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编琼台藁卷七

译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恭敬奉到圣旨，命臣以本职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办事。臣已于二十五日具本申诉辞职。恭敬奉到圣旨：‘卿任职年久，所以特意提拔任用，不准所请辞职。’钦此，谨遵圣旨。臣听说，人臣竭尽诚心忠贞报国，必须在年轻强壮、力量充足的时候。自己的力量足以有所作为，形势又足以有所等待，然后才能谋划辅佐，成就一代治理。如果时机过去之后才任用他，那么年纪已经老迈，力量已经衰弱，再不幸加上疾病，即使有可用之才，也没有决心和力量去做，形势无法勉强，时机也不会重来；即使有才智机巧，也无可奈何了。罢了！仰想我太宗皇帝最初选拔七名儒臣，入直内阁，参与听闻机务。从永乐初年至今，已经有七十多人，这些都是海内知名、有德有学的人士。他们刚被进用之初，大都年力精壮，耳聪目明；任职积久而委任深重，所以能够辅佐成就治理功业。像臣这样的人，生长在偏远之地，资质禀赋平庸低下，只粗略懂得章句末节，并没有适合实用的才能，只是凭借资历累积、考试次数增加，侥幸升到极品；所任职务又都不是紧要繁剧的地方，所以能够因循迁延到退休之期。如今臣这匹犬马已经七十一岁了，年华已经逝去，病势日益加重，既没有能够有所作为的力量，也没有可以等待的形势，正是古人所说的日暮途穷、钟鸣漏尽之时。臣所以不避严厉的诛罚，恳切请求辞免，并不是故意采取矫情激烈的行为，表面说不想要却偏偏提出辞职来博取虚名；实在是反躬自省，明确知道自己不足以担当朝廷的重任，恐怕贻误国家大事，辜负明主的知遇。况且内阁所办理的，是国家的大制作、大政务、大典礼，虽然表面上主管文辞翰墨，实际上兼有辅弼的责任；皇上的眷顾深厚、恩典优厚，与普通百官相比悬殊极大，这大概是当代仕宦阶梯中第一等的选择。必须得到第一流的人物，才可以担当这一职任。如果把它交给迂腐疏略、衰老朽败的人，不仅会玷污名器，而且将导致覆公餗之祸。它所关系到的事情，绝非小事。读书成为儒者，能够用所学供圣明之世使用，处在参与论思的地位，接近天子的光辉，这是人生最大的荣耀、儒者最大的幸运，只怕没有门路得以进入，谁肯已经得到却又辞去呢？何况臣年幼时就有志于用世，对于古今典章政务无不留心，只怕一旦被时代任用，心中有不懂之处，事情便有不能施行的地方，所以遇到人就询问，看到事情就记录校核。臣阅读典籍，考察制度，审究事理，把它们积蓄在心中又写在书上，正是为了等待朝廷万一有用得上的时候。如今幸而没有被圣明君主抛弃，正是臣竭尽忠诚、尽心尽力，施展平生所学，以死报国的时候。可是臣竟然屡次上奏章辞谢恩宠任命，这难道是臣的本心吗？实在是时光不等人，死期将近，即使想要贡献力量、就列任职，也已经做不到了。因此捧读手敕时，感激到了极点，不知不觉泪流满面。随后又自恨自叹，一个儒生命运薄弱，竟到了这种地步：上负圣旨，下辜负平生志愿。想到这里，内心惘然。恳请皇上察看臣发自内心的话，实在不是虚伪的谦辞；怜悯臣年老多病，赐臣活着回去，不但免除臣的职任，还请放臣归返田里。臣不胜感戴天恩至极。奉圣旨：朝廷认为卿学问品行老成，所以特意加以任用，所请辞职不准。钦此。入阁辞任第三奏。本月二十四日，恭敬奉到手敕，命臣在内阁办事。二十五日臣具本陈情请求辞免，没有得到批准。二十七日又具本辞职，恭敬奉到圣旨：朝廷认为卿学问品行老成，所以特意加以任用，所请辞职不准。钦此，谨遵圣旨。臣考察《礼经》说，辞让要有三次，象征日月运行三日而成月魄。古人辞让以三次为限：第一次辞谢叫礼辞，第二次辞谢叫固辞，第三次辞谢叫终辞。辞谢达到三次，必定是情意真实恳切，有不得不如此的缘故。臣曾看到宋神宗时欧阳修请求退休的奏章共有五次，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也上奏六次，最后都得到允许。臣虽不敢拿自己同古人相比，但欧阳修和司马光所侍奉的是神宗。当时神宗专任王安石，创行新法；二人同当时政局不合，所以想辞退。臣幸而遇到皇上这样世所罕见的圣主，恭敬沉静地思考治道，求贤图治，不是神宗所能比拟的；而且群臣在朝廷上和睦相处，一同办事的诸公都同心敬慎，没有异议。臣有什么缘故，竟敢故意违背诏旨，坚决请求离去呢？况且臣历任官职三十多年，长期只作普通调迁。皇上继承大统之初还不到两个月，就越级升任臣为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臣进呈所编《大学衍义补》，有幸上达圣览，皇上又厚加赏赐。又有诏令称赞该书考据精密详尽、论述广博，对政治有所补益，并下令交书坊刊行天下。后来编修宪宗皇帝《实录》，命臣充任副总裁，书还没有进呈，臣便因年满七十请求退休。又蒙圣旨命臣每月初一、十五入朝参拜，直到史事完成。史书完成以后，钦升臣为太子太保。臣三次上章请求归田，都屡次蒙圣旨勉励挽留，并下达称赞臣年高、德厚、学问品行老成，特意留用的谕旨。如今又特别降旨命臣入内阁办事。臣再次上章辞免，都蒙诏旨温和劝谕，却没有赐予批准。仰想皇上临朝四年之间，对臣如此情意恳切。臣难道是木石，岂不知感激到愿意牺牲生命来报答，也甘心如此。实在因为内阁是禁秘、论思、参与机密政务的地方，关系天下治乱安危，不是用来优待老臣、养病休养的地方。臣的学问本来空疏，实在没有确定的见解。当年少气盛时也想奋发有为；如今阅历世事已久、经历事务很多，才知道天下的事情想起来并非不熟悉，只是害怕实际做起来不像说起来那样容易，人心也不像自己的心。机务到来，如果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审慎处置，一句话说得不当，或许会给四海留下忧患；一件事处理错误，或许会造成无穷祸害。然而事务头绪纷繁，章奏文字又细小难辨，这不是年老心志衰颓、目力昏耗的人所能胜任的。

译如果不反躬自省、估量自己，冒昧地去尝试，那就是在为自身和家族谋求富贵罢了。国家大事重要，个人和家庭的事情微小，怎么敢凭草木般微薄的身躯，担当国家的重大责任？臣确实日益衰老，一天吃得少而事务烦多，自知在人世间不会长久。如果每天午时赶到朝廷，到了晡时才退朝，估量自己的筋力，必定不能支撑。假如确实对圣明的时代有益，即使粉身碎骨也不推辞。可是臣实在知道自己决定没有什么补益，恐怕辜负皇上的委任，贻误国家大事，妨碍天下贤才的道路。对于严厉的命令，臣以死为期，不敢接受。臣私下推想，皇上任用臣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在九重宫阙清闲宴居时，曾经留心于臣进呈的《大学衍义补》一书。臣平生精力全在这部书上，若有见解，都不超出此书。万一有些内容被圣明采纳，每遇一件事情，便查阅相应的一类，从十条百条中采用一两条见解，那么即使不用臣本人，却采用臣的言论，也远远胜过任用臣本人而赐给高爵厚禄。假如只是使臣自身富贵，却把臣的言论弃置不顾，那就是臣白白窃取国家名器，冒犯朝廷法典，只为自身和家庭谋划。有这样的臣子，又有什么用呢？恳请圣上慈悲，阅览臣前后陈情的奏词，怜悯臣内心的赤诚，收回成命，允许臣按照礼制退休，回到乡里养老，歌咏太平，以成就圣世的完美。臣屡次冒犯天威，罪当万死，不胜恐惧，恭候治罪。奉圣旨：朝廷任用人才已有敕旨，卿应当努力谋求报答，不许再坚持辞职。有关部门知道。壬子年再次请求退休的奏章。臣先前因为右眼已经失明，左眼也将要昏暗，具奏陈情请求退休。恭敬奉到圣旨：‘朕认为卿文学老成，正要重用，既然有疾病，应当好好调养，不准退休。’钦此，谨遵圣旨。臣俯伏捧读，感激到了极点，继而流泪。只是臣是什么人，竟蒙受这样的圣上恩眷，由此可见皇上求治的诚笃和优待老臣的厚意。即使是愚昧庸劣、迂腐偏僻的臣子，年岁已经老迈，皇上仍留着作为辅佐；疾病已经严重到残废，皇上仍不忍抛弃，这正体现了天地生养万物的仁心和尧舜求治的心愿。可是臣的病势已经形成，即使想勉强调养，以便仰副诏旨，奈何血气已经衰弱，药力也无效，恐怕终究没有恢复的道理。何况臣所任的官职，以讨论政事、撰著文章为职责，而讨论撰著所凭借的，必定是眼力。眼睛看不清楚，将怎样阅读章奏，执笔写作，查考当今制度，考察古代典章呢？而且身处禁秘之地，参与机密谋议，代天子发言，总理国家政务，不像外朝各司，凡有文书可以让人代为诵读、让人代拟草稿。所有事务都要向上奏达，向下传行，事情关系极其重大。机密之事如果不严密，祸害就会形成；一件事处理不妥，就会给四海留下祸患；一句话不合道理，或许会招致后世百代的讥讽。天下后世的人一定会挑出其中的瑕疵，陈述它造成的祸害，写进奏牍，记载在史册中；这样不仅会归罪于臣贪恋禄位、失职，还会连带诋毁朝廷任用非人。想到这些，那么像臣这样素来没有才德学术，又老病残疾的人，怎么能一朝冒居这个职位呢？假如臣只知道爵禄可贵、恩典优厚，年纪已经老迈却不知道退休，疾病已经沉重却不肯退下，仍然低着头拖着脚，勉强支撑衰弱的身体，随班陪食、跟随众人，依靠他人成事，阻碍贤才进用，废弛国家事务，皇上耗费高爵厚禄来荣养臣，又有什么益处呢？臣考察《宋史》，欧阳修的德行、学问、文章冠绝当代，六十五岁时，神宗尚且允许他退休。我英宗复辟初年，薛瑄入阁办事，仅仅六个月，年仅六十八岁，请求退休的奏章一呈上，便得到批准。古代大臣如欧阳修那样有名望，年纪还未达到退休之期，尚且允许他请求养老；当今大臣如薛瑄那样品行高洁，任用不久便允许他退休。君主施行仁德，臣子履行义理，上下都尽到自己的道理，古今都以此为美谈。臣没有欧阳修十分之一的文学才能，年纪又比薛瑄老四岁，而且请求退休的奏章已经屡次上呈，年龄超过古代礼制规定的退休期限，身体又患有医书难治的疾病，老病衰惫，举止行动都必须有人扶持，出入宫门很不方便；神志昏昧、记忆衰退，撰述文章必须有人替我校订，掌管文书也做不到；况且离家万里，隔着大海，一个儿子早已去世，身体多病而内心忧患重重，众多苦难聚集在一起，残余生命没有多少时间了。恳请皇上哀怜臣孤苦，鉴察臣的诚恳，按照薛瑄退休的事例，放臣归返田里，使我保全晚节。臣谨倾尽血诚，以死请求，冒犯天威，不胜恐惧愿望之至。因此具本，命义孙丘怀本携带奏本到通政司具奏上闻。奉圣旨：‘朕提拔卿担任重任，应当努力谋求尽职，怎么可以因为眼疾请求退职？今后凡遇大风、雨、雪，都免除早朝。有关部门知道。’钦此。请求储养贤才的奏章。礼部仪制司为储养贤才一事呈来手本，列举给事中涂旦的建议，想把新科进士改授庶吉士，送到翰林院读书；本部题请准行并下令施行。臣等详细讨论历科的事例，径自查照，请求施行。臣等考察，选拔新进士改授庶吉士，到翰林院读书，从永乐二年开始；自那以后，有时隔一科选一次，有时连续数科选拔，有时数科不选，有时合并三科一起选拔，起初没有固定限额。每科选用，有时由内阁自行选拔，有时由礼部选送，有时由礼部会同吏部选拔。所选士人，有时限定年龄，有时拘限地方，有时采择声誉名望，有时从试卷中查取，有时另出题目考试，也没有固定制度。臣等私下认为，自古帝王都认为文章关系到国运，所以在馆阁储备人才，加以教育培养。本朝用来储养人才的途径，除了进士及第前三名之外，只有庶吉士这一条路。使国家文章昌盛、辅佐世道的人才，实在有赖于此。臣等愚见认为，上天为国家生育人才，以供一代之用，并不是只有这一科才有，而其他科都没有。然而有时选拔、有时不选，那么有才之人未必能够预先入选，所选的人也未必都有才。

译如果又拘泥于地方和年龄，那么已经成就的人才或许被弃置不用，而所教育的人又未必都能成才。臣请求从今以后立为定制，每逢一次开科，便选用一次。等新进士分拨到各衙门办事以后，发文征录他们平日所作的文章，如论、策、诗赋、序记、箴铭、杂著、拟古、评史之类，每人十五篇以上，限在一个月以内，送到礼部投献。礼部阅看完毕，编号密封送到翰林院考订。其中辞藻文理有可取之处的，按编号选取。礼部有关司仍将每个人的试卷记号、糊名密封送来，依照天顺八年的事例，在午门内东阁前出题考试。所考的试卷同投献的文章相称，不是请人代笔的，便选取参加预选。如果文辞艰涩，意思诡异偏僻，就不在选取之内。间或有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的人，果然有超过常人的资质，即使平时没有预先写成的文章，只要在这一个月内新作五篇以上，也允许投献送试。如果果然笔路通畅，学问还可进步，也列入备选人数。每科不必多选，所选不过二十人；每次选取也不必多留，所留不过三五人。这样一来，所选的人大多是已经成就的人才，眼下就有可供论述撰写、可以任事的人。所留的人大多有超越常人的资质，将来有所成就，必定会闻名于世。上面有得到人才的实际，下面没有遗漏人才的叹息。预先列入的人没有徇私的弊病，没有入选的人也会止息造谣诽谤。臣等都出自这条途径，希望引进后来的贤才，把他们储养在馆阁，以报答国家厚恩。这本来就是臣等的愿望，谨具题请求施行。想要选择《大学衍义补》中的重要事务，进呈给皇上作为奏章。臣听说《礼经》有这样的话：‘事奉君主必须凭借自己的言论，拜受命令时献出自身，以成就自己的信用。’所以君主对臣下有责任，臣下对于自己的言论则有死而后已的责任。这是说，自古大臣刚被进用时，必定先有可以凭借的言论；拜受任命，就以言论作为资助，因言论而把自身献出，使所献的自身供君主使用，履行自己所凭借的言论，以证明自己的信用。言论如果不能兑现，君主一定责令臣下实践自己的话；言论如果不能被听从，臣下必定以死来成就自己的信用。所以说：‘君主对臣下有责任，臣下对于自己的言论有死而后已的责任。’这就是古代明君贤相在最初进用时彼此建立信约，在已经任用之后相互委任、责成，最终能够实践自己的言论，在长久以后成就治理功业的原因。考察古代，像伊尹从田野出仕时忽然醒悟所说的几句话，傅说受命后答对称扬的三篇言论，管仲与齐桓公问答的文书，乐毅回答燕昭王命令时的话，韩信登坛后面向东方的回答，诸葛亮在草庐中三次被顾访时提出的策略，姚崇入相时提出的十条请求，都是先以言论作为凭借，后来以行动成就信用的人。这七个人所遇到的君主，有的开创基业以传承统绪，有的继承帝位以守成，有的在一国建立霸业，有的在偏远一隅安定统治；君臣彼此契合，都能在一时之间取得治理成效。臣虽然愚蠢，不能自比古人；但生逢圣明昌盛的时代，又遇到大有作为的君主，皇上不因臣迂腐疏略、年老衰朽，反而在我久病垂老之后任用我，把我置于参与论思、办理机密政务的职位。有这样的君主，臣怎么忍心辜负呢？即使还有一口气，这个志向怎能稍有懈怠？只是臣学术荒疏，年力衰迈，虽想献身报效，却苦于没有嘉善的言论作为凭借。如果拜受任命、献出自身，却不能成就信用，将来受到责问时又没有什么可以回答，那样白白死亡也没有益处。因此臣三次上密封奏章，以老病为辞，没有得到批准，不得已接受命令。只是所谓凭言献身，如果志向没有预先确定，泛泛然冒昧去尝试，哪里能够有所成就呢？臣想起在皇上刚刚继承大位之初，便把所著《大学衍义补》一书进呈；古今治国平天下的要道，没有不详备记载的，尤其对国家今天紧急而首要的事务反复论述。臣自幼竭尽心力来编写这部书，等到编成，恰好遇上皇上初登大位、访求治道之时，不早不晚，又蒙圣旨嘉奖，命有关部门刊刻发行，不能说不是大幸。臣不敢再陈述其他事情，请即以臣先前进呈的《大学衍义补》作为预先凭借的言论，再把臣自身从头到脚献给九重宫阙。臣所进的书，并不是臣创立的制度，而是补充宋代儒者真德秀所推衍《大学》而尚未尽述的义理。书中所写，确实都是古人已经实行过的实事，在今天看来似乎也有可以施行的地方；不像郑康成训释经义那样泛滥而无益，也不像王安石借用经文来变乱纷更。其中所记虽然都是前代的事情，但对今天紧急而首要的重要事务尤其用心。臣进书之时，掌管胄监，没有政务，不能把它用于实际行事，还可以作为推辞的理由。如今幸而没有被圣明君主抛弃，进入内阁深严之地，参与听闻机务，这正是臣的书得到际遇、可以施用的日子。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仍有不能施行的地方，天下后世将会有言辞来议论臣，说臣只是借这部书作为升迁荣耀的阶梯，并不是真诚地想要取得实际功效，岂不是留下终身的羞愧吗？何况臣年过七十，已经到了钟鸣漏尽之时，所剩时间不多，正是日暮途远，所走的路也未必能走到尽头。急急忙忙趁此时机谋划实行，尚且害怕迟了；否则将有错过时机的悔恨。臣平生的见解不超出这部书，请选择书中记载的紧要事务、今天可以施行的内容，删去繁文，摘出要语，参照时宜加以补缀，写成奏章，斟酌它们的先后次序，陆续进献，请皇上阅览。如果有可以施行的，请特别赐下御札批示，命臣同内阁一两位儒臣斟酌处置，拟定为圣旨传出，交有关部门施行。或者有的事情窒碍难行，或者暂且留存等待将来，或者发下去再加研究审察，也希望圣上慈悲明示其中的原因。臣是迂腐的儒生，不通晓世务，难免拘泥古法、抱有偏见；但决不敢争强好胜，急于求成，果断坚持一定要实行，只为掠取自己的虚名而贻误国家大事。臣冒昧干扰圣听，不胜战栗恐惧至极，因此谨具奏说明，恭候敕旨。钦奉圣旨：卿想要陈述意见，具奏进来。钦此。

译论述整顿改革时政的奏章【弘治壬子四月十日上】。仰想太祖高皇帝在洪武元年、岁次戊申，登上大宝之位，开创大明的基业，恢复中华的统绪。历经六朝，共一百二十年。如今我皇上继承大位，改元之初，年份也恰好在戊申。十天干从甲开始，十二地支从子开始，彼此相配，循环两周，不多不少；而皇上登极之初，年份恰好与太祖相符。能说上天没有用意吗？能说圣祖在天之灵没有用意吗？谨按宋代儒者邵雍《皇极经世书》说：天地的大数，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个元；国家国运的大数，以九千六百年为一个元。三代以后，只有汉、唐、宋三代国运最长，然而都不能满一个国运元数，多的不过三四百年。譬如人的寿命以一百二十年为一个元，但如果不是善于调养身体、珍惜元气、存有仁心、谨慎修身、节制财用的人，就不能享尽天年，达到一个元数。因此汉、唐、宋三代，自一百五六十年以后，往往中途政务日益混乱，风俗日益浅薄，纲纪日益松弛，由此逐渐到了无法振兴的地步，最终走向灭亡。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中世继承帝位的君主，都出生在世道富足安乐之时，生活在宫闱安逸享乐之中，没有经历险阻，没有经历忧患；上天显示变异却不知道畏惧，百姓失去安身之所却不知道怜恤，有人进言却不知道信任，爱好崇尚失去正道，费用使用没有节制，信任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因循苟且，没有奋发振作的志向，颠倒错乱，甘心走向败亡的结局罢了。假使他们的君主像我这样，在灾变将要发生的时候，明白预先知道其中的征兆，因上天的警告而急切反省自身、修养德行，以祈求上天永远保佑国命，那么他们的国运难道会只延续到这种程度吗？何况他们先世创业的君主，对百姓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功德，只是适逢机会，借助他人而成功，并不像我朝圣祖奋战驱逐元人，将他们赶出化外之地，抚安我二帝三王亲自建立的中国，重新阐明人伦，再次建立天下秩序。自从天地开辟、子丑相交以来，帝王功德之大，从未有过这样的。我国家有这样的伟大功业，上合天心，受到上帝诚信的保佑，天意不断眷顾，也始终不忘仁爱。因此，在世道盛衰变化的关键、嗜欲萌发的开端，天生出一位世所罕见的君主，让他处在内心忧惧、反复思虑的困境之中；又出现非同寻常的变故，而正值他潜藏修养、韬光养晦的时候。成化年间发生的灾异，都是自古史册中罕见的。彗星共出现三次，紫微、太微、天市三垣以及三公、北斗，没有不被扫过的。两京京畿以及十三藩司所奏报的地震，不下五六百次，而且都有声响；余下的灾祸直到弘治初年还没有停止。近来彗星又出现在天津，地震、天鸣，与从前没有不同；还有异鸟在宫禁之中鸣叫三声。考察经书和史籍，天象的变异没有比彗星、孛星更大的，而侵入三垣、台星、北斗则尤其严重；地上的变异没有比震动更大的，而发生在京师和边防地区则尤其紧急。禽鸟等动物最先感受到天地之气，所以它们的变异尤其迅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记载彗星、孛星只有三次，记载地震只有五次，记载飞禽异常只有两次；如今却在二十五六年之间屡屡出现。灾变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必定有所对应，只是应验有早晚之分。用古人观察天象、推占气候的方法来考察，再以历代已经发生的事情相验证，这些灾异所预示的祸患，实在令人深深畏惧。然而我朝祖宗积累德行、广施仁爱，先帝敬畏上天、爱护百姓，皇上清心寡欲，本来没有招致灾害的道理；可是上天显示变异竟然如此，难道会没有缘故吗？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实在令人畏惧。上天不说话，只是依据必然的气数，显示明显的征象，让人看见征象、推求气数，尽力做好人所应当做的事情，并寻求战胜天变的方法，这样就能把灾祸变成祥瑞。人凭什么能够胜过天？靠的是什么方法？只是修养德行罢了。上天与人虽然有高下悬隔之势，实际上却有彼此感通的道理。上天监察下界，想到我圣祖对天地有功、对百姓有功、对历代帝王有功，知道气运到了这个时候，必然有适逢其会的气数，所以预先降生圣人以等待这个时机，又屡屡出现灾异来警戒他。上天降生这位圣人，必定让他早早经历深重的忧患；出现灾异，也必定显示出平常所没有的征象。由此看来，可以推知上天的意旨另有所在，祖宗在天之灵也有所归属。恭敬地想，皇上禀赋非同寻常，承受重明之运。太祖开创基业一百二十年以后，按照邵氏推数的方法，以三十年为一世，到一百二十年就是四世了。四世正合四时的数目，成为一个周期。年岁已经周遍，月份将尽于一个纪次，星辰在天上回转；到了这个时候，正是三阳开启、万物更新的时节。在这种时候，事情必定要重新开始：使旧的变新，废弃的复兴，阻塞的畅通，缺损的完备，然后才可以使国运延续并长久，巩固长远不拔的根基；借此补救偏差和弊病，扶起倒伏、支撑倾颓，清理疏通，使国家绵长的福运延续到千万亿年。这正是时候。这也是世道盛衰变化的关键、治乱安危的关头吗？从这里向上发展，可以得到治理和安定；从这里向下发展，就会陷入混乱和危险。要保持安定，使它不至于转为危险；保全治理，使它不至于转为混乱；消除已经发生的变故，使它不成为灾害；扭转将要衰败的运势，使它转为吉祥。

译扭转这一局势的关键，完全在皇上。今天如果错过这个时机而不去做，后来即使想有所作为，也来不及了。所以，上天先在皇上登极以前显示重大变故，而皇上没有作出应对；又在皇上初登极以后显示紧急变故，催促皇上一定要有所作为。上天的意旨反复告诫，已经极其周到、极其尽力，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古人说灾异的到来，是上天仁爱君主和臣民；我私下认为，如今灾异前后反复出现、接连发生到这种程度，上天的仁爱难道只是爱护一个人、爱护一个时期而已吗？这是因为想到我太祖对天下有大功，所以用这种非同寻常的变故来警醒、震动皇上的心，希望皇上警觉而有所感发，奋然振作，在天下尚未混乱时治理它，在尚未危急时安定它，使国运延续千万亿年，不只是满足太祖原先的愿望，而且还要使其功业延续到无穷。皇上承担这样的重任，遇到这样的重大时机，正处在可以作为的时候，又有可以作为的形势，怎么能够漫不经心、苟且敷衍地坐失时机，而不思考预先筹划的方法呢？臣希望皇上体察上天仁爱之深，想到祖宗基业之大，端正自身来树立天下的根本，澄清内心来应付天下事务；上畏惧天怒，下畏惧民怨，中间畏惧舆论；谨慎自己的爱好和崇尚，不流于异端邪见；谨慎财用，不至于耗费国力、伤害百姓；谨慎任用人才，不因偏听偏信而独断专任；在纲纪衰颓之后振作纲纪，在太平旧俗之外恢复淳厚风俗；防微杜渐，每每想到祸乱的忧患。委屈自己、虚心纳谏，不避讳国家危急；防止欲望，并用刚断加以制约；思考祸患，预先设置防备。凡是圣心有所思虑、有所谋划，打算有所作为或有所行动，以及臣下有所议论奏陈、提出建设，左右近臣有所陈说请求时，都应反求于内心，熟思而审慎处理：这件事果真合乎天理吗？果真顺应人心吗？果真适合时宜吗？圣贤经史中有没有记载？祖宗的常法和训诫中有没有违背？对当世军民有没有益处？众人舆论认为是对还是不对？人情认为方便还是不方便？清正的舆论认为善还是不善？会不会违背道义、背弃德行而招致天怒？会不会劳累百姓、损耗财物而招致民怨？会不会侵蚀国家、伤害百姓而招致人言？一件事的实行，要汇集众人的意见，向众人询问而由自己作出决断，然后审察缓急是否适宜，衡量轻重的分寸，依照先后次序，付诸施行。这样做，只有在尚未实行时反复审慎；一旦实行，就合乎天理的公正、合乎人心的安适和随时制宜的原则，天下后世都将享受它的福泽。即便如此，君主的一颗心，却有许多人来攻扰；一天之中有万般事务，君主应付还来不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都想推行自己的见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都想施展自己的才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要求，都想实现自己的要求。他们揣摩窥伺，观察我的意向所在；引诱激发，迎合我内心的欲望；寻找空隙，企图乘我决策的便利。皇上一旦稍微显露出一点深意，众人便立即据此把它当作可以利用的机会，钻入其说，进献计策，推荐人物，培植党羽，排斥异己，求取差遣，乞求恩泽，希图爵位赏赐，谋求田宅，无非是想夺取财货来肥养家庭，结交亲信宠幸来巩固宠爱，冒领爵禄来留给后代。这些人都是替自身谋划、替家庭谋划、替亲戚和私交之人谋划，哪里有一丝一毫替国家谋划的心呢？皇上如果确实能够涵养心性以保全天地的和气，阅读经史以扩大圣学，禁止私下请谒以整肃内政，明辨义理以断绝奸邪，慎守俭约的德行以怀抱长远谋略，勤于政务以弘扬至高的治理；不要偏信自己一人的意见，而要听取并采纳众人的长处；向天下首先显示淳朴的风尚，明确自己的意向以安定万民的志向，使那些投机窥伺、乘机求进的人都清楚知道：皇上所崇尚的在于仁义，而不在于功利；在于儒教，而不在于佛、老；所使用的财物在于俭朴，而不在于奢靡；在于节省，而不在于浪费。所任用的，在于贤良，而不在于宠幸；在于正直，而不在于奸佞。这样，朝廷之上就像太阳正处在中天，仰望它光芒的人都知道不可能有所遮蔽；又像水流向大海，观看波涛流向的人都知道不可能使它回转。小人不敢放肆施展奸计，君子不会被人蒙蔽，以旁门左道蛊惑众人的人不能扰乱圣人的教化，用巧言诡计的人不能改变明主的意志。这样，纲纪振作，政教昌明，风俗淳厚和谐，上面财力有余而下面百姓没有不足，国势隆盛，国运长久。然而小人各自执守偏见，各自遵循一家之说，各自放纵一己私欲，彼此标榜诋毁，互相作证帮助，轮番游说，屡屡改变说法以求取胜，使用各种方法遮掩粉饰，故意混淆是非，必定要使自己的言论得到实行、自己的谋划得以成功、自己的最大欲望得到满足才肯罢休。如果不幸陷入他们的计谋，确实就会像古人所说的“簸动糠秕迷住了眼睛，天地四方都因此改变了位置”。如果不是上位者依据正理来驳斥他们，考察古道来纠正他们，按照国家法典来晓谕他们，又怎么能够使他们心服、遏制他们的势力呢？臣虽不才，谨拟定若干条陈进上。今后臣下若说佛、道二教可以延长福运，请驳斥他说：“古代帝王中爱好佛教的，没有谁比得上梁武帝；尊崇道教的，没有谁比得上宋徽宗。” “考察史书和史鉴，梁武帝饿死在台城，子孙互相残杀，以至于灭亡；宋徽宗被金人俘虏，死在五国城，亲王、公主跟随他北行并死在边地的有四十多人。他们得到的结果怎么样呢？”如果有人说修炼金丹可以获得长生，请纠正他说：“后汉魏伯阳作《叅同契》，宋张平叔作《悟真篇》。这两个人著书教人炼制金丹以求长生；如果他们确实得到真传，果真长生不死，那么直到今天仍应存在于天地之间。这两个人如今究竟在哪里呢？寻找他们却再也见不到，这就说明他们也已经死了，他们的方法并未应验。著书教人求长生的人，自己尚且不能免于死亡，何况读他们的书并仿效他们所做的人，难道能获得长生吗？”如果有人说建造寺观可以培植福田，请晓谕他说：“本朝在两京建造了天界、大报恩、大兴隆寺、朝天宫、大德宫、灵济宫等处，除此以外还有前代旧有基址以及历朝另行建造的寺刹，用来奉行佛、老二教，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又何必另行营造呢？何况如今国家经费比祖宗时代多出百倍，百姓贫困、财物耗尽；如果又大兴土木，劳苦百姓筋力，就会使百姓因此怨恨；

译耗费国家资财，就会使国家因此贫困。假使他们所谓的佛、天尊尚且存在，看见人们如此夺取百姓衣食之资来供养自己，使百姓饥寒困苦、悲哀怨恨、无所依靠，必定不会在这里享用供奉。若他们只想让人供奉自己，却不知道体恤百姓、帮助国家，又何必尊崇奉事他们呢？”如果有人说印造佛经、忏文可以求得利益，请晓谕他说：“本朝对于佛、道二教各有藏经：佛藏十二部，共五千零四十八卷；道藏七部，共四千四百三十一卷，都有刻板印行。除此之外，又有经厂所刻、书坊所售的版本；用来奉行二氏之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又何必另行刻印新本呢？刻一部梵夹经板，要耗费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工匠的劳役、纸张墨水的使用，免不了劳民伤财，使人叹息怨恨。假使他们所谓的佛、天尊有灵，听说人们这样劳费心力来印造其书，也一定不会高兴。若他们只想让人尊崇奉行自己的言论，却不体恤人的贫苦，又何必尊崇他们呢？”如果有人说举行斋醮必须丰盛，请驳斥他说：“古人祭天享帝，器皿使用匏瓜和陶器，饮酒只用清水一杯，以诚敬为主，并不是靠品类繁多、陈设盛大来求得美观。即使从佛、道二教来说，他们也有斟水献花的说法，何况他们的教义以清净慈悲为事。他们所说的佛、天尊即使在冥冥之中看见世人夺取小民衣食的资财来供养他们，导致百姓饥寒困苦、悲哀怨恨、无所依靠，难道肯享用这样的供奉吗？如果他们不问供物是从哪里来的，只满足自己的口腹，却不顾百姓的怨恨，那也不配称为佛、天尊。若有人说诵经持咒可以禳除灾祸、超度亡灵，请纠正他说：古人著书立说、垂示教化，是希望人们诵读讲习，用来修身养心、治理家庭和国家，并不是把口头诵读的遍数多少当作功德。即使从佛、道二教来说，《佛说四十二章经》和《老子道德经》中也没有规定诵读遍数。后世谋食之徒，竟假借佛、天尊的话编造经文，经文还没有完成，便急忙声称诵读这部经可以消灾得福；又雇人聚集诵读，计算遍数，给人佣钱，只是在口舌上做功夫，对身心没有益处。即使诵读千万亿遍，对佛、天尊有什么益处，竟能算作我的功德并赐给我福佑吗？若有人说尊崇西番僧人可以求取秘术，请晓谕他说：唐、宋以来，西番常常成为边境祸患；自元人尊崇番僧以后，遇到边患便派番僧前去劝谕，不久就安宁平靖。本朝沿用元朝旧例，封他们的酋长为王，大概是为了地方事务的考虑，并不是要使用他们秘密的法术、驱邪摄召的方法以及庆赞施食的科仪。既然封给王爵，就必须铸造金印；他们的服饰、饮食比照王者，又要供给他们的徒众，每年耗费不可计算。何况如今番僧大多不是本族人，往往作奸犯科，成为国家的大蛀虫。如今封一个人为王，按照旧例供给足够了，不必再增加。如果有人说祭祀神灵可以求取福佑，请纠正他说：《周礼》的八项法则中，第一项就是用祭祀来驾驭鬼神。古代先王设置废置、刑罚、赏赐的法令，不只是用来驾驭有形可见的臣民，即使鬼神处在冥冥之中，也同样在驾驭之列。君主是神、人共同的主人，哪里有反过来向自己所驾驭者求取私福的道理？不但君主不应祭神求福，也不敢接受神所赐的私福。礼所说的祈祷、报谢、祭禜，都是为了百姓，并不是为了自己。孔子说祭祀不是自己的鬼神就是谄媚；具备牲牢、陈备物品，尚且不可，何况扶鸾、箕仙、咒符和符水，去仿效巫觋的行为呢？如果有人说宴饮享礼所用的物品必须丰盛奢侈，请纠正他说：古人举行宴饮享礼，是为了表示慈惠、教导恭敬节俭；牲牢、俎豆都有固定的数目，主要在于使亲人欢乐、以礼招待宾客，并不是为了使饮食陈设美观。后世穷奢极欲，一天的饮食就耗费小民十年的用度，一次宴席的设置就损害物产、伤害千百条生命。真正有用的东西没有多少，徒然耗费的却非常多；无益地糟蹋天物，并不是爱惜福分；无休止地耗费百姓财物，必定免不了招致怨恨。何况如今国家的财政已不能与前代相比，难道可以因为口腹之欲而损害军国经费，放纵奢侈欲望而损害君主节俭的德行吗？如果有人说“赐给臣下的物品和救济赏赐，必须依照旧例”，请晓谕他说：古人赏赐，是为了酬报功劳、施行恩惠；等级和多少各有固定数目，主要在于激励人心，并不是为了厚待私人、救济急难。如今人们动不动就拿旧例来说，必定要沿袭旧例而要求增加，却不知道圣祖盛世时国库充实，人员还少；如今储藏的物资比过去少，而受赏的人却比过去多。若按每个人所得计算，所得固然少；但总计国家支出，恐怕已经是过去的数倍了。何况如今公私都已匮乏，不仅居上位者应当替百姓爱惜财物，臣下也应当替国家爱惜费用。如果有人说“宝石可以用作服饰和观赏玩物”，请驳斥他说：成化末年收购宝石，民间所有的宝石都已经收入内府了，又何必再向别处求取呢？何况自古以来中国所珍爱的，是金、银、珠、玉，这些都是有实际用途的东西。到了金、元时期，这种东西才传入中国；它的色泽不如玉温润，质地不如金属坚韧适用，不过是细碎砂石，稍微有些光泽罢了，并不是古人所说的珍宝。朝廷一使用它，价格就增加百倍；不用它时，遇到荒歉之年，乡村之间即使拿一斤一两去换一升一斗米也未必能够。这种东西最耗费国库；小人想要仿效，便盗取国家财物来利己肥家，过去的事情足以作为鉴戒。如果有人想在街市上和买宝石以供使用，再向官府领取价钱，请晓谕他说：唐代官府在市场上收购物品，曾被史官讥讽；堂堂朝廷公然在市场上夺取百姓的物品，富有四海，却向小民赊贷，难道能让四方听闻吗？况且市井小民靠经营刀锥小利来维持口腹，一个人一天没有获利，一家人一天就没有饭吃。何况他们的资本大多抵押给富家，按天取息偿还；如今官府虽然不是白白夺取，但让他们到内库领取价钱，移文等候，动辄经过十天半月，所得还抵偿不了损失，小民靠什么生活呢？如果称为和买，就必须现钱买进现物，双方公平交易才可以。若有人想求取闲置田地作为自己的产业，请晓谕他说：“君主之所以成为国家的君主，是因为有百姓；百姓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有田地；百姓耕种田地，缴纳租税来供养君主。君主把百姓的赋税分发给百官作为俸禄。既然享用君主的俸禄，就不应侵夺百姓的利益。何况官位尊贵、土地又靠近京城的人，都是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人呢？

