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村类藁卷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稼村类藁》卷十六 元代王义山撰 讲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坐。孔子说：“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长一天，就把我当作长者而拘束自己。你们平时常说：‘没有人了解我。’如果有人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打算怎样做呢？”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坐。孔子说：“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长一天，就把我当作长者而拘束自己。”当时是鲁哀公十五年，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后的第五年，孔子当时七十二岁。曾皙、冉有、季路三人年纪相同，比孔子小九岁；子华比孔子小十一岁，所以说“比你们年长”。考察孔子所问与《公冶长》中所记孟武伯询问子路、冉有、公西华的事，实际上发生在同一时期；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回答与孔子回答孟武伯的话，像是出自同一张口。按《论语·公冶长》记载，孟武伯问：“子路有仁德吗？”孔子说：“不知道。”又问，孔子说：“由嘛，千乘之国，可以让他管理军赋；但不知道他是否仁。”又问：“求怎么样？”孔子说：“求嘛，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以让他做宰；但不知道他是否仁。”又问：“赤怎么样？”孔子说：“赤嘛，穿好礼服站在朝廷上，可以让他同宾客交谈；但不知道他是否仁。”孟武伯的询问发生在哀公十五年春天。季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坐，发生在这一年夏五月。孔子说：“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长一天，就把我当作长者而拘束自己。” 你们平时常说：“没有人了解我。”如果有人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打算怎样做呢？子路说：“千乘之国夹在大国之间，又有军队侵犯，接着发生饥荒，我来治理它；等到三年，可以使百姓勇敢并且懂得道义的方向。”子路的回答，就是孔子回答孟武伯所说的“由，可以让他治理千乘之国的军赋”。冉求说：“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我来治理它；等到三年，可以使百姓富足；至于礼乐，等待君子来施行。”冉求的回答，就是孔子回答武伯所说的“求，可以让他在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担任宰”。公西华说：“我赤不敢说自己能够做到，只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事情上，或者诸侯会盟的时候，我戴着端冠、章甫之冠，愿意做一个小相。”子华的回答，就是孔子回答武伯所说的“赤，穿着礼服站在朝廷上，可以让他同宾客交谈”。三人的回答，就是孔子回答武伯、肯定三人的话。人们只知道季路、冉有、公西华陪坐时的回答记载在《先进》，却不知道孔子回答武伯、肯定三人的话记载在《公冶长》；虽然两篇的次序先后不同，实际上都发生在哀公十五年，是同一时期的事。大概三人听到孔子回答武伯的话，认为孔子已经因此肯定了自己，不久又承接孔子的询问，于是就用孔子所肯定自己的方面来回答孔子，想求得与孔子的心意相合。至于曾皙，则不仅武伯的询问没有涉及他，而且他是另一等人物。他天资高明，志向远大，借孔子的询问来发抒胸中的天然境界，不是求着与孔子相合，而是默默地与孔子相合。不过，这里所说的是三人回答孔子的询问，和孔子回答武伯的话相同。至于陪坐时，孔子之所以肯定冉有、公西华，大概是取他们有礼乐的意思；而特别赞许曾皙，是因为他深深达到了礼乐的极致。