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督集卷十七　　　　　　宋　曾丰　撰序

译《隆兴府纂修图经序》。郡国编制图籍的制度由来已久。豫章自汉代成为郡，历经隋、唐直到五代，共有一千多年，事迹多得数不胜数。涂廙、雷次公所作的记载，未能包罗全部，但大体上已经得到了。它们的底本如今已经亡佚。李煜携带图籍归附朝廷，豫章郡也随之发生变化。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抚慰治理，郡中的风物才开始兴盛，于是有某氏撰述《祥符图经》。又经过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的培育，郡中风物才极为兴盛，于是有洪氏撰述《职方乘》。建炎、绍兴年间，金人南下，整个郡都化为烽火灰烬。太上皇帝中兴，抚慰治理三十多年，才恢复过去太平的旧貌，但至今还没有人加以记述。淳熙壬寅年，我承乏代理郡守，到任时年景已经衰败。那时只顾察看并革除民间疾苦，其他事情还来不及办理。第二年幸逢年成丰熟，百姓安定而政务稀少，闲暇时取来三部书阅读，虽然义理彼此都有可取之处，事实彼此也都有遗漏，于是选拔两三位僚佐、两三位熟悉义理和当地风俗的郡士，共同分类编次。每一类编成后，再由某人依次编排、选择。有的书叙述详细，有的简略，就取详细的；有的相同，有的不同，就取相同的；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就取正确的；有的记载有，有的没有，就取有记载的。三部书都没有记载，而诸子百家解释传注的说法、碑碣上的记载、长者们的传述，偶尔有涉及的，就一并补入。乾道、淳熙以来陆续兴起、创制的新事，不是三部书所能涉及的，也各自增补进去，希望另外编成一部书。第二年某月，草稿完成，我复核校订以后，厘定为若干卷。两三位僚佐、两三位郡士，实在出了很多力。我拱手接受这部书的完成，设宴聚集，依次慰劳他们。说起这部书，开头夸赞龙德潜运，用以歌颂府名的赐予，这是为了报答皇上；其次考订百家之说，三部书凡是记载的就一概收录，这是为了补足旧书；最后参合新旧资料，把三部书合为一部，以便阅读查览，供职方官、史官采择，传给后人。一个举动包含三种用意，即使稍微耗费一些公家钱财，难道值得计较吗？于是把它刻在木板上，某月某日，曾丰作序。《豫章图志后序》。殿撰、给事中程公统帅江西的第二年，各项废弛的政务依次兴举，凡是没有益处的事，一概不去做。考察治理豫章，它是东南的一大都会，地位不是其他支郡可以相比的。圣天子恢复故土的念头从未放下，舆地书中有些地方却稍有抵牾。一天夜里，朝廷下令给职方，认为豫章郡在江西应当首先响应诏令；所以三部图经大的方面没有妨碍，小的方面却不免有异同，不适合供皇帝在夜间阅读。程公急切想要重新纂次，恰逢郡中上佐刘公某、黄公某协力承受程公的意旨，承担编撰体例和总纲的责任。又与程公访求，得到郡士崔某、冯某负责编纂校订，使祝某、杨某负责删改润色草稿，程公亲自润色，终于完成全书。因此，过去缺少的就补上，例如分野一类；过去简略的就详尽说明，例如郡的沿革一类；几种说法不一的就统一起来，例如辨析豫章名称一类；后来陆续出现的新资料就续补，例如乾道、淳熙二十多年的事迹一类。我本来资质愚钝，幸而曾分担祝、杨二人的职责，但工作还没有完成一半，就因事情牵连而离开。又过了某月才报告完成，后来得到副本，拿来同我草拟的稿子相比，原来粗俗的言辞转为雅正，浮泛的内容转为浑厚，这都是程公润色的力量。程公考中进士，虽然很早就刻苦攻读、过着清贫生活，安然等待命运，不只是布衣时期如此，年纪也已经不小了。他起初擢升为给事中，兼掌外制，入选担任邃殿职务，平生所作文章积满书箱，大抵都是光耀国家的文章；大概是学力已经达到，发于持满而出的力量，本来就是这样的吧。这部书经过程公润色，许多讹误得到辨析而归于确实，隐晦的地方得到发明而变得明白，不只是使一个郡增光而已。圣天子恢复故土之后，下诏汇合九州的风土志，正如古代帝王制作《九丘》；既然如此，扬州一州的事迹，这部书已经记载了一大半，全部收入其中，没有什么可以更改的地方。当时又应当与外制类的稿本一同收藏在秘阁，永远成为光耀国家的著作。只是我冒昧得到附名其后的机会，却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表现的，于是勉强写下腐朽的言辞附在后面；还是因为高兴于此事的兴起，来不及自量罢了。淳熙壬寅年某月某日，曾丰作序。《送江鹏解元赴省序》。赣州在江西是偏远穷僻的地方，土地逼近广阔荒远之地，风俗也逼近蛮夷。自晋代设置为郡，到唐代才开始有士人登第；本朝才开始有名士，而最初大都向其他州学习，交游能够遇到合适的人，受到熏陶而有所成就；有的安于本地，虽然有所成就却也浅陋。龙昌作为县，又是赣州最穷僻的地方。本朝教养二百年，县中士人仅仅有国子博士尹天民、枢密院编修唐稷稍稍有文名，稀少到这种程度。淳熙九年，我奉郡府檄令担任该县县令，在士人名册中查到年龄与我相仿的几个人，询问他们，都是一两次参加计考的士人的子弟，最终找到两人，叫刘鼎、江鹏。他们的资质可以向上发展，但气质还没有得到磨炼；有志于学习，却还没有掌握由广博转向约简的方法。我按月考课并排列他们的才艺名次，他们每次都超过诸生，我便从旁鼓励他们；他们脸上露出骄傲的神色，中下等的学生有时还喧闹起来。我担心他们的骄傲不停止，喧闹也不会停止，于是进一步开拓他们的见识，他们显出悔悟的神色；我又进一步加以矫正约束，他们显出醒悟的神色。江鹏正在迅速进步，只是我所拥有的学问还不足以满足他的求问，想寻找办法来报答，却没有由头。第二年秋天，郡守魏侯唱《鹿鸣》送江鹏入朝；他出发时，我拉住他对他说：‘你在水边见过章贡，在山中见过崆峒，在老师方面只见过乡先生，如今你将乘船向北去，就会有庐阜、彭蠡；你乘车向东去，就会有麻姑山的山峰、浙江的潮水，这些都足以改变你对章贡、崆峒的观感。再从老师那里求取学问，应当能够遇到学识比我老成的人，出来从旁鼓励你。这样，骄傲的神色就不会再显现，开拓见识、加以矫正约束也会接着进行。’你暂且收敛心神，融会贯通这些道理，遇到机缘便相互契合；从率性出发不断扩充自己，达到赞助天地化育万物的境界，又从赞助化育返回而归于简约，达到无声无臭的境界；把秋毫扩大为泰山，把泰山收摄为秋毫，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即使考中甲乙科、进入东西府，你仍会认为那会玷污我，区区一次计考，心中哪里还会放在眼里？把这些道理带回去，追忆诵读乡里每次考课中总是超过诸生的文章，尚且会羞惭流汗，更何况那些中下等学生的喧闹呢？风气、声誉和习俗所造成的转变，会使喧闹一次变成结结巴巴，一次变成默默无言；而在这其中又各自会有自己的见解。我知道龙昌不仅可以成为闽地的学子，也不仅可以成为欧阳詹那样的人，还要继续努力。

译《送进士陈景年赴省序》。壬寅年，我奉赣州府的征召担任龙昌令。三山人陈景年跟随他的兄长县尉，在我之前到达，几个月中一两次来拜见我，随后突然请求行弟子礼，我却没有理由可以借口推辞。他诚恳地说，万物的根本只有一个道。道广大而不能明白它为什么如此，于是姑且推托说是天理；又有不能明白天理为什么如此的，就推托说是人伦。细分人伦的条目，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却没有师生。朋友是为了道而设置的关系，师生对于道，难道只是像朋友一样吗？在人伦的条目中，圣贤舍弃这一项而取用那些项目，大概是因为道所在之处，君主不能凌驾于臣下，父亲不能凌驾于儿子，兄弟关系也不必说。古代君主大概有把臣子当作朋友来对待的，表示彼此亲密；然而朋友以气味相投为关系。又有把臣子当作父兄来对待的，表示彼此亲近；然而父子、兄弟以血气为关系。至于先学习而后成为臣子，最终仍是老师而不是臣子的，是表示彼此尊敬。亲近亲密只是爱，尊敬则是敬。爱与敬不是同一等级，那么师生的关系，比君臣、父子关系还要更加尊重，而在人伦条目中却没有列出。难道是师生以道作为关系，按照惯例写入人伦，恐怕反而不能表示尊敬，所以才不列入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特别写明这一点呢？正因为按通常体例记载，才足以显示它的特殊。所以从君臣、父子直到朋友，凡是道理上应当如此的，都安然接受而不推辞。至于老师，即使在道理上本来应当如此，孟子尚且还推辞，何况与孟子相差千万的人呢？你一定想把四海之内的人都当作老师，这是不能欺骗自己的。你姑且带上粮食去寻求老师；无论寻求到还是寻求不到，回来后再经过我这里，我会有话告诉你。可是你留恋安适，脚步仿佛不忍离开我的门下；第二年秋天，我江西的计臣考评你的文章，给你加上优等，推荐给皇上。你喜形于色，暗自认为留在怀安是得计；我却担心幸运与不幸会互相依伏，于是你将要上路时拉住你告诉你：这次出行，难道不是上天借此给你寻找老师的便利吗？士人不惜远行千里去求师，大概会有所收获。假如确实没有覆盖疑惑，所得到的又不能解渴，反而不如没有所得而归、自己寻求更好。你姑且去试一试，春官考试结束后继续寻求老师，不要怕劳苦；也许你没有所得而归，那时我才以你有所收获来祝贺你。到了那时，我想做你的老师还来不及，你又为什么还要拜我为师呢？你起初点头表示赞同，但心中始终犹豫，于是我把这些话编次成送行序，让你在路上诵读并领会其中深意。十月二十一日写。《答任子厚秀才序》。淳熙十年秋天，部使者奉天子诏令，召集官员考试隆兴府士人，我是其中一人。每出一道题，我便同另外五个人商量应当怎样作答，并用科举的规范来告诫他们。只要有一丝一毫不合规范，就把士人黜退。考试结束后，我阅览了几百卷文章，其中的文章不是诡谲，就是腐朽；不是放荡，就是拘谨；不是峭拔奇崛，就是松弛散漫。想求得纯正而合乎规范的，几乎没有。因此按照我的见解，与其让腐朽、拘谨、松弛的文章最终必定不能进取，宁可让诡谲、放荡、峭崛的文章或许还有收取的可能。虽然如此，最终必定不能进取的文章只是勉强合乎规范，而或许可以收取的文章往往又与规范相违。凡是主管考试的人办事，依据的是规范而不是个人好恶，所以我所取的五卷文章，大多不是我所喜欢的。拆封看它们，原来都是丰城人。后来又想，丰城宝剑的精气聚集在那里而化为人，充盈而化为文章，不应当只是这样罢了。第二年春天，我又奉檄留在府中，有一个丰城士人前来拜见；他的题目是《任宾坐少选》。他拿出《镜古录》，前面有识语，辨认出字是子厚。我读了它，大体上多是议论战国君臣，苏秦、张仪的权术极高。子厚暗自认为这些不足，又想超出他们之上。他写文章也像施展权术一样。我回想先前阅览的几百卷文章，其中像这样的人，间或也有；同腐朽、拘谨、松弛的文章相比，确实强得多。可是它不合规范又怎么办呢？虽然如此，仍然庆幸它或许可以收取。至宝之剑，它的精气纯粹而令人喜爱，叫作善；它的质地厚实、内在自足，叫作信；它的锋芒深藏而内力充实，叫作美；它的光焰上达于天，充实而有光辉，叫作大；它跃入延平津，由大而变化，叫作圣；它幻化为龙而无人能穷究其归宿，圣而不可知，叫作神。子厚吸收至宝的精华，把它融入文章，光焰已经照耀天空，而锋芒收敛的形状有时还能显现。我想，他起初难道不是从精气纯粹、质地厚实之处发端的吗？我同他相处多日，熟悉他的为人，正如熟悉他的文章一样。所以我希望子厚用《论语·乡党》来涵养自己的气，使它纯粹；用《礼记》的《中庸》《大学》来培育自己的质，使它厚实；用《易》的《坤》《颐》《大畜》来收敛自己的锋芒，使它深藏。等到积蓄长久而充满，自然会发露出来。小的方面可以达到韩愈、王通、扬雄、荀子的境界，中等可以达到孟子、曾子的境界，大的方面可以达到五经；达到大而能化、化而能神的境界，就容易了。子厚见识机敏明达，请试着权衡一下：与其追求让自己的权术超过苏秦、张仪，哪里比得上追求让自己的道超过荀子、扬雄呢？子厚学习用力很强，请试着实行这些话；坚持长久要靠坚定，积蓄充满要用谦虚。十年以后，天下士人不只是仰慕子厚的文章，还将仰慕他的为人。至于晚年的事业，是否还要在已有的光辉之上继续用力呢？我不敢预先说。二月一日作序。