译百姓靠什么谋生，是靠田地；百姓耕种田地、缴纳租税来供养君主，君主把百姓的赋税分发给百官作为俸禄。既然享用君主的俸禄，就不应侵夺百姓的利益。何况官位尊贵、土地又靠近京城的人，都是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人呢？如今京畿附近人口日益繁多，劳役沉重而百姓贫困，没有一块土地不被耕种，哪里还有无主的田地？即使有闲田，也应当用来救济急难，不应拿来让富者更加富有。君臣本来是一体，休戚应当相同。只知道替自己的家庭谋求利益，却不思考替国家保护百姓，怎么可以呢？如果有人说想派官员到外地办理织造、采办，请晓谕他说：古人有言，财物不必求其丰厚，只要除去那些损害财物的事情就行。如今百姓艰难，公私财力匮乏，各项事务都实行减省，那么财用自然会丰裕。况且织造锦绮、纱罗，采办器皿物件，其工料成本都出自百姓。如果官府现有财物可供使用，国库还有储藏，眼前尚未到匮乏断绝的地步，就姑且按实际情况使用；如果将要耗尽，也必须等到丰收之年、民力有余之后再举行才可以。如果有人进献珍奇器物来希求赏赐，请驳斥他说：器物之所以成为器物，只取其适用罢了。如果制造一件器物却耗费制造百件器物的材料，使用一个工匠却耗费百名工匠的力量，在无用之处耗费财物，在无益之处浪费工力，这是为什么呢？人们之所以蓄藏奇巧华美的物品，无非是想拿来向别人夸耀。君主居于九重宫阙，富有天下，尊贵无比，富裕无双；何况宫禁深邃严密，门禁森严，外人根本没有机会看见，那么要向谁夸耀呢？如果有人说宫室损坏必须改建，请晓谕他说：前人留下的建筑，都极其朴素而坚固；后人轻率改建，牢固程度反而赶不上前人。如果不到倾倒坍塌的地步，暂且沿用旧制，扶正倾斜之处，修补损坏、漏雨之处就可以了。如果说宫室狭窄不足以居住，必须扩建，那么前人怎么能居住到今天呢？不是万不得已，不应兴动作工。兴工就免不了取用民财、役使军力。如今公私财力匮乏，士卒已经非常疲劳，一旦发生事情，将到哪里取得资财和力量，又能责成谁去抵御敌人、抵抗侮辱呢？如果有人想要增加额外款项来准备颜料，请晓谕他说：户部钱粮每年都有固定数目，一年的收入仅仅够供给一年的使用；稍有盈余，就留下来作为灾荒的储备和军队的需要。而工部的颜料不过用来建造宫室、制作器服。人不吃饭就会死亡，国家没有粮食就会困乏。宫室旧了，还可以支撑着居住；器服破了，也可以缝补后继续使用。怎么可以轻易耗费户部的经费，用来供工部营造呢？一旦不幸发生意外的变故和非同寻常的灾害，又到哪里取得物资来应付呢？如果有人说做工的人劳苦，想借此希求升迁赏赐，请晓谕他说：“国家对于各种工匠技艺，有官职的各有俸禄，没有官职的也有粮食供给。他们劳作并取得成效，都是本来职分之内 应当做的事情；只是因事务而没有按时完成，等到赏赐、官秩期满，事情仍然缺少一部分，却想一次完成工程、一次升迁赏赐，国家哪里有那么多官职和钱粮呢？如果有人说主管部门缺少人手，想在定额之外增置人员，请驳斥他说：有这样的衙门，就有这样的事务；有这样的事务，就有办理这些事务的人员。如今原有人员都到哪里去了？一定有簿籍、乡贯可以考查，应当命有关衙门拘解补足人数。其中有绝户缺员的，才可以按名册征补。如今公私都困乏，凡事应当减省，暂且照旧办理就可以了。大概这类事情，都是管理事务、监工的人比过去增加了，各自想占用跟随人员来为自己谋利。如果有人推荐工艺精巧的人，想授予他官职，请纠正他说：礼书说，不要制造淫邪精巧的东西来动摇君主的心。君主的一心，是万化的根本；天下的安危、百姓的休戚，都由此而来。假使君心常常受礼法约束，就一定不肯轻易耗费民财，也一定不肯轻易劳役民力。财物不被轻易耗费，就不会过度征敛百姓；民力不被轻易劳役，就不会过度役使百姓，天下很快就会安定。如果君心放纵，超出礼法之外，那么凡是供奉自己、使自己享用的东西，都想要华丽精致，免不了耗费财物、劳累百姓，成为天下的祸害。像这样的人，必须严厉加以抑制和禁绝，使他们不能制造淫邪精巧的物品来动摇君心，怎么可以反而引进任用他们，授予官职，让他们居于君主左右呢？如果有人说技艺杂流想要取得文武要职，请纠正他说：名器之所以贵重，是因为人才不容易得到；如果人人都可以得到，名器就会被人轻视。自古帝王用爵禄来激励一代贤能，不只是爱惜名器，而且还区别品流。既爱惜名器，又区别品流，获得它的人以此为荣，不能获得的人也不敢萌生侥幸之心。人人都不敢萌生侥幸之心，获得名器的人就更加荣耀，名器也更加贵重。何况那些技艺之流，各有本等的官职，按照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授予相应职位就可以了。如果有人没有出身，想在文武官员的正常编制之外另行增补，请纠正他说：官职有固定员额，每年的财政计划有固定数目。设置官职是为了办理事务，有一项事务就有一个官职；发放俸禄是为了供养官员，有一个官职就有一份俸禄。如今无故想在固定员额之外增加官员，增加一个官员就增加一份俸禄。何不想想，漕运到京师的米粮，通常要耗费三四石才能运到一石；农民耕作的劳苦，士卒运输的辛苦，官吏征收输送的艰难，用这些来供养官吏，使他们办理事务，再通过办理事务使百姓安定，这并不过分。然而每年储备的收入和支出只能维持在这个数目，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却增加到数倍之多。年度财政计划怎么能够充足？国家力量怎么能不屈竭？何况名器因此变得轻贱，品流因此混乱，扰乱功劳资历的次序，废弃铨选的资格。一旦打开侥幸之门，旁门小道就会纷纷出现；有钱的人可以用钱求取，有势力的人可以凭势力取得。等待缺额的人老死在选调途中，立有功劳的人却受到文法规条的拘束。公道不能彰明，廉耻完全丧失，还想求得治理，就困难了。以上二十二件事情，臣只是针对皇上耳目所能看到的细微浅近之事来说，并不是说天下的事情全都只有这些。由此类推而解决其余问题，那么天下弊端中比这些更小的，也可以逐渐除去；国家最重大的计划中比这些更大的，也都可以依次施行。皇上的圣学高明，义理融会贯通，远远超出千古之上，这些事情料想本来一定不会发生。臣仍然喋喋不休地拿来进言，正如杞人担忧天会塌下、乡野之人进献芹菜。天本来没有倾坠的道理，野生之物哪里是帝王玉食所需要的呢？然而杞人仍为天忧虑，乡野之人仍把芹菜作为礼物进献；这大概是因为一念忧国爱君的心，出于忠诚恳切，自己却不知道事情其实不可能如此。

译实在是天下的事情，哪一次不是从细微处兴起？哪一次不是从浅近处兴起？只是人们把它看作细微浅近，认为它不能有所作为，认为它不足以畏惧，认为它所涉及的事情并不紧急，认为它所耗费的财物并不多，于是姑且听任它，姑且施行它。日积月累，见得多、听得熟了，便把它当作本来就有的事情，沿袭它并认为理所当然，不再认为它错误。却不知道一片云遮住太阳，天地因此昏暗；蚂蚁的洞穴毁坏堤坝，湖海也会因此干涸。最终便会损害朝廷的大体，破坏祖宗的家法，耗空国家的府库，丧失天下人心，宗庙社稷因此危急，国家命脉因此缩短，未必不是从这些事情开始的。皇上如果不因为臣愚昧迂拙而弃置臣的言论，在处理政务的空闲、宫中无事的时候，时常赐予省览臣所估量筹划的这些事情。臣这一点愚见，或许有与皇上心意相合之处，或许能启发圣明的志向；请皇上留意省察、记在心中，反复推求。万一臣下有所建言请求，偶然与臣所筹划的相合，就请皇上运用思虑来发挥它，加意删改润色它，推类扩充它，以明确判断发布出来，形成诏令来加以正告，驳斥、晓谕他们，使那些逞口舌、推销奸谋的人气馁而失去机会，使那些放纵私意、求取欲望的人心服而知道自己的错误。皇上的耳目所能触及的地方既然已经这样，那么内至宫闱朝廷，外至郡国边疆，没有不改变心志的；里面行善的人听到风声就知道警戒，于是接触所见所闻的事情便没有邪僻之心，表现于施政措施的也都是正大之事。教化的源头既然清正，国家的根本原则自然确定，国家的大本由此树立，不会被小人动摇；天下的大计可以施行，不会被异议排斥阻挠。这样就能在灾变尚未成为现实之前消弭非同寻常的天变，使国运延长到永久。让大明的日月横贯万古而常明，让祖宗的功德与天地并存而更加长久。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治理重新出现在今天，那么汉、唐、宋就不值得说了。之所以能够这样，哪一样不是皇上修养德行以胜过天变的明显成效和巨大证明呢？将来可以看见功业光耀祖宗，福庆流传子孙，万世以后即使有成就伟业的人也无法赶上。臣出身荒远孤陋之地，错误地承受朝廷任用，年过七十，多次上章请求退职，尚未得到允许，反而受到越级提拔，被安排进入机密近侍之地；常常害怕有一天带着未酬的志愿死去，无法报答圣恩的万分之一。从前曾经具奏，想把臣所进《大学衍义补》中所记载的、切合当今事务的古今事实，陆续陈献，以求图报。恭敬地接受圣旨：“卿如果有话要说，准备奏章呈上来。”臣谨此接受并恭敬遵行。臣私下认为，臣所著《大学衍义补》一书，是用来补充宋儒真德秀著作的不足，其中都是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要道。不过这些是从事功方面说的，并不是根本。所谓根本，就是真氏书中所记载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道。皇上自居东宫时，已经命儒臣进讲，也已经在内心体会并努力实行很久了。对于前书所说的根本，臣不敢再次冒昧陈述；谨就天地的大气运，推原祖宗的大功德，审察今日治乱安危的重大关键，凡是按理势必然达到的、按事体本来应当做的，特别加以指陈和拟议。针对人情偏私之处，预先闭塞它的邪念；就人心明善之处，发动它的善端；折断邪念的萌芽，不使它在隐微之中滋长；澄清事物的源头，不使它在广大范围内泛滥。这是臣在所献书之外另有的一点见解。谨仿效宋儒进献万言书的先例，先将此稿呈上供御览，以开启进言纳谏的开端；然后准备把臣原先奉行圣旨、依照事理所要说的内容，尽力完成报答圣恩的心愿。选取臣所进书中有关挽救时弊的急务、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施政治理的关键政策、预先防患的谋略，另行具奏陈述，以供皇上采择，或许可以作为圣明治理的万分之一助力。臣已经老了，性情迂拙而固执，心中本来不该忧虑的事情却忧虑，本来无须担心的事情却担心，即使所说合乎中道，也不能没有过失。然而臣一生所存的志向和所学的道理，只在这些事情上；不因为年老将死，就改变年轻时的初志，所以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话。伏望皇上怜悯臣愚直的固执，赦免臣冒犯的罪过，臣不胜拳拳恳切的心情，愿望至为殷切，谨具奏章使皇上知悉。奉圣旨：这份奏章所说的，只印经、节省赏赐、停止织造、杜绝求取升官等事项，都切中了当今时弊。有关衙门看过后进呈说明。谨此遵旨。请访求遗书的奏疏【弘治壬子五月十二日】臣先在弘治四年十二月间具题，想把臣所进《大学衍义补》一书中所记载的切要事务陆续陈献。恭敬地接受圣旨：“卿如果有话要说，准备奏章呈上来。”臣谨此接受并恭敬遵行。臣看出本书中备述治理制度，下面论及图籍储藏，有这样的话：“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止一个方面，但都只是一世一时的事情；只有所谓经籍图书，才是万年百世的事情。”这些书都是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微的精神心术、完美的道德文章、伟大的行义事功、详尽的制度议论。后世依靠它们来了解古代，后世又依靠它们来了解今天；它们经历了几千几百年才传到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今天不能把它们修订、编纂、整理、校正，使它们传到今天便废弃散失，后代的人推究原因，难道不会把罪责归于我们吗？因此，自古以来凡是承担万世世道责任的帝王，没有不把这件事当作首要事务的。我太祖高皇帝刚刚创建基业之初，各项事务草创，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便在至正丙午年秋天首先访求遗书；那时他还没有登上帝位。平定元都以后，取得元朝馆阁中的秘藏，又广泛向民间购买，没收入罪犯家产的书籍，一时积藏的数量不比前代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译然而收藏积蓄的书籍数量很多，难免杂乱；积累年月长久，难免遭受鼠咬虫蛀；经手办理的人多，难免散失。如今内阁储藏的书有柜子，书目有簿籍，都可以查考。请求敕令内阁大学士等官员共同计议，酌量委派学士以及讲读以下的若干官员，督同典籍等官，拨用典吏、班匠人等，逐柜开箱清点，把书目一一校对：有或无，存或缺，多或少；分为经、史、子、集四类，以及杂书、类书两类；每类有多少部，每部有多少卷，各类总数共多少，都要查明实际数目，详细列具奏报。又以木刻记载考校的年月日，并把负责官员的姓名官衔作为标记刻在每卷末尾，立成档案，永远保存查照。臣私下认为，天下万物即使是奇珍异宝，丢失以后都还可以重新得到；唯有经籍在天地之间，是活人的元气，记载过去、昭示未来，不可一日没有。没有它们，活着的人就会茫然无知，如同在泥泞道路中行走。这件事所关系的，难道是小事吗？平民百姓之家，迁徙没有定处，爱好各不相同，既不能广泛储藏，即使储藏也不能长久。所能依靠的，是石渠阁、延阁之中收藏丰富、收存严密、锁钥牢固；同类书籍由掌故之官负责聚集，缺少的由抄写之吏补写，损坏的由修补工匠修理，散失的则下令购买访求；这样以后，才不至于受潮腐烂、散失。前代藏书数量很多，有达到三十七万卷的；如今内阁所藏，连十分之一也不到。几十年来，内阁之内没有听说进行过考校，内阁之外也没有听说购买访求。臣担心几十年以后，书籍会日益损耗；如今若不及时整治，将来必定有后悔也来不及的时候。伏望皇上体察圣祖下诏访求遗书的心意，承担使万世文献保存于此的责任，不要让后世有志于艺文的人把书籍散失的罪责归咎于今朝，这将是千万世儒道的大幸。臣所进《大学衍义补》一书，其中条目虽然很多，但都只是一代一时的事情；唯有保存书籍是万世的事情，所以首先就此上请，并把应当办理的事项列在后面，谨具奏章说明，伏候敕旨。具体列举如下：一、自古藏书的地方不止一处。汉代有东观、兰台、鸿都等处；唐代有秘书监、集贤书院等处；宋代有文馆、秘书省等处。我朝考察古制确定制度，废除前代掌管省、监、馆、阁书籍的官职，把这些职任合并到翰林院。设置典籍三员，掌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中收藏在文渊阁的部分。永乐年间，派翰林院修撰陈循前往南京，取来本阁所储藏的一切古今书籍，从一部到有一百部以上的书，各取一部运到北京，其余全部封存标记后收藏。这样一来，两京就都有书籍储藏了。如今天下书籍都归入内府，两京国子监虽然设置了掌管典籍的官员，但所收藏掌管的只是历朝颁发的书以及原来储藏的书板，另外没有其他书籍，这些官员几乎成了虚设。请在内阁现存书籍中查找有副本和多余本的，各取一本送到两京典籍司及国子监收藏掌管。仍请敕令两京内外守备大臣，会同南京司礼监、礼部、翰林院官员，查点永乐年间原先留在南京内府的书籍，查明有无、多寡和完整缺失情况，列具数目奏报；酌情取来、保留并分配补足。只有一本、没有副本多余本的，就把原书发下国子监，敕令祭酒、司业命监生抄录，字迹不必工整华美，只要端正楷书即可。抄录完毕后，分送各堂官校对，不许有差错。每卷末尾注明誊写监生和校对教官的官衔姓名。师生只照常例领取俸禄，不另行发给费用。依次差拨如常；所需刻字、折背、刷印工匠以及纸笔的费用，行文有关衙门酌量拨办，不限定完成期限。书籍完成后装订起来，陆续交付两监典籍掌管。这样，一部书就有了数个本子，既收藏起来，又分藏在不同地方，永远没有疏失散佚的忧虑了。一、我太祖高皇帝的圣德神功，超越万古帝王之上。他登基三十年间，创制的事物很多，而且都出自圣心和御笔亲札，不像前代帝王那样假手于臣下。如今颁行天下的，只有《皇明祖训》《大诰》《三编大诰》《武臣资世通训》《御制诗文》。这些书虽然都已经编纂刊刻，但收藏在内府，天下臣民能够看到的还很少。如今列入延阁书目中的，有《御注洪范》《御注体尚书》《御注道德经》《文华宝鉴》《昭鉴录外戚事鉴》《存心录》《精诚录》《省躬录【缺】戒录》《衣鉴录》《忠义录》《为政要录》《彰善瘅恶录》《武臣鉴戒》《醒贪简要录》《务农技艺简要录》《女戒》《务本之训》等书。这些都是我圣祖精神运转的成果、心意图画的显现和亲笔墨迹所浸润的作品。保存它们，足以成为历代帝王的规范。把它们传给后世，足以作为万代的鉴戒。其中虽然有的【缺】并非出自圣【缺】。至于所谓《大明帝纪》《皇明宝训》《大明宝训》《洪武圣政记》《大明日历》等书，则又是当时儒臣编纂成卷的。如今它们都收藏在内阁，天下人没有机会看到。臣私下认为，前代帝王只要有一两项像我圣祖这样的制作，做子孙的无不把它们刻在美玉上，颁布天下，传给将来，用来为父祖扬名。而我圣祖的功德，万世都仿佛亲眼可见，本来不必借助言语文字来流传。然而圣子神孙继承先志的孝心和彰显先德的愿望，却是不能停止的。臣请求敕令内阁大臣督率翰林官员，把秘阁所藏已经编成的书卷逐一校阅，务求无误，雕版印刷，颁行天下。如果其中文辞较为质朴，不便远传，或者卷帙浩繁，难以全部刊布，请按照洪武六年翰林学士詹同、宋濂等编纂日历作为《宝训》的先例，仿照唐人《贞观政要》的体例，把上述书籍撮取要旨，概括纲领，分门别类，编成一部书，命工匠刻版，颁布天下，作为后世法则；使学校用来教导学生，科举用来选取士人，朝廷用来资助治理，那么圣祖的圣德神功就能与六经并行，和天地一样长久了。

译一、汉、唐、宋开国创业的君主，承接战乱离散之后，无不先行收集图籍。中世以后，图籍稍有散失残缺，就立即派遣使者分赴天下，广泛搜访，悬赏购买，并授予官职作为酬报。即使在五代那样战乱离散的时代，尚且没有废弃此事，何况如今承平百年，内外无事，国家还有余力，能够搜集编纂佛道书籍，作为藏经，用上好的梓木雕刻，饰以彩色绫缎，普遍赐给天下寺观，收藏在髹漆朱红的匣柜中，装载在金碧辉煌的轮藏里。何况这些儒家经训书籍，是自古帝王传授心法的要道、治理世事的大典，也是天地山川、人物风俗的记载，礼乐刑政、制度文物的汇集，怎么可以吝惜微小费用，而不为长久的计划着想，给千古留下永远的叹息呢？臣请求敕令内阁，将考校后现有的书籍详细开列目录，交给礼部抄录，分送两直隶和十三布政司，由提督学校的宪臣张榜告示所管地方的官吏军民之家，以及各官府、学校、寺观和书坊书铺，凡收藏古今经史子集，乃至阴阳、艺术、稗官、小说等类文书的，不分旧版、新刊和抄本未刻者，只要是内阁开列的目录中没有的，或者虽有而不完整的，都允许在一个月内送交官府。其中有王府的，应先行告知，请求借来抄录；还要多方派人查访，设法搜集，务期全部获得，不留遗漏。应当责令所在地有关官司，把各处赃罚所得的纸张文具以及拨给的官钱，用来筹办笔墨费用，分发各处儒学生员抄写，只要求字迹成形，不拘工拙，但不许潦草失真；并令各学教官校对。抄完后把原本归还主人，不许损坏，也不许不归还。所得书目先行开列，陆续进呈，并通行各处互相核对，其中有重复的，只令一处抄录完毕，装订成卷，具文派人分类解送京城。一、自古帝王把国史收藏在金匮石室之中，是因为金石这种东西坚固耐久，不是土木所能相比，而且还能抵御水火，使水火不能造成祸患。所以拥有天下的君主，凿石建室，用金属铸成匮柜。凡国家秘密的记载、精微的言论，以及各种可以谋划后世、流传久远的典章事迹，无不收藏在其中，以防意外祸患。他们用心深思、长远谋划，可以说深远之极。后世徒有金匮石室的名称，却没有实际的设施。虽然设置了掌管典籍的官员，也有收藏贮存的地方，但没有防备灾害、应付紧急情况的器具。一旦不幸发生意外，超出平常的考虑范围，便使一代的治体、事功、人文和国典因此散失。后世执掌史笔的人没有凭据，往往到民间草野中寻找，到旧闻传说中访求。简牍已经不存在，真伪无法辨别。不仅伟大功业和特殊政绩不能记载，明君良臣被人诬陷捏造的事情，也有很多。所以古代那些忧虑深远的君子，总是在无事之时预先考虑有事之日。天下太平安宁时，无缘无故说出紧急迫切的话，固然像是不懂得避忌，但推究他的内心，却不能不说是忠诚爱国之心深厚。我恭敬地想到，我朝取得天下的正当性，是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列位圣祖相继承袭，承平一百多年，盛德神功如同天地日月，巍峨光明显著。能够传给天下后世的，只有依靠实录之书。如今内阁所藏的有：太祖高皇帝实录一部二百五册、宝训十五册；太宗文皇帝实录一部一百二十四册、宝训十五册；仁宗昭皇帝实录一部二十一册、宝训六册；宣宗章皇帝实录一部一百十六册、宝训十册；英宗睿皇帝实录一部三百六十一册、宝训十二册；宪宗纯皇帝实录一部二百九十二册、宝训十册；另外收藏在内府的，每位皇帝也各有一部而已。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副本。既没有金石藏书的设施，又没有把副本藏在名山的制度。臣愚昧而过分忧虑，想请求朝廷在文渊阁附近便利之处另建一座重楼，不用木材，专门用砖石层层砌成，像民间所说的土库那样，收藏贮存重要文书，以防意外祸患。请求敕令内阁儒臣商议，督令内阁书办、中书舍人等官，办理本职文书时，只要稍有空闲，就抄写历朝实录各一部，不限年月。书抄成后装入铜匮，放置在楼的上层。凡内府衙门收藏的各种关系国家大事的文书，如玉牒之类，都附藏在那里。制敕房的各种文书，如诏册、制诰、敕书等的草稿和底稿，行礼仪注、应制诗文等的底本，以及前朝遗文旧事等杂录，也命书办官员遇到空闲时陆续抄录，不限年月。书抄成后装入铁匮，收藏在楼的下层。凡内府衙门所藏、可以供日后编纂一代完整史书使用的文书，如永乐以前文武官员的贴黄之类，也都附藏在那里。这样，祖宗的功德就能万世确实无疑地流传，国家的典章也能传给历代君王，世世沿袭而有根本。这是千万年世道的无比幸运。议论此事的人如果说文书数量浩大，书办人员太少，岁月容易流逝，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臣请求楼建成之后，先把现有应当收藏的文书暂时放入其中，等以后陆续抄完新的副本，再用新本替换旧本，把旧本仍然收藏在原处，以备查考。《孟子》说过：‘七年之病，要用三年的艾草来医治；如果平时不储备，终身也得不到。’太宗皇帝在政务繁多之时，尚且聚集成百上千的人，编纂《永乐大典》，以备学校考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千年〕 把这两件事相比，哪一件重要，哪一件轻微？恭请皇上明察。

译一、收藏书籍的地方分为三处，两处在京师，一处在南京，这样同一种书就有三部。一处不幸有了损失，还可以依靠另外两处保存的副本。国子监收藏的书，应当按照内阁的例子，装入书柜，放置在典簿防载道所中，责成交给典籍官掌管；祭酒、监丞等官员要经常提调、监护和防守。不过，他们只掌管柜门外的钥匙，只负责防备水火盗贼罢了。至于书柜的锁钥，则收藏在内阁。每年三伏日，应当按照宋朝晒书并发给酒食费用的旧例，提前奏请，委派翰林院堂上官一二员，带同僚属到国学晾晒书籍，并借此查点核算。事情办完后封好标记、锁闭柜门，年年照此办理。南京国子监的锁钥，交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藏掌管；晒书、发给酒食，也按照北监的例子办理。都不许监官擅自打开书柜取书阅读，也不许转借给别人。内外大小衙门因事情需要想要查考的，必须请示获准，违者按违制罪论处。奉圣旨：太祖御制书籍，着翰林院官员查点数目，收藏贮存。南京的书籍，按照目录查照，开列抄写缺少的部分，着守备会同南京礼部、翰林院查验后送来。天下遗失的书籍，由礼部行文两直隶和十三布政司，访求其余的书籍，并让有关衙门知悉。钦此。请求在天将亮时临朝的奏疏 臣等恭敬地想到，皇上自即位以来，各项朝廷礼仪全都遵循先朝旧例。每天临朝都有固定的时间，臣下趋前朝见也有固定的时刻。七年来一直如此，仿佛始终如一。凡是内外臣民能够听到、看到的，无不赞叹，认为皇上勤勉不倦地谋求治理，有忧劳警惕、戒慎自励之心，也有互相警戒、共同成就政事的辅佐。太平之治，屈指可待。从今年春天以来，退朝间或有较晚的时候，但不久也就恢复如常。近三个月来，往往到卯时末才出临朝廷，钟鼓声传到外面，人人都感到惊讶，认为皇上勤于政务渐渐不如从前。实在担心这件事因此传到远方，传播到夷狄之中，这对圣政造成的损害，确实不是小事。臣谨按宋儒朱熹解释《诗经·鸡鸣》篇说：‘古代贤妃在君王身边侍奉，到将要天亮的时候，一定告诉君王说：“鸡已经叫了，等待朝见的臣子已经满朝了。”是想让君王早起临朝。大概她早起时，心里常常害怕迟到，所以听到相似的声音便以为是真的。如果她内心没有警醒畏惧、不肯沉溺于安逸欲望，怎么能这样呢？’臣又曾恭敬地看到宣宗皇帝御制《五伦书·勤政篇》说：‘永乐四年正月，太宗皇帝在右顺门临晚朝，告诉六部尚书和近臣说：“朕每天早晨四更便起床，穿戴好衣冠，静坐。”’ 这时精神清爽，便思考四方事务缓急的适宜处置，一定要得到恰当的结论，然后交给有关官府执行。早朝退后，从未立即回到宫中，而是阅看各地奏牍，逐一省察。遇到边境军情以及水灾、旱灾等事情，就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实在是考虑到天下如此广大，日常事务如此繁多，怎么可以片刻懈怠呢？一旦懈怠，各项政务就会松弛。’臣等谨慎地把这些话抄录如上，并且私下还有所见。自唐虞三代以来，历经汉、唐、宋直到今天，大多都以天将亮时作为临朝的时间。所谓昧爽，就是将要天亮而尚未全亮的时候。这时夜间的气息已经平定，早晨的气息刚刚清新，外界物欲还没有纷杂地呈现在眼前，内心也虚静明澈；在这种时候面临臣下、决断政务，是非容易看清，听取裁决也不会迷惑。古人所谓‘一天的计划在于寅时’，确实不是空话。恭请皇上吟诵先贤解释《诗经》的话，牢记圣祖告诫臣下的话，每日常朝都以昧爽为期，那么政务就不至于废弛，臣下也知道应当遵守的规矩，百姓惊讶的心情可以消除，远近传播的议论也能停止。这对圣德的补益并不小，而太平之治也将由此奠定基础。臣等冒犯天威，极其战栗恐惧，谨恭敬地具奏上闻。请求免写《玉枢经》《北斗经》序文的奏疏 本月十四日，内臣传达圣旨，命臣等撰写《玉枢经》《北斗经》的序文。臣等不能理解其中的义理，不敢下笔。仔细看这两部经书的内容，其中有‘家有北斗经’以及‘立即诵读此经’的话。那时经书尚未编成，却预先说到经书；经书究竟在哪里呢？自古圣贤的经典，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子。《玉枢经》开头叙述普化天尊在玉清天同诸天帝君会谈时的情形，究竟是谁看见了这件事，又下来传述它呢？《北斗经》说：‘北辰显现天象，而众星环拱着它。’天上没有星辰的地方才叫辰，难道老子竟不认识北斗，不知道它不是北辰吗？其中又说：‘道言者，人便会言。’把‘道’说成义理的名称，怎么会说出这些话？这些地方全都不成文理，毫无疑问不是天尊、老君所作，必定是巫觋小人假借它来迷惑世人、诱骗百姓，以此谋求衣食罢了。它一直流行在市井乡间，从未上达朝廷，因此因循沿用，未曾革除。如今圣明君主在上，应当阐明正道，对这样的邪说妄言加以禁止断绝，使天下后世明白知道大中至正所在。若又用御制序文冠在书前，推行于天下后世，那么它对圣治造成的损害就太大了。臣恭敬地看到太宗皇帝《实录》记载，永乐二年有道士进献道经，太宗说：‘朕用来治理天下的只是五经，道经有什么用？斥退它。’随后又告诉侍臣说：‘在上者喜好正道，在下者就不会奉行邪道。君主的好尚稍有不慎，心怀侥幸的人就会放纵荒诞，迎合君主所好；如果陷入他们的计谋，将来会流传无穷的祸害。’圣祖明智的决断，载在可靠的史书中，将作为天下万世的法则。何况今天皇上承继皇祖的帝位，继承他的宗庙祭祀呢？臣私下推想，当时进献的书，必定是老子、庄子、列子一类的书；否则也就是《大洞》《度人》等经书之类。它们的言论虽然不合圣贤的大道，但在千百句话中，难道没有一两句可以取用的吗？太宗尚且斥退不用。至于这两部经书，内容大多是卑下的见解、浅陋的言辞，不过是借祈求消除人的疾病灾厄，诱发人拿出钱财，教人举行醮祭，借机索取财物，这正是古人所说以左道迷惑众人的事情。幸而被皇上听闻，圣朝以宽大为治，没有立即诛杀焚毁，已经是幸运了。怎么可以又用皇帝的文章和天子的言语来表彰它们呢？臣等职位有辅导君主的责任，只要有所见解，就不敢不说；冒犯天威，极其恐惧。请求严禁私自阉割者的奏疏

