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文集卷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十八。明代王祎撰。杂著。《述说苑》（附序）。刘向采集传记和诸子百家所记载的事迹，编成《说苑》，所取材料十分广博。取材既广，所以其中有些地方不合乎义理。南丰曾巩大概曾经忧虑它的说法，不能完全达到精微的境界。唉，义理的精微，即使圣门中的高才弟子如子贡等人，也还不能参与听闻，何况刘向呢？然而刘向号称博览群书，他的文辞质朴雅正而宏伟，能够借物连类，长于驰骋铺陈，务求把辩说发挥到极致才停止。秦汉以后谈论文章的人，没有比他更早的了。我读他的书而喜爱它，于是摘取其中浅薄而不合义理的篇章，沿用原来的事例而改换说法，务求平易正大，以求不背离道。虽然未必能够达到精微的境界，但或许可以把它约束在正确的义理上，至于文辞工巧还是拙劣，就不再计较了。汇集记录下来，共得四十三篇，名为《述说苑》。王祎序（今录十二章）。武王将要讨伐纣王，召见周公询问道：“天下谋划政事的人，都把殷看作天子，把周看作诸侯；以诸侯讨伐天子，有取胜的道理吗？”周公回答说：“殷确实是天子，周确实是诸侯，那么就没有战胜它的道理，怎么可以进攻呢？”但我听说：攻伐礼义的人就是贼，攻伐正义的人就是残暴之徒，失去民心就成为匹夫。大王所要攻伐的，是那个失去民心的人，怎么能说是讨伐天子呢？”武王又召见太公，也把这个问题问他。周公把刚才的话告诉了太公，太公回答说：“殷纣无道，确实可以讨伐。但我却认为不可以讨伐。殷虽然无道，仍是君；周虽然有道，仍是臣。君臣之道，是天地间永恒的常理。从前我的文王，并不是不知道殷可以讨伐；天下三分，他已经拥有其中两分了，但仍然服事殷，这是因为君臣的道义，不敢废弃，所以他的至高德行，没有人能够称颂尽。臣因此认为殷不可讨伐。即使如此，不仅不可以讨伐，按臣的考虑，也没有必要讨伐。殷纣的罪恶已经达到极点，上天震怒，百姓怨恨困苦，灭亡已经指日可待。天下诸侯已经无不全部归附我周，周的王业已经成就。殷的存亡对于周来说，又有什么损益呢？假使殷灭亡，周本来就已经称王了；假使殷存在，难道周就不能称王吗？周能否称王，并不取决于殷是否存在。与其讨伐殷使它灭亡，哪里比得上不加以讨伐，等待它自行灭亡呢？况且我周的兴起，从太王开始创建王业，到现在也已经经历许多年了。我的文王德行足以与上天相配，功业足以拥有天下，上天大概已经命定他了。他不讨伐殷而反过来服事殷，难道是违背天命吗？本来就是要等待殷自行灭亡。等待它自行灭亡再取得天下，就是顺应天命。君臣之义得以保全，天地的常理得以确定，万世以后也不能议论非难，这正是文王的心意。如今大王把文王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只须稍稍延缓几年，等待殷自行灭亡，这是万全之计，也是万世之义。”所以臣说：殷不可讨伐，也没有必要讨伐。”武王不听从，发兵讨伐殷。伯夷、叔齐两人听说后，叩着马劝谏说：“父亲死了还没有安葬，就发动战争，能说是孝吗？以臣下讨伐君主，能说是仁吗？”武王左右的人想杀他们，太公说：“这是义士，扶助他们离开。” 太公于是对武王说：“大王不听从我的话，请暂且稍等一下；这两个人的行为是有道理的。我恐怕天下有道理可说的人不只是这两个人。” 成王把伯禽封在鲁地，召见他并告诫说：“你知道统治人民的道理吗？统治人民的道理，不过是上取法于天，下取法于人罢了。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使生命不断繁衍，这是仁的道理。四时运行不变，八风没有差错，年岁的次序顺利完成，这是义的道理。三辰交替运行，万物错杂陈列，顺应它们自然的节律，于是礼便产生了。阴阳二气运动变化，天地开合舒张，顺应它们自然的和谐，于是乐便兴起了。雷霆用来震慑其武威，雪霜用来显示其威严，刑罚也因此制定。仁义礼乐，是建立国家的根本；刑罚，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哪一样不是取法于天呢？所以仁义礼乐实行了，人民就懂得接受教化；刑罚实行了，人民就懂得受到治理。人民的情感并不难了解。他们所喜爱的，我就随着他们喜爱，那么凡是他们所喜爱的，我都可以喜爱；他们所厌恶的，我就随着他们厌恶，那么凡是他们所厌恶的，我都可以厌恶。与人民同好同恶，天下人的情感就相通，天下人的意志就确定了。仁义礼乐在其中实行，刑罚就可以废止了。这就叫大中至正之道。这样一来，天与人相互感应，上下协调和谐，皇极已经建立，灾害不发生，祸乱不起，治理教化大为推行，国家因而长久安宁。” 伯禽拜了两拜，接受命令并告辞。齐桓公问管仲说：“王者最看重什么？”管仲回答说：“看重天。”桓公抬头看天，管仲说：“臣所说的天，不是苍苍茫茫的天空，而是天的道罢了。元气化生，万物凭借它开始，这是天的道；天道赋予人类，成为人所秉持的常性，这是天的道；使生命不断生长的仁，养育、滋润并覆盖万物，这是天的道；极其虚静而深玄，是众理所归宗，这是天的道；神妙莫测，运转并主持化育，这是天的道；运行流转，片刻也没有间断，这是天的道；日月星辰按次序运行，没有丝毫差错，这是天的道；风雨霜露，以恩泽包容万物，这是天的道；雷霆雪霜，以威严使万物肃敬，这是天的道。天的道只有一个吗？就是至诚；因为至诚，所以不差错。除了至诚，没有别的道。做人君的，难道也有别的道吗？只是至诚罢了。符合天道，就叫明诚。诚心持守久了，便与天合为一体，于是完全合乎天道。人君不能至诚，就没有能够合于天道的。因此号令、政治、刑罚乖谬错乱，是因为不诚；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德行因此毁坏，也是因为不诚。不诚就违逆天道，至诚便合于天道。” 违逆天道就会灭亡，符合天道就会昌盛。由此说来，贤明君主所可贵的，难道不就是他懂得天道吗？所以说：‘臣所说的天，不是苍苍茫茫的天空，而是天的道。’”

译宋桓公的太子名叫兹父，后妻的儿子名叫目夷。桓公宠爱目夷，兹父为了成全父亲对目夷的宠爱，请求桓公说：“希望立目夷为太子，我来辅佐他，兄长在旁帮助他。”桓公问原因，兹父回答说：“我的舅舅在卫国，非常疼爱我。如果我即位，就会同卫国断绝往来，这是背弃母亲；况且我自己知道不如目夷，不能处在他之上。”于是再三强求，桓公答应了。将要立目夷时，目夷推辞说：“兄长即位而弟弟处在下面，是合乎义的。如今弟弟即位而兄长处在下面，是不合义的。不合义而让我这样做，我就逃走。”于是逃到卫国，兹父也跟随他。逃亡三年后，孔父劝谏桓公说：“先王的制度是，立太子以嫡长子为原则；嫡子相同就立年长的；没有嫡子才立庶子，庶子相同就立贤能的。这样国家的根本就确定了，祸乱的根源也堵塞了。如今您的儿子兹父是嫡子，又年长而贤能，立他没有疑问。可是他竟然把君位让给弟弟，这不合义。目夷本来不应当被立，但既然有君父的命令，拒绝接受也不合义。从前伯夷、叔齐兄弟互相让位，世人都称许他们的义，我却认为他们不对。先王的制度，是天地间的常理，谁能违背它呢？违背它，没有不由此导致祸乱的。伯夷、叔齐互相让位，都是违背先王制度、追求名声而伤害义理，不是圣人的道，不能效法；而您的两个儿子实际上正在效法他们，祸乱很快就要发生了。愿君上赶快设法解决，这是国家的福分。”桓公说：“好。”不久桓公生病，派人召兹父说：“你若不回来，就是让我忧愁而死，你怎么忍心这样做？”兹父于是返回，重新被立为太子。桓公去世，太子继位，这就是襄公。楚庄王修筑层台，运送石料延绵千里，运送土方延绵百里。有的士人带着三个月的粮食前来服役，大臣中进谏的有七十二人，都被处死。有个名叫诸御己的人，在离楚国一百里处违抗征役耕田，对他的同伴说：“我将进宫去见大王劝谏他。”同伴说：“你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吗？”诸御己说：“做人君的，不可能全都像尧舜一样，不能没有过失。君主有过失，就是走向危亡的道路。看见自己的君主处在危亡边缘却不忧虑，仁人是不这样做的。所以进谏是为了纠正君主的过错、匡正君主的失误，并不是为了自身。爱惜一己的性命而不替国家谋划，忠臣是不这样做的。况且我听说进谏有五种方法：一是正谏，二是降谏，三是忠谏，四是戅谏，五是讽谏。如今大王拒谏非常厉害，如果用正谏、降谏、忠谏、戅谏去进谏，就一定会死。我将采用讽谏，大王或许会听从吧？”他丢下农具，进入宫中拜见庄王。庄王正站在钟鼓之间，左边伏着杨姬，右边拥着越姬，左边穿着便服，右边穿着朝服。看见诸御己进来，便呼唤他说：“诸御己来了，你是要劝谏我修筑层台吗？”诸御己拜谢并说：“臣哪里敢劝谏层台呢？” 大王修筑层台，是要用来享乐。那些阻止修台工程的人，是不希望大王享乐。做臣子的却不希望君主享乐，究竟是什么心思呢？那七十二个劝谏大王的人，按罪本来确实应该处死。即使如此，他们的罪不可赦免，但他们的忠心却值得怜悯。他们竭力进谏以至于送死，难道是为自己打算吗？是为大王打算。我听说，夏桀杀关龙逢而夏朝灭亡，商纣杀王子比干而殷朝灭亡，周宣王杀杜伯而周室衰微，虞国不听宫之奇而被晋国兼并，陈国不听子家羁而被楚国兼并，曹国不听僖负羇而被宋国兼并，莱国不听子猛而被齐国兼并，秦国不听蹇叔的话而国家陷于危亡。这三个天子、五个诸侯，都是因为不接受劝谏而导致这样的结果。而尧、舜、禹、汤的盛德，只怕人们不来进谏。如今大王认为尧、舜、禹、汤贤明吗？还是认为那三个天子、五个诸侯贤明呢？臣实在爱护大王，希望大王选择贤明者来效法罢了。臣哪里敢劝谏层台呢？”说完，诸御己快步退出。楚王急忙追他，说：“己，回来！我将采用你的劝谏。前些日子劝说我的人，他们的话不足以打动我的心，又用危亡来恐吓我，所以都被处死了。” 如今你的话足以打动我的心，又没有用危亡来恐吓我，所以我将采用你的劝谏。”第二天楚王下令说：“有能进宫劝谏的人，我将把他当作兄弟，并且下令停止修筑层台。” 楚平王派奋扬去杀太子建，奋扬把这件事告诉太子建并放走了他，太子建逃往宋国。楚王大怒，派城父拘捕奋扬押来，责问他说：“命令从我的口中说出，进入你的耳中，是谁告诉太子建的？”奋扬回答说：“是臣告诉他的。臣听说人的大伦有五种，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父子和君臣。父子之道以恩为主，君臣之道以义为主。父亲不慈爱，儿子就无法尽孝；臣子不忠诚，君主也无法施行爱护。古代国君有了儿子，就选择老师、设置傅相，以正道教育他，使他一举一动都合乎法度，让他不犯过恶；即使有过失，也不使它显露出来。如今太子建做太子以来，没有听说他有什么过失。即使有过失，也是大王没有用正道教导他。大王不责备自己，反而忍心杀他，太子之死有什么罪呢？伤害父子之恩，没有比这更残忍的了。况且太子是储君。从前大王命令臣说：‘侍奉建要像侍奉我一样。’臣接受命令以来，丝毫不敢失职；凡是用侍奉大王的方式，也侍奉太子，这种君臣之义，臣虽不才，也不敢废弃。臣若犯弑君之罪，便无处容身；而大王却让臣杀太子，这是教臣不把君主当君主。臣实在不忍心杀太子。臣认为弑君的罪大，违背大王命令的罪小，所以把实情告诉太子，放他逃走。”

译这大概是上面保全了大王父子之间的恩情，下面保全了臣下与君主之间的义。”楚王说：“你既然违背命令，为什么还敢回来？”奋扬回答说：“既然已经违背命令，召见又不来，罪就更加重了。逃到哪里都无处可去，我怎么敢不来？”楚王后悔了，赦免了他。晋平公修筑虒祁宫，有石头发出言语。平公问师旷说：“石头为什么会说话？”师旷回答说：“石头不能说话，石头如果能说话，就是妖异。我听说，妖异是由人兴起的。因此，人君不致力于修养德行，荒淫没有节制，奢侈没有满足，刑罚没有章法，赋税搜刮没有限度，上天震怒、百姓怨恨，事情变故错乱，违背正常常理，于是邪气横流，阴邪乖逆，妖异就兴起了。这样一来，不会动的东西却能够动，不会说话的东西却能够说话。如今君主享有国政已经很久，志气懈怠荒废，外有夷狄侵凌，内有诸侯叛乱，却都不加省察；文公、襄公、厉公、悼公的功业日益衰败废弛，您却只崇尚奢华宫室台榭，使国用耗尽、民力枯竭；上天在上震怒，君主却不害怕；百姓在下怨恨，君主却不体恤。天人背离，阴阳错乱，所以妖异由此兴起，石头这种不会说话的东西也就能够说话了。石头难道真的会说话吗？不过是有神灵凭附在上面，否则就是百姓听信了荒诞传闻。” 这些都是阴邪之气和灾异之气所造成的。”平公说：“请问消除妖异有办法吗？”师旷回答说：“君主责备自己、修养德行，就是消除妖异的办法。我听说上天显现妖异的征象，地上出现妖异的符兆，是为了谴责告诫君主，使他因变故而警惧，反省自身来谋划政事；各自用相应的政事改变它，这就是消除妖异的方法。如今君主的宫室过于奢侈，所以土石之妖兴起。君主如果确实反省自己并责备自己，停止不急迫的劳役，节省无用的费用，兴复废弃败坏的事物，赈济孤儿寡妇，就是顺应上天的意旨，也是百姓的福庆、仁爱的根本、节俭的要领。顺应上天、养育人民而实行仁与俭，却不能使和气到来、福祥降临，这是从来没有的。还谈什么妖异呢！”平公说：“好。” 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名谒，次子名余祭，次子名夷昧，幼子名季札。寿梦去世时，谒因为季札贤能，便把君位让给他。季札不肯接受，谒于是立下约言：“季札贤能，如果国家传到季札手中，吴国就可以兴盛。”于是兄弟相继即位，每逢饮食一定祈祷说：“愿我早死，使国家传到季札手中。”谒死后，余祭即位；余祭死后，夷昧即位；夷昧死后，按次序应当轮到季札，但季札出使在外，不在国内，庶兄僚便自行立为吴王。季札回来后，仍像从前一样侍奉僚。谒的儿子光说：“按照我父亲的志愿，国家应当归于季札；按照继承君位的法则，我是嫡子，国家应当由我拥有。僚算什么人？”于是派人刺杀僚，杀死后请季札做国君。季札说：“你杀了我的君主，我却接受你的国家，这是我和你共同篡夺君位。你杀了我的兄长，我现在又杀你，这就是骨肉相互残杀，杀戮将没有停止的时候。”于是离开吴国前往延陵，终身不再进入吴国，而吴国最终因此陷于混乱。君子说：“季札不是贤人：废弃父兄的志愿，是不孝；应当取得君位却不取得，是不义；放过弑君的贼而不讨伐，是不勇；追求名声而造成祸乱，是不智。” 不孝、不义、不勇、不智，他也就违背圣人的道了。称他为贤人，难道说得通吗？圣人所说的道，就是中道；行为适宜叫作中，不是固执于一端。季札对于道，大概只是固执于一端罢了。况且季札如果确实不想要国家，当谒死时，让光即位，祸乱的根源就堵塞了。即使光不即位，夷昧之后也已经即位了，借此完成先君的志愿也可以。如果说自己不应当即位，那么周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难道也不对吗？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既已完成先君的志愿而拥有国家，就不能说是不合义。僚是庶出的孽子，本来不应当即位；札即使不想要国家，也不能置之不问。札置之不问，又跟随僚侍奉他，光的行为便由此开启了争端。僚即位而光杀了他，那么光就是弑君的贼。哪里有弑君的贼，却放过他而不讨伐的呢？洁身自好以取得清廉的名声，只顾一己之名而不顾国家大计，是匹夫的节操。况且先君想让国家传给札，是希望借此振兴宗国。札不接受国家，一己的名声是有了，难道也不想想国家的混乱正是因此而产生的吗？札既不能振兴宗国，反而由此造成祸乱，哪里值得取法为节操呢？因此，废弃父兄的志愿，不能说是孝；应当取得君位却不取得，不能说是义；放过弑君的贼而不讨伐，不能说是勇；追求名声而造成祸乱，不能说是智。季札不能算贤人，这是十分清楚的。称季札为贤，只是知道固守一端的中道，却不知道圣人的道之所以成为中道的原因。齐景公曾经赏赐后宫，彩绣覆盖台榭，用豆粟喂养野鸭和大雁。他出宫看见路边的饿死者，对晏子说：“这个人为什么死了？”晏子回答说：“这是饿死的。”景公说：“唉！我的德行竟然这样差吗？”晏子回答说：“臣认为，君主是不知道自己没有德。君主如果确实知道自己没有德，这就可以说是有德了。奢侈和节俭，是德行好坏的分界。奢侈是凶恶的德行，顺着它发展就会自身败亡、国家灭亡；节俭是吉祥的德行，顺着它发展就会自身安定、国家昌盛。这不是要等有智慧的人才知道。五帝中最盛大的，没有超过尧的。尧供养自己，只是茅草屋顶不加修剪，栎木椽子不加雕琢，土台阶只有三尺罢了。三王中最盛大的，没有超过禹的。禹却使宫室低下简朴，把全部力量用于沟渠水利；穿粗劣衣服，却把黻冕做得精美；饮食菲薄，却把祭祀鬼神做得尽善。帝王崇尚节俭，就像这样，亲自以身作则于天下，恩惠遍及四海，所以当时教化隆盛，名声流传万世。至于亡国的君主，没有比桀、纣更甚的了。桀修筑倾宫以享受安逸，蔑视自己的德行；纣修建鹿台、堆积糟丘、设置酒池肉林，宫墙绘饰雕画，雕琢镂刻，锦绣铺满厅堂，金玉珍宝充斥其中，妇女倡优、钟鼓管弦纵情享乐而不加禁止，财用因此更加枯竭，所以都自身死亡、国家灭亡，成为天下人的耻辱。”

译帝王以节俭为崇尚，后世尚且会流于奢侈；如果把奢侈当作崇尚之事，它的发展就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步了。奢侈哪里有穷尽呢？如今我们齐国只是诸侯之国，而君主供养自己的待遇已经超过天子。君主的恩惠施及后宫和台榭，君主的玩物都披着彩绣，君主用豆粟喂养野鸭大雁。君主经营宫室而自我享乐，又推广到后宫的亲族。君主的奢侈距离桀、纣已经没有多少了。人人都知道君主没有德，臣也本来知道君主没有德，只是不敢说，怕君主或许自以为有德，那么臣的话就无从进入您的心中。如今君主竟然自己认为没有德，臣于是知道您可以同他谈论有德了。所以臣希望向君主提出请求：人君之所以喜爱奢侈，是自我享乐的心情占了上风。享乐是人心共同的愿望，是百姓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如果把君主自我享乐的心情推展开来，与百姓共同享有，那么百姓没有不称颂君主德行的。况且臣所说把享乐与百姓共同享有，并不是说把仓廪府库储藏的东西分给每家每户，使家家富足。君主能够节俭，费用就会节省；费用节省，财赋就会充足；财赋充足，赋税就可以减轻。百姓所感到困苦的，就是赋税沉重。” 赋税减轻了，百姓没有不高兴的。自己的享乐不与百姓相同，自己的德行不与全国相同，这就是桀、纣灭亡的原因。君主如果考察臣婴的话，亲身实行节俭来要求自己，节省费用，减轻赋税，推广君主盛大的德行，把公共的利益布施天下，使自己的快乐与百姓共同享有，那么尧、禹的事业也可以做到。一个饿死者哪里值得忧虑呢？墨子听到这件事，把它告诉禽滑厘说：‘齐景公喜爱奢侈而忘记节俭，祸乱灭亡可以等待了。幸而有晏子用节俭来规劝他，但仍几乎不能胜过这种奢侈。齐国由容易灭亡转为保存、由容易混乱转为治理，是晏子的功劳。’齐宣王到社山打猎，社山的十三位父老一起慰劳宣王。宣王说：‘父老们辛苦了。’又对左右说：‘赐给父老田地，免除租税。’父老都拜谢，闾邱先生不拜。宣王说：‘父老认为赏赐太少吗？’又对左右说：‘再赐给父老免除徭役。’父老都拜谢，闾邱先生又不拜。宣王说：‘拜谢的人退下，不拜的人上前来。’又说：‘寡人今天来观看父老，承蒙你们慰劳，所以赐给父老田地免租。父老都拜谢，唯独先生不拜。寡人自己认为赏赐太少，所以又赐给父老免除徭役。’ 父老都拜谢，唯独先生又不拜。寡人莫非有什么过错吗？”闾邱先生回答说：“大王是社稷之主，率领军队出游；臣是大王的百姓，所以奔走来慰劳大王。臣之所以慰劳大王，并不是为了私人的缘故。大王为什么要把私人的恩惠施加给臣呢？况且大王赐给臣田地免租，是想使臣富裕；赐给臣免除徭役，是想使臣安定。又富裕又安定，是人人共同的愿望，难道臣偏偏不想要吗？臣实在不敢因为私利而连累自己，也连累大王。臣听说，王者没有私心，所以天没有私自覆盖谁，地没有私自承载谁，日月没有私自照耀谁。王者的德行与天地相合，光明与日月相配，所以对待百姓，就像天地覆盖承载、日月照临一样施恩，不敢有所偏私。有所偏私就是私心。因此，力量足以使万民富裕，却不能只使一个人富裕；智慧足以使天下安定，却不能只使一户人家安定。这是不敢因为私人的缘故。如今齐国土地纵横千里，千里之内的百姓，谁不是大王应当体恤的人？难道只因为我们这些人慰劳大王的缘故，就可以私自使我们富裕安定吗？况且臣听说，王者想使百姓富裕安定，没有比施行仁政更优先的。仁政是什么？不过是减省刑罚、减轻赋税罢了。” 赋税减轻，国家就没有无谓的开支；没有无谓的开支，财用就有余，百姓家家富足、人人充足。刑罚减省，国家就没有滥施刑罚；没有滥施刑罚，政治治理就不会乖乱，百姓就会安乐和悦，各得其所。田地并没有不收租，徭役也不曾免除，但百姓本来就已经富裕而安定了。普天之下，都是君王的臣民，大王何不把如今体恤臣的心意扩大充实，使所有作为君王百姓的人都能富裕安定？如果能够推广开来，哪里只是王的百姓能够富裕安定？四海虽然广大，守护它又有什么困难呢？《书》说：‘不偏私，不结党，王道浩荡；不结党，不偏私，王道平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大王爱护臣确实很深，但这种爱护臣的方式，本来不是臣所敢承受的。即使如此，臣深切地认为，大王非常爱护臣，不如臣对大王的爱护。为什么呢？大王爱臣是出于私心，臣爱大王是出于公义。”齐宣王说：“好，请先生担任相国。”越国使者诸发拿着一枝梅，送给梁王。梁王的臣子韩子回头对左右说：“哪里有拿一枝梅送给列国君主的呢？” 请让我替你们几位感到惭愧。”他出去对诸发说：“先王制定礼制，把礼托付在仪物上，用来彰明秩序、辨别等级、宣示节文、敦厚友爱。因此列国诸侯有相互聘问的礼仪，用玉帛来携带礼意，用辞命来沟通，用忠信作为根本，用使者来执行。仪物一定要合适，情意和文饰一定要相称。讲求友好、修睦邻邦，崇尚德行、彰明义理。道路上的往来，不敢阻塞；每年按时修好关系，不敢改变。因此彼此接待无非是灿然有文，彼此交往无非是欢然有恩。于是边境得以安定，国家因此安宁，大小强弱不相互侵凌，尊卑上下不相互违逆。恩惠施及子孙，世世代代修好，不敢违背轻慢或互相伤害。这就是先王的礼，有根本也有形式，之所以可贵就在这里。如今您奉贵国君主之命，跋山涉水千里，屈尊来到敝邑，说是为了修好聘问。然而玉帛筐篚，竟然一点也没有带来；言语辞命，也竟然没有修饰。送给我们君主的东西，只有一枝梅。这岂不是轻视先王的礼、废弃列国的典制吗？我们君主担心礼节被破坏、情意变得虚假，友好关系或许不能长久，不敢接受您的命令，请允许辞谢。”

译诸发回答说：“越国也是先王所封的国家。先君受封时，不能处在冀州、兖州这样的中原文明之地，而只能处在海边，作为屏藩外国居住。蛮人、海兽、蛟龙杂处其间，华夏的教化、文物、礼乐的盛大，不能一向熟悉。地处荒僻偏远之地，土地所出微薄贫瘠，也不能具备各种礼物。然而我私下听说，礼以诚敬为根本，仪式文饰是末节。重视根本而略去末节，却能使情感亲近、情谊深厚，这种情况是有的；没有只修饰末节、抛弃根本，却能使友好长久的。山涧溪流池沼中的水草，苹、蘩、蕰、藻一类的菜蔬，可以进献给王公，也可以祭祀鬼神，难道是因为追求仪式文饰吗？是因为以诚敬作为根本。我们君主仰慕大国的义行，已经很久了。因为大国君主挂念敝邑，所以派遣下臣前来问候起居。想到草木虽然不同，但气味有相同之处，所以奉上一枝梅作为献礼，并说：‘大国君主或许会因此明察我的诚敬吧？’君主如果顾念、惠爱诸侯，以德来安抚他们，而只把诚敬看得最重要，本来就将为敝邑求得福佑。如果只看重仪物文饰是否完备，那么我们君主所获的罪过就太重了。”梁王听后说：“这不是很善于辞令吗？” 梁王披上衣服出来会见诸发，给予他厚重的礼遇并答谢他。魏文侯在曲阳宴请大夫，酒喝得正畅快时，文侯长叹说：“我难道唯独没有豫让这样的臣子吗？”蹇重举杯进献说：“臣请罚君饮酒。”文侯说：“为什么？”蹇重回答说：“豫让哪里值得称道呢？臣听说做人臣有三等。最高的一等，以道侍奉君主，以德感化君主，致力于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使君主的过失不显露出来。君主的道德日益隆盛，自己又有什么功劳呢？周公辅佐成王就是这样。次一等，君主有过失才进谏，冒犯君主的威严，不顾一切地竭力争辩，把君主纳入没有过失的境地才停止。君主有改过的美名，臣子有尽忠的名声，管仲辅佐齐桓公、晏子辅佐齐景公就是这样。最下一等，君主有过错却不能进谏，进谏不被采纳，言语不被听取，又不能离去，坐看君主败国亡身，无可奈何而自身死去。自身即使死了，对国家的败亡又有什么补益？豫让侍奉智伯就是这样。因此，有道的父母不会不知道孝子，有道的君主不会不知道忠臣。君主如今想得到豫让这样的臣子，何不也想想豫让所侍奉的智伯究竟是怎样的君主呢？豫让哪里值得称道！君主说错了。” 文侯说：“好。”接受了罚酒，一饮而尽，没有推辞。《续志林》（附序）。古人称文章家，自汉、唐以后，没有比宋代更盛的。东都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同时相继兴起，而苏轼在其中尤其杰出。苏氏的文章长于议论，纵横开合、上下变化，无不如同他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虽然他的道理不一定都纯正，但他的才气浩博，本来就将超过汉、唐而上追前代。我读他的书，喜爱他的《志林》诸篇，议论超卓，文章奔放，特别令人喜爱。内心仰慕它，于是私下取用他的余论，续写成十八篇。在金声玉振的余音中陈列鄙俗的乐声，在夏鼎商敦之后混杂瓦缶，也可见我的不自量了。然而愿意学习他的心意，或许君子会有所取用。王祎序（今录八篇）。周穆王时，徐偃王治理国家，除去刑罚争斗等末节事务，统治国家、安抚人民，对待四方之人，努力施行仁义。但周穆王无道，心思不在天下，四方诸侯之间有争论的事情没有地方裁决，都到徐国朝拜祭祀。有人对楚文王说：“徐偃王喜爱实行仁义之道，汉水以东的三十六国已经全部臣服。大王如果不讨伐楚国，必然要侍奉徐国。”楚国于是发兵讨伐徐国，使它残破。徐偃王将死时说：“我是依赖文德而不明白武备，喜爱实行仁义之道，却不知道欺诈者的心思，所以落到这个地步。”君子说：“仁义是天下的根本。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人，都是凭借它而兴盛的，从来没有凭借它而灭亡的。所谓实行仁义却灭亡，是只知道借用仁义的名义，却不知道仁义之所以为仁义，说的就是徐偃王。徐国处在淮水南北，地理位置居于中原要地，成为中原的祸患已经很久了。早于穆王，在成王时，它就已经肆意逞强施暴，《书》中所说‘淮夷、徐戎一同兴起，东郊不得开通’，就是这种情况。晚于穆王，到宣王时，它的凭恃强力凌辱更为严重，《诗》中所说‘徐方接连骚乱’，就是这种情况。周穆王时，天下安宁，而天子却无意于天下，正乘坐八匹龙马向西出游，与西王母在瑶池之上宴饮，沉溺逸乐而忘了返回。” 于是徐偃王当时得以乘机兴起，运用笼络驾驭的小聪明，和和气气地把它当作仁，孤立拘谨地把它当作义，使东方诸侯昏聩盲从；而诸侯之间有争论的事情正好无处裁决，于是全都到徐庭朝拜祭祀。徐偃王大概自以为仁义之道止于此，于是认为王业完全可以谋求，却不知道仁义之所以成为仁义并不在这里。所以没过多久就被天子和诸侯所不能容忍，国家随即败亡，自身也随即灭亡。然而徐偃王反而说：‘我喜爱实行仁义之道，才落到这个地步。’唉！假使徐偃王确实懂得仁义之道并努力实行，那么百姓归附他的心一定坚定，诸侯服从他的名分正当、言辞顺理，汤、武的功业也可以成就，他怎么会败亡呢？只是因为他不知道仁义之所以为仁义，只是借用仁义的名声，所以转眼之间就败亡了。世上的议论者因此说，汤、武凭仁义兴起，徐偃王凭仁义灭亡；兴亡虽然不同，他们所实行的仁义却是一样的。唉！又有谁知道仁义虽然相同，而实行它却各不相同呢？徐偃王借用仁义的名义来实行，汤、武则真正懂得仁义并且毫不虚假地实行它。兴亡的结果，本来就截然不同。汤、武和徐偃王，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 春秋时期，宋襄公想要谋求霸业，大概也是只借用仁义的名声罢了。楚人在泓水之战中说：‘我们是文王的军队。’不俘获头发斑白的人，不在敌军没有列好阵势时击鼓进攻。结果一战而使国家败亡，几乎灭亡。所以宋襄公的仁义，就是徐偃王的仁义：一个借用仁义来谋求王业却没有成功，一个借用仁义来谋求霸业却没有实现，都是借用它的名义而不知道运用它的实质。有人说：‘齐桓公、晋文公也借用仁义，但他们的霸业却成功了，为什么呢？’回答说：‘齐桓公、晋文公对于仁义，是善于借用它的人。借用得好，所以霸业成功。徐偃王、宋襄公则仰慕仁义的名声，却不善于借用；既然不善于借用，他们败亡本来就是应该的。这也是他们得失之所以不同的地方。’

译太史公说：“学者都说周武王讨伐纣王后居住在洛邑，其实不是这样。武王营建了洛邑，成王派召公占卜定居之处，于是把九鼎安置在那里。后来周朝又以酆、镐为都，直到犬戎打败周幽王，周朝才向东迁到洛邑。”苏氏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错误的了。从周平王到灭亡，并没有出现特别无道的君主，然而最终始终不能振兴，这就是东迁的过错。”君子说：“周朝向东迁都，并不是过错。说周朝自东迁以后日益衰弱，可以；说国家因为迁都到东方而导致衰弱，就不可以了。周朝居于酆、镐，酆、镐在西方，所以称洛邑为东都。自从武王把九鼎迁到洛邑，本来就已经有经营洛邑的打算。周公辅佐成王，完成武王的志愿，于是占卜洛邑以建都，郊祀、丘坛、社坛、城垣、宗庙、市场和居民里巷，没有一样不具备。这本来就是把洛邑作为可以建都的地方了。难道说洛邑的形势不如西周凭借函谷关、崤山，边接蜀地和陇地吗？那么它东有成皋，西有崤山、黾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水、洛水，本来就有坚固的防守。难道说洛邑的土地不如西周那样肥沃，不能作为天下的膏腴之地吗？那么它左有伊水，右有瀍水，土地肥沃平衍，可以使人富足。何况洛邑处在天下中央，实在就是洛邑；阴阳之气在这里调和，南北方向的日影在这里取正，四方道路的里程在这里均衡，天下诸侯都以此为准则。这样看来，洛邑什么时候不可以作为都城呢？” 考察《尚书》，周公告诫成王，让他居住在新邑，把那里作为治理天下的王都，于是成王东行，所以书中说：“戊辰日，王在新邑，举行烝祭，以祭祀岁神。”这说明成王曾经到过洛邑并举行烝祭。考察《诗经》，周宣王征集车辆和马匹，准备器械，在东都防备诸侯，借田猎来选拔车辆和士卒；这样看来，宣王也曾经到洛邑防备诸侯。那么周平王迁都洛邑，难道不是继承先王的遗意吗？怎么能说这是他的失策呢？即使周朝因为东迁而衰弱，那么所谓“国土缩小百里”，也早已不是一天造成的；西方夷族交相侵犯，比犬戎的攻伐更严重；凡伯南征而不能回来，比问鼎轻重更严重。这些难道都是平王以后才发生的吗？大概周朝自从周厉王之乱以后，王室动荡不安，如果没有周宣王使国家中兴，我看还没有等到东迁，周朝就已经灭亡了。周宣王以后，幽王失德，王室又大为败坏；即使平王不迁都，周朝难道就不会衰弱吗？假如文王、武王当时迁到东方，周朝难道会不兴盛吗？所以周朝衰弱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贤明的君主来振兴它，而不在于迁都。况且尧以平阳为都，舜迁都蒲坂，禹又迁都安邑；商朝从契到汤曾八次迁都，盘庚又迁都五次。唐、虞、夏、商四代的都城，没有固定不变的，大概都曾多次迁徙。” 为什么偏偏要把周朝东迁说成失策呢？迁都的道理是：洛邑的土地四通八达而且平坦，君主有德就容易兴盛，无德就容易衰败。可见定都洛邑本来可以导致兴盛，而导致衰败的原因，本来就在于没有德行。周朝以后，汉世祖定都洛邑，于是国祚延续二百年；魏孝文帝又定都洛邑，于是太和年间被称为太平之治。有德的君主定都洛邑，没有不兴盛的道理，这是古今相同的。既然如此，周朝拥有天下，共传三十七位君主；平王以后共有二十四位君主，历时八百六十七年，而东迁以后仍有五百二十八年。周平王向东迁都，难道果真是失策吗？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对群臣说：“在帷幄之中筹划，在千里之外决定胜负，我不如子房；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应粮饷，使粮道不断，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军队，作战必胜，进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而我能够任用他们。”这就是他取得天下的原因。君子说：“能够了解人才并善于任用他们，这是帝王的谋略。”凭汉高帝雄伟的姿态和宽宏的气度，加上他所任用的都是天下人才，他取得天下，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当初他和项籍一同起兵，反抗暴秦，争夺天下，像蚌鹬相持一样持续了八年；汉高帝的性命多次悬在项籍手中，但项籍最终却因此灭亡，是因为项籍专门施行暴虐，而汉高帝致力于宽厚仁慈。汉高帝进入咸阳时，连秋毫都没有侵犯；项籍到达后却放火焚烧并屠杀城中百姓。暴虐和宽厚走的是如此不同的道路，楚汉的兴亡在这里就已经决定了。何况项籍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而汉高帝则收罗一时英豪并驾驭他们。所谓三杰，都是天下的人才，而汉高帝任用他们，各自都能符合他们的才干。等到成功之后，他还说“我不如他们”，这可以说是知人善任，具有帝王的谋略了。他取得天下，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不过，汉高帝固然善于识别人才，这一点值得称道；至于任用他们的方法，却不免带有驾驭和束缚奔马的权术，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地方。韩信担任治粟都尉时，萧何多次说他才华非凡，而汉高帝故意不任用他，大概是想激怒他，使他逃走。韩信逃走后，萧何追上并带回他；韩信以为自己必死，汉高帝却立即任命他为大将，使韩信认为自己受到的任遇远超所望，于是拼死报答恩德，不再叛离，后来韩信便说汉高帝待自己十分优厚。这些事情都是汉高帝权术的一部分，而韩信自己却不知道。” 郦食其替汉高帝谋划扰乱楚国，想要拥立六国的后代。汉高帝并不是不知道六国后代不可以拥立，却故意拿这件事去询问张良，只是为了试探他的内心罢了。大概张良起初只是想替韩国报仇，又曾劝项梁拥立韩王的各位公子，韩横成为韩王，自己担任韩司徒；后来又从襃中离开汉军而归韩。[原文“而又及自襃中去汉而归。韩髙帝……”疑有串句或脱误]汉高帝担心张良最终只效忠韩国而不效忠汉朝，所以借着怀疑郦食其的谋划来试探张良。难道他果真不知道六国后代不应当拥立吗？张子房本来就极力陈说其中的困难，认为此事不可行；这也是张良处在汉高帝权术之中而自己不知道。萧何与汉高帝一同起兵，接受专任，守卫关中，汉廷群臣的功劳没有谁能与他相比。汉高帝担心他日益骄傲而招致灾祸，所以派士卒作为他的卫士，又把他交给廷尉拘押，以此压抑挫折他，使他谨慎自守，保全晚节，并不是真正怀疑萧何。假如汉高帝真怀疑他，就会像对待韩信、彭越那样对待他了；萧何又何至于自污名声来求得免罪呢？这也是萧何处在汉高帝权术之中而自己不知道。唉！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却都被汉高帝置于权术之中而不自知。汉高帝既然知道三人是人中豪杰，却只用权术驾驭他们，不再知道忠信也是为君之道。君臣相处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双方都令人惋惜吗？况且我听说，舜对待十二牧，周武王对待十位大臣，他们君臣相处，无不是遵循忠信之道。” 君主以诚心求取臣下，臣下以诚心侍奉君主，君主和臣下如同头脑与四肢，视为一体，哪里有所谓彼此牵制的权术呢？唉！这就是古代帝王所以伟大的地方。汉高帝并不是没有取得天下，然而他的君臣关系竟是这样，难道不愧对古代帝王吗？

译汉高帝六年，叔孙通征召鲁地的儒生，制定朝廷礼仪。鲁地有两位儒生不肯前往，说：“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死者还没有安葬，伤者还没有康复，却又要兴起礼乐吗？礼乐之所以能够兴起，要积累德政百年以后才可以。”君子说：“两位儒生所说的礼乐，并不是礼乐。他们只是把外在形式当作礼乐，而我说那不是礼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知道礼乐的文饰，却不知道它的根本。”《礼记》说：“礼，是天地之间的分别；乐，是天地之间的和谐。天高地低，万物分散而各有不同，礼制就由此施行；万物流动而不止息，彼此会合并化育，乐就由此兴起。”又说：“大礼与天地同其节制，大乐与天地同其和谐。”孔子说：“所谓礼，难道只是玉帛吗？所谓乐，难道只是钟鼓吗？”孟子谈论礼乐，先以仁义为根本，并说：“礼的实质，就是节制和文饰这两件事；乐的实质，就是使这两件事得到快乐。”这才是礼乐的意义。礼乐是片刻也不能离开自身的；圣贤修养自身的方法，也就是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既然礼乐片刻都不可废弃，却一定要等一百年，岂不是迂腐得太过分了吗？” 所以，没有根本就不能确立，没有文饰就不能施行。可以损益、因袭、变革的，是礼乐的形式。因此，忠由质朴转变而成为文饰，质朴转变后文饰又接续出现；文饰本来不能保证永远不变。夏代的礼乐变为濩，濩又变为武，武也不能保证永远不变。这些说的都是礼乐的形式。至于谈论它的根本，那么古今始终是一致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百世之后也可以预知”。所以我说：“两位儒生所说的礼乐，并不是礼乐；他们说的是礼乐的形式，而不是礼乐的根本。”自从两位儒生提出这种说法，汉代儒生全都遵从它。整个汉代，关于礼乐的说法纷繁复杂，但大体包括正朔、服色、辟雍、井田、封建和雅乐。这些都是帝王治理天下的制度工具，被暴秦扫除以后，有圣王兴起，本来应当加以修复和彰明。然而汉代贤君没有谁比得上汉孝文帝。汉朝建立到这时已经接近百年，正是兴起礼乐的时候。贾谊请求改正朔、变服色、确定官名、兴起礼乐，孝文帝却谦逊退让，认为尚未有暇顾及，只用德政教化百姓，因此天下安宁，万里之内家家有炊烟；自成王、康王以来，称得上太平之治的，没有超过他的。到了汉武帝，才改正朔，议论明堂；到了汉成帝，议论建立辟雍，还没有建成，王莽却建造了它。” 到了汉哀帝，才下诏制定雅乐，废除淫靡的声乐。这三位君主，对于达到太平之治来说怎么样呢？自汉代以来的一千几百年间，有作为的君臣对于这几项制度，没有不讲求阐明的。其中最容易理解、最容易施行的是正朔和服色；关于明堂、辟雍、雅乐，众说纷纭，有的实行了，有的最终没有实行；关于封建、井田，虽然说法很多，却始终不能实行。可以实行的，就沿用；不能实行的，就改革。然而这些都足以成为一代之治，这就清楚表明它们只是礼乐的形式，而不是礼乐的根本。礼乐的形式与治理之道没有直接关系，也清楚了。汉高祖从马上取得天下，轻视《诗》《书》，而叔孙通不过是个浅陋的儒生。他因拔剑击柱的事情，想制定严肃的朝廷礼仪来制止喧哗，于是提出“儒者可以守成”的说法。其实，整肃朝仪，不过是依照绵蕞举行仪式，是礼仪中最末节的事情，叔孙通却把它说成儒者守成的大事，两位儒生又把它说成兴起礼乐的大事。唉！儒者之所以为儒者，礼乐之所以为礼乐，难道就只是这样吗？到了隋代，文中子在河汾讲论道术，对他的弟子魏徵、房玄龄、杜如晦说：“诸位虽然聪明卓异，但遇到明主，一定会羞愧于礼乐。”后来听到江都发生变乱，又说：“道废弃已经很久了，假如有圣王兴起，三十年以后礼乐才可以称备。” 十年使百姓安定，十年使百姓富足，十年使百姓和睦，这样才算成功。”后来唐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讨论兴起礼乐，说：“礼崩乐坏，我非常怜悯；有志于此却不能实现，是古人所悲哀的。时机难得而容易失去，这就是我心中忧惧不安的原因。”魏徵、房玄龄、杜如晦都惭愧惊惧地退下。这几位大臣，可以说是兴盛王业的贤良辅佐，而且明白古今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他们虽然没有把改变制度、建立法制作为自己的责任，但说到辅佐君主的实际功劳，房玄龄、杜如晦善于弥补缝合，魏徵敢于进谏，这些都是臣下难以做到的，哪里会因为礼乐而惭愧呢？所以，靠征伐取得天下的君主，没有谁比得上商汤、周武王。商汤建立国家之初，告诫臣下说：“不要遵从邪僻的行为，不要陷入怠惰放纵，各自守好你们的典章，以承受上天的恩惠。”这就是礼。商汤所到之处的百姓，家家相互庆贺，这就是乐。武王灭商初登王位时，只设置五等爵位，只分封三种土地，设置官职只用贤者，任用官员只看能力，这就是礼。武王大赏赐天下，百姓全都喜悦归服，这就是乐。既然如此，改朝换代并不需要一早一晚的时间，礼乐就已经施行其中，难道还要等待三十年那么久吗？所以我认为，两位儒生所说的百年，文中子所说的三十年，都只是在谈礼乐的形式，而没有通达礼乐的根本。” 唉！两位儒生本来不值得一提，文中子动不动就把自己比作圣人，然而立论竟是这样，距离成为叔孙通又有多远呢？汉光武帝遭逢汉朝中衰，继承并恢复先世的事业，征伐四方，每天忙碌得没有空闲，却仍然重视经学，礼聘儒雅之士，扩建学校，修治并彰明礼乐。后来明帝、章帝继承他的志向，亲临辟雍，拜见年长的儒者，横陈经书而询问道理。从公卿大夫直到郡县官吏，全都选用通晓经学、品行高尚的人，因此上层建立教化，下层形成风俗。自三代灭亡以后，风俗的美好，没有像东汉这样兴盛的。君子说：“国家风俗教化的形成，不是一个人的作为，也不是一天的积累。因为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所以实行起来没有弊端；因为不是一天积累的，所以守持起来有根基。这就是已经形成以后更加兴盛，时间越久越不衰败的原因。周朝拥有天下，开始于周文王、周武王；他们崇尚道德，尊重礼义，设置辟雍、泮宫、庠序等教育场所，陈设礼乐，弹琴唱歌，以教化移风易俗，整治人伦，端正夫妇关系，天下没有不明白孝悌之义和敦厚笃实之行的，所以仁义之道充满天下。后来成王、康王继承基业，守住盈满、保持成就，世代笃行忠厚；当时风俗隆盛，家家都可以得到封爵，大概为后世八百年的长久基业留下了福泽。这难道是一个人的作为、一天的积累吗？成周以后，谈论风俗教化的美好，没有能超过东汉的。”

译然而，如果不是光武帝在前面亲自实行，明帝、章帝在后面继承志向，都把崇尚经学、修明儒学作为要务，那么教化所达到的效果，难道能够达到极盛吗？所以从建武、永平直到建初、永元，上至朝廷，下至乡里，没有不以名节互相砥砺，不肯有一丝苟且，也不肯以虚伪自欺、互相效法，整个社会很快形成风气，没有间隔。这种风俗的美好，即使说它可以和成周相媲美，也是可以的。到了元兴以后，宦官专擅政权，小人倚仗他们的威势和恩宠，互相煽动为恶；中等才能的人却观望不前，不知该怎么办，于是汉朝已经失去了权柄，纲纪大为败坏。然而在位的公卿大夫中，有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这些人，都是特别奋起的豪杰之士。他们共同发愤，同心协力，以公义竭力扶助危局，直道正言，分辨是非黑白，丝毫不屈服退让。后来形势发展到不能容忍他们，罗织钩连党人的案件兴起，他们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行为更加激烈；志向虽然没有实现，但他们的忠诚却有余。天下士人听到他们的风范、仰慕他们的义行，人人都感慨奋发、激愤振作；像符融、郭泰、范滂、许劭这一类人，都各自发表议论来挽救朝廷的缺失，其中情势最严重的，甚至解下印绶，抛弃家族，亲骨肉互相勉励，走向死亡而不躲避，甚至以不能和他们一同死去为耻。” 因此一百多年间，那些拥兵自立、割据一方的人，虽然彼此吞并厮杀，却仍然无不以尊奉汉朝为借口；即使像曹操这样奸诈雄强、掌握强大势力、图谋非分之事的人，直到临死也不敢废掉汉朝而自行称帝，难道不是因为名分大义仍然存在，知道有所畏惧回避而自我约束吗？唉！后世讨论两汉的风俗，谈到西汉一定说经学，谈到东汉一定说名节，难道不知道经学本来就是名节的根基，而名节所产生的功效，对于国家天下的关系尤其重大到这种程度吗？程子说：“后汉的名节，是在风俗中形成的，并不是人人自己获得的；然而一旦改变这种风俗，就可以达到大道。”司马光说：“教化是国家的紧要事务，风俗是天下的大事。只有明智的君子，深刻认识并作长远考虑，才知道教化风俗带来的利益广大，取得的效果长久。”说得太好了！这真是治理国家的借鉴啊！” 曹操的权势一天比一天显赫，董昭说应当给他晋爵并加九锡，以彰显特殊功勋。荀彧认为，曹公本来是兴义兵来匡正朝廷、安定国家的，秉持忠贞的诚心，恪守谦退礼让的实际行动；君子以德爱人，不应这样做。曹操因此不高兴。等到曹操攻打孙权，请荀彧犒劳军队，便趁机留下荀彧，任命他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荀彧因病留在寿春，服药而死。君子说：“图谋篡夺的人，将要夺取别人的国家，必定会选择那些正直贤能、为众人所拥戴而又与自己心意相违的人，设法中伤他们，只怕别人不能让自己的志愿实现，只怕自己的恶行不能成功。曹操杀荀文若，就是这样。文若服药而死，大概是自杀；但为什么说是曹操杀了他呢？因为文若虽然是自杀，但导致他自杀的人是曹操，说曹操杀了他也是可以的。唉！君子不幸处在国家将要覆亡的乱世，却想在其中保持自己的立场，结果只足以杀死自身而已。即使想明哲保身，也无法做到。像文若这样的人，实在多么不幸啊！况且文若难道不能称为正人贤士吗？汉朝动乱时，豪杰纷纷起兵，文若认为曹操或许可以成就大事、安定国家，所以跟随他并辅佐他。” 凡是他与曹操谋划的所谓大顺、大略、大德，大体都是匡正朝廷、安定国家的事情，哪里曾经谋划过篡夺汉朝呢？但他不知道曹操是天下的奸雄，怀有鬼蜮般的智谋，虽然表面上显得恭敬谦逊，篡夺汉朝却是他的本心。董昭是预先知道他本心的人。谋划加九锡，正好迎合了曹操内心的欲望。文若虽然贤明，但智慧不足，只看到曹公秉持忠贞、守住谦退礼让，认为不应这样做，难道不是违逆了曹操的心意吗？智慧不足而气节有余，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是不会停止的。曹操回想平日文若同自己所谈的事情，从来没有遇到真正符合自己志向的；到了图谋九锡时，文若又违逆他的心意。假如文若还活着，就会使他的志愿无法最终实现，那么他杀掉文若，本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文若一死，曹操的恶行就得以成功。第二年，曹操果然接受九锡；等到孙权称臣并称颂天命，曹操便认为天命在自己身上，说自己已经成了周文王。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终于篡夺帝位，而且把自己比作舜、禹。唉！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周文王、舜和禹吗？朱温将要篡夺唐朝时，想任用优伶张廷范为太常卿，裴枢坚持反对这件事。裴枢等人是朝廷中德高望重的老臣，朱温认为这只是小事，但他们仍不肯屈从，朱温一定不会听从。朱温已经取得天下，所以放肆地诛杀铲除异己；白马之祸发生后，裴枢等人没有留下一个同类。曹操篡汉、朱温篡唐，他们的罪恶是一样的。曹操杀荀彧，朱温杀裴枢，他们的作为是多么相似啊！因此我知道，篡逆之人想夺取别人的国家，必定会选择正直贤能的人来中伤，只怕别人不能使自己的志愿实现，只怕自己的恶行不能成功。唉！曹操长期怀有无视君主的心思，又在天下建立了大功，他改变汉朝国运，简直易如反掌。即使文若违逆了自己，他的力量哪里足以阻止曹操？当时汉朝外戚和朝廷忠良几乎都被杀尽，留下一个文若，又有什么妨害？可是曹操竟不能稍稍容忍他。文若死了，曹操却不知道将来篡夺魏国的司马懿已经在暗中准备接替他的道路，而自己毫无察觉。只能加害于容易控制的人，却没有智慧估量难以图谋的对象，这哪里算得上曹操有智慧呢？司马懿控制魏国以后，命令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一同掌握重权，而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最终取代魏国。当时，王凌想在寿春讨伐司马懿却没有成功；文钦、毋丘俭想以淮南为据点诛杀司马师，也没有成功；诸葛诞又想在寿春诛杀司马昭，同样没有成功。巨大的奸贼锋芒毕露，人人都想咬他一口；然而人们只知道司马氏专擅魏国，却不知道养成他们恶行的原因，是曹操的无智。所以，司马氏对于魏国，就如同曹氏对于汉朝一样。孟子说：“不仁的人取得国家，是有这种情况的；但从来没有不仁的人能够取得天下。”又说：“从你那里出来的，也会返回到你那里。”拥有天下的人，难道不应当把这些作为鉴戒来观察吗？”

译唐太宗拥有天下，贞观年间天下大治，疆域向外接近岭海，百姓家家不用关门，出行不用携带粮食，每斗米只要三钱，一年判处死刑的案件总共只有二十九件，蛮夷的君长都穿戴汉族衣冠，佩刀担任宿卫。太宗感叹说：“这是魏徵劝我实行仁义的结果，真可惜没有让封德彝看到。”有人说：“太宗哪里算得上实行仁义呢？”太宗作为君主，大体上是仁德不如武力，正义不如功利。当他凭借英武的姿态，在年近二十时起兵，一战平定东都，再战攻下河北，直到夺取江陵、攻占黎阳，扫除群盗如同振落枯叶、折断朽木；他取得天下如同把东西放在手掌中，这似乎和成汤拯救百姓相近。然而他表面尊奉隋朝来取得名义，这同晋文公在河阳尊奉周天子有什么不同？向北擒获颉利可汗，向西灭掉高昌，又击破吐谷浑，降服薛延陀，使他们穿戴衣冠，在其土地上设置州县，这似乎和周武王开通道路相近。然而征讨高丽，到年老仍不满足，就不如齐桓公在召陵征伐楚国。太宗使用武力，果真符合三王的正义吗？囚犯经过五次复核，罪案经过三次审讯，这比古人审理狱讼更为详慎；但张蕴古被处死，仍不免属于滥杀。” 废除断趾的刑法，取消鞭打背部的刑罚，比古人的肉刑制度轻一些；但李君羡被诛杀，仍不免属于滥用刑罚。太宗使用刑罚，果真符合三王的仁德吗？大概他喜好扩大功业，追求崇高远大的目标，而学问修养还不充分，所以他所设置的制度、纲纪虽然有可观之处，但一生所做的事大多是假借仁义来实现自己的功利私心，哪里算得上实行仁义呢？君子说：“三代以后，贤明圣德的君主没有比得上太宗的，但回头看他仍然有所不足。”春秋时代责备求全的意思，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如果讨论仁义的根本，太宗似乎有所惭愧；如果讨论仁义的功效，太宗不能说不盛大。孟子说：“尧舜是出于本性而行仁义，商汤、周武王是亲身实行仁义，五霸只是借用仁义。”那么太宗虽然不能以出于本性来称许，难道也可以把他当作只是借用仁义来批评吗？否则，仁义的功效如此巨大，太宗实行仁义，为什么会这样容易达到、这样迅速成功呢？大概仁义对于天下，就像饥渴之人对于饮食，是人情共同的愿望；之所以共同愿望，是因为人心中都有共同的仁义本性。何况当时正处于天下大乱之后，百姓刚刚脱离水深火热，用仁德安抚他们，用正义抚慰他们，尤其容易见效。因此实行几年，粮米价格低廉，一斗只值数钱，居家的人有余粮，出行的人有余资，人人都自我敦厚，几乎到了刑罚可以废置的程度，天下欣然受到教化，如同影子随形、声音应和。” 百姓跟随教化，就像形体随着影子、声音随着声响一样，有一种不期然而然的效果。这种功效容易达到而且迅速形成，根本不必等待整整一世或一百年之久；不称它为盛治，可以吗？太宗之所以达到这种效果，除了他亲自实行仁义，还有谁能做到呢？假如太宗坚持实行而不倦怠，即使说他达到了由仁义出发而行事的境界，也是可以的；但说他只是实行仁义，可以吗？何况说他只是借用仁义，难道不是过分了吗？况且从唐尧、虞舜的治世到商汤之治，相隔五百多年；从商汤之治到文王、武王之治，也相隔五百多年；文王、武王以后，又过了一千多年才有太宗这样的君主。他治理天下的功效如此显著，然而仍然因为他没有达到的地方而责备他，认为他不能与先王并列，那么在文王、武王以前，大约每隔五百多年才遇到一个治世；在文王、武王以后，一千多年还没有遇到一个真正希望天下大治的君主。这不是责备人永远没有止境吗？唉！唐朝拥有天下，历经十八位君主，将近三百年；期间有蜀道、关陕、奉天等地的行幸，唐朝几次几乎灭亡，但天下最终仍然恢复为唐朝所有。由此可见，太宗实行仁义的功效更加不可抹杀，而实行仁义的功劳，究竟有什么对不起太宗的地方呢？魏徵曾对唐太宗说：“希望陛下使我成为良臣，不要使我成为忠臣。”君子说：“臣下献身侍奉君主，其道义本来是相同的。之所以说有良臣、忠臣的区别，是因为君主有道和无道时，臣下的处境不同。君主有道，臣下用正直之道侍奉他，能够明哲保身，所以称为良臣；君臣双方的名誉都能保全而没有损失，这是君臣关系的正常状态。君主无道，臣下无法用正直之道侍奉他，于是牺牲自身来殉道，所以称为忠臣；君臣双方的名誉都受到损害而不能保全，这是君臣关系的异常状态。因此，有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皋陶、伊尹、周公、召公这一类人就成为良臣；有夏桀、殷纣这样的君主，关龙逢、比干这一类人就成为忠臣。唉！假如君主是桀、纣，而自己却成为关龙逢、比干那样的人，这难道是臣下所希望的吗？魏徵郑重其事地把这些话告诉太宗，是很应该的。况且三代以后，能够像太宗这样接受劝谏的君主，能够像魏徵这样尽力进谏的臣子，可以说都发挥了自己的最大志向，无愧于‘明君良臣’之称。然而魏徵仍然说这样的话，为什么呢？唉！” 这正是魏徵善于进谏的地方。魏徵的意思是：君主有道，臣下就能成为良臣；君主无道，臣下就必定成为忠臣。希望陛下成为有道之君，不要成为无道之君。假如成为无道之君，那么臣下将来必定成为忠臣。这大概是想用这番话约束自己的君主，使他不能成为无道之君。否则，忠臣和良臣虽然称号不同，但都是美名，魏徵又何必有所选择呢？大概魏徵不是替自己谋划，实际上是在替君主考虑。假如君主因为无道而被天下后世耻笑，而自己却独自以忠节闻名，那么与君主、臣子都显扬，君主获得美名、臣下获得赞誉，君臣的善名都能成立相比，哪一种更好呢？或者魏徵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他深知太宗足以成为有道之君。假如太宗果真不足以成为有道之君，那么魏徵即使和关龙逢、比干在地下相伴，又有什么可贬责的呢？幸亏太宗努力实现贞观之治，最终成为有道之君；魏徵劝谏他的方式虽然不止一种，谁知道不是‘忠臣、良臣’的议论对他有所启发呢？不过，良臣从来没有不忠的，忠臣也没有不善的。魏徵这句话，或许也是矫正时弊而故意这样说的。世上有平庸邪曲的臣子，阿谀逢迎、闭口不言，只把保住俸禄和职位作为要务；他们将会坐视君主昏庸、愚昧、暴戾而不加匡救，反而借用魏徵关于良臣的话为自己辩解，最终导致君臣双方都遭受失败的祸患。” 唉！这又是魏徵成为罪人的原因了啊！《论儒》