译《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如今的人，从农民转为士人，转为道士、僧人，或从事各种技艺的，到处都有，而以闽地为最多。闽地的土地不足以供养他们衣食，于是他们便散往四方。所以，各地的学校里都有闽地士人，各地的佛寺、道观里都有闽地的道士、僧人，各地的市集里都有闽地的技艺人。他们散居四方的，固然一天比一天多；聚集在闽地的，却大体从未减少。人少，求取进身容易；人多，求取进身困难。人少而容易时，循着常规做事，平庸之人也可以自我奋发；人多而困难时，不具有远超常人的功业，就不能获得进用。因此，天下凡谈论士人、道士、僧人和技艺的人，往往都认为只有闽人最精巧。为什么呢？这是人数多而竞争困难造成的。在众多人中，不在容易处竞争，而在困难处竞争；在困难处，不争做笨拙的人，而争做精巧的人。因不精巧而求取却能获得的，确实有；从来没有因精巧求取却不能获得的。所以闽人凡是从事技艺的，多凭借权门和通行的行业交游谋生；凡是做道士、僧人的，多凭借名山大寺居住；凡是做士人的，多凭借特殊的举荐、不同寻常的科目进身；凡是由科举出身而做官任职的，多凭借清要的选任和显赫的履历显达。淳熙甲辰年，少卿马公将要主管东广漕运事务；第二年，我任他的属官，三山缪君用之，大概也是我的同僚。每天早晨在幕府中集合，作揖完毕便只是端坐；除非有人叩问，他从未说过一句话。问他原因，他说：“我的禀性笨拙，没有口才。”我们共同相处了十多天，仔细观察他，确实像是没有口才。我私下奇怪：他是闽地出生的，却偏偏不同于闽人。又共同相处了十多天，他告别我，说要到铨选部门改定品秩，按形势必将出任县令。县令不是精巧圆通的人很难做好，若确实笨拙，那怎么办？我回答说：您年轻时在求学上锐意进取，年纪也已超过中年，才考中太常寺的考试，到了老年才等待选调；您的失误或许正在于笨拙。您急切地来做这件事，应试考核已满三次，改定品秩的荐举已满五次，难道不是凭笨拙而取得的吗？笨拙对您的帮助已经很多了，为什么还不能真正笃信笨拙呢？笨拙接近天性，机巧接近人为；笨拙接近道，机巧接近技巧；笨拙接近德，机巧接近才。您生在闽地，却独独不同于闽人，实在是得到了笨拙的力量。如果再充实这种笃守笨拙的操守并使它发扬光大，那么岂只是不同于闽人而已吗？您如今离开了想要凭清要职位、显赫履历显达的念头，只想暂且做一个县令，那么笨拙的作用虽然不适合做吏，却适合做百姓；虽然不适合治理一郡，却适合治理一国。您幸勿辜负笨拙，难道笨拙会辜负您吗？即使如此，也仍不失为《循吏传》中的人物。笨拙若不辜负您，那么又怎么知道清要职位、显赫履历不会从县令之任中获得呢？在祖道饯行的席次上，我斟酒吟诵杜少陵“用拙存吾道”的诗句为您祝寿，您满满饮了一杯便上路了。三月五日，庐陵曾某作序。《李季牖舆地新书》序 疆域治理制度，开始于伏羲，完成于黄帝，到周代才大体完备；到了东周，便渐渐败坏了。凡是事物败坏，没有不发生变化的。因此，周代以前实行封建，秦代以后实行郡县。秦代以后距离现在还不久，疆域可以考察。周代以前则有的可以考察，有的不能考察。春秋初年，周朝的诸侯国还有一千二百个存在。到获麟时为止，一千二百国中，见于经传、土地和国名都可以考察的有一百三十九个；只知其国名或其他情况的有三十一国；连所在之处也亡失不知的也有一部分。唉！春秋不过二百四十二年，一千二百国之中，土地和名称都可以考察的才一百三十九个，而完全无法考察的竟达一千零三十个，大概十国中还不到两国。再往上推，比周初的一千八百国，可考察的十国中还不到一国。再往上推，比商初的三千国，可考察的百国中只有三四国。再往上推，比涂山会盟时、黄帝划分疆域和州界的万国，可考察的百国中只有一两国。合计五帝三王两千年间，大体百国中只有一两国可以考察；何况从黄帝以前再往上推，还有无穷无尽的远古时期，大概千万国中恐怕连一两国也没有。秦代以后，疆域制度具载于史书，又互见于百家传记，十件中还可以考察八九件。虽然如此，历代各自编成一部书，而百家传记又各人树立一种说法。历代各自编成一书，先后次序便散乱；各人树立一种说法，是非便混杂。十件中还可考察八九件，只是因为时间还不算久罢了。再往下推，还有无穷无尽的后世，散乱和混杂将不会停止，那么怎么能保证最终不会和黄帝以前的情况相同呢？我私下为此忧虑很久了。淳熙乙巳年，广州市司理参军、括苍人李如篪字季牖，拿出所著《舆地新书》十卷，把各地材料分类疏理，归于国都一统的体系之中。从伏羲时代在陈地的记载开始，到本朝在汴京的形势；从王畿数起直到荒服之地；按《禹贡》从壶口数到大海；按《周官》从扬州数到幽州、并州，条理清楚，界限分明，使散乱的归于集中，使混杂的归于统一。我平生讨论此事，想做却没有力量完成；如今它在一朝之间突然完成，使我欣慰、满足而又赞叹。我随后把这件事告诉广州的士大夫，听到的人争相观看，观看的人争相传播，众口一词，都佩服季牖用力专一、施为得当，功效历久而不知疲倦。季牖将要老了，却还没有得到际遇。有人说：季牖已经习惯贫穷，把得到斗升粮食、操持尺寸之财看得不亚于享受钟鼎钧衡般的安适，是否得遇并不是他所计较的。请问，这种说法可信吗？我回答说：九州的志书，称为《九丘》，大概就是地理书一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九丘》流传于上古，到周代仍没有损坏，孔子出现后才把它删定。只是这部书删去浮泛、剪除芜杂，举出纲领、记录要点，往往仍然有用；孔子述而不作，正是效法这种方法。若再有孔子出现，其中的材料或许还会有所取舍。它究竟传还是不传，尚不可知。若没有孔子出现，这部书一定会流传，而且流传必定长久。季牖虽然老了，却仍未遇到知音；大概还存在着有了际遇却不会衰老的人吧。七月二十三日，曾丰作序。

译《邓氏立见历》序 先有道，然后有数；有了数，然后有历法。“历”就是经历、历验。把它用于观测天象、推候节气，历历分明，没有什么能够逃脱。天地人三才尚未分立时，只有道而已。三才既分，道便分散为数；附着于天，成为五纬；附着于地，成为五行；附着于人，成为五事。数从一分散为三、五，又从三、五分散为十、百、千、万，越分散便越彼此离异。道则使它们相互流通。君主效法天地来建立民众的准则，所以把道归于君主独自运用，而把数交付给百官。历官就是其中之一。唐虞时期，尧、舜在上面运用道，羲、和在下面推度数。数将要合偶，道便实际加以培植；数将要偏奇，道便实际加以销解。因此星辰纬度没有发展到异常变化，观测节候的职掌也没有失去常规。到了春秋时期却相反了，道的运用和数的推度全都失误。日食不记载，左氏却独自把过失归于历官，我对此仍感疑惑。当今皇帝即位二十七年，星度出现违背常规的情况，据说不下三五次。事情小的，就撤去乐舞、退避正殿；事情大的，就减少膳食、减省服用，御驾所能做到的没有不做到的。历官因失职而被发现的，也不下三五人次。小的只夺俸禄，大的不过削减品秩，从未因极重的罪过而治罪。这难道是只想对人姑息，而过分以严厉惩罚来牵累自己吗？也就是说，责备别人不如责备自己，顺从数术不如顺从道，原因就在这里。正因为他对道更加详察、对自己责备更重，所以星度一旦失常，便随着感应立即恢复正常；正因为他对数术较为简略、对历官的责备较轻，所以历官的过失只是一时受到警戒，随后又松弛下来。皇帝锐意改革，却苦于难以找到合适的人，于是下诏搜求民间人才。当时我们州有个邓浩出现了，大概是儒家子弟。他年少时继承家业，成年后家贫，只好暂且借卜筮来谋生。他先取法《易》，后来又研究古今历书，努力钻研，潜心于观测节候，大约六七年才有所领悟，又过六七年学问才完成。他只抄写《百中经》，直到淳熙癸卯年。此后没有人继续阐述，于是他自己写成一部书，从崇宁三年岁次甲申年元旦丙子日开始，推演日月五星的运行度数，细到分、秒。到淳熙改元时，又增入行星逆行、顺行、迟行、疾行、留止、伏藏等数目，是为了便于卜筮而设置的。《百中经》约略叙述纲要，如今这部书则剖析细节；只约略叙述纲要，便不能穷尽，所以用于占候时必须反复查验才行；剖析细节，则没有遗漏。用于占候时，纲领举出，细目张列，一看便全部明白，不必反复查验。书名叫《立见历》，拿它来响应诏令，并非不能补益历法议论，只是若仅用于卜筮，岂不可惜吗？邓浩起初萌生上匦进言的想法，后来又想到圣王尊崇道而轻视数，君子以儒学为主而把技艺置于宾位，挟持卜筮之术求进身，已经不算美事；而且这次诏令又近于通常的征求，所以一直没有决定。我说：“不是这样。历法出于数，数出于《易》，所以历法虽然属于数，却接近道；数虽然属于技艺，却接近儒学。说这不是美事，是过分自我退让了。”诏令一共下了三次，不能把它看作寻常行文。我把这些话写在卷首，用来赞许邓浩的决心。淳熙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庐陵曾丰作序。《送布衣罗以宁上书不报归乡序》淳熙十五年秋天，丰城平民罗氏子罗以宁投匦上书，三次上书，三次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浩然归乡。他与我同在馆舍，又同是江西人；我独自看出他品行美好而深厚。他特意前来告别，回想他的言辞神色，似乎是想得到我的赠言。于是和他坐下，过了一会儿对他说：“夏、商、周三代取士，全都出自学校，所以天下没有不受拘束的士人；战国七雄取士，全都出自门客，所以天下没有固定归属的士人。到了汉代，距离战国还不远，虽然逐渐兴办学校，却还不能一下子禁止养士和游说，因此士人出入门客与学校之间，通常各占一半。至于取士，又另设科目，不是一条途径所能满足的。科目是规矩尺度之事，是有固定归属的士人所乐于趋赴的，却是无所羁绊的士人所厌恶接受的。因此，士人中出入学校的，往往相继应试求取科目：晁错、公孙弘、董仲舒、魏相、杜钦这类人就是这样。那些出入门客之中的，往往转而向其他方面求售，或者上书献颂：朱买臣、徐乐、司马相如、车千秋这类人就是这样。如今取士的方法，从廷对后赐第的占十分之九，从舍选后脱去布衣而授官的占十分之一，从缄封奏书而授官的，大约千百人中还不到一两个。因此，上而在朝廷领取俸禄的，其次在州县领取俸禄的，大体都是有固定归属的士人。” “无所羁绊的士人虽然间或出现，寻找其中稍能凭自己取得美官的，开始有邓酢，其次有吴曾，再其次有戴之、邵之等十几个人罢了。如今天下无事，朝廷之上只以文书簿册、诉讼案件为事务，即使平庸之人也可以高枕无忧而有余暇。至于边疆烽火突然报警，羽檄交相奔驰，即使圣人忙得脚上生茧也来不及应付，何况区区有固定归属的士人呢？以宁怀有不受羁绊的才干，却在平庸之人尚能高枕有余的时候出售他的主张，三次上书而三次没有答复，并不奇怪。横渠张公载年轻时喜欢谈论军事，向范文正公请教，范公责备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何必谈军事？勉励他读《中庸》。横渠公退下来后改变了原来的习惯，最终成为河南学者的宗师。若从结果说，讲学的功效大于谈兵，这是当然的；若从起点说，谈兵并非对国家毫无益处，范文正公却立即责备他，难道是阻止人奔赴功业吗？实在是因为横渠的资质可以进于道，而不应止于军事机宜。若我立即把谈兵作为对他的肯定，他将自满，不再转折而进入大道。所以范文正公故意使他不快，让他努力成就大的事业，不姑且顺从他，使他苟且安于小成。”以宁要回去了，我冒昧诵述所听闻的道理来为他推荐。假使皇帝理解他所上书中的意思，立即征召并迅速任用他，虽然稍微慰藉了最初的志愿，但他最终所成就的恐怕不过是邓酢一类人。否则最终归乡，即使最初的志愿也未能满足。然而从今以后，如果能用趋赴时务的心去趋赴古道，用谈论时事的口去谈论大道，日后学业有成，便会成为横渠公；不等学业完成，姑且为时务出仕，也仍不失为有固定归属的士人。像公门下的人，究竟怎样选择，就看您自己了。亲近的刘纯叟是我的朋友。他明白义理之道，请把我所告诉您的话转告给他，让他在选择取舍和防范上得到恰当的把握。九月二十五日作序。