译此前礼部题奏称：弘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有私自净身的人康某等，大约一千多人，各自拿着木棍、砖石，从长安左门一直到本部后门，堵塞街道，从四面拦截尚书耿裕等人，进行殴打。已经奉圣旨，命锦衣卫把为首的人捉拿送到本卫，严加拷打审问。如今锦衣卫官员已经把某等拘捕在官，供认清楚，请求圣裁发落。臣等私下认为，自古帝王治理天下，必定防微杜渐，担心祸乱的根源滋长。如今净身的人竟敢在宫阙之前聚集到一千多人，各自拿着木石追赶殴打执政大臣，这难道是小小的变故吗？考察史册，自古从未有过。只有北魏时期，羽林军士因为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提出建议，压制武人，伤害张彝父子；魏朝姑息纵容，没有彻底追究他们的罪。其臣高欢素来怀有异志，因此知道魏朝纲纪不振，回去后便起兵，天下也因此大乱。假使魏朝君臣稍有见识，严厉惩处那些人，那么纲纪就能树立，奸雄自然会服从，哪里会发展成一时的叛乱，给万世留下笑柄呢？何况如今这一千人中，几乎都是京畿地区的人，又听说还不止这些。此外还有几百上千人，村落之间到处都有。如果如今把这一批人处理了，那么同类中已经净身的人就会接踵而来，尚未净身的人听到风声也会仿效。八郡之中，百姓还能剩下多少？不仅不能得到这些人的一己之用，连同他们的子孙也都不能为国家效力了。这难道是太宗皇帝从山西招来无田的百姓，征调天下办理事务的官吏，充实京畿，以壮大巩固根本的本意吗？如今一个人进入内府，一家人就免除差役，而且还推及他的亲属邻里；从此以后，京城百姓免役的越来越多，应役的越来越少。如果不痛下决心禁止，日积月累，人数越来越多，赋税差役不断积压，平民怎么能够承受？况且自从汉代废除肉刑以后，朝廷官府不再使用宫刑，而乡里街市之间却擅自施行，自残身体，自绝后代；在天日照临之下，这难道是美好的事情吗？人既然有血肉之躯，有骨肉亲属，谁不想保全自身，谁不想延续自己的族类？这些人出生在太平时代，没有早夭和困厄的忧患，却甘愿做这种事，只是因为他们看见如今内府各司侍从之臣被朝廷任用，便想任意仿效；他们却完全没有想到，受到特殊待遇的人固然很多，长期沉滞在常规调补中的人也不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何况这些人有的遭逢家庭不幸，不幸被别人牵连误害，因案件而受累，蒙受朝廷无边的恩德，死里逃生，才有今天，因此鞠躬尽瘁，一心效忠王室，以报再生之恩。而且他们大都在年幼时进入宫禁，不同外界的人交往，心地纯朴，志向专一。偶尔有一两个年纪稍长的，或者出自隐宫，或者由于不得已而跌扑受伤损坏身体，他们所处的境遇并不是为了觊觎什么才这样，也不像这些人那样处心积虑地想要攀求富贵。然而国家的钱粮有限，职位任用有定数，怎么可能人人都如愿？一旦愿望不能实现，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后悔以前的过失而放肆无所顾忌呢？五刑之中，宫刑最为严重。大辟虽说是身首分离，却只涉及一个人和一时；宫刑则向上阻断先代的承继，向下断绝后代的延续，并不只是一个人一生的事情。臣恭敬地看到《皇明祖训》说：‘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只应遵守律令和《大诰》，不许使用黥、刺、腓、劓、阉割等刑。臣下如果敢奏请使用这种刑罚，文武群臣应当立即弹劾，犯人处以凌迟，全家处死。’圣祖的训诫认为，既然天子承受上天的命令，人臣承受君主的命令，也不许使用这种不仁的刑罚。而那些小人处在乡里之间，作为国家臣民，却用刀锯残害朝廷的生灵；作为人的子孙，又用非法手段残害父母遗留给自己的身体，究竟是什么心肠呢？恭请皇上体察天地好生的德性，怜悯小民愚昧无知，遵守太祖不得非法用刑的戒令，推广太宗充实京畿的政策，不追究他们已经犯下的过错，只限制他们将来的行为，严加禁止。从今以后，凡有自行阉割子弟的，治罪其父母和户首，全家发配边疆；邻里保甲如果知情不报，也加重罚赎。实际动手施术的人，允许众人告发，查实后给予奖赏；犯死罪的人斩首示众。被害者如果确实未满十五岁、没有辨别能力，可以酌情留下备用；十五岁以上的，分别送往藩府。如果有人不服从使令，擅自逃回，就把罪责归到引诱、窝藏他的人身上。经过各地的官府，仍然要命各处巡检司严加盘问。有人捉获这类人，考核期满后可以和军囚一样升用。臣以平庸之才蒙朝廷任用，此事关系国家大计，不敢闭口不言，因此不顾将来的祸患，谨慎具题上报。恭请圣恩保佑，使臣等不遭受张彝那样的祸患，这是臣等莫大的幸运。请求免除李兴死罪、免将彭程发往边疆的奉旨 十二日，钦奉圣旨，命太监某等同臣等商议李兴、彭程的罪行。臣等详细听闻皇上审理处置二人罪行的缘由，委曲详尽，超出众人议论之外。皇帝的诏谕一经发出，凡是听到、看到的人无不震惊敬畏而服从，臣等尤其感到恐惧。臣私下认为，本朝开国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承平日久，上下因循，不仅有关部门的政务日渐松弛，祖宗的法度也多被废弃。比如《宪纲》一书，专为御史而设，如今担任御史的人不仅不执行其中的职责，甚至也不顾及这部书。一旦做了这个官，便动辄以扶持衙门为说辞；稍有遵循道理、恪守法令的人，众人便共同非议他，说他不称职。这种习惯久而久之成为风俗，大家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由来已经很久了。如今一旦突然把他们置于死地，贬谪去戍边，明白道理的人固然会说，朝廷设置御史，是让他们巡按一方，使他们振作整肃纲纪、安定百姓。犯罪自有固定的法律，施刑自有通常的制度。若因公事而处死一两个人，还可以说得过去；如今却打死了十三人，杀一儆百，也不能算过分。况且《春秋》的义理，是为尊者避讳。愚顽百姓不懂得避讳，尚且可以宽恕；他们以进士身份出身，担任风宪官，论奏时政，却因为先朝末流积弊而直截明白地指出问题，罪大得不能诛责。

译把他们贬谪充军，已经是较轻的刑罚。然而天下广大、人民众多，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明白告知其中的缘由，当然会有许多人不能完全知道详情。他们只看到御史一向据理直谏、严刑惩恶，便以为本来就该如此；又看到法司拟定的罪名和众官会审议罪，大多没有判到死刑，必定会认为朝廷不愿让御史尽职，也不愿让御史议论政事。这样的说法传遍天下，损害并不小。不过这还只是一时的事情。若把它写入史册，却是千万年的事情。臣私下观察，自古修史的人，把褒贬寄托在一字之间。凡记载臣下有罪当死的，就写‘诛’；无罪不当死的，就写‘杀’。臣下有罪而被贬谪的，不写他的官职；无罪的，则写明他的官职。这是因为修史者考核那个人的情状和罪名，因而决定史书的措辞。如今法司这样定罪，多官会审也这样议论，众人的议论又是这样，怎么知道后世执掌史笔的人不会根据事实直书为‘杀’呢？臣私下认为，自古帝王有所处置遣发，不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意气，必定还要为后世考虑；不只是惩罚一个人的罪恶，必定还要给万人以警戒。在委靡不振之后作出雄健果断的决断，在将要败亡、无力挽救之地施加仁恩，这正是能够振奋一代人心，成就空前盛大治理的原因。也是传扬万世美名的原因。臣希望皇上在法司具本复奏之日，批示命都察院堂上官率领十三道御史，把李兴押到奉天门下；宣谕时，派司礼监太监传旨宣谕，详细说明二人获罪的缘由以及朝廷治罪的原因，然后屈法申恩。按照臣等最初的议论，免除李兴死罪，发往极边之地，并永远不许当地有关官府故意纵容。彭程或降为杂职充任吏员，或削除名籍成为平民；仍然敕令吏部和都察院今后【缺】再次奏请免除李兴死罪、免将彭程充军 【缺】日，钦奉圣旨，命太监同臣等商议，皇上一定要把李兴置于死地、把彭程发往边疆，臣等正在内阁待罪。凡是遇到关系国家大体的事情，臣等不敢不说。何况此事不仅有损国体，也会损害圣德。臣等如果不说，臣等的罪过就大了。恭敬地想到，皇上禀赋上天所授的非凡资质，正值春秋鼎盛之时，积累功业、累积仁德，以建立万世基业，正是在此时。然而临朝五六年，诚敬还没有感通上天，屡次出现灾异，德化还没有取信于天下，国家尚未完全安定。一旦忽然有诛杀、驱逐言官的命令传遍天下，不是美事；记入史册，也不是美德。臣等如果在这件事上不极力进言，将来圣德更加崇高【缺】看到事情多有突然醒悟，反过来责怪臣等没有 进言，那么即使【缺】臣等都出身于小官，是先帝提拔任用我们，才使我们显达荣宠，所受恩德深重，死也无法报答。如果彭程的诋毁果真出自本心，臣等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臣等对于李兴本来没有私心偏袒，也不是因为有什么隐秘私情或担心他的党羽反过来攻击揭发。如果李兴的案件果真出于被害者家属的申诉冤屈，而不是出于告发，那么即使皇上想赦免他，臣等也一定会坚持执法，宁死不奉诏，哪里还肯替他申救呢？臣等之所以恳切地为此进言，只是因为依据正当的道理，符合众人的情感，守护祖宗的法令，保全国家社稷的福祉罢了。臣等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谨慎具题上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重编琼台稿》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稿》卷八 明代　邱濬撰 奏章

译进呈《大学衍义补》的表 国子监掌管监务、礼部右侍郎臣邱濬诚惶诚恐，叩头再拜上奏：臣以为，维持世道、树立教化，在于六经；而六经的要旨，又集中在《大学》。彰明自身的光明德性、使民更新，有八个条目；而这些功效最终归结于治国平天下。把德义贯彻到实际事务中，斟酌古代道理而施用于今日政务。推衍先儒未尽的意思，补足圣明政治的最大功业。臣只知道竭尽献芹之诚，却也担心留下续貂之讥。推究这部经书一经十传，原是圣人全面体用的著作；分为三纲八条，实在是学者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要领。章句既已存在，是为了充分阐明圣人的蕴义；再加以衍义，则是为了上达君心。此书虽然成于前朝，但其中的道理应当行于当代。太祖建立纲纪时，曾经把它大书在殿壁之间；及至列位圣祖继承基业，又屡次在经筵之上听讲。既然已经达到雍熙太和的治理境界，一切都根本来自亲身实行、内心体悟的成果。善于推广自己所实行的事情，本来不必等到把话全部说尽；想要使功业完满，也还必须补足其中的缺略。既然有体，就必然有用；既然自身已经完成，也应当使万物事理得到完成。本来没有一项可以遗漏，功业哪里能有一处缺失？良好的法则不能只是徒然提出，根本和末节贵在兼顾周全。每当翻阅这部书时，我便产生编纂续补的念头。然而一个人的见闻有限，天下的事理却无穷无尽；身居一室，却要推测四方之事；依据个人见解，却要裁断各种政务。我当然知道这样做不可能，仍然勉强去做这件困难的事情。这大概是一点报国的忠心，也或许是我一生勤勉求学的志愿。因此暂且忘却自己的浅陋，冒昧仿效前代贤者。难道不知道自己妄自比拟、并不相称吗？只是私下也想略陈所见。想到天下如此广大，它的根本在于君主自身；人心的幽微变化，其作用却周遍于万事。每一物都有每一物的功用，每一方都有每一方的适宜之处。率先导引天下，根本在于自身；处理各种事情，则各有各的道理。事情都有法则，这样每件事都能得到适宜的处理；人人各有内心愿望，因此必须使每个人都不违背其愿望。要使施行恰好适当，必须先把它讲求得极其详尽。考察古代来证明今日，随着时势变化而加以运用。积累细小以成就宏大，补足偏缺以达到完整。无论巨细精粗，都曲折周详；无论前后左右，都均齐方正。借此推衍治理国家、使天下平衡的义理，用来收取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功效。列举根本和末节，使其有始有终；合并内在修养和外在治理，使其没有遗漏和欠缺。希望一定达到圣明神化功业的最高境界，使人能够看到《大学》体用完整的全貌。全部以先前的书为准则，树立楷模，传给后来的学者。考察圣经，订正贤传，凡可取的无不搜取；记录善行，叙述嘉言，广泛搜求，不使遗漏。附上臣从管中所窥见的见解，希望能有当下实行的价值。臣俯身竭尽涓埃般微薄的力量，仰望着补益海岳般宏大的事业。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睿智明察，刚健英明而不受迷惑。您学习古代训诫而获得大道，慎守俭约的德性而心怀长远谋划。早年在东宫培养德性，敬奉并牢记大的训诫；常常潜心于黄卷，玩味圣经的启发和引导，尽力接受忠言和有益之言，亲身体验极力扩充德性的力量。每每亲自实行而实践，德业日日进步，月月增长。仁孝之德取信于宫中，太子的声望传播于天下。一天承受上天之命登上帝位，万邦仰慕德化而归心。大志早已成就，恰好符合汉宣帝登极之年；以《小毖》求取辅佐，开始启发成周访求贤能的心意。首先深入研究治国大道，迅速弘扬最完善的政治。凡新政中重大的建置，全都是旧日学问中平素已经讲明的。广泛充实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用，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效。太平之治，确实可以指日而待。臣邱濬愚昧浅陋，出生在偏远孤僻之地，一生没有什么长处，却很留心于扶助世道、读书求学。稍有一点所得，便妄想著书。并不是像虞卿那样因穷困忧愁而著述，也不是像真氏那样因为失去官位而著述。臣徒然身居三品官位，惭愧于享受厚禄却有什么补益。年近七十，可惜余年已经不多。一生做官没有出过国门，六次升转官阶都主管文墨，未曾试验治理政务、亲临百姓的才具，只是一直怀有爱君忧国之心。竭尽一生精力，才终于编成此书。只恐这些无用的陈旧言论，最终将被用来覆盖酱坛。幸逢朝廷变更政治风气，内外肃清，总揽权纲，政务焕然一新。倘若能够传达到九重之上，供皇上在乙夜观览采择，那么即使百十条中采用两三条，也未必不能补益当代，也或许能被后世取用。人民和事物将在这里焕然一新，世道也将由此恢复古道。喜爱所当喜爱，憎恶所当憎恶，使一人永远像父母一样养育万民；尊重贤者，亲爱亲人，使四海都尊敬拥戴皇上直到万世。臣冒犯天威，万分激切惶恐，臣所撰《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补续前书一卷，目录三卷，共四十帙。谨奉表随书进呈，恭请皇上知悉。

译代衍圣公孔弘绪所作的谢恩表 这次恭逢圣驾亲临太学，亲自祭祀先师，又召臣等三氏子孙陪同祭祀，恩赐格外丰厚，谨奉表称谢。臣以为，圣人登临帝位，首先重视学校，以向四方推广教化；隆重举行尊崇儒学的大礼，把恩德远推到防以下，直到百世；用六经之道弘扬至高的治理，使盛世达到三代的隆盛。九重宫阙的恩礼格外加厚，三氏子孙是何等幸运！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心传精一之道，推衍光明盛大的学问，在两宫面前恭敬奉行至孝，使自己的德性与列位圣祖的重华之德相合。皇上登临明堂发布政令，万事都已经焕然更新；坐在宣室接受福庆，百神无不各司其职。皇上认为要达到治理的境界，根本没有比道更优先的；而寻求道的枢要，必定要依靠经书。于是赶快举行临雍的礼仪，以广泛取得培养人才的功效。天子却以陪臣之道为师，屈尊万乘之尊，来装饰数仞高的宫墙。手持玉瓒斟灌郁鬯，行裸礼、献礼；戴着皮弁，穿着素色礼服，载歌载舞。钟鼓金奏铿锵，宣示宫、商、角、徵、羽的节奏；玉色容颜温润和悦，亲自体现温良恭俭让的德容。礼官排列绚丽的旌旗，铺展礼仪；祭酒仰望皇帝的冠冕旒珠，进前讲经。大臣陪列在黼座两旁，佩玉发出铿锵声；诸生环绕桥门，冠帽衣襟整齐盛大。这是叙述百王礼乐的盛典，培植万世纲常的宏大根基。俎豆祭器因而增添光彩，缙绅士大夫也增添了气势。接连颁下宠命，赐给章服，使众儒生穿戴；反复谆谆发布训词，降下诏书来勉励众多士人。依据古礼而把它施行于今世，报答前代功业，也不忘记后代子孙。皇上的光辉照耀鲁、邹，恩泽流布洙水、泗水之间。臣某等有幸承继世代学业，仰承国家恩典，只惭愧没有成为贤者后代的资质，却滥受了不应得的赏赐。难道只是居住在鲁地，就可以享受丰厚美味吗？实在惭愧自己像鸊鹈站在屋梁上，穿着华美衣服却名不副实。冒昧承受荣宠已经是幸运，拿什么途径报答赏赐呢？恭愿上天和祖宗永远保佑皇明的国祚；有百姓，有社稷，使它长久成为儒教的宗主。星宿玉璧光辉灿烂，天地清明安泰。臣某等仰望上天、瞻仰圣上的激切惶恐之情无以胜任，谨奉表称谢上闻。拟写进呈《大明一统志》的表 臣以为，日月共同照临，千载开启了大明的运运；天地所覆盖承载之内，万邦都归于正统。疆域图籍的广大，是古来从未有过的；地理志书的完成，到今天最为盛大。自从天地人三才定位以来，历代相继兴起；封山疏浚河流，舜开始划分十二州的地域；排列爵位、分封土地，周代设置了八百诸侯国。到了嬴秦才开始设置郡县，继而刘汉扩大了疆土；自魏晋以来，往上直到宋、元，有的僭居帝位而不合正统，有的建立霸业而偏安一方，有的威令受阻不能推行，有的德行浅薄而令人厌弃，都没有像我朝这样取得天下名正言顺、开拓土地如此广大。德行和土地一同广远，政令和教化并行；南方以吴为都，北方以燕为都，在四极树立标准；大的设为府，小的设为县，总要之地由三司统辖；藩府分封并立，成为宗室屏障的坚固防线；卫所分布各地，广泛显示抵御外侮的威势。规划制度周密严整，气势相互联结；南面越过铜柱，东面越过鳀鱼之海，都纳入版图之内；西面横亘金河，北面远及狼望山，大都归入声教所及的范围。九服全都纳入域中，八荒也通达于教化之外；青狄、黑濮等远方部族，远远等待月余便来朝贡；黄支、朱鸢等地，也都占候风向而接受官吏治理。大禹足迹没有到达的地方，章亥步量也没有周遍的区域，如今在土地上不再有华夏与夷狄的间隔，治理成就独自超越古今。如果没有这部盛大的著作，怎么彰显宏伟的事业呢？古代帝王承受天命建立国家，都有典籍记载，并记述地理以留给后世谋划。虞代有《禹贡》，周代有《职方》典籍，方册所载，又有《管氏地员》《吕览·有始》等，百家传说各不相同。馆阁所修的著作，如《元和郡县志》《开宝图经》，一代典章由此可以考见；宋代的《寰宇记》，内容简略而不够明晰；元代的《大统志》，记述浮泛而失于真实。因此我朝圣祖曾命儒臣编纂，虽然采录已经不少，但编辑尚未完成，时机似乎正在等待，事情难道是偶然的吗？恭敬地想，皇帝陛下聪明超越万物，神圣禀受于天，承当历数归于自身的天命，收揽政权而独自运作，光大彰明祖宗功业，弘扬迎接上天的休福。凡是圣贤经世治国的著作，都留给祖宗阅览；完成此书的志愿，更深深牵动圣上的心意。认为这部舆地之书关系极其重大，于是特地下诏命文学之士专门负责纂述，接受九重宫中的成命，考察千古遗留下来的编籍。上自圣贤经典和传记，下至水志、山经，打开内府秘藏的收藏，汇集外史所掌的资料，遍阅历朝史书，旁搜百家言论，以及羽陵、宛委的奇文，汲冢、酉阳的逸典，玄妙的道经和佛教藏经，小说、方言，无不广泛搜罗，全部采集，贯串群籍，约略编成一部书。义例凡例，都有依据；对于可信、可疑、是非，也都加以辨析。又加以订正。首先辨明各州地域，其次推求星野的分野。建置有沿革，有承袭；疆域有分有合，正如水从源头流到末端，树木由主干分出枝条。山川形势的不同，风俗物产的差异，巨细无不记载。官署、学校之类，宫室、关隘、桥梁之属，古今都一一载录。官员留下时，百姓爱戴；离任之后，百姓思慕。官员的事迹，不是循良之吏便不记载；出仕时能够推行道义，退处时能够阐明道义。人物只选取著名贤者，不只是儒家之士，道家、佛家人物也兼收。不仅记载华夏风俗，四夷也附带记述。因此既扩大圣道包容一切的范围，又显示皇威没有边界。与一般完整的地方志相比，确实可以说是纲举目张、条理清楚而扼要的全书。事迹增加而文字简省，不浮泛，也不疏略。天下疆域广大，尽在掌握之中；天下险易之处，不出门户便可以知道。自有地理志以来，从未听闻有这样的著作，应该和圣贤经典一起流传后世。这实在是皇上继承祖志、完成先业的孝道，远胜历代帝王，高出千古之上的事业。臣等只是章句腐儒、草野卑士，幸而承蒙破格提拔，哪里能够像楚国左史那样读遍九州之书？又冒昧效法编纂之事，私下把自己比作晋代司空所创立的六体史例。不能胜任诏命，深怕荒废时日而获罪；幸而看到书稿将要完成，或许稍稍帮助圣上在清闲时披览。文字统一，车轨统一，天下大一统而四海归向正道。天像车盖，地像车舆，天地之间的万物万世都永远依赖它们。

译拟作庆贺皇帝亲耕籍田的表文 伏惟王业万年长久，要以农田收成来弘扬治国的根本；帝王亲籍田有千亩，要亲自从事耕作，以此作为天下百姓的先导。正当承受天命、登上帝位之初，举行敬天勤民的典礼，三次推耕的礼仪完备，万姓欢欣腾跃。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敬慎地继承祖宗遗谋，励精图治，急切地考察历代成法，思考继承先王的盛德。‘一日二日，万几’正是开始有所作为的时候；即使五推、九推，直到耕完一亩，也并非没有可以代劳的臣民。实在是因为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百姓的生计只在农业；神明顾念享受的是诚心，不在祭品本身；百姓看重的是亲身效法，不是口头言语。因此率领祖宗所实行的礼制，借此向百姓显示法则，也借此成就对先祖的祭享，或许使百姓懂得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于是命令礼官，选择吉日，农祥星在清晨正中，春天土脉滋润。到斋宫洁净心志，来到嘉坛举步行礼；青黑色的车、深青色的耒耜，沿着田垄之间前行；绿色的耦耕牛、朱红色的缰绳，在阡陌之中徐缓行进。手持耒耜，几乎耕过十墢田地，借助众人之力最终完成百姓的耕作。祭享先农，隆重的礼仪既已举行，又赐福酒慰劳参加典礼的人，大恩普遍颁布。罕见的典礼，一时之间创见；重视农业的言论，传遍万人的口中。臣有幸列班任职，适逢昌盛之时，驾着芝草装饰的车来到大田，亲眼看见以美玉般的粹美之物作为神仓，储藏芬芳的稷米，并记录告成的盛事。继承周人《载芟》诗所歌咏的事业，使丰收遍及大地；延续殷宗《无逸》所祈愿的长寿，使天下太平自上天降临。谨进呈《宪宗纯皇帝实录表》【弘治辛亥八月二十四日进呈】伏惟皇室基业长久，上天开启六代圣君；文治教化大成，世代享有二纪的治理。功德施及后世，已经极其广大；典册记述，也应当详备。这样可以上承先祖谋略，下垂后世训诫，成就皇上一人继承先业的孝道，慰藉万民爱戴的心。恭敬地说，宪宗继承天命、凝聚大道、诚实明达、仁慈恭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凭借上圣的资质，居于大宝之位；圣心仁厚孝顺，天生仪表清明；才智广大，文武圣神兼备；刚健而中正纯粹。他承继千年的大统，继承五位圣君的宏大基业。皇帝享年四十一岁，即使一寸光阴也一定珍惜；临朝二十四年，没有一天不亲临朝政。尊重先帝遗命而实行殉葬制度，不让活人因承接先志而被任用，只任用旧日辅臣。每日早朝，侍奉慈极宫，不论暑雨严寒都不间断；每天临御经筵，即使隆冬盛夏也不停止。祭祀神明时，仿佛神明就在眼前，极尽仁孝诚敬之心；奉事上天而上天不违背，具有感召相应、彼此诚信的奇妙作用。给圣母徽号以增福，又多次加赐恩泽；直到臣民，也普遍承受隆恩。顺应情理，曲折周全而合乎礼制；将慈懿皇后的陵寝与山陵相配，以孝心推广亲亲之情；恢复康定的位号。崇尚儒学，尊重道术，考察古代，喜好文章；编辑《文华大训》，向太子显示规范，使天下诸邦都归于正；编成《纲目续编》，明示正统，成为历代帝王不可改变的准则。扩大整顿治国器具，日夜思求贤能；把政务分掌给六卿，不依仗自己的长处而专断；一切法令都遵循三尺法，不因个人愤怒而滥加刑罚；即使一颦一笑也谨慎施用，唯恐普通男女不能各得其所。百姓偶有触犯法纪，很快就改过自新；盗寇若敢侵犯边境，不久便听到防御告捷。百姓安居，官吏称职，时令调和，年岁丰收，确实是一代最为盛隆的时代，同时兼有列位圣君的各种福泽。仁德声誉广泛传播，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敬亲近他的。哀悼诏书远远颁布，穿戴丧服的人如同遭逢父母丧事。如果没有可信的史书，怎么彰显圣上的功业？记载必定要编成史书，显扬圣德正是最大的孝道。恭敬地想，皇帝陛下的道德可与重华相合，孝思没有穷尽；以祭祀羹墙之礼仿佛看见先帝，彰明先帝精神长存不灭；亲自承当天命归属的重任，唯恐不能负荷，急切地考察成法，思考继承先帝的声誉。于是诏令礼官修纂实录。弘治元年闰正月初三日，命臣懋监督修纂，臣吉等总裁，臣濬等任副总裁，臣敏政等负责纂修，另设史局，召集众多儒臣，打开内府精微秘藏，采录银台所收发的奏章；内而六部百司所掌管的事务，外而三司各郡所陈奏的事项；权臣所提出的合理建议，谏官辅臣思考议论的忠诚补益，无论言论多么细微都不遗漏记录，不是大事便不记载。凡是关系治国体制或关涉风俗教化的，都写成法令，公布给有关部门。至于礼法章程、功勋节义、人才进退、纲纪弛张，从宫闱以内直到边远地区，政事一定考察其沿革，事情一定备载其始终；贤与不肖由众议共同裁定，是与非由天理公断。每年总计国家财政，记述圣训作为后世谋略；只传真实，不传疑惑；文字宁可过于质朴，不可过于文饰；一概保存事实，全部删去浮辞。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完备了；按年、按月、按日记载，贯通始终，永远成为不朽的传记，显著建立前所未有的功绩。臣某等敬承诏令，惭愧自己没有史学才干；正当深切哀伤先帝去世，却骤然承蒙执笔修史的荣耀。上体圣心，下竭管见，确立五种史志的体例，考察众人的意见以备载录。虽然说修史要有三长，我又哪里具备其中一长？况且当今的制度和时政，没有一项不比前代规制更为完备；起居注已有记录，只怕辜负圣上的委任。幸而能够看到史书编成，计算日期以完成功业；历经多年，深为尸位素餐而惭愧。记言载事，将来或许不无补益于青史。

译入阁谢恩表 臣以为，内阁是深严之地，地位相当于前代的政事堂；有辅佐宰相的实际职能却没有宰相之名，掌管诏令文书而参与政务。必须有如丙吉、魏相那样的宰辅才能，有如欧阳修、苏轼那样的文笔，兼具二者长处，才可以辅佐处理万机。像臣这样的人，没有学问，也没有才能，既已衰老，又多病，本来料定终身只能处在偏远之地，于是甘心断绝攀附求进的念头。既没有左右近臣替我引荐，也没有同僚为我推举，竟然遇到圣天子亲自擢升，晋升为大学士这一荣耀的阶位。正值前星降祥于世的开始，又恰逢弥月普遍庆贺的日子，皇上特意颁下手诏，在朝廷上宣扬此事。老朽无能，三次上疏辞谢，言辞虽然恳切，但圣心早已决定，九重之中的定命不可改变，于是使我这个生长在荒远偏僻之地的孤陋之人，也得以参与延阁议论政事的重要事务。恩望远远超出我的本分，义感实在激发于胸中；我忘却衰老，欢喜得流泪，顿时振作起衰弱颓败的精神，又激发出年轻时有所作为的心志。我不是不知道能力微小而责任重大、恐怕不能胜任，只是无奈恩情深厚、义理重大而无法报答，怎敢不献身报国，从头顶到脚跟，全部奉献给朝廷？以道义侍奉君主，不合乎义和仁的事情，我不敢陈说于帝座之前。搜尽囊底剩余的才智，或许还可以有所作为；希望纸上的陈言不至于成为徒然的托辞。虽然说我已经道路穷尽、日薄西山，但决不至于倒行逆施；只是担心食禄微薄而事务繁多，不能长久尽力任职。谨守孔子关于‘在得到职位时尽力’的告诫，已经老了还求什么呢？奉行微子自我献身的志节，至死方休。我所担忧的是，臣年纪已经老了，疾病一天比一天加重；志向想要有所作为，而气力不能胜任；机会可以利用，而岁月却不等待人。就像伏在槽边的老骥，志向虽在千里之外，力量却已经难以奔驰；又像羽毛折损的疲鸟，脖颈徒然奋力想鸣叫一声，却不能飞得远，最终恐怕陷于困顿失误，辜负朝廷豢养的恩德。与其姑且让臣在衰朽残年中试任，哪里比得上让臣在宽闲的乡野中保全自己？谨借此陈述谢意，更希望得到皇上的慈悲怜悯。臣感激承受天恩，激动惶恐至极，谨备表章陈谢上闻。请建立太子储位表【弘治壬子年】如今承蒙皇天眷顾，圣子诞生，正是人心所归、天意所属。臣某等恭敬地希望皇上早日颁布册命，正式确定储宫之位，以此隆盛国家根本，维系天下人心，使皇明万万年永享无边的福命。谨奉表陈请，臣某诚心欢喜，叩头再拜上言。伏惟承受天命、建立帝位，应当谋求万世安定；为国家建立储君，是用来维系四海希望的。只要天命次序早日确定，国家形势就能永远安宁。凡是受到皇上照临的人，谁不欣喜愿望呢？恭敬地想，皇帝陛下英明独断，亲自实行慈爱节俭，承受六位圣君累积的盛明，承荷天地人三灵的诚信保佑。乾卦初爻一索而得震卦，象征长子；轩辕氏龙首受孕，显现前星降祥的征兆。于是颁下诏书，欢喜的声音已经传遍远近；但尚未奉行匕鬯之礼，太子的储位还没有确定。臣等反复想到，帝王最大的孝道，在于继承帝位的人得其人；祖宗宏大的基业，贵在承继宗庙有后嗣。上帝既然储积祥瑞而托付社稷，万民都仰慕皇帝的德行而归心。恭请皇上亲自作出圣断，顺从舆论，思念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预先建立储位；念及天下广大，先行确立国本。在阳气旺盛的吉日，举行旷古少有的盛典，开始正式确定青宫之位，大规模颁布显赫册命。这样，神灵便因此安宁喜乐，社稷也有所凭依；更加坚定磐石般稳固的宗庙根本，使太子成为神明和人的君主。请建立太子储位表二 伏惟上天和祖宗保佑皇家，使后代昌盛；既有百姓，又有社稷，确定国本应当放在首要位置。如今长子具有主持宗庙重器的资质，确实应当继承乾元统御天下的体统：对上承继九庙宗祀，对下维系四海人心。适逢这昌盛的时辰，应当举行大礼。恭敬地想，皇帝陛下的德行可与重华相合，仁恩广施于众类；两宫安享福禄，亲自立志奉养而没有违背；百世相传，给子孙留下长久的谋划。政治已经宏大，百姓没有异议。各种政教措施，大都取得成效，唯独太子的名位还没有正式确定。皇上虽然以年幼为辞，但圣明的后嗣本来就以生知为德，何况他既是嫡子又是长子，确实聪慧而且有才德。上天纵然赋予将成为圣人的资质，并不会因为年长年幼而有所不同。臣深明体恤国家大局的义理，哪里敢以屡次烦扰皇上为嫌，所以再次竭尽诚心，恳求圣上听从并允准。恭请皇上遵循前代旧制，俯从众人心愿，顺应天心，让太子与皇上共同居于帝位之副，提升储君地位并在大庭广众中宣告，大力彰显尊号，正式确立天下的根本，使国家长久安定，培植辅翼宏大基业，把美好声誉传播到九州，使昌盛的国运登上宏大境界，让宝贵的国祚延续万年。

译请建立太子储位表三 伏惟建立储君并不是为了偏爱亲属，而是为了明确万世相承的统绪；主持宗庙重器在于长子，用来维系四海人心。《尚书》记载以贞固国本的道理，这一制度由来已久。汉代诏书详载早立太子的主张，怎么可以拖延呢？臣不避再三烦扰的嫌疑，仰望皇上刚明独断。凡受皇上照临之处，都会共同受到鼓舞。恭敬地想，皇帝陛下的学问根本在于诚实明达，仁德均施于动植物；合乎天心而能承受福祐，体察祖德而得到神灵庇佑。没有怨恨伤害万物，没有违逆拒绝，所以三灵屡次降祥于社稷，九庙储积福庆，开启轩辕龙首的祥瑞，首先符合熊罴入梦的征兆。九重宫中的丹诏，正要在殿庭宣布；一日之间的欢呼声，已经迅速传遍海内。前星呈现祥瑞，万众都看见它发出光辉；丽日重现光明，众人的心都希望有人继承这光明。人心归属，完全符合天意。恭请皇上体察上天心意，顺应人心志愿，不要因为臣下屡次请求而认为烦扰，不要以圣子年幼为辞。对上可以奉两宫欢悦，对下可以满足万民希望，特意颁布册命，早日建立储君。郊社和宗庙，都因此有所庆幸依赖；华夏和夷狄蛮貊，也都因此得到依归。国家根本不动摇，皇室基业更加牢固。策问 策试策问【五首】问：自古帝王有所著述，用来颁示天下，往往出自词臣代替皇帝起草的文辞，以及史官的记录。只有我太祖高皇帝具有生而知之的天性，远远超过历代帝王；对于文章，大概有些是不学习也能做到的。他在简册篇章中留下的文字，大都出自深沉的圣心运筹和御笔挥洒。神妙的谋略、圣明的训诫，万世以后仍如亲眼看见，其中没有不存有深意的。伏读御制《大诰》三编，开头便以君臣共同游乐为题。唉！帝王的盛德大业，难道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吗？可是太祖却无暇顾及其他，而从这里开始论述，难道是有意的吗？难道是无意的吗？儒者博通古今，对于历代帝王的事情，无不尽心研究，把它作为将来辅佐君主的工具，何况本朝祖宗的明训呢？请推究古代君臣共同游乐的得失，以及圣祖意旨所在。十天之内入朝应对，在大廷上把所论奏报皇上。问：人的本性最难说明。过去的大儒，如荀卿、董仲舒、扬雄、韩愈、欧阳修、司马光、苏氏兄弟、胡氏父子，都不认识本性。如今世间三尺童子，稍微通晓大义的，都知道本性是善的。那么过去的大儒反而不如今天的儿童了吗？还是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性善，究竟是真正了解，恐怕也只是剽窃别人的说法来附和罢了？请折中评判各位儒者的得失，并说明我所说本性本来为善的道理。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很多。《大学》论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反复以理财和用人为言，那么治理天下的要道，难道没有比这两件事更重要的吗？纵观前代，正当建国初期，法制还很简略，政事也还粗疏。那时疆土尚未开辟，人口尚未繁盛，土地还有未开发的利益，百姓还有未使用的力量，按理说财用应当不足，却没有听说有缺乏财用的忧虑。学校尚未建立，科举尚未兴起，官职没有固定人员，人才也没有固定用途，按理说人才应当缺乏，却没有听说无人可用的叹息。等到天下已经安定，各项制度全部建立起来，用来因时救弊、弥补偏失的政令日益增加，过去没有的以及虽有而不完备的，没有一样不具备。因此，管理财用有了制度，劝农等事务有了官员，征收赋税的方法日益翻新，水陆转运的道路日益扩大，搜取财物连极细微的部分都不放过，积聚起来像山丘一样，按理说财用应当比过去多，却反而不如过去。教育培养有了一定制度，仕进取用有了渐进程序，举荐人才的途径多种多样，考核制度更加严密；几个人争守一个官职，任职多年还要等待一个空缺，按理说人才应当比过去兴盛，却反而不如过去。按理说应当不足却有余，按理说应当有余却不足，这是什么原因？不过，这两件事又有不同：财用不足，是因为可供使用的财物本来没有余裕；至于人才，则是因为人才虽有余裕，却不足以供实际任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凡是这样的情况，一定都有形成它的原因。如果能知道原因，澄清源头，堵塞流弊，并预先封闭其通道，使问题长期积累而不产生弊端，那么治理天下的开端就在这里了。各位士子读《大学》，是否也能由此类推到这些问题呢？请把事情的根本和末节，以及可以施行于今天的办法，详细陈述出来回答。古代道德统一、风俗一致，历时虽然久远，但所遵守的只有一种学说。因此在那时，学术没有不同的道路，人们没有不同的议论，百家没有互相歧异的言论。孔子去世以后，异说纷纷兴起，道德于是被天下分裂。从此以后，国家各有政令，家家各有风俗，年年不同，月月不一。秦汉以后，自从汉武帝表彰六经，后世所谓儒者都知道尊崇孔氏、贬抑百家；但落实到立论和行事之间，又有不同。大略说有三类：工于文辞的，有司马迁一类；议论政事的，有刘向一类；谈论义理的，有董仲舒一类。这三类都是世人所谓儒者的事业。那么儒者之道果真只有这些吗？后来精于文章的，有韩愈、欧阳修；通达治理的，有陆贽、范仲淹；深究道理的，有二程、朱子。这些人和前面那些人相比，果真是同一等级吗？他们同孔子之道又是否有所契合呢？我朝崇尚儒学、尊重道术，太祖高皇帝大力昌明儒学，教导和选取士人一概以经术为依据；太宗文皇帝又对圣贤经典加以订正，使之归于统一，让天下学者诵读、讲说并持守，不受异端驳杂之说迷惑，道德可以说统一了。然而到了今天，风俗仍有尚未完全一致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从前文章之士固然多有浑厚和平的作品，近来却有人嫌它浅显平易，放肆写作艰深奇怪的文辞，韩愈、欧阳修的文章果真是这样吗？从前议论政事的大臣固然多有救时济世的谋略，近来却有人厌恶循常守正，过分发表宏阔激烈的议论，陆贽、范仲淹的见解果真是这样吗？至于讲学明道，本是学者分内的事情，近来却有人夸夸其谈、眼光自高，以求与世人独异，程朱之学果真是这样吗？如果要使执笔作文的人以阐明义理为主，而不专门追求辞藻；写奏疏、投匦言事的人志在匡正时弊，而不在树立名声；讲学明道的人有实际功效，而不建立门户；不厌恶寻常而专喜新奇，各自纠正偏失而归于正道，必定使风俗一致、道德统一，以恢复古代盛况，究竟应当怎样做才可以达到呢？

