充实自己的孝行，即使希望做到无愧于古人，也是可以的。士梅说：“您的话，可以说已经很好地说明了我的志向。不过，何不把它写下来留给我，顺便为我的书斋作记呢？”于是我便写下这篇记。德清重建县治记 德清隶属湖州，是个重要县邑。县治前面临着余不溪，后面靠着金鳌等山，山水明丽秀美，民俗淳厚美好。从前寄居此地的官员大多喜欢住在这里，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习虽然距今已经百年，却还没有消失。丙午年秋，王师攻取浙右各地，县治被焚毁。郡地已经纳入朝廷版图，朝廷慎重选择有才德的人担任郡县官，以恩惠安抚百姓。于是德清由黄君宗义任县令，熊君鼎任县丞，喻君兴泰任主簿。十二月，他们到任后，努力宣扬圣天子的仁德，百姓都得到依靠。第二年春天，县中大小事务已经安排妥当，便共同商议：县里设有县治，是为了发布政令、显示等级威严；如今毁坏废弃到这种地步，不能不赶快筹划修建。然而公私财力都已枯竭，经费没有来源。黄君于是对百姓说：“我们百姓幸而逃脱水火灾难，又沐浴国家的恩泽，家庭完整，田野安定，渐渐都能安享生活了。但我们这些人才能浅薄，却承蒙朝廷选拔，承担牧养教化百姓的责任，来到这里治理本县；如果我们居处不稳固，百姓的心也不会安定。况且这里山川的胜景与从前一样，若能把县治建得高大华美，恢复往日旧观，实在关系到百里之内百姓的瞻望，也关系到后来人的利益。我有什么私心呢？”有义气的百姓听了黄君的话，内心感动而真诚喜悦，都愿意赶来做事、参加工程，没有谁敢落后。于是选定二月的吉日，准备工役，首先建造正堂，接着在后面建厅堂，前面建谯楼，都宏大宽敞、高峻壮丽，比旧建筑更胜一筹。供官吏居住的房舍、接待宾客的馆舍，以及厨房、粮仓、厕所等设施，没有不齐备完整的。旧有的梅花亭，也一并修缮。所有劳役全都由百姓承担，官府没有参与出力。只经过几个月，工程便全部完工。到了秋天，熊君入朝任左史。又过一年春天，他出任浙江部使者，手持使节将要出发，请我记述这次工程的成就，留给黄君，并让人刻在石上告诉后人。唉！如今在郡县任职很难，而任县令尤其困难，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距离百姓最近，反而最难得到百姓的支持。如果不能取得民心，只想役使百姓的力量，当然是不行的。如今黄君治理德清，以明达的才干施行和乐惠民的政令，熊君、喻君从旁辅佐，也各自尽到职责。因此政令一出，百姓便信服，乐意为他效力；使废弃的事业复兴、坠落的制度恢复，并不感到困难。大概是以喜悦之情来役使他们，因而取得了民心；所以即使役使他们的力量，他们也忘记了劳苦。这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役使”吗？” 我正感叹当今治理郡县困难，私下唯独为黄君在德清能够如此得到民心而高兴。因此借此作记，把这件事详细记载下来。黄君字宜之，是宣城人。熊君字伯颖，喻君字某；赞助工程完成的，有典史祝亮，倡导此事的是县中有义气的徐某某。

译营丘山房记 吕氏的祖先出自太公望。太公受封于齐国营丘，营丘就是他治理齐国的地方。齐国所受赐予的疆域，东面到海，西面到黄河，北面到无棣，南面到穆陵。营丘位于齐国东部，并不在国土中央，但齐国却在那里治理，是因为地利的缘故。吕氏的后裔如今有居住在赣地的，名叫仲善。他说：“我们所出自的祖先已经很遥远了，但营丘却是我们祖先发迹的地方，并不遥远。因此就以所居之地命名为营丘，表示我不是忘本的人，也用来记下我们祖先发迹的地方。”他曾来拜访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我听说，太公前往营丘受封时，曾住在旅店，睡得很安稳。有人对他说：“时机难得而容易失去，您出发却走得迟缓，这不是前往建立国家的人应有的做法。”太公于是连夜穿衣出发，黎明到达营丘时，莱人已经占据那里，正要与他争夺。这就是当初建立国家的情形，本来就十分艰难。等到齐国已经在营丘建立起来，后来五代国君都返葬于周。营丘距离周地非常遥远，传到第五代已经过了很久，却仍不忍忘记故土，这正是狐死首丘的道义。后世作为吕氏后代的人，如果想到先祖创建国家的艰难，本来就应当勤劳努力来经营事业。想到先祖临死仍要头朝故丘，当然应当以忠厚作为自己的根本。如今仲善先生说：“我知道自己出自哪里，我不是忘本的人。”他的意思本来是源于这个道理吗？也未必。我又听说，宋代东都时期，吕氏有一支居住在齐地东莱，他们的谱系也以营丘为根本。其家族世代任宰相，有足以称道的地方。后来南迁居住在婺州的，就是文清公以及他的孙子成公。文清自称和别人称呼他时，一定说是东莱人。到了成公，也仍然称东莱，而别人称呼他，也仍像称呼文清一样。如今仲善把营丘作为居所的名称，本来就是继承文清、成公的志向。不过，成公所学的是圣贤之学，仲善先生既然以求学为志，就一定要把成公的学问作为自己的学问，这才可以。如果只是冒用居所的名称，称作营丘，然后说：“我没有忘本，我知道自己的出处。”可是学问却没有进步，那就不是善于继承吕氏传统的做法。仲善说：“好，我怎敢不勉励自己呢？”不过，别人对我说的话已经很多了，却不如您的话这样使我受益。何不写下来留给我，顺便为我的居所作记呢？”我不再推辞，于是写下了这篇记。写这篇记的人是谁？是婺州人王祎，字子充、字甫。《王忠文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王忠文集》卷十一 明代王祎撰 记 文丞相画像记 这幅是宋朝丞相文信公的画像。文公名天祥，字履善，是庐陵人。二十岁时，在宝祐丙辰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咸淳壬申年，三十六岁，便辞去职务，不再做官。德祐元年，起任贑州知州，当时国事已经十分窘迫。这一年是乙亥年，他率领义军勤王，到了临安。第二年丙子年，授任右丞相。这时宋朝已经失去了国家政权。又过两年戊寅年，文公在潮州被元军俘虏押往北方，在燕地拘留四年，最终因为不屈服而死。那一年是至元十九年壬午年。唉！自古以来，臣下秉持忠诚、守执节操，以身殉国的人是有的，但没有比文公更盛大的。看他从容地践行正道，慷慨地赴死守义，即使天地改变，他的志向也不改变；即使金石变质，他的操守反而更加坚定。他把死亡看得如同归家，确实不是苟且而为。人谁能没有一死？只是要死得其所，因此虽然死了也不会泯灭。文公的死关系到三纲五常，意义极为重大，这可以说是善于处置死亡了。难道不是死得其所吗？唉！宋朝建立国家以来，一直依靠科举取士。在它强盛时，以道德、文章、功业显赫于世的人很多。等到宋朝灭亡时，若不是有文公这样一个人，以忠义大节为宋朝作最后的屏障，三百多年来培养人才的功效，岂不是最终只剩下寥寥无几了吗？因此文公所作出的牺牲，关系到天下国家，实在尤其重大而不可轻视。这就是所谓“死有重于泰山”的一种情况。我年轻时读文公的《吟啸集》和《北行日历》，完全了解他不屈服的情状。后来又得到他的本传，伏案恭读，对文公的事迹知道得更加详细；我没有一次不感动、愤慨、叹息，认为忠义大节自近世以来没有像文公这样盛大的。后来来到吴中，又有机会见到文公的遗像，看见他面容严肃冷峻，生气肃然。先前的感愤叹息，到这时更加深切。昔日欧阳先生为王彦章画像作记，充分表达了仰慕之意，并且说王彦章不朽与否，并不取决于画像是否保存。唉！王彦章固然是为守节而死，但拿他和文公相比，仍然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假如欧阳先生能够知道文公死节的事迹，替他排列叙述，那么他的仰慕之情又会怎样呢？唉！画像是否保存，文公是否不朽，虽然并不取决于这幅画像；但在百世之后，拜见文公画像，如果还有人不能不感愤叹息并心生仰慕，那才可以说人心尚在吧！这幅画像是邓某所绘，如今收藏在袁泰家中。

译慈溪县学记 慈溪设立学校，始于宋庆历年间。刘君在中、林君肇先后任县令，因循旧制重新建造孔子庙，又整治庙宇四周作为学校，设置讲堂，让老师和学生在那里讲学，以振兴教育。后来学校逐渐废弛，屡次经历修缮治理，共有二百四十多年。到了本朝元贞丙申年，庙宇和学校都因灾害毁坏，主持政事的人曾经把它们全部更新。又过六十年，到至正甲午年，陈君麟来任本县县尹，看见学校规模狭小简陋，房屋破败腐朽，忧愁地叹息说：“学校教育的兴废，是治理百姓的官员的责任，我难道敢不把它当作自己的职责吗？”于是聘请鄱阳徐勉、会稽钱宰两位先生担任学官，准备全部拆除旧屋重新规划。正值时局艰难，边境多事，当时正忙于训练整顿军队以抵御外患；后来声威和恩惠都显著了，境内安定，这才大兴土木。陈君捐出自己的俸禄为众人倡导，属官、士人和百姓都相继出钱相助，没有人敢落后。于是礼殿以及两廊、重门全部改建为新建筑；讲习学艺的厅堂、士人居住的房舍、先贤祠、学官住宅，以及厨房、浴室、仓库等，也都依次加高墙垣、整治道路，内外规制都合乎法度，没有一处不是新的。建筑的位置大体仍然沿用旧址，但高度、宏伟和宽广，坚固、精致、严密，都不是从前所能相比的。工程始于丙申年某月，至丁酉年某月完工，役事于是完成。陈君率领士人举行释菜礼后，教谕崔植认为贤侯兴办学校的功劳不应没有记述，便写信来请王祎记下工程成就。古代只有学校而没有庙，后世有时有庙而没有学校；庙学兼备，没有比今天更盛大的。从京师直到郡邑，海边和边塞，四方万里之外，春秋祭祀都谨慎完成，而弦歌诵读的声音洋洋盈耳，盛美得仿佛三代遗留下来的风气。可是近年以来，天下战事兴起，儒服礼器、祭祀礼仪的事情往往废止，唯独慈溪有像陈君这样贤明的长官。他根本强固而施政宽裕，文教武备都具备，施行措施也有方略，不因战争而废弃礼乐，学校教育的修举竟达到如此程度。古代的学校，不只是祭祀、乡射、养老、慰劳农民、尊重贤能、考核才艺、选拔言论等事务由此进行；讲学之后出兵、接受战果报告，以及审理案件、讯问囚犯，也没有不由学校参与的。陈君治理慈溪，大概有恢复古制的意愿吧。因此鲁国修建泮宫，诗人歌颂它，说道：“庄严美好的鲁侯，恭敬地彰明自己的德行。” 又说：“人才众多，能够扩大美好的德心。”上下之间以德相互成就，违背正道的人最终也被感化为善，所以又说：“泮宫既已建成，淮夷于是服从。”赞美的言辞一定举出德行，而对于建筑工程的功劳却完全不再提及，由此可以知道根本所在。如今贤侯的德行，给这里的文教带来的恩惠已经很深厚；在这里学习的士人，也会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以符合兴办学校的本意。将来可以看到，教化功效达到极点时，没有人不顺服于德化；鲁人的颂歌，难道不会在今天重新唱起吗？昔日庆历年间的学校记，是临川王荆公亲自撰写的。凡是先王建立学校的根源、施行教育的方法，他论述得十分详尽。只是我王祎学问浅陋，哪里敢措辞呢？但想到我和陈君素有交情，不能随便推辞，于是写下年月次序，让人刻在丽牲碑上。陈君字文昭，是永嘉人，由甲午年乙科进士起家，初次任职便治理慈溪，政绩据说为浙东第一。

译汉南北军记 南军、北军，是汉代的制度。汉朝承受明命，安抚四方，于是向西察看，选择都城，建都长安。城阙宫室光明神丽，足以完备国家制度，彰显皇帝威仪，使京师更加隆盛而让万国瞻仰。再考虑到天子的都城应当有重兵驻守，用来壮大根本、严密护卫，大概就是因此。上天的星象把羽林军作为天军；黄帝圣明，把军队作为营卫。君王规划都城效法天象，遵循圣人，那么护卫爪牙怎么可以缺少呢？高皇帝凭借神武的资质，亲自手提三尺剑，聚集义军，扫清天下；天子的兵威所指，妖星般的灾异便消散了。他在马上征战五年，头戴铠盔、汗湿铠甲，俘获婴孩，斩杀羽族。天下已经混同为一，便任用罢战的士兵，把他们安置到农田；巴渝、北貉等地，不再劳烦远方之人，停止击鼓、收藏兵器，将要和天下百姓共同安享太平。然而强宗豪姓盘踞关东，材官骑士又分散在各郡国，必须用虎符、羽檄召集，他们才会前来。帝室皇居如果没有精锐武卒护卫，恐怕不是防范祸乱于未然、杜绝不轨的办法。这就是设置南北军的原因。南军是用来护卫宫城的，主管者是卫尉；其属官有南、北宫两部卫士，左右二都候，南部驻屯公军于苍龙、玄武，北部驻屯于朱雀、东明、朔平八司马，共有卫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不过，卫尉主管殿外的兵力，而主管殿门以内兵力的是光禄勋；其属官有左右五官中郎将、虎贲郎、羽林郎、左右监，共有卫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军是用来护卫京城的，主管者是中尉；其属官有中垒、越骑、步兵、长水、射声、屯骑、胡骑、虎贲八屯校尉，其中胡骑校尉不是经常设置。只有中垒、射声、虎贲、屯骑驻扎在城内，其余各屯都留在城外，共有军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至于胡骑、虎贲所统领的士卒人数，已经无法考知。大体说来，卫尉主管南军，护卫宫城，实际处在内；中尉主管北军，护卫京城，实际处在外，二者互为表里，势力通常相当，但也使它们彼此制约。根据史书考察，北军在外，有时兼管南军；南军在内，却常常比北军重要，这是为什么呢？国家发生重大变故时，北军也会环绕宫城驻屯，所以五校军队曾经入宫担任宿卫，这就是北军有时兼管南军。吴汉去世时，朝廷调发北军五校的轻车、披甲士卒为他送葬，却不容易调发南军，这就是南军常常比北军重要。难道是因为兼管南军的外部军队数量多而重视北军，而主管内廷的军队人数少却精锐吗？”},{ 是这个缘故吗？然而古代军队驻守京城内部，不向外出动，是因为应当使国家根本强盛，使护卫羽翼严密。汉初还保留着古代的意旨，南北两军从未出动；即使曾经出动，也从未远行。汉高帝十一年，征发中尉所属的士卒驻军防守皇宫；汉文帝三年，征发中尉所属的材官驻军长安。所以说，虽然出动，却从未远行。到了汉武帝时，才开始派卫尉率军攻打南粤；汉宣帝又派羽林、佽飞等军队攻打各部羌人。此后从汉明帝到汉顺帝，南军远征有两次，北军远征有六次。这样一来，汉高帝建立军队的本意就被废弃了。我曾私下这样议论：天下的形势优势，只有土地和军队。汉朝定都长安，凭借河山的险阻，左边有殽山，右边有蜀地和太华山，泾水、渭水内外相护，形势如同方圆千里的金城，隐然是天然的府库之国。南北两军背靠城池、环绕宫殿，道路相接而军营排列，像棋子一样对峙，像星辰一样分布。平时没有战事，便如猛虎般威严注视；四方有不服从朝廷的敌人，便如烈火般猛烈出击。敌人的战斗之心和奸诈胆气，无不战栗惊惧而丧失，谁敢不顺从而触犯我朝天威？可以说，军队的形势和土地的地势两方面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凭此镇抚安定四方，巩固万代，永远不会厌倦。汉高帝留给子孙后代的神妙谋略和圣明规划，是多么宏大深远啊！因此把他建立军队的本意写下来，用来告诫后世。至于官名的更改、沿革、增损，前后各有不同；士卒的调遣、增减，始终也有差异。已经在简册中详细记载的内容，这里就不再书写了。

译《唐两省记》。君主处在最尊贵的地位，他的职责没有别的，不过在于任用宰相罢了。如果考察古代，黄帝任命六位相，舜提拔十六位相，于是“相”这个名称开始确立。商汤任用伊尹、仲虺辅佐左右，周王任用周公、召公辅佐左右，于是宰相的人数开始确定。所谓宰相，就是用来敬慎地辅佐帝王处理政务、使皇帝的治国大纲光明完备，辅助天子总理国家大政的人。君主如果没有宰相依赖，又能依靠谁来共同治理天下呢？唐朝拥有天下后，考察古制设置官职，设立门下省、中书省，作为左右宰相处理政务的机构；门下省有侍中，中书省有中书令，这就是所谓的左右宰相。然而当初并没有固定的宰相名称，也没有固定的宰相人数。有时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这就是名称没有固定；侍中和中书令并不总是设置，而尚书左右仆射也担任宰相职务，这就是人数没有固定。虽然宰相的固定名称、固定人数以及设置先后各不相同，但他们辅佐天子总理大政的职责完全相同，所掌握的事权本来就没有谁能与之相比。门下省这一机构，始于晋代；中书省这一机构，始于魏代。齐朝曾把门下省称为黄门，隋朝有时把中书省称为内省；到了唐朝高祖、太宗时期，门下省、中书省都遵循过去的制度。高宗龙朔元年，才开始把门下省改为东台，把中书省改为西台。武后光宅元年，把门下省改为銮台，把中书省改为凤阁。玄宗开元元年，又把门下省改为黄门省，把中书省改为紫薇省，不久便都恢复旧称。门下省、中书省位于宣政殿东西两侧，而尚书省在外部，称为南省，所以门下省、中书省合称北省；门下省又另称左省、东省，中书省又称右省、西省，二者合起来又通称两省。因此，门下省的职责，是接受皇帝旨意并发布、传达皇帝的命令；中书省的职责，是起草诏令并文饰、阐明皇帝的治国谋略。凡是军国大事，都由两省共同参议并总理，所以臣下通达君上的文书制度有六种：奏抄、日奏弹、露布、议、表、状。门下省都要审核、签署，申报复核后施行。皇帝言辞的文书制度有七种：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中书省都要审核、签署，申报复核后施行。于是天子发布政令、任命官员以及诏旨、命令的下达，都首先要经过两省；其中有的命令不合制度，或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门下省便请示皇帝，随时驳正；中书省起草诏命，有时也因事封还，不使其下达。两省周密综合、修饰润色，使政令没有缺失，上下相互配合，治理国家的根本就由此确立了。这大概就是它们辅助处理各种政务、统领百官，协调群臣、治理天下的作用吧？不过我曾经论述过，两省的建立，本来都是天子的宰相机构，但所掌握的事权起初并不相同。对于军国大事，虽然共同参议并总理，却从来没有合并为一体。因此按照旧例，政事堂设在东省，是宰相商议政务的地方。自中宗永淳二年，裴炎以中书令执掌政事，政事堂才迁到西省；这样一来，两省的事权到这时已经合并为一体，不再是祖宗旧制了。这难道不是因循沿袭所造成的弊病吗？现在考察，两省官员都为三品：门下省有侍中二人、黄门侍郎二人、给事中四人、左散骑常侍二人、谏议大夫四人、典仪二人、起居郎二人、左补阙二人、左拾遗二人、城门郎四人、符宝郎四人、弘文馆校书一人；中书省有中书令二人、侍郎二人、中书舍人六人、右散骑常侍二人、起居舍人二人、右补阙二人、右拾遗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其余两省的小吏，各有相应的名额。详细情况都载在《六典》一书中，这里谨慎地记下概要作为记文。《清宁堂记》。清宁堂，是赤松山道士俞君元吉的居所。当初，俞君的老师收藏着唐代李阳冰所书写的“天清地宁”四个大篆字。奎章阁侍书学士虞公集、翰林待制柳公贯都曾为它题跋作记，也已经把它刻在石上了。于是俞公又和他的弟子陈君一山，在宝积观西南角修建了一座堂，并因而取“清宁”作为堂名。陈君一向承蒙我厚爱，特来请求我写文章作记。我听说，老子所谓的“道”，只有一个。“一”是道的本原，也就是所谓“道生一”，所谓“有一种混然一体的东西，在天地形成以前就产生了”。所以他说：“天得到一便清明，地得到一便安宁。”人们只看见天空高高覆盖着大地，地块厚重地承载万物，却有谁知道天空之所以能够覆盖，是因为清明，土地之所以能够承载，是因为安宁呢？天空的清明、土地的安宁，究竟由谁主持、由谁维系呢？主持它们的，也不过就是道罢了。天空若不是以道作为主宰，能够覆盖万物而不崩塌吗？大地若不是以道作为主宰，能够承载万物而不倾覆吗？不崩塌便清明，不倾覆便安宁。清明和安宁，是自然的本体。所谓自然，是道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所说的本原。推究它的本原，道本来就在天地之前。道的本体本来就是清明安宁，天地得到它以后，怎么会反而不清明安宁呢？所以天空不能清明、土地不能安宁，是由于天地失去了道。天地一旦失去道，尚且不能长久存在，何况人呢？所以老子又说：“侯王得到一，便能成为天下的准则。”侯王能够制约天下万物的运动而使之归正，也不过是以道为根本罢了。唉！老子关于“得一”的论述，难道不是五千言中的要旨吗？不过我又听说，儒者的学说，大概认为天地各得其位，是达到中和的最高功效；而不是天下最真诚的人，不能参与其中的道理。老子的宗旨，大概也不超出这个范围；至于道究竟是什么，本来就不是我所能完全知道的。陈君质朴纯粹而天性聪敏，很早就学习道术，道德方面的书已经熟习并通晓了。只是我自身受形体所役使，正在忙于同世俗一起奔走驰骋，因而距离道越来越远；对于道的本质，我还没有所得。将用什么话来回答您呢？将来或许能和您一同超然于尘世之外，探讨内圣外王的学问，到那时还应当彼此商量考订，以各自穷究所得。您也一定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吧？

译漳浦县孔子新庙记 洪武二年正月庚申，漳浦县新建的孔子庙落成。县令张侯写信来请求说：“希望您写一篇记。”当初，张侯将要建庙时，把这件事告诉郡府。我祎恰好忝任郡佐，答应为他写记。到这时庙已建成，而我迫于诏命，将要回京师，于是推辞了他的请求。张侯又派人来说：“庙建成而不写记，您任职时曾经说过的话已经落空了，希望不要最终推辞。”我推辞而没有获准，于是写下工程的成绩作为记。查考郡志，漳州成为州，开始于唐代垂拱二年，实际治所在漳浦县。后来因为当地有瘴疠，州治迁到龙溪，而漳浦仍旧作为县。漳浦县有学校，则从宋庆历四年开始。大概自汉代以来，孔子有庙，但不出阙里；唐代制度规定，天下各州县都开始建立庙宇祭祀孔子。然而漳浦虽有学校始于宋代，学校中有庙宇，确实始于唐代。国家平定天下以后，庙学都已具备，全部遵循近代制度。洪武改元，漳州纳入职方，朝廷慎重选拔贤才来治理远方百姓。我们的张侯被选为漳浦县令，到任后依照旧例到孔子庙拜谒，看见屋梁弯曲、柱子折断，破败得非常严重，感慨地叹道：“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急迫吗？” 于是立即筹划选择木材、招募工匠，重新修建。十一月开始办理工程，仅两个月庙就建成了。排列楹柱十八根，按开间计算有三间。高度三十二尺，宽度五十五尺，深度与宽度相同。轮廓华美，制度规模也有所增益。随后又整治门和廊庑，修缮墙垣；至此才真正称得上是圣人的居所。讲经的堂、学习的舍以及厨房、浴室等，都更换旧物使之焕然一新，学校的制度全都具备了。到了二月丁卯，张侯率领属吏和儒生举行释菜礼。又让百姓子弟进入学校，并邀请名儒担任教师。凡是能够尊崇教化、敦厚风俗的事情，张侯没有不尽心办理的。漳浦作为县，处在闽、广交界，境内山岭阻隔、背靠大海，是奸盗出没之地；风俗强悍，百姓容易被煽动。岭海之间，这里属于险要的县邑，所以必须有善于治理百姓的人，推行圣人的道理来教导他们，使他们恢复仁义礼智的本性，明白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伦理，然后风俗才容易改变，政事才容易办成。张侯通晓经书、博览古籍，早以文学著名；治理漳浦，勤于政务，尤其急切地兴办学校，可以说知道治理政事的根本了。值得记载的事情，难道只有工程劳作的勤苦吗？这项工程中，庙宇的费用最为重大，所以我特意把其中重要的部分写下来，让它刻在牲石上，用来记载漳浦县学校的兴盛，是从张侯开始的。张侯名理，字玉文，是番阳人。他从徽州黟县县令任上，以承事郎的身份再次调任漳浦。协助办理此事的，是金华人县丞陈尧民、钱唐人典史方好文。学诗斋诗记 宁海钟君舜举，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学诗”。他说：“从前我曾听夫子说过，不学习《诗经》，就无从说话。只有学习《诗经》，才可以激发志意、观察风俗、群聚相处、抒发怨情；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并且能够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所以我年少时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学习经书，便学习《诗经》，也已经运用其中章句的解释来取得科举功名了。后来思考，学习诗歌并不只是从事章句而已。诗是用来治理情性，因此圣人有使人优柔敦厚的教化，使人求得止于礼义之中而不失所感的正当性，情性之道，这才算有所获得。像这样，我将终身从事于此，不敢有片刻懈怠。这就是我的书斋取名的缘由。”后来，君持部使者的符节到闽中任职，我正奉召从闽南返回，于是同他相遇，他把这些话详细告诉我。我因此写下来作为记，又对他说：“诗道大概已经隐微了吧？从情性方面谈诗，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从章句方面说，我却私下有所疑问。大概‘二南’、‘大小雅’、‘周颂’，是周公所编定的；‘变风’、‘变雅’、‘鲁颂’、‘商颂’，是孔子所取用的，连同周公所编定的，共三百零五篇，已经足够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现在看来，‘二南’把《关雎》同《鹊巢》相配，把《葛覃》同《采蘩》相配，把《卷耳》同《草虫》相配，把《樛木》同《江汜》相配，把《螽斯》同《小星》相配，把《夭桃》同《摽有梅》相配，把《兔罝》同《羔羊》相配，把《芣苡》同《采苹》相配，把《汉广》同《行露》相配，把《汝坟》同《殷其雷》相配，把《麟趾》同《驺虞》相配，各十一篇，整齐相合，确实像是房中之乐。但《甘棠》是后人思念召伯的诗；《何彼秾矣》属于王风；《野有死麕》是淫诗。这三首诗为什么夹杂在其中？又有成王时的颂诗，却出现了康王以后所作的诗。如今如果说‘二南’、‘周颂’果真都是周公所编定的，可以吗？秦火之灾，《书》和《诗》同遭祸患，《书》残缺得很严重，而《诗》却没有失去一篇。然而《素绚》《唐棣》《狸首》《辔柔》等诗，既已经散佚；被斥为郑声的诗，反而得以保存。刘歆认为，《诗》刚流传出来时，一个人不能独自穷尽它的意义，有的称为雅，有的称为颂，彼此合并成篇；不足的地方，就用世俗流传、管弦演奏中遗留下来的作品补足，不再辨别它们并非原作。所以‘变雅’之中，有的与‘正雅’相类似；而且《六月》是变小雅的开头，《民劳》是变大雅的开头，竟然同正雅使用相同的篇章体例。《豳风》并不是变风，却被列在十三国风的末尾。它们各得其所又在哪里呢？既然这样，那么现在的三百篇，说都是孔子删定以前的旧本，可以吗？不可以。大概自汉代以来，学习《诗经》的人全都以郑氏的训诂、谱序为依据，只听从郑氏的说法。人有耳目肺腑，不敢全凭自己的判断。到了宋代朱子的传注出现，郑学才终于废弃。朱子所说的，以二南为根本来探求诗义的源头，参照列国风诗来穷尽变化，用雅诗来端正并扩大其规范，用颂诗来调和而归结其主旨，是学习《诗经》的要领，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世上诵习朱子之说的人，当然有了依据；至于前面所说的那些可疑之处，学者认为朱子从未谈过，便不敢说出来。从前我乡里的先正王文宪公，曾经想要修订厘正这些问题，最终也没有成功，难道不是因为诗道的幽微，在这里已经到了极点吗？我祎没有什么才能，私下也有意于此，只是力量赶不上。因为钟君好学，所以希望同他一起商量考订。至于情性受到触动，而在章句之外有所领会，您也还应当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吧！

译杨氏墓记 杨氏在我的家乡乌伤是望族，世代居住在县城南四十里的赤岸。自宋室南渡以来，考中显赫科第、升任显贵官职的人接踵相继，到现在已有二百年；子孙文雅，世代继承祖业，号称衣冠之家。有一人名芾，字仲章，是其中尤其卓越、能够以儒学自立声名的人。杨芾曾对我说：“从前我的高祖名焯，是嘉定甲戌进士，官至南雄府中奉大夫，屡次追赠通议大夫。高祖母是硕人吕氏、黄氏、宜人胡氏。曾祖名埴，凭借世代恩泽入仕，官至知肇庆府奉直大夫、金华县开国男。曾祖母是宜人钱氏。两代祖先的坟墓都在双林乡蜀墅塘以南。南雄府君与吕氏同穴安葬，黄氏、胡氏则另建墓穴附葬在他的左边。稍向南，就是肇庆府君与钱氏的墓地。墓域彼此相望，不超过百步，占山约二十余亩，疆界可以查考。”我先祖将仕府君去世时，先父年幼，亲近的人偷偷拿了地契，盗卖给乡里的富人陈氏，从此杨氏祖坟的墓域再没有子孙守护。先父在世时，愿意拿出自己的钱赎回，却未能做到，大概抱着遗憾去世了。芾长大后幸而有了知识，痛心疾首，发誓完成先父的遗愿。近年用原价偿还了钱款，这才重新把它归还杨氏，实现先人的遗志，希望可以借此报答先人，将来我也可以到九泉之下去见祖宗。事情办成后，我加高坟土、种植树木，并约定宗族兄弟，每年按时修整祭拜祭祀的礼仪。但恐怕后代有人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冒昧希望您赐下一篇文字，刻在墓道上，使后人不敢忘记。”我私下听说：祖宗与子孙本来是一体的关系，他们的精神、血气彼此流通。坟墓，是祖宗体魄寄托的地方。如果子孙竟不能守护它，那么还凭什么说是一体的亲属呢？杨氏两代祖墓从这里卜得吉地，只有一百多年，却又被别姓占有了几十年。作为子孙，实在应当知道感愤。何况子孙中有像芾这样贤能的人，难道能不把这当作自己的责任吗？如今旧地已经收复，坟墓封土恢复原状；死者如果有灵，也就能安息地下了。子子孙孙每年按时来瞻望松树楸树，孝敬兄长的心，一定会油然而生。先儒说过：“不忘记先人的坟茔，是孝的大德。”芾在这件事上可以说做到了孝。把事情记在石上，难道只是给杨氏子孙看吗？凡是天下知道有祖宗的人，都应因杨氏这件事受到警戒。福建转运盐使司题名记 国家平定天下，南方各地归附是在洪武元年三月。朝廷下诏就在福建设置转运使司，以总管盐政，重视国家的赋税。于是濠梁杨公桢、吴公某，都因才器和能力显著而被选拔任用；杨公任转运使，吴公任同知，掌管该司事务。过了两年，两位公认为各官府都有题名碑，于是商议磨制石碑刻写姓名，派人来请我作记。福建所属有八州，人口繁盛，煮海制盐的利益，从前被称为容易办理。然而近年经历战乱之后，户口已经损耗，而课税数额却加倍增加，人们把这视为苦患。只有两位公能够探究盐利的根源，革除其中的弊病，因此政绩特别显著，重额赋税得以征集完毕，可以说符合我们圣天子的任用和嘱托了。所以建立题名碑，就是用姓名来考察贤能与否，凭借年月来核查升降黜陟，劝善惩恶的意义就在这里。现在所刻的题名，从两位公开始，并在他们左边空出位置，以等待后来者。”},{ 《友怡堂记》礼部的黄君子邕对我说：“从前我的曾祖父活到六十三岁，我的祖父由曾祖父所生；曾祖父大概活到九十四岁才去世。祖父谨慎地继承了曾祖父的家业，实际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就是我的先父泰和府君，次子就是我的叔父克明甫、克己甫。盱县的新城，是我们黄氏世代居住的地方，南面正对着箫曲诸峰，山岩的姿态、沟壑的形势近在眼前，足以享有亭台、馆舍、园林、池沼的乐趣。我的两位叔父一向很重视兄弟友爱的情义，所以克明甫所居住的厅堂，题名为‘友怡’，用来记载这件事。如今两位叔父都已年过五十，而我同他们离别已很久了。大概叔父看待我如同自己的儿子，而我看待他们如同自己的父亲。您能否承蒙对这篇文章的好意，为这座厅堂写篇记，或许可以借此说明我叔父的心愿，也安慰他的心吧？”我听后说：“兄弟之间相互友爱，出于天▯所降下的本性和百姓所秉持的人伦，并不是从外界得来的。”《诗经》说：‘发自内心，所以友爱。’心，是天▯和人伦所共同具备的；称为‘发自内心’，那么这种友爱大概同生命一起产生了，难道是从外界得来的吗？所以孔子说：‘能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德行施行到政治事务中，这也就是施行政治，哪里还需要另说什么施行政治呢？’ 又说：‘兄弟之间和乐相亲。’这句话把兄弟之间的感情说到了极点。自从世道日益衰落，政治败坏、风俗离析，后来才有了讥讽兄弟之间彼此设防的说法，君子对此从来没有不深深叹息的。如今克明甫兄弟之间友爱到这种程度，即使说他们能够遵循圣贤的教诲，难道不也是天性本来如此，并非勉强为之吗？《传》说：‘一家实行仁爱，一国就会兴起仁爱；一家谦让，一国就会兴起谦让。’如果有像克明甫这样友爱的兄弟，就将看到这种风气从一乡推及一国，没有不受其感化的，难道只不过是黄氏一家人的善行而已吗？因此我推演这番道理来答复子邕，并把它转告克明甫，请他把文章张挂在墙壁之间作为记文。至于《棠棣》诗中所歌咏的兄弟情谊，以及荆树故事所谱写的歌曲，就应当由诸位公卿和子邕的朋友来作赋，这里不再说了。

译《崆峒山房记》崆峒山在赣郡城南二十里。按照《寰宇记》的记载，此山又名崆山。山中林木果实很多，整个郡都依靠它供给物产。虽然名为崆山，但所出产的物品却比其他山多一倍。山势高大险峻、山峰重叠，而它的支脉山冈又有并列突出的。章水、贡水从两旁夹着山势奔流，汇合到郡治。因此，堪舆家说崆山是郡治地脉的根源。刘君宗弼，世代居住在郡城西十里的地方。他的曾祖父苍崖先生，才迁居到城中的孝义里。苍崖先生曾经建造精舍，名叫登云，在其中聚藏书籍，召集老师、朋友和子弟讲学。到了他的祖父、伯父，也都世代以儒学著名。至于宗弼，更加以儒学自我奋发，在至正辛卯年考中进士。元代赣州人考中进士，实际上是从宗弼开始的。宗弼居所的南面望见崆峒山，近得仿佛就在眼前。因此，他读书的房屋便取名为崆峒山房。后来出仕于当今圣明的朝代，历任成均的官职，由博士升为司业。不久又持浙江部使者的节符，任所到哪里，就把从前书斋的名称作为自己居所的匾额，说：‘我是用它来寄托思念故乡的感情。’他曾间或让人为此写记。我私下听说，君子所从事的学问，是学习圣贤之道。圣贤之道，不过是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罢了。所以不能成就自己，就无法树立根本；不能成就万物，就无法把学问落实于实际功用。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以至于通达天命，是成就自己的道路；推而广之，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就是成就万物的道路。然而从一己之身面对天下，根本和末节虽然不同，道理却不是两样；由下学而达到上达，精微和粗浅虽然不同，却都是同一个道理。所以曾子的学说，从格物致知一直讲到治国平天下；子思的言论，从以自身为根本一直讲到建立于天地之间，百世以后等待圣人也不会违背、不使人迷惑；孟子的论述，从值得喜爱的善、自己具有的诚信，一直讲到不可知的神妙境界。总的说来，先后虽有次序，始终却没有间隔：已经知道了，就必定要达到它；不能只停留在体立，还必须使功用有所施行。圣贤之道就是这样。如今宗弼所学习的，本来就是圣贤所阐明的道。他当初在家中学习时，从父亲和老师那里接受的，难道还会有别于此道吗？现在出仕而施用于世，大概正是把从前所学的推广开来；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功效，或许可以得到验证了吧？我对于圣贤之道，本来也是很早就有志向的。自从在京师同宗弼结交，已经将近六年，我们共同议论这些道理，大概也有多次了。如今再次举出我所听闻的道理来谈，实在是因为做学问的道路贵在讲习贯通；提出其中的要旨再说一遍，本来就是表达彼此友好深厚的方式。至于崆峒山的奇异优美，岩石山峰和沟壑的姿态，以及早晚四时的变化，足以供人游赏。世上擅长文辞的人，应当能够探取幽秘、驰骋文采，为它吟咏歌唱；这不是我所能做到的。鷃适轩记 我祎曾读列御寇、《庄子》《周书》，知道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形体、颜色、出生、死亡、富足、俭约、困穷、通达，都出于上天的自然，确实有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因此古代的至人之所以调和天性、保全天赋而达到无为，不过是安于自己的天分、安定自己的本心，以顺应自己的适性而已。顺应自己的适性，就是顺从上天的自然。天下的万物，难道曾经足以成为我的牵累吗？为什么不看看斥鷃呢？它飞翔腾跃而上，不过几仞高，却自认为已经达到了飞翔的极致。大鹏翱翔于天池，它不羡慕，也不勉强自己的力量去追求。学鸠把志向限于榆树和枌树之间，也不因它的能力优劣而鄙视它。它们把适合自己的本性看作最高境界，把尽到自己的分限看作极点，顺应自己的适性，而不知道其他事物有什么道理。既然这样，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寻求能够顺应自己适性的方式，难道可以不如斥鷃吗？如今世上的人不能不受外物牵累、被外物拘囿，不知道人的形体、颜色、出生、死亡、富足、俭约、困穷、通达，都各有一定规律，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却偏偏想用有限的生命穷尽无穷的欲望，内心不断躁动，机巧的计谋在外扩张，狂乱颠倒、困顿跌跤，日夜忙于同天性抗争而奋进，不知停止。这难道只是看到斥鷃的自适而感到惭愧吗？本来就同蛣蜣推转粪丸、蝜蝂攀缘险处没有不同了。不也可悲吗！贡先生泰甫，世代居住在宣城南湖之上，号称衣冠之家。他宴饮闲居的轩室，题名为“鷃适”。先生博学而见识高远，道德充实而气象平和，长久滞留在外地任职，却不因被疏远而忧戚；入朝任官，也不因荣宠而扰乱内心。政事和文章，都足以使他闻名于世，但他从不把这些功业据为己有。所以人们认为，他大概接近于顺应自己的适性而不受外物牵累的人了。那么，先生给这座轩室命名，难道本来就是想借此寄托自我表现吗？虽然如此，我听说至人把太虚作为家，把无何有之乡作为故乡，把所居所处都看作暂时寄居的旅舍。然而先生还不能忘情于这座轩室，为什么呢？将来先生隐遁于太虚之家，停留在无何有之乡，回头看我这个孤僻之人，哪里知道造物者不会使我愿望实现，让我乘着变化随从先生呢？姑且记下这些话，等待将来。

译归全精舍记 吴郡袁君把他的先父安葬在吴县胥台乡穹窿山职坞的墓地后，请内翰黄公撰写墓志铭。不久，他在墓右建了一间茅屋，作为每年按时拜祭、聚会的地方，题名为“归全精舍”，并请我作记。唉！人有身体，是父母使他完整地生下来，那么就一定要使身体完整地归还父母。归还而达到完整，然后才算尽到了做人的道理。所以子女的身体，就是父母的身体。父母分出自己的血气使我出生，我禀受他们的血气而形成身体并出生。这样看来，子女同父母之间，血气大概是彼此流通的。所以说：“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既然如此，奉持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却不知道敬重爱护它，使它完整地归还父母，这还能称为孝吗？把肉食煮熟、调好香味，尝过之后供献，并不是孝；按时使父母寒暖适宜、早晚问安，在身边使他们安适，也不是孝。所谓奉养，只是供养父母的身体，并不是敬重爱护父母遗体的根本方式。君子所说的孝，大概就是不损害自己的身体、不辱没自身，使身体完整地归还父母吧？所以从前以孝著称的人，连一举一动都不敢轻率，正是不敢不敬重爱护自身。走道路而不走小径，乘船而不冒险，难道是不敢让父母遗留给自己的身体处于危险而有所损伤吗？恶毒的话不从口中说出，愤怒的话不返回自身，难道是不敢给父母遗体带来羞耻而辱没自身吗？不损害身体、不辱没自身，像曾子临终时张开手足，后来才知道可以免于损害，这才可以称为完整地归还父母吗？唉！归还而达到完整，然后才尽到了做人之道；然后才开始可以称为孝。我听说府君以力行根本、崇尚义理著称乡里。考察他的始终，大概无愧于归还而能完整的人。府君去世并安葬后，把“归全”作为墓右茅屋的名称，是袁君要把府君的孝彰明于无穷。这样，每年按时来拜祭，拜祭时又聚集在一起。袁君来到这里，经历秋霜春雨降临，感受时序流逝变化，凄怆、惊惧、惕惧的心情便油然而生。想到府君的孝行已经无法再见，那么自己敬重爱护身体、继承府君的孝而实行孝道，难道能不更加勉励自己吗？唉！孝子的孝心不会枯竭，我还要在您身上寄予希望。府君的姓名、籍贯和一生大概，墓志中已经具备，这里不再记载。袁君好学而有文才，品行与名声相称，足以立身；他的字如此。婺州路总管府推官厅记 本朝各路设置总管府，所属官员从达鲁花赤、总管直到推官，都联名署理文书；而刑狱方面的政务则由推官专门负责。因此总管府治所旁边，推官另有厅事，作为审理案件的地方，以谨慎履行职责、严肃官府体制。婺州成为路以来，总管府治所在大德庚子年由总管夏公若水改建，元统甲戌年又由经历元君思忠更新；而推官厅位于东边，规模狭小简陋，年久失修，日益荒废毁坏。至正乙未年春，推官张君弥远刚到任，便谋划出力重新建造。他同僚萧君国用商议，既然认为应当办理，便向达鲁花赤塔尼巴公、总管陈公报告实际情况，他们都认为合宜，但没有资金来源。陈公于是为此筹划，得到钱五千三百四十缗，于是购买材料、雇用工匠，拆除旧屋而全部翻新。正屋建成三间，屋高屋宽都超过旧制；左右门廊全部整修，增高台阶，筑高墙垣，内外涂饰，焕然一新。六月己巳开始施工，两个月后落成。官阶威仪有了禁止逾越的界限，案件情况也没有泄露的忧患，所谓审理案件的地方，到这时才真正名副其实。它兴建的年月，大家都认为不能没有记载，于是让我写下来给后来的人看。推官的职责，在于执掌法律，使百姓得到公平。然而担任执法之职却不能使百姓不犯法，能够尽到安抚教养的职责而使百姓不犯法的，是郡守。如今陈公任郡守，威势施行而仁爱树立，致力于用清静的政治教化百姓，希望百姓彼此相安、无事度日；张君审断案件，判决公平，辅以刚正明察，根本上以仁慈宽恕为原则，从未奇异地请求援引其他案例来显示明察，因此百姓尤其依赖他。能够使百姓不犯法，而有人偶尔触犯法律时，又能使他得到公平处理，上下配合到这种程度，百姓还有不能治理好的吗？这座厅的建造，值得记载的当然不只是兴建始末。这项工程，判官巴延君、经历王君弼、知事钱君淳都曾协助，司吏张守信自始至终承担督促工程的劳苦。”

译甘泉寺佛殿记 分水县以北二百步有一座山，名叫玉华。山南有寺，名叫甘泉。查考图志，这座山曾经涌出泉水，泉色如玉而味甘美，所以名为玉华；寺在山脚，俯临泉水，也因此名为甘泉。晋天福三年，由县令钱滔创建。中途经历废毁，旧址大多被岳祠和民居侵占。历年日久，已经无法考察。如今至正十二年，大盗占据县治，住持僧普润仍然守义不屈，寺也被盗贼焚毁，百年栋宇全都变成瓦砾之地。盗贼退去后，普润和他的弟子正印谋划恢复旧寺，有志向而力量不能办成。第二年春天，县令高昌君到任，认为这个祈福之所不应不立即恢复，于是捐出俸禄作为倡导，热心公益的人也多有资助。于是选择木材、准备工匠，新建佛殿三间，四周设置重檐曲檐，规模宏伟壮大，彩绘、涂饰和墙面粉刷等工程全部完备。共用工匠若干，钱若干。至正十四年十月某甲子，是工程完工的年月日。分水地处偏僻而赋税微薄，百姓勤于谋生而吝于施舍；当地出产大多不过茶、炭、纸、漆、丝、麻之类，多山少田，粟米不足以供给一年的食用，常常要仰赖到其他地方买粮；而以纺织、编织等职业谋生的农民，都能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没有懒惰的人。然而当地习俗崇尚简朴，不从事华丽装饰；富裕人家有积蓄，也都秘密吝惜而不拿出来。近年科役尤其繁重，计算他们的积蓄，也只够供给上级征敛，有时还不能满足。风俗如此，对于施舍又能怎样呢？只是这座殿宇的建造，普润既没有用欺骗、奇巧手段搜刮财物来使百姓受苦，百姓中又很少有好施舍的人；如果不是县令倡导，工程怎么能这样迅速完成呢？县令名莽赉布哈，字惟一，凭借恩荫补任休宁县主簿，升任江浙行省掾，后来来做分水县令。一年政绩告成，三皇、孔子庙以及各神祠被盗贼焚毁的，也都重新修建。恩惠爱护施及百姓，本来很有古代循吏的风范。佛殿落成后，他托县文学冯宗礼来请求我写记。县令和我一向友好，而且我曾经到过分水，所以写下这篇记，并借此说明当地风俗和县令的政绩，刻下来给县人看。” 寿菊堂记 江东肃政廉访司经历、宁夏人吴君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寿菊堂，用来奉养他的母亲太夫人。太夫人实际已经经历了四百八十个甲子，到九月八日正是她第一次度过生日的日子，宾客都来聚集，举杯为她祝寿。有人说：“吴君给这座堂命名得好啊！花卉一类争相展现姿态，很少有早晨繁盛、晚上不衰败的；只有菊花早种晚开，它的盛衰不同于众花。霜露降临、草木黄落以后，它的花才开始开放；开放而不曾凋落，凋落而不曾零败，操守孤高而质地幽香，所以古人有以晚节称赞它的说法。这样看来，百花中能够长寿的应当没有比菊花更好的。以寿菊命名堂屋，不就像庄周借大椿作比喻一样吗？”又有人说：“菊花不只是能够长寿，而且还能使人长寿。它所禀受的气质正而中和，服食它的人有长久的益处，所以古人认为，在辅助身体、延长寿命方面没有比它更珍贵的。南阳有菊花潭，饮用潭水的人上寿可达一百二十、三十岁，其中也有活到一百多岁的。能够使人长寿的东西，难道有超过菊花的吗？卫国的诗人曾经借萱草寄托忘忧之意。如今吴君认为菊花能够使人长寿而取法于它，大概正如诗人的意思吧。”又有人站出来说：“唉！菊花哪里能使人长寿？获得长寿有自己的道理，并不是借助菊花。所以子女善于奉养老人，内在能够使老人的心情愉悦，外在能够使老人的身体安宁，这才是使人长寿的道理。记礼的人说：‘中等的孝，要用劳作；尊重仁德，安行义理。’能够尊重仁德、安行义理，便可以说做到了孝。公卿大夫尊崇仁德、安于行义而不感到劳累，他们的美名就是由此成就的。美名的成就，是用来使父母的心感到喜悦的。又说：‘把肉食煮熟、调好香味，尝过后供献；使父母寒暖适宜、早晚问安，在身边使他们安宁。’饮食和起居之间，孝子如果不敬慎对待这些事情，就不能算孝。因此，饮食起居的适宜，是用来使父母身体安宁的。心情喜悦而身体安宁，使人长寿的道理不就在这里吗？吴君由进士起家，正要凭借文武忠孝建立大节，以此在当代扬名；俸禄又足以作为奉养母亲的资财，这就是所谓内在使母亲心悦、外在使母亲身安，两方面都做到了。因此太夫人年岁虽高，却更加康健强壮；她长寿的原因本来就在这里，哪里是菊花的功劳呢？”于是众人都认为这些话说得对，便请我祎写下它。我不敢推辞，于是按次序记录宾客的话，写成《寿菊堂记》。”