译有用才称得上儒者，可世间的议论者却都说儒者没有用，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不是议论者的过错，他们所说的无用之儒，确实是无用之人；而我所说的有用之儒，并不是他们所说的无用之儒。周公、孔子都是儒者。周公的道曾经施用于天下。孔子虽然没有得到相应的职位，但他的道就是周公的道，是天下所应当实行的道。他的道，从格物、致知一直到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内外没有两样；从以自身为根本一直到在百姓中验证，建立于三王之道，本末始终一贯。小处可以落实在日常事物之间，大处可以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这就是周公、孔子作为儒者所奉行的道。周公、孔子离现在已经很远了，他们留下的言论本来都载在六经之中；凡是帝王治理世事的谋略、圣贤传授心法的要旨，都清楚完备地存在其中，是后世儒者应当取法的。不效法周公、孔子，就不够称为儒者；既然是儒者而又效法周公、孔子，难道还能说他没有用吗？唉！这就是我所说的儒者，果真是世间所谓没有用的人吗？至于世间所谓没有用的人，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穿着宽大的儒服，抬高眼睛、迈着大步，把这些当作事业；只不过咿咿呀呀地读训诂，只不过缀辑辞章而已。” 问到天下国家的事务，就说：“我是儒者，这不是我所学习的。”让他们参与事务而遇到变故，就说：“我是儒者，这不是我所能做的。”唉！儒者之道，难道竟然只限于训诂辞章吗？这种人之所以被称为儒者，被世人诋毁讥笑为迂腐空疏，本来就应该说他们没有用，他们也确实没有用，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姑孰的潘君章甫，是有用的儒者。他自任右史以来，就把嘉言正论写入奏章，使君主知道；历任湖广、浙东宪司的佥事，所到之处都有显著的政绩声誉，因此进入中书省任参议，最终授任江西按察使。陪辅宰相、总领宪法纲纪，是国家的重大任用，而潘君反复担任这些职务；他有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可是我所知道的事情，本来还有比这更大的。周公、孔子的道，我将要期待儒者的功效，使它或许能够在天下大白，难道只是像今天所见的这样吗？不过，有用之用很难做到，无用之用也不容易做到。像我这样的人，大概正从事于无用之用，流于迂腐空疏，不能自己返回正道。潘君何不拿一些道理来教导我呢？我曾经执笔作文章，接续在潘君之后，对他的为人了解很深，所以在他出行时写下《解儒》赠给他。”

译《书写闽中死难者》唉！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大城小邑之中，抛弃君主、背叛父亲、卖身投降的人，何其多啊！于是君臣、父子等纲常几乎败坏了。然而在这些人中，也时时有以节义自我表明的人。难道上天赋予人的良知和百姓固有的常性，本来就不能泯灭吗？戊申年，国朝军队攻取福建，步骑兵从杉关进攻邵武，随即攻克建宁；水军从海道攻破福州，随即攻取汀州、剑州，而兴化、漳州、泉州都望风归降。福建八州不到两个月就全部平定。当时大小守卫官吏大约有数千百人，能够以死守节的却只有两个人：一个叫拜特穆尔，一个叫德哷黙色。这两个人长期学习做官，未必明白圣贤道德的教诲；但到他们从容就义时，即使古代刚烈的大丈夫，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呢？所以特意采录他们的事迹，写在篇中。” 拜特穆尔，字君寿，是蒙古人。他历来做官，以廉洁能干著称；至正年间，因选拔任为福建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所在福州，我朝军队来到城下，城将要陷落时，他带着妻妾五人登上楼，对她们慷慨地说：“丈夫为国而死，妇人为丈夫而死，这是义。如今城池守不住了，我将要死去，你们能跟随我吗？”她们都哭着答谢说：“没有别的心愿，只有一死而已。”于是都拿绳子自缢而死。有一个十岁的女儿，他估计她不能自杀，便把她叫到佛龛前，骗她说：“你叩头拜佛，就可以保佑爹娘平安无事。”女儿刚拜下去，他便提起米袋压在她背上；米袋很重，女儿随即死去。[“囊下独念宗嗣不可絶”疑有脱误]临死前，他只想到宗族后嗣不能断绝；当时有个男孩才三岁，于是命令乳母把他抱到附近百姓家中藏起来，又让乳母带着金银随行，对她说：“万一事情有变，就用这些赎取性命，或许可以保全孩子。”没过多久，士兵攻入城中，他便拉燃灯火焚烧房屋；四面的窗户不一会儿都起火，火势从四面烧来，他最终被烧死。德哷黙色，字子初，是回回人。他性情刚烈强悍，熟悉并敏于处理官府事务，侍奉母亲很孝顺。四十岁时还没有做官，说：“我不忍心离开母亲。”后来因宿卫任职年久有功，被授为行宣政院崇教，三次升迁后任漳州路达噜噶齐，在任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当时陈有定占据闽中各郡，军队、钱粮等政务都由他的亲信总管，朝廷任命的官员都不能参与其中。王师逼近境内时，总管便以城池投降。大势已经无法挽回，德哷黙色仰天叹息说：“我没有才能，不到几年就做到三品官，国家的恩德太厚了；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国恩的，只有一死罢了。”过了不久，属吏报告新朝招谕使者到了，按礼应当出城迎接。他从容地对属吏说：“你只管先去，我随后就出发。”于是穿上公服到公事厅，面向北方拜了两拜，取出官印砍断印文，又取出手版写道：“大元臣子”，放在案上，坐回自己的座位，随即拔出佩刀割断喉咙而死。[“诣防事”疑为官署名称或文字有误]死后，他的手仍握着刀，按在膝上坐着，俨然如同活着时。郡中百姓聚集在庭下哭泣，收殓他的尸体，安葬在城东门。” 唉！从前南宋末年，李芾守卫潭州，元朝阿尔哈雅的军队到来，潭州陷落，李芾杀死全家，焚烧自己而死。赵卯发守卫池州，伯颜的军队南下，郡中的佐官带领全城投降，赵卯发和妻子一同上吊而死。近世守节而死的刚烈之士，很少有人能和他们相比。距离今天已经一百年了，人们还在称颂他们，仿佛是前一天的事情。难道不只是百年之间人们不停地称颂他们，即使流传万世而不磨灭，也是可以的。唉！以我看来，这两个人与李芾、赵卯发相比，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 《说舟》为什么不试着观察一下船呢？船桨和船只的便利，在于渡过不能通行的地方，无论大小都是一样的。然而船的大小不同，器具就不同；所能装载的重量不同，所适用的地方也不同。比如一丈高的桅杆，五尺长的船桨，用揉曲的木板做船舷，用举起的竹竿做橹；这样的船浮在水上摇摇晃晃，行驶时空荡轻薄，所能装载的不过一钧一石，所能航行的不过是浅溪溢涧。像这样的东西，说它不是船不可以。至于用豫章木做橹，用楩楠木做船身，用徂徕山的松木做桅杆，用新甫山的柏木做舵；它高十丈，宽十筵，行驶时如同山在移动，停泊时如同云耸立。吴地的米、蜀地的盐、广地和闽地以及夷蛮地区的珍贵货物，重达万斛的物资，各种各样的产品，没有不能承载的。在长河、大江、重重湖泊和巨大的海面上，在险恶的波涛和重叠的巨浪中，在蛟龙、鼋鼍、天吴、罔象出没的地方，顺着长风，逆着洪水，鼓动船桨驾船前进，一口气就能行驶千里。这也仍然是船，和前面所说的船，难道不是大不相同吗？所以说，船无论大小，都可以渡过不能通行的地方。然而船有大小，它们发挥作用的大小，就不能相提并论了。唉！人的才干也是这样。才干无论大小，都足以发挥作用。” 所以，大的方面，是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小的方面，则是供天下国家使用。用来治理天下国家，犹如船运载吴地的米、蜀地的盐，以及广大闽地和蛮夷地区的珍宝货物，无所不容，并且能够渡过长河、大江、重重湖泊和巨大的海洋。供天下国家使用，则犹如船只所能装载的不过一钧一石，只能行驶在浅溪和涨溢的山涧中。它所装载的容量不同，所施展的作用也各有不同，难道不正如大小不同的器物吗？丹阳滕君才华宏富、学问广博，器量宏大，尤其擅长写文章，得到君主和宰相的知遇已经很久了。于是他从平民身份入朝担任起居注，任职半年，升任佥湖广宪司事；过了两年，皇上知道他的才能可以用于大事，便任命他为宪使，仍然前往治理湖广，大概已经渐渐走向执掌大权的职位了。《尚书》说：“如果要渡过大河，就用你来作船桨。”士大夫无不以此期望他。我与滕君有前后同僚的情谊，于是到江边为他送行，借谈船来赠言。杂说二首 蜈蚣和鸡并不是同类，但它们的仇怨最深。鸡见到蜈蚣，一定把它杀死并吞食。人被蜈蚣螫伤，用鸡涎涂抹，疼痛随即就会痊愈。然而鸡一死，蜈蚣便总要钻进鸡腹中，不停地啃咬它。蚊子和鳖也不是同类，但它们的怨恨更加深重。鳖被蚊子叮咬，没有不死的；人想要驱避蚊子，就把鳖甲骨研成粉末焚烧，蚊子闻到它的气味，大都逃避离去；即使不逃避，也没有能够存活的。那些蠢动的动物，有知觉而没有理性。蜈蚣被鸡杀死，鸡虽然已经死了，仍然要在死后报仇；鳖被蚊子害死，蚊子本来还活着，鳖仍要报复它的怨恨，使它不能存活。动物本性猛烈到这种地步。唉！人有理智，却怀着害人的心，不顾别人将来会对自己报仇雪恨，也未免太不会替自己考虑了吧！

译刺猬这种动物，身上的毛很能刺伤人；它能够跳进老虎耳中，老虎有时会咬它，但刺猬的皮很坚硬，咬不死它，于是它便钻入老虎腹中再出来。可是它的本性厌恶喜鹊，见到喜鹊便自己仰卧露出腹部，任凭喜鹊啄食。乌贼这种动物没有皮甲，常常浮出水面，样子像已经死了，人很容易把它捞取；但它的本性喜欢乌鸦，乌鸦一下来啄它，它就卷住乌鸦将其吞食。唉！刺猬和乌贼，外形相差万分，爱好和厌恶也完全不同。刺猬凶猛可怕，本来应当能够伤害喜鹊，却反而被喜鹊伤害；乌贼块然呆拙，看似可以亲近，本来应当不能伤害乌鸦，却最终反而使乌鸦受到伤害。这其中的道理实在有难以解释的地方。那么，人中固然有凶恶而厌害别人的人，是不是因为他们可怕；也有质朴而喜欢别人的人，是不是因为他们可亲近呢？《王忠文集》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十九 明代王祎撰 杂著 《急就章》并序 《急就章》属于小学一类的书。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最初创作了它。秦代李斯等人写有《苍颉》《爰历》《博学》等篇；自汉朝兴起以来，使用的多是徒隶所写的字体，文字学日益不正。于是史游选取其中的规范字，编成韵文，共三十二章。东汉杜度、张芝擅长草书，用草书书写这篇文字，称为章草。世人于是都说草书起源于史游，却不知道史游所用的本来是正字。这门学问到唐代仍然流传，大概流传下来的只是读法，而字体已经失传了。宋代庐陵欧阳公和四明王应麟，又分别以州名、姓氏编写类似作品，但都舍弃了原来的字体，只采用其读法。然而如今学习这种读法的人，本来也很少。我在研究经书之余，偶然选取《禹贡》《诗经》《周官》中山川、草木、鸟兽和六官的名称，编成三篇，给子弟们看，大概只是延续古代小学遗留下来的用意，并不敢拿它来向博雅君子夸耀。《禹贡山川名急就章》混沌既已分判，阴阳二气分开；清气上升成为乾，浊气下降成为坤。凝聚结成的成为山岳，融化流动的成为江河，江河奔流交错，山岳耸立，水流交相穿行，像井然排列、棋子分布。茫茫洪水滔天，尚未得到治理，百姓陷于昏暗和水患之中，危急将亡；蛇龙猛兽，更加危害人民。帝尧命令神禹安定百姓，顺着山势疏导河流，砍伐树木，亲自乘坐四种交通工具，辛劳自己的身体。九山九川各自确定名称，九州的区分于是可以遵循：冀、兖、青、徐、扬、豫、荆、梁、雍，都以山川为界。至于昆仑高大隆起，实为山岳之宗；它的支脉分为两条，夹在大地之间：南面是衡山、华山，西面是恒山，北面是岱山，东面是泰山，这叫四岳，各自镇守所属疆域。大别、大伾、太岳、太行【叶，音洪】，“大”和“太”都是说它们高大。终南、西倾、内方、外方【叶，音风】，有的又以“阳”为名，取其方位而称。王屋、嶓冢、底柱、析城【神融切】，以及碣石，都是根据形状命名；雷首、壶口、陪尾，则是根据自身形态命名；鸟鼠、熊羽、龙门，是用鸟兽命名【渠容切】。以山为名的有岥、峄、岍、嶓、岷；以草木为名的有荆、蔡、梁、栢、桐。至于三危、合黎、敷浅原、积石、朱圉、惇物、防等地，名称既不一致，它们的所在谁能穷尽考察？又如海是巨大的水体，百川都归向那里；江、河、淮、济四条大河并列分流，济水断绝而漳水接续，也都自行流入海中。涯灉、沇、汶、漯、汭、泗、沂、汉、沔、潜、沱、洚、潍、淄、渭、沣、澧、漾、漆、沮、荥、洛、瀍、涧、沧浪、澨、波、菏等水流，都顺势流行。雷、夏、恒、卫、孟津、伊、大野、云梦、桓、和、夷、彭蠡、震泽，汇聚成湖泊；休屠的涿野，也已经成为水泽；黑水、弱水向西流去。至于覆鬴、马颊、徒骇、太史【叶，音思】、简洁、鬲津、钩盘、胡苏，是九河的旧河道，但已经无法考察。沅、元、渐、辰、叙、酉、澧，以及湘、资，共称九江，洞庭湖总汇于此。岷山、嶓冢山，以及豫章、娄、淞、东江，湄水，合称三江；关于它们的名称，流传下来的说法各不相同。大禹治水九年，九州的堤防和治理功绩已经完成，天下得到治理而安宁；六府的政务大为修治，三种土壤各得其宜。五服之内，远近不同，赋税有轻有重；万国分封，土地和姓氏都已明确。王化声教所到之处，没有不奉行的；东面渐及，西面覆盖，北方南方都达到。于是舜赐给大禹玄圭，大禹到虞廷报告；洛水神龟呈献文字，显示祥瑞征兆。他的功绩盛大得不可形容，万世永远依赖，和天地一样长久。《诗草木鸟兽名急就章》天地之间，混合孕育着万物，种类有成千上万。万物各自禀赋形体，分别属于飞行、潜藏、活动和植物；名称不同，实际也各异，不可一一穷究。它们都由同一种元气产生：最初萌芽，种子开始破裂，幼苗生长、枝条抽出，根干竖立；春天生长，秋天成熟；有的开花结果，有的轻飞缓行，有的蠕动活动，各自生息繁衍，形态变化，或胎生、或卵生、或湿生，含有灵性，或相貌肖似，或高飞，纷纷密集。诗人吟咏歌唱，也偶尔涉及这些事物，散见于诗篇之中；如今可以收集到的还不到其中百分之一。比如荇、葛、芹、藻、芣苡、蘩、葑、菲、薇、蕨、茆、蒲、苹、萧、蓼、堇、荼、苦、荠、蓝、茨、茅、葭、菼、苌、苇、萑、防、艾、茹、芦、芩、藚、菅、蘝、莠、蓬、苕、莪、芑、兰、蓍、要、苴、苹、蔚、菜、蕳、芦、蒿、蓫、葍、茑、萝、芄、薁、菽、葵、荏、韭、郁、谖、卷耳、唐、台、刍、绿、全红，即游龙，二名兼称；以及芍药、菡萏、荷、舜、丹、笋、麻、匏、瓠、瓜、瓞、绵、黍、稷、稻、谷，颗粒坚实；稙、穉、秬、秠、穋、稌、穈、粱、粟、来、牟、稂、稗。又有松、柏、棠、棣、枤、杜、枢、椅、桐、杞、梓、枌、桑、榆、桧、檀、栲、杻、檖、柞、梧、棫、朴、棘、栎、樗、柳、杨、榛、楛、漆、枸、楰、樛、株、桋、栩、楚、扶苏、桃、李、梅、栗、枣、木瓜【叶，音姑】；“绿竹猗猗”中的绿竹，也属于这一类。又有凤凰、雎鸠、鹊、燕、莺、鸿、雁、鸒、鹭、鹙、鸳鸯【叶，音英】、鹳、鹤、鸾、鹄、鷮、鹈、凫、鹥、公雉、母鸡；鸣鸱、鸮、鸤、鵙、鵻、脊令、晨风、鹑、雀、鸢、隼、鹰；玄鸟、白鸟、黄鸟、黑乌；出生后交交鸣叫的桑扈和苍庚。又有麟趾、驺虞、麕、鹿、麀【叶，音夭】、豕、豝、豵、豣、牂、羜、羔、犉、特牲、牺牛、羊、庖、毚兔、厐犬、狐狸、猱、熊、罴、貔、豹、狼、虎、虓、象、兕、豺、貉、貆、鼠、猫；“我马维驹”中的驹，驷、驈、骖、骐马、騧、驳、骆、驷、骥、騵、骊、骓、駓、骍、駠、驒、骃、騢、乘黄、皇、駜、駽。还有螽斯、蝃蝀、青蝇、苍蝇、蟋蟀、蜉蝣、蜩、蠋、蝱、虺、蛇、蜴、蜮、蟊、贼、蜂、螫、蚕，善恶分明；伊威、蜾臝、螟蛉、蜎蜎、熠燿；宵行，即促织。还有鲂、鳏、鱮、鲤、鳟、鲦、鲿、鲨、鰋、鳣、鲔等鱼；鳖也属于这一类，龟最有灵性；龙，像龙一样的形状也可以描画。君子所可贵的，是能够广泛认识事物；不知道一物，就应当感到羞耻。古今名称不同，方言彼此隔绝，传闻中还有讹误，都必须考察核实。后来的《离骚》歌咏草木【叶，音觅】，《尔雅》解释虫鱼尤其详尽。至于这些细小琐碎的事物，难以全部叙述，这里只略列其名目，以资助写作。《周官官名急就章》周王接受天命，建都于天下中央，辨明方位，端正位置，设置官府，分掌职务。于是设置六官，作为人民的根本。六官所属官职共有三百六十种，职位排列有高有低，事务分有缓急，大纲小目俱全，防范周密。即使是琐屑、冗杂、细小的事务，也无不齐备。

译天官冢宰所属，有大宰、小宰、宫正、宫伯、庖亨、饔膳、甸兽、掌鱼鳖酒、浆、凌、笾、醯、醢、盐、腊掌、舍、阍、寺掌、次幂、幕、丝、枲、皮、币、夏、采、职、岁缝、染、裘、屦、书、服、追、会、医、分疡、食府、列玉、大内、府外、府内、竖内、臣内、宰职、内、九嫔、世妇、女祝、史御。地官司徒所属，有师保、州县、族党、闾比、乡遂、里邻、鄙鄼、旅市、廛胥、土均、门关、稍委、封牧、鼓舞、充牛、载羽、士训、诵训、山虞、泽虞、川泉、林草、稻稼、葛荼、节迹、卝角、炭蜃、舂、仓廪、场囿、禄槀、舍遗。春官宗伯所属，有典瑞、典命、司尊、司筵、郁鬯、鸡、龟筴、卜、占、庸、器、车、服、瞽、防、司、干、磬、钟、笙、镈、韎、籥、旄、常乐、梦师、胥祲、了职、丧冢、墓、祧、祀、诅、祝、保、章、巫、肆、典、路、鞮、鞻、冯、相、天、府、世、妇、诸、史、宗、夏。夏官司马所属，有司马、虎贲、罗、畜、鸟、羊、戈盾、弓矢、环弁、甲兵、旅隶、节服、挈壶、射相、廋固、围圉、川原、山匡、撢缮、槀校、戎驭、仆、量、牧、险、爟、候、田、道、右、勋、小臣、司士、小子、职方、怀方、土方、合方、训方、形方。秋官司寇所属，有盟约、民刑、乡遂、县都、蝈鸡、条狼、蛮貉、闽夷、夫人、硩蔟、蜡氏、象胥、司烜、赤叐、衔枚、野庐、萍柞、翦讶、雍翨、交仪、刺金、货贿、庶庭、修闾、禁暴、杀戮、囚圜、伊宂、冥客、察宪、寤家、方壶、朝都，以及士、行人、大夫等职。冬官司空所属，有车辀、轮舆、弓函、筑、雕、裘、防、庐匠、韦、韗、冶、陶、钟磬、凫、鲍、楖、防、梓、桃、瓬、玉等一类官职。这是《考工记》所列举的条目。大体说来，制度开始于唐虞时期，当时设置九官，职掌似乎还很简略，却兼理许多事务；到了成周，六官才完备，纲举目张，也已经相当繁多了。然而姬公所制定的制度，确实是圣人创作的。后世如果有君王真心向往古代，像《关雎》《麟趾》所称颂的那样，使政治教化达到完善，全部实行这些制度，难道不可以形成灿然可观的局面吗？为什么嬴秦以来，专任私意，做事不效法古制，官制杂乱不一呢？幸而典籍中还记载着这些制度，遗留下来的痕迹清楚可见；现在叙述其大概次序，等待后来的贤者采用。《演连珠》并序 连珠这种文体，贵在辞藻华美而语言简约，不直接说明事情，必定借助比喻来表达其作用，使读者稍稍领悟；它合于古诗讽谏寄兴的意义，又因为容易看懂而令人喜悦，文字历历相连如贯串的珠子，所以称为连珠。汉章帝时期，班固、贾逵、傅毅三人奉诏开始创作，但他们的文章后世很少流传。我读《文选》，曾经喜爱陆机所作《演连珠》，于是仿照这种体裁写成五十首。虽然讽谏寄兴的意义，私下或许差可近似，但辞藻不能华美，语言不能简约，比作者差得太多了。现在录在下面，供读者阅览。

译王祎序 臣听说，圆穹苍天垂示天象，列宿昭示符验；北辰是天上的枢纽，至尊而不移动；中宫天极是泰乙恒常居处。因此君主居于正位，是为了建立皇极；王者居于天下中央，是为了扩展帝王的基业。臣听说，腾蛇在雾中游动，应龙凌驾云端。蛇有什么威势？凭借雾气来助长它的威势。龙有什么神异？凭借云气来显现它的神异。因此君主所凭借的，是权力的盛大；君主所乘用的，是地位的尊贵。桀做天子，因拥有这种地位便能够扰乱天下；尧做平民，却不能治理三个人。臣听说，人和万物相比，最具有灵性；圣人和众人相比，尤其出类拔萃。因此阴阳最为玄妙，而圣人能够运用阴阳；天地最为广大，而圣人的力量能够配位天地。道有兴盛和衰败，只有圣人能使衰败转为兴盛；世道有安定和混乱，只有圣人能使混乱反转为安定。臣听说，圣人不自以为圣，而是以学习作为资助。傅说告诫君王要谦逊，敏于学习；《周颂》记载着不断光明、发扬光大的言辞。因此在宽广的殿堂和细密的茵席之间，应当延请博学的儒者共同讲论；左边放图，右边列史，除了古代训诫还能以什么为师呢？臣听说，制造器物的人兢兢业业，直到器物成功；奉持器物的人恭敬谨慎，才能保证它没有忧患。因此，天下这个大器，不是容易谋划的。祖宗经营百年还嫌不足，子孙败坏它却只需一天。臣听说，臣下要尽情进言，必定依赖君主善于听取；君主要达到治理完善，必定依赖臣下忠诚的劝告。大概臣下对君上，所求在于细微；君上对臣下，所要求的应当深厚。因此尧在衢室询问政事，连偏僻微贱之人的谋议也加以咨询；舜在总章访问贤者，连樵夫的言语也一并记录。大禹吃一顿饭要多次起身，周公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臣听说，以少数来考察多数，观察就不会偏颇；以广博来归纳简约，认识就没有不真实的。为什么呢？一个人凭两只眼睛观察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却凭万只眼睛观察一个人【缺文】统御群臣的人，对细微之处也没有不亲自关注的。臣听说，婴儿没有别的欲望，却一定要满足他所有的欲望；婴儿有些话说不出来，却一定要体会他没有说出的意思。因此圣人治理万民，务必在于沟通他们的心志；圣人制御万物，贵在于保全它们的天性。臣听说，上天最为公正，四时因此形成。秋霜肃杀，树木却不怨恨叶落；春风滋养万物，草木却不感谢自己的繁茂。因此圣王治理天下，使百姓不自矜夸，以德义涵养他们，使他们不知道这是恩惠；以法律约束他们，使他们不知道这是刑罚。臣听说，事情以顺应为便利，万物以适宜为安定。要给某物恩赐，并不是背着它登上树木；要给予鱼类恩德，也不是提着它进入深渊。因此夏季免除赋税、冬季减省劳役，百姓不以为怨；春天借贷给百姓，秋天征收赋税，百姓常常把它当作恩惠。臣听说，网以纲为总领，衣服以衣领为尊要。提起网纲，网眼自然张开；振起衣领，衣服的下摆便会顺从。因此，道是政治的衣领，圣人修养道而不专事修饰政令；官吏是百姓的纲，圣人治理官吏而不直接苛治百姓。臣听说，天道默默运行，寒暑调和而人们不知道；天象明显垂示，日月五星清楚，人们就容易看见。因此，君主一人的治国方法，教化从朝廷发出；一代的法律，宪令在官府中明确施行。治国方法暗中运转，百姓不能察知其由来；法律公开施行，百姓没有人敢越过它的尺度。臣听说，调弓的人一定使弓弦有松有紧，弹奏瑟的人一定推移琴柱。因此要顺应时势制定适宜的办法，是为了通达于世俗；观察变化而建立法令，不能只是拘泥于古制。三王所做的事情不同，却都名垂后世；五帝所行的道德不同，却都覆盖天下。臣听说，九寸长的竹律可以推知七十二候的气运；八尺长的玉衡可以验证九千万里的天体运行。因此，君主达到治理完善所凭借的工具非常简约，而天下归化的成效却极其宏大。为什么呢？十世百世的治理原则，也就是万世的治理原则；万人千人的人情，也就是一个人的人情。臣听说，琴没有琴弦便不能发声，众徽齐备琴弦才能调和；车没有车毂便不能运行，许多车辐汇聚到车毂上，车毂才算完备。因此圣明的时代，贤能之才都能得到任用。君主自身没有聪明，就汇聚天下人的智慧作为聪明；君主自身没有威势，就凭借天下人的能力作为威势。臣听说，句粤的竹箭，箭头用精金制成，若拿来当木棒敲打，它和粗木有什么选择？蜚景的宝剑，威势可以压倒白日，若用来割取东西，它和普通刀刃又有什么不同？因此，衡量才能来授予职任，大小都能合宜；根据德行来任用人，圣贤就不会被埋没。臣听说，做君主的职责，以任用宰相为第一要务；宰相的职责，只举用贤能之人。因此傅嵒求访傅说，只凭梦中征兆；莘野聘用伊尹，不借助官职资历的次序。臣又听说，人才的显达或隐没，关系着世道的盛衰；所以叔世被弃置的人，竟成为兴王所倚赖的辅佐。因此周朝的十位乱臣，原本出自商朝的旧臣；辅佐汉高祖的三杰，实际上都来自秦代遗留下来的人才。臣听说，孔子坐席未暖，墨子家的烟囱尚未熏黑，他们哪里是忘掉自己而顺从外物，宁可委屈方尺而伸展寻丈呢？所以德行遍及万物，是中庸之道；道能够救济天下，是圣贤之心。臣又听说，出仕和退隐有不同的志趣，任用和舍弃有不同的方式：使自己宽裕，是为了推及万物的仁心；使自身广大而清白，是为了使自己的道得以长存。因此孔子、孟子忧虑时局，希望尊崇王室、辅佐帝王；巢父、许由傲视世俗，甘愿轻视帝位而鄙薄王权。臣听说，翠鸟因羽毛而自取残害，乌龟因智慧而自招祸患，丹砂因为含有色彩而被磨损，璞石因为包藏美玉而被剖碎。自我炫耀美好，是万物的愚昧；自己招来祸患，是万物的昏昧。因此蕴藏节操、收敛光芒，是有智慧的人用来隐藏外在的办法；【缺文】是哲人用来安定内心的办法。只有内外都完善了，才会始终没有悔恨。臣听说，神龙在九重深渊游动，因为有所欲求而受到扰乱；威严的凤凰生于丹穴，因为无所求取而无人能够招致。因此，超出世俗的高士，超然远去，把宝玉看得如同泥土，把冠冕看得如同束缚。上卿和千乘之国的待遇，鲁仲连退却而不顾；价值十朋的美玉，亢仓子斜视一眼也不看。臣听说，石中蕴藏玉，山便显得滋润；河川沉藏珍珠，深渊便显得美好。因此处士隐居于晋地，乡里人都变得善良；有德之人居住在商山，万物便没有妖异和灾害。臣听说，只根据毛色光泽买马，却不考察它的脚力，那么马厩里就不会有能驰骋远地的马；只根据大小、直径和宽度出售玉，却不考察玉质的美好，那么箱笼里就不会有价值连城的玉。因此，以德行求取士人，得到的是士人的实际功效；以才华取士，得到的只是士人的虚名。臣听说，尺有它的短处，寸有它的长处。若只攻击人的短处，天下就没有完整的人才；若能记录人的长处，人才都可以成为有大器量的人。因此萧何、曹参虽有斗筲般的器量，英布虽受过黥刑，他们的资质本来都可以担任将相；伯夷践行仁义，杨朱履行善行，但他们的才能不足以居于公卿之位。臣听说，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的人，不以离职或任职为嫌；竭尽忠诚、爱护君主的人，不会因生死而改变。因此展禽三次被罢免而没有怨言，史鱼死后仍然以尸体进谏，也忘掉了毁誉。臣又听说，《易经》以《咸》《恒》为重要卦，《诗经》以《关雎》开篇。阴教，是天伦的楷模；内治，是王化的起点。因此周家达到治理完善，是因为太姒的德行盛大；汉室构成祸乱，是因为吕氏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污浊。

译臣听说，阴以静为本体，却一定要运动来辅助阳；坤以顺为作用，却一定要谦下以承接乾。因此佩玉声迟缓，诗篇陈述周王后的劝戒；辇车辞谢装载，史书记载汉代后妃的贤德。臣听说，女子的德行若不受约束，妇人的怨恨便没有尽头。妖冶的容貌，是祸乱的媒介；特别美艳的女子，是灾祸的根源。因此夏征舒宣扬淫乱，陈国因此灭亡；妲己放纵享乐，殷朝的国运因此崩溃。臣又听说，妇女的贤德，有时出于天性禀赋，有时是忠义激发，并不只是被形势驱使。因此周代寡妇不停止纺织，却忧虑王室衰弱；莒国妇人亲自投身纺织，又为丈夫报仇。臣又听说，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器物中，香草和臭草不能处在同一室内。善的增长，恶就消退；邪的伸展，正就屈服。因此有诚信而没有虚伪，是天性的常理；除去恶而保存善，是圣人的最高方法。臣听说，道贵在朴素；真实的道理常常违背当时的爱好和时尚，文饰华丽已经背离了道的本真。所以，在天看来是小人，在人看来却是君子；在人看来是君子，在天看来却是小人。臣听说，君子没有侥幸得到的福分，却有不幸；小人有侥幸得到的福分，却没有真正的幸运。因此，赐福善人、降祸淫邪，是天道的常理；喜爱善、憎恶恶，是民众共同秉持的常性。臣听说，天地运行，有开始而没有终结；阴阳变化，有消退却没有断绝。因此严寒杀伤万物时，墙根的草已经萌发；酷暑熏天时，井底的泉水仍然清凉。臣又听说，力量不能长久强盛，势力不能长久称雄。月亮刚刚圆满便开始亏缺，雪刚刚堆积便开始融化。因此，处在崇高尊贵地位的人，能够以恒久不懈来保持它；处在极其富裕地位的人，能够以谦虚自守而长久终保。臣听说，一百个人拿弓追射一只兔子，兔子没有不死的；一万人张弓射向一只天鹅，天鹅没有不受伤的。因此人的心志极其微弱，众多欲望一起伤害它。防止欲望，要像抵御敌寇；收束心志，要像扎紧袋口。欲望止息，心就有所涵养；心能守存，欲望自然消亡。臣听说，烟产生于火，却使火郁滞；冰出于水，却阻塞水道。烟少，火便旺盛；冰融，水便流逝。因此才能源于气，而才却可能违背气；感情出于本性，而感情又可能遮蔽本性。气凭借才而成形，然后才能充实；本性由感情归于宁静，于是才能得到成全。臣听说，万物中有令人喜爱的东西，是人情共同喜好的；然而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难道还会羡慕精米肥肉吗？粗布短衣都不能完整穿着的人，难道还会想念华美的绣衣吗？因此，施惠要周全地考虑人民的偏急需要，急迫的欲望不能拿不切实际的兼备享乐来满足。臣听说，法律用来伸张情理，但法律有时也会因为情理而屈曲；道理用来说明事物，但道理有时也会因具体事情而晦暗。因此舜虽为君主，却无法处置自己的弟弟；孔子虽然将成为圣人，却从不谈论怪异之事。臣又听说，万物中最明察的没有超过镜子，器物中最能决断的没有超过宝剑。然而宝剑的作用专在杀人，镜子的用途穷尽于照见面容。因此，只有无所不鉴察，才可以称为明；无所不决断，才足以称为断。臣听说，智慧有遗漏，力量有不足，为什么呢？一个心不能同时用在两件事上，四肢不能同时施展八种动作。因此，弈秋、隶首虽然思考精密，但心思放在笙与鸿雁上，棋局和计算便荒废了；逢蒙、王良虽然技艺高超，但身体屈从于弓箭和马匹，射箭和驾车便不能兼顾。臣听说，跛脚的鳖努力爬行，飞兔却顽钝；蛇可以化成神龙，它们奔走的道路不同，是因为资质不同；但它们最终达到一处，是因为本性相同。因此资质虽受气禀限制，本性却可以由学习充实。普通人可以成为尧舜，鄙陋的人也可以做到中庸。臣听说，千丈高的山，基础起于一筐土；万仞深的井，开始于三寸深的土坑。因此积累细小的善行，就能成就大德行；崇尚并积累微小的德行，大德便会显现。臣听说，优秀的商人不会因为一次亏本就不再经商，优秀的农夫不会因为一年歉收就不再耕种。因此君子对于学习，始终警惕而不得安宁；别人不理解自己，便以坚定来守持；世上不任用自己，便以正道来践行。臣听说，玄圣已经逝去，大道于是分裂。源头遥远，支流便更加漫长；根本倾覆，枝叶便更加繁杂。因此八儒三墨，各种学说彼此乖离而没有统一；诸子百家，众多言论杂乱而不真实。臣听说，万物有千种变化，事情有万般差异；把握其中的根本，便可以契合万物的道理；守住事情的关键，事情的本质便不会改变。因此删去繁杂、削除混乱，才是探究学问的根本；统摄宗旨、会通本源，才是达到大道的起点。臣听说，百代圣人的防范戒律，以道德为宗旨；六经的学问，以仁义为根本。因此通达显贵时，尧舜用它成就教化、达到治理；困穷时，孔孟用它建立教诲、流传后世。名和实贯通古今，体和用与天地相同。臣听说，天地分开而产生礼，阴阳交合而兴起乐。大礼以秩序为根本，使万物各有节文；大乐以和谐为主旨，使万物的孔窍成为风箱和管籥。因此玉帛交错，是礼偏向浮饰；钟鼓铿锵，是乐趋于浅薄。臣听说，银河光明回旋，太阳星辰辉耀，是天文的显现；草木荣华，山川耸立流动，是地文的彰显。道理虽然明白，没有文辞便不能流行；事情虽然真实，没有文辞便不能完备。因此文章经纬天地，装载并调和阴阳，文饰万物变化；帝王的文章用来彰明典章法度，辅翼群经，润色众说；贤哲的文章用来传之后世的竹简和帛书。臣听说，见到礼就能知道政治，听到乐就能知道德行。因此观察世道的兴盛或衰败，应当把文章看作准则；和平浑厚、质实丰美，说明治理之道正在兴盛；夸张浮华、纤弱靡丽、诡怪支离，说明政治已经败坏。文训 华川王生向豫章黄太史公学习文章三年，却没有得到其中的要领。他茫然无措，吃东西却不知道滋味；惶惶不安，睡觉也不能安居；远望徘徊，好像有所求取却始终不能获得。一天，太史公召见王生，教导他说：“你学习文章已经有些年头，志向算是勤奋了。我听说天地之间有最高妙的文章，你难道曾经知道吗？云汉光明回旋，日月星辰明亮，烟霞舒卷，风雷鼓荡，是天文得以畅达的表现；山岳交错耸立，江河流动运行，鸟兽繁殖，草木茂盛，是地文得以形成的表现。天地的文章不能自私自守，而是生发出来赋予人类，人类于是接受它。所以圣贤出现了，奇才俊士也一代代相继创作，没有不在辞章上充分发挥的。大概自孔氏以来，这一道理大为阐明，各家修习、人人勉励，都把力量用在这里。其间终日探究、穷究幽暗，耗尽岁月，磨损精神、竭尽思虑、耗费简札的人，纷纷奔走争逐。谁不想撕裂绮绣般的辞藻，攀援日月，高视万物之上，在百代之下雄伟挺立，卓然有所作为？然而徘徊不前、弯曲衰弱而不能振作、思虑穷尽而力量困乏、吞没志向而默默终身的人，往往很多；真正能够登上文章名录的，实际上没有多少。”

译那么，所谓最高妙的文章，本来就是人人很少能够理解的。因此，文章有大的体制，也有关键的道理；掌握其中的道理，就可以折中群言；防守它的体制，就可以裁制各种文体。但还必须以才华来运用它，以气势来主宰它：才华作为先导，气势作为内在的护卫。推演而达到一贯，根本在于道，既无杂乱也无蔽塞。只有能够做到这些，才可以统摄宗旨、会通本源，出神入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所说没有不符合心意的，这才是文章的最高境界吧？”王生说：“您所说的这些，我难道曾经知道吗？如果知道，请让我试着告诉您！”王生说：“文章这种东西，贵在迎合当时的爱好，灿然相接，合乎喜悦、投合娱乐，好像正始时期的风气不再完整，文气于是偏离。世俗的崇尚变化转移，排偶的习惯便兴起了。四言、六言相属，四六对比，骈偶和对联，抽取黄对白，调配朱铅，五彩互相映照，八音彼此协调。执笔铺陈浓淡，吟哦寒暄，内容丰腴、语气醇厚酣畅，光彩眩目、妩媚艳丽，珠玑充满书信，佳句遍布篇章。凡是庆贺的书信，都一幅接一幅、反复叠加。王公门下，直到乡里之间的礼仪和繁文典礼，往来交际，大都奉行这些来周旋。又如大雅远去以后，诗歌日益变化，《玉台新咏》《西昆体》及其流派逐渐分化为词曲，争相追求娇嫩艳丽；字分轻重，句合长短，浮声切响，清浊相间，羽声振动、宫声潜藏，商声流转、徵声泛出，仿佛笙簧触手可奏，锦绣般的文采使人迷眩，留连于风月，在莺花之间凌越。” 在沉郁深厚之处振发奇妙的韵律，在清丽婉转中寄托芬芳的辞藻。人的性情因此得到舒展，光明景象因此得以呈现。美好相会与离别、欢乐欣喜与悲哀叹息，无不借此寄托感情，确实不分贵贱。像这样，它作为文章怎么样呢？”太史公说：“古代的语言变成四六文，古代的声调变成词曲，这是文章的弊病，已经很严重了。请暂且放下不谈，说说其他方面。”王生说：“乡里选士的制度废止以后，科举便兴起，以文章选取士人，设置了范式和程序。汉代有射策，唐代有明经，又有诗赋；到了宋代日益增加，经学演变为经义，以三篇文章阐明；赋以律体为根本，以八韵完成。各自专门设科，各自精通所长。经义的文章，意思融贯而情理切实，语言精粹而辞意通达；枝节的语句铺陈引用，群论丛集而才思奔涌，剖析圣人幽秘而建立论辩，转动天机而生发学说。赋则句句锤炼、字字铿锵，音节核实、韵脚相接；辞藻如春日采撷的秀色，花朵如晴日摘取的艳丽，在极细微处比较美丑，在毫发之间品评抑扬。其他如宏辞科、制举科，另设大科，文法没有不完备的，文格没有不列举的。又一定要学问博大精深、才华宏伟卓越，才能从事这些功业。凡是学习这些的人，都在文场上鼓起勇气，在艺门中争夺雄长；不用磨兵器就称作战争，争夺弓弩而争先拔取。” 无论工巧还是拙劣，都要用三年努力；无论胜出还是落败，一天便可决定。等到试文被考官衡量、进入取士范围，便会声名传遍围棘，金榜题名，高列于天府的贤书之中，承受皇帝宫阙的洪大恩典，于是登上显贵的官职，展开远大的仕途。无论卿还是相，很少有不是由此出身的。皇上凭借这个来求取贤才，士人凭借这个来取得功名，文章用于经世，确实不能加以否定吗？”太史公说：“科举文章，迎合时俗以取得世间资望，不过是求取俸禄、经营宠荣的工具罢了。学习古道的君子，以谈论这种文章为耻。”王生说：“古代的文章，登载在金石上，记事、志传、颂、铭，都有成熟的格式。有的刻在钟鼎上，有的镌刻在美玉上，有的刻在装饰华丽、系着彩带的碑上，有的刻在封禅山岳、磨凿山崖的石壁上。无不炫耀崇高的功勋，显明盛大的德行，记载宏大的嘉谋，记录显赫的美绩。然而一笔的力量，可以扛起九鼎；一个字的价值，值得千金。至于它们宏大深奥的思想、雅正刚健的姿态、瑰奇伟丽的辞藻，搜取马融、班固的精华，凌厉胜过蔡邕、陈琳，压倒柳宗元、韩愈；玉一般的文采，金石般的声调，光辉灿烂，铿锵作响，像帝王礼服的纹章和绣衣的花纹一样明丽。它们姿态纷繁，奇异时如蛟龙飞翔，灿蔚时如虎凤高昂，聚合时如律吕张奏，正声和谐【字缺】；变化无穷如云雷，刚劲之气排斥甲兵，幽深之处因之开启，隐秘之处因之显著，遥远之地因之传播绵延。然而，如果不是儒林中的宗师、文艺场中的老将，以道德作为世人的楷模，以名位作为国家的仪表，声望堂堂，名声显著，擅长大笔，掌握文坛魁柄，被称为文章大家，谁应当承担这种责任而不谦让呢？这样才适合与古人媲美，向今后传递真实，使光辉照耀四方而无与伦比，流传千年而不朽。这种文章，难道不近于古文吗？”太史公说：“文章达到这种程度，称为古文，是适当的。”王生说：“即使如此，它所起的作用恐怕还不止这些。朝廷之上，还有宏大的文章。典、谟、誓、诰，制、册、令、诏，都是和煦的王言、广大的号令，帝王的制作便存在其中。它们浩大庄严、浑厚洋溢，有时锋芒峻厉、气势奔放，有时温润精粹，有时宏伟秀雄，有时严肃简重，有时宽广深长。经纬天地，调和阴阳，文饰万物变化，交织日月星辰。册封官职，气势含有阴雨的滋润；授予官职，义理如重离之光般明亮；告诫臣民，吐出银河般的华采；治理军务，扬起接连雷霆般的轰鸣；大赦天下，降下春露般的滋润；明定刑罚，显示秋霜般的严烈。一个褒奖的字，便能使甘泉遍布地下；一句感动人心的话，便能使温暖的衣被覆盖百姓。早晨从九重宫门发出，傍晚便传行四方，像风吹动而草木倒伏，像山谷中发出声响而四处回应；它迅速振作于天地之外，广泛充满于境域之中，鼓舞夷夏各族，陶铸帝王事业。文章的作用，大概已经能够和天地造化媲美了。”像这样，怎么样呢？太史公说：“《易经》说：‘君王的话像丝线，发出之后就像丝带一样广大。’《诗经》说：‘言辞和谐，人民便协同；言辞条理绵延，人民便无不归附。’文章的作用，确实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暂且放下这些，难道还有没有其他值得听闻的吗？王生说：“文章最难的，没有比史书更难的。所以优秀史官的才能，古今有时都没有。皇帝之道和帝王之德，王者的谋略和霸主的计划，国运的兴衰，治道的隆盛或污败，将相卿士，武功文谋，贤明智慧、忠诚孝顺，凶恶邪僻、奸诈谄媚，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礼乐兵刑，粮食货物、赋税租税，选举职官，冠冕服饰、车舆，蛮夷戎狄，遥远方域、不同地区，恍惚诡变的事情，风俗怪异、习惯不同的现象，一代的始末本末，都由史书记载。因此说：‘史，就是一代形成的完整书籍；所以记事要真实，文辞要充足，体例要确立，条例要严明。撰写史书的要领，必须具备这些。然而，如果没有足以通晓古今史体的才学，没有足以明察而周知万事道理的明智，没有足以穷究难以知晓之意的智慧，没有足以阐发难以显明之义的文辞，怎么能够称为优秀的史官呢？’

译大概自从创制纪、表、志、传的体例以来，司马迁首创，班固继承撰作，纲要明白，条理严密。三代以后，史才像这两个人一样的，可以说是特然崛起、卓异超群。后世的史家代代承袭，大都不能超出他们的规范。评论者认为，司马迁、班固的书，赞美善行，隐微之处也予以彰明；惩戒恶行，正直而宽厚；尊崇华美，简要而明白；防止僭越，含蓄而严正。这些都合乎圣人防范祸乱的心意，不是平庸史家敢于违背的。到了范晔、陈寿一类人，便任意妄加编纂，以曲笔滥作笺释，使原本的防范意义变得暧昧，义理也驳杂；又用偏颇的叙述破坏整体，文辞浅陋而琐细。何况比范晔、陈寿更差的人，就更加卑劣浅陋，不值得观览了。所以，史书是用来阐明治理天下的道理的，而撰写史书的人，也必须是天下的才俊，才足以胜任。这件事岂不是很难吗？太史公说：“唉！史书这种文章，确实很难达到尽善尽美。以文章来写成史书，确实是天下最重大的职责啊！”不过我听说，文章有两种：有记载事情的文章，有承载道的文章。史书是记载事情的文章，在道方面还没有达到。学生说：“圣人去世以后，道术分裂于天下，诸子纷纷出现，各自设立门户，分门别类地立言，作为自己的文章。因此，管夷吾氏以称霸的谋略为文章，邓析氏以两可的辩说为文章，老聃氏以把握纲要、执守根本、保持谦逊、处于卑下为文章，列御寇氏以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为文章，墨翟氏以崇尚节俭、兼爱、尊重贤能、明辨鬼神与命运、主张上下同心为文章，公孙龙氏以坚白之辩和名实之学为文章，庄周氏以贯通天地的纲统、条理万物的本性、通晓生死变化为文章，慎到氏以刑名之学为文章，申不害氏、韩非氏又流于深刻苛察的文章，尹文氏又把黄老与刑名合为文章，鬼谷氏以捭阖之术为文章，苏秦氏、张仪氏因势纵横而形成纵横家的文章，孙武氏、吴起氏以军队形势、用兵态势、谋划国事、推测敌情为文章，荀卿氏、扬雄氏则以阐明先圣的学说为文章，淮南氏则以总括道德仁义、履行虚静之道、出入于经书之道为文章。像这样的，几乎数不胜数。虽然他们的文章各不相同，但对于道，却没有谁不有所阐明。譬如水与火能够相互克制，也能相互生成；和与敬彼此相反，也能相互成就。《易经》所谓‘天下的道理虽然一致而思虑各异，归宿相同而途径不同’，说的不过是根本出于同一道理罢了。文章用来承载道，说的就是这个吧？” 太史公说：“诸子的文章，固然都是为了阐明道。然而他们各自只引申一个方面，各自依据一端，从未窥见道的完整面貌。人们逞弄个人的智慧，各家崇尚自己的言论，使道理支离、偏僻，任意穿凿，道的宏大义理因此更加乖离，整体也更加残缺了。这本来就是学术的弊病，也是道之所以不能流传的原因。”学生说：“圣人的文章，有六经。《易》用来显明阴阳，《诗》用来表达人的性情，《书》用来记载政事的实际，《春秋》用来显示赏罚的明确，《礼》用来谨慎节文和上下秩序，《乐》用来彰显气运的盛衰。凡是圣贤传授心法的要旨、帝王治理世事的工具，以及建立天道的中正、安定百姓的准则、树立天下的大本、成就天下的大法的内容，都可以在六经中得到验证。这大概是群圣的源流、九流的权衡、百王的法度、万世的准绳。把它比作天，它就像照亮银河、举起日月星辰、布散烟霞、鼓动风雷；把它比作地，它就像山岳耸立、江河流行、鸟兽繁盛、草木荣茂。所以圣人参合天地而作文章，六经也配合天地而得名。自从有书契以来，直到各种典籍出现，没有什么能与它相比。这种文章，不也可以称为承载道的文章吗？” 太史公欣然一笑，又惊异叹息说：“说尽了，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这确实是承载道的器物，是圣人最高的文章啊！”唉！世上的学者，如果无意于文章也就罢了；如果有志于此，舍弃六经便没有什么可以谈论的了。因此要以《诗》为根本来求取恒常，以《易》为根本来求取变化，以《书》为根本来求取质朴，以《春秋》为根本来求取裁断，以《乐》为根本来求取通达，以《礼》为根本来求取辨别。这样，六经的文章就成为我的文章，而我的文章也就一根本于道了。所以说：‘经，是承载道的文章，是文章中最高的境界。’后世圣人再出现，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的。如今你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在文章方面，还有谁能阻挡你的进步呢？只在于进一步用心罢了。”学生于是拜了两拜致谢说：“谨慎地接受您的教诲，哪里敢不牢牢记在心中，依此实行，以免辜负先生的训诫。” 《巵辞》【并序】至正戊戌年，从秋天到冬天，我带着家人到县城南面往来避兵，在凤林、杳溪之间，朋友离散，又完全没有书可以阅读，心中忧郁烦闷，无法自我排遣，间或追忆从前听到、见到的事情，把它们记在竹简上。因为这些话是人们共同喜爱的，所以命名为《巵辞》，用来向同道之人质询。圣人治理天下，不过是仁义礼乐罢了。充实人心本来具有的仁义，用来治理内在；修明人所应当实行的礼乐，用来治理外在。因此内外一同治理，天下就受到教化了。五霸假借仁义，但仁义并不需要假借。根植于人心本来具有的东西，人人都有，为什么只有五霸要假借它呢？说他们是假借，是从他们的行事来说的；拿他们同尧舜、汤武相比，本来就相差很远了。五帝的礼制不同，三王的乐制不同，这说的是礼乐的外在形式。圣人建立天地的中正作为礼，导引天地的和谐作为乐。所以大礼与天地同其节度，大乐与天地同其和谐。这是万世共同的道理，五帝、三王哪里能够有所增减呢？至诚之道，沟通天与人，贯通古今，是万般道理的源头、各种行为的根本；它的存在不改变，它的运行不停息。不改变，所以有恒常；不停息，所以没有边际。道德，是君子的珍宝。德是根本，道是作用。修养德行，是为了积蓄德；树立言论，是为了承载道。德成就了，行为不用刻意修饰也自然修正；道达到了，言论不用刻意树立也自然成立。千古在前，千古在后，我自身处在其中，百年只不过一瞬间罢了。既然如此，怎么能在前面承接千古、在后面垂名千古呢？也不过是说要使自己达到不朽罢了。不朽的道路是什么？答道：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是树立言论。