译《同班小录》序 淳熙十六年正月庚戌日，皇帝驾临后殿，亲临轩前选取李耆庆以下共三十二名人员；他们在廊下依次站到吏部侍郎的班列之后，按次召见完毕，传旨改定品秩。退下后聚集在天庆观，整肃衣冠，拜了两拜，又作三次揖，这是为了叙述同班之谊。过了六天，到丙辰日，又聚集在旌忠观，彼此说道：“古人即使志气相投、道义相合，且同走一条道路、同住一所馆舍，还要在离去时订立交情，何况朝觐君主是臣子的重大礼仪呢？我们三十二人，是来自东西南北的士人，如今竟能成为同班同列，不只是幸运，也是得以聚会。虽然结拜订契的事情出于近年，但其中必有不可废弃的意义。不过，如果不是长久亲近，就难以记住而容易忘却，这是人情的常态。如今刚刚结契，彼此约定直到子孙后代，这才符合长久交情的意义。再过一两个月，便会随着文书分散到四面八方；年复一年，年轻的会衰老，衰老的会更老；偶然在路上相遇，往往会忘记面貌，严重的连声音也忘记，更严重的连姓名也一起忘记，哪里还要等到子孙后代呢？”于是把各人的爵位、乡里情况编排刊刻，称为《小录》，每人发一册，用来备忘。备忘之物，如果没有完备地要求我们三十二人始终不忘，便很难做到；有了这部小录，即使后来面貌和声音偶尔忘记，姓名大概还不至于忘记。虽然说是不忘，但有的人当面相见，有的人以书信相赠；对方言行有过错却不告诉他，便和忘记一样；学问文章有瑕疵却不指出，也和忘记一样；施政方法有悖理之处却不责备，仍和忘记一样。同班士人中，如果有贤者，彼此冷淡地忘却对方，是绝不可能的。虽说没有忘记，却有一种情形等同于忘记，哪怕万分之一存在，同班结契也不能算完整。所以在小录卷首作序，又在序文末尾加以告诫。过了两天，到戊午日，庐陵曾丰作序。《知稼翁词》序 淳熙戊申年，已故考功郎黄公公度的儿子黄沃任临川通守。第二年，临川人士得到考功的乐章，题名为《知稼翁词》，请求刻板印行。通守对于答应此事很慎重，向我来询问。我说：音乐开始有声，继而有音，最后才有调。商代的《那》、周代的《清庙》等颂，汉代郊祀的歌辞，就是这样。颂，大多选择有道德的人来创作，从情性出发，归结于礼义，所以商周的音乐感人很深。歌则杂出于放达不羁的人，任情性而发罢了，是否归于礼义，并不计较，所以汉代的音乐感人较浅。本朝太平二百年，擅长乐章的名家纷纷出现。文忠苏公文章天下无双，长短句不过是他的余绪，却仍有与道德相合的作品。“缺月疏桐”一章，因受惊鸿触动而兴发，是从情性出发；收束思绪于寒冷的洲渚，是归于礼义。黄太史多次大加赞誉，认为这不是口食烟火之人的言语。我恐怕不食烟火的人，口中所出的只能是尘世之外的话，至于礼义，哪里还顾得上呢？考功所树立的并不在文字，我从他的乐章中窥见了这一点；文字之中，寄寓着他的立身成就。“泉幕之解，非所欲去，而寓意于邻鸡，不管离情”这几句，写的不是想离去，却把意思寄托在邻鸡报晓、不管离别之情上。“秘馆之除非所欲就，而寓意于残春，已负归约”这几句，写的不是想接受秘馆任职，却把意思寄托在暮春将尽、已经辜负归期的感慨上。凡是有所感发而抒写出来，大都清新而不激烈，平和而不放纵。总的来说，他的情性是舒适的，用礼义来衡量也安稳，并不是有意要写词。道德的美，根本肥厚而花朵茂盛，不能不自然流露为词。上天若只是晚些夺去他的年寿，使他再涵养一段时间，充实并扩大这种成就，我私下以为他可以和文忠公前后相媲美。只是我不是有识之士，别人未必认为如此。姑且把这些写在卷首交还给通守。通守在家中是贤良的儿子，在当时是有才华的士人。他有志于显扬先人而不怕刻板印行，那么流传的人必定日益增多；将来应当有大有见识的人出现，为考功公提高身后的声价。十二月五日，奉议郎、新知静江府义宁县主管劝农公事、赐绯鱼袋曾丰作序。《誉德集》序 大江以西有一条支流叫葛溪，这里就是吉州永丰县的城壕。从葛溪逆流沿巽维方向而上，直到源头和山顶，便是赣州宁都县的疆域。途中有一个聚落叫前溪，是安住居士谭元勋的家所在地。向上游、下游到县城，大都相距百里而略有偏差；向左到乐安，路程有一半；向右到兴国，路程加倍。太平盛世时，烟户众多，生计繁盛，各处都有好客好事之人，客人在四县之间往来，不带粮食也可以。自绍兴到淳熙年间，先被盗贼困厄，再被兵乱困厄，三次被旱灾困厄，四次被水灾困厄，五次被蝗灾困厄。人口繁盛的景象变成凋敝消耗，平民百姓暂且不说了。吉州防务的费用，豪门大户都难以支撑；衣服的费用，中等人家也没有储备。严重的甚至连公家、私人的欠债都无法缴纳，哪里还有空暇顾及宾客呢？元勋不过是中等人家，客人一到便总要准备酒菜；酒喝得尽兴，就让歌姬陪酒，歌唱欢呼直到天亮；根据家中有无来决定礼数的丰俭，丰厚时甚至超过俭省，却从未有过不接待的情形。平时闲暇日子，门外的鞋子常常摆满。节日、生日、婚宴、亲戚宴席，则铺陈装饰，雕刻篆饰、成双成对的礼物一件件装裹起来。己酉年，他把这些编成一部大集，封缄后送给我。我逐篇阅览时，私下想起韩退之认为，有没有声誉是大丈夫是否得到际遇的区别。元勋居住在郊外乡村，修养本性而安守恬淡，大概是没有得到时代际遇的人；但才俊之士满在门前，谈论古今、称誉盛德，简直与得到际遇的人相等，有时还使人羡慕和惊异。假如韩退之再作文章，不知会把元勋看成什么样的人？我说：主人喜爱宾客，宾客也会喜爱主人，这是情理和形势所决定的，与是否得遇无关。不过，元勋与宾客之间，宾客对于元勋只是广泛的爱好。假使元勋爱惜人才，宾客与普通宾客相比就增加十倍；爱惜贤者，宾客与一般人才相比就增加百倍；那么他们回报主人时，才客的声誉会是普通宾客的千倍，贤客的声誉会是才客的万倍。其中或许还能得到大贤；一旦爱惜他们，他们言语中的规劝磨砺、气质风范的熏染所带来的潜在益处，更不是浮泛的声誉所能相比的。于是趁这部集子还没有题名，给它命名为《誉德》，又依次编排并说明这些道理，交还给元勋，使他最终成就这份美德。十二月二十二日作序。钦定《四库全书》。《缘督集》卷十八，宋曾丰撰写序文。《庆长兄易集议》序 《易》首先总括气，其次总括象，再其次总括数。《太元》是气的开始，《太极》是象的开始，《太一》是数的开始。从象、数上溯到气，就到尽头了。

译传文说：“太易，是还没有显现气。” 伏羲的书说：“《易》取的是尚未显现之义吗？”显现气，便称太易为太元、为太极；显现数，便称太极为太一。《易》中有太元、太一，《系辞》却不记载，为什么呢？圣人使《易》在气上虚设，在象上落实；以象为《易》的主体，以数为辅佐。虚设的内容不容写入，辅佐的内容不一定要写入。《易》于是有两层：尚未显现象数、先于气的《易》；显现象数、后于气的《易》。先于气的，叫作包藏之气；后于气的，叫作变化之气。包藏之气，是《易》的精；变化之气，是《易》的神。所以《易》这部书中，本来不得已而没有写出的，是气；不得已而写出的，是言辞。历法家崇尚《易》的气，以数来参证；阴阳家崇尚《易》的象，以气来参证；卜筮家崇尚《易》的数，以象来参证；儒家崇尚《易》的言辞，贯通气、象、数来参证。这样把三者归于一体，《易》就没有剩余的蕴藏了。我的从兄曾益，字庆长，十五岁诵读《易》，三十岁玩味《易》，四十岁融会《易》。尚未融会时，精华聚集在书中，分散在天地万物中；既已融会，精华便不聚集在书中，而在心里；不分散在天地万物中，而在“我”之中。正因为“我”自身有太元、太极、太一，所以我能够使气、象、数发生变化，又表现为言辞。此书称为《集议》，明白而不流于浅近，宏大而不陷于艰深。书写成后，他在教导门徒之余亲自实践其中言论，在家中实行其中学问，并体现于宗族亲戚、朋友和州里的交往之中，往往能够彼此信服。这就是运用《易》了。到如今他五十五岁，头发开始斑白，而家中只有四壁，却安然自若。这就是安处于《易》了。再过五年，到六十岁，不知道能不能忘掉《易》吗？即使说还不能，再过十年，也一定会忘掉《易》了。辛亥年，我从他的儿子松缪那里得到副本，不敢自以为清白无失，推究《易》的源流始末，作序而传播给世人。人人都能从气出发，顺着融会象、数、辞，那么废弃书本也可以；否则从言辞出发，逆向融会数、象、气，就一定有人能获得研读这部书的力量。《白石丛稿》序 我们县的县令黄岩老，是三山人，随文书赴任做官二十五年，在公事和私事的间隙用心作诗。乙巳年，他送给我一卷诗，其中有些地方与古人的诗体还不相合；到壬子年，又送给我一编，这次就相合了。诗产生于声，声产生于气。气浑厚平和，雅声便产生了，《牛尾之歌》就是这样；气芬芳和畅，颂声便产生了，《卿云之歌》就是这样；气严肃深沉，风声便产生了，《麦秀之歌》就是这样。古诗有雅、颂、风三类，但雅、颂、风的名称尚未确立，体制也尚未形成。经过孔子删定之后，朝廷的诗称为雅，郊祀宗庙的诗称为颂，乡党间的诗称为风，名称从此开始确立。雅、颂多用赋，风多用比兴，体制从此开始形成。三代时期，四方夷族大多也能作诗；乡饮酒礼、蜡祭之类的仪式，根据君主的教化，参照国家的风俗礼节，歌唱诗篇来互相慰劳、互相酬答。孔子删定后，把剩余的整理为十五国风，这就是乡党之诗。黄君前后多次治理县邑，按古代制度相当于子男之国；他到一地，便随土地观察气候，随气候观察声，随声观察律，所以其影响最多只能达到乡党之诗的范围，因此他的诗体多属于风，用法多采用比兴。进贤有徐孺子，耒阳有杜少陵，我们县有文忠欧阳公，所以古老世家的余韵仍然存在。黄君把这些收集编入诗中，没有失去“思无邪”的原则，只是终究免不了把地方风俗当作《风》罢了。本县每年照例准备食物来劝勉耕作，接近蜡祭；设宴招待士人，类似乡饮礼。若能继续举行这些礼仪，革除本地的坏习俗，主持我们的教化，亲自作诗歌在上面倡导，使气出于道德，与声音相协调而进入律吕并且和谐；士人百姓在下面应和，和谐的声音互相激发，协调的气息互相熏陶，诗发展到这种地步，我知道黄君便是以三代之风为风，也就是所谓止于礼义了吧？古代天子派人采诗，子男之国设有史官；凡有一首诗产生，天子派来的人便采集上呈，史官记录收藏。如今这种制度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为《白石吟稿》作序，概述其中大意，告知百姓使它流传。受赐玉环离开朝廷，所需的是雅；用于郊祀宗庙，所需的是颂；诗章完成后，还要由太师删削协调。宴饮是为了感化人，享祀是为了感格上天，讨论不要嫌过于细密，扩充不要嫌过于宏大。礼仪完成后，由太史记录收藏，此稿便不必作序，自然会流传。黄岩老名景说，字云。《浦城耆旧录》序 绍熙五年九月，我巡视南浦事务，首先召见官吏百姓询问风俗，其次召见士大夫询问人物。有人说：“有詹参军的《耆旧录》在，可以考察。”我考察之后又思考：封建制度兴盛时，诸侯国都有史官，凡是人物都随本国史书记录。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后，史官在朝廷，郡国便缺少史官；人物去世，事迹就湮没，有识之士为此忧虑。这就是《襄阳耆旧传》所以写作的原因。詹参军把传改为录，只是不以史家自居罢了，实际上就是史书。他把所积蓄的德行概括出来，称为德；把所建立的功业显明出来，称为功；把所受的命令美化称述为爵。这三者俱全的，详细书写；只有其中一项突出的，也特意书写。最上等的是上等的德，其次是上等的功，再其次是上等的爵。所以不得已时，宁可遗漏爵位，也不要遗漏功业；宁可遗漏功业，也不要遗漏德行，史法就是如此。录中记功、记爵，一个字也不宽贷，这是史法。至于还没有说明的，或许是遗漏了德行。襄阳的传记中，庞德公所说的以德书写的人，十室之邑也有像孔子一样的人；南浦是千户之邑，谁说这里没有像庞德公一样的人呢？难道是参军慎重于推举选择的缘故吗？庞德公起初记载于《耆旧传》，最终记载于列传；所记内容未必不是从《耆旧传》中出来的。所以野史，是国史的储备。记载显达人物应简略，记载隐逸人物应详细，法则应当如此。卿大夫有功劳或爵位，像杨文公一类人，国史已经详细记载，这里不妨简略。乡里的先生有隐逸之德，说的是谁呢？国史还来不及记载，所希望的就是野史来记载，这里不妨详细。请把书卷带回去交给参军再加裁定：详细的不要害怕删减，简略的不要害怕增补。