译杭州仙林寺戒坛记 杭州仙林大慈恩普济教寺有万善戒坛，是普遍为四众传授三聚净戒的地方。这座寺大概创建于宋绍兴末年，创建者是洪济大师智卿。戒坛在佛殿后面。隆兴初年，朝廷赐寺额为“仙林”，戒坛名为“隆兴万善”；淳祐年间，加寺额为“仙林慈恩普济”，戒坛名为“淳祐万善”。大乘佛法传来后，至元年间，祐岩法师荣公凭借前代高僧的德望而显著受到恩宠，奉帝师之命，又加赐现今的寺额，并任戒坛坛主。至正三年，寺院遭遇灾祸，戒坛也随之毁坏。那一年，妙智通悟明解大师就公来主持寺务，把振兴废坏、使倾坠复起作为自己的责任。很久以后，才得以聚集众人布施，建成大佛殿；接着又耗尽自己的资财，率领年老僧人修建三门、两廊以及选佛、选僧两堂。只有戒坛尚未兴建，而它的费用最为巨大。因为戒律宣讲之时，诸天、龙神、人以及众人都会全部聚集；如果没有高大的梁柱、宽广的屋檐、高拱的坛座和深邃的讲席，就无法造成庄严肃穆的气象。不庄严肃穆，就无法震动人天的视听，使他们归依的诚心归于一致。郡人顾君天祐父子，曾经同就公论道并彼此契合，慨然乐意为此建造。于是捐出金钱粮食，购买木材石料，选择吉日，准备工匠。建殿一间，前后有两重屋栋，排列楹柱十六根。高九十九尺，减去高度的三分之一作为宽度，再增加宽度的四分之二作为进深，戒坛位于中央。戒坛高九尺多，飞出的椽子和层层屋檐在外部都合乎尺度，幢幡宝盖在内部极其庄严。始建于至正十一年正月某日，第二年十月某日完工。塑像、绘像和陈设，是顾君的妻子舒氏完成的；上下的瓦砖，则由他的儿媳戴氏资助。私下听说，我佛如来因为一件大事出现在世间，普遍为众生设置方便之力，使他们成就佛果菩提。因此广泛宣扬轨范，显示开许与遮止，详细颁布戒律条文，用来垂示引导。戒律所禁戒的事情，是教法得以施行的依据；学徒有所约束，普通人有所趋向。所以能够除去恶行而趋向善行，超脱凡俗而进入圣境；无论智慧高低，都能证得大乘；无论正行还是依行，都能成就佛道。后世的律师、教主，代替佛宣说教法，将要集合四众，必定要有戒坛道场。这就是建造戒坛的缘由。如今就公隆盛祖道，承载并弘扬宗门传统，圆融地应机教化众人，能够没有阻碍。顾君久已培植德本，雅正地仰慕真乘；对于世间的事业，一点也不吝惜。此戒坛的建造，能够使毁坏的变为完整，没有什么困难，也并非偶然发生的事情。” 财施和法施，平等而没有差别，这难道只是有漏世界中使人得到人天果报的小善行吗？就公名智就，别号道翁，是越地新昌石氏的儿子，因为占卜得知寿命而奉诏主持寺务。顾君字祐之，是钱唐人。

译绍兴谳狱记 至正四年夏，宣城贡公由应奉翰林文字出任绍兴总管府推官。郡中设置推官，职责专在审理刑狱，而绍兴所辖有州二、县六，土地广大、人口众多，诉讼号称繁杂，因此担任此职的人常常难以胜任。等到贡公任职，确实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山阴白洋港有一艘大船漂近海防处，二十名盐夫史甲等到海边取卤，看见船没有主人，便拿走了船上的篙和橹。船中还有两具死人。徐乙听说后前往查看，奇怪船上没有别的东西却有死人，便声称是史甲等人劫杀的。史甲等受雇在富民高丙家做工，事情于是牵连到高丙和史甲等人；他们既已被诬陷而认罪，高丙也被逮捕，案件仍未了结。贡公暗中广泛查访，才知道乡里沈丁运货到杭州后返回，渔夫在海中撒网，沈丁便偷取网中的鱼，被渔夫杀死。史甲等从未杀人夺物，高丙也不知道实情，他们的冤情于是都得以昭雪。防徼徐裕以巡盐为名，在村落间横行。有一天，他在诸暨遇到商人，抢夺商人所携的钱财，并将其打死，投入水中。徐裕跑到县里报告说：“我抓捕私盐犯时，他因害怕获罪而投水死了。”官府检验尸体，发现有伤痕而对此产生怀疑，徐裕便因疑案被释放。贡公追查审讯，重新复核案件，详细查明徐裕杀人的经过，又让他等待上报处理。百姓阮福溺水而死，有人指称他是因为与谢甲的盐船相遇，才导致溺死。贡公查验询问有关证据，查明导致他溺死的其实是赵乙，于是治赵乙的罪而释放谢甲。徐德元控告他的弟弟和侄子殴打致伤，案件已经定成，贡公知道这是诬告。后来乡民接连递上几十份状纸，揭发徐德元所做的违法之事。贡公登记在案，责备徐德元倚仗强横，在乡里专断，操纵官府的利弊。到这时，徐德元又以无罪之事排挤自己的兄弟亲属，贡公便释放他的弟弟和侄子，反而治徐德元的罪。徐长二次控告说，他的弟弟被郭甲、郭乙杀死；实际杀人的是郭乙，而豪民郑丙与郭甲结仇，所以唆使徐长把郭甲也牵连进来。贡公释放郭甲后，便把诬告之罪判给郑丙。杭州人黄生在县境内有田地，靠近一座寺院，每年收租时都同寺僧往来。僧人召黄生和他的两个随从饮酒，酒醉后，其中一人戏弄侮辱僧人，另一人责备他，他不服，便拿别的东西打他，误中其脑部而死。僧人害怕，便把尸体移到寺外，拘捕黄生后上诉，说黄生故意杀人并以此要挟，想勒索财物。贡公推知事情原委，将黄生从狱中释放。县长官审讯拘捕董连等二十三人，说他们持有军器，图谋渡海为盗。贡公廉察审问，查明所谓军器大半其实是农具，而且没有其他作盗的明显迹象，于是只判董连等五人私自持有军器之罪，其余不再追究。杨茂捕获海盗三十人，不加区别。主犯和从犯将全部处死，贡公根据省里的记录，认定其中主犯只有八人，其余都是被错误牵连的，便全部释放免罪。诸暨百姓葛壹一向是无赖。有个客商经过他乡里买栗子，葛壹贪图客商的钱财，骗他说：“某山的栗子很多，获利可以翻倍。我们一起去吧。”客商听从了他，到了深山无人之处，葛壹用斧头将他砍死。后来客商的儿子来寻找父亲的下落，葛壹又骗他说：“你的父亲在某山中，跟我一起去吧。”又把他杀死。过了很久，客商的妻子向州府控告，州府不受理，便来控告贡公。贡公命令官吏到葛壹所在的乡里查究，完全查明了事情经过，逮捕葛壹，将他判处死刑并关入狱中，还把他的尸体肢解示众。黄声远伪造钞票，已经自首；与他共同制造的是黄甲。黄甲因此被拘押了十多年。按照法律，有罪而自首的免除其罪；与自首者同罪且有亲属关系的人，比照自首处理。贡公审查得知黄甲和黄声远是有服制关系的堂兄弟，于是释放了黄甲。何成控告说，他的儿子因为黄保到他家催租，受到惊吓而死。案件材料上报贡公后，贡公查验得知，何成的儿子是因病死亡；黄保与何成有嫌隙，所以何成诬告黄保，想把他置于罪中。余姚人孙国宾以追捕盗贼为名，抓获了制造伪钞的姚甲，接受贿赂后释放姚甲，却把高乙、鲁丙押送官府，诬称他们共同制造伪钞。高乙曾经和姚甲一起使用过伪钞，实际上并不是他自己制造的。孙国宾既然放了姚甲，便把罪加到高乙身上；而鲁丙与高乙并不相识，孙国宾因这件事记恨鲁丙，便把鲁丙也一并牵连。贡公怀疑高乙等人反复制造伪钞的说法不合情理，便用孙国宾的供词反过来审讯他，孙国宾理屈词穷，实情显露，于是释放鲁丙，只按原有罪行判处高乙，姚甲最终被处死，孙国宾也依法受到惩处。会稽人袁宝和两个亲属乘船出海，遇到海上大盗李麻千，因害怕而跟随他到了潮阳。李麻千率众请求自新，官府发给袁宝等人凭证，让他们回去。回来后却又把他们拘捕，仍按盗贼论罪。贡公认为，袁宝等人在潮阳已经请求自新，如果又加罪于他们，就是对百姓失信，于是宽免他们，使其恢复旧业。陈兴倚仗富有豪强，勾结巡司，以被盗为借口，诬陷平民王氏，拘捕王氏的妻子，烧灼钱币并用火灼伤她的身体。贡公严厉惩治了他。萧山吴宣差父子倚仗势力行凶作恶，乡民受到的祸害非常严重。张文的坟山被吴氏强行占据，张文向官府申诉，吴氏反而诬告张文。贡公查明并纠正此事，吴宣差父子都伏法。嵊县张氏妇人控告邻人张甲用刀刺伤她；原来张氏先与张甲私通，后来又与富民裘乙私通，因此引发争斗，双方各持刀互相伤害。贡公将他们全都依法处理。上虞县的胥吏征收湖田拖欠的租税，愚民聚众将他殴打致死，因此牵连逮捕、拘押了一百多人。贡公彻底查究此案，找出一个首犯，按死罪论处；十个从犯按减免死罪论处；其余九十多人全部释放。郡地濒临大海，只有盐业最使百姓受害。大郎私自贩盐、盗卖官盐，招集亡命之徒，动辄数百上千人；他们所到之处强迫人买盐，没有人敢抗拒。有人揭发其罪行后，贡公命令督促捕捉，依法惩办，并迁徙安置到其他郡。此前，凡因私卖、盗卖盐而触犯法律的人，往往牵连无辜，主管官吏为此传讯拘押，并借机谋取奸利。贡公下令，事情败露后只治犯人的罪，不得辗转牵连逮捕他人。前后平反的案件，大概有一百多件。凡是刑狱方面的事务，无论大小，都必须登记在册，设立期限考核稽查，吏曹不敢任意提出奇异请求，援引其他案例来歪曲法律。有时遇到不便于以文书处理的事情，贡公一概自己承担，不使下属受到牵累。他决意要做的事，万人也不能使他回头；他所怀疑的事情，往往凭一句话便能裁决。因此公堂没有积压的诉讼，监狱没有冤屈的囚犯，豪强畏服，善良百姓依赖他而得到安宁。贡公在任四十三个月，离任那天，郡中百姓在各家设位焚香拜送，父老挽留，挤满道路，连马也无法前进；他们追送数十里，流泪哭泣着告别。关在狱中的囚犯听说贡公离去，也都悲痛大哭不止。

译唉，这些微小的事迹，究竟是谁使它们能够如此呢？大概贡公是儒者，确实以宽恕作为根本，又用刚断来推行和成就它，以公正持守，所以他推究犯罪动机、判定罪行，探察意图、建立诚实，全都符合《春秋》的义理。由此可见，汉代儒生用经义裁决疑难案件，世上的评论者反而认为这种做法疏阔。既然如此，那么儒者的作用，难道真能同那些传抄爰书、只以法令为准则的人相提并论吗？贡公在绍兴审理的案件，事迹显著的数不胜数，现在姑且从千百件中保存十一件，写在这篇文章中，是想让后世做官吏的人有所取法罢了。他的其他善政，已经详细记载在《遗爱碑》中，这里不再叙述。贡公名师泰，字泰甫，由国子生出仕，授泰和州判官，升任江浙行中书掾史，入朝任翰林应奉，后来调任推官。在绍兴任推官后，又被召回翰林任应奉，不久升任宣文阁授经郎，如今授为翰林待制。《王忠文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十二 明王祎撰 诏 封诸王诏 朕承受天地百神的神灵庇佑和祖宗的福泽，从平民起兵，在艰难中创建基业；当时将帅们奉命效力，于是经过十六年，统一四海，功业成就、治理安定，以符合正统。考察古代，帝王拥有天下以后，嫡长子一定要正式确立为太子；其他儿子，则都分封土地，授予王爵，这大概是为了明确嫡长与庶子之间的区别，巩固内外的形势。朕如今有十个儿子，前年已经立长子标为皇太子。现在在今年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为秦王，第三子防为晋王，第四子棣为燕王，第五子橚为吴王，第六子桢为楚王，第七子榑为齐王，第八子梓为潭王，第九子杞为赵王，第十子檀为鲁王，侄孙守谦为靖江王。都授予册宝，设置相傅和属官，各项礼仪典制也已有确定的制度。啊！广泛建立藩王辅翼，是为了扩大磐石般安定的基础；大规模分封土地疆域，是为了厚待亲属支族。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朕怎敢徇私？还要依赖朝廷内外的臣僚相互维护，辅佐成就政治教化。因此颁布这道诏书，让大家都知道。定岳镇海渎名号诏 诏书说：自从元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群雄纷纷兴起，疆土分裂，声教各不相同。朕从平民中奋起，以安定百姓为念，训练将领、整饬军队，平定华夏和夷狄，大统得以归正。长久思考治理天下的道理，必定要以礼为根本。考察祭祀典制，知道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的封号起于唐代，尊崇的名称和美好的称号历代不断增加。在朕看来，这却不应如此。岳、镇、海、渎都是高山大水，从天地开辟直到今天，英灵之气聚集而成为神，必定都是受命于上帝，幽深微妙、不可测知，哪里是国家所加封的名号所能增益的？亵渎礼制、违背经常之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至于忠臣烈士，虽然可以加以封号，也只应适合当时的情形。礼是用来明辨神人与端正名分的，不能僭越失当。现在命令依照古代制度，凡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一律去掉前代所封的名号，只以山水本来的名称称呼其神。郡县城隍的神号，也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也依照当时最初的封号作为正式称号，后世溢美的称呼，一律革除。孔子阐明先王的重要道理，作为天下人的老师，以此有益于后世，不是只在一方一时有功的人可以相比的。他所有的封爵，应该仍旧保留；这样或许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名正言顺，也合乎道理。用以表达朕依礼祭祀神灵的心意，因此颁布这道诏书，让大家都知道。开科举诏 诏书说：朕听说成周的制度，通过贡士选取人才，所以贤能的人任职，而百姓都有士君子的品行，因此风俗淳厚美好，国家容易治理，教化也得到彰明。汉、唐以及宋代通过科举选士，各有确定的

译制度，然而只是追求辞章之学，没有求取六艺全备的人才。到了前元，依照古制设置科举，优待士人非常优厚，但权要官员常常收纳奔走竞争、钻营求进的人；他们辛苦多年，便窃取官职俸禄，所得资品有的还在举人之上。那些怀才抱道的贤人，以同他们并进为耻，甘愿隐居山林而不出仕，风俗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朕统一中国，对外安抚四夷，正要与百姓共同享受升平之治；所担忧的是官员不称职而伤害百姓，因此希望得到贤能君子来任用。从洪武三年开始，特意设置科举，以起用怀才抱道之士，务求他们明经、修行，博通古今，文采与质朴相称，名声与实际相符。其中选拔出来的人，朕将亲自在朝廷策问，考察他们的学识，品评高下，然后授予官职；如果确有才学出众者，便给予显要升擢，使朝廷内外的文臣都由科举选拔，非科举出身者不得参与任官。敢有阻塞正途、奔走竞争的人，按重罪论处，以符合朕核实名实、求取贤才的心意。啊！设置科举选取士人，希望一定得到德才全面的人才；任官只用贤能之人，或许才能成就治理天下的道理。你们众人，要体察朕的至诚心意。因此颁布这道诏书，想来应当知道。封安南国王诏 朕亲自承受正统，统治天下。朕顾念你们安南，一向知道尊敬仰慕中国。去年国王陈日煃奉表称臣，朕派官员携带诏书和印信，仍旧封他为安南国王。使者将到达安南境内时，陈日煃已经去世。如今世子日防能够继承先王的志愿，专门派遣使者请求诏命。考察典礼制度，理应继承他的王位。因此命令你日防承袭安南国王的封号，授给你金印。啊！父子之间的亲情，既然谨慎地承继了先人的基业；君臣之间的义理，还应长久守护藩国。因此颁布这道诏书，想来应当知道。封占城国王诏 皇帝诏书说：告知你占城国王，你一向居处海邦，安定地处在南方边域。自从你的祖父以来，世代都笃守忠贞，向往仰慕中朝，谨慎遵守臣子的节操。如今朕刚刚承受大统，安抚统治天下，希望天下都安宁，曾经派遣使者昼夜兼程前往回报。而你能够敬畏天命，知道尊崇中国，立即派遣使者称臣，前来进贡地方物产，想着遵循前人的教训，使一境百姓得到安宁。顾念你的忠诚，实在值得嘉奖。因此派官员携带印信，仍旧封你为占城国王。啊！对内治理、对外抚御，朕正要一视同仁，以小国侍奉大国。你还应慎终如始，永远成为藩国辅翼，更加努力维护美名。因此颁布这道诏书，想来应当知道。免租税诏 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必须依靠百姓的力量来帮助成就武功，所以国家尤其应当把体恤百姓作为首要事务。朕作为亿万百姓的君主，非常希望同我的百姓共同享受天地间的快乐。即位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年，各地郡邑虽然曾经免除税粮，但朕仍担心遭受凋敝之后还没有能够休养生息。应天、太平、镇江、宣州、广德、滁州、和州，在创业之初，钱粮供应确实十分繁重，依靠这几个郡来充足国用，最终平定四方。朕想到它们的辛劳，什么时候敢忘？实在应当优厚抚恤。应天、太平已经免除税粮二年，镇江、宣州、广德、滁州、和州已经免除二年，这七处今年夏秋的税粮再行免除。徽州、严州、金华、衢州、处州、广信、池州、饶州、庐州，依次归附，供给也都十分劳苦，这九处今年夏秋的税粮也全部免除。河南、北平近来才纳入版图，朕深切想到那里的百姓长期遭受战争，疲惫困苦非常严重。山东同河南接壤，山东百姓应当得到更多扶助培养，使河南百姓能够依靠他们共同生活。山东已经免除二年，河南、北平已经免除一年，这三处今年的税粮一并再次免除。

译朕从平民起兵，民间的艰苦没有不知道的。如今给予优待和免除，姑且先从凋敝困苦的地方开始。各地主管官吏，还应当谨慎奉行，以体察朕体恤百姓的心意。封高丽国王诏 朕刚刚承受正统，广泛安抚各方。顾念高丽，承袭朝鲜的旧有疆土，能够尊崇中夏，越过渤海来称臣。前些时候朕下诏派使者前往，你临即上表辞谢并进献物产，实在充分表达了诚意，大概是由于你一向仰慕华夏风俗，因此恭敬地履行臣子的职责。况且你们三韩世代以来都慎始慎终，正值四海成为一家的时候，内外又有什么不同？于是考察常行制度，再次赐予正式封号。现在派某官携带印信，仍封你为高丽国王。啊！保全国家社稷而为王，继承旧有封国的荣耀；作为守礼义之国，成为东方藩国的屏障。从今以后，不要废弃朕的命令。因此颁布这道诏书，想来应当知道。谕安南、占城二国诏 皇帝诏书说：朕居于中国，统治天下，效法古代先帝王，一视同仁。朕常常希望四方夷国都能安定，近来海外诸国也都前来臣服，进贡地方物产。占城上书说，安南连年出兵侵扰边境，朕还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现在替你们两国说明这一点：和睦邻境，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各自守护自己的疆界，各自使百姓安居，上顺天道，天必定保佑他，国家的局势也能够长久。如果各自不安分，结怨交战，即使两国君长本人没有受到损害，却殃及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甚至天地神人都共同愤怒，祸患将会有不可测量的后果，这难道是保全国家的办法吗？朕作为天下之主，治理乱局、扶持危难，是理所应当实行的事。现在派使者向你们两国晓谕，如果彼此确有争端，应当立即停止战争，以和睦邻境为念，敬畏上天、保全百姓、安定疆土，使这些事业长久传给子孙，难道不是美事吗？因此颁布这道诏书，想来应当知道。招谕库库特穆尔诏 自古帝王取得天下，在大业将要完成之际，尤其一定要广泛显示恩德和信义；即使一向互为仇敌的人，也都兼收并用，这就是效法天地的容量，从而成就统一天下的事业。朕从淮右起兵，收揽群雄，平定华夏，只有西北边防尚未修治，大概是因为库库特穆尔仍然守着孤忠，保全余众，居住在沙漠，成为边境祸患。朕非常挂念此事，所以特意宽宥你；你如果能够知时达变，慨然归来，你所统率的将士大多是中原人，其中有文武才智的人，朕将一一任用。有人愿意回到故乡的，听任其便。贺宗哲、孙翥、赵恒等人，如果确实能够帮助你归来，他们的功劳不小；把握时机的关隘，间隔不能有一发之宽。朕的话不会再说第二遍，你应当仔细谋划。因此颁布诏书晓谕，想来应当知道。招安诸盗贼诏 朕以微薄之身托居亿万百姓之上，天下的治乱实在系于朕一人；朕害怕德行不相称，哪里敢懈怠荒废？一直兢兢业业，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然而近来任用辅佐大臣，委托和信任过于隆重，使他们专擅权力、制造事端，扰乱我祖宗既成的法典；加上各地牧守安抚百姓没有成效，因此恩泽不能下达，民情不能上通，事情既然壅塞，人们心中便产生疑虑和阻隔，于是导致盗贼相继兴起。大概从两河、两淮以西，连接关陕、荆湖；二江、二浙以南，直到闽粤岭海，到处都有大奸小丑，数量很多。他们残害我们的人民，蹂躏我们的疆土；严重的甚至窃据城邑，僭越自称名号，战争连年不断，怨气凝聚，百姓遭受涂炭，乡里成为废墟，国家百年来养育人民的功业，一旦荡然无存。想到这些，朕深感惭愧悲痛。静心思考这些过失，罪责实在在朕。想到这些百姓都是我的赤子，朕既然德行不足，不能尽到统治人民的责任，使他们受迷惑、受煽动而陷入坏人之手。如果只追求武力威势，必然要向他们显示讨伐，而不给他们自新的机会，那么他们即使想改过向善，也没有道路可走，这更加说明朕的德行不足。朕正愿意同百姓重新开始，难道会吝惜这种屈己宽容、弘扬万物的做法吗？朕绝不吝惜。从今以后，凡是盗贼，不分首犯和从犯，只要接受招安，就一律予以宽赦；不只是让他们免于死罪，还要授予尊贵爵位和优厚俸禄，分别颁给赏赐。啊！古人说过：“祸乱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人自己造成的。”这些活着的百姓有什么罪过？若不是朕德行不足，怎么会到这种地步？上天发怒于上，人民怨恨于下，朕顾念自己德行浅薄，哪里敢隐瞒自己的罪过？凡是你们将帅，都应当把朕的心意晓谕下去；杀害已经投降的人、屠戮归顺的人，必将受到重罚。务必要安抚整顿百姓，以求达到安宁，来符合朕承认过错的诚意，扩大朕爱惜生命的德行。朕的话不会有差错，你们要明白听取，不可忽视。诫谕中外百僚诏 朕承受祖宗积累的福泽，处在事业成熟的时运中，临朝统治已经多年，对天下大治的期望一天比一天深。长久思考前代相沿的制度，每个时代都有当时所崇尚的内容。三代以前，忠厚、朴实、质朴、文饰屡次更替；两汉以来，又各自坚持名节或经术。有时把清谈作为要务，有时以道学相互师法，便于因循守旧，时间一久无不形成弊病；不懂得张弛调节，不知道只有变通才能通达。到了我朝，所借鉴的是前代，但当法制开始建立时，实际上首先遵从的是吏议。小的法纪、大的纲要，本来都有条理而不紊乱；前代的规章、后世的准则，于是拘泥于一成不变。凡是利害所在，必定有章程作为依据，大家都乐于沿袭苟且，没有人图谋主动提出治理方案。近来又由于近臣蒙蔽欺骗，越发使正当的道路壅塞。贪恋俸禄的人闭口不言、拱手沉默，怀有奸心的人迎合权势、首鼠两端。他们轻视竭尽忠诚、忘我奉公的人，却羡慕圆滑逢迎、苟求后福的人，几乎造成决堤之患，渐渐形成只知向上逢迎的风气。看到习俗竟到了这种地步，朕感叹治理国家的根本已经受到累害。朕在进食时叹息，回到席上反复思考，仰念祖宗留下的谋略，本来崇尚诚信厚道。因此国家制定法则，首要任务是整齐有序。形势没有永远不衰败的时候，道理却有恢复正常的规律。告诫你们三公、各地牧守，以及众位官僚士人，努力竭尽忠诚纯正之心，各自思量奋勉，不要受忌讳牵制，有话一定直说；不要忽略细微的征兆，谋划必须考虑长远。共同戒除胶柱鼓瑟般的固执停滞，希望能够解开旧弦而重新调整。完全竭尽进谏和纠正过失的诚意，确实共同成就艰难的事业。从今以后，朕也改变谋划，详细核实名实，继承汉宣帝留下的法则，推行仁义，效法唐代后期遗留下来的风尚，希望达到三代的隆盛，永远享有万年的声誉。朕的话不是过分之言，众人听从，谁敢违背？制 中书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开平王制。

译上天开启宏大的基业，特意降生英杰之臣；将星陨落，便依次举行哀悼和荣典。因此上天的功勋正在汇集，却突然失去了上将，于是赐予褒奖封号，郑重颁布诏书。具官常某，英明敏锐而沉着刚毅，严肃端正而宽宏弘大。自从最初在义旗下建立功业，就来归附军队；首先从淮右起兵，挥展采石的锋芒，随即平定江东，振奋丹阳的声威；在全楚拓展边疆，在三吴歼灭强敌；扫平河洛，安定中原；指向幽燕，平定朔方。百战成功，确实是一代豪杰；气势压倒三军，岂只是万人敌的勇力？近来刚刚报告滦阳的胜利，又追击到漠北的尽头。朕接到突然传来的讣告，知道你虽重病仍在作战。想到你的忠诚，深感痛惜。四海已经成为一家，大统已经完成；君臣同心同体，本来期望共同享受太平。事情既然如此，感情怎能停止？现将你的品秩提升到次相，爵位兼加真正的王爵。虽然礼数已经加厚，但在朕心中仍然觉得有所不足。啊！金书铁券，怎能忘记你辅佐国运的功劳？衮衣绣裳，尚且要用来完成饰终的命令。愿你的荣宠神灵永不衰替，子孙福祚更加昌盛。可以追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号忠武。开平王夫人制 为国事辛劳而献身，是臣子的大节；随着丈夫的爵位而获得尊贵，是妇道的常理。想到我朝的元勋，如今有这样贤德的配偶，加封的典礼怎么可以拖后呢？具官常某的妻子蓝氏，天性美善贞正，禀赋端庄安静。辅佐她的丈夫，使他成为国家大臣，为王室勤劳，辅佐成就帝业。为什么大功刚刚完成，就突然患病长逝了呢？想到此事，朕深感哀悼，实在牵动心怀。既然已经褒奖尊崇丈夫，追封王爵，那么作为他的配偶，独自主持家政，养育贤淑的女儿，教导整饬诸子，她的内治典范确实值得嘉许，这项恩典也应当特别优厚。按照随丈夫所受的秩禄和礼制，也理应如此。啊！夫妻相敬如宾的欢乐，虽然不能共同到老；与丈夫相匹敌的尊贵，或许可以永远享有终身。还应当接受这项命令的礼仪，增益福祉。可以封为开平王夫人。中书左丞相、开府仪同三司、封太师、国王制。官位位居三师之首，早已受到酬答功劳的厚典；爵位列于王社，充分显示承继武功的恩宠。朕嘉念世代臣属，广泛寻求美德，于是顾念元勋的后裔。他曾经居于上相的尊位，理应扩展真正的封国，以彰显公平安逸。因此颁布这道制书，在朝廷正式宣告。具官某，是继承世代的大才，承受上天赋予的重任，具有济世的宏富才华，名声久已传播于华夏和夷狄；忠心贯日，志向只在安定社稷。由掌管宿卫开始，终于受到提拔任用；出外承担藩屏的劳任，入朝掌管枢密机要；升任并专掌宰相之位，首先端正宰辅之廷。品秩已经相当于三公，礼遇又优于八命。辅佐宣扬皇帝的教化，如同巫咸治理王室；帮助谋划神圣的谋略，如同子房运筹帷幄，办理天下大事，弘扬元老的宏伟谋略。想到我朝建立之初，依靠你的祖先经营筹划的力量，经过百战平定中夏，随即攻取金源，十年完成大功，永远载入铁券；于是赐给他东方藩国的土地，开始封异姓为王，仍然号称帝师，又颁给国印，使显赫地位世代相传。上天厚生后来的贤人，有德便会昌盛，能够继承前人的功业。等到朕继承伟大的基业，依赖卿协助成就安定的功业，正当声望像岩石高山一样隆盛时，却突然退避台星之位。朕看了你的奏疏，姑且听从你求得燕居休养的请求，建立高大牙旗，或许可以使你享有尊贵安宁的生活。承袭茅土封国而开拓疆宇，登上三公之位来仪范朝廷。今天所有的极大荣耀，都是你家一向拥有的。啊，伊尹、吕尚得到他们辅佐的国家，都把功业传给子孙；尧、舜告诫臣下，必定用道德引导他们。如果想长久守住富贵，没有比始终不改变更好的了。还要更加勉力图谋，永远享有吉祥安泰。中书平章政事、授江浙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枢密院事制。凭借节钺镇守一方，没有什么比端揆专掌枢机更加尊崇；控制四方边境，更加重视掌管军队的职责。顾念当今的贤能辅臣，是我朝旧日的臣子，应该兼有将帅和宰相的权力，特意总领军民事务。皇帝的话形成命令，众人听取，不得喧哗。具官某，刚毅而魁伟宏大，深沉明达而敦厚宽裕，文武才略都具备，两种才能兼全；孝顺而忠诚，专一恭敬地守持一心。早年作为心腹之臣，显著承受皇帝的恩光；历经各种考验和任职，辛劳备至，崇高功勋也十分显著。近来从大司农升为长官，不久又升任亚宰，因而调节国家常法，协调天地万物，功绩和才能更加显著，深深符合朕的倚重。何况你的父兄贤能，对王室有大功；从我祖宗时代起，也曾厚厚赏赐你家。想到国家多事的时期，正是左右大臣尽忠的时候；如果不依靠治理国家的才略，怎么能达到太平？江浙是东南腹地，最称得上巨大的屏障；省城早已建立，用来统辖各城。适逢丞相之位长期空缺，命令你持神旗前往任职，专掌最高权柄，仍然掌握元辅机要。千里之内抵御敌人，固然必须先从制胜着手；使万国奉为准则，更应尽快宣告成功。威严仪容应当足以使人瞻仰，节度权不受中央拘束。各种政务，都听任你便宜处理。像君陈治理东郊一样，不要停止把美好的谋略入朝报告；像申伯治理南国一样要有所忧劳，依靠贤能的辅弼前来宣扬政令。感慨战争还没有完全停止，要勉力少作停留于衮衣绣服的安逸。你掌握宰相权柄所到之处，赐给你的履任之地也将增添光彩。因此特意昭示这种越级的荣耀，等待你建立非同寻常的功绩。啊！师保分治陕地，土地于是有东西之别；股肱辅佐周室，身体却不分内外。只有广泛听取意见、集中众人智慧，才能扩大公正之道；只有赏罚分明、信赏必罚，才能使人心服。更加推行匡扶国家的诚心，大大施展治理四方的谋略。恭敬承受这份宠爱，哪里还需要等待训诫的话呢？诰 高安授给事中诰 朝廷有事时，殿内的臣子职责亲近而重要，因此汉代有夕拜的制度，唐代有涂归的礼仪。朕考察古制设置官职，仍然设置这一职位。虽然封还驳正的制度不完全沿袭古代，但在参与谋议和进献意见方面，朕对你确实有所期待。凭你的英明敏锐和宏伟器度，自从你的祖父、父亲在西土奋起，世代都能成就美名，成为当时的名臣。你出生于名门，早年便任职显要，作为勋贵门第的子弟，熟悉台阁官署的仪范。朕选拔记录遗留下来的贤才，不分亲疏远近，斟酌众人的意见，让你列入近臣之中。正值朕乐于接受直言，你应当勤于处理各种政务；凡是有关公议的事情，不要害怕尽情陈述，更加努力提出美善的谋略，以图符合朕的期望。王文授侍仪使诰

译朝廷的礼制，贵在严肃，因此等级威仪有所区别，而周旋进退各自合乎适宜。这就是赞相礼仪的官职必须慎重选择人来任用的原因。具官王文，天资纯美，学识明白而志向正当。从前他的父亲曾经掌管文书，以议论政事来侍奉朕，后来死于王事，朕深深怜悯他，所以特意选拔他的儿子，先入近卫侍奉，后在中书办事；等到任引进司官员时，尤其显著地获得恭谨敬慎的声誉。现在因此提升他的职务，列入侍仪使之职。你要谨慎自持，临事更加敬畏，使朝廷礼文的施行秩然有序、足以观瞻，这样朕就嘉奖你。秦文授侍仪使诰 礼，是用来辨别上下、确定名分的。凡是朝觐会同的时候，礼所涉及的关系尤其重大。因此礼制得当，朝廷就尊严，众人的意志也会安定。选择赞相礼仪的人，怎么可以不慎重呢？具官秦文质，容貌秀美魁伟，仪表法度端正周详。出生于儒家，能够谨慎操守行为。近来任礼部属官，能够勤勉办理本职。提升为侍仪司官员，是为了表示优厚任用。礼是根本，仪是用来完备礼文的形式。这样在举行事务时，就会灿然有序，还应当敬慎对待啊！张祐授司天少监诰 司天这一职务，古代都由世代相传的人担任，所以学术渊源正统，术数精通，不像其他技艺杂术可以仓促学会。你张祐，智慧见识明达深邃，通晓天文之术。在近代，你的祖父和父亲世代掌管天官，而你确实承继了家学；渊源既正，术数又精，你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专门传授、世代著名的名家吧？现在命你仍然任司天之职，希望你更加发挥所积蓄的才学，谨慎进行推算，以符合朕敬畏上天、勤恤百姓的心意。温都尔授回回司天少监诰 天文学出自西域的学派，简约而能够精确。虽然它的方法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法则，但因为多有应验，所以近代多采用它。另设官署来掌管这项职务，大概正是因为对此谨慎重视。你温都尔敏捷而多识，回回天文学的学说，确实是世代相传的。朕仰观天象，敬慎地授予百姓农时，于是依循近代制度，仍然设置这一官职，命你重新担任。你还应勤于推测，谨慎陈述，恭敬守好所掌职务，以符合朕的心意。张世杰授夏官正诰 司天这一职务，其属官有五类，夏官是其中之一。不是通晓阴阳、明白历法数术的人，不能授予此职。你张世杰推算天象的本领，得自家传，担任司天职务已经很久。朕正要敬慎地授予百姓农时，以推行政教，因此任命你为夏官正。你前去钻研所学，以符合朕的心意。赵德胜赠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国公诰。开国之初，朕依靠勇猛有力的将士，手执干戈来拓展疆土。那些献出生命、为国牺牲而死于王事的人，朕怎么能不深深挂念呢？具官赵德胜，刚强果断而有见识，勇敢坚毅、才能超群。起初从滁州、和州起于行伍，随后跟随渡江，攻取采石，夺取姑孰，终于平定建业；攻克丹阳，攻破毗陵，都参与并建立功劳。后来升任统帅职务，跟随大将攻下宣城、江阴，进攻吴兴、钱塘，收复青阳、石埭，袭取宜兴、高邮；而在安庆、九江、鄂渚、南昌的战役中，功劳更加显著。等到镇守南昌，平定山寇，安靖所属各县，朕非常嘉奖他。于是接受佥枢的任命。哪里料到敌兵侵犯城池，他竭力防御，误中箭镞，最终牺牲了生命？啊！有功却来不及亲自接受赏报，朕对你的思念怎么能够忘记？因此提升你的官阶，列入台辅之职，仍然封为大国公，位列上公，以表示善终的礼仪，彰明劝勉忠诚的道理。你的英灵如果还在，希望能够享受并承受这项荣典。追封梁国夫人诰 国家的常行制度，凡是有爵位的人，推恩必定及于他的配偶，何况是我朝功臣的妻子呢？具官赵德胜的妻子王氏，出生于名门，禀性贤淑谨慎，辅佐她的丈夫，早晚勤劳；她侍奉朕东征西伐，没有一次战役不跟随，最终死于王事，大节值得嘉奖。现在追赠尊崇的典礼，赐给她大国封号；念及她是贤良的配偶，也已经善终，应该授予梁国夫人的封号，以表彰她因丈夫而获得的尊贵。贤淑的灵魂如果不昧，当享受这份恩宠荣光。方国珍授广西行省右丞诰 自从元朝政权衰微以后，便有智勇之士乘时而起，希望建立功业。等到天下兵乱兴起，他们便各自据守一方，作为百姓的保障。后来果然找到了归宿，保全了富贵，这也可以称为豪杰了。你方国珍，是真正的人才，器量雄伟，意志坚毅，谋略深远。知道时势将不可为，于是在东海之滨奋起。二十年间，和你的兄弟、子侄分守三郡，威势行于海上，难道不是一时的豪杰吗？然而你向我朝进贡，也已经有多年。最终能够察知时机、通达变化，举族前来归附，富贵功名都得以保全而没有失去，始终保全自身达到如此地步。朕非常嘉奖你，因此提拔你居于左辖，列名外省，享受相应俸禄品秩，列入朝廷官班，以表示朕优厚尊崇的心意。你应当恭敬谨慎以自我约束，安闲自得以自我安顿，更加努力保持美名，希望谋求报答称职。皇外祖父母追封诰 朕想到历代统治天下的君主，推恩必定及于后族，这是亲爱亲属的道理。皇后马氏勤劳内助，使一个家庭化为国家；若不是她的亲族积累德行，怎么能够达到今天？考察礼典制度，因此追封皇外祖父马某为徐王，皇外祖母为徐王夫人，并建立庙宇来奉祀。啊！亲情达到极致，就会追思远祖；报答达到极致，礼制也应崇高。只愿幽冥之灵享受这项恩典。杨晔授中书左丞诰 朕认为辅佐宰相所承担的是国家大政，而左丞正是他的辅佐，帮助掌握政事根本、弘扬治理教化，职责十分重大。必须有才德的人才能胜任这一选任。具官杨晔，文才足以治理国家，武略足以救济时局。在朕创业之初，你就委身侍奉朕；对内在帷幄中贡献谋略，对外向四方宣达命令，历任多种职务，政绩事业显著。等到任中台，纲纪大为振作，多次参与省政，功勋业绩尤其多。如今四海统一，朕将用仁义礼乐教化天下，正是你施展所学的时候。近来任命你为右丞，三个月之间，各项事务全都办成，你公平正大的心地清楚可见，朕实在嘉奖你。现在让你升任左丞之职。你还应更加尽心竭力，共同谋求政事治理；筹划要审慎合乎事理，施行设置要斟酌时宜，使各部门都奉行法令，天下得到安治，以符合朕选拔任用你的心意。汪广洋授中书右丞诰

译中书省总理百官，纲纪各种政务，在左右设置丞相辅佐，是为了辅助政务根本、弘扬教化功业；因此必须得到能够救济时艰的人才、担当重任的器识之士，才称得上合乎这一选任。具官汪广洋，才德足以辅佐文治，学问足以保障民生，在内外任职十六年，近年又屡次参与江右、山东的省政，能够承担一方面的重托，于是入朝任中书省中执法，振举宪纲。适逢陕右之地初次纳入职方版图，便从御史台端位上停职，出任行省寄任；刚刚超过半年，劳绩已经显著，朕对此十分嘉奖。朕想到功业告成、政局安定之时，正是树立纲常、陈明纪法的日子；如果不是凭借德望深厚之人，怎么谋求治理的功效？因此命你重新任职中书省，辅佐我的大政，右辖之位，前去就任吧。啊！官职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人，人选还要重用旧臣；公辅的职任，朕期待你已经很久了。你还要更加施展才力，努力扩展谋略和作为，设施政务要斟酌古今经纶之道，审察事情的体要，希望成就功勋，以符合朕的心意。加封广惠显灵昭济圣母诰 朕听说神灵显现神异，至为奇妙而不可测；只有功劳惠及百姓的神灵，才是国家应当报答的。今年春夏交替之际，天气长久不下雨，朕派使者遍告天下山川原野沼泽的神灵，以及晋冀山西省。臣上奏说，太原城西悬瓮山的显灵昭济圣母，历代都受过封号，有所祈祷就必有回应。使者到达的第二天，向神灵默告朕忧虑百姓的心意，果然得到神灵明显的感应，甘雨随即降临，大大安慰了百姓的愿望。于是请求加封，用来答谢神灵的美好功德。朕认为，抵御灾害、消除祸患，确实是神灵的功劳；考察祀典，礼制上应当加以褒赠，希望借助神灵的教化，永远庇护一方。可加封为广惠显灵昭济圣母，主管此事的官署执行。吴琳除吏部尚书诰 古代帝王治理天下，关键在于得到人才；然而人才实际上取决于铨选。因此朕对于吏部的职任，必定选择器识、公正、明达的人来担任。具官吴琳，学术醇厚，任职经历尤其端正。他前来事奉朕，由博士升任佥宪司，能够振兴风教纲纪；等到任盐铁司副职，国家赋税因此得到辨治，又让他任记注、献纳之职，贡献很多。现在任命他升任天官之长，掌管铨选衡量的大权。你应当根据才干授予官职，按功劳考察能力，使贤者和愚者有所区别，升降任免合乎适宜，这样才大概符合朕为官职选择人才的心意。杭琪除戸部尚书诰 国家把户口、土地之事，徭役、职贡的办法，以及防备、计簿、仓廪、府库和经费供给的数目，全部归于户部管理，这是古代的制度。必须才力周全、见识精深的人，才称得上适合这一选任。具官杭琪，处事精明干练，任职历时已久，都能施展自己的长处。先辅佐大农，继而任户曹副职，办理事务一向谨慎，劳绩十分显著，朕对此很是嘉奖。因此让你升任地官之长，希望你明白生产财货的大道，努力培植国家根本，使粮食财货充足、国用丰裕，以符合朕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的心意。魏观除太常卿诰 太常的职务，掌管郊祀、宗庙、社稷、山川以及众神的祭祀，责任重大。必须通晓礼典的人，才可以让他担任。具官魏某，学问品行端正，事奉朕多年，多次执掌宪节，振扬风教纲纪；等到统领盐司大课，积累劳绩，功业更加显著，朕对此十分嘉奖。近来让你记录朕的言语行动，在朝夕之间多次进献正直的言论，尤其得到朕的赏识。现在命你担任太常卿之长，你要务必持守斋戒，谨慎恭敬地办理职事，以符合朕诚敬神明的心意，并感通神明。殿中侍御史除刑部尚书诰 中书省设置属官，分掌六部职务的严整事务；司寇辅佐君王，早已掌管五刑禁令。大概是要凭借法律辅佐政务，所以必须根据官职选择人才；不是熟悉其优良才能的人，不能承担这一选任。具官公平，救济万物，才思敏捷而精力强健，胜任他人；熟悉宪章，兼通吏事；本于经术，却不拘泥于法家。长久享有联列朝班的荣誉，进而辅佐御史台端位的重任。宣明国家典章，纠正整肃官吏常法；簪笔站立在赤墀之旁，尽情进言而无所回避；横榻专掌白简，守持正道而不阿附。顾念你的节操气概极为优异，哪里还能把褒奖推迟？现调任你改列宪部，姑且率领刑部事务。希望你推行体恤刑罚的仁心，兼顾各类狱讼。于是体察上天好生之德，使人不触犯法司；不要辜负恩宠荣华，更要谋求谨慎整饬。礼部尚书除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兼国子祭酒诰。自古以来，翰林院的职任很重要，专门代天子起草诏令；至于执笔于史馆，劝讲于经筵，掌管国子监的教育，又兼任众多职务，以充当文儒之臣的职责，这就是今天的制度。因为诏令要传播四方，史书记述要取信百世，经术要启迪一人，学业要造就众多士人，教化的根本就系于此处。如果不是学问足以探究圣人奥秘，才华足以专擅国家文采，器量见识优异而德行履历美盛的人，就没有谁适合这一选任。询问在列诸臣，于是得到了合适的人。具官沈氏，沉潜于六经，搜罗百家，学问渊源深厚，宏论高明；缙绅都佩服他关于制度的文章，大册文章流传朝野，风采谋略和功绩才能郁然成为俊杰。于是担任春官之长、执掌宗伯，礼仪文教整治兴举，光彩鲜明，足可观瞻。朕很赞赏你一向的才能，特意让你晋升清华之职，所以命你在銮坡掌管制诰，在旃厦讲论经书，掌管金匮中的典籍，主持虎闱的教育；文儒之臣的职责，都集中在你一身。你还要恭敬承受此命，充分发挥所蕴蓄的才学，以符合朕宠爱褒奖的心意。表

译代国史院进后妃功臣列传表 圣明君主实现治理，要依靠内外共同成就功业；可信的史书详细记载事实，考察始末而记录真实。恭敬地陈上简册，冒昧呈达于皇帝，中谢。臣私下考察《诗》《书》的编次，曾经看到商周的事迹。《关雎》《麟趾》篇首先表现后妃内宫的贤德；川楫、羹梅等事，都依赖臣邻的端正。顺应坤阴之道施行教化，协调文武之臣成就功业。因此大业开始兴起，宏大的根基得以长久巩固。假如内外的功业不能建立，那么帝王的治理又有什么可观？我朝实在远远超过古代。上天为皇帝确立配偶，正始的教化早已彰明；王后辅佐成就君王，致使君主事业的忠诚也都更加盛美。于是就在继承文德的时代，刊刻这部传信之书。祖宗的实录已经完备，唯独后妃、功臣的本纪仍然缺少。自大德丙午年起，直到今天至正戊子年，多次安排有关官署办理此事，特别严格要求秉笔直书。于是散失的美好规范和高明谋略，以及搜罗到的宏大功勋、伟大业绩，终于编成全书，足以补益正史。皇帝光大润色宏大的法典，追述典、谟、诰、命之外的事迹；体制取法旧规，与本纪、列传、表、志相配列，在这里达到盛大，没有什么能够与之相比。这都是因为恭逢陛下表率万邦、超出万物之上，以明德亲爱九族，广泛推行和睦肃穆的风气；端正内心以率领百官，恭敬迎接盛大太平的运势。永远想到创建家业的不容易，因而谋划把统绪传给无穷后世。著述相互承继，古今一贯相通。臣等勉强竭尽忠诚，才刚刚完成这部史册，哪里敢私自掌握褒贬之权，只是姑且谨慎记载事实和文辞。彰显玉册、铁书的盛美，勒成一家之言；广泛充实金匮、石室中的秘藏，留传给百世。代佛郎国进天马表 圣明的皇帝当朝，正可看到天下大治的时期；天马来到朝廷，谨献上远方的贡物，哪里敢畏惧舟车劳顿和重重翻译，恭敬地表达臣妾微薄的诚心，中谢。臣私下认为，荣水背负河图，曾经出现在羲皇时代；渥洼孕育神骏，又在汉帝时代听闻。必定有圣明之主，才可以承受上天的嘉赐，何况正值重熙之运，更应显现上天降下祥瑞的符征。伏念臣是教化之外的穷困小国，处在海边偏僻的土地，族类分属夷裔，逃居在西域以西；内心仰慕中华风化，向北方星辰引颈遥望。哪里是登天无路，不过是常常向着太阳瞻仰光辉罢了。幸有这匹名驹，可以充作本方的贡物；虽然不是望云骏马那样的资质，也可称为绝地奔驰的神姿。它历经没有草木的流沙，奔驰万里；若备入皇帝六飞的法驾，便可警跸九重，前有銮旗，后有属车。倘若能够登上玉台、进入阊阖，沐浴至尊亲自驾驭的恩宠，实在会增添小国的荣光。于是派遣陪臣，冒昧叩请典属之臣转达。此皆因为恭逢陛下恩德遍及九州，道合三无，舞干羽于两阶，大大施行文德；执玉帛来朝的万国，共同成为皇帝的臣子。异域一同向朝廷献上白狼，祥瑞的应验曾经符合朱凤；周邦前来庆贺，全都归入皇帝覆盖保护之中。岐道已经平坦，谁还会在要荒之地的后面？臣礼仪上惭愧于贡物微薄，心意却迫切如同戴着盆子仰望天空。愿天下舆图归于大一统，永远处在无为而治的教化之中；愿乐府协调六律，等待听到太乙之歌。檄 汉太尉谕七国檄 听说臣子没有图谋篡逆的道理，一旦图谋篡逆就一定被诛杀，这是《春秋》的义理；做了不正当的事，上天就用灾祸报应，这是《大易》的道理。从前我高皇帝平定天下，鉴于亡秦孤立无援而败亡的教训，于是分割疆土，划分二等爵位，大封同姓宗室；封为侯的有一百多个城邑，尊崇王的子弟，大规模开建九国。当时兄弟年少，诸子又弱小，所以庶长子悼惠王在齐统治七十二城，庶弟元王在楚统治四十城，兄长的儿子刘濞在吴统治五十多城；封立三个庶出的宗室，都是为了扩大亲爱亲族的原则，巩固磐石般的根基。那时诸王突然拥有百姓和土地，本来应当谨慎遵守职分约束，