译人的身体非常微小，而最广大、最宏大的，是人的心。包容天地，纵横古今，总理人物，应对事变，哪一样不是心思所造成的呢？因此圣贤有心学。先从寻找放失的本心开始，其次培养心性，最后达到尽心。所以心学废弃了，人虽然有心，也好像没有心一样。没有心，就无法主宰自己的身体，只能茫然无所依归，身体也不过是一件物品罢了，怎么还称得上是人呢？人心的灵明，不过在于思考。《书》说：‘思考就能通达明睿，明睿就能成就圣人。’《管子》说：‘思考它，思考它，再反复思考它。思考而不能通达，鬼神也将使它通达。这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精诚达到极点。’扬子说：‘神妙的心恍惚难测，却能经纬万方。’《孔丛子》说：‘心的精神，就是圣。’《大学》所说致知格物的功夫，难道有超出思考之外的吗？有人问：‘《易》说“何思何虑”，是什么意思？’答道：‘开始在于思考，最后达到无须思考。并不是没有思考，而是不必依赖思考。’庖丁解牛、轮扁斫轮，又哪里还需要依赖思考呢？只有极度的安静，才足以驾驭天下万物；只有极度的虚静，才足以容纳天下万物。静，是道的本体；虚，是道的工具。不能安静，就没有能够驾驭运动的；不能虚静，就没有能够获得实在的。不能驾驭运动，道就无从发挥作用；不能获得实在，道就无法自行建立。圣人掌握着天下的利器，所以能够做天下的主宰。用冠带礼服来表彰功劳，用斧钺来诛罚罪人。天下哪里会有不听命令的呢？失去了所掌握的利器，就无法成就自己。后羿、逢蒙不能凭借弯曲的箭和柔弱的弓，射中远处细小的目标；造父、王良不能驾驭破坏不堪、不能奔驰的马，承担重载而到达远方。圣人效法天而建立道。春天，是天用来生发万物的；仁，是君主用来爱护人民的。夏天，是天用来使万物成长的；德，是君主用来养育人民的。秋冬，是天用来肃杀万物的；刑，是君主用来惩罚罪人的。这就是天人之间的义理，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道的最大根源出于天。万世不致衰弊；所谓衰弊，是道失去了。正因为有弊病，所以有些方面偏颇而不能振作，政治也昏暗而不能施行。先王举出这些偏弊加以纠正，大概只是补救它的弊病罢了。天没有人就无法显现灵性，人没有天就无法生存。天与人难道是同一气息吗？君主没有百姓就不能自立，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统一。君主与百姓难道承担的是同一种职责吗？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亲近而且最密切。下方的人事有所感应，上方的天象就会回应。和顺之气招来祥瑞，乖戾之气招来灾异。招来祥瑞，就出现吉祥的征兆而五福到来；招来灾异，就出现灾祸的征兆而六极产生。感应的机理，间隙不能容下一根头发。因此善于谈论天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上找到验证。因为能够任用合适的人担任官职，所以各部门分工治理；去掉无用的言论，所以事情能够办成；不制造无用的器物，所以赋税征敛得以减少；不耽误农时、不妨碍百姓的力量，所以百姓富足；有德的人得到进用、无德的人退处，所以朝廷尊严；有功的人升上去、无功的人降下来，所以群臣得到甄选；惩罚与罪行相当，所以奸邪停止；奖赏与贤能相当，所以臣下受到勉励。这八项，是治理的根本。圣人不忽视细微之处，也不欺侮鳏夫寡妇。夸大的话没有验证，不必采用；质朴的话合乎道理，不必违背。谦逊而不合心意的，不一定正确；违逆心意的，也不一定错误。与众人不同的，不一定正确；同于众人的，不一定错误。言辞笨拙而成效迂缓的，不一定愚蠢；言语甘美而利益丰厚的，不一定聪明。用实际来考察，只要善在其中，就可以尽量体察天下人的心意了。君主希望天下的气息和谐，就在于使群生顺遂其本性，并使他们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地。希望人民仁爱长寿，在于建立制度、修明教化。制度建立，财用就节省；财用节省，赋税就减轻；赋税减轻，人民就富裕了。教化修明，争夺竞逐就止息；争夺竞逐止息，刑罚就清明；刑罚清明，人民就安定了。既富裕又安定，仁爱谦让就兴起，长寿高年就到来，天地和平之气也会响应。因此灾害不发生，吉祥接连到来，四方安定，万物都能顺遂。百姓有七种亡失：阴阳不调和，水灾旱灾成为灾害，这是第一种亡失；官府加重债责、徭役和赋税，这是第二种亡失；贪官欺骗公家，不断收受财物，这是第三种亡失；豪强大姓无休止地蚕食百姓，这是第四种亡失；徭役苛刻烦琐，使人错过农桑时节，这是第五种亡失；部落聚集结党，男女互相遮拦侵扰，这是第六种亡失；盗贼横行抢掠，夺取百姓财物，这是第七种亡失。七种亡失尚且可以承受，又有七种死亡：酷吏殴打杀人，这是第一种死亡；审理案件深文刻法，这是第二种死亡；冤屈滥杀无辜，这是第三种死亡；盗贼横行暴发，这是第四种死亡；怨家仇敌互相残害，这是第五种死亡；年成不好而饥饿，这是第六种死亡；时令之气导致疾病和瘟疫，这是第七种死亡。有七种亡失而没有一种获得，有七种死亡而没有一种生存，却希望国家安定、刑罚停止，实在太难了。贤明的君主有三种恐惧：第一，身居尊位而害怕听不到自己的过错；第二，志得意满而害怕骄傲；第三，听到天下最正确的话而害怕不能实行。王者能够使万民富足，却不能使一个人单独富足；能够使四海安定，却不能使一户人家单独安定。难道是他的智慧达不到、力量做不到吗？是因为他没有私心。向百姓征取财物，不就像捕鱼一样吗？网眼有四寸大，那么捕获的全都是一尺长的鱼了。没有捕到的鱼，本来就可以让它们继续生长。把水排干来捕鱼，细小的鳞片和鱼鳍没有不被捕获的；但留下来的同类，几乎没有了。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刑罚，把刑罚作为辅助治理的工具；如果不是刑罚就不能惩戒，刑书、刑鼎只是用来向世人显示法令的章程。因此，简明平易是制定刑罚的根本，怜悯体恤是使用刑罚的实情。圣王制定军队，是用来安抚弱小、匡正不安定者罢了。因此有合乎义的军队，而没有因愤怒而发动的军队；有应对外患的军队，而没有贪图土地财物的军队。

译《尚书》说：‘行事不以古人为师，就不是我所听闻的正说。’ 帝王施政，没有不因循古制的。因此《春秋》极力赞许复兴古制，重视改变古制。《春秋》记载‘初献六羽’，是大力恢复古制；记载‘初税畮’，是慎重对待改变古制。以非古为是、以今为非，难道就是秦朝灭亡的原因吗？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先有天下的才华，又有天下的器量，这才足以成就天下的功业。才华用来施展，器量用来容纳。施展才华要没有弊端，容纳人才要没有遗漏。施展周密，所以事业可以扩大；容纳广大，所以恩德可以长久。人才各有适用之处，适合他的用途，才华才会显现。假如伊尹、周公不任用为宰相，而让他们充当各种工匠，他们不过是百工中的一员罢了，怎么能看出他们做宰相的才干呢？干将、莫邪，用来在水中斩蛟龙、在陆地刺穿犀牛皮，锋芒有余；若只拿来切鸡杀狗，也还是刀罢了。骐骥、要褭，一天能行千里，不疲惫就可以到达；假如只让它们局促地站在仪仗之下，它们同劣马有什么区别呢？董仲舒说：‘君主端正自己的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不归于端正的。’公孙弘说：‘君主在上面使德行和谐，百姓在下面和睦团结。因此心和谐，气就和谐；气和谐，形体就和谐；形体和谐，声音就和谐；声音和谐，天地的和谐也会响应。’美好啊！这些都可以说是有德之人的言论。他们两个人本来不能相提并论。然而只有君子不会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言论。天理与人欲，势必相反。因此遵循天理就会断绝人欲，顺从人欲就会灭绝天理。然而世上本来有顺从人欲却合乎天理的，也有断绝人欲却违背天理的。齐桓公、晋文公称霸，九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号令各国，几乎改变了天下形势，无非是顺从人欲；但他们尊崇王室、安定中原、惩治僭越盗窃，却是遵循天理。杨朱、墨翟、老子、佛教一类人，以为我、兼爱、清净、寂灭为教，无非是断绝人欲；但发展到不认父亲、不尊君主、灭绝人类而归于禽兽的地步，就是灭绝天理。遵循天理、断绝人欲，只有圣人能做到；顺从人欲、灭绝天理，就是小人。霸者、异端处在二者之间，他们难道是窃取名声而陷入一偏吗？君子喜欢听到自己的过错，却厌恶谈论别人的过错。听到自己的过错，就可以随即改正；谈论别人的过错，只不过是增加自己的过错罢了。君子有五种羞耻，不能富贵不在其中：行为不选择正义，君子以为羞耻；言语不能成章，君子以为羞耻；学习却不能听闻道，君子以为羞耻；做官却得不到君主信任，君子以为羞耻；恩泽不能施及百姓，君子以为羞耻。只有大人才能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君主心中的错误不止一种：最难强制的是怠惰之心，最难控制的是欲望之心，最难降伏的是骄傲之心，最难平息的是愤怒之心，最难抑制的是嫉妒之心，最难开启的是迷惑之心，最难解除的是疑虑之心，最难端正的是偏私之心。因此必须随着他的错误而加以纠正。纠正的方法，用言语攻击他，很难使他听从；用德行感化他，却容易使他改变。所以不是大人就不能做到。古代的大人，伊尹、周公就是这样的人。一围粗的木头，可以支撑将要倾覆的大厦；五寸长的门闩，可以控制重重大门的开合。谁说将要倾覆危亡的朝廷，一个人的力量不能维持它呢？君子处世，不过仕进和隐退两条路。享受别人的俸禄，就要为别人办事；以自身殉国，本来就是困难的。至于依循简约、玩世自守，怀抱自己的道而不轻易向人出售，以保全自身、享受本真的境界，这就更加困难。所以忘掉自己来成全别人，与独自修养自身，操守虽然不同，但在仁上的志向却是一样的。不要用智谋权术害死自己，不要用治政权术害死别人，不要用经营技艺害死子孙，不要用学术害死天下后世。天道遥远，人道切近，所以君子看重尽到人道。人心昏昧，天心显明，所以君子希望合乎天心。人可以欺骗，天不可以欺骗，自己的内心也不可以欺骗。人有三种不祥：一是满盈，二是自矜，三是争斗。满盈就会倾覆，自矜就会凌人，争斗就会招致刑罚。正因为满盈才自矜，正因为自矜才争斗。财物，是使自身陷入危险的陷阱；美色，是伤害自身的斧头；酒，是毒害肠胃的药。人如果能对这三样加以戒惧，灾祸或许就会少些。利益，是祸害的根基；福气，是灾祸的媒介。祸福相互消长、彼此依伏，明白得像蓍草和龟甲所显示的一样。只有明察而能预见先机，才可以洞察幽深、照见细微。世上贪图利益、沉溺福气，陷入其中而不能出来的人，哪有不踏入灾难、遭遇危险的呢？祸患的到来，是言语行为的过失招来的。因此君子说话谨慎、行动慎重。看自己的脚，常常像已经被砍断；看自己的舌头，常常像已经打了结。山已经很高了，鹰和鹫还认为不高，要在山顶增筑巢穴；深渊已经很深了，鼍和鳖还认为不深，要在水下穿凿洞穴。然而最终仍不能免于被网罗和弓箭捕获，为什么呢？有了身体就有了祸害。只有君子隐藏自己的才能，好像虚置爵禄，使人不敢用爵禄拘束他；体行自己的道，好像轻视功名，使人不能用功名驱使他。爵禄，是灾祸的角落；功名，是承载祸患的车。君子观察水，也可以用来比喻道。水流动而不停息，像道；遍施而没有私心，像德；它所到之处使万物生长，像仁。水流向低处，曲折高低都顺循其理，像义；浅处流行，深处不可测，像智；奔赴百仞深谷而不迟疑，像勇；绵弱细微却能通达，像察；承受污浊而不推拒，像包容；清冷地流入，鲜洁地流出，像防守；水达到一定容量必然平，像正；盈满而不求用槩量平，像度；即使万般曲折也必定向东，像信。玉有六种美德，君子珍视它。远望温润，君子以此比拟德；靠近看质地坚密，君子以此比拟智；声音近处舒缓而远处可闻，君子以此比拟义；折断而不弯曲，缺损而不软弱，君子以此比拟勇；有棱角却不伤人，君子以此比拟仁；有瑕疵一定显露在外，君子以此比拟礼。没有才能的人，必定自以为才多；不贤能的人，必定自以为高大。自以为才多，就认为天下所有人都不如自己；自以为高大，就认为自己已经足以胜过天下人。因此说他们自暴自弃，即使圣人教导他们，最终也不能使他们进入尧舜之道。贤能与否，是才的问题；是否遇合，是时的问题；是否得到任用，是命的问题。有才而没有时机，即使有孔子的圣明，周游天下，最终也很少遇到赏识而获得施展。有时机而没有命运，所以即使在唐虞时代也有许由；并不是许由不被任用，而是他从上天得到的资质，不是应当用来做官的。

译君子平日居处，似乎没有什么事情；等到遭遇患难，智慧更加明达，气度更加平和，志向更加增强，德行更加成就，道更加凝定。所以说：‘没有遭遇盘根错节，就无法辨别利器。’ 存心躲避祸患，不如无所存心而顺从命运。说这话的人固然可以说通达了。然而必须反省自己而无愧，竭尽自身力量而无遗憾，才可以安然接受命运。所以说：懂得命运的人，必须先尽到人事，然后道理充足而内心没有遗憾。人有生，必有死；国家有兴盛，必有灭亡。这就像事物有成就，就有败坏，是理势必然如此。君子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在保养自身方面，凡是可以延长生命、推迟死亡的事，无不用于治理国家；凡是可以保存已有、挽救亡国的事，无不去做。直到实在无可奈何才停止，这就叫懂得命运。《易》说：‘困，通达，守正，大人吉祥，没有灾害。’处在困境中而能够通达，不是大人不能做到。商汤困于吕，周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公困于长勺，越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公困于骊氏，孔子困于陈、蔡之间，他们都经历困境而最终通达。困境的道理，就像由寒冷转到温暖、由温暖转到寒冷，只有圣贤知道，却难以言说。所以说：‘有言语也不能使人相信。’ 韩愈说：做史官的人，不遭遇人为的祸患，也必遭遇上天的灾殃。齐国太史氏兄弟几乎死尽，左丘明失明，司马迁遭受刑罚，班固在狱中死去，陈寿起用后又被废黜，王隐因诽谤而退处，习凿齿失去一只脚，崔浩、范晔被杀，魏收早死，宋孝王被杀，吴兢也不能身居显贵而后世才知名。这大概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并不是至理。写史而遭遇祸患的，偶尔只有这几个人，古今写史的人难道只有这些吗？至于说孔子作《春秋》，受到鲁、卫、陈、宋、齐、楚的羞辱，最终不得志而死，这尤其不对。孔子不得志，并不是因为作《春秋》的缘故，何况《春秋》是在周游聘问列国之后才写成的呢？文章以才华为根本，才华受气质支配，气质由志向统率，志向由学习树立；学习为它打基础，志向使它成就，文章不用期望工巧也自然工巧了。如果只是用才华驱使它、用气势驾驭它，那么才华有时会耗尽，气势有时会衰竭，文章能够长久而不受挫折吗？看见一个国家的礼制，就能知道它的政治；听到一个国家的音乐，就能知道它的德行。难道只有礼乐如此吗？气运的盛衰、风俗崇尚的美恶，君子也可以从文章中验证。银河明亮回旋，日月星辰清晰显现，这是天的文章吗？山川流动耸立，草木繁茂滋长，这是地的文章吗？经纬天地、文饰万物，这是圣人的文章吗？朝廷的文章宏大而肃穆，郊庙的文章严肃而简约，都邑的文章华美而壮盛，学校的文章广博而明辨，仙道佛教的文章奇异而深邃，山林的文章闲逸而峻峭，丘墓隧道的文章婉转而有文采。学习一定要有老师，尊重并信任老师的学说，所以容易走上正道。师道废弃，求学者才开始奔逐自己的说法，于是道术全都完了。把木头削成棋子，把皮革制成球，尚且一定要有老师，何况学习道呢？道不可以只靠言语传授。要在自身实践中契合它，在内心中领悟它。道的完整体现在我自身，道的符号在身体，道的储藏在内心。那些只凭口舌从事的人，是窃取道的外在光华、抛弃道的真实内容的人。学习在于努力，只要努力就没有不能达到的。天资如劣马的人不在此列。骏马能够行千里，跛脚的鳖也能行千里。学习也有很多门路。儒、墨、名、法、道、杂、从、横以及权谋之类，都可以算作学问，但用心各不相同。因此君子做学问，没有什么比选择学术道路更需要谨慎的。天道不可完全知晓；可以知晓的是义理。命运不可强求；可以努力做到的是义。明白义理，就合乎天道；安守正义，就尽到了命运。道已经成就却不能得到上天的认可，这是命；时机已经到来却不能被人任用，这是性。命在天，性在人。在天的命不可勉强求得，在人的性不可苟且顺从。人想要行善，不过由一个念头的激发罢了。反身求取它，克制自身而达到它。盗跖难道有不能成为尧舜的地方吗？君子所凭恃的，只有善罢了。善，是福气的聚集。善由自己造成，福由上天给予。由上天给予的，不可以必定得到；由自己造成的，本来可以必定去做。我只知道做自己能够做的事罢了；那些不能必定得到的，我哪里敢强求呢？凭借自己能够做的事，这就是我所凭恃的。善恶所招致的结果，祸福就像影子响应形体、回声响应声音一样。善积聚在身上，好像太阳日渐增益，而人却不知道；恶积聚在身上，好像烈火熔化油脂，而人却看不见。君子观察祸福的轻重，就可以验证善恶的深浅。因此善没有隐蔽而不显明的，恶没有细微而不显露的。降福给善人、降祸给淫邪者，是天道。《易》说：‘积善之家，必有多余的庆祥；积不善之家，必有多余的灾殃。’世上也有行善却防备祸患、作恶却得到福气的。古语说：‘猖狂暴乱却因承受先人的余烈而活着，贞正善良却因承受先人的余殃而灭亡。’义与利相互对立，君子在交往往来中，没有什么比取舍更应谨慎。不是应当取得的却取得，会伤害防范；不是应当给予的却给予，会损伤恩惠。取与予是否恰当，要看是否合乎义。义与利的分别，中间不能容下一根头发。同善人居住，就像进入芝兰之室，时间久了闻不到香气，便同它化为一体了。同恶人居住，就像进入鲍鱼之肆，时间久了闻不到臭味，也同它化为一体了。君子可要谨慎选择朋友啊！冰蚕不知道寒冷，火鼠不知道炎热，蓼虫不知道苦味，粪蛆不知道臭味，因为它们一出生就随环境变化了。人生来本性是善的，后来沉溺于利益欲望，随之一起变化而自己不知道，可悲啊。交友的原则，防备就会怠慢，怠慢就会欺骗；严厉就会使人畏惧，畏惧就会离去。只有坚持敬重，感情才真挚而更加和谐，友好长久而不衰。众多君子之中容纳一个小人，很少有不败坏成就的。蛀虫和蚂蚁能毁坏柱子，梁上的蚊蝇会奔走扰乱；牛羊之中的小人虽然少，造成的危害却很大。因此国家的事务在于除去小人，就像农夫铲除稂莠。稂莠虽然微小，也不能不除。鹏和鷃有大小不同，各自安于自己的本分；猿和狙有安静、躁动的不同，各自顺遂本性。万物不相同，是万物的实情；只有圣人能使万物各安其分、各遂其性，没有一样不得其所。名声这种东西，与福相互消长，与祸相互依伏。名声越重，福气必定减少；名声越显赫，祸患必定增加。因此造物者所忌讳的，就是名声；君子想逃避它，却无法做到。

译古今有扰乱国家的臣子，却没有扰乱天下的百姓。百姓没有不厌恶动乱而思念治理的。思念治理，是动乱发展到极点；厌恶动乱，是治理即将恢复。因此《易》说‘否极必然转为泰’，十三国风最终以《邶》《鄘》的诗篇作结。《春秋》记载灾异，即使细微也一定记录。二百四十二年间，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崩一次、彗星三次、夜间经常看不见恒星一次、夜中星星像下雨一样陨落一次、火灾十四次、陨石六次，以及鹢鸟多次倒退飞行、麋出现蜮、鸜鹆来筑巢，都是白昼阴晦、下雨、水灾结冰，李树梅树在冬天结果，七月降霜，草木不死，八月杀死豆类，大雨冰雹，雨雪，雷电却不下雨，水灾旱灾饥荒，蝗虫、螟虫等，全都详细记载，用来显示天心仁爱君主，到了极点。下方政事有失误，上方天象就出现变化。因此灾异，是上天用来谴责告诫君主，使他惊惧的。君主能够用德行回应，灾异祸患就会消失；不能回应，祸败就会到来。若不是极端丧失道义的时代，上天从未不想扶持并保全君主。祥瑞不是圣人所崇尚的。景星、庆云、甘露、醴泉、华平、连理、玄秬、黄犀、麟、凤、龟、龙、白雉、朱乌之类，史书所记载的，并不都出现在盛明之世，往往反而出现于衰乱之时。鲁国因为麒麟而衰弱，汉朝因为白雉而灭亡，王莽因为黄犀而败亡，唐朝因为甘露而发生变乱，把这些当作祥瑞有什么可取呢？所以吉祥的征兆不在于外在祥瑞，而在于仁德。帝王因为不仁而丧亡的有的是，哪里有因为没有祥瑞而不能昌盛的呢？地上有这样的事物，天上就有这样的征象。事物中最广大、最多的，没有超过金、木、水、火、土的。它们在天上就是五星，分别叫岁星、荧惑、太白、镇星、辰星。五星所侵犯的地方，各以金、木、水、火、土来占验。占辞说：岁星所在之处，年成五谷丰收；岁星的对面形成冲，就会有灾祸。其余各星所主的灾祸，各有具体指向。大概五星在天上属于纬星，它们的征象最为明显，所以灾祥所系最为重大。搀抢、彗孛、句始、枉矢、蚩尤之旗，都是五星盈缩所产生的。春夏秋冬，隐伏和出现都有时节；运行的次舍、分度，进退都有常规。失去常规、离开时节，就成为变异；合乎时节、处于常规，就是吉祥。《易》说：‘上天垂示征象以显示吉凶，圣人据此取法。’说的就是五星。研究灾异，是汉代儒者所崇尚的。自董仲舒、刘向以及刘歆父子，都推演《春秋》《洪范》，用来验证阴阳祸福。虽然各自有所依据，却牵强附会。后来的儒者谈论说：政事在这里失误，变化就在那里显现；验证灾异的变化，就知道政事的过失了。但一定要说某种灾、某种异象是某件政事失误造成的，这既失于拘泥，又失于妄断。难怪这种学说不能最终流传。两汉的士人，西汉京城崇尚经术，东汉京城崇尚名节。经术的弊病，流传下去就变得闭塞；闭塞就偏僻，偏僻就迂腐，迂腐就不能实行。名节的弊病，流传下去就变得激烈；激烈就矫饰，矫饰就折损，折损就不能树立。江左地区的风气，崇尚老庄，把虚无作为宗旨，把旷达作为追求，脱略名分法度，表面修饰风流情致，以清谈互相夸耀。当时没有不讥笑他们荒废事务的。然而淝水之战，谢安凭借谈笑就击退苻坚百万大军，清谈果真荒废事务吗？古代没有朋党的名称。朋党这个名称，是从哪里兴起的呢？难道真是那些人造成的吗？还是他们自己招致的呢？汉代的朋党，那些人凭德行取胜；唐代的朋党，那些人凭才华取胜。凭德行取胜的，是结群而不结党的君子；凭才华取胜的，是相同却不和谐的小人。到了宋代的朋党，又变成君子和小人交替取得胜负。唉！朋党之名一旦兴起，国家没有不最终走向危亡的。世代不断更替，士人的风气各不相同。西汉崇尚经术，东汉崇尚名节，晋宋崇尚清谈，唐代崇尚辞章，宋代崇尚道学；每一代都有每一代所崇尚的东西。政治的美恶、国运的长短，都与此相关。难道是偶然的吗？天下的形势，不是强盛就是衰弱，而最终都走向亡国。周朝因弱而亡，秦朝因强而亡，形势所趋就像水往低处流，即使圣人也不能阻止。而且这种结果是预先造成的。周公封在鲁国，尊重尊贵者、亲近亲族，后世终于因衰弱而亡。太公封在齐国，选拔贤能、崇尚功劳，后世终于因强盛而亡。周公、太公难道不知道这种形势必然产生弊病吗？是力量达不到。即便如此，等到弊病出现，如果圣人再次出世，那么一张一弛、调节消长的办法，本来一定会有相应的道理。《王忠文集》卷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二十 明代王祎撰 杂著 《九诵》【并序】我在癸卯年，接连遭遇祸患，悲哀感伤一起涌来，实在难以承受。触景抚事，便常常形诸声言。大概仿佛《离骚》的创作，而其中的情意又近于《巷伯》《蓼莪》的含义罢了。在此以前，庚寅年春天，我离开国都归来；戊戌年冬天，我为躲避战乱而逃走。其间悲苦的言辞，往往有所流露。把它们合在一起编排次序，得到九篇，取《九章》中‘惜诵’一语，题名为《九诵》。抚念我正当壮年啊，轻快地喜欢远游。并不是驰骛于外物来夸耀名声啊，本来就以局促鄙陋为羞耻。泛舟渡过浙河向西啊，在钱唐旧都停息。来到太伯遗留下的古迹啊，又在中吴停留住宿。渡过大江向北而上啊，也在梁、楚之间徘徊。遥望巍巍的岱宗啊，道路让我经过邹、鲁。到了燕云才暂且停留啊，因为那是我所仰望想见的帝京。河山多么宏伟壮丽啊，城阙看起来多么华美。君王宫门深邃庄严啊，虎豹般的卫士严守关门。我悲哀地怀有心事将要向上申诉啊，于是倾尽胆量披露肝肺。恐怕我的君主怠惰荒废啊，把嬉游娱乐当作玩赏。功业已经盈成却可能因不能守持而废弃啊，到那时将咬自己的肚脐而徒然叹息。九重宫门多么阻隔啊，竟使下情壅塞而不能上达。说登天尚且还有阶梯啊，曾经这样的话竟然不可信。抱着我的忧郁啊，暗中泪流不止。内心确实爱戴君主啊，难道我的心可以惩罚吗？瞻望宫阙而徘徊啊，心想离去却仍然犹豫。犬马尚且留恋主人啊，何不稍稍忍耐而暂且留下。卞和献上的难道不是璞玉吗？却三次进献而三次被砍断双脚。唉，进献忠言反而遭受罪责啊，本来怎么能责怪古代的贤哲呢？我留了三年也已经很久了啊，君主终究没有察知我的内心。书信上的字迹将要磨灭啊，我常常因此哭泣、捶抚胸膛。进身既然不能得到君主任用啊，就退下来修治我原来的服饰和志业。不被君主了解也就罢了啊，哪里敢怨恨而失意坠落。走出国都城门向南而去啊，赤子怎忍心离开慈爱的母亲。眼泪掉落而不能止住啊，长久抬头仰望苍天。想到我的君主本来圣明啊，起初并不遗漏细小的事物。只是先前容纳进言的人不能接纳我的道啊，这本来就是我受到讥讽的原因。如今既然已经返回原来的服饰和生活啊，就依照义理和命运来安顿自己。眺望山林沟壑而长久归去啊，时时吟咏《考槃》之歌。希望默默隐藏名声、晦藏节操啊，期待年岁将尽而不再厌倦。只是初心始终明亮坚定啊，恍惚之间即使梦中也会惊惧警醒。身处田野仍不忘记君主啊，古人也全都是这样。难道只是独善其身、自我满足吗？本来求得志向才是贤者。以上是《远游》。仰赖皇天的养育和化生啊，普遍施及下界而至于仁厚；万物含灵虽然万类纷繁啊，皇天赋予它们的本性实在均等。只有人得以出生啊，独独用衣冠来修饰自身；本来天性能够保全啊，秉持至善而纯粹无杂。为什么拥有这些却不能保持呢？众人违背天性而自我放弃；剥除神明之性而任意妄为，堵塞虚明之心而使它变得荒芜污秽。于是恶念一旦兴起啊，就像狂风奔驰、烈火炽盛；把曲直颠倒而逆行啊，甘愿遭受灾祸而招致祸乱。抚念自身而自我珍爱啊，岂肯与众人一样？整饬礼法以自我防护啊，修习义理的规范来作为仪容。希望少犯过错而少受责备啊，只愿追随圣贤。我难道要违背众人以自异吗？只希望能够践行中正之道。可叹日月不肯等待我啊，年岁渐渐流逝，仿佛有所遗失；即使这种志向没有昏昧啊，难道要让群体的行为失去准则吗？担心检点自身仍来不及啊，攀援前贤却赶不上；只有早晚战战兢兢啊，动则魂魄悲伤而心神惊惧。善不是从外面熔化灌入我的啊，恶也不是本来就把内心禁锢；谁实行善却不能成功呢？谁实行恶却不加倍增长呢？颜氏之子追求仁德啊，盗跖却放纵暴虐；把得失放在千百年后比较啊，究竟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只是我的志向光明正直啊，孤独地不与别人同心；哪里敢求别人了解我呢？我只把上天作为可信赖的见证。希望皇天的纯正命令啊，使我的善行得到信验；守持正固吉祥而没有灾咎啊，不至于跌倒坠落而沉沦。假如我的志向改变常道啊，我的行为有所悖逆；夸张谄媚而毁坏、扰乱操守啊，贪婪放纵而造成祸害；以致过失累积、罪恶成熟啊，本来就应获罪，又有什么可悔恨的？或者难道是我不敢做的事吗？也是神明不会宽贷；指着皇天作为裁判啊，仰望白日的晶莹光辉；上天洞然昭明地在上啊，或许能够鉴察我的忠诚。发誓一定实行善行啊，以此保全美好的名声；纷杂的外物哪里值得顾虑呢？希望不辱没自己的身世。右篇题为《皇天》。世道为什么这样推移变化啊？时局的治乱没有常态。承平还不到百年啊，突然已经失去了小康。顷刻间干戈一齐兴起啊，四海如鼎中沸水般动荡。哀叹百姓生活多么艰难啊，哪里还能保全性命？凶灾邪气遮蔽四方啊，妖孽猖獗而肆虐。天吴、罔象等怪物凭什么如此逞凶啊？魑魅、伯强纷纷出来作恶。太白星千年来竟在白昼光耀啊，荧惑星又像彗星般发出愤怒的光芒。抢、搀、旬始等星形状丑怪而性情悖逆啊，何况还有旄头和天狼。天象错乱而垂示变异啊，乖戾之气逆行而形成灾害。这难道只是时运偶然吗？还是所造成的一切自有原因？为什么把杀人当作嬉戏啊，又把吃人当作甘美？既剜取脑髓啊，又剖开肠子刺取肝脏。白骨堆积成山啊，流血染红而成为河流。十户人家九户空空啊，到底残害了多少百姓？人烟萧条绵延千里啊，早晚都刮起悲凉的风。肥沃的田地全变成蒿草啊，狐狸兔子穿穴纵横。百姓遭受了怎样的荼毒啊，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若不是上天，还有谁使它这样呢？众人昏昧无知，没有一个明白。希望上天心生悔意而停止灾祸啊，怜悯这些幸存的百姓。何况天道也已经运行一周啊，如今丧乱又将满十二年。只要乱到了极点就会重新得到治理啊，大概这是气数的必然。仰望苍天而放声长恸啊，哽咽呜咽，又能说些什么？乱辞：登上那座高大的坟丘来远望啊，悲哀这世道的否塞、丧乱。辗转反侧啊，凤凰、麒麟长久消逝，枭鸟、獍兽却不断产生；长矛大刀横行啊，杀人如同铲土；人类还剩多少呢？全都被消灭殆尽啊，城邑成了丘墟，烟火十分稀少。可悲当今的人啊，谁能够幸免呢？仰望昊天，眼泪鼻涕纵横啊，怎样才能保全自身？还是努力行善吧。右篇题为《世运》。

译可悲我不能赶上古代的人啊，为什么竟遭逢这样的乱离？宇宙也实在广大啊，我惶惶不安地将要到哪里去？想到离开群体而独自居住啊，心中暗自喜爱这种幽静孤独。空山寂静无人啊，所亲近的朋友只是麋鹿。既筑土墙围成小屋啊，又砍茅草修葺房舍。吟咏先王遗留下来的风气啊，左边放琴，右边放书。希望借此得到快乐而忘掉世事啊，即使三次征聘也不出仕。为什么这种志愿不能最终实现啊，世道突然如此困厄否塞？干戈遮蔽原野啊，纷纷杀人如割麻。与虎狼杂处而咆哮啊，任意张爪露牙。可叹逃避竟无处可去啊，连自己的居所都无法保卫。总是声音潜藏、形体隐匿啊，惊得精神丧失、魂魄飞散。奉养两位头发斑白的双亲啊，又要携带妻子儿女。到了半夜便逃亡奔走啊，悲伤行路疲惫缓慢。想要筑巢林中凭借险阻啊，却有毒蛇毒虫螫咬。想要渡过深渊凭借水深啊，又有蛟龙鳄鱼逞凶。平坦大道反而变成可怕的险途啊，乡邑也变成了异域。来到岔路口放声痛哭啊，千里阻隔仿佛只在咫尺之间。夜里多次起身抚摸床榻啊，白天屡次占卜而询问龟兆。害怕性命不能保全啊，内心战栗而充满危疑。想到我七尺之身啊，处在天地之间才成为人。承受先祖留下的福荫啊，又防备造物主的陶铸裁制。希望能在功业或著述上有所建树啊，稍稍在身后留下自己的痕迹。即使不敢期望千百年后仍有声名啊，我难道愿意同草木一样一同腐朽吗？如果突然先于犬马死去啊，或者横遭兵刃箭矢杀害；譬如草丛中的枯萎萤火啊，即使活着又有什么益处？背负这种恐惧而忧郁啊，何况我还不知道该想什么办法？时值仲冬，正严寒凛冽啊，旷野上北风怒号。冰层晶莹而层层凝结啊，白雪皎洁而远远堆积。穿着破旧的粗布衣服啊，即使重重叠穿也仍像细葛布那样单薄。漫漫长夜还没有天亮啊，我抬头仰望北斗。斗柄悬在空中，仿佛可以伸手握取啊，我将把满腔悲哀向它叩问。天地遥远漫长而不可测量啊，茫茫无际而不可知晓。忧愁纠结得越来越难解啊，情绪【字疑】低沉而不能支撑。脚步徘徊而身体蜷曲啊，行走彷徨而蹉跎。生死本来就无法预知啊，哪里知道所谓天命究竟是什么？右篇题为《哀古人》。皇家的纲纪忽然就衰败了啊，至今历经多年仍没有振兴。从前烽火烟尘绵延万里啊，如今国家分裂得像瓜剖豆分。为什么我的人生如此不幸啊，竟遭逢困厄而陷入艰难？希望性命姑且得以保全啊，或许沉默隐退能够幸免。将要改换姓氏来逃避自身啊，又担心这不是义理所能安处的。若不以正直之道自我显现啊，又怎么能救济这艰难局面？只看年岁日益增长啊，就急迫地计算早晚的生计。可叹家中连一石一斗的储粮都没有啊，将拿什么置办粗茶淡饭？古来本来就有人不择禄位啊，并非只把出仕当作急务。只是为了贫困和奉养双亲啊，本来就是圣人训诫中可以遵守的道理。凭着微薄的俸禄啊，竟被当今之人错误地推举。虽然文书事务如此繁杂啊，我还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能胜任。厚着脸皮忍受耻辱啊，回想当初的心愿，只是徒然悔恨。何况左边被牵制、右边又受阻碍啊，觉得意气沮丧而精神昏乱。脚被束缚而不能驰骋啊，羽翼受伤而不能飞翔。驱赶没有驾具的车去套在犁上啊，挥动酒勺来代替酒杯。才智谋略不适合被任用啊，众人都认为它不对。把忠诚正直说成诡诈啊，把迂阔疏略指为奸邪。人心不同，就像各人的面貌不同啊，本来有平坦险恶而难以测度的差别。以为别人也和我的内心相同啊，并不是我会被这种想法迷惑。嫉妒和憎恨果然交相构陷啊，于是诽谤之言一齐兴起。终于使细小的嫌隙织成诬陷的罗织啊，纷纷巧言如簧。说没有哥哥却盗嫂啊，说娶了孤女又殴打岳父。世上哪里有这些事情呢？都是众人的言语兴起战祸。说不疑盗取金钱啊，说刘宽隐藏牛只。只是事情有疑似之处便无法澄清啊，所以耻辱正由此招来。为什么传播诽谤这样容易啊，而局促地进行辩解却独独困难？众人的言语可以熔化金属啊，我到今天才知道这话果然真实。驱车行驶在九条大道上啊，冲过太行山的崎岖险路。划船驶过平川啊，又翻越滟滪堆的激流。灾祸有时出于无妄啊，毁谤有时因求全而生。贤哲尚且不能避免啊，我又哪里敢认为自己受了冤屈？只反躬自责啊，有所顺从而内心无愧。我的命运难道不在上天吗？本来就依靠这一点来作为凭恃。右篇题为《皇纲》。身处繁杂事务而连续数十天啊，内心郁结而惶恐。白天彷徨等待天黑啊，夜里辗转直到天明。难道不知道这样苦苦挣扎没有益处吗？可是忧愁一来，又有什么办法驱除？浩大的泪水无法止住啊，如同山崩而积水成海。从前姬文王囚禁于羑里啊，宣尼孔子在陈国被排斥。高悬中天的日月啊，是什么浮云能够把它们遮蔽隐藏？钟离昧戴着南冠最终返回楚国啊，蒯通据有鼎足之地而寄居齐国。张苍、韩信尚且曾伏在斧锧之下啊，最终都能登上将相之位。贾谊既被斥退又被召入宣室啊，倪宽被排斥到几乎死去，后来却成为大夫。董仲舒、刘更生成为儒学宗师啊，都曾下狱而应当处死。可叹梁狱中的上书啊，最终仍以刚正不屈的操守自救。那史迁虽遭宫刑啊，也终于从奇祸中脱身。为什么前代哲人能够继承前贤的足迹啊，身负瑰伟才华而豪迈俊逸？如果不是才智特别突出啊，又怎能超卓奋发？只是我污浊怯懦啊，可叹力量绵弱而技能平庸。徒然慷慨激愤而握腕啊，哪里敢与昔日之人相比？做属官而受污辱啊，也是因为双亲的缘故。观察过错就能知道仁德啊，我难道敢改变这个准则吗？先民曾经说过啊，谁能只有施与而没有报答？我又哪里知道其他结果呢？只能抚摸自身而叹息悲伤。小歌说：我看见这株蜀葵啊，承受南风的吹拂而孕育花荣。展开繁茂的绿叶啊，点缀着盛开的红花。叶子遮挡雨水来保护根足啊，花朵向着太阳而花心倾斜。既有智谋能够自我保全啊，又显露出忠贞的品格。为什么草木之花如此微小啊，却独独怀有这样纯粹的灵性？靠近宫门来寄托遗恨啊，难道不是所处之地，只能苟且求生吗？本来是造化偏爱集中于它啊，也承受了同样的雨露。悲叹我的德行不像它啊，因此触景而伤情。倡辞：身披仁德，承袭义理，遵奉圣人的训诫啊；遵循规矩，践行法度，以正道为趋向啊。抚摸自身，考察志向，本来有什么过错啊？招致谗言、引来诽谤，难道不是没有原因吗？蛇虫毒害人，它们自己并不知道啊；只是因为不善于躲避毒害，所以才遭受其害啊。忧郁纠结、心曲缠绕，这种情怀怎样才能伸展啊？若不是上天高高在上，为什么不听见我呢？乱辞：算了吧，没有人了解我啊；为什么我的一生生不逢时？我既然赶不上古人啊，又有什么可怨恨当今之人呢？右篇题为《戎葵》。

译依赖神灵赐予的恩惠啊，俯察幽微而照亮隐暗。神明本来就赞许正直啊，因此特别赐给我这样的庇护。踩着老虎尾巴也实在危险艰难啊，幸而侥幸脱离祸害。希望志向恢复、意气完足啊，能够稍稍实现我的私愿。为什么我的罪过已经这样深重啊，竟然沉迷而不醒悟？不能自我防备以免陨灭啊，灾祸反而延及所依靠的人。想到前些年奔走在外啊，失去了在双亲膝下欢娱的时光。甘美饮食已经缺少啊，温暖和清凉的奉养也再不能做到。抚摸夕阳迫近山崦的景象啊，内心惶惶而惊惧。为什么来不及终身奉养双亲啊，竟突然遭逢这样的重大变故？接到远方传来的讣告啊，五脏六腑像被割裂而崩溃。悲痛到了极点，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啊，如同醉梦之中不能醒来。来不及生病时为双亲尝药啊，也不能亲自收殓、扶持棺木。我的不孝之罪上通于天啊，即使被处死又还能说什么？只剩残存的气息勉强支撑啊，忍着没有立即去死。恐怕白白死去也没有补益啊，这不是为人子的愿望。世上难道有无父亲的国家吗？为何唯独我不幸至此？并不是上天唯独与我为仇啊，是由于我的行为有过失。悲叹昊天的恩德没有穷尽啊，将用什么办法报答？立身扬名来使双亲显耀啊，本来就是圣贤所说的孝道。假如能够达到这种境界而使自己显现啊，或许可以赎回以前的罪过。我还担心将来的日子不可预期啊，最终会自暴自弃而同禽兽幼犊一样。仰望皇天呼号啊，倾尽悲哀的内心来发誓。难道眼泪会有流尽的时候吗？还将有鲜血接续流出。右篇题为《崦嵫》。遥望乌伤我的故乡啊，千里阻隔，道路茫茫。像从前嬴秦时代礼义灭亡啊，人伦败坏，纲常受到亵渎。有个颜氏之子名叫乌啊，诗书并未学习，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唯独孝行能够完全做到，至高的德行显明啊，呼号跳跃，亲自执持父母的丧事。于是占卜墓地来埋葬啊，亲自背土回填坟墓。孝心一念达到极致而感动苍天啊，所有逃亡的乌鸟纷纷飞来回旋。它们衔土帮助筑成高冈啊，鸟嘴流血，聚集着悲哀的鸣声。悲风吹满树林，日色昏黄啊，只有至极的孝行声名才能长久。邑里因此命名为乌伤啊，千年以后我出生在这个地方。耳目所能接触的事情也算详细啊，为什么我的行为悖逆，不能和他相同？难道是本性受到蒙蔽，学问不够充实吗？恭敬地想来，百种德行以孝为根本。曾经不能达到这一点，难道不愧对自身吗？一说到这里，便痛彻肺肠。登上那座山冈啊，日日夜夜仰望；白云在天边渺茫地飞扬。对《蓼莪》的思念片刻也不能忘啊，只是这悲伤的内心远远无法传达。既然不能自主，内心怎能明白呢？静下来思考，还不如没有出生。右篇题为《瞻乌伤》。惆怅地长叹而拭泪啊，遥望我所见的大荒。登上高丘而徘徊啊，又登上高冈。想登天却没有梯子啊，想渡海却没有船。天地深远而渺茫无边啊，幽深漫长而没有尽头。八方极远之地仿佛都在举手顾盼之间啊，千古岁月也仿佛只在片刻。迎着长风的振荡啊，斜看阴云的昏暗迷蒙。情思遥远而向远方驰骋啊，精神惘然，不能自持。忧愁与忧愁相互连接啊，谁知道我极度悲伤？遥想天地万物的变化茫茫无际啊，其中一个人的身体是多么细小。假如不能修成声名啊，怎能与天地相配？要知道，只有忠和孝啊，本来就是大节所系。若在这方面不能自我成就啊，和蚂蚁有什么区别？太阳和月亮不停运行啊，年岁忽忽然逝去。恐怕终身默默无闻啊，所以这是我所恐惧的。想到我的志向光明坚定啊，早就有志于国家。虽然所学的事业技艺已经显得迂阔啊，难道不知道坚持正直不屈就是正直吗？进身既已因谗言而被排斥啊，退居便只反躬自省。不能委屈自己来顺从别人啊，宁可弯曲八尺也要伸直一尺。死亡本来并非必然可耻啊，可贵的是不失去我的操守。为什么家中的灾祸接连而来啊，竟然再次遭逢这样的忧患凶祸？悲哀父亲严厉的教诲还在耳边啊，突然再也看不见他的仪容。遗憾不能奉养双亲而违背愿望啊，痛苦于终身的悲哀何时才能穷尽？只有即刻死去才是我的归宿啊，又能向谁诉说这种悲痛？回头看忧患接连不断啊，精神坠落而志向消磨。用泪水遮掩哭泣啊，内心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什么。希望忍住不死，谋求有所成就啊，不要最终归于寂寥无闻。怨恨过去已经无法挽回啊，相信将来仍有可希望之处。每当一想到这些便忧惧不安啊，担心造物主不肯帮助我。抚摸自身而自我哀悼啊，始终战战兢兢而勉力自持。有时像站在火坑边缘啊，有时像坠入水深渊。不在火中，感情却自然炽热啊；不在冰中，胆气却自然寒冷。可叹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啊，本来只有至死不息才能获得安宁。言语已经结束而意味绵长啊，独自叹息长久嗟叹。《文评》。唉！依我看来，有元一代的文章，也可以说是盛大了！在至元、大德之间，开头是城姚文公的文章振兴文坛；到了至正以后，则以庐陵欧阳文公的文章收束其终局。只看这两位文公的文章，一代文章的盛况大概就可以看见了。我曾经评论说：姚公的文章像泰山上的云，触到山石便升起，层层出现、重重显露，浓郁迷蒙；震雷闪电又助长了它的威势声势。不到一个早晨，雨水便遍及天下，万物受到它的滋润，没有不重新振作而生长发育的。欧阳的文章像大海的波涛，浩瀚无边；长风从四方吹来，波涛汹涌如山竖立，天吴、罔象、蛟龙一类怪物便在其中起舞；等到风停浪息、百怪沉没，巨大的船舰便一息之间行驶千里。唉！两位先生的文章如此，难道不是一代文章中的雄杰吗？难怪他们死后改易谥号，都特意谥为‘文’；千年来的公论，谁能诬蔑它呢？因此唐朝三百年，死后谥为‘文’而合理的只有韩子；像李翱、权德舆，则不值得说了。宋朝三百年，死后谥为‘文’而符合实际的只有王荆公、朱徽公；像杨亿、苏洵，则还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唯独元朝百年之间，姚公、欧阳公前后相继，而两人的谥号始终都用‘文’，我没有异议。说元代文章兴盛，难道不是这样吗？欧阳公的孙子字公辅，喜好学习而且有文才，搜集编纂祖父遗留下来的文章，成为若干卷，将要使它流传不朽，希望继承家业而不致失坠。公辅如今被提拔为佥陕西按察司事，将要赴任，邀请我写话为他送别。我本来就有志于文章，因此列举曾经评论两位先生文章的话，写在简册上作为赠言。世上如果有懂得言论的人，一定会说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百年〕 《文原》。

译天地之间，最显著而又最长久的东西，大概就是文章吧？它显著，是因为与天地共同变化；它长久，是因为与天地共同运行。所以文章，是天地相互发挥作用的凭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是道所寄托的地方。道与文章不能分离；微妙而不可看见的叫作道，形成而可以看见的叫作文章。没有文章，道就无法自行显明；没有道，文章也不足以流传实行。因此文章和道不是两种东西。道与天地并存，文章难道会有不同于天地的地方吗？自从有典籍以来，六经的文章最为完备。大凡它们成为文章，都是用来承载道的：阴阳的变化，记载在《易》中；帝王的政事，记载在《书》中；人的情性以及草木鸟兽的名称事物，记载在《诗》中；君臣、华夷的名分和人事的善恶，记载在《春秋》中；尊卑贵贱的等级，用礼节文饰天理的，便由《礼》记载；声音仪容的美好，用来建立天地和谐的，便由《乐》记载。这些道，实在最显著、最长久，与天地共同变化、共同运行；而且都寄托在文章中才得以显现。那么这些文章本身当然也最显著、最长久，没有一处不同于天地。唉，这确实是圣人的文章吧！然而经书不是圣人不能创作，而圣人又不是每一世都出现。后世作者难道就不足以谈论文章了吗？答案是：不是这样。道存在于天地之间，万古如一日，从未衰敝。世上出现作者，如果舍弃圣人，就没有可以学习的对象。他们写文章，假如能够承载道，即使还没有达到圣人文章的境界，也一定不会违背圣人。三代以后，汉代有董子，他的文章叫《三策》；唐代有韩子，他的文章叫《原道》；到了宋代，周子有《太极图说》，张子有《西铭》，程子有《易春秋序》，欧阳子有《本论》。他们立言，大都接近经书。即使拿他们与更高的标准相比，又有什么愧于圣人之文呢？所以说，写文章如果能够承载道，即使尚未达到圣人文章的境界，也本来可以说没有违背圣人。由此论说，文章不承载道，便不足以称为文章。世上凡是以雕琢辞藻、铺饰文句为务，争相追求华丽、卖弄妍巧的人，简直不亚于淫靡声色给人的诱惑；他们不迷乱耳目、蛊惑心志的，几乎没有。这就是文章的弊病，也是有志于学习圣人的人所不屑谈论的。旴江王君伯昭，大概是立志写文章并学习圣人的人吧？我曾经和他谈论文章而彼此契合，于是结交为友。王君偶尔请我为他的恒山书舍作记，还没有写成便要分别了。于是我把曾经与伯昭谈论的《作文原》写下来送给他，用来记载我们二人论文的缘由。谈论文并不是随便说说然后就算了。王君的长兄玄翰甫，博学而尤其擅长文章。从前承蒙他与我交游，可惜已经逝世于九泉之下。不能把如今所谈的道理拿去向他请教，也实在令人感慨啊！《述骚》。承受苍天的恩惠啊，凭借先祖留下的福泽；幸而把身心托付于儒者衣襟之间啊，得以穿着儒服。想到诗书传家的传统啊，连续十代而没有厌弃；到了我自身却不能振兴啊，将要使先人的德业陨落。抚念年岁渐渐流逝啊，已经强壮却仍未有成就；害怕责任重大而力量不足啊，始终早晨勤勉、晚上警惕。早晨我在书林中搜求啊，晚上在艺苑里耕耘；希望继承孔氏中断的事业啊，效法董生下帷读书。既依据训诂来探究义理啊，也汇集言论来写成辞章。感慨典籍浩瀚无边啊，纵情阅读而深远思考；穷究六艺的渊源啊，探寻百家学说的藩篱。只有最高的道理极其深奥啊，我将以白头穷究它作为期限。道本来不可用言语命名啊，何况有形之物可以寻求它呢？纷纷如鸢鸟和游鱼一样上下运行啊，渺渺如江河流水永不停息。能够亲眼观察而心中领悟啊，才能暗中体察而默默认识。可叹一以贯之的微妙道理啊，除了曾子还有谁能领会？即使亚圣孟子对于卓越的圣道啊，仍然感叹前后层次难以测度。唉！我们这些人昏昧愚钝啊，谁能不求取而自然有所收获？假如早晨闻知真道而无愧啊，即使晚上死去我也不会迷惑。从前君子以自身的高贵自许啊，寄托幽兰来作比喻。说它明洁的本质不会亏损啊，美好的操守值得崇尚。为什么世道庞杂而风俗污浊啊，竟把香草和臭草混同为一种形状？把蒿艾当作芬芳啊，反而诬蔑蕙兰已经凋谢。也是人情不如古代啊，又有什么可怨恨而惆怅的呢？那遥远的上古时代啊，风俗安泰和谐而兴盛；秉持玉烛使光明昭著啊，温和的阳气遍布四时。豢养四灵作为牲畜啊，蓄积甘美的泉水作为池塘。众人聚群耕作、凿井饮水啊，哪里知道帝王之力呢？人生活在那个时代啊，快乐融洽而和悦。过了亿万年，我才出生啊，出生时却没有遇到好时运；世道已经处在末世啊，我的内心怎能不悲伤？仰望苍苍的圆形高天啊，它所覆盖的范围也极其广大。为什么厄运接连不断啊，兵戈遍布大地？枭鸟、獍兽纵横奔驰啊，天狼星横贯天空而光辉灿烂。白骨堆积成山，鲜血流成河啊，妖邪的气息充塞苍茫大地。回顾这片污浊的土地啊，我抬脚还能到哪里去？君王的宫门有九重，幽深而遥远啊，虎豹任意据守关口。我曾经敲击天门请求进见啊，将要流尽一片赤诚来陈述心意。众人没有召我为先行荐引啊，并不是我的君主不肯让我进见。带着我所有的东西向南而去啊，回到丘园中穿起原来的衣服。我的志向郁结而不能伸展啊，哪里敢怨恨君主而忘记自己的过失？我壮年时既然没有得到俸禄和官职啊，想到双亲头发已经斑白；可惜时光迫近崦嵫啊，内心想要欢喜却仍然恐惧。可叹三釜的俸禄已经来不及得到啊，哪里还能有泉下的光荣和恩宠？希望能在双亲膝下承欢啊，姑且用粗茶淡饭来奉养。人谁没有双亲啊？唯独我没有办法奉养双亲！人谁没有君主啊？我又不能得到君主的任用！君主即使进用我，我也不敢自我推销啊，只恨自己不能凭此立身。形体憔悴而无所寄托啊，情绪失意困顿而气息郁塞。难道是造物主不肯帮助我吗？还是受命不逢时呢？只是我践行正道而不偏邪啊，这本来就是我所以保持诚信的原因。美玉产于荆山啊，质地纯美而内含光辉。即使多次献上却不能售出啊，我内心确实没有疑惑。天下最珍贵的宝物啊，天下人自然会看重它。世俗之人不能识别啊，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从前孔子、孟子自我处置人生啊，希望自己的道一定能够实行。他们周游列国啊，为什么那样急切而惶忙？也是因为所追求的并非苟且啊，宁可老死也不以此为伤。只安于义理和天命啊，不放弃自身而去顺从别人。即使一身最终困屈啊，也本来会留下百世不灭的光辉。我观察当时人的一生啊，起初和万物有什么不同？如果想要在万物之间显出不同啊，贵在能够修养声名而使之建立。想到千年岁月悠长啊，悲哀百年人生短促。假如建树不能及早完成啊，身体和名声就会一同消失。