译《赠董一之谋筑》序 丁巳年十月初吉日，表侄董氏之子董九经过我这里，诉说他先父参军的家事：没有田地房屋，随着文书赴任做官，只把祭器和礼器等事务整治好；即使任期届满四次，所到之处俸禄总是微薄，仅仅够供给衣食，其余大多因为喜欢做有益之事而共同花费殆尽，从未留下什么给子孙。所以自从去世以来，买粮做饭、租房居住，至今已经八年了。租金和买粮的钱相互拖欠，居处又难以维持，于是为他谋划。先省下我的租金还可以，但没有人帮助我修筑房屋，怎么办呢？我想到疏广不置办产业，把皇帝赐金全用来供给宗族、乡党、故旧、宾客；虽说他有旧田旧宅可以留给子孙，但这也已经是人情所难做到的，大概正是贤者的作为。参军没有旧田旧宅可以留给子孙，却同样把钱财拿来共同供给众人，比疏广所做的更加困难，他的德行也更加贤明。贤者的子孙若有成就，人人都会敬重；若有所求，人人都会响应。史书却没有记载疏广的子孙后来怎样。假如他们贫穷到不能在旧宅中自食其力，而新建房屋又需要费用，汉代风俗淳厚，疏广的宗族、乡党、故旧、宾客必定不会彼此忘记，会有人凑集资财帮助费用。参军的两个或三个儿子，上不能让父母居住，下不能让自己居住，万般无奈只好谋划修筑房屋，但比过去更加贫穷，无法筹办。凡是参军健在时，他的宗族、乡党、故旧、宾客中还在世的人，面对这种情形应当作何感想呢？我便不顾贫困，拿出钱五缗、米二石，带头资助费用；又把参军所以比疏广更加贤明的原因写下来，交给董九，让他先向宗族说明，再向乡党、故旧、宾客说明。或许有人气节重于义，内心厚于仁，出来欣然相和，以恩惠相互帮助；只怕不能积极筹划，若能筹划，房屋就能建成；只怕不能建造，若能建造，建成就会很快。过了一天作序。《赠张德荣》序 己未年，五行家一派的张德荣来到我面前，谈论“百六”之数，又拿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来验证，推算后往往多有应验。至于为什么称为“百六”，我还没有完全明白。我听说数起于一，成于十一；三、五、七、九属阳，九是老阳；二、四、六、八、十属阴，六是老阴。事物衰老后没有不发生变化的，《易》在上九、上六之后便回复到初爻，正是为了贯通阴阳的变化。否则便会形成厄运：阳在九处衰老而终于九，所以这种厄运叫作阳九；阴在六处衰老而终于十，十又从六中取余数来相合，所以这种厄运叫作百六。“百”举其成数，“六”举其奇数；在人事的计算中，一百年又多出一半，得到六月，称为百六阳限；在天地的计算中，一百个丁亥又多出一个，得到六甲，称为百六之厄，就是这个意思。从甲子开始，奇数和偶数相乘，数达到百六之厄，正应在唐尧的丁亥年。尧到现在，已经经历六十个丁亥；再过四十一年，便又是第一百零一个丁亥，数再次达到厄运。尧时丁亥年的灾厄是洪水，后来的丁亥年灾厄将是什么，还不知道。天地之数，小的灾厄便会使山谷变迁、万物混乱；大的灾厄便会使乾坤融解，六合混沌。一百个丁亥又多出一个，是大的灾厄。从开天辟地来看，这还只是小灾厄；这样不断相乘下去，末世或许会有大灾厄存在。德荣的数术学问不断进步，没有止境；今后离开这里，遇到精通数术的人，请替我仔细询问：还要经过多少个百丁亥又多出一个，才会遭遇大灾厄？如果得到答案便是幸运，请告诉我，我们共同谋划提前应对，寻求逃出六合之外；如果无处可逃，那就听任其自然。《高元之变骚》后序 我听说诗产生于声，声产生于气；天地与气有聚有散，诗也就与天地相始终。这道理大概就是如此。孔子所取的，只是雅、颂、风，没有涉及骚。那时骚还没有产生，而雅又没有达到上古的境界，为什么呢？上古诗歌中言说大道的很多，还不能完全称为雅。雅变为风，风变为骚，便发展到极点。再往下便是欢乐而淫荡，悲哀而伤痛，怨恨诽谤而混乱，距离雅道越来越远而难以返回，不足以作为常道。因此，诗的源头止于雅，它的流变止于骚。庆元己未年腊月，我从周君可那里得到《高元之变骚》。起初我怀疑骚不能再次改变；若要改变，就会顺着流变翻转推演它的意义。高元所希望的，是使骚变为风，使风变为雅。这种返回本源的方法，虽称为“变”，大概与一般人的改变不同吧？齐国的诗变到鲁国，鲁国的诗变到大道，是孔子的志愿；骚变到风，风变到雅，是高元的志愿。充分发展他的志愿而前进，所担心的是不能变化；一旦变化，必定能够达到目标。只是高元没有孔子的力量，人们没有把这件事视为必然罢了。书的典雅流变为誓辞，诗的雅流变为骚，或许也是同一条道理。缪公悔过接近于道，孔子便把《秦誓》收入《尚书》。屈原爱君与悔过相同，假使孔子出生在战国末年，我知道他一定会把骚收入诗经。他说孔子删定以后便不再有诗，是为那些顺从骚的流变而作的人设置的说法。高元的学问还没有达到完全贯通的境界，却果断地这样立论。或者，他是以典雅的文辞推论雅，以誓辞推论骚，反过来推知孔子的心意吗？后世若有孔子出现，骚得以附属于诗而成为经，那么高元所作的变骚，也可以附属于骚而成为传。我姑且把这些见解写下，放在卷末寄给他，让他收藏起来等待后世。二月五日，庐陵曾幼度作序。

译《松窗丑镜集》序 嘉泰四年，我得到宜春县令、三山人郑域字中卿所作《松窗丑镜》的散文、韵文十多种，大体说来，散文是文体，韵文是诗体。这些作品种类只有十种，所用功力却有百倍；所以数量虽少而内容完整，体制虽有两类而心意只有一个，因此都很精粹。反复翻阅推究，又加以删改润色，而中卿却认为自己的作品小，仿佛后悔写作。我说：“这是谦虚自谦，您的诗文已经超过小成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五行，五行生五色、五声。色彩相互配置叫作饰，加以交错综合，文便产生；声音相互伦次叫作音，加以删削协调，诗便产生。伏羲氏的八卦，是文的开始；葛天氏的八曲，是诗的开始。八卦出现后文产生，在三《易》、四《书》中成长，在《春秋》中完成；八曲出现后诗产生，在虞、夏时期和三千篇诗中成长，在风、雅、颂中完成。事物完成后就会变化，《史记》是《春秋》的变化，《太玄》是《易》的变化，《离骚》是颂的变化。从楚汉到唐代直到今天，文体变化多端，最终却不能和未变化的经典相抗衡。为什么呢？使天地、鬼神经受感化的叫作文；感动天地、鬼神的叫作诗。最高的境界，只有胸中自有一个天地，如孔子那样，然后才能以无所作为的心去创作。其次，只有胸中与天地相似，如曾子、子思、孟子那样，然后才能因为不能不作而创作；再次，如屈原、司马迁、扬雄，他们胸中大概与天地相通，本来能够创作，但仍不免是出于有意作为。离开了“不能不作”而作，已经有差别了，怎么能希望和以无所作为而作的人相抗衡呢？天地人间，差别实在太大了！士人想成为屈原、司马迁、扬雄那样的人，该怎么办？通晓此理的人说：最远而能变近的，是天地；最小而能变大的，是心。能够使我的小心变大，就可以使彼方遥远的天地变近。所以天地的远近在于心，心的大小在于学习。韩愈向羑里之学学习，得到文王之大；杜甫学习舜举荐十六位贤臣之事，得到舜之大。这样，杜甫、韩愈胸中的精神就与舜、文王相通了。舜、文王等同于天地，与舜、文王相通，就叫作与天地相通。所以杜甫所作的诗，小用可以驱除疟鬼；韩愈所作的文章，大用可以打开衡山云气、驯服潮州鳄鱼。中卿学习《彖》《颐》《彖》《谦》，不拘泥于说明卦体，而得到孔子的宏大精神。这样，中卿胸中的精神就与孔子相通了。孔子等同于天地，与孔子相通，就叫作与天地相通。再加以学习，使韩愈、杜甫的成就发展到屈原、司马迁、扬雄的境界，使屈原、司马迁、扬雄在诗文上的成就发展到曾子、孟子的境界。这也只有做到无所作为而自然创作，才会宏大；也只有做到不以世俗功用为功用，才能用于国家，以此祈祷：说下雨便下雨，说晴明便晴明；用于朝廷祭祀，祭祀郊天便使天神降临，祭祀宗庙便使人鬼享用。何必过多羡慕打开云气、驯服鳄鱼呢？中卿说：“是这样，我怎敢不努力？只是志向若不经常记述便容易忘记，《丑镜》又还没有作序。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些话写在卷首呢？”十月四日谨慎记下。《曾神童对属》序 嘉泰癸亥年，我得到本州童子科曾氏子曾防的应试答卷，装订成一卷。展开这卷，字字如珠，句句如玉。我把它放在袖中，留下来给我的几个孩子看。他的父亲德荣说：“这是小学的学问，为什么要拿来给人看呢？”我说：“不是这样。能够组织文辞、排列事实而不紊乱的人，是深得《春秋》之学的人。《春秋》难道只是小学吗？”衡门之下的幼童曾璠璵，正是翰苑仙人的才器，满腹锦绣文章。文忠公苏轼和尚书孙觌公的问答，正可作为例子。当时孙公才五岁，幼年说话却像老人，应答仓促而如同从容思考，这不就是所谓组织文辞、排列事实而不紊乱吗？苏公器重他说：“真是璠璵啊！”等他长大成人，天子擢升他为近臣，公卿推许他为文士，最终果然如苏公所器重的那样。这所谓的小道，大概并没有失去成为大学问的可能吧？孙公是什么人？曾防又是什么人？有志于作为的人，也可以这样。把这些话写在卷上，交给德荣带回去，曾防啊，你一定要努力。胡谦为《庐陵防求》求序。近世有续作李瀚《蒙求》的人，求着超过李瀚的人很多。我在交游中得到两个人：临川的蔡庄叔、建安的叶邦邵。大概泛泛地取天下的事情来编写，做到工巧比较容易。胡谦是庐陵人，所作《庐陵防求》只取一郡的事情，它要做到工巧，难道会像那样容易吗？虽然如此，我对谦甫并不取重于他的工巧，而取重于他的宏大。为什么呢？《防求》是小学之书，谦甫大概只是继承了它的余绪，却把全郡的事迹无论大小都没有遗漏地写下来；这正是《尚书》九州之意。对偶的音节和句式精密无差，这正是《春秋》组织文辞、排列事实的意思。八个县教化声名的深浅，士农工商四民风气的醇厚与瑕疵，读者涵泳其中，便会为之叹息。《诗经》十五国风的意思，也不过如此；其中便存有《大学》的道理。天地之间，只有圣人能够广大，只有圣人的书能够体现《大学》的道理。孔子是鲁国人，删《诗》时保留了鲁国僖公的《颂》，整理《书》时保留了鲁国的《费誓》，作《春秋》时以鲁国十二位公开始，却不因父母之国的嫌疑而自行回避；这正是孔子之所以伟大，以及《诗》《书》《春秋》之所以体现《大学》之道的原因吗？谦甫这部书有志于宏大，他的心意在于使自己的道更加宏大。我担心读者把它看小了，不知道他的心志有孔子可以作证明，他所遵循的道有《诗》《书》《春秋》可以作证明，所以摘取这些意思加以发挥，写成这篇序，放在卷首。开禧二年六月十日，曾幼度作序。

译送王元用序。我的朋友王元用将要出行，他每次和客人谈话都说：人的出生有死亡，就如同白天有黑夜，这是本来如此的道理。世人不能按照这一本然之理来对待它，往往苟且求生而畏惧死亡，这难道是懂得道理的人的作为吗？所以对待死亡有三种情况：有还不能忘记死亡的，彭铿熬煮野鸡就是这样；有能够忘记死亡，却还不能忘记尸骸的，刘伶背着铁锹就是这样；有把死亡和尸骸都忘掉的，庄子只说任凭乌鸢、蝼蚁来吃，不夺取给它们的东西而另行给予什么，就是这样。我年轻时读书，向上不羡慕成为庄子，向下也不屑于成为彭铿，只求安于道理罢了。如今我年过六十，临近入土的日期远远不会超过三十个寒暑，然而家中贫困，想先置办后事，大概免不了要仰赖亲友。如果没有说法来预先为自己安排，大概就是所谓忘了死亡却没有忘记尸骸的人吧？曾子听说后替我解释说：我们圣人的教诲，准备棺椁、衣衾并不妨碍通达；如果不是这样，死了也就算了，何必还要埋葬呢？元用不矫饰自己去做刘伶背锸那样的人，却安然接受我所说的棺衾，这就是我所说的不妨碍通达。即使不认识他的人听说了，也会乐于帮助他，何况亲友呢？我听说扑满这种东西，用土制成，用来积存钱财，只有入口没有出口，装满了就把它打破。土是粗劣的东西，钱是贵重的财物；钱只进不出，越积越不散，所以要打破扑满。元用通达事理到了这种程度，那么他的亲友也就可以知道了。哪里会有只会积聚而不会散财，最终犯下扑满之戒的人呢？即使有一个杨朱，连拔一根汗毛来使天下获利都不肯做，也请把我的话拿给他看。送游宏远序。已故郴州通守游公，在庐陵是名士；董▯政公、胡端明公，都是与他同辈的人。他们同辈之间互相崇尚清廉节操，所以做官时对于取用财物很谨慎；互相崇尚义气风尚，所以居家时对于给予别人很慷慨。对别人慷慨，所以每年的租入没有多余积蓄；取用谨慎，所以每月俸禄不足以支用。支用不足而又没有余蓄，因此他的儿子尚且粗能自给，孙子中却有非常贫困的。先前有个字器远的人来拜访我，他作文深深沉浸于古文之中，大概是因为贫困而用力。近来有个字宏远的人来拜访我，他在当世求道，显得卓异不群，却还没有得到贫困之力。得到贫困之力，卓异不群的地方就会生动起来。上天使人贫困，是要使他的小成在文章上、大成在道上。宏远比器远贫困得多，怎么知道不是上天想成就他的道呢？宏远向人诉说自己的贫困，我担心人们不知道上天想成就他的道，反而使他依旧落落不群，于是发扬游公潜藏的德行，为此写了文章。又担心人们只是知道上天想成就他的道，却还没有达到生动活泼的境界，于是把我粗涩文囊中的文字缀辑起来，为他作倡导。记。盘古山记。南方的山，以衡山为宗主。自衡山绵延向南，稍稍向东，成为大庾山；从大庾山绵延向北，又稍稍向东，成为盘古山。这里处在闽、粤之间，是古代吴地的上游，如今隶属于汉赣。我任汉赣县丞时，已经进京领取考课之计，仍有幸因随行而得到游赏。所谓盘古山，我很久都没有机会去。每逢遇人谈论胜景，便兴致勃发。淳熙九年秋，我代理防昌令。第二年春天，县中事务稍稍清闲，久未下雨，于是对县丞徐君说：“盘古山是祈雨的地方。”我们一起逆着防水、维水而上，前往盘古山，共一百里。山上都是光秃的，只有盘古山仿佛蓬松高耸，望去青翠葱郁而突兀。开始踏着山背上行，山势曲折延伸，越走越高，却没有察觉已经有几百仞高。走近一看，松树藤萝直入云天，上面像张开的伞盖，下面像盘曲的虬龙。山的东西两面都是陡峭直立的崖壁，曾试着投下一块石头，过了一顿茶的工夫才到达谷底。有时倚立俯仰，眼睛兴奋得像要飞出去，双脚胆怯得像要坠落。来回漫步，徘徊不忍离去。离开以后，仍然走几步就回头看一次。它使我感叹，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山上有佛寺，僧人法义主持。虽然仍旧挂着原来的匾额，我在门内询问它的来历，却没有人能说明。根据《南康记》记载：原本叫盘固，后来“固”字讹传成了“古”。我说：盘古是在天地混沌之时由神人所造、建立天地的人。天地建立之后，盘古不把功劳据为己有，一概归于太空。这座山如今叫这个名字，我私下猜想，或许是后人思念盘古的功劳，因而用他的名字来标志此山吧？虽然这涉及附会，但与以讹传讹相比，仍不算失去原本的意义。法义说：“也可能有这个道理。”我们相对谈完，沿着松竹之间行走。登上绝顶，回头看见波利古禅师，他从西域的庐舍来到这里。于是又攀着藤萝下山，有一眼清泉，水深而碧，名叫定公泉；如今南安岩的主持，来自西峰井。于是又沿坡向后望去，有一处岩穴低洼而幽黑，叫古仙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这里的屋舍，是世间教化遗留下来的三两处踪迹，还缺少一处，或许有所归属。幸而希望公用文章来装饰此山，大概可以补足一二处；但我不愿勉强写下。曾某是刻苦攻读的儒者，来自庐陵。诗写在这里。