译问：如今京畿地区，就是古代幽州、冀州的地域，黄河以北的区域，正是古人所说“王者不得不成为王，霸者不得不成为霸”的地方。考察史传，乐毅凭燕国军队攻下齐国七十座城，光武帝凭幽州、冀州军队平定天下，天下兵甲的强盛，没有超过这里的。在唐朝中叶以后，这一地区分别属于各方镇：成德军所辖，就是今天定州、易州、深州、冀州等地；卢龙军所辖，就是今天平州、滦州、通州、蓟州等地；以及魏博、范阳之类，也都在今天八郡的范围内。一支军队的士卒很多，有时达到十万以上，征战的劳役年年都有。如今土地仍在，不知道当时凭什么能够得到这样多的军队，而供给军队的费用又从哪里出呢？考察这些地域，东面抵达辽海，北面越过上谷，边境的祸患没有比这里更紧迫的。在秦汉以前，这里分裂为战国诸国：赵国都城在邯郸，今天的真定、顺德都是它旧日的疆域；燕国都城在幽州，今天的顺天、保定都是它原来的地域。赵国西边连接云中、代郡，燕国则接近鲜卑、匈奴境外，外族侵扰，有时会发生。如今疆域大致依旧，不知道当时凭什么能够在内部支撑列国相互争战，又能够抵御边境的侵犯呢？前朝在这里建立都城，仰仗东南漕运来满足宫禁、百官和六军的粮食供应。议论者担心这样会竭尽民力来运输难以预料的物资，想在京师东面、濒海的芦苇荒滩上，采用浙江人的办法，筑堤挡水，把土地改造成田地；允许想通过捐资求官的富民集合众人，分配土地给他们，按亩数授予官职。这样东面便可以得到数万军队，用来保卫京城、抵御海岛倭夷，既节省漕运，又能缓解疲惫百姓的负担。如今这些成法都还存在，也可以拿来在今天实行吗？又在京都设置都水监，在外地另设河渠司，以兴修水利、修理堤防为职责。有人说这些是前代的功业，也不能湮没。例如决开双防、白浮等水道，疏通为通惠河，以便利漕运，使京师免除陆路转运的劳苦；疏导浑河，开通滦水，使武清、平滦没有水淹沉陷的忧患；疏浚潞河，修筑堤防阻挡滹沱河，使真定免除河水决口冲刷的祸患。如今这些遗迹仍然存在，也可以因循旧迹在今天加以修治吗？各位士子带着才艺来到这里游学，广泛考察前代，必定知道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把军队配置在京畿附近，不调外地军队来保卫内地；把兵力部署在边境附近，不从内地出兵来防守边疆；在近处耕种土地以补助军饷，不专门仰赖远方供应；顺应水势来消除百姓的灾害，又借此兴办水利之利。这些办法是否可行，希望大家共同讲求其中的原因，妥善作出安排。大学私试策问【三首】问：人要有所不做，然后才能有所作为。什么都做的人，哪里还能真正有所作为呢？士人在学校，正如女子处在闺房之中。如今有一个待嫁闺中的女子，不等待父母之命，便四处求人托请，毫无顾忌，那么她将来嫁人后的行为，也可以由此推知了。像这样的人，还能称为贞女吗？作为士人，谁肯娶她来匹配自己呢？知道一定不会如此。事情虽然不同，道理却相同；人们为什么只明白那一方面，却不明白这一方面呢？各位士子都出自乡校，由有关官员劝勉护送，来到国学游学，成为天子的门生，不久便将被任用。对于守持自身的道理、取舍人物的方法，你们一定确切知道所在。请说说你们所不做的事情，以及将来大有作为的志向，把它写在文章中。我将根据你们所说的话，来检验你们将来的行为。又问：文章关系到国运的盛衰，善于观察世道的人，不观察官吏治理得如何，却常常从人文文章中加以验证。唐虞三代的文章，见于典、谟、训、诰之中，已经可以知道。春秋战国以来，文章完整地载于史书、传记、诸子、文集之中，也都有可以考察的地方。朱子说有治世之文、衰世之文、乱世之文，那么文章关系到世道，并不是空话，可以具体说明吗？汉代以后直到南北朝，并不以文章选取士人，文章散见于奏议和著述之中。唐代以后才专门以文章考试士人，士人如果不能写文章便不任用，士人的文章醇厚还是驳杂，官吏治理是得当还是失误，确实都与此有关。主持文章风气的人，实在不可不对此加以重视。大明恢复古制，三光五岳的精气重新完备；洪武、永乐盛世的文章，浑厚醇正，明白俊伟，没有雕琢刻画的弊病。近年以来，书坊无缘无故刻印晚宋论范等书，学者纷纷仿效，科举文章于是发生一大变化。有人说宋朝南渡以后文章失去气势，因此文风不振，大概说的就是这类文字吧？如果要端正人心、振作士气，恢复祖宗旧制，使研习经学的人专心体会义理，不出现穿凿附会、空疏浅薄的毛病；修饰文辞的人顺着义理表达意思，不写险僻怪诞、追逐新奇的文章；命题的人根据文章本义取题，不偏执于一端、故意标新立异。请你们几位试着策论此事，改变风气的关键究竟在哪里？问：‘道学’这个说法，在唐代以前没有。若有这种学说，它是从宋代开始的吗？宋代科举取士，有进士、明经两条途径。进士考试诗赋，明经考试墨义。后来废除明经科，改为进士科考试经义，所依据的经书，采用汉唐的疏义和王安石的新说。这就是当时儒学先辈所谓道学之说的由来。我朝祖宗依照古制设立进士科，以五经、四书取士，专门以程朱学说为标准。今天士子为应付科举所学习的，就是先儒所谓的道学。但学者借此取得出身，却说自己没有从身心上获得实际修养，这种人是有的。如果说除此之外还另有一种所谓向上一着，然后才称为道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自洪武、永乐以来，士人在学校受教育，经科举进入仕途，任职于内外，并没有不同的议论。如今士子竟然有人在科举学业之外另立门户，自称道学之士；他们彼此这样称呼，在草野之间也就罢了，可是我朝士大夫中通过科举出仕、任职内外的人，也跟着把这种说法扩大，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看惯了宋人凡是攻击道学的人，便称为邪党，所以才这样做的吗？唉！拿人和人相比，必须与同类相比，这些人难道真是同类吗？

译邪说中有人认为，朱子在道问学方面用功多，陆氏在尊德性方面用功多。这类人似乎专门推崇陆氏尊德性的学说，把心思放在言语文字之外，难道果真如此吗？况且《中庸》说君子既尊崇德性，又遵循学问，二者的功夫难道可以偏废吗？朱子的学说果真是偏于一面的学说吗？那些人的话究竟对不对？各位士子所读的是五经、四书，所遵循的是程朱学说，在学校以此为学业，应科举以此作文；将来出仕，有官守、有言责，也将以此作为施用的依据。请试着说明道学之所以成为道学的道理，考察朱子、陆氏学说的实际情况，辨析吴氏的言论，追溯它的源头并考察它的流变，再推究造成弊端的原因。何不各自说说你们的志向？凡是平日存养心性、推致知识而求学，其根本在哪里？还要说明用功的次序和努力的方法，一一告诉我，以消除疑惑。拟作殿试策问 我听说孔子说过：‘做君主很难，如果知道做君主的艰难，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朕承继祖宗的大统，临政求治至今已有七年，反复诵读这句话，始终诚恳地牢记在心，如同一天也没有忘记。仰想圣祖创业的艰难，在华夏统绪已经断绝之后重新恢复它，在长久废弛之后阐明人伦纲常的教化，他对天地有功，对万世有功，这是自开天辟地以来帝王从未有过的事业。正因为他的功德极其广大，所以继承和记述尤其困难，朕对此深感警惕，常常害怕不能负荷。朕每日同儒臣讲求义理，分派卿佐修明治功，希望能够尽到承担艰难事业的责任。然而政事仍有许多缺失，善政的成效还不明显，是什么原因呢？良法善政固然有很多头绪，但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都有根本源头；从广博事物中求取简约的根本，道路在哪里呢？上天和祖宗把崇高的帝位交给朕，把亿万百姓托付给朕；没有孝道就无法守成，没有仁德就无法救济众民。凡是祖宗创业、垂统、为后世留下富裕安定谋划的事情，今天只要有一件做得不妥，便不是孝道。凡是修明政事、建立事业、用来使百姓安定的措施，今天只要有一个人失去安身之所，便不是仁德。孝道达到没有一件事遗漏，仁德达到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这实在太难了！不过，后人继承先人的孝道，也就是前人留给后人的仁德。何况我朝祖宗留给后人的，无非是唐虞三代圣帝明王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以及汉、唐、宋英明君主贤德帝王的良法善政。从前那些人，他们的君主既然凭这些道理亲自承担艰难，他们的臣下也凭这些道理向君主提出责难，这些都记载在经书史书中，可以考察。我朝圣祖在前代开创基业，圣明后继者在后面继承；那些嘉言善行、丰功伟绩，在当时施行而没有偏差，流传后代而可以继续实行。作为我们后代，怎么能不思考先人的艰难，以谋求今天的容易呢？如果要扩大孝道的范围，弘扬仁德的恩泽，使上层纲纪端正，下层风俗淳厚，官吏称职，百姓安业；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自然充足，不穷兵黩武而兵威自然振作；灾害不发生，夷狄宾服；完全达到祖宗盛世的程度，并且超越汉、唐、宋，恢复唐虞三代雍熙太平的治理，勤勉不懈地迎来和谐太平，那么应当修明什么、施行什么才能达到呢？你们这些士大夫积累学问以等待任用，朕详细征召你们，确实已经很勤勉了；你们一定要有至理名言陈述给朕，使朕知道上天和祖宗留下的事业是多么重大而不忘记它的来源，知道所承担的艰难而不忽略应当实行的事情，在今天尽到继承先业、承担艰难的责任；朕也将由此考察你们承担臣职、克服艰难的志向。《尚书》说：“说出来并不困难，实行起来才是困难。” 朕心里知道这些事情是值得愿望的，只要有愿望，就不怕困难。你们应当把朕愿意听到、又切合时务的意见，详细写在文章中。朕将采纳并施行。

译《重编琼台稿》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稿》卷九 明代　邱濬　撰 序 《张文献公曲江集》序 古今以来的评论者都说：唐代宰相张文献公，是岭南第一流的人物。唉！张公的人品，难道仅仅高出岭南人物而已吗？大概从夏、商两代直到唐代，人才的产生以江北最为兴盛。开元、天宝以前，南方士人还没有因科举及第而显达的，张公却首先凭借道德可以和伊尹、吕尚相比而显名；科举中还没有人因为文章书翰而显达的，张公却首先任掌制诰、内供奉；还没有人凭借宰相功业显名的，张公却首先担任玄宗的宰相。张公去世四十多年后，浙江士人才有陆敬舆，福建士人才有欧阳行周；又过了二百四十多年，江西士人才有欧阳永叔、王介甫等人，他们都是在改朝换代之后才兴起的。由此看来，张公不只是超出岭南人物，实在是江南第一流的人物。张公的风度，早已因先见之明而受到玄宗重视；他的气节和功业，显著记载在信史中，传播于天下后世。唐代三百年间的贤相，前面称房玄龄、杜如晦，后面称姚崇、宋璟。胡明仲认为姚崇不能和宋璟相比，能够与宋璟齐名的就是张公。由此看来，张公又不只是超出江南人物，而是唐代一朝第一流的人物。然而张公的声名显赫，人人都在谈论，并不只是因为他当时的宰相功业，而且还因为他很有文学声望。史书称他七岁就懂得写文章，张说称他是后来词人中的第一人；张说又和徐坚评论他的文章，如同轻薄的缣帛、洁白的练绢，确实有益于时政。柳宗元也说他能够兼用比兴手法和著述才能。我生在张公之后六百多年，仰慕张公的为人，幼年时曾得到韶郡刻印的《金鉴录》来读，明确知道那是伪书，便有志于寻求张公的全集，刻印流传于世。后来我来到京师游学太学，进入翰林任官，每逢遇到藏书之家，总是访求此书，最终也没有找到，这样已经二十多年了。己丑年，才在馆阁群书中得到张公的《曲江集》，亲手抄录，才仅仅成了一帙。听说先母太宜人去世，于是携书南归，原本打算服丧期满后，自己筹备刊刻办法，在韶州、道州一带刊行。恰好友人五羊人涂君暲任郡丞，偶然谈到此事，太守昆陵人苏君韡说，张公这部集子就是韶州的文献，请留下来在郡斋刊刻。唉！张公的宰相功业，世人谁不知道？但他的文章，却不是人人都知道。何况这部集子收藏在馆阁之中，天下人没有机会看到；如果不是替乡里的后辈表彰并刊刻出来，天下后世怎么知道它最终不会湮没呢？因此不顾自己的愚陋，冒昧写在集子前面【成化九年】《武溪集》序 岭南人物首先要称道唐代张文献公、宋代余襄公，两位都是韶州人。韶州郡城被两条水夹在中间，从泷水而来的叫武溪，浈水从庾岭流下，与武溪汇合，这就是曲江。张公已经用曲江为自己的文集命名，余公的文集命名为武溪，大概是有意用来与张公相匹配，表明张、余两家相当。岭南最南边的边远地区，从小便有志向仰慕两位先生的高尚风范，常常遗憾他们的文章没有流传于世。关于张公的文章，我只见过《羽扇》《感遇》等几篇；关于余公的文章，也只得到《潮说》和几篇书判，大概都没有能够看到全集。向天下寻求，前后将近三十年，如今才和《曲江集》一起在馆阁群书中得到它们。从前孔子说：‘夏、商的礼制，杞国、宋国的后代不足以证明’，只是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解释者说：‘文，是典籍；献，是贤人。’两位先生的文集能够保存下来，难道不是岭南足以凭借考察的文献吗？我曾经对柳子厚说岭南山川的灵气只集中于物类、不集中于人物感到奇怪；曾南丰也说越地的道路比闽、蜀容易通行，但人才却比不上它们。果真如此吗，难道果真如此吗？人才没有比宰相功业更大的，南方士人入朝为相，唐代只有两三人；张公以后还有姜公辅、刘赡，也都是岭南人。在那个时候，南方士人凭借功业显达，大概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们。进士科兴起以后，长江以南的士人固然有参加并中第的，但大多是在唐朝中叶以后，而且终唐之世也没有人取得状元。张公在开元年间，已经凭借“道侔伊吕科”入仕并显达；其间开建年间的莫宣卿，也已经在天下选士中夺魁了。这样看来，二人的话果真可信吗？史册所记载的岭南人才，本来显得寥落，偶尔有一两个，也必定是秉持忠贞、砥砺名节的人；要寻找所谓善于钻营做官、以谄媚求宠幸的人，大概根本没有记载。世人因为二人的话，往往轻视我们越地所产生的人才，我于是借为余公编序这部集子来说明这一点。当初得到余公的文集，亲手抄录，才完成一帙。听说先太夫人去世服丧，余公解官回家，带着文集经过韶州。韶州太守苏君韡、通判涂君暲请他把文集留在郡斋中刊刻，并且请求我作序。我服丧期满后，才写下这篇文字作为文集前言，并不只是为余公的文章作序，也是借助余公的文献来验证我的话，同时用它来替越地士人解嘲。【成化九年】《程子全书》序 《程子全书》这部书，二位夫子一生的著述，以及他们门人所辑录的内容，都收在其中。书名用“全”字，说明采集无所遗漏、汇聚归于一体，这一点已经可以知道了。二位夫子生在有宋盛世，讲明此道，上接孔子、孟子以来千年未曾传续的道统。当他们在世时，当时的士大夫能够得到他们片言只字，都以为是荣幸；而四方跟随他们学习的士人，领受他们的言论风采，往往动笔记录下来，把它作为仪范和准则。然而，得到他们议论文辞的人，未必得到他们叙事方面的文章；听到他们讲性理的人，未必听到他们讲治国之道。如今这些内容全都在这里了。二位夫子去世以后，门人编集遗文，成为文集；文公先生又采录自己所听到、见到的内容，成为《遗书》；后来又把《遗书》中没有记载的内容采集出来，成为《外书》。世间儒者对于这三部书，有的得到这一本而遗漏那一本，也有的终身从未见过其中任何一本。如今这些内容全都在这里了。【阙】

译朱子并不只是有这些言论，而且他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可以施行。寥寥千年之间，这门学问没有得到传承。朱夫子承接周敦颐、二程的传授，向上接续孔子、孟子千年以来的道统。他所著述的书，在《易》方面有《周易本义》，在《诗》方面有《诗集传》，在《四书》方面有《四书集注》《章句》，在《资治通鉴》方面有《资治通鉴纲目》，也都是亲自写成并成为专书的。他的门弟子又把他平日同门人问答的话编次起来，成为《语类》，宛然如同孔门的家法。然而，把这些话分类记录下来的人，有池本、饶本以及《续录》，分别出自许多人之手，多达八十七家。这比孔门所论述编纂的内容，大概多出十多倍。如今距离朱子已有三百多年，所谓八十七家，都把姓氏列在卷首。像廖德明氏、辅广氏、李闳祖氏、叶贺孙氏等，共九十二人。这九十二家的子孙如今还在世的，究竟是谁呢？大体说来，朱门弟子以福建人居多，而建郡人中则以玉溪童蜚卿氏为巨擘。他的记录见于饶本，系在庚戌年所听到的内容之下，编为第十五类，已经编入《语类大全》，刊刻流传于世。蜚卿名伯羽，世代居住在建郡玉溪之上。朱子曾经经过他家，题写他居室的名称为“敬义”，人们因此称他为敬义先生。他所著的书有《孝经衍义》，又曾记录他的老师的学说，编成《晦庵语录》二书，收藏在家塾中，后来经过兵火而不存。他的九世孙训遍加以访求，才从乡人家中得到语录，但残缺已经超过一半。后来又拿刻本《语类大全》参照校订，补足残缺简略之处，才得以编成，于是改名为《玉溪师传录》。如今他的从子、乡贡进士钦，因参加会试来到京师，命钦请我写文，叙述事情的始末，将要刊刻传给世人，希望后世之人知道他家世代文献流传的由来。《云庵集》序 古人谈论文章，必定同人联系起来。《易经》的贲卦，把人和文章并列论述。这是六经谈论文章的开始，卦辞说：“文明以止，就是人文。”人与文章合而为一。后世谈论文章，却把二者分开了。因此近世大儒有以人品评论文章、以文章评论人品的说法。其意思大概是：以人品评论文章，如欧阳修、苏轼一类人，专门以文章名闻天下；以文章评论人品，如司马文正公。文章名声虽然比不上欧阳修、苏轼，然而心术正直，伦理纲常深厚，操守严谨，践履笃实，内心积累而发之于外，文辞气韵平和，并不只是崇尚言辞本身。如今看五云刘公的《云庵集》，大概也接近涑水的《传家集》，而刘公的世系又出自庐陵。刘公于永乐甲辰年中进士，历任内外官职，最终做到刑部尚书。考察他一生的履历，所任官职大多以刑名和政务为职责，因而对于笔墨文章的习作、辞藻文采的华美，有来不及顾及的地方，本来是适宜的。如今这部集子，凡是世间所说的诗、词、序、记之类，各种体裁无不具备。这些文章，是从文章来评论他这个人，却不拘泥于辞藻技艺的。刘公的儿子、按察副使乔拿出这部集子，请我写一句话。濬在大廷对答时，刘公担任读卷官，看到我那点答卷，很想把它置于第一名，却被当权执笔的人压制，最终没有成功。刘公对于我濬，不能说不了解我。刘公临终更衣时，我来不及送上一句话，也没有敬献一杯酒，亏欠刘公太多了。如今能够在刘公文集末尾附上自己的姓名，难道不是幸运吗？然而，我对于刘公的文章，实在深有感慨。当我朝洪武、永乐盛世之时，一时的公卿大臣大多是能写文章的人，文质彬彬，这是多么众多的君子啊！不只是掌管文翰、任职馆阁的人如此，凡是分布在内外、治理政务、掌理军刑的人，也无不如此。到了宣德、正统年间，仍然有许多这样的人。刘公就是其中一人。刘公去世，离开馆舍，至今已经十年了。世间要找像刘公这样的人，不只是他的文章不可多得，像他这样的人品，大概也很少见了。唉，从这里可以看出世道了。

译《尚约先生集》序 我朝的文献，以江西最为兴盛。我年轻时，琼州有许多寄居在外的官员，我常常听他们说，永乐以来文物兴盛，当时馆阁中的儒生大多是吉安郡人，而西昌尤其兴盛。正统戊辰年，我参加礼部会试落第，第一次在太学拜见大司成萧先生；先生是西昌人。当时我混在诸生之中，参加季考，先生得到我的文章，特意召见我，并且加以奖励。己巳之变时，先生常常在夜间把诸生召集到燕居堂，谈论时事，每每忧色显露在脸上；我当时说一句话，先生总是点头认可。公卿间有人问到诸生，先生一定指名举荐我，并且过分称誉我。辛未年，我再次参加礼部会试而不利，南归。甲戌年又来到京师，先生已经升任入阁，参与大政。这一年，我幸而考中进士，选入翰林，在中秘书读书。第二年，又被提升为史官，因为我曾是诸生，列名先生门下，每当有文章著作，先生见到后总是过分称许，并在公卿之间替我传播声誉。天顺改元，先生南归家居。甲申年，先生去世，离开馆舍，至今二十五年了。先生的次子昉以贡生身份来到京师，得到祁门司训的任命，拿先生遗稿托我作序。唉，先生已经不能再见到了！如今看到先生的遗文，就像侍奉在先生左右，亲眼看见他的德行容貌，听到他的咳嗽声。然而每当瞻仰追思时，恍惚觉得先生还在身前身后，却终究不能再见到他；正哽咽悲哀、追慕不已，哪里还能为他作文呢？不过，天下间出自先生门下的士人很多，如今所剩无几，而我独自有幸活到最后，又是先生最深知的人，所以要使先生的声名永垂不朽，责任确实在我身上。于是擦干眼泪作序说：唉！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具有形体和气。形体活动便表现为威仪，气发出来便成为言辞。人死后，威仪随着形体一同消散，只有言辞，宣发于内心，发出于元气，形成辞采，载入简册，才能长久留在天地之间，千万年而不朽。观察他的遗迹可以得到他的内心，通过他的言辞可以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先生生于洪武，成长于永乐，任职于宣德、正统年间，而在景泰年间受到重用。当时气运化育隆盛和谐，人心淳朴，还没有达到浇薄衰败的地步；当时士大夫立身行事、著文立言，大多崇尚质朴正直、忠厚明白、正大光明，而不作张目侧媚的姿态，也不写浮夸怪诞、奇险突兀的辞句。先生禀有纯厚笃实的性情，处在和平的时代，一生做人，凡是存心、行事、任官、临事，都如同他的文章一样。先生本人虽然已经不可见，但看到了他的文章，就像看到了他本人。然而我从远方来，一见先生，他就用特殊的礼遇对待我，启发我、成就我；即使燕国公对于子寿、六一公对于子瞻，也不过如此。我虽然不足以和古人相比，但先生陶冶造就后进的功绩，与这两位相比，实在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先生的诗文，都是有所作为而写，表达完意思便停止；质朴充实之中有自然的文采，醇厚而没有杂质，反复吟诵而没有瑕疵，淡雅却余味无穷，得到了孔子“从先进”的旨意。唉！世间不会再有这样的人，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文章了。先生名镃，字孟勤，官做到太子少师、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年老后自号尚约居士。《拙庵李先生文集》序 我朝的文运，在大江以西最为兴盛。开国第四年，贡士凭文章在金谿取得第一名。又过了十八年，才确定今天的制度，会试天下士人，取得第一名的，是分宜人。永乐甲申年，选拔庶吉士，在中秘书读书，以对应二十八宿，其中十二人出自江西，做翰林官的有七人。宣德甲寅年，把丁未、庚戌、癸丑三科进士合在一起选拔，也同甲申年人数相同；出自江西的有七人，留在翰林的有四人，奉诏教授他们的，前面是吉水解公大绅，后面是西昌王公行俭，这些都是江西人。自从我朝文皇帝振兴文章之后，选拔士人加以教导，选其中优秀的授予馆阁官职，通常都如此，但都没有这两次选拔兴盛。翰林的选拔，除三名之外，以庶吉士身份进入的，历科虽间或有人，但前面只称文端、文安二位王公，后来则称萧尚约、吴竹坡、李拙庵三位先生。我来到京师时，还来得及见到二位王公；在太学受到萧先生教诲，入翰林后受到吴、李二位先生知遇，而李先生又是我的座主。两次参与纂修，都在李先生馆下。我从岭南北上，中原人必定要经过江西；江西与广东交界处，只隔着横浦一座小山，风俗声教未必突然不同。我在学校读书时，已经熟知诸位先生的名声；等到在中秘书读书，才得以亲自接受他们的教诲，其中受拙庵先生的教益尤其多。他不只是用特殊礼遇待我，而且常常在公卿之间为我传扬声誉。当先生去世时，我正在服丧，身在数千里之外，不能亲自到灵前，只能寄托一瓣香表示敬意，亏欠先生太多了。庚戌年，先生的儿子廷章任广东长官，恰好入朝觐见天子，谈话间提到先生文集已经刊刻而还没有序言。我是先生的老门生，平素从先生的指教中获益很多，对先生了解得最详细，于是谨慎地评论他的文章并作序说：自古帝王之世，上有造就人才的教化，下有承继学业的教育，所以人有培养，学术没有不同的风气；人的气质充实，义理明白，因而发为文辞，足以表达志意、畅达性情、记载事功，并长久留在天地之间，成为不朽的传述。先生的文章，虽然得自天资，根本在于学力，但实在也由于乡里教化长期熏染的余泽，以及朝廷振兴文教的成效。因此刚大之气充实，却不流于委靡；道德之理明白，却不陷于空寂；体制质地浑厚完整，没有杂质；文辞气韵温和典雅，不刻意雕琢，大概正像先生的为人。我曾为尚约先生的文章作序说：“先生的行事如同他的文章，请允许我换一种说法来为先生的文章作序。”于是说：“先生的文章如同他的行事。”先生名绍，字克述，是吉州安成人。宣德癸丑年进士，官做到翰林院学士、礼部右侍郎。

译《觉非集》序 《觉非集》是已故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罗公的诗文集。罗公名亨信，字尚实，是广东东莞人。中永乐甲申年进士，提升为给事中，因事贬到交南，未满一年又起用为监察御史，升为佥都御史。他曾奉玺书巡抚甘肃、宁夏，在大同、宣府任职时间最长，功绩显著；其中请筑土木城、保卫宣府城两件事，尤其卓越。罗公完成这些职责后离任，死在家中，已经很久了。熟悉边疆事务的士大夫，直到今天还赞叹羡慕罗公的先见卓识，认为无人能够赶上。唉！假如土木堡早按罗公的话筑城，那么皇帝车驾便有停驻之处，后来决不会发生北狩之祸；宣府如果没有听从罗公的建议而弃城，那么京师失去藩屏的坚固屏障，将来或许会有北方骑兵南下的忧患。罗公对国家有这样的功劳。等罗公去世，有司只是按照旧例办理罢了，怎能不令人感叹！罗公写文章和平温雅，和他的为人相似，尤其喜欢作诗。他的诗不事雕琢锤炼，用眼前的语言写心中的事情，吟诵它便可以知道他内心通达明白，没有城府和界限。罗公的儿子泰搜集父亲的遗文，得到若干卷，用罗公的别号给它命名为《觉非集》。因他的从子【阙】来到京师，便命他请我写文章，为集子作序。唉！罗公难道要等到凭借这些诗文之后，才在世上显名吗？【成化四年】《广州府志书》序 天下的山，都发源于西北，分散而后聚集，突起而成为山岭；天下的河流，都汇聚于东南，流动而后停息，蓄积而成为大海。广州南部处在山岭和大海之间，承受天下山川的全部气脉，气脉在这里汇尽又重新发散，所以人物得到这种气脉，也独异于其他地方。这里的植物茂盛而芬芳，动物鲜明而有文采，这些都是其他地方未曾有的。人得到这种气脉的专一纯厚，便质朴而茂美、秀美而有文采，习俗淳厚正直，风俗也随之形成，浑然成为天地间层叠的小型山河。山川、人物、风俗的记载，尤其不能没有志书。广州郡的地志，唐代以前只是附在史书中，宋代以后才有成书，但都简略而不详尽。自从本朝建立以来，到现在已有一百年，天地纯全的气运随着造化的机运向南流动；凝聚在万物上的仍像古代，凝聚在人身上的则日新月盛，声名文物的美盛，几乎同中原没有差别。其间虽然不能没有新生的枝芽，但并不妨碍它成为文治日益盛大、达到极盛的地方。近来都宪姑苏韩公奉天子命令来到岭南镇守。岭南分为东西两道，而都府就在这里；军队、兵器、财赋等事务，都要依靠此地，郡志的编修关系实在重大。于是把完成志书的责任交给番邑知府吴君申君，又礼聘肇庆郡博王君文凤，交给他删削编订的任务。志书尚未完成，吴君便离任到莆邑，高君橙来接任；历经两位贤良的二千石官员之后，这部书才得以完成。在此以前，吴君曾写信托我作序；到这时，高君又奉都宪公之命催促我完成序文。我私下想，后天八卦的方位中，艮在东北，是山所起的地方；先天八卦的方位中，兑在东南，是泽所蓄积的地方。岭是山的支脉，海是泽的归聚之处，这大概是天地之间山川的深奥区域。然而这个地域最为遥远，地势又最低，因此天地盛大流行的气脉，唯独较晚到达这里；到得迟，才发达得晚，是势所造成的，也是道理如此。所以三代以前，这个地方还在荒服之外；直到秦代才开始进入中国。那时，曼胡之缨的服饰还没有改变，椎结、穿卉服的风俗还没有革除；拿着章甫之冠来到这里，也没有用处。魏晋以后，中原多有变故，许多衣冠士族迁徙到南方，加上有的做官、有的经商，留恋这片土地而不忍离去，教化逐渐熏染，风俗大为改变，一年不同于一年，一个月不同于一个月。如今弦歌诵读的声音彼此可以听见，衣冠礼乐斑然盛备；北上向中原学习，与四方俊秀之士相抗衡；在天府中列名，出任内外官职，其中显著的人又戴冠佩玉，站立在殿阶之间，施行道义来救济时世。朱文公曾说：“难道不是天地旋转、形势改变了吗？闽、浙反而成了天地的中心。越地和闽地接壤，闽、浙看古代的洛阳，难道就像百越看古代的齐鲁一样吗？”这部志书虽然是为广州郡而作，但岭南十郡的事情，没有不包括的。不只是岭南的事情，连岛夷的事情也附带记载了。这样看来，我写这篇序，难道只是为了一个郡的志书吗？【成化十年】

译《应天府乡试录》序 圣明的天子希望用人文教化成就天下，于是在即位承继大统的初期，建立年号来标明年月，诏告内外，明确显示自己的意向所在，以此激励天下臣民，使他们奋发兴起。大概是要大力阐明六经的文章，成就唐尧、虞舜、三代的治化。多么美好啊！在奉行正道的开始，正好遇上选拔贤能的年份，应天府尹臣弼、府丞臣洙，作为考试官请示皇上，皇上于是命侍讲臣濬、编修臣华、臣等恭敬奉行诏命，日夜兼程前往。到达后，府中先依礼聘请教授臣镃、教谕臣铺、臣纶、臣昌、臣伦，训导臣孔昌、臣祥、臣燠担任同考官。八个人分别主持五经考试，最后由臣弼、臣洙二人总核其成。臣弼亲自承担统筹提调的责任，负责监临约束的则是监察御史臣浩、臣譲。当时参加考试的士人将近二千人，按照旧例分三场考试，从中取其文章合格者充任录取名额；其中确实有许多文采丰盛、值得采录的人，但受定额制度限制而不敢超过，只选取一百二十五人。唉！人文教化的兴盛，竟达到这样的程度吗？文章没有不谈六经之道的，内容没有不陈述唐尧、虞舜、三代事功的；气势昌盛，文辞舒展，道理宏大而明白，宛然是治世的人才，卓然如同三代以前的议论，把汉代以来一切权谋功利的旧习荡涤得无影无踪。圣明天子顷刻之间所施行的教化，其神妙迅速竟能达到这样吗？即使从京畿来观察四方，从今天来推知后世，也完全可以知道了。孟子说：“豪杰之士，即使没有周文王，也会兴起。”古人所说的豪杰，不等待外在条件也能兴起，何况诸位士子都是京畿的英秀、国家学校培养出来的俊才，平日以经学为学业，以儒者为名号，以豪杰自负，如今亲身遇到圣明天子在上，又受到这样的鼓舞和振兴，那么他们奋发兴起，应当会达到怎样的程度啊？有那样的言论，必定有相应的内心；有那样的内心，又必定有相应的行为和事业。他们彼此率先行善，互相规劝守正，交相勉励、互相资助进步，并同那些将被任用的贤能之士共同成就圣明天子的文治教化，使六经之道在当时大为彰明，使唐尧、虞舜、三代的治理重新出现在今天，这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臣濬恭敬奉行明诏，考察、校阅你们诸位士子，所以在这部小录编成后，恭敬地把它写在卷首，并把你们当作豪杰之士来期待。诸位士子应当更加思考如何自我振作，不要让主考官留下失言的羞惭。【成化元年】《会试录》序 我太祖高皇帝建国的第二年，就开设学校；又过一年，下诏开科取士，但刚实行便很快停止了。到第十七年，士人的学习风气已经形成，才按照今天的制度考试士人，确定为一代的制度。士人各自专治一经，必须通晓经义后才录取，并用政事来考验他们。从开国到现在已有一百零八年，从开科取士到现在已有九十二年，举行科举总共三十次。如今又到了会试天下士人的时候，礼部臣以考试官的名义请示，陛下命臣溥、臣濬担任考试官，并且赐给我们内库的钱币。我们接受诏命，既感动又惶恐，当天便趋至宫门辞行，前往任事，谨慎从事。按照旧例，登载贡士的姓名，并选取文章特别优异的编成录，以便流传。臣濬应当为它作后序。我私下认为，六经之道开始于伏羲画卦，经历二帝三王的时代，数千年后到孔子，著作才形成。孔子去世后，他精微的言论和深奥的义理几乎断绝；又经过汉、唐、宋一千多年，到朱子以后其义理才得以阐明。历经多个朝代、许多圣贤之后，圣经贤传才重新完整地流传于世。而我朝兴起，首先表彰六经，历代圣君相继承袭，造就士人、任用人才，纯粹采用这条道路，到了今天更加兴盛完备。讲授经书的老师遍布郡县，学习经书的门徒充满乡里，通晓经学的士人布列内外，这是自有经学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你们诸位士子，生逢经学大为彰明的时代，以经学为业而成为儒者，学业有成后在乡里获得推荐，如今又列名于这部录中，将要进入天子的朝廷接受考察，享有俸禄和官位，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所学，一定要把它推行并运用于实践，使它表现在立身行事之间：做臣子要忠，做儿子要孝，把儒者的功效昭示给天下，不要让世间议论者笼统地说，写制义文章的士人只是说大话而没有实际。如果问你们所学的功业，你们便说：我学《易》、学《书》、学《诗》、学《春秋》、学《礼》并兼学《乐》。等到考察你们内心所存和实际所行，却竟然没有一件事同所学相符合。唉！你们从幼年到长大，在学校学习，又接受有司考试，究竟是为了什么？一旦把所学施用于政事，却只把文书簿册和法律条文当作事务，完全不涉及平日所学的经书，这是为什么？诸位士子开始踏上仕途，这正是起点；在起点上谨慎行事，预先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使你们知道应当警戒。【成化十一年】