译圣贤各自建立功业啊，达到的途径各不相同。最上等的是建立德行啊，其次是建立功业。德行不能彰明、功业不能建立啊，于是就以立言为根本。悲悼我的德行不像圣贤啊，功业又不能显明广大。岁月倏忽而飞逝啊，害怕它将要阻断我的一生。从前孔子、孟子怀才不遇啊，只把空言寄托于无穷后世。幸而这种文章和道统还没有丧失啊，除了圣贤，我还应当跟从谁呢？《丛录》。古人读书，凡是心中有所领会的，便用笔记录下来；表明自己有所收获，也表示不会忘记。从前我在青岩山中读书，遇到有所见解，便抄录下来编成一书，称为《丛录》。后来删去其中浅近、烦琐、细碎的内容，作为贪恋寻常、嗜好琐细的警戒；至于有关经史百家大要的内容，则保留下来，姑且给诸位子弟族人看。卦象从伏羲开始画八卦，因而重叠为六十四卦【重卦，王弼认为出于伏羲，郑玄认为出于神农，孙盛认为出于禹，司马迁认为出于文王】。当时大概只有图而没有文字。后来的圣人依据它创作《连山》《归藏》《周易》，都以伏羲的卦图为根本，但取用各不相同。三《易》已经亡失其中两种，只有《周易》独自保存下来。《周易》经分上下两篇，由文王、周公创作；《彖》《象》《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作为传十篇，由孔子创作。秦朝焚烧书籍，《易》因为用于卜筮而得以保存。《汉书·艺文志》所载《易》十二篇，即经二篇、传十篇。起初商瞿从孔子那里接受《易》，传了五代成为田何。汉代《易》分为三家，从田何开始。田氏《易》十二篇，有章句。此后杨何、施、孟喜、梁丘贺等人所学习的，都以田氏为祖。杨何最先出名，汉武帝时已经被立为博士。施、孟、梁丘到汉宣帝时都被立为博士，于是《易》便有了施氏、孟氏、梁丘氏的学说。这时又有焦赣、费直两家的《易》。焦氏《易》没有师承传授，专门讲述阴阳灾异之术。焦氏传给京房，汉元帝时，京氏《易》也被立为学官。费氏《易》同样没有师承，也没有章句，起初只在民间流传。后来郑康成等人都传习费氏《易》，于是费氏兴盛，而田氏、焦氏的学说衰息了。大概从费氏开始，把《彖》《象》《文言》杂入卦文之中，于是古代十二篇的《易》便亡失了。不过当时仍只是把《彖》《象》系在本卦末尾，还没有混乱经文的正体。到魏国王弼时，才把《彖》《象》分别附在各爻之下，经文才开始同传文混杂。可见古经开始由费氏改变，最终由王弼弄乱。王弼注释上下经，高谈义理，把庄子、老子的思想作为解释。晋代韩康伯注《系辞》《说卦》等篇，其学说也本于王弼，内容疏略而没有根据。唐代孔颖达作正义，又只致力于训诂，不足以谈论大道。其他谈《易》的人虽然很多，却很少再有著名的学派。到了宋代，邵子、程子的《易》学才出现。自周、秦以来，伏羲的卦图很少有人传授，逐渐流落到方术技艺之家的手中。孔子在《系辞》《说卦》中本来曾经谈到它，学者却没有察觉。邵子实际是最早重新得到并阐发它的人；大概邵子从李挺之那里得到，李挺之从穆伯长那里得到，穆伯长从陈希夷那里得到，这就是所谓先天之学。自从先天之学得到阐明，人们才知道有伏羲的《易》，学习《易》的人也不再断定它始于文王、周公【成氏说：《易》有画卦、重卦，其意义不同。阴阳奇偶相积而形成三画，分为八卦，所以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伏羲先天之《易》。八卦的三画已经排列成形，再用本卦的三画重叠，于是有上下两个卦体；又相互错综激荡，交互形成六十四卦；这是文王后天之《易》。所谓重卦，是在八卦上再加八卦，并不是在三画之上逐步增加一奇一偶而成为六画。邵子的先天图以乾、夬到剥、坤为六十四卦自然的次序，与《易经》的次序不同。因此，观察八卦生成六十四卦，先天图的意义最为精微；观察八卦重叠成为六十四卦，《系辞》《说卦》的意义最为明白。邵子以极数推知未来，其妙处在于加一倍的方法；但画卦、重卦的意义本来不能随意混同】程子说，自秦以后，《易》道没有传承；他的传《易》主张体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没有间隔，随着时势变化而顺从道。世上考察卦象卦辞的人，已经拘泥于术数；谈论义理的人，又沉沦于空虚寂灭。能够因时立教、承继三位圣人，不同于他们的方法而同于他们的道的，只有程子的著作。先儒的说法认为，伏羲的卦象、文王的卦辞，都依托于卜筮；孔子的赞述则专一归于义理。教化和方法虽然不同，道却没有不同。自秦、汉以来，都不足以真正谈《易》。大概邵子的《易》根本在数，程子的《易》根本在理，二人都得到先天、后天的奥秘；但理和数这两者始终未曾分离。至于朱子的《周易本义》，则专门以卜筮为主，认为《易》这部书广大而完备，包容万般道理。其实古代卜筮之书未必专门讲理和数，也不曾拘泥于某一方面。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不能改变这种说法。然而从魏、晋直到现在，世上流行的只有费氏、王氏的《易》以及东莱吕氏的《易》；后来才开始采用晁氏的说法重新考订，完全保存古代十二篇的旧本，称为《古易》，朱子又据此而作，这也可以说是对《易》学有很大功劳。《尚书》有古文、今文的区别。今文二十八篇，是汉代伏生口头传授的；古文二十五篇，是晋代梅赜上奏进献的。秦朝焚书时，伏生任博士，与孔子后代子襄【孔腾，也有版本作孔鲋】都把书藏在墙壁中。后来战乱兴起，书籍流散。汉朝平定后，伏生寻找这些书，已经亡失了几十篇，只找到二十八篇，即《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方》《多士》《立政》《无逸》《君奭》《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后来的人伪造增加《泰誓》一篇，所以史书说是二十九篇。汉文帝时，寻找能够治习《尚书》的人，召见伏生；他已经九十多岁，不能行走。文帝下诏让太常派掌故晁错前往学习。伏生年老，说话难以听懂，只能让他的女儿传达；而且方言不同，晁错有十二三处听不懂，只能大略按照意思连缀成文。这部书用隶书抄写。隶书是汉代通行的字体，所以称为今文。汉武帝时，孔腾藏在墙中的书才开始出现。

译孔子墙中的百篇都还在，但一半已经磨灭；又都是蝌蚪文字，所以称为古文。孔惠孙、孔安国用隶书改定古文，得到五十八篇，分为四十六卷【同一篇序的合为一卷，不同篇序的各为一卷。同序的如《太甲》《盘庚》《说命》《泰誓》都各三篇共用一个序，共十二篇为四卷。又《大禹》《皋陶谟》《益稷》《康诰》《酒诰》《梓材》也各三篇共用一个序，共六篇为二卷。其余四十篇，每篇各有一个序，成为四十卷。连同共用的序六卷，总共四十六卷】并为它作传。适逢国家发生巫蛊之事，始终没有上报，这些传也就失传了。张霸伪造《舜典》《汩作》等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伦》《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去《九共》九篇合为十六卷。大概张霸也略微见过百篇的序，所以把伏生的二十八篇重新拿出来，又加上《舜典》《益稷》《盘庚》三篇、《康王之诰》和《泰誓》，合计三十四篇；再把伪造的二十四篇十六卷题作古文，以求凑成孔氏五十八篇四十六卷的数目。然而汉代儒者所治习的不过是伏氏的书以及伪造的《泰誓》，共二十九篇。张霸伪造的古文，文辞和义理荒芜鄙陋，没有值得世人看重的地方。但整个汉代流传的都是张霸的伪本。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玄以及王肃、郑服、杜预等人，又都没有见到真正的古文，也错误地把这个本子当作古文《尚书》。到了晋元帝时，豫章太守梅颐才进献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声称是孔氏墙中所藏的书。《晋书》说，郑冲得到它，传给苏愉，苏愉传给栁，栁的内兄皇甫湜从栁那里得到，又传给臧曹，臧曹再传给梅颐。梅颐于是上奏进献，使之颁行。二十五篇是：《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梅氏书出现以后，又把伏生二十八篇析分为二十三篇【即重新出现《舜典》《益稷》《盘庚》三篇、《康王之命》】，混合起来共五十八篇，另加序一篇，共五十九篇。有《孔安国传》和序文，世人于是就把它当作真正藏在孔壁中的古文《尚书》。唐初诸儒为它作疏，自此，汉代大小夏侯氏、欧阳氏所传的二十九篇便废弃不再流行，只有这部孔传五十八篇独行于世。现在考察起来，今文《尚书》多艰涩，古文《尚书》反而平易。前代儒者曾对此深表怀疑。今文虽间有缺误倒置，但文辞义理古奥，确实是上古之书无疑。古文文辞平缓卑弱，很不像西汉以前的文字，而所谓孔传尤其只是魏晋间人假托孔安国之名伪造的。宋代蔡沈的《集传》，在每篇分别考辨古文、今文的有无，已经说得很明白；近时吴澄又把今文二十八篇、古文二十五篇分别编成两部书，彼此不相混杂，于是更足以解释后世的疑惑。又考《唐艺文志》有今文《尚书》十二卷，注说：“唐玄宗诏令集贤学士卫包把古文改成今文。”大概汉代所谓古文，是蝌蚪文字；今文，是隶书。唐代所谓古文，是隶书；今文，则是唐代通行的楷书。这又是汉、唐两代所谓古文、今文的不同。《诗经》三百篇，开始由周公确定，后来又由孔子重新厘定。《周南》《召南》以及《小雅》《大雅》和《周颂》，是周公所确定的。周幽王、周厉王以后，风诗、雅诗都发生了变化。孔子对于各诸侯国的风诗，删去其中淫荡邪僻的；对于公卿大夫的作品，则选取可以作为训诫的。周室东迁以后，王畿的诗也列为国风；后来又得到《商颂》《鲁颂》等篇，和周公所确定的诗合起来成为三百篇。秦朝焚书，诗、书一同遭祸；《尚书》残缺最严重，而《诗经》却没有少掉一篇，也是因为它寄托在讽咏歌唱之中，不只是写在竹帛上。然而《素绚》《唐棣》《狸首》《辔柔》《先正》等诗都已经散佚，已经被放逐的郑国淫声反而得以保存。至于《将仲子》《蔓草》等篇，不知道用来祭祀什么鬼神、宴享什么宾客，有什么事情可以讽谏，又有什么礼义可以匡正。刘歆说：《诗经》刚出现时，一个人不能独自穷尽它的意义，有的称作雅，有的称作颂，互相配合才成为篇章；不足的地方，就用世俗流传的歌辞和管弦乐中泛滥的作品来补足，却不辨别其中的真伪。因此，变雅之中有的声音类似正雅，而《成王颂》中甚至有周康王以后时代的诗。这样看来，如今的国风、雅、颂，已经不是孔子删定的旧貌了。至于《周南》《召南》，把《关雎》与《鹊巢》相配，把《葛覃》与《采蘩》相配，把《卷耳》与《草虫》相配，把《樛木》与《江沱》相配，把《螽斯》与《小星》相配，把《桃夭》与《摽梅》相配，把《▯罝》与《羔羊》相配，把《芣苡》与《采蘋》相配，把《汉广》与《行露》相配，把《汝坟》与《殷雷》相配，把《麟趾》与《驺虞》相配，各有十一篇，整齐相合，确定是周公所编定的。至于《甘棠》，是后人追思召伯；《何彼秾矣》属于《王风》；《野有死麕》是淫诗。这三首诗却都列在《周南》《召南》中，那么即使是《周南》《召南》，也不再全是周公所编定的了。汉代谈《诗经》的有四家：鲁诗起于申公，盛行于韦贤；齐诗起于辕固，盛行于匡衡；韩诗起于韩婴，盛行于王吉。三家都在学官中立有传授。毛诗起于毛公，最后才显著【大毛公亨为之作训诰，河间献王把它进献朝廷，朝廷又以小毛公苌为博士】；后来盛行于徐敖，因而讲毛诗的人以徐氏学说为依据。到汉平帝时，才开始为毛诗设置学官。

译四家《诗经》的经文相同，但解释不同。东汉后来又废黜毛氏，改立齐、鲁、韩三家的学官。到了马融、郑众、郑康成、贾逵这些人，才都阐明毛公的学说。马融、贾逵、郑众作传，郑康成作笺，又编作谱和图。于是毛氏之学便兴盛起来，而三家逐渐衰微。魏晋时期，齐诗、鲁诗废绝；韩诗虽还存在，却更加衰微。现在毛氏学说与郑氏笺、谱并行于世，谈论《诗经》的人，没有不学习毛、郑之学的。起初，《诗序》单独编成一册，毛公才开始把它分别放在各篇开头。至于诗人所命的篇题，以及诗篇根据序文而确定的作者，经典原来所设的界限已经无法考察了。那些序，有人认为出自孔子及其弟子中懂《诗经》的人，有人说是子夏所作；有人说大序是子夏作的，小序是子夏和毛公共同作的。东汉《儒林传》说：“卫宏作《毛诗序》。”王肃说：“这是子夏所作的序，今天的《毛诗》就是这样。”《隋书·经籍志》说：“《毛诗》是子夏创始的，毛公和卫宏又加以润色增益。”韩愈又认为《诗序》不是子夏所著，王安石则认为是诗人自己编定的。还有人说：“太史采集诗歌时，已经把它赞美或讽刺的意义写在篇章开头了。” 从赞美、讽刺以下的内容来看，想来是讲师的说法，有的出自子夏，有的出自毛公和卫宏之类，并非一人所作，所以文辞往往重复。唐代以来的儒者都没有察觉这是缺失，即使有儒者察觉，也没有谁能删去。直到朱子才严厉斥责其中的错误并删去它，足以洗除千年以来的谬误。朱子的《集传》，训诂也采用毛、郑之说，叶韵则依据吴才老的说法。他解释各部经书，自称唯独对《诗经》没有遗憾。朱子的传注流行后，毛、郑之说便废弃了。当时东莱吕氏有《读诗记》，最为精密，朱子实际上兼采了它。朱子的门人辅氏有《童子问》，其中的说法又有许多补充《朱传》不足之处。《春秋》的正经，虽然《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有它，但自汉代以来，经文都杂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之中。既然经文和传文已有异同，又有增删，如果竟然相信它就是圣人修订的原文，怎么可以呢？现在考察：经文“盟于蔑”，《左氏》认为是“蔑”，《公羊》《谷梁》认为是“昧”；“筑郿”，《左氏》认为是“郿”，《公羊》《谷梁》认为是“微”；“会于厥憖”，《左氏》认为是“厥憖”，《公羊》《谷梁》认为是“屈银”。又如“尹氏”写作“君氏”，“如雨”写作“而雨”，它们的异同就是这样。《公羊》《谷梁》在襄公二十一年都写“孔子生”，《左氏》却没有记载；《左氏》在获麟以后，又引用经文写到鲁哀公六年“仲尼卒”，《公羊》《谷梁》却没有。这就是增删的情形。由此说来，三传中的正经都不完全可信。姑且取其中可信的，《左氏》较为优胜。为什么呢？《公羊》《谷梁》都把传附丽于正经，把经文纳入传中，不作分别；《左氏》则经自为经，传自为传。到了杜预，才把经文按年份分别附列，所以《左传》中的正经仍然较为可信。然而圣人删削修订的原文，后世也再看不到了。况且汉代传授《春秋》的有五家，邹氏没有老师，夹氏没有书，二家很早就亡佚；最初设置博士时，只有《公羊》在汉宣帝时重新立于学官，《谷梁》到汉平帝时才立，《左氏》也在这时立。三传对于圣经当然都有功劳，但它们的得失也是各半：《左氏》详于史事，《公羊》明于条例，《谷梁》精于义理，这是它们的长处；《左氏》有虚诬，《公羊》有混乱，《谷梁》有穿凿，这是它们的过失。至于三传彼此抵牾，使圣人修订经书的界限因此不能明白，这是古今学者共同的弊病。晋代刘寔撰《三传条例》，刘兆取三家不同之处加以融会贯通，采用《周官》中调人的意义，作《春秋调人》；汜毓又合并三传，撰《春秋释疑》；韦表微又著《三传总例》，用来贯通经书的义理旨趣。像这一类著作，不胜枚举。到唐代啖助、赵匡、陆淳，才开始考察三传的长短，信从经文而驳正传文，把圣人书写史事的笔法编纂为条例，所得经义十有七八。自汉代以来谈论《春秋》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们。宋代谈《春秋》的人，算来有数百家，只有程子的传注能够阐明圣人以经书治理世道的大法；武夷胡氏的传注，又对尊王贬霸、内夏外夷、救济祸患、复仇雪恨的大义特别着意。其他如泰山孙氏【缺字】氏专门依据圣人书写史事的笔法来论定褒贬；襄陵许氏、永嘉陈氏专门依据书法来讨论世道的变迁；清江刘氏传授《权衡》《意林》三书，临海叶氏以传献《考三书》，尤其精密，都是卓然成名的专家。唯独朱氏论《春秋》说：“根据事实直书，善恶自然显现，这才是圣人修订经书的本心。”于是前代儒者关于赏罚的说法渐渐废弃，朴乡吕氏的《或问》实际上主张这一观点，如今学习《春秋》的人都尊奉它。

译礼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仪礼》是周公所作，保存着三代圣人的法制，所以孔子有“学习礼”的话，《礼记》中也有“读礼”的文字。《礼记》的编作出自孔氏，大概孔子去世后，七十二弟子的门人共同把听到的内容编成记，或记录旧礼的文字，或记录礼制变革的缘由，或兼记礼仪体制，或杂记得失，因而是《仪礼》的传和疏。秦朝焚书，礼书被毁最严重。汉朝兴起后，高堂生得到《仪礼》十七篇，传给瑕丘萧奋；萧奋传给东海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大戴德、小戴圣，这就是今文《仪礼》。郑康成为它作注。汉武帝时，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在墙壁中得到古文经五十六卷【另一说是在鲁地淹中发现的，淹中是地名】，河间献王得到后献上朝廷，文字都是篆书，这就是古文《仪礼》。其中十七篇与今本《仪礼》完全相同【二戴和刘氏《别录》所传十七篇的次序各不相同；尊卑、吉凶和先后次序，只有《别录》的排列较好，所以郑氏采用它】，其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称为《逸礼》。汉哀帝初年，刘歆想把《逸礼》列入学官，诸博士却不肯置答，终于没有立成。唐初还存在，但诸儒不以为意，终于亡佚【《汉书》《隋书》的志都称作古经，《唐书》的志才开始称作《仪礼》】。至于汉代所见的《礼记》，起初有一百三十一篇，刘向校定后得到二百多篇，称为《大戴礼》。戴圣又删为四十六篇，称为《小戴礼》【实际只有四十三篇，因为《曲礼》《檀弓》《杂记》各分上下，所以称为四十六篇】。马融又增加《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共四十九篇。郑康成为它作注。现在流行于世的，只有《仪礼》十七篇、《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大戴礼》现存四十三篇，并不广泛流行。汉代初年，谈礼的人以后二苍最为兴盛，有《曲台记》，所以曾为后苍设置礼学博士。等到二戴出现，礼学更加完备。大戴把学说传给徐良，小戴传给桥仁、杨荣，于是大戴有徐氏之学，小戴有桥氏、杨氏之学。汉宣帝时，大戴、小戴都立于学官。此后卢植、王肃、孙炎、马融等诸儒，都对礼学有贡献，而郑氏之学最为兴盛。从晋、宋直到周、隋，传授礼学的人很多；作义疏的，南方有贺循、庾蔚、崔灵恩、沈重、宣皇甫侃，北方有▯道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唐代魏征认为小戴所编内容杂乱不伦，又作《类礼》二十篇。开元年间，诏令元行冲和诸儒作疏，准备立于学官，但被张说阻止。当时为《仪礼》作疏的是贾公彦等人，为《礼记》作疏的是孔颖达等诸儒。到了宋代，朱子与东莱吕子商议，想把《礼记》中与《仪礼》有关的内容附在经文后面，与《仪礼》无关的仍另作为记，但没有完成。晚年才作《仪礼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纲，分为王朝、邦国等类别，再把《礼记》分列在其中。这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书，丧礼、祭礼两部分又是他的门人黄氏、杨氏续成的。近时吴澄独自怀疑其中经、传混杂，是朱子未定的稿本，于是重新编次：把十七篇依郑氏次第作为正经，把《戴记》和郑注中属于经篇的内容析出，编为《逸经》【逸经八篇，其中两篇取自《小戴记》的《投壶》《奔丧》，三篇取自《大戴记》的《公冠者》《侯迁庙》《诸侯衅庙》，三篇取自郑氏注中的《▯禘》《明堂》《王居明堂》】；礼篇各有义理，就是经的传，把戴氏保存的和刘氏补充的合在一起作为传【传十篇，《戴记》中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是周末汉初人所作，用来解释经文，戴氏抄入《礼记》，正是《仪礼》的传；于是依照经礼篇目的次序汇为一编。《射义》一篇反复陈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射礼，分为《卿射义》《大射义》两篇；《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则采用清江刘原父补写的篇章，唯独缺少《觐义》，便取《大戴记》的《朝事》一篇来补足，共成十篇。于是《仪礼》正经从第一篇到第十篇，各自都有传。】正经列在首位，逸经次之，传列在最后。除此之外，仍归入戴氏的《礼记》【《小戴记》现存三十六篇，也重新编排次序：称为通礼的九篇，包括《曲礼》《内则》《少仪》《玉藻》《通记》《大小仪》，并把《文王世子》附在《缁衣》之后；《月令》《王制》专记国家制度，并把《文王世子》《明堂位》附在其中；称为丧记的十一篇，包括《丧大记》《杂记》《丧服》《小记》《服问》《檀弓》《曾子问》，其中六篇记丧事，《大传》《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五篇则讲丧礼的义理；称为祭礼的四篇，包括《祭法》一篇记祭祀，《郊特牲》《祭义》《祭统》三篇讲祭祀的义理；称为通伦的十二篇，包括《礼运》《礼器》《经解》一类，《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一类，《坊记》《表记》一类，《缁衣》一类，《儒行》自成一类，最后以文辞雅正驯顺的《学记》《乐记》收尾】。朱子所编的内容以及黄氏的丧礼、杨氏的祭礼，也删去重复部分，命名为《朱氏记》，和二戴之记合为三部。《周礼》是周公所作，有人称它为《周官》。如果从设置官位来说，就称为《周官》；如果从制作礼制来说，就称为《周礼》。周室衰微以后，诸侯将要逾越法度，又憎恶这些典籍妨害自己，便都毁灭了它们。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其政治与《周官》相反；秦始皇又痛恨它，于是焚烧了它。唯独到汉朝兴起，高堂生首先讲说《仪礼》，《周礼》的出现则最晚；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得到它并献上朝廷，收入秘府【有人说李氏曾向武帝献上《周官》五篇】，当时的儒者没有机会看到。汉成帝时，刘歆校理秘府藏书，见到此书，认为它是周公导致天下太平的遗迹，才把它列入书目并著录；但五官篇都有残缺，冬官又亡佚，于是用《考工记》补足【有人说司空的属官已经错散在五官篇中，实际上并没有亡佚。俞庭椿有《复古编》，从五官篇中摘取多余的部分来补冬官，又删去《考工记》】。《考工记》是前代能够认识古代制度的人所作。王莽时，刘歆取它来补足冬官。此后杜子春、贾徽及其子逵、郑兴及其子众，还有马融等，都传授《周礼》，为它作训诂，郑康成又为它作注。

译然而自从《周礼》出现以来，当时的儒者大多怀疑它。林孝存认为它是末世亵渎礼法、悖乱常经的书，何休认为它是战国六国阴谋的书。只有郑康成知道它是圣人的法典，作《论难》来排斥众说。所以《周礼》的出现始于刘歆，而完成于郑康成。魏晋以来，干宝、王邵之类，有作义疏的，有作评论的，以及《礼帖》《礼钞》之类，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到了唐代，贾公彦撰写二十卷疏，今天只有郑注、贾疏流行。可是从《周礼》出现以来，当时人如此云云，直到文中子又如此云云。现在就根据这部书考察，其中确实也有可疑之处。六乡、六遂共有十五万家，官吏竟多达二万三千人。十五万家所缴纳的收入，究竟有多少，怎么足以供养二万三千名官吏呢？按《地官》计算，公、卿、大夫、士合计使用三十万人，而府、史、胥、徒还不在其内，那么人数就更加庞大了。又如太史、内史掌管六典、八法、八则、八柄的副本，本应属于天官，却列在春官；大小行人、司仪、掌客本应属于春官，却列在秋官；宰夫掌管臣民的复逆，那么大仆、小臣、御仆掌管复逆，也应属于天官，却列在夏官。宰夫已经掌管朝廷治朝的官位，那么司士正掌朝仪官位，也应属于天官，却列在夏官。地官掌管王畿之内的事务，营造都邑、建立社稷、设置封疆，都已经由它掌管，而掌固、掌疆、司险、候人又见于夏官、天官。掌管财赋的事务，从太府到掌皮已经全都统领了，而泉府、廪人、仓人又见于地官。像这一类的情况，难以一一列举。这说明它的官职繁琐、重复而混杂，确实值得怀疑，学者只需详细考察即可。到了文中子，却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就拿着这部书去实行。”唐太宗认为它确实是圣人所作。宋代横渠张子又极为尊信它，王荆公甚至推行它。只有五峰胡氏深深排斥贬抑它，朱子大概曾对这些说法加以折中。周公制定了规模，却来不及实际施用。赵汝腾又说：“惟王建国，以为民极”这几句话，是周公营建洛邑以后所作的，但已经无法考察了。至于程子所说“要有《关雎》《麟趾》的意义，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这是从根本上推论它的意思。古代《中庸》有两篇，见于《汉书·艺文志》，但收入《礼记》的只有一篇。朱子作《章句》，依据现存的一篇分为三十三章，而古代所谓两篇，后世已经看不到了。现在应当沿用朱子确定的编排，把第一章至第二十章作为上篇，把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三章作为下篇。上篇以“中庸”为纲领，下面各章推衍说明智、仁、勇，都是为了阐明中庸的意义。下篇以“诚明”为纲领，后面的各章详细说明天道、人道，都是为了彰显诚明之道。这样既不失古今的体例，也不违背朱子的安排。鲁斋王氏大概主张这种说法。《大学》在《礼记》中本来通篇是一篇。朱子开始把它分为经、传，以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三个纲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条目。可以说规模宏大，修养工夫周密。只是其中《格物致知传》，朱子认为已经亡佚，便补写了它，按他的安排本来已经完整。然而又有谁知道它其实并没有亡佚呢？现在就从书中考察，有这样的话：“所谓致知在格物，就是说知道应当达到的目标以后才能意志坚定，意志坚定以后才能心境宁静，心境宁静以后才能安定，安定以后才能思虑，思虑以后才能有所收获。万物都有根本和末节，事情都有终点和起点，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这说的是知道根本。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诉讼不发生吗？使没有实情的人不能把他的言辞全部说尽，使百姓的心志对诉讼深感畏惧。”这说的是知道根本，这说的是认识达到极致。这十七个字，足以作为《格物致知传》。大概只是错简放在别处，作为普通文辞固然很美；但把它取来作为传文，却精切到了极点。朱子勇于补写，却不勇于调移，为什么呢？况且三纲领、八条目之外，哪里还有所谓根本、末节，竟要另外为它作传呢？董丞相槐、车玉峰氏、叶西涧氏都著文辨明这种说法不正确。假如朱子再生，一定也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汉代儒者认为纬书是孔子演绎七经的纬书，共三十六篇：《易纬》有《稽览图》《干凿度》《坤灵图》《通卦验》，以及《是类谋》《辨终备》；《书纬》有《璇玑钤》《考灵曜》《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诗纬》有《推度灾》《纪历》《枢》《含神雾》；《礼纬》有《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乐纬》有《动声仪》《稽耀嘉》《叶图征》；《孝经纬》有《援神契》《钩命诀》；《春秋纬》有《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将合诚图》《考异邮》《保干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这三十五篇之外，《太平御览》还载有《论语摘》《辅象》《撰孝防》《尝帝后》《期礼》《稽命耀》《春秋命历序》《孝经左方契》《成始拒》】；另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还有另外三十篇，与七纬各八十一篇；《尚书中候》《论语谶》又不在其中。

译大体说来，纬书的说法认为：孔子既然编定六经，用来阐明天人之道，知道后世不能考察并通晓他的本意，所以另立纬书，把它遗留给后世。这些书出现在汉哀帝、平帝时期，大概是夏贺良之流所作；他们认为既然有经就应当有纬，所以称为纬书。纬书的言论荒诞欺妄、诡异奇谲，无法穷究诘问。当时王莽喜好符命，想借此帮助自己篡夺帝位，公孙述也仿效他。到了光武帝，也因赤伏符而自受牵累，却仍深信并推崇它。那时的儒者把它当作内学来学习，贾逵用它来论说《左氏》之学，曹褒用它来制定汉代礼乐。郑玄一类的大儒，专门依据谶纬来解释经书，何休之流就更不值得一提了。然而只有桓谭、张衡竭力反对它，却无法挽回局势。在此以前，从孔安国、毛公以来，儒者都相承把妖妄之说混入中庸之典；后来又依据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的古文相互参校，用来成就经义，称为古学，而世俗儒者受谶纬迷惑，反而诋毁古学。到了魏代，王肃推重引用古学，王弼、杜预又继承并阐明它，从此古学渐渐确立，谶纬之学逐渐衰微。到宋孝武帝大明年间，才开始禁止谶纬之书。隋朝末年，又派使者搜集天下书籍，与谶纬有关的书全部焚毁。唐代以来，这门学问便熄灭了。然而考察《唐书·艺文志》，仍保存九部四十八卷；孔颖达作《九经正义》时，往往引用纬书的说法。宋代欧阳公曾想删去它们，以断绝伪妄，使学者不再被它们扰乱迷惑，从而使经义纯正统一，但他的主张没有实行。到鹤山魏氏作《九经要义》，才开始加以排斥删削，于是这些说法便绝迹了【如今《易纬》《干凿度》还保存着】。佛教尚未传入中国时，世尊的大弟子阿难陀博闻强记，具有大智慧，结集世尊所说，成为修多罗藏。诸位尊者有的先后阐明教化的源流，优波罗结集为四部律，称为毗尼。金刚萨埵在毗卢遮那佛面前亲自接受瑜伽五部法，称为秘密章句。无著、天亲多次升入知足天宫，向慈氏请教参学，共同造论，阐明大乘，称为唯识宗。西天竺龙胜得到毗罗之法，弘扬其纲要，称为《中观论》。敦煌杜法顺深入华严不可思议的境界，大力宣扬玄妙的法门，称为华严法界观。这只是它的大概情形。自汉明帝永平二年，佛法开始传入中国。后来分为不同宗派，称为教、禅、律，共三类。魏嘉平初年，昙柯罗开始把僧只戒本带到洛阳，昙无德、昙谛等接着传来，建立羯磨法。唐代南山澄照律师道宣作疏阐明它，四分律于是大为流行，这就是南山宗。萨埵把瑜伽传给龙猛，龙猛传给龙智，龙智传给金刚智。唐开元年间，金刚智来到中国，大力兴建曼荼罗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以及不空三藏，都尊奉他为老师，这是瑜伽宗。唐贞观三年，三藏玄奘前往西域诸国，在那兰陀寺遇到戒贤，因而接受唯识宗的法门，回国后传给慈恩寺的窥基。窥基于是网罗旧说，广泛撰写疏论，这就是慈恩宗。梁、陈之间，北齐慧闻因读《中观论》而悟得佛法，于是遥拜龙胜为师，开创空、假、中三观的止观法门；又把法华宗的法门传给慧思，慧思传给天台国师智顗，他的学说于是完备。智顗传给灌顶，灌顶传给智威，智威传给慧威，慧威传给元朗，元朗传给湛然，这就是天台宗。隋末，顺把法界观传给智俨，智俨传给贤首法藏；法藏到了清凉国师澄观，澄观追承他的学说，撰写华严疏论数百万字。圭峰宗密继承他，教化广泛传播，这就是贤首宗。瑜伽宗已经久已亡失，南山宗也只勉强保存其行持。如今只有慈恩、天台、贤首三宗，而天台尤其兴盛。这就是世人所说的教。世尊的大法，从迦叶传二十八代到菩提达摩，便弘扬教外别传的法门，主张不立文字，可以见性成佛。达摩传给慧可，慧可传给僧璨，僧璨传给道信，道信传给弘忍，弘忍传给曹溪大鉴禅师慧能，禅法才开始兴盛。慧能的两个弟子怀让、行思都深入禅法的奥妙。怀让传下的道一之学，在江西得到尊奉；道一的传人是怀海，怀海传给希运，希运传给临济慧照大师义玄，义玄建立三玄门来策励学徒，这就是临济宗。怀海旁出的弟子是沩山大圆禅师灵祐，灵祐传给仰山智通大师慧寂，师徒一唱一和，禅机微妙玄远，不可捉摸，这就是沩仰宗。行思传给希迁，希迁的学说在湖南得到尊奉；其传人是道悟，道悟传给崇信，崇信传给宣鉴，宣鉴传给义存，义存传给云门匡真大师文偃。文偃的言语如同青天震雷，听见的人都要捂耳朵，这就是云门宗。元沙师备是文偃的同门好友，他的传人是桂琛，桂琛传给法眼大师文益。文益虽然依照华严宗六相来唱明宗旨，却卓然独立，不涉入凡俗情念，这就是法眼宗。希迁旁出的弟子是药山惟俨，惟俨以《宝镜三昧》《五位显诀》《三种渗漏》传给昙晟，昙晟传给洞山悟本大师良价，良价传给曹山元证大师本寂，于是曹洞宗又大为振兴。法眼宗再传到延寿，流传到高句骊。仰山宗传了三代到芭蕉彻石，在晋开运年间也亡失而无人继承。云门、曹洞虽然仅存，却没有完全断绝，像一根丝一样延续；只有临济一宗，作用广大、机锋强盛，震动无边，长期兴盛至今。这就是世人所说的禅。律学都以南山宗为宗旨，真悟智圆律师允堪著有《会正记》等，文章确实超出六十家释义之上，这就是会正宗。到了大智律师元照，又另以法华宗开显圆满之意，作《资持记》，于是与会正宗的说法不能相同，这就是资持宗。两宗现在虽并存，但学者大多遵从资持宗的教法。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律。大体说来，佛道本来没有两条门径；自从圣人远去，源头遥远而支流更加分化，于是师承不同、宗旨各异，各自建立门户，彼此互相矛盾。禅宗讥讽教门拘泥于名相，教门讥讽禅宗沉溺于空寂。至于律的作用，虽然禅、教共同奉持，但取舍各不相同。至于研究教、禅的人，又各自树立异说以求胜过对方，彼此各执一端，互不相容。从教门的宗派来说，慈恩宗分三教，天台宗分四教，贤首宗又分五教。

译从禅宗来说，慧能与神秀同受法于弘忍，慧能成为顿宗，神秀成为渐宗。道一、神会都出自慧能门下，道一秘密契合心印，神会则又偏重知识理解，他们的不同就是这样。至于天台虽然同属一个教宗，四明知礼与孤山智圆关于性善、性恶的说法，却像冰炭一样互不相容。临济虽然同属一个禅宗，有的用棒，有的用喝；到了横川拱，又改用声音偈颂。他们向人显示禅法要旨，就像榫头和凿眼一样无法相合。支派分歧错杂，论说纷纭，几乎无法全部列举。老子的道，本于清静无为，以无为为本体，以无为而无所不为为作用。《道德经》五千多字，其要旨大概不超出这些。西汉以来，汉文帝作为君主、曹参作为臣子，常常用他的道来治理国家，因此百姓得以安宁。由此可见，这种道本来确实可以施用于国家天下。后来它的学说一变而成为神仙方术，再变而成为米巫祭酒之教，于是终于流为异端。然而神仙方术又有两种：一是炼养，二是服食。这两种，就是今天全真教所兼行的。米巫祭酒之教也有两种：一是符箓，二是科教。这两种，就是今天正一道所奉行的。炼养之术，黄帝的书虽然略有涉及，但那些说法都是后人仿造托名的。到了赤松子、魏伯阳出现，才真正成为这一派的宗师。至于卢生、李少君、栾大之流，又把炼养变成服食，所用的方术更加偏邪。符箓之事，是黄帝、老子的书从来没有说过的，张道陵、寇谦之等人实际创立了这种方法。到了杜光庭、林灵素之流，又把符箓改变成经典科教，所作所为更加鄙陋。然而我曾经论说过，炼养之说，欧阳子曾删订《黄庭经》，朱子曾改注《参同契》，这两位大儒都没有认为这种学说错误；山林中独善其身的人用它来养生保全生命，本来并没有得罪名教。科教之说鄙陋荒诞，庸俗的道士靠它作为谋生工具，成为社会的祸害蛀虫，但危害也还不算很大。唯独服食、符箓两种说法，本来邪僻荒谬，凡是被它迷惑的人，很少有不遭祸的。栾大、李少君、于吉、张津之流因此丧命；柳泌、赵归真之徒因此祸害他人，最终也使自己遭到杀戮。张角、孙恩、吕用之之辈，竟然因此败坏天下、国家，也全然不顾。如今炼养、服食的方术都在流传，全真教兼用二者。全真的名称开始于金代，又分为南、北二宗。南宗先修性，北宗先修命。近来又有真大道教，有七祖康禅之教，它们的学说又彼此乖异。至于符箓、科教，都有自己的书籍，正一道实际掌管这些事务。如今正一道又有天师、宗师分别掌管南北教务；江南的龙虎、阁皂、茅山三宗，所用符箓也各不相同。前代儒者说，道家的学说驳杂而多端，这话确实如此。又有人说，道家各书都起源于汉桓帝时期；如今道教经典声称天师在永寿年间从老君那里接受传授，也正是这个意思。世上流传的《太平经》最为古老，篇帙也最多，但如今已经不再存在。然而其中所说兴国、广嗣的方法，大概不过是房中术的鄙陋说法。至于《大同》等经，大多是六朝以来文士所造，虽然文采可观，却往往浅陋，没有什么高明的论述。朱子说，佛学偷取了老子的长处，后来道家只偷取了佛家的短处。拿这个说法来考察道家的源流本末，就可以进行论述了。堪舆家的学说，源自古代阴阳家一流。古人建都邑、造房屋，本来没有不选择地势的；但选择墓地安葬，其方术则源于晋代郭璞所著《葬书》二十篇，其中有许多是后人增添的荒谬说法。蔡元定曾删去其中十二篇，保留八篇，后世谈地理术的人，以此为祖本。近世的大儒，从考亭朱子到蔡氏，没有不尊信这种方术的，认为它能够夺取神功、挽回天命，把力量施加到人力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没有什么比它更能验证这种说法。这种方术确实有不可废弃的地方。后世从事这种方术的人分为两宗：一称宗庙之法，起于闽中，源流十分久远。到了宋代王伋，才大力推行这种学说，以星卦为主：阳山朝向阳方，阴山朝向阴方，彼此不相违背，纯粹依据五星八卦来确定生克的道理。这一学说在浙江一带流传，而如今采用它的人已经很少了。另一种称为江西之法，起源于赣人杨筠松、曾文迪以及赖大有、谢世南等人，他们尤其精通这门学问。这种学说以地形气势为主，推究山脉的起点，考察它的终止，以确定方位朝向，专门讲究龙、穴、沙、水彼此的配合，其他禁忌都不予考虑。这一学说如今盛行于大江以南，没有不遵从它的人。两宗的学说虽然不能完全相同，但都本于郭氏。研究这门术数的人，应该参究它们的差异而会通其共同之处，这样才算真正掌握了它。医家的书籍，自《内经》以下，收藏在有关官署的共有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后来出现的杂著还不包括在内。《内经》被称作黄帝的著作，虽然其中有些内容是先秦学者仿作而托名于黄帝，但它的言辞质朴而深奥，义理宏大深远，实在是医家的宗本和法则，大概就像我们儒家的六经吧？秦越人的《八十一难经》接着问世，大概是举出黄帝、岐伯学说的要旨而加以推阐说明，它仅次于《内经》。汉代张仲景依据《内经》《难经》的要旨，著有《金匮玉函经》以及《伤寒》诸论，他论述六气所造成的损伤，最为详尽。晋代王叔和编纂岐伯、华佗等人的著作，成为《脉经》，叙述阴阳、内外，辨析三部九候，区分人迎、气口，分条说明十二经以及三焦、五脏、六腑的疾病，尤其精密。这两人的著作，确实是千古不刊的经典。后来巢元方著《病源候论》，王砅撰《天元玉策》，大体都有所承袭。然而巢元方只说风、寒二种邪气和湿邪，却没有论述湿热；王砅推演五运六气的变化，但弊病在于拘泥滞塞而不能通达，这就是他们的过失。到了唐代孙思邈出世，凭借超绝常人的见识和深厚的济世仁心，他编列《千金方》及《千金方翼》，用来阐发前人的言论、启迪后来的学者，对医道的功劳实在深远。

译当时王焘有《外台秘要》，其中所说的药方、证候、符证、灼灸都很详尽；但他说针刺能够杀死活人，却不能使死人复生，这只是片面的论断。到了宋代钱乙、庞安时、许叔微相继兴起，庞安时局限于准绳尺寸之中，许叔微则专门追求出奇制胜、随机应变；他们的医术都本于仲景。只有钱乙深入探究了仲景学说的深奥之处，创立五脏方剂，各随病情而使用；他说肝有相火，所以有泻法而没有补法，肾属真水，所以有补法而没有泻法，可以说揭示了《内经》的奥秘。可惜他的遗著散失亡佚，如今由阎孝忠所辑集的，并不是钱乙的原本。至于大观年间陈师文、裴元宗等人所制定的二百九十七个药方，则想用固定的方剂来应对无穷无尽的疾病，有识之士自然知道他们不懂得灵活变通的道理。金氏占有中原以后，张洁古、刘守真、张子和、李明之四人兴起，医学于是中兴。张洁古认为新病不能用旧方完全相合，治疗疾病一概不拘泥于成方，因此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学说被李明之深入掌握。李明之推论内伤、外伤两类疾病，尤其把治疗脾土放在首位；他的治疗方法专以补益为主，所著《脾胃论》确实是医学的根本之论。子和把吐、汗、下三种攻治方法，以及风、寒、暑、湿、火、燥六类病因作为医学的关键。他所用药剂大多峻烈，治疗方法以攻伐和防守为主；真正论述风火之病的，是依据《内经》所说病机、气宜的十九条作为病因，其形式曲折周详，充分穷尽了精微之处，治疗方法则同子和有相通之处。张氏一传再传，后来便没有声闻了。李氏的弟子大多在中州，只有刘氏的学说传给荆山浮图，又一代代传到江南，传给宋中的罗知悌，于是南方的医生都尊奉它。到了近代，天下谈论医学的人，如果不是刘氏的学说，就不再讲述。刘、李二人的方法虽然一个偏于攻、一个偏于补，但如果能够会通二者，随证使用，难道还要拘泥于他们各自的门户吗？《王忠文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二十一 明代王祎撰

译传 义乌宋先达小传【宗泽、徐侨、朱元龙、康植】宗泽，字汝霖。他的母亲曾梦见雷电和红光从天空照下来，醒来后便生下了宗泽。宗泽从小就有远大志向，元祐六年考中进士，调任馆陶尉，历任龙游、胶水、赵城令，都以有才干闻名。改任知掖县，差遣为登州通判，因触犯受到道士宠幸并掌权的人，被授予祠禄而归。后来又因事获罪而削夺官职，羁押安置在镇江。不久监镇江酒税。靖康元年，朝廷商议派使者与金人讲和，因有人推荐，暂授宗正少卿，充任和议使。宗泽上奏说名分不正，改任计议使。众人认为宗泽性情刚强，难以与金人和合，必定不能屈服，而且白白送死也没有补益，不如把他交给一个河朔的重要郡。于是授任直秘阁，知磁州。他率领十多名疲弱士卒，日夜兼程赴任。到任后便治理城池，修整器械，扩充储备，招募勇士，作好必守的打算，并且分条规划边防的重要策略和勤王的建议上报朝廷。授任秘阁修撰、河北义兵都总管。高宗以康王身份出使金国，路过磁州，宗泽竭力劝阻他。朝廷于是任命宗泽为兵马大元帅，宗泽为副元帅，加任集英殿修撰。高宗承制又加授徽猷阁待制。宗泽与金兵交战十多次，每次都有功劳。当他正进兵到濮水一带时，京城已经失守。金人逼迫徽宗、钦宗北上，宗泽立即率兵奔赴滑州，抵达大名，准备径直渡河，截断金人的归路，阻击他们返回；但勤王军队没有一支到来。又听说张邦昌僭越称帝，宗泽便想先行讨伐诛杀他，于是回军卫南，同时上书高宗，劝其即位。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在南京即位，宗泽赶到行在，入朝应对时泪水沾湿胸襟，陈述兴复大计一千多言，并且说：“希望陛下发一次愤怒，以安定天下百姓；臣虽然愚钝怯弱，也应当冒着箭矢礌石，走在诸将前面。若能献出生命报效国家，我的志愿就满足了。”高宗认为他的话壮烈，提拔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改任知青州，不久又改任知开封府，随后升任延康殿学士，正式任京城留守、知开封府。授官诏辞说：“即使是萧何守卫关中、寇恂收取河内这样的功劳，卿也可以和他们相媲美，使古人的事迹更加光彩。”宗泽平素蓄积忠义之志，到这时更加感奋，招集四方义士，得到一百多万人；又有河北山寨归顺的数十万人，前来听从节制。京城内外驻扎的军队实际有一百八十万人，正准备限定日期大举渡河，却突然患病。诸将进来询问病情，他惊然起身说：“我本来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二圣蒙尘，才到了今天。你们如果能够替国家报仇，我死又有什么遗憾！”众人都洒泪哭泣，同声回答：“怎敢不尽力！”第二天宗泽便去世了。临终时只呼喊“渡河”三次，那是建炎二年七月。当时高宗南渡已经很久，到这时才有人提出任用宗泽的建议，授其门下侍郎、御营副使，诏命尚未下达，讣告却已经传来。诏令追赠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赐谥号忠简。起初宗泽亲自承担中原的事务，京城收复后，竭力请求回銮，共上疏二十四次；黄潜善、汪伯彦从中阻挠，因此忧愤成疾。宗泽去世后，几天之内百姓散去的已有十分之五六。议论此事的人说，他的儿子宗颖曾经在军营任职，得到将士们的拥护，应当任用他来完成父亲未竟的功业。当时朝廷已经任命杜充为留守，于是授宗颖为秘阁留守判官。宗颖不久因服丧而归，所召集的义士全部散去，中原也就不能守住了。宗颖后来任兵部郎中。赞说：高宗南渡以后，中原的事务全都交给了忠简宗泽。等到中原即将收复，高宗却没有北还的意图。忠简见中原无所依靠，于是请求任用信王赵榛为兵马大元帅。信王赵榛是高宗的亲弟弟。黄潜善、汪伯彦等人总是诬陷他另有图谋，于是便有了门下省的任命。表面上说是尊重任用他，实际上却夺去了他的兵权。家传和国史都不记载这件事，大概是有所忌讳。唉！高宗无意于中原，本来就不值得谈论。假使忠简能够晚死一些，那么神州或许可以完整，社稷也能长久安定，实在是应当依赖他的。这样看来，国家盛衰的关头，难道不也是天意吗？徐侨，字崇甫。淳熙十四年考中进士，调任上饶主簿，开始到考亭朱子门下受业。历任绍兴、南康司法，都因父母之忧离职。开禧年间议论和议，他用书函列举大臣的过失，徐侨上书说这不是立国之道，当时很多人称赞他能够竭尽言论。嘉定七年，他由严州推官任满考核合格，差遣主管刑部、工部架阁文字，授国子录，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请求外任，任知和州，转任知安庆府。嘉定十一年，授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事，上书极力陈说朝廷当前政务，请求下诏让大臣以端正自身的道理端正他人，以忧虑家庭的心情忧虑国家，希望这样可以在危难中达到安定、在将乱时迎来治理。丞相史弥远恼怒，命言官弹劾罢免他。过了很久，理宗即位，礼部侍郎真德秀上奏说，像徐侨这样明亮正直、敢于进言的人，希望把他置于谏诤之地；但史弥远仍在相位，理宗没有答复。葛参政洪乔、丞相郑行简当时任侍从，代替徐侨请求祠禄，他始终不接受俸禄，于是以年老为由告老。绍定六年，朝廷改弦更张，起用老成之士，取消他的致仕身份，授直宝谟阁、江东提刑；不久授秘书少监，改任太常少卿。他多次辞谢，过了一年才入朝。入朝觐见时，他论奏数千言，大意说，君心端正，朝廷就端正，以至百官和万民没有谁敢不端正。授兼侍讲，不久兼任权国子祭酒。他在劝讲时，多次陈说友爱亲亲的大义，于是恢复皇子赵竑的爵位；又建议子思应配享孔子，二程子应列入从祀，王安石应废止祭祀，赵汝愚应配享宁宗，这些建议都得到施行。因为议论王檝奉使的情状，与当时的宰相意见不合，竭力请求离职，授工部侍郎；他请求离职更加迫切，升任集英殿修撰，提举佑神观兼侍读。徐侨上奏说，领取祠禄并劝导读书，乃是对重臣的特殊礼遇，自己竭力辞谢，不敢承当，于是以宝谟阁待制提举太平兴国宫。归家以后，他援引旧例上疏，请求辞去待制，于是又授集英殿修撰；他和儿子一起坚决辞谢，诏命按他的请求下达，但这时病情恶化，便去世了，享年七十八岁。讣告传来后，仍追授宝谟阁待制，准许致仕。谥号为文清。当初，徐侨的兄长徐侃、徐倬都向东莱吕成公求学，而徐侨以朱子为师。朱子常对人说：“崇甫是个明白刚直的人。”于是让他把书斋命名为“毅”。朱子的学说在庆元年间受到压抑，到端平年间重新伸张，徐侨和度正、业味道实际上共同阐发了它。徐侨在君主面前论说学问，便说：“关键在于端正内心。”

译论述治理国家，便说：“关键在于知人善任。” 他教导学生说，认识天命和人性、内心存有诚意、实行仁道，是穷究义理的要旨；九思九容，是保持恭敬的根本。他平日奉养自身十分俭约，别人都无法忍受他的贫困。他曾入朝应对，衣服破旧得厉害。皇帝问：“卿为什么贫困到这种程度？”他回答：“臣并不贫困，贫困的是陛下。陛下的国本尚未确立，疆域一天比一天缩小，权贵宠臣掌握政权，将帅没有才干，旱灾蝗灾接连不断，盗贼同时兴起，国家经费没有限度，府库空虚，百姓困于横征暴敛，军队怨恨于搜刮克扣，群臣互相结交而天子孤立，国势危急而陛下却没有醒悟。臣并不贫困，贫困的是陛下。”理宗因此变了脸色，优厚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他所著有《读易记》三卷、《读诗纪咏》一卷、《杂说》一卷，以及若干卷文集。门人有朱元龙、康植。朱元龙，字景云。嘉定十六年考中进士，历任温州平阳、池州青阳两县尉，调任饶州司理参军。德兴县令诬陷百姓董氏五兄弟溺水而死，县里的差役已经把案件材料上报，朱元龙竭力辨明他们无罪，使这几兄弟得以不死，后来都成了有名的进士。他平反的案件很多。嘉熙元年，因任处州缙云县令时治理成绩最优，被提升为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不久授宗正簿，升宗正丞，兼任权左司郎官。京城官员有的倚仗权贵势力来索取举荐文书，他总是斥责说：“举荐文书难道可以凭势力取得吗？”宦官有人请求封赐节旄，他竭力坚持不可。宰臣传达皇帝旨意让他改拟诏书，他回答：“我的官职可以罢免，拟写的文字却不能更改。”宗室有争夺圩田的诉讼，众人没有谁敢裁决，朱元龙毅然作出裁决。当时正搜括两淮的浮盐，他写信给执政，认为朝廷在做商贾的事情，朝廷竟沿袭各地藩镇的做法，使史官记载‘搜括浮盐，从今开始’，这是不可以的。他又两次上封事，说从宫禁、朝廷直到百官万民，都足以使人痛哭流涕。于是史嵩之入相，憎恨他的直言，便把他斥退。差遣他知衢州、吉州，后来都很快给他祠禄。改任知台州，因父母之忧没有赴任。不久郑清之再次入相，郑清之一向尤其厌恶他的刚直，于是以朝奉大夫之职致仕。他在家居住十年后去世。朱元龙早年跟随徐侨受业，后来又跟随四明袁正献公袁燮游学。袁燮是象山陆氏的门人。因此朱元龙的学问，既得到朱子的不同传授，又保存了朱子学说的共同之处。他有若干卷文集。他的儿子朱防学凭借父亲的恩荫入仕，任临安府观察推官，能够继承并发扬家学。康植，字子厚。父亲名仲颍，字蕴之。淳熙十四年进士复试中选，任教官，后来官至尚书吏部郎中，任官以清白著称。康植凭借世代科举的家业考中嘉定七年进士，授奉化县主簿。三次被推荐为武安军节度掌书记，与制置使史嵩之不和，调任江陵酒官。不久授刑部、工部架阁文字，升国子正，改任通直郎。他论对陈说政事，抗直敢言，触犯了丞相郑行简的意旨，差遣为广德军通判。他赈济灾荒有办法，升任知本军。因治理成绩最优而闻名，召任知大宗正丞，升兵部郎官。授浙西提刑，弹劾平江守臣史宅之治理郡政毫无成绩。史嵩之是史宅之的兄长，当时任丞相，也被牵连。康植说：史宅之不想着掩盖前人的过错，专门搜刮聚敛来办理进贡之事，这是用小忠成就了大不忠。史嵩之不知道却让他这样做，是不智；知道却仍让他这样做，是不仁。他把这些事上奏陛下，又是不忠中的大不忠。群臣明知他的罪过却不说，都是揣测陛下的意图而不敢触犯其锋芒，这是迎合君主的恶行，也是不忠之徒。奏疏送入后，理宗震怒，想要重重治他的罪。杜丞相范时正在枢密院，替康植极力进谏，说宪臣议论政事即使不合适，也不应再加罪于他，否则天下公议将置于何地？理宗不久醒悟，于是把史宅之调任隆兴，把康植调任福建提刑；改任知宁国府，兼任权江南东路提举茶盐义仓，上奏请求免除和籴，推行经界法。授都官郎中，出任知吉州，改任福建路转运判官，兼理建宁府，赈济水灾，挽救盐政弊端，政事和恩惠大为显著。他赴阙奏事，在建溪驿去世。官阶积至朝奉郎。他任广德军时，取《大学》中的话为书斋命名为“诚求”。仲颍与徐侨是同年进士，康植因此早年拜徐侨为师；在师门中，只有康植跟随徐侨游学最久。他和同乡秘书丞王世杰都被称为高足弟子。赞说：文清徐侨学问和品行纯正笃实，风操气节高尚峻拔，确实可以说是道学的宗师。朱子的学说传到闽中，有黄干氏；传到浙东，则有文清徐侨。然而黄干氏传了一两代，出了何基氏、王柏氏，他们都是文清的同郡人，并且都隐居守德而不出仕。文清的学说传到朱元龙、康植这里，他们都由科举出身，登上仕途，所以像这样在重大节操上显著卓异。王柏称赞康植操守高尚而坚定、风骨力量强劲，有文清遗风。唉！难道只有康植一人如此吗！

译王安国小传 王安国，字靖翁，是婺州东阳人。他性情洒脱而有志向谋略，喜欢读孙武、吴起的书。凭借门荫授任成忠郎，本来应当入仕。当时宋朝国运将要倾覆，他知道有才干也没有可以施展的地方，便叹息说：“衰乱时代的熊虎，哪里比得上太平时代的鸾凤呢？”于是闭门隐居，教导子弟。至元十三年，元军南下征伐，宋朝已经献土投降，但人心仍然危险疑惧，未能安定。王安国以谋略求见大帅高兴，逐条陈述安抚治理的策略。高兴与他谈话后意气相合，立即署任他为东阳尉。当时法令尚未统一，王安国能够施威立信，以此驾驭百姓。第二年，县民娄覃等人倚仗玉山地势险僻，互相勾结作乱，杀死浙东宣慰使陈天祐。新昌县境内，行省左丞史弼率兵讨伐他们，王安国到军前把谋略告诉史弼，亲自进入贼巢，用计诱捕他们，亲手绑住首领献上。史弼高兴地说：“使我的军队不动一兵一卒便擒获贼人的，是你的功劳。”把他请到麾下，准备推荐任用他，但王安国因父母年老坚决推辞。至元二十六年，宁海妖贼杨镇龙反叛，玉山境地与宁海相接，因而成为他们的巢穴；他们擅自建立名号，势力十分猖獗。王安国察看了他们的形势，笑着说：“贼人没有能力成事。” 他率领乡兵占据险要之处抵抗，贼人于是从小路奔向义乌。不久与官军相遇，贼众果然溃逃，首领也随即被擒。王安国为人谨慎厚重，重视诺言；百姓有诉讼而县官裁断不公时，只以县尉王安国的话为公正。自从他任县尉以来，乡里依靠他安定太平达二十年，百姓感念他的恩德，有人在家中供奉他的画像。两个儿子奎、嚞，都凭经学使家学流传下去。乌伤王祎说：安国的六世祖王豪，在宋宣和年间能够抵御睦州的贼寇，保卫乡里，因功补授忠翊郎。他的祖父王霆，由武科出身，镇守边郡。嘉熙、淳祐年间，江上战事危急，朝廷深深倚重他的功劳，他最终在达州刺史任上去世。像王安国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能够继承发扬家业的。惠翔之死，乔丞相郑行简替他撰写了铭文；达州的事迹，史传中记载得很完备。王安国的事迹，难道可以不让它略微显现吗？所以我私下把它写下来，以补备遗漏。吾丘子行传 吾丘子行，名衍，是太末人。他的先祖曾是宋代太学生，留在那里没有回去，于是定居钱唐。到子行时，已经是第三代了。子行爱好古学，通晓经史和诸子百家的学说，擅长篆书、籀书，精妙程度不在秦代、唐代的二李之下；对于音律尤其精通。但他性情旷达，不拘小节，左眼失明，左脚跛，风度却特别温雅。他随口说的一句话、随意的一笑，都令人喜爱。面对客人常常吹洞箫，有时玩弄铁如意，有时提笔写字，旁若无人。他常把郭忠恕自比，自号贞白处士。租住在陋巷之中，教导学生常有几十人；未成年的学生坐在楼下。宾客谈笑喧闹，惊动邻舍，但楼上楼下的学生常常肃然。达官贵人听说子行的名声，登门等候拜访，如果不合他的心意，他便斥退而不见；有时在楼上远远地同人交谈，也不行礼；有时已经行礼相见，送客时也不下楼。东平徐公子方，是海内的大名士。他持部使者之节出任浙西使者，所收藏的古代器物和款识大多无人能够辨识，大家都认为除了子行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徐公于是立即备车访问子行，子行逐一为他鉴定。徐公没有一次不感叹佩服他的精敏。于是人们都说徐公能够礼贤下士，而子行也并不是果真一味傲视世人。子行作诗不完全拘守格律，却擅长著书。他所著有《尚书要略》《听玄集》《九歌谱》《十二月乐词谱》《重正卦气》《楚史梼杌》《晋文春秋》《道书援文契》《说文续解》《周秦虬石音释》《学古编》。他的修辞和立论，都有超出常人的见识，因此自负才学，轻视天下人。他所称许的，只有钱唐仇仁近、永康胡汲仲和穆仲三人。对于其他诗人文士，他都很少赞许，动辄加以讥刺，不顾别人喜怒。不理解他的人不能忍受他的嘲弄侮辱，理解他的人认为这近似诙谐滑稽，并不在意。当初子行四十岁还没有娶妻，买了酒家一个孤女作妾，不久妾便死了。死后很久，有人诬告说子行的妾曾经是自己的妻子。有司逮捕了妾的母亲，但妾母已经改嫁，住在别州；等她来到子行处，也逮捕了妾母的后夫。后夫来投奔子行，却因伪造钞票的事情败露，终于牵连到子行，说他知情。子行害怕，逃去拜访仁近，恰逢仁近早已出门，便留下诗作离去，此后就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了。三个月后，吴地人卫天隐用六壬占卜，得到亥、子、丑三个字。他的卦辞说：“子年、子月，已经过了寅日为起首；亥确实属于水乡，巳的墓位在丑。只有子与丑没有禄位，死在虚墓之中，并不是他的藏身之处，死后沉入江湖。这一生以戊辰之土为主宰，但土不能胜水，所以家业断绝，身体被遗弃在这里。他的尸骨在深渊泥中已经九十天了。”占辞与他留下的诗句相合，于是知道子行已经投水而死。他的弟子为他招魂后安葬，汲仲为他撰写了铭文。论述篆籀的人说：“篆籀之学到了宋代末年，弊病已经达到极点。国朝以来，只有子行首先倡导这种学说，使它恢复古法，而吴兴赵文敏公赵孟頫实际上也应和了他。他的学问于是大为显明，子行可以说是博雅之士了！”子行死后，凭借继承他的学问而闻名于世的，有宛丘赵子期、濮阳吴孟思。赵子期官至执政，而吴孟思如今仍然是平民。”