子路不懂礼，所以孔子笑他。现在看冉求的回答：“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我来治理；等到三年，可以使百姓富足；至于礼乐，等待君子。”冉求这句话，不是礼乐是什么？冉求说到礼乐却说要等待君子，这是他自谦的话。谁说冉求不能和他谈礼乐呢？子华回答：“我赤不敢说自己能够做到，只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事情上，或者诸侯会盟的时候，我戴着端冠、章甫之冠，愿意做一个小相。”子华这句话，不是礼乐是什么？子华虽然只说到礼，但宗庙祭祀和诸侯会盟之际，难道可以只有礼而没有乐吗？谁说子华只懂礼而没有涉及乐呢？两人的志向都是礼乐之事；至于曾皙所说的礼乐，就不同于两人所说的礼乐了。从“暮春时节，春服已经穿好，去沂水边沐浴”，直到在舞雩台吹风，这是没有固定形迹的礼；从“弹瑟的声音渐渐稀疏，铿的一声，放下瑟站起来”，直到唱着歌回来，这是没有声音形迹的乐。礼达到无形，乐达到无声，正是礼乐的奥妙。有人说：冉求、公西华的志向在礼乐方面，确实如此。子路的回答却说：“千乘之国夹在大国之间，又有军队侵犯，接着发生饥荒，我来治理；等到三年，可以使百姓勇敢并且懂得道义的方向。”他的志向在于治理国家，和礼乐有什么关系呢？差别多么大啊！这是没有善于观察孔子的意思。孔子笑子路说：“治理国家要用礼；他说话却不谦让，所以笑他。”冉求、公西华在问答之间都知道有礼乐之事，子路却不懂礼，轻率地回答。至于曾皙，则深刻认识到礼乐的奥妙极致，达到无声无形的天然境界，这就是孔子赞许他的原因。然而孔子责备子路只说礼而没有说到乐，又是为什么呢？唉！乐难道是容易谈论的吗？天高地下，万物分散而各有差异，礼于是运行其中；礼周流不息，使万物相合而化育，乐于是产生。乐，是礼由此产生的东西。子路连礼都不懂，又怎么能责求他懂乐呢？大概冉求、公西华二人只能得到礼乐的粗略层面，曾皙则达到了无声无形的奥妙，子路连礼都不懂，更何况可以和他谈乐吗？我在这里更加可以想见孔子赞许曾皙的原因了。唉，礼乐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难道只是玉帛、钟鼓之类吗？礼达到无形，乐达到无声，这是礼乐的天然境界，除了曾皙还有谁能懂呢？当他把心意寄托在春服已成、童子和冠者到沂水沐浴时，礼还保有形迹；等到在舞雩台吹风，就没有形迹了。当他弹瑟的声音渐渐稀疏，直到铿的一声、放下瑟站起来，乐还保有声音；等到唱着歌回来，就没有声音了。暮春，是和顺的时节；礼乐，是和顺积累而成的。远远想象云淡风轻、宇宙澄澈开阔、和顺达到极致、妙理造化真实显现的境界。这时的情意，真正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这就是礼乐的天然境界。唉，难道容易说清吗？然而考察四人的言志，正是在哀公十五年夏五月，曾皙却认为是暮春，为什么呢？

译大概周历五月，就是夏历三月。孔门采用夏历，所以曾皙说暮春。虽然如此，学习者知道曾皙还有不同于三人的地方吗？人们知道三人都有出仕的意思，而曾皙唯独没有出仕的意思。唉，难道只有曾皙如此吗？真西山曾说，曾氏从曾皙开始，曾参从曾参开始到曾元，孔门三代都不出仕，只有曾家如此。唉，这就是曾皙不同于三人的地方。这就是曾皙不同于三人的地方。唉，曾皙是这样的人，我要和谁同道而归呢？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都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他说：“没想到欣赏音乐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音乐以“韶”为名，为什么呢？“韶”就是继承，舜继承尧，所以称为韶。韶以“九”为名，又是为什么呢？前代儒者说：水、火、金、木、土、谷得到治理，端正德行、便利器用、厚养民生都得到协调，九种功业都得到条理，九种条理都用歌咏表达，九歌就是九韶。我起初曾对此有所疑惑，考察舜的事迹就可以知道了。舜询问二十二人，其中只有禹的功劳最大；禹开辟九山，疏通九泽，疏导九河，划定九州，四海之内都承受舜的功德，于是兴起九韶之乐。韶以九为名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齐国为什么也有韶乐呢？有人说，陈国是舜的后代，敬仲逃奔到齐国，所以齐国有韶乐；这种说法是对的。