译《拟顺天府乡试录》序 国家每三年开科取士，主持各藩地考试的官员，只访问、延请本地臣僚；只有两京，则由皇上任命，而且一定任用以文学侍从的官员，这是因为特别重视京畿。天子以四海为家，天下没有不是王土的地方，也没有不是王臣的人，但一定特别重视京畿，大概是因为人才在这里生长得最为兴盛，并不只是一方一地而已。譬如天上没有不具备星辰的地方，但紫微垣旁众星聚集；譬如地上没有不具备河流的地方，但大海所在之处众流汇聚。这是形势所致，也是道理如此。曾经考察有宋盛世，建都汴京，咸平初年，选取天下士人仅五十人，而由开封贡举的就有四十九人。由此看来，京郡人才的兴盛，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何况如今京畿实为古代幽、冀之地，燕、赵之区，豪杰奇伟的人才，古代就很多。正因为我朝定都中原、谋求治理天下，四方之人都来聚集。历代圣君相承，长期培养扶植，人才日增月盛。在仁德的温养之下，在德行光辉的照耀之中，即使武官的后代、屯营中以技艺为业者的后代，也无不改变原来的职业，只崇尚文儒，学习经术。不只是公卿大夫士人的世家，以及国子监、学校中的优秀人才如此。年轻的士子们，夹着书册低声诵读，和悦有礼、秩序井然，成百上十地聚集在一起。唉，多么兴盛啊！今年又到了开科取士的时候，前来应试的士人将近三千人，大体上郡邑学校的士人占十分之六，太学生占十分之三，从其他途径来的又占十分之一二。这样一场考试，不只是京畿之人，凡天下各藩服之人都参与其中；不只是学校培养的士人，凡是在家读书、居于乡野、等待选拔、从事差役、医卜技艺和军伍的人，也无不有参加的。正气充盈于内，文采显露于外，他们默默走进考场，各自展示所长。唉，又是多么兴盛啊！按照旧例，京畿考试士人，由顺天府官员总领提调。府尹臣某提前依礼聘请天下学校中的同考试官，某官臣某确实被选中。考试将到期，又向都察院监察御史臣某、臣某请任监试官，臣某确实主持此事。到了这时，才以考试官的名义向朝廷请示，皇上命某官臣某前往主持考试。当日入宫辞行，赐宴完全依照礼部会试的旧例。考试士人的地点，就是会试天下士人的地方。我们这些提调官、考试官、监试官以及收卷、供给等官员，都互相告诫约束，尽心共同办理职事，希望革除积弊，求得真正的人才，不辜负国家开科取士的盛大本意。我们于是从成百上千人中选取文章合格的一百三十五卷，以符合录取名额。并不是人才可取的只有这些，这些只是其中最优秀的；又从一百三十五卷中选取文章通畅的二十篇，编成小录。并不是可录入文章的只有这些，这些只是其中最优异的。小录编成后，应当由我作序。我私下认为，在盛世和谐、圣君在位的时候，谁不愿意成为士人？而我独独得以居于京畿附近。谁不愿意参加考试？而我独独在京城考试中取得优异。你们来京，已经得以在红色宫廷中列队朝见；你们考取功名，又得以在丹陛之前引见。天下藩服的贤能名册还没有进献给天府，而你们的姓名却独先呈现在皇上的阅览之中。唉！日月高悬天空，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共同看见，而我们承受皇上召见，却独自更近、更早。那荣幸是怎样的程度啊？既然你们的荣耀和幸运先于众人，那么用来感激奋发、振作气概、铭记内心、尽到职责、砥砺名节、图求将来报效称职的心，难道可以落后于众人吗？《诗经》说：“没有一句话不加以酬答，没有一种德行不加以报偿。”诸位士子，你们将凭什么报答皇上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谨作序。【成化四年】

译《刘草窗诗集》序 三代以前没有专门称为诗人的人，因为人人都能作诗。太师随行各地采集诗歌，用来观察民风，并按国家把诗歌编列区别开来。当时，上至王公后妃，下至平民男女，都任意出口吟咏，合乎音调，可以诵读，也可以歌唱。自从孔夫子删削三千篇诗歌，编成三百零五篇以后，诗才不再按国家归类，而改按作者归类。这样一来，并不是人人都能作诗了，诗道从此开始晦暗。此后，诗歌不再出自天然情趣，而取决于学力所达到的程度。有的人以学力为根本，长久积习而熟练，最终达到变化自然的境界，诗并非不工巧；然而同那些得到天然情趣、自然成诗的人相比，还是有所差距。唉，这就是孔子删诗以后诗道衰微的原因。诗歌自孔子删诗以后，经历春秋、战国、秦、汉，并非没有作者，只是没有流传下来；即使有流传，也不详细。汉魏之际，建安七子出现，此后诗的名声才专门归于作者。于是曹、刘、沈、谢、李、杜、苏、黄、虞、范等人相继出现，各自凭借诗歌成一家之名。然而时代不同，诸人的作品也各不相同，评论者又按时代来区别它们，说这是魏晋，这是南北朝，这是唐、宋、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唉，秦汉以来诗歌的变化，到唐代达到了极点。唐代用诗歌取士，名闻天下的诗人本应很多，然而真正著名的只有两人，而且还不是出自科举。宋人取士，最初也沿用唐代制度，后来专门采用经义，诗道几乎断绝；偶尔有作者，也不只有三代的风气，就是同唐人相比也相差很远。本朝初年的诗人，生逢前朝覆亡、战乱离散之时，没有仕进的道路，专心把感情寄托在诗歌上，有许多值得观赏的作品，如吴中高、杨、张、徐四位君子，大概接近古代的作者。后来科举功名兴盛，诗道大为废弛，作者都是不得已应付他人的请求而作诗，不但缺少天然情趣，学力也赶不上前人。吴地自四位君子之后，作诗的人大多只是从文章余绪中产生，并非专门作诗。只有草窗刘公原博，家世代以医为业，到刘公才专心于诗，不拘泥于缀辑经书语句来求取进身；遇到各种景物触动内心、时事刺痛眼目，便全都在诗中发抒，辞气激烈，音节顿挫，多有出人意料之处。古人说石曼卿在诗歌方面豪迈，刘公大概接近他吧。刘公为人豪迈放荡，自幼便以气概自负，有志于当世事务，想要有所作为、显现自己。景泰年间，郡人陈公镒掌管宪台，援引吴公纳例，向朝廷推荐刘公，但没有得到任用；这样一个有用的人才，最终只凭末技做到太医院吏目，天下人为他惋惜。刘公傲视一世，仰慕古代奇伟非凡的功业，世间那些拘谨鄙陋的人，没有一个足以符合他的心意。只有郭元登、徐原、王汤功让三人彼此推重，常常相互聚会纵情畅谈，从早到晚说个不停。正统末年，土木之变发生，忠义之气受到激发，刘公常常把这种感情表现在诗中。君子认为刘公不只是诗中豪杰，大概也是一时的人中豪杰。我早就听说刘公以善作诗闻名于吴中，后来来到京师，才认识他。刘公去世后，他的儿子宗师拿这部集子给我看，并请求我作序，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卷首的前言。《家礼仪节》序 礼存在于天下，不可以一日没有。君子之所以不同于小人，人类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是因为有礼。礼，难道可以一日没有吗？成周以礼维持天下，上至王朝，下至士庶人之家，没有不具备自己的礼制。秦代焚书的灾祸之后，所剩下的礼书寥寥无几。汉、魏以来，王朝和郡国的礼仪虽然有时还施行，但百姓之家却荡然无存了。士大夫中爱好礼制的，唐代有孟诜，宋代有韩琦。这些人虽然有的著述礼书，但都简略而不完备，杂驳而不纯粹。文公先生依据司马光的《书仪》，参照程氏、张氏两家的学说，编成《家礼》一书，实在是万世人家都可以通行的典制。议论的人却说，这部书刚编成就被人偷走，甚至文公也没有完全实行。文公本人举止容貌、周旋进退无不合乎礼，当他在世时，本来不需要依靠这部书。如今他去世以后，有志于施行古礼的人，除了这部书还能依据什么呢？礼对于家庭，就像粮食、布帛一样，不可以片刻缺少。读书成为儒者，却不知道实行礼，好比农夫没有耒耜，工匠没有规尺，还能称作农夫和工匠吗？儒教之所以不能振兴，是因为异端扰乱了它。异端之所以能够肆意流行，是因为儒者失去了掌握礼制的权柄。世上学习儒学的人，只知道读书，却不知道执守礼制，于是我们的礼制权柄就被异教偷去操弄，而我们自己还没有察觉。自从我们失去礼制的权柄，异教便乘隙暗中窃取我们丧祭礼仪的残余，用来进行追荐、祈祷和禳解；而我们的士大夫，名义上能够写文章、通晓经术，也甘心跟随它的步调，遵守它的约束，却不认为这是错误的。难怪天下人纷纷随从，把它安然当作常规。世上的儒者正喧嚷着写文章，把攻击异端当作事务。唉！我家的礼被他们偷走了，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想用口舌去争辩呢？这是丢失根本了。我私下认为，《家礼》一书，确实是破除邪说、端正人心的根本。假如天下人人诵读这部书，家家实行这种礼制，谨慎办理丧终之事，依礼追念远祖，那么异教自然会止息。儒道难道会有不能振兴的吗？然而世上喜欢议论别人的人，已经对仪文节度一无所知，却忌恨别人有所实行。听到有人行礼，就说：“他行某件事不合礼，他行某种礼违背古制。” 更严重的还说：“他实行得不彻底，哪里比得上干脆不实行更好呢？”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人实行礼，就像人读书一样。读书的人未必都能达到圣贤的境界，但即使把金根错认成金银的人，同连金银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相比，究竟谁更强呢？我濬生长在偏远地方，从小就有志于礼学，本以为海内文献荟萃之地，对于礼制一定能够家家实行、人人学习。等到出仕后北上在朝廷任职，才知道世上实行这种礼的人实在很少。询问他们不实行的原因，都说礼文深奥，礼事不容易实行。因此我不顾愚昧浅陋，私下取用文公《家礼》原书及注释，约略编成仪节，换用浅近的语言，使人容易明白、可以施行，将用来普及给贫困乡里的浅学之士。至于交通便利的大都市，以及通晓经学、研究古礼的士人，自然应当考察文公全书，并由此继续上进，学习古代《仪礼》。【成化十年】

译《世史正纲》序 《世史正纲》为什么要编写呢？记载【阙】事情的起始；至于事情本身，则加以记述。至于其中较大的方面，它的意义就在于阐明【缺字】；端正道义，不谋求利益；阐明正道，不计较功劳。凡不是正道、不是正义的事情，即使功利很多，也不取。有的人说：“自从孔子作《春秋》以后，大事有吕氏的记载，纲目有朱子的笔削，为什么还要作这部书呢？”我说：“吕氏的记载，记载大的方面，有时也兼及细节；朱子的笔削，书写正统，有时也专门论定统绪。我只记录大事罢了，细小之事不屑涉及；只取正义罢了，是否合乎统绪也无暇计较。”那么，这部书是有所见解吗？我说：“有。圣贤的书，含蓄而正大；学者的书，明白而直截。含蓄而正大，是用来等待后世贤人君子的；明白而直截，是用来晓谕当世学生后辈的。为什么呢？人的禀赋各不相同，贤能聪慧的人总是少，而愚昧不肖的人总是多。圣贤的书用意深远，立例严谨，不是贤人君子不能理解，所以能够理解它的人总是很少。我作这部书，直截地叙述事情，明白地阐释意义，使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共同看见，有耳朵的人都能共同听见；粗略懂得文义的人，不必等待讲解、明辨、思索，也都能够理解。如果有人因此逐渐达到贤人君子的境界，那么圣贤那些含蓄而正大的书，也就可以由此而得到理解了。” 我所以作这部书的用意正在这里，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去犯众所不容的罪过。那么，它的宏大纲领和根本防线究竟在哪里呢？答道：“在于确立君臣之义，在于探究父子之心。君臣之义，体统在朝廷，君尽君道、臣尽臣道，才是正道。君不像君，臣不像臣，那么人伦纲纪就会崩坏，国家不能不加以匡正。父子之心，其传承次序在于世代相承，父尽父道、子尽子道，才是正道。父不像父，子不像子，那么人伦之道就会乖乱，家庭不能不加以匡正。以端正家庭来建立国家，以端正国家来维持世道，最终都归结于人心和道义的正当，于是人的极则得以确立，天地各得其位。上天所以设置君主的意图，圣人所以建立教化的用心，或许就在这里吧？”请让我详细说明：“天位于上，地位于下。天地之所以使万物生生不息的，就是万物本身。上天生育人类，又在人类中任命一个人做君主，作为人类的主宰，阐明教化以确立人的准则，修明政事以安定人的生活。但必须先使人民生活安定，然后人的准则才能建立。君主作为百姓的主宰，应使我们这一世的百姓各自顺遂地生活，不遭受祸害。这样，政令得以推行，教化得以施行，世道便达到和乐太平的境界。这就是做人君的责任。” 虽然如此，君主之所以做这些事，并不是君主凭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承受上天的意旨。能够承受上天的意旨，才能承受上天的命令。承受天命的人，必须奉行天意；奉行天意的人，必须隆重报答上天。君主以诚敬之心事奉上天，上天便显现天象来告示君主；君主必须达到精诚祭祀、感通上天的诚意，也必须谨慎对待星象灾祥的征兆。这样，天与人合而为一，天不只在天上，也在君主身上。上天的心意，就是仁爱君主；君主的心意，就是仁爱百姓。百姓出生时，以天理赋予其心，以天之气赋予其身。心中有不明白之处，君主必须使其明白，让天理不被外物蒙蔽；身体有不安之处，君主必须使其安定，让天之气不被外物伤害。所以，凡是颁布号令、施行政事、发布教条、制定礼乐制度、实行刑罚赏赐和征伐讨伐，无不是为了百姓。为了百姓，就是承受上天；承受上天，就是安定自己的君位。然而君主对此难道能凭一己之力完成吗？还必须依靠大小、内外诸臣，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心腹、股肱、耳目和爪牙。君主在上总领全局，臣下在下分掌职事，彼此资助，远近相互维系，等级相承，气脉相通，各自尽职以治理事务，共同一心以奉事君上。以此为根本来维持世道，从一世延续到十世，从十世延续到百世，从百世延续到千万世。然而，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庭。家庭必须端正，然后国家才能安定。根本混乱而枝末却能治理，是不可能的。因此，父亲拥有天下，必定要把它传给儿子；儿子处在大位，必定要承受父亲的传授。父亲不是真正的尧舜，儿子不是真正的朱均，就不能把天下交给舜禹；儿子不是真正的周武王，父亲不是真正的西伯，就不能舍弃伯邑考而让隐、摄之人居相位，这些都不可行；宣王、傅说错置君臣名分，也不可行。父亲所给予的，必须是儿子心中所安；儿子所承受的，必须是父亲心中所愿。若不是确实见到关系大义的决断，就不可以行权变；若不是真有必然归还的诚意，就不可以说是假借。凡传授、接受、取用、给予，都必须探究其中的本心。探究其最初的本心，在次序上必须顺乎天理，在内心上必须端正而安定。以此端正名分，以此确定位置。位置确定后，必须端正根本。根本所以能够端正，在于自身；自身不可不修养。自身所以能够修养，在于内心；内心不可不端正。懂得身心为什么必须修养端正，靠的是学习；学习不可不讲求。讲学习以端正内心，端正内心以修养自身，修养自身以端正根本。” 这样就会看到自身端正而命令得以施行，家庭和睦而福气产生，在上位施行而在下位见到成效，先笃实于近处而推及远方。这就是：从最大处说，一世赖以纲维的是国家；从中等处说，一国赖以立根本的是家庭。家庭内部和睦、对外顺从，国家上面发令、下面服从；达到一世治理的大成，各自安居其位而互不侵犯，于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彼此相生相养，各尽其本性，各保全其生命，一概顺从道义的正当，而不被功利的私心牵引，这就是所谓雍熙泰和的时代。人已经获得了作为人的条件，万物也获得了作为万物的条件，天地由此得以成为天地，那么人君居于天地之间而立，作为人与万物的主宰，其责任就尽到了。上天设置君主的意图，于是没有辜负；圣贤著书立说、谆谆告诫后世、建立教化的用心，也不再只是空言。我这浅陋的一点见解，偶然有所领会，冒昧作成此书，始于嬴秦庚辰之年，终于皇明戊申之春，共一千六百二十一年。书成之后，冒昧题写在书卷开头，用来给当世的学生后辈看，而后世的贤人君子，或许也会有所取用吧？” 我不敢肯定。于是作书以等待【成化十五年】。

译《学的》后序 《学的》为什么要作？是仿拟《论语》。从前有人擅自仿拟《论语》，得罪圣门，为什么还要效法他呢？王通自己著书，把自己比作孔子；我则采辑朱子的言论，私下加以推衍，用来接续孔子之后，并不是效法王通，而是效法曾子、有子的门人，难道能说是僭越吗？朱子的言论，天下后世家家传诵、人人诵读，为什么还要作这部书呢？朱子一生的著述，大多是阐明圣经贤传的纲领，从未亲自另作一部这样的书，这就是我不顾才疏学浅而冒昧辑录它的原因。现在辑录的内容，大多是经书传注中的话，学者已经熟知，却又把它们编在一起，为什么？这也是仿效朱子辑《近思录》、采录程氏《周易》《春秋》传文的用意。为什么取名为《学的》？以圣人为学习的目标，是龟山杨子的说法。朱夫子在《中庸或问》论述中和位育之处，也这样说，用射箭一定以射中靶心为目标来比喻学习者一定要立志成为圣贤。我在九篇中记载这些，并不是没有用意。自古以来性理诸书都从太极开始，现在却先讲下学，为什么？因为这部书是为初学者作的。《论语》编排没有次序，现在有次序，为什么？” 《论语》这部书，是众位贤者记录而成的；我这部书，则是采录朱子已经编成的书。因此有所谓次序。先姑且说首篇：人求学，必定从学习日常人事开始；从下学入手，就可以上达天理，这就是儒者的学问。儒者的学问，是学习达到圣人之道，其要点没有比辨别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更重要的。《大学》一书，就是为己之学；要学习为己，必须先向他人学习效法，然后在自己身上下功夫。用功的要领，正如程子所说：涵养必须用敬，进学则在于致知。以此立志用功，循序渐进、不断积累，就会使知与行一同进步，内心与天理相互显明融会；内外、本末、隐显、精粗，无不周遍，这就是儒者的学问。古代求学的人，从士人开始，最终达到圣人境界，不过就是下学人事而上达天理罢了。至于《通论》一书，首篇是总纲，第二、第三篇是功夫和作用的要点，这就是程子的两句话。如今的人既然没有小学的功夫，就必须先从持敬入手；敬不可不确立，天理不可不穷究。那四书五经以及近世诸儒的书，都是穷究天理的工具。既然一定要穷究天理，又不能不知道“理”这个名称的含义，所以接着用训释字义来说明。已经穷究天理以后，就由此治理内心，由此修养自身，用它端正伦理，成就治理功业，直到穷尽神妙、通晓变化、参合于天地、辅助天地化育万物，并充分发挥其全部作用；这就是所谓圣人神人的能事，是学问的最高功效。学习者从下学人事而达到上达天理，这难道不是儒者兼具本体和作用的完整学问吗？这是第四篇至第九篇的大意。第十篇仿效《论语》的《乡党》，列举朱子一生的言语、行为和出处进退，给学者树立学习的标准。前十篇本来已经完备，为什么又续写后十篇？上编如同《小学》的内篇，下编则如同它的外篇。上编由事而达到理，下编则由理而敬慎地落实到事情上；一个侧重于增进道德，一个侧重于成就道德。自古先儒论说敬，都是从内而推及外，现在反过来，为什么？是从学习者方面考虑，使他们有下手之处。穷究天理略说格物，却详细说读书，为什么？读书也是格物的一件事。如今的学者没有老师传授，却想舍弃读书来穷究天理，我看他们必然会泛泛无归、没有着落。六经的次序都以《易》为首，接着是《诗》《书》《春秋》《礼》，现在却先讲《诗》《书》《礼》，然后才讲《易》《春秋》，为什么？” 这是因为由浅入深。人伦的次序，通常先君父，后夫妇、长幼、朋友；现在却以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君臣为次序，为什么？这是由近及远。上编已经讲过敬，下编又专门以仁义为一篇，为什么？孔门教人以仁为先，求仁的要点是由礼入手；讲礼时，敬已经包含其中了。结尾一篇叙述道统，记载周、程、张四人的赞，却不选邵氏，为什么？黄直卿论朱子道统传承的原因，也说孟子以后由周氏、程氏、张子继承中断的道统，而没有提到邵氏；其中的意思大概本于此，并不是我敢妄自有所取舍。我编成这部书，恐怕有人不能没有疑问，私下看到勉斋先生作《朱子行状》，仿照它在后面回答某人的疑问，于是效法这种做法把说明写在卷末，只是记下自己的见解，不敢私自比拟《大学》《中庸》的《或问》。读者还请怜悯我的志向，不要过分责备我。【天顺七年】

译《本草格式序》儒者的学问，不只有性理之学，还有物理之学。大学的教导把格物放在首位；圣人教人学习《诗》，也希望人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尔雅》一书，对草木虫鱼也有详细说明。我早年就有志于物理之学，读书之余，遇到事物就总要加以考究。后来读到夹漈郑氏《通志》的序文，其中说，儒者通晓《诗》《书》的义理，却不认识田野中的事物，必须广泛阅览动植物，彻底了解幽隐潜藏的事物，通晓鸟兽的情状，考察草木的性情，然后参照典籍，辨明它们的类别；我以为他的见解一定很有深造。慢慢考察下来，却不过是删节医家的《本草》罢了。等到拿《本草》来考察，凡是药物有疑问的，日华子说是这种东西，陶隐居说不是；《图经》说适宜治疗这种病，《衍义》却说不对。唉！著书的人尚且不能确切知道药物的真实情况，专门考察书籍的人又凭什么来使用它呢？何况书中所载药品动辄数千种，其中有世人不认识、古方也不用的，纷繁错杂，最终没有确定的见解，我心中暗自忧虑。后来得到王好古的《汤液本草》，内容简明而且切要，心中非常喜欢。然而其中所记载的药物，例如藿香，明明属于《本草》中的草类，却把它列在木部；这就好比善于观察风的人尚且不能辨认人的男女，又怎么能察看人的气色而知晓祸福呢？我私下想到，医书中有《本草》，就如儒家有字书；不识字义的人，断然不能作文，不懂药性的人又怎么能治病呢？所以要认识药性，首先要认识药物的形状。然而所生长的物产，各地不同，不可能都聚集在眼前；又没有一部简明扼要的书，又从哪里去认识它们呢？因此我依据邵子观物的学说，取法《周礼》所列五药的名目，仿拟编成《本草格式》，以及《采取条例》一编，收藏在书箱中，等待后人使用。自从神农作《本草》以后，汉代才开始下诏搜求这部书；历经唐、宋直到元代，各代都不断加以修订编纂，没有一代不是这样。然而受命执笔的人多是儒臣，儒者对于方技本来不能完全通晓，而专门从事方技的人又未必能作文，所以这些书虽然很多，却大多博杂而少有要领，浮泛而缺少实质，不但对世人没有益处，有时甚至到了误导人的地步，也确有这种情况。我学习儒学而不通医术，只是依据儒家所谓物理之学，认为我所作的医家《本草》，与旧本相比，似乎也有可以取用之处。只是考虑到要完成这部书，必须足迹遍及天下才行。如今我的头发已经斑白了。由于受到职务拘束，不能走出国境，已经将近三十年。不久将请求退休，回到海边养老。料想此生终究没有完成它的期限，姑且叙述它的大概，收藏起来。他日营造养老之处，直到归葬故乡之后，万一国家想要承袭前代的旧例，完成一代之书，以恩惠百姓，或许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上面，选择采用我的意见，接续而完成它；那样即使死了也不朽。我谨慎地写下这些，等待后人。

译《大学衍义补序》臣认为，《大学》一书，是儒者兼具本体和作用的学问。它从一个人的内心说起，涵盖万事万物的道理，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生活。它的根本在于自身，它的准则在于家庭，它的功用最终扩展到天下。圣人建立它作为教化，人君以它为根本来治理国家，士人以它为学业，并用它辅佐君主。这大概是六经的总纲要、万世的大法典，是自二帝三王以来传承圣心、治理世事的遗留法则。孔子承接帝王的传承，开创百代儒教的宗旨；他用来建立教化、垂示后世的言论，共有二百零五字。大凡上下古今百千万年间，求学、施教和治理的道理，都不超出这些内容。曾子亲自接受孔子的教诲，既总括记述孔子的话，又分别解释其中的意义，编成《大学》一篇。汉代儒者把它杂入《礼记》中，直到宋代河南程颢、程颐兄弟才表彰它；新安朱熹为它作章句、或问。建安真德秀又摘取经、传、子、史中的话来充实它，各自依据原话来推广其意义，题名为《大学衍义》。他把这部书献给当时的君主，用来端正施政的根本，确立治理的准则，并准备流传后世，作为统治天下的君主所遵守的法令规范。然而真氏所推衍的内容，只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为止，大概是就人君最切近的事情来说，希望人君由此把它施行到国家和天下。我私下认为，儒者的学问有本体，也有作用。本体虽然根本上只是一个道理，作用却分散在万事万物之中。一定要把它分析到极其精微而不混乱，然后再综合起来，使它广大完备而无所遗漏。因此《大学》开头既提出宏大的纲领，又列出详细的条目；条目之中，又各有条理和节目。它们的次序不可错乱，功夫不可缺少。缺少一道功夫就会有所不足，少做一件事就会缺少一个环节，不足以成就其作用的广大；而本体作为本体，也会有所不完整。然而作用之所以广大，如果不是汇合许多细小方面，又怎么能够成就呢？由此可知，所谓大，就是小的积累。好比网，网当然不只靠一根网目构成，但一根网目解开，网就不能张开；好比房屋，房屋当然不只靠一根椽子构成，但一根椽子损坏，房屋就不完整。这就是我不顾自己的愚陋，私下仿照真氏推衍的意义，在齐家之后又补充治国、平天下要旨的原因。全书条目共十二类：一是端正朝廷，分六目；二是端正百官，分十一目；三是巩固国家根本，分十一目；四是节制国家财用，分十一目；五是阐明礼乐，分六目；六是整治祭祀秩序，分七目；七是敦厚教化，分十一目；八是完备规制，分十六目；九是慎重刑法，分十四目；十是严整武备，分十六目；十一是驾驭夷狄，分九目；十二是成就教化功业，分一目。先讲根本，后讲末节；由内而及外，最终归结于圣人神人的功业教化之极致。因此兼顾本末，合并内外，以成就本体和作用的最高功效。真氏前书从自身、家庭出发而达到天下；我编这部书，则还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功效，以收获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功夫。因循真氏书中留下的部分加以推广，补充它的简略而使之完整，所以题名为《大学衍义补》：并不是我敢与前贤并驾齐驱，去犯众所不容的罪过。臣曾读真氏的序文，其中说：“做人君的，不可以不知道《大学》；做人臣的，也不可以不知道《大学》。”接着又说：“做人君而不知道《大学》，就无法澄清施政的源头；做人臣而不知道《大学》，就无法完全实行匡正君主的方法。” 这大概是就《大学》的本体而言罢了。若从它的功用进一步推究，君臣所应当知道的，当然还有具体所在。自古以来，圣贤求学的道路、帝王治国的次序，都必定先求知而后实行；求知必须明白其中的意义，实行必须抓住其中的要领。因此想要实行要领，必先明白它的意义。如果不知道意义所在，又怎么能得到要领并加以实行呢？所以我的这部书，开始学习它时，是格物致知的方法；最终实行它时，是治国平天下的要领。处在高深宫阙之中，不走出朝廷，也能知道乡里边远地区的情状；身在偏僻遥远的草野，不踏入城门，也能知道朝廷官府的政务。它不只是提出要领，帮助负责施政的人取得治理天下、安抚百姓的工具，也是为了阐明其中的意义，为匡正君主的人扩大辅佐国家、惠泽百姓的方法。打个比方说，医书的前编是黄帝的《素问》、越人的《难经》，后编是张仲景《金匮》中的论说、孙思邈《千金》中的方剂。一剂方药可以治疗一种证候，依照方药来治疗疾病，关键只在于使用得怎样。前书侧重于道理，而本书侧重于事情。真氏所叙述的虽然都是前代的言论和往事，实际上专门用来启发当代君主，也如同孔子、孟子告诫鲁、卫、齐、梁的君主，同时借此把训诫留给后世。我的这部书与前书相比，文字虽然不同，旨意却是贯通的。只是文字兼有雅言和俗语，事情杂有儒者和官吏所涉内容，主旨大概在于使众人容易明白，并且适合今日施行。所引用的事例多有重复，所修饰的文辞也不能典雅纯熟，我无暇顾及这些。臣是远方的卑微士人，承蒙任职于宫禁近地。在先皇帝临朝时，首次开设经筵，我列在朝班末尾，亲眼看到儒臣进讲真氏的书。陛下在青宫培养德行时，我又看见宫臣中执经讲学的人，每天进讲这部书。臣在那时已经立志要完成它。后来出任国子监教职，空闲时便采集六经、诸史、百家之言，汇编十年，才完成这部书，用来补充真氏书中的缺漏。誊写恰好完成，而陛下继承大位，仿佛正是有所等待。臣的学问不足以适用于世，文辞不足以表达心意，只是偶然根据所见冒昧陈述；这一点浅陋的见解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我拳拳不忘的一片忠诚直谏，如果圣明不加弃置，未必不能对初政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臣濬谨作序。

译《明堂经络前图序》所谓明堂，是黄帝坐在明堂之上，与岐伯反复问答；又因雷公的请求，坐在明堂上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他，所以称为明堂。它上至探究天的规律，下至穷尽地的道理，远处取法各种事物，近处取法自身，并不专门为人体而设。后来有人绘制图经来阐明气穴经络，才专门归入明堂，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黄帝向岐伯的询问、岐伯的回答、雷公所接受的传授之所以能够上穷天理、下尽地理、远取万物，不过是为了阐明在人身上的道理罢了。黄帝问岐伯时，开头就说：“善于谈论天的，必定能在人身上得到验证。”说的就是这个。人禀受天地之性而生，凝聚而成为形体，流行而成为气；内有脏腑以对应天的五行，外有面部以象征地的五岳；直到手足具有十二经络，以对应经水，肢体具有三百六十五条系络，以对应天度。气穴的称数之所以如此，是用来对应一周年的日数；上下有纲纪，左右有形象，督脉、任脉有分界，俞穴、合穴各有数目。因此，人的全身生于天地之间，具备阴阳的道理，聚集五行的气，包容万物的形象。一天之中，行动、呼吸、坐卧；百年之内，从少壮到艾老，无不是身体的运用，并且始终与身体相伴。然而有了这个身体，却不知道身体所具有的一切；凡是身体中的脏腑、脉络、孔穴，都不知道形状怎样、气脉安置在哪里、名称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有身体却不知道身体之所以成为身体的道理。对于身边的事物尚且如此，何况还想远取万物而上穷天理、下尽地理呢？有人送给我镇江府刻的明堂铜人图，正面、背面共两幅。我把它悬挂在座位旁，早晚观玩。只是觉得其中繁杂之处有不易明白的地方，于是就根据原图详细考订，又把存真的图附在其中，命工匠重新绘制并刊刻。考察史书，宋仁宗天圣年间，命尚药奉御王惟一考订明堂气穴经络的纲要，铸造铜人模型。王惟一又订正其中的讹误，作《铜人腧穴针炙图经》，进献朝廷，诏令摹印颁行。后来又有石藏用，按照铜人的形状绘成正、背两图，把十二经络分别用不同颜色标出。想来京口所刻的图，就是那种图的遗制吧！唉，儒者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格物致知，对于天地人三才的道理、万物的规律，没有不追究其当然和所以然的。何况我们有这个身体，是最切近、最重要的东西，终身与它一起成长、一起衰老，却不知道它的形状，不认识它的名称，怎么可以呢？这就是我不自量力编纂这幅图的原因。它不只是供医家治病使用，对于儒者用来保养身体的方法和穷究道理的学问，也未必没有补益。《明堂经络后图序》圣人所慎重对待的事情有三件，而疾病居其中之一。疾病这种事，关系到人的寿命长短、生死存亡，是不可忽视的。圣人尚且如此谨慎，何况普通人呢？要谨慎对待疾病，必须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并加以防慎，这样各种疾病就不会发生。百病不生，就能尽到人所以生存发展的道理，不会白白损耗天年。况且疾病产生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就在身体罢了。这个身体从天地禀受气，从父母承受形体；当然不是天地雕刻出来的，难道也是父母布置安排而成的吗？然而五脏六腑、四肢百体、骨骼经络、俞穴合穴、孔窍，无不具备。人能够保养它，就能完整地归还它。能够完整地归还身体，人就是吉祥之人，子就是孝子，也没有愧对天地所赋予的形体和父母遗留的身体。天下四方之内，那些横目而生、以头为首的百姓，纷纷扰扰、争夺不已，自我伤害、自我残害而不能保全自身的人很多。然而其中也有能够保全身体的，大概只是凭借禀赋优良，并不是学问的功效。求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能够穷究道理、尽明本性而达到天命。道理穷究明白了，本性自然能够尽显，天命也随之得到实现。要穷究道理，应当从自己的身体开始。我们身体所具备的道理，即所谓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圣贤用来绘图著书的内容，已经阐明得很完备了。然而那些论述在道理方面深，在气方面详，对于由所赋予的形气而形成的形质，或许还有没有完备之处。我编述这幅图，是为了向学习者显示理气凝聚而成形质的情况，使他们知道疾病根源从哪里产生，并谨慎保养身体。学习者如果确实能够用眼观察这些内容，用心加以防范，谨慎对待肢体的运动，顺应气脉的流行，就可以奉养父母以尽孝道，保全身体而完整归还。至于世上学习方技的人，借此探求十四经的流注、八法的运用、九针的补泻，也未必没有帮助。《皇明历科会试录序》皇明开国第二年，首次下诏令天下开科取士。第二年举行乡试，又过一年举行会试，仍参照前朝的考试制度。刚举行一科就停止了。又过十四年，才确定为现在的制度，用来考试士子。甲子年举行乡试，乙丑年举行会试。起初编成小录流传，只列出主持事务的官员、考试题目，以及中选者的等第、籍贯和所治经书罢了。这些录前后虽然各有序文，却还没有记录士子的文章作为程式。下一科戊辰年，才开始刊刻程文。从此以后，永远成为固定制度。但此后的五科，其中任命官员、列署官衔，有时还随时有所不同。永乐以后，制度才开始固定，不再更改。从乙丑年至今，又经历一个乙丑年并超过其一半，共有三十四科了。我来到京师，已经三十多年；历科会试的程文，甲申年以后没有不能看到的，唯独庚辰年以前只见过一两科。京城是四方贤才汇集之地，也是古今书籍聚集之处；况且官居馆阁，以文字为职业的人尚且不能全部看到，何况偏远地区的小城士人呢？我的朋友少宰、华容黎先生，多年搜访，才得到完整的一套。闲暇时我借来带回，让诸生抄录出来，再加上家中所有的，编排合成一册，以便阅览。在末尾留下空白篇页，以等待日后续补。唉！编纂这部录，它所涉及的关系难道是小事吗？它不但可以考见皇朝一代取士的制度，以及前后人才的高下、文风气势的盛衰，也可以由此观察世道和士风。《重编琼台稿》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稿》卷十 明代 邱濬 撰 序