译作为汉朝的藩屏辅弼，世世代代不显耀也不失职，与汉室长久相安。如今吴王濞竟然首先作乱，联合诸国反叛，难道汉朝曾经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吗？可是当初先帝封立刘濞时，心中本来就怀疑他有反叛的相貌，曾告诫他说：‘汉朝之后五十年，东南方将有叛乱，难道是你吗？’但又说，天下同姓本是一家，千万不要反叛。刘濞叩头谢罪，说不敢。等到刘濞前往封国，竟然招引天下亡命之徒，公然依山铸钱，煮海制盐，改变扰乱法度；又因为太子之事，内心怀恨不平，诈称有病不来朝觐，丧失了藩臣的礼节。按照古代法令，本应诛杀，有关官署多次请求治他的罪。孝文皇帝宽容仁厚，不忍心诛杀，于是赐给他几案和手杖，允许年老后不来朝觐，希望他改过行善，恩德实在深厚。如今他不但不图改过自新，反而更加放纵骄横，背弃恩德、蔑视义理，毁坏先帝所建立的制度。他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定联合谋反，作逆无道，起兵危害宗庙，杀害大臣和汉朝使者，胁迫劫掠百姓，攻伐杀戮无罪之人，焚烧毁坏房舍，挖掘陵墓，暴虐至极。胶西王卬等人又犯下更加严重的逆乱和无道，毁坏宗庙，▯御用器物，都是触犯国家法纪的大罪，罪不容诛。幕府敬奉皇帝的制诏，已经全部部署诸将率大军向东进发，前去问罪。七国啊，你们七国都是刘氏的至亲，是先帝所建立的封国；关于同姓一家的告诫，言语还在耳边。即使不顾国家法令，难道独独不能念及先帝的缘故，畏惧先帝在天之灵吗？况且七国的反书以御史大夫鼂错变更律令、侵削诸侯为借口。皇帝度量如天地，信用如日月，不偏爱一个人，向天下谢罪，也已经诛杀鼂错来表明最大的公正；但七国的军队仍不停息，由此看来，你们的意图显然不只是想诛杀鼂错。叛逆的罪行，上达于天。现在灵旗向东指去，这就是所谓应天而出的王者之师，是有征讨而不必交战的军队。计算七国的土地，不能抵得上汉朝的十二分之一，却纠集区区兵众，想同大汉为敌，就好比踩着薄冰等待太阳升起，难道不是危险吗？如果能够解散先前的罪恶，念及先帝的子孙骨肉，请下令凡投降者一律免除罪行；其中有豪杰能够擒获或斩杀首领、率众归降，以及各地士大夫能够仰慕大义、效忠朝廷、合力建功的，都将按规定封赏。法令已有明文。叛逆与顺从、灾祸与福分，趋向各不相同，黑白分明。作逆而甘愿遭受屠戮，哪里比得上顺从而获得福禄、功名、富贵，并且永世保全呢？祸福的根源，只是人自己招来；不要狐疑犹豫，以免被明白时势的人讥笑。檄文到达后，你们应当仔细考虑自己的处境，书信不能完全表达心意。汉伏波将军谕南粤檄 听说天下的大义，应当混合统一为一体。只有大汉兴盛，兼制八方，威灵所及，没有不臣服的。陛下即位后，已经存恤安抚天下，安定中原，然后兴师出兵，办理蛮夷之事。因此有关官员抵达边境，东瓯便请求臣服，闽王伏罪；大将军执掌兵权，单于逃奔幕府；骠骑将军高举旌旗，昆邪王束发右衽。自上古以来未能统辖、正朔不能施及其风俗的地方，没有不屈膝奉事、叩头来朝进贡，甘心归附内属的。只有南粤仍未臣服。岭南本是南海之地，赵佗原为越地官吏。秦朝灭亡、天下大乱，赵佗便擅自占有其地，自立为王。高皇帝平定天下后，因为中原百姓劳苦，所以释放赵佗而不杀他，反而让他在那里称王，与他剖符通使，使他和睦安抚百越，作为汉朝的外臣。到了高后时，南粤以汉朝隔绝其器物往来为借口，便擅自尊称帝号，发布诏令，与中国相抗。高后大怒，削去南粤的属籍，派兵攻打它。恰逢汉国内有重大变故，军队才停止。孝文皇帝致力于用恩德怀柔四夷，因为赵佗的父母坟墓在真定，便设置守墓邑；他的堂兄弟们都授予尊贵官职并厚加赏赐，又宠待赵佗，派使者向他说明盛德。赵佗恐惧，叩头谢罪，愿意奉行诏令，永远做藩臣，奉献贡赋，自己取消帝号制度，像以前一样通使往来。

译然而听说他居处本国时，私下仍沿用原来的帝号，只是在天子使者到来时才称王、接受朝命，像诸侯一样罢了。天子宽容，替他掩盖瑕疵，也置之不问。陛下建元四年，赵佗的孙子胡继承王位；东粤侵犯他的边境城邑，胡不敢擅自出兵，上书天子请求命令。天子称许南粤能守职守义；军队还没有到达，东粤便已平定。胡感念汉朝的恩德，并且约定入朝觐见天子，后来却背约不来，只派儿子婴齐入朝宿卫。胡死后，婴齐回国即位，擅自杀人，任意妄为，毫无道义。天子多次派使者委婉告谕，他最终仍辜负恩德，不再朝见天子。等到他的儿子兴继承王位，才与母后谋求内属，上书请求比照内地诸侯，三年朝见一次。天子答应了他，赐给他的丞相吕嘉印绶，废除南粤原有的严刑，采用汉法，并留下几位使者镇抚当地。这样看来，大汉始终优厚地恩惠南粤；替南粤考虑，它将用什么来报答汉朝的恩德呢？近来南粤王和王太后能够想到汉朝恩德不可辜负，按约定将要入朝。唯独吕嘉长期掌握国柄，专擅威福，反而认为内属没有好处，于是天子派军队到达南粤边境问罪；吕嘉便被报告为反叛，杀害南粤王和王太后，全部杀死汉朝使者，又联合苍梧军队抵抗汉军，逆天悖道，罪行不可赦免。陛下赫然震怒，因此命令将领出兵，要把他们全部诛灭，并把其地划为郡县。虽然南粤地方方圆万里，盛产犀牛、象、翡翠、玳瑁等奇珍，但凭借我大汉的强盛，得到它的土地不足以使国家更大，得到它的财物也不足以使国家更富；只是因为他们罪恶成熟、恶贯满盈，按大义应当诛杀，借此宏扬混一天下的盛业，使我大汉的威令震耀于无边无际之地。幕府如今接受天子诏令，分别命伏波将军从桂阳出兵，沿湟水而下；楼船将军从豫章出兵，沿须水而下；戈船将军从零陵出兵，沿离水而下；下瀬将军沿苍梧而下；驰义侯发夜郎兵，沿牂柯江而下，全部会合番禺，消灭南粤的期限就在今日。皇帝的军队，凭借的不是人的力量，而是上天的福佑。你们南粤的官属、将校、部落君长，必定已经被威暴所胁迫，沾染了凶逆之罪，无法自行改过；如果能够共同抛弃以前的罪恶，斩杀或擒获元凶，率领部众前来投降，封赏的规定都如同法令。玉石俱焚，确实是圣明天子所不忍的，所以把这篇檄文广泛告知你们，不隐瞒其中的宗旨。如果有人凭恃险阻，怀抱疑心和二意，以此自外于天子的威令，那么天兵所到之处，职责就在于讨伐铲除，必定像割草、猎兽一样将其尽数杀灭，直到全部杀尽才停止。祸福所在，昭然十分明白。檄文到达后，所有人都应明白告谕；陛下的意旨，不要忽视。铭 座右铭 七尺之躯，形体虽很微小，却能与天地并立，经历千年而不朽，这要从哪里才能做到呢？大概也只能说：以德作为实质，以才作为资质；没有德就不能成就事业，没有才就不能施展作为；不能成就事业，就无法使德才内在具备于自身；不能施展作为，就无法在当时显现出来。内在不能自立，外在不能显现，也不过是道路上的普通人罢了。能够不愧对这副身体的人，实在很少。因此要用仁义建立根本，用礼乐舒展枝干，用忠信加以引导，用文辞使之光彩焕发；推而施用于世，细小的可以用来周密治理当世事务，大的可以用来建立国家太平的根基。这就叫明白根本而适用于实际，成就德行而通达才干，古代君子不过如此罢了；我哪里足以参与其中呢？即便如此，学习颜子的学问，立定伊尹那样的志向，本来就是我自我勉励而不疑惑的事。我发誓一定切实履行这些话，希望能够从早到晚勤奋不懈。器物铭【并序】古代的君子，对于所有驾驭、服用以及日常接触的器物，都要刻写铭文。给器物命名，并借此自我警戒，那么增进德行、修习学业的功夫，就无处不在了。《大学》记载的商汤盘铭，《大戴记》以及《金匮》《阴符》记载的周武王器械铭，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于是私下取法古人的义旨，凡是器物都各自作铭；不敢把它留给博雅君子，只希望在举动之间，私下得到一些警戒罢了。合计共有五十首【今录二十首】。冠铭 你的形制端正，所以居于我头顶，也象征我的德行。假如有所过失，怎么还能居于人的前列呢？佩铭 行动合乎规矩，声音合乎律吕，希望你能成为我的辅助。履铭 行走要趋向义，践履要守信；不要踏入邪途，不要走近险境。枕铭 以木为体而圆，用来警醒我的昏昧；以石为体而方，用来安定我不变的常道。席铭 我的身体想要安逸啊，借助你来躺卧；我的心志正直啊，却不是你可以使它弯曲的。衾铭 把它举起来施用，可以庇护一个人的身体；如果能够推而广之，就可以覆盖远近之人。帐铭 起居时不要混乱其中；亲近而不可以轻慢；处于隐蔽或显露之地都必须合乎顺理；独处时难道可以不谨慎吗？“而”字原文反复出现，句读和文意均有疑误。笥铭 不是合乎仪制的东西，不要收入；不是合乎礼的东西，不要拿出。椸铭 粗布和素帛，尚且应当亲近依附；锦绣等华美之物，怎么能不拒绝呢？鼎铭 鼎铉有金玉装饰，就可以享受福禄；倘若折断你的鼎足，就会倾覆公侯的饭食。镜铭 容貌的美丑，你只能辨别它的外表；内心的善恶，你怎么能够照见它的内里呢？栉铭 头发乱了，还可以梳理；政事纷乱了，凭什么来治理呢？尺铭 一百个分积累起来才成为一尺，一尺再不断累积，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停止。学习所下的功夫，本来就是这样。印铭 材质用金，纹饰如玉；印章以德为美，名声才会长久。觚铭 用它书写文章，要常常想到明察；用它书写政事，要常常想到公平；用它书写狱讼，要常常想到使人活命；用它书写财货，要常常想到轻视财利。琴铭 端正人的情性，以防止它淫邪；探究造化的奥妙，以钩取它的深意。唉！圣人，我已经不能见到了。想要知道舜、文王、周公、孔子的人，如果不是从这些琴音中体会，又凭什么能够得到他们的内心呢？匮铭 内部空虚，才有容纳的空间；只有能够容纳，长久下来才会充实。榻铭 坐着要像尸居一样端正，以敬意持守；如果有不庄重的地方，就是人们所非难的。屛铭 内心不可遮蔽，能够遮蔽的只是眼睛；上天不可遮蔽，能够遮蔽的只是人自己。剑铭 在水中能斩蛟龙鳄鱼，在陆地能刺穿象和犀牛，为什么不稍稍忍耐一下，以保全万物的性命呢？友德斋铭【并序】君子自我修养的方法，没有比结交朋友更重要的了。所谓朋友，就是以朋友的德行为友。德行在对方那里，而我借助它来自我修养，那么对方的德行就成为我的德行。所以君子重视结交朋友。友人袁君所居住的书斋，题名为“友德”，这可以说是有志于自我修养的人了。因此我乐意为它作铭说：君子修养自己，没有朋友就不能成就。那样的朋友是什么呢？只有坚贞的德行。对方有那样的德行，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彼此观察、互相取长补短，才是借助朋友的力量。取来对方的长处成为我的长处，我的德行便因此崇高。我的德行崇高，难道不是朋友的功劳吗？从尊贵者到卑微者，谁可以没有朋友？用朋友辅助仁德，这是圣人的教诲，应当守持。所结交的不是有德之人，我的德行就会毁坏。交友不加选择，是由于昧于是非；轻率交往又轻率绝交，是君子所羞耻的。努力吧，袁君，希望你谨慎地开始选择朋友。逍遥轩铭【并序】

译太原史君名燕，他休息的地方叫作逍遥轩。有人说，史君正值壮年，凭借杰出的才华被世间任用，大概快要进入仕途而不能出来了，难道还有闲暇逍遥吗？这话不对。人不能不与外物交往；即使与外物交往，却能不被外物所牵累，那么到哪里不能逍遥？然而不是古代通达事理的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史君大概就是通达的人吧！于是我就依据他以逍遥命名轩室的意思，为他作这篇轩铭。铭曰：古代通达的人，不与外物处于不同之地，而是一直生活在尘世、与万物相伴。虽然同万物相处，却没有什么能使我屈曲。凡与外物交往，都应以虚心相待，以逍遥的态度防备外物在最初形成的牵累。等到长久以后，哪里还有什么有、什么无？既然调和了天性，就从道的枢纽通行；与道合一，与天为伴。那些昏昧不明白的人，同流合污，被外物役使，忙忙碌碌地奔走，自取束缚身体，连安居都没有时间。竟然对此还不醒悟，也真是狂妄而愚蠢。通达的人，应当以您为鉴，以您为榜样；怎样才能彰明这个道理？我的话始终不变。潜心阁铭【并序】吴郡陆养正，年轻时就喜好修养德行，而且能写文章。他读书的阁子题名为“潜心”，表示立志求学。金华王祎与养正有朋友之谊，因此为他的阁子作铭来勉励他。铭曰：身体以心为主，不要让心与外物同流，使自己被外物役使；要努力遏止这种情况。君子求学，心一定要潜沉。心不能潜沉，就像水泛滥一样。心潜沉下来，才会安静而空明。正因为空虚，所以明澈，像止水一样。圣贤是怎样做的？就是用这样的心去思考；德行崇高、事业广大，都是思考的结果。温和恭敬的人，还要像美玉一样不断琢磨。看见有人在你的屋里时，你的心不可有旁骛。纷繁华美的事物十分盛大，你并非看不见，但你的志向千万不要跟随它们奔走。打开我的书册，面对并超越圣贤。早晨这样，晚上也这样，整日勤勉不懈；勤勉不懈是为了什么？只是求学罢了。希望你鉴察这篇铭文，更加增进自己的修养。罗氏衍庆堂铭【并序】睦州罗氏，远古以来就有清楚的世系传承。在唐代，有万象先生；吴越时有昭谏先生，他们都保有美好的德行，是当时的名人。到了宋朝末年，有一位章甫先生，又能世代继承家业，于是把居住的厅堂命名为“衍庆”。章甫先生的孙子来请王祎作铭，于是为他作铭说：君子修养德行，所积累的只是善行。善行积累得深厚，福庆就会由此延展。延展的福庆，施及后代子孙；后代承继他的美德，发扬他的芳香。譬如水和树木，源头深、本根厚，水流才会长远，枝叶才会茂盛。善行积累在自身，福庆从上天降下。上天的意旨并非难以求得，人为什么不努力呢？于是刻写这篇铭文，使人由远知近；希望你善待后代，不要有所废弃，使其长久延续。居易斋铭【并序】钱唐徐子贞，是一位清正谨慎、纯厚笃实的君子。他所居住的书斋题名为“居易”，嘱托我为它作铭。我承蒙子贞与我交往已经很久，因此没有再推辞。铭曰：上天把这种元气赋予我和众生。人的出生，各方面并不均等，贵、富、贫、贱，就像秤上的砝码各有不同。是谁主宰这一切？有命运存在于上天；命运既由上天确定，就没有什么能够改变它。君子等待命运，只居于平易之道。什么叫居易？安于自己的本位而行动。什么叫安于本位？反省自身而达到真诚。达到真诚的方法，就是努力、努力。等到真正真诚，便与上天没有违背。到了真诚的境界，依循它就能安然。贵贱富贫，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看看那些小人，受名声驱驰、被利益驱赶，冒险求取侥幸，甘愿陷于昏昧愚蠢。君子居于平易之道，这是德行的根基。圣人的教诲十分明白，希望你能够牢记这些。昱岭关铭【并序】昱岭关在杭、徽两地交界处，依山形成险要，与千秋关、独松关并称三关，而三关之中没有比昱岭关更险的。国家平定南方后，建立江浙行中书省，治所在杭州，所以杭州如今是大藩镇；从三关来看，昱岭关大概是要害之地。至正十六年二月，剧盗从徽州前来侵犯昱岭，守关帅臣望风向北逃退，盗贼于是进入关内，侵扰掠夺内地。于潜、昌化都是杭州所属县，帅臣畏惧盗众的暴虐，两县都被蹂躏成为盗区。如今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檇李沈公，当时任行省左右司都事，接受丞相命令总督军事，首先发布文书檄令，开导告谕百姓，向他们表示恩德和信义，使百姓同盗贼离散。于是分兵四路进军，约定一同进驻关下；又派一军越过关口出击，设置疑兵和伏兵，截断盗贼逃跑冲突的道路。号令坚定明白，没有谁敢改变或越过。三月十六日以后，我军抵达昌化，与盗贼多次交战，乘胜追击越过车盘岭。二十八日，各路军队按照约定会集关下，当天便收复关门；盗贼虽然有险要可凭，也不能把它当作坚固屏障了。当时骄横的将领中有的桀骜不驯、不听命令，沈公却单骑从临安取道新城，越过浮云岭，赶往于潜，召集父老安慰抚恤他们，众人都感动流泪，请求归顺。百姓于是自新，便率领民兵与大军会合，占据关口进行防守，声势威望更加高扬，远近都受到震动。不久，徽州境内各地相继平定。我私下认为，《易》说“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春秋》记载“戍守虎牢”；传《春秋》的人说：“虎牢是郑国的险要，不把它归属于郑国，是责备郑国不能守住它。”如今沈公推行忠诚、树立大义，用来整顿军队法令；昭示信义、布施恩德，用来开导百姓；终于安抚叛徒，遏止乱谋，使这处险要重新归入版图。伟大的功勋和英明的名声，将同昱岭一起争相在长久岁月中显得雄伟。考察《大易》《春秋》的义理，确实足以嘉奖，应该刻写铭诗，以昭示后世。铭辞说：“皇帝当朝，天清地宁；谁敢作乱不安，侵犯我的太平？有一群蠢笨的盗徒，像蚂蚁蜂群般聚集结党，乘机偷偷发动，构成祸患、兴起罪孽。杭、徽交界处，巍巍高山，是上天设置的险要，以山为界建成关隘。这险要是什么样呢？地势险胜，形势阻塞。剑门关使蜀地显得狭陋，武冈使楚地显得卑弱。盗徒凭势凌犯，闯入我的关门；我有险要而他们有盗众，事情违背常理而陷入困顿。有伟大的沈公，气势浩荡，于是率领王师，于是施行上天的征讨。兵威所到之处，盗贼无从逃避，全被消灭；鲸鲵、虺蜮之类的凶恶之徒，踪迹消失、行迹潜藏。也有作乱的人，原来是我朝的赤子；恩德和言语一再施加给他们，他们便请求下令，愿意效死。此时沈公威恩一同施行，平定并扫除叛乱，把险阻视作平地。巍峨的这座关，我的险要、我所拥有的关隘，谁还敢窥伺、毁坏我的防守？从前毁坏，如今完好；从前阻塞，如今畅通。众人都说，这不是别人的功劳，而是沈公的功劳。沈公说：‘怎么敢呢？丞相命令我，这是丞相的功勋，我岂能据为己有？’丞相说：‘不对！天子圣明，所有这些武功，都是皇帝威灵所造成的。皇帝威灵所到之处，与山川一样没有穷极。’记录事实作成诗，刻在山石上。云黄庵铭【并序】

译乌伤县南部有座云黄山。我听说从前善慧大士是弥勒佛的应化身，曾在这里教化度脱众生。山顶上勤修善行，前后七佛都曾在此行道。山上有云气和黄色光彩环绕覆盖，护佑此地，所以这座山叫云黄山。大士卓锡驻足的地方，遗迹依然清晰。又过了九百年，有一位比丘，名叫妙珍。许多上善之人共同守护这里，依照过去的遗迹建造庵舍，架设岩石作为屋宇，土木坚固完美。庵中供奉庄严的大士像，并在像旁宴坐、饮食和休息。比丘说：‘我们在这里，敢求得安稳隐居。只是过去如来每天中午只吃一餐，住在树下一夜，正因为能够这样，所以才得以成道。如今我在这里，也同样如此。’邑人王祎来到这座庵中，听到比丘的话，欢喜赞叹，合掌恭敬，并说偈道：‘只有佛生在世间，本来与众生相同。为什么能够成佛？一切只是因为心。人的心如同虚空，光明奇妙而不可测。四圣与六凡，都实实在在具足于此心之中。随着心中所念，立即就趋向相应的境界。心若想要成佛，就已经成佛了。为什么呢？佛本来就是我心所具备的，一念便能坚定成就。为什么不成佛呢？我既然已经成佛，依报和假名，以及众生、无情之物，也都能够成佛。’ 为什么呢？我与众生，一一都具备佛性。假如我已经成佛，谁还不是佛呢？心、佛与众生，难道真有差别吗？从前善慧大士的愿力极其广大，众生受到教化度脱，都成就了佛道。如今我和你们同样参加龙华会，大士所发的誓愿，你们各自都应当精进。精进不必向外求，求得此心就足够了。如果不相信我的话，请诵读《心王铭》。这篇铭文是大士所说的，正好用来铭刻在这座庵中。《周牙璋铭》（并序） 牙璋是周代的制度，用来发动军队、治理军队和守备之事，大概是天子使者所持的信物。军旅之事十分严肃。在调发军队之时、驻屯防守之中，如果没有凭据来显示信用，那么号令发出后就没有人相信；机密之事一旦不严密，很少有不误事的。因此使用牙璋，是为了在军中取得信任，使人知道号令所指向的方向，以此造成严肃的威势。考察《周官》，这种器物大概由典瑞掌管；长七寸，厚一寸二分，尖端斜削，左边突出而且有齿状边棱，雕纹隆起，像牙齿排列一样。牙齿象征兵器，所以把它用于军旅之中。只是典瑞的职责，是掌管玉瑞、玉器的收藏，辨别它们的名称和形制以及用途，种类并不相同。比如珍圭用来征召，守璧、羡璧用来发动和度量，都不像牙璋这样恰好用于军政施行之际。号令快如风雷，处理机密和防备突发之事，间隙不能容纳一根头发，那么它的用途本来就关系到利害得失。称它为天子使者的瑞节，难道不是这样吗？古代器物一定有铭文，如嘉量、盘杅之类，都刻写铭勒，唯独这种器物没有。我谨慎地追述其缘由，并系以铭文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寸〕 国家有大事，没有比用兵更重大的。用兵便有机密，不严肃就不能施行。从前成周之时，制作器物极其精良，于是制作了作为兵符的牙璋。制作这种牙璋，采用什么材料？用美玉雕琢，用别处山上的石头来磨砺加工。七寸并不短，一寸并不薄。尖端长二寸，削成齿状边棱。边棱上的雕纹隆起，像张开的牙齿。牙齿象征兵器，既能断物又坚硬。军队守备之时，我的威势藏于其中；军队出征之时，我的武力便发扬。无论防守还是出征，都由我的号令决定。牙璋所到之处，迅疾如火，强劲如风。智谋之将、勇猛之卒，力量强大、威势盛壮。指挥挥动的片刻，谁不听从命令？拿出兵符，来决定军事机宜。河海可以堵塞，山岳可以移动。号令的严明，鬼神也不能欺骗。哪里只是严明而已，更维系着大信用。严明实为用兵之法，信用则是用兵的根本。系上这瑞节，是天子所谨慎掌握的。事情有缓有急，出纳必须允当。国家的利害，以此作为准则。珍圭、璧、羡璧，都是适宜的器物；它的严明和信用，哪一种能与它相等？贵重可与玉节相配，重要可与镇圭相称。这是天子的宝物，是典瑞掌管的奇器。铜虎符、羽檄，是汉代制作的；制度规模却很浅陋，比起古制实在惭愧。圣人制作器物，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度。我于是刻写铭诗，办事之人应当恭敬谨慎。《汉玉律铭》（并序） 根据律管来候验气候，以竹制作律管，这是古代的制度。殿中使用玉律，便是汉代的制度，因为重视它的用途。汉代制度规定，天子常在冬至、夏至这两天驾临前殿，召集掌管八种乐器的乐官，听察乐声的音调，在前后五日之内候验钟律的进退，各自把情况上报，再审察其是否应验，用来占测吉凶，并整饬人事、顺应迎接上天的休祥，把它作为建立政事、推行治理的根本。然而天子亲自临视，事情重大，意义郑重，截竹制作的律管不能与这种德意相称，于是改用玉来制作。律管长一尺八寸，外方内圆，内部有隔板，隔板上有小孔用来通气。隔板以上九寸，管腔均匀，直径三分，以应合黄钟的数目；隔板以下九寸，逐渐收窄直到管底，直径二寸多，用来聚集气息并使它向上升。律管共有十二支，安置在禁殿之中，缇室中以葭灰按时节谨慎候验。大概是取阳气精纯之性，用来引导和迎接细微的和气。我私下考察，刻玉制作律管，始于黄帝；昭华玉管由来献给舜，见载于有虞之世。如今汉殿的制度取法古代，实在是太史掌管的宝器，只是铭诗没有流传，可以说是典章中的缺失，因此替它补写铭辞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天地之间，元气广泛充盈，怎样来候验它呢？钟律由此制作。昔日神圣之人探究深奥、探察精微，截取竹子开始制作律管，以凤鸟的鸣声为标准。汉代敬奉上天，追承古制，刻玉制作律管，共有十二支。玉体内含廉正温润之质，用来穷尽观察细微变化；玉色纯美，光彩四面流布，众色相连而互相辉映。禁殿内部庄严肃穆，缇室幽闭，赤色帷幕周密布置，涂饰封固极为严密。冬至、夏至太阳到达极点时，阴阳二气在此萌发；芦苇灰有时飞扬，气的变化便有了征验。黄钟、蕤宾两律气息应和，灰飞而出、律管震动，如同弩机发射，不缓不急。天子恭敬肃穆，乘坐车驾亲自临视，于是命令掌管八种乐器的人听察音律、审定声音。在听察审验之间，于前后五日占测气息的快慢，用来验证吉凶。什么是吉凶？把候验的情状上报，以引导迎接调和之气，把节令授予百姓。先王制定律法，是政治所依据的根本；建立政事、推行治理，不能不谨慎对待这一点。这就是汉殿所遵行的古法，追求调和阴气、倡导阳气，与上天没有违背。铸造金器铜器，制作随时代变化，哪里比得上这种玉器？材质美好而华贵，真是美善的宝器。由太史掌管，刻写铭文以显示其重要，永远不要毁坏。《学海斋铭》（并序）

译盱江吴尚志先生把自己居住的书斋命名为《学海》。吴尚志有志于学习。扬雄说：‘百川学习海水，最终都会流到海里。’海这种东西是巨大的，百川只是细小的水流。学习海水而最终到达大海，难道不也是由于不停息的功夫吗？唉！君子求学，如果不停止，圣人的道虽然广大，哪里会有不能达到的呢？百川学习海水，只因不停流动而到达大海；君子学习圣道，只因不停息而达到圣道。道理是一样的。尚志，是一个有志于学习的人。他年纪已经到了艾草之年，而求学的功夫还没有多少间断，我知道他必定能够达到圣道。因此作铭来勉励他。铭文说：‘学习圣道的功夫，唯以不停息为可贵；正因为不停息，才可以与道相同。看那大海吧，百川都向它学习；河流不停流动，所以汇成大海。同样归于一处啊！圣道广大，正如巨大的海。想要达到它，难道可以不像百川这样不停流动吗？如果自我限制而满足，就像小小的丘陵，哪里能够成为高大的山岳？此时这位君子，已经年长仍然勤勉；若不能达到大道，就不能使自己安宁，所以建造这座宽大的书斋，作铭刻在这里。凡是我的求学者，何不以此为鉴？’ 《贫乐斋铭》（并序） 李君彦章甫把自己居住的书斋命名为《贫乐》，偶然请他的朋友王祎为它作铭。君子的内心，纯粹是天理。天理所在，外界事物哪能从中加以牵累？外物不能成为牵累，那么内心的快乐，本来就有别人不能知道而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因此，贫穷而能够快乐，在众人看来很难；从君子的角度说，却从来没有一丝矫饰虚伪。我们的彦章甫早年在文懿许先生门下受学，他的学问大概已经懂得根本了。等到他出仕，入朝则做王官，出外则任郡守，已经显达而有功绩；但他的操守品行、修身持己，廉洁谨慎、俭朴节约，正是所谓身居富贵而能守贫。因此，他贫穷而能快乐，不只是自己知道，别人也有理由相信他。于是王祎不推辞，为他作铭。铭文说：‘纯粹的天理，是我心中所涵养的；活动时如春气融和，安静时如深渊潜藏。极大的快乐存在于其中。这快乐是什么？是浑然的天真。君子的贫穷，只是他的常态；难道因为贫穷，快乐就会忘失吗？我颜氏弟子颜回，贫穷也极其严重，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只有一箪饭、一瓢水，却因此保全了快乐。彦章甫，是仰慕颜回的人；即使贫穷而快乐，持守内心也不改变。建造这座宽大的书斋，命名为《贫乐》。’ 早晨如此，晚上也如此，我用这句话为它命名，以作征验。《散木庵铭》（并序） 散木庵，是鄱阳蔡原仲先生居住的地方。先生说：‘我是才华零散的人，世俗因此弃置不用；即使被任用，也不能长久而显达。如今我已经老了，也没有什么可用了。’战乱之后，他建屋居住。山中美好的木材无法取得；所取用的只是樗树、栎树之类的散木，不足以按照绳墨加工，也不值得施加彩绘雕刻。然而我是散材之人，便取散木建屋，本来就是适合我的。于是自己写文章记述此事。金华王祎听说后感叹道：‘先生大概是有道之人吧？名声，是造物主所忌讳的。先生的才华足以为世所用，却自称“散才”，这是在躲避名声。至于房屋用散木建造，以求符合“散才”的称号，那么他躲避名声就更厉害了。不是有道之人，能够这样吗？’于是跟着为它作铭。铭文说：木材零散，便用来建造我的房屋；我的才华零散，就适合住在这样的房屋里。住在这里怎么样？有安宁而没有忧患。《王忠文集》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十三 明代王祎撰 拟作 《拟孔子〈春秋〉文辞七首》（并序） 春秋时代，周王室的告谕、各诸侯国之间的往来，专门崇尚修饰文辞。因此闵马父说，文辞是用来施行礼仪的；仲尼也说，如果没有文辞，就不能成就功业。看看《左氏内传》《左氏外传》所记载的内容，凡是他们所作的辞令，都从容婉转，而意旨又独到深切。大概那时圣人的余泽尚未远去，涵养积蓄又很久，所以言辞气势不急迫，不是后世专门学习语言技巧的人所能相比的。我年轻时喜欢钻研辞章之学，偶尔曾试拟当时的辞令若干篇。只是我的辞气浅薄卑弱，哪里能够稍稍接近古人？不过是借此表示学习古人的心意罢了。齐桓公请求与鲁国讲和 齐桓公准备谋求成为诸侯的霸主，已经同诸侯在北杏会盟，唯独鲁国最后才服从，于是派人向鲁国请求讲和，说：‘从前文王、武王创建周朝，当时有像周公和我的先君太公这样的人，担任股肱之臣，对天下建立了巨大的功劳，所以周公封于鲁，太公封于齐，用来藩卫周室。到成王继承王位，派召康公赐命给太公说：“五侯九伯，你都可以征讨，以辅佐周王室。”这些话记载在盟府中，世世代代的子孙，怎么敢忘记呢？平王向东迁都时，周王室的德政已经衰微，我的先君僖公统率东方诸侯，准备修复先祖的职任，只有鲁国还能顾念周公的缘故，隐公确实与他友好相处。但僖公没有福禄，事业没有完成。到了今天，王室纲纪一天比一天松弛，对内，兄弟之国毁坏废弃诸侯制度；对外，四方多有战事，侵扰破坏王室的规划。寡君考虑要率先承奉先王的命令，继承先君的志向，修治侯伯的职分，以尊崇王室，对外安抚边境，使我们华夏诸国和睦。如果不是依靠一两个兄弟国家同心协力，怎么能够成功？贵国是周公的后代，世代掌持周礼，诸侯的希望正在这里。譬如衣服，贵国国君就像衣领；譬如网，贵国国君就像网纲。贵国如果愿意惠顾周公的神灵，率领诸侯与我交好，诸侯谁有不服从的？’ 这样便可以崇尚信用、彰明义理，宏大地成就事业，这是寡君的愿望，却不敢奢望。谨此向贵国陈述请求，希望贵国认真考虑。’于是鲁庄公与齐国讲和，在柯地结盟。济桓公在首止告诫诸侯结盟 周惠王准备废掉世子郑而改立王子带，齐桓公为世子郑确定了地位。诸侯会合以后，在首止与世子会盟，又让管仲向诸侯说：‘诸侯国是王室的藩篱和屏障，就像手足守护身体一样。王室这个头脑安宁，是诸侯的福气。从前文王、武王，父亲创立功业，儿子继承发展，用以建立王业。成王、康王接续他们，保持盈成的局面，守住成功的事业，每天安定四方。到了厉王，亲自执掌暴虐的德行，被流放居住在彘；宣王年幼，于是召公虎长大后辅佐他，能够敬慎地承继先王事业，使周朝中兴。这是因为名分早已确定的缘故。上天不能使周安定，幽王昏庸，溺爱小儿子伯服，准备把王位传给他，却把太子宜臼视为祸害。宜臼逃到申国，申伯联合西戎讨伐周国，幽王战死。诸侯于是舍弃伯服而拥立宜臼，这就是平王。平王东迁，王室因此衰微。王室不能安宁，是因为确立王位继承人时违背嫡庶之正，有这些原因造成的。假如不是我们兄弟诸侯竭力帮助王室平定祸乱，怎么能使王室安宁？如今世子名分上是嫡长子，正如平王应当即位一样；叔带却效法伯服，想要反过来改变天伦，自行制造不安，以给王室留下忧患。况且先王的命令说：“王后没有嫡子，就选择年长者继立；嫡子尊贵，庶子卑贱，这是端正名分。”’ 如今我们兄弟奉行先王的命令，与世子会盟并确定他的地位，是为了端正名分。名分是义理的纲常，义理是礼的根本，礼是政治的根本。名分端正便能端正义理，义理产生礼，礼产生政治，政治建立国家，这是治理国家的道路。王室的治理如果混乱，就没有什么能够产生了。我们兄弟，还有什么福气比这更大呢？我们兄弟如果不能共同尊奉正当名分，抛弃礼、背离义，崇尚邪恶、结党营私，来违背先王的命令并开启祸乱，那么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英灵如同在上天注视着我们，谁敢不防备呢？如果还敢不防备，就是抛弃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命令，而把我们的天子当作幽王、厉王一样对待。我们兄弟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彻底考虑清楚呢？’诸侯于是重申盟约。晋国栾枝回答楚国 城濮战役中，楚国子玉派斗勃请求交战。晋文公派栾贞子回答，并且责备楚国说：‘上天降祸于中原，而楚国就在这里肆意横行。你们楚国从前穿着破衣，开辟山林，剪除荒僻之地，处在中原以外；依仗险阻，僭越窃取名号，来与中原抗衡，战争接连不断，没有安宁的岁月。周王室的贡赋不供给，周王室的法度也不遵守。齐桓公因此纠合华夏诸国，向南问罪，在召陵重申盟约。楚国既已悔罪屈服，中原或许可以得到安宁；但上天还没有停止灾祸，齐桓公去世，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夷狄的贪欲没有满足，又放肆地成为大猪长蛇，反复侵食中原大国。汉水以北的姬姓诸国，几乎被夷灭殆尽。罪恶积累、邪恶成熟，皇天后土共同愤怒痛恨。我们的国君主持华夏盟会，来为中原求福，因此征集全部敝国的赋税兵力，与楚国周旋。只是对于楚君的恩惠，我们不敢忘记，所以退避三舍，想以此报答。楚国大夫必定会习惯于一战取胜，想用一战决出胜负，那么理亏的就不在我们。寡君也只是顾念一点小恩惠，而大耻还没有洗雪，这不是用来彰明天道、共同奉行王命的办法。烦劳诸位，整顿你们的车辆，恭敬办理你们国君交付的事情，明早相见。’晋国山河表里为险，如果侥幸获胜，楚国难道还敢向北进军吗？即使你们以方城山作为城墙、以汉水作为护城河，我仍然担心你们还能凭恃什么，希望大夫好好考虑。晋文公请求周王巡狩 晋文公在温地会合诸侯，准备带诸侯朝见周王，于是召请周王巡狩，派人向周王请求说：‘臣听说，天子每五年巡狩一次，到四方岳地与诸侯会合，诸侯都陈述自己的职务，以彰明王制、谨守诸侯的法度。这一制度开始于唐尧、虞舜，在礼制上是古已有之，所以我们周朝的制度沿袭了它。从前宣王承接厉王造成的乱局，便巡狩东都，诸侯全部会集，因此先王事业得以中兴，功业显著，恢复了古制。从那以后，这种礼仪不再举行，王室不能振兴，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吗？当初平王向东迁都，正是先臣仇帮助王室依靠并辅佐他，功勋在于王室。如今臣重耳率领诸侯相信大义，共同继承先臣的事业，以共同帮助王室。只是巡狩的典礼不应长久废弃，所以希望天子亲自降临，巡视下土，遵循先王旧制。这样难道只是我们华夏各国修习朝见礼、履行述职礼吗？天子的威灵所到之处，四方夷狄和荒远之国，没有不震动而前来进贡、朝王的，谁敢有意落后呢？’臣重耳谨行稽首再拜请求，天王于是到河阳巡狩。周襄王赐命给鲁文公

译鲁文公元年，周襄王派毛伯前来赐予命服和爵命。王这样说：‘啊！从前周公辅佐成王，成就文王、武王的志愿，崇尚礼制、兴起音乐，辅佐成就最高的治理，他的功勋盛大。因此赐予他大国，让他受封于鲁。周公去世后，成王追念他的功劳，便用天子的礼乐祭祀他。所以诸侯对于王室，鲁国最亲近而且尊贵；王室看待鲁国，就像高大屋宇有柱石一样，实在嘉许并依赖它。按照礼制，诸侯继承君位，会盟完成后便来朝见，以士的服饰进见，于是得到衮冕、圭璧的赏赐，开始接受王命。如今叔父继承周公的统绪，统治鲁国；我没有什么才德，恐怕不能以常典使叔父勤劳，所以派毛伯衞前往赐予我的命令。从前成王刚开始执政时，周公告诫他说：“从今以后，我将建立政事、办理事务。”如今我也用这句话命令你。啊！叔父还是努力恭敬地对待它吧！’ 周王告知齐国，请求修筑王城 周灵王十三年，谷水、洛水相斗，毁坏了王城。周王准备重新修筑王城，派人告诉齐国说：‘从前我们的太王、王季开始建立王业的基业，确实在西方土地。到了文王，大大承受天命，天下归附周朝，于是在丰地建都。武王攻克商朝，已经拥有天下，又把都城迁到镐。然而当武王攻克商朝时，九鼎确实迁到了洛邑。当时说：“我向南望三涂山，向北望岳山边地，回头看有黄河，远望洛水、伊水，不要远离上天的居所，准备在洛邑营建周人的居所，却还没有完成。”成王即位，周公、召公辅佐他，首先营建洛邑。所以《书》说：“我于是占卜涧水以东、瀍水以西的地方，只有洛邑可以用。我又占卜瀍水以东的地方，也只有洛邑可以用。”洛邑建成以后，便建立成周，称作东都。成王亲自到这里祭祀文王、武王，随后回到宗周，而周公留在洛邑。发扬前人的功业，这说明武王、成王虽然没有曾经定都洛邑，却本来把这里作为天下中央的居所，对后世君王寄予希望。到了平王，才开始向东迁都；成周得以继承先王的志愿，到如今将近二百年了。王室已经衰微，不再有先王时代的盛况，也许是依靠武王、成王的福德和神灵，所以还没有导致废亡。如今上天给周朝降下灾祸，谷水、洛水相斗，王城被毁。’ 由于宗庙社稷关系重大，不能获得安定；财用又匮乏，土木工程难以完成，我一人忧惧不安，没有闲暇安居。伯舅是东方屏藩中的大国，职责在于辅佐王室，世代对王室有功劳。如今如果再次施加大恩，修复成周的城池，使王室安定，我一人因此得到安宁，那么这就是周公、召公的事业，还有什么功劳能超过它呢？这种功劳施行之后，难道只是我一人依赖它吗？武王、成王的英灵实在会宠爱嘉许你们。’齐国人于是修筑王城。鲁国季孙行父回答晋国遭逢丧事 鲁文公六年，鲁国派季文子出使晋国，到了晋国时晋襄公去世，晋国人辞谢不接待他。季文子回答说：‘晋国主持华夏盟会，至今已经两代；大国小国畏惧威势、害怕获罪，按时修好，谁敢有所缺失？虽然如此，敝国向贵国求好，却不只是害怕霸主的力量。周公、唐叔亲属关系如同兄弟，后世子孙继续友好和睦，怎么敢有所失坠？寡君即位六年之间，君臣在晋国会盟五次，朝见聘问晋国两次，都是为了加厚先君的志愿，彰明过去的友好。器物用来实行礼仪，礼仪用来合好，所以行父此次来，寡君亲自把玉交给我，让我奉献给贵国执事，希望能够完成礼仪，延续过去的友好。如今上天不保佑，晋国不幸，晋君抛弃群臣，大夫却因为丧事而辞谢，使寡君的愿望不能实现，这是因为一国的丧事而废弃两国的友好，恐怕不可以吧？’行父又说：‘礼有常规，也有变通；变通而合乎适宜，本来就是正道。执事如果愿意惠顾敝国，使行父得以奉上玉帛，陈列在晋君灵前的几筵上，因变通而完成礼仪，那么寡君的心意，晋君的英灵也会鉴察。两国的友好，哪里会有厌弃呢？’晋国人答应了他，完成礼仪后才返回。《高帝封功臣铁券辞》【史书只记载了“带厉”以下四句，如今补写末尾二句，依据《汉楚春秋》】六年冬十二月甲申，皇帝这样说：‘自古以来，凡是拥有天下的人，功业成就、治理安定，都排列爵位、分封土地，以扩大封建制度，向天下显示天下是公共的。朕平定秦朝的乱局，使海内统一，不到五年便成就汉朝事业。这虽然是上天所命，也有赖诸位臣子的功劳。褒奖有德之人，赏赐有功之人，是古今共同的道理。朕不敢私心行事，谨命有关官员依次考定功劳状况，封你们为彻侯，建立你们的国邑。使黄河变得像衣带那样细，泰山变得像磨刀石那样平，汉朝的宗庙存在，你们的爵位世代不断。呜呼！敬慎地对待它吧！’ 《张良辞谢高帝》【史书所载张良的话简略，如今扩写其辞】张良辅佐高帝平定天下，已经因功封为留侯，便辞去政事引退。他对高帝辞谢说：‘臣听说四时运行，功业成就的人便离去，这是上天的规律。老子的教诲，以知足为贵；孔子的道理，在于合时宜地行动或停止。《易》说：“知道进退、生死存亡，而不失去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臣愚昧无知，但私下明白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因为我家世代辅佐韩国，不忍心看韩国灭亡，发誓替韩国报仇，所以不吝惜万金家产，艰难从事，得以侍奉陛下。如今仇敌韩国的秦朝已经灭亡，上天又把天下授予陛下，不到五年便统一海内。然而臣从未攻城野战，建立尺寸之功，只是凭三寸之舌参与帷幄谋划罢了。陛下幸而过听我的话，所以我有时进言便能切中事理。这是陛下的明察，是上天所命，不是人的力量。如今汉朝大业已经成就，各位功臣都分割土地受封，臣也被封为万户侯、位列诸侯，这已经是布衣所能达到的极点，对臣张良来说足够了。知道满足便不会受辱，盈满则是上天所忌讳的。从前范蠡辅佐越国灭亡吴国，鲁仲连使赵国断绝与秦国的关系，张孟谈辅佐赵国打败智氏，三人都在功成之后不居功，立即引退。这三个人处在战国时代，士人没有固定的君主，君主也没有固定的臣下，尚且能够进退自如，各自实现愿望。’ 何况如今天下已经统一，万民都成为臣民，人人必须各自得到适当的位置才可以。陛下如果确实爱护臣，希望放任臣离去，使臣能够抛弃人世间的事务，跟随赤松子游历，这样臣的志愿就确实满足了。’

译《文帝赐吴王玺书》朕想到高皇帝历经艰难平定天下，广泛封立皇族亲支，用来作为汉朝的藩篱辅佐，以此使根本隆盛、基础厚重。你在南方统治土地，秉持德行、奉行职责，守卫社稷，到现在已经多年。如今你年事已高，又多疾病，多次想入朝却未能成行。朕只是因为亲亲之故，常常为此忧伤惭愧。如果听说外间议论说，吴王颇有不满，不愿入朝，所以借口有病罢了，朕私下感到奇怪。朕即使不能修养德行、整饬行为以取信天下，你是朕骨肉至亲，与朕同为一体，朕认为你应当有所辅佐引导，难道肯疏远自己的亲属，忘记先帝的心愿吗？朕不相信。所以特地明白地告谕你，派使者赐给你几和杖各一件。你要亲近医药、保重身体，不要使朕留下忧虑。《诗经》不是说：‘安静恭敬地守好你的职位，喜爱正直；神明听见这些，就赐给你大福。’吗？希望你记住这些。’ 《武帝设置五经博士诏》从前孔子赞述《易》，删定《诗》，整理《书》，创作《春秋》，修订礼乐，这些便是六艺。但乐与诗相为表里，没有形成完整的书。帝王的道路，五经已经完备。秦朝无道，焚烧毁灭典籍，使百姓愚昧，因而随着民众的动乱而灭亡。汉朝兴起后，我的高皇帝在马上取得天下，没有空闲顾及《诗》《书》之事。孝惠皇帝才开始废除挟书之律，孝文皇帝又扩大求学游学的道路，经籍从此逐渐兴盛。如今《易》用于卜筮，所以幸而没有毁灭；《诗》也逐步完备；《春秋》有公羊氏、谷梁氏的传；《尚书》有伏生所传；《礼》有高堂生所传，五经大概已经粗略完备了。然而距离圣人已经很远，章句和遗留下来的文辞彼此乖异、分离破碎，先圣之道郁塞而不显明，朕对此十分怜悯。如今建立五经博士的职位，使他们各自专门研究本业，用来扶助衰微的学术，尊崇道艺，希望异端逐渐止息，圣人的真道显明，这就符合朕的心意。《贤良回答武帝策问》【武帝本纪记载元光元年五月诏令贤良说了这番话，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仕。如今考察，董仲舒的回答在建元元年，公孙弘的回答在元光五年，而这一年策问的回答史书缺载，所以补写此文】诏令说：‘朕听说从前唐尧、虞舜时代，画出服饰图像，百姓便不犯法；日月光照所及，没有不顺从的。周成王、康王时代，刑罚搁置不用，德行施及鸟兽，教化通达四海。海内的肃慎、北发、渠搜、氐羌都来归服；星辰不发生异常，日月不亏蚀，山陵不崩塌，河流山谷不堵塞。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沼泽，黄河、洛水出现图书。唉！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如今朕有幸奉守宗庙，早起晚睡地求取治理之道，夜间睡梦中也思考，好像涉渡深水，不知哪里能够渡过。美好啊！伟大啊！采取什么行动，才可以彰明先帝宏大的功业和美好的德行，上比尧舜，下与三王相配？朕的德行不足，不能使德化远播，这些都是诸位贤良大夫所看见、所听闻的。’贤良们通晓古今帝王治国的纲要，接受策问考察，都写下回答，编成篇章，朕将亲自阅览。回答说：‘臣听说帝王的治理，有根本，也有文饰。仁义道德，称为根本；礼乐刑政，称为文饰。以根本建立治理，以文饰辅助治理，这是最高治理得以成就的原因。天地以养育万物为本心。《易》说：“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至高啊，坤元，万物凭借它生长。”元就是仁，仁就是天地生养万物的根本。天地不只是自己生养万物，又把这种道理赋予人，人秉受它而使它具备于心，所以说仁就是人的本心。天地生养万物，小到草木鸟兽，大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人处在各种关系中，必须各自得到适宜的位置。得到适宜的位置就是义。义虽然表现于外，但制定它的是内心，所以义就是内心的裁制。道，是上天用来指示人、而人所遵循的道路。风雨霜露、日月星辰、山川河流，无不是上天向人显示的至高教诲；人若能由此察知，那么日常事物便都能各得其所、各尽应行之事。德，就是实行道而有所获得。上天运行刚健而不停息，这是天的德；大地承载万物，深厚而不崩塌，这是地的德。人能够体察天地之德，把它作为自己的德行并有所获得，所以称为德。’ 天地之间，万物各有区别，各有秩序。圣人顺应这种自然秩序，为它制定制度、划分等级节文，于是礼兴起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以及三百三千种礼仪条目，都是如此。天地之气流通感应，本来就是最和谐的。圣人顺应这种自然的和谐，加以鼓舞激荡，于是乐产生了；咸池、云门、英茎、韶濩之类，都是如此。人的内心不可能全都善良，所以会流变成邪僻。圣人担心礼乐教化不能使百姓完全改变，于是制定刑罚和政令。五刑所属达到三千种，法令的颁布，大纲小纪，都具备条文，都是为了防止百姓作恶，使他们远离罪过。因此，仁义是根植于人心固有之物；道德是体现在天地本然之理中的。孟子说：‘仁是人的本心，义是人所走的道路。’孔子说：‘在于彰明光明的德’，又说：‘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居于仁而行于义，道德完备，于是五典有秩序，九畴有条理，所以仁义道德和道这四项，是治理天下的根本。礼乐用来兴起人的善心，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加以防范；刑政用来惩戒人的邪心，在事情已经发生后加以禁止。《礼记》说：‘礼乐流行，天地的职能就得到安排。’ 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是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心。’礼乐刑政同时举用、共同施行，那么九经便能端正，六府三事都能各得其宜，所以这四项是治理天下的文饰。根本是用来建立治理的，不可以不同，所以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用意没有不同。文饰是用来辅助治理的，不必完全相同，所以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方法从来没有相同。孔子说：‘商朝承袭夏礼，增减损益之处可以知道；周朝承袭商礼，增减损益之处也可以知道。’大概所谓承袭的是根本，所增减损益的是文饰。用根本来建立，用文饰来辅助，帝王的治理没有不由此而成的。最高治理完成以后，教化的美好本来就会有不期然而然的效果。因此唐尧、虞舜时代，画衣冠、区别服饰章采，百姓却不犯法；成王、康王时代，刑罚搁置而不用。日月照耀所及，没有不顺从的。海内的肃慎、北发、渠搜，以及南方的交趾、氐羌，都来归服。大概内而百姓，外而夷狄，全都受到教化。因此日月不亏蚀，星辰运行合乎轨道，天道得到安宁；山林不崩塌，河谷不堵塞，地道得到平稳；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龟龙游于池沼；