译萧帝岩记。赣地群山之中，奇特的景观处处可见。逆着防水、维水向上三百里，岩石相连接。其中讹称为萧帝岩的，大概是最突出的。我最初从东坡的山水图中见到它。淳熙十年正月，祈雨结束后，趁着余力，绕道几里来到这里。吃过一顿饭离开时，才远远望见它，只见一块大石孤零零地盘踞在那里，仿佛要跳起来。巨石裂开并拔地形成两面石壁，中间豁然开出一道门路。石壁上有一块高峻的横石，仿佛要压下来。快步走去，转过一处弯，沿其右侧出现一条陡峭的石阶路。这就是岩石主体：正面像磨过的石面，背面像蹲伏之状，颈部像弯曲，顶部像剃光了头，底部像两手捧着东西。四肢绵延拖曳，像一座废寺的屋宇在舞动。山腰处像含着什么，四周群峰不能分辨。前方高耸、与岩石相对的山峰像踮脚而立，左右群峰争相朝向这里，像众人拥抱；旁边罗列、角立的群峰像拱卫。外面的山峰有一半像退走，又像回头顾望。溪水潺潺从其中流出，像盘曲其中。千万种景象的明暗出没，仿佛幻境。我观览到忘记天晚该回去了。回家后与家人谈论，忘了疲倦；面对客人谈论，忘了跪坐。客人认为我向来爱好佳境竟到了这种程度，大概是山神想借此使废弃之处复兴，特意来托付我吧？我点头表示赞同。寻找景物很久才有所收获，曾经为南安岩寺的僧人祖炤筹集粮食供养。扫除尘土、开垦荒地，经过几个月才开始有了头绪。又过了一两年，各项事务才逐渐恢复旧常，而我也任期已满离去了。世人说浮宦如同飞蓬，我离开后未必再来，而祖炤又像游云一样，哪里知道他不会厌弃此处而转往别地呢？何不设法使它流传久远？考察《南史》，萧颐就是齐武帝，起兵于揭阳山，怀着怒张而疾视天下的气势，不取得天下决不罢休，最终所作所为却与时势相左。到如今经历了多少兴废，山仍然如旧。因此父老相传，这岩大概是揭阳山的支峰别号；即使万一不是讹传，而是岩间石灵，齐国的兴亡尚且会被它嘲笑，何况区区几间佛寺屋舍呢？通达之人所树立的，只是要让真正值得流传的东西长久吧？是不是这样，我不去计较。若不能免俗而作小打算，那么只要能使自己成为可长久流传的人就够了。我年老将衰，尚且还不能使自己成为可长久流传的人，祖炤却来请求我写文章刻在石上。我想二者一定有一个可以使人长久流传于世。我说文章本来就难以托付久远，正担心石头长久而无人托付它来使之流传，哪里还能说是长久呢？我这篇文章是替祖炤打算的，除了扫尘开荒之外，姑且放在一边。赣县丞防记。赣县建置很古老。本朝太平日久，从绍兴到现在五十年间，兵乱发生过一两次，各处官署都被烧毁；县治重新建立，旧县丞署便是这样。最后在赣县南面修葺县署，那里的山秀美绝伦，叫作崆峒山，县治、县丞和县簿的官署都面向它。县丞居于正位，凡是官署能够以山为对景，已经很难得；何况正面又是秀美绝伦的山，这是好事者所羡慕的。因此县署修好以后，常常被台府的两位属官轮流借住占用，县丞无力抗拒，只好租赁市中的房屋居住，把自己的官署让给他们。是否修葺过从来没人过问，哪里还有工夫推究朝向呢？经历了多少任县丞来去，经历了多少年月啊？胡镐以下连续三任县丞改任离去，喜欢附会传说的人有的说崆峒山适合县丞居住。县丞把它让出，似乎不知道感恩。崆峒山的事情，孙逢辰于是出力解决。淳熙丁酉年，官署才归还，又连续两任县丞改任离去，喜欢附会传说的人都说崆峒山适合县丞。县丞只是汉代的四百石官秩罢了，不足以使人看重，所以喜好名声的士人往往不屑于担任。有人担任后，上官斜眼看他的官衔，往往更换其人，因此很少有人因此获得升进。偶尔有得到升进的，又转而归德于崆峒山。唉！士人为时代所任用，关键只在于他所树立的事业如何。所树立的事业是否正确，才是升进与否之外的事情；县丞哪里有受重视与否？山哪里有适合与否呢？庚子年腊月，我来察看县丞事务，按照政令首先询问常平钱谷，回答说：“隶属于州，县丞不参与。”其次询问陂池，回答说：“赣县的泉水和田地，自有其用，不必设置陂池。”其余大体属于郡丞办理，税收、钱粮、苗税都归入簿册，到了审理诉讼，县令又亲自负责，县丞袖手旁观也可以。每当坐在官署中，呼唤小吏索取日常公文，办理完毕，便倚靠在官署床榻上面对崆峒山吟诵五言诗；回答、接待闲暇时来的佳客，来了就留住与之商议；饥饿时共同吃饭，不挑拣粗食，口渴想喝水，也不挑拣污水。主人疲倦了就躺下，不忌讳客人还在；客人高兴了就喧哗，也不忌讳主人在场。癸卯年腊月，小吏把任期届满的消息告诉我，我竟不觉得已经过了很久。于是长叹，又让小吏追记过去任县丞而尚且能记得姓名的人，告诉我说：“如今已经过了五十二年，共经历了十七任县丞。假如从绍兴上溯到赣县最初建县，又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任县丞，却寂寂无闻。”我再次长叹。后来任县丞的人，接连不断地延续到百年、千年以后；从后世上溯到今天，也不会觉得时间太久。我虽然亲自磨砺自己，顾念自己却不知道最终能否有所建树。如果不能把自己留给后人作为可考察的人，怎么知道不会和从绍兴上溯到赣县初建时的那些人一样呢？又应当长叹三次而不能停止。于是将从小吏那里得到的姓名刻在左边，希望后来者继续补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千年〕

译博见亭记。从罗浮山绵延向北，稍稍向西，又绵延向南，到达增城，分支成为凤凰冈。山冈的中部有驿舍坐落其上。遗址左边是丛祠，右边是精舍和县丞官署。这里的地势在县城中较高，和市井稍稍隔开，既不是城郭，也不是村落，没有关门和锁钥，却自然与尘世隔绝。吏部长期不任命县丞，官署渐渐荒废。淳熙丙午年三月，淮海人张君槖元辅来管理县丞事务，修葺后住在那里。公务之余散步，忽然看见一株古梅，低垂在堂北，便快步去看。古梅左边突起隆起，约一丈而有余，大概是积土形成的土丘。攀着茂密的草木上去，枝叶遮蔽，约有几亩地，只有清凉树阴而没有闷热的湿气。前面有一棵高树盘曲，后面有两棵交错；远处是丛林和平林，重重山峦和层层山岭，环绕四周的更有无数。尤其陡峭高大的，是罗浮山。稍停片刻，口中与心中相互应和，想着这里大概适合烟雨风月吧？于是站起叫来牛马般的役夫，砍除草木，隐约显出一处亭基。估量亭子的木材不易取得，姑且用竹子代替木材，用藤代替铁，用茅草代替瓦。柱子四根，直径一尺六寸，高度与之相称；横木也是这样，椽子相互间隔。直径缩小三分之二，旁边不设墙，下方不砌砖，仍然保持简易。才过几天，亭子就建成了。张君带着书册在亭上来回倚立，俯身观看，只见居住的人家烟雾郁结，行路的人扬起尘土，纷纷扰扰。放平视线，看见云从山穴中涌出，鸟儿投向树林，幽远而渺茫。抬头仰视，星辰高贵，群星低微，光彩灿烂。把这些景象混合融会，天光与水色上下交相辉映，没有哪一样不与我的求学机心相触，悄然使内心有所领悟。我摘取荀卿的话，把亭子题名为“博见”。客人来了，我们一起品茗饮茶，手谈下棋，任意交谈，安坐于此，眷恋得忘了回去。有客人怀疑以景物命名亭子而名实不相称，请求把亭名扩大。张君说：“我幼年开始求学，到如今头发斑白，所谓博学，并不是我的志向，只是借助博学来达到简约罢了。没有脱离形体时，我比天地万物小；脱离形体之后，天地万物反而比我小，何况区区一座罗浮山呢？道理简约，事物便无所谓博大；心胸广大，亭子便没有大小。博大这种东西，我将把它归于简约。小的东西，哪里用得着把它扩大呢？”八月，张君告诉我这些话的缘故，询问是否合于道，我认为是。只是我静静思量，亭子难以长久保存，于是替张君编次这些说法，刻下横置在亭额上。后来人有所考察，就会知道张君的风流不可让它的遗迹废弃，而且这件事简易而容易仿效，希望彼此扶助，使它不至腐朽。光孝寺重修笔授轩记。佛是夷人，佛徒从汉代开始进入中华。最后，达摩于梁普通丁未年、般刺宓谛于唐神龙乙巳年，都从天竺乘船抵达南海。达摩起初不传文字，后来却有《楞伽经》为中土人设置。般刺宓谛翻译《弥伽释伽语》，在制止等房间里，由宰相用笔记录并传授给学佛者的，便是《楞严经》。它的意义，大概属于《楞伽经》一类吧？制止如今是报国光孝寺复殿的北面，因此有这座轩。宋元祐丁卯年，府公蒋之奇题写“笔授刻石”，过了很久，石碑倒了，轩也失修。绍兴壬子年，府公向子諲来到寺中，看见轩和石碑，辨认出蒋之奇的遗迹，并且捐出俸禄来施舍，轩恢复原状，而且更加壮丽。到淳熙辛丑年，过了五十年，壮固的地方朽坏了，华丽的地方也陈旧了。府公巩怀念蒋之奇，仍像向子諲一样极其好施，在大殿左边建造高阁，又把余力用来修缮轩，轩又恢复到原先的壮丽。又过四年，乙巳年，阁与轩的工程完毕，把《楞严经》收藏在阁中。又过两年，丁未年，寺主祖莹请我坐在轩下，那里有一方大砚，是慧融留下的旧物。我抚摸了一会儿，问：“笔在哪里？难道没有人知道吗？”彼此长叹说：“笔的寿命固然不如砚台长久，但砚台的功用却不如笔。” 为什么呢？慧融所传授的经书，砚台发挥作用较慢，笔发挥作用较快。因此以“笔”来命名此轩，而不以“砚”命名，大概是因为事情的先后次序如此。《楞严经》流行于佛教徒之间，笔的功劳虽然很多，但还有与笔先后相接的东西。《弥伽释伽语》开始翻译时，般刺宓谛用口传授，慧融用耳接受；翻译以后，慧融用手书写传授，学佛者用眼睛接受。试问：难道是口就是耳、手就是眼来传授吗？还是耳就是口、手就是耳来传授吗？祖莹回答我说：“所谓即就是不即，不即就是即；说传授就是接受，接受就是传授，就是不传授、不接受。说传授不等于接受，接受不等于传授；传授和接受既没有所谓即，也没有所谓不即，这才是真正的道理；既没有传授和接受，也没有不传授、不接受，这才叫真正的传授和接受。”我对于佛书几乎茫然，但拿它来衡量我们的书，大概也不超出《易》的寂静和《论语》的空无，那么口、耳、手、眼对于《楞严经》便全无功劳，笔又有什么功劳呢？反过来追究，笔依靠手，手依靠耳，耳依靠口，口依靠《楞严经》，《楞严经》依靠佛，佛道也都成了多余之物，何况这座轩呢？没有必要记载也可以。所能记下留给后世考古者的，是慧融在寺中接受般刺宓谛口授而用笔翻译，祖莹在阁中把慧融所写的经书装入函中；它们的年份都是乙巳年。萧昴为达磨上表，说明事情的由来；我替祖莹作证，说明传授和接受的关系；它们的年份都是丁未年，似乎其中自有定数，并非偶然。如今佛教徒大都是华人，其中难道没有曾经探求我所谓空寂境界的人吗？如果确实能够做到让耳朵不听、让眼睛不看、让口不言、让手不写，未必不能返回根本。那么，这篇记难道只是为考察古事的人写的吗？钦定《四库全书》。《缘督集》卷十九，宋曾丰撰。记。