译禹烈妇传 烈妇禹氏，性情淑静，字素清，是会稽人。五岁时，随父亲做官居住在钱唐。她天资聪慧，父亲教她古文，她每天诵读数百字。稍稍长大，学习书写和记事，各种文字只要看过就不会忘记。有一天她忽然自我警醒说：“这些并不是女子应当首先学习的。”于是专心学习女红，各项技艺都很精通。父母非常钟爱她，不肯把她嫁给普通人。二十二岁时，选择婚配，嫁给四明人吴守正。吴守正有文学才华，是当时的名士，于是她嫁了过去。烈妇生长在华美富贵的环境中，嫁到吴家以后，却能够不厌弃儒素生活，反而更加恭敬谦逊。她侍奉公婆以孝顺闻名，治理家事井井有条，善于考虑事情，多能料中。无论事情大小，必定先请示丈夫然后办理。她曾对人说：“妇人即使聪明，然而见闻有限，怎么可以自作主张呢？”平日居家不随意谈笑，同人说话必定依据礼义。有些妇女行为污秽而不自我检点，即使身份尊贵，她也不与之相见；即使见面，也不与之交谈。有人讥笑她不能容人，她便回答：“有些人身为人而行为却像禽兽，我正替她感到羞耻，哪里还能同她说话呢？”她的一言一行都足以成为世人的规范，大多就是这样。姻亲族党没有不敬畏她的，都称她为妇女中的丈夫。至正壬辰年秋七月，钱唐陷于贼寇焚掠，百姓住宅几乎全部毁尽，禹氏备尝艰难，终于逃出虎口，把家迁到崇德的石门。丙申年夏五月，贼寇攻陷崇德，她带着三个女儿乘船逃避，哭着对她们说：“世道乱成这样，而我们家贫困、力量已经用尽，假如依靠祖宗的荫庇，或许还能得到救助。倘若发生意外，我和你们只有一死罢了，千万不要受人玷污。”第二天贼寇退去，苗军纵火大肆抢掠；仓促间来不及逃远，同船十多人全都被他们俘虏。烈妇便抱着八岁的幼女投水而死。天黑时，她的丈夫前往寻找，在水上发现一具幼女尸体，便在附近寻找烈妇；只见烈妇的尸体挺立在水中。那年她四十五岁。赞说：“没有过错，没有失仪，这是妇人的常态。把烈节称为妇人之烈，难道真是妇人的不幸吗？我听说禹烈妇存心正直、持身端庄，平日毅然以贞洁自许，等到遭遇变故，便把死亡看得如同归家。即使说她死得符合自己的志愿是她的不幸，难道不是这样吗？唉！自从战乱兴起以来五六年间，天下扰攘得厉害，男女失去贞节、不能死得其所的，大概多得无法说尽。或者说，禹氏能够以烈节著称，反而是不幸，这种说法可以吗？”

译考定《伯夷传》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致，字公达。“夷”“齐”是他们的谥号。起初他们姓墨胎，父亲名初，字子朝【自“伯夷名允”以下，据《韩诗外传》《吕氏春秋》增入】。父亲想立叔齐为继承人，父亲死后，叔齐却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命令。”于是逃走。叔齐也不肯即位，随即逃走。国人拥立了他们的中弟。后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善于奉养老人，何不前往归附他呢？等他们到达时，西伯已经去世，武王载着文王的木主，号称奉文王之命，向东讨伐纣王。伯夷、叔齐扣住武王的马劝谏说：“父亲死了还没有安葬，就发动战争，这可以说是孝吗？臣子杀君主，这可以说是仁吗？”武王身边的人想杀他们，太公说：“这是义人。”便扶着他们离开。武王已经平定殷的乱局，天下都尊奉周朝，伯夷、叔齐却以此为耻，说：“我听说古代的士人，遇到太平时代不逃避自己的责任，遇到乱世也不苟且偷生。如今天下混乱，周德衰微，难道要依附周朝来玷污我们的身体吗？不如避开它，以保持我们的操行【自‘吾闻古之士’以下，据《庄子》增入】。”于是坚持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首阳山，采薇菜充饥。等到将要饿死时，作了一首歌，歌词说：“登上那座西山啊，采摘山中的薇菜。用暴力取代暴力啊，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忽然都消逝了，我将归向哪里呢？唉，逝去吧，命运已经衰败了！”于是饿死在首阳山。太史公说：求学的人所记载、阅读的典籍极其广博，仍然要依据六艺来考察事实、确认真伪。《诗》《书》虽然残缺，但虞、夏时代的文献还是可以知道的。尧将要让出帝位，准备禅让给虞舜；舜、禹之间，四岳和州牧都共同推荐，于是先在职位上考验舜，掌管事务几十年，功业已经兴盛之后，才把政权授予他。这说明天下最重要的权柄、帝王的大统，要传给别人是如此艰难。然而有人说，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以此为耻而逃隐。到了夏代，又有卞随、务光这样的人，这些事又凭什么称述呢？孔子编次古代仁人、圣人、贤人的事迹，如吴太伯、伯夷之类，已经很详细了。我登上箕山，听说山上有许由的坟墓。我认为许由、务光的义行已经很高了，但他们的文辞却没有留下多少可供考见的内容，这是什么原因呢【此处太史公将要称述伯夷让国的节操，所以先叙述尧让位的艰难，以及许由、务光不接受禅让的义行，借此说明许由、务光虽义行高尚，但事迹不见于经史；伯夷的节操则有赖孔子编次记载，所以能够立传】？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恨旧日的恶行，因此怨恨很少；他们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可怨的呢？”我为伯夷的心意而悲伤，看到失传的诗，却又觉得奇怪。有人说：“天道没有亲疏，常常帮助善人。”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难道不能说是善人吗？他们积累仁德、保持清白品行到了这种程度，却竟然饿死。由此看来，他们有怨吗？没有怨吗【这里引用孔子称道伯夷的婉转说法：说他求仁得仁，本来像是没有怨恨；但兄弟让国，最终以饿死告终，难道能够没有怨吗？大概正是说他似乎有怨，来说明其实没有怨】？况且七十弟子之中，孔子唯独称赞颜渊好学。然而颜回常常贫困，连粗劣的饭食也吃不饱，最后又早早夭亡。上天报答善人的方式，究竟是怎样的呢？盗跖每天杀害无辜，割食人的肝肉，凶暴残忍、放纵横行，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最终却以长寿而死。他遵循了什么德行呢？这正是最为明显、最为彰著的例子。至于近世那些品行不正、专门触犯禁忌的人，却终身安逸享乐，富贵厚实，连续几代不绝；有的人谨慎选择立身之地，时机到了才出仕，说话不是公正之言就不发表，却因愤懑而遭遇灾祸的，也数不胜数。我对此非常困惑，难道所谓天道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此处列举颜子有德却早夭、盗跖暴戾却长寿，又极力说明品行不正者反而富厚累世、秉持公正而发愤的人反遭灾祸，所以反复追问伯夷这样的让国贤者为何竟至饿死】？孔子说：“道路不同的人，不互相商议谋划，也各自遵循自己的志向。” 所以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取，即使是手执马鞭的车夫，我也愿意去做；如果不可以求取，就按照我所爱好的去做。到了天气寒冷的时候，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落的；天下混浊，清白之士才显现出来。”贾谊说：“贪婪的人为财而死，刚烈的人为名而死，自夸的人为权势而死，普通人只求保全生命。难道是因为他们所看重的不同，有的重得如此，有的轻得如此吗【此处说人的志向有善有恶，行善的人因众人的恶行反而更加显明；然而盗跖何曾值得特别看重，伯夷即使饿死，难道就值得轻视吗】？”《易经》说：“同样的光明相互照耀，同类相互求取；云随龙而行，风随虎而起；圣人兴起，万物都能看见光明。”君子担心死后名声不能被称道。伯夷、叔齐虽然贤德，得到孔子记述后名声更加显著；颜渊虽然笃实好学，依附于骐骥之后，品行也更加显扬。隐居山林的人，出仕或退处都有自己的时机。像这一类人，如果姓名湮没而不被称道，真可悲啊！民间之人想要磨砺品行、树立名声，如果不依附于青云直上的名士，怎么能流传到后世呢【末尾再次说明，行善的人必定要依靠圣人来显扬名声，也害怕死后默默无闻；善名不能显著，所以尤其庆幸伯夷得到孔子而名声彰明，颜渊因依附孔子而品行显著】？太史公的《伯夷传》，自汉代以来，评论它的人无不称赞文章奇特雄伟，众口一词，没有异议。依我看来，却不是这样。司马迁写《史记》，体例最为严正；列传的体例，必定开头先写明姓名、籍贯、世系，接着叙述品行才干、功业事迹的始末，结尾的论断之辞，则另外称作“太史公曰”之类，用来补充前文没有完备记载的事，阐发没有充分表达的意思。看《老子韩非列传》《管晏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等传，体例都是如此。唯独《伯夷传》开头先叙述“载籍博考”等话，接着叙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话，才开始说到伯夷、叔齐的事情，最后又以“天道无亲”等话结束，文辞和意思都不相连贯，体例也错乱。想来一定是竹简错乱了，后世承袭讹误，却没有人认为不对。司马贞的《索隐》、张守节的《正义》，不过是顺着文字臆造意义，曲意替它作解释，我对此深感忧虑。因此我考察寻绎它的意旨，把文章辞句的先后重新调整并加以订正。有时又引用古说，补充其中一两处，并且增加了不少笺注训释，希望它的体例端正、义理明白，使阅读学习它的人有所取法。有人说：“太史公的文章已经达到极致，后来的学者反而妄加议论，私自改动它，不是太僭越了吗？”

译回答说：“不是这样。我考订这篇传记，实在是依据原文重新安排次序，哪里有妄自增添一句话呢？况且《尚书》的《武成》《礼记》的《大学》，既然已经列为圣人的经典，过去先儒也曾经改动过，那么我对这篇传记加以考订，正是为了成全它的美好之处，又有什么僭越可说？何况《史记》本来就是一部不完整的书，所以褚少卿、小司马氏都曾为它补充增益。假如要以僭越治罪，那么对于这两个人，又将责怪什么呢？姑且把这些话记在传记后面，等待读者详细考察。” 宋太史传 宋太史，名濂，字景濂，是婺州金华人。他的先祖中有名宪的人，官至大理丞，担任《易》学讲师，弟子多达几千人。唐武德年间，他从京兆迁到吴兴；传了十四代，有名荣的人，私下谥为文通先生，通晓《尚书》《春秋》，很有才华却没有得到任用。后周广顺年间，迁居义乌，隐居在覆釜山。又过了七代，到宋嘉定初年，有名柏的人，再迁到金华，居住之地叫潜溪。又过了五代，才有了景濂。自他的父祖以上，世代都是经学儒者，虽然隐居乡里、时常不显达，但诗书教化施及他人的地方很多。景濂的母亲怀孕时只有七个月，他刚出生时疾病很多。刚满六岁，就能读古文书籍，凡是看过的便能背诵。作诗时常有奇特的语句，拿起笔立即写成，人们都惊异于他，称他为神童。十五六岁时，乡里有一位名叫张继之的长者，对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天资非同寻常，应当让他跟从名师，将来一定会有成就。”于是带他进城，向府学副职受业。他听说人梦吉先生精通《易》《诗》《书》《春秋》，便向他学习。参加科举考试所作的文章，每次考试都在诸生之中名列前茅。他的朋友胡翰说：“举子业不足以成就景濂，为什么不改作古文辞呢？” 于是便和他一同前往浦阳，跟随吴莱先生学习。吴先生博通经史，擅长撰写古雅的文章。景濓向他学习，完全领会了其中的精微奥妙。时间久了，他以文章闻名，声誉渐渐显著。景濓写文章，起初好像不怎么思考，实际用意极其精密；其气势浩大，没人能看出它的边际；文思源源不断，不知哪里才是尽头；内容丰盛，也看不出有什么不足。当时，本乡的翰林待制栁公贯、翰林侍讲学士黄公溍，都是天下所敬仰的大儒。景濓又分别到他们门下，行弟子礼，而这两位先生都把他当朋友一样礼待。栁公说：“我乡的文献，浙水以东号称最为兴盛。我老了，已经不足以承担这件事；后来能够继承它的人，我所希望的只有景濓。凭他超绝的见识，再加上精深博大的学问，不断进取，就像在大江中驾着风帆，谁能够阻挡他呢？”黄公说：“我乡有了景濓，斯文就不缺人才了。”景濓所写的文章，大多受到这两位先生的指点。栁公说他的文章浑厚雄健而可喜，黄公说他的文章雄奇绮丽而又温润雅正。莆田人陈君旅是深知文章之道的人，替他作序说：“栁公的文章，庞厚郁积、隆盛凝重，如泰山上的云层层铺叠涌动，幽深得看不尽它的端绪。黄公的文章，清新圆润、精密贴切，动辄合乎法度，如孙武、吴起用兵，神出鬼没而队伍不乱。景濓的文章，辞韵深沉郁结，近似栁公；体裁简洁严整，近似黄公。”文章真是伟大啊！它难道可以没有渊源吗？大概景濓能够兼有两位先生的长处。翰林学士承旨、庐陵人欧阳公▯，与两位先生属于同辈，曾评论景濓的文章说：气韵沉雄，如淮阴侯韩信出师，百战百胜，意志丝毫不受震慑；神思飘逸，如列子御风而行，轻盈飞举，不沾染尘土；辞调典雅，如殷代的卣、周代的彝，龙纹已经漫漶，古意却独自留存；姿态多变，如雨后晴朗的终南山，重重山峰一齐呈现，使人应接不暇。若不是才具兼备、见识超越千古，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他受到当世称许，就是如此。后来，两位先生相继去世，景濓接着崛起，于是凭文章家的名声闻名天下。至正年间，因大臣推荐，被提升为将仕佐郎、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他从平民进入史馆，成为太史官，这是儒者中特别的选拔；但景濓一向不热衷仕进，坚决推辞，不肯赴任。适逢世道动乱，他更加隐藏自己，不愿追求显达，于是进入小龙门山著书。书写成二十四篇，名为《龙门子凝道记》。又著有《孝经新说》《周礼集注》等书，都流传于求学者之中。起初宋室南渡以后，新安朱文公、东莱吕成公同时兴起，都把弘扬斯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婺地实际上是吕氏倡导道学的地方，但吕氏之学没有广泛流传。朱氏传了两代，传给何基、王柏；又传给金履祥、许谦，他们都是婺地人，于是朱氏之学的传承在这里世代延续。适逢景濓有机会接触许氏门人的学说，深入研究其中的道理，唯独想到吕氏的传承将要断绝，便奋然想继承这门绝学。他每次和人谈起，都对此深为感慨。有见识的人也因此足以知道他的志向所在。大概因为他本来就以圣贤之学为根本，所以自我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景濓对天下的书没有不读的，分析义理精微，诸子百家的学说都能掌握其中的要旨。至于佛、老之学，更是他所深入研究的；他利用其中的义理旨趣，编造经论，语言极像佛、老之书，把它放进自己的著作中，几乎无法辨别。青田人刘君基说，他以圣贤经典为主，把百家之说当作奴仆；纵情驰骋之余，取用老、佛的话来助兴取笑，就好像吃饱了精美的粮食肉类，却又嚼苦茶、饮茶汁一样。景濓相貌丰厚，胡须美好，但眼睛近视，几丈以外连人的形状都辨认不清；可是到了雪地边、月光下，却能读蝇头小字。他性情疏放旷达，不喜欢在仪容和礼节上过分修饰；宾客不来时，连续几天不整帽子。有时带着朋友在梅花间徘徊，整天寻觅梅花的笑意；有时独自躺在长林之下，看晴天的积雪从松树梢头落下，看云在岩门之间出没，悠然自得地享受快乐。世俗中谋生劳作的事情，他都没有时间顾及；但对伦理品行却十分笃厚，在父子、兄弟、夫妻之间都尽到应尽的道义。与人交往真诚坦率，从不暗中算计。看待人世间各种变化、纵横捭阖的手段，仿佛全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与人争较。即使被人欺骗，也不再计较，而别人也没有忍心欺骗他的。因而众人都称他为有德的君子。景濓所写的文章，另有《萝山吟藁》三卷、《潜溪内外集》三十卷，以及《浦阳人物记》五卷。有人说，他可以和《五代史》相提并论。义乌人王袆说：世人都说太史公司马迁喜欢游历，向南登临会稽山，泛舟沅水、湘水，向北渡过汶水、泗水，经过梁、楚之地，足迹遍及天下的一半。他的文章雄奇深沉、典雅刚健，善于纵横驰骋而具有奇异的气势，是因为游历的缘故。我看宋太史凭文章在当世享有盛名，他的才气大概是前无古人的；假如让他生在司马迁同时代，和司马迁相抗衡，不知道二人究竟谁先谁后了。然而他的足迹从未超出乡里，难道世人称赞司马迁的说法本来就不值得相信吗？司马迁出生在龙门，而景濓也在龙门山著书。他所写的书，与司马迁一样，会通六经中不同的传说，整理百家杂说，形成一家之言，这有什么不同呢？但是司马迁说，周公以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以后到自己又是五百年，把自己看得太重，也可见他不知自量。至于景濓立言却谦逊自持，从未把自己抬得很高，这难道又是他的不同之处吗？

译刘焘孙传 刘焘孙，字长吾，茶陵人，是宋丞相刘沆的第十四代孙。他器度相貌宏伟，有文学才能。后至元丙子年，他游学京师，因是民间俊秀，经推荐得以自行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积分达到优等。至正戊子年，会试落第，按照惯例署理常宁州儒学正。壬辰年，天下兵乱，红巾军扰乱湖南，常宁陷落，州里的长官和副职都弃城逃走。唯独焘孙没有离开，于是集合百姓组成军队，人数以万计，攻克并收复州治，便用这些民兵守卫。总兵赞许他的功劳，上言说焘孙应当起用升任知常宁州事，但没有得到答复。这年冬天，武冈的洞獠攻打常宁，常宁因为粮食匮乏、援兵断绝，城池再次陷落。焘孙于是率领余下的部众，退守温江原，筑寨固守。不久，红巾军中有个叫罗甲的人再次来攻打他的营寨，焘孙奋力迎战，但因敌众我寡而不能取胜，被擒获。焘孙有个女儿甲，贼人想夺取她，派人对焘孙说：“把你的女儿给我，就免你一死；你若死了，我一定厚待你；如果不给，必然免不了一死。你死后，你的女儿终究还是我的，你又何必替她谋划呢？”焘孙大骂道：“贼狗奴！我是天子的生员，接受国家的名位爵禄，按道义应当以死报国，死是我所愿。难道我能把女儿交给贼人来求活吗？我一死，我的女儿就会落入贼人手中，难道还顾得上这些吗！”贼人把他拘留了五天，每天用甜言蜜语诱使他屈服；焘孙始终不屈，完全不饮食，口中不停地辱骂，于是被杀害。贼党中有人认为他有义，便用棺材将他葬在州城西门外的沙地上。贼人退走后，家人掘出棺材重新收殓安葬，焘孙面色还像活着一样。湖广省的官员和部使者都把他的死节经过详细上报。焘孙有同母兄长耕孙，字存吾，至顺庚午年中进士，做官任宁国路总管府推官。至正乙未年，长枪军攻陷宁国，他也守节而死。史官王袆说：唉！元朝建立国家一百多年，它的恩德泽被人心，也很深厚。可是到了灭亡之时，守节死义的人虽然往往有之，最终却从未见过很多。难道是我的见闻不够广吗？还是因为死亡是人所最爱惜的事情，加上世道不如古代，所以能够以忠义自许的人反而少了吗？我近来奉诏修撰《元史》，凡是为国而死的人，必定谨慎记载，用来劝励世教、扶持人伦。当时得到耕孙死节的事迹，已经登记在史书中，但有关部门没有再把焘孙的事上报，使他的传记缺少了这一部分。为什么世上不愿成全他人善行的人，大多都是这样呢？焘孙的儿子刘颖，正凭借学问品行在世间任用，把他父亲的事详细告诉我，我本来就相信他，于是把这些写入篇中，用来补足史书的缺文。陈孝妇传 陈孝妇，是徐氏妙梓，明州象山县人。她天性贤淑聪慧，父母十分疼爱她。为她慎重选择合适的归宿，找到同乡陈氏的儿子，名叫汝楳。他品性美好而又喜爱学习，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孝妇嫁到陈家以后，侍奉公婆，完全尽到妇道。大德丁未年，发生大灾荒，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孝妇把嫁妆全部拿出来换粮，挑选精细的粮食供养公婆，自己却吃粗粮，以此带领家中下人。有时采蕨根、荠菜叶来维持生活，从未让公婆知道。后来公婆相继去世，尚未下葬，棺柩停放在家中。一天，邻居房屋失火，众人争相携带箱笼逃避，唯独孝妇和她的丈夫用身体护住棺柩，仰天号哭，发誓要和棺柩一起烧死。火将要烧到周围，人们拉他们躲避，孝妇哭得几乎昏厥，仍不肯动。忽然风向回转，火势转而蔓延到别家，棺柩得以不被烧毁，人们都说这是她的孝心感动了上天。于是乡里都称她为孝妇，县大夫把她的事迹列举上报。孝妇平日善于治家，喜欢施舍，侍奉丈夫、教育子女，都合乎礼法。她七十三岁去世。汝楳字传岩，有学问品行，做官任庆元路儒学录。他们有五个儿子，长子名叫德星，入本朝后因文学受到推重，被选授丞事郎、同知西安府同州事。史官说：“我阅览前代史书所列的孝行，如姜诗夫妇一类的人，纯正真诚的孝心能够感动天地，以至泉水涌出、鱼也出现，我没有一次不是停下读书而感叹的。认为孝悌达到极致，确实能够与神明相通。如今得到陈孝妇使风向回转、火势转移的事迹，和古人相比，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难道古今的人竟然不能相及吗？所以我为此加以评论编次，写入篇中，备载于国史。”

译义乌喻氏家传 喻氏的祖先是富阳人。宋初迁居婺州义乌，子孙于是都成为义乌人。有临海县丞良倚、工部郎官良能兄弟，同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良能和他的弟弟国子进士良弼，又因文章成为知名人物。后来签书镇南军节度推官偘、知南安军演兄弟，也都考中进士，以文章著称。其他通过特科、世赏等途径入仕的，更是数不胜数，因此义乌的望族都推重喻氏。偘有四个孙子，长孙名纲，字叔文，天性最为淳厚。他和弟弟梦炎，字叔淡，极其友爱；二人都学习科举文章，研治《周礼》，有才俊之名。丞相乔文惠公在朝中，二人都得到他的推荐。梦炎前往江东参加漕闱考试，纲则参加浙西考试。梦炎凭所治经书考取江东第一，按惯例应当参加礼部会试，于是叹息说：“我和哥哥实际上是同学，怎么可以先于哥哥取得科第呢？”便借故不赴考，等待下一次大比。纲先在乡试中获得推荐，于是二人一同参加礼部考试。还没到京城，梦炎途中得病，纲立即扶持照料他回家。后来梦炎去世，纲哭着说：“我弟弟之所以压抑自己、不求振兴，是因为我的缘故。如今弟弟已经去世了，我难道还能忍心独自参加科举、取得俸禄做官吗？”于是断绝了参加科举的念头。后来因荫补而授官，任西安县知县。梦炎有两个儿子，长子名京，字伯大；次子名高，字仲明。他们侍奉母亲石氏，都以孝顺闻名。石氏守节，善于主持家政，家中一向财产丰足。适逢国家军队南征，天下动乱，石氏把一千多两白银挖坑藏起来。过了很久，京外出，高来不及告诉他，便把银子取出占为己有。石氏心中不平，京回来后把事情告诉他，京说：“母亲的财物，本来是要留给我们兄弟的。兄弟在道义上同为一体，弟弟所有的就是我所有的，母亲何必嫌弃呢？”石氏十分赞叹，立即把其他地方藏的二十锭白银取出来送给京，京只接受其中两锭，其余又推让给高。后来石氏和京相继去世，把他们的棺柩一同停殡在堂屋。适逢宁海盗贼兴起，抄掠邻近县邑，家人都逃进山谷躲藏；高徘徊不能离去，昼夜号哭，于是把金帛收拢放在两具棺柩之间。盗贼到来，把他当作人质，他告诉盗贼说：“我之所以不怕死却舍不得这些财物，是请求你们保全死者罢了。”他的情辞恳切，盗贼面面相觑，惊愕不已，没有取走财物，反而用好话安慰他，然后离去。家人回来后，惊讶棺柩和高都没有受损，金帛也还在，却没人知道这是怎么造成的。高氏后来长寿而终，人们都称赞他是宽厚仁德的长者。赞说：曾子固曾经讥讽世上作传记的人，往往只彰显一个人的善行，却诬称天下人都做不到。根据我所听闻的情况，喻氏兄弟孝顺友爱的事情，原本并不是世人做不到，而是世人没有做到。因为这些事可以辅助教化、警戒世人，所以我把它写入篇中。鲍信卿传 鲍信卿，名完泽，他的祖先是汴地人。六世祖瑞在宋朝做官，靖康年间随宋室南渡，家居杭州，所以信卿如今是杭州人。信卿资质见识纯粹敏捷，谨慎稳重而少言，记忆力很强，涉猎经史，读过一遍就不会忘记，而且喜欢谈论，能够说出别人不能说的话。他年轻时，当时的老成之士都自认为不如他。前元元贞初年，因为蒙古语言文字天下人有的不能全部学习，朝廷下诏各州郡都建立学校、设置教师，贵族子弟和民间俊秀都令其入学。信卿跟随萧氏老师学习，完全探究其中的精深奥妙，于是从史传中搜集故事和当时事务中切要的内容二百五十多条，翻译编成《都目》，其中反复问答、曲折辩难，最为详细严密。又把老师传授的话记录成《贯通集》；又采集精粹微妙的话，分门别类编成《联珠集》；又选取蒙古及辉和尔人的问答、譬喻之语，编成《选玉集》。凡是蒙古语音韵的来源、字形笔画的通用依据，细微之处都分别清楚；南北方学习蒙古学的人，没有能超过信卿的。当时学习这门学问的人都把它当作入仕的阶梯，唯独信卿淡然无求，隐居教授，门外来访的鞋子多得无处放置。到杭州来的达官贵人，没有不请他相见的。和信卿交谈，见他举动都切中关键而合乎事情实际，没有不为之叹服的。至顺初年，翰林寇学士早年曾跟随信卿学习，便向朝廷推荐信卿的学问品行，极力劝他出仕。信卿以奉养母亲为由推辞。至正年间，江浙宝格参政和浙西部使者争相征召任用信卿，想引荐他来参与决断军务，信卿因为母亲年老，始终不肯从命。参政叹息说：“鲍信卿如此博识而纯孝，假如让他出仕效力，难道会有对所事之人不忠的吗？”“博识”大概就是汉语所说的“博士”。信卿侍奉双亲，确实因孝顺闻名；他对兄弟尤其友爱，平日一言一行无不以道义为准，人们都称他为笃实守行的君子。信卿死于至正癸巳年，享年若干岁，没有亲生儿子，便把弟弟的儿子益收为自己的儿子。野史氏说：“国家起于朔漠，风俗气象浑厚。虽然语言可以翻译，文字却还不能互通。世祖统一华夏以后，帕克斯巴帝师从西方来到，于是根据蒙古语言，采用谐声的方法创造文字，用来确定一代的制度。它作为母字十分简约，但曲折通达、旁通各类意义的规则完备；声音与字形相配，具有生生不息的意义。从前儒者说：‘字书以母字为主，必须由母字统辖子字而运行，然后才能分辨字形中的声音；韵书以子字为主，必须由子字统辖母字而运行，然后才能分辨声音中的字形。’所以能够明白母子相互统辖的法则，就知道我元朝语言文字的传承，是百代君王也不能改变的。难道它只是一代的制度而已吗？一百多年以来，声教所及，凡有人面的地方，没有不使用同一种文字的；但想精通这门学问的人，仍然必须依靠像信卿这样的专门教师。唉！像信卿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说是对这种教化之道有功吗？”

译齐琦传 齐琦，字仲珪，是饶州德兴人。别号易岩，当时人都称他为“易岩先生”，因此不再用他的字来称呼他。曾祖明善，是宋端平甲午年的乡贡进士；祖父潜，父亲顗，世代都以儒学闻名。起初，齐琦的从祖有梦龙、贵澄二人，都精通《易》，专心研究邵子的学说；贵澄曾为《经世》《观物》等书作注。齐琦读到他们留下的书，从小便领悟其中的宗旨。又有廖应淮，是建昌人，精通邵氏之学；宋朝末年，他谈论国家气运祸福，像掌上观纹一样清楚。齐琦同郡的傅立，号初学，确实得到了他的传授。傅立在至元年间因这门学问显名，世祖非常敬重信任他。又有祝泌，也是齐琦同郡人，他对邵氏之学尤其精通，与廖应淮同时；他的学说传下来，有儿子继承。齐琦既承继家学，又兼得祝氏、傅氏的传授。大体说来，他的术数是由声、色、气、味推演出数，再推究到元运、天运和世运；根据数所呈现的情况，天地气运的否泰，以及人的吉凶祸福征兆，都可以预先确定。这完全属于邵氏先天之学和皇极之理。因此他给人预言时，凡是尚未发生的事情，都像已经出现在眼前一样，没有一件不应验。他曾到衢州，有个叫周孚的人邀请他到家中，向他询问家事。齐琦说：“自从你建造住宅以后，必定要经过十二年才开始生育。如今人已经满十二年，今年之内应当增加三个男孩；出生日期是今年十二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以及八月。”周孚任县幕职，正在家中等待补缺，明年三月应当赴任。齐琦说：“你赴任是在今年九月吗？”他和周孚一同到集市，指着一个女子说：“这个女子就是你家八月出生的孩子的母亲。”周孚于是纳她为妾。不久，原任官员出了事，他在九月就到任。十二月七日，他的妻子果然生了儿子；二月九日，儿媳又生了儿子；到了八月，所纳的妾也生了儿子。齐琦住在周孚家时，有两个客人敲门，齐琦听到声音，便说：“这两人一定都是三品官，但不久就会因犯重罪而获罪。”这两人，一个是潭州守别多喇卜丹，一个是衢州守将赵甲，后来果然都因罪被罢黜。同郡有个马氏，是旧相的家族。齐琦到他家，隔着墙听见妇人的声音，便说：“这位妇人明年会生儿子吗？”她丈夫说：“我妻子已经四十岁，已经生了七个女儿，即使怀孕，恐怕也不是男孩。” 齐琦说：“不是这样，明年秋季中旬的癸酉日，她应当生儿子。”第二年八月癸酉日，果然生了儿子。后来休宁人金南庚远道迎接他，问道：“今天来到我家，首先看见什么？”齐琦说：“你家首先看见我的人，和我同为甲辰年出生。”到达后果然如此。但齐琦又说：“你家今夜子时，后山有静止的东西会动；明日辰时，前山有静止的东西会动。”当天夜里，家后土库的栋梁弯折崩塌；第二天，大石从前山山顶坠落。金氏拿这件事询问齐琦，齐琦说：“土库崩塌，是一万二千时以内会有小口受损；大石坠落，是一万二千时以外，会有一个平民接受宣命。不到三年，他的孙子会自缢而死；三年以后，他的儿子将因大臣推荐被授为武略将军、平江万户府镇抚。”江浙行省平章呼图克布哈派人请齐琦询问自己的动静。齐琦说：“朝廷今天就要授给您官职了。”问是什么职务，齐琦说：“是三品官，并且将要主管财赋。”十多天后公文送到，果然在那天被任命为大府卿。齐琦又说：“但是您走到半路，必定改任进入中书；明年应当再次任平章。”走到半路，果然改任中书右丞；第二年果然再次任平章。中书省有三位进士：一人叫扎拉伊埒台，一人叫伊纳克哈雅，一人叫布延，一同来拜见齐琦。齐琦分别问他们现在是什么官。扎拉伊埒台说：“我的散阶已经是五品。”齐琦说：“你应当做郡推官，散阶仍为五品；又应当做郡守，散阶为三品；又说这些都不对，你应当做行省理问官，散阶为四品。”后来江西行省调任，授他潮州推官；湖广行省调任，又授他高州总管，但中书省都没有批准；后来又授他湖广行省理问官，所得散阶完全如齐琦所说。伊纳克哈雅说：“我也应当达到五品散阶。”齐琦说：“你达不到五品。你会做府判、县尹；县尹、府判；府判、县尹，最终只能是六品。”后来中书省授他兴和府判官，福建行省调任，又授他崇安县尹，过了十个月中书省仍不处理，让他恢复任兴和府判官；等到了兴和，又因超过任期不能上任，再授延平路判官，又因故不能赴任，最后降任浦城县尹。布延说：“我的散阶应当达到六品。”齐琦说：“你可以达到五品，做漕运官。”后来授他海道盐运千户，果然是五品。江浙提学黄晋卿六十六岁，将要退休，齐琦对他说：“明年才可以退休，应当带有秘阁职名，七十岁以后才会这样。” 于是他的品位可以达到一品，但他性情狭窄、容人少，所以只能到二品。第二年，他以秘书少监的身份退休；到七十三岁，又被召为翰林直学士，升为侍讲学士，后来回任枢密参议。退休回来后，他带着礼物拜访齐琦，齐琦说：“您早晚还会升职。”本府不久任用他掌管风纪，他成为三品官，后来又进入政府，成为二品官。不久升任枢密判官，随即擢为河西廉访使，于是授为四川行省参政、中书平章。教化派人来请齐琦询问，齐琦说：“不到十天，您就会离开中书省。”过了九天，果然授为大司农。又询问齐琦，齐琦说：“您还会再次远出任职。”不久调任江浙行省平章。齐琦曾对熟人说：“从今以后，天下将多有变故，不到十五年，京城就要向南迁移千里了。”不久，天下大乱，朝廷削弱，权臣挟持皇嗣驻在河南，如今将近十五年了。他又曾对人说：“南方士人将进入掌管监察的职位。”当时省台已经排斥南人、不任用南人很久了，不久果然下诏任用南人。他的术数精妙而应验，大多如此。齐琦游历京师时，那些身份显贵、不是可以交谈的人，即使带着礼物来邀请，他也从不前往。门外等候拜见的人车马如同集市，他也从不轻率地向人谈论这些事，却喜欢和布衣之士交游。

译齐琦曾因推荐者举荐，署任初庵书院山长。至正己丑年，他从京师归来，隐居在番阳山中，遥远得仿佛与世隔绝。有人劝他出仕，他说：“时势需要行动就行动，需要停止就停止，我难道是固执地只坚持一种做法吗？”庚子年，他才带着妻子儿女到金陵居住。齐琦对经史都能深入通晓大义，虽然精通数学，却以成为专门讲论术数的名家为可耻。他剖析《易》的道理和旨趣，许多都是前代儒者没有阐发过的。他立论、建言，必定归结到仁义道德，并且有益于世间教化，所以士大夫因此尤其尊敬仰慕他。赞说：先天之学，自秦汉以后，只有魏伯阳能够理解。到了陈图南，才揭示其中的秘密。传了一两代，邵子出现了。邵子说：“先天之学，是心法。万种变化、万般事情，哪一样不是由心产生的？心，是义理与数的根源。但世上谈论邵氏之学的人，却只谈数而舍弃理，为什么呢？”阴阳五行有这样的义理，才有这样的气。等到万物生成，气聚集而有形，于是卦象和数便由此产生。理，是太虚的真实义理；数，是太虚的确定分限。天下的治乱祸福不能超出数，而数什么时候又离开过理呢？所以数受理的范围约束，理又包含在数之中，这就是先天之学。世间传说邵子把他的学问传给王豫天悦。天悦是蜀人，死后没有传人。他把所著《皇极经世体要》一篇、《内外观象》数十篇，同葬在玉枕中。不到一百年，吴曦叛乱，盗墓者挖开坟墓，取出了这些书。道士杜可大得到它们，传给廖应淮；而廖应淮所著，又有《玄玄集》《画前妙用》等数十万字的书，全部传给傅立。齐琦又得到这些学说，那么他的学术渊源从哪里而来，也就可以考察得到了。我多次跟随齐琦交游，听他说话，没有一次不是把义理作为根本的。这大概就是程子所说的“加一倍法”。世上那些对齐琦了解浅薄的人，只说他精通数术，为什么呢？所以我选取世人称述齐琦的事例，记录其中一两件，并特别论述他的学术大要，写在这里。《王忠文集》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二十二 明，王祎撰 传 友琴生传 友琴生，姓朱，字原良，金华人。六世祖汉上先生朱震，以精通《易》而闻名。到了友琴生，能够继承世业，专心致志读书，但不屑于做章句训诂之学；至于艺文方面的事情，则无不精通。他从三代、秦汉、六朝、隋唐、五代、金、宋直到现在，凡是钟、鼎、敦、彝、鬲、卣、罍、尊以及供玩赏、使用、穿戴、乘御的器物，金属镂刻、石刻、缪篆、鸟篆、楷书、隶书等文字，以及图画之类，全都能考究其源流，鉴别其真伪。当世以好古博雅著称的人，都十分推重佩服他。因此士大夫乐意和他交游；他所居的房屋清寂无尘，没有留下其他多余物品，只摆放一张琴，并说：“古人，是我所崇尚、愿意结交的朋友。”不过古人已经遥远了，琴是古人性情寄托的所在，我看琴就如同看古人罢了；它难道不值得成为我的朋友吗？于是自号友琴生。他又曾对人说：“从前欧阳子号称六一居士，说一张琴、一壶酒、一盘棋、金石遗文一千卷、书籍一万卷，加上自己，合起来是六一。人的生命最为尊贵，把自己和五种物品混在一起凑成六，便是失去了自我；琴最为古老，把它和五种物品并列而各算一件，便是失去了物的本质。总而言之，这些说法都不对。如今我唯独把琴取来当作朋友，以朋友之德相待，难道不是差不多可以了吗？”于是人们都说友琴生善于选择朋友。评论说：从前先师朱徽公有一张琴，名叫“雪夜宾”，曾经在琴腹上刻铭文，把它送给丞相王鲁公。铭文说：“养成你中和正直的本性，禁止你愤怒欲望的邪心。天地无私，万物各有法则；我独自和你探究其中的深意。这话说得太好了！论说琴的作用，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原良是鲁公乡里的后辈，把琴当作朋友。他能够把朱徽公的话牢牢记在心中并奉行吗？

译喻夫人传 喻夫人，名德常，字可贞，当涂人。喻氏是县里的大姓，家中一向财产丰厚。她的父亲汝政曾经主管财赋，有五个女儿，夫人排行最长而且贤德，父亲非常疼爱她，慎重选择适合她的归宿。当时同乡陶先生安正凭文学享有声名，于是把夫人嫁给了他。陶先生品行清正深沉，平日只专心求学，著书为业；夫人善于处理家务，无论大小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此先生能够不被琐碎杂务牵累心神，每天专心于文章学艺，学问成就更加深厚。夫人一向不喜爱华丽装饰。每逢年节回娘家，四个妹妹都嫁给大户人家，穿戴服饰争相奢华；夫人却穿着朴素，仪态安静，处在其中，神色淡然。先生考中乡荐后，亲戚乡党都来祝贺，夫人一点也不因此欢喜；等到落第回家，夫人也没有不高兴的神色。有人问她，夫人说：“遇合、失意和得失，都有命运安排，何必把喜悦和忧伤放在心上呢？”等到先生位居宰辅，进入执政之列，俸禄收入已经很丰足，夫人奉养自身却更加俭廉，治理家务更加简朴；只有承办祭祀、接待宾客时，才一定尽力丰盛。她常告诫家人说：“夫君有节俭的美德，如今幸而显贵荣耀，我用来辅助他的地方，怎么敢不更加谨慎呢？” 当初，夫人侍奉婆婆徐氏。徐氏性情严厉庄重，夫人侍奉她极其恭敬谦顺。每天鸡鸣时洗漱完毕，便到婆婆面前问候起居；随后准备甘美的食物进献，左右侍奉顺从，每件事都一定让她称心。徐氏认为夫人侍奉自己到了极致，每次对人说：“从前我侍奉我的公婆，他们说我尽到了妇道。临终时祝愿说：‘新妇侍奉我很好，我将要死了，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新妇，只愿新妇将来也有儿媳，能像她侍奉我一样。’公公的话如今应验了。”先生恰好外出，而婆婆患病，夫人亲自煎药，昼夜扶持照料，衣服长久不解、衣带也不曾宽松；婆婆去世时，她悲哀伤身超过常情，但办理丧事没有违背礼法。后来她随丈夫到金陵任官，请母亲一同前往，母亲推辞说：“我非常眷恋乡土，如今远行，恐怕将来以尸骨连累你。”夫人说田野间正值乱世，不是可以安居的地方，极力请求母亲同行。不久，她的族人全被兵乱杀害，只有母亲得以享尽天年而终；她对母亲生前奉养、死后安葬，都合乎礼法，没有丝毫缺失。她有两个儿子，名晟、昱。儿子们接受经书教育后，她延请名师教导他们。先生早晚忙于公务，没有休息的时间，教子以正道的训诫，大多出自夫人。夫人立志坚定而性情温柔，明察事理，通晓礼法，闺门之内庄肃而有仪容。她在父母家中被称为贤女，辅佐丈夫被称为贤妇，教育子女被称为贤母。先生从困居贫寒直到显达，凡是和他交游的，都是当世名人，没有不知道他得益于妻子内助的。夫人这样贤德，却只活到四十七岁，贤德而不长寿，众人都为她叹惜哀悼。赞说：配偶，是福泽的根源，所以君子重视它。孔子删定《诗经》，把《殷雷》《鸡鸣》这些篇章和《关雎》《葛覃》并列在《国风》中，正是因为它们能够相互劝诫、相互成就，以义理劝导人。唉！家庭之中能够以义理相互劝勉，以警戒彼此成全，这本来就是配偶贤德、家庭昌盛的原因吧？根据我所听闻的情况，像喻夫人这样的人，大概是有的。她众多品行中的美好之处，足以辅助教化、引导世人，所以详细写入篇中。熊孝子传 熊孝子，名仁瞻，是唐代洪州海昏县人。他天性极为孝顺，做官任左卫府参军、袁州宜春县丞。母亲去世后，他奉着灵柩回乡，在县西归义乡选择墓地；但那里山冈高峻险阻，丧车无法运到。仁瞻想到除非走水路，否则无法到达，便发誓倾尽家产，挖地开渠，使它与江水相通。正准备施工时，忽然天降大雨，墓地旁边近处的地下涌出水来，形成河流并与江水相接，船因此得以通行，安葬之事终于完成。安葬以后，他在墓旁结庐守墓，居住了六年；有慈乌来筑巢，众人都称为奇异之事。于是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把他的孝友事迹列举上报。大历十年秋天，皇帝下诏表彰他的家门。仁瞻后来两次调任江州司户，又升任越州萧山县令，死于任上，享年七十三岁。世人因此把那条河称为孝子港，把桥称为孝感桥，把他居住的里门称为孝锡坊。海昏县到了宋代改名建昌，隶属南康军。淳熙六年，新安朱熹任南康太守，首先命令有关部门按照诏令保护他的墓地，并派使者前去祭祀。祭文说：朱熹代理镇守这片土地，考察图经，来寻求本地前代贤人潜藏的德行和隐逸的善行。在建昌找到陈大中大夫司马嵩、从事中郎司马延义，以及熊君，他们都因孝德闻名；但熊君的精诚所感，唯独造成了涌水成河的应验。我内心私下敬重仰慕，于是又把这件事上奏朝廷，请求再次表彰；朝廷随即下诏多次加以旌表。后来嘉禾人陆德舆来任太守，听到这件事后叹息说：“熊孝子的事迹，是前任太守朱文公所表彰的；我难道敢不完成他的志愿吗？”于是大书“有唐熊氏旌表门闾”八个字，刻在石上，并让县令郑作承重新修建他的里门。此后历任太守县令，都十分谨慎地保护照看它，没有人能够废弃。孝子的子孙世代绵延至今，已经十一代了。太史氏说：我家在乌伤县，县里有一户颜氏，是秦地人。大概是他们安葬亲人时，亲自背土筑坟，群乌衔土前来帮助，乌鸟的嘴都因此受伤。所以汉朝就在这个地方设置县，并以此命名。到了唐代，又改名为义乌，用来表彰孝行。等我得到建昌熊孝子的事迹，看到慈乌来筑巢，和我所知颜氏的事情很相似。我为此在心中感叹了很久，便私下叹道：孝真是伟大啊！一个念头的猛烈真诚，感动万物竟然能够达到这种地步。传记说：孝悌达到极致，就能与神明相通。确实如此！”

译苏君小传 苏君名友龙，字伯防，是婺州金华人。他的祖先是眉州眉山人。眉山苏氏从文公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文忠、文定开始显贵。文定的长子苏迟，任工部侍郎、徽猷阁待制，出守▯，有惠民政绩，后来调任知处州。婺州百姓向朝廷申诉，请求让他回来守婺州，于是他又以吏部侍郎兼原职任知婺州，死后追赠少傅，葬在兰溪紫岩乡，因此定居金华，他的子孙便成了婺州人。少傅生龙图阁直学士、广南东路经略使、追赠少保苏简。少保生江东提刑、秘阁修撰、大理卿苏谔。大理卿有两个儿子：吏部郎中、江西提刑苏林，金溪县令苏郁。苏林生显谟阁待制、知抚州苏熙。苏熙生两淮转运司干办公事苏圭。苏圭生淮安主簿苏镇；苏郁把吏部郎中次子、温州通判苏照过继为子。苏照生嘉禾县令苏在，苏在生泉谷处士苏镐。处士是德祐年间的太学生。宋朝灭亡后，他回家隐居。至元年间，诸生被征召，大家都接受了官职，只有处士没有起身任官，因为文学和风义闻名于当世。他有六个儿子，苏君是次子；淮安主簿苏镇没有后代，于是命苏君继承他的宗祧。苏君十岁时父亲去世，母夫人潘氏抚养教育他，使他能够成人立业。苏君也更加奋发自励，积累学问，磨炼品行，很早便有了声名，于是被推举选拔，接受试用为吏；经选任后，任闽中宪府从事，升任广东宪府掾，又任闽中宣阃掾，后来由行宣政院征辟为江浙行中书省掾。因屡次考核合格，调任绍兴路萧山县尹，又任绍兴总管府经历；尚未升入相应品阶，便由承事郎转为文林郎，任行枢密院照磨，随即升为朝列大夫、浙行省左右司都事。苏君在闽、广任职时，有一位宪使因廉洁而被同僚诬陷，御史弹劾他的奏章还未送到，同僚就命苏君夺下他的官印。苏君说：‘纲纪不可紊乱，奏章尚未送到，官印不可夺。’同时宪使也搜集了同僚的罪状，并有旁证，想逮捕拘禁他。苏君又说：‘掌持宪法的人却彼此诋毁，这不是适宜的做法。’宪使听从了他的话，两人都因此免祸。连江县有唐代县令孔戣开凿的湖，用来灌溉五万亩田地；孔戣又设置湖边田一百亩，令百姓永远以田租收入修治湖堤。年久以后，这件事废弛了，苏君向上级报告，征收历年拖欠的田租来修治湖堤；湖边的田地也因此得以成事。他又把被豪民夺去的学田归还，用来供养士人，士人舆论都称赞他。广东宣宪二府每年规定南海、番禺两县从田地中出钱供给宴飨，称为‘分田钱’；官吏趁机无限侵吞，逐渐成为惯例，百姓苦不堪言。苏君向上级报告，请求废除这项规定，百姓大为庆贺。朝廷每年供给各郡新钞，宪府监督各郡按法焚烧旧钞。原来的宪使后来任广东守，唯独不肯焚烧旧钞，积存了十五年，掌管钞法的官员也无法替代他。苏君奋然提出建议，主张焚烧旧钞，钞库官员便带着妻子儿女列队拜谢而去。汀州盗贼逼近漳州，苏君前往督守漳州，筹划防御。官吏想登记百姓编为士兵，苏君说：‘我是来安定百姓的，怎么能反而扰乱百姓呢？’他查阅军籍，找出逃散闲置的士兵二千人，令他们率领军队作防备。城防稳固后，便进兵攻击盗贼，擒获了首领。作乱者被其他将领略夺，冒充为自己的功劳，苏君没有据此自我申辩。他在浙省任职时，实际掌管漕运事务。江浙每年运粮三百万石供应京师，漕运官员全都倚仗权势凌辱州郡，强行索取额外粮食。唯独无锡州不肯给，于是诬称它的粮食质量差、不宜上供，以激怒宰相。宰相大怒，想治无锡州的罪。苏君慨然说：‘我身为掾属，却使上官用法失去公平，这就是辜负掾职了。’他报告此事并派官员查验，查明事实后，宰相才消了怒气。海盗作乱，行省征发官粮，招募民船运送军队前往捕剿。船只还没有全部出发，海盗就投降了，于是有人商议征收先前为招募船只而支出的粮食。苏君认为，船只既然已经被官府招募而官府最终没有使用，责任就不在船户；况且船只一旦出发，所带粮食几乎已经吃完，再向他们征收，就是把他们陷入罪责。不如只征收尚未出发的船只所涉及的粮食。宰相认为他说得对。他在萧山任职时，正赶上灾荒，便打开常平仓发粮赈济百姓。同僚有人拘泥于常规，坚持不可开仓，苏君说：‘用官粮救活百姓，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把粮食全部发出赈济，获救的百姓有数万人。县中没有社稷坛，只有风伯雨师坛；前任县令把它卖给佛教徒建造佛塔。苏君说：‘我承担着管理百姓和土地的责任，这件事都不能防止，还凭什么治理县邑？’于是选择土地设置坛壝，完全按照法令格式修建。吏胥有的抓住官府的漏洞来害民，他都交付司法处理。诉状中凡是涉及妇女的，他一定斥退不用。任职两年，政绩大为显著。郡府常常把邻近州县的案件交给他审理。诸暨守奉命赐给老人绸帛，却怠慢而不亲自交付给里胥，后来因藏匿绸帛事情败露，郡府发文命苏君查办。苏君查清事实，诸暨守没有贪赃之罪，便按照原条文定罪。州中有人因东邻、西邻争夺砍伐被风吹倒的防护大树而发生争讼，州府判东邻有罪。东邻不服，到府中申诉。府中把此事交给苏君查办，他到当地询问，才知道那棵树原来是南邻的一棵无主树。于是便按先前的罪名判西邻有罪，并把树收归官府。他所办理的其他事情，类似这样的很多。防处州盗贼作乱，苏君奉文前往招抚。事情平定后，枢密分院在处州设治，苏君留在枢密属官任上，因此长期留在处州。等到他升任都司时，时局已经不允许他有所作为，于是辞职回家，优游度日。苏林有时漫游金陵，每天以读书阅史自娱，感情有所触动，就发为诗歌，从不以雕琢辞藻、追求工巧为意。起初，文公归葬蜀地，文忠、文定都葬在汝州郏城，子孙相隔遥远，不能按时前往祭扫。婺州苏氏从少傅开始，而文忠的孙子、给事中苏峤也曾任守▯。处士于是率领族人建立祠宇，把他们合在一起祭祀，又在祠门牌坊上题名‘景苏’。苏君想到祭祀祖先的事情，长久下去或许不能继续，便提议各家分割田地，汇总每年的收入作为祭祀费用，族人全都同意。苏君曾有一段时间到京师，打算留在朝廷任官，希望能够奉命出使，由陕西道经汉中进入蜀地，前往拜谒祖先坟墓，访问族人以沟通谱牒，然后出来回归；经过襄阳，到河南拜谒二苏公的坟墓，之后再回来。但正好当时变故很多，这个愿望没能实现，而他的年纪也已经老了，每次说到这件事，总是感慨万分。苏君历任官职，按法令本应推恩于父母，却未能实现，因此尤其感到遗憾。他发誓不使祖先受辱，于是自号‘栗斋’，意思是以谨慎畏惧自我警戒。苏君今年七十二岁，身体健康，像五六十岁的人一样。他有六个儿子，第三子伯衡在至正癸卯年考中乡进士，有文学才华，名声最为显著。