译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各种祥瑞和福德之物全都到来。这些都是最高治理成就后的效果。《中庸》说：‘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汉朝兴起，革除秦朝的暴政；高帝亲自创建大业，功业可以与尧舜相配；孝文帝、孝景帝善于保持盈成、守住成业，功德可以比拟成王、康王，宏大的事业和美好的德行，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们。陛下承继先帝的统绪，处在帝王的位置，奉行帝王的职务，本应推求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方法而施行。然而最高治理的效果还没有达到古代，想来是治理天下的用意还有未尽之处，治理天下的方法还有不周全之处。假如仁义道德作为建立治理的根本，已经达到完备；礼乐刑政作为辅助治理的文饰，也已经周全；教化已经明白，风俗已经形成，而最高治理的效果仍然不能像古代一样，那是不可能的。臣听说帝王的治理，不可以很快完成。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也一定要经过一代之后，仁政才会形成。’又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这些话说的是必须积累才能达到。汉朝兴起至今，时间还不算长，而效果尚未显现，陛下因此感到不足，是应当的。臣认为高帝拨乱反正，文帝恭敬俭朴、谦逊退让，在仁义道德方面的用意，大概已经达到极致。只是考察古代礼制文教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办理，这确实有待于陛下。陛下遵循他们的用意，修明他们的方法；对于已经达到的方面更加用心，对于尚未达到的方面努力勉强而实行，推广并使其达到极致，那么二帝的成就还不足以与您相比，三王的成就也不足以与您相配。子思说：‘有人安然接受而实行，有人因为有利而实行，有人勉强努力而实行，等到成功，结果是一样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愚昧，见识浅薄，不能胜任这次重大的回答。策问说：‘贤良通晓古今帝王治国的纲要，这不是愚臣所敢知道的。’臣谨冒死献上愚陋的回答，希望陛下裁量选择。《张汤议论肉刑》臣听说帝王制定刑罚，轻重贵在适中。适中，事情就公允，情理也相称，所以死者不会怨恨，生者认为这是恩惠。况且人死了不能复生，因此有些罪名虽然应当处死，但罪行情节较轻，圣人不忍立即处死，于是制定肉刑。这样是减免死刑而保全生命，使刑罚轻重适中；虽然说会伤残肢体，终究胜过立即处死。唐尧、虞舜时代，象征性地施行刑罚，百姓便不犯法，那种治理是后世无法达到的。禹继承尧舜之后，自认为德行衰薄，于是制定肉刑；汤王、武王沿用它，没有改动，确实是因为风俗比唐尧、虞舜时代浅薄。汉朝初年鉴于秦朝暴虐，免除烦苛，解除严酷，趋向简便，约定刑法三章，然而大辟之罪仍有诛灭三族的刑罚。高后元年，才开始废除三族罪。到了孝文皇帝，终于下诏废除肉刑，形成三条法令，这是极其盛大的德政。当时丞相苍、御史大夫敬上奏请求：应当处黥刑的，改为剃发、戴铁钳，服城旦春之役；应当处劓刑的，笞打三百；应当斩左趾的，笞打五百；应当斩右趾的，一律弃市。而且肉刑本来是用来减免死刑的，假如规定应当受劓刑的人笞打三百，应当斩左趾的人笞打五百，这些人大多会因此死亡；应当斩右趾的人又要处死刑，这样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名义，实际上却是在杀人。孝景皇帝认为，加用笞刑和判处重罪没有区别，应当重新制定法律：笞打五百下改为三百下，三百下改为二百下，但受刑者仍不能保全性命。后来又把三百下减为二百下，二百下减为一百下，从此受笞刑的人才可以较轻地保全性命。笞打而能保全性命，本来已经很轻了；可是除去笞刑这一等，便直接进入死刑，轻重岂不是悬殊太大了吗？所以现在笞刑罪太轻，不足以抵偿减免死刑的法律，因此奸邪盗贼不能止息，犯法的人反而越来越多。臣等商议认为，恢复肉刑较为适宜。肉刑恰好处在轻重适中的位置：重则不至于抵偿死刑，轻则不使人得以苟且免罪，这是夏、商、周三代一向实行的刑罚。如今的风俗比三代浅薄，为什么要采用唐尧、虞舜时代的刑罚，失去合乎时宜、中正适当的原则呢？况且废除笞刑便动辄判死，是用死刑来欺罔百姓；死刑一降便只用笞刑，又是末等减刑太过。轻重失去中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周书》说：“士人应当用中正的刑罚制裁百姓，以教导他们敬畏德行。”又说：“归属于五刑的人，都能因合乎中正而获得福庆。”所以，中正正是圣王制定刑罚的根本宗旨。臣私下听说，孔子说：“古代懂得法律的人，能够省察刑罚的根本；现在懂得法律的人，只是不使有罪者逃脱刑罚的末节罢了。”又说：“现在审理案件的人，寻找杀死罪犯的理由；古代审理案件的人，寻找使罪犯得以生存的理由。”臣愚昧地认为，肉刑的制度接近古制而且便利百姓，能够省察刑罚的根本，是寻求使人得以生存的办法。因此，若想使百姓远离罪过，恢复三代的治理，没有比恢复肉刑更合适的了。司马相如《解客难》有位客人诘难司马相如说：“大概听说六经的文章已经很完备了。庖牺氏创作《易》，只有卦画而没有文字。到了文王、周公，卦辞、爻辞才有了文字，孔子又加以传述。六经的言论，难道不是分条阐发了造化的奥秘、阴阳的幽微、性情的根源、事物的道理、鬼神的情状、吉凶的征兆，无不包括在其中吗？唐尧、虞舜的政治，完整地保存在《尧典》《舜典》二典中；《雅》《颂》和十三国的风诗，总共也不过三百篇。至于《春秋》，文辞更加谨严，把二百四十二年的事情约束在一万六千五百字之内，彰明法度和鉴戒，决定赏罚；一个字的褒扬，有华衮般的荣耀；片言只语的贬斥，有斧钺般的威严。这样说来，五帝、三王以及六经的文章，不也已经简约而不繁复了吗？先生本来是当代杰出的文章宗师，应当搜集帝王治国的要旨，采撷古今事物的类别，探究道的奥秘，抽取圣人的秘旨，总括天地人三才，概括万物，写成汉代的一部经书，在旧有六经之外增加一经，成为七经，希望可以继承孔氏的志向，为万世建立法则。然而先生却一味追求华美奇丽、夸张荒诞的言辞，放纵于淫靡奢侈的意旨，空谈诡语，对人伦常道没有补益；泛滥的议论和过度的辩说，也不遵循政治之道。哪里有尊崇宏大的议论来匡正国家？哪里有精微幽深的思想来照明义理？

译荒诞昏乱、变化眩惑，只是在有无之间驰骋罢了。即使说它见闻广博、通晓万物，所寄托的赋和颂，劝诫百姓的有百，而形成风化的只有一，这就好像奏郑、卫之音，曲子已经终了，却还不停地演奏雅乐，岂不是可笑吗？”况且，立论和言辞不合经典，虽然美好也不能作为法式；用意不合古道，虽然广博也不能达到极致。先生写文章，即使落笔万言，挥洒铺陈，充满篇牍，连接起来足以装满车辇，堆积起来满室都是，恐怕也没有什么益处吧？司马相如长叹一声，便回答客人说：“唉，你对文章的看法真浅陋啊！你以为文章只是章句之间的安排、言辞末节的雕琢，便足以穷尽文章了吗？文章所包含的时代意义和根本道理是多么重大啊！经纬天地、文饰造化，才是文章的最高境界。《易》说：‘文明而刚健’；《论语》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明文德来使他们归附’；三王的政治说：‘拯救质朴未开化的社会，没有比文治更好的办法’；尧的德行说：‘光明灿烂啊，他有文德’；舜说：‘深远明智而文明’；禹说：‘文德的功业布施于四海’；周代说：‘周礼制度多么灿烂啊’；这些说的都是文章。因此，阴阳两仪，是文章的形体；三纲，是文章的形象；五常，是文章的本质；九畴，是文章的数理；道德，是文章的根本；礼乐，是文章的装饰；孝悌，是文章的美；功业，是文章的外在表现；教化，是文章的光明；刑政，是文章的纲领；号令，是文章的声音。圣人，是承担文治职责的人；君子，是彰明它的人；庶人，是遵循它的人。由此看来，文章之道可以说是宏大了。六经所著述的内容，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替代吗？”正因为如此，如今大汉的治道已经上达燧人氏的境界，德行可以和伏羲、轩辕相匹敌，肩承尧舜而继踵汤武，以周公、孔子为友，以曾参、颜回为臣。然而它又开阳闭阴，运转乾坤，蓄藏和吹发元气，陶铸培育至仁之德。上面使日月星辰、风雨雷霆各自顺从秩序；下面使山川草木、虫鱼禽兽都各自顺遂其类。宏大的恩泽浩瀚无边，伟大的教化深厚广远，充塞天地而盘曲回旋，草木繁茂、万象纷纭。于是处置阴阳两仪的形体，铺陈三纲的形象，完备五常的本质，安排九畴的数理。以道德作为根本，以礼乐加以整饬，以孝悌使之美，以功业作为容貌，以教化使之明，以刑政作为纲领，以号令发出声音。宇宙间的声威和神采何等昭著，官府的礼仪文饰何等灿然，朝廷的等级威仪何等井然。尊卑有法度，上下有纲纪，贵贱不混乱，内外不亵渎。人伦既已端正，风俗既已淳厚，王道也就成就了。这确实是当今文章的华美，和五帝三皇时代相比也同样盛大。我实在没有什么才能，只是西蜀的鄙陋之人，学习儒术、衷心奉行先王教诲已经很久了。生逢太平清明的时代，得以私下在朝廷做官，虽然职位并非辅弼重臣，不能调和天地、调节造化，也不能承担总理万事、裁成万物的责任，但我曾经希望承受圣明的恩光，贡献微末的议论，从而弘扬大道、陈述古代义理，在文章之事上略尽一二分力量。仲尼说过：‘上天如果不想使这种文化灭亡。’我把继承这种文化当作自己的责任，绝不推辞。譬如大化回春，吹奏管乐也能助长春气；譬如太阳高照，举起小火炬也可以助宣光辉。力量虽然很微弱，功效虽然很小，但我的志向所寄托的，或许可以使六经之道得到发扬，接续孔子的事业而不致坠失。《论语》不是说过：‘面对仁义，即使老师也不谦让’吗？我又怎么敢以退让为由呢？况且孔子整理经书，是因为大道在现实施用中受阻，只能寄托在空言之中。因此他的言语简约，意义周全，文辞浅近，而防范深远。假如推演这些道理并使它们得到施行，功用所及，难道不是既广延又博大吗？如今大汉的文章已经广衍、博大，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呢？至于把风云作为形体，把花木作为形象，把华美辞藻作为本质，把缀连句子作为数量，把音律作为根本，把雕琢镂刻作为装饰，把彩线刺绣作为美，把浮浅作为外貌，把华丽鲜明作为光彩，把对偶作为纲领，把郑、卫之音作为声音，以奇丽夸张为夸诞，以淫荡放纵为奢靡，沉溺声色、流连忘返，在章句言辞上夸耀炫示等等，这只是文章的一个方面罢了。我本来确实也从事于这一方面，难道曾经耗尽精力、损伤精神，流连沉溺其中吗？不过是偶尔借此作为游戏和消遣，把笔墨当作宣泄、舒展性情的工具罢了。客人竟然想凭这一方面来穷尽我的文章吗？如果认为这就穷尽了我的文章，那就如同截断沟渠、隔绝港湾，却指着它们说是江河大海；听到筝笛的嘈杂声，便拿它来比拟九天之上宏大的乐奏，岂不是荒谬吗？宣帝赐给赵充国的诏书【赵充国攻破羌人，宣帝一共五次赐书，最后羌人已经被攻破，召赵充国回朝，本应有诏书，但史书缺载，因此补写其文辞】皇帝问后将军赵充国：“近来我把边疆事务烦劳将军处理。我认为出动军队会耗费国家财力，应该迅速消灭敌虏。又兼将军年老多病，万一发生不可讳言的变故，谁替我治理边疆？”因此下诏催促将军赶快进攻羌人。将军谋划周全，持重而不轻举妄动，认为应当用计谋攻破敌人，暂且留下军队屯田。这样对内没有白白耗费军费之弊，对外又有防守抵御的准备，一定可以擒获敌人，这个计划是合适的。我受到群臣议论的影响，很怀疑将军胆怯。丞相也说：‘将军屡次谋划军事，所说的通常都是正确的，任用他的计策一定可以成功。’因此我最终决定听从将军。如今收到奏报，羌人已经被攻破。羌人原本约有五万人，军队共斩首七千六百级，投降的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死、因饥饿而死的五千六百人。核定计入逃脱以及此前与巩黄羝一同逃亡的人，不过四千人。羌人毫无防备，自以为必胜，请求撤罢屯田之兵。前后各项举措都没有超出将军的计策，如果不是将军坚持主张、据理力争，哪里能达到这样的结果？从今以后，我再也没有西顾边疆的忧虑了。将军应当整顿军队、振作军旅回师，路上务必努力进食，保重自己。” 太常博士答复刘歆的书信【刘歆想把《左氏春秋》《逸礼》《古文尚书》都列入学官，哀帝命令他与博士们商议。博士中有人不肯置答，刘歆私下写信责备他们。当时博士必定有答复刘歆的书信，但史书没有记载，因此补写其文辞】

译承蒙来信，想把《左氏春秋》《逸礼》《古文尚书》三种经书都列入学官。这确实是忧虑经籍错乱、担心圣人之道废失的深厚心意，十分可嘉。然而这件事终究有不能实行的地方，所以愿意把意见回复给您。从前私下听说，孔子大力整理六经的文章：《易》整理为十二篇，《诗》取三百一十一篇，《书》确定为一百篇，《春秋》也有十二篇；至于礼的篇目，大概《仪礼》有三百篇，《曲礼》有三千条。有人说，孔子对于礼，常常想裁定整理成一部书，却没有完成，所以他说：‘我想观察夏代的礼，因此到杞国去，却不足以考证；我想观察殷代的礼，因此到宋国去，也不足以考证。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自从战国发生动乱，学习经书的人已经很少；到秦朝灭亡道统、焚烧三代典籍，经籍于是消灭了。但只有《易》因为用于卜筮而得以保存。汉朝兴起以后过了很久，《诗》才重新兴盛；然而一个人不能独自穷尽全部经书，有人传习《雅》，有人传习《颂》，彼此合起来才成为完整的经书；有些篇章能够保存下来，也是因为依托讽诵，不只依靠竹帛。至于礼书，残缺损坏得最严重。汉初高堂生所传的只有《士礼》十七篇，后来鲁恭王毁坏孔子旧宅，才得到古礼经五十六篇。河间献王把它献上去，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的正好相同，其余二十九篇收藏在秘府，因此称作《逸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 然而，正规的礼书残缺已经很久了，所以范武子不认识殽地的烹牲之礼，赵鞅和鲁君把《仪礼》当作完整的礼书。孔子去世以后，七十子门徒共同把所听闻的内容编成《记》；后来《月令》是吕不韦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作，那么今天的《逸礼》是否全部出自孔氏，就不知道了。秦朝焚书时，《尚书》一百篇，孔子的末代孙孔惠和济南伏胜各自在家中收藏了底本；楚汉之际，他们所藏的书失散了。文帝时，伏胜口头传授给鼂错；伏胜年老昏聩以后，便错误地把三十四篇合并为二十八篇。欧阳、夏侯等人都学习这种本子，又用汉代文字抄写，称作今文《尚书》。到了武帝时，孔惠所藏的书才从屋壁中发掘出来，一百篇都在，但其中一半已经磨灭，而且全是科斗文字。孔安国用隶书解释古文字，得到五十八篇，并为它作传，这就是《古文尚书》。完成以后，恰逢孔安国遭遇巫蛊之事，最终未能使用和流传，于是它的传授便断绝了。近来好事者于是伪造了《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武成》《旅獒》《冏命》等二十四篇。他们只是粗略看到了百篇《尚书》的篇目，所以把伏生二十八篇中重新出现的《舜典》《益稷》《盘庚》三篇、《康王之诰》和《泰誓》合在一起，共三十四篇；又伪造这二十四篇，想使篇数与孔氏五十八篇相合。那么现在所谓的《古文尚书》，也不知道果真是否出自孔氏。《春秋》的撰作，即使当时最优秀的弟子游、夏，也尚且不能增加一个字，因为它的文辞谨严简约而意义隐微。孔子已经删定成书，又口头传授给弟子；弟子退下以后，各自说法不同。左丘明担心弟子各自固守自己的理解，从而失去经书的真实含义，所以取用史书，把事情详尽记载下来，说明孔子并不是用空洞言辞解释经书。因此，说左氏没有传述《春秋》，固然不对；但他取舍事情、判断是非，颇多地方与圣人不同，说左氏完全掌握了圣人修订经书的旨意，也不对。如今您想把这三种书列入博士、置于学官，难道真是认为《逸礼》《古文尚书》出自孔氏，左氏之说又符合圣人之道吗？这确实是有关官署不敢断定的事情。况且汉初承接秦朝焚书之后，挟带书籍的禁令刚刚解除，天下的学术著作才逐渐出现，正如草木萌芽。国家急于兴起儒学、尊崇道艺，所以把诸子传说广泛列入学官，设置博士来扶植、统理它们。如今儒术兴盛已经很久，典籍大体完备，那么凡是不属于圣人之书的，本来就应当斥退断绝；传说中对经书没有补益的，也应当有所选择。您对此事拳拳用心，是为圣道着想，确实值得称许。然而众说混杂，异说纷纭，恰好成为圣经的累赘，难道不应该深入考察、努力辨析吗？” 您却被世俗一贯的看法所牵制，对圣人的大道昏昧不明，不辨是非真伪，也不加以厘清订正，反而冒昧地因此获罪于有关官署。想来您对于典籍，还没有广泛穷尽吧？为什么只知道其中一点，却不知道另一面，便直率地这样愤懑呢？明月之珠、夜光之璧，都是天下的珍宝。假设它们有所残缺，也不会损害它们作为至宝的价值。如今却因为它们有残缺，便另外寻找鱼目、燕石来与它们相比，这是使至宝和假宝无法区别。您如果确实把圣经当作珍宝，就应当听任它有所残缺，以此相信它之所以成为珍宝，不必奖掖异说、混杂众言，错误地把不是珍宝的东西当作珍宝。圣经虽然有所残缺，但圣人的大道万古如一日，就像日月高悬天空，有时会被侵蚀遮蔽，最终一定会恢复光明。您又何必过分为此忧虑呢？您过分忧虑，是相信日月被侵蚀后不会恢复，这没有这样的道理。承蒙来信，其中责备之辞超过了限度，所以不得不加以辨明。麒麟阁苏武颂【宣帝甘露三年，单于入朝，宣帝想到辅佐大臣的功绩，于是在麒麟阁绘制霍光以下以及赵充国、苏武等十一人的画像。成帝时，西羌发生警报，皇帝追念赵充国，召黄门郎扬雄，命他根据赵充国的画像作颂。想到苏武曾在匈奴著名，应该也有颂文，所以拟作此辞】巍巍大汉的德行，与上天同样无穷无尽，谁能与之相比？四方之外被阻隔的遥远地域，皇帝对朝廷大臣说：‘这些地方应当加以羁縻，我要向他们显示我们的诚信，使他们安定，使他们安抚归顺。’于是派遣诚信的使者，用威势和德行晓谕他们。谁是使者的首领？只有典属国苏武，手持符节出发，前往北方邻国。他风采矫健，气概凌厉，足以压倒三军。为什么那些愚昧蠢动的人不遵循大义，反而颠倒正常的顺逆关系，抗拒我光明的命令？只有苏武说：‘唉！君王的命令岂能受辱？我当守持我的符节。公羊我能放牧，公羊却不能产乳；我的符节也绝不毁弃。’过了十九年，他才重新回来归国。从前出发时，他的面容像脂膏一样润泽；如今归来，已经白发苍苍。内外始终纯一忠诚，始终保全气节。声名震动异国，功绩显耀于皇室。卫律等人违背大义、触犯法令，他们的罪恶上通于天。他们看待苏武，正如把野鼠看作神龙。哪个国家没有臣子？哪个臣子没有仕进？所有身居职位的人，都应当以苏武这一真实的法则为鉴。

译文章只有三代的最为古雅，其次是春秋时期的文章，再次是战国时期的文章，又次是西汉时期的文章。然而，三代的文章，如《易》《书》《诗》，可以取法，却不能摹拟；若去摹拟它们，就好比荆楚之地自称为王一样。可以取法又可以摹拟的，大概只有《左传》和司马迁的《史记》吧？华川王先生哀悼这种文风日益雕琢衰弊，忧虑士人的习气日益卑下庸陋，把振兴文风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他推求自己从经术中获得的心得，寄托在著述之中。从西汉上溯到春秋，凡是摹拟这些文章的，共有若干篇。他的义理宏大，文辞典雅，即使把它们放在左丘明、刘向、司马迁等人的篇籍中，大概也没有什么惭愧的。过去朱子读曾文定公所摹拟的制诰，称赞它们超越汉唐，接近古代的典谟。后世再有朱子所未曾称许的文章，没有不称许文定公的，也没有不称许先生的。友人眉山苏伯衡恭谨题写。写文章要有依据：以六经为根本，博览诸子百家来通达其旨趣，考察史书传记来把握它的归宿。这样以后，才能融会贯通，心得于心而应付于手，如同郢地的工匠挥动斧头、庖丁运转刀刃，有一种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如此的奇妙境界，往往一开口便逼真传神。古人从来不曾拘拘地按照形体临摹、机械袭取，如同唐人学习书法那样，用钩摹、临写、拓印来达到笔画相似。过去扬子云模拟《易》，王仲淹模拟经书，都免不了受到有识之人的议论。大概圣人的创作本出于无心，而后世儒者的技艺却出于有意。我的朋友华川先生早年跟随文献黄公游学，以善于写文章闻名；近年来学问成就更加深邃精密，确实已经超越汉唐而逐渐浸润于三代了。他文集中模拟秦汉的文章尤其卓绝，起初并没有刻意追求古雅，却自然不能不具有古意。可惜我已到衰老暮年，志气凋零，却有幸在穷愁寂寞之中听到《咸池》《大濩》般铿锵交奏的文章，洗涤山林间陈腐鄙陋的习气，这是多么幸运啊！《诗经》说：‘正因为他本来具有这种品质，所以才会相似。’这正是说子充的。赵良恭题识。《王忠文集》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十四 明代王祎撰写 拟作 元代列传二首 许衡，字仲平，是怀庆河内人。金大安己巳年出生在河南新郑。七八岁时跟乡里的老师学习，老师教给他的书，他一接受便不会忘记。他曾经问老师说：‘读书是为了做什么？’老师说：‘参加科举，取得功名罢了。’许衡说：‘只是这样吗？’老师非常惊异，于是辞谢说：‘我不能再做你的老师了。’十多岁时，有一位奇异的人敲门，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孩子骨相清奇而精神完足，将来一定名冠天下，人世间的富贵不值得一提。’那年发生大灾荒，百姓饥饿到交换孩子来吃，而许衡听说谁有书，便前往借来观看。他的父亲担心他，每次都陪他一同前去，人们都嫌他迂腐。稍稍长大后，他的舅父任县典史，许衡跟随学习吏员的事务，参看采集名义，考察探求立法的根源。但当时徭役和戍守繁重紧迫，百姓不堪承受，许衡不忍心看下去，便不再到县衙，而决心求学。他的父母知道天下动乱，想让他学习占卜预测之术，以便谋划避难，于是他从占候之家得到《尚书疏义》，全部亲手抄录下来。从此专心研究古代典籍，考察探求帝王治国的根本、圣贤为学的要旨。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一定拿经书来验证；即使处在乱离之中，也渐渐有人来跟随他学习。壬辰年，向北迁徙渡过黄河，隐居在大名。不久又迁居魏地。当时窦默有特殊才能，也居住在魏地，最为敬重许衡；每次相互往来，便整天端正危坐，出入研读经传，以及诸子百家、佛教、道教、医术、卜筮、兵法、刑法、货殖、水利、算数等各类学问，没有不加以研究的。姚枢当时正以道学自任，把伊洛之学传授给南方士人赵仁甫。许衡前往苏门山求学，从他那里得到程氏《易传》、胡氏《春秋传》、蔡氏《书传》、朱氏《诗传》，以及《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间或还有小学类书籍。他读后深有契合之处，全部亲手抄录带回。于是召集学生，对他们说：‘从前所接受的学问很不正确，现在才开始听到进学的次序。如果一定要跟随我学习，就应当全部抛弃从前所学，从小学入手，把洒扫、应对作为进入德行的基础；否则就应当另找老师。’众人都答应，于是他把先前传授的简册全都烧掉，使学生无论年龄大小都从小学入门。学生们敬畏谨守，十分慎重，而许衡也意志坚定、努力实行，以身作则。严冬酷暑都不废止学习。他说自己传授伊洛之学，心与理相融合，整夜思考，手舞足蹈，达到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境界。庚戌年，许衡又留在苏门，与姚枢居处相近，以便讲习。第二年，姚枢奉召入朝，许衡便独自居住在苏门讲学。到这年他四十三岁，担当道统的志向才真正坚定。甲寅年，世祖还是潜邸藩王时，派使者聘请许衡，廉希宪正任关中宣抚，奏请授许衡为京兆提学，许衡极力辞谢不接受，不能强迫他。中统元年，世祖已经登上帝位，便下诏征召许衡到上京。皇帝问他所学是什么，他回答说：‘学习孔子。’问他有什么长处，他回答说：‘只是虚名而没有实际，恐怕误导了圣上的听闻。’皇帝赞许他的诚实，从此让他侍奉左右，他提出的许多意见都得到采纳。中统二年，许衡再次到上京。平章王文统当时掌权，十分忌恨姚枢、窦默等人，却认为许衡一向没有靠山，不值得顾忌。到这时，窦默极力排斥王文统的学术，认为一定会误国，王文统于是开始怀疑许衡暗中与窦默结党。五月，授姚枢太子太师，窦默太子太傅，许衡太子太保，表面上是尊崇他们，实际上是使许衡疏远窦默，以便与王文统的势力相互倾轧，想依靠东宫避祸。许衡坚持认为不可，说：‘祸福不值得计较，道义才是最重要的。况且近代师傅与太子相见的礼仪，是师傅位于西面向东，太子位于东面向西，如今能照办吗？如果不能，这就是由我使师道自行废弃了。’于是他们一同身带麻衣到宫阙下申诉，过了几天才获准，请求改授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许衡接受任命后，又以疾病为由辞职。九月，获准告假南归，仍然负责教授怀孟路的子弟。第二年，又被召入朝，到了以后便借住在道院；凡是权贵邀请，他全都谢绝不去，但姚枢、窦默二人却天天来往，畅谈一整天才停止。中书左丞张文谦最称赞爱护贤能、乐于行善，以古道为自己的责任；他初次见到许衡，便请求行弟子礼，许衡拒绝后才作罢。每逢许衡出仕或退处，他都反复向上下沟通意见，把握进退的时机和快慢，予以调护。至元改元，又辞职归还怀州。六月，选择地点修筑房舍，准备迁居，忽然大雷在正堂响起，电火充满屋子，家人惊倒，许衡却神色严肃、端坐不动。至元二年十月，召他到朝廷，他首先陈述雷震之事，认为不宜入朝见皇帝；皇帝不许他推辞，他便入中书省议事，最终又以疾病辞职。丞相安图一向仰慕许衡的名望和德行，亲自到他的住所等候拜访，退下后对左右说：‘你们自以为与许先生相差不远吗？其实相差十倍、百倍，乃至千倍万倍，这哪里是弓弩箭矢所能射及的呢？’ 至元三年，皇帝在衡州后山，召见许衡并告诉他说：‘王文统把以道为善说成恶，窦汉卿已经说过这件事，只有你不说。孔子的道，难道真是这样吗？省中的事务虽然曾经任命你办理，但你还没有完全了解我的心意，如今我再次当面命令你，希望你替我勤勉办事，不要辜负所学。安图还年轻，苦于没有经历过政事，你要谨慎地辅导他。有什么好的谋略和善策，先告诉安图，再由他上达给我，我将亲自选择采用。’许衡回答说：‘圣人的道理极其广大深远，而学习者所得有深有浅。臣一生虽然读过圣人的书，所得却很浅。如今既然蒙受特别任命，怎敢不竭尽所知？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不敢勉强发言。安图聪明而且有操守，把古人的言语告诉他，没有不能理解的。臣如果有所知晓，一定立即告诉他，只是担心其中有人从中阻挠，那就难以实行了。臣进入中书省的时间还很短，浅见如此，惟愿陛下明察。’从此皇帝多次询问治国之道，每次见面都以实现太平责成他。许衡于是陈述当时政事五件：第一是立国的规模。前代在北方建立国家而完全占有中原的，如魏、辽、金，都能遵行汉法，所以享国长久，文治也值得观览。如今国家应当实行汉法，这是毫无疑问的。

译然而，要使世代相传的国俗和历朝的功臣贵族，一旦服从臣下的谋议，改行已经亡国之国的风俗，形势非常困难，不经过三十年不能成功。应当使我们的百姓整齐一致，使他们富裕充实，兴办学校，训练军队，随着时势增减损益，裁定为固定制度。像我们这些人，都足以承担这项任务，只在于陛下坚定地信任并坚持实行罢了。不杂用小人，不经营小利，不急求眼前成效，不被浮言迷惑，这样或许可以取得天下人的心，成就最完善的治理。第二是中书省的大要。已经做官的人，应当颁给俸禄，使他们有所供养；尚未做官的人，应当制定条文，使他们能够按照资格次第接受选用，这样就可以没有职位不当的怨言。外部设置监司，纠察贪污滥权；内部由吏部考核资历，那么逾越本分的请求就会逐渐止息。任职两次、三次时，压抑高位者而提拔下位者，那么人才和爵禄就可以有差等次序。至于贵族世袭、品官任用子弟、驱良户口等制度，都应当及早确定。至于能否推行，在于上面委任得怎样；而能否真正实行，则在于执政者能否得到合适的人才。第三是做君主的困难。履行诺言、防止欺骗、任用贤能、罢黜奸邪、取得民心、顺应天道，这六项就是做君主的困难所在。概括其中的要旨，不过是修养德行、任用贤能、爱护百姓三件事罢了，这叫作治理的根本。治理的根本确立，纲纪就可以铺陈，法度就可以施行，治理的功业就可以成就。第四是农桑和学校。如今国家只知道聚敛财富的技巧，却不知道产生财富的原因；不但不知道生财的原因，聚敛财富的苛酷又反而损害生财。只知道防止百姓欺诈，却不知道培养百姓的善性。想让他们不欺诈，不用衣食养活其身体，用礼义涵养其内心，是不可能的。只担心法令不能实行，却不思考法令没有可以实行的基础；上面有许多贤才都想着为公，下面有许多富民都知道自爱，那么命令自然会实行，禁令自然会停止。果真能够优待重视农民，不让他们受到扰害，把游荡懒惰的人全部驱使回到南亩，每年考核种树，诚恳告诫而坚定实行，十年以后，仓库一定充盈积实，不会再像今天这样。由两郡以下直到州县，都应当设立学校；从皇子的子弟直到庶人的子弟，都应当入学，每天明白父子、君臣的大伦，学习洒扫应对，以及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道理。十年以后，上面知道用什么来驾驭下面，下面知道用什么来侍奉上面，上下相互成就，也将完全不同于今天。第五是慎重对待细微之处，皇帝全都嘉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许衡每次上奏答对，皇帝常常命善于翻译的人把他的话翻译后呈上；有时翻译者不能达到他的意思，皇帝便亲自加以修改。过了不久，他以有病为辞，不再进入中书省，请求回家养病，皇帝下诏准许。至元四年冬，仍然召他到朝廷，住了很久。至元六年，奉诏与左丞张文谦、赞善王恂共同议定官制，于是详细考察古今设置官职、划分职权的根本和沿革的原由，以及上下统属的次序；对于那些权力代理、增置官职、实行起来有弊病的做法，全都不采用。从省、部、台、院、监司、郡县到内外百司相互联属、控制的体制，以及后妃、储君、藩王礼制隆杀的等级差别，全都绘制成图，制定为固定制度，上报皇帝。至元七年正月，授任中书左丞。入朝见皇帝，奏事完毕后，在皇帝面前辞谢说：‘臣之所以辞让，有三个原因：第一，臣只是一个普通书生，突然承担重大任职，不是功臣，也不是旧臣，不能使内外众望服从；第二，臣没有德行、没有才能，不能办理国家大事；第三，臣所学迂远，不能与陛下的圣明谋略相契合。陛下只是因为虚名而错误地提拔臣，臣若不自量力，冒然接受圣恩，必然很快招致悔恨和过失。’皇帝说：‘这件事出自我的意思，你不必再过多推辞。’许衡再三辞谢，皇帝命左右扶他出去。左右扶着他说：‘有诏命，请先生出去。’ 走到宫门，他又回来奏说道：‘陛下命臣出去，是要臣出中书省吗？’皇帝说：‘只是出殿门罢了。’后来他连续多日诚恳地辞谢，都没有获准。当时尚书省已经任用丞相阿哈玛特，他专权擅行，任意施加威福。许衡于是搜集他损害国家、危害百姓等事情，全部上奏。阿哈玛特想让他的儿子掌管兵权，许衡坚持认为不可，说：‘国家的大权，兵、民、财三项最重要。父亲任尚书，掌管百姓和财赋，儿子又掌管兵权，权力太重，是应当慎重对待的。’皇帝说：‘你担心阿哈玛特会反叛吗？’许衡说：‘阿哈玛特未必反叛，但已经有了走向反叛的道路。自古以来，奸臣没有不因为权力过重而反叛的。’皇帝把这话告诉阿哈玛特，阿哈玛特责问许衡说：‘您凭什么说我会反叛？’许衡说：‘我说前代反叛的人都是因为权力太重。您既然不会反叛，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呢？’阿哈玛特因此深深怨恨他。有人对许衡说：‘先生居住的地方没有防备，假如发生横暴的变故，怎么办？’许衡说：‘圣明天子在上，难道会有这种事吗？即使有，也是命运。我哪里有闲暇去作其他打算呢？’过了一年多，他极力以疾病辞职。皇帝命令推举一个人代替他。许衡上奏说：‘任用人的权力，是天子的柄权。如果不由皇帝亲自裁断，就会开启臣下逐渐产生觊觎之心的开端。臣不敢奉行这道诏令。’至元八年四月，授任集贤院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在中书省任职时，曾奉诏教授四名蒙古学生，后来增加到七人。到这时下诏，京师和四方愿意来受学的人，都可以列入其中。于是就把南城枢密院旧址作为学校，国学从此开始建立。许衡自从开学以后，家中的事务全都交给儿子处理。宾客到来，一概谢绝不接待。他说，学校中如果还要应酬人事，学生的学业必然会受到妨碍。有人因此恼怒，诽谤也只归咎于他个人。至于教诲学生，这是皇上的命令，他不敢怠慢。许衡认为蒙古学生质朴本真未失，视听专一，培养几年后，足以为国家所用。但这时他已经六十二岁，疾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于是上奏召来旧日弟子中散居四方的人：王梓、韩思永、苏郁、耶律有尚、孙安、高凝、姚燧以及弟某、刘季伟、品端善、刘安中、白楝，全部用驿站送到学校来陪读，使他们与自己相互磨砺、渐受熏陶而共同成就。有人问许衡：‘先生为什么不广泛选拔当时的俊杰，却只任用自己的门生呢？’他说：‘我只是教导人罢了，并不是任用人。’

译许衡教授学生，凡是讲解经传，都恳切周详。如果学生还没有理解，他便引用证据、设法譬喻，一定让他们通晓才停止。从计算、识字、书写，到投壶、练习射箭，以及跪拜、作揖、谦让、进退、应答的礼节，没有不一同学习的。学生有疑问时，他便为此喜形于色。于是对他们说：‘读书时没有疑问，却能使自己产生疑问；有了疑问，又能使它变得没有疑问，这样学习才算有所得。’许衡曾说：‘恭敬地施行五种教化在于宽厚；君子教人的思想没有穷尽，容纳保全百姓没有边际。因此，教人的人本来就应当存有宽容之心。’如今国学的总体虽然务求严密，但其中的细节暂且必须宽缓。大体说来，人的品行千差万别，不能骤然强迫他们做到一致。《学记》所说的，从入学第一年离析经文、辨明志向，到第九年能够触类旁通、通达事理，意志坚强而不违背正道，始终都有次序，不能苟且。因而教人不只是依据他的才能，还应当随着他学习所达到的程度逐步推进。教人和用人毕竟不同：用人是使用他的长处，教人则是教导他的短处。他对待学生，恩情如同父子，义理如同君臣。根据他们已经明白的地方来启发他们，按照他们行动和休息的时机来调节张弛，谨慎对待他们刚刚萌发的苗头并加以防范，所以学生都一天天进步，月月浸润，自己却不知道变化；日益更新、月益兴盛，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受到教化。凡是跟随他学习的人，全都成为有用之材，最终都被世所任用。至元十年，学生的廪饩供给不能继续，便渐渐离去。与此同时，权臣又屡次诋毁汉法。四月，皇帝召许衡到上京议事，许衡当面请求回到乡里。皇帝命朝廷大臣讨论他的去留。姚枢说：‘许衡的出仕或退处，关系到世道的盛衰。今天应当直接以圣贤之事来对待他。’于是众臣共同上奏说：‘国学建立至今已有三年，教育方法严谨，学生求学都有进步。如今许衡申诉辞职，实在是因为年老多病，而且先世数代的丧事尚未安葬，这是人子的孝道，应当准许他回去。’于是得到诏令，许衡回归故里。回去以后，他断绝人事往来，平日只是督促童仆做事，耕种开垦罢了。至元十三年七月，修订《授时历》。朝廷议论认为许衡精通历法原理，下诏起用许衡主持此事。至元十五年三月，授任集贤大学士，兼领太史院事务。到这时，皇帝对他的宠信更加深厚，每次北归，便询问许衡的起居状况；他生病时，就赏赐手杖、供应药物。至元十七年春，《授时历》完成，入朝奏报，众人都跪着奏事。皇帝命许衡起身，赐他座位，慰劳询问了很久。秋天，疾病更加严重，皇帝下诏令他南归，并授他的儿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便侍奉赡养。至元十八年春，病势很重，医生诊察他说：‘偏阳称作疾病，如今六脉都平和，先生大概可以痊愈了吧？’ 许衡说：“久病而脉象平和的人是治不好的，我大概将要起不来了。”于是便不再服药。不久病情稍有缓解，恰逢当时举行祭奠，他按照礼仪进献祭品。祭礼结束后，他拄着杖走到门口说：“我的心怦怦直跳。”闭目良久，又说：“死和生有什么区别呢？”于是歌唱从前贤人所作的歌，歌罢便安然去世了。不一会儿雷电交加，天色昏暗，大风拔起树木，城中的士人百姓无论老幼都到他家门前哭吊；朝野之中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没有不悲伤的，都认为：“这种道统和这些百姓，难道是不幸了吗？”许衡曾对他的儿子说：“我平生被虚名所牵累，死后慎重不要给我立碑，只写‘许衡之墓’四个字，让子孙知道墓地所在就够了。”到这时，大家遵照他的遗命安葬他而没有立碑。下葬以后，四方学者有的跋涉数千里来到墓下哭祭。蒲州人王楫穿着丧服赶来参加葬礼，掌管宾客接待的人推辞说：“您是以门人的身份穿丧服吗？”王楫说：“他是我的老师啊！难道只是传授技艺的老师，或只是宾主礼仪上的老师吗？我还担心无法报答他的恩德，只能以此惭愧于王通氏的门人罢了。”许衡天资宏大刚毅，卓然有操守；处在艰难困厄之时，他的节操更加坚定。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就像饥渴的人得到饮食一样；而对于荣誉名声和世俗利益，却像接触沸水那样畏惧。他始终表里如一，完全以诚敬为本，所以天下人信服他，没有异议。听到君主的召命，他从未不立即起身前往；但最终也从未为了迎合君意而屈尺求伸。每次入宫奏对，都把匡正君心作为自己的责任，气度雍容，言语虽然切直，却不使君主感到忤逆。出入宫禁时，卫士总是举手加额说：“这是想使我们的君主和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人啊。”到了晚年，他对义理的理解精深，对仁德的修养纯熟，道德超出万物之上，身上具备四时运行般的气象，胸中充满浩然之气，纯然合乎天理；无论动静语默、周旋出入之间，无不体现最高的教化。天下士人听到他的名声便懂得敬重，仰望他便懂得畏惧，亲近他便懂得爱戴，远离他便懂得仰慕；并且把他的出仕、退处、做官和归隐，看作朝廷轻重的标志。他承担这种道统寄托的责任，就是如此。翰林承旨王磐，德行声望冠绝一世，很少有他认可的人，却唯独敬重礼待许衡，每次与他交谈，总说：“先生真是神明一般的人。”王磐已经老了，自认不能再为许衡效力。等听到许衡的讣告，叹息说：“这种道统大概不幸了。”朝廷设置赐谥的制度，先生若不是得到“文正”之谥，就没有可以替换的谥号。许衡曾以“鲁”字命名自己的书斋，从朝廷到偏远地区和异域，大家都称他为“鲁斋先生”，不再称他的官职。他所著的书有《小学大义》《读易私言》《孟子标题》《四箴说》《中庸说》，门人又汇集他的言论，编成《语录》。许衡去世时七十三岁，朝廷依制追赠荣禄大夫、司徒，谥号为“文正”。皇庆三年，下诏将他配享孔子庙廷。臣祎说：“圣贤相传的道统，自孟轲去世以后，便没有人承受传授。到了宋代，程颢、程颐兄弟出现，才得以接续中断的传承。等到朱熹出现，这一传承又延续下来了。元朝兴起后，许衡继而崛起，于是又把朱氏所传的道统延续下去。当他受到世祖知遇时，他所奉行的完全是儒者之道，这是其他诸公所不能及的。世祖天资圣明，深知儒术的重大作用，想要培养人才并加以任用，于是首先建立国学，而许衡从中书省罢政后担任国学之师。许衡教学，完全以圣贤所奉行的道为根本，掌握礼乐的精微权变来贯通其实际作用，提取忠孝的大纲来确立根本。于是人才文质彬彬，全部成长成材；几十年间，号称名卿贤大夫的人，大多出自他的门下。唉！假如圣贤之学广泛传播于当世，直到今天学术得以端正、人心得以统一，这是谁的功劳呢？他继承往代圣贤、开创后世学术的功劳，大概不在朱氏之下。何况程氏、朱氏都未曾得到君主任用而推行其道，而许衡则遇到圣明君主，居于宰相之位，能够使他的君主和百姓达到尧舜的境界。唉，真是盛大啊！”

译郭守敬，字若思，是顺德邢台人。他出生时就有非凡资质，不像普通儿童那样嬉戏。祖父郭荣号称鸳水翁，通晓五经，精通算术和水利之学。当时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都在州西紫金山同学，刘秉忠又和鸳水翁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郭守敬到刘秉忠那里求学。刘秉忠的学问上通天人，郭守敬学习这些，完全掌握其中的纲要，又兼承家学的美善，所以他的成就不同于寻常人。他十五六岁时得到石刻本《莲花漏图》，立即能按照图式仿制；又得到《尚书》璇玑图，便削竹仿制，尤其精巧。顺德城北有一座石桥，年代久远后被泥水淹没，没有人知道所在，郭守敬却仔细考察地形而把它找了出来，人们都认为他神奇。中统三年，张文谦任中书左丞，推荐郭守敬，说他熟悉水利，又精通制度，富有巧思，于是征召他到朝廷，召见问对，称赞他的见解。郭守敬当面陈述水利六件事：第一，中都旧漕河向东通到通州，暂且引玉泉水来行船，每年可以节省雇车运粮的钱六万缗。通州以南，从兰榆河口直向前开渠引水，经蒙村、跳梁务到扬州再汇入河道，以避开浮鸡、▯盘浅、风浪以及绕行遥远等弊端。第二，将顺德的达活泉引入城中，分成三条渠道，引到城东，可以灌溉那里。第三，德顺的澧河向东到古任城，已经失去旧河道，淹没民田一千三百多顷；把这条水道疏通修整成为河流，这些田地就可以耕种。河道从小王村经过滹沱河，汇入御河，能够通行船只。第四，在磁州东北滏水、漳水汇流处开渠引水，经滏阳、邯郸、洺州、永年向下流过鸡泽，汇入澧河；沿途可以灌溉田地三千多顷。第五，怀孟的沁河虽然已经用于灌溉，但还有堰坝泄漏的余水；把它向东与舟河的余水合流，引水东流到武陟县北，汇入御河，沿途也可灌溉一千多顷田地。第六，从孟州西面引黄河水，分出一条小渠，经过新、旧孟州之间，沿黄河旧堤向下，到温县南面重新汇入大河，沿途也可灌溉二千多顷田地。皇帝看了他的奏章，高兴地说：“成就我们国家事务的，难道就是这个人吗？”立即授予他提举诸路河渠的职务，第二年又加授银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他随张文谦到西夏行省，兴修恢复沿河各渠。在这以前，西夏沿河五州都有古渠；中兴州有一条名叫唐来的，长四百里；另一条名叫汉延，长二百五十里；其余四州又有十条干渠，长度各二百里，还有大小支渠六十八条。计算起来可以灌溉九万多顷田地，但因战乱以后荒废、损坏、淤塞、变浅，郭守敬巡视考察后，依照旧河道疏浚引导，又重新设置闸门和堰坝，工程没有超过预定时间，各条渠道都畅通有利。西夏人感念他的恩德，在渠道旁为他建立生祠。第二年，他升任都水少监，入朝奏说：“臣先前从中兴回来，顺河而下，四昼夜便可到东胜，可以开通漕运。后来又看见查泊、兀郎海有许多古渠，都可以修理。”他又说：“金代时从燕京西面的麻峪村分引卢沟水向东流，穿过西山而出，这叫金口。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的水，可以广泛灌溉田地。战乱兴起以来，守护管理的人害怕承担责任，便用大石把水口堵塞了。现在如果考察旧河道，使水重新畅流，上面可以发挥西山水利的好处，下面可以扩展京畿的漕运和赋税运输。”他的建议被实行。他又说：“应当在金口西面预先开设泄水口，向西南回流入大河，并使河道加深加宽，以防止涨水突然冲入的祸患。”众人都佩服他的见识。至元十二年，丞相巴延统率军队南伐宋朝，商议设置水站，诏令郭守敬巡视考察适宜的地点。他从陵州到大名，又从济州到沛县，再向南到吕梁；又从东平到纲城，又从东平经清河越过黄河旧道到与御河相接处；又从卫州御河到东平，又从东平西南的水泊到御河，于是使济州、大名、东平、泗、汶和御河彼此相通。他把地势形势绘图上奏，全部按照他的建议施行。至元十三年，都水监并入中书省工部，郭守敬被任命为工部郎中。这一年改修新历，设立机构来办理此事。此前，刘秉忠说：“大明历从辽、金以来沿用二百多年，逐渐落后于天象，应该列入改修之事。”还没有来得及采用他的建议，刘秉忠便去世了。到这时江南平定，天下统一，皇帝想起他的话，于是实行改历。诏令郭守敬与王恂率领南北两地的日官分别掌管测验，张文谦改任总领此事，前中书左丞许衡也参与主持。郭守敬于是说：“历法的根本在于测验，而测验的器具没有比仪表更重要的。如今司天台的浑仪，是宋皇祐年间在汴原制造的，与这里的天度不相符合；比较测量南北两极，差别大约四度，表石年代久远也已经倾斜，应当全部考察它的误差，重新设置。”于是选取地势高而平坦的地方，制作木制重棚，创制简仪和高表，用来互相比较校验。他又认为天枢附着北极运行，古人曾经展开管子来观测，却没有得到准确结果，于是制作候极仪。确定极辰以后，天体的位置就准确了，于是制作浑天象。浑天象虽然形状相似，却没有适用之处，于是制作▯珑仪来表示天象。用矩形测量天的正圆，不如用圆来求圆，于是制作仰仪。古代有经纬交结而不运转的仪器，于是制作立运仪。太阳有中道，月亮有九条运行轨道，把它们合起来制作证理仪。高表的影子是虚象，并不是真实的影子，于是制作景符。虽然有明晰的测影方法，但测量仍然困难，于是制作窥几。各种历法的检验在于日月交食，于是制作日食、月食仪；天上有赤道轮与之相应，以两极的高低标志来指示它们。又制作星晷定时仪。这些器具总共有十三种。又制作正方按丸表、悬正仪，共四类，供四方巡行测量使用。又制作仰规覆矩、圆异方浑盖图、月亮出入和昼夜长短图，共五类，与上述各种仪器互相参照考核。至元十六年，改局为太史院，任王恂为太史令，郭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于是把所造仪表的式样进呈到御榻前，逐一指陈其中的原理和意旨，全部讲得周详，从早到晚皇帝也不感到疲倦。郭守敬又奏说，唐开元年间僧人一行曾命令南宫说测量天下的日影，其中如今可以考察的地点有十三处。