译张参军注倚阁记。淳熙十四年，静江府司法参军张德器闲居时，对家人说：“我们祖先世代积德，后代一定会昌盛。如今门庭不能算是留给后人的谋划工具，选择地方改建住宅，得到大壮之象。依照这个兆象来规划、测量。”第二年六月，住宅建成。门距江二十步，正好面向江水，废墟旁的江水难道能不使我显得不俗吗？”于是他独自有所见，又趁余力在江边铺叠石块作三级台阶，竖石作柱十六根，横置木板，纵长四十尺，横宽五十尺，在上面建阁。高度与材料相称，工程规模适中，红色的涂料如霞，白色的粉饰如白练，浅黄与浅青相间如彩虹。参军和客人一起在阁上落成宴饮，烟霭横陈，鸥鹭排列在前，飞鸟盘旋，潜鱼跃出游动，超然物外的快乐没有尽头。吏部催促他赴任，第二年，我也随公文向南而行，经过他家，登上此阁，只见群山如宾客而来，江水来往不息，我徘徊着不忍离开。到了静江，又见到参军一两次，一起谈论此阁的胜景。他说：“水近而山远，应该取个名字吗？”我顺从“近”的意思，试着摘取杜少陵“注目寒江倚山阁”的诗句，题名为“注倚”。有人怀疑杜少陵的诗是为那些受得失之心驱使的人而写的。参军家世向来是拥有万户侯封邑的富贵之家，他一出仕应举，寻求官职就常常成功；再次出仕，奔走任事、追求功业，也常常有声望。他不去求见别人，别人反而来求见他，已经习惯于得到这些，不知道有什么失去的。曾经有过什么选择呢？于是我对他说，少陵的诗句说的是得失之意，关联着污浊与洁净；洁净不会有所失，污浊也不算有所获。因此，与其因污浊而得到，不如因洁净而失去。鸡与虫的得失，其轻重与世人所看重的得失一样；少陵诗中把它作为道的污浊来写，就是把世俗的得失看得和鸡虫一样轻微而污浊。虽然如此，人不是蚯蚓，不能靠泥土进食，怎么能必然不与污浊相合呢？只看最终归向哪里罢了。诗的兴起取自鸡虫，是与污浊世道相合；放牧时思念寒江，是归于洁净自身罢了。开始时与污浊相合，是情性和习惯所不能避免的；最终归于洁净，礼义却没有过失。因此，《防鸡行》一篇，在诗体上属于风，在义理上属于入污泥而不染，在情思上属于哀而不伤。少陵的诗接近大道，大多都类似这样。参军长期学习、见闻广博，表面上似乎还没有忘掉得失的踪迹，实际上他的内心已经把它们看作鸡虫一样了。如今应时赴任，陶潜的五斗米、王绩的三升酒，算得上俸禄吗？不过是姑且如此罢了。不知道再过几年，他厌倦游宦而迅速归来，询问楼阁是否安好、江水是否仍然宽阔疏宕；他眼睛所注视的，凡是孟子所说的观水，孔子所说的浴于沂水，古书所说的洗身浴德，充实而达到《易》所说的洗心，都将使我自身的境界更加广大，而外物更加微小。从鸡虫之类再往下看，未必不会把槐树南柯看作郡中蜗牛左右两角那样微不足道。把国家看作大橘子，把天下看作更大的东西，胸中难道还会有得失吗？我老年将至，时光啊，实在难得！难得有这样的忠告，希望他不要苟且安逸。日后我们相互追随，访问旧日游览之处，举杯邀请明月，面对清流赋诗。应当做到进入兽群而不扰乱兽群，进入鸟群而不扰乱鸟行吗？还是要观察他的进退？这种道理的深浅究竟如何？广东运干防壁记。本朝的转运使制度沿袭唐制，属官有四种，干办公事是其中之一。这一职位的设置和废止已经很久了。绍兴十三年再次设置，是出于宰相的意思。起初从中书登记，后来改由吏部登记，后来又时而归吏部、时而归中书，没有固定。由吏部出任的叫“注”，必须改换官秩才可以；由中书出任的叫“除”，不必改换官秩也可以。广东距离朝廷很远，又靠近海边，风土恶劣，中州士大夫中那些资格符合吏部标准的人往往不屑前往，所以这个职位的空缺常常挂在亭上。淳熙十一年，我到吏部任职，官秩将要改换，又看见亭上的告示，原来已经五年了。我漫无目的地寻求合适机会，得到中书任命的职位。第二年春天到任，只问官署在哪里，才知道在盐仓南面、主管官署北面。这一职位重新设置后的第五年所建的官署，稍有空闲我便前去察看，剥落并且倾圮已久，仅仅剩下几间屋子。我想白长应当重视修复废弃之处胜过重新创办，恰好帐司官署因为被认为不吉而空着，便暂且借住在那里。又过一年，从老吏那里得到历任官员的姓名，从吴谘到张翮，共十一人。只有我在朝廷中迟钝，不能使宰相因我而有所行动，也不能使长官因我而有所行动。职位和官署一样，甘愿取用别人所遗弃的东西，比不上这十一人。虽然如此，转运使不过是一件事务，却有两位长官，彼此交相修治、互相举荐，哪有不能办成的？又设置四名属官，俸秩九百，能够互相评议可否，其中确实有立法的用意。属官隶属于主官，其道理又在于把互相评议可否作为忠诚；但世上担任属官的人，官秩尚未改变时，志向在于日后改变官秩；志向在于升迁，于是看见长官地位崇高，笨拙的人求得容身，机巧的人求取欢悦，不仅不互相评议可否，甚至把不可行说成可行。唉，这样做是借职求进，难道不辜负主官之道，难道不辜负设置属官的法意吗？自从我到任，幸好同事都贤能，发现有不同意见便争辩，一争辩就一定追究到底，到了是非分明才停止。把这种做法施行于长官，也同样如此；长官发怒，我们不恐惧，长官高兴，我们也不自夸。至于我们比那十一人是强是弱，还无法知道。又过一年，仅存的几间屋子也毁掉了，我也将要离职。未来来任职的人无穷无尽，过去的时间渐渐久远；职位设置的年月久了，旧事就会散失，恐怕只能旁考旧官姓名。这个职位从最初设置到如今才四十五年，并不算太久，老吏还来得及记得姓名；即使全部得到，字号却多有散佚。到了现在还没有传下来，时间一久，连姓名也会一并散失。越久就越散失，其他事情更无法考察。因此把这十一人的姓名编次刻在石上。以后难道不会有人带着促使长官办事的器识而来吗？官署虽然废弃，也一定会重新兴建；兴建时一定希望得到最初创设和中途废弃的经过，作为传记。石碑还没有磨灭，不要以为它会像其他官署的旧事一样随同倒塌而消失。

译得异亭记。提举湖南刑狱的官署，设置在衡州府中，公署作为台治。它东面靠近城，城又靠近江，江岸就是城壕。楚观建在那里。山势呈献于前，江水横向铺陈，使者在这里宴请宾客，在这里品茗，在这里饮酒。即使景色极为快意，水风却刺人，只能暂时游赏，不能久留。舍弃楚观再往下走，如果不是斋舍，楼阁的快意没有一处比得上这里。绍熙改元，右司范仲艺公将奉使命出使湖南，第二年便来到这里。他在台治公署间徘徊，斜视丛莽之间，看见低陷处像洼地，是筑城留下的坑还没有填平；突起处像土垄，是筑台留下的土还没有夷平。于是目光所指、意气所使，役夫奔走，车辇驰逐，草木被清除，茂密的树木被砍开；走近看，似乎有所收获。乘着兴致，带领徒役，取低洼处多余的土补垄上的缺口，把它作为亭址，在上面高高建亭，背靠台地而面向城池。亭子比城墙高不了多少，远山露出山顶，船从前面经过可以看见桅杆，这种快意有楚观的一半。它还可以遮挡水风，退后坐下，幸亏有这座亭子。四月亭子建成，我跟随范公到那里，任意谈论。王弘中行走在荒丘间，望见后发现奇异之处，这是韩文公《燕喜亭记》中的话。这里的事情与之相似，所以取这个名字。第二天早晨询问是否可以，范公写下“得异”二字，挂在亭上。范公是蜀地的儒家子弟，大概是韩文公的四世孙。他从小刻苦学习，成年后考中进士，面对宦游往来，向西出发到蜀地，向东到吴越，向北出使燕地，向南沿江湖而行，亲眼见惯了不知多少宏伟壮丽的景物；对于细小的景物，他已经不屑一顾了。如今却取一处仅容膝的地方来资助放眼远眺，这是为什么呢？景物开阔便可以游览大道，景物幽僻便可以求学。融会于心中，宏大与细小本来属于同一境域；落实到眼中，宏大与细小却成了两个方面。已经习惯了宏大，又重新不屑细小。范公大概是把求学当作游览吧？把求学当作游览，就是在瞿塘、灩滪，太行、王屋，云梦、彭蠡，洞庭、具区这些地方扩充见闻，却又在容膝之地归于简约，仍然可以说是把宏大纳入细小之中；秋毫之中，也可以具备泰山。何况把游览当作求学呢？他习惯于宏大，却不会大到充塞天地之间；他不屑于细小，也不会细到屏住气息，仿佛一刻不停。范公施行自己所学，不能只是坐在庙堂而没有完成；日后仕途结束、厌倦游宦，带着对宏大景物的习惯归来，锄理三径，回想今天砍除荒草、建造亭子的事情，也都会把它们看作同一类细小之事。范公嘱托我作记，是预先为日后的追思留下可考的文字。就这样。博文斋记。我们州过去士人很多，自从欧阳公成为一代文宗，风声、气习相互激励，百年之间士人更加增多。响应大比诏令参加考试的人，遍及万数，其中能以忠义孝廉受到朝廷表彰的，不过几个人罢了。这样看来，本州所缺少的不是文章。永新的周氏俊秀周九龄，求学锐进。绍熙改元之年正月，请我的同族时仲作为师友。时仲到来后，便给他的书斋命名为“博文”。有人认为本州并不缺少博学之士，便责骂他。责骂的人越来越多，九龄疑惑，时仲也后悔。四月，我路过这里，便把这件事详细拿来询问。我告诉他说：“所谓道，是太一；没有离开一而称为礼；从二开始、在三中展开、到五而完成，称为文。所谓文，所谓文，它的上层经纬天地，错综寒暑，用来使阴阳调和、风雨有节、日月运行顺利、星辰各得其所。其次是纲维人伦，用来使君成为君、臣成为臣，父成为父、子成为子，兄成为兄、弟成为弟，夫成为夫、妇成为妇。再次是统纪万物的规律，用来使鸟兽草木、鱼鳖昆虫都各有秩序。这是天下最完备的文。伏羲的八卦，就是描画这种文。它流传下来成为黄帝的历法、仓颉的文字、灵氛的占卜，其他技艺不在其中。孔子的六经，就是编纂这种文。它流传下来成为诸子的传、史，其他文集不在其中。” 所谓文就是这样，求学的人如果把自己的心目看小，鄙陋地说什么“心防”，就是妄说。因此《论语》中同一个义理多次反复致意，其中两次说的是博学，另一次说的是以人求博。九龄三十岁而触及博学，也是合于时机。他既然自己求博，又聘请师友，难道不就是以人求博吗？虽然如此，自己求博不能满足，只有以人求博也不能满足；众学归于集，集归于史，史归于传，传归于子，子归于经。九龄自知自己求博还不够，时仲以博学补足九龄就够了。假如不满足于众多学问，我敢说只是耳朵听到而已。让见闻归于目，让见闻之目归于心，让见闻之心归于性，让见闻之性归于命，这就是以博来成就九龄。继承我之后再由别人继承，这以后九龄在博学的功业中止步，还是不停进步，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再过二十年，离开文而恢复礼，没有什么能抵御它。到那时，丧失的本源本来无可丧失，我将恢复本来固有的东西。天赋之初一有所觉便叫作仁，百事具备便叫作德，万理通达便叫作道，礼就更不用说了。我已经衰老，不一定能等到九龄恢复礼的境界，幸而或许还能赶上为他歌颂博学的功业。现在针对请求博学的意义，我不自量力作赋，所听到的道理仅能塞进一篇文章，请允许我把第二个志向记下作为应诺。九龄字景张，时仲名行中。”

译重建华严寺记。绍兴戊午年，行冲在崇仁登记为学佛者，请县里出力重建华严寺。华严寺已经荒废，大家害怕耗费钱财太多，便迁移建筑位置，只更新地基，大体仍沿用旧制，因陋就简；材料粗劣，工艺又细小草率，这不是用来尊崇佛教的办法。他有改变规划的想法，却一直没有决定，临终时把这件事托付给他的继承者如俨。过了十四年，这一年是淳熙丙申年，如俨相中了南原。那里的山坡突起，适合建屋；泉水甘美，适合挖井；土地肥沃，适合建圃。后面的山像伏卧，前面的山像拱卫，左右的山像拥抱，四面看去的群山像环绕。占卜，龟兆显示吉利；祷告，神灵也没有吐出反对的话，说：“换地方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了。”估计只需三万钱，应当可以得到这块地。可是要怎样筹集呢？于是向修职郎、福州闽县主簿罗某请求，按这个数目求他资助来购买。买下并整理土地，四边各八百尺，规模是旧寺的两倍。经常用的建筑材料综合筹措，没有一样能够缺少。主簿公又请求一百万钱，每天分派强健的工匠，聚集优良材料，割除茅草、清除蔓蔓，开挖地土、填平低洼，测平后在上面筑础，建阁、堂、殿、门等正屋；建藏经处、廊庑、僧寮等附屋；建护卫、库藏、福奇等屋舍。它的地基坚固如磐石，架梁高起如飞腾，屋顶覆盖如帷幕。屋舍的实体相继树立，墙体砌筑如链条相连，砖石铺排如织物交织。屋舍的装饰也相继完成。如俨拿出私钱，约为主簿公所出的二分之一；向其他人请求，补足一百份中的不足。佛像安设千余尊，所需钱财又约为建屋的一半，已经再也拿不出来了。再向别人请求，他不愿意。主簿公又请求一百万钱，他兄长的儿子也勉强请求三十万钱，资金相继接续，工程才得以创成。屋舍内外，金碧辉煌，形状光彩，不需等待日月照耀便自行发光；虬龙形象仿佛真实存在，不待风雷便自然显出怒容。方圆数百里的人都来游览，年轻人惊讶观看，老人欢喜谈论。二十年间，物价轻而钱币贵，富家不敢正视土木工程，佛寺和道观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有的向人请求而得不到回应，有的虽得到回应却不能继续，往往就停下了。唯独这座寺从丙申年到辛亥年，没有一年不施工，没有一次施工不完成。工程费用五万多，询问这些费用，都是如俨向主簿公请求了三次，向别人请求的不知有多少次。如同寄放在别人那里而取用，主簿公以及那些不知姓名的人所施的钱，如俨都像欠债一样逐笔偿还。难道是事情与时势相遇便困难，人彼此相遇便容易吗？主簿公平素轻视施舍，但偶然得到所请求的钱，最终大肆耗费，很少有不后悔而且忧惧的。如果不是如俨忠诚诚实足以感动人，坚忍强毅足以成就事情，那么即使请求，也未必不会再次请求；即使请求到了，也未必不会被浪费。怎么会有众人响应、聚合而成就事业的效果呢？所以说，对于主簿公而言虽然困难，对于如俨而言尤其困难。寺原来就在这里，后来的传记没有图和记载，究竟在哪一年兴建，已经无法考察。现存有一只铜炉，题记是“大中祥符三年”。此后寺院废弃或兴复，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年月。如今不把这件事写成可供考察的记载留给后人，那么千百年之后重新兴建的遗迹，就无法与最初兴建的事情相互考察。我是学习佛法的人，对这些不清楚。大概如俨不辜负老师托付给他的道义，接近孝道，这些已经可以记载了。何况他又说这是为国家祝颂，接近忠；为百姓祈祷，接近义；他奋力而为，并不嫌疑避讳，所以我写下这篇文章，让它刻在石上。