译左史王袆说：苏氏的来历已经很久远了。唐代从赵地进入蜀地，隐约传承了几代。到了宋朝兴盛时期，文公父子才出现。等到他们从蜀地迁居婺州，光耀显赫又延续了好几代。元朝兴盛时，苏君又出生了。这样算来，前后不止五百多年。过去文公和两个儿子到京师时，翰林欧阳脩推荐了他们，因此名声大为显扬。因为父子三人都很有名，所以当时称文公为‘老苏’。我听说伯衡考中进士赴礼部时，苏君和他一同前往。当时欧阳玄在翰林院，也极力称赞他。于是人们又用当年称呼文公的说法来称呼苏君，直到今天仍把这件事当作美谈。古语说：‘没有人做他的先导，即使美好也不能彰显；没有人做他的后继，即使盛大也不能流传。’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唉！苏氏的恩泽，大概还没有衰竭。《琅瑘山人传》琅瑘山人姓范，名常，字子权，是滁州人。滁州城四周环绕着平缓的山冈和广阔的土丘，只有琅瑘山在西南方高高耸立，距离城约七八里。范君世代居住在滁州，‘琅瑘山人’是他所取的号。起初，范君的祖父范酉，刚有学问和品行，宋朝末年做官却没有显达，学者称他为‘青山先生’。到了范君，又能继承祖上的学问，隐居而不求在当时闻名，当时也没有能了解他的人。今天子在淮右起兵，首先攻取滁州，范君立即拄杖带策拜谒军门。皇上知道滁州贤能的人，唯独推重范君；与他交谈后意气相合，便留他在幕府中，有疑问就向他询问。范君每次都据实回答，常称道当时各方雄强并立，天下形势尚未确定。皇上命范君撰写祷告上帝的文辞，其中有‘奉天征讨，虑弗合于天心’等语，深深符合皇上的心意。后来皇上渡江攻取姑孰，范君以帅府都事身份协助军政，留在姑孰，后来又调往毗陵和维扬。防守姑孰的官员缺任，于是任命范君守姑孰。他施政简易宽厚，任职三年，百姓亲近爱戴他。离任后，百姓长久思念他，仍然不能忘怀。洪武建元后，皇上已经即天子位，锐意考察古代礼制文辞，任命范君为翰林直学士，制礼作乐之事多交给他办理。不久范君因病辞职离去。一年多以后，皇上想到旧臣中像范君这样还在世的已经没有几个，便下诏征召他到朝廷，使他仍任原职。范君叩头谢恩说：‘陛下对臣的眷顾太深了，臣虽然年老多病，怎敢不竭尽全力来侍奉陛下？’皇上每逢宴饮闲暇，便命儒臣排列就坐赋诗取乐，范君总是拿起笔挥毫，先写成诗献上。皇上笑着说：‘老范的诗质朴而没有华饰，不也像他的为人吗？’不久范君升任起居注。起居注是古代左右史一类的职务，负责记录君主的言语行动。这样一来，他所承担的职责就更加亲近机密了。范君正好患有脚疾，多次告假，皇上立即传旨叫他好好保养自己，又赐给他安车，使他出入时不必和众人一样步行，当时人都以此为荣。有人问范君：‘山人是隐士的称呼。如今您早晚都在天子身边做侍从之臣，为什么还用隐士的称呼来称自己呢？’范君笑着回答：‘您哪里了解人呢？人的志向本来各有所在。我如今虽然有幸列在侍从之臣中，但对故乡的思念，谁能忘记呢？只是我的犬马之齿将更加衰老，日后天子如果怜悯我，那么死后归葬故乡的愿望就可以最终实现了。这就是“山人”这个称号本来就是我用来表明志向的，有什么不可以呢？’ 于是有些人才知道他的心意所在。太史氏说：我曾到滁州，登上琅瑘山，喜爱它林木幽深、山谷秀美，于是询问滁州父老这座山得名的由来。有人说：晋武帝平定吴国，琅瑘王司马伷从滁州出兵，所以山因而名为琅瑘。有人说：晋元帝做琅瑘王时，曾为躲避战乱居住在这座山上，因此得名。依我看，司马伷虽然从滁州出兵，却从未停驻在这座山上，山怎么会因此得名呢？晋元帝时，中原动乱，元帝将要渡江，所以避居在这里。后来他在江南称帝，人们便用他过去的封号来命名这座山。山上的石刻墨迹遗存还在，这是尤其可以验证的证据。等我考察地理书，看到其中记载各不相同，而李清臣说：‘琅瑘名甲天下。’所以我借着论述范君的事迹，把这些情况详细写在篇中。

译《赵贤母传》贤母赵夫人，徽州叶姓人，是婺州金华人。她的父亲名谨翁，凭儒学起家，官至承务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后来退休。夫人从小接受家学，熟知《诗》《礼》的教诲，美好的声誉很早就在亲戚中得到称赞。年到十五岁出嫁赵氏，成为赵滋、字子润的妻子。赵氏是宋秦悼王的后代，世代有宗室谱籍。宋朝灭亡后，家势一天比一天衰微。夫人做赵家媳妇后，侍奉公婆，完全尽到妇道。公婆稍有不高兴，她就惶恐局促，好像没有容身之处。子润是个纯厚的人，学习医术，常常急于救济别人，从不和别人计较财利，因此家境更加贫困。夫人处在这种境况中，却始终宽裕自若，像经营甘毳一样，竭尽奉养公婆的办法，公婆竟不知道家中已经贫困。公婆去世后，因为贫穷，安葬之事长久不能办理。夫人一提到这件事，就悲伤流泪，心情不快，往往整天如此。不久子润去世，夫人办理丧葬，没有违背礼制，悲伤憔悴得像不想活下去一样。子润去世时，夫人四十七岁。有四个儿子，名叫古愚、古怡、古恒、古忱，最小的还在襁褓中。夫人遵照丈夫临终的嘱托，把教育孩子作为首要任务，亲自纺织换取食物，抚养孩子长大，也不把家境贫困放在心上。她每天清早起身处理家务，督促几个儿子入学；晚上一定点燃蜡烛督促他们读书诵习，读到半夜也不睡觉，习以为常。平日听到的嘉言善行，她常常恳切地对几个儿子讲说，唯恐他们不能成才。因此几个儿子都更加奋发自励，建立学业、磨炼品行，在乡里有了声誉，其中古怡尤其勇于行义，以善士著称。此时赵氏从高祖、曾祖以下尚未安葬的共有七座坟墓，夫人常对古怡说：‘你们借助祖宗的神灵，终于能够成人立业，可是先世遗骨还没有入土；我和你们如果不能完成这件事，就是天地之间的罪人。’古怡于是奔走筹办，在北山夫容峰的原野购得吉地，把七座坟墓全部安葬在那里。夫人说：‘你们如今能够完成我的志愿，我就无愧于做赵家媳妇，即使死了也可以到地下去见祖宗了。’夫人活到六十岁去世。她去世后，古怡兄弟更加相互亲爱，家产日渐丰裕，曾经有人提议分开吃饭。古怡说：‘不可以，兄弟本来是一体，有无都不能分开。’于是又合在一起吃饭，共同居住。乡人说：‘赵氏崇尚义行，难道不是贤母教导的结果吗？’夫人去世至今将近十年，乡人称她为贤母时，一定说‘赵氏赵氏’。四个儿子中，古恒已经去世；四个女儿都嫁给士族。孙子四人，孙女四人，都还年幼。左史王袆说：我听长者说，金华赵氏是宋朝宗室，过去曾经显贵兴盛。国家灭亡，家族也随之衰败，赵氏的传承几乎断绝。有一位姓徐的节妇，确实能够使他的家族重新振兴，赵氏因此才有了根基。隔了两代，又有了贤母。这是为什么赵氏闺门中竟有这么多贤德的人呢？

译传记说：‘配偶，是福气的根源。’ 家族的福气，难道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吗？我看贤母善于教育孩子，好像没有什么难以实行的地方。平心考察她的行为，即使是《诗经》《尚书》记载的道理，又有哪一点能超过她呢？因为她的事迹可以成为世人的准则、风俗的规范，所以详细记载在篇中。《字说》《宋瓒字说》我的朋友宋君景濓的大儿子宋瓒将要举行冠礼，写信来告诉我说：‘希望您为我的儿子教导并取字。’我已经按礼节推辞，但不能推脱，于是给他取字仲圭，并为此说明道：‘天下的器物，没有不适合某种用途的；而用于宗庙中的器物最为尊贵。宗庙中的器物，都是尊贵的，但我唯独认为瓒尤其尊贵。因此祭祀没有先于灌礼的，举行灌礼以求神降临，然后迎接牲畜，完成祭祀。所谓灌礼，实际使用的是郁鬯酒，用瓒来注酒。《诗经》说：“那美好的玉瓒，黄酒盛在其中。”说的就是这个。六尊六彝，都是用来斟酌齐酒的；两敦、四琏、六瑚、八簋，都是用来盛黍稷的；但没有哪一种器物比瓒更尊贵。然而人们只知道它有黄金做的勺，青金做的外部，朱红色的内里，龙首装饰华美而有容饰，却不知道以圭作为它的柄；它之所以尊贵正在这里，而不在那些外表。考察礼书，有圭瓒、璋瓒的区别，而《典瑞》大概说：“灌圭有瓒。”《春秋外传》也把瓒称作鬯圭。这样看来，灌礼的使用要凭借瓒，而瓒的实质又重在圭。因此我在宗庙器物中辨析它的用途和实质，知道瓒是其中尤其尊贵的。’ ‘所以我把圭配在瓒的名称之后，给你取字为仲圭。虽然如此，把瓒的用途说成尤其尊贵是可以的，但它仍然免不了只是可供使用的器物。局限在“可器”的范围内，那么即使有管仲的仁德、子贡的通达，他的作用也会有穷尽，我仍然认为这还不够。一定要把它充实到不能仅仅作为器物的境界，这才是成就德行的君子。《诗经》不是说过吗：“和乐平易的君子，福禄就会降临。”我对你的期望，难道不就在这里吗？’ 《金存字说》孟子说：‘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只有很少一点。普通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我曾经怀疑这话说得过分。论人与禽兽之间的距离，实在很远。天地间充塞的正气，构成了我的形体；统率我的形体的是我的精神。仁义礼智构成我的本性，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构成我的教化。推究它的作用，可以达到使天地各得其位、养育万物，然后才停止。看那些披羽毛、长鳞甲的禽兽，成群地出生，纷纷地死亡，与人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而如果以所谓保存或不保存，便说人与禽兽相距不远，不也是说得过分了吗？后来我长久思考这件事，从他人身上验证，在自己身上体验，才知道孟子的话是天下最正确的论断。为什么呢？天把形体赋予我，又使我用心来驾驭形体；也可以说，是要保存那使我成为人的道理。保存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使仁义礼智的本性完整，并遵循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教化罢了。仁义礼智的本性在内心完整，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教化在外在行为上得到实行，然后我的身体才能与天地并立而无愧，这才算尽到了做人的道理。如果不能这样，也不过是自己阻绝自己的身体罢了。自己阻绝自己，并不是上天所给予我的东西有所不足，而是我自己造成的。这样一来，名义上虽是人，实际上与禽兽有什么不同呢？他还和禽兽有区别的，不过是圆脑袋、方脚板罢了，不过是穿粗布衣、吃粮食罢了。因此我说：孟子这句话，是天下最正确的论断。我的朋友金德元的大儿子名叫存，朋友又给他取字思存。所以我推演孟子的学说来告诫他。唉！保存人与禽兽的区别和不保存之间，细微得容不下一根头发，但两者相距却如此遥远。思存，希望你知道警戒自己吧！《戴琦字说》钱唐戴君德刚给他的嗣子取名为琦，举行冠礼后，他的朋友高则诚先生给他取字景韩；他的老师胡龙臣先生让我阐释这个字的意义。我想，古人取名、取字，有时根据事物，有时根据事情，原因各不相同。根据事物的，如孔鲤之类；根据事情的，如郑寤生之类。至于后世，又有因仰慕某个人而取名取字的：仲淹是王通的字，范希文仰慕王通，便用这个字给自己取名；亮是诸葛孔明的名，陶潜仰慕诸葛亮，便用他的名字给自己取字。因此，名是用来记载出生，字是用来尊重名，这本是古今都重视的事，当然不能随便。如今‘琦’是美玉的别称，而宋代有位大儒君子、魏国忠献韩公，确实曾以‘琦’为名。戴生因他的名字而取名，难道不是因为认为‘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这样’吗？韩公是什么人？仰慕他就应当这样做，因此安于此名而不谦让吗？即使如此，既然仰慕那个人而取他的名字，就一定要效法那个人，才配得上这个名字。’ 《诗经》不是说过：‘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后人如果不效法前代圣哲，却想使自己的德行成就、事业成功，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高先生给戴生取字景韩，其中教导戴生尊重所尊重的人、以贤人为贤人的意思，已经十分深切了。戴生应当恭敬地承受它。戴生资质优美而又好学，如果充实自己的志向，凭借勤奋而不懈怠；竭尽自己的力量，坚持不停止；不要认为前代圣哲不可企及，而每天都努力追赶他们，那么他将来的成就怎么能估量呢？戴生应当恭敬地承受这个教诲啊。《续喜闻过说》

译人不可能完全没有过错。人即使达到尧舜的境界，可以说已经达到最高程度了，却有时还不能没有过错，何况那些学习圣贤之道而尚未达到的人呢？因此圣人从不因为别人有过错就抛弃他，而总是希望他改正过错，这正是忠恕之道的极致。所以我曾经论述过：君子的过错，不是有意造成的，也不是有意要犯错；正因为不是有意犯错，所以一有过错就一定想迅速改正。然而君子想要改过，必先要知道自己有过错。自己有过错却不能自知，就必须先听到别人指出过错。过错在自己身上，普通人都厌恶听到；如果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那么谁肯把它告诉他呢？别人肯把他的过错告诉他，是因为他自己喜欢听到过错。因此喜欢听过错，就一定乐于知道过错；乐于知道过错，就一定不怕改过。犯错而能改正，过错就少了；过错少了，就可以达到没有过错。没有过错，不是圣人不能做到的。即使圣如尧舜，还说他们不能完全没有过错，这是极力说明没有过错很难做到。唉！由听到过错而知道过错，由知道过错而改正过错，由改正过错而减少过错，由减少过错而达到没有过错，这难道是圣贤求学问道从始至终的次序吗？我看孔门弟子也很多，三千弟子、四科分类，其中哪一个不是学习圣人之道的人呢？他们在错误的行为和错误的言语方面，应该已经很少了；可是喜欢听到过错的只有仲由，不犯同样过错的只有颜子，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仲由凭借勇，所以喜欢听到过错，有了过错就乐于迅速改正；颜子凭借仁，所以能够在私欲刚刚萌发时就制止它，在还没有形成时就断绝它，使它不重复出现在言语和行为中。不重复犯过错，就是过错少的意思。像仲由这样的人，虽然还没有达到过错很少的境界，但既然喜欢听到过错，如果努力实行以减少过错，又有什么困难呢？唉！求学的人如果不立志成为圣贤就算了；如果有这样的志向，希望自己能够站立在没有过错的境地，那么一定要从仲由喜欢听到过错开始。溧水刘君彦肃，是有志于学习的人。他把所居室的匾额题为‘喜闻过’，说：‘我早晚都用这三个字自我激励。’京口俞先生已经推演阐述其中的意义，写成一篇文章；后来彦肃又来请我说几句话，于是我论述其中的大意，补充阐发俞先生没有涉及的内容，岂只是回答刘君，也希望借此自我激励罢了。于是作《续喜闻过说》。《行状》《南棱先生行述》公讳炎泽，字威仲，姓王。学者因他的别号而尊称他为南棱先生。王氏世代是太原地方的人。五代时有一人名彦超，做节度使，后来从会稽避乱，迁居婺州义乌；他的后代于是成为义乌人。所居的乡名叫凤林，族人众多而繁衍，世人称为凤林王氏。公的十世祖王固在皇祐五年考中进士，死于恩阳令任上。宋代三百年中，义乌考中进士的人，从恩阳令开始。八世祖王从用，七世祖王悦，获赠宣奉大夫。王悦有两个儿子：王永年、王乔年。王永年在绍圣元年考中进士，任职京师，做国子博士，曾定居济南，最后官至中大夫、知福州文安县，封开国男，追赠正议大夫。他生有一子，任嘉兴府通判，追赠金紫光禄大夫。此人又生王铸，任从政郎、严州司法参军。王乔年没有做官。他生王涛，任承奉郎；又有光禄府君之子王宁，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追赠中散大夫。王宁历任宜州、连州、藤州、柳州、峡州、饶州、江州七州知州，官阶累至朝请大夫。承奉府君的儿子王寓，任江东转运司干办公事；其余因恩赏延及而入仕，名列朝籍、执掌郡符的人，数也数不清。转运干办公事王寓就是公的高祖。曾祖王诚，祖父王卫道，几代都承载德行，却没有在当时显达。父亲王济，景定二年应荐参加国子监免解试，成为进士。母亲叶氏，是军器监丞、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叶蓁的孙女，也是通斋先生王由庚的女儿。公生于宝祐癸丑年，自幼就聪慧不凡。稍长后学习举子业，在乡里有声望。后来全力学习圣贤之学。大概自恩阳府君拜安定胡先生为师以来，后代几世都专门以儒学为业，这一学术渊源已经有所本；而通斋是王家的祖父，曾向徐文清公王侨学习，文清公考订朱子门人的学说，因此公从家学中受到的风气、声誉、气质和习惯的传承尤其深厚。公正逢国运衰败、世事改变之后，贫困居处，操守却更加坚定，完全没有求取仕进的意思。他开门授徒，门外的鞋子多得无处容纳。过了很久，部使者推荐他的品行义理，他才起任东阳、常山两县儒学教谕，后来升任石峡书院山长。他所到之处，都因善于教育培养而获得士人的称誉。在石峡任职一年多，便弃官回家。这时他已经将近七十岁。此后优游于家乡山林，每天以经史自娱，即使严寒酷暑，手中也不放下书卷。但他常常苦于咳嗽。至顺壬申年八月十三日，公终于因病不起，享年八十岁。公性情端正诚实，形貌高大，言论磊落如震雷惊霆，胸襟开阔、洞察明达，并且表现在行动上；为人平正直大，又如青天白日，没有任何隐蔽，人人无不畏服而敬重信任他。他没有不读的书，只求通晓其中的大义。给求学者讲说时，不作支离破碎、穿凿附会之论，以文辞精炼、质朴直截、简洁流畅而义理胜出为主。作诗时思绪冲淡，气势浑厚，因情感而寄托于事物，总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一向不屑于雕琢辞藻、刻意华饰来追求工巧。著作总共二十卷，名为《南棱类稿》，收藏在家中。起初，进士府君没有后代，为他继承宗嗣的人不能继承他的事业，于是又从族人中选择，选中了公作为儿子，并把田地房屋全部给公。公坚决推辞说：‘做别人的后嗣，贵在能够继承先人的事业；田地房屋不是我所计较的。况且田地房屋如果分配不均，先人的事业没有不因此败落的。’进士府君认为他说得贤明，最终成全了他的志愿。族人一向因此称许他。公娶傅氏，早于公三十年去世。有两个儿子：长子良玉，是浙江乡贡副榜进士，任衢州常山县儒学教谕；次子良珉。三个女儿，分别嫁给傅保、许俊、傅亨。有四个孙子：裕祎、补初，都学习儒业；一个孙女，嫁给俞有庆。公去世后，在当年十月某日，葬于县南崇德乡湖阳山祖坟旁边，傅氏附葬。唉！公下葬已经很久，而悬挂墓碑的石头仍没有文字可以刻上，他流传下来的风范和遗教也日渐湮没。王祎实在对此感到害怕，因此把他一生的大概经历、世系、籍贯、寿数、死亡和安葬的详细情况像上述这样记述下来，希望有道德、有文章的人为他编次并加以褒扬显彰，使他得到不朽的寄托，或许可以有所实现吧。《谢君章行述》

译君章姓谢，名焕，君章是他的字，是赣州宁都人。祖父名复新，父亲名仁居，都有隐德而没有做官。君章年轻时喜好学习，长大后通晓儒术，尤其擅长诗歌；志向豪迈，崇尚气节，与人交往不追求苟且相合，发表议论也不肯屈居人下。二十三岁时，带着自己的才学游学京师，京师贤士大夫都乐于同他交往。过了不久，有一天他告诉同游的人说：‘我没有缘故而心忽然悸动，莫非我的亲人出了什么事吗？’随即径直回家，到了家中，母亲果然去世了。君章服丧，极尽哀痛；服丧期满后，建昌府经历清江人彭君某听说君章的名声，便带着礼物和马匹迎接他，请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翰林待制、京兆杜公本曾拜访彭君，与君章交谈十分投合，极力称赞他。不久彭君去世，君章不远数百里，护送他的灵柩返回。后来居住乡里，郁郁不乐，于是又游历京师，声誉更加显著。诸公之中，户部司讨达尔玛君仰慕君章的贤能，亲自执弟子礼。过了几年，他厌倦了游历，又径直回家，屏居旧庐，仿佛要在那里终老。如今国子助教、大梁人黄君昭在广南新会任县令，有政绩声誉；君章因事到他的县邑，两人一见面就彼此投合。黄君惋惜君章的才能没有得到施展，于是资助并勉励他，又让他再次游历京师。到这时，达官显贵中已经有很多人知道君章了。大都留守判官段君定僧首先征召君章到自己的馆舍，君章和段君相处共七年，段君为君章安排前程，做得十分周到。段君又凭借君章的声名和才力，把他郑重推荐给殿中侍御史额森呼图克君；集贤直学士、始兴人麦公文贵又列举他的学问和品行，向丞相太平公推荐。此时丞相正积极搜罗任用天下人才，额森呼图克君既是丞相的儿子，又乐于推举士人，父子之间得到君章，都十分高兴，急忙想登记选用他。恰逢麦公生病，君章感念他知遇自己，亲自为他卖药，如同子弟一般；因此染上疾病，反而住进寓舍，不久便去世了。这是至正九年二月四日，他享年四十一岁。段君为他准备衣衾，买棺材入殓，停灵在文明门外。这年六月，他的儿子高生恰好跟随君章的朋友南丰张君烜来到京师，准备奉灵柩回乡，但贫穷没有资财，段君拿出厚重的赙仪，黄君又来赴选，于是和张君、四明倪君钲共同筹办此事。倪君与君章交往已久，和张君一样都勇于行义；高生依靠他们，终于能够把父亲归葬故乡。君章娶黄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高生，次子贤生。君章游历京师时，曾有一位诸王召见他。君章见到王，便引一杯酒为王祝寿。王坐着饮酒，不以礼相待。君章又斟酒进献，说：‘王是宗室重臣，却把我这个平民看得不比草芥高多少。先前不以礼待我，本来也是应该如此。平民按身份说是卑贱的，按道义说却是尊贵的，所以与王公实际应当行对等之礼。既然如此，王虽然尊贵，也不应该对我不行礼。如今王如果确实能对我以礼相待，那么尊重贤人、礼遇士人的美名，王就拥有了。’王叹赏他的话，起身离席饮酒。授经郎、临川人危君曾经和君章一起拜访权贵，危君谦退推让，坚决不敢坐在上座。君章笑着说：‘我是平民，在贵贱的关系上没有什么顾忌，怎敢不坐在诸位的上首？’于是坐在上座，没有丝毫屈服。君章平日豪迈侠义、自负才气，大多如此。人们因此很称许他，但他也因此没有找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以至于死去，实在可悲。我于是叙述他的品行并写在篇中，使世上如果有像君章这样而不能实现志向的人，都能保全名声。善于写文章的人，一定会有所发挥，使君章借此获得不朽。《赵君行状》赵君名必璇，字仲宝，姓赵。九世祖是宋周恭肃王赵元俨。建炎初年，他的子孙跟随南渡，其中有一人官至开府、追赠少保，族谱失去了他的名字；赵氏从这时开始来居兰溪，子孙于是成为今天的兰溪州人。高祖名不弃，任通奉大夫、太乙宫使；曾祖名善素，任武经郎、建康府崇禧观主管；祖父名汝鐈，通晓《春秋》之学，授迪功郎，充国史院检阅，屡任州县官，因为熟悉法令而入选，转任从政郎、潭州司法参军。自司法参军以上的先人年代已经久远，既有宗室谱籍，又世代凭文章起家，官服绵延相承，在乡里极为荣盛。父亲名崇晋，承继宋代理学的美好传统，成为深厚纯正的儒者；尚未做官而国事已经败坏，于是隐德不显。他有三个儿子，君是次子。君性情机警聪敏而气量宽宏，胸襟广大，气度凝重，循循然谦退礼让，有古人的风范。他读经史能够通晓大义，善于辞令，整天谈论不倦，谈锋敏捷，如珠玉贯串、箭矢发射，句句都符合伦理。他分析辨别是非、商量成败，又像烛火照见数目、龟卜没有遗漏一样，听他谈论的人无不满意信服。君自幼深受祖母徐夫人的钟爱，夫人年过八十仍然健康无恙，君奉养她极为谨慎。夫人曾卧病并便溺失禁，君亲手为她洗涤；她到园圃时，君常抱着搀扶她。夫人感念他的志向和品行，早晚向上天祈祷，并且对人谈起他时，总是赞叹不已。等到夫人和父亲相继去世，君服丧时悲伤憔悴，安葬之事都亲自竭力筹办，不让叔父和兄弟劳烦。后来家境一天天富裕，逢年过节祭祀祖先时，他从来没有不追念流泪，悲痛双亲已经不能等待自己奉养，而自己也来不及奉养他们。君年轻力壮时崇尚气节，为人排忧解难，不遗余力；亲戚乡党聚集争讼、争论正激烈时，君几句话就能使他们愤怒消除、怨恨化解。因此有争斗的人，往往不向官府申诉，而只以君的话为公正。乡里萧氏兄弟与君有姻亲关系，因为分割财产不均而发生诉讼，贿赂盛行，彼此勾结势力寻求援助；君立场中正不偏袒，从旁调解救援，最终保全了萧氏全家。到本州任职的官员，都依赖君通晓政体、熟悉民情；有疑难事情一定向君询问。南行台侍御史、洛阳人秦公，江西廉访使、范阳人张公，和君的交情尤其深厚。君到了晚年，才专心于沉默，努力宽容，和外物没有抵触；即使有人冒犯他，他也不放在心上，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之人，都能得到他的欢心。遇到大饥荒时，他借粮给贫民，恰逢当年大灾，没有东西偿还；第二年收成好时，便都按双倍利息征收。君叹息说：‘近年来百姓因为饥饿而免于流亡的，十个人中不过两三个。’

译如今虽然获得了小小的丰收，难道忍心立即使他们再次陷于困苦吗？凡是向您借贷的人，一概免除他们的利息，共计折合粟九百石。大盗逼近州境，居民逃入山谷之间；一些无赖之徒假借团结乡里的名义，乘机抢掠，事情平定后都依法治罪。您每到一处，必定向他们说明祸福，使众人相互率领、相互感化，因而得以远离罪过的人很多。您平日抚恤宗族姻亲很有恩惠，接待宾客很有礼节，庆贺和吊丧的礼仪在乡里乡党之间从不废止，因此人们更加称许您。您的旧宅在州城南面，于是就在旧址上建造新居，准备终老其中，自号为“松坡人”，所以人们又称您为“松坡处士”。起初，您年轻时屡遭艰难，常常以没有来得及努力学习为遗憾，常说：“如今正逢政治清明、时运昌盛，家中又幸而衣食充足，如果不能专心教育子女，凭什么来承接先世留下的事业呢？”于是柴米油盐等细小事务都亲自承担劳作，却让儿子良恭专心求学，到乡里的先生、礼部郎中吴公门下受业。像同郡待制柳公、修撰张公、博士胡公，以及待制京兆杜公、著作永嘉李公这样的大学者、大儒，都因此访问他的馆舍，诚意邀请他。良恭更加因而得到磨炼和浸润，终于凭借文学成就而立身，在当时获得了声名。至正乙未年春，您开始患病，长期医治也没有效果，但起居仍和平时一样。一天，您忽然对家人说：“我大概要走了。”随即起身洗净手脚，整理衣冠，端正身体坐着，询问现在是早晨还是傍晚。众人回答说夜漏刚刚下了一刻。您说：“我等不到天亮了。”良恭在旁边哭泣着告诉您：“死生的道理就像昼夜更替一样。我年近七十岁，死了还有什么遗憾呢？不过我们家诗书传家的恩泽已经延续近三百年，你只要能凭文学成就振兴我的家族，也就足够了，不要只是哭泣。”说完，气息已经奄奄一息。家人号哭了很久，您又睁眼正视他们，挥手制止，安然逝去。这一天是七月己丑日，享年六十九岁。您娶徐氏为妻，她在妇道和母仪方面都尽到了极致。儿子一人，就是良恭；女儿三人，长女嫁朱淳，次女早夭，幼女嫁龚泰。孙子两人，友直、友谅；孙女四人，长孙女嫁潘倚，其余尚未出嫁。您为人操守端正诚实，存心立身行事都以不欺骗为根本；对人有恩却不露出施恩的神色，自己有善行也不自我宣扬，所以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您的人，都佩服您的长者风范。然而，您的德行足以充实器量，才智也足以适应才干；假如把您的全部才能推展开来，用于世事，那么所建立的功业应当远远超过常人。只是您竟然收敛光芒、自我闭藏，隐藏行迹而不显露，所有成就只在一乡之内显现，没能在当世获得显达，这是了解您的人所感到遗憾的。至于面对生死关头，您能够如此不惑，那么即使是了解您的人，也本来没有谁能完全探究您所达到的境界。唉，像您这样的人，确实可以称为纯正明达、笃实厚重的君子了。良恭将于丁酉年二月壬申日奉送灵柩，安葬在州城南铜山乡坞口原野。他对友人王祎说：“我不肖，不能立身行道，使先人的美名显扬；而先人生前又没有爵位，不能把名字载入史册，我很害怕先人湮没无传，后世无从凭借来传述。然而墓地应当有铭文，墓道应当有表文，用来彰明揭示他隐而未显的德行。至于他的志业、品行、世系、籍贯、年寿、死亡和安葬的详细情况，请您替我编排次序并写下来。我将向当世有道德、能文章的君子请求，请他们采择这些材料加以评论撰写。”王祎不敢推辞，于是按照实情把以上情况详细写下。江夫人行述 夫人姓江，名爱，世代居住在燕地，家谱散失，世系和来历已经无法详考。十七岁时，嫁给温州永嘉陈氏，为赠中顺大夫、同佥通政院事、骑都尉、追封颍川郡伯陈芹的妻子。当初，元军南征，通政府君的父亲陈自中担任宋大都督府行军司马，带兵拒守汾水关，手持符节战死。他的伯父陈宜中任宋右丞相兼枢密使，哀悼国家沦亡，弃官漂海而去，再未回来。通政府君与他的兄长陈葭、弟弟陈萍，都寄养在外祖家婺州兰溪杨氏。世祖皇帝灭宋以后，下令访求留在江南的丞相子弟，杨氏于是将通政府君兄弟送到京师。陈葭先去世，陈萍渐渐长大，赐名年扎克防喇。他实际事奉成宗，官至荣禄大夫、宣政使。武宗尤其优待他，特授银青光禄大夫、大司徒，仍兼任宣政使、延庆使，佩三珠虎符，统领土蕃宣慰使。仁宗即位初年，司徒因官居一品而推恩三代。于是曾祖父景彦赠中奉大夫、秘书卿、护军，追封永嘉郡公，谥安惠。祖父陈春赠资德大夫、集贤学士、上护军，追封永嘉郡公，谥恭僖；曾祖母王氏、祖母杨氏，都追封为永嘉郡夫人。司马府君赠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追封温国公，谥康顺；母亲杨氏封为温国太夫人。当初，通政府君与司徒一同侍奉皇帝左右，都受到恩宠，还未出仕时，奉诏前往兰溪，追复祖业，却不幸突然因病去世。夫人所生的儿子名叫阿尔孟格，早年因门第功勋进入宿卫，受到当今皇帝的知遇，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升为朝列大夫、副留守，于是援引现行法令，授府君相应的阶官、官职、勋爵，夫人也随之获封颍川郡太君。夫人聪慧秀美，能够通晓《孝经》《论语》《孟子》等书的大义，侍奉府君极其恭敬谨慎。府君去世后，她料理丧事没有违背礼制；抚养遗孤既慈爱又严厉，常说陈氏是故相之家，不可让子弟荒废学业，甚至卖掉簪珥作为资费，请老师来教育他。治理家事有法度，亲族之间没有闲言。平时留心佛教经典，每天诵读《金刚》等经；后来发誓不再谋求其他生活，于是剃发成为比丘尼。

译这件事被宫中听闻后，赐名“净行”，让她在宫内祠庙为国家祈福，每年供给衣粮，并给侍从五人。至正八年十一月发病，第二年五月病势加重，于是当月某日终于在京师安富坊的寓舍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儿子一人，就是阿尔孟格；女儿一人，名娟，也做了比丘尼，居住在禁院。司徒的儿子名叫达，幼年丧父，夫人像抚养亲生儿子一样抚养他。到这时，他与阿尔孟格一起把灵柩送回南方。同年又过了一年二月某日，附葬在兰溪某乡某原的墓地。此前，夫人在宫中患病，皇帝慰问得十分优厚。到了下葬时，皇帝命令赏赐纸币五千缗作为赙赠，中宫所赐为其中的一半。夫人生来具有美善的德行，嫁给名门，遭逢家族灾难，却能充分尽到妇道。陈氏家业没有衰落，夫人实在有功，不应没有文字来彰明给后代看。谨此编述其大概，使撰写文章的君子能够详知。元中宪大夫、佥庸田司事致仕王公行状。公名文彪，字君采，姓王，祖籍出自太原，先世是祁县人。唐末有一位名彦超的人，官至节度使，因避乱迁居婺州义乌，所居乡里名为凤林，子孙繁衍，世人称为凤林王氏。宋初有族人从凤林迁居金华郡城，传至第五世生王本，赠太师，追封鲁国公。鲁国公生王登，政和二年中进士，任奉议郎、湘阴县知县，赠太师，追封魏国公。魏国公生四子：师醇，乡贡进士，赠奉议郎；师心，政和八年中进士，屡次升迁至给事中，兼侍读，权任吏部尚书，授显谟阁直学士，任绍兴府知府，充任两浙东路安抚使，封东阳郡开国侯，赠特进，谥庄敏；师古，也是乡贡进士；师德，任宣议郎，赠太师，追封楚国公。庄敏公生四子，第四子是福建转运司干办公事王汾，他实际上与丞相鲁国文定公王淮是从兄弟。王汾生二子，次子王杓任严州通判，实际上与鲁斋先生、文宪公王柏是三从兄弟，也是通判公的曾祖父。曾祖父王偕，父亲王庠，追赠从仕郎，任建德路分水县尹。母亲郭氏，封恭人。自从通判在严州任职，便在那里安家，此后遂成为严州建德人。公天资聪颖纯粹，自幼勤奋学习，能够通晓经史大义。十六岁时，按照选任惯例掌管郡学钱谷，不久经推举选拔补任郡府属吏，随后调任杭、苏二郡。杭州太守王仲温是著名卿士，器重公的人品，认为他前途远大，以宾客之礼相待。大德丁未年，杭城发生饥荒，公主持赈济事务，使数万人活命。因推荐升任浙西宪府掾吏，但当时有成例，宪府掾吏不得任用南人。于是重新以绍兴吏员身份参加贡举法考试，却没有考中；又任处州吏，升任浙江行省理问所令史。延祐庚申年，出任福建帅府掾吏，凭任职年资由中书省列名推荐。泰定丁卯年，授从仕郎、温州路瑞安州判官。徭役法长期弊坏，公考察当地风俗，众人都说义役可以实行，于是按照贫富分别登记，均衡征派赋役，百姓大为称便。大府又把旁州平阳的赋役事务委托给公，不满一个月就办完了，那里的百姓也像瑞安百姓一样称便。两州的徭役法都长期没有废止。杭州盐官海岸崩塌，行省下令各州派官员修治，公奉命督办，不到期限事情就办成了。宰臣察知他廉洁能干，征召他任行省掾吏；他掌管的多是重大案件，每当拿着案件文书到堂上，有所疑议便无不立即裁决，其他部门的事务也常兼任办理。凡是投递文书求取仕进的人，公都资助并帮助他们成就事业。这样的事情尤其多。元统甲戌年，授承务郎、处州路总管府经历。他辅佐正副长官，约束属吏，使大小政务都迅速办成，以求考核时没有缺失。那一年，朝廷派官员巡行郡国，登记囚犯，公为许多冤狱平反，使十九人免于死刑，无不称赞他明察公允。后至元庚辰年，调任赣州路总管府推官，刑狱案件无论轻重，都必定尽心追究到底，平反的尤其多。凡经他审议的案件，人们都认为自己没有受冤。赣州所属二州八县，百姓好斗而善于诉讼，往往有穷人杀死子女来诬陷豪门，也有富人收养穷人作为亲属，杀死他们来陷害仇家，彼此沿袭成风，危害十分严重。公下令严禁，凡有触犯者，无论情节轻重，全部判处死刑。三年之间，百姓因此不敢再犯，风俗大为改变。于是朝廷更加重视重新选任守令，部使者接连上奏推荐公，认为他能够胜任。至正丙戌年，授天临路湘乡州知州，改授奉议大夫。湘乡地界在大湖之外，临近桐溪，百姓顽强剽悍，向来号称难以治理。公到任后便只用礼义教化他们，制定教条，与百姓共同遵守；又刻印《小学规程》一书，使家家学习、户户明白。学校长期荒废，公于是召集才俊子弟，请名儒担任教师，使他们在学校中学习。又重新建造礼殿，设置雅乐，声誉、文物和观瞻听闻都焕然一新。州里原来另有义学，学田五百亩，豪民侵占了田地，房屋也毁坏了。公追收多年拖欠的租税，又劝导好义之人将其重新修建，设置教师和学生，体制像州学一样，士人的风气顿时和谐。田地赋税长期无人治理，大户和吏员相互勾结作弊，利用诡计隐瞒税额以逃避徭役，而承担徭役的多是乡里的贫民。公核实实际田亩，让百姓自行申报，不许隐瞒；有隐匿的，就把田地没收入官。核实之后，便登记在册，以此作为征收赋税和徭役的依据，使贫富均衡，民心悦服。各处荒田，招募能够耕种开垦的百姓，三年内不收租税，于是境内没有荒地。池塘、陂堰都按时修筑，水灾旱灾不再能够造成祸害。此前，隶属官府的差役和巡卒拿着文书在村落间行走，索取财物，鸡犬都不得安宁；又有百姓含冤到官府想亲自申诉，奸吏便加以阻挠，有时还唆使无赖诬陷好人。公洞察其中情由，严厉依法惩办，并且禁止在官府任职的人全部下乡。凡因诉讼来到公堂的，是非曲直立即辨明裁决；即使探究深隐之处，也往往正中要害，而按照实际情状定罪，始终以宽恕为根本。

译有个叫邓辛的人，因制造伪钞被捕入狱，公初审时发现没有旁证，便打破刑具释放了他。有个叫胡正的人，告发他的侄子不服管教，打了侄子，侄子因此上吊而死。验看尸体后，发现并不是吊死，实际上是胡正踢中他的腰部致死。于是按胡正原来的罪行治罪。有个叫谭公保的人，两岁时成为孤儿，家产很多，全被叔父占有。公向叔父讲明道理，叔父立即把家产还给公保。有个叫唐用的人，把养女嫁给陈福做赘婿，随后强迫陈福为奴。陈福不服，唐用便诬告他犯有其他罪行。公审问后查明实情，让陈福带着妻子回到本家。有个豪强吏员曾把女儿许配给王必忠，后来又反悔，多年没有成婚。王必忠向公申诉，公命令按照中人主持婚礼的礼法收下聘礼，当天便成婚。豪民陈清一向在乡里专横，控制官府，家产累积到数万，又召集许多奸人伪造钞票。他家长期动辄杀人灭口，暗中结交大官作为势力靠山，所作所为无不违法，却没有人敢追究。公揭发他的罪恶，父子都判处死刑，仍抄没其家，把他侵占的田地归还百姓。大体说来，公审理诉讼、裁断案件，无论事情轻重，即使有避嫌之处，只要查明实情，往往几句话便能决断。一天，公坐在厅事中，有头牛突然闯入，跪下流泪。公对它说：“你是不是有冤情？如果有冤情，你只管往前走。”于是派人跟随它。牛走到一家私屠牛的屠户家便停下了。公查获私自屠牛的人，严厉惩罚他，并用自己的钱赎回那头牛，同时进一步严令禁止私自宰杀牲畜。众人都说公有如神明一般的治理。湘乡邻近武冈、宝庆，猺獠发生叛乱，朝廷连年出兵讨伐，军队和使者都要经过湘乡。公督运粮饷十多万石，营造办理军器也以数万计。湘乡不在驿道上，没有驿站接待，舟船又无法通行，转运供给的费用全都取自百姓。公征收安排得当，没有扰民便把事情办成；不足之处，他捐出俸钱三千缗帮助补足，所以百姓虽然劳苦却不怨恨。大军讨伐贼寇时，不能熟悉山川险要，因此长期没有成功。公招募勇敢而熟悉武艺、了解溪洞地势的人，帮助官军作战，屡次立功。又命令大户组织民兵，在险要关塞驻守，百姓因此得以安心。下令让鳏寡孤独者住进养济院，但养济院已经十分破败。公重新加以整顿修治，又新建捕盗司、宾馆、迎恩亭；神祠、佛寺中应当修理的，也都替它们翻新。又整修胜桥、广济桥、虞塘桥三座石桥，全部修缮完好。这些工程尤其庞大，但公能够使百姓出于义心，所以百姓乐意赶来做事并完成工程。当地风俗拘泥于阴阳家的说法，亲人死后有的三四代还不下葬。公与百姓约定，限定六十日内都必须下葬；不下葬的，按不孝论处。长期停放的灵柩得以入土的有两千多具。至于客使在本州停留而无法安葬的，公就替他们选择墓地埋葬。赏赐高龄老人丝帛时，必定亲自挑选厚实的丝织品，当面授予，使他们真正得到实惠。公在湘乡三年，信义已经彰明，威严和恩惠都很显著，教化普及而风俗受到感化，社会变成礼让之俗。倡优绝迹，道路上没有行乞的人。凶恶顽劣之徒互相劝戒，渐渐习惯于善良，说：“如果我做了坏事，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王公呢？”龚珏有隐而未显的德行，仇演有孝行，都上表报告朝廷。降雨、晴天、风灾、火灾，有祈祷便有应验，又多次出现灵芝这样的祥瑞。进入湘乡境内，百姓的情绪舒展和谐，呈现出安乐兴盛的风气。因此，他的政绩在湖南各郡中最为突出，到了七十岁便请求退休。士人和百姓一起向大府申诉，希望挽留公不要离开；每天有一千多锾的人聚集在道路上。宪司、帅司两府都挽留公，一定要等到公答应才让他离去。公因此勉强留任。第二年庚寅年，公坚决辞职归乡。百姓攀附挽留，挤满道路，哭喊着送别，并相继为公建立了三十多所生祠。又把大夫、士人所作的颂歌编集起来，刊刻在木板上，名为《甘棠集》；把百姓所仰慕思念的话刻在石碑上，名为《遗爱碑》。公向东归乡以后，每天在家乡的林园中悠然闲游。正值时局多难，行省奉承制起用公，代理建德路总管府治中，敦促逼迫他赴任，不许推辞躲避。但当时有代理郡守的人正专权自用，势力彼此不相上下，便编造耸人听闻的话来中伤公。幸赖省臣辨明诬陷，事情才得以解决。然而公最终因病死在杭州的寓舍。朝廷授公中宪大夫、佥庸田司事致仕，诏命下达时公已经来不及等到了。公生于至元戊寅年二月十九日，死于至正癸巳年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六岁。当月二十七日归葬于建德县西青山原野。公身材魁梧，衣冠伟岸，刚正之气常显现在言辞和神色之间。待人接物始终诚恳恭敬，没有丝毫间隔；操守廉洁正直，家门前没有私下求见的人。在湘乡任职时，有两口官塘的渔利归州守所有，公说：“官府的利益难道可以私下使用吗？”斥退来人，不肯接受。因此谈论他的人说，他像朱丝一样正直，像玉壶一样清白。居家奉行祭祀，完全遵守朱氏《家礼》；侍奉母亲，极尽孝道。教育他的儿子，都使他们有学问、有文章。公的正妻方氏，封恭人。儿子五人：渊、用、止、善、建中；寿康、尚雄。女儿五人，分别嫁姚至能、吴升、齐唐卿、姚昂、朱元泽、马元达。孙子十四人：穑、稠、穆、秉、廪、积、谷、颖、穥、穉、秩、穟、穜、程；孙女九人。公出生于有文献传家的家庭，早年便以才华显露于世，逐级升迁，获得俸禄官位，到了任职之处都留下声名和奇异政绩。晚年专门承担治理百姓、守护地方的重任，能够把所学施用于政事。从他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以礼义作为治理根本来看，即使古代的循吏如治理蜀地的文翁、治理渤海的韩延寿，又怎么能超过他呢？公去世并下葬后，关于世系、官职、仕历和政绩的详细情况，还来不及刊载。建中把这些告诉王祎说：“先人能够不朽的，只有寄托在文字上。现在若不设法记载，恐怕最终湮没。难道没有别人吗？因为只有您合适。”王祎推辞不得，于是摘取事实，完整写下，姑且等待著述家采择编次。故护军、缙云郡伯胡公行述

译公名深，字仲渊，姓胡，祖先出自汉代安定郡。宋初有名栋的人，从润州丹阳迁到处州龙泉，于是定居在那里。栋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竦，竦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录事护军松年。松年生乡贡进士应辰，应辰生温州乐清县令护，应生江南西路兵马都监见大；见大就是公的曾祖父。祖父名堂，祖母李氏；父亲名钲，元朝任征东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母亲赵氏。公生来具有奇异的资质，读书看过一遍就能背诵。员外府君早年在京师任职，公刚十岁时，继母夫人与赵夫人相继去世。公侍奉祖父，抚养幼弟，在艰难困苦中刻苦自立，而学业也日益进步。提笔作文，几百字可以立即写成。二十岁时游学京师，正好员外府君在高丽任职，于是前往探望。过了很久，员外府君去世，而继母实生的弟弟海年纪还小。公哭着对海说：“上天降祸给我家，父亲把我们这些孤儿丢在万里之外。如今我奉父亲的灵柩南还，你留在这里侍奉母亲，日后我一定再来迎接母亲和你。”船行了一天，停泊在大崖下面，夜里梦见一位老人对他说：“这座山崖将要崩塌，应当赶快躲避。” 他惊醒后赶紧催促移船。不一会儿，大风暴雨来到，山崖果然崩塌，坠入水中的声音如同万雷轰鸣，人们说这是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回去安葬父亲后，他便在墓旁搭庐守墓，把诸子百家、天官地志、兵法谋略、医药、术数卜筮以及佛教道教的书籍全都取来研究。然而他在医学方面尤其精通，常说：“处于困穷地位、身在下层的人，不能惠及万物；只有行医才可能救济别人。”于是开设药店，城中有人因疾病来告知病情，他总是给药，从不和他们计算药价。至正壬辰年，江淮开始骚动，盗贼蔓延到闽浙之间，从建州的浦城、松溪进入龙泉。公叹息说：“浙水以东的地气已经显出凶象，百姓无所依赖，灾祸将要降临了。”于是召集乡民共同谋划守御，在湖山结寨。当时处州境内百姓互相牵连成为盗贼，江浙行省调遣万户舒穆噜宜孙驻守处州，征召公参与谋划军事。两人一见面就像平生旧交，舒穆噜公高兴地说：“我的事情成功了。胡公的谋略如今无人能比，区区小贼不足以平定。”随即下令所属各县招募壮士为军，十天之间在竹口招得数千人，又向贼人传檄说：“你们都是良民，只因受到牵连误入歧途才作乱，放下武器就仍然是良民。” 贼人中相互传话说：“胡先生是个长者，他不会欺骗我们，为什么不归顺他呢？”于是全都烧毁武器器械，相继袒露上身前来请罪。公一概用恩德安抚他们，其余盗寇也相继平定。甲午年二月，舒穆噜公回到临海，公也回到湖山隐居。三月，温州守军韩虎、陈安国杀害主帅，占据城池叛乱。行省命宣慰使恩宁普讨伐他们，途中经过处州，征召公谋划事务。公与他谈论后意见相合，军事事务请公参与谋划。公说：“铲除暴乱是为了救民。如今温州城叛乱的只是少数一两个人，如果攻破城池，玉石俱焚，百姓怎么办？这件事应当用计取胜，不可以用武力强攻。”于是派能言善辩的人入城劝说叛党：“韩虎、陈安国悖逆作乱，如今王师前来讨伐，大军从四面会合，早晚就要攻城，即使城池坚固如金汤也没有不能攻破的。你们为什么替贼人守城，自取粉身碎骨呢？如今将军念你们无辜，不忍立即加兵；你们如果能够离开叛逆、归顺朝廷，全部可以得到赦免。如果一味作恶而不悔改，城池一旦攻破，后悔也来不及了。”叛党听到后，都相对哭泣说：“我们自己料想都只是早晚成为鬼魂的人，如今将军竟为我们打开了一条生路，哪里敢不听命。” 六月，叛党果然杀死韩虎等人，以城投降。温州临海，百姓以捕鱼为业。当时城门关闭了三个月，百姓非常贫困，公立即请求发放粮食赈济。凡有不便于民的事情，都替他们更改废除，百姓欢声载道说：“我们百姓若早些见到胡先生，哪里会颠沛到这种地步呢？”恩宁普公想把公的功劳上报朝廷，公辞谢说：“幸而遇到明公把我当作知己，能够尽到微薄之力，心愿已经满足了，还要什么功劳呢？”不久，恩宁普公以行省参政身份统率军队，再次征召公一同出征，军务无论大小都交给他处理，对他的信任更加深厚。丙子年六月，青田的潘惟贤、华仲贤聚众作乱，声称要攻打龙泉县，县长官听到风声逃走，贼人于是焚烧县衙。公的老师说：“王先生应当和门下弟子集合义兵把他们击退。”县长官和乡里的恶少年嫉恨王先生的功劳，于是杀害了王先生。公当时在番昜，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回，对同门朋友说：“从前毛术能够替老师报仇，我们这些人难道反而不能吗？”于是带兵逮捕杀害王先生的人，把他们全部杀掉，随即转而处理青田事务；丽水的浮云、泉溪盗贼也同时兴起。丁酉年春，缙云黄村、松阳白岩、遂昌大社的无籍百姓全都成为盗贼，势力相互连结，无法遏制。行省丞相喀喇公奉承制令，任命舒穆噜公为行枢密院判官，分设行院镇守处州。到任后，立即暂授公为本院行军都事，统领军队讨伐叛乱。九月，攻打泉溪贼寨，平定了它。十一月，又平定浮云。戊戌年正月，白岩贼人来投降。五月，缙云贼人也被平定。八月，移军攻打遂昌，贼首周天觉、方友元倾巢出动迎战。公望见他们，笑着说：“这不是上天把他们送给我吗？如果让贼人固守巢穴，就不容易立即消灭；今天他们出来送死，必定完了。”于是分派各营将校，用正兵与贼交战，用奇兵从左右两翼夹击；另派游军进入山中搜索他们埋伏藏匿之处。交战时，贼人三面受击，大败，斩首数千级，生擒八百人，俘获方友元，将他斩首示众。乘胜直捣大社，周天觉投降，于是撤军。己亥年秋，出兵讨伐青田贼党金德安，诛杀潘惟贤兄弟后，金德安投降。于是处州境内各处盗贼全部平定。此前，元军攻取浙东衢州、婺州，攻下之后，唯独处州由舒穆噜公守卫，不肯投降。这年冬天，当今皇帝派佥枢密院事胡大海从小路攻取处州。

译舒穆噜公出战失利，大军于是进入城中，又分兵攻取所属尚未归附的县。公当时以代理元帅身份统领龙泉、庆元、松阳、遂昌四县军队，想关闭关隘进行拒守。四县士人百姓都向公请求，愿意归附以保全百姓生命，并说：“公治理军队十年，辛劳已经够多了，而朝廷却没有听说赏赐您一官半职。国家辜负了公，公又何曾辜负国家呢？”公知道时局已经无可挽回，不得已亲自去见胡公，四县因此得以不遭战祸。皇帝一向听说公的名声，驿传召他到南京，以特殊礼遇接待。过了不久，升任中书省左司员外郎。皇帝每天与公讨论天下大事，公有所言，皇帝没有不称善的。庚子年秋，命公察看龙湾、虎口的地势，修筑两座城来保卫京师，工程没有烦扰百姓而事情便办成了。辛丑年秋，有诏命公回到处州，召集原来所属的将校士卒，随军西征。壬寅年春，跟随皇帝平定江西，皇帝命公以亲军指挥身份统兵守卫吉安，防备浙东苗军叛乱。婺州守将已经被杀，庆城也被苗军占据。皇帝命公带领所属军队奔驰回去收复处州城。到达时，城已经收复，于是授公浙东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总制处州军民事务。当时山贼乘苗军叛乱之机，常常偷偷发动，公根据各地情况招抚捕捉，凡首恶全都诛杀。此时守兵仍然单薄，公招募后得到精兵一万多人。军队所需粮饷虽然取给于百姓，但百姓平素受到他的恩惠，都乐意输送，不敢延误期限。江西各地都食用浙东盐，而有关官员抽取十分之二，商贩因此几乎断绝。公请求改为抽取二十分之一，获准后贩运才重新畅通，军需也因此得到供应。癸卯年春，诸暨守将谢再兴据城叛乱，军队进犯东阳，平章李公将其击退。公带兵前往救援，趁机建议说：“诸暨是浙东的屏障，诸暨守不住，衢州、婺州也就无法支撑了。”于是测量地势，在距诸暨五十里的五指岩下另筑一城，不到十天就建成，楼橹、壕沟、栅栏无不齐备。皇帝听说诸暨叛乱，派使者商议另筑城池防守的办法；使者到时，城池已经完工，皇帝赞叹赏识不已。不久，浙西将领李贞大举入侵，号称六十万兵力，驻扎在城下；城池坚固无法攻克，便撤兵离去。皇帝念及公筑城的功劳，派人赐给他名马。青田庐茨一带与福建接壤，当地人一向强悍，依仗地势险恶，屡次叛乱又屡次归服。到这时，他们乘我军在外，再次作乱；公回师带兵直抵其地，把二十年来逃避诛杀的贼徒全部消灭，人人都感到痛快。甲辰年秋，温州方明善攻取平阳；当时平阳已经归我方所有，公派偏师将其收复，并收复瑞安被侵占的土地，随后亲自统领大军进攻温州。方明善处境窘迫，于是与叔父方国珍商议，献纳每年三万两白银等贡物，请求公撤军。公于是入朝觐见，皇帝想立即重用他，但公以边境尚未安宁为由，希望回到外地守边来效力。当时皇帝已经即王位，于是授公王府护军，仍总制处州等翼。辞别皇帝时，皇帝告诉他说：“等闽浙都平定了，再召你回中书省。”乙巳年春，福建陈有定来侵扰边境，公率军前去征讨，随即攻取建州浦城。不久，建州崇安、建阳二县也都攻下。皇帝派使者赐给他御用名马，将士们按等级得到奖赏慰劳。建州守将阮德柔率四万兵屯驻锦江，实际上出现在我军后方；公回军攻击，攻破他的两个营栅。陈有定大为恐惧，率全部精锐包围我军营地。公冲入敌阵与之决战，战马跌倒，因而被擒。陈有定俘获公后，对他十分礼遇；公于是详细说明主上圣明、四海归心、群雄乐意为其效力，并援引窦融归汉的故事来动摇他的心意。陈有定起初并无加害公的意图，但元朝使者到来督促逼迫，公最终在福州遇害，享年五十二岁。死讯传来，皇帝悲痛哀悼不已，派使者到他家中祭奠，命中书省商议增加抚恤典礼，追封缙云郡伯；有爵位而没有相应阶品，官职、勋位方面，主管机构的制度还不完备。公天资聪颖，智慧见识超过常人；对于各种技艺，不学便罢，一经学习没有不达到精深境界的。他性情豪迈，喜欢施舍资助；贤士大夫中有贫困缺乏的，便倾尽钱囊赠送给他们，从不吝惜。他治理家乡郡县共五年，驾驭百姓始终宽厚；用兵十多年，从未杀害一个士卒，恩惠留在人们心中很多，所以他去世时，听闻的人没有不流泪的。乡人为他建立祠堂祭祀。公的原配项氏比他早五年去世，生有两个儿子：长子祯，如今任宣武将军、佥处州卫指挥司事；次子杞；女儿一人，嫁同乡章存厚。继室杨氏，是故中书左司郎中元杲的妹妹。公去世两年后，祯等刻木制成他的像，备好衣冠安葬，实际附葬在围原祖坟旁边。元军攻取福建并俘获陈有定后，将他送到京师，皇帝命祯把陈有定脔割其肉来祭公。王祎有幸与公交往二十年，知道他学问渊博、才华充足，慨然有建立功名的志向。只是遭逢末世，来不及建立功业。等到他已经结交并知遇于真正的君主，本来差不多可以凭功业显现自己的才能了。可是上天没有怜悯他，没能让他完成才能的施展，来实现他想做的事业，难道不是他的命运吗？公应当由太常议定谥号，在国史中立传，并在墓道刻立铭文。然而行状长久以来一直未能写成，于是桢前来请求我，我在情义上不能推辞，谨慎地搜集摘取他一生的大概事实，真实地写下这些内容。虽然不能充分发挥公的颖悟见识和深远谋略，希望还不至于成为有愧于公的言辞。《王忠文集》卷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二十三 明代王祎撰 哀辞 《陈仲晋哀辞》〔并序〕 仲晋姓陈，名溍，仲晋是他的字。他的先祖是赵州普宁人。五世祖陈忠，私下谥为茂行先生。四世祖陈安，赠资德大夫，在金朝时都没有出仕。进入本朝后，直到忠定公陈天祐、文忠公陈天祥兄弟出仕，家族才显赫起来。忠定公是仲晋的曾祖父。祖父陈防任芍陂屯田万户，父亲陈思让德行深藏而不显；堂伯父陈思谦如今任淮西肃政廉访使。家族自屯田官任职于衢州后，便留居在那里，所以仲晋如今家在衢州龙游。仲晋年轻时英俊聪敏，读书善于记诵。十九岁时，按照惯例进入国子学，成为学生。学满年限、积分列入优等后，本当脱去布衣授官。广平王丞相开设监修国史府时，仲晋经推举选拔任掾史。广平王罢相后，仲晋调任宣政院掾史。不久，宰相听说他的才华，提拔为中书省掾史。法令规定，凡以平民身份担任一品官府掾史的人，都要任职九十个月才能获得七品官；如果转任中书省掾史出身，则可以获得六品官。仲晋任职月份已经够数，到了八十个月时，不幸突然患病去世。他于至正十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三十七岁。此前，仲晋在宣政院任职时，跟随帝师到五台山，因当地风土不适而患上虚弱的疾病。第二年进入京师，随从皇帝上京，往来奔劳，疾病更加严重。回到京师后，病情稍有缓解。宰臣催促他起身办理政务，但仲晋所掌管的案件中有重大案件。案件办成后，他抱着完整的案卷到堂上禀报，从早到晚，身体实在不能承受；回到寓所，病势加剧，终于一病不起。仲晋操守廉洁耿介，家中向来贫寒，又长久患病；死后，袋中没有留下钱财。中书省援引旧例，发钱作为丧礼。同舍的朋友又共同凑钱，这才买得棺材收殓他，然后把灵柩送回南方。唉，这实在太令人悲哀了！起初我在钱塘认识仲晋时，一见面就像平生好友一样欢洽。后来我们一同客居京师，感情更加深厚，每次相见总要谈论一整天，把心里的话全部倾吐出来，情谊如同骨肉亲人。然而仲晋为人洒脱，不设置隔阂，他同别人交往也都是这样，并不是只对我如此。今年春天，我将要南归，前去向仲晋告别，惊异地发现他的形神已经消耗得非常厉害，心中因此惊惧，确实担忧他一定会死。我南归不久，就听说仲晋果然死了。凭仲晋这样的才华和美质，假如能够有所成就、施展自己的志向，本来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可是上天却让他止步于此。唉，这实在是令人悲哀啊！仲晋没有成年儿子，只有弟弟濬，字仲深，也同我友善，因此我写下哀辞寄托我的哀痛，用来安慰仲晋，也留给仲深。词说：唉，仲晋，回来吧！衢州城上，水清澈，土地也温暖。你家三代居住在这里啊，有房屋，也有祖坟。有父母在堂上，盼望你显达荣耀，能让他们亲眼看到。你如今死了，谁来继承你的后代？奉养两位老人，谁又能不死呢？哀悼你的死亡，实在令人叹息！你安葬的地方很好啊，九轨宽的道路，却摧折了你的车辕。你的棺椁内外衣衾都已备好，正要舍弃未完成的祭享，却突然被阻断而折损；那上天为什么这样不仁？并不是上天不仁啊，困穷、显达、长寿、夭折，都取决于命运。宰臣悼念你，朋友们思念你，赠送的钱财很多啊，把你的灵柩送回衢州城边。你如果有知觉啊，就顺从你的命运，心中不要有怨恨。唉，仲晋，回来吧！你家有房屋、有坟墓，足以安顿你的魂灵。王处士哀辞（并序） 遂昌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名叫乐天处士王君，号鉴翁，字子明。他天性纯厚平和，风度才识俊美丰茂；外表谦冲退让而没有过失，内心深沉旷达而宽容有度。他操守崇尚刚正坚贞，治学致力于敦厚实际。胸怀志向，积蓄学业，却不追逐功名。他闭藏踪迹、消去声名，甘愿在山林丘壑中终老。一生始终坚持同一操守，确实值得观瞻。当初，王君的祖父曾创办义学，使乡里受到教化。仁厚的恩泽流传不息。到了王君，又更加继承先人的志向，致力于推行恩惠利益，使全乡都得到好处。凡乡里人，都佩服他的言行；遇到不能决断的事情，一定来请他裁断。听到他一句话，没有不惭愧悔悟的。他的母亲患病，药物不能奏效。王君向北辰神明露天祈祷，割下自己的股肉与粥调和后进献，母亲的病因此痊愈。他幼年丧父，由排行最小的哥哥把他抚养教育得十分周到。王君侍奉哥哥如同侍奉父亲。他的孝顺友爱在家庭中显著，以诚信道义感化乡里。大致这类事迹，平心考察他的行为，可以说是有德的君子了。王君去世时，两个儿子滋、浚能够依礼安葬他。太史宋濂先生确实为他撰写了墓铭。浚又向我征求文字。从前眉山苏明允去世，他的儿子苏轼、苏辙既请欧阳公作铭，又托付友人曾巩为他作辞，说道：“铭是用来放入墓穴之中的，辞是用来表彰在墓上的。” 我同浚有朋友的情谊，不敢推辞，于是写下这篇辞来哀悼他。关于他的世系和事迹，铭文中已经详尽记载，我不再重复。辞说：括苍山群峰重叠，山岭复山岭，直摩苍穹；山势蜿蜒，雄伟广大，孕育灵气，蓄积和气，纯厚而融和，孕育出英才，像精良的金和坚劲的铁藏在熔炉中。少微星垂现天象，光彩闪耀，上下贯通光芒，气象纠结。于是伟大的人物生于其中。啊，处士王君，天资极其美好，器量极其宏大；精神完足，志意舒展，内心刚直，外表谦冲。他压抑锋芒而不振作于世，并不是世道不用他，而是时运不逢、环境闭塞；于是保全本真，安享天性，也安于自己的困穷。他既孝顺又友爱，既诚信又重义，德行通达于家庭和国家，这也就是施行政教，难道一定要有智慧的名声和勇武的功业吗？古代的那些人，无论大丘、少室、将母、同轨，都成为后世的典范，使世俗受到教化；或许可以长久承继美好的风气，却还没有活到期颐之年，为什么因一场疾病便突然长逝？可叹乡里之人，怀念他的仁德，今后将跟随谁呢？白云寥落，青山寂静，徒然留下他的仪范。呜呼，悲哀啊！辞不多写，以此献上我的悲痛。汪元明哀辞（并序）