译《吉水龙氏族谱序》自从宗法废弛，左户之藏已经散失，谱牒之学不再流传，士大夫家中有族谱的，大概很少了。如今天下分为两京、十二藩服，而人家编修谱牒的风气在江右最盛，江右又以吉郡最盛。考察它之所以兴盛，大概有四个原因：江乡土地广大而贫瘠，末世割据者不去争夺，民家收藏的图籍没有全部毁于兵火，这是第一点。风俗崇尚淳朴，不收藏各种珍奇玩好之物，仓促发生变乱时，所能携带的只有书籍，这是第二点。习俗看重世家，婚配必先考察门第；突然兴起的家族即使显赫一时，舆论最终也不承认它，所谓旧家名族，凭借谱牒作为文献的凭证，这是第三点。人们以读书为业，即使农夫商贩，也都粗通文理，涉猎书史；战乱之后，文籍散失，无处查考，往往还有人能够口头讲述、心中记忆，这是第四点。由于这四个原因，民家谱牒才能独盛于其他地方。不过其中也不能没有积习造成的弊病，问题在于喜欢攀附古代名贤显宦来粉饰家世，夸大门阀功勋；凡是姓刘的都说是长沙定王之后，姓张的都说是曲江丞相的后裔，没有一个家族没有来历。这虽是天下共同的弊病，在这里尤其严重。我自从出仕游历以来，结交天下士人很多，唯独与庐陵士人尤其亲厚。所谓士大夫家族，没有哪家没有谱牒。近来同年友、常郡太守、吉水龙公遵序拿出他的家谱给我看，并且嘱托我作序。我考察其中的源流，精密详尽，引用全都有证据；不因袭前人的错误，也不放纵自己的主观见解，而是直截疏理并旁通说明，细微之处没有遗漏；内容切实，曲折而完备，就像禹疏导河川原野一样，说明它的来源，疏通它分流的缘由，会合它归流的地方。其中支派分歧，虽然看起来交错分散、随处出现，实际条理脉络从未混乱。让后人按图谱寻求，根据谱牒考察，既知道彼此相同的原因，也知道彼此不同的地方；其中得到古代良史编作表、传的遗意。我因此为它作序并归还谱牒，用来给龙氏后人看，也借此告诉江右编修谱牒的人。《文昌邢氏谱系序》天下的氏族，所谓有传统的世家和高大的乔木，都从中州迁来，所以它们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往往还存在。苏长公所说“衣冠礼乐，斑斑”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散居在四州的氏族，以琼州为多。琼州所属的文昌县，能够称为大族的有五六家，邢氏就是其中之一。邢氏的祖先从汴地迁来，大概是在宋代南渡初年；到现在子孙繁衍，散居在县中的，几乎占其他姓氏人口的十分之三四。所谓五六个大族，论一时的富裕，即使有的超过邢氏；但论兴盛和繁衍，没有一家能先于邢氏。这难道不是其中最强大的姓族吗？邢氏一族不只是人口众多，而且有许多贤能而隐居的人，我不能全部知道；我所能知道的，只是那些显达而贤能的人。我所听说的，有宋代已故某官梦璜，以文学和政事在前代著名，郡志中有记载，可以考察。我还听说，现在某地教谕贵明，品行高洁，所到之处都受到师法和敬仰。我亲眼见到的，则是我的朋友苏郡太守邢宥。邢宥字克宽，正统戊辰年考中进士，擢升为四川道监察御史，升任台州府知府，不久改任苏郡。县中自开国以来直到现在，考中进士的只有三人，但他们做官最高不过郎官；如今克宽年未满五十，已经官至二千石，出守天下的大郡，清廉的声名和美好的政绩传遍朝野，显赫的官阶和崇高的职位还在日益进步，不仅如此。那么，今日的邢氏一族，难道仅仅是在县中大于其他各族而已吗？邢氏原有族谱，长期毁于火灾；到克宽的祖父某府君，访问故老，搜集散失的材料，粗略编成一册，晚年交给克宽，让他完成自己的志愿。克宽恭谨地承受遗命，近二十年来睡觉休息也不忘此事，才终于完成祖先的志愿，题名为《邢氏谱系》。他间或带到京师，因为我是他的同乡并且彼此交厚，便请我作序。唉，氏族因名爵而显赫，名爵因才德而著名。氏族繁盛而名爵没有声望，是没有成材的樗栎；名爵显赫而才德不能相称，是泥木塑成的偶像。有名爵来彰显氏族，有才德来配合名爵，即使处在中州声名、文物昌盛之地，也可以说很少见，何况是偏远之地呢？因此，文昌有邢氏，是县邑的荣耀；邢氏有克宽，是宗族的光彩。后世承继这一统绪、同属这一宗盟的人，更应当思考怎样继承它、承受它、光大它，使它永无穷尽。

译《广昌何氏家乘序》后世编修家谱的人，大多遵循欧阳修、苏洵两家的说法。有人多认为这种做法过于简略，为什么呢？因为家谱如同国史：史书记载一国的事情，不能不简略；家谱记录一家的事情，却不能不详细。若是年代久远、人物亡故，文献散佚，往事无从考查，不得已而略去，还可以理解。假如是亲眼看见、亲耳听闻，明明有确实证据，可以流传后世、作为规范，却仍然舍弃不予记录，这是博雅好古的君子所不能忍心的。难道仁人孝子竟忍心忘记先人的德行吗？这就是《广昌何氏家乘》编纂的缘由。我的朋友大司寇旰江何公廷秀，续编他先祖太宰公所辑录的《何氏家乘》，曾把书稿给我看，请我作序。它兼取这两家的体例而加以折中，详细书写、完备记录，大小事情没有遗漏，分为六卷：一是谱序，二是族谱图，三是宗谱图，四是家传，五是妇德，六是先茔志；又附载貤封制书、赠送诗文，最后以先世遗事作结。对于广昌昼锦何氏一族的事情，已经十分详细完备了。凡是何氏受姓以来，见于史传的事情，几乎没有遗漏。我曾读韩愈的文章，常常疑惑他为送何坚所作的序中关于何氏与韩氏相近的说法，心想：古人因出生而赐姓，后代并非其后裔却冒称承袭，这种事或许有；声音偶然相近，出于一时的方言，怎么能强迫别人一定接受这种说法呢？我曾怀疑他的说法没有依据。等到读《史记·周本纪》的注，见应邵说：“氏姓。”注中说：“把何姓作为韩氏的后代。”既然说是把何姓作为韩氏后代，那么当然就不只是声音偶然相近了。近世邓名世所著《姓氏书》考辨说，何氏出自姬姓，食采于韩原，因而成为韩氏。韩国被秦国灭亡后，子孙散居在陈、楚、江、淮之间，把韩改为何，字音随着变化，于是成为何氏。邓名世是宋代人，距离古代更加遥远，他又是从哪里得到这种说法的呢？考查孙愐《唐韵》，其中说：韩国灭亡后，子孙散居江淮之间，把韩改为何，字随音而变。邓氏的说法大概就是以此为依据。那么，邓氏的说法早在韩愈、应邵出生之前数百年就已有根据，他的话必定有所本源；而且他明说出自《氏姓》注，并非毫无证据的说法。只是韩愈偶然没有见到这条材料，还是另有出处呢？自古以来，观察一个国家而评论它的时代的人，必定要以文献为证。我私下认为，评论一个人的家世，也应当如此。何氏的贤人，在前代政事方面有武经，方术方面有休，名位方面有曾三人，他们是其中最杰出的人。若从典籍方面说，休公羊本防，辅佐并阐发圣人经典，因此得以从祀孔子庙庭，名声流传千载。其次，西畴先生的言论也确凿有据。他关于布帛菽粟的文章，宛然具有濂洛诸儒的宗旨和法脉。如今昼锦何氏，确实出自西畴太宰公，是西畴先生的六世孙。西畴先生名坦，宋代任宝谟阁直学士、广东提刑。太宰公使他的后代重新兴盛，而司寇公又继承了太宰公的事业。父子二人都有清白的声名和刚劲的节操，是当时的伟人；都凭经术起家，在贤科中登第，历任内外官职，位列八座，成为当时的名臣。本朝废除中书省而专门任用六部，如今的尚书就是执政大臣，地位相当于古代的丞相。一百年以来，大江以南父子相继担任尚书的，只有这一家可见。何氏所说的政事、经术、名位，到这里更加盛大而显著；何公又有许多著述和议论，真是大雅君子，卓然不群。他们之所以受到四方瞻仰、流传后世，足以作为文献凭证的，难道只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事情吗？从前汉代韦贤父子相继为相，韦玄成作诗自我警戒，称述祖德，说：“显赫啊我的祖先，福庆流传到后代；继承发扬他的德行，使他的声名更加显赫。”又勉励后人说：“谁说花木华美高大，应该仰望它而努力齐等；谁说德行难以达到，就勉励自己努力接近它。”如今何公父子确实足以与汉代韦氏媲美，作为他们后代的人，难道不应诵读这首诗来互相勉励，思求与先人齐等，并希望能够赶上他们吗？我和何公都在甲戌年考中进士，在同年进士中，是志趣相同、道路一致的人。因此不推辞，替他作这篇序。

译《贵溪丘氏宗谱序》贵溪的周坊有一个大姓，叫周氏；姓虽然是周，实际上却是丘氏。丘氏的祖先出自宋魏国忠定公。忠定公的儿子寿隽，以字行世，生子汲，任饶州知州。汲的儿子必防，开始居住在郡中的乐平，当地人称他的居所为丘村。他的玄孙亨通，分居在余干的珠湖；亨通的儿子真宝，迁居本县墩头。墩头靠近信州的贵溪，世代与贵溪周坊的周氏通婚。真宝的四世孙名万轩，生有六个儿子。当时周氏缺少后嗣，于是让万轩的儿子惟政作为周氏后代，到现在已经四代了。惟政生子旭，任鉴守台，有声望，最后官至浙江参政；孙子祺任栝守，退休后居家；曾孙鼐，字宗用，又以进士身份任刑部属官，升任陕西按察副使，现在改任福建。临行前，他来拜访我，对我说：“我和您同年考中进士，在三百五十人中，只有我们两人同出于丘氏宗族；然而我的姓氏仍沿用周姓，曾多次上疏请求恢复丘姓，却一直未能实现这个愿望。我对此心情十分迫切，从未有一天一夜忘记。私下担心历代相隔日久，后世的子孙会不知道自己的来历，所以想续修本宗世系，写明其中缘由，给后人看，预先请您写几句话，日后谱成时把它放在卷首。” 我在甲戌年考中进士，在同年进士中没有同姓的人，只有宗用一人与我同出一宗；可是列名于金门榜、记载在登科录上的，却又是周姓。我和您当然知道自己的来历，但天下人凭什么知道其中缘由呢？这样看来，宗用的家谱不能不续修，我的序言又怎么可以不写呢？谨慎地考察我们丘氏得姓的始末，把它接续在世系之前，希望后代子孙知道自己的源流所出。按照《志氏谱》的说法，周太公望把国封在齐，定都营丘，子孙便以营丘为姓。等到考察《史记·齐世家》，太公望吕尚是东海边的人，谯周注说：“姓焦，名牙，是炎帝的后代；他的先祖曾任四岳，辅佐禹平治水土，功劳很大。虞夏之际，封在吕地，有的又封在申地。周武王平定商朝而统治天下，把师尚父封在齐国，定都营丘；那地方在今天齐州临淄，有人说潍州昌乐有营丘故城。”一共传了二十八代，田氏便夺取了齐国。可是从太公一代传到丁公伋，五代传到胡公静，迁都薄姑山，那么齐国都城营丘只经历了四代而已。他的子孙以地名为姓，不知道始于什么时候；想来或许是迁到薄姑以后，留在营丘而没有迁走的人，便以营丘为姓吧？不过，天下的地名如宛丘、潜丘、黎丘之类，并不只有一个营丘。况且在丘氏之外，又有闾丘氏、葵丘氏、梁丘氏、陶丘、廪丘、曼丘、淄丘之类的姓氏，都出自齐国，难道全都是太公的后代吗？至于左丘明见于《鲁论》，咸丘防见于《孟子》，浮丘、稷丘出自列仙，丘林、丘敦出自夷狄，那么后世以丘为姓的人也就很多了。怎么知道他们不像当今上宫氏去掉“上”字、东方氏去掉“方”字那样呢？自唐人著录郡望以来，把丘良列为河南郡望，是因为襄公父子显贵兴盛的缘故。然而丘姓中显赫的人，大多出现在南朝齐、梁时期，并且多出自两浙之间，那么江南的丘氏是有来历的。宋代显赫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忠定公；但《史书》只记载他的儿子寿迈，没有提到寿隽。寿隽在理宗朝任官，官至尚书；任▯州知州时，曾援引朱文公、张宣公的先例，请求给吕成公上谥号，大概也是崇尚道学的人。这样看来，周坊的丘氏源于丘村；丘村的丘氏源自江阴；江阴的丘氏，在更早以前有忠定公建立功业，又有尚书公崇尚道学。自从分居丘材以来，虽然也有显达的人，却没有特别显著。或者自墩头变成周坊以后，四代之中有三人都身系金印、身穿绯袍，简直像果树一样，必须嫁接之后才开始大为繁茂吗？不过，枝叶茂盛，是由于根柢粗大。假如不深厚地积累根基，培植根本，不堵住泉眼加以灌溉，不清除污秽加以保护，却想使它繁盛高大，粗到百围，高耸参天，多到形成树林，是不可能的。我希望凡是丘氏子孙，世世代代相承，积累道德来树立根基，敦厚仁义来培植根本；读书学礼，是灌溉它；克制愤怒、抑制欲望，是保护它。用这些来持守家庭、保全宗族，那么它的广博宏大而长久深远，难道不是必然的吗？家谱编成后，我把这些话写在卷帙的开头，不只是告诫周坊的子孙；凡是从丘村分出、而出自江阴的人，也都应当知道。可是，难道仅仅是江阴人吗？凡是天下的丘氏，都不能不知道。

译《丰城凃氏族谱序》古代的姓氏都标明郡望，如王氏有太原、琅琊，李氏有赵郡、陇西，崔氏有清河，卢氏有范阳之类。自从中正官不再设置，左户的户籍收藏又不完备，谱牒之学在世上也不再讲求，姓氏散布天下，所在之处都有，不再以本土为居。所谓郡望，只不过是空名罢了。唯独凃姓以南昌为郡望，而凃氏族人也特别集中、兴盛于这个郡望之地，如今仍和古代一样。唐代以前没有显赫人物，到了南唐有凃廙，补修豫章志，凃姓从此才开始见于典籍。宋代考中进士的有天明、正胜、壎，元代有溍、生，都是洪州、抚州之间的人。这一郡全是古代豫章的地方。进入本朝以来，凃姓通过科举发迹、在内外任官的，比宋元时期更加兴盛，但都没有超出洪州、抚州之间，否则就是它们的邻境。其他郡县间偶尔有一两人，考察他们的来源，不是从这两个郡分出的，大概很少。丰城、曲江的凃氏，是县里的著姓；我所认识的人中，有如今担任广东按察副使的凃君。凃君自庚辰年考中进士后授任监察御史，先后两次出巡，都凛然保持风纪。如今奉玺书在全国整饬兵备。我家在琼山，当时因母亲去世居家服丧，凃君偶然来拜访我，拿出他所修的族谱给我看。我看到天下的姓氏不标明郡望，已经很久了。如今人们要在琅琊、太原寻找王氏，在赵郡、陇西寻找李氏，几乎就像古人所说的到铁炉步去寻找釜、锜、钱、铸、刀、鈇一样，只剩下名称而实际已经不存在了。谁能想到数百年以后，在成千上万的姓氏中，竟有一个姓氏独自保持着旧日郡望，像豫章的凃氏这样呢？这真是绝无仅有。夹漈郑氏说凃姓是因水而得姓，但如今南昌志中没有所谓凃水，难道古代豫章郡包括今天几个郡的地方，而凃水如今却在别的郡境内吗？否则，难道是古今水名随着时代改称，所以名称不同吗？又有人说，凃本是古代涂山氏，南昌尉开始去掉“土”旁而作凃；涂姓另有来源，散居四方，只有凃姓至今仍多居住在洪州、抚州之间，难道他们都是南昌尉的后代吗？这两种说法必有一种符合事实。不过，王氏在琅琊兴盛，是因为王祥、王览兄弟的孝悌；李氏在赵郡显赫，是因为赞皇父子的功业。假如不是这样，只是借郡望来求取婚姻、向世人夸耀，又为什么要把它当作郡望呢？我希望凃氏的子孙后代，看见宪副君这部家谱，都能警醒奋发，认为凡是洪州、抚州之间的凃氏，如果都像宪副君这样积极进取、在当世有所作为，那么凃氏在今天也将像王、李、崔、卢在前代那样显赫，难道不是很伟大吗？我因为宪副君的请求，勉强写下这些话，作为《曲江凃氏谱序》，不只是为曲江一地而作，大概是要告诫如今所有姓凃的人。《五一居士诗卷序》从前欧阳子自号六一居士，大概是把自己与五种事物平等看待，并各取一件，合起来成为六个“一”。如今潮阳有一位卢先生，也说笔、墨、纸、砚各一件，加上自己为五件，因此自号五一居士。这难道不是听闻欧阳子的风范而暗自取用他的意思吗？欧阳子是把五种事物加上自己成为六，处在万物之间；先生是把自己与四种事物合为五，借助这些事物来施用。人处在万物之间，人与物仍然有区别；物资助人使用，那么物与人便合而为一了。凡是天地之间有形之物，没有一样不是物；物是物，人也是物。人以自身这一物处在众物之间，独特而且有灵性。所以天下万物，没有一样不可以归我所有。因此，把自己与天地阴阳两仪合起来，可以称作三一；把自己与日月星三光合起来，可以称作四一；把自己与八卦、九畴合起来，那么还可以说一件与八件、九件合为一体。推而至于百、千、万、亿，没有不是如此的，难道只是这四种、五种事物而已吗？有人竟说这些不是我所有，那就错了。何况如今所取的数，正是天地之间的中数。河图的中数“五”是太极，洛书的中数“五”是皇极。“五”这个数，又是合一、二、三、四而形成的。一代表水，二代表火，三代表木，四代表金，五代表土，并寄寓在金木水火四行之中，彼此交互发挥作用而生成万物，缺少任何一项都不行。人以一身处在笔、墨、纸、砚之间，运用它们，记录古今之事，以回应天下的【缺字】。先生的意思，大概就是取自这里吧？不过，这四种事物，也是众人共同拥有的；只是独自拥有它们，难道可以吗？大概因为以人来使用物，是众人共同做得到的；而以自己的心来观察万物，则是通达之人的精妙契合。在空室生白之时，在明窗净几之间，召来陶泓，陈列玄坦，让楮先生铺展胸腹，解下管城子的束缚，在心中细微的意念中发挥至理，把幽深的兴致寄托在运笔的末端；从心中得到它，再由手来应和。这个时候，究竟是人还是物？浑然混合而成为一体，又哪里有所谓五呢？先生名昊，字怀广，起初任潮郡司训，如今升任邯郸教谕。

译《乐闲堂诗册序》东吴朱宗远以“乐闲”为号，大理卿钱唐夏公季爝已经替他写了记文。恰逢他的儿子水领京闱乡荐，参加春官会试，便写信来请求我作序。人只有先拥有某种境界，心中才能与它契合；契合得深，之后说出的话才恳切。假如只是凭空想象而勉强说它，即使说了也等于没有说。我在朝廷任职，每天都处在尘世纷扰之中，想求得片刻清闲也不可得。自己已经不是清闲之人，凭什么知道清闲是什么？连清闲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清闲有什么可乐呢？答应他已经很久，却始终没有片刻闲暇，何况我年老衰弱，想归乡而志愿未能实现，内心忧戚，常常不快乐。想要下笔却总是中止，竟不知道能够享有闲暇、又因闲暇而快乐，究竟是什么样子。即便如此，清闲和快乐的趣味，虽然我还不能亲身享有，但乐于清闲的道理，却可以凭意念推知。人的感情受到触动，有七种，只有快乐能够使心意舒适；身体所享有的事物不止一种，只有清闲真正有实际作用。心意在实际享受和使用之处得到舒适，这样的人享有这样的快乐，难道与一般人的闲适不同吗？为什么呢？七情之中，其余六种都是受外物感触而发动，只有快乐产生于自己的内心而适合自己的心意。然而人的快乐也有因功名而快乐的，有因财货利益而快乐的，有因词章而快乐的，有因声色气味而快乐的，有因山林泉石花木而快乐的，有因参禅脱蜕、求仙得道而快乐的。这些快乐都是从自身取求、借助外物获得的，但对于自己身心的实际作用，却未必都真正有所收获。只有清闲，不向外界有所羡慕，不向别人有所求取，真实地拥有它、使用它，安闲舒适而无忧，宽裕自在而有余，流动自然而不受拘束；肢体是我所有的，房屋是我所有的，亲朋是我所有的，岁月是我所有的，山川是我所有的，天地是我所有的。一天可以兼有两天的舒适，一个人可以兼有众人的功用；无事可做而清闲，随处都能得到快乐。这样的人，世上难道很多吗？不过，这种清闲是上天珍惜而不轻易给予的，不是人人都容易得到的。有父母需要奉养，便不能得到；有子孙的拖累，便不能得到；有职业的拘束，便不能得到；有庸调赋税需要供给，便不能得到。只要有其中一项，清闲尚且不可得，何况得到清闲并以此为乐呢？大概一定要先经历一段不清闲的生活，后来才能享有闲暇。宗远从少时起辛勤劳作，承继家业，维持门户，长久积累而形成事业，到现在一切都如同他的心意。上有更加壮健的父母，安康和顺而清健；下有能够光宗耀祖的儿子，聪颖敏捷而通达。甘旨供养有余，诗书的香气不断，内在的心灵没有外界的干扰；外在的身体也没有疾病侵蚀。心意所向没有不适意的，所享受的没有不是实际的。一世之人中，像宗远这样拥有清闲却不知道享受快乐的，大概很多。能够清闲而又能快乐，这就是宗远胜过常人的地方。因此我推求他的心意，代他写下这些话，作为他所居堂屋的序。《观澜阁卷序》天下的奇景，有什么能超过水呢？水产生于天一，在地六方得以成形。它刚生成时，源头很微小；形成以后，潜藏地下就是泉，流行地上就是川，有时成为洼池，有时成为沼泽水洲，有时成为沟渠，有时成为山涧溪流。大的成为江、河，发展到极点，就成为海。它随着地势赋予形态，依据天时发生变化，不像山有固定的形状，在天地开辟之初形成，不能移动改变。水这种事物，其中存有极深的道理；人观察它，怎么可以没有方法呢？孟子说：“观察水有方法，一定要观察它的波澜。”波澜，是水流湍急的地方。人若能从这里观察，那么天下万物中能够使人惊叹瞻视、启发心思的，有什么能超过水呢？太医院吏目剑川张伯威退休将归乡，托同乡林徽京庠生，带着他所说的《观澜阁卷》来请求我作序。阁在他居所的东南，大概是俯视溪流而建的房屋。阁以“观澜”为名，他或许从孟子的话中有所领会吧？孟子说这句话，大概是借水来说明道有根本。话虽说的是水，意思却不在水；伯威取这个意义给楼阁命名，他的意思大概也是这样吗？想来在秋日风清月白的时候，长空没有云，千里一片碧色，清澈得像明亮的镜子；星斗在其中出没吞吐，远山树木随水波摇荡，这也可以说是天下的奇景了。不过还不够。若是云气油然升起而天色改变，风突然震撼，雷雨交作，鱼龙出没；水流冲击石头发出铿锵的声响，荡过沙滩形成汹涌的气势，盘旋成为漩涡，回转成为急流，扬起波浪、鼓动巨涛，喷出水沫、飞散水珠。像这样，才可以看尽水的变化，而天下的奇景就在这里了。伯威登上这座阁楼观望，或许会遇到这样的景象；他还能够反复体会我这些话，并与自己的心意相契合吗？于是作序。《忠爱祠诗序》汀郡推官王公死于公务，郡中人向朝廷请求建立祠庙祭祀他。祠庙在郡治东面的卧龙山脚下，有司每年五月二日举行礼仪，因为那天是王公的生忌日。当王公去世时，郡中无论老少，前往他的丧所凭吊的，没有不为他悲哀、希望他复生的。等到时间久了，在祠庙下拜祭的人，也没有不【缺字】

译《海航诗卷序》进士陈君朝用起复，从锡山来，带来他的乡人赵广洋的话说：“我，是宋宗室盛国公的后代，世代居住在无锡鸿山。幸蒙承受祖宗遗泽，一直小心谨慎，唯恐失去和坠落。居住在大海附近，每次看见商船在海中出没，一天之内就有几次濒临危险和死亡。因此想到，人若能在安居无事的时候，内心仍然戒惧警醒，始终像船航行在大海上一样，怎么还会有失误败落呢？所以用‘海航’作号，是用来警戒自己的。”乡里善于作诗的人很多，都赠给他诗，却没有人为他写序来阐发其中的意义。他早就听闻翰林丘太史名子之，希望在京师有幸求得您一句话，把它作为终身的戒诫，可以吗？陈君到来后，首先把这件事来请我。我想，天下最危险的地方是水，而水中大的尤其危险。那么天下的水域之大，有什么能超过海呢？所以圣人作《易》，把趋利避害的方法指示给人，往往说“涉大川”。大的水域，大概就是指海。考察《易》在需、同人、蛊、大畜、益、涣、中孚、颐的上九、未济的六三等卦爻辞中，都说“利于谦”；只有谦的初六说“用于讼”，又说“不利于颐的六五”，又说“不可”。唉！人能够明白有利与不可为的界限，并以此处世，就没有难事了。赵广洋从未驾着巨船航海，却用“航海”给居所命名，又用它作自己的字号，他大概是从《大易》“涉川”的意义中有所领会吧？那么，他就不只是见到危险便感到恐惧了。我因进士陈君的请求，写一句话来回答他说：“赵广洋啊，愿你以义理为船，把大海看作世道，以义理为根本来涉历世间。世道危险，就用一个义理来渡过它。按照义理衡量，若说有利、可以施行，就握紧诚敬的船舵，张开礼义的船篷；按照义理衡量，若有不利、不可施行，就把船缆系在圣人之涯，把木桩钉在道德岸边。” 《南山主人诗序》岭南的山脉，都从大庾山而来，绵延相连，到芊城而止；转向西南，有时隆起，有时低伏，往往只延伸一二里就中断；中断后又经过五六里，或十几里才再次隆起，常常依傍水面，有的横卧水中，有的俯视水边。山的朝向大多向南，南方是阳明之地，得到阳光照耀既多又早，因此景物明丽，草木鲜美茂盛，比其他地方更加兴盛，幽人庄士选择建筑居所，常常占据这里。距离郡城大约四十里，有座山圆滚滚、环转绵延，居民根据它的形状命名为圆山。这里景色幽深、草木茂盛，向阳的一面尤其美好。崔公松秀世代居住在这座山的南面，于是自号南山主人。一时之间，缙绅士大夫听说后，便纷纷作诗歌咏它的美景。他的儿子乡贡进士铎稡把诗编成一卷，请我作序。艮卦象征山，方位在东北；天下的山都从北方兴起而向南方延伸，南面是山的正面。观察人要看他的正面，居住山中要住在向阳处；住在山的阳面，就能得到环境怀抱的正当形势，顺应阴阳的规律，面对离卦所象征的光明，享受景物的美好，可以长久安居，尽情游览观赏，并把这作为终身的打算、留给后代的谋划。崔氏的先人居住在这里，不知道总共多少代了，到崔公才开始以“南山主人”自称，诗人们又为此加以宣扬。唉！这座山因为有人而更加受到重视，又因为诗歌而更加显著，大概将要和《诗经》三百篇中所说的南山在天地之间争相媲美了吧？我想，他居所的稳固，一定会像所说的竹子茂密、松树繁盛；田地疆界的整齐，一定会像所说的原野和低湿地平整齐一。不折断、不崩塌的长寿，我敢用来为崔公祝愿。至于台草、莱草、枸杞、李树，用来成为国家的根基，则又要寄望于崔公的子孙了。《心师轩诗序》潮郡的陈衍于宽一天来拜访我，拿着一大卷书，向我作揖说：“这是我陈衍所居心师轩的诗卷。相知的人往往作诗歌咏它，翰林修撰安成刘公也已经替我写了记文，只是还没有人为卷首作序，希望您赐下一句话。”我责问他说：“你用自己的心作老师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依靠别人的话？既然已经请求写记，又想请求写序吗？况且心在人身上，在内而不在外，是主人而不是客人，是支配万物而不是受万物支配的。如今说心是老师，那么作为老师的究竟是欲望，还是别的什么？又不知道那个使心成为老师的老师究竟是什么。如果说用心来师法心，那就有两个心了。我不明白你所说的意思，又怎么能替你作序？请你另去求别人吧。”于宽拿着卷子离去，当时天快黑了。我回去坐在轩中，四面窗户洞开，没有人，万籁寂静，一点声音也没有。我整肃容貌，端正视线，直到半夜；世俗的尘气全部消散，各种忧虑寂然泯灭，清明之气澄澈明朗，只觉得心灵之中凛然像有一位严厉的老师在那里：德行仪容尊严，冠服整齐肃穆，令人敬畏；听不见咳嗽声，言语举止合乎节度，可以观摩、可以效法；琴瑟摆在面前，也不敢逾越，夏楚放在身旁，也不敢违犯。顿然醒悟，这才知道于宽给轩命名的意思是有来由的。张子说：“端正内心的开始，应当把自己的心作为严厉的老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吗？第二天于宽又来，于是我把所得的体会写成序，交给他，让他写在卷首。唉，于宽所得的体会，是否也和我相同呢？【天顺七年】

译《友菊诗卷序》五羊有一位黄处士，以“友菊”自号。他去世后，他的儿子任真定府学司训，新近出游四方，每遇到天下善于写文章的人，就请求他们为父亲作赋题咏。年久日深，积成一大卷。今年他任满归南，经过我这里，请我写一句话。唉！善于观察人的，不只看那个人，还要看他的朋友。看他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也就可以知道了。周濂溪说菊是花中的隐逸，范石湖又说菊具有幽人逸士的操守。黄处士对于菊，志趣相同、道路相合，真像朋友彼此契合一样。他是怎样的人，不用询问也可以知道了。他大概就是所谓幽人逸士，而且是人中的隐逸之士吧？处士已经离世了，但秋风吹过三径，晚节仍有寒香；他的朋友本来安然无恙。古代的孝子，不忍心忘记亲人；亲人虽然已经去世，看见亲人的至交好友，就像看见亲人一样。这大概就是司训君对先人所交好的菊念念不忘的原因吧？从前柳子厚亲自把先人的朋友记在碑阴，必定逐一叙述那些人的大概情况，以显示先人交游之广。而司训君对于先人的朋友，则遍求天下善于写文章的人，请他们加以发挥、歌咏，来显示先人的志向操守与他们相同。他的用心与柳子厚一样，而勤勉用力超过了柳子厚。然而柳子厚亲自作记，既然可以写先人的长处，也写到了短处；这正是不能使君子满意的地方。而司训君自己不说，必定要征求作者们的言论。他们所说的，是芬芳的德行、清正高洁的节操、经受风霜的操守、甘美的德泽。不仅没有涉及短处，而且根本没有短处可说。他与柳子厚相比，不只是勤勉用力胜过柳子厚，孝敬爱亲的感情、忠厚深切的心意，也自然流露出来。唉！黄处士对于外物，能够如此笃厚地与菊相交，从他的朋友便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司训君不忘先人所结交的事物，也能由此知道他的为人。我读这卷诗，又有很深的感触，所以不推辞而作这篇序。【天顺元年】《京华胜览诗序》户部主事惠阳叶君养正的弟弟顺来到京师探望哥哥，不久将要回去。凡是与主事君同朝为官以及平素交往的人，都作诗赠给他，并题为《京华胜览》。从越地山岭以南向北驾车，直到燕地，所经过的地方不止一处，却专门说“京华”，是记载其中最大、最重要的地方。举出大的，其他小的也包含在其中了。因为天下城池的壮丽、宫室的华美、人民的众多、物产货物的丰富，都没有能比得上京师的。土地广大而人口众多，一眼望去，天下的大观尽在其中。就像游览群玉府，琮璜、圭璧、瑶、琨、琳、琅以及水苍、山玄等珍宝，光彩明亮，纵横堆叠，使人不知道该看什么；又像进入武库之中，戈矛、剑戟、羽旄、铠甲、盾牌，锋刃锐利，光彩闪耀，森然挺立，使人不敢正眼注视；又像行走在嵩山、泰山、衡山、霍山之间，山色辉映，河川妩媚，云气蒸腾、霞光灿烂，龙腾凤举，苍翠奇异，千姿万态，使人应接不暇。京师确实称得上是最好的览观之地。不过，用眼睛观看而心中没有所得，又有什么益处呢？从前的人如司马子长，往往凭借游览来成就自己的学问，并不一定要深居简出、拿笔濡墨之后才有所收获。顺应当勉励自己，希望不要辜负诸位赠诗的心意；否则这次出行就只是白白行走了。我和主事君是同年进士，又是同乡，所以把这篇序写在卷首。《江湖胜游诗序》我的朋友左吏部时翊拿着一卷给我看，题名《江湖胜游》，准备请求名人题诗，带回去赠给他的姻亲廖荣仲华。他把卷首的序托付给我，并且说：“仲华以经商游历为业，但志向不在经商，大概是仰慕司马子长的游历，借经商来作名义，实际上并不是为了经商。”我说：“仲华的志向不在经商，但他的身份难道不是商人吗？如今天下人不经商的很少。士人读书，是为了求取功名俸禄；农民努力耕作，是为了求取食物；工匠、仆隶、佛教徒、道教徒，哪一个不是在求取某种利益呢？我看天下的人，不在自身上经商，却在志向上经商的，比比皆是。如今时翊偏偏说仲华经商而志向不在经商，可信吗？”不过，从前姜太公钓鱼时，正当他坐在磻溪岸上，拿着钓竿垂下钓丝，对人说：“我的志向不在鱼。”从他的表面行迹看，人们当然不会相信他；但探求他的内心，他难道真是为了鱼吗？我想仲华经商，大概也正是这样罢了。姑且借时翊来问他：“你的江湖游历，西边到岷山、峨眉山，东边直到大海，往来于洞庭、彭蠡、震泽之间，观览各地形胜，访问当地人物。在山的边际、水的岸边，你曾见过坐着钓鱼而志向不在钓鱼的人吗？这个人所从事的行业与你不同，但志向与你相同。如果有这样的人，你一定会见到；倘若见到他，希望把这件事告诉我。”时翊让人转告给他的长者。