译福庆寺始末记。绍兴十九年，朝廷下诏在抚州创设县治，这就是乐安县，县治设在詹氏的废墟上。佛寺、道观与废墟原来相互错开。县治建成后，在皇帝诞生的月份、国讳的日子，县令、县丞、县尉迎接车驾，完成了事务。绍兴三十一年，县令王植说原址不便，向朝廷报告，将廖源的延福寺迁到城郭附近。乾道元年，墙垣还没有建成便遭火灾。县令陈荐弼重新选择如今的地址，坐庚向甲，寺主了和尚主持其事。起初依照县令的意图，建造大堂，用来安置座位。乾道六年，从仕郎彭光邦的父亲彭大全继续建成大殿，用来安置佛像。乾道八年，承仕郎黄藏器又继续建成一座殿，用来安置藏经。了和尚最初建造的僧舍，广倚向众人募捐，继续建成藏经处，用来安放经书。淳熙五年，广倚的继承者良干继续建成一座堂，用来安置翻经的人。其他所需尚有缺少，又筹措自家财产，最终仍然没有筹足。淳熙六年，提举常平、今显谟阁学士郑侨见祖道才的作风，知州王公晓把主持座位交给他，要求他完成工程。祖道才到任后，以勤劳治理事务，以勤劳取得信任。淳熙十年，鼓励我同族进士曾泳和他的嫂子廖觉真、侄子曾澥、曾滙向众人募捐，继续建成一座堂，用来安置僧人；又鼓励詹道向众人募捐，继续建成护卫之屋，用来安置锅釜。又鼓励朱安、黄廷振向众人募捐，继续建成寺门，用来安置彩饰。把匾额挂在门上。淳熙十二年，设防曰大乘，向众人募捐，继续建成楼，用来安置钟。淳熙十六年，觉真向众人募捐，又继续建成名为“华严”的阁，用来安置毗卢像。这就是大体情况。绘饰九座大屋，竹木土石用来作为实体，丹漆、白粉、黑色涂料用来作为文饰，仍然说没有完成。屋中各种器物，需由各主管分别在寺中办理；足以安置座位的，放在堂中，最高大的一处如此，其余各刹佛像也放在堂中；尊贵的有三处，其余放在库中；再有其余的，则有罗汉像十八尊、观音像一组，安置在旁边。至于后藏的建造，殿柱四根，觉真、曾泳各自按数捐助；制作神龙像盘绕成轮，正面八个市场般密集的人群也按数配置；制作力士像推举，由邹邦倚制作岳主像，安置在前面；黄师旦又制作弥陀像，安置在后面。黄藏器所施舍的经书，大部四部，小函一百多部；收藏经书的费用比殿堂增加了十五份。为钟而建的楼，其中空处又安置驺山所施舍的弥陀像。为华严而建的阁，其中空处又安置黄梦弼所施舍的地藏王像，以及十大善像五十三尊。门左安置金刚像，右边也同样安置。寝室有厅堂，医生有居处，便溺、沐浴有房舍，汲水有井，储藏有仓库和粮廪，用来表示安排井然有序。漏的修补，倾斜的扶正，污秽的清洁，朽坏的拆毁，低劣破损的更换，用来表示不曾忽视。地基由詹氏开辟。曾氏的儿子出资，彭氏的儿子、黄氏的儿子也都参与祠堂的祭享，用来表示不忘本。绍熙二年，又筑土铺路，向南与官道相接，于是寺院的工程全部完成了；这些就是全部情况。此寺原属律寺，至道二年登记为禅刹；创建寺院的是僧人义祥。虽然没有图记，但钟上的题字尚未剥落，可以考核。自辛巳年迁到城郭以来，到淳熙戊戌，已经十八年，主持寺院的人不止一位，厅堂、殿宇和藏经处的质朴建筑大体具备了，只是文饰还不相称。己亥年祖道主持寺院，到绍熙辛亥年，才十三年，不仅全部焕然一新，楼阁和门的结构也加以修整，又把厅堂、殿宇、藏经处一并增饰；屋舍、地界等一切所需都已具备，所具备的又很美好。考察祖道这项成就，最终同最初筹划、广泛依靠营造之中的劳苦相比，劳力多了一倍，费用也多了数倍。祖道告诉我说：费用出自众人，劳力出自我，为什么不把人力和财力都记下来呢？我静心考察施主，如大全、觉真等人，他们本人长寿，家业增益，子孙昌盛，这就是报应；这些事可以记载。但也有不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一概写入，人们未必相信；为什么吝惜几百字而不把它记下来呢？再考察寺院的工程，实际上固然是为了佛的名义，也是为了国家，不过止于这个实际情况而已。即使劳力和费用在所难免，按照我们的教义，也未免有为求利益而行事的人，何况还有不是这样的吗？正因为有名义可说：我也是为了国家；那么劳力就是合乎义的，劳费也是合乎义的，费用又何必吝惜几百字而不记载呢？

译重兴院记 崇仁县东北十里处，有一座偏在一旁的佛寺，叫作重兴院。庆元戊午年，在地下挖出一尊古僧像；保大八年，里长雷勘在寺院簿籍上题写了“重兴”二字。它最初兴建的情况就无法考知了。簿籍记有主持寺院的彦芳，他出自新淦李氏，天祐三年在吉州龙兴寺受戒。出家后若干年才主持寺院，又主持若干年后才成为簿籍所载之人，这些事情无法逆推。天祐、保大相距四五十年，天下太平少而动乱多，寺院的兴衰随着当时治乱而变，这一点可以推知。那么它最初兴建，大概在唐代；中途衰败，大概在晚唐吧？年号和干支可以考见，挖出古佛像时，在像下发现匠人刻写的板记，主持寺院的是法端。殿宇建成于嘉祐五年，佛像完成于嘉祐七年；那么彦芳之后，寺院曾经再次衰败，到法端时又重新兴盛了吗？自嘉祐到绍兴，兴盛、衰败反复，到淳熙时，长期衰败终于成为废墟。主持一新寺院的人是如臯志，但力量和志愿不相称；乘尤港杨作舟在往来间向我说明了筑建的事情。大的有殿宇、廊庑、楼阁、门，小的有僧寮、厨房、仓廪、厕所；大体上，所耗用的工料原拟数亿而节省为钱缗，原拟数万而节省为米石，原拟数千而节省为【缺文】。他的妻子吴氏听说后说：“这是大工程，我不敢承担。”又说：“这是美事，不能错过。” 她查取自己的储蓄，看与原先估计相比还有余钱，便同作舟商议，分割出来捐施。癸卯年，第一次分出钱财，工匠带着自己的技术和工价，中间人带着材料和徒众，工力齐备，一起承接工程并奋力施工，于是大堂建成。乙巳年第二次分出钱财，工匠、中间人、徒众像起初一样承工，于是西廊建成。丙午年再次分出钱财，三方面仍像起初一样承工，于是东廊建成。庚戌、辛亥年再次分出钱财，承工者仍如先前，于是殿宇建成。乙卯年再次分出钱财，承工者又如先前，于是楼阁和寺门建成。佛像、供器等所需，在四三年间也相继完成。它们的材质有土、木、金、石，文饰有黑、白、朱、碧，形状有裸体、甲壳、鳞片、羽翼，声音有钟、木鱼、铙、鼓。用尽鬼斧神工，极尽器械技巧；粗略处虽有混杂，细微处却没有间隙。还不能说是宏伟华丽吗？还不能说是适中的文采吗？戊午年以后，清防其师如臯建成的部分没有荒废，又加以润色，表示后世还有继承者，不忽视末业。又照旧塑造彦芳的像，放置在簿籍之中，表示先前已有祖师，不忘根本。再加以坚固，谨慎守护，百年之内不修葺也可以。满同异，吴氏是儒家女子。自从嫁给杨氏以后，便用她祖父、父亲赖以自立的原则辅佐丈夫。建立家业而不轻视佛教，是很大的事情。在儒教中美事之外，又成为佛教中更大的美事。有人怀疑她这样做是为了预先祈求后福，这难道不是把吴氏看得太小了吗？吴氏因为这件大事就忘记了儒、佛，也会因为这件大事而忘记祸福吗？吴氏起初只是立志行善罢了，是否得到报应，她并不计较。她的事迹或许会使人产生疑惑，但她正是想与世俗混同，以寄托自己的宏大志向。我担心志向还不够大的人施舍时过于计较，若万分之一的报应不如所计，佛法的权力又穷尽了，行善的人便会懈怠，连同我们的儒教也会废弃，因此在这座院子里推究她最初的事迹。又推究吴氏当初的心愿，使那些还没有忘记祸福的人提高见识，让他们更加看重行善、做应做的事，彼此共同坚持下去。兰石重修柳侯祠记 柳侯祠在柳州，建于唐长庆初年，由欧阳某主持经营；在我们县里，建于本朝元丰年间，由徐邵主持经营。时间久了就毁坏。绍兴丙子年，徐忠彦主持经营，使它焕然一新。时间久了又毁坏。庆元庚申年，徐元老、夏邦英主持经营，又使它焕然一新。我们乡里的四位士人，知道柳侯是一代文章大家，读他的书便生出仰慕，看到他的塑像便生出敬意，于是挺身承担主持修建的责任，寄托我们对他的仰慕和敬意，并不是因为认为他能给人降祸赐福。柳侯生前，志向高远；考中进士、出仕以后，他内在的志向是成为公卿，但他做御史、做郎官，都没有实现志愿；对外的志向在于做方伯、连率，而他专任瘴疠之州，志向也没有实现。一个人没有达到志向，小的愤懑；不得志，中等的愤懑；志向完全落空，大的愤懑。有了愤懑，就会想办法发泄。御史有奏牍，郎官有文牍，州里有甲兵、刀锧，这些大概都是发泄愤懑的工具。然而柳侯入朝做御史、郎官时，希望升迁；出任州官时，又希望召还。小事不能忍耐，就会扰乱大的谋划。每当事情来到眼前，便再次激发他的愤懑，无处发泄，于是全都在诗文中发泄。死后，他希望成为星辰、仙人或神；如果成为鬼，就是不得志。这样的愤懑到哪里发泄呢？愤懑积蓄而无从发泄，触犯它的人就会被撕裂。这就是李仪侮慢死者的原因。韩文公已有定论，人们没有别的说法了。按照我的浅见，古代士人，修养成我的清明，死后便成为星；修养成我的虚静，死后便成为仙，傅说、老子就是这样。修养尚未完成而死，没有修养便成为鬼。柳侯壮年时还没有完成修养。经过一番极其艰难的积累，修养渐成；从邵州到永州，从永州到柳州，此后的文章诗歌，都可以窥见这一点。谈论政事的人虽然还没有完全去掉激烈，谈论道理的人也已经多有造诣，大概他的修养已经完成了。借助他的死亡，不过免不了使他成为神而给人降福罢了。他难道屑于做给人降祸的事吗？死生有定数，公难道不知道李仪的死数和慢期吗？只是同柳侯友善，担心时间久了仰慕的人忘却，敬重的人懈怠，祠堂也不能保全，所以借神道设教的意思加以张大。有人说这确实如此，并不是从公那里有所获得。我见祠堂重新修好以后，每次祈祷都得到应验，我们乡人于是更加敬重。夏氏和徐氏敬重柳侯同别人一样，但他们敬重的原因与别人不同，我不敢把“有人说确实如此”的话告诉他们。所以他们请我作记，我不敢不把从公那里得到的见解奉献出来。