译唉！元明名祎，姓汪，世代居住在金华，是我的朋友。他四十八岁时，不幸在至正十二年二月十八日患病去世。元明比我年长十七岁，我十九岁时认识元明，一见面便结为忘年之交。当时我正热心写文章，元明常对我说：“凭你的才华，应当有所成就；但涵养的功夫还没有达到，文章不可以只是徒然写作。”我心中暗自佩服他的话，却不能照着做。后来我奔走四方，不能同元明经常相见；一旦相见，必定彼此拿文章比较长短，直到把话全说尽才停止。那时我正打算借助元明这位益友，达到成就，可谁知他竟突然止步于此呢？唉！我看读书人的困穷，没有像元明这样厉害的。元明早年丧父，家贫无法自存，只得学习异流的低贱技艺来谋食；后来又重重激励自己，刻苦求学，学业有成后便开门授徒，靠收取束修作为每年的生活费用。他的弟弟尤其贫困，元明有了收入必定分给弟弟；而且他还是邢家的赘婿，邢家的老人都仰赖他供养，平常连稀粥有时也接不上，他却始终安然处之。他死后，家中没有一文钱，棺材和安葬的一切事情，都是朋友替他办理的。他有一个儿子，刚满两岁，朋友们又替他卖掉所有的山地，得到钱后买了五亩田，给他的妻子用来供养孩子。唉！读书人的困穷，没有像我的元明这样的了。起初元明向文懿许先生学习经学，人们本来就已经知道元明。后来他又带着书信拜访当时的侍讲黄公、故修撰张公，进入他们的门下；等到待制余公持宪节巡行浙东时，看见元明所作的文章，尤其加以奖誉。由此元明的名声在士大夫之间传播开来，向他求文的人很多。元明也因能够显露自己的才华而感到高兴，于是借此发挥胸中积蓄；但也颇因此而自负，同人辩论时一定要别人接受他的说法才罢休，稍有不合，便表现在神色言辞上，而他自负的原因，有时别人未必能够了解。大概正因为他修养勤苦，所以文章能够为世人所称道；正因为他的见解确实坚定，所以他的学说没有什么能使人屈服于别人。世人了解元明的人，对他期望很高，谁知他竟突然止步于此呢？唉！读书人的困穷没有像元明的，而能够卓然自立、显名于世的，也没有像元明的。我先为元明的困穷而悲伤，又担心他后来湮没无闻，因此作辞哀悼他。辞说：常说困穷反而通达，这是天理的常规。为什么你的一生，竟终于困穷？世上的人，没有不遇到机遇的：官爵荣耀显达，财物又丰盛；车马众多，饮食有牛羊；姬妾侍女排列满屋，子孙满堂；举止从容，欢欣快乐，既长寿又健康。那是什么人，享受这样的福庆？为什么你的困穷，竟一点也没有通达？妻子儿女饥饿，肚腹有时不能吃饱；志愿坎坷，终身惶惶不安。有人说以道为荣耀，以求学为荣；文章极其出色，又有声名。身体虽然困穷，但留下的名声却长存。拿这个同那些人相比，那些人的富贵仍像秕糠一样。造物主的施予，谁说不公平？唉，悲哀啊！你已经去世。朋友们迟迟等待你，叹息你不能显扬。交游日渐凋零，我将跟随谁呢？涌溪的水啊，浩浩荡荡地流淌。人们思念你，什么时候才会忘记呢？卫处士诔词（并序） 至正十四年四月九日，华亭卫处士名德嘉，字立礼，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在去世当月二十九日，安葬于集贤乡余山的原野。处士去世前一个月，曾对两个儿子说：“死生如昼夜的道理，是我平素所知道的。四月九日晚上，我大概就要离世了。”不久果然如此。乡里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全都为他叹息流泪，说：“处士是厚德的君子，如今竟然亡故了吗？”处士出生于名门，凭借美好的资质，具有温厚恭敬的德行和周全通达的才干，却深深自我保守，不喜欢出仕求进。起初，左丞郝公曾经推荐选拔他，征召他充任从事；宣慰罗公又加以荐举，任命他为儒学官，他都以奉养双亲为由推辞不就。后来都水任公是他的岳父，让他任职于各曹属的属官，他却说：“出仕取得俸禄，是为了奉养父母。如今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还做这种事吗？”于是他把才华蕴藏起来，把德行抱持在内，不再施展；亲自整理文献，对上继承并光大先世的美德，对下把丰厚的基业留给后代。善始善终，俨然成为乡邦所仰望的人。孔子所谓吉人、孟子所谓善士，处士都具备。唉！像处士这样的人，确实是厚德的君子啊。处士活着时既没有爵位，死后如果又没有什么能够使他的幽冥之处显扬，那么行善的人将从哪里得到劝勉？因此我叙述他的私德，为他作诔。辞说：卫氏以国名为姓，其宗族世代相承；华亭这一支，是从汴地迁来的。最初迁来的是谁？自宋建炎年间起，有一位名叫侨的人，确实做过王官。他的儿子名宗武，接连高升，官至朝散，分掌符节出任外藩。朝散有个儿子，就是谦。象数之学，他造诣精微玄妙。值今熙朝，世代享受俸禄，恩泽更加延续。曾任永嘉别驾，仍然声誉卓著。福泽流传，恩惠积累，承继余庆，正应当有贤者。于是生下处士，余庆绵延不绝，多么美好啊！处士在名门中孕育成长，资质厚重而聪颖早慧，天性善良纯厚。六艺之书、诸子百家的言论，他咀嚼其中精华，探入其根源，旁搜博览，尽情涵泳；不寄托于辞章，不巧意雕琢，而是反求于自身，于是德行完备。内心方正而端庄，恭敬而能严肃；外表和顺而周全，不偏执徇私。像没有瑕疵的玉，不必雕刻剜削；像最和谐的声音，不急切也不滞涩。把这种德行推及家庭，伦理秩序灿然分明：以孝侍奉双亲，以敬奉祀祖先，早晚使父母温暖凉爽，按时进献甘美食物。四时祭祀，哀思充分表达。夫妻之间、内室之中，庄肃得像宾客相对，行礼从不失误。友爱两个弟弟，情意深厚；抚养侄子，教导他们成人；又扩大施惠范围，以庇护宗族姻亲。又把这种德行推及乡里，恩惠公平普遍；遇到灾害，严重疫病和严重饥荒，都竭尽力量救济困苦。他的道义庄重深厚，他的仁德和蔼广博；仁风义声，洋洋传播，在乡邦中震动，在里巷间熏染流布。这位处士，德行纯粹；修养自身、操持品行，勤勉谨慎，上不愧于天，下内心没有遗憾。全城万户共同仰望他，把他看作蓍草和龟甲一样可以占决吉凶的人，也看作国家的栋梁，是善类所依靠的人。人们以为他将活到百年，谁知很快便沉沦而亡，谁不感到痛心酸楚？呜呼，悲哀啊！君子的德行，自古以来就难以具备，何况到了今天，风俗日益浮薄轻佻，夸张谄媚成为习惯，争夺利益、攫取权势；没有君子，谁来纠正并使人敦厚？唉！处士属于古代三代那样的人民，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他美好的德行怎么会泯灭呢？为他的事迹作诔、议定谥号，是古代遵循的道理。我私下叙述其大略，把这些话陈述出来，所有志同道合的人，尚请鉴察这篇文字。务光先生张君诔辞（并序）

译古代的君子，出仕而为世所用，天下便受到兼善的恩泽；退居而著书立言，后世便得到他私下留下的嘉惠。他们的操守虽然不同，志向却是一致的，都是尽心于学问、信奉道义并施及万物，因此成为仁者。临海有一位务光先生张君，学问深厚充实，志向贞正明亮，采撷儒林中的英才，摘取文艺园圃中的芳华。他从壮年起就有意于当世，恰逢诏令征求直言；当时世事多故，于是采集国家的利弊，斟酌古今的权宜，撰成《政事书》，准备到朝廷献给君主和宰相，但事情未能实行，志向也未能充分实现。于是居住乡里，阐明教化，开门授徒，前来执经受业的都是英才，讲习经学没有一天空缺。他的学术大体以伊洛之学为根本，上接洙泗之学，纯正而不驳杂，可信而有依据。于是把自己躬行实践、心得体会的余绪，寄托在逐字分析、条分缕析的篇章句子中。著有《言志录》《六艺编》《世运略》等书，共三十八篇，都辨析义理精微详尽，论说事情明白畅达；鄙薄王通续经的僭妄浅陋，也揭示扬雄墨守玄学的讥讽确有道理。这些著作足以自成一家，永远流传千载。唉！先生守持道德而不改变，虽然在当世有所龃龉，但立言可以不朽，确实能给后世带来利益。说他无愧于古代君子，不是这样吗？从前学士大夫去世，礼制重视为死者饰终，请求谥号、撰作诔文，都有固定的典章。先生去世后，学者们既然依据他自己取的号称他为务光，而诔文还没有辞句，就无法核实事实、彰扬美德，按礼制说是有所缺失。因此追述并补写这些内容。他的辞说：唉！先生确实是古代的君子，以恭敬来制约内心，以礼来整饬自身。在学苑中扬名，在儒林中振拔。卓越的操守可作世人的规范，贞正的谋略可作风俗的准则。志向虽在当世，义理上岂肯苟且出仕？铲除浮华而不炫耀，收敛锋芒而自守。乡邦归于敬重，君主和公卿也谦让地称美他。前来求学的门徒，受到他的教化，如同及时雨普降。学业崇尚六艺，学术旁通百家。于是道德声誉日益茂盛，德行履践更加隆盛。义理由于心意融会而明白，行为从亲身实践而来。把学问的余绪推演出来，寄托在语言文字之中。搜集散佚的经文，网罗遗失的史事；揭发隐秘的要旨，剖析幽微的端绪。著成各种书籍，家家可以列藏，门门可以树立。感叹古籍残篇难以寻觅，却不敢妄自续成经书。最终勒成一家之言，传示千秋万代。迎接先哲，等待后圣。唉！先生的成就越发伟大。感叹世上的人，谁能不死？死后有不朽之处，是因为立言美善。美好的声名长存于世，哪里会有穷尽？唉！先生如今已经逝去了。临终更换寝席，完整归于本真；入棺安葬，死亡得其正。仪范很快远去，但留下的嘉惠仍然深厚。后来的年轻人，将依靠谁呢？和蔼的教诲和思泽，如果没有文章便无法记载。借此洗濯其幽潜，彰明其光辉。希望这篇辞文无愧，恭敬地献上哀诔。祭文 谕龙文（并序） 东阳县西部边地有一座石潭，在崇山之上，相传有龙居住在那里。凡是从其中出来的蛇、虺、蚖、黾、蜥蜴，人们都说是龙。至正十三年夏天，大旱，县民一同到潭下祈祷。不久龙出现了，出现后却不下雨，仍旧如此。乌伤王祎说：“有知觉的动物，应当没有比龙更灵的。龙之所以灵，是因为它能够降雨。龙不能降雨，就失去了自己的职责，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能称为灵了。我怜悯这些百姓无处申诉，而龙失职，没有灵性可言，实在应当获罪。”于是写了文章，叫人投入潭中，用来告诫它。龙如果有知觉，希望它能够受到激发。文章说：百姓能够生存啊，命运系于上天。上天养育百姓啊，首先要使他们有粮食。雨水有时降下啊，一年才会有收成。年成不能丰登啊，百姓的食物就会艰难。今年这场旱灾啊，究竟是谁造成的？我追究它的缘由啊，难道是龙的过错？龙的灵异啊，在幽玄之间神奇变化，凭借力量凌驾八方，在九重深渊中奋迅飞腾。让飞廉驾车啊，挟带丰隆一前一后。给天下降雨啊，不到一个早晨便能完成，功劳没有什么可以用言语称述。如今这场旱灾啊，难道你这条龙没有听见？即使听见了却不降雨啊，又究竟是什么心意？茂盛的禾苗啊，遍布郊野原野。百姓嗷嗷待哺啊，粮食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禾苗枯槁将要尽毁啊，每天都化为尘土。大命将要临头啊，可怜我们这些百姓。上帝喜爱生灵啊，覆盖下界正是仁德。至仁所覆盖的地方啊，生机全都到来。夭折、灾害、疾病和疫病啊，怎么能总是降临到这些下民身上？你这条龙为什么啊，把百姓看作怨仇？拒绝上帝的命令啊，使雨水壅塞阻滞而不能下达。以忍耐自持啊，懈怠而自我安逸。赫赫上帝啊，他的鉴察极其明白。如果知道了你的罪过啊，一定会严加惩罚。上天的愤怒和人的怨恨啊，都聚集在你身上。你这条龙如果确实有灵啊，为什么不在今天悔悟？祭胡侍郎文 至正十二年，岁次壬辰，三月初一日为乙巳日，过十五日己未日，乡里后辈王藻、傅时中、王祎、陈友孚等，谨以清酒和众多祭品的祭奠，来到宋代故兵部侍郎致仕胡公的墓前祭告：公在宋初时显著地考中科第，婺州有进士，是从公开始的。十次执掌州郡符印，六次持节出使，选曹、计省等职务，没有不曾任职的。晚年以从官身份保全自身而退，有功有德，大大庇护了这里的百姓。死后成为明神，光辉神灵显赫；两浙境内，庙宇相望，家家祝祷，户户祭祀，无论远近都没有间断。何况钱塘是公过去守护的地方，如今这里成为公的墓穴，是形骸魂魄归宿之处；墓域高大稳固，谁不爱护敬仰？婺州人拜扫祭墓，每年都有固定礼典，适逢寒食节，大家聚集到墓下，薄薄献上一杯祭酒，以表达仰慕思念。希望公的神灵保佑乡土，历年累代绵延不绝；后来者前来瞻仰、崇敬。尚请享用祭品。祭黄侍讲先生 至正十七年，岁次丁酉，闰九月初一日为壬寅日，过十七日戊午日，门人金涓、屠性、宋濂、王祎、朱濂、傅藻等，谨以清酒和众多祭品的祭奠，来到元代故侍讲、修史先生黄公的灵前祭告。唉！人物和文章，有盛有衰；其中所关系的，想来是由天意决定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造成。过去唐宋时期，韩愈、欧阳修的出现，确实处在文运兴盛的时代；当时刘禹锡、柳宗元、苏轼、曾巩相继并起，使当世文治的巍然盛况更加高耸。等到他们去世以后，文章便衰落了，君子也由此验证世运的推移。国家兴隆时，元气混合，日月星辰和五岳凝聚精华、结成光辉，钟灵毓秀而成为人物，显现在文章中；声律如黄钟倡导、六吕应和，规矩重叠，没有比这更盛的。到了至元、大德时期，众多博学大儒分布在朝廷，大体都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人才。祖宗造就人才的时间已经很久，等到延祐设置科举取士，人才兴盛，于是延续到今天。公正处于这个时代，在东南奋发而起，科举中显著夺魁，文章声名显赫，传遍四方。历任外地官职，晚年才升入京畿，掌管国子监，统领儒学机构，学者们一致尊奉他为宗师。

译当代文章的权柄，都归属于公，而公也不能苟且推辞、任意施展。如今皇上崇尚儒术，感慨思念老成之臣，认为有足以倚重辅佐的人；幸好公独自尚在，于是从公年老之后重新起用，在公尚未衰老之时任用他，掌管玉堂制诰，主持经筵讲学。职位尊贵而接近皇帝，皇上将倚赖他作为王道谋略的文饰、国家议论的蓍龟。天下人仰望他如同仰望韩愈、欧阳修，认为朝廷有人才，士人有依靠。公不久留任，坚决辞职归去，出仕、退处、进退取舍，都卓然无瑕。如今公已经去世，一代的人物和文章也就由此尽了。除了上天，还有谁能使它这样呢？我曾经切实论述过，公学问广博而操守简约，力量宏大而造诣精微，统一贯通圣贤真道，融会贯通义理奥妙；不张扬声色，承担此道而委曲周旋。因此表现在文章中，好比周朝廷的重器，圭璧、鼎、敦分置陈列，积蓄光彩而严肃地显示等级威仪；又好比汉朝廷的老吏，持守法令精审谨慎，援引经传和古事，来断决案件、解决疑难。人的性灵因他而得到舒展，天地造化因他而得到补益，圣贤经传因他而得到羽翼，古今事理因他而得到纲维。世人都知道公能够名闻当世，是因为这些；但究竟是什么使他达到这些成就，原本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知晓的。可叹公已不能再出现，斯文中尚未消亡的部分，几乎没有多少了。从前欧阳先生去世时，临川王公认为：“活着时在当时有声誉，死后在后世有流传，如果能够这样，就足够了，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如今公也确实如此。不朽之业既然已经具备，确实没有遗憾；但我们这些同道后辈悲伤哀悼、痛苦摧折，不能不发之于言。又有眉山苏公所说的：“上可以为天下悲恸，下也可以哭悼我的私情。”只是日月不停流逝，恰逢大葬的日期将至，谨献上微薄的一奠，用来宣泄哀痛。唉，悲哀啊！尚请享用祭品。祭蒋季高文 至正十七年，岁次丁酉，十月初一日为辛巳日，过七日丁丑日，朋友乌伤王祎谨以清酒和众多祭品的祭奠，来到亡友季高蒋君的灵前祭告。唉！季高竟然真的死了吗？不应当这么快就说他死亡离世。上天不仁，怎么忍心到了这种地步！起初听说你死了，人们实在不相信，说我的季高没有应当死亡的道理。如今竟然死了，谁不为你悲哀？唉！季高品行纯粹平和，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孝与悌都达到极致；对待族人和朋友，又诚实而守信。好比美玉，完全没有一点瑕疵。唉！季高学问精深而敏捷，广泛搜猎史书、探究经籍，旁通诸子百家，发而为文章，笔力十分雄健。好比神骏的马，只有奔逸，没有跌倒。人们都说季高一定能够成就远大事业，从寒微之地脱颖而出，显耀于当世。至于长寿，是常理；可是他享年刚刚二十九岁，竟因一场疾病便一病不起。唉！季高应当长寿却早夭，说上天一定有其道理，那么这个道理怎么能推究？上天难道不仁？又怎么忍心这样做！既然降给他才华，却不降给他长寿。有长寿又有才华，本来很少能兼得。把这两者比较起来，才华不如长寿。假使有才华却寿命短促、不能施展，哪里比得上有长寿而享受富贵？有长寿而没有才华，是常人的心愿。才华丰厚而寿命短促，人们便为之叹息怨恨。人的生命，是从上天禀受元气；这种元气的赋予，有厚有薄。所禀元气厚的人，获得长寿，所以寿命长。即使说有长寿，又有谁能够不死？你早夭而死，是因为禀受的元气薄。元气薄恰好被你禀受了，上天又有什么心意，偏偏单独使你薄弱？我看众人碌碌庸庸，和鸟兽混在一起，像草木一样一同腐朽，名声和身体一同消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即使长寿而死，也同没有活过一样。凡是这样的人，实际上是上天亏待了他们。谁能像你这样自立于世，承受丰厚的才华，学问品行都美好，声誉显明，死后仍有名声？虽然说你早夭，却还不算真正死去。上天对于你，可以说已经很厚待了。你是通达事理的人，应当不要怨恨上天。谁得到、谁失去，什么重要、什么轻微，造物主在其中难道果真没有用意吗？唉！季高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你虽然没有怨恨，人们却为你悲哀。人们尚且如此悲哀，何况我与你朋友情谊深厚，不愧于金石般坚固；死生离合，日子越久交往越疏远。如果没有这些话，又凭什么安慰你呢？你善于自我信持，难道还需要我的话吗？你的母亲、儿子和兄长，悲哀尤其深切；若不重复这些话，就无法安慰他们。酒菜摆在面前，我的话实在很多。唉！季高，你听见了吗？听不见了吗？尚请享用祭品。祭灵星祝文 灵星所主管的天田，确实是农事的祥瑞；百谷已经成熟，都是神明的保佑。于是考察常规典制，举行光明的祭祀。愿神明降临，年年都有丰收。祭高丽国山川祝文 高丽作为国家，安置在海东；山势雄伟广大，水德浩瀚丰厚，实在都是灵秀之气所钟聚，因此能够使境内安定，国君世代享有富贵，尊敬仰慕中国，以保全百姓生命；明神的功劳，在这里最为重大。朕从平民起兵，如今统一天下，以承继正统。近来，本国奉表称臣，进献贡物，朕嘉奖它的诚意，已经封赐王爵。考察古代典籍，天子对于山川的祭祀没有不通达的，因此派遣使者，恭敬地携带牲畜和玉帛，前往举行祭祀，以报答神明的福佑。希望神明明察。墓志铭 元代故中山府判官墓志铭 府君名铉翁，字中实，姓王，是处州遂昌人。五世祖景防，在宋庆历年间做官，任钱塘县知县，后来调任淳王宫教授。自高祖、曾祖到祖父采、父亲兰，都隐晦德行而未被任用。由于府君显贵，追赠他的父亲为忠翊校尉、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母亲郑氏封为宜人。府君资质器量非同寻常，从小就有志向节操。瑞安曾经赞叹他说：“光大我家门第的，难道就是这个孩子吗？”长大后，广泛涉猎经史，通晓大义。修养自身、约束自己，必定依据礼；处理事物、裁决事务，必定以忠信为根本。人们也无不期望他成就远大。二十岁时到京师，受到司徒陈公的知遇，恰逢福院设立，任他为该院宣使。他出外奉行使命，远至吐蕃、云南，没有不到的地方，极尽劳苦。考核期满，授进义校尉，任平江路吴县主簿。郡守杜公是著名卿相，素来知道他的才能，大小政务全都委托给他。豪民顾钟、朱、郭四大家族倚仗势力违法，他揭发他们的罪恶，都依法处置。政绩声名卓著，任职一年多后因父母丧事离官。调任两淮都转运盐使司东台场盐司丞。国家赋税所依赖的财源，淮盐占有很大比重；他催督办理，按期集中完成，被称赞廉洁能干。

译授忠翊校尉，任台州路黄岩州判官。他掌管捕盗司时，奸猾的吏员和凶恶的胥吏结党作恶，长期成为百姓的祸害；他到任后依法严厉惩治。亭户洪甲倚仗自己不受有关官司统辖，肆意暴横，因私怨杀害平民，属吏禀报说不宜追究。府君说：“杀人的人，难道可以置之不问吗？”于是逮捕入狱，定罪后毫不宽贷。有奸民拿着伪造钞票的印板到官府自首，想等事情败露后借机诬陷牵连富人，放肆行骗；府君察知他的实情，诘问他，果然自行认罪，立即命令烧掉印板，不再追问。州北有一座浮桥，已经年久损坏；捕盗司的房屋也十分破败，都拆除旧的，重新修建。任职三年，政绩全部显著。升任忠显校尉，任两淮都转运盐使司余东场盐司令。此时他对做官已经感到疲倦，不等到规定的退休年龄，便获准请求辞官纳禄，授昭信校尉，任真定路中山府判官致仕。不久感染疾病，终于不起。时在至正丙戌年八月八日，享年六十三岁。壬辰年十二月七日，安葬在家北君子山的原野。原配郑氏，封宜人；继室潘氏、张氏、孙氏。起初，府君没有儿子，便把弟弟鉴翁的儿子浚收为儿子。晚年才有一个儿子，名浩，因恩荫调任衢州路龙游县水北巡检，早年去世，没有儿子。浚于是把自己的儿子栋和侄子机作为他的后嗣。府君性情英迈，仪表法度峻整；才干敏捷而宽裕，娴熟而不矫饰。治理家庭，内外都有法度；居官处理政务，不做苟且之事。同事无论大小、难易，没有不勇于承担的；做事又无不恰当，所以他所到之处总有声誉。王氏的先祖，世代承载德行。后来本应更加显大；等到府君出仕，虽然不能完全符合他的才能，也差不多使家族显耀了。浚来请求我作铭，因此写下这篇铭。铭说：王氏在遂昌声望显著，素来称为有德之家。暂时承当职位，凭借才干来振兴宗族。才干确实优良，蕴藏的能力一定得到施展。于是进入官场序列，声名因此传播。继续前进却迟疑徘徊，为什么不能大大发展？也已经光彩显耀，明白地承受恩宠。君子山上，墓地所在。春雨洒在树上，秋霜降于原野。岁时前来祭扫吧，使你的后代繁衍昌盛。我哀悼幽冥中的人，为他写下铭文，于是刻在坚贞的美石上。刘先生墓志铭 处州有一位有文学才华的君子，名刘先生，字浩卿，生于大德庚子年九月十日，卒于至正壬辰年三月九日，享年五十四岁。嗣子师曾在己亥年十月十三日奉灵柩安葬于丽水县孝行乡的桐原。之后，师曾写信给我说：“先父生前交往的人很多，但真正了解他的，应该没有谁比得上您。安葬必定要有墓志铭，按照情谊，由古代为先人作铭的人，不是您又是谁？正因为只有您，所以请您回忆先生当年在义乌任教时的典范。”我当时列名诸生之中，接受这种文雅事业的托付，本来不是一天了；又加上师曾请求作铭，怎么敢推辞？刘氏世代是处州丽水人，祖父桂、父亲泽，都没有出仕。先生生来资质美好，书籍没有不读的；从小攻习文章，声名非常显著。上饶郑君原善于治学，长于经学而明白性理。天历年间，他以著名进士身份任处州录事，先生于是跟随他学习。经过磨炼浸润，所得到的资益日益深厚。他对于经书，尤其精通《春秋》，阐发其中大义，辑成一部书，当时的学者都诵读学习。其学说务求阐发前代儒者尚未达到的地方，并不只是为了便利后生小子应付科场而已。他所作的其他文章，都从容顺适，不违背规矩法度；讲解、辨析、论说和议论，都足以充分表达他的意思。总的说来，他的文章没有不以义理为根本的。至于诗歌，长篇宽阔浩大，如奔腾的波涛、愤怒的船帆，气势不可遏止；短句铿锵有力，如金石相击、玉声相戛，纯粹形成声调，流丽而平实，自成一家之言。唉！先生凭借自身达到这样的成就，可以说是文学上的君子，不是吗？先生姿貌丰整，仪态温润含蓄；性情洒脱而平易，乐于救济他人的急难；同人交往不分亲疏，交往越久感情越深。四方士大夫来到此地，没有不登门拜访的。先生同他们交谈，有时谈经学，有时论政理，有时以诗文相互唱和，没有不尽兴而去的；他又把多余的精华施予他人，给人的沾润影响很多。至正初年，起用为义乌儒学教谕，又任龙泉教谕，后来署理明善书院山长，还没来得及上任便去世了。大概先生的志向十分远大，才干也十分周全。可惜不能显达荣盛，不能施展胸中蕴藏的才华，推行其志向所想做的事情，所以他去世时，没有人不为之叹息哀悼。唉！哪里知道先生自身达到不朽的原因，本来不在那些事情，而正在这里呢？先生娶同郡叶氏，妇德具备，先于先生十一年去世，到这时与先生合葬。儿子三人，长子师曾，次子师夏，都能够继承家业。次子师雍早夭。孙子一人，名煜；孙女二人。铭说：唉！先生，是本邦的贤良之人。学问蕴藏于自身，气质又昌盛。振发光华、舒展光耀，写成文章。在儒林文苑中，尽情翱翔。虽然他的施展受到阻遏，但留下的东西长存。如今已经完整归去，这里便是他的墓藏。经过千百年后，也不要毁坏损伤。故薛君墓志铭 薛氏远古以来就有清楚的世系次序，先人在河东有声望，在永嘉最为兴盛。宋绍圣年间，有一位名叫尧章的人来任处州守，于是留居处州松阳，子孙便成为松阳人。尧章生虞佐，虞佐生景防，任迪功郎；景防生士荣，任宣义郎；士荣生南通，研究《春秋》，任某军节度掌书记；南通生殊行，任沿江制置司干办官；殊行生三个儿子，君是长子。君名必庆，字天福，资质纯厚，从小沉静醇厚而非同寻常；不轻易发言，行动一定依循礼法。长大后更加努力学习，不追求浮华；从圣人的经书直到诸史百家之说，没有不涉猎并通晓其义的。然而他一向不喜欢拘泥于章句，常说：“读书是为了求得圣贤之道，显达时便推广它、用于世事，退处时便蕴藏在自身、落实于自身，文章大概只是余事。”平时与人交往、遇到事情，都以诚恳为根本；以趋附讨好权贵为可耻；同人交往和煦而有恩意；听见别人有善行，就称道不止，像是自己做出的一样；自己有善行，却从不因此自夸。因此贤士大夫都乐意跟从他，常常相互在泉石之间游赏，把世俗事务远远抛在心外。当时年纪正盛，却退然如老成之人；美好的声誉传播于当世，征召聘请接连而来，而他高蹈退隐的志向更加坚定，于是自号“雅山处士”。

译起初，干办君的妻子张氏没有儿子，宋氏生下君，叶氏生下必茂、必振。君侍奉异母如同亲母，抚养两个弟弟如同同母弟弟。祖母徐氏年高多病，他曲意奉养，使她得到欢心；他的孝友非常显著。君虽然收敛锋芒、不自我显露，却不把只求独善其身当作满足，常常想着推己及人；乡里人受到他的恩惠和利益很多，可惜他不幸年寿未到艾服之年便去世。因此他去世时，听闻的人无不叹息哀悼。君生于宋开禧己未年十一月，卒于元元贞丙申年六月，享年三十八岁。先娶项氏，后娶刘氏。儿子一人，名溶，是刘氏所生。孙子二人，名益、庄。曾孙五人，名圭、坚、增、埙、坤。君去世十六年后，到大至辛亥年八月，溶才奉灵柩安葬于县北城后的原野。安葬将近五十年，益才带着鄱阳丞李贯道所作的行状来请求墓铭。从前眉山苏轼曾把祖父的墓铭托付给友人南丰曾巩，他说：“祖父品行很高，却不被世所用，所以不能自行显名于天下；但古代的人也不一定都能自己显名，最终却能流传于后世，是因为世间有能够阐明他们的人。” 唉，品行高尚却不被世所用的，难道只有苏氏吗？益如今正以文学闻名，将不会有愧于苏氏有这样的孙子；而能够为他阐明彰显的人，祎不是合适的人选。然而益辱承认我为朋友，我怎敢以此铭文最终推辞？铭说：薛家一族由温州迁到松阳，世代继承家业，虽不繁盛却绵延不断；传到第六代，到了君这里，更加恭敬地承继先业。德行蕴藏于自身，不屈曲，不矫饰；不因声势显赫而震耀，销声匿迹，隐藏光辉，把福泽留给后人。留给孙子曾孙。孙子曾孙文质彬彬，既繁茂又硕大；善行确实有了证明。请看这方贞固的刻石。刘母徐夫人墓碣铭 鄱阳刘君爆写信告诉金华王祎说：“因为您待我深厚，我私下希望有所请求。过去我的先父隐居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凡是能够鼓励善行、扶助情义的事，没有不做的。因此被一乡人称为善士；而其中能够起到相互警戒、相互成就作用的，实在依赖我先夫人的内助。当初我的外家徐氏，宋建炎年间有人来任鄱阳守，便在这里定居。到第三代外祖父瑞，凭中漕司试的成绩任昌江书院主学，先后两次娶妻都姓黎。先夫人名妙静，六岁时失去母亲，天性聪慧敏捷，外祖父非常钟爱她，教她《列女传》等书，没有不通晓的，贤淑的声誉因此日益显著。先父名筹，字竹友，有学问、有文才，起初娶王氏，王氏去世后，才请求与徐氏结婚。外祖父认为我刘氏是诗礼大族，而且先父又贤能，便把先夫人嫁给了他。她出嫁后，侍奉我的祖父，把妇人的职责全都尽到了。先父喜欢施舍救济族人乡亲中的贫困者，必定赈济他们；又每天都有宾客登门，先夫人辅佐他，管理粮食布帛，准备酒食，内外安排都合乎尺度，从未流露出施恩的神色。她与妯娌相处总按礼节约束自己，对奴婢则必定慈爱而严正。”},{ 她的美德和声誉就这样广为传播。不幸先父早早去世，先夫人于是独自主持家政，办事更加果断而有条理。她延请名师教导诸子，使他们都能成就事业。晚年专心研究佛教经典，但仍亲自纺织，从不废止；并且把过去教导儿子的内容再用来教孙子。她大约六十岁时去世。去世是在至正丁亥年五月某日，先前已经告诉儿子们，到了那天便穿戴整齐，端坐而逝。儿子四人：荣、爆、光、烱。长子和幼子都已去世，只有爆还在。女儿三人，女婿是陈善、陈备、章潮。孙子四人：防、翼也已去世，其次是翯、圭。唉，这就是我先夫人世代相传的品行和事迹，实在令人悲痛。近年我乡屡遭兵乱，因此先夫人的灵柩长期只能暂时安置；如今才得以择定墓地，终于在某年某月某日奉灵柩葬于某乡某山的山麓。下葬一定要有墓铭，所以请您为她撰写，希望不要推辞。”王祎为他写道：“唉，做儿子所谓孝，就是能够使自己扬名，从而使父母显耀。如今您以文学享有卓著声名，自己显扬于世，可以说是能尽孝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墓铭呢？不过，夫人侍奉丈夫，能够成就他的志向；教导儿子，能够成就他们的才干；她所积累的德行实在深厚，这当然不应没有文字记述。于是我依次按照您的话写成上面的序文，并把铭文附在后面。铭文说：丈夫是善士，儿子便成为名人。这样的成就从何而来？教化源于闺门。黄色下裳象征大吉，夫人的德行可与坤德相配。把这些刻在石碑上，使她的声名永远流传。

译《谢节妇墓表》节妇名谢黻，是金华人。谢家是读书人家，有女儿，不肯随便为她选择夫婿；后来选得同县人呉履，字德基，作为女婿。节妇性情刚强而本质柔顺谦逊，平日不随意嬉笑，以勤劳节俭治理家务；侍奉公婆、招待宾客、办理祭祀，一切都不违背礼法。呉履任儒学官，长期在外任职，他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大多是节妇内助的功劳。己亥年，大军攻下建德，形势将要向东发展，节妇对丈夫说：“战乱就要波及这里了，为什么不赶紧设法逃避？事变发生前不作谋划，事后后悔又能追得回来吗？”她察觉丈夫仍然犹豫不决，便愤怒地说：“为什么不回我娘家？我娘家有深池，万一事情发生意外，我就应当跳水而死，按义理不能亲身受辱。”不久兰溪失守，乱兵四处抢掠，而呉履恰好外出，节妇带着儿女逃入金华山，途中丢失了幼子，哭喊着寻找却没有找到，乱兵又将到来，她估计自己无法幸免，走到向坞岩一处险峻的地方，便把幼女投入岩下，自己随后跳下而死。这天是十月七日。死后十多天，呉履根据形貌寻找她，终于在丛生的荆棘中找到尸体，面容还像活着一样，于是把她附葬在向岭先祖坟墓旁边。她死时三十九岁。她生有五个儿子，现在还活着的有两个，名叫頴、稚；两个女儿，现在还活着的有一个，名叫媛，嫁给张惠。呉履安葬她后，请她的朋友王祎为她作铭。王祎说：“唉，近年以来天下大乱，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纲常败坏得十分厉害。连学士大夫尚且不敢希望他们都能尽节，更何况妇女呢？在这种时候，谢氏竟能守持节操而死，远比一般人贤明。为她作铭，还有什么可惭愧推辞的呢？”铭文说：人谁能没有一死？但死得其所难吗？刚烈的节妇，处在死亡面前也能安然吗？难道她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吗？还是要以死保全名节呢？贞洁的声名和美好的表率，像圭璧一样完整吗？伦理纲常因此得以确立，难道不能长久流传吗？刻下铭文来彰明此事，为什么不以此为鉴来观照自己呢？《钱夫人罗氏墓志铭》夫人名靖，姓罗，是池州青阳人。罗家原是青阳的大族，居住在九华山西面的宏谿。父亲某，母亲程氏，都非常疼爱夫人。为她选择合宜的归宿，她二十岁时嫁给同县钱氏，成为处士钱龙祥的妻子。钱氏在当地尤其是有声望的家族。夫人辅佐丈夫，主持祭祀，礼待宾客，维持家业，防范乡里纠纷，把妇道全都尽到了。侍奉公婆，以孝顺闻名。不幸处士早早去世，夫人于是专门主持家政，能够使财产越来越丰厚，家道日益兴盛。然而她性情慈爱，喜欢施舍，常对儿子们说：“家里幸而充裕，如果只贪图多余的钱财粮食，却不推己及人，那怎么对得起造物主呢？”凡是宗族姻亲以及乡里人中，生活困乏、无以为继，或者贫穷得不能自存的，只要前来诉说，她就一定按轻重给予赈济或借贷。即使赈济得很丰厚，也没有吝惜之意；即使借贷数量很大，也从未流露施恩的神色。她又常告诫儿子们说：“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亲近老师、结交朋友，彼此观察学习而趋于善良，直到有所成就。”因此贤能的士大夫接踵登门时，她总命儿子们尽心尽意地以礼相待并跟随他们学习。防大概自处士去世后，夫人独居了二十多年；她贞洁的声誉和美好的名望广为人知，乡里之间没有不称赞钱家有贤母的。”},{ 夫人生于至元辛卯年十月某日，卒于至正丁酉年九月某日，享年六十七岁。择定乙巳年某月某日，改葬于贵池太平乡钱仲山的墓地。儿子四人：济、泽、清、濬。女儿一人，嫁给罗执中。孙子五人，孙女六人。起初夫人专心教导儿子，济跟随礼部尚书宜城汪公学习礼学，后来以文学著称；清尤其精通技艺，而且豪爽任侠，正值世道多难，便率领百姓保卫乡里，因功劳多次升迁，做到武畧将军、淮西道宣慰使司副使、佥都元帅府事，正受到当时重用。此时济、泽都已经去世，清已经办完丧事，但墓碑尚未有文字可刻。等到清派人来请求墓铭，铭文说：妇人主持内务，没有一件事不合规范；她能以善行著称，正是改变家风的适宜之人。啊，美好的夫人，辅佐丈夫而顺从其志；中途遭逢家难，守持节操而不改变；使家产更加丰厚，使施舍更加广泛；教诲她的儿子，以此充实后代。有温婉淑美的德行，彰显贞节，传扬美德；这闺门的典范，是女子和妇人的老师。钱冲的墓地啊，地下气息深厚而平和；墓室既已坚固，希望夫人永远安息于此。《故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公墓志铭》王公名肖翁，字傅朋，姓王，世代都是婺州金华人。他是宋太师、左丞相、鲁国文定公王淮的玄孙，中大夫、太府卿、赠少师、东阳郡开国公王栋的曾孙，中奉大夫、直敷文阁、福建路转运计度副使、金华县开国男王佖的孙子，朝奉郎、将作监主簿王琦的儿子。王公从小就知道求学，长大后才干和学业都很出众，受到宗族乡里的敬仰。他相貌清秀明朗，风度和品行温雅宽厚；即使在家世衰落、世事变迁之后，人们一看也知道他是宰相门第的子弟。他从衢、婺二郡儒学录起家，大德年间升任婺郡儒学正。任期考核合格，本应担任一郡教授，但按照国家制度，教授必须年长者才能担任。王公的姓名报到天官那里时还不到四十岁。当时奎章阁侍书学士、蜀郡人虞公集与王公同岁，也以儒学正考核合格，一同在候选之中，但年龄都不符合规定。有司按照惯例制度加以限制。朝廷大臣说：“虞集是雍忠肃公的孙子；王肖翁是鲁文定公的孙子，都是前代名宰相家族的子弟，而且学问技艺非同寻常，不能拘泥于常规制度。”于是虞公得到京畿教授一职，王公任静江教授。

译南方酷热多瘴气，王公到任后不久就称病归家。在家闲居十年，延祐末年再次起任南康教授，恰逢白鹿洞书院山长职位空缺，郡守请他代理山长事务。书院长期荒废，王公使它重新兴盛起来，修缮屋宇，增加田租，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士人们一致称誉。至治初年，被征召为江西行中书省掾史。赣人中有人因核查田地时虚报增加粮额一万多石而发生变乱，此事拖了几年没有解决。王公认为，百姓的变乱虽然平定了，但虚报的粮额理应首先削除。等待选任的儒学官有数千人，过去掌握选任权的人都顾虑重重，不敢处理，日积月累造成壅塞。王公查阅选簿，为他们逐一作出铨注，几天便办完。因此宰臣器重他，凡是他的意见都加以采用，声誉也因此显著。至顺四年，因多年劳绩授将仕郎，任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知事。海道每年漕运东南地区百万石粮食，供给京师，依照漕运事务的法令办事，责任极其重大。过去漕帅及属下官吏大多凭资历选任，王公在幕府中任职三年，上下都能协调配合，漕运事务全部办妥，大家都认为他能干，并继续记载他的功绩。至元二年，转任从仕郎、嘉兴录事。恰逢灾荒，部使者下令他巡视田地，王公据实上报，得以免除荒年租粮数万石。其他州郡有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案件，部使者全都委托王公裁决，他所裁决的没有一件不恰当，所施惠利惠及很多人，政绩更加显著。不久他因病请求退休，于是以承务郎、松江府判官的身份致仕。任命尚未下达，王公就去世了，死于当年十月癸巳日，享年六十五岁，于至元五年二月壬寅日葬在金华县婺女乡施家塘的墓地。王公娶唐氏，儿子六人：萱、某、官藻，任杭州路海宁州判官；兰，任镇江路录事判官；荃、葵、药，任高节书院山长。女儿三人，分别嫁给刘文同、申蔓、呉某。孙子十人，孙女八人。王公天性孝顺友爱，侍奉父母从不违背礼法，抚养寡居的姐姐、年幼的外甥，使他们没有失所。他教育儿子一定遵循礼法，家庭内部严肃而有礼仪。所得俸禄，大多用来周济亲族乡党、赈济贫困，即使自己生活不足，也不认为是负担。他胸襟高雅，兴致清远，全寄托在诗歌上，尤其擅长书法。评论者说他酷似呉傅朋；他的短诗和醉后书迹，人们争相珍藏喜爱。起初，鲁公在淳熈年间长期居于相位。那时南北议和，朝廷内外无事，他一贯用柔和的方式辅佐时政，贬斥崇尚财利、喜好功业的说法，以休养百姓。” 因此自南渡以来，人们谈论宰相功业时都称道王氏。鲁公的侄子就是文宪公，王公确实从何文定公基那里学习并传承了考亭朱子的道统；敷文又从文宪公受业，以及东堂刘先生炎、▯饶先生鲁，他们的学问都以朱子为根本。因此谈论道统的人又推举王氏为濂洛学派的正传。王公出生时，凭借世代的德业，宰相功业的隆盛、道统传承的重大，都集中在一个家族之中，历代承继传授，到他这一代，不能说没有所凭托。可惜他没有大为显达，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志向。然而谈论天道的人说，王氏本应有后代，公侯的子孙必定会恢复祖先的兴盛，后来的人或许还可以得到验证。铭文说：高山穹林，是良材生长之地；世代显贵的家族，正由此产生杰出人物。婺州的衣冠世家，哪一家比得上王氏？宰相功业和道统传承，光辉相连，代代承袭。世代的事业承载着德行，把福泽积聚到王公身上。王公继承这些事业，文宪公的德业仿佛就在他自身。处在如今光明的时代，仍然有人出仕享禄。使这个家族在盛世显扬，能够成就其美德。君子的恩泽，愿它不断延伸扩大。为什么不观察水木，期待它们都有根源？凿刻石碑写下辞文，借此记述陵谷的变迁。希望后代继承人能够如此相似、如此延续。《王忠文集》卷二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王忠文集》卷二十四 明，王祎撰写 墓志铭 《赠礼部员外郎叶府君墓志铭》至正八年正月，国子助教叶恒因为官阶达到六品，按照法令可以推恩父母，便追赠他的先父为承务郎、礼部员外郎；先母追封为恭人。夫人比先父早七年去世，而先父去世至今已经二十年了。叶恒对我说：“我先父的墓志，由侍讲学士虞公撰写；吴文正公亲自书写我先母的墓表。岁月流逝，我叶恒没有什么才能，却能够在当世获得俸禄和官位，这是有来由的；而这些褒奖尊崇，是国家扩大孝治、以此劝勉臣子的用意，并非我这样微小的人所能承受，本来不敢像前人那样有所等待。不过，造成今天这种结果的缘由，不应没有文字记述，以此夸大皇上的恩典，彰明先人的德行。希望您为我撰写墓铭，刻在墓上的碑石上。”我不敢推辞，于是把两位先生没有记载的事列写如下。府君名逊，字谦甫，姓叶。祖父以上都隐晦不仕，世代居住在越地余姚，如今登记为明州鄞县人。起初，府君没有别的兄弟，而伯父去世后没有后嗣，病危时召见府君，对他说：“你来做我的后嗣吧。”府君还没来得及回答，伯父的眼睛已经闭上，于是府君为他服丧三年。后来府君生了两个儿子，便让次子恂奉祀伯父，这样恩情和礼法两方面都得以周全。父亲年老且病危时，府君焚香、斟水露向上天祈祷，希望减损自己的寿命来增加父亲的寿命，恍惚间仿佛看见空中有神人向他示意三指，父亲的病随即痊愈。三年后父亲才去世。府君服丧过于悲哀，除服后仍不饮酒、不吃肉，人们都称赞他的纯孝。府君待人不分尊卑亲疏，一概真诚，尤其乐于救济别人的急难。大德年间发生灾荒，朝廷命令富民出粮赈济贫困者，有司选择乡里一向受人敬服的人，让他们核定赈粮多少，府君首先被选中，大小人家都佩服他的公平。不久疫病大规模流行，府君请来医生，为人诊脉配药并施舍，门巷之中依靠他而得以保全性命的很多。他自身品行高尚，恩惠施及众人，类似的事很多。府君卒于至顺五年正月某日，享年六十七岁。第二年正月某日，与夫人合葬于县西仪凤乡青山的墓地。夫人褚氏，辅佐府君治理家务很有法度，孝敬公婆，善待姻亲，具有母亲的仪范和妇人的道德，在乡里很受称赞。她卒于至治元年十二月某日，安葬则在第二年正月某日。儿子二人，长子恒，由国子生出仕，授从仕郎，任绍兴路余姚州判官，后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如今转任承务郎，升任国子助教；次子是恂，为伯祖父承嗣；女儿二人，分别嫁给陈某、王某；孙子五人，孙女二人。从前欧阳文忠公说：“只有行善的人才能有后代。”又说：“行善没有不得报偿的，只是迟早有时。”这是常理。唉，依我观察府君，大概就是所谓善人。虽然他没能亲自显扬于世，但最终光明显著，凭儿子的显贵享有身后的荣誉。因此可以知道，上天报答善人的方式确实不可欺罔。铭文说：君子行善，既已积累在自身，所受的报偿有时或许微薄，但他的后代必定丰厚。啊，府君积累的善德多么深厚；承继他的是贤能之人。慢慢看他的身后，皇上果然加以褒奖追赠；恩泽从天而降，皇上的荣光所照，使幽暗的泉下也增添光彩。行善没有不得报偿的，这就是常理。刻下这篇石铭，使美德流传千年。《故孙君墓碣铭》君名辰龙，字君旂，姓孙。他的祖先从婺州金华迁到睦州桐庐，于是成为桐庐县人。高祖名显，曾祖名寳，祖父名濂，是宋代漕贡进士。父亲之才，任承奉郎后退休。母亲方氏，追赠孺人。三兄弟：长兄潼，咸淳戊辰年考中进士第一名，由衢州军事判官征召为御前军器所干办公事。宋朝灭亡后不再做官，学者称他为盘▯先生。次兄尧龙，是咸淳庚午年乡贡进士。第三个就是君。君天资聪颖敏锐，专心求学，一家父兄彼此就是师友，学业有成，正希望有所作为，却遇到时运变迁、世事改易。至元丙子年，元军南征，县城被兵火焚毁。君带着家人到万山中避难，住草棚、睡露天，历尽艰险。过了很久，才和兄长回去修复旧居，以奉养父母。蜀地名臣史公绳祖取承奉公诰语，为他的堂屋题匾“志乐”。君侍奉父母，以顺遂父母心意为先，不只是替他们劳作、准备饮食而已。父母有病，他忧愁显现在脸上，吃东西难以下咽，因此得到丞相留梦炎的赞许。留梦炎告老南归，来访君以叙旧交，赞赏他的志向和品行，叹息着离去。君居丧时悲哀过度，因身体瘦弱而成病。两个兄长先后去世后，君独自操办丧事，没有一件违背礼法。墓旁的树木已经粗到两手合抱，但他孝思不忘，年节时仍祭祀扫墓，哭泣不止。他用义理正道教育子女，约束自己全部遵循礼法，即使子孙前来探望，不戴帽子也不接见。然而他性情刚正耿介，别人有不正直之处，便当面直说。有人把装有物品的箱子寄放在君这里，许多年后那人将死，君便查找物品并归还给他的家人，家人都佩服他的质朴诚实。至大年间，部使者巡视到县里，按规定君任学职期满考核合格，应当得到教官职位；他却辞谢不接受。延祐初年，科举制度实行不久，人们还不熟悉，君教导乡里的子弟，使他们都知道应当取法什么。县志曾经向先生请教修订却没有完成，君继承其遗志，继续修成以留给后人，因此史实有了可以查考的依据。晚年他抛开家务，只独居静处，偶尔带着书史自我娱乐，有空便和老朋友在山水间徜徉，不再知晓世间事务，于是自号“求心”。元统乙亥年，君八十岁，十月九日是他的生日，亲友都来祝寿，连日宴饮劳累也不厌倦。不久因病不起，去世是在二十五日。按这一年月日，葬在县北大隠阡先茔旁边。娶王氏，三年后去世，与君合葬。儿子二人：师道、师徳。孙子五人，曾孙三人。从前先生娶将作大监朱公杰的女儿，长期居住义乌，与我先祖石峡府君友善。我王祎出生得晚，未能亲自认识先生；但君的孙子绅承蒙与我交往，因此托付我为君作铭。《春秋》所谓的吉德、《大易》所谓的幽人，君确实很像他们。去世以后，他隐含的光辉和遗留下来的事迹，实在不应默默无闻地消失，于是我为他叙述志向、事业和品行，并把铭文附在后面。铭文说：孝敬父母，是成就自身的途径；从内心探求，是恢复本真。既完整又纯粹，不张扬也不振作炫耀；美德不衰而绵延不绝，正在于后代之人。《赵君墓志铭》