译现在疆域比唐朝更加广大，必须从多方面进行测量，然后才能全面了解日月交食分数和时刻的不同、昼夜长短的不同，以及日月星辰距离天顶高下的不同。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议，于是设置十四名监候官，分道出发。首先沿南北直线竖立表杆测量日影：南海北极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影在表杆南面长一尺一寸六分，白昼五十四刻，黑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极出地二十五度，夏至太阳正当表端而没有影子，白昼五十六刻，黑夜四十四刻。岳台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日影长一尺四寸八分，白昼六十刻，黑夜四十刻。和林北极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日影长三尺二寸四分，白昼六十四刻，黑夜三十六刻。陶拉北极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日影长五尺一分，白昼七十刻，黑夜三十刻。北海北极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日影长六尺七寸八分，白昼八十二刻，黑夜十八刻。后来又测验：上都北极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极出地四十二度强，益都北极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极出地三十八度少，高丽北极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极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极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极出地三十四度半强，兴元北极出地三十三度半强，成都北极出地三十一度半强，西凉州北极出地四十度强，东平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多，大名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极出地三十四度，太强阳成北极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扬州北极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极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极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极出地二十度，太璚州北极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历完成，郭守敬和各位太史一同上奏说：“帝王的政事，没有比历法更重要的。自黄帝迎接太阳、推算历数，帝尧以闰月确定四时、完成岁数，舜在璇玑玉衡旁校正七政。到了夏、商、周三代，历法没有固定的规则。周、秦之间，闰月和余日次序错乱。到了汉代制定《三统历》，经过一百三十年，是非才开始确定。东汉制定《四分历》，经过七十多年，仪器和方法才完备。又过一百三十一年，刘洪制定《乾象历》，才开始明白月亮运行有迟有疾。又过一百八十年，姜岌制定《三纪甲子历》，才开始明白可以用月食冲日来检验月亮所在的宿度。又过五十七年，何承天制定《元嘉历》，才开始明白朔、望和上下弦都要确定大小余数。又过六十五年，祖冲之制定《大明历》，才开始明白太阳有岁差的数值，极星距离不动之处一度多。又过五十二年，张子信才开始明白日月交道有内外，五星有迟行、疾行、留行和逆行。又过三十三年，刘焯制定《皇极历》，才开始明白太阳运行有盈有缩。又过三十五年，傅仁均制定《戊寅元历》，颇多采用旧仪器，才开始使用定朔。又过四十六年，李淳风制定《麟德历》，因为古历章蔀的元首和分度不齐，才创立总法，用进朔来避免晦日清晨看见月亮。又过六十三年，僧人一行制定《大衍历》，才开始按照朔日有四个大月、三个小月来确定九服地区交食的差异。又过九十四年，徐昂制定《宣明历》，才开始明白日食有气、刻、时三种差异。又过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辅制定《纪元历》，才开始明白食甚时泛余的差数。以上共计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历法经过七十次改订，创立新法的有十三家。从此又过一百七十四年，只有我圣朝统一六合、开创中原，专门命令臣等改修新历。臣等使用新创制的简仪和高表，依据实测数据，考察订正了七件事：第一是冬至。自丙子年立冬以后，按照每天测得的日影，逐日找出冬至前后日影差值相同的日期作为标准，得到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后八刻半。又确定丁丑年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后七十刻。又确定戊寅年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后三十三刻，己卯年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后五十七刻半，庚辰年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后八十一刻半；总共比《大明历》减少十八刻，远近相符，前后也相应。第二是岁余。自刘宋《大明历》以来，凡是通过测量日影、验证节气而得到冬至时刻真实数值的共有六次；用它们相互比较，各自得到适用的岁余。现在考定四年都相符合而没有差错；再从宋代大明壬寅年算到今天，已经八百一十年，每年合计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中二十五分就是今历所采用的岁余数值。第三是太阳运行。根据至元丁丑年四月丁酉日月望时发生的月全食推求太阳运行，得到冬至时太阳运行到赤道箕宿十度、黄道箕宿九度有余；又依据每天测得的太阳运行度数，或者凭星测月、凭月测日，或者直接凭星度测定太阳，建立方法进行推算。从丁丑年正月开始到乙卯年十二月，三年共得到一百三十四项数据，都运行在箕宿，并且与月食相符合。第四是月亮运行。从丁丑年到现在，每天测得各时刻太阴的运行度数，推算其在黄道上运行的变化，求出进入转点后的极迟、极疾以及平行位置的前后，共十三转，计五十一项；除去不准确的外，有三十项显示《大明历》所定入转时间落后于天象；又根据考察交食的结果，在《大明历》基础上增加三十刻，才与天道相合。第五是日月交点。自丁丑年五月以来，根据每天测得的太阴距北极度数，与黄道距北极度数相比较，得到月道与黄道相交的情况，共得到八项；又按照日食的方法推求，所有有日食的日期，其交食时刻与《大明历》相差不多。第六是二十八宿距度。大概自汉太初以来，各宿距度就不相同，彼此有增有减；《大明历》则在度数下面附加太、半、少等余分，都是凭主观意图牵强安排，从未实际测量这些数值。现在新仪器把周天度分刻画得很细，每度分为三十六分，用距线代替从管中窥测宿度余分，并且依据实测，不凭主观意图牵强安排。

译七是日出、日入以及昼夜时刻。大明历所载的日出、日入和昼夜时刻，都以汴京为标准，其时刻数与大都不同。如今改用本地北极出地的高低以及黄道出入内外的度数来制定方法推求：每天日出、日入和昼夜时刻，夏至最长，日出在寅正二刻，日入在戌初二刻，白昼六十二刻，夜晚三十八刻；冬至最短，日出在辰初二刻，日入在申正二刻，白昼三十八刻，夜晚六十二刻，永远作为定式。这套新创的方法共有五项：第一，太阳运行的盈缩，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正点定气，作为升降的界限，依照立成的招差法，求出每天太阳运行分数的初末极差和积度，比古法更加精密。第二，月亮运行的迟疾，古代历法都采用二十八限，现在以一万分之一日中的八百二十分作为一限，共分析为三百三十六限，依照垜疉格差法，求出转分的进退，因此月亮运行迟疾的度数每时都不同，这大概是前所未有的。第三，黄道与赤道的差数，旧法用一百零一度相减相乘，现在依照算术中勾股、弧矢、方圆、斜直等关系，求出度率、积差和差率，与天体运行的实际情况完全吻合。第四，黄道与赤道的内外度数，根据多年实际测得的内外极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圆容方、直矢接勾股为法，求得每天距北极的度数，与实测结果相符。第五，白道交周。旧法从黄道推求白道，用斜率求斜率；现在采用立浑比量法，测得月道与赤道正交处，距离春分、秋分两个黄赤道正交点十四度六十六分，于是拟定为法，推算每月交点经过二十八宿的度数和分数，按道理已经完备。这一年有诏令颁行新历，赐名为《授时历》。当时历法虽然已经颁布，但推步的方法和立成的数目还没有编成书。正值太史去世，郭守敬于是将各篇按类别编次，整理分、秒，编成《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历议拟稿》三卷、《转神选择》二卷，以及上、中、下三历的注式十二卷。二十二年，升任太史令，于是上奏献上这些书。又编写《时候笺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仪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舍杂座诸星八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月离考》一卷，一并收藏在官府。二十八年，有人提出漕运事务的便利办法：有人说，滦河可以从永定挽船越岭向上行驶，抵达上都；有人说，泸沟可以从麻峪通达到寻麻林。皇帝命郭守敬裁度此事。主张滦河方案的人走到中途，发现无法通行；主张泸沟方案的人也因为石头阻塞，船只无法通行，两个方案都被停止。郭守敬于是另行陈述水利措施十一项。其中第一项说，京城运粮河不采用一畮泉的旧水源，另行引白浮泉水向西转而向南流，经由瓮山泊，从西水门入城，环绕汇入积水潭，再向东转而向南流出南水门，与旧运河汇合；每十里设置一道闸，向北直到通州，共设置七道闸，各闸之间还相隔一定里程，重置斗门相互调节，并筑堤设闸使水流通过，使船停在水面上。皇帝看了他的奏章，非常高兴，下令迅速施行，于是重新设置都水监，命郭守敬负责此事。工程于二十九年春开始，第二年秋天告成，赐名为通惠河。工程兴建的那天，皇帝命丞相以下的官员都亲自拿着畚箕和铁锹参加劳动，郭守敬则在旁指挥讲授。设置水闸的地方，往往在地下挖出过去设置的砖木，人们都说这不是偶然的。此前，从通州到京城用陆路运输粮食，每年有若干万石；到了秋季连日下雨，驴和牲畜死亡的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到这时水路运输通畅，公私双方都感到便利。这年秋天，皇帝从上京回来，经过积水潭，看见船只首尾相接，遮蔽了水面，非常高兴，特意赏赐郭守敬钱一万二千五百缗，仍让他以原有官职兼任提调通惠河漕运事。郭守敬又想在澄清闸稍东处引水，与北坝河相接，并在丽正门西设置水闸，使船只可以环绕城池往来，但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三十一年，授任昭文馆大学士，主管太史院事务。大德二年，成宗采纳朝廷大臣的意见，开凿铁幡竿渠，召郭守敬到上都商议。郭守敬说：“山洪连年暴涨，渠道和堤堰非拓宽到五十步不可。”但执政者吝惜工程费用，把宽度缩减了三分之一。第二年，皇帝北巡，正赶上大雨，山水向下奔流，渠道容纳不下，漂没了人畜和营帐，水势还逼近了行宫。皇帝对宰臣说：“郭太史真是神人啊！如果采用了他的话，哪里会有这种事呢？”郭守敬因为年老，多次请求辞职退休，皇帝没有准许。七年，诏令内外官员年满七十岁都可以听任退休，唯独郭守敬因为是先朝旧臣，朝政还要依赖他来施行，仍不准许他的请求。后来翰林和太史的官员不退休，大概就是从郭守敬开始的。郭守敬以纯正的品德和真实的学问成为世人的师法对象；他最擅长的学问，是天象推演和数术，以及水利工程。起初，郭守敬在西夏时，曾经逆流考察到河源；又从孟门以东沿着黄河故道，在纵横数百里的范围内测量地势，有的地方可以分散、减弱河水的水势，有的地方可以灌溉田地，并且全都绘有图志。他又曾以海面为基准比较京师与汴梁地形高下的差异，说汴梁的水距离大海很远，所以水流湍急；京师的水距离大海很近，所以水流舒缓。他说的这些话都有事实验证。古代历法中，天周与岁周的小余，同日度的四分之一相同；到了汉、魏以来，渐渐发现两者并不相齐，于是产生了关于破除分数的说法。郭守敬于是以一百年为周期，在小余以下各增加或减少一分，用这种方法向上推算古代，向下验证未来，没有不吻合的。于是积年日法写分换【缺字】的说法，全都不采用。他所制定的历法，测验已经非常精密，设置的方法也详细完备；如今将近九十年，仍没有丝毫误差。旧有的仪器大多闭塞、受限制，而且刻度之间虽有度数和刻数，却没有更细的分数；用管窥望星时，越向外看，所见范围越逐渐扩展，尤其难以取得准确结果。郭守敬制造的仪器，只采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环、三距，在赤道上设置四游环，在四游环外附设直距，使它与双环之间共同连接在环距的两端。观测日、月、星辰时，就以两条线相互对望，取得正中所对应的刻、度、分、秒，精密到了极点。八尺高的表，夏至时影子长一尺五寸，相距千里误差一寸；这种说法见于《周官》和《周髀》。唐代一行虽然曾对此表示怀疑，却没有加以改制。郭守敬于是制造表，高度比古制增加五倍，在上面加设横梁；每天正午用带孔的符板夹测横梁的影子，取其中数，比旧法只取表端影子的办法更加审慎精确。

译他又曾制造七宝灯漏，每当大明宫中设置它时，里面的钟鼓都能按时自动鸣响。又制造柜香漏、屏风香漏和行漏，以备郊祀、宗庙祭祀和皇帝出行时使用。又建造灵台水浑运浑天漏，大小机轮共有二十五个，都刻木制成冲牙，转动时相互拨击；上面设置浑象，画着周天星度，日月两环斜着缠绕在浑象上。浑象仿佛天空向左旋转，日月两环则各自按照运行的度数向后退而向右转。他又想依照张平子的旧制制造地动仪和候气密室，都已经把其中的精妙研究到了极致，但还没有完成。王恂自负学问高深，每次到郭守敬那里，看见他制作的器械，总是深深叹服。许衡的学问足以成为世人的老师，谈到郭守敬时，就用手按着额头说：“上天保佑我元朝，所以降生了这样的人啊！”延祐三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臣祎说：自古以来，国家兴起，能够共同巩固宏大的根基、扩展伟大事业，固然依靠大臣和贤辅的力量；但又一定要有博学多识、见解独特的君子，通晓天人之学，明白数术和实际事务，从中出力，发挥统筹治理的作用，这样一代的政治才能够成就。考察世祖在位的时代，像鐂秉忠、窦黙、王恂、郭守敬，就是这样的人。郭守敬与这些人相比虽然稍晚出现，但他难道不是其中尤其宏博、卓异杰出的人吗？自金、宋以来，学者都致力于攻习辞章，以此哗众取宠、求得声望，很少有人把学问用于实际事务；何况天象、数术、水利和功业这些方面，当时已经很久无人讲求了。然而郭守敬独自能够承担这些已经失传的学问，他的精神和心术所达到的境界，远远超过古人，因此能够制定一代的制度，并为后世历代君王树立法则。元朝作为一个国家，到这时继承古代帝王的事业，也可以无愧了。唉！贤能人才的诞生，实在是上天有意使然，难道会是偶然的吗？《元儒林传》。金履祥，字吉父，是婺州兰溪人。他的祖先中有一人在宋绍兴年间以孝行闻名：父亲生病时，他向上天祈祷，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代替父亲受病，父亲的病不久果然痊愈；后来他又在母亲墓旁结庐守墓。一天夜里，他看见天光照下来，五彩灿烂，人们认为这是孝心感动上天，郡里把这件事上报朝廷，于是改称他的乡为纯孝乡。金履祥将要出生时，他的父亲正因事情留在城中，夜里梦见家塾墙壁上画着一只文采斑斓的老虎。不久真老虎又登上屋顶大声咆哮，醒来后他对人说：“维熊维罴，是生男孩的祥瑞；我大概会得到一个男孩吧？”回家后，儿子果然已经出生，于是用“祥”给他命名。金履祥出生就有非凡仪表，十六岁时到郡学求学，被补为博士弟子员；住了两年，考试合格，补为太学生。后来他自己悔恨这不是正道，便放弃科举应试的学业，不再从事应举之业，专心取来《尚书》熟读精研。十九岁时，他知道了濂洛之学的方向，于是乡里的何文定公基、王文宪公柏二位先生，他们的学问得到朱熹的传承；金履祥便通过朋友王相登拜访王文宪，接受他的教导。初次见面时，他请问求学的方法，王文宪说：“以居敬来持守志向，以立志来确定根本。”又问读书的次序，回答说：“从四书开始。”后来又通过王文宪而进入何文定门下，从此往来于二位先生之间，讲习贯通更加深入，学问造诣更加精纯。凡是天文、地理志、礼乐、刑法、政事、田赋、兵法谋略、阴阳、音律、历法之类，他全都研究其中的精微，以求达到能够实际运用的极致；对于四书五经尤其有很多阐发。他认为古书有注就应当有疏，朱氏为《论语》《孟子》编制集注，多是因门人的询问而有所修改订定；对于门人没有问到的地方，可能还有不完备之处。至于事物的名称和数量，有些地方朱氏认为不是关键而略去，他就都加以修补增益，形成一家之言，名为《论孟考证》。朱氏为《大学》既作章句，又作《或问》，但后世学者

译仍有疑问，于是金履祥便依照各章次序演绎为疏义，以畅通其分支，申明其中旨意，用来统摄其纲要。早年他曾为《尚书》作章释句解，已经成书。有一天忽然有所领悟，便把众说全部排斥，只推究父亲和老师的本意，订正句读、划分段落，提举文章纲要以及其中义理的精微，概括各项事实，考订文字讹误，把校正内容列在四栏之外，名为《尚书表注》。小戴《礼乐记》中，郑玄的目录说十一篇虽然合在一起，却大略还可以分开。孔氏正义说，刘向校书时得到《乐记》二十三篇，现在的《乐记》截取其中十一篇，其余十二篇的篇名还在，但文章已经没有记载了。《正义》径直把《乐本》《乐论》《乐施》《乐言》《乐礼》《乐情》《乐化》《乐象》《宾牟贾》《师乙》《魏文侯》分为十一篇，而每篇中又各自分为若干章，总共三十四章。金履祥对此感到疑惑，反复玩味推究，发现所谓十一篇，篇目次序整齐明确；但《正义》所作的分章本来仍未尽善，于是他又为之加以分段标点，使旨意清楚明白，再没有可疑之处。司马氏《资治通鉴》仿效《春秋》按年编排、记载历代；刘恕作《外纪》来记述以前的史事，但他的说法不以经书为根本，而相信诸子百家的说法，是非判断与圣人不合，不足以传信。而且从帝尧以前的事情，既没有经过孔子的裁定，本来就粗野而缺乏根据。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王朝和诸侯国的事情，如果没有奉献玉帛的使者往来，鲁国史书就无法记载，圣人的删削取舍又从哪里体现呢？何况左氏所记的事情有缺漏，也有诬妄；凡是这类情况，都不能拿墙壁上的经书文字作为借口。于是金履祥采用邵氏《皇极经世》、胡氏《皇王大纪》的体例，斟酌损益，折中取舍，一概以《尚书》为主，下采《诗》《礼》《春秋》，旁采旧史和诸子百家，按年表列、系联史事，再加训释，从唐尧开始，接续《资治通鉴》，编成一部书，名为《通鉴前编》，共十八卷，另有《举要》二卷。书成以后，他把它交给门人许谦，说：“二帝三王盛世的美好言论和高尚行为，是后世君王应当效法的；战国时期申不害、韩非的权术和严酷法令、扰乱政治的做法，也是后世君王应当警戒的。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后，司马氏已经编次论述；而《春秋》以前直到周威烈王之间，一直没有按年代编排的史书，因此这部编年之作本来不可以没有著录。”后来他又亲自为自己的书作题记说：“荀悦所作《汉纪》《申鉴》，志在向君主进献善言、匡正过失，却遭逢建安末年；王仲淹续接经书的著作，也因疾病而听到江都发生变故，泪流满面地说：‘百姓长期厌恶战乱，上天或许要开启尧舜那样的时代，而我却不能参与其中，这就是命运啊。’这就是我著述的深层用意。”金履祥具有非凡的天赋，又凭借精密的见识，对一切典籍都加以校勘；平日沉浸于义理之中，把践履修养作为首要事务，对每一件事、每一种事物都努力加以体验验证。何氏教导他“审察克治”，王氏教导他“涵养充拓”，他终身奉行，总觉得自己还有不足。他家境本来贫寒，中年以后便依靠二位先生生活。文定公于咸淳戊辰年去世，金履祥认为办理丧事的礼制是四方所共同观瞻的，于是考察依据礼制为他办理丧事。他议论说：“为老师服丧，穿吊丧服并加麻带，内心哀痛三年，这是古代的制度。布襕是世俗服装，如今服缌麻、功服以上丧服的人使用它。生绢钩领的衣衫，现在服缌麻的人也使用它。若穿今天的缌麻丧服，就不能与丧父而无服的隆重程度相同了。疑衰大概是古代士人的吊丧服，如今这种服制已经不存在。白布深衣，是古代平民的吊丧服，它的形制现在还保留着。然而古代的士，相当于今天的官；今天的士，即尚未出仕的人，相当于古代的平民。应当采用古代平民的服装，以深衣作

译为吊丧服。从前朱子为门人服丧，使用细麻深衣而以布镶边。不过凡是布都用麻织成。古代用三十升麻布做麻冕，用十五升麻布做深衣。关于深衣所用的麻，司马氏、朱氏都说要用极细的布，所以深衣用苎麻布代替麻，已经很久了。它的镶边，孤子用白色，这是父丧服除以后所穿的服装。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如果按照丧父而无服的礼制，那么就应当用丧父服除以后所穿的服装，作为丧父而无服的服装；镶边用白色是可以的。帽子则应当是平民吊丧所戴的白色委貌，但这种形制已经失传了，可以用白巾代替，并在帽上加丧带。加麻的丧带，就是缌服所用的丧带。”

译现在使用缌麻丧服，稍微缩小一些也可以；加麻的腰带，就是缌服的腰带，现在用细苎麻也可以。这就是所谓仿照衰服制作的疑衰。王文宪于是和治丧的人首先遵照采用这种服制，金履祥又考订深衣的制度，为此作了《外传》。王文宪去世后，金履祥率领门人依照原先的制度穿丧服，乡人才开始知道师生关系所系的礼义，竟然如此重于日常伦理。金履祥早有治理天下的宏大志向，曾出游杭州，诸公和贵人争相引荐器重他；他趁机进献牵制敌人、攻其虚弱的策略，却总是不能被采用，于是辞谢归去。等到形势已经危急，人们才想起他的话，便以迪功郎、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起用他，但已经来不及施用了。宋朝改朝换代以后，他便隐居不显，居住在别处教授学业，间或到郡城讲说道理，前来受业的常有几十、上百人。学者不敢直呼他的字，因为他所居住的地方在仁山之下，于是称他为仁山先生。大德七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元统二年，官府将他列入学宫祠祀，配享何基、王柏二人。至正七年，赐谥“文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许谦，字益之，是婺州金华人。九世祖许延寿，任宋朝刑部尚书。六世祖许寔，曾向胡文昭公胡瑗学习，被称为能够始终遵循师法的人。元丰年间居住在吴地笠泽，不久又迁居婺州，于是入籍当地。父亲许觥，是淳祐丁未年进士，死于宣教郎任上，任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没有儿子，便把堂兄弟的儿子许谦收为儿子。许谦刚会说话时，母亲陶氏便教他《孝经》《论语》，听过就从不忘记。五岁时已经庄重得像成年人。长大以后，遭逢国家灭亡，家也破败了，便靠自己努力学习，向人借书，把经史子集四部都分门阅读。他所涉猎的范围很广，但遇到疑问却没有地方请教。听说乡里的先生金履祥深深明白道学的要旨，他的学问得自王柏、何基，而何氏之学又出自黄文肃公▯，黄氏之学就是朱氏之学。于是许谦放下自己的成见，拜师学习。当时金履祥已经七十岁，许谦三十一岁，请求不拘泥于通常的师生次序，列入弟子行列。金履祥告诉他说：“我们儒者的学问，根本道理是一个，而具体分别各不相同。道理本身不怕不能统一，难的是具体分别各不相同。”又说：“圣人的道，不过是中道罢了。”许谦从此致力于辨析事物分别的不同，同时总归于道理的一致；对每一件事、每一样物，都寻求其中正之道而施行。大概从他登门拜金履祥为师起，就把圣贤之学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师生之间口头传授、指点讲解，他完全领会了师门相传的奥秘。过了四年，金履祥去世，许谦于是更加充实阐发自己的学问，独自有所得的地方很多。他没有什么书不读，深入探究圣贤精微之处；遇到不能贯通的地方，便不敢强行附会儒家先贤的说法；自己尚未安然接受的，也不敢苟且同意。他读《四书集注》的章句，写有《丛说》来铺陈阐释义理，只求平实。他说：“圣贤的心意全都具备在四书之中，而四书的义理又全都具备于朱子之书。不过朱子的立言文字简约而意义广大，读书人有时只得到它的粗略内容，不能完全探究其中义理；有时又因一端的见解而自成异说，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并没有超出朱子学说的范围。世上那些诋毁、歪曲、扰乱经义，专门追求新奇的人，弊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读《诗集传》，写有《名物钞》，订正字音和训释，考察其中的名物、数量和制度，用来补充先儒尚未完备之处，同时保存其中遗漏的义理，广泛搜寻远处的材料，最后以自己的意见加以裁定。他读《书集传》，写有《丛说》，有时与蔡氏的说法不能完全相合。他每每诵读老师的话：“从我这方面说就是忠臣，从别人那方面说就是谗贼，归根到底只是看这一点罢了。”他读《春秋》《三礼》，写有《温故管窥》；《春秋》的大义有几十上百条，都是传注中没有阐发出来的。对于《三礼》，他参照考订各种材料，探求圣人制作礼制的本意，顺应天地的规律，斟酌古今的情势，使它能够上下通行，人人都可以遵循采用。中年以后，他对《易》尤其有深刻研究，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更加认识到阴阳往来、升降消长、闭合开辟的规律。他认为，伏羲的经文广大而完备；文王、周公、孔子的辞说，就是对它的传注。六爻的义理，不过是阐明纲要、举例说明罢了。他又曾为九经、《仪礼》和三传断句，在其中经文的大纲要领、错简和衍文之处，都分别用铅、黄、朱、墨作出标记。有了明确的见解，便把它标示出来。他曾说，读经的人如果句读有不明白的地方，义理就会更加晦涩。这件事看似小，所造成的损失却实在很大。他研究史书，写有《治忽防微》，仿照史家以年代为经、以国家为纬的体例，从太皞氏起，写到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去世为止，完备地列出各代世数，总括各年岁，探究兴亡的原因，记载人物的善恶。他还认为，司马光一死，宋朝的治绩便不可能再兴起，这实在是一个朝代治乱转折的征兆，所以把这件事附在续写经书中孔子去世的意义之后，以表达自己的意思。书写成后，拿给朋友张枢看，并说国家国运的长短，难道一定要推给天命吗？其中仍然有人事的作用。汉代儒者所说的灾异发生、消除和恢复的方法，都希望通过近处的人事修治来应对；天与人的关系，就像精气与邪气彼此激荡，善恶吉凶的应验，如同影子和回声一样随之而来。有国家的人不能不仁爱百姓，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他所写的各种书，都已经流传于世；其著述的纲要，在序文和引文中都有详细说明，文字很多，不能全部载录。许谦对于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文字学、音韵、医经、数术，没有一样不贯通。凡是一事一物，只要可以作为博闻多识的帮助，他一定慎重地记下来。对于异端学说，也一定深入探究其中的奥秘。他教导学生，以人的五性和人伦为根本，以开启明白心术、改变人的气质为先，以克制私欲、成就自我作为立心的关键，以辨别义利作为处事的准则。他真诚恳切，内外竭尽心力，做学者的老师四十年，门人将近一千多人。远至幽州、冀州、齐地、鲁地，近至荆、扬、吴、越，都有人跋涉百舍、磨破双脚前来，唯恐落在别人后面。部使者多次把他的品行义行上报朝廷和郡府，举荐他为茂才，又举荐他为遗逸以应诏，他都坚决推辞。江浙乡试曾请他主持考试，也辞谢不去。然而他虽然身处民间，心中却始终牵挂当世。大德丁未年，荧惑星进入南斗星宿，后来灾害应验在吴越一带。

译这一年发生大灾荒，许谦为此忧虑，面容更加消瘦。有人对他说：“先生难道是吃不饱吗？可是面容为什么这样消瘦？”他回答说：“如今公家和私人都贫乏不堪，路上到处可见饿死的人，我难道能够独自吃饱吗？”到了晚年，他身负正学的重大责任，天下许多士人都根据他的安危来判断圣道的兴衰。后至元三年去世，享年六十八岁。门人为他按照礼义穿丧服的有若干人，交游朋友前来助葬的也有若干人。于是按照他的自号，在墓表上题为“白云先生许公之墓”。郡府在学宫中为他立祠祭祀。至正七年，赐谥号“文懿”。部使者和御史又上奏建议，应当专门为他建立祠庙。于是就在郡城东面建祠，祭祀何氏、王氏、金氏和许谦，称为“四贤书院”。他的两个儿子许元亨都笃志求学，使家学世代相传。评论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相传的道统，到孔子才集其大成。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兴起，又续接了这一道统；所谓道南之学由杨时传承一代，再传给罗从彦、李侗，到朱熹又集其大成。可是孔门众多弟子中，只有曾氏的传承得到了正宗。曾氏把自己所传的学问传给子思，子思又传给孟子，一脉都出于正道。朱氏的弟子也很多，得到正宗的只有黄榦。黄榦传给何基，何基传给王柏，王柏的传承又传给金履祥和许谦；他们师承授受的源流，就像驾着一辆车行驶在大道上，又像手持一管乐器来调节众多乐音。推究道统的源流，必定要把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四氏视为朱学的嫡传，这一脉出于正道，纯粹竟达到如此地步。程氏之道到朱氏才开始彰明，朱氏之道到金氏、许氏又更加受到尊崇，使百年以来的学者有所宗奉，乡里不被异说迁惑，而道术必定归于一统，可以说他们对这一道统有功了。大体说来，儒者的功劳没有比整理经书更大的，经书就是承载这一道统的东西。对经书有功，也就是对道统有功。金氏、许氏整理经书，所付出的力量已经极大，说他们对这一道统有功，难道不对吗？琴操 古琴操【并序】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大夫在外任事，不能奉养母亲，于是创作了《皇天操》。皇天至仁，覆盖着下方的大地；世间芸芸众生，各自都得到了安身之处。唯独我为什么不能奉养母亲？她养育我、抚育我，已经太辛苦了；如今不能及时奉养她，我算是什么人呢？自从我出征以来，便离开了母亲膝下；有了食物，谁来给她吃？她病痛时，又有谁来替她按摩抚慰？我思念母亲，心绪如同丝线一样愁苦；母亲思念儿子，又哪里能够安然自处？皇天这样残酷，我大概终身都难以得到福祐了。以上《皇天操》，共十韵。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位忠于君主却被放逐的大臣，于是创作了《江汉操》。长江、汉水浩浩荡荡，向东流去。难道只有长江和汉水如此吗？百川都朝向大海汇聚。臣下侍奉君主，所能尽到的只有忠诚。臣下的忠心，却被说成是狂妄。我的君主圣明，正如太阳当空。难道不是君主没有察觉，只是有时还来不及顾及吗？还是臣确实有罪，何不把罪责归到自己身上呢？从今以后，我发誓更加竭尽忠心。臣虽然身在远方，臣的心却能上达君前。臣的心意既能上达，君主终究会容纳臣下。若说臣不可信，那么长江汉水也会证明臣的心志相同。以上《江汉操》，共十一韵。《越操》二首【并序】越人周君的居所，有一处名叫莲花方丈的地方，显贵人物和杰出之士已经有很多人为它作赋题咏。我的朋友胡仲申又用楚地声调创作了两章越歌，把它赠给周君。越地的山水优美极了，秦望山、云门山姑且不说；即使只说郡城，卧龙山隐约地居于中间，山外就是鉴湖的水，湖水分散成陂塘和水渠，云树烟波与市街相互映照交织，淛东各郡没有哪里能比得上它。因此自东晋建都江左以来，仕宦士绅之流都在这里聚居。到了宋室南渡以后，钟鸣鼎食之家在这里尤其兴盛。可是那些遗留下来的风流声息，如今都再也看不见了，而山光水色古今没有改变，登临观赏的人大概不能不产生感慨之情。我听说卧龙山又名种山，越国大夫文种侍奉越王勾践，灭吴成功以后，勾践却赐他自尽；他的墓在山上，所以这座山因此得名。鉴湖周围三百一十里，唐玄宗曾把一曲鉴湖赐给贺知章；贺知章弃官徒步回到乡里，后来做道士，就是因为这件事。周君的居所正对着种山脚下，俯临鉴湖；他读书作画之余，最喜欢弹琴。我于是创作《种山操》《鉴湖操》二曲，赠给周君。胡仲申的歌声韵调幽深悠远，我希望避免成为郢人之歌少有人应和的情况，所以不敢再袭用他的意思，说道：“仇恨我的，是吴国；覆灭我的家邦，是对君主的羞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里〕 臣下死去是应当的，我岂敢爱惜自己的生命？为了保全宗庙祭祀，我愿以自身去报复吴国，希望洗雪君主的耻辱。吴国已经被我浇灭，越国却没有被浇灭，这难道是臣下的功劳吗？实在是君主有道。功业成功如此艰难，君主却不能保全臣下。如今君主杀死臣下，我难道敢说自己冤屈吗？” 以上《种山操》。鉴湖水悠悠，湖波清澄。湖中的洲渚上有什么？有蒲草，也有荷花。荷花开放，宁静而芬芳；荷叶繁茂，可以拿来制衣。清澄的湖波，正与我的心相同。我要返回最初的衣服，用湖水洗涤我的帽缨。那世间的污浊，有谁能让它只停留在脚下？世人不了解我，反而把我看作孤高独异。以上《鉴湖操》。《来归操》【并序】士君子遭逢世道乱离，能够保全自身、成全名节的人很少。这正是出仕或退处最难的地方。东汉末年，管幼安到辽东避乱二十年，等到天下安定，才开始回来。晋代义熙末年，国家已经不能维持了，陶元亮因此借督邮来访为由离职归隐，创作了《归去来辞》。唉，这两个人难道不就是所谓能够保全自身、成全名节的人吗？溧水的刘君，是一位有道之士。过去几年他为躲避战乱，带着家人寄居浙东，流落很久，后来担任缙云郡博士。如今战争已经平息，他便弃官奉养母亲，又回到故乡。考察他出仕和退处的行迹，大概与这两个人相合。我私下里赞许他，于是创作《来归操》来叙述他的志向。溧水中有鲂鱼和鲔鱼，溧地的土地上有高粱和防风。我为什么不回去呢？回去钓鱼、耕作。奉养我的老人，因为有母亲；抚育我的幼小，因为有孩子。我如今要回去了，回到溧水岸边。我思念古人，他们处在世道不好的时候，难道只是为了求取功名吗？只求实现自己的志向，难道一定要做官吗？古人为什么那样做呢？希望我也能有所仰慕追随。回归的快乐啊，快乐实在无穷无尽。《琼响操》【并序】

译琼响，是古代琴的名称，是宋朝内府的旧物。这张琴的腹部题字说：“庆历五年，臣道士卫中正奉圣旨制作；崇宁四年，臣马熙先奉圣旨重新修理。”宋朝向元朝纳土以后，这张琴也作为贡品进入元世祖皇帝的宫廷，被用来赐给他的臣子廉恒阳王。王去世而家道败落，杭州人徐氏用重价买得此琴，如今又归于嘉兴濮氏。金华王祎为它创作《琼响操》，因而赠给濮氏。歌词说：天帝所在之处演奏着钧天之乐，玉石相互撞击发出声响，思绪幽深。它使我忧愁，于是寄托在我的琴声中，把它遗留给下方的大地。天帝有命，却被淫靡之声扰乱，不能让它们同列。海天昏暗无边，月亮悬在天空；感受幽微之理，鸾凤便飞翔起来。众多神灵纷纷徘徊而来护卫。最高妙的声音啊，哪里有穷尽？它将流传千年万古。《乌伤操》【并序】般阳王德茂把父母葬在严州乌龙山南面，并在墓旁筑屋居住。士大夫们都取《蓼莪》的意义为他作诗，大概是赞美他的孝行。唉，王君确实是个孝子吗？从前我们乌伤县在秦代有个颜氏，安葬父母后亲自背土，群乌全都聚集起来，衔土帮助他，以至于乌鸦的嘴都磨伤了，因此县名叫乌伤。我是乌伤县人，虽然熟知颜氏的事迹，但自己的行为却不能不感到惭愧；所以听到王德茂能够行孝，心中便为之警惕。于是创作《乌伤操》，歌词说：“生养我的，是上天；上天的恩德实在无穷无尽。可怜哀痛的人子啊，怎样报答上天的恩德？已经掘土下葬并栽树，如果不是亲自劳作，就会辛苦劳累。幸好有相助的人，乌鸦的尾巴都翘起来了。我的父母、我的坟墓，乌鸦又有什么关系？它们曾经衔土，嘴唇流血也不顾惜。乌鸦难道有知觉吗？究竟是什么使它们这样做？可怜哀痛的人子啊，怎么能不思念父母呢？” 《王忠文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十五 明代王祎撰 议 《孔子庙庭从祀议》孔子庙中陪祀的人一共有一百零五人。从澹台灭明到孔鲤的七十一人，都是在圣人门下受业、承受圣人教诲的人；从左丘明到许衡的三十四人，都是传注圣人经典、尊崇圣人学说、对圣人之道有功的人。唐贞观二十一年，才开始把左丘明到范宁等二十一人列入庙庭陪祀；到宋元丰七年，又增加荀况、扬雄、韩愈，按照世代先后陪祀；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中，到淳祐元年才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列入陪祀；景定二年又增加张栻、吕祖谦；咸淳三年又增加邵雍、司马光；到元皇庆二年，才把许衡接续宋代九儒的例子列入陪祀。这就是所谓三十四人。按今天的看法，汉代儒者中陪祀的有十四人，但还缺一人，就是董仲舒；唐代陪祀的一人之外，还缺一人，就是孔颖达；宋代陪祀的九人之外，还缺四人，就是范仲淹、欧阳修、真德秀、魏了翁；元代陪祀的一人之外，还缺一人，就是吴澄。自从孟轲去世以后，圣人之学不再彰明，邪说盛行，异端纷纷兴起。经历秦代直到汉代，诸儒相继出现，然而他们修补经书、解释传文，局限于专门学派的学问，对于圣人之道却没有谁真正有所领会。只有董仲舒在其中被称为醇正的儒者，他的学问广博，贯通各经，尤其精通《春秋》的义理。因此他向君主陈说的天人、性命、仁义、礼乐，以及勉力实行、端正义理、彰明大道等主张，都是其他儒者不能说出的。等到他向当时的君主进言，主张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此尊崇孔子的教化，使道术有统一的系统、异端得以止息消灭，百姓直到今天还依赖这些成果，那么他尊崇圣学的功劳，大概不在孟子之下。荀况主张人性本恶，扬雄又曾事奉新莽，却还能列入陪祀，为什么反而唯独不取董仲舒呢？秦人之后，圣人经典残缺散失，汉代

译儒者收集整理散亡的经文，各自作笺注传释，偏僻的学问和不同的说法各自成为一家。晋、宋以来，各种说法越来越繁蔓，距离圣人已经很远，没有什么可以考证，学者茫然昏昧，不知应该归依何处。唐初孔颖达奉诏撰定各经的纲要，题名为《正义》。从此以后，凡是不以《正义》为依据的都被称为异端；他确实是学者的宗师，是百代后人都应当信取的人。他传注圣人经典的功劳，与马融、郑康成等人相比，没有什么逊色；况且何休注《公羊传》却贬低周王而尊崇鲁国，王弼注《易》却专门推崇清静虚无，对圣道的危害已经很严重。然而在陪祀的行列中，为什么偏偏遗漏了孔颖达呢？圣人之道，有的表现在功业上，有的记载在文章中，作用虽然不同，实质却是一致的。三代以下，人才没有比宋代东京更为兴盛的。当时慨然以圣人之道为己任，并且把它落实在政事行为上的，只有范仲淹。他说：“士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即使伊尹那样承担天下责任的人，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这句话。何况当时天下的学术还不知道应当尊崇什么，范仲淹首先把《中庸》传授给张载，成为道学的倡导者。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根本，他的议论没有不以仁义为主旨的。虽然功业尚未完全实现他的志向，但他的功业所达到的地方光明正大，实际上与司马光不相上下。自从圣人之道不能实行以来，世俗儒者只知道把章句训诂当作事业，又有谁知道圣人经世济民的志向本来不专在这些方面呢？欧阳修与范仲淹同时代，实际上倡导阐明圣贤之学，并把它写入文章。他关于《易》《春秋》的各种论说以及《诗本义》等书，对经学的阐发精深透彻。他想删削各经的《正义》和谶纬之说，使一切归于正道，这对圣道尤其有功。他的言论以仁义为根本，并把仁义贯彻到政治治理之中，所以能够辅助六经，使其流传于万世。至于《本论》等篇，与韩愈的《原道》相比，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可是世上浅薄的人常常只把他看作文人。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道也因文章而显明。即使治理天地、经纬世务的著述，也称为文章，难道可以轻视文章吗？这样说来，像范仲淹建立功业、欧阳修建立声名，都可以说是对圣人之道有功的人。韩愈、司马光既然已经列入陪祀，那么这两个人本来就一定应当选取。周敦颐承接圣贤千年以来失传的道统，程颢、程颐兄弟继承了这一道统，于是圣道有所传承。到朱熹著述问世，《五经》《四书》都有传注论述，探究道统本源，集圣贤之学的大成，继承程氏的传承。后来又遭遇禁学，使他的道学不能实行。于是学习真德秀、魏了翁同时兴起，他们都竭力以尊崇朱学为己任，圣贤之学才又重新彰明。真氏著有《大学衍义》《读书记》，魏氏著有《九经要义》，大体都排斥异端、尊崇正理，以圣人的道理来验证，没有错误。他们对于圣人之道，可以说是有功的，足以接续朱氏所传的道统。因此这两个人本来又应当继朱氏之后列入陪祀。元朝兴起后，许衡从北方崛起，尊崇并采用朱氏之学来教导人，已经能够承担圣道的重任；当时吴澄又在南方兴起，能够看到前代儒者尚未达到的地方。他对《孝经》《大学》《中庸》《易》《诗》《书》《春秋》《礼》都有传注，▯括古今诸儒的学说而加以折中裁定。他对于礼经删削订正很多，都是为了补充朱氏尚未完备之处。他真正的修养和实践，大概无非是圣贤正大之学。因此这个人也可以说是对圣人之道有功，理应与许衡一同列入陪祀，不能有所遗漏。按照祭祀的制度，对圣道有功的

译人就应当祭祀。这七个人对圣人之道有这样的功劳，却在陪祀中被遗漏，这是非常不可以的。搜求历代长期空缺的典礼，彰明万世共同的公论，现在本来就应当把这件事举明出来。又考察祭祀制度，圣人的孙子孔伋过去排在孔鲤之下，曾参也排在曾皙之后。咸淳三年，才开始把他们升为配享颜回、孟子，成为四位配享者，坐在东面而向西。

译父亲因为陪祀而立在庑廊下，儿子却因为配享而坐在正堂上，尊卑次序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圣人之道在于彰明人伦，却先自行废乱人伦，凭什么昭示后世？即使说曾子、子思以传道为重，但儿子也必须对父亲有所屈让。从前鲁国祭祀僖公，把他的位次排在闵公之上，传注者说，儿子即使同样圣明，也不能在父亲之前享受祭祀，认为这是颠倒祭祀次序。如今孔氏、曾氏父子的次序失当，难道不是颠倒祭祀吗？因此曾参、孔伋现在应当降居曾皙、孔鲤之下。又，司马光对于程颢、程颐来说是前辈，张载对于二程来说是表叔，但位次都在他们之下；他们的先后次序也不能不加以厘清。咸淳年间确定陪祀次序，只是依照朱子《六赞》，把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司马光作为顺序，却不知道朱子的赞辞只是用来形容六位君子道德的盛美，根本没有确定他们先后次序，怎么可以就此作为标准呢？因此司马光、张载现在应当升到程颢、程颐之上。至于荀况、扬雄、何休、王弼这些人，有不应当参加陪祀的地方，这里又不敢仓促列举。唉，天下的礼制有些事情看似缓慢，实际上紧迫；看似轻微，实际上重大，因为它们关系到名教。公论所在，谁能够废弃它呢？何况礼制仪文方面的事情既然由儒者提出，对于对圣道有功的人，按照礼制本来就应当让他们接受祭祀；对于尚未符合礼制的人，也确实不能放置不管而不加议论。因此我把那些关系名教、又是公论不可废弃的事项列在上面，希望讨论礼制的君子有所采择。《泉货议》天下的物品中，以最没有实用之物来调节最有用之事的，就是钱币。称它为“泉”，是说它的形态像水流一样通行；称它为“货”，是说它的作用。它的制度先有铜钱，后来有纸钞。铜钱的制度，自五帝、三王以来，历经各代，没有改变。它的法制最为古老；纸钞的制度，也就是所谓关防交钞，是用来调节钱币流通的制度，出现在金、宋末年。这两种东西，拿在手里不能帮助取暖，吃下去不能帮助充饥，但先王用它们来守护财物、驾驭人事、平定天下，把它们称为权衡。对于国家来说，国家常常依赖它来维持百姓生计，不能一天废弃。一天废弃，国家的命脉几乎就要断绝。因此说，以最没有实用之物来调节最有用之事的，就是钱币。国朝因时制宜，沿用近代的制度，一概使用纸钞，而铜钱全部废弃不用。从中统年间开始发行至元钞，已经将近一百年；中间到了至大年间，虽曾改变制度，但很快又恢复旧制。近年以来，又提高中统交钞每贯每陌的价值，使它与至元宝钞相等，在京师并行；又铸造至正新钱，使它与历代旧钱配合使用，并与两种纸钞同时流通。其用意大概是想融合古制而通达今日，却不知道这样反而引起了天下人心中的疑惑。中统钞本来价值轻，至元钞本来价值重；两种纸钞并行，百姓必然取重而舍轻。纸钞只是虚有其表的文书，钱却是实在的器物；钱和钞同时使用，百姓必然舍弃虚的而选择实的。因此自从变法以来，民间有时争相使用中统钞，有时完全使用至元钞，爱憎没有定准。到了近来，民间又全都不再使用两种纸钞，只使用钱币。京师的鼓铸又不久便废止，所铸钱流布不广，于是民间使用的全都是历代旧钱。唉，两种纸钞是国家使用的东西，百姓却把它们看成废物而不用；旧钱是国家从未专门规定使用的东西，百姓却争相珍爱并使用它。这样一来，天下百姓反而掌握了国家的权柄，而国家的命脉已经受制于百姓。钱币制度的弊病，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诏令和禁令屡次整顿，禁令越来越严，百姓却顽固地互相观望而不理会，上面的人也坐视法令的弊端，完全没有办法挽救。民情所趋，就像水往低处流；形势一旦形成趋向，就无法再阻止。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应当顺着百姓认为有利的事情来使他们获利。百姓认为有利，上面的人为什么不去实行呢？如今外任宰相能够奉行诏命处理政事，又已经考察了民情，于是让江浙省府主持鼓铸，几个月之间，国家用度颇为依赖它来供给；那么它所取得的成效确实不可否认。然而他们铸造的是当十钱，只在杭州城使用，不能流通到远方。偶尔流布到各路，百姓也轻视它，不相信它。钱币制度的弊病依旧如此。我私下认为，今天的钞法应当暂且放下不问，而钱法应当赶快研究。钱法有两项建议：第一，扩大鼓铸；第二，停止铸造大钱。考察史传，汉代郡国都可以鼓铸钱币，县官往往就近利用铜矿山来铸钱。钱唐也出产铜，于是各地设置铸钱监，全国共有九十九座炉。宋代铸钱总共有二十六监，各路所铸数量多少也各有差等。这些制度都不能废弃。贾谊所说，事情有能招来祸患的，法令也有能引起奸邪的。如今如果让平民掌握制造货币的权力，这句话是说不能让百姓私自铸钱，并不是说官府不应当扩大铸造。钱便于贸易，而铜不便于运输；运输不便，所以就在铜的产地鼓铸。贸易需要便利，所以钱币要随着需要流布到各地。这是形势的必然；国朝至大年间也曾设置江淮等六座铸钱监。由此可见，开放鼓铸应当扩大。自周景王、楚庄王想铸大钱以来，他们的大臣就认为不可。汉代的赤仄钱以一当五，王莽的大钱以一当五十，蜀地的▯百钱，后周的当千钱，唐代的乾元钱，后唐的永通钱，宋代的熙宁钱，都属于当十钱。大体都是一时苟且应付的做法。张商英说，当十钱自唐代以来造成的危害已经十分明显。大钱的金属分量轻而获利重，获利重所以私铸的人多；金属分量轻，所以百姓不愿珍藏。小钱用料厚而利益均等，用料厚所以私铸的人少，利益均等所以贸易能够公平。这也是形势的必然，因此历代大钱都很快废止。至大大钱如今保存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这可见大钱应当停止铸造。由此说来，鼓铸不可不开放，铸钱监局的设置不可不扩大；大钱不可不停止铸造，小钱的铸造不可不增加。今天的计划，没有超过这一办法的。况且如今江浙土地广大、物产众多，省府鼓铸当然应当仍旧进行。浙东西、江东、闽中各路，也应当分别斟酌当地情况，设置铸钱监局；有时一州或二州共设一炉。凡铸造的钱，必须以汉代五铢钱、唐代开元钱、金代大定钱、宋代大观钱以及今天的至正小钱为标准。大钱不再铸造。鼓铸范围扩大，铸钱就会增多，百姓容易得到；小钱增多，物价衡量就会公平，百姓也知道珍惜。容易得到，使用就不会匮乏；知道珍惜，流通就能够长久。推广实行这种办法，它将遍及天下，标准也不只是江浙一省。