译《栢庵诗卷序》有位客人居住在一座庵中，四周种满柏树，于是自号栢庵，人们也因此称呼他。住在他周围而稍稍能作诗的人，都写诗歌咏柏树。后来诗传到郡城，郡城中有名的诗人继续歌咏；又传到京师，京师中每遇到善于作诗的人，也常常为它作诗歌咏。积久成卷，所得诗篇不下数十、上百首。他的儿子拿出来给我看，请我作序。我读过之后，于是作序说：“柏树见于歌咏的已经很多了。《三百篇》中说：‘像松柏一样茂盛’，又说：‘新甫的柏树。’后来骚人墨客也往往把情感寄托在柏树上。然而作者往往写一两篇就停止了，没有像栢庵这部诗集这样多而且完备。这大概是不仅把柏当作柏，也把柏当作人。柏树对于人，果真是这样相同吗？人与物，气质虽然不同，道理却相同。人出生，承受天命；物出生，承受地命。承受天命的，只有舜最为纯正；承受地命的，只有松柏最为纯正。冬夏常青，人若对这种禀受常道的事物有所取法，心意就不在物本身，而大概在于那位禀受天命而独具正道的人。那位禀受天命而独具正道的人，不就是舜吗？” 你应当知道，客人的心意不在柏树，而在舜。那么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因为柏树这种植物，内心坚实，果实充满，其中的实质又通过枝条通达而显出文采。把它焚烧，香气便袭人；它幽深的德性便上达而为人所闻。它的枝干叶片贯通四时而不改变，猛烈的风雷暴雨也不能使它迷失吗？然而柏是植物，舜是圣人；把柏比作舜，类比恰当吗？凤凰是仪态庄严的禽鸟，麒麟是威仪堂堂的兽类，古人本来就常用它们来比拟圣人，何况柏是这种坚贞的木材，岁寒之后才凋落，把它比作圣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不过，这话不是我的话，而是《南华经》作者的话。客人姓李，名道，是羊城人，是隐居而有德的人。他的儿子名棨，是乡贡进士，如今在春官等待考试。”},{ 《百里回春诗序》《百里回春诗》是琼山人士为本县县令周侯所作的诗。有人把它传到了京师，我听说后，感叹道：“唉！周侯凭什么能从我们百姓这里得到这种待遇呢？”自古以来，百姓痛恨地看待自己的县令和属官，就像人患疟疾一样，把毒药投给它，唯恐不能除去；除去后又唯恐不够迅速，即使承受针砭、灼烧的痛苦，也不在意。又像有人误落在盗贼包围之中，刀锋从四面刺向身体，转身抬脚都担心被刺伤；一旦有幸逃脱，睡梦中还会因此惊悸。何况会在县令已经离任后又挽留他，挽留之后还不停地为他作诗歌咏、称赞不已吗？询问其中的原因，原来周侯刚到任时，有一位部使者巡察来到郡中，暗示有所需求。周侯一向清廉贫寒，没有办法满足他，那人便把怒气表现在言语中。周侯不得已向官府借钱给他，后来却无力偿还。后来使者又到来，典守官把这件事诉说出来，县中士民纷纷集资代为偿还。后来使者知道了事情的缘由，因此没有依法追究。请求获准后，全县百姓都欣喜异常，脸上显出庆幸的神色，其中善于言辞的人，甚至把这种感情写进诗歌。只是他们不敢直接说这件事，而称作‘回春’，是比喻周侯的德行得到百姓信任，如同春天的阳气播散到万物之中。四时运行的次序，以春天生长万物为功；然而它所生长的万物，有的显出形状，有的显出色泽，柔美舒展、欣欣向荣，枝条伸展畅达，而使万物生生不息的原因，却一开始就没有可以看见的形迹。周侯的治理，大概与此相类似吗？我无法确知。然而县中的人士亲自受到周侯政教的熏陶，必定能够找到证据吧！《传》说：“他的政令宽缓深厚，人民便淳朴厚实。” 《史记》说：“每天计算似乎不够，按月计算却有余。”说的就是周侯。过去宋燝任郡守，爱护百姓，防止物价上涨，人们称他为“有脚的阳春”。如今我邑百姓歌咏周侯的德政，也用春天来比喻，那么岂不是和他相同吗？正是相同啊！那种大暑热得熔化石头、流动金属，以及严寒冻得手指脱落、皮肤开裂的使者，如今都已成为过去。前一位使者不愿显露姓名，后一位使者是豫章罗公经。罗公清廉忠诚，公正宽恕，执守法律而又能斟酌法律之外的情理，是一位君子。唉！像春天那样温和地温暖、抚育我邑百姓的，是周侯。使春回大地，让百里之内常常像二三月一样生长发育的，难道不是罗公的功劳吗？所以我把这些话连缀写下，寄托在万里之外，以便让邑中人士把它写在各位作者的篇章之首。

译《续溪项氏绍先诗册序》德兴县治南面若干里有一处地方叫续溪，县中的大姓项氏世代居住在那里。续溪距离宋代张忠定公居住的吴园村不远，张氏和项氏世代通婚。项氏有个名叫森的人，是张氏的外孙。我在太学任教时，项森是太学生，才华出众，远远超出同辈，我已经对他感到惊异。后来又因为他的舅父张公英掌管本府事务，他多次侍奉在讲席之下，我更加了解他的为人。等我任内阁官员时，项森通过舍选在都府任职，当时天下无事，军事事务清简，能够利用闲暇从事读书。我把他请到家塾，教导我的小孙子，使他端正教育培养的开端，这样将近一年了。如今他登记在铨曹名籍中，将要回归故乡，温习祖业，等待再次应试。临行时，他拿出两册诗文给我看，并说：“森的高祖养默翁，曾离家一里多，在小茅山下建造几间茅屋，就以山名为屋名，把那里作为读书之所。山前临近溪水，又建造重阁，取名风泉。当时许多名人都有题咏，后来房屋长久倾圮，诗文也随之散失。森偶然从乡里前辈遗留下来的文章中得到其中一二篇，感慨地想恢复先祖旧业。然而回头看旧址，它靠近先祖坟墓，于是改建在家居巨山之下，规制也仿照先祖旧制，仍然用旧匾额上的名称命名。” 项森来到京师，遍访缙绅士大夫，请他们写诗作文，以彰明先人的志愿，启发后人。积累日久，编成一册，冒昧希望我写一篇话放在卷首。唉！这正是我请他来教导小孙子的用意。阳城曾说：“学习是为了学习怎样尽忠尽孝。孝出于人的天性，存在于人的心中；人人都有这种天性，而父祖子孙之间同一气脉相承，更加亲切。”孟子说：“不孝有三种，没有后代是最大的不孝。有了后代，却不能承担祖先留下的事业，不能善于继承和阐述；有善行和义举却不能宣扬，有基业却不能守护；拥有它们却等于没有它们，这样不孝的罪过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所以古代的孝子，既谨慎地传续后代，更严格地施行义方之教，确实是有道理的。项森居住在我门下，读书受教之余，从来没有参与外界事务。他的身体虽然处在京师旅舍之中，但他的心没有一天不在故乡的桑梓和祖墓之下。看他对先世的旧业和遗文，能在数代之后使废弛的事业重新兴起，把先人的美德传播到众多贤者的言论中，汇集成巨大的篇帙，留给后人，使后人面对祖先手泽而永远承受君子的恩泽，看到文字遗迹便推广前人的心志，世世代代成就祖先的美德，难道会有穷尽吗？所谓宣扬善义、守护基业的孝，项森大概已经具备了。项氏可以说是有后代了，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不仅如此而已。古人说过：以自身作榜样来教导人。我当初把小孙子托付给你，正是这个意思。他将来一定会有所仿效，并因此奋发振作起来。《宦途履历图诗》金川卢公崇秩，传承明尚书蔡氏之学。由庠序中因《鹿鸣》之歌而受到称誉，游学太学，参加春官考试，入朝在大廷应对，擢升为监察御史，历任湖广按察副使，不久升任贵臬正使，官阶为嘉议大夫，品秩正三品，戴神豸冠，腰系钑金带，奉九重天子的命令，掌管一方按察事务，可以说显达了。好事者根据他一生的仕历，绘成十一幅图，各自命名；缙绅先生听说后都为他感到荣耀，又随着图名各作诗歌。成化乙未年，卢公入朝觐见，把图拿出来给我看，请我为卷首作序。卢公自从考中进士以来，三次任职都是掌管风纪刑宪的官。仕进的道路很多，却没有比进士更荣耀的；历任官阶也很多，却没有比风宪之职更重要的。世人之所以羡慕爱慕这些职位，得到其中一个便以为荣耀。卢公却兼而有之。他平日里在庠序讲明的道理，经有司考试后被选取，在内台任用；在纠察之时发扬出来，又施行于外台按问之际，这些难道哪一项不是出自唐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籍吗？画工只能画出他的形貌，作诗者只能说出大概，未必能得到卢公的内心。卢公存心平和宽厚，与人交往不设城府；历任官职所到之处，都忠诚谨慎、廉洁正直。他虽然没有刻意追求奇特的行为和显赫的名声，官吏百姓却自然受到感化而归服，大概接近古代老成持重的大臣典范了。这就是卢公的内心，连卢公自己也未必知道其中的缘故。难道是区区丹青的微末技艺、言语的末节所能描摹的吗？就拿这些图来看，卢公做官就像人登上阶梯一样，抬脚次数越多，身体就越高，不到达最高处便不会停止。不过，要把身体置于崇高之地，固然必须凭借阶梯；但所站的地方一定要平正、牢固、坚实，然后才有凭借而安稳站立。否则我恐怕它会摇动倾倒，即使想暂且停留来安放双脚，也做不到，何况想把身体置于崇高之地呢？所谓平正、牢固、坚实的地方，就是卢公的内心。我与卢公交往三十年，最亲切地了解他的内心，所以把这些话列在各位作者之作的开头，使后世观看这些图、吟咏这些诗的人知道，卢公之所以获得显贵荣耀而逐步达到崇高地位，全部根本在于这一颗心。他所以涵养并扩充这颗心，又根本出自五十八篇经书。于是作序。【成化十二年】

译《琴鹤东人诗序》香山何用中自号琴鹤东人。丁酉年，他带着琴从羊城浈溪出发，越过庾岭，沿章江而下，进入大江，抵达金陵，经过淮、泗、齐、鲁一带，来到京师。他请某位官员何公为他求取朝中名卿才大夫歌咏其自号的诗作，诗作编成一册后，又请我作序，并拿来引见。过去宋代赵清献公入蜀时，随身带着一张琴和一只鹤，当时人称赞他的清廉，因为确实有这两样东西随行。如今何用中所到之处，只带着琴，未必真有鹤相伴，却把琴鹤合起来作为自己的号，这是为什么呢？考察蔡邕《琴赋》中说：“繁复的琴弦按抑之后，雅正的声音才扬起，接着便是别鹤向东飞翔。”江总《琴诗》也说：“可怜峄阳木，雕成绿色的绮琴；接着又说戏鹤听到琴声应当起舞。”这样看来，琴中本来就有鹤，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人只怕没有琴，并不怕没有鹤。琴到哪里，鹤必定跟随到哪里。如果真能调匀琴弦、按准徽位，涉过绿水而弹奏清徴之调，分析节拍音律，穷尽幽深微妙之处，那么声音感召的妙理和彼此契合的征验，自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却自然如此的境界。何必一定要有圆圆的鹤喙、修长的鹤脚，只有面颊而没有耳朵，在琴声拍拊之后翩跹起舞，在操琴弹奏之时发出嘹亮长鸣呢？这样之后，才可以说是有琴有鹤吗？何用中出身岭海，资质美好而气质清雅，家世以财产雄厚著称于乡里。他起初有志于为世所用，后来却摆脱世俗事务，把志向提升到青云之上；性情喜爱古琴，把琴作为禁止邪念的器具，把鹤作为警醒露水的禽鸟，虽然物类不同而趣味相同。因此以琴鹤东人为号，大概是把自己比作古人所说的东道主人。当风清月明之时，他安坐在清泉白石之间，按准琴徽，随着曲调弹奏《别鹤操》，怎么知道在那辽阔高远之处，没有所谓身披玄色衣裳、穿着白色衣服、翅膀像车轮那么大的鹤，戛然长鸣，翩翩飞来呢？如果确实有这样的情景，我的话就不是欺骗了。何用中生在清明之时，居住在清幽之地，以清秀的姿态，做这种清雅之物的东道主，又有同样清德的何公为他求取名公卿的清丽诗句来发挥其意趣，难道不是天地间一件清雅的事情吗？所以我不推辞，为他作这篇序。【成化十四年】《南陵刘氏八景诗序》宣州南陵的刘氏，世代以行医为业。到了时用，刚刚继承父业，担任本县医学官。他所居住的地方景色优美，有八处景观。时用分别为它们命名。当时许多缙绅大夫作诗歌咏这些景观。诗作编成一册后，空出卷首，请求我作序。我看时用根据景色命名，含有深意。他是想由医道归于儒道，根本在人而征验于天。黄泰的杏林、苏躭的橘井，本来就是医术的妙用。至于感应太乙神君以火光照耀，描写清浅横斜的情趣，符合中空外直的道理，坚守晚景寒香的节操，这些事情不是儒者不能做到的。然而这也只是人事中的常情。至于一根竹子生出并列的茎、禾苗长出同一穗头，却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不是天，谁能使它们这样呢？真是奇异啊！时用根据景色命名，大概也是有意于会通儒医之道、沟通天人之间的关系吧？还是他的意思并不在此，只是偶然与这些道理相合呢？假如他确实有这样的意图，就一定要勤勉循序地钻研祖传医业，同时返身从我们儒家的道理中求取根本，丝毫不可懈怠；这样人事做到极尽，天理就会显现。祥瑞的到来，难道不能成为奇异之事吗？我听说时用的尊父年近八十岁，仍然健康强健，没有疾病。由医道而通达儒道的人，对于天人关系必定有深刻的契合。时用为这些景物命名，一定有所承受和依据。我回去后要叩问他，而他或许也会与这个意思相合。于是作序。《重编琼台稿》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稿》卷十一 明邱濬撰 序 《送侍读学士徐先生掌南京翰林院序》宋人说过：宰相有承担责任的忧虑，神仙没有爵位带来的荣耀。既享有显贵荣耀，又能享受清闲，只有学士可以做到。学士的职务，在前代是荣耀的职位，但所掌管的，除了大的封爵任命、大的诏令、大的制作之外，下至青词、斋文、口宣、致语之类没有重大关系的文字，也都让他们撰写，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荣耀固然荣耀，但说它清闲，恐怕还不完全是这样；与其他官署相比，只是稍微优闲一些罢了。本朝的制度，除制诰、诏敕之外，编纂、讲读以外的一切浮文都屏除不作。前代所谓祷祈、宴会之事，也一向很少有。因此本朝翰林的职务尤其清闲。我友徐时庸先生，由翰林侍讲擢升为侍读学士，前往掌管南京翰林院事务。南京虽说是根本之地，但自从文庙迁都以后，百官众职都随之北迁，各司留在南京的事务比过去简少，翰林院尤其如此。在崇尚儒学、重视文章的时代，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处在龙盘虎踞的盛地，享有金马玉堂的荣耀，从容悠闲地居于宫城深处和延阁之间，没有文书簿册的烦劳，没有应酬事务的杂乱；印章上的文字生出绿苔，宝篆香烟凝聚，纤尘不染，众声全都寂静。古人所谓“凌驾玉清，溯行紫霄”，确实有这样的情形，难道只是比喻和拟议而已吗？先生出发的日子已经临近，我已经作诗为他送行；他的同乡中在京任职的人，又请求我作文相赠。南京是祖宗创业的地方，翰林院的创建也首先始于这里，而最早担任这一职务的，是景濂先生。景濂先生得到太祖高皇帝的知遇，开创人才教化，开启一代文明之治，可以说是当代文宗。如今先生以文学之才入选，居处于肇基之地，继承大贤君子的事业，幸好没有其他事务来侵扰，又有许多空闲日子和余力，所谓铺陈宏大的休明之治，发扬伟大的功绩，继承前人的志向，成就一代帝王的制度，以此昭示后人，我不能不对您有所期望。花砖上日影移动，槐阁中清风吹拂，支枕而睡醒之后，白昼漫长而无事。先生在此时，请试着想一想我的话。

译《送林黄门使满剌加国序》皇明的教化与天一样深远，陆地所阻隔的地方，就用船来沟通。凡是在天地覆载之中的有血气之类，没有不臣服归属的。不像前代只是羁縻他们，仅仅往来贡赋而已；四夷的酋长都接受朝廷册封的爵位，一旦发生世代更替，便派遣使者请求天子册封，天子特意派遣近臣持节前往册封，把他们看作内地的藩翰。啊，皇明的教化是多么盛大而深远啊！况且三代盛时，疆域西面没有到达流沙，南面没有到达衡山，东面没有到达东海，北面没有到达恒山，土地到了尽头便停止。汉代才开始沟通西域，开拓西南夷，都是通过陆路相通。隋唐以来，航海使者才开始抵达那些地方，但他们都是各自作为本国君长，从未有奉天子命令而去的。如今才开始有这种情况。不过大多只是沿用旧制加以册封。只有满剌加这个国家，确实是我朝文皇帝开始为它开疆拓土的。它位于中国西南大海之外，旧属暹罗斛国。永乐初年，文皇帝命中贵驾驭巨舰，从福唐的长乐五虎门出海向西南航行，抵达林邑；又从林邑正南航行八昼夜，抵达其地。由此又通往西洋古里大国，以及八防、徧往支阿、舟榜葛剌、忽鲁谟斯等地。等他们返回时，都到这里聚集会合。己丑年，朝廷派使者册封其酋长为王，建立这个国家。从此以后，每逢改朝换代或国王更替，必定向天朝请求册封，世代以此为常。到了成化辛丑年，其国王去世，儿子应当继承王位，便派遣使臣带着方物前来请求册封。皇上命礼科给事中林荣仲仁为正使，按照旧例持节出行。出发日期将近，众人认为仲仁此行乘长风、渡洪涛，经过万里之外，真是所谓漫无边际的远游、天下的大观，都作诗为他壮行。他们说，我的乡里前辈不能没有话相赠。过去司马子长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窥望九疑山，经过吴楚的废墟、齐鲁的都城，来观览所谓名山大川，回来后大力铺陈文章。然而他所到之处没有超出九州之内，却仍然获得了这么多，何况仲仁此行越过中国之外的边境，所经过的都是天下绝无仅有的奇异景观呢？我听说满剌加是各国番夷会聚的地方。海外各国夷人，每年都各自带着本国所有的物产到这里贸易，种类奇怪，物产珍异。最奇异的地方，是距离满剌加境外西南方，航船约行十多天，有个干韘国，就是所谓溜山。海水倾泻汇注，称为溜水，水势逐渐下陷，力量无法抵抗；一叶小舟误入其中，就会沉下去而没有底止。神仙家所说的蓬莱弱水，大概就接近这里吧。又从古里向西南航行，经过三个月，有一个所谓黙伽国，就是天方。那里的地域、人物与通常的风俗大不相同，崇尚和平美好，百姓和物产都很丰富，没有贫困疾苦；物产珍异，各种各样都有，没有任何缺少。而且那里没有雨雪霜雹，只有夜间浓重的露水滋润万物生长。佛教所谓的极乐世界，似乎就是指那里吧。仲仁到达那里，在各国番夷会聚之地举行诰封礼仪，礼毕后宣示圣天子的德行威望，然后从容观察各国的交往情况，询问考察当地事物，通过多重翻译了解他们的语言，遍访他们的风俗；一定会有瑰奇的见闻，可以开阔他的胸襟，增长他的志向和见识。唉，天下的事情有什么是不存在的，只是人们没有见到罢了。希望他回来后还能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赠许寺丞序》元代许文忠公的玄孙许颙，字孟敬，以著名进士出任安平县知县，任职九年，考核成绩为最优，升任太仆寺丞，这是非同寻常的任命。他的同乡友人、秋官副郎刘宗澜请我写文祝贺，说：“名贤之后实在太难做了，为什么呢？平民百姓家的子弟，一旦突然发达，侥幸得到俸禄官位，只要一句话说得稍好，一件事做得稍美，一件事情偶然办得合乎情理，人们没有不异口同声称赞他的，声誉传播不止。至于名贤的后代，即使有德行、善举、才华、美质，在当时表现得很突出，人们却冷漠得仿佛没有听见看见；偶尔有人拿他来与别人比较，便无不说：‘作为贤人的后代，本来就应当如此。’又无不说：‘他确实还可以，但与他的先祖相比怎么样？’唉，名贤的后代实在难做。士君子有幸出生在名贤之后，却要受到众人的如此责备，即使想与普通人一样，能够做得到吗？”孟敬在甲戌年考中进士，被选派到都察院试用，当权者知道他是文忠公的后代，便特别留意他。有人认为他能力不足，于是把他派出任京畿附近的县尹。孟敬慨然发愤，想要光大自己的家声，振兴先人的遗业；一言一动、一举一措，都只以先文忠公为老师，说：“这是我家的家法。” 不久，他的政绩声誉在京城一带显著传扬，部使者把此事上报朝廷，于是他承受了旌表褒异的典礼。到这时，他上计于天官，又以考核成绩为最优，所以有了这次任命。唉，名贤的后代果然难以做人吗？并不难。为什么不难？你只要效法他的贤德就行。文忠公在前朝时，也以著名进士的身份首先被擢升为辽州同知，后来入朝任御史，参与处理中书事务，掌管盐政，参与大政，荐举进入枢要，多次提出重大议论，显然成为国家大臣；他的谋划、政略和建置，都足以作为百世师表。后世以道侍奉君主的大臣，理应取法并效法他。何况是他的后代呢？《诗经》不是说过：“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他的德行。”请让我用这句话为孟敬祝贺。

译《赠吕郎中序》古代的君子，学业完成后等待任用，无论怎样任用他，都没有不可胜任的。任用他为夷防，礼乐就会兴盛；任用他为皋陶，刑法教化就能兴举；任用他为稷，农事就会成功；任用他为垂，功用就能便利。正如金属在熔炉中，只听凭大冶铸造；把它铸成用来斩除邪恶的干将剑，就可以使用；把它铸成照察邪恶的轩鉴，就可以使用。又如玉石还在璞中，只听凭玉人雕琢；把它雕成盛酒的瑚琏，就可以使用；把它制成佩戴的珩璜，也可以使用。这叫作不局限于一种器具，这叫作有用的人才。永丰吕君景熙以著名进士的身份选入翰林，任庶吉士。不久，擢升为工部主事。九年任期届满，升任南京刑部郎中。像吕君这样的人，不就是所谓有用而不局限于一技一职的人吗？古人一生担任一个官职，专门负责一项职务，以一种才能闻名，天下后世称赞其善于任职，便把这种称誉归给他。如掌刑必称皋陶，掌工必称垂，就是这样。古人难道是拘限于一种才能技艺，其他方面都不能胜任吗？也只是看上位者怎样任用他们罢了。吕君起初在内府读书，以聪敏闻名；后来列入工曹属员，以勤劳能干闻名；如今掌管南畿刑宪事务，他一定会以明察谨慎闻名于当世。不过，刑罚是圣人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设置官职掌管刑罚，正是希望最终能够没有刑罚。所以凡是各有司、各职官，都把办成事情多作为考核功绩的最高标准；只有刑官的考核，办成的案件少才算能干，没有案件才是最高境界。掌管刑罚而使案件从少到无，不是明察谨慎的人不能做到的。《易经》说：“君子明察而谨慎地使用刑罚，不使案件滞留。”吕君应当努力。我与吕君有同朝共事的情谊，他这次出行，来请求我写赠言，所以写下这些话。《赠王郎中往辽东序》辽东以西旧属山东布政司，凡是边防军备数量以及钱粮出纳的政务，都由该部使者主管。近来因言官进言，朝廷选用廷臣，委以边防事务；皇上命大司徒选拔属员，使其专门负责此任。众人共同议定把这项任务交给山西清吏司主事王君表伦。大司徒将他的姓名上报，诏令升任山东司郎中，奉玺书前往。与他同僚的某些人请我作文祝贺，并为他出行赠言。表伦是故少保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千之先生的儿子。先生是一代名臣，表伦平素受家庭教育，凭借《三百五篇诗》考中进士，成为名进士，任户部官员，向来以谨慎著称。如今突然超出同辈，专门负责一方边防事务，他将不会辱没父亲吧？我过去曾在太史氏属下任职，与先生有旧交，正庆幸他有这样的儿子，能够在幽冥之中安慰他的心，那么对于各位公卿请求我写赠言，怎么能不说话呢？只是辽东与其他边疆不同。其他边疆仅仅面临一方，所防守的地方也只限于该方；其他边境往往土地的力量不足以自给，多要借助内地力量和邻境输运来补足。如今的辽东实际上兼有古代渤海之地，三面临边；我国建立藩篱来捍卫京师，坚甲利兵、名城列障彼此相望，地势形势是天下最重要的。而且当地有山海之利，土地肥沃，适宜种植谷粟，土地所出产的物资足以供给本地使用。朝廷从内库出钱，实行市籴法，召集商人推行中盐法，使用当地的粮食供给当地军队，使内郡没有转运的劳苦，边境又有丰富的积储；这样的良法善计，超过前代了。为什么却把它交给疏远外行的臣下，任凭他们一味推行因循苟且的政策？朝廷的议论已经惩戒前面的过失，痛切地认识到其中的弊病。如今首先以诏命召用王君，确实足以承担委任的重责吗？希望你竭尽心力，考察弊病的根源，堵住它的通道，从旁塞住它的孔穴，同时疏通正常的流通，建立一项确定的法令，作为长久经常的计划，使后来继任你的人依据它来守护，沿着它来施行，永久不再产生弊病。遵从它就有利，违背它就有害；这样才算没有辜负众人的举荐。从今以后，你凭借此事登上显赫官位，树立盛大声名，成就伟大功业，以光耀并继承前人，哪里知道这不是为将来打下基础呢？《贺曹主客序》我的朋友郴阳曹君邦盛，以著名进士的身份任大行人，任满九年，擢升为礼部主客司员外郎。有人说：您先前担任的职务，是出使四方；如今曹君的职位，是主管四方使者。先前是以大国接待小国，如今是小国来而由大国主管。把彼此往来的情形、大小宾主的关系反过来观察，虽然形势地位不同，道理却相同。曹君读书明理，一定知道该如何自处，也一定能称职。我听到有人这样说，不禁叹道：“这个人的话，善于反观自己吧！”天地之间的人全都是人。人出生以后，道理相同，内心就相同；内心相同，感情也没有不同。感情相同，那么喜怒好恶的情形，千万人就像一个人。各人所处的地方、所居的地位、所任的事务、所接触的事物，万般不同。然而人的感情，顺着心意就喜欢，违背心意就厌恶；喜欢就高兴，厌恶就愤怒，根本没有彼此往来、大小宾主的差别。人若能遇到事物到来时，知道反过来观察自己，知道别人的内心与自己没有不同，知道别人这样对待我，是因为事情顺理，还是因为违理，是合乎道理，还是不合乎道理。凡是我自己不喜欢而发怒、不爱好而厌恶的事情，都坚决断然停止，不把这种态度施加给别人。不依仗自己的势力和地位，只以道理来衡量。如果这样做，即使掌握天下的大权，处理天下的大事，驾驭万民、抚慰四夷，也可以做到。《大学》所说的“絜矩之道”，孔子所说可以终身奉行的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恰逢司正林君万容率领同僚来请我写赠言，作为曹君升官的赠礼。我于是把先前听到和谈论的道理告诉他们。林君说：“这番话不只是今天可以作为赠给曹君的礼物，即使将来官位高居大僚、掌握重大责任，也终身使用不尽。”于是交给善于书写的人写在帛上赠给曹君。

译《赠刑部李主事序》国家鉴于前代的弊病，完全以经术取士，并把他们任用、分布在各级官位上。凡是刑罚、钱谷之类的事务，都交给士人，所以当今的官职，没有士人不能任用；士人如果不通晓经书，也不能入仕。所谓吏，只掌管案牍而已，其他事务不得参与。石溪李君子纯凭借尚书蔡氏之学考中进士，擢升为南京刑部主事。刚刚放下铅椠读书的习惯，便开始从事刑名律令之事，众人都颇觉得困难。我说：“并不困难。你专门学习五十八篇经典，书中典、谟、训、诰所记载的，以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谈到刑罚的言论，不止一处。我没有时间全部列举，只举其中重要的来说。钦恤明允，是有虞氏用刑的心意；敬明审克，是周人用刑的心意。体察古人的心意，把它用来听取今人的供词、探求其真实情状，依据当代法律来定罪，难道有什么困难吗？”有人说：“按照您的说法，是想让李君援引经书来断案，像汉代儒生那样做。”我说：“不是这样。古今时代不同，事势机宜没有固定的模式。如今案牍中记载的事情，哪里能够一一都像古代简册所记载的那样呢？” 你确实存有虞、周用刑的心意，却不拘泥于汉代儒生的做法，那么即使让你掌管刑罚，用它来使天下得到公平，也能做得很好，何况只是担任一名刑官的属员呢？”李君出行的日子将近，他同年进士、新安两位汪君请求我写赠言，所以就根据李君所专门学习的内容，摘取“心”这一点，作为对他的告诫。李君要记住它啊！不要把我的话看作迂腐之见，认为只是老生常谈。《赠董侍御考满序》我的朋友四明董君廷瑞，担任南台御史已经六年，因为任期考核期满而上京，天官卿带他入朝觐见，诏令准许他恢复原职，出行的日期已经确定。凡是与他交往的人，都说我与董君是同年进士，而且彼此友好，不能没有话来赠送给他。我想到董君刚授职以及第一次考核时，未曾写过一句话来激励他最初的政绩、勉励他谋求日后的功业；如今已经是第二次考核了。他的造诣更加深厚，历练通达日益长久，声名已经成就，政绩也十分显著，现在才想喋喋不休地强行扰乱他的听闻，岂不是太晚了吗？大家都说不是。古代的名臣建立事功、效尽忠力，往往是在长期任职之后才做到的。比如唐代阳城任谏议大夫，七年之后才开口议论陆敬舆、阻止裴延龄，大概是有所等待而这样做。虽说有所等待，却未必不是朋友激励的功劳；假如当时没有韩退之，又怎么知道他不会始终默默无言呢？既然如此，言语对人有益，也不是虚妄。你不要推辞，尽管说吧。又有人说：有好的开端却少有好的结局，事业成功后内心懈怠，是人的常情。董君此前六年，固然已经建立了能干的声誉，传播了美好的称誉。假如从今以后稍微萌发一点苟且之心，那么行百里路走了九十里，只能算走了一半；筑九仞高山，若少了一筐土，仍会功亏一篑。董君为人明敏、恭谨、勤勉，决不会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君子爱惜贤人、忧虑正人，爱护帮助的心，自然有不能自已的时候，想不说话能做到吗？唉，这两方面的话都说得对，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即使说了，也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不过各位请我写作的心意，不能白白辜负。只是我虽然愚钝，所说的话不足以对人产生轻重影响，姑且诵述古人的话来完成这项责任。朱子说过：“一天处在那个职位上，就要一天尽那个官职的责任；一天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敢一天占着那个职位。对有所爱惜的事情却不肯去做，是私心；有所畏惧而不敢去做，也同样是私心。”我冒昧用这番话回复各位，请他们写在帛上作为赠给董君的礼物。不过，这难道只是对董君一人的要求吗？董君回到南台后，凡是遇到与我志同道合的人，请把这些话都告诉他们。《贺丘治中序》太常寺丞、云间丘君允辉荣升顺天府治中，任命下达后，有人议论说：“您在太常寺任职十多年了。太常寺职掌三礼，天子在郊庙举行祭祀以及祭祀众神时，寺丞都参与其中，职任十分重要。如今任满九年，只得到京郡辅佐官的职位，好像是降职了，您难道不高兴吗？”又有人说：“您从文儒出身，蕴藏着有用的才干，却长久没有施展；您的内心一直想以功业在当世显现。掌管礼乐的官署虽然清要亲近，但才有时机得到任用。如今辅佐京尹，责任也不轻，有土地、有百姓，功业容易施展，又是通向更大任用的阶梯，大概正在一步步走到这里。您为什么不高兴呢？”有人把这两种说法告诉我。我私下认为，说您不高兴是错的，说您不能不高兴也是错的；两种说法都不是真正了解您。因为明处有礼乐，幽处有鬼神，侍奉神灵和治理百姓，根本不是两种道理；没有在这里有所获得却不能在那里有所获得的。过去舜任命伯夷为秩宗，主管三礼，勉励他说：“正直啊，只有清明才是最重要的。”这两种德行，难道只能用来侍奉神灵吗？使自身正直，使内心清明，作为施政治理的根本。我没有见过形体正直而影子弯曲、源头清澈而水流浑浊的情形。世俗儒者却说伯夷长于礼，所以终身只任一个官职而不更换。如果这样，那么伯夷就不是孔子所说的不局限于一器的人了，难道会这样吗？难道会这样吗？古代君子深厚蓄积德行，广泛积累学问，才能具备于自身，却不局限于所任之用；无论怎样任用他，没有不能胜任的。何况有百姓的地方，就有把社稷托付给他的责任；神与人遵循的是同一个道理，侍奉神灵和治理百姓并非两条道路，哪里需要在这中间区分喜悦和忧愁呢？那些得志便欣喜若狂，仿佛将要飞翔；不得志便忧愁不堪，仿佛连早晚都活不下去的人，是见识浅薄的大丈夫，哪里可以用来议论丘君呢？中书舍人张升听到我的话，认为说得对。有人告退后，我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祝贺丘君荣升的贺词。