敬仲在陈国并不是掌管音乐的官，他难道懂得韶乐吗？我曾考察当时各国，只有鲁国的音乐最完备。季札来鲁聘问，请求观看周乐，看见舞《韶箾》的人，说：“德行达到极点了！盛大啊！如同天空没有什么不覆盖，如同大地没有什么不承载。即使是极盛的德行，也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了。”由此可见，鲁国早已有韶乐。谨按：齐景公三十一年，太师挚从鲁国前往齐国，孔子也在这一年到齐国。第二年，孔子同太师挚谈论音乐，听到了韶乐。齐国原本没有韶乐却有韶乐，我私下认为是因为太师挚到来以后，齐国才有了韶乐。我曾读《孟子》，也考察孔子所听到的韶乐。齐景公曾经召见太师，说：“替我创作一支表现君臣相悦的乐曲。”这大概就是《徴招》《角招》。太师虽然没有明说是太挚，但考察年代，二者前后相近；再从太师的名字看，也未必不是太挚。《招》与《韶》相同，先儒认为就是舜的《韶》乐，那么孔子所听到的《韶》，未必不是《徴招》《角招》。为什么《论语》不说“孔子在齐听到《韶》”，而说“孔子在齐听《韶》”呢？刘向把这件事编在孔子刚到齐国的时候，子长则把它系在孔子往齐国之后。以先儒的说法考证，应当是孔子初到齐国时的事。为什么这样说？先儒引用《国语》说，孔子到齐国后，催促随从说：“《韶》乐已经奏起来了。”随从问：“您怎么知道？”孔子说：“我看见童子的目光端正、举止正直，就知道这是《韶》乐奏起了。”起初，孔子派公西华出使齐国，途中经过齐国的友好地区。公西华出发时，正是齐景公三十一年。他回来复命后，孔子在这一年十二月前往齐国，正好在太师到齐之后，所以孔子所听到的《韶》，应当是在初到齐国那一年。门人因为孔子到了齐国，便记作“在齐”，本来并不是说住在齐国。孔子听到《韶》很高兴，子长说他学习《韶》乐三个月，竟不知道肉的滋味，大概是心中喜爱《韶》的音乐，以至于不知道肉食给口腹带来的享受。然而“学习它”和“三月”这两个词都很可疑：孔子难道要等学习之后才知道《韶》吗？况且以季札观乐的年代考察，当时孔子刚刚从那个时代出生，后来到昭公二十五年，正是孔子前往齐国的年份。孔子是鲁国人，难道生在鲁国却不知道鲁国有《韶》吗？又难道要到了齐国才学习它吗？“学之”二字，正是《论语》没有记载的原因。虽然如此，齐国本来没有《韶》，是因为太挚才有了《韶》。当时只有鲁国可以使用天子的乐舞，正如孔子所说“不料作乐竟到了这个地步”，他的意思并不是说齐国原本就有这样的《韶》。先儒把“三月”解释为“音”字，说“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的声音，便不知道肉的滋味”，这种说法是对的。我曾因此对《书》产生疑问。《书》经过秦火以后，错乱本来就很多，没有比“防曰”以下更严重的。“防曰”之后说敲击石磬、鸣响玉磬，拍击琴瑟来歌咏，祖先来临，虞国宾客就位，群臣互相谦让；这样看来，不等到《韶》乐，单凭玉磬、琴瑟和拍击之乐，就可以使神人与人相和、上下相亲了。又说：“堂下奏管乐，摇动鼗鼓；合奏时击柷，止奏时击敔；笙和大钟交替演奏，鸟兽欢快地跳跃；箫和《韶》乐演奏九遍，凤凰前来起舞。” 这样看来，管乐、鼗鼓、柷、敔、笙、大钟和箫都可以感动鸟兽、凤凰前来，那么玉磬、琴瑟和拍击之乐也可以不用了。现在想按照先儒整理经文的体例来订正《书》，从“防曰”以下，先叙述奏乐的一段，然后再写感通的情形。“防曰”“敲击石磬、抚击石磬”，“防曰”“敲击鸣响玉磬，拍击琴瑟来歌咏”，直到“堂下奏管乐、鼗鼓，笙和大钟交替演奏，合奏击柷、止奏击敔，箫和《韶》乐演奏九遍”，这些都是奏乐的内容，应当把“防”字作为一段；然后再写“祖先来临，虞国宾客就位，群臣互相谦让，众官都协调和谐，凤凰前来起舞，鸟兽欢快跳跃，百兽跟随起舞”，这些是感通的情形，也应当另作一段。这样从神灵和谐到人的和谐，再从人的和谐到万物的和谐，文意才顺畅。况且“合止柷敔”一句，按照原文，本来在“笙镛以间，箫韶九成”之上；柷敔是用来开始和停止音乐的，音乐已经停止了，哪里有在音乐停止以后才演奏笙、钟、箫的道理？先儒拘泥古文，从“防曰”以下不加订正，孔安国所说的错乱就是这些。诸位又知道《韶》乐的功效有达到极致的地方吗？《韶》的功效不只是使鸟兽跳跃、凤凰来仪、万物在野外和谐；最重要的是虞国宾客就位，群臣相互谦让，众宾客在朝廷上和谐相处，这可以看出音乐感化人的力量是多么深。