译至于限制使用铜，更应当加以严格禁止。应当像唐代对佛像那样，用铅、锡、土、木来制作器物；只有镜、磬、钉、环、钮可以使用铜，其余一律禁止。民间所有的铜，都可以交给官府；官府负责鼓铸，除去工本费用，再取其中三成，把七成归还百姓。鼓铸之时，还要严密防范，制作精致；规定钱的轻重而有一定标准，使收支平衡而有常规。这样一来，今天的钱大概就可以流通于天下，而历代的钱不用熔销也会自行废止。如此，国家的命令能够重新施行于百姓，百姓的生活也可以依靠它而得到满足；顺着百姓的利益来使他们获利，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挽救今天的弊病，以恢复古制为计策，应当没有超过这个办法的。上面的人难道不也考虑过这件事吗？如果确实考虑过，为什么反而不赶快实行呢？或者还可以由此提出另一个办法：古代有三种货币，珠玉为上等，黄金为中等，白金为下等。后世有时采用两种货币，秦代以黄金一镒为单位，此外就是铜钱。如今如果确实允许官府和百姓、公家和私人都铸造黄金、白金钱币，按照质地高下、分量轻重确定价格贵贱和数量多少，使它们与铜钱像母子钱一样互相调节流通，应当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况且如今公私贸易都苦于铜钱太重，不能运到远方，大多都携带使用两种金属。假使有关官府不明确制定制度而让人使用，公私之间难道会有不把它作为货币使用的吗？这样，用黄金、白金作钱，与铜钱并行，也就是所谓顺着百姓的利益来使他们获利。有人却说，废除钱币而使用纸钞，实际上是祖宗留下的成法，而且在术数方面也相符合。如今只使用钱币，难道不是考察典章、推究图谶之后，发现有与之相违背的地方吗？不是这样。天下的法令，即使圣人制定，也不能使它长久没有弊病。等到出现弊病，本来就不是没有补救的办法；改变旧法而使其通达，关键在于人，难道可以拘泥于局促的见解，偏执于平常的议论吗？《礼记》说：“有时放松，有时收紧，这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治道。”只放松而不收紧，只收紧而不放松，都不是先王治理天下的方法。该放松就放松，该收紧就收紧，随着时势采取适宜措施，这才是好的。唉，如今时局紧迫，可以议论的事情很多，但有哪一件比钱币问题更紧迫呢？所以写下这篇议论，希望上面的人能够采纳。《七出议》《礼记》【《大戴礼·本命篇》】说，妻子有七种情况可以被休弃：不顺从父母、没有儿子、淫乱嫉妒、患恶疾、话多、偷盗，这就是七出。另外有三种情况不能休弃：已经娶进门，却没有可以回归的地方；曾经共同经历过三年丧期；结婚时贫贱，后来变得富贵。这些规定，都是圣人用来顺应男女关系、重视婚姻开端的。后世议论的人有的说，妇人不顺从父母、淫乱嫉妒、话多、偷盗，因为这些是罪过而被休弃，是应当的。至于无子、恶疾，是她的不幸，并不是她的罪过，却因此休弃她，不合礼制。圣人制定礼制，难道会这样严厉吗？所以七出应当确定为五出，这才合乎礼制。有人说，圣人制定礼制，严和宽大概是并用的。正因为严，所以能够合乎天理的公正；正因为宽，所以能够顺应人情的正当。宽严相互适合，制礼的本意就达到了。现在从七出说起，无子、恶疾固然是妇人的不幸，因而休弃她似乎过于严厉了。然而三种不能休弃的情况，妇人难道会完全没有吗？即使她没有儿子、患有恶疾，但如果她有已经娶进门却无处可归的情况，或者与丈夫共同经历过三年丧期，或者先前贫贱而后来富贵，那么本来就不能休弃她；这又不能不说是非常宽大了。夫妻的婚配，是人伦的根本。圣人制定礼制，一定对此审慎。因此说，宽严相互适合，正是圣人制礼的本意，也就是取其中道。有人说，患恶疾、没有儿子，但如果又有这三种不能休弃的情况，自然不能休弃；假如没有这三种情况，那么休弃她难道真是她的罪过吗？回答说，妻子的职责有两项：一是奉行宗庙祭祀，二是延续宗族后代。这两件事，是人道的根本。如今她没有儿子，就是断绝后代；患有恶疾，就是不能共同奉献祭品。这是从道义上不得不绝断的关系。妻子不顺从父母，是因为违逆德行；淫乱，是因为扰乱宗族；嫉妒，是因为扰乱家庭；话多，是因为离间关系；偷盗，是因为违背义理。这五种，是恶德受到人间断绝。没有儿子而断绝后代、患恶疾而不能共同奉献祭品，这两种，是恶德受到上天断绝。就道义上应当断绝而言，它们是相同的。有人说，古代诸侯有一位夫人、六位媵妾、两位陪嫁妾；大夫有一妻二妾；士有一妻一妾。假使妻子患恶疾、没有儿子，本来已有妾可以生子奉祀，为什么一定要休弃正妻呢？回答说，礼制没有比嫡庶之别更重要的了，这是用来培植教化的根本、堵塞祸乱源头的。庶出的子女取代嫡出的正统，家庭和国家的祸患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如果因为妻子患恶疾、没有儿子，便形成对庶出的宠爱，从而开启争夺的祸患，就是家庭和国家的大不幸。又何况平民只有妻子而没有妾，这种不幸尤其大；大夫如果因为妇人的不幸而造成家庭和国家的大不幸，后果就更加严重。在轻重的关节上，圣人所以要加以权衡，并且慎重对待事情的开端。这样说来，因为恶疾、无子而休弃妻子，是道义上不得已、礼制上不能避免的事。有人说，礼是先王教导人的工具，法律是圣人治理世间的准则。因此礼只是形式，律才是实际法令。七出的条文虽然记载在礼中，但如今法律只规定五出，为什么不可以呢？回答说，礼和律并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礼是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加以防范，律是在事情已经发生后加以禁止，二者都是依据人情制定的制度。礼所不允许的，就是律所不能容忍的；出于礼的规定，也就进入了律的范围。恶疾、无子应当休弃，它被写入法律，历代沿用，从未改变，是因为它符合人情共同的认识。礼与律二者都是圣人制定的，在轻重之间的分别，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七出的名目，为什么偏偏到今天要废除呢？所以我曾经论述过：夫妻之道，是依据义而结合，依据礼而成就的。

译女子出嫁时，就用礼仪接纳她；不合礼法而休弃她，就依义理办理，这是圣人所认可的。礼书记载“诸侯出夫人”：夫人将到达夫国时，便按照夫人的礼仪举行；到了让夫人入国时，使者传达国君的命令说：“寡君不才，不能跟随您共同守护社稷宗庙，所以派遣使臣某前来向执事告知。”主人回答说：“寡君本来就已经辞谢、不再教导她了，寡君岂敢不恭敬地等候您的命令。”大夫以下等级的人休妻，丈夫派人送达休书说：“某不才，不能让她跟随我共同供奉祭祀所需的黍稷，所以谨向侍者告知。”主人回答说：“某的女儿不贤，我不敢逃避责罚，岂敢不恭敬地等候命令。”可见他们在进退之间，始终从容谦逊、顺应礼法，做到如此地步。先王因为休妻出于不得已，而相应的礼仪又不可废除，所以保存这些言辞而不废弃。因此，孔氏家族三代之中也曾经休妻。如果果真认为休妻是一件难以实行的事，那么圣人岂不是错了吗？由此看来，那些徇私情、溺爱小恩小惠，不懂礼义大节，认为妇人无子、患恶疾不应被休弃，想把“七出”减为“五出”的人，可以说是完全不懂礼法了。赞 宋景濂像赞 外表和悦而神情融洽，内心充实而面色润泽。衣冠虽有晋人的风度，气象却实在具有宋代儒者的美德。他能明辨言辞，以穷究天下的道理；涵养正气，以担当天下的事务。隐居时，像虎豹藏在山中；出仕时，像凤凰、麒麟呈现祥瑞。身后千年仍有声名流传，立身天地之间也无愧色。这大概是古代君子难以达到的境界，而我认为此人一定能够达到。戴叔能像赞 多么萧疏清峻啊，具有冰雪般的资质；多么整肃有致啊，穿着山林隐士的服装。他聚集和顺之气于内心，外表则显得气度高洁而严肃。他的著述丰富，至今已经多年；而勤勉进修，唯恐每天还不够。将来他当能在儒林文苑之间取得成就，或许可以继承前代贤哲的美好事业。赵子常画赞 形体虽清瘦而体态宽厚，精神清明而元气充足。他秉有纯美的资质，正处于精力强盛的年华。好像衣服都承受不起似的，却专心求学，将以此成就自己；好像不善言谈似的，内心却希望与天地人的道理相契合。人们只看见他长期往来于山林溪谷之间，谁知道他内心所向往的，正是圣贤的境界呢？韩君画像赞【并序】韩君名致用，字谔，他的祖先是安阳人。宋建炎初年，随宋室南渡，迁居会稽，所以韩君如今又成为会稽人。韩氏原是宰相之家，世代受封爵、分封土地，显赫荣耀延续了几代。时代变了，事势也不同，虽然世袭俸禄没有延续，但他的后人都凭借学问自立，使本族的道德传统得以延续。韩君生于名门，确实具有美好的资质；他对于学问，几乎像早年就已成熟，出入玄妙精微之境，上下贯通古今，正是所谓明白事物本体而能适用于实际，既有根本又有文采的人。然而他的才智见识高超通达，胸襟气度宏大开阔；厌弃鄙薄世俗事务，不让外物成为自己的负累；屏除断绝私欲，不让内心受到蒙蔽。他把高官厚禄看作枷锁，把山林泉石当作深入骨髓的嗜好；不肯被外物抢在自己前面，却总是像落在外物之后。这难道不就是所谓超出众人、远离尘俗之外的人吗？会稽有许多美好的山水，其中有一处叫五云溪，山水尤其优美。韩君乘兴便在其中游赏，因而自号“五云生”。所以有人评论说，他的志趣趋向幽隐，抛弃尘世污浊，操守特立独行，怀有远游而不返的志向，似乎近于厌恶外物来矫饰性情，居处高远来危行自守。我私下认为，韩君的立身处世，虽然不受外物牵累，却未尝不与外物交往；远离它们却不与它们断绝，接近它们却不受它们逼迫。不是有道之士，哪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韩君与我交往深厚，真正了解韩君，应该没有人比我更深。看着他的画像，便把这些意思写成赞辞。赞辞说：恭谨温厚的韩君，秉持德行始终不变；不刚硬到可以屈折，不柔弱到可以弯曲；不向高位者抗拒，也不沉沦于污浊；坚持中正之道，与道义为伴。观察他的外表，身体温和恭敬，气度像梧桐翠竹，形貌却清瘦；观察他的内心，心地清明虚静，像高悬的明镜、止水般澄澈，精神格外充实。华丽富贵之地，显达荣耀之途，世人都不肯遗弃，他却毫不趋赴。他收敛声名，涵养精华，情怀舒缓安适；既纯正又完美，不放纵也不迂曲；保全自己所拥有的，却不把它据为己有；逍遥自在地游处，游于万物本始的境界。我看这样的人，实在是与道同在。那些昏昧无知的人，争夺权势、竞逐声誉，使自身受外物役使，很快便沉沦消失。他们自我阻绝，也就同时狂妄而愚蠢了。恭谨温厚的韩君，正可以作为鉴戒和榜样。怎样来彰明这一点呢？我的话并非虚妄。福宁王尹赞【并序】史官记载历史的法则，对于死于节义和死于事变，有轻重不同的衡量。因为人的死亡虽然相同，但为之而死的事情并不相同。死于事变，是受到一时变故激发，普通人有时也能做到；至于死于节义，则不是见义明白、识理端正的人不能做到。难道正如所说的，并不是赴死困难，而是处置死亡困难吗？还是说，虽然死因不同，总归都不能不称为善于赴死呢？国家统一以来，享有百年太平，盛极一时；近年以来盗贼突然发动，名都大邑几乎全被残破。然而在这期间，守土大臣中能够以身殉难的，确实还可以一一数出。按我所听闻的，闽越之间能够如此死难的有两人，死于事变的有一人。死于事变的，是崇安县尹彭庭坚；死于节义的一个人，就是福宁州尹王侠。王侯名伯颜，字伯敬，是滨州沾化人。他身高八尺，仪表美好，性情豪迈，有远大志向。他曾对人说：“天下太平时做良臣，天下动乱时做忠臣，这样才不辜负此生。”二十岁时守卫京师，得到驸马荆王王的知遇，被授为丞相行省湖广，征召为侯知印，历任宣使；任期考核期满后，调任永州祁阳、湖州乌程两县县尹，都以治理成绩优异闻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年〕 后来升任信州推官，平反了许多冤狱。至正九年，朝廷下诏选拔郡守县令，王侯因被人推荐，任朝列大夫、福宁州尹。任职两年，政绩教化大为显著。至正十二年春，授福建转运盐使司副使。当时盗贼遍地，并且逼近州境，王侯于是留下没有赴任，说：“福宁百姓仍然是我的子民，我怎么忍心舍弃他们离去呢？”于是招募民兵加以训练，以作防备，又告诫乡民各自团结，互相保卫。十一月庚辰日，盗贼进入境内，王侯与次子带兵迎战，击败了他们。不久盗贼大举聚集，王侯返回守卫州治。壬午日，盗贼攻打西门，王侯奋勇当先，率兵力战，盗贼稍稍退却。不久他的战马被流箭射中，他便坠地被擒。盗贼首领对他说：“您的廉洁能干一向著名，我想强迫您继续担任本州知州，怎么样？”王侯骂道：“我接受天子的命令守护这片土地，按义理本应杀贼；如今既然战败，只有一死罢了，难道能跟随盗贼反叛吗？”盗贼大怒，强迫他跪下。王侯说：“我的膝盖可以被砍断，却不能向盗贼下跪。”盗贼更加愤怒，命左右殴打他。王侯咬断舌头喷出鲜血，面对盗贼大骂道：“我失守这片土地，按义理应当去死；反贼要杀我就杀我，为什么还要殴打？不过我可以被杀，千万不要杀害我的百姓！”

译盗贼把监州也抓来后，责问王侯说：“你为什么能够和王州尹一同抵抗我？”王侯又大骂道：“起兵的人其实是我，不是监州；况且我起兵是为了消灭盗贼，怎么能说是抵抗你？我活着不能杀贼，死后也要成为神灵，必定杀死你！”盗贼更加恼怒，于是杀害了王侯。临刑时，他神色不变，站着接受刀刃，鲜血流尽，头颅落下，而身体仍没有倒下。当时他六十岁。死后数日，面容还像活着一样。百姓无论老幼，昼夜号哭不止。盗贼也后悔杀死王侯，忽然有毒蜂如云一般聚集在盗贼庭院中。百姓请求埋葬王侯的尸体，尸体下葬后毒蜂才散去。盗贼中有人时时看见王侯带兵进入州治，看见的人都惊恐跌倒。盗贼首领没有疾病，却突然自毙。王侯死后，他的次子王相也随即被擒。盗贼想让他做官，王相说：“我和你们盗贼仇深似海，不能共戴一天，难道还想让我侍奉你们吗？我也只有死而已。”王相的妻子潘氏也被擒。盗贼首领想要侮辱她，潘氏悲痛哭泣说：“我因为失去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人而死，本来就是应该的，难道还要让身体受到侮辱吗？”于是断绝饮食。连同她的两个女儿，也都死了。唉！像王侯这样的人，说他能够为节义而死，不是吗？《传》中所说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正是说王侯吗？王侯不仅自己为尽节而死，他的儿子和妻子也都秉持节义而死。难道忠义本来就是人的天性吗？按照史官的法则考察，这件事确实值得深深褒扬。因此详细叙述这件事，并附上赞辞，用来表明今日为国死难确实有人，也劝勉天下做人臣子的。赞曰：英勇非凡的王侯，是万夫之雄。什么是最大的节义？做臣子就应当为忠诚而死，做臣子就应当为忠诚而死，哪里还顾得上保全自身。身体可以被杀，名节却不能毁灭。死而不朽，这才叫作没有死。唉！王侯的英风，千年长存。潘先生画像赞 气质清朗，精神充实，德行容貌和蔼可亲；身穿深衣，腰束大带，端正地拱手缓步而行。到太学拜见年长者，像李躬、桓荣；任用儒者整饬吏治，像儿宽、仲舒。因此进仕时可以成为国家的龟鉴，退居时可以成为郡国的楷模。古人所说的乡先生，难道不就是这样的人吗？自赞画像 我读古人的诗书，穿着今人的冠服；这些表现在外面的东西，有人或许认为已经有余，但内心所存的，我自己知道还远远不足。赵敬德画像赞 气质虽丰润却能清明，身体虽清瘦却实在伟岸。用礼法节度来端正仪容，用规矩来约束操行。正当年少壮盛时，姿质如玉如雪，人们都说他是异代的王孙；文章如锦绣，众人都称他为当世的学士。到了将近老年，他收敛才华光彩，沉潜于义理。和蔼而有西汉醇厚儒者的风度，庄严而有东鲁君子的品格。感慨乡里的学术传承所剩无几，希望这篇文章的传统正在他身上。还应以千年之后自我期许，哪里能因为百年寿命就停止追求呢？苏伯防像赞 他是眉山苏氏的后裔，颖滨苏氏的支派，才华极其宏大，在当时声名远播。他做官时，像汉代的董仲舒，以儒学整饬吏治，佩玉而行；辞官时，像晋代的陶渊明，弃官归田，拂袖而去。他始终是乡里的典范，毫无瑕疵。七十岁还不算老，还应当期待长寿到期颐之年。宁山赞 山这种东西，安宁则其形体自然成为元气最初凝聚的结果，成为一方形体长久屹立的存在；它厚重而安定，蕴藏积聚而永不匮乏。因此，古代圣贤认为仁者长寿，《周易》以艮卦象征止静。美好啊，君子的德行与山如此相似！年齿已经尊长而仍然巍然，爵位越高而越显得坚定。想要处世长存，于是便在万物中以山自比。难道不是因为长寿是安宁的功效，止静是安宁的道理吗？我大概将看见他登上空同山，与广成子同享年寿了。虞先生戴笠图赞 文靖公虞先生，是青城山的樵夫，继承百年来的学术，独擅一代文豪之名。当他舒展英华、显露才华，正值太平盛世，掌管东壁藏书府的典籍，在西清馆任职执笔，挥洒天成的文采，采摘宫中的锦绣来制作衣袍。即使是东方朔避居金马门、李太白奉诏入金銮殿，又哪里足以同他比肩、与他并列呢？等到他挂冠离开神武门，返回山林水泽之间，在竹席茅屋中享受旷达闲适，戴葛巾、穿野服而逍遥自在。病卧秋风之中，每日写作《茂陵稿》；踏歌于春日梦境，时常携带儋耳的酒瓢。他俯视八方天地而志向狭小的世俗都不入眼，超越千载而精神高迈。他进仕时，肩负的道义重如丘山；退处时，却把富贵看得如同毫毛。百世以后，人们看到这幅遗像，也可以想见他的风采气度了。颂 端本堂颂【并序】皇帝即位第十七年，即至正九年冬，诏令皇子年纪渐长，应当亲近老师、接受教育以通晓学问，于是授谕德、赞善各一员，文学二员，仍命翰林学士、侍讲学士、待制兼任这些职务，又设置正字、司经各二员。在兴圣宫西侧原宣文阁的旧址，改名为端本堂，作为皇子学习的地方。十一月九日，皇子开始入学。礼仪规定：皇子坐在皇帝御座的右边，面向左方；他的左边设置师傅的座位，谕德以下依次坐在左边，面向右方；又在中间设置几案，安放裕宗皇帝诵读过的圣典。到了传授经书时，另设授读的座位，司经、正字拿着经书，导引皇子以及谕德以下各自到授读座位，相向而坐；授读完毕，才回到原来的座位。此外，从宗室亲属和大臣子弟中选作伴读的共有十人。我私下认为，太子是国家的根本，而亲近老师、接受教育以通晓学问，又是太子的根本。因此古代贤明的帝王登上尊位、主持祭祀，以尊崇宗庙、重视社稷，无不选取天下正直、孝友、博学而有才的人来护卫辅翼太子，用经义加以教导，使他纳入礼法规范。所以他所见的是正人，所听的是正论，所行的是正道，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直之人，这样才能培养他的德行，成就他的器识，为天下的命运奠定基础，这就是所谓端正根本。我大元自太祖皇帝开始兴起武功，建立基业；世祖皇帝广施文德，大大开拓天下；列代圣主相继而起，重建根基、层层营造，更加发扬武功，以承接上天的秩序，使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地继承下去。如今皇帝陛下亲具圣明神智，继承大业，早晚兢兢业业以修治太平，保持盈满、守成不失，具有周成王的风范；清静少欲，又有汉文帝的美德。即使德行极为盛大，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因此能够享有上天的眷顾，历经多年；但想到宗庙社稷万世的计策，关键在于确定国家根本，于是思考如何护卫辅导太子，端本堂便由此建立。这实在是国家的盛大典礼、一代的宏伟制度，推究比较古今，没有什么可以与它争高下。赞述这件事的文章，怎能停止呢？我愚昧不才，怎敢不拜手稽首献上颂辞。颂曰：

译兴圣宫，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前有殿，后有阁，东西两侧有众多房舍。那座高大整齐的堂，位于大殿西侧的廊庑。建这座堂做什么？是让皇子前来居住学习。皇子是国家的根本，承担宗庙社稷的继承，继承帝位更应谨慎。辅导培养圣明功业，贵在及早谋划；正如根本在树木，必定要从最初培育。皇帝说：“啊！你应当到这里学习先王的谋略和往昔的训诫，以进一步增长你的觉悟。”皇子恭敬地来到堂中，古常之礼和宏大的典章于此无不彰明。贤良的师傅、博大的老师，在左右牵引提携；吉善之人、正直之士，在前引导、在后规劝。仁义的根源，成败的迹象，经史典籍都陈列在前，依次接受讲解阐发。宽广的大厦、细密的坐席中，从容讽诵学习；狗马、声色等诱惑，不让它们接近自身。每天进步，每月增长，不断看到光明兴盛；早晚勤勉，圣明与敬慎一同提升。前星已经发光，就由此使它更加明亮；少海已经滋润，就由此使它凝聚成形。国家根本既已端正，国家根本也就安定；神器有了归属，只需迎受上天的命令；乾卦刚健而正，离卦继承而光明，规矩重叠铺陈，大大开启太平。考察绵延的历代，也有可以远为法则的事例。汉代设置博望苑、营建承华宫，都处置在不合适的地方，所以成效低下。如今建立端本堂，有谁能与它相比、与它同样盛大？巍巍大元，将与万年亿载相合，国运延绵广大，根基正在今日奠定。愿这座堂宇得到拥护，蓄积吉祥灵气，成为国家的根基，永远作为后世的征验。日月山祀天颂【并序】我听说只有天子能够祭天，而祭天一定要在高山之丘举行，这是古代的制度。圣元兴起于北方，开始在朔方、汉地建立根基，便建立大号，君临天下。然而国家原本就有拜天的礼仪，衣冠崇尚质朴，祭牲崇尚纯一。帝后宗族亲戚参与助祭，非此族类的人不得参加。这种报答根本、返本溯源的心意，可以说出于至诚。太祖开创天下之初，东征西讨，礼仪制度的事情本来无暇顾及。太宗攻克金国第五年，岁在戊戌，当时中原刚刚平定，便命孔子第五十一代孙元措，取来曲阜太常的雅乐，连同歌工、舞节、乐器、俎豆和祭服，运送到日月山。到宪宗二年壬子年秋八月，才开始在日月山祭天，推尊太宗、睿宗配享。后来又采纳元措的建议，同时祭祀昊天上帝和后土，开始大规模合奏音乐，一代礼乐制度的兴起，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时群臣奏对之际，皇帝问礼乐从何时开始，左右以尧舜回答；由此可见，圣人建立神圣根基、开创人伦极则的谋略和智慧，是多么宏大深远。考察日月山，《国语》说：“纳喇萨喇山，在和林北面，实为祖宗兴王之地。” 古代帝王祭天时，日月参与陪祭，太阳在东，月亮在西。如今皇帝在这座山祭天，而这座山恰好以日月命名，这正是吉祥符瑞、开启万世无疆基业的征兆，尤其可以证明并非虚妄。后来世祖在燕地定都，首先建立庙宇；成宗在国都南郊开始建造圆丘；武宗亲自行祼礼祭享；英宗又设置卤簿；到了文宗，才在郊丘举行祭祀。所以如今皇帝即位以来，郊丘祭天之礼，凡是前代所创制的都加以举用，后代又加以继述，年年修整、月月增益，仪容器物和典章制度都焕然完备，文饰繁盛，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追溯它的源头，日月山的祭祀本来就是其开端。私下看汉唐君主，偶尔能够考察古代礼文，恭敬地举行郊祀，必定有通晓儒学的大臣铺陈华美辞藻，彰显盛大功业；司马相如的歌辞、杜甫的赋，都载于简册，也足以供人称道。国家如此重大的典礼兴起，难道是汉唐局促浅陋、奢侈繁琐的制度所能望其项背的吗？应当有颂诗来描绘盛大德业，把它列入《昊天有成命》《我将》《思文》等篇，与周成王时代相辉映。我愚昧而职掌文翰，不能自止，谨再拜稽首献上颂辞：真正的大元威势赫赫，乘乾运奋发兴起；皇室根基在北方巩固，神圣军队向南征伐；西域全都归属，中原全部平定；伟大功勋于是集成，王业由此成就。九旒白旗树立在龙庭，用来朝会万国，接纳百灵。宪宗登上帝位，承继三代基业；施布德泽，宣扬威势；疆土日益开拓，还未停止用兵，便考察古代礼文，依次营建礼制。礼仪中有拜天之礼，这是国家沿用的旧俗；润饰礼服旌旗，礼仪因而更加精美。宪宗二年八月，郊祀开始举行。礼仪在哪里举行？登上大山举行。大山是什么山？以日月命名。山脚绵延千里，山势压临八方。依凭山势祭天，若不登高便无所凭借，于是登临高丘，以答谢苍天。皇帝斋戒洗濯，内心兢兢敬慎；群臣执掌事务，只知戒惧谨慎。远望那高峻的山岳，大辂于是乘行；车道肃清尘埃，羽卫排列如星；玉弰金戚，众多旄旗和翠色旌旗；帷帐殿宇如云气凝聚。上下登降，奉献圭玉、进献祭牲。圭玉有底座，祭牲毛色赤红；毡席和蒲席铺设在地，匏爵和瓦制酒器陈列。极其恭敬而不加雕饰，浑朴之气无形无迹；火炬光辉灿烂，律管和谐鸣响。礼仪完备，献酒三次；音乐奏满九成。紫烟浓郁升空，瑶光照耀天际；群阴消散，朝阳晴朗澄澈；风马云车降临，神灵来此宴享并安宁居处。上天保佑他们，顾念并享用这芬芳的德行；上帝已经鉴察，先祖也已经听闻；于是产生祥瑞、降下安康，如山冈陵阜一般绵延；和顺之气充满四方，光辉灿烂而昭明显著。一代的大典，于此足以得到证明。后代圣主既已兴起，便继承祖先的功业，重重遵循规制，制度更加宏大。从前汉代制定甘泉祭祀之礼，称为祭祀六天，杂糅真伪、混合并列，哪里比得上我朝追循古制、合乎经义；盛大祭祀终于完成，纯厚的福祉全都承受。天子圣明，天子至诚；上天授予神明护佑，使一切都更加增长；亿万年长久不变，宏伟基业由此坚定。小臣作颂，以彰明圣上的能力。兴龙笙颂【并序】我听说帝王功业成就便制作乐章，音乐是彰显功德的工具。因此功业越大，乐器和乐章越完备；把它用于郊庙祭祀，神灵便能享用；施行于朝廷，群臣便能和谐。使听到的人无不虚心肃敬、精神振奋，喜悦之情流动不息。因此天下都普遍知道皇上的德行，受到他的教化，光辉日益更新，风俗向上迁善。即使是有生命的异类，也无不受到感动，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就是所谓情感深厚而文采明丽，气势盛大而能产生神化作用。过去黄帝制作《咸池》，颛顼制作《六茎》，帝喾制作《五英》，尧制作《大章》，舜制作《韶》，禹制作《夏》，汤制作《濩》，武王制作《武》，周公制作《勺》，都是因为事情与时代相适应，名称与功业相符合，彼此不相沿袭，于是一代的制度由此兴起。音乐既然各有其制作源流，就说明它本来有制度。我大元世祖皇帝承受上天明命，统一天下，神圣功业和伟大德行超过百代帝王；功业成就、政治安定，于是开始设置大乐，用于朝廷。乐器中有一种叫兴龙笙，确实是皇上亲自创制的，也有人说是西域进献、天子加以增删损益的。它的构造有管九十根，排列成十五行，每行纵向排列六管。管的下端插立在匣中，匣后用风囊鼓动它。

译从匣足到管端，大约高五尺；又雕刻成鳳形的木板，涂绘金色彩饰，围护管子的三面，约宽三尺，并加以文饰。凡遇大朝会，便把它排列在轩陛之间，与各种乐器一同演奏。每次使用乐器工匠二人，一人按管，一人鼓动风囊，使气流通达、发出声音，与众音相协调，于是音乐便奏成了。它的形制宏大，历代从来没有，实在足以彰显功德，传示后世。然而学士大夫却从未铺陈文辞，充分描绘它的盛大，这不是典章上的缺失吗？我愚昧而地位卑微，不自量力，便为它作颂；虽不敢把它比作《时迈》《执竞》《桓》《赉》一类作品，大概或许可以接近汉代乐府遗篇的旨趣。歌词说：巍巍大元，兴起于北方土地。伟大的世祖皇帝啊，广大地统治天下。南方归顺，北方变服；东方宾服，西方来朝。于是彰显圣明文德，大大布施神武威势。承受天命国运，抚慰天下；德行厚重，功业隆盛，超越古今。于是彰显功德，于是建立乐府，于是制作雅乐之笙。它的形制宏大，选取嶰谷的良材。后面和两侧都严格合乎规矩，排列九十根管子，像箫一样竖立。管子插在匣中，匣子由风囊鼓动。风囊一动便产生气流，手指一按便吐出声音。吸气、按压、抑制、提挈、牵引，连续连接如同彩带；高五尺有余，宽三尺左右。黄钟为本宫，蕤宾与之相和。清音不超过商音，细音不越过羽音。变调的声音振奋高亢，凤凰般的韵律曲折舒缓。美妙的声音传出，空旷悠扬、从容自得，好像臣子仰事君父。臣下的声音畅达，雄浑广大，好像圆形苍穹覆盖天下。抑扬符合音调，开合谐和乐谱；唱和彰明《夏》，引导发扬《韶》《濩》。宏大的音乐于是完美，神灵和人都欢乐。大朝会的时辰，天子居处庄严肃穆；上天临照绣座，云气映照华美苑囿。仙人仪仗已经排列，大乐于是奏起。朱红盾牌和玉制戚斧，崇牙高悬的龙形钟架；钟镛、瑟、琴，也有柷和敔。只有这兴龙笙，独自贯通整个乐部。天上之乐普遍奏响，九成乐章依次完成。四灵全都到来，百兽相率起舞。那些乐器的制度多么鄙陋啊，只有喧闹鄙俗、淫邪蛊惑。箜篌和筚篥，对于律吕有什么用处？哪里能与今日的乐制相比，谁敢与它并列？微臣作颂，借此配合古代乐官的遗意。愿万年长久，仰承并效法圣祖皇帝。箴 续丹扆箴【并序】向君主进献箴言，是古代的义理。唐代李卫公曾向君主进献《丹扆六箴》，立意措辞、分章列事，其中忠诚爱戴之心，显然值得观赏。那大概是有所讽刺，以挽救君主于得失之间，体现了箴谏的义理。然而其中言辞仍不够恳切，君子对此感到遗憾。我不自量力，于是拾取卫公遗留下来的余意，选取那些可以作为教训的善行、可以作为警戒的恶行，把臣子难以开口的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作《续丹扆六箴》。天运行不息，昏明交替有常。什么叫有常？黑夜终结，天就明亮。君主应当体察上天，早早起身临朝；夜将终了，君主为什么还不起身？黑夜终了而天不明，是天运失常；黑夜终了而君主不起身，君主就是违背天道。佩玉迟迟作响，说明荒淫已经显露。鸡鸣便起身，虞舜因此被称为贤君。右为《宵衣箴》。衮衣和冕旒，是君主堂堂正正的服饰，用来朝会、祭祀，也是众人瞻仰的对象。玉衣显示奢侈，商朝的国运因此灭亡；穿着奇异服装被视为妖异，汉室于是倾覆。一件衣服的华美，如果看起来还没有超过奢靡的程度，谁知道其中会酿成祸患？很少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正是帝王应当警戒的。不合礼物、不守法度，三种服饰都应罢除官职。把这些写入美善的史册。右为《正服箴》。做天下的君主，职责在于养育百姓，不是为了让天下只供养一个人。向百姓征取财物应有制度，土地赋税应当按法定数额陈列，贡赋不能没有限度。丧乱的原因，往往是淫靡音乐和美色，使君主耳聋眼瞎。奇珍异物，究竟能补益什么？拒绝蛤蜊、焚烧皮裘，这些事本身并不重大。俭朴的德行显著闻名，齐国的风气便可以比拟尧舜禹。右为《罢献箴》。臣下进言触犯君主，就像触碰逆鳞；大则遭诛杀，小则受斥责，对臣下有什么好处？臣下难道是求取好处吗？一切都是为了有益于君主。君主如果不听臣下的话，不是愚蠢就是昏昧。能够顺从正确意见而改变，就叫作善于改过。一件事情即使进谏十次，也希望将来不留悔恨。圣明如尧舜，连樵夫的话都还采纳。拒绝进谏而终于遭受斥责，不失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右为《纳诲箴》。人的内心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貌各不相同一样；面貌容易看清，内心实在难以看见。内心的奸邪，暗中运转、深藏变化；考察它、辨察它，贵在能够果断。秦朝的李斯难道是揭发奸邪吗？唐代的杞王难道是阿谀奉承吗？欺骗君主、误害国家，表面是一套、内心又是另一套；对此不能辨别，国家就会一起沦亡。能够知人就是明智，敬慎啊，圣人的训诫。右为《辨邪箴》。《春秋》谨慎对待事情的开端，《周易》明察事物的先兆；思考祸患、预先防备，必须在它还微小时防止。王莽最终篡夺汉朝，貂最终使齐国陷入危亡；只因不防备细微之处，终于后悔也来不及了。不观察坚冰从最初开始，不知道履霜之后会有滔天大水；大患实在都是从细小的源头产生的。罪恶过失没有大小之分，即使很小也不要去做；积累久了，社稷就会覆亡，宗庙就会灭绝。右为《防微箴》。汉部刺史箴【并序】汉朝兴起到第六代，孝武皇帝凭借雄才大略，考察古制、建立制度。于是元封五年夏，开始设置刺史部，分十三州，以督察郡国。当时正排斥胡、越，开拓土地、扩张疆域。最初设置交阯、朔方二郡，以及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十三州。刺史有固定治所，通常在秋分时巡行所属地区。所察六条：第一，强宗豪右，田宅超过制度，以强凌弱，以众欺寡；第二，二千石官员不奉行诏书，不遵守典章制度，背公向私，暗中招纳、谋求私利，侵夺剥削百姓，聚敛财物以行奸邪；第三，二千石官员不体恤疑难案件，任意杀人，发怒便用刑，高兴便赏赐，烦扰苛刻暴虐，剥削百姓，使百姓受苦，并引发山崩石裂等灾异和妖妄讹言；第四，二千石官员选用人才不公平，苟且逢迎所爱之人，遮蔽贤能、宠信顽劣；第五，二千石官员的子弟倚仗父兄的荣势，向所监察的人请托；第六，二千石官员违背公正、结交比附，依附豪强，通行贿赂，割损正当法令。凡是不属于这六条所问的，就不予过问。任职在部内九年的人，推举为郡守、国相，秩禄六百石。到成帝绥和元年，认为刺史地位低于大夫，却要监督二千石官员，地位和职责轻重不相称。于是改称州牧，秩禄为二千石，地位次于九卿。后来有时称刺史，有时称州牧，名称并不固定。有时九卿也出任州牧，其职权更加重要。从黄帝设置官职、首先设立四监，到唐尧虞舜任用贤人、建立众牧，州伯的设置由来已久。汉代在十三州设置部刺史，实际上承担的就是古代牧伯的职责。秩禄虽然较低，职权却很重大；人数虽然不多，治理事务却很繁杂。只要真正理解设置官职的用意，当时就一定会有人尽职尽责，继承虞舜时代治理九州的事业。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我便追述原有纲要，作箴如下：

译汉朝继承古代帝王，承接秦朝而继承周制；郡国设置郡守国相，地位相当于古代诸侯，用来治理百姓。百姓因此各得其所，宣扬教化、承接恩泽，以辅佐皇帝的正道。恩泽阻塞、教化不通，百姓就忧愁叹息。是谁造成过失，使我的百姓怨恨？于是考察古制，于是任用牧伯，于是设置刺史，督察郡国。怎样进行督察？奉行诏书规定的六条，依照条文查问有罪之人。谁能逃脱？刺史秩禄六百石，员额十三人，不算轻微，也不算简略；他们负责临视和监察。当时各郡国没有不严肃畏惧的，望见风声便心怀警戒，安守职责而知道自我勉励。只是刺史的责任实在艰难，如何自我贡献？也有几句直言：愿皇帝效法上天，怀抱仁爱而下降恩泽，以仁爱平等看待天下，成为天下人的君主。既然君主把百姓视为自己的子民，就必须务求怜悯体恤，施以如天降甘霖般的恩泽，使国家稳固如磐石。俯身垂听清明的询问，要有虞舜那样的贤德，把百姓看得如同受伤的人；姬文王也是这样。自古贤明的帝王，都是为官职选择人才。为什么选择人才？全是为了百姓。君主仁爱，臣下的职责才能得到修治；臣职修治，百姓才会安乐。圣人有言，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掌管牧守的臣下执掌法令，谨敢把这些话告诉身穿衮衣的皇帝。唐起居郎箴【并序】起居郎，就是古代的左史。君主一有行动，左史便把它记录下来。是非的权衡，关系到天下公议。禹不能褒奖鲧，管叔、蔡叔不能贬低周公，赵盾不能改变董狐所写的史书，崔氏不能夺走南史所记的简册。公正地判断是非，记录善恶，以作为鉴戒。如果不是具有杰出史才的人，谁能够阐明公议，使后世万代信服呢？所以君主拥有天下最尊贵的地位，而公议可以约束君主；公议代表天下最公正的原则，而史官又负责维护公议。自周成王以来，才开始设置左右史。到了汉代，才有起居注。魏晋时期，起居注由著作官掌管，有这一职务却没有专门官署。隋初由吏部散官、检书、正字掌管起居，后来又说古代有内史、外史，如今著作官好比外史，应当设置起居官掌管内史之职，于是在内史省设置起居舍人。到唐贞观二年，裁撤起居舍人，把职务移交门下省，开始设置起居郎二人。显庆年间，又在中书省设置起居舍人，于是与起居郎分别掌管左右史职。考察《唐六典》，起居郎负责记录天子的行动和法度，以修撰记事之史。凡记事的制度，以事系于日，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时，以时系于年；一定要写明朔日和甲乙等干支，以记载历法；记录典礼文物，以考察制度；记录升迁、授官、表彰、赏赐，以劝善；记录诛杀、征伐、贬黜、免职，以惩恶。年终时便把记录交给国史馆，由史官编撰成史。这一职务亲近机密而清要，早晚侍奉皇帝，应当有进言和纠正过失的话。我私下效法向君主进献箴言的义理，广泛考察史官职掌的始末，作了这篇箴。考察前代圣王，他们崇尚敬畏，早晚振作精神，时时思考警戒自身，于是设置史官，分为左右。君主的一举一动，由左右史掌管；他们执简持笔，等待记录君主起居，站在螭陛旁，谨慎记录，如实判断是非，明白指示善恶，不回避而阿谀，也不攻讦而遗漏。面色严肃地立于朝廷，执掌史笔还有什么疑虑？应说：手腕可以砍断，史笔不能偏私。万世的公议，都保存在尺牍之中；掌管这件事的人，是众人敬畏注视的对象。君主的举动一定要记录，这是臣下的职责。所作所为若不合礼法，后代将以什么为鉴？影子从形体产生，足迹从脚步产生；为什么不慎重对待细微处，为什么不谨慎对待开端？君主临朝听政，一天有万般事务，千里之外的谬误，往往起因于毫厘之间。德行美善光明，就会使王道升华；把它刻写在简册中，与古代美好的典诰相媲美。起居没有节制，众多行为有所偏差，诽谤之书徒然责怪，已经使德行受到许多牵累。君主一身，寄托着宗庙社稷；善恶的区别，关系到成败。即使独处屋漏之下也不惭愧，即使处于幽暗室内也不欺骗自己；兢兢业业，时时把这些放在心上。敬慎啊，敬慎啊，用来整饬君主的职责。史臣掌管史笔，谨敢把这些话告诉执掌国政的人。闲止斋箴【并序】《易经》艮卦是两座山相重的卦，卦辞说：“止住背部，不牵涉自身；行走在庭院中，却看不见他人。”背部，是人所看不见的地方；身体，是我本来固有的东西。庭院，是离自己最近的地方；他人，是身体必然要交往的对象。止于看不见的地方而不牵涉自身，就是忘掉自我；处在最近的地方却看不见他人，就是忘掉外物。忘掉自我，自我便不受外物牵累，内心也不向外流出；忘掉外物，外物便不能牵累自我，也不会进入内心。内心不向外流出，外物不向内侵入，这就是止静的最高境界吗？钱唐张子英所居住的书斋，取名为《闲止》。虽然借用了陶靖节诗中的语句，但“止”的意义，实际上本于艮卦。然而《艮卦》的卦辞说：“止住在止处，就是止于应当止的地方。”如果不能找到应当止息的地方，就没有可以止息的道理。张君止息于闲适之中，难道不是所谓止于其所吗？金华王祎于是推演这个道理，为他作箴，希望能够表达美善的警戒之意。箴曰：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存在，不同于一般万物；如果不能克制自己，便想要听从欲望。欲望在内心发动，外物在外界诱导，外物和欲望相互蒙蔽，行为就会违背正道。忙忙碌碌、愚昧无知，谁知道应当止于哪里？能够知道应当止于哪里，这才叫君子。怎样止息？忘掉自我与外物；忘掉外物，使它不能进入内心；忘掉自我，使内心不向外驰逐；自我与外物两相忘却，彼此互不牵累。哪里还有吉凶悔吝？这就是止的最高境界；达到止的最高境界，就与道同在。怎样才叫与道同在？就是与天为伴。恭谨温厚的张君，具有纯粹美好的德行；他说自己止于闲适，不与人争强斗力。看着自己居处的内室，便安然居住其中，从容闲暇，寻求实现当初的志愿。古人有言，希望即使独处屋漏之下，也不感到惭愧。这样的名言极其明白，谨敢把它告诉你。思学斋箴【并序】思学斋，是徐德龄读书的屋舍。《尚书》说：“思考就能明智。”又说：“学习能够使志向谦逊，务必时时勤勉。” 六经中的这些话，讲思考和学习，没有比这更先的了。到了我的老师孔子，才把二者并提而且屡屡谈到它们，所谓“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不学习就会危险”之类的话就是这样。深入思考来探求，是为了使道理明白于心；努力学习来求取，是为了在自身得到验证。人能够达到圣贤的境界，只不过是把这两件事充实完善罢了。既然如此，思考和学习难道不是增进德业的关键吗？我没有什么才德，于是写下这篇箴言告诫德龄，希望他也能因我的话而更加努力。箴言说：君子增进德业，没有比思考更重要的。人的心虽然极其聪明，不思考就无从知晓。既然已经有所知晓，就仍须努力学习。日常的言语行为，都应当效法先觉者。既然已经明白于心，又要在自身加以验证。知与行相互配合，就像车的两个轮子；不断前进而不停止，才能达到成德。德业一旦成就，圣人与贤人便归于一体。不停息的道理，应当取法于天，以真诚作为根本。整天勤勉不懈，圣人的谋略极其光明。君子啊，努力吧！我冒昧陈述自己的心意，用来告诉籖史。《王忠文集》卷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十六 明，王祎撰 碑 《灵祐庙碑》（并序） 建德路分水县西二十五里，柳伯乡有一座神祠，名叫灵祐庙。考察神的姓是柳，名逸，事迹没有流传下来。他从河东迁居吴地，在晋朝做内史，出任新安镇守，以数万军队驻守边境，尚未来得及返回便去世了。灵柩运到柳山脚下，忽然人马惊退，百人牵引也不能移动，于是就在当地安葬。当地百姓共同建庙祭祀他。庙在那座山的南面，大概是山因神的姓而得名，乡也因山而得名。如今的建德，古代就是新安郡。神既然在这里享受祭祀，他保卫国家、庇护百姓的灵异事迹十分显著。方圆数十里内，从未发生过横暴悖逆的灾祸。唐中和三年，赴州观察使刘汉宏率兵攻打郡城，百姓向神祈祷，大风雷电拔起他的营栅；夜里传说柳公的军队到了，敌军全都逃走。干宁三年，江淮群盗一同兴起，所到之处肆意践踏，唯独畏惧神威，不敢进入郡境。梁开平四年，当地人想要修新庙却没有成功，暴风拔倒大树，压坏屋梁房舍，全部毁坏，只有神像依然巍然独存。宋嘉定八年，蝗灾大作，百姓急忙祈祷，风雷随即兴起，把蝗虫驱逐得一只不剩，庄稼因此没有受害。十一年发生大旱，县令潘振赶到祠下祷告，转眼之间雨便降下，当年于是获得丰收。本朝至元十九年，庙旁百姓徐甲劫杀郑丙后逃走，长久没有捕获，县官把这件事告诉神。不久徐甲自己到官府投案，好像是神使他这样做的。至大二年，乡民郎庆丢失财物，不能捕获盗贼，巡检王毅又把这件事告知神；夜里梦见神亲手写下“晶”字给他看，三天后便捕获了盗贼。这一年蝗灾严重，百姓向神祈祷，神的应验如同往昔。至正二年，春夏长久不下雨，官民共同到庙里祈祷，大雨连续下了三天；邻境发生大疫，而县内因为有神护佑，独独没有死亡的人。这年冬天虎狼在道路上交相出没，人畜受害很重，县官发文告知神，乡人整夜听见人马追捕的声音，到天亮时却什么也没有留下。至正十二年，大盗群起，建德所属各县都被攻陷，百姓无计可施，全都只向神诉说。七月七日，境内刮起大风，降下暴雨冰雹，盗贼全都自行溃散。盗首前来焚烧庙宇，火烧了三次，都自行熄灭。县官在桐庐与盗贼交战，人们看见旗帜遍布山麓，旗帜之间都显现“柳”字，盗贼因此大败。官军驻扎在本县，盗贼远远看见神身高一丈多，旗帜的显现也如前一天，于是认为盗乱平定，大多是神的力量。神在五代梁贞明四年，应吴越钱氏的请求，被封为尚书左仆射广福侯。唐清泰四年，加封为弘仁广信王。到了宋朝赐庙号为灵祐，则是在嘉定十一年。如今县令高昌君说，神的灵验确实不可欺骗，所加的爵位、所用的称号，全都出自前代。既已上表朝廷，请求再加封赐命，但神的始末仍没有记载。于是考察图志和旧日传闻，命人来取文章。神因功劳安定国家，因死亡而勤于职事，功勋节操在前代已经显明；能够抵御大灾，能够捍卫大患，功绩声烈在后代更加著明。按照祭祀制度考察，应当列入祀典。虽然国家对大神极度尊崇的心意还没有完全表达，而百姓依赖神的情形，千年如同一日。因此把事实详尽写出，刻在这块碑上，勒刻于庙门，用来传示后世。铭文说：分水的旧地上，有一座庄严的庙宇；有威赫的大神，居住在这片土地，振扬威严，施行教化，神威浩荡而迅疾，帮助宣扬上天的恩泽，使阴气闭合、阳气开放。时光超过千年，血食祭祀从未断绝。看着当时的百姓，灾害难以预料：凶险有兵刃，毒害有疾病，也有旱灾蝗灾，伤害我们的庄稼。我们的灾害和忧患，谁来替我们屏除？众人都说：唉！不是神的力量吗？神的力量实在太多了，怎样报答他的恩德？春秋两季前来享祭，祭祀之事怎敢有差错？桂浆芳香，牲毛洁美而被分割；吹笙击鼓，左边有祝官，右边有巫觋，引导并畅达精纯的神灵，使神心愉悦；拥护他的吉庆祥瑞，布施这样的福泽，更加庇护我们的百姓，防卫我们的王国。百姓奉载神灵，哪里会隔绝今昔？在牲石上立碑，碑石坚如金石，刻写铭辞，昭明神灵，永远显示，无有穷尽。《黄文献公祠堂碑铭》（并序） 古代君子出仕而担任公卿之位，等到退居乡里，人们称他为“乡先生”；去世后，乡人共同在社中为他建立祠堂，像祭祀神尸一样祭祝他，这是为了尊崇德行、美善并敦厚教化的根源。唉，像我们的先师文献黄公，难道不就是古代所谓的乡先生吗？黄公名溍，字晋卿，世代是义乌人。考中延祐乙卯进士，历任州县官，所到之处都以廉洁能干著称。入朝任应奉翰林文字，升任国子博士，在任六年，所教弟子全都成为名人。后来授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不到七十岁便领取俸禄回家奉养亲人，于是以中顺大夫、秘书少监的身份退休，居家食禄很久。此后儒林中的宗师和名家日渐凋零，国家想起用老成之士，便罢去他的退休身份，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职衔从家中起用他。不久升为侍讲学士，兼任经筵讲官，又主持编修国史。他在经筵任职时，每次进讲都必定陈述仁义道德之说；在史馆删削史稿，从不阿谀。凡是朝廷发布的大诏令、大制度，统统交给他撰写；黄公独自承担文章之重，成为海内尊奉的宗师。不久他上表辞职，回到故里居住；又过了几年，到至正丁酉年，八十一岁时去世。朝廷制赠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江夏郡公，谥号文献。儒臣的荣誉，达到如此盛大。如今行中书省的官员建议说，黄公以精纯的学问辅翼圣学，以典雅的文章文饰人文，确实是一代儒宗、百世师表。义乌是他的乡邑，建祠祭祀，按礼是适宜的，于是把这件事交给有关官署办理。在此以前，县令胡侯已经表彰黄公，将他的文集刻板印行流传；又因门人和乡里士人的请求，正准备选材、测量地基、绘图建祠，省里的文书恰好下达，胡侯便慨然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在绣湖东面选择吉地，建成三间祠屋，在里面塑造黄公像；旁边设置肃宾之轩和守祠之舍。外面环绕高墙，种植名木，祠堂应有的设施，没有一样不齐备。癸卯年正月甲辰，是祠堂落成的年月日。正值宰臣分镇一方，充实安抚东土，德行和威望都很显著，各城安定，因此尊重贤者尤其成为首要事务。这座祠堂的建立，确实符合古代义理；县令保有百姓和土地，政绩显著，又懂得治理的要领，急切地促成祠堂之事，对教化之道确实很有帮助。因此应当在刻有牲石的碑上撰辞，记载这件事的开端。至于黄公的学术、志向和操行，拿来与圣贤相比也没有惭愧之处；详细情况见于行状、家乘、墓道碑铭，太常有谥议，国史有列传，这里不再记述。铭文说：