译赵君名观光，字观国，是庆元鄞县人。他的祖先在宋代做官，曾祖父逢龙，任宗正卿兼侍讲；祖父建，任徽州婺源县知县；父亲佀翁，开始隐德不仕。君年轻时就很有才智，稍长后喜欢读书，通晓时务。凭郡博士弟子的身份经过推选考试而任吏，先任奉化州，不久调任昌国。至正十年冬，黄岩海防告急，昌国是一个州，处在大海之中，离黄岩一口气便可到达。州侯特穆尔布哈向君询问计策，君说：“现在州兵少而弱，而且不熟悉水战；只有兰山、秀山两地的居民强悍勇猛、善于战斗，熟悉海上事务。如果用厚重的财物招募他们，再许以重赏，他们一定乐于为我们效力；用他们来擒拿贼寇，就不难了。”侯认为他说得对，立即把这件事交给君办理。君招募劝谕很有办法，没有扰民，事情便办成了。第二年正月，君跟随侯带兵出海，阃帅统领军队和民兵，在海门洋共同防守。不久贼船一百多艘突然到来，众人都害怕退缩，没有人敢前进，只有君所率的民兵奋勇作战，直到傍晚也没有大的胜负。第二天，君正在分发军粮，巡行堤岸时贼船又大批到来，君便劝侯率军进攻敌人，但贼众是我军数倍，无法抵挡。君手持短兵器接战，箭矢、石块交相落下，军队和贼兵混杂得无法分辨，而且后面没有援兵，于是他执持符节战死。侯也遇害，这个月二十五日。君当初招募民兵时，有人见他不怕劳苦，私下对他说：“侯奉天子之命守卫这片土地，尽忠报国本来就是应该的；您不过是一个小吏，即使有功，功劳也未必显著，倘若发生意外，难道不会给父母增添沉重忧患吗？”君说：“臣子享受俸禄，难处正在于要找到死得其所的地方。我虽然是小吏，也已经享用了国家的俸禄，遇到危难却逃避，能行吗？”于是最终竭尽力量、舍弃生命，遭遇这场灾难，享年三十五岁，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某山的墓地。娶戴氏，儿子二人。君做官清廉而有操守，勇于任事、赴功，上级都信任他。然而这些都只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事情；至于他为国事而死、死后声名如此显著，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唉，忠义是天性，由此而死，所以他的死毫无惭愧；世人却只凭人物身份的贵贱来判断其死的轻重，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我用铭文表彰君的墓藏，日后史官记述忠义之士，或许还会有所征验。铭文说：有些死亡可以不朽，舍身可以成就仁德；名声既已完美，又何必顾虑自身？我为君作铭，刻在坚贞的美石上。《袁母奚夫人墓志铭》吴郡袁君泰失去了母亲，夫人将要下葬，他哭泣着告诉我王祎说：“我父亲不幸早逝，我十四岁时，他就抛下了我们这些孤儿；我们孤弱无所依靠。袁氏家族延续得像一根细线，全靠母亲从旁维持，抚养我们、教育我们，所以我们兄弟能够成就事业，得以恭敬地承继祖业；袁氏没有衰败，都是母亲的功劳。我的母亲幼年时就以美好贤淑闻名，受到父母特别钟爱，父母为她选择士大夫人家的女婿。我的先父早已因文章和品行知名，于是她嫁给了他。当时她刚满十八岁，亲自纺织，亲自准备酒浆来奉养父母；侍奉公婆，接待宾客、办理祭祀，早晚恭敬勤谨，没有违背妇德。自先父去世后，她寡居四十年，艰难忧患大概都亲身经历过。我们兄弟常因不能充分尽孝而感到遗憾，不幸如今已经来不及奉养她了。我勉强支撑着残余生命，既然已经择定墓地，便要把灵柩与先人合葬在长洲东吴乡绪墩先茔的墓域，但还没有墓铭。冒昧请您来作。只是您的先父静春先生的墓铭，是内翰黄公撰写的；顾念您是后学，怎么敢让您为夫人作铭呢？不过，我和您素来有交情，实在不能坚决推辞，于是为她作序并作铭。序说：夫人名志宁，姓奚。奚姓是吴地的著姓，吴江同里是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宋代将仕郎仲常，是她的父亲。她的丈夫名易宗，就是静春先生。儿子四人：震已先去世，其次是防、晋、驺。女儿五人：长女也已先去世，其余分别嫁给顾天麟、归德英、顾正、许德明，他们都是女婿。孙子十人，孙女六人。享年八十四岁，于至正六年十二月六日去世，第二年正月六日安葬，年月日如此。铭文说：做妻子时尽到了妻子的职责，做母亲时尽到了母亲的职责。唉，这就是夫人的德行，因此刻铭在她的墓上。《陆夫人墓志铭》友人吴郡袁君信写信来告诉我说：“我家私门积累了许多不幸，往年七月，不幸失去了母亲；我也只能忍痛没有立即随她而死，办理完丧葬大事。不到一个月，我的妻子又去世了。我悲哀痛苦非常深重，感情实在难以承受，墓穴安葬的事情不能立即筹办。因而拖延超过一年，才终于择定墓地安葬。墓室的铭文，只有请您来写，我不敢推辞。”夫人名顺，姓陆。陆氏是吴郡长洲的大姓，父亲名元吉，母亲赵氏。夫人天资温和贤淑，性情聪慧，十七岁时父亲去世，她的兄长慎重地为她选择合宜的人家，于是把她嫁给袁氏。袁氏也是长洲的著姓，袁信字可立，素来以文章和品行在乡里著称，因此夫人嫁给他做继室时，年纪已经三十五岁。她抚养前妻所生的儿子穰、种，女儿孟贤、季宁，完全不亚于亲生子女。儿女们也安然接受她的慈爱，不再知道彼此有嫡庶之别。她辅佐丈夫，料理家务，内外井然有序。侍奉婆婆极尽孝道，甘美的饮食奉养，一定亲自办理。后来她自己患病，而婆婆的病也危重，她仍常在身边侍奉，一点也不懈怠。婆婆叹息说：“你侍奉我很好，如今难道反而因为我使你的病更加严重了吗？” 夫人于是哭泣着谢答说：“妇人的职责，就是主持家中饮食，奉养公婆而已。我未能侍奉先婆婆，幸而能够侍奉您；如果确实能尽到儿媳的职责，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不久婆婆病重不起，夫人强忍病痛办理丧事，悲伤损毁身体尤其过度。等到下葬归来哭灵时，她的病更加严重，终于无法救治。夫人去世，确实是在至正十四年八月十九日，享年三十七岁。亲戚乡党没有不为她悲伤的，都认为袁氏失去了一位贤良的妻子。夫人平日少言少笑，举止端庄谨慎，即使对婢妾也从未用严厉的言辞和急躁的脸色。闺门之内和睦融洽，人人都乐于相处。唉，这可以说是尽到了妇道。然而她没有活到中寿便去世，实在令人悲哀。夫人于至正十五年某月某日安葬，墓在某乡某原。铭文说：黄色下裳象征大吉，是妇人的德行。既有德行却不能长寿，上天的安排难道可以预知吗？唉，愿夫人安息在这墓室之中。《故石门书院山长呉君墓志铭》

译君名益懋，字仲谦，姓呉，是处州龙泉县人。父亲妙庄，追赠忠显校尉、松江府判官；母亲章氏，封宜人。君性情开朗聪敏，从小努力学习，专攻辞章。当时读书人还没有科举的负担，君所学务求充实自身，并不是把它作为求取功名的手段。大德丁未年发生大灾荒，忠显府君拿出全部余粮赈济饥民，君在旁协助父亲的志愿，乡里百姓有很多靠此得以活命。乡民蒋甲因为贫穷，把自己的妻子谎称为买来的婢女，卖掉了。君后来知道那是他的妻子，立即把她送还，也不再追讨原来的价钱。呉乙拿田地来卖，双方已经议定了价格；他的弟弟却私下把一半田地给了僧人，于是到官府争讼，官府把全部田地判归君。君不久知道那是他们家的祭田，便说：“我怎么能要这些田地而废弃别人的祭祀呢？”立即还给呉氏。有个张丙向君借了陶器，运到长沙出售，货价虽高，但舟车运输艰难，损耗折失了一大半；君怜悯他的处境，凡是本来应向陶户征收的本金和利息，全都免除了。借钱给君的人中，有拖延很久仍不能偿还的，君便把借据集中起来烧掉，一概不再追究。浙右发生大饥荒，百姓流亡迁往其他郡，大府下令拘留流民，遣返回原籍；君准备船只，备办干粮，遣送他们回去，都得以平安，而其他县遣送的流民却有很多死去。有人生了孩子却不抚养，把婴儿裹好放在路旁，君见了十分悲悯，便募人收养，并给养育者丰厚钱财。他为人仁厚豪爽，轻视钱财而看重义理，类似这样的事很多，乡里因此都称赞他。君曾经被举荐任松江府文学，但没有接受。后来又因宰臣推荐，代理石门书院山长。石门在青田，离君家近，而且山水最为奇特秀美，于是欣然赴任。任职很久后才归家。回家后便不再把家务放在心上，每逢良辰佳节，就跟宾客朋友寻找幽静绝美的山林泉石，以诗酒寄托兴致，心情有所适意，往往悠然忘记返回。君爱护弟弟，把产业全部交给弟弟；分家时只听任弟弟取用，从不计算厚薄。舅父不能自立，君终身奉养他，像侍奉母亲一样；他的孝心极其深厚，又表现在这里。君三十七岁，于延祐元年正月九日去世。原配陈氏，是宋朝奉大夫沂的孙女，生二子，名天泽、天济；女儿一人，嫁给季良。继室何氏，是宋丞相正献王执中的后代孙女，生一子，名清。孙子四人：柽、楫、楧、柱；孙女五人。曾孙二人：熊、罴；曾孙女二人。君去世八年后，在至治二年九月某日，安葬于龙泉乡金沙里槎牌的墓地。陈氏附葬，已经将近四十年；这时楫因武功被授任龙泉尉，便奉父亲天泽之命，带着乡人叶子竒所作的行状来请求墓铭。唉，孝子慈孙想要显扬父祖，难道还会受葬期久近的限制吗？何况君勇于行义，品行符合应当刻铭的标准，理应写下来作为后人的规范，我怎么敢说不可以？于是为他作序并作铭。铭文说：年寿没有达到中寿，仕途也没有得到厚禄，为什么他的性情如此祥善，而命运却如此不善？只有我留下的福庆施及后代，更加绵延而深厚；希望后代之人能够继承、延续他的美德。《故傅母楼夫人墓碣铭》乡里朋友傅权和他的弟弟藻穿着丧服来到门前，告诉我说：“我们母亲的丧事和墓穴安葬已经办完了。只是她的贞节和美好德行，足以作为闺门的规范，不应没有记载。墓上的石碑，您如果愿意，请为她写篇辞文。”又说：“不过，我们母亲的详细情况，我全都说给您听，您还需要选择取舍吗？我们的母亲姓楼，楼氏是我们乌伤的士族。母亲在父母家中，早年就有贤淑的声誉；我的祖母也是楼氏，是先父楼氏一族所出。外祖父熟知母亲品行美好，所以把她嫁给先父。于是母亲把婆婆当作自己的母亲侍奉，把妇道全都尽到了。婆婆去世时，办理丧事没有一件违背礼法。先父兄弟四人感情深厚，每逢节日饮酒，常常一直到半夜；母亲准备酒食来使他们尽兴，从不懈怠。先父患有心腹重病，母亲亲手调制药饵，连续数十天衣不解带，别人从未见她显出不能忍受的神色。后来旧居毁于灾祸，她便一点一滴积攒钱财，协助先父重新建造；工程尚未完工，先父就去世了。先父去世时，我们兄弟都还年幼，母亲竭力主持家政，办完丧事后便剪发起誓，以守节行义自许；她抚养我们兄弟，又让我们跟随名师学习。我傅权兄弟没有才能却能够知道如何立身处世，都是母亲教导的结果。” 母亲的心志既贞正坚定，便不再把贫困放在心上，辛勤纺织，夜以继日；即使风雪严寒，也要到鸡鸣时才停止。先父有旧债，临死时嘱托侄子用别的产业偿还，后来侄子背弃了这个嘱托，母亲便拿出纺织所得的钱偿还，毫不计较。母亲性情慈祥和善，待妯娌如同姐妹，抚养众多侄子侄女如同自己的孩子，都尽到恩情并得到他们的欢心。内外宗族姻亲都称赞她贤德，没有一句非议。到这时她已经七十岁，但耳聪目明，身体健康强壮，确实已经独居三十年了。武威余忠愍公持部使者节巡视县境时，曾为母亲居住的堂屋题名“贞则”，金华宋太史亲自为此作记。县大夫又因地方耆老请求，认为母亲的贞节按规定应当表彰，便上报此事；诏令尚未下达，母亲却已经去世。唉，傅权等人哪里还忍心说起这些呢？我王祎听到他们的话，起身说：“我和你们兄弟住在同一个乡里，拜同一位老师为师；夫人的贤德，我一向了解。你们所说的这些事，我怎么敢不为她记述？”于是像上面这样详细记载。夫人名莹，字贞秀，姓楼，世代是乌伤人，死于丁未年十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五岁。在去世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安葬，墓在县西崇德乡宅山的墓地。儿子二人，就是权、藻。权品行驯善，晚年喜好佛学；藻在黄文献公门下受业，以文学著名。女儿二人，女婿是王大节、朱元礼。孙子三人，孙女四人。铭文说：啊，夫人秉持贞正的法则，重新建立了这个家；保全了妇人的德行，也已经享有长寿；又拥有许多福分，具备美好的闺门仪范；留下楷模，照亮幽暗、振兴隐微；把这些刻在石碑上。《太原郡夫人叶氏墓志铭》

译洪武三年正月庚子，中书右丞王溥对皇帝说：“臣的父亲王晋，母亲叶氏，生下臣王溥和臣弟王汉寳。臣命运不幸，父亲早早抛下我们孤儿，所幸母亲把我们抚养成人、教导成才，所以我们兄弟得以立身成业。母亲去世至今，也已经十八年了。只是臣没有什么才能，幸而得以侍奉陛下。近来陛下推恩褒崇臣的两代先人，给左氏的恩宠十分优厚。臣只是想到离开故乡已经很久了，倘蒙陛下恩准告假，使臣能够回去祭扫母亲坟墓，以尽私情，臣实在感激不尽。”于是皇帝怜悯他，特许他告假，对他的慰劳抚慰极为周到，又命礼部准备祭品给他。王公将要出发，认为母亲夫人的墓应当有文字记载，便请史臣王祎撰写墓铭。王祎不敢推辞，谨按记载如下：追封太原郡夫人，名讳不详，姓叶，是饶州安仁县人，嫁给同乡石港王氏，成为赠资善大夫、中书右丞、上护军、追封太原郡公王晋的妻子，也是资善大夫、中书右丞王溥和昭勇大将军、崇仁卫指挥使王汉寳的母亲。夫人性情慈爱仁惠，治家勤劳节俭，族人、姻亲、乡党没有不称赞她贤德的。至正壬辰年，战乱开始扰攘，饶州、信州首先遭受兵灾。第二年三月，右丞公护送夫人到信州贵溪避兵，仓促之间，母子两人突然失散。后来王公起兵保卫乡里，等到皇帝巡行江右，便率领当地归附，授任中书右丞，分镇建昌。从癸巳到丁未，共十五年，夫人下落不明，但王公思念母亲，日夜从未放下。这年正月，他忽然梦见夫人仿佛告诉他自己的所在，便命卜者占筮，卦辞说：“不是岩穴就是洞窟，所得只是朽骨。”五月，他亲自率士卒到贵溪桃源山，就是当年夫人避兵的地方。他们砍伐林木进入山中，按形貌寻找，始终找不到，王公悲号了三天。后来终于找到那处地方，当地居民吴海能够说明：当年兵士逼近时，夫人病得不能行走，便自己投井而死。王公于是披荆斩棘寻找那口井，不久有一只老鼠从井中出来，跳入他的怀里，随即又返回井中。王公汲水入井寻找，果然找到了夫人的遗骸。王公悲痛号哭，越发不能自持，便在这月某日准备衣衾、棺椁，就地按礼安葬了她。夫人去世时，享年六十七岁。她的两个儿子就是王公和王汉寳。孙子若干人，孙女若干人。唉！父母去世，是为人子女的不幸；而右丞公又遭遇了这样变故，父母恩德无边，他从哪里能够报答呢？或者说，为人子女图报父母，本来无论父母生死都没有区别，因此王公便以功业自我奋发，出入将相之间，辛勤效力于王室；同时又承受加恩、封赏和诰命，使恩泽荣耀及于地下。所谓立身扬名、使父母显赫，正体现在这里。这样虽然遭逢变故，却能合乎礼法正道，仁人君子还有什么遗憾呢？铭文说：显赫诚信的王公，顺应时势奋发建功；入朝建立宰相功业，出外建立统兵将帅的功勋。常常思念那位抚养我的母亲，实在是她养育了我的身体。从前遭逢艰难，长久含着悲哀；孝思深切，甚至可以感通神明。于是安葬母亲遗体，墓地高大庄严；用土筑成坟丘，用树木环绕，如同堂室，这就是墓的封土。天子颁下诏命，礼制贵在慎重办理丧葬终事。皇恩光彩显赫，装饰着幽深的墓宫。王公说：“唉！君命实在隆重，难道凭我浅陋的德行，能够光大祖宗吗？精心思考这卦辞，才知道这是祖先积累的福庆所汇聚。春雨滋润草木，秋霜降落松树；愿世世代代的子孙前来瞻仰，前来会聚。” 故申府君墓志铭 府君名佑，字君佐，姓申，是金华人。曾祖申埜、祖父申焰、父亲申镇，世代都没有显达。到了府君，才凭借儒学奋发自立，在当时有了名声。天历初年，经御史推荐，任饶州路余干州儒学教授；他修治学校，培养士人，很有声誉。调任平江路录事判官。平江是大郡，人民财物繁盛，他兴利除弊，政绩由此建立。正逢大灾荒，他慨然向大府陈说，愿意把劝导富户分粮救济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劝说富室，把粮食运到其他郡县，供给饥民，使许多人得以活命。奸人罗甲收取良家女子一百多人，强迫她们做娼妓，又勾结权贵，招揽收受财物。申府君查明他的罪状后，立即上报揭发，使罗甲获重罪，并把那些娼女送还良家。他奋不顾身，不计利害，政绩声誉大为显著。升任饶州路德兴县主簿。县城西面五里有一条溪，控制驿道，水流湍急凶猛，过渡的人都以为苦。他察看地势，修建浮桥，用铁缆把船只连接起来，在上面架设木板，桥便建成可以通行。又买田地交给守桥人，使他们用每年的收入作为修缮费用，百姓都感到便利。桥名叫“栖鸾”，渡口叫“申公生”，并在桥西建祠立碑歌颂他。郡学有八百亩学田，被豪富人家侵占，时间久了无法清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大府命令申府君处理此事，他立即查究实情，取得田地的形状、地界凭证，全部与碑志相合。豪富人家于是闭口不敢争辩，田地全都归还学校。他的政绩大体和在平江时一样。湖广行中书省征召他任掾史，辅助谋划重大政务，宰臣们都器重他。任职不久，他忽然请求退休，辞去职务回乡，以承务郎、婺州路永康县尹的身份致仕。距离故居五里，在中和山南面建屋，名为“澹庵”，每天在其中逍遥自得，对世俗忧虑漠不关心，终于在那里终老。庚子年二月某日，他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同年某月安葬在中和山脚下，遵照他的遗命。原配刘氏，继室潘氏。儿子二人：长子申澜，凭父亲余荫多次调任，后来任永康县丞；次子申沚。女儿二人，分别嫁给唐弦、徐某。孙子二人。将要下葬时，申澜带着乡人邵谦所写的行状，告诉他的朋友王祎说：“先人的墓石应当有铭文，只有您才合适。”请王祎撰写，王祎不敢推辞。铭文说：申氏以国为姓氏来源，支派在金华，世代累积德行，成为当地著名大家。由此生出才德贤能之人，凭学问奋发自立；官位虽不显赫，却世代都有美好的声誉。晚年辅助相府，希望有所作为，为什么却收敛了才华，终于未能大为施展？无论出仕还是退隐，都遵循正道，不偏激，也不迂曲。于是考察其一生，终于善终；幸而有儿子，又有孙子，福祉所聚集之处，后代绵延不绝。中和山的墓地，幽深地归于玄宅；没有铭文便不能彰明，所以把它刻在山石上。故翁君墓志铭

译婺州永康有一位厚德君子，名叫翁荣，字德润。生于宋咸淳辛未年五月某日，卒于元至元戊寅年四月某日，享年六十八岁。至正甲申年正月某日，他的孙子翁瞿将灵柩安葬在县南义丰乡金豚山南面。过了很久，翁瞿才带着临海张显所写的行状来请我撰写墓铭。翁瞿说：“先祖父生前虽然没有俸禄官位，无法凭此在世上显扬，但他所存的德行足以承继祖先、流传后世，或许可以因此不朽。只是悬挂墓碑的地方，不应没有刻文；倘若您肯用一篇文字为他叙述并褒美，使他的名声凭此流传永久，难道不是仁人君子成人之美的盛大心意吗？”我考虑到张显曾经代理本县县令，熟知翁君的品行，他的话可以作为凭证；而且翁瞿又屈尊同我有交往，请我为他作序，所以实在不能苟且推辞。翁氏世代是永康的名族，以品行义举闻名乡里。翁君的曾祖父翁安、祖父翁文约、父亲翁朴、从父翁桂，世代都有贞正德行，只是潜藏不显。翁君天资纯厚美善，喜欢读书，通晓大义，卓然有志于建树事业，以继承先人的家业。他用礼法约束自身，以俭朴治理家庭；与人交往忠厚和平，和蔼得令人愿意亲近。他居住的地方离县衙不过几里路，却从未到过城里；缴纳赋税供给官府一向谨慎，吏役没有人登过他的门。乡里有不平之事，都来请他主持公道；他替人裁决，一定使各方得到公平才停止。有人以贫困来告，他总是拿出自己的所有来救济，毫不吝惜。有客人从睦州归来，他便从旁调护帮助，使客人经营家庭直到富裕。他调解人的纠纷、救济人的急难、扶助善行和义举，就像饥渴之人需要饮食一样，做这些事从不厌倦。翁君天性孝友，母亲赵氏生下翁涯和他；翁涯是他的庶兄。家中一切事务都交给翁涯办理，他从不计较得失，因此赢得母亲的欢心。翁涯早逝，他把翁涯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不幸这个孩子翁辉也早早去世，他便抚养两个孙子，给他们取字并教导他们，终于都成了才。他曾自言道：“我上奉养父母，下抚育子孙，大概可以做到问心无愧了。”晚年忽然感慨说：“人生不过两双鞋的路程罢了，徒然忙碌又为了什么？”于是把全部家业交给孙子，优游安度晚年。他去世时，乡里人都悲叹说：“翁君是厚德君子，如今竟然去世了吗？”翁君原配陈氏，生一子，就是翁辉；继室章氏，生一女，嫁给应洪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孙子二人：长子翁瞿，次子翁琳。曾孙四人，玄孙七人。铭文说：啊，美好啊！翁君自身蕴含德行，这德行从他的先世代代积累，积累久了必然发扬，集中体现于翁君一身。本应奋发显扬，终于达到显赫光明；但翁君却谦退自守，专心修养自身，实实在在地收敛蕴藏，不炫耀，也不奢侈。别人争逐名声，我守持谦逊；别人争夺利益，我取用廉洁。安居处世从容宽厚，自身的德行已经有余。恩泽所及，将丰厚地留给后代；彰明幽隐，传播他的遗芳。后人想知道翁君，就看这篇石刻铭文。郑府君墓志铭 歙县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名叫郑府君。他去世十八年后，他的儿子德裕才带着至交唐桂芳所写的行状来请我撰铭。德裕说：“先父的德行足以成就自身，可惜寿命没有达到艾年；才华足以为世所用，可惜声名没有达到显著。如今下葬已久，墓上的石碑仍没有文字来刻录先父的事业和遗德，恐怕无法显扬于后世，这是不肖孤儿的罪过，怎么能推辞？如今幸而有机会结交您，愿冒昧请求您为先父留下不朽的文字。”我想到自古以来，君子怀有才德，却生前未能在世上显扬，死后因而默默无闻、没有流传的，多得很。如今德裕独能谋求使父亲不朽，可以说是孝子了。于是查阅行状，考察其中所列事迹，与德裕的话相合；况且唐桂芳是当地的前辈，他的话尤其可以作为凭证，所以按照行状加以叙述，并系以铭文。府君名以文，字彦章，姓郑，世代是徽州歙县人。曾祖郑南凤，宋代迪功郎、江东提刑司干办公事；祖父郑申道，宣教郎；父郑昭祖，元代奉训大夫、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副总管，即奉训公。先娶许氏，生二子，长子郑渊，承事郎、平江等处财赋提举；次子郑深。后来又娶罗氏，她是宋朝列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尚书罗汝揖的六世孙女，也是奉直大夫、新安通守罗鼐的女儿。生二子，长子就是府君。府君生性凝重，仪表魁伟。刚七岁，气度就像成年老人。读书过目便能通晓大义，写诗作歌常常语出人意外。奉训公非常爱他，请名师来教导他，常说：“这才真正是我的儿子。”不幸奉训公突然去世，当时承事君正在京师，便散尽万金结交宾客，长期留在那里充任宿卫；郑深又早逝。于是府君独自辅佐罗夫人治理家政，内外秩序井然；遇到事情，无论大小缓急，都能妥善处理，如同整理丝线、排列梳齿，毫不紊乱。年成饥荒时，他把粮价降低三分之一，用来赈济贫困，乡里宗族都称赞他的厚德，没有异议，而家产相比旧日反而日益增加。承事君在家居住时，修治园池，建造亭榭，每天和宾客饮酒、奏乐取乐。府君在旁顺承侍奉，使他十分欢心。罗夫人年事已高，又长期卧病，府君谨慎侍奉汤药，夜里便向北辰叩头，愿意减损自己的寿命来增加母亲的寿命。到居丧时，他悲伤过度而形销骨立，达到常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他抚养承事君的子女，使他们都能成人成才，女儿们也都嫁得合宜。他的孝友纯厚诚笃就是如此。府君见识气度明朗，性情平和，行为平正雅正，不热衷于求取仕进，却乐于跟从贤士大夫交游；与他交往的人都佩服他的德行器识，自认为比不上他。至正癸未年，郡府把他的品行义举上报给行中书南行台杨衍、按察曹复亨，他们都是著名御史。曹复亨又上表推荐他，本应得到官职，却没有回复。壬辰年夏天，大盗侵犯当地，搜寻他的踪迹，准备强迫他出仕。府君忧愤交集，背上生疽而死，死于十二月某日，享年四十九岁。原配陈氏，是浙东宣慰副使陈相的女儿；继室吴氏。儿子二人：长子就是德裕，次子德坚。女儿三人，分别嫁给汪诚、程辐、戴某。甲辰年十二月某日下葬，墓在宁泰乡小于山的高地。铭文说：既然上天使他丰厚地成长，是什么夺走了他的寿命而使之吝啬？既然他振作奋发并有所选择，是什么阻止他、压抑他？唉！这实在都是命运所掌握的；命运施加于他的一切，也终将由子孙享用。我把这些刻在碑上，经过的人都应当敬视。蒋季高墓志铭

译唉！这里就是季高的墓。季高名允升，姓蒋，是东阳人，二十九岁去世。至正十七年七月甲戌，是他去世的年月日；第二年某月某日下葬。墓在乘骢乡御史里华树坞的高地。当初，我王祎和季高一同师从翰林侍讲学士黄公。季高去世，黄公非常悲痛，准备为他的墓撰写铭文；不久黄公也突然去世，遗命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唉！我哪里忍心为我的季高撰铭呢？然而季高与我的交情深厚，何况黄公曾有遗命，又有师友之情，在这种情况下，撰铭之事除了我还有谁合适呢？季高的先祖，自汉代鄠亭侯蒋澄从京兆迁到义兴，七世之后有晋代吴郡太守蒋枢，又迁到临海；十七世之后有唐代吏部员外郎蒋则，则的儿子蒋勋任吴越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于是迁到东阳；又十七世之后，入本朝有南康路建昌县主簿蒋沐，即季高的曾祖父。祖父蒋吉，任襄阳路谷城县尉；父亲蒋玄，私谥贞节先生；母亲葛氏。季高幼年聪颖奇异，读书过目便能背诵，被称为奇童。稍长以后，更加努力学习。贞节君性情严厉刚毅，教诲十分严格，请太末方麒先生和同邑李先生到家塾中，让季高拜他们为师。贞节君和两位先生都是金华文懿许公的弟子，他们的学问承继朱子的正统传授。关于天人性命的深奥道理，以及礼乐、名物、制度、度数的详细内容，季高都从他们的亲自教诲中获得，并领会其宗旨。刚到二十岁，他所学已经纯粹，完全归于正道。等到贞节君和两位先生相继去世，季高便带着书籍进入师山，广泛考察，精心思考。他学问积累丰富后，发而为文章，常常合乎法度，同时又喜欢纵情驰骋，具有古代作者的风格。黄公致仕居家，季高便登门拜访。黄公是一代文章宗师，很少许可别人；但每次见到季高的著作，总是称赞赏识，认为自己发现他太晚了。季高为人恭谨谦和，乐观平易，不自我炫耀；但议论有法度，见识超越常人。无论行动、静处、出仕、退处，都常选择合宜的道义而行。他侍奉母亲孝顺，帮助三个兄长建立家业，振兴乡里，周济姻亲宗族，极其恭敬顺从。因此凡是称道季高善行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没有不同意见。季高曾参加有司考试而不合格，于是放弃仕途，不再从事此业。部使者推荐他为茂材，本应得到官职，却还没有回复，季高便去世了。学士大夫都认为，季高在学问和品行上正不断进步、没有止境，将来一定能成就远大事业；他的才华正要成熟，志向正要实现，谁料竟不幸突然去世。所以他去世时，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只要知道他为人的人，全都为他悲痛，学士大夫尤其为此叹息。天命实在难以预料。唉！季高不能享有长寿，来充分施展才华、实现志向，难道不是天命所定吗？但天命为什么会如此呢？或者说，上天使君子寿命不长的人，又哪里数得清呢？而君子能够闻名于世，正在于此而不在于寿命长短。唉！像季高这样的人，根据他的实际德行来论定他的声名，也足以不朽了。季高娶陈氏，生三子：旭、晔、时，都还年幼。著有《时敏斋稿》若干卷。将要下葬时，他的长兄允同又带着外甥杨芾所写的行状来催请墓铭。铭文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命运有所亏欠，使他不能长寿；声名却清晰显著，可以流传后世。愿这座墓藏永不毁坏损伤，把贞洁的碑石刻立起来，昭示给后代。墓表

译故成斋王先生墓表 先生名城，字玉成，姓王。求学的人不完整称他的字，而用“成斋”作为对先生的称呼，是表示尊敬。王氏源出太原，五代时有一位任节度使的人叫王彦超，来到婺州义乌凤林乡居住。到了宋代，从凤林迁居郡城的有三府君。五世之后生王本，赠太师，追封鲁国公。王本生王登，登政和二年进士，任湘阴县知县，赠太师，追封魏国公。王登生四子：王师醇，乡贡进士，赠奉议郎；王师心，政和八年进士，屡次升任给事中兼侍读、权吏部尚书，授显谟阁直学士，任绍兴府知府，充任两浙东路安抚使，封东阳郡开国侯，赠特进，谥庄敏；王师古，也是乡贡进士；王师德，宣义郎，赠太师，追封楚国公。庄敏的次子王流，任桂阳军知军，赠正奉大夫，这就是先生的曾祖父。楚国公的长子王淮，绍兴十五年进士，淳熙年间官至左丞相，封鲁国公，赠太师，谥文定，这就是先生的曾叔祖。祖父名槐，由大理寺丞出任汀州知州，最后官至朝请大夫。父亲名侊，任将仕郎、监南康北院。先生幼年聪颖，天性温厚，向来不喜欢华丽浮靡之事，只专心求学，丝毫不懈怠。当初，先生跟随高叔祖王师愈学习；王师愈曾任直焕章阁、两浙西路提刑。先生还曾跟随乡先生、徽猷阁待制潘良贵和龟山先生杨时中学习；书舍人吕居仁在其子吕瀚任建昌仙都观主管时，也曾让先生到东莱吕成公门下受业。吕瀚的孙子就是鲁斋先生文宪公，乡里相传其学问。先生又师从北山何文定公何基；何公的学问传自勉斋黄文肃公黄榦，黄公正是考亭朱子的弟子。先生对于文宪公来说是诸孙辈，又列在弟子之中，从未轻易离开他的身边。丞相的孙子、直敷文阁、福建转运副使敬岩先生王佖，其学问得自勉堂刘炎公、双峰饶鲁公，这些都源自朱子。他又和文宪公同族诸父子互相以师友相处。先生对于敷文先生是从子，所以又能够朝夕接受他的教诲而不间断，讨论经义，讲说理趣，探究文辞的深奥，见闻日益深广。他家学的渊源，与那些自称师生关系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先生的学问既然纯正，都出于正道，却从未标榜自己以求异，也不矜持自高。当时像叶闾这样的，乃丞相叶衡的孙子；何钦则是文定公何基的儿子；他们都和先生以风流文雅相互推重，结为忘年交。先生一向没有求取仕进的意愿，有人劝他说：“世代承袭的俸禄不能断绝。”于是他参加铨选考试，取得第一名，补授修职郎，监建康酒税院。还没来得及赴任，时局变迁、世事改易，他便不再出仕，留居祖先旧宅，决定在那里终老。时间久了，遗民故老一天天衰亡。先生和剡源戴表元、永康胡长孺、浦阳方凤、粤人谢翱，都以气节互相激励，时常在残山剩水、风月寂寥的地方唱和，常常流露出黍离麦秀的感慨。读这些作品，令人产生深深的感慨。此时浙东宣慰司、按察司一同治所在婺州，持帅印、掌宪节而来的长官及其僚佐，全都是杰出人物，如恒山周锴、陇西李思衍、洛阳陈元礼、河东臧梦解、曹南完颜贞、渔阳鲜于枢，以及郡守、通判高平孟淳、钱唐夏若水、蓟丘李衎等，没有不略去身份差别，与先生结交的。他们到先生家中，没有一天中断。有的向先生请教义理，有的商讨文章，有的探究典故的沿革，有的询问政务的得失。先生都一一同他们交谈，使他们无不心悦诚服，认为前代文献遗留下来的学问，只有先生足以为凭证。先生风采明朗，仪表法度老练娴熟，戴冠束带，仪容伟岸；远远望去，便知道他是乔木世家出身的君子。婺州是吕成公教化所及之地，后人因此建立祠堂奉祀。宣慰司、按察司想招集学者到祠下讲学，设法请先生来担任老师；但先生不愿以师道自居，于是推荐仁山金履祥先生，并写信勉励他。金先生是文宪公的门人，当时正高卧在兰江之上，因先生的劝说，不得已出山。文宪公的道学由此更加显明，所以凡是求学的人，仍然把侍奉仁山先生的礼节用来侍奉成斋先生。先生生于宋淳祐丁未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今泰定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八岁。同年十一月某日，安葬在金华县东安期里黄枇坞的高地，距离魏国公墓地若干步。著有诗文若干卷，手抄书若干卷。娶永嘉赵氏，生二子：长子邵孙，次子云龙。云龙任将仕郎、江山县尹，后致仕。孙子四人：闲闰、訚、阊，都凭文学使家业世代相传。唉！宋室南渡以后直到今天，婺州的衣冠世家没有比王氏更兴盛的了。爵禄和道德接连数代，先生能够承继祖先；子孙贤能有才，承继并延续先业，先生又能够把德泽留给后代。用这些来考察先生自身，不也是德行盛大的君子吗？唉！即使没有年长的贤人，尚且还有典范可以遵循。先生去世以后，百年间的老成典范都没有了。然而先生所以能够不朽，正因为长久以来还没有人把他的遗风余范记载下来，否则就将逐渐湮没。因此我追述他的梗概，揭示在墓道上，希望后来的读者有所鉴戒和观照。

译喻母石夫人墓表 义乌喻氏有一位贤德母亲，名石夫人，名讳端静，字可度，姓石。石氏是浦江望族，祖父名范，任通州、泉州南外大宗正丞；父亲名某，母亲某氏。夫人生于宋开禧三年丁卯六月四日，于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九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四年以后，即辛卯年某月某日，安葬在崇德乡莲塘山西面的高地。又过了六十四年，她的曾孙喻崈才开始谋划追述、陈列她的遗德，把它揭示在这篇墓表上。喻崈说：“我的曾祖母夫人年轻时庄重而聪慧，凡是女红之事都精通；又喜欢读书史，通晓古今大略。宗正府君非常爱她，选择合宜的婚配，把她嫁给我喻氏，成为曾祖父登仕郎、名梦炎的妻子。我的曾祖父是本朝奉郎、签书镇南军节度推官、名偘的孙子，也是名宣子的儿子。我的五世祖承直郎、缙云县丞、名南强，是朝奉府君的从弟，朝奉府君把他收为孙子。夫人于是侍奉祖姑朱氏。朱氏持家非常严明有法，夫人辅佐她奉行祭祀、接待宾客，总能使她欢心。祖姑有病时，夫人亲自侍奉粥药，几个月衣不解带。朱氏去世后，夫人继承主持家政，完全遵循旧制，因此曾祖父不必被柴米油盐等琐事牵累，能够专心求学，最终凭《周礼》得到江东漕司推荐。起初，我的高祖名厚祖早逝，曾祖父既然承继为后，高叔祖名润祖却总是把田产加倍据为己有。夫人对曾祖父说：“争夺它，所得反而不足；让给他，所得反而有余，您千万不要计较。”曾祖父流着泪说：“您的话正是我的心愿。”最终没有再发生争议。夫人的外姊宋氏，从小和夫人一同长大；宋氏嫁给侍郎朱质的儿子，家境富裕而且有官荫，却没有子女，便向夫人求一个孩子作为继嗣。夫人坚决推辞说：“继承嗣子是同宗的礼法，如今从异姓收取孩子，难道不会引起争端吗？”朱公听后叹息说：“守持节操贞洁，见识明达，真是贤德的母亲啊！”我的曾祖父早早去世后，夫人寡居四十年，专心教养子女，请名师来教他们，又亲自用曹大家的《女诫》教导女儿，常常举出古人的名言善行来勉励家人。读史书看到奸邪逆乱的事情，常常放下书叹息；读到忠义孝节的事情，则啧啧赞叹、羡慕不已。每月初一和十五，她把儿媳妇们召集到堂下，命她们诵读柳仲涂的家训，使她们知道我们先祖兄弟因而以孝悌著称。夫人年老以后，举止仍然完全合乎礼法，就像年轻女子一样；观察她的神色，也看不出她是否喜悦。她虽然生活富足优厚，奉养自己却极其俭朴，常常亲自纺织，不废弃祖先的旧业。家人每次进言说：“家中幸而衣食充足，您何必自找辛苦？”夫人说：“妇女从事女红，就像男子从事学业，难道能因为贫富不同而有勤惰吗？”她天性喜欢施舍，尽力周济贫乏之人。遇到歉收之年，便倾尽粮仓赈济灾民；邻近佃户拖欠租债，她收集债券烧掉，从来不刻意求取福田利益。这些都是夫人的美德，我的先祖常常讲给崈听，每次谈到都不禁流泪。崈恭敬地记下这些，不敢忘记。请您替我写出来，使它永远昭示后世。我王祎听说，自古以来美好的教化都根本于内在的治理，闺门中的阴德教化得以实行，家庭才因此整齐。夫人的五世祖姑黄令人，侍奉婆母孝顺，敬重丈夫，管理子孙既慈爱又严明。家里贫困时，甚至卖掉衣服首饰作为资费，请儒者来教导子弟。她的儿子工部郎官黄良能及其兄弟相继考中科第，全都成为名士。因此义乌的贤母都称道喻氏。唉！夫人正是所谓善于继承先德的人，她贞正的品行和美好的榜样，确实足以规范世人、移易风俗。《易经》所说的“黄裳元吉”，以及《诗经》中彼此配合的警戒，大概她兼而有之，因此不应当没有文字来表彰。现在姑且叙述喻崈所说的内容，按次序记录如下。夫人有三个儿子：长子京，登仕郎；次子魏，早夭；次子高，就是喻崈的祖父。女儿五人：长女嫁朝请大夫、庐州通判李石；次女和第四女都早夭；次女嫁将仕郎朱程；次女嫁国学谕吴镛。孙子三人：长孙祺，作为诸父的继承人；次孙祐，祐就是喻崈的父亲。孙女一人，嫁童祐。曾孙四人：长孙就是喻崈，次孙宣，次孙安，次孙防；曾孙女四人。玄孙一人濬，玄孙女三人；濬就是喻崈的儿子。”

译凝熙先生闻人公墓表 凝熙先生姓闻人，名梦吉，字应之，是婺州金华人。“凝熙”是门人给先生所上的私谥，意思是先生德行纯厚坚定而不改变，内含和气而又光明显耀，用“凝熙”作为谥号，符合他的实际情况。不过先生并不是隐士，他曾在当时出仕，担任过官职；只是人们不以官职称呼他，而用私谥称为先生，是因为先生的德行并不靠官位才显得尊贵，所以不称官职而称德行。闻人氏出自汉代太子舍人闻人通，后来居住在蜀地。宋末有名叫闻人韶的任金华县令，于是定居当地，子孙便成为金华县人。县令生闻人逸孙，元初任温州路儒学教授；教授生闻人诜老，世代以儒学为业，号桂山翁。桂山翁三岁时父亲去世，母亲王氏改嫁项氏，桂山翁便由项氏抚养，因而跟从项氏姓。他娶刘侍郎的孙女，生下先生，后来才让先生恢复闻人姓。先生幼年就有奇异资质，学习知道方向。乡里的前辈定庵王公和鲁斋文宪公王柏推崇伊洛之学，承继朱子传授；桂山翁都曾登门求学，而从定庵王公处学得最多，于是把自己所得教给先生，父子之间相互以师友相待，早晚切磋，先生的学问资质日益深厚。先生把七经的传疏全都亲手抄成卷帙，对于义理所在必定深入探究、仔细审察；即使训诂家的学说纷繁抵牾，也都分别辨明是非，使它们归于一致。他闭门讨论学问，超过十年不出郊外。一天，他和人约好在城南会面，取出收藏的皮鞋穿上；鞋子很久没穿，鞋底已经腐烂并且穿孔。过了很久，他才打开门讲学，四方学者都来受业。婺州由宪府治理，宪司长官常常以礼聘请先生，让他坐在郡学中担任学者的老师；后来他历任教官，所到之处学者争相跟从。先生设教，先讲道德，后讲文艺；有人拿经传中的疑难义理来询问，他一定为他们陈述各家意见，再用自己的学说折中辨析，使他们领会明白才停止。前后弟子不下二千人，他根据各人的资质加以裁成补益，大多成为有用之才。先生信守道义十分坚定，立身处世一以诚信为本；涵养既已成熟，内外始终一致。他身材高大如山，却谦退得仿佛不能胜任衣服；气貌冲和纯粹，如同玄文之玉，温润无瑕而光彩内含。平日从未有懒散的仪容，即使严冬酷暑，也常常正襟危坐，深沉得仿佛有所思考。人们望见他便肃然起敬，接近他又爱慕不舍；无论认识与否，无不称他为有德君子。泰定丙寅年，先生在乡里考中进士，参加礼部考试没有合格；后来又连续考中乡贡副榜，经推荐担任学官，历任处州学录、衢州西安县学教谕、昌国州学正，因多次考核合格，授任泉州学教授。至正戊戌年，朝廷派治书侍御史李国凤经略江南，获得承制封拜的权力。李君曾跟随先生学习，知道他的官位不足以称其德，便授任他为福建等处儒学副提举。但吏部也因先生年资劳绩应当升调为庆元总管府知事，这些任命他都没有接受。壬寅年三月某日，先生在永康寓舍去世，享年七十岁。同年八月某日，安葬在某乡某山的高地。夫人胡氏，没有儿子，以弟弟的儿子复亨为后；有两个女儿，长女嫁唐寿道，次女嫁胡裕，胡裕是夫人的侄子。先生去世后，门人、前翰林编修宋濂、原道书院山长吴履、仁和县丞唐元嘉等，共同商议私下给先生上谥号，又告诉郡守在学宫祭祀他。宋濂又叙述先生的品行，写成行状。如今国子学录张丁曾搜集先生遗文编成六卷，并把行状交给我王祎，说：“您是我们郡里的人，最详细地了解先师；墓上的石头应当刻文，只有您最合适。何况先生是您的至交，按情义也不敢推辞。” 后来又连续考中乡贡副榜，经推荐担任校官，历任处州学录、衢州西安县学教谕、昌国州学正；因多次考核合格，授任泉州学教授。至正戊戌年，朝廷派治书侍御史李君国凤经略江南，获得皇帝授权，可以按制封授官职。李君曾跟随先生参加防守，知道先生的官位与他的德行不相称，便任命他为福建等处儒学副提举。但吏部也认为先生年资和劳绩应当升调为庆元总管府知事，这些任命先生都没有接受。壬寅年三月某日，先生在永康的寓所去世，享年七十岁。这年八月某日，安葬于某乡某山的山麓平地。夫人胡氏没有儿子，便以弟弟的儿子复亨承继为后；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唐寿道，次女嫁给胡裕，胡裕是夫人的侄子。先生去世后，门人、前翰林编修宋濂、原道书院山长吴履、仁和县丞唐元嘉等人，已经共同商议私下为先生拟定谥号，又告知郡太守，请在学宫祭祀先生。宋濂又叙述先生的生平事迹，写成行状。如今国子学录张丁曾收集先生的遗文，编成六卷，并把行状交给我祎，说：“你是我们郡里的人，对先师的了解最为详细，坟上的墓碑应当有刻文，这件事只有你最合适。况且先生是我的朋友，按情义我不敢推辞。” 于是我按上述次序叙述，并进一步说道：“唉！圣贤之学，就是先生所学习和实践的学问。看他树立诚信以达到根本，把善行推及他人，内外融通，始终纯一，称为有道君子，还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唉！先生已经足以因此不朽了。把他的美德和事业揭示出来，刻在坚贞的石碑上，后来的来者还可以从这里考察。” 漳州路达鲁噶齐阿勒呼木侯墓表。元代有一位尽节而死的臣子，名叫达鲁噶齐阿勒呼木，字子初，阿勒呼木氏，是西域人。洪武元年，王师征伐福建，福建八州不到两个月便平定。当时阿勒呼木侯正监理漳州郡政。守将已经率领所属军队先行逃走，郡中事务又交给其他官员总管，政令不能由自己掌握；他正想谋划守御办法，还没有部署完毕，总管便已经投降。不久报告说新朝使者到了，按礼应当到郊外迎接。侯从容地对左右说：“我将要对此作出安排。”于是穿上朝服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说：“我四十岁才开始做官，没几年便达到二千石的官位，国家恩德深厚。如今力量不能抵御敌人，道义上又不忍投降；报答国家恩德，只有一死而已。”于是砍断自己的官印，在笏板上写下“大元臣子”，放在案上，随即拔出佩刀刺入喉中，割断咽喉而死。他死后手里仍握着刀，按着膝盖坐着，刚毅的样子如同生前。郡民聚集在庭下哭泣，声音震动大地，共同收殓安葬他在城东门，死时大约四十六岁。侯早年负责宿卫，按照年资本应入仕；但因母亲年老，不忍离开膝下，也不愿出仕。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东宫一向知道他的才干，勉励他出仕，于是授承直郎，代理宣政院崇教。至正辛丑年，升任奉训大夫、杭州路治中，不久改任福州。壬寅年因事进京，授福建行省理问官，官阶转为奉议大夫，与福建行省平章杨珠布哈一同赴任。适逢盗贼占据闽城，不能进入，侯辅佐平章召集各县百姓编为军队，迅速包围城池。盗贼势力困窘后，便打开东面的包围缺口出逃，侯于是率兵将他们歼灭。因功升朝列大夫。过了三年，授漳州路达鲁噶齐。当时亚中大夫陈有定占据全闽，百姓苦于他的剥削。侯说：“我受托治理方圆千里的百姓，难道忍心坐视而不加以救济吗？”于是大力整治各种政务的利弊，兴办应兴之事，革除应革之弊，办事敏捷而又务求忠厚，百姓受到他的恩惠很多。因此他死后，漳州人没有不悲痛思念他的。他可称道的为人，就是如此。侯的祖父名玛克苏尔，任大都路治中；父亲名穆尔玛哈穆特，任安庆路治中。夫人辉和尔氏。儿子二人：长子禄实，任宿卫，官至舒固尔齐；次子布延特穆尔，任江西行省通事。唉！世上的评论者大概会说：死亡本身并不最难，难的是选择怎样面对死亡。侯的职责在于守卫土地，他不侍奉两个朝廷，并且守土而死，可以说死得其所，难道不是尽节之臣吗？我到漳州后，详细了解了侯殉难的事情，因而感叹：福建八州的官吏，大大小小何止数千百人，而像侯这样大节凛然的，几乎找不出一两个。所以我写下这篇文字表彰他，并且一并记述他的官职、功绩和世系，让人刻在石碑上。这样岂只是为了慰藉漳州人的思念，也希望借此作为臣子们的劝勉。

译时斋先生俞公墓表 近来江南竞相崇尚豪华奢侈，一变从前淳朴的风俗。不到几十年，耳濡目染、习以为常，人人都被同化成这种风气，古代遗留下来的风俗也就完全消失了。读书人也都雕琢器物、穿着彩绣，学习修饰仪容，以便迎合时俗，希求迅速取得仕进；否则便会被讥笑为鄙陋怯懦。若不是确实能够坚持自信的人，很少有不因此改变的。当时，金华俞先生独自率领全家遵行礼法，穿深衣、戴高冠；谈论古道时，客人来到门前便肃然恭敬，低头拱手快步迎接。到了门口，宾主分立左右，行三拜礼到台阶前；再像先前一样行礼，才登阶到自己的位置；又行三拜。每次行礼都有相应的辞语，慰问、庆贺、赞美和周旋应答，俯仰之间言辞声气都十分恭敬。乡里年轻人离开古礼已经很久，不知道旧俗原本都是这样，有的暗中指责先生与众不同，有的更认为他迂腐迟缓，先生却不予理会。他七十二岁，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去世。先生去世以后，宋代遗留下来的风俗便再没有人知道了。先生名金，字叔器，别号时斋。他的祖先是杭州吴越钱氏族人，当时有人在其国中任户部尚书兼营田使，名叫公帛，曾经经过婺州义乌，喜爱那里的土地，于是迁居到该县凤林乡。户部生德铨，德铨生▯，又迁居金华孝顺镇；▯生海，海生善转、善智，各有四个儿子，都是儒生。只有善智的儿子昌言，于宋大观三年作为上舍生释褐成为进士，任永丰、萧山二县知县。善转的儿子奉又迁居溪南琴山，奉生某县主簿允中，允中生性，性生咨益，咨益生寿，寿生义，义就是先生的父亲。先生的母亲姓金。先生年少时喜爱学习，善于自我督促，探究发掘、深入考察，像水滋润树木一样不断积累，随着月日增长、年岁变化，成年后便有了声名。他参加一次考试而不合有司要求，便退居家中修习；对于经书和史籍，他潜心搜求考订，辨析疑难昧暗之处，增益补正很多，求学者把他当作老师和尊长，前来受业的人接连不断。先生年纪越大，志向越坚定，学问虽成就较晚却更加完备。人们都希望他能够得到任用，然而宋朝灭亡了。因此先生的名声没有在世上大为显扬，只能通过文章来表现自己；时间久了，文章也散失不传，世人于是无从知道先生，更没有人能够谈论他，只有乡里人罢了。然而先生留下的事迹，乡里人未必知道；详细知道的只有他的儿子、孙子，到了曾孙就已经疏远了。再过几代，难道还会有人知道他吗？笃信自守的人本来不妨碍别人知道或不知道自己；但像先生这样有德行的人如果不能流传下去，那么天下行善的人就会少了。因此我把他的事迹条列论述出来，以表明不苟且迎合一时的人，正是因此能够符合后世的标准。先生娶王氏，生四个儿子，名叫禄、祺、祜、祉，后来去世。儿子在先生去世那年十二月甲子日，将他葬在就日乡义和里的杨家园。如今距离先生去世已有四十六年，先生的孙子有钦、奇、识、观、庆、用、元，多数已经成为阅历丰富而成熟的人。曾孙有五人，也都已经长大了。烈妇李夫人墓表 呜呼！这就是烈妇李夫人的墓。夫人姓夏，名婉常，是宋代英国文庄公的后裔，九江人。二十岁时成为南昌李家的儿媳，又过了十四年，即元至正戊戌年四月十六日，陈友谅攻陷南昌，夫人为此而死。不久前我奉诏修撰《元史》，有关官府把夫人为国而死的事迹上报，我已经将她的大节写入史册；美好的名声、崇高的典范，可以不朽了。况且她的丈夫宗颐在王朝任国子学正，与我友善，又请我详细论述她的言行，刻表在墓道上。我不敢以文辞不足为由推辞。李氏是江西的名门，在宋代曾考取名科，跻身法从之列的共有数代。宗熙，字克正，从小就有才华声誉，能够振兴家声。夫人的父亲是榷茶副使德懋，疼爱女儿，所以把她嫁给宗颐。夫人生下来六岁时母亲便去世了，她却能依照礼法自我约束。女红已经精巧，又读书而通晓大义。嫁到李家以后，侍奉婆婆，身边服侍、顺从承奉，使婆婆非常欢喜。婆婆曾经生病，她早晚奉送汤药，接连数月衣不解带，因此以孝闻名。平日治理家事有章法，辅佐丈夫祭祀祖宗、款待宾客，没有一件违背礼法。她天性刚强聪慧，但处理事情、对待人和物时，总是采用柔顺谦逊的方式。族人和姻亲之间，凡是称赞能够尽到妇道的人，一定会提到夫人。等到陈友谅的军队前来攻城，夫人料想城池早晚将要被攻破，便对丈夫说：“灾祸逼近了。我们夫妻、子女和母亲，万一不能彼此保全，只应当把我找进井里。”不久城池陷落，夫人与丈夫、儿女都彼此失散，只有她带着两个女儿躲藏在后园的竹丛中。敌人直接找到了她们所在的地方，想驱赶她们离去。夫人从怀中取出金珠扔给他们，说：“我不走，把这些送给你们；否则就杀了我。”敌人得到金珠便离开了，但后来的人又接连赶到。她料想终究不能逃脱，便抱着两个女儿跳入井中。井水很浅，不能淹死她们，而井水旁有砌井用的石头横向伸出，可以站立，于是她夹带着两个女儿站在石头上。过了一会儿，婢女从井上呼唤夫人，问她丈夫和儿子在哪里。婢女听到了错误的消息，回答说：“都死了。”夫人大哭，对两个女儿说：“我原以为你们的父亲还活着，所以忍死留在这里。如今你们的父亲既然已经死了，我不死还等待什么？”她又哭道：“天啊！李氏有什么罪过，灾祸为什么这样惨酷？然而幸好我的身体没有受到污辱，希望不玷辱李氏，这样我就可以在地下与我的丈夫相见了。”她又把后事详细嘱咐女儿，随即再次投水自尽，次女也跟着投水。不久她的丈夫赶到，救出了长女，使她得以无恙；但夫人和次女都已经死了。夫人当时三十四岁，次女刚满十岁。第二年己亥十一月某日，她们附葬在新建县西岭镇梅冈祖茔旁。长女名贞兰，嫁给舒景南。儿子说：“樾如今是国子学生。呜呼！死对于人来说是大事。只遵循义理，把死亡看得如同回家，即使君子也很难做到，何况妇女呢？像李夫人这样以死成就义节，却能如此毫不困难。称她为烈妇，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替人褒扬德行、记录美善，以此向世人表示劝勉，是史官的责任。因此我再次郑重记载这件事，用来寄托我褒善扬美的心意。《春秋》的笔法，是把事实写全来显明其中的意义，所以这里也不再另作颂辞。《王忠文集》卷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