译虞国宾客就是丹朱。丹朱不贤，问题全在傲慢。禹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又说：“傲慢暴虐于是发生。”像丹朱这样不贤、连尧都不能感化的人，一听到《韶》乐的声音，傲慢强悍的气质便完全改变了，能够与群臣相互谦让。唉！舜的《韶》乐不但能感化尧所不能感化的丹朱，而且它的乐舞还能感化不顺从的苗民。《乐记》说“干戚”、羽毛都叫作舞，那么舜的干舞、羽舞，就是乐舞。舜的乐舞，它的功效达到极点了吧！我曾因此知道孔子订正音乐是有原因的。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音乐才得到订正。孔子为什么要在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订正音乐呢？因为卫国的乐官中有许多贤者。考察当时的情况，《简兮》正是讽刺贤者不被任用的诗。卫国的贤者在乐官中任职，都可以辅佐、侍奉君王；所以卫国的乐官中有许多贤者，可以作为王者的辅佐，这就是诗人把他们比作西方美人的原因。有人说：“郑、卫的音乐，是孔子所厌恶的。如今却对卫国有所取法，这不是孔子的本意。”唉！并不是这样。卫国的乐官中有许多贤者，孔子未必不曾同他们讨论音乐。这就是孔子放弃郑声而没有放弃卫声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孔子订正音乐，不是在从别国回来时，而是在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又听说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后，选取《诗》三百零五篇，配上弦乐歌唱，以求与《韶》乐的声调相合。唉！他对《韶》竟是多么重视啊！他既说：“《韶》乐，美到了极点，也善到了极点。”又说：“音乐就要采用《韶》的舞蹈。”到齐国听到《韶》乐，又说：“没想到作乐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唉！我怎么能不为舜的《韶》乐再三感叹、再三歌咏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孟子说：“人有人的道理：吃得饱、穿得暖，安逸地居住，却没有教化，就接近禽兽。圣人对此忧虑，于是让契担任司徒，用人伦来教导百姓：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之间有义，夫妻之间有分别，长幼之间有次序，朋友之间有信用。” 子夏说：“尊重贤者而不以女色为重，侍奉父母能够竭尽自己的力量，侍奉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守信；即使有人说他没有学习过，我也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先儒认为这四项是人的大伦，有人说五常之中缺少一项，便不可成立。子夏说人伦，把夫妻放在前面，因为人伦从夫妻关系开始。说到君臣、父子、朋友，却没有说兄弟，有人对此感到疑惑。然而有了父子这一伦，兄弟这一伦也包含在其中了。兄弟在最初本来就是同一个人的身体。孟子谈舜施行五教时，为什么先说吃饱、穿暖、安逸居住却没有教化呢？这是指舜的时代而言。先儒说：“水土平治以后，才可以教人耕种；衣食充足以后，才可以施行教化。”我曾读伊川《春秋传序》，其中说：“上天生育百姓，必定有超出众人的才德之人出来，成为君长，领导他们生存养育，进而教导他们，使人伦得以彰明。尧的时候，洪水横流，泛滥天下，草木茂盛，禽兽逼近人类，尧独自为此忧虑，于是推举舜来治理。舜让益掌管火政，益焚烧山泽，禽兽逃藏。禹疏通九河，使汾水、济水、漯水流入大海，又使淮水、泗水流入长江，水土于是平治了。” 百姓不能没有衣食，后稷教百姓耕种，栽培五谷；五谷成熟，百姓得以生养，这就是引导他们生存、养育他们的事业完成了。人有人的道理，吃饱穿暖、安逸居住却没有教化，就接近禽兽；圣人为此忧虑，让契担任司徒，用人伦教导百姓，这就是教化他们而使人伦明白。人最值得忧虑的，莫过于生养不能完成、人伦不能明白。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在于人伦明白。当时洪水不过是洪水，人心中的五常并没有受到损害。洪水可以造成世道的变化，却不能改变人心中的五常；舜之所以命契担任司徒，让他施教，不过是舜特别替百姓多作了一层考虑，难道尧舜时代的百姓真要等着教化吗？