译山川的精英，孕育出淑美清纯之气，凝聚成为名贤。黄公有所作为，文学显赫，声誉光明而远播。他学问的长处，在于内修圣人之德、外行王者之政；如高山深渊般宏厚清澄。他文章的精妙，如玉振金声，入于神妙而出于天成。凭此名闻于世，成为国家的祥瑞，光耀后世而超过前人。国家有老成之士，这就是法式典范。皇帝于是召用他，任职于文儒之列。金匮石室收藏典籍，广厦细氊供其讲学；他上表辞职归休，优游于山林丘陵之间。德义更加尊崇，谥典极其隆重，用来装饰他的身后之事，使其光荣照耀九泉。于是建造祠宇，基础高大坚实，位于绣湖水边。黄公的塑像在堂中，按时举行春秋祭祀，完全遵循礼制而无所差错。他的道德成为世人的老师，人们怀有受教的追思。若不把这些事揭示出来，便刻写铭辞彰明他的德行，垂示后世而永不厌弃。把这些文字镌刻在牲石上。《淳安县三皇庙碑》（并序） 三皇有庙，自唐以来便列入祀典。因此从京师直到偏远州县，下级长官按时恭敬奉行祭祀之事，这种制度由来已久。远古时代，百姓与万物共同生长，飞禽走兽混杂蒙昧，彼此没有区别。包牺氏拥有天下，开始画八卦，创制文字和契券，于是有了文献。神农氏拥有天下，制作药物和砭石，使百姓不至于早死；教他们种植耕作，使百姓不至于饥饿。轩辕氏拥有天下，使百姓穿上衣裳，不再受寒；建造栋宇，使百姓有房屋居住。三位圣人开发万物、成就事务，为百姓确立安身立命之道，所做的岂止是画成十三卦、准备万物而已。他们的圣德神功，万世永远依赖。既然如此，天下后世建造祠宇，早晚拜谒，春秋举行祭祀，本来就是拥有国家的人用来极度尊崇先圣、报答根本、使人民增多福祉并为万世开创伟大基业的事情。淳安在严州是大县，历代多年，三皇却仍然没有庙。如今部使者江夏魏公某巡行到县，询问后叹息说：“这难道能不说是礼典上的缺失吗？”将要筹划创建庙宇，但公私都竭尽财力，仍没有费用来源。恰好有百姓因事情被官府拘系，魏公为他辨明无罪而释放了他；百姓既已非常感激魏公，便共同拿出自己的钱财，愿意承担兴建工程的费用。魏公没有拒绝，于是在县治西南若干步的地方测量土地，择定吉日，准备工匠，首先建造寝殿，在其中塑造三位圣人的像；两旁建两廊，前面建仪门，再前面建灵星门，并用周围的围墙环绕，内外规制没有不完备美好的。历代长期废置的典礼，一天之内具备了。于是县里的士人百姓都夸赞艳羡、欢欣喜悦，全都愿意刻辞于牲石，来显示永久不朽。于是派人来取文章。三位圣人的德行，就像天然形成一样，不可用语言尽数命名。然而魏公能够办理这项工程，若不是懂得治理之道的先后次序，也做不到。《礼记》说：“既然有人倡举，就不应有人废弃。”所以不应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便任其不书，于是记载事情的实际经过。并附诗说：“伟大的三位圣人，承继上天而树立根本，创制制度，开辟元始，垂下法则，成为后世准绳。于是创造文字，用来代替结绳记事；八卦开始绘画，以此验证吉凶。百姓说食物很少，圣皇便使他们获得粮食；百姓有疾病，圣皇便为他们制药。于是让百姓穿上衣裳，风俗因此大为改变。上面建栋梁，下面筑屋宇，居处由此安定。做百姓的父母，做他们的君主和老师。圣皇的德行如同上天，拿什么来称颂它呢？先民返本溯源，饮食时还要祭祀，思念圣皇的德行，谁敢使它失坠？这座新庙，是魏公建成的；有寝殿，有门，有高大坚实的楹柱。魏公建造新庙，并不只是为了报答圣皇的德行，完全是为了百姓，使他们接受更多福祉。长官在庙中，巫师和医者在门旁，春秋举行盛大祭祀，把福气赐给百姓。圣皇的德行巍巍高大，与天地始终相存；把铭辞刻在金石上，垂示后世。（原文末作“无止”，疑有脱误。） 《马迹山紫府观碑》（并序） 镇江丹徒县以西若干里有一座山，名叫马迹，是天下七十二福地之一。左边承接三茅山，右边控制五州的境界。山冈岭脉绵延相连，林木山谷幽深茂密。山基盘曲延展数十里，相传是东海青童君所治理的地方；老君曾骑白马在这里传授《相骨经》，马蹄的痕迹至今还在，所以山因而得名。山的东面有两个洞，最为幽深险峻，与华阳洞相通。水从岩石间流出，冬夏都不枯竭。遇到雨旸失时，祈祷总会应验。山南有隐君泉，有炼丹井。岩谷幽深之处常常生长玉兰，香气异于一般花卉。每逢年景将要大丰收，玉兰便会不待扎根而萌发。考察郡志，宋武帝永初二年，岁在辛酉，开始建造观宇，让道士居住，匾额题为“福业”。唐上元年间，令王仲康为它作记。现存的钟钲，核验其铭文，原来是唐天祐七年庚午岁铸造的。镇江当时属于润州，杨氏时期梁已经取代唐，但杨氏仍沿用天祐年号。那一年就是梁开平四年，也是杨隆演在位的第三年。到了宋治平年间，才赐今额“紫府”，并赐田地及山地三千畮，免除其租税。建炎以后曾经全面翻修一次，经过岁月日久，屋宇日渐倾颓，还没有来得及重新修建。时机似乎正在等待。国家统一天下之后，崇尚道教。皇庆癸丑年，如今的洞玄冲靖崇教广道大真人薛公实际主持观中事务，看见它残缺毁坏，十分担忧无法承受上天的恩赐、荐举宏大的福祉，便把兴复废毁、振举坠坏当作自己的责任。他立即捐出私囊，合并公帑，征集工匠，选择材料，拆除旧建筑而大加翻新。这年秋冬，外面建成三门，里面创建方丈室；但财用不能继续，于是积蓄筹集，经过十年，到至治癸亥年冬天，大殿才建成。又过十年，到元统甲戌年春天，两廊才完备。凡是仓库、厨房、浴室之类，也都逐次建成。幽密的屋舍，宽广的庭院，华美的装饰光彩耀目；高高的屋檐、隆起的栋梁，光彩相互掩映，俨然是太清的居所、列仙的馆舍了。至正甲午年，观宇建成已经二十年，道徒认为这座观依托此山而建立，薛公为此观竭尽力量，应该有文字记载，便请我作辞。宇宙之间的名胜幽奥之地，大多是天地清淑之气聚集的地方；但一定要有至人高士为它增添分量，之后才更加能够显出它的灵异。所谓土地因环境而胜，环境因人而著名。因此这座山自从存在以来不知已有几千几百年，直到老君来到这里留下赤色足迹、开启幽秘，山才因此得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等到有了这座观，又过了九百多年，薛公在这里显著承受皇帝的命令，主持这座法席，观宇也因而重新修整。土地因环境而胜，环境因人而著名，其中大概自有定数，难道是偶然的吗？薛公名廷凤，字朝阳，早年在龙虎山学道，是特进玄教大宗师吴公的弟子；如今的大宗师对于薛公，又是他的弟子。薛公主持此观后，至正丁丑年奉玺书赐号真人，主持杭州四圣延祥观。第二年戊寅，兼管镇江道教，兼任乾元、玄妙、凝禧三观住持。大宗师的传承按次序传到薛公，薛公坚决辞让，集贤院将此事上报，皇帝特命在原有称号上加“大真人”，又进号大真人，重新主持杭州道教，并且主持大开元宫。铭文说：

译巍巍的这座山，名叫马迹，自古以来便显现祥瑞、应验奇异。阴暗的岩石、幽密的洞穴，深藏在幽静寂寥之中，福地适宜作为仙圣的居所。自从在这里奠定屋宇的基础，开始开辟以来，经历寒暑，已经九百年；废兴相继，事情难以预料。皇元极度崇重道教，有大真人主持法席，宏大宣扬至善教化，彰明皇帝的力量，改变旧制，重新兴建巨大的工程。土木建筑壮丽，工程并不仓促，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完成。建筑深邃宏大，众多楹柱排列，涂抹彩绘；丹红白粉映照着金碧，林谷也被光辉映照，全都改变了颜色。宝幡纷纷，华盖遮蔽云天；璈和石磬早晚振响，天神前来护佑，全都欢欣喜悦；赐下美善，降下安康，永远如此。祝愿我们的天子长寿万亿年，国运绵延，与山一样积厚；把这篇铭文刻下，永远垂示而不废弃。《义乌县去思碑》（并序） 义乌隶属于婺州，是上县。评论风土的人说，这里的百姓崇尚意气，可以用义理使他们服从，却不能用武力使他们屈服。因此凡是来做县令的人，如果有循良的政绩，能够妥善安抚他们，那么百姓没有不乐意服从的，政务也没有不容易办成的。国朝的制度是郡县各设置达噜噶齐作为长官。义乌自从列入版图、归入职方以来七十三年，担任长官的已有二十人，如今由额琳沁儒林公继任。要寻找有循良政绩、善于安抚百姓的人，额琳沁公大概是很接近的。公敏捷而干练，明察而不苛细，勤劳而不倦怠，仁慈宽恕而有容人之量。他治理政务，致力于抑制豪强放纵，保护贫弱下民，使富贵与贫贱、大户与小户各自得到应有的位置。总的以恩惠施及百姓为根本，对于关系风俗教化的事情尤其尽心。在此之前，百姓服役于官府，苦于承担夫役钱。上级府中的士卒和差役经过县里，常常索要夫役才肯前行，有的只索取雇佣钱便离开。县里设置门卒和胥吏管理收支，其他征敛又借此名义索取，钱财每天多达数百缗。公到任后，让百姓的出纳比从前减少十九成以上，凡是滥行索取的，一概不许给钱，百姓都称便。田政长期废弛，有的百姓没有田却承担徭役，而田多的人所承担的徭役反而和下户相同。公奉宪府的命令，把田地实际情况全部查清，登记确定在册。于是百姓田地应缴的苗米再也不能虚报寄托、诡称隐匿；田多的人便按照田地所在，核验米数来承担徭役，而下户小家的差役全都免除，百姓都信服这种均平。正值时局艰难忧患，邻近境域骚动，民心动摇疑惑，不能安居。公从早到晚慰劳晓谕，命百姓十家编为一甲，彼此团结；又招募民丁，教给他们击刺的方法，跟随巡行村落来察访奸邪盗贼。在四境险要阻塞的地方，又集合民丁驻守，百姓尤其依靠此事获得安定。恰逢夏天大旱，原野田地枯病，公斋戒后遍祷各处神祠，神祠没有回应，便赤脚露体叩头向上天呼吁，七天七夜不停，雨才按时降下。集市中起火，火势十分猛烈，众人都不知如何处置。公径直走向火势所向，含着悲哀祈祷，脱下衣服投入火中，火才扑灭。人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公的精诚所感应，于是才有这样的结果。正逢年成大灾，官租民租都没有收入，劝农使者巡视后准备重新征收一半，公竭力阻止，言辞极其恳切，最终得以免除十分之八，百姓因此深深感激他。民间风俗受阴阳家的说法迷惑，有人亲人去世十多年，因害怕禁忌而不敢下葬，公下令以百日为期限；仍把丧事停留在家中的，按不孝论处，百姓都欣然接受教化。不到两个月，办理下葬的就有几百家。遇到丧事稍有空闲的日子，公便坐在学校里，与学官和弟子员考察德行、询问学业；街巷中的私塾，也按时去见其师生，加以奖励劝勉。仲春劝农时，公一定亲自走遍境内，对父老乡亲说尽恳切告诫之意，每年都以此为常。所谓公治理政务总以恩惠施及百姓，对于关系风俗教化的事情尤其尽心，大多就是这些事。其他如县治破败，公也依照旧址而大加翻新。三皇庙、孔子庙以及绣川、龙祈两驿，也都重新修整。县城位于孔道上，关系到观瞻，于是就在西郭夹着高墙建门，俯临重门建阁，以严肃开闭之制，谨慎候望之事。东江石桥长久毁坏于水，重新修建了两座顿桥，使它恢复完整。绣湖堤坝废坏，便重新修筑东堤，并在其中种植莲花，靠湖的百姓都从中获利。所有这些兴建工程，都使百姓有正当的途径参与，百姓全都踊跃趋赴。公任官六年，任期届满后调任离去，县民于是共同商议说：“公治理我们这个县，不做别人一定会做的事，却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对我们的恩德非常深厚。何不选取足以系住人们思念的事，刻在石上，表示永远不忘？”我替他们说：“如今在郡县做官而能对百姓有所帮助的人，太少了。这就是亲自治理百姓之所以困难，而做县令尤其困难的原因，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民心最难取悦，而离百姓越近的人，百姓的怨恨越容易归到他身上。举措一旦合宜，能使他们心悦诚服的情况就很少；不幸稍微违背了他们的愿望，众人的憎恶立刻就跟随而来。所以做县令而能对百姓有所帮助，不被他们怨恨而被他们喜爱，离任之后还被思念，像公在义乌这样的人，当今之世千百人中也难找出十一个。唉，像公这样的人，难道不就是所谓循良之吏吗？”因此我称述他的善政，完整写成文章；所有兴建的功绩，也都一一连带写出。公名乌鲁斯，字仲弘，因祖先荫庇入官，由泾县达噜噶齐调任新喻府同知，后来以儒林郎的身份来任义乌县令。他在至正九年六月到任，在至正十四年二月离任。并附诗说：上县义乌，封地方圆百里；风俗本来崇尚意气，礼义却与各地相同。观察这些编入户籍的百姓，谁来启发他们的内心，谁能善于治理他们？只有我们的公。我们的公温和恭敬，是循良之吏；既不严猛，也不宽纵，政务因此没有弊病。慈爱所推及之处，百姓全都受到庇护。看这百里之地，都处在治理之中；财物是百姓的心命，公确实优厚对待他们；徭役是百姓的病痛，公确实为他们休除。百姓有危险，公也如同有危险；百姓挨饿，公也如同挨饿。凡是百姓的灾害，公都确实为他们遮蔽。问农事怎么样？我耕种，我便有所收获。问官府怎么样？我遵守法律，我便有所安定。无论大小、贫富，都已经安定富足。百姓还说：“公是我们的父母；爱公，就像爱父母；敬公，就像敬明神。”公如今要离去了，谁来保全我们？我看百年时光，不过如同一季秋春。留下的恩爱怎能泯灭？绣湖的水波清澈纯净。百姓对公的思念永远不会厌止。采录街巷歌谣，刻在道路旁边，不是我夸耀公，而是要把他作为后世的准则。《元故弘文辅道粹德真人王公碑》（并序）

译至正十三年庚寅十月十六日，弘文辅道粹德真人公在湖州德清县百寮山的开玄道院羽化，享年八十一岁。他的弟子在十二月二十日奉其遗体，安葬在玉尘山的山原。如今的洞玄冲靖崇教广道大真人薛公廷凤，实际继承公的职位，主持杭州大开元宫，于是叙述公的道德行迹，派人来取铭文，刻在这块碑上。公名寿衍，字眉叟，姓王。他的先祖是河南修武人，宋建炎初年随军渡江，于是定居杭州并入籍。曾祖王云，武翼大夫、保信军承宣使；祖父王显宗，右武大夫、某州观察使；父亲王子才，武功郎、判修内司干办御酒库。公生来聪慧，远远显出超凡脱俗的气象；从小便专心向道，人们无不以远大的前途期望他。至元甲申年，玄教大宗师、开府张公的弟子陈真人义高任梁王文学，因事来到杭州，住在四圣延祥观，见到公便器重喜爱他，于是度他为弟子，当时公才十五岁。公跟随陈公到京师，乙酉年到上京，入宫在东宫拜见裕宗。陈公跟随梁王北行，公也与他一同停留在哈奇尔穆敦，奔驰于朔漠，充分尽到了勤劳。丙戌年返回京师，丁亥年跟随开府公代替皇帝祭祀各地山川，到了杭州，便让公主持四圣延祥观的事务。不久又侍奉开府公回朝。戊子年，第三十六代天师授公为灵妙真常法师，任袁州路道录但尚未赴任，改为杭州开元宫提举，主持宫中事务。壬辰年，第三十七代天师加授公崇教的称号，仍然提举开元宫。这一年公到京师，奉诏访求江南遗逸，举荐永嘉徐似孙、金华周世昌，带他们在香殿引见，皇帝奏对后称许他们贤能。甲午年，成宗登基，命公召天师到龙虎山。等到抵达，公在翠华阁和万岁山圆殿完成醮祭，事情办完后，皇帝给予优厚赏赐。元贞乙未年，奉玺书主持杭州佑圣观，观宇长久破败，便将它全部翻新。大德丁酉年，公带香到宫阙，隆福太后下令，命公到江南访求经箓。戊戌年入朝，随驾到上京，获赐衣服三袭，赏赐也及于他的弟子。己亥年春，诏令公跟随呼喇珠妃北行。梁王改封晋公后，又奉诏代替陈公侍奉晋王；陈公返回桓州后羽化，公奉诏随从侍驾返回。庚子年春，公侍奉晋王入朝觐见两宫，所得赏赐更加丰厚。不久奉诏南还，仍赐给佑圣观印章，规格相当于五品。辛丑年，制书授予他龙兴路道录、玉隆万寿宫住持、提举的职务，实际继承陈公的职位。到任之日，开堂演法，听众纷纷而来，他的道德声望更加振兴。壬寅年入朝，玺书加护玉隆。癸卯年回到杭州，把佑圣观的事务传给孙真人益谦，自己退居开元宫。甲辰年，制书授予他开元宫住持、提举。丙午年举荐吴真人以敬代替自己居住玉隆。丁未年武宗登极，公跟随第三十八代天师入朝觐见。至大戊申年，开府公征召公参与议论教门事务；公奉玺书及兴圣太后懿旨，加管开元等九宫观，并代替皇帝祭祀各处名山。己酉年夏，返回开元宫居住，住了三年，凡是宫中制度没有完备的，全都补足。皇庆壬子年，请求辞去宫中事务。仁宗即位，特授公灵妙真常崇教真人，派使者带制书到开元宫，命令他不得推辞，召他入朝，赐见于嘉禧殿。公于是上疏说：“臣听说道家以无为作为宗旨，古人所说的真人，境界宏大深远。如今奉行这种道的人，善于传达皇上的心意，通达神明，导引并彰显福祉，专心一意办理此事。只有大宗师大真人及嗣师真人，长久侍奉宫中、受到宠遇，拥有名号和命数；他们的尊贵可以与公卿侯伯相比，在玄教中的显赫荣宠已经达到极致。名号是事实的附属，过于显赫就会招来忌讳。真人的称号，不是我这样的远方臣子所能承受的。臣请求坚决辞去，不敢称为真人；能够返回山中奉行祭祀之事，以报答圣明，这个志愿就已经足够了。”皇帝赞叹他的话，认为他是先朝旧臣，便深深敬重礼遇他。此前杭州九宫观的财物收支隶属于都财赋府；到这时太后下令，都财赋府不再给它任何供给。延祐甲寅年，改授公弘文辅道粹德真人，主持杭州路道教各宫观事务，兼任开元宫住持。皇帝命词臣撰写赞书来褒扬他，又赐银印，规格相当于二品。临行辞别那天，皇帝亲临嘉禧殿，赐他坐下，与他交谈了很久，按他的字称他为“眉叟”，并说：“《老子道德经》不只是道家的书，它的道理足以开发万物、成就事务，是治理天下的人应当采用的。如今我命近臣向中外颁示，你还要替我宣扬传布我的心意。”公叩头称谢，皇帝又赐宝冠金服，以备作为真人的服饰。另下玺书，命他代替皇帝祭祀江南各处名山。等他返回，又移文集贤院，请求免去真人称号，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建造开玄道院，作为栖息修真、安享晚年的地方。丙辰年，第三十九代天师入朝觐见，公跟随一同前往。当时晋公在朝，皇帝特命内史府设宴礼遇公。这年冬天，金箓醮事完成，获得白金和纸币的赏赐。丁巳年元旦朝见皇帝，奉诏代替皇帝祭祀北岳、济渎和天坛。公到达汴京朝见后，元宫道途经修武，便前往察看先祖坟茔后返回；又奉诏访求东南贤良。两宫赏赐更加丰厚，朝臣在都门外为他饯行，供帐非常盛大。冰层冻结，船只胶着不能行驶，公依法祈祷，冰冻便自行解开。戊午年，得到永嘉戴侗的《六书故》和鄱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两部书，上表进献并颁行。历经江南四省境内，所到之处奉行皇帝的命令，没有一处不到。回到杭州后，以疾病为由退居余不溪上。恰逢天旱，县令和乡中老人来请他祈雨，他命弟子彭大年到百寮山祈祷，天上随即降下甘雨。至治辛酉年冬天，开元宫毁于灾火，公立即筹划重建废墟，省台百司全都来资助，按照制式建得宏伟华丽，比从前更加壮丽。开府公在这一年仙逝，嗣师特进吴公继任大宗师，对公尤其亲近敬重。泰定甲子年，皇帝诏令派使者带香，举行新宫落成仪式，并召公入朝；在宣德府接见他，慰劳问候极其周到。随后天师也到达，两人共同举行三次大醮，皇帝从内府拿出道经和金帛赐给他们。

译乙丑年，皇帝下令赐给公金织法衣，派使者护送他南归，并赐玺书。开元宫按照甲乙次序传承，凡是庄田所在之处，都加以诏令保护；中宫和东朝的赏赐尤其丰厚。丁卯年，天师到杭州，完成禳解海患的醮祭，公与他一同办理。至顺辛未年，集贤院发文请公前往龙虎山提调醮事。至元乙亥年春，如今的皇帝命黄真人崇大带香到四圣延祥观，建立金箓大醮，特命公主持。夏天，皇帝赐玺书给大开元宫题额，诏令如前。公自认为一生受到的宠遇太过，便把皇帝历来所赐的冠服以及自己收藏的图书、琴、剑等物，编列清册送入宫中收藏，以传给后人。至正辛巳年，宫宇又因灾毁坏，皇帝委任提举毛子敬承担兴建的功劳，而公亲自为此谋划，不过一年，旧观便恢复了。乙酉年，就在宫中建造楼阁，有白鹤飞翔环绕的奇异现象，于是上表题名为“胎仙”。从此公更加厌倦与外物接触，退居开玄道院，已有在那里终老的意思。庚寅年十月十五日，宾客聚集在开玄道院，以公的生日一起为他祝寿，弟子陈子浩后来才到。公笑着说：“我等你很久了，我将要休息，你替我招呼各位宾客吧。” 第二天早晨起床，公的气息稍微急促；到了太阳偏西的时候，忽然去世。弟子遵照遗命，按时用当时的服装为他入殓。他所度化的弟子，从陈子浩以下有若干人。起初，公考虑到开元宫的传承还没有托付之人，而能够绍续玄教正统的，实际上只有薛公；于是预先写下传授的文书来促成此事。当时薛公正辞让大宗师的传承，再三谦让，实在无法推辞，才勉强承接甲乙次序。集贤院把这件事上报，皇帝下令，特意加给薛公“大真人”的称号，主持杭州路道教各宫观事务，主领并主持大开元宫。从提举马志和以下，众人都依次确定了次序。公器度见识高朗，胸襟气量宏大；身居尊贵显盛而能谦逊，处于圆满富足而能自守虚静。因此历事数朝，明显承受皇帝的眷顾，亲自辅佐玄教，光大宣扬祖师遗风。至于他应接外物、交往待人，更不拘滞于外在形迹。上至王公显贵，下至平民寒士，他都以礼相待，从来没有差别。天性喜好施舍，俸禄虽然丰厚，却从来不够他使用。他所作的诗，闲雅深远、典重高雅，为世人传诵赞赏。他题写居室匾额为“玄览”，并以此自号。晚年寄托傲情于溪山之间，又号“溪月散人”。平日戴华阳冠，穿白羽衣，红润面容、白发如鹤，眉目之间生出清爽之气，洒脱地享受尘世之外的情趣。远远望见他的人，都以为他是真正的神仙。唉，像公这样的高尚节操和超逸气概，确实无愧于古代所说的真人吧？因此应当为他作铭。铭文说：老子的道，舍弃崇高而持守谦逊，去掉盈满而保留虚静，守持专一而不二心，不在万物之前争先，能够安定而舒展；有所作为却如同无为，不断减损再减损，哪里还计较有与无？不断修养自身，他的德性于是纯真。于是与大道同在，多么美好啊，真人！心情冲和，气息平和，是列仙中的儒者；勤勉侍奉王家，竭力维护祖庭，功劳常常有余。出入宫廷内外，辅翼弘扬玄教，帮助宣扬皇帝的谋略；光明而不耀眼，行动而能沉静，举止从容徐缓。皇帝说：“你来吧，升降往来在我左右；玉佩美服，都是发自我深心的恩意。”赏赐繁多，恩宠优厚，礼遇特殊，赐号为真人。皇帝的诏命显赫，见于赞书。真人直言说：“名号过于显赫便会招来忌讳，我实在是远方疏远之臣；这个美好的称号，太宏大而且太厚重，不是我所应当承受的。”愿意归山奉行祭祀，以祈祝宏大的福祉，使微躯得到安逸。既然已经归去，便保养精气、涵养纯粹，品味大道的精华，守持谦逊、保持虚静，涤除玄览之心，与天成为同类。原以为将要逍遥长生，后天而存、不受衰老，为什么没有过多久，忽然就抛弃尘世了呢？他的神灵要到哪里去？紫府清都，玉尘山，是冠剑收藏之处；这幽深的墓穴把它们珍藏起来。揭示文辞、传扬芬芳，刻载在坚贞的石上，永世不改变。书

译给平章扎拉尔公的信 某年某月某日，布衣金华王祎再拜敬献书信给平章相国阁下。王祎认为，如今的王公大臣，是天子共同治理政事的人，位列朝廷之上的也很多。然而以元勋世臣的尊贵，兼备道德文儒的美善，又把天下的文才当作自己的责任，急切地扶持栽培、甄别录用、造就成全他们的人，还没有像相国这样的。所以天下士人没有不奔走而愿意依附于相国门下的。王祎是东浙的平民，没有别的才能，只以读书作文为业。近来来到京师，大概是想拿自己的长处出来自我表现。如果不是王公大臣能够扶持栽培、甄别录用、造就成全，那么我能够有所表现吗？仰望相国的门墙，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回头看自己却仍然徘徊不敢进去；求见并结识，正是古人所认为困难的事。然而如今依附在相国门下的士人并不少，而我独自徘徊不敢进门，这就是自己断绝于相国门下了。想求取进身，却不把自己同他们区别开来，难道只是我自己的意愿吗？这也会被相国轻视。因此把我所听闻的事情陈述出来，来求得您的察知。伏望相国稍稍垂听。王祎听说，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在于人才；而人才之所以成为人才，也在于国家。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有本有末，有大有小，有重有轻，有繁有简，千差万别。如果没有人才来任用，筹划治理，使事情有张有弛，怎么能完成天下的事务呢？人才众多，有的博学多闻，有的文章造诣深，有的才干优长，有的品行高尚，有的精通一门技艺，有的擅长一种才能，各不相同。如果上位者不能加以培养、选拔，怎么能成就天下的人才呢？所以说，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在于人才；人才之所以成为人才，也在于国家。难道不是这样吗？既然如此，国家与人才，难道不是相互资助而成就的吗？所以我曾考察近代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认为人才难得，而且也难以识别。如果不广泛搜求、广为采纳并大量蓄养人才，就不足以网罗天下士人。因此，先设馆阁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人才进身的途径有三种，而由大臣荐举是其中之一。士人中有学问、文章、才干、品行、技艺和才能的，都在馆阁中蓄养，并优厚防护、培养教育，以奖励他们取得成就。因此在当时，两府缺人就从中选取，两制两制缺人也从中选取；馆阁中的士人，上等的都卓然成为当时的名臣，次等的也不会失为优秀士人，足以供当时任用。因此，上面没有人才匮乏的叹息，下面也没有遗漏贤才的哀叹。我国的制度是设置学校、实行科举，以等待天下士人；但士人出自山林岩穴的，不一定经过学校，具有奇特杰出才能的，也不一定出于科举，所以仍然有荐举之法。士人以平民身份进入馆阁，又由馆阁登上台省的，往往都是这样，可以说是盛况了。近来荐举之法废止，不再实行，馆阁用人一概拘泥于通常的调任，平民士人开始没有进身之路了。然而幸而王公大人仍把人才放在心上，像相国这样的人可以作为士人的归依；士人中有学问、文章、才干、品行、技艺，凡有一技之长能够自行显露的，都可以借此依附于相国门下，不至于终于被弃置困滞。所以即使我王祎卑微低贱，也不自量力，竟想把自己列入门下士人的行列；超越界限、冒犯名分的罪过，我也不再躲避了。我之所以不自量力，敢于犯下这种越界逾分的罪过，实在是因为相国留意人才，足以让我有所依恃；而我也私下依恃自己浅薄的才能和微小的技艺，或许还足以在相国属下效力。如果相国不赐予我隔绝拒斥，稍加收录任用，使我得到优厚培养，能够自得其所并有所成就，那么我所写的文章，上可以文饰、辅佐皇帝的事业，下可以阐明古今而赞誉盛大德行，难道会没有一天能够增长才学而就此停止吗？我曾考察前代史书，汉代以后所称的贤相，没有谁比得上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但传记所称道的，不过是他们听到别人有优点就像自己有一样，不以求全责备的态度选取人才，不以自己的长处限制他人，随其才能而收录任用，不因身份卑贱而隔绝罢了。如今相国以开国元勋、世代功臣的尊贵身份，又兼具道德、文章和儒学的美善，而房、杜作为宰相的优长您又全都具备，那么天下士人仰望相国门下，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呢？只希望相国重念国家之所以建立在人才之上，更加把天下人才放在心上，不因我的卑贱而鄙弃我，反而培养、奖励、提拔我，那么这岂只是我的幸运，将是天下人才共同的幸运了。冒昧干犯尊严，进退听凭命令。王祎再拜。

译上苏大参书 某年某月某日，金华王祎再拜，呈给参政相公阁下。王祎听说，文章存在于天下，有承载道理的文章，有记载事情的文章。《六经》的文章，是承载道理的文章；其中《书》《春秋》在六经中专长于记事，记事而道理也包含其中，即使称为承载道理的文章也可以。自《春秋》内外传、《史记》以下，世上便很少有承载道理的文章了，而历代史书和诸子百家的著述，没有不专门记事的。然而，记事的文章确实不能看作比承载道理的文章容易；世人却总认为记事不如载道，这是为什么呢？试着谈一谈：写文章而擅长记事的，必须使语言足以综括难以遗漏的事迹，使事迹足以完备难以说明的情状，使情状足以揭示难以显露的情感，使情感足以阐明难以隐藏的道理；而且他的语言必须简明而周备，精确而核实，深刻却容易通晓，直率而不放纵，典雅真实而没有浮华，平易而没有艰深险僻，这才可以称为文章；但还不止如此。文章有体制，而体制通常各不相同，所以虽没有固定的体制，却有共同的大体；必须大体纯正而明备，然后才足以成就文章。然而古今天下能够凭此自成一家的人，实在从来没有屡见不鲜。唉，记事的文章，也确实可以说是太难了。我十五六岁时就学习写文章，听父辈和老师说，写文章没有比记事更难的，记事没有比造作言辞更难的。因此我写文章时，凡是人物的言语行为、功业、制度的始末先后，都喜欢加以评论记录；对于雕琢语言，更是特别用力。后来我自己思考，语言是内心的发露，语言工巧源于内心的巧慧；内心有了见识，那么语言就不必担心不工巧。所以自从学习文章以来，到现在又有十五年了。我写文章时，凡是语言工巧与否，都无暇计较；所忧虑的是人物的言语行为、功业、制度的始末先后，不能详尽记载，将来显现在文章中的事实便会真实而错乱，也就无法取得世人的信任。因此我早晚忧惧，只希望到有文献的地方去求教。如今寻求那些以宏大才华、深厚学问担当一代文献之任的人，只有阁下而已。我从年少时读《国朝文类》，就知道阁下的志向所在。《文类》这部书，不只是文章；人物的言语行为、功业、制度的始末先后，都在其中有所记载，至于阁下其他所写的文章，也无不如此。所以我知道阁下的文章，是以记事为志向的。语言足以综括难以遗漏的事迹，事迹足以完备难以说明的情状，情状足以揭示难以显露的情感，情感足以阐明难以隐藏的道理。语言简明而周备，精确而核实，深刻而容易通晓，直率而不放纵，典雅真实而平易，没有浮华和艰深险僻，并且具备文章的大体，纯正而明备。因此评论者说，国朝的文章，只有柳城姚公、清河元公、蜀郡虞公、金华黄公以及阁下，都能自成一家；而我私下认为，阁下在记事方面实际上超过了他们。这就是说，阁下的文章本来就是海内学者士大夫所取法的对象。何况我有志于此，早晚勤勉不懈而忧惧，想在有文献的地方求教；我对阁下的归依、推戴、仰慕和依恋，又该达到怎样的程度呢？近来阁下任江浙参政时，我正跟随黄公留在京师；等到阁下奉命召回，我又赴试南归，没能拜见您道德的光辉，恭敬聆听您的议论。如今您的使节再次来到浙省，而我住在浙东，确实属于您的辖区，便冒昧不顾贵贱之分，求见于您，先写这封信作为前导，并将拜见时的薄礼——鄙陋的文章十篇——一同献给阁下。如果您认为可以教导我，使我在左右效尽所长，以实现求教的愿望，那么我写文章或许不至于事实失真错乱，能够取得世人的信任，并且因此以文章家知名，这就是阁下造就我的恩赐。所以，大臣的职责，以报效国家为先；而造就人才，就是报效国家。阁下如今可以说是国家的大臣了。造就人才，是阁下的职责。希望阁下加以谋划。王祎再拜。

译上丞相康思公书 某年某月某日，布衣金华王祎再拜，将书信献给丞相阁下。王祎听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任用宰相更难的；人臣的职责，没有比担任宰相更难的。担任宰相的困难，不是在太平时期，而是在天下多事时；天下多事时执政还不算最难，能使天下的形势由危转安、由坏转好，才尤其困难。我国拥有天下以来，直到海内海外，没有不归于一家的地方。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盛况，没有比这更盛大的。疆域统一，差不多将近百年。因此今天子在位已久，达到治理的盛盛局面，文臣安逸，武将嬉游；然而丰裕恒久、安逸享乐，正是艰险的根基和忧患危亡的征兆。近年以来，干戈接连兴起，海内动荡沸腾，朝廷的纲纪因此日渐衰败，国家的用度因此困乏。天下的形势久安之后必然衰弊，过去安定的逐渐转为危险，完整的逐渐转为破坏，天下的多事于是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天子感慨地想到，天下的形势中没有比东南更重要的，于是急忙谋划办法来安定抚绥它。宰相这一职位，确实难以找到合适的人。于是阁下凭借元勋世胄、丰功茂德大臣的身份，深受皇帝信任，接受诏命建立江浙行省，来承担保卫安定东南的重任。凡是招降、讨伐叛逆、赏赐功劳、惩罚罪人，以及一切军国事务，全都准许阁下奉承皇帝的旨意而行事。自国家大量设置行省以来，分任宰相镇守各方面的人很多，但像阁下这样专掌大权、主持枢要的，从来没有过。为什么呢？不能任用宰相，就不足以尽到天子的职责；任用宰相却不能让他专任，也不足以尽到任用宰相的道理。何况在天下多事的时候，不专一地任用他，却希望他的功业能够成就，实在困难。如今元勋世胄、丰功茂德的大臣，没有谁能超过阁下。天子之所以把东南方面的重任全部交给阁下而置之不问，也就是完全尽到了任用宰相的职责。因此自阁下到任镇守以来，政令教化重新开始，恩惠和威严一同施行，或放宽，或整肃，随着时势而相宜；两年之间，终于使东南的形势，危险的将要安定，破坏的将要恢复，渐渐一天天趋向无事。在这种时候，人们看见阁下做宰相的困难，而阁下处理它却从未认为困难，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也不过是尽到做宰相的职责罢了。天子在上面完全尽到任用宰相的职责，阁下在下面完全尽到做宰相的职责，上下相互成就；这样天下却不能再次达到太平盛世的程度，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如此，古语说：“泰山不拒绝微尘，所以能够成就它的高大；河海不挑拣细流，所以能够成就它的深广。”阁下做宰相，做了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功业将要成就，而像我王祎这样鄙陋卑微的草野之士，仍想向阁下陈述一些意见。阁下也许会宽容地听取并委婉地采纳它们吧？我所陈述的，都是琐碎细小的事情，难以一一列举；其中大的有两件：一是牢固团结人心，二是总揽政权。人心离散而怀有二心，却不暗中设法加以团结；政权纷乱更替，却不明白地设法加以总揽，这些都足以成为宰相功业的累赘。阁下如果不在这两方面深加留意，那么您所成就的事业同古人相比，或许还没有达到古人的程度。古代善于做宰相的人，三代以后没有谁比得上诸葛孔明；汉代的萧何、曹参、丙吉，魏、唐的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也不在其数。然而考察他们所以超过众人的地方，实际上只在于开诚布公、赏罚分明而已。从今天看来，所谓“开诚布公”，是牢固团结人心的根本；所谓“信赏必罚”，是总揽政权的要领。这两件事是做宰相的首要事务，阁下当然未尝不已经实行了；而我还要区区地谈论这些，实在是希望阁下长久坚持而不厌倦，用果断来成就它们而不犹疑。天下即使将要重新达到太平盛世，也不要认为已经达到而就此停止。这样，阁下宰相事业的成就，将可以同古人并列；岂只是比肩诸葛孔明而无愧，还将与三代的宰相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之流并驾齐驱，而不知道究竟谁先谁后。阁下凭借元勋世胄、丰功茂德大臣的身份，接受天子专一的委任，又在天下多事时担任宰相，却不以此为难；像这样，都是古代做宰相的人难以同时做到和处置的事情。古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您却成就了古人必然达到的功业；阁下努力实行的功效达到这种程度，当然不会仅仅如此，又哪里有空闲顾及我这些琐屑的言论呢？只是我终究不能自止，冒昧向阁下陈述；越过界限、超越名分的罪过不再躲避，也不过是犬马般的诚心罢了。恭敬地希望阁下特别加以裁察，并谋划决定我的进退。王祎再拜。《王忠文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十七 明代王祎撰 题跋 跋《太极赋》唐代宏词科的议论，流传到后世的，只有韩文公应试的《颜子不贰过》一篇；制举的策论，史书所记载的，只有刘蕡应答的一篇。这些都不是把文章的轻重系于科举名目的人。我们黄公先写出这篇赋，他大概也不是把它的价值系于科举吧？天下学者家家传诵，而钱君又用隶书和古文把它书写出来，留给各位同道，可以说是知道它的价值了。跋《玉枕兰亭帖》《兰亭帖》自唐代以后分为两派：一派出自褚河南，称为唐临本；一派出自欧阳率更，称为定武本。至于玉枕本，是褚河南首先缩小为小字字体的，有人说欧阳率更也曾经这样写过。宋景定年间，贾氏掌握国政，凡是流传在世的《兰亭》遗刻，很少有不被他用来供自己玩赏的。这一本后面有右军小像，而且题着“秋壑珍玩”，难道是贾氏重刻并看重的本子吗？跋先世墓志 家父已经把十世祖宣奉公以下三代的墓志、行状、圹记辑录成一编，并在后面作了说明。我后来又得到淇水李公所纂写的恩阳府君这篇铭文，谨慎地附录在后面。从宣奉公以下到府君共三代；从府君以上，家谱已经残缺散佚，世代次序无法考知了。谨按此墓志序文说：“五代末年，他的先人从[防]稽迁居义乌，而府君葬在凤林乡。”又考察宣献楼公钥所纂的丞相鲁公、文定公行状，也说：“王氏在五代末避地居住在义乌的凤林。”这与李公的序文相合。两位公的撰述可以信实而不虚妄。但六世祖朝奉公的行状说，他的先人是济南人，到靖康年间才开始居住义乌；难道是因为八世祖正议公曾经在济南做官居住，后来又随宋室渡江返回，所以才这样说吗？至于先祖父石峡山长公所作家谱序，又说自李唐以来就登记户籍于本县凤林，难道所谓“李唐”是指后唐吗？传闻有这样的不同说法，谨慎地记录在这里，希望多少合乎《春秋》保存疑问的用意。

译书《友人解嘲》后 君子只守护属于自己的东西罢了。道义存在于我自身，我能够如此守护它，坚定不移。就是说：我就这样生，也就这样死；就这样处于贫贱，也就这样处于富贵。这样一来，外界来的事物全都不足以动摇我的内心，我哪里还有闲暇去求取别人的理解呢？《诗经》说：“凡是诸位君子，都各自敬重自身。”又说：“礼义没有过失，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虽然如此，《诗经》所说“既然能够使它确定，没有人不能胜过”的话，是说上天最终胜过人；“高远广大的上天，没有什么不能够巩固”的话，是说上天最终会使事情安定。有人却认为人多势众能够胜过天，人怎么能够胜过天呢？只是上天的安排有迟有早罢了。古代君子不敢把事情必定寄托在上天身上，何况还要向人求知呢？唉！“这样耕耘，这样培土，即使有饥荒，也会有丰年。”我只知道耕耘培土罢了，丰收还是歉收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因朱君作《解嘲》，我便写在它后面，并且用来警戒自己。跋《圯上进履图》右边是张子房在圯桥上为老人取鞋的图。按《黄石公记》说，黄石公是镇星的精灵；“黄”是星的颜色，“石”是星的形质。但太史公、班孟坚都说学者多认为没有鬼神，像张良所见的老人授予他书这件事，也很奇异。难道可以说不是天意吗？大概是真把黄石公当作鬼神了。这同昌黎韩子把桃源看作神仙，有什么不同呢？眉山苏公说：“黄石公，是古代隐居的君子。”这足以消除千百年来的疑惑了。书段吉甫先生示甥诗后 诗能够感动人的地方，不是使别人受到感动很难，而是自己不能不被它感动最难。因此诗由情感发出而用语言表现出来，所以称为诗；情感所发，真诚就能达到极致。真诚达到极致，诗中的语言没有不能感动人的。只是能够知道它值得感动，因而感动奋发、受到警戒创伤而不能自已，这又不是容易做到的。如今看段先生写给外甥的诗，真挚迫切的感情充满了言辞。他的外甥赵君竟能被它感动，疾病很快就痊愈了。我由此知道诗感动人的功效竟然能达到这种程度。从前有个患疟疾的人，杜子美告诉他说：“诵读我的诗可以治病。”他依照杜子美的话做，病果然痊愈了；那件事难道不正好同这件事相类似吗？杜子美所告诉的是普通人，彼此感动尚且如此，何况段先生与赵君有最深厚的天伦亲情呢？管子说：“止息愤怒没有比诗更好的。”唉，这难道只是止息愤怒而已吗？跋顾次凤先生书 宋代永嘉顾次凤先生的《论朋党书》一篇，他的五世孙元龙拿出来给我看。唉！自古朋党兴起，君子和小人的幸与不幸虽然不同，但成为国家祸患的结果却是一样的。汉代的朋党，是因为君子以节义相群聚，而不结党营私；唐代的朋党，是因为小人以权利相互勾结，而不能周全顾念大局。到了宋代，从元祐到崇宁，从绍兴到庆元，君子和小人又交替争胜负，而国家的败亡，没有不是由于这个缘故的。先生这篇文章，是绍兴年间议论秦桧、赵鼎两党之事的，言辞直率严厉，辨析清楚而不计利害；虽然没有明白指出谁是谁非，但是非曲直已经隐约显现。当时先生沉沦在低级官职中，并没有应当进言的职责，却油然而然发自内心，不能自止。这一点点言论，究竟是谁使他发出的呢？大概是辨别是非的心人人共有，而仁人志士受到忠义激发便会如此。唉，臧孙氏尚且有后人，我对元龙也还有希望啊。跋《至治卤簿诗》《至治卤簿诗》一首，共五十韵，是翰林直学士致仕袁公所作。我国礼乐的盛大，超过前代。太宗皇帝时，就已经访求郊祀的制度；宪宗皇帝于是亲自在日月山祭祀；世祖皇帝开始建立庙堂；成宗皇帝开始举行郊丘祭祀；武宗皇帝亲自举行裸享。到英宗皇帝时，才完备大驾卤簿，仪仗制度从此焕然一新。这就是袁公这首诗的写作缘由。考察汉代应劭有《汉官卤簿图》，唐代王象也绘制过大驾卤簿图。宋代王钦若编修《卤簿记》三卷，宋绶增为十卷，后来累次增补为三十三卷。卤簿是太平时代的重大典制，是华夏的盛大景观。所以古人要铺陈它的盛况，必定把它绘在图上、载入记中，却从来没有用诗来记述的。用诗记载卤簿，我在袁公这篇作品中得到了证明。读他的诗，不仅仪仗的尺度、制度和章法可以大致看见，国家一代文明的气象，也确实鲜明地呈现在眼前。唉，盛大啊！书马易之《颍州歌》后 描摹事物、描写景色的精工，本来就是诗家的极致；而能够联系风俗教化、补益世间治理的，更是作者最重要的言论。《易之》的这首诗，大概两方面都做到了。书《赵泰州平反记》后 右边这篇《赵泰州平反冤狱记》，是处士、遂昌郑先生所编纂的。考察王祎因出身名门子弟而被推举选拔，任职于淮东帅府。帅臣爱惜他的才干，非常信任他。王祎性情刚直耿介，颇与人相冲突，因此许多人都怀恨他。一天，帅府中设宴，王祎因为厨师翟甲准备膳食不够谨慎，让身边的人杖打他二十下。当时翟甲已经染上疫病，过了五天才死。扬州录事判官石乙曾经因一件事怨恨王祎，便唆使翟甲的妻子到官府控告，诬说翟甲是因为王祎踢伤右肋而死；又拘捕王祎并严刑逼供，使他被迫承认，形成狱案。案件上报大府，主管知道其中有冤，却不能裁决，于是交给泰州尹赵公审理。赵公考察讯问旁证，完全查明石乙陷害王祎的情况，释放王祎出狱，以石乙的罪行治罪；那四十多名作伪证的人，也都被定罪。王祎的冤屈于是昭雪。全篇记述一千多字，大体就是这样。前些时候我留在京师，听诸公谈起王祎平反冤屈的事情，没有不为之叹息的。后来听说此事已经昭雪，众人没有不赞赏赵公写这篇记的。有人说，如果不是儒者，做不到这样；这话确实如此。过去范文正公任广德官时，狱中有冤案，就常常抱着完整案卷同上官抗争，一定要按自己的见解办妥才停止；他的名节因此显扬于当世，后来终于得到重用。如今赵公任泰州尹，政绩显著，并不只是平反王祎这一件事。那么，范文正公的名节，本来就是人们对赵公的期望，也正是赵公用来自我要求的吗？赵公名俨，字子威。