译南雄州通判防后题名记 南雄州设置通守四十八年，这一年是绍兴辛未年，才有詹大声题名。又过三十五年，这一年是淳熙乙巳年，才有林缉续写题名。官职列上姓，姓列上名，名列上年月日，这就是题名的格式。詹大声和林缉这样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地方。他们对州官说“不过是坠失声望而已”，对通守说“不过是上天恩宠优厚而已”。但对其中遗留的意义又怎样解释呢？通守是州官的副职，是长官的副贰。他的原则，是对长官的是非可否提出意见才叫忠；长官能容纳这种意见才叫德。若把容纳意见当作副贰的德，德就成了长官的祸害；若把忠心归于长官，反而成为州政的助益。庆元己未年，建宁郭公邦仪任广南副职，因为对长官的是非可否提出意见而被贬，却没有立即后悔。嘉泰辛酉年九月，他又任南雄长官宋公价的副职。我经过南雄州，知道他没有随即受到惩罚，仍像过去一样同宋公讨论是非。后来宋公离任，刘公篆到任，我不知道他是否又同刘公讨论是非。过了一个季度，偶然收到书信，州里说他没有改变原来的态度，仍像过去一样同刘公讨论是非。时间久了，他像刚到任时一样，颠沛仓促之中也保持常态，这就叫作副贰之忠。他的长官能容纳他，是长官的美德；他的副贰之忠，是盛大的德行。又过了一个季度，偶然收到郭公的书信，得知他任满考绩优异而离任了。以后继任副职的人有可考的记录，知道郭公姓名，却未必知道郭公忠于长官；近来知道郭公忠于长官的人，未必知道他既因忠心而使自己受累，又因忠心而坚持自守，曾不因后悔而受惩，也不因受惩而改变。因此考察郭公的事迹，为续写题名请我执笔，把郭公既有见识、又有操守的情况表明出来，以此示人。坦斋记 天地开辟以后，山川产生了。山耸立、河流动，于是险阻产生。我年轻时读书，知道关于险的说法。稍微长大后出游，只见乡里的山川，微小得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将要行冠礼时到江东游学，看见了庐阜山，见到了彭蠡水。举行冠礼并且壮年以后，考中进士而做官，向东进入吴、粤，向南进入闽、广，看见了金华、天目、大庾诸山，见到了浙潮、赣滩之水。年老体衰以后，进入桂地、经过衡阳，看见了岳山；进入琼州，经过珠厓、儋耳，看见了大海，于是知道险阻的形状。嘉泰改元年秋天，从琼州回来经过江陵，看见太守宋公价藩仲谈论《易经》：阳爻画一横，它的形体浑然合成，是平夷的象；阴爻画两短横，它的形体分立成角，是险阻的象。两阴爻承载一阳爻成为艮卦，一阳爻夹着两阴爻成为坎卦。阴爻是阳爻的两倍；再加上阳爻两个，阴爻又是阳爻的两倍，因此艮象征山险，坎象征水险。山已经险峻，山的重叠就更加险，所以两山相重成为艮卦的危；水已经险恶，水的重叠就更加险，所以水水相连成为坎卦的坎窞。山是山而重叠，水是水而重叠，已经很险；山水相合，又重叠再重叠，更加险，所以艮在下、坎在上成为蹇卦的艰难。这样以后，我才知道险的道理原来如此。遇到险阻，应当怎样处置呢？处置山险、水险，容易；处置人险，困难。人险大概比山水之险更严重。君子承受阳气而生，所以心地平夷；小人承受阴气而生，所以内心险恶。阳的数是一，所以平夷的人少；阴的数是二，所以险恶的人多。平夷不是险恶的对手，以少数对抗多数，是失败的道路。善于处置险阻的人，不用险恶去对付险恶，只守持自己的平夷之心，不加改变罢了。所以乾卦的德性平易而能知险，“易”就是平夷的意思。这样才知道处置险阻的道理，反而就在身边。省试在己酉年，我同宋公前后相继，班次和秩级改变后各自随公文离任。我任义宁令，宋公任浦城令，又任琼州副职，都遇到过险恶之人；开始似乎有上天的幸运，最终却不能免除祸患，大概是没有善于处置的缘故。听到宋公这些话，觉得可惜已经太晚了。停留几个月，知道宋公有所谓“坦斋”，以为他的取名意思不外乎这些。问他，他说出自《履》卦的二爻。追问“二”的意义，在爻辞上是以乾卦处坤卦，在爻位上是以阳爻处阴位，在义理上是以平夷处险阻。宋公天性平夷，大概是乾卦平易之德的流行；但他自己居处称为坦斋而不用易字，大概是因为明白理学：臣子对于乾卦所象征的君主，不敢冒犯，而《履》又是乾卦的变化。与其涉入嫌疑，不如采用《履》的道理，避开乾卦所代表的德性，虽道路不同而结果相同，都是顺利而安稳的吗？我同宋公是莫逆之交，知道他的坦荡表里如一。考察保持坦荡的功效，他不能不被妻妾疑惑，却为朋友所信；不能不被乡里讥笑，却为朝廷所知；不能不被流俗轻慢，却为士人所敬重。君子做到这样就足够了，更应当坚持下去。我的坦荡大到足以匡正君主、移风易俗、感动天地鬼神，却不因骄傲而改变；小到被疑惑、被讥笑、被轻慢的人，时间久了仍像当初一样，也不因后悔而改变，始终如一，而且不止于此。山月亭记 我是乐安山水的主人。士族子弟詹相魏在县城东南，临水修筑了一座亭子。题名为“取月于山”，并不是简略地说取月于水。那里是溪水，只能形成急流而不能成为深潭，可以筑陂而不能行船。山的景胜显得低平。亭子向南，山的东西两面，以及月亮的出没，都在眼前。难道还有比这里更适宜的吗？人的胸中本来有山、本来有月，然后才能同山和月成为莫逆之交；成为莫逆之交以后，便无所谓选择。相魏跟随我的朋友董仲翛学习，进步很快而且很像老师。不认识相魏本人，只要看他的老师；看仲翛，就知道相魏同山、同月未必不是莫逆之交，确实已经成为莫逆之交了。山和月并不是吐出晦日之月，而是要吐出朔日之月，也许吐出朏月，吐出既望月；它们已经吐出月亮了。防止月魄吞没光明，也就是吞吐亭的深意。月亮对我来说，朔日是开始发出光明；朏月逐渐前进，逐渐增长；望日达到最大光明；月魄厌恶盈满，与时俱行，知道损益；晦日退藏，归于安息。由朏月推到月亮，又推到测度幽隐，与我融合为一的，难道只是从山的东西两面去取景、遇到它的源头吗？乐安在永丰的上游。李子权有一座亭叫江月亭。永丰的胜景在水，这里取山景；彼处取水，此处取山。互换地方，也都可以这样。我没有什么可选择的。看子权进入鸥群而不扰乱队列，便知道他同水成为莫逆之交；看相魏进入鹿群而不扰乱群体，便知道他同山成为莫逆之交。至于他同月成为莫逆之交，我还没有办法窥见。我曾为子权写过诗，只因没有问到月亮，所以诗意没有完全表达。相魏一定想要我的诗，我将带一樽酒到亭中；如果月亮还没有出来，就举杯邀请它；月亮出来，就倾酒祭奠。请问相魏同我成为莫逆之交的情形怎样，然后再写诗。

译华盖山新建三庐记 江西的名山华盖山，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巽自三仙的遗灵在山顶罢了。听说的人相信，所以前来祈祷；祈祷的人聚集，所以有了庐舍。山峰高达万丈，四周环绕千里而空旷。山顶的庐舍因此风势强劲而容易摇动，雨势横斜而容易淫浸，日光猛烈而容易剥蚀。所以在山顶建庐，竖立柱子，竹子不如木材；承重，砖不如石头；覆盖，茅草不如瓦。四方前来祈求神灵的人中，乐于施舍的无不想用坚固的木材立柱、坚固的石头承重、坚固的瓦片覆盖。但工匠和徒众又怎么办呢？仰头攀登而上，两旁峭壁直立，木板在曲折处摇荡，险峻得像斗绝，视线不敢分开一步，脚也不能移动一寸。所携带的东西轻，还没有免于弯腰；重了就蹒跚，加重后便扶地爬行。困难就是这样。所以从永康直到绍庆，七八百年之间，建造殿、阁、亭，从来没有一次完全成功。施舍者有意，庆元三年、丙辰年，裴省中主持观事。□首三仙罢，想到殿宇早已破败，若不重建，难道还有谁来做吗？于是谋划戊午年开工，庚申年立柱，壬戌年停工。一年建成阁，三年建成亭。竖立的、承重的、覆盖的材料都很坚固，免除了容易摇动、容易淫浸、容易剥蚀的祸患。传给后二三百年是可以的。省中前后用了十年，使七八百年来想做而未做成的工程重新兴起，又留下后二三百年想继承却无人继承的事业。唉，真难啊！若不是开始时锐气十足，谁能坚持到底？若不是施用的材料合适，谁能成功？若不是最终志向坚定，谁能完成？既然已经完成了，还要怎样增益呢？回答说：还必须把志向转移到道上。道的起初，只有虚；虚产生气，气产生天地人。天地的起初，只有土；土产生万物。人的起初，只有儒；儒产生百家。所以土是万物的宗本，儒是百家的宗本。土的气是中气，儒的道是中道。万物以土为宗，百家以儒为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万般道理都不出于一个“中”。难道没有看见三庐的创始吗？石、木、瓦在万物中是三种开始，放在土上便高于土，最终却会折断、腐朽：石头最终归于土，木头折断后归于土，瓦片腐朽后归于土，这就是返回本原。老子在百家中自成一派，自负高于儒家，哪里知道他最终不会返回源头呢？只是不能预先确定罢了。我担心省中确实想把志向转移到道上，所以写三庐记，借事设喻，指出端绪，让他自行选择。

译钦定四库全书 《缘督集》卷二十，宋代曾丰撰写说 穷客与达主人问答说 有个穷客经过富贵主人的家，主人为他准备了食物。穷客不知道奇怪，却问食物叫什么，主人说是尧的浆、舜的泉、禹的粮。穷客回想平日只吃清淡的东西，除了孔子的蘖、孟子的菜以外，从未尝过筷子所能夹到的美味。今天突然享用这样的食物，恐怕会招来灾殃，于是坚决推辞。主人大笑，认为玉食不是近臣便无法得到；如今把自己享用的东西拿来招待客人，想必客人长久吃清淡食物一定已经厌倦，正想吃甘美之物，却反而以不认识食物为由推辞，难道只是因为穷困的命分吗？客人说：“如果主人说得对，那么我还有更高明的说法，只看主人能不能领悟罢了。吃尧、舜、禹的食物，是在事务上享用；吃孔、孟的食物，是在道上享用。吃他们的食物，却不行他们的道，只是客人自己责备自己罢了。客人不责备自己，没有别人责备他。吃他们的食物，却不办他们所办的事，主人不责备自己，难道天下人唯独不责备主人吗？当时的人不责备，难道万世的人唯独不责备主人吗？这样孤零零一身，却集中承受百种责备。”在这个时候，穷客未必不成为通达之人，达主人未必不成为穷困之人。到了最后衡量它们的滋味，尧、舜、禹的甘美，比孔、孟的清淡更容易使人满足；满足于孔、孟的食物后，没有不想吃尧、舜、禹的食物的；满足于尧、舜、禹的食物后，也没有不想念孔、孟，用它来洗涤自己的。客人竟把自己所享用的东西反过来请主人享用。主人起初没有领悟，后来明白了，说：“客人说得对，我应当辞去事务而归向道。”客人说：“虽然如此，已经晚了，不等撤去食具就离开吧。” 豪猪说 我小时候见乡里有人饲养豪猪箭，箭大如筷子，长度也相称；根部像竹笋，末端像禾穗，皮肤黑白相间，白色的像蒲草，较硬；黑色的像角，较软。乡里的老人常说：箭生在毛中，豪猪发怒，身体就张开；身体张开，箭就射出，射中便能杀人，人不敢靠近。我虽然听说过，实际上起初并没有见过。心想这就是《说文》所说的“豪豕鬣如笔筦”。丁未年，我四十六岁，从广东漕掾任满乘船回来，到了清远的茭塘，左岸有一头猪被人从山上驱赶下来。猪到了水边，前进不得，后退不得，船夫便用竹篙把它打死，说：“这是豪猪。”我起身察看，它的爪牙、毛甲、咽喉、颈项、腹部、背部，都和世人所饲养的豪猪相同；不同的是眼睛像猴，嘴像兔，身体像鳞甲。箭确实生在毛中。我问船夫：“你难道不怕被箭射中吗？”他说：“猪前面害怕有人窥伺，后面又被驱赶，虽然发怒却不能张开身体；箭虽射出却不能射远，这就是竹篙能够施展的原因。”我静心思考豪猪的行为：它在同类中自负勇猛，心中往往依仗自己有箭，内可护身，外可击物，哪里知道一旦受到惊惧和逼迫，箭射出也不能远及呢？唉，猪中的豪猪，确实算是豪强了。只因受到一次窥伺、一次驱赶，身体尚且不能免于死亡，何况世上的人，姑且以豪杰自称，只依仗自己有护身、击物的本领，便常常在众人面前自逞雄强，日日放纵而不停止。我恐怕会有人从后面驱赶他、从前面窥伺他，他最终能够免祸吗？铭 丛书铭 清江乡贡进士邹师韩题写他的家塾为“丛书”，请我作记。我正好被官府的纷杂事务缠住，而师韩又急于回去安置，片刻之间不容许我详细搜求，于是姑且依照简省的文法作铭说：万物的华美在眼前，有人沉溺其中以求娱乐。您难道厌恶华美而改换为读书吗？问您读了多少书？书签混杂，书卷凌乱，我姑且撮举大概。《经》《史》《子》《集》，您品味其中。经书如同经过过滤的醪酒，至于史、子、集，只是滤出余渣而已。我的书就是六经，我的道理是一以贯之。拿书去看经，就如同玩弄万物。何况在我的书之外，又拿别的东西来扰乱它？您说：太初同六经并存，那时并没有文字产生。精微和粗浅都已经具备，一个并不不足，万种也不多余。我的斋名和我的读书，我为什么要在精微和粗浅之间选择呢？震斋铭 《易经》的开始，只有八卦。按照方位排列，震卦排在艮卦之前。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按照《序卦》排列，艮卦又排在震卦之后。震是动，艮是静。天下的道理，没有静而不动、动而不静的。圣人让两者的意义相互存在，却从未明白说出，恐怕是想让学习者相互参照，参照而通彻，从而自己有所领悟吧？唉，只怕还没有精通《易经》。精通以后，不仅艮卦之中具备震卦的意义，震卦之中也具备艮卦的意义，又何必相互参照而通彻呢？我为裴子的震斋作铭，同时担心他挟着少年的意气，逞强于尚未领悟之处。铭说：“这是雷的神威，随时舒展或收敛。有门却不关闭，有时授予犍拘。八卦正处于豫卦，同样应合万物的需要；忽然进入归妹卦，又同样返回我们的本初。这叫龙雷，卦名就是震。孔子、孟子说：时势交替，前进也交替，退后也交替。他们驾木筏而建立功勋，我的炉灶并不熄灭；他们也驾木筏而建立功勋，我解下自己的车马缰绳。谁为您的斋作铭？难道不是大贤吗？二月的卦，您首先抬头。譬如婴儿，刚刚从胎中出生。到了八月，您的锐气就开始摧折。譬如草木，衰老后又归于根部。同样的关隘、同一把钥匙，一经检验百门皆开。既用来颂扬，也用来规诫，铭刻您的震斋。” 爱山堂铭（并序） 我们宗族长久住在象山之中，反而不知道山的美丽。近来在屋前建堂面对山，才开始看见山的美丽并喜爱它。芙蓉山在右，华盖山在后，象山处在它们之间。山并不高大如培塿，于是搭建我的居室，寄托我的踪迹。我坐着斜视它，主位低，客位高；低的适合脚，高的适合眼睛。高低虽不同，我却想在相同之中得到象山的精髓，忘掉象山的外形。筑室面对象山，翠色横陈，青色相接；有灿然的色泽，有深厚的德性。像柳下惠的坚介、伯夷的特立、颜回的坐忘、孔子的屏息。山那样混融而无可比拟，我用仁来配它；山那样峻拔而难以亲近，我以神明同它交往。没有彼山，也没有此心，谁是主人，谁是宾客？我爱山到了沉溺的地步，谁不会说我有癖好？象山难以忘怀，道山却可以改变。让心神在彼山游历，在此处扫除踪迹。陈西尉觹斋铭（并序） 长乐名门子弟陈景俊，字有卿。任县尉，防昌任期半年结束后，我代理县令，稍有闲暇便去拜访他，安坐宴饮，畅谈不止。我探问他的内心，发现他记忆力强、涉猎广博；但一旦出外同事物接触，往往很容易迁就。我想牵引他进入道，却又加倍怀疑，记忆强、涉猎广、容易迁就，或许会成为他的累赘。应当在万物中寻找可以刻入他的东西，得到了一件，叫作“觹”。它是解开结的工具。于是把“觹”题作他的斋名。天下万物有百千万种结，都不超出我的一把觹。我恐怕能作觹的并不是这个。古代士人顺着事物体察道理，所以选择而得到觹，便佩带在身边。如今佩带觹的人少了，我因此作铭，希望早晚都能看见它，就像佩带着它一样。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