《书》中所说“百姓不能亲睦，五品不能谦让”，也只是过分替他们忧虑，难道尧舜的百姓会有不亲睦、不谦让的吗？人心中的五常与生俱来，不会因洪水而增减。契也不过是根据父子之间本有亲爱，使他们明白什么叫亲爱；根据君臣之间本有义，使他们明白什么叫义；根据夫妻、长幼、朋友之间本有分别、次序、信用，使他们明白什么叫分别、次序、信用。学习的人不要把“有”字当作寻常字眼读过；所谓“有”，本来就是自身固有的，并不是从外界施加给我的。我曾因此感叹：舜在五常之中处理人伦变化，主要有两件事：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人人都有父子关系，但舜的父子关系却不是这样。父亲顽固，母亲愚昧，舜可以说极其不幸。舜却说：“我是别人的儿子，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职责，父母不爱我，也是应当的。父母有什么成见呢？”魏鹤山说：“亲人譬如天。天对于万物，能生长的就培育它，倾覆的就使它覆灭，取决于万物自身，天有什么成见呢？父母对于子女，子女贤能就亲近他，子女没有才能就轻视他，结果取决于子女自身，父母有什么成见呢？”所以古今没有不能安定的天，也没有难以感化的父母。难道舜没有才能，所以被父母轻视吗？舜是大圣人。舜却说：“我没有才能，哪里会有父母不对的道理？”他自己克制并使父母和谐，以孝亲之道不断进善，使父母得到治理而不至于陷入奸邪，后来舜才得以在父子关系中享有天性之乐。人人都有兄弟关系，但舜的兄弟关系却不是这样。象天天把杀害舜当作事情，曾经进入舜的宫室。“欝陶”“忸怩”这四个字，在经书和诸子书中很少见，只有《孟子》中出现。五子之歌，都是弟弟告诫哥哥的话。象极不仁，却也不能把“欝陶”“忸怩”这样的情感从口中抹去。此时的象，已经不是从前的象了。

译由此可以看出，羞恶之心并没有因为象的缘故而消失。洪水平治以后，到商汤时，世道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人伦又一次得到整治。现在看伊尹告诫太甲的话：“先王开始整治人伦。”伊尹不只说“修”，而说“肇修”，因为这是人伦第一次建立。自从开始整治以后，君主成为君主，臣下成为臣下，君臣之伦重新建立；父亲成为父亲，儿子成为儿子，父子之伦重新建立；夫妻各自安守夫妻之道，兄弟各自安守兄弟之道，朋友各自安守朋友之道，夫妻、兄弟、朋友之伦又重新建立。这就是商汤对于人伦所立的大功。到武王时，世道又发生一次大的变化，人伦又得到一次大的修整。武王于是访问箕子，箕子一再说到“彝伦”，都是为纲常大伦作打算。班孟坚作《东都赋》时所以说：“建武元年，四海之内，重新建立夫妻关系，开始确立父子关系，君臣制度初次建立，人伦才真正开始端正。”古人有话说：五常之中，只有师道没有列入；有人想把朋友一伦作为师友。晦翁曾说，五常中朋友这一伦，关系到人伦中的四项：父子、君臣、夫妻、长幼；其中亲爱、义、分别、次序，都是从朋友之间讲明道理而来的。如果把朋友解释为师友，这种说法却不恰当。因为五常都不能没有老师；师道一天不确立，父子就失去成为父子的道理，君臣就失去成为君臣的道理，夫妻、长幼、朋友也失去成为夫妻、长幼、朋友的道理。《礼记》说：“天生万物，地产财富，人由父亲生育，而由老师教导。既说天地，又把老师和天地并列，由此可见天地与师道同等重要。一天没有师道，即使天地也不能成立。”舜让契担任司徒的原因，是司徒就是老师。师氏这一职务，不归属其他官职，而归属司徒。司徒不是老师又是什么？那些说舜的五典中没有师道的人，只是没有认真思考罢了。我曾因孟氏的话而深有感触。舜恭敬地广施五教而以宽厚为本，这是不对顽劣之人发怒嫉恨的意思。到了孟子却说：“安逸居住却没有教化，就接近禽兽。”圣人难道会想把人当作禽兽吗？晦翁说：“如今人们议论有余，亲身实行不足；只会说的人，就像猩猩和鹦鹉一样。”唉！夜气不能保存，还可以涵养。孟氏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一来，他与禽兽相差不远。”安逸居住却没有教化，还可以告诫教导；孟氏直截了当地说：“接近禽兽。” 圣贤难道不希望人真正成为人吗？人如果胸中没有天理，外表虽像人，内心却成了禽兽。难道只是说与禽兽相差不远吗？即使如此，禽鸟还有反哺，野兽还有麒麟般的仁厚。人像禽兽一样，尚且还可以；人却连禽兽都不像，难道可以吗？《稼村类藁》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