译跋宋景濂所藏师友帖 右边是待制柳公、侍讲黄公以及吴立夫先生写给门人宋君景濂的手帖。景濂最早受业于吴先生，后来又登门拜于柳、黄二公门下。他们平日往来的书信大概不止这些，然而只看这三帖，师友之间的情谊也确实洋溢在笔札之间。我生得晚，来不及侍奉吴先生；但幸而曾登柳公之门，至于黄公之门，也有幸长期交游。因此对于景濂，虽然我没有能力为他效劳，但私下有同门之谊。如今柳公已经不能再起而任事，黄公也刚刚以多次辞谢而获准回家养老。恰好景濂把这三帖给我看，于是我在后面记下姓名，希望多少可以把自己附列在同门之中。题《南山图》后 休宁戴君庭芳，出生时没能见到他的父亲；但他父亲隐居南山的地方、钓鱼游玩的遗迹仍然存在，所以把它绘图保存并记载下来。大概是希望能够时时展开观览，仿佛有所见到罢了。然而，能够看见的是图画，不能看见的事物，果真是图画能够完全表现的吗？《礼记》说：“爱意达到极点，事物便能保存；诚敬达到极点，事物便能显著。”戴君大概从这里有所领会吧？唉！云烟的卷舒，草木的荣枯，图画所显现的，就是遗境所保存的。我的看法是，使君以及使君的子孙亲眼看见这幅图、心中思念先人，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这幅图实在是这种心意的征兆，难道只是笔墨技巧而已吗？书堵无傲被诬事后 我的朋友堵君无傲被诬陷时，士大夫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的，没有不为他叹息的。唉！事情如果合乎清议共同认可的道理，难道不正是因为褒扬善人、憎恶恶人的心出于人人共同的本性吗？当初，无傲凭借学问品行受到鲁国王丞相的知遇，至正戊子年被提拔为监修国史掾史。王丞相罢相后，他便为了方便奉养父母，调任补授江浙行中书省掾。吴人吴溥泉一向同无傲交好，偶然因一件事怨恨无傲，便告发无傲自称占籍不实，而且仗恃权势阻挠官府办事。当时有辨章正信任无傲，而浙西部使者又同辨章有嫌隙，便立即取得这份告发，想借无傲之事中伤辨章。无傲接受审问后，竟自行诬认罪行；他们仍不满足，又牵连其他事情，说他其实收受贿赂，但始终没有任何旁证。无傲被诬陷的始末就是如此。天台朱伯言号称擅长文章，所以替他作序叙述此事，并且反复详尽地辨析论证。但我私下奇怪，他对人的姓名都避讳而不书写。有人说：不写出来，是为了宽忍他们。可是《春秋》的法则，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然显现；避讳其人而不写，和直书使善恶自然显现相比，哪一个更好呢？有人又说：不写出来不是为了宽忍，而是因为有所忌惮。如果忌惮那个人，就不必叙述他的事情；既然已经叙述了这件事，又有什么可忌惮的呢？况且伯言说，叙述此事，是感叹当时把无罪加在有学问品行的人身上。我认为，有罪无罪，事实在我自己；我确实无罪，那么一时加在我身上的牵累，果真足以成为我终身学问品行的牵累吗？虽然如此，世上有学问品行却因无罪而被废弃的人很多，本来不只是我的朋友无傲。比如临海陈敬初，他的学问品行同无傲不相上下；后来无傲被提拔为掾史一年，宰相任用陈敬初为经筵检讨。[防]宰相离职后，人们嫉妒他的升迁，争相用危急的言论中伤他，几乎遭遇不可测的灾祸；而御史中又有因私意憎恶他的人，于是借机把这些事作为罪名。敬初离职时，士大夫都为他叹息，就像为无傲离职而叹息一样。这就是伯言所说的“憎恶会伤害同类”。又据我听说，无傲被捕时，他平日交往的人全都畏惧躲避，没有人敢去探望；只有杨敬和，蓟丘人，看见无傲被诬陷，悲痛得不只是像自己被诬陷一样。无傲被迫认罪后变得贫困，没有钱财作为赃款，敬和便为他奔走借贷，以至废寝忘食而成病，所以无傲依靠他才得以免受酷刑。他这个人勇于行义，很像古代品行卓异的君子。我曾想为他传述一生的操守行为，却没有做到。既然如此，考察他之所以成为无傲的原因，那么褒扬善人、憎恶恶人出于人人共同本性的道理，难道真的可以被过分诬蔑吗？我因伯言的叙述，已经写了《无傲解》，并且一并叙说陈敬初、杨敬和二人的事情，以表达我的心意。同道之士，或许也会对我的话有所感触吧？跋王丞相家藏刘侍读帖 刘原父侍读所书的《庄子·秋水篇》，是丞相鲁国文定王公家中收藏的旧物。王公的题识写于淳熙九年，当时他担任宰相已经将近一年，所以这样说。题识钤有东府印，并兼用三省印和冀国公章。考察王公在淳熙七年以枢密使身份开始封为信国公，八年授任右丞相，又改封福国公；九年进位左丞相，于是改封冀国公；到十三年终于改封鲁国公。他被封为冀国公是在九年九月，而题识实际写于这一年六月，那么冀国公印章大概是题识之后才继续使用的。这一卷是王公五世从孙王阊所收藏，请我题写；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至于刘公书法的精妙，各位公卿已经论辨详尽，这里不再说了。书李遵道临米元晖画后 本朝李集贤的人品，比起宋代米南宫来，大概没有什么惭愧的。这一卷《海岳庵图》，是米南宫的儿子元晖所作，而由集贤的儿子遵道临摹。米南宫有元晖，李集贤有遵道，又是多么相像啊！想知道他们两家父子的技艺，能够观看这一卷，也就可以看见了。书王大防诗后 故大防王清献公凭借文学和政事，历任外地官职，声望卓著，成为一代名臣。他平日常常自诵说：“我一生没有别的长处，只有忠于君主、孝敬双亲罢了。”忠孝是臣子和子女的大节，而王公能够两者兼全，那么他之所以成就自身，达到的境界该是怎样呢？这首诗是王公亲手写下留给孙子禋的。当时禋刚刚满周岁，王公对他的期望之语也必定首先涉及忠孝。唉，小子禋，你的祖父对你的期望很深厚啊！《诗经》不是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他的德行”吗？你还要能够恭敬地继承它呀！跋石鼓临本 岐阳石鼓，是至今仅存的三代石刻。宋代东都时期，曾经铸造金片填入石鼓刻文，移置到宣和殿。金人攻入汴京后，剔取其中的金片而把石鼓弃置。因此自靖康年间国土分裂以后，石鼓拓本绝难得到。好事者曾用一锭银子购买十张拓纸，由此可知它在世上被珍视到什么程度。本朝取得中原后，才把石鼓用车运到京师，置于国学庙门之下。于是近来的拓本日渐增多，但字画也更加漫漶模糊而无法辨认。吴郡钱伯行一向精通篆籀之学，他临摹这一本，深得古人的笔法，大概就是所谓形体具备而规模稍小吧。

译书俞生拟古诗后 古诗始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魏晋以后，唐代李太白有五十九首，宋代王介甫有二十八首。它们距离《三百篇》虽然已经很远，但赋、兴、比的遗意仍然存在。我的朋友俞仲圭努力学习而喜爱古典，在读书之余，写了《拟古》五十首。比太白的作品略少，比介甫的已经多了。但考察它的意旨，大体出自《古诗十九首》的余韵。假使仲圭由此更加把自己的所得表现在语言中，积累到三百篇那么多，也不算多。虽然如此，《三百篇》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一个人所能写成的。后世看待古人，究竟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却想凭一个人的能力兼备古人所不能独自具备的成就，也很难。况且古今足以传世的语言，片言只字也可能不朽，本来不应以夸多争胜为目的。仲圭如果再由博返约，即使不能写到五十首，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跋吕大愚帖 大愚先生吕忠公祖俭，字子约，是东莱先生成公的同母弟。忠公向成公学习，又因父亲仓部泽的恩荫补官；经过中铨考试，授任修职郎，便请求领取祠禄；调任监明州苗米仓，升任衢州法曹掾；召入授任籍田令，升任司农寺主簿；不久出任台州通判，入朝任大府寺丞。庆元初年，奸臣韩侂胄掌握国政，赵丞相汝愚已经被贬，当时正直之士全都遭到斥逐。忠公因轮对上疏，极力论说这件事，获罪被安置在韶州，改送吉州，第二年迁往筠州，过了四年死在筠州的大愚僧舍。朝廷于是减轻他的罪罚，允许归葬婺州。九年后，韩氏才因误国害民被处死。嘉定年间政治更新，表彰、怜悯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于是下诏追赠朝奉郎、直秘阁，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嘉熙二年，赐谥号“忠”。五年，又特别命令授予他的孙子宝之官职。这时距离他去世的年份已经四十二年了。忠公这封帖是留给朋友汪时法的，是在台州任职时寄出的。他在台州时，正赶上大灾荒；因常平使者委托他广泛推行劝分之法，他亲自走遍郡境，没有不经过的地方，百姓得到实际利益，保全救活的人很多。使者向朝廷报告，于是命他遍行浙东，视察各郡赈济之事；他尽心尽力，一如在台州时。帖中所说“既然吃了国家的俸禄，就应当想到承担它的责任；一旦承担了责任，百姓的性命就掌握在我手中，战战兢兢，这是多么可畏的事情”，确实是仁义之言啊！汪时法名大度，人们称他为西山先生；他和兄长大亨、时升、大明、时晦，都是成公的门人。忠公被贬时，亲友没有谁敢来送行，只有时法慨然陪同他一直到贬所，过了很久才回来；他替忠公料理家事尤其周到，可以说是完全尽到了朋友的道义。这封帖是我从朋友邰彦防那里得到的；我已经详细记载了忠公的始末，因此又一并记下时法的事情，希望后来的年轻人能够知道古人的交友风义是不可企及的。跋曾茶山帖 茶山先生曾文清公名几，字吉父，是赣州人。他的父亲曾准，追赠少师；母亲嫁于清江孔毅父的女儿，所以曾公的学问多得自外祖家。大观初年，因父亲的恩荫入仕，铨试考取第一；按照旧例，赐进士出身，官做到礼部侍郎，死后谥号文清。他的儿子曾逢，字原伯，任徽猷阁待制；曾逮，字仲躬，任大理卿，都是当时有名的卿大夫。有一个女儿嫁给仓部郎官吕公大器，实际生下东莱先生成公祖谦和大愚先生忠公祖俭，而忠公又是大理卿曾逮的女婿。曾公这封帖不知道留给什么人，但开头和结尾有徽猷、大理的名号，应当是尺牍的内页。所谓外孙，指的就是成公、忠公。当初绍兴年间，仓部的伯父、中书舍人文清公本中，亲自承受中原文献的传承，带着它们回到南方，寄居在信州广教寺；曾公也随后来到那里，于是两人相互订交。后来曾公退居老于越地，而中书公则定居婺州。寺僧于是建祠祭祀二公，称为“两文清祠”。南涧先生、韩尚书无咎为它作记。两位公的气度情谊在当时彼此相合，姻亲关系又能世代延续，大概不是偶然的。成公的道德、忠公的节操品行，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后世的师表，虽然得自家庭传授熏习的美好传统，难道不也是外祖家的恩泽覆盖浸润、逐渐施加于他们的结果吗？这其中是有来由的。这封帖是我从族人王仲昌那里得到的。跋《七歌》《六歌》后 杜工部的《七歌》，作于乾元庚子年；他从华州司功弃官，由秦州前往同谷时写成。当时正处于艰难险阻之中，发出激烈悲慨的言语，读者尚且为之感动愤懑，何况亲身经历这些事情的人呢？文信公的《六歌》实际上是继承杜工部而作。文信公是宋朝丞相，国家灭亡而自身又被俘，于是秉持大节而死；他所经历的苦难，又不是杜工部所能相比。《六歌》作于至元戊寅五月渡过淮河以后，因伤家痛国而悲慨激烈，比《七歌》更是令人不忍卒读。百世以后，读到这些诗句而不为之感动愤懑的人，难道还算有人心吗？如今吴君把二人的作品合在一起，书写成一卷，以表彰显扬它们，大概希望有人听到这种风义后能够奋发而起吧。书徐文贞公诗后 至元、大德年间，东平李公、谦孟公、祺阎文康公、复徐文贞公琰，都凭借文学和政事成为一代人的典范，受到海内尊敬，号称四大老。徐公尤其擅长诗歌，他起初从不以雕琢辞藻、铺陈文采为工巧，但中原浑厚的精神，隐约可以从中看见。徐公持有部使者的符节，浙西吴兴人沈成之受到徐公知遇，居于幕府之下，替徐公亲手书写这一卷；字迹端庄严肃而谨慎，足以配称他的诗。这大概是国家太平极盛的时期。几十年来，士大夫的气质习尚越来越低下，辞章一天比一天陷入纤巧柔靡，书法墨迹一天比一天趋向衰颓媚弱，于是再也没有当年的余韵了。词章书翰本是小事，但从这里不也可以看出世道的变迁吗？跋周益公祭文稿 益公享年七十九岁，于嘉泰甲子年十月去世。这篇文章作于绍兴壬午年，当时三十七岁。所以鲁斋王文宪公说，这是他中年时所作。当时追赠官职的制书称赞益公年近八十，精心钻研、从不厌倦于经籍；何况他中年已有这样的作品，难怪临文能够如此详慎。因此，他被认为是南渡以后文章大家中的一位。益公作这篇文章是在四月，当时还任秘书正字；到五月便已有出任监察御史的诏命了。文中所祭奠的安抚宝文阁学士、户部许公，没有记载他的姓名，还应当另行考证。

译跋《古文孝经》《孝经》古代没有章次，到唐代才确定为十八章，并为各章命名。近世大儒又依据这些章次，定为经、传两部分。圣贤的防范之意虽因此得以彰明，但这种古文《孝经》在世间已经很少流传了。吴孟思擅长篆书、隶书，名重当世；他用隶书写古书《古文孝经》，或许可以保存几分古意吧？跋黄山谷赠元师诗 黄文节公凭借元祐年间修史时的笔力，坚持正道而不阿附，当时专权的宰相便指摘他的言行，企图把众多正直之士一网打尽，于是发生了黔州之行。他与[原文“鼪▯”字样疑误]一同居住，流离辗转了很久。元符三年庚辰，徽宗刚即位，起用众多正直之士，收录被废弃的人。黄公于是得到复任朝奉郎、知舒州的命令。十二月从戎州出发到泸州；第二年辛巳，即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从江安向东，乘船往来于荆、鄂之间。然而小人迎合时俗，搜取他《承天院记》中的话，于是他又有了前往宜阳的行程，接连遭遇艰难险阻，最终以废弃而终。黄公在戎州时，曾作诗寄题祖元大师的“此君轩”。这次到了江安，元师从荣州赶来为他饯行，所以又用前诗的韵作了这首诗赠给元师。诗末题记说：“正月辛未，确实是这个月的初十日。”黄公这首诗言辞冲淡、气度平和，尊君爱国之意洋溢于字里行间，所以前辈说，黄公在黔州以后，句法尤其高妙。他书写这首诗，体势飘逸、韵致优胜，笔势格外超迈可喜；看来他的书法至此也更高妙了，难道已经达到行书安闲和谐的境界了吗？这卷作品是秦中王家的旧藏，所以他的儿子焴在卷后题识。我的先师黄文献公曾经写过跋语，我的朋友章三益近来买到此卷，但那段跋语已经不存了。谨慎地把它重新抄录如下，并且一并记下这些详情。跋东坡书写的陶渊明诗 苏文忠公曾自称写大字不如写小字。如今看他所写的陶渊明诗，字径有几寸大，但用笔沉着稳健，结构严密，英姿杰气，超然于笔墨的常规之外，谁说果真不如小字呢？魏文靖公说，苏公早年的字体与中年以后极不相同，我认为这一定是他晚年所写的。跋宋太宗御书 宋代制度中，天子亲自书写的札子交给外廷，称为“内批”，又称“御笔”。其中的文辞多由词臣起草，进呈后都由宫中夫人代为书写。所谓“御宝批”，有的是皇帝亲批，有的是宫中夫人代批，但都使用御宝。所谓“亲笔”，则是皇帝亲自书写，有时加上押字，却不使用御宝。如今看宋太宗熙陵赐给丞相张文定公齐贤母子二人的两封札子，前一封言辞、字迹都十分古朴，而且不用御宝，大概是皇帝亲笔。后一封措辞温和流畅，字迹也秀美润泽，又加盖御宝，看来就是御宝批了。研究典故制度的人，一定可以从这里得到考证。跋宋高宗赐岳飞手札 右边这封是宋高宗写给岳鄂武穆王岳飞的手札，召令他率兵援救庐州。按新史《岳飞本传》记载，绍兴四年，岳飞平定襄阳、汉中的战事后，赵鼎认为鄂州、岳州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险要之地，请求命岳飞驻兵那里，使江西借助他的声势，湖广、江浙也可以获得安定。岳飞于是以清远军节度使的身份移屯鄂州。后来防备金人乌珠与刘豫合兵包围庐州，皇帝便写手札命岳飞率兵解围。岳飞赶到时，金人以铁甲骑兵逼近城下，岳飞与他们交战并将其击败。绍兴六年九月，刘豫又派儿子刘麟、刘猊分兵侵犯淮西，刘光世想放弃庐州，张浚想放弃盱眙。当时岳飞以武胜定国军节度使的身份在襄阳开设帅府兼任宣抚河东、节制河北。皇帝有诏召岳飞率兵东下，迎击敌军。张浚说岳飞一动，襄汉便无人控制，于是岳飞退回军队。绍兴十一年，金人又分路渡过淮河，逼近庐州。当时岳飞以少保、河南北诸路招讨使的身份驻兵中原，请求解除兵权，从庐州入朝觐见。诏令立即催促岳飞前去援救。前后共有十七封札子，岳飞估计金人倾国南下，巢穴必然空虚，如果长驱直入汴京、洛阳，捣毁其根本，金人一定会仓皇回救，便可以坐待其军队疲敝。等到岳飞抵达庐州境内，金人望风逃走了。这封札子应当是绍兴四年、六年、十一年这三年中发出的，因为没有署明年月，所以无法详考。不过札中有张俊、刘锜合力筹办军务的话，考察旧史《本纪》：绍兴四年是张俊在江上巡视军队，而屯兵拒战的是韩世忠、刘光世；绍兴六年是刘光世驻守庐州，而张俊在采石督师。只有绍兴十一年，刘锜屯兵濡须，联合张俊在河中的军队击退敌人，与札中的话相合，因此可以确定是这一年发出的。当初武穆王被秦桧诬陷，几乎被置于死地。秦桧命人搜查他的家，搜得御札数箱，捆扎后收藏在左藏南库。淳熙年间，事情已经昭雪，他的儿子岳霖请求归还，孝宗便还给了他。这封札子本来就在其中。唉！君臣之间实在艰难。正当天下多事之时，高宗对武穆王如此倚重借助，假使武穆王没有死，中原哪里会沦陷？王室哪里会沦落到偏安一隅呢？只是高宗不再有恢复中原的志向，所以奸臣秦桧的计谋得以实行，武穆王也因此死去。既然如此，武穆王之死，实在是上天造成的，我又有什么可责怪他的君主呢？跋《克金露布》唉！靖康之变，使中原的灾祸达到极点。宋与金的仇恨，正是所谓不共戴天的仇恨。然而南渡后的君臣竟然忍受耻辱去侍奉仇敌，这是为什么呢？奸臣秦桧的罪行，因此上达于天，也是当时仁人义士扼腕切齿、深为悲痛的原因。端平初年，距离靖康已经一百多年，开拓边疆的议论始终没有成功；到这时金人也第二次南迁，国力已经不能抵御蔡州城的覆灭，难道真是上天造成的吗？然而名义上毕竟是为了报仇，所以这篇露布文理顺辞烈；假使昔日的仁人义士能够看到它，也或许足以稍稍舒解他们的悲愤吧。但谁又知道唇亡齿寒，古代早已有明白的鉴戒呢？金国虽然被攻克，宋朝却紧接着也灭亡了，这更加令人悲痛。露布是忠翊郎程万所撰写的，他当时在制置使孟公的幕府中，因为官职不显赫，史书便遗漏了他的姓名。时代不同、事情变迁，如今也没有人能够讲述他的文章了。只有他的曾孙程椿一心想办法表彰先人，这种志向难道不也令人悲痛吗？

译跋《西台恸哭记》文信公的忠义盛德，近世很少有人可以相比。他英名和刚烈的节操，即使流传万世而不朽也是可以的。谢翱先生是文信公门下的学生。国家灭亡后，文信公也死了。谢先生悲伤悼念而又激愤的感情，常常寄托在文章中表现出来，于是写成了《西台恸哭记》。太史公说：“砥砺品行、树立名声的人，如果不依附于青云直上的人，怎么能流传到后世呢？”这难道不是说谢先生吗？我的朋友张丁雅喜好古道，取来谢先生所作的这篇记，考订它的年月，阐发它的深意，使它得以流传。他的用心十分深厚，这难道不就是太史公所说的“依附骏马的尾巴，行动的名声便更加显著”吗？唉！这篇文章确实值得流传了。书《宋氏世谱》后 古人评论家谱，不把世代显贵的门第看作值得推崇，而把世代积累的美德看作可以征验的根据。因此，庭院中陈列鼎彝，箱笥中世代收藏组绶，不能说不显赫荣耀于当世；但诗书教化世代流传、不断绝，这才确实是家族福祚赖以延续、令名赖以长存的原因。义乌的宋氏就是这样。从周广顺年间经过宋朝三百多年直到今天，共有十二代，世世以儒业为本。到了宋濂，他凭文章在海内享有盛名，由平民出身而官至太史，成为当时的大文学家。世代承载的德行，时间越久反而越发振兴，这难道不是韩愈所谓世称的德门吗？从前金华黄氏世代积蓄美德，生出了太史公黄庭坚。如今宋氏也因为长期积累而生出宋濂，名贤的诞生，难道都不是偶然的吗？黄氏从金华迁往分宁，黄庭坚在那里出生；宋氏从义乌迁到金华，宋濂在那里出生，为什么他们的经历如此相似呢？不过黄庭坚自称七代以上已经失去家谱，而宋氏所记已经上溯到十二代，再向上推，又有十四代可以考察。这尤其可以看出树木水流的根源，其来历是多么久远。后来的子孙，尚且希望能够继承祖德，使这种传承更加繁衍吗？太常胡公为宋氏撰写世谱，记载得十分详细。祎读后有所感触，所以私下把这些话记在篇末。书《代祀马援颂》后 当初，王君奉命出任安南廉使，接受皇帝诏令，随身带着若干两白金，备办牲畜，代替皇帝在横州乌蛮滩祭祀马援。到了那里，看见马援庙宇破败，于是把剩余的钱交给有关官府修缮。工程完毕后才举行祭祀，大概是为了把事情办成。廉使回来后，将此事报告朝廷。有人说这不符合皇帝原本诏令的规定，不敢让皇帝知道。洪武四年二月十三日丁卯，皇帝在大本堂召见太师韩国公以及礼部、太常、翰林诸臣，众人都在场。廉使趁奏对之时，详细说明修缮马援庙的事情。皇帝说：“马援当时杀戮各地蛮人过多，所以蛮人习俗直到今天仍不共同祭祀他。替他修庙，确实是对的。”于是朝廷大臣都认为这件事做得好，说廉使很会办理出使事务。跋《重屏图》右边这幅《重屏图》，不知道画家是谁。我考察《宣和画谱》，周文矩、王齐翰都是金陵人，都擅长画人物，曾在南唐任职，都是翰林待诏，也都曾经创作《重屏图》流传于世。这一卷笔法精妙，不是名手不能达到；况且绢素也是数百年前的东西，我猜想它或许是二人中的一人所作。我的朋友徐叔让最近在金陵市中买到它，拿给孙君子林看。子林如今以擅长绘画闻名，说这是赵千里所画；他的鉴定应当可信，不是我所能判断的。跋颜真卿诰 据《宣和书谱》记载，御府收藏颜鲁公的楷书六卷，其中一卷题为《颜允南母商氏赠诰》，就是这一卷。书中把“殷”写作“商”，是为了避宣祖庙的讳。又据《宋会要》，绍兴五年，颜鲁公的远孙邵卓等人把颜鲁公亲自书写的诰身进呈朝廷。这样看来，颜鲁公亲自书写的颜氏诰书流传于世的，当然不止这一卷。这里所说的诰，只是依据御府收藏的这一卷而言。礼部黄公买到这卷后，十分谨慎地珍藏起来，这确实是值得珍视的宝物啊。跋赵魏公法帖 欧阳文忠公为王右军法帖作跋时说，法帖所写的内容都是吊慰丧事、探问疾病，施用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几行字罢了。起初并非有意创作，只是纵逸的笔墨和兴之所至，淋漓挥洒，有的妍美，有的丑拙，百般姿态自然显现。因此后世得到它，把它当作奇珍玩赏，也借此想见书写者本人。赵魏公这幅法帖，大概得到了王右军遗留下来的意趣，应当按照欧阳文忠公的话来理解。跋《黄庭经》《黄庭经》的泰州刻本，缺点在于骨力太强；越州刻本，毛病在于肉多。此本是北方的古刻，肥瘦适中，神韵意趣也都完整，确实是佳本。在天下绝无仅有。跋《东方朔赞》王右军流传到今天的小楷书，只有《东方朔画赞》《乐毅论》《曹娥碑》《黄庭经》几种，但历代摹刻已经失真，佳本极少。如今看这一刻本，意趣神韵都很优胜，是世上不可多得的本子。跋宋、戴二君诗 古诗二十首，前十首是戴君叔能寄给宋君景濂的，后十首则是景濂答复叔能的。唉！诗道衰废已经很久了。十年以来，学者士大夫往往困窘于世事的艰难，沉溺于俗尚的鄙陋，表现在诗中的，大多是感伤之语，委靡而意气消沉；放纵之语，则荒疏而志趣乖张。雅正的诗音，于是再也没有兴起。二位一向以古道相互推重，这组诗的唱和，大概仿效苏武、李陵，正如律吕彼此应和，规矩相互配合。有时他们的言辞务求简淡，但思考深远而切实；有时崇尚宏阔铺陈，但感情婉转而周密。鲍照、谢灵运诗歌中精微深厚的意味，他们大概各自都具备。至于借物寄托、触类联想，因眼前之事而生感慨，又都有陈子昂、朱熹借物兴感的遗风。唉！诗道衰废已经很久了。我读二位的作品，于是感慨古诗的传统还没有完全断绝。孔子说：“诗可以用来观察。”读他们的诗，那么其中可以观察到的东西，就能够看见了。跋《五牙元精经》《五牙元精经》是金华宋君景濂所撰写的。宋君博览群书，凭文章闻名于当世。对于我们圣贤的学问，他已经达到很深的境界；对于佛、道二家的学说，也兼通其旨。他采用老子的法式撰成这部经，语言声韵近似《黄庭经》，辞采近似《真诰》，至于其中玄妙精微的旨意，都以《道德经》为根本；再往后的内容，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我读后喜爱它，所以抄写了一部，送给茅山宗师王公。

译跋赵魏公《千字文》赵魏公的书法精妙，冠绝当代。早年致力于摹仿古人，用心极其精密；到了晚年便融会贯通、变化自如，自成一家。这一卷《千字文》是他中年时所写，所以仍然采用智永的笔法，还没有完全改变。学习临摹书法的人，应当珍藏使用它。书《郑子美文集》后 郑子美先生所写的文章，我十年前曾得到他论汉唐的几篇，颇觉得他的文辞不全都精纯，文章体制也往往不合规范，因此心中并不喜欢。今年秋天又得到他的《师山集》，全部读过之后，看他操持议论、坚持主张，务求辨明道理，讲论名分义理，大概是急切地想扶植世间教化、表现自己的志向，于是内心赞叹佩服。这才惭愧于过去对先生了解得不深。不过，若只从文章来认识先生，并不是真正了解先生。想评论先生，应当从他一生的大节来观察。当初，先生隐居乡间，教人待人接物，一切都合乎风义。至正年间，宰臣把他的名声上报朝廷，诏令授予他翰林待制，并赐给上尊、名马和币帛。先生痛恨当时奔走竞争已经成为风气，想要加以抑制，于是上疏辞谢，文中说：“臣学问的深浅，别人不能知道，臣自己却确实知道。所谓‘我对此还不能自信’，难道敢贪图冒领恩荣来欺骗自己的内心吗？酒和币帛，是天下用来奉养陛下的，陛下可以私下赏给人，臣不敢不接受。名位和礼器，是祖宗留给陛下、让陛下与天下贤者共同使用的，陛下不能私自授予人，臣不敢不辞谢。”奏疏上达后，朝廷没有强迫他接受。过了不久战事爆发，徽城陷落。守城的人将要强迫他归附，使他为己所用，先生严厉地拒绝说：“我难道会侍奉两个姓氏的君主吗？”于是被拘禁在郡中，长期受到屈辱，但忠贞之志丝毫没有改变。亲戚朋友带着器具和食物来供给他，他却从容地尽情与他们欢乐，并且告诉他们自己必死的打算。他的妻子派人对他说：“您如果死了，我也将跟随您到地下去。”先生对她说：“你果真跟随我去死，我难道会没有遗憾吗？”第二天，他穿戴好衣帽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自缢而死。唉！先生在出仕与退隐、生与死的关头，大节如此显著，那么世人只凭文章来认识先生，哪里足以完全了解他呢？何况那些凭文章认识他的人，不考察他用什么来表现自己，只追逐言辞的末节，那就更加是浅薄地了解先生了。唐代司空表圣、韩致元所写的文章，有些平近纤弱，确实有值得称许的地方；但他们处在仕进、退处、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够不失正道，在节义方面，君子大概深深赞许他们。他们足以不朽的地方，在于那里而不在文章这里。我担心后人读先生的文章，会像我从前批评的那样，所以私下记下这些话，用来告诫他们。世上如果有真正懂得言辞的人，一定会说我能够识人吧？先生名玉，字子美，是徽州人。书胡山立先生诗稿后 诗的作用，在于借物联类，足以寄托人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意思；引申义理、归于礼法，足以感发人无法遏制的感情。因此自《诗经》三百篇以后，历代善于作诗的人不断创作，各自形成一家风格，又都成为不可废弃的作品。庐陵胡山立先生善于作诗，尤其擅长五言诗。他所寄托的心意，都是人们用语言无法表达的，他却能把其中的情状曲折详尽地写出来。至于感发人的感情，有时使人惩戒，有时使人劝勉，感情不可遏制地油然而生，使人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唉！诗能达到这种境界，哪里是容易做到的呢？先生曾在不同的时代做官，曾经身居显要，长于政务；诗只是他的余事罢了。然而即使只从诗来评论，他已经可以自成一家，难道会有不流传后世的道理吗？

译书刘宗弼诗后 诗贵在纯正。纯正，体裁就端正，意趣就圆融。体裁端正，所以没有偏颇驳杂的弊病；意趣圆融，所以具有超越高妙的境界。诗的可贵之处，难道不就在这里吗？章贡刘君宗弼善于作诗，尤其精于《选诗》。大概是出入于鲍照、谢灵运之间，而已经闯入曹植、刘桢的境域了。他的体裁端正，所以偏颇驳杂的弊病完全没有；他的语言意趣圆融，所以超越高妙的境界达到了极致。这可以说是纯正了。诗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哪里是容易做到的呢？刘君凭文学成名立业，又以政事闻名于世，诗只是他的余绪罢了。由他的诗来寻求了解其为人，就要看世上真正懂得诗文的人了。辞 题顾仲英绿波亭《采芳辞》有一位美人在玉山之下。她美好而爱修身，乐于逍遥自在地从容生活。我采摘各种芳草，在水中洲岛上；洲上有杜若，水渚上有芍药。秋风吹来，春雨降下；用芍药做房屋，用杜若做门户。芳香芬芳，侵袭着我。只有我独自站立，还有谁与我同处？我思念美人，想去追随她。水波深深，使我久久伫立。玉山之下啊，有一位美人。我思念着你，并不只在秋天，而是从秋到春都如此。水波啊，实在深；我要涉水前去，你应当亲近我。你赠给我芳兰，我以绿苹回报你。可叹这个世道混浊，除了你和我，还有谁能彼此相配？愿我们约定在岁暮相会，不要在水边彼此忘记。《瞻云辞》并序 我的乡友陈克刚奉父母之命到外地做官游历，但思念父母的心从未忘记。文昌汪公为他的轩室题写匾额“瞻云”，我为此作辞说：仰望那白云啊，在南山的南面；父母居住的地方啊，正是白云收藏之处。孩子思念父母，哪里能够忘记？父母虽然不能亲自前来，白云却在眼前。早晚伸长脖子眺望，心中惶惶不安。白云啊飞向远方，孩子在远方，父母在堂上。父母有命，孩子便奉命远行。唉，孩子虽然远离父母，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愿你更加努力，使美德光耀，令你的父母快乐安康。《招游子辞》并序 我的族兄存诚甫，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远游”。从前屈原被放逐以后，远观天地宇宙，想锻炼形体和魂魄，排开风、驾驭气，漂游于八方之外，在天地形成以前就终结生命，以穷尽世间反复无穷的变化，所以作了《远游》之歌。如今存诚取法《远游》，难道还是屈原的志向吗？我于是反过来采用他的意思作辞招他回来，希望他不要驰骛于虚无遥远之境，而归向我们圣贤的道路。不过宋玉、景差所作的《大招》《小招》，专意写诡奇怪异的言论、荒淫夸饰艳丽的话语，如今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辞说：远游虽然快乐啊，快乐却不可达到极点。你啊，回来吧，不要向东，也不要向西，不要向南，也不要向北。东方有弱水，船一去就会翻覆沉没；西方有流沙，车子无法通行；北方是大漠，断绝人的踪迹；南方是炎热荒远之地，道路险峻而多荆棘。回头看四方，处处局促，都难以到达。远游虽然快乐，将在哪里停息？你啊，回来吧，返回我们的故居。住在你的居所，恢复你的本性。以仁作为住宅，深邃而空明；以礼作为门户，以义作为道路；以大中之道作为房屋，以至和作为屏障。各种珍奇美味，是道德的精华；灿烂的文章，如锦绣铺陈；盛大的德行光辉，覆盖你的身体。慈爱和节俭是宝物，应当谨慎地积蓄。用规矩驾驭自己，乘坐宽恕之车。你居住在其中，快乐无穷。向前看没有可怜之处，向后看没有忧患。心神安泰，宁静而舒畅。圣贤与你相处，以上天为同伴。洞察八方，视天下不过如一小块地方；坐看千古，仿佛只是一会儿。你不要远游，徒然辛苦奔波。你啊，回来吧，返回故居。《印谱题辞》太古的质朴既已消散，人文开始兴起，于是创造文字和笔画，用来代替结绳记事。至于鸟迹、科斗文，曲折纵横，时代久远，已经没有人能看见它们的名称。到了篆书、籀书相继创制，字体形制和情状参照自然变化而形成，有的铸在钟鼎上，有的刻在印玺上，有的载在简册上，有的刻在玉版上，流传给后世，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然而印玺的制度，开始于秦代李斯；从汉代到魏代，大体世代遵循、代代承继。方寸大小的印面上，雕刻玉石、镂刻金属，文字奇古而笔画精美，以龟、螭作印纽，以紫色丝带作绶带，尊卑等级也因此得以彰明。有的用于官府，有的用于私人，封泥封纸，凭信物使政令得以施行。可叹万物有不朽者，经历漫长岁月，流传在人世间，即使泥土侵蚀、石面剥落，质地仍然坚贞。有上方、殿中、长乐、未央、都尉、司马、彻侯、列卿等官印，也有叔孙通、公孙弘、周昌、韦贤、贾山、卫青等人的印章，公家、私人所使用的，像这一类不可一一列举。浦城杨君博学多能，广泛搜寻、旁征博取，为此忘记睡眠饮食，把这些文字拓在纸上，朱砂凝结、墨色沉聚，分别汇集编成印谱，年年辑录、月月增补，把古代款识、奇异字形分门别类，汇聚编排。这就像残缺的圭、断裂的璧，伸手便可捧取；又像贮藏的金子装满竹箱，一打开书卷，古人的精神便灿然如同仍然活着。襄阴王公、鄱阳周公为它撰写序文，语言意趣浑然完整。金华王祎推演其中的义理，续写题辞，就像在装饰带和箱笥上刻写铭文一样；博雅之士也可以从这里得到考证。《望云林辞》并序 抚州金溪县有一座高山，名叫云林。三十六座山峰拔地而起，高入半空；山冈岭脉彼此分属，蜿蜒雄浑，绵延达数十百里。天地间清明秀美的气息，在这里聚集。我曾想，那高耸的树林、幽深的山谷之间，一定有远离尘世、志行高洁的人独自居住。这样的人，或许销声匿迹、隐藏光彩，含蓄自晦；但他内心所怀的才德，卓异瑰伟，大概是常人无法企及的。然而没有人能够知道。至正年间，我在钱唐认识葛元同。葛君本是金溪县的世家子弟，当时正辞去广东的官职返回，于是我得以结识他，确实知道他胸中有卓异瑰伟的才德，却不能长久与他相处。分别十二年后，我才知道他隐居在云林，环绕土地筑室，砍除茅草建庐，在那里探究明白性命之学，悠然与世隔绝已经很久了。唉！天下遭逢丧乱，至今已有十年。这正是《易经》所说天地闭塞、贤人隐遁的时代。正当此时，众人仍然昏昧无知，群相奔走竞逐，踏入死地而奋力争先，不知道停止。看那些远离尘世、志行高洁、游于方外的人，不就像神龙游于幽玄之中吗？哪里能够看见并仰慕他们呢？从前我所说的销声匿迹、隐藏光彩、含蓄自晦，现在在葛君身上得到了验证。我在忧患之余，想远远离去、长久避世，却不能做到。在千里之外眺望云林，几乎禁不住慨然思念。因为思念而不能相见，所以作辞记下它，来表达我的心意。将来如果有机会跟随您游处，希望能共同商量虚极静笃的道理。辞说：

译云林是多么高峻啊，天地精粹灵气聚集在下方的大地。山峰高峻险削而巍峨啊，绝壁深谷幽深而险阻。既有深远曲折的山谷，也有崎岖的道路可以登上高山。幽暗深远啊，时而舒展、时而澄澹。云气浮动啊，有时化作雨；[原文“▯吟”字样疑误]声声啾啾，令人凄惨伤神。桂树团团啊，姑且在这里久久伫立。若不是那位离开尘世的人，谁会盘桓在这里居住？深山大泽啊，是龙蛇居住的地方。我思念那个人啊，像龙一样收敛形迹。神气施布于深渊的幽静之中，灵性泯然化入太虚。他难道是厌弃世俗而故意装作如此吗？本来就是与道为伴。安静时我守持玄妙之道，行动时我游观万物的本始。多么高尚的风范啊，令人时时念及，却无法亲近。想要前往追随他啊，道路遥远而又阻隔。水中孕育珍珠，使江山增添妩媚；山中蕴藏美玉，使石头发光。遥望云林，气象蔼然；知道有德之人隐居在那里。相隔千里啊，更增思念；使我的心怀凄楚哀恻。倘若能够乘风而行啊，我愿跟随您；等到长出羽翼啊，就在白日相从。《衍汉请雨辞》并序 据《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说：“大旱时举行雩祭来求雨。”自季周以来，正规的雩礼已经废止。凡遇旱灾，太常便祝告天地和宗庙，郡县之间也祈祷社稷、山川，都有相应仪法，这就是古代的雩礼。只是求雨的祝辞太过简略，所以我依此加以扩充。辞说：皇天以仁德覆盖养育下土，广泛播种五谷，使众民得到食物。人的生命，根本系于食物；食物供给不足，人便会因此死亡。如今遭遇灾害，旱魃肆虐，甘雨过期不降，妨害了我们的农事。皇天在上啊，呼告你却仿佛听不见。愚昧的百姓，不能依靠神灵来生活。神灵共工，威灵施于东方，布扬宣示阳气的德性，开始滋养万类；神灵蚩尤，雄长南方，赤色光焰显赫，使万物畅茂；神灵后稷，身体与土德相配，播种收获之事，确实由他主管；神灵少昊，掌管金行，盛德所覆盖之处，万物收敛成熟；神灵玄冥，是北方大地的主宰，水性润下，万物依赖它而成就。上天至仁，恩惠慈爱普遍施及；它给予下界的恩德，神灵应当加以引导。如今报告旱灾，农夫悲叹哀悼，神灵请俯身听取，鉴察我们的纯诚，开启阴气、闭止阳气，运转玄妙的造化。愿大雨降下，没有一处不得沾润，五谷结实，年成丰收；酒醪格外芬芳，牲畜肥壮；土龙已经驾御，彩色丝帛也已放在竹篚中。我们叩头请求，我的祝辞难道繁多吗？辞语由真情发出，愿神灵明察。《补汉攻社辞》并序 发生大水时击鼓攻打社神，是周代的制度。汉成帝五年六月，才开始命令各官停止降雨，用红绳缠绕社坛，击鼓攻打它。攻打社神应当有祝辞，但史书遗漏了记载，我私下补写一篇。辞说：天地间阴阳二气并行。阳尊贵，阴卑下；阳顺行，阴逆行。以卑凌犯尊贵，以逆气侵犯顺气，就形成灾害之气。它郁结阻塞而不能舒展，于是变成洪水，给百姓造成灾害。洪水淹没原野、漫过低湿之地，漂荡房屋；六畜流亡，五谷断绝。贵贱都失去职分，没有可以安定的地方。百姓生活的灾害，哪有比这更严重的？社神是百姓所依靠的。造成这样的灾害，责任就应当有所归属。如今用红绳缠绕社坛，击鼓声咚咚作响；并不是要责怪神灵，而是依循义理来攻责。神灵的职责，确实是掌管太阴之气，希望守住这个职分，不要侵犯，不要凌乱。驱散阴霾，退避阳气的精华，使阴阳二气和谐。灾气不再流行，雨水和阳光按时调和，年谷顺利成熟。百姓借助神灵庇护而安宁地生活。我的话若能得到重视，就说明神灵确实有灵。《述汉祓辞》并序 汉代西京曾在八月到霸上举行祓除，到了东都又在三月上巳日，官民都到东流水边洁身，说是洗濯祓除，去掉旧日的污垢和疾病，达到大洁。这种祓禊之事，是汉代所重视的。然而考察《周礼》，春官女巫掌管按时祓除、衅浴，注释者说，按时祓除就像今天三月上巳日的仪式，在水边衅浴，用香气熏过的草药沐浴；这样看来，它本来并不只是汉代的制度。祓除也属于祭祀一类，应当有祝辞；虽然传记没有流传下来，却不能没有记述，于是写下这篇。辞说：青阳按照时序运行，和气完全通达，众人的情绪畅旺繁茂，万物明亮复苏。有生命的东西，没有不振作喜悦、鼓舞振奋，迎接并延续吉祥福气的。从前在成周，礼制有除祓、衅浴，洗涤污秽而求福，以此承接如今的仪式。季春仍然遵循时令佳节，恭敬地沿袭旧制，修行祓除之事。洗净旧日污垢，祛除积久疾病，使身体达到大洁，充分承受至和之气，都获得神灵的福佑，共同沐浴玄妙的造化。从今以后直到年老，快乐而没有灾殃，永远保持正固吉祥。《葺汉傩辞》并序 《周礼》所说的时傩，四季都举行，用来搜索房屋、驱逐疫鬼。只有季冬的大傩，注释者说：“大傩是为了扶助阳气、抑制阴气。”又说：“是驱逐衰败、迎接新气。”汉代的仪制是，季冬腊祭前一天举行大傩，称为逐疫。选取中黄门的子弟，年龄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共一百二十人作为侲子，都戴红头巾、穿黑衣，手执大鼓。方相氏戴黄金四目的面具，披熊皮，穿黑衣朱裳，手执戈、举着盾牌。十二种神兽披着毛、长着角，由中黄门扮演；冗从仆射率领他们，用来驱逐恶鬼。宫中夜漏上水之后，朝臣会同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等执事官，都戴红头巾，在台阶下守卫；皇帝乘舆来到前殿。黄门令奏报：“侲子已经准备好，请求逐疫。”于是中黄门领唱，侲子应和，接着表演方相和十二兽的舞蹈，欢呼声遍布四周；前后巡视宫省两遍，手持火炬把疫鬼送出端门。门外的骑兵传递火炬出宫，司马在宫阙门外等候。门外五营骑士传递火把，把它们抛入洛水之中。至于他们领唱、应和的辞句，想来或许有所缺漏，于是依据旧文加以修补。辞说：

译皇帝建立至高准则，以端正天下万国，收聚五种福气，广泛赐给百姓。太阳高悬天空，光明赫赫，谁敢制造灾气阴霾，冒犯它的光芒？千门万户，都是皇帝的宫殿；百神呵护守卫，万灵辅佐相助。福气堆积如山，吉庆聚集如云；正气充满四方，蓬勃广大丰盛，哪里容得阴气潜伏而暗中损害太阳？你们这些恶鬼为类，数量众多，摇舌煽动毒害，擂鼓制造灾殃，传播疾病疫疠，使灾祸殃及善良百姓。你们蓄积奸邪，偷偷保藏，孕育妖异而苟且容纳；幽暗的房间、狭窄的缝隙，藏匿身影、隐蔽放纵。你们都是阴邪之类，却不打算退藏。竟敢如蛇虺一般，抬头窥伺神龙。如今正值腊月，阴邪将尽，新阳开始萌生，万物都将昌盛。凡是你们这些阴邪之类，全都应当消亡；你们若不赶快离去，哪里容得下你们自身？我命令胇胃食虎甲去吞食▯雄伯，食魅伯奇，食梦揽诸，食咎委随，食观错断，食巨腾简，食不祥，共同吞食蛊毒，穷奇腾根，共同吞食磔死，祖明强梁。[原文若干神名、字形有疑误]十二位神灵追捕凶恶之物，来阻遏你们的身体，扼住你们的喉咙，分割你们的肉，抽出你们的肺肠。你们若不赶快离去，后来者就把你们当作食物。桃木弓已经张开，芦苇箭杆也十分坚硬；天威近在咫尺，你们的胆还不赶快丧失吗？你们赶快离去，不得停留行走。《篹汉祃牙辞》并序 周代制度规定，天子将要出征时，要向上帝举行类祭，向社神举行宜祭，到祖庙告祭，肆师为上帝设置神位，并在出征之地举行祃祭。《诗经》说：“既已祃祭，既已祈祷。”注释者认为，到了出征地点举行祭祀，最初建立军队的是黄帝和蚩尤。汉代祭祀八神，其中第三位叫兵主，祭祀蚩尤。高祖做沛公时，巡视攻取沛地，祭祀黄帝，又在庭中祭祀蚩尤，并给战鼓行衅礼，这就是所谓祃祭。武帝时征伐南粤，制作太一锋旗，命名为灵旗；为军事祈祷时，太史奉持它指向所要征伐的国家。后世祃牙的制度，大概由此开始，所以作此辞。辞说：上天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兵器。先王制定用兵制度，不是为了毒害百姓，而是使不顺从者安定，匡正不义，制止乱谋，使百姓安宁。那些愚蠢的蛮方，制造祸乱、挑起事端，自作不靖，招来罪责，触犯国家法纪，对这样的罪行施以刑罚而不赦免，这是上天的讨伐，出兵便有正当名义。六军已经整肃，于是将要出发，恭敬地奉行天威，指向这个应当讨伐的国家。只愿神灵聪明正直，赞助正义，帮助顺理之事；希望借助神灵之力，辅佐我们的军务，消灭凶恶，使天下归于平定。天兵所到之处，胜利的气象预先显现；希望最终合乎义理，不要使神灵蒙受羞辱。《李樾字辞》并序 南昌人李克正甫的小儿子名叫樾，行冠礼以后，朋友替他取字为孟敷。克正甫对他的朋友王祎说：“我的儿子有幸举行了冠礼，应当接受先生长者的教诲；而我有幸与您交往，何不请您对他有所教导呢？只是古人取字一定有解释，用来阐发名字的意义，并表示规劝告诫之意。考察字书，‘樾’是树木的荫影。树荫广布，庇护也就广了。君子修养德行，也是这样。学问已经积累起来，再把它施用于事业，不就像树荫广布一样吗？请就这个意义作辞来告诫他。唉，孩子樾，你或许能因为我的这番话而更加努力自勉吧！”辞说：“君子做学问，以心身为根本。以礼来修养自身，以仁来存养内心，内外都修治，他的德行才会尊崇。不断扩充它，他所蕴蓄的德性就能施行出来；事业的广大，表现在一举一动之间；利益恩泽惠及他人，是由德行推展开来的。正如那树木，根扎得深了，再培土浇灌，便挺拔森立，于是成为成片的林荫。它的树荫浓密，树荫就广大了；它广泛铺展，覆盖十畮之地，可以庇护千头牛。行人经过，可以在这里休息。你这孩子，正值年华茂盛之时，还是勉励你的学业，以期达到圣贤的境界，用来服务于世间，这才是德行的完备。你的名字是樾，你的字是敷。回顾这个字并思考它的意义，就要扩展、舒展，不要阻遏自身，不要局限自己的身躯，希望达到成功，再使你的家族兴盛。”我作为你的挚友，这番话并不夸张；你若听从我的话，就是你的美好。《王忠文集》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