译《赠乡友林廷宾南台御史序》友人林君廷宾与我同乡而学术不同。正统甲子年，我们一同参加乡试，我侥幸列入被荐举的名单。过了两科，廷宾才考中。我再次参加会试，连续没有考中。甲戌年才得以与廷宾一同考中进士，似乎是命运有所等待。因选拔入翰林任庶吉士，我在翰林，廷宾到大理寺观政。第二年，又有任命他为南台御史的诏令。唉！人的出处进退本来好像各有时机，我二人出生在同一地方，学习同一道理，理应没有不同。等到实际出仕和退处时，却开始相同，后来相同而有不同，不同之后又相同，幸而终于相同了。然而相同之中又有不同，难道造物者有意安排其中吗？不过，君子相交，固然不曾拘泥于完全相同，也不曾因彼此不同而忧戚。不同的是出处进退，却未曾不同的是这颗心。内心虽然没有不同，也不可以苟且求同。《易经》说：“上面是火，下面是泽，这是睽卦。君子由此明白，应当在相同中看到不同。”由此看来，君子在彼此乖离的时候，不可没有调和乖离的功夫。这一点可以看出！调和乖离的功夫没有别的，只是不苟且求同罢了。过去颜回与仲由分别时，出行的人说：“你拿什么赠送给我？”留下的人说：“你要我如何处置自己？” 那么廷宾将要告别我而离去，我怎敢不私下取法颜子彼此赠言的意思，为他说几句话呢？况且我居住在宫禁附近，所任职务在文学方面，政事不是我敢于过问的；而廷宾的职务在于振肃风纪，风纪的关键在于认识大体。大体端正了，其他事情就可以略去。赠给廷宾的话，就止于此了。廷宾出行时，将用什么话来处置我呢？我谨慎地洗涤内心，等待你的回答。《送山东张布政序》山东布政使缺员，朝廷趁闲暇派驿马传送文书。皇上临朝于正朝，回头对天官卿说：“上天和祖宗把天下全部交给我，海内万里，实在依赖藩辅重臣承接皇上的恩泽、宣扬皇上的教化，分担我的治理，解除我的忧劳。若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才，这项职务或许就会空缺，一方百姓万物也或许失去安宁居处。何况山东这样的大藩镇，紧邻京畿，所属郡县只有六个，纵横数千里，在古代是齐鲁的疆域，人口和物产的丰盛比过去更加增加，尤其不能把它交给不合适的人。你应当从廷臣中选择，看谁能担当承宣布政的重任，立即把姓名上报。我将授予他方伯之任，让他前往安抚我的百姓。”于是天官卿说：“某人可以担任。”皇上说：“好。”张公接受命令立即出行。我与张公素来有志同道合的情谊，他出行之际，我不能默然不言。只是想到皇上对他的委任和期望已经极其深重，张公应当记住啊！古代的大臣中，后世最尊敬仰慕的，没有超过周公、太公的；这两位公实在是百世人臣的典范。如今山东兼有齐鲁之地，而二公过去的封国都在那里。周公治理鲁国，亲近亲族而尊重贤人；太公治理齐国，尊敬尊长而崇尚功业。面对二公的故国，必须把二公治理国家的方法结合起来，同时施行；学习他们的心意而不拘泥于他们的具体做法，斟酌其中正道而不走向偏颇，这样或许可以使强国、教化、说服、安定各方面都尽到道理，得到宽严相济、张弛有度的好处。这就是皇上委任的意思、天官公正推举的意图，也是士大夫们私下寄托的期望，都在这里了。张公一定要记住，不可忽视。《送张方伯入觐序》江浦张公廷玺任广东布政使时，官阶由右职转为左职，任期已满九年。皇上认为岭南一带尚未安定，下诏又留公任职三年。到这时，他将入京述职，地方人士安于他的治理，受到他的教化，充分沐浴他的恩泽，竟忘了他任职已久；如今听说他将离去，便叹息流泪，忧伤不已，相互说道：“公离开我们，为什么这样快啊！”起初，公以良二千石的资历越级拜为方伯，到如今已超过十二年，恰逢边境多事之时。期间王师两次出兵征讨峒夷，盗寇侵扰、灾荒疫病年年都有。疆域和民生一天天比从前削弱，而各种供给和费用却丝毫没有减少，有时甚至增加一倍五倍。公在艰难中处理政事，在不足中筹措供给，在难以驯服的地方施行教化，在无可奈何的处境中谋划对策。他的心思一日也不曾离开十郡六十邑之间，即使是穷山绝塞、颓墙败屋之下，也没有一处不到。如今制度规定，官员以三次考核为任满期限，称职便升迁；公已三次考核，又加任一年。考核政绩来不及，上报考核来不及，进京朝见天颜、顺便回家祭墓的机会，也终于没有一天能够稍稍满足他的心愿。回头看当时同僚共事的人，大多在当时掌握权柄，入朝掌管政务根本，出外经营四方；有的一同奔驰而骤然腾达，有的后来出发却先到达，只有公独自承担镇守一方的重任，守着一个官职的常规，迟迟任职，竟长达十三年，而地方人士反而还忧伤叹息、流泪不止，认为公离开我们太快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地方人士舍不得公离去的心情，正是朝廷长期任用公的意思。皇上为边疆忧虑，也像臣下为家庭忧虑一样：一个急于谋划国事，一个急于谋划家事，本来就无暇替公个人谋划，而公又不替自己谋划，因此专心于一方，久任于一官。唉！谁知道长期专任正是积累功绩深厚、流布恩泽深远的原因呢？何况如今皇上正日夜思念贤能，切切想着访求旧臣；他为天下国家谋划，急迫得总像有所不及。公这次入朝觐见，一定会有非凡的际遇、超等的恩宠和不同寻常的任用；至于这一小方之地，本来就已经包含在皇上的谋划之中了。地方人士又何必忧伤呢？我家在琼海，距离防府二千里，最近恰好免于防务，听到地方人士的话后，才消释了他们的疑虑，于是写在简册上。当时掌管海南卫事务的都指挥王璲、琼郡守吴琛听说后认为说得对，请我写在帛上，快马送去为公饯行。《张方伯入觐诗序》方伯张公廷玺在广东藩司任职，任期已满，又留任三年，历经寒暑共十三年，如今将前往京师。我已经记述了地方人士的话，写序为他送行。藩司、按察司的诸位公又不远千里，派人渡海，请我为诸公赠行的诗作序。诗有序，古已有之。从前召公巡行南国，推行文王的政教，曾在甘棠树下休息；他离去后，人们思念他的德行，不忍砍伐那棵树，于是作诗歌咏，共三章，每章三句。

译序说：“赞美召伯。” 召伯的教化施行于南国；如今张公来到广东，那里地域遥远，不只是召南那样的范围。他任职长久，也不只是暂时在甘棠树下休息。他正处在岭海多事的时期，百般责任集中于一身，也不只是布施政令、推行教化而已。百姓思念他的德行、仰慕他的教化，也不只是因为爱护他休息过的树而不忍砍伐、毁坏它。一时之间，从大夫士人直到车夫、奴仆和小民，用来赞叹歌咏他的，当然也不止三章、每章三句。只是世上没有采诗之官、观风之使，原本就无法采集这些诗歌来为之作序。幸而藩司、按察司诸公念及长期的同僚情谊和深厚的交情，各自赋诗寄托心意，特意把子夏那样编次诗歌的任务托付给我，我哪里敢当呢？不过，诸公的诗虽然是叙写情怀、表达志意、为公送别，却也都由此显现出公的操守气节、治理教化和功绩。这些本来不需要我的言语，即使想说，也不知道该怎样说。我只是想到，公在岭海之间任职最久，劳绩最多，对广东百姓功劳最大，广东人思慕、爱戴他的心也最深。我最近恰好免除防务，居家闲住；在治下同辈中，我还算最擅长说话、颇被称为能言的人，却不能说出一句话，宣扬公的盛美，为百姓作倡导，反而让诸公先说了。如今诸公不嫌弃我，还想得到我这篇浅薄的文章，让它玷污珠玉般诗篇的开头；而公也不因我不才而求我写文，以便规劝增益他，我难道能忍心以怕亵渎告诫为嫌而拒绝吗？《易》中说，二爻与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二爻远离五爻，通常多受赞誉；四爻接近五爻，通常多有畏惧。公处在召伯的职位上，凡事都能实现自己的正直心愿，本来已经多受赞誉了。如今公入朝觐见，圣天子怜悯他久劳于外，必将特别宠遇并重用他，辅佐治理、弘扬教化，使四海安宁，这正是时候，难道能不有所畏惧吗？在远处受赞誉，在近处存畏惧，古代像周公、召公那样的大臣用来侍奉君主的心态，都是如此。我谨以此期望公。《赠湖广杨大参序》吏部官署中最重要而又最繁剧的部门，是考功司，专门负责考核百官的政绩，评定优劣；其长官承担黜陟官员的责任，不是合适的人不能在此任职一天。莆田杨君宗器自考中进士后，便任职于此，前后升迁三次，差不多二十个春秋了。今年夏五月，大冢宰把他的名字上报，提升为湖广布政司参政。有人说：君从前考核的是百官的政绩，如今君出任参政，百官将要考核君的政绩了，这种考核也就像君考核别人一样，能不忧虑吗？只有杨子说过：大器难道不正像规矩、准绳吗？先治理自己，然后才能治理别人。君既然知道治理别人的方法，那么治理自己的方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何况君具有宏大、博厚的器量，开明、通达、熟练的才干；入朝以来，服侍元老重臣，不止一人，前后与他同僚共事的，不下几十人。朝廷内各部门，地方各藩服，凡是百官的职掌、天下的政务、人才的贤能与否，他没有不详细察知、穷究实际，并推求其所以然的原因。偶尔有遮掩、迁就的事情，也都能洞察其中的弊端，不被它欺骗。孔子说：规矩确实设立了，就不能用方圆来欺骗它；墨绳确实陈列了，就不能用曲直来欺骗它。君用来治理别人的方法，也正是用来治理自己的方法。将来用这种方法来应对别人治理我，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如今一旦出任地方官、面对百姓处理政务，从前在簿册之间考核文书、核实事实的事情，都要一一在亲自查阅、实际办理中体现出来，我看他一定能做得很好，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不过，君这次出行，也只是姑且接受一次试验罢了。从前有人凭一技之长、微小善行偶然得到当权者赏识，只见过一面，尚且不被遗忘；何况像我杨君这样有器量格局的人，长期处在陶铸人才的中枢之下，彼此体察熟悉、相互了解很深，难道能长久在外徘徊吗？君要出行了，同僚陈君某等请求我写几句话相赠，谨写下这些，等待君归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送云南傅参议序》天顺三年夏四月，翰林检讨、严陵人傅先生因内阁大臣推荐，越级任命为云南布政司参议，任命已经下达。有人对我说：“朝廷任用有文学、老成持重的士人，把他们储备在馆阁，培养才干以等待任用。像先生这样的人，常在天子身边，充任顾问，负责编纂修撰，这本来就是他的职位。如今却让他出外到万里之外辅佐藩政，在山川险阻的地方奔波，治理说鸟语、长着夷人面孔的百姓，难道合适吗？”我私下认为，这正是朝廷深刻任用、培养人才的用意。如今朝廷之中，百官卿士，难道没有事先揣摩上意、简省发丝而数米粒、问羊而知道马的人吗？又难道没有内心深刻刺骨、舞弄文辞巧加诋毁、使令行禁止的人吗？但朝廷都不任用这些人；大臣所推荐、圣上所宠爱提拔的，偏偏是有文学而老成的人，难道不是因为这种人简朴正直而不苛刻，镇定沉着而不浮躁，外表柔和而气质朴实，外貌朴厚而内心明察吗？把这样的人用于当世，表现在实际行事上，虽然似乎没有赫赫显著的功劳、突出伟大的业绩，然而天下百姓暗中受到他们恩惠的已经很多了。何况云南偏处荒远之地，民人与夷人杂居，种族类别不一，治理那里尤其在于使他们各得其所、安定和睦。如果任用初入仕途而锋芒锐利的人，一切都用法令约束，用威势威吓，即使有时能在一时取快、在早晚之间见效，等到时间久了，便会知道法术穷尽、威严衰减，而造成的祸害将多得无法挽救。这就是古代懂得治国体要的人宁可舍弃那一类人而选择这一类人的原因。我将与先生乘驿车前往任所；他的同乡中在京任职的人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所以我特意叙述朝廷选用他的用意，告诉先生。那么先生也应当思考如何不辜负朝廷的任用吧。

译《送陕西杨参议序》户科掌科事给事中、姑孰人杨应奎任期届满，升任陕西参议，出发已有日期。他的同僚冉尚彝等对我说：“应奎这次出行，我们私下想仿效渊明、陆路赠别的情义，写些话为他送行，借你的口来表达，怎么样？”我说：“我不能。”尚彝说：“你不是应奎的同年好友吗？何必推辞？”我不得已，请允许我说一句赠言：“范仲淹有话说：‘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虑远处却不忧虑近处，并不是近处没有值得忧虑的事。常人的情感，是谨慎对待近处而忽略远处；君子的心，却是对远处的忧虑比对近处更加谨慎，并非有所偏向。先前君以名列进士而升任侍从，出入宫禁，多年如此，本来已经朝夕接近圣上的光辉；凡是皇上的起居言动，以及礼制的修订、政令的施行，都亲身接触、亲眼看见，能够随时就事献上忠言，似乎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然而，偏远地区和小县的百姓流离困顿、凋敝困苦，穷边绝塞戍守、更换防务和运输供给的劳苦，难道没有一个人或许失去自己的安身之所吗？何况失去安身之所的又不止一个人，难道能不为之动念吗？这就是值得忧虑的事情，也是君过去已经有的忧虑。如今却不同了。我希望君对于从前所忧虑的事，现在要思考解除它们的方法，不要只是怀有忧虑之心却没有解除忧虑的办法；也不要把从前所忧虑的事情转移过来，去忧虑那些本来不值得忧虑的事，这样才差不多合于范希文的用心。希文的功业在鄜延、环庆之间，如今君将治理他曾经走过的地方，抚慰他的遗民，难道可以不想一想怎样向他学习吗？先忧后乐，是希文的用心；立志以希文自我期待，是仰慕希文者的用心。君以经术为学问，以儒学科举出身，是有志于古人的人，所以我也以古代贤人的用心来期待你。诸位认为怎么样？”尚彝说：“对。”于是写下这些，作为赠行序。《赠广西江按察使诗序》天顺六年春正月，朝廷任命监察御史、四明人江元勋为广西按察使，这是特别的任命。诏命下达后，凡是与他同朝任职或相互往来的人，都为他高兴。大概因为公道已经取信于天下，才华卓异的人就会得到破格提拔，不至于和庸碌之人一样长期困在通常的调任之中，所以大家为之高兴。至于君自己高兴，又有更特殊的原因。君的母亲太夫人今年已经八十岁了。五月二十九日，是她的生日。君因职务被牵系在朝廷，常怀不能及时奉养、了解母亲年岁的忧惧，想亲自前往觐见却没有办法。这次幸而承受恩命，巡察一方，赴任时顺路可以经过家乡，又恰好赶上太夫人的生日，难道是上天借给他的便利吗？他的喜悦大概是为了母亲。过去庐江人毛义为了侍奉母亲，得到一个安阳令的任命；他捧着任命文书时，尚且高兴得变了脸色。何况君自考中进士还不到十年，就任三品官，超出同列，统领一方廉察之任；朱衣金带照耀乡里，使头发已经花白的母亲亲眼看见儿子这样卓越非凡地成就事业，他的喜悦该是怎样呢？像君这样，可以说没有辱没自己的父母了。不过，不辱没父母，一定也不能辱没朝廷的使命；不辱没朝廷的使命，这才是不辜负所学。孔子说：“防护一棵树、杀死一只野兽，如果不在适当的时候，也是不孝。”如今朝廷在众人中选拔君，又把数千里土地、数十上百的官吏、数十万的军民交给你，使君掌握他们的命运，而升降、生死都必须使每个人各自安处，然后才算没有辱没朝廷的使命；否则，这种不孝就不只是“防护一棵树、杀死一只野兽而没有选择时机”而已，而是辱没父母、辜负所学，罪过就大了，难道能不畏惧吗？这样看来，我们为君高兴的事情，恰好也足以成为应当畏惧的事情。君将要出行，有人为他作诗赠别，并祝太夫人长寿；武选副郎范德章请我为诗序写开头，所以我特意叙述其中喜悦和畏惧的意思，以表达朋友爱护、辅助他的情怀。

译《送刘仗和提学浙江序》我的朋友刘仗和以翰林庶吉士身份授任监察御史，到如今将近九年了。他不只是以风纪操守著称，而且有文学之名。正好江浙提学宪臣的职位空缺，当权者说非刘御史不可，于是把他的名字上报。皇上准许，立即提拔为浙江按察副使，奉玺书专门主持学校教育，这是经过精选的任命。他出发已有日期。有人对我说：“你同刘君交情深厚，一定有文章为他的出行赠别，将怎样立论呢？”我说：“我准备劝他讲学。”那人笑我说：“你怎么这样迂腐呢？刘君是忠愍公的儿子，家世以《春秋》为业，父子兄弟互相为师友，一同登上显要职位，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他以名列进士被选入内府读书，虽然任御史，但文学之名始终像在翰林时一样。天官卿知道这一点，所以提拔他担任这项职务；他的文学本来就是长处。你又想劝他学习，难道不是迂腐吗？”我说：“不是这样。道理没有穷尽，学问没有止境，学习难道可以一天不讲吗？君所任虽然是掌管风纪的职位，但专门主持的却是学校政务。学校政务所要阐明的，是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长幼的伦理；所要追求的，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所要学习的，是《易》《书》《诗》《春秋》和三礼的经典。这样才能敦厚教化根本，淳厚风俗，造就人才，以供朝廷将来任用。这项责任实在不轻。两浙十一郡的士子，无论成年还是儿童，估计有数千上百人。他们贤能还是不贤、善良还是邪恶，全都要依赖、系于我一人。他们睁大眼睛环视着我，众口喧哗地议论着我。有疑难道理的，等我来裁决；走入迷途的，等我来援助；怀有私见的，等我来纠正；昏暗不明的，等我来启发；污浊不洁的，等我来清洁；卑怯退缩的，等我来使他站立；受到震撼冲击的，等我来使其镇定；放纵跌宕的，等我来加以约束；盘曲错杂、纷乱纠结的，等我来疏解；有辛甘燥湿等偏失的，等我来调和烹调。必须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当，使每个人都安处于适当位置，使每件事物都明白它的由来，这样才差不多可以。如果有一件事不知道、一条道理没有究明、一句话偶然说错、一项行为稍有偏差，他们就会群起在众人面前嘲笑先生。更严重的，甚至会像刺猬竖刺一样纷纷指责诽谤，难道能不想到这些吗？如果不是自己平时讲习贯通有素，操守行为一贯稳定，突然面对他们无穷的要求，安然承担全面的责任，也实在困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这就是讲学的功效不可缺少的原因。《尚书》不是说过“教人学习，自己也得到一半收获”吗？《礼记》也这样说。教学能够相互促进，在温习旧知识之后获得新知，在教诲别人的时候融入自己的求学。古代圣贤用来增进修养、成就德业、成为天下师表的，就是这条道路。我同仗和情谊深厚，并不是随便互相阿谀的人，所以在他出行时劝他遵循古代圣贤教学的道路；话语看似迂阔，实际上切实，难道只是随便说说吗？那人点头而去。左春坊右庶子徐溥、时用通政参议何琮、文璧监察御史冯定、士定都给事中金绅、缙卿给事中黄甄、器之寗珍、伯珍听到我的话后认为说得对，请我写在帛上，作为仗和赴任时的赠言，于是我写下了这些。我和上述六人，都是仗和的同年进士，曾一同在翰林读书。《赠福建宪副何廷秀序》我的朋友盱江人何廷秀，以刑部正郎的身份升任福建按察副使。朝廷中的荐绅士大夫都作诗为他送行。他们把空白的篇首留给我，请我写文章来叙述彼此赠诗的意思。唉，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廷秀继承家学，以经术成就功名，在贤能科第中列于省部官员之间，历任礼部、刑部官职，从副职升为长官，声名显赫于朝野之间。人人都能说这些，我有什么可说的呢？何况廷秀砥砺操行、爱好学习，表现在文章上，典雅庄重而有法度；当今的政务和法律条文，没有不精熟的。人人都能知道这些，我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我和廷秀同年考中进士，向来是我推重的人，想不说话，难道能不说吗？我听说古代君子侍奉君主，忧虑天下治理，警惕君主是否明智；交结朋友，则警醒君子，忧虑善人。为什么呢？从古到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之人多。善人君子处在众人之中，就像北斗处在群星之中，像明亮的火炬处在群灯之中，像相连的屋舍中有一根高耸突出的栋梁，像各种器物混杂陈列而明镜在其中光彩灿烂。他们立身高尚，资质宏大，又使自己的作用光明、高尚、宏大，因此光彩如此，人人一抬眼就能看见他们。有善行美德，本来未必能彰显；一旦有一点过失，人们都会指责、传播，丝毫不加宽容。这难道不是深深值得忧虑和警惕的吗？因此古代君子有志于扶持善类，总是忧心忡忡、相互劝勉，过分地为他们忧虑、警惕。他们并不是有意借此结党比附，实在是心中确有整个世道。《左传》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难道能够存在吗？” 假使如今在朝廷内外任职的人，都像这样人人存有忧虑警惕之心，自己忧虑、自己警惕，又彼此共同忧虑、彼此警惕，那么善类就会得以树立，国家命脉就会长久，天地间的元气也总能保持完整，还有什么可忧虑和警惕的呢？廷秀德行周备而才思敏捷，既读书又研习法律；如今一旦出任刑部官员，掌持一方风纪，本来就是他应当做的事。但我仍然一定要以此相告，是因为要推述古代君子彼此扶持的心意，为那些本来没有人忧虑的忧虑而忧虑，为那些本来没有人警惕的危险而警惕。这就是我先前所谓“有什么可说”的话，也是我不得不说的话。

译《送宪副徐君赴广东诗序》尚书刑部郎中徐德容因大臣保举，升任广东按察副使，奉玺书专门督理海道。同朝的士绅都作诗为他送别。通政参议陈时用、侍御魏孔渊把文稿交给我说：“请你为这些诗作序。”我看诸位诗作中用来抒发感情、描写景物的内容，虽然无所不有，却不是徐君职务所关系的事情。我是粤地人，对那里的地理知道得较为详细，请让我把这些话放在群诗的开头，可以吗？二位公说：“可以。”我私下认为，广东十郡中有八郡临海，从东到西相距三四千里。国初在这里设置卫所大小七十多处，用来防备海道；但年久以后弊端日益滋长，戍守器具全部废弛。朝廷知道将领不足以依靠，于是增设宪臣加以督理。凡是滨海地区都如此，而尤其重视广东，因此任命了这个职务。大概因为境外就是西南各夷族珍异物产的出产地，得到一把就可以立刻致富，所以那些冒险逐利的人把死亡看得像假寐一样，即使倒在刀刃之下的人接踵而至，最终也不后悔。甚至有人招引外敌，成为边境的祸患，因此海道重任如果不是有过人的才干、素来以廉洁著称的人，朝廷不会轻易交给他。然而，从前防备的是海上，担心盗寇从外部而来；如今广东西部的峒猺乘我不备，越过边境，成为腹心之患，于是盗寇又从内部产生。于是开始撤去外部的藩篱，用来作为内部的屏障；先前所说的废弛状态，又荡然无存了。不幸在这种废坏之后，承担一方面的重任，这职责不是很难吗？不过也没有什么难的。大丈夫拥有超过常人的资质，要在这个世上建立功名，只怕遇不到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因而无法显露自己无所不能的才干。如果从容缓慢地处在太平之时，走平坦道路，乘容易办成的机会，凭现成可用的条件，即使有所作为，也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有事情无可作为、人人都不能有所作为，而我却能轻易办成它，这样才能在天地之间显现出杰出伟大的成就。君出发吧，我对君的期望，不只是使海道安宁而已。将来君从羊城出发，沿海向西，经过城邑的废墟，看见村落的荒草，请替我问滨海百姓：“造成这种局面的是谁呢？” 《赠浙江谢佥事序》刑部员外郎、祁门人谢德泽因大臣推荐，升任浙江按察司佥事。将要赴任时，他在朝廷任职的同乡知道我与君交好，托我写赠言。我听说，祁门的《春秋》学闻名天下。君起初凭这部经书成就功名，考中进士后进入刑部任职，如今又升任按察司佥事。国家设置按察司，分署掌管刑狱，因为宪司事务不止一端，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刑狱。君过去已经凭这部经书辅佐长官，阐明天下的刑法；如今前往主持一方的按察事务，难道能独独置《春秋》于不顾吗？前代正人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又说：“《春秋》是圣人的律令。”孔子借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事件寄托赏罚之权，对于惩治恶行尤其深刻明确。对于郑庄公讨伐共叔段，推究并揭示了最隐微的缘由；对于齐国俘虏归还一事，归结并订正了其中的罪责；对于公子嘉的案件，推究实情而确定罪名；对于弃疾的恶行，诛责他的根本用意；至于商臣的叛逆，又推究事情的根源，揭示首恶；至于士縠、箕父等人的牵连，又依据忠恕之道，不存偏袒结党的意思。唉！圣人依据公平正大的道理，来裁定轻重曲直的事情，明确合乎天理，深切符合人心，实在是万世审理案件者的权衡和墨绳。有人说，只读经书而不读法律，就没有办法辅佐君主。唉！古今的法律道理，有哪一样超出《春秋》这部书呢？如果法律在《春秋》之外，那就只是司空掌管的城旦刑书，哪里是所谓的法律呢？君专门研究这部经书，已经凭它取得功名、获得官位；但我不知道你在大司寇属官任职七八年间，所审理的案件何止千百件，曾有一两件合于经义吗？君也曾像汉代人那样引用经义审理案件吗？想来或许有过，但也只是辅助长官而已，不能凭此独自裁断、畅行己意。如今作为一方佥宪，按旧例，天下各按察司都有分道，各道都有印章，每年分别派官员巡行所属地区，事情无论大小，都可以独立审理、专门上达。君从此就能够施行自己所学的东西了。天下的事情万有不齐，必须用权衡才能知道轻重，用墨绳才能知道曲直；如果掌事的人没有权衡和墨绳，事情来到面前，能够不歪曲轻重曲直的实情而颠倒行事、逆施其为的，几乎没有。 《春秋》就是衡量轻重的权衡、辨别曲直的墨绳。以此为根本来审理天下的大事、裁决天下的大疑难，便会迎刃而解。至于一方按察司的佥事，难道还用说吗？君到了任所，请记住这些话，不要把我的话看作迂腐。《重编琼台稿》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稿》卷十二 明，邱濬撰 序

译《送惠州李知府序》今天的郡守，就是古代的诸侯。世人称他为邦君，因为他与百姓之间有君臣之道；称他为民之父母，因为他与百姓之间有父子般的恩情；称他为民之师帅，因为他与百姓之间有师生的道义。百姓赖以生存的三件事，郡守都要承担。责任重大，实在不容易完全做到。能够做到的，历代也没有几个人。唉！要在数百年间找到这样几个人，难道容易吗？长沙李明远，早年以进士身份任行人司正，出任蜀地叙州府知府，他的政绩声誉已经广泛传在人们耳目之间。近世士绅大夫屈指评选贤能的良二千石君，他一定在其中。不久遭逢父母丧事，解除官职在家居丧。如今皇上恢复大统的第二年，起复他改任广东惠州府知府。任命下达后，惠州旅居京城的人听说此事，喜悦地相互告知：“这就是治理叙州很有声誉的人。”侍御郭君托我写赠行序，并且说：“君一定想得到你的文章。”因此我不敢推辞。我认为，百姓赖以生存的三件事，就是君主、父母、老师，郡守一身兼有这三种身份，所关系的事情确实重大。我已经遍观古代，能够完全做到这条道理的人实在很少。陈宠治理郡县，任用王涣来选拔贤能，任用钟显来拾遗补阙；即使是贤明君主治理国家，也不过如此。黄霸治理郡县，竭力推行教化，然后施行诛罚，务求使人得到成全和安定；即使慈爱的父亲养育子女，也不过如此。文翁治理郡县，招收下属县的子弟作为学校学生，为他们免除更役和徭役；巡视县境时，一定和那些明经、品行端正的学生同行；即使严厉的老师教导弟子，也不过如此。像这样的人，历代没有几个；有的人专长于一件事，很少有人能够全部做到。仅凭一件事成名，史书尚且把它当作美谈，何况能够全部做到呢？所谓全部做到，必须像孔子所说的“人口众多而使他们富裕，富裕之后再施行教化”，像孟子所说的“井田制度、学校教育”，这样才算达到极致。秦汉以来，谈论治理的人都只是苟且而已；如果不是通晓经学、研习古道、号称通儒的人，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李君以经学为学问，以儒学科举出身，这大概是曾经立志追求圣贤之道的人。所以他出行时，我冒昧以此期望他。《送潘给事中知兴化府序》皇上恢复大统，更新各项政务，尤其切实重视百姓生活的利弊。首先举用祖宗更换贤能、养育百姓的典制，罢免守令中尤其不称职的数十人，精心选拔在朝廷任职的臣子来补充他们的职位。于是刑科给事中潘本愚得到福建兴化府知府的任命，入朝辞行已有日期。凡是乡人在朝廷联合任职的人，都对我说，我以文章为职，不能没有一句话来向君表示祝贺。以天子身边的侍从之臣得到一个郡守职位，古人本来乐于这样做，本朝人却不愿意就任；而大家仍然一定要表示祝贺，实在是因为高兴于治国之道能够得到施行。士人做官，常常忧虑不能得到上级赏识；得到上级赏识后，有时又被职位限制，恩泽不能向下施行。恩泽能够向下施行的，又常常不被上级知道。治道之所以总是难以施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今君离开法从近臣的职位，承担治理一郡百姓、主持地方社稷的责任，不仅心意得到上级理解，恩泽也将能够施加于下民。治道难道会由此得到施行吗？做官而能施行自己的治道，对于所学来说，可以说没有辜负了。道出于天，具备于人，完善于圣人；承担主要责任的是君主，分担责任的是臣子。士人生在这个世上，之所以学习圣人的道，并且都有志于为这个时代所用，难道只是为了替自己谋划吗？只是要用来施行自己的道罢了。得不到上级支持，施行它就没有阶梯；不能亲近下民，下民接受它就没有土地。得到阶梯来施行我的道，有土地来接受我所施行的道，那么道就能施行了。像这样还不感到高兴，那么有志于施行道的人，就不应当如此。君学习古道而通晓经书，对于辅佐君主、施惠百姓的道理，讲习阐明已久。遇到圣明的时代，出入宫禁，得到皇上赏识，首先承受破格提拔，又把千里之地的百姓托付给你治理。所管辖治理的地方，又是海滨有“邹鲁”之称的地区，百姓容易学习道理、容易治理，恩泽也容易向下流布，道的施行可以预期。我谨以此表示祝贺。不过，道虽然已经施行，却还没有得到大规模施行。古今以郡守身份入朝而登上宰辅职位的人，往往都有。我不敏达，将来还应当蘸墨大书，祝贺君使道得到广泛而彻底的施行。《送潮郡黄知府序》古代治理潮州而有声誉的人，我找到了两位：唐代韩文公、宋代陈文惠公，就是他们。二位都因除去鳄鱼之害而声名显著，当时获得美誉，流传后世。世人最终没有谁能够判定二人的优劣。我私下认为，杀死鳄鱼，是凭力量；感化鳄鱼，是凭诚信。力量能使人受到震动，诚信能使上天受到感动。这就是二人的优劣所在。唉！韩公之后有陈公，陈公之后，几百年间寥寥无几，再没有继承者。如今治理吴郡的黄侯，难道不是听闻二公的风范而奋发起来的人吗？黄侯自到任以来，一心以二公治理潮州的方法为准则，内心尤其迫切，只把除去百姓的祸害当作最急要的事。虽然古今时代不同，未曾有除鳄鱼之事，但他除害的心意，起初与二公并没有不同。然而鳄鱼的危害，只涉及海滨以捕食为生的百姓；至于我境内城邑乡村的百姓，本来没有受到祸害。况且那异类凶恶顽劣、没有灵性，本来并非有意伤人，只是人恰好遇到它，于是它便放纵毒害而已，并不像人与人同类。可是人却为了肥己而吞噬别人，伤害事物、败坏同类，没有什么坏事不做。他们存心用意，不知道限度。他们的危害，岂只是鳄鱼可以相比的呢？处在百姓之上的人，如果安然自得，不觉得奇怪，畏缩苟且，袖手旁观而不过问，难道是天子任命官员的本意吗？学习古人的心而不拘泥于古人的事迹，是善于学习古人的人。黄侯治理地方，虽然不拘泥于二公从前的做法，但他的心意大概与二公相合。因此，要在数百年后承继陈公未竟的事业，除了黄侯还有谁值得期待呢？不过，用权术驾驭事物，权术有时会穷尽；用威势控制事物，威势有时会衰减。又哪里比得上一片诚信最为高尚呢？这种诚信，在天是实在的道理，在人是实在的内心；大可以感动天地，幽微处可以通达鬼神。金石可以被它穿透，豚鱼可以被它感化，风可以使它回转，旱灾可以使它降雨，老虎可以使它渡过河流，蝗虫可以使它不进入境内，已经离去的珍珠还可以使它返回。何况普通百姓呢？黄侯如果始终守持这种诚信而不夹杂私心，那么沿着陈公以上承继韩公的事业，就不难了。这样看来，过去治理潮州而有声誉的二公，难道还能独自享有前代的美名吗？黄侯考核政绩后入朝，考核成绩列为优等，将要返回任所。府丞李先生是潮州人，命我代他写这些话，作为给黄侯的赠言。我听说黄侯有志于古人，所以用古代人的标准来期望他。

译《送武昌章知府序》贤能俊秀的人，就像良金美玉一样，随着所在之处而光彩闪耀，光芒向四周发散；即使混杂在蓬蒿、瓦砾之中，也无法遮掩，自然远远不同于其他事物。普通小民和儿童，脚步从未进入城市，眼睛不认识珍奇之物，本来不曾见过；偶然一见，没有不惊讶、喜爱、仰慕的。何况把它放在交通要道的大市场中，又被见识广博的人接近呢？我的朋友桐城章丝纶，是世人所说的贤能俊秀之士。考中乙丑科进士，提升为给事中，不久因获罪左迁赵州判官，随即掌管州事；因居父母丧解除职务，起复后任应州，任满起复升任武昌知府。当他从法从之臣贬迁赵州时，奔走在州县之间，与群吏为伍，看起来似乎不能再振作了。然而他的治理声誉光彩显著，传遍燕赵之间；进入他的辖境的人赞美他的政绩，接触到他的仪容的人陶醉于他的德行，人们敬重他，和他在宫禁近臣任职时没有不同。等到调任应州，那是极边之地、戎马交冲之处，事情的艰难又比赵州更甚；但他的政绩显著，比在赵州更加突出，人们敬重、赞美他的人也更多了。所谓良金美玉，随着所在之处而光彩闪耀，自然无法遮掩，章君不就是这样的人吗？章君不就是这样的人吗？不过，金属经过反复锻炼会更加坚硬锋利，美玉使用长久会更加温润有光。我知道，如今君治理武昌，其治理范围在辖府之下，职位责任的重大、土地的广阔、人民的众多、事务的繁盛，比起先前的任职，何止多出千百倍？他坚强的资质、温润的气度、发扬超越的光彩，到这时就更加可以看见了。譬如良金美玉置于通衢大市场之中，那么人们敬重、赏识它，应当比从前多百倍。将来铸成鼎，用来象征万物；制成玉璧，用来祭献上天，也将从这里取材。我同君交往已久，向来了解他；他正是所谓金玉般的君子。因此武昌士大夫请求我作序时，我就取用他本有的、与金玉相似的品德，作为君赴任时的赠言。《赠廉州邢知府序》岭海一带的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而海以北三郡尤其严重；在三郡之中，廉郡又最为严重。成化戊子年秋七月，朝廷采纳巡抚大臣的意见，把廉郡太守林君从按察司提拔出来，让他巡行海以北地区，整顿并安定那里的百姓。于是任命户部主事宜山邢君直夫补任他的职位，特别赐给玺书，把守卫、防御、抚恤、安定百姓的职责交给他。任命下达以后，凡是在京城的岭海人士，没有不欢欣鼓舞、感叹的，都说：如果五六年前早有这样的举措，那么这一带的百姓不至于困苦到这个地步。有人说着说着便长叹流泪。有人说：廉郡得到邢君固然幸运，但邢君以著名进士的身份通籍朝廷，任职于地官之属，存心立志、勉励操行，本来就不在别人之下。人们不必像邢君这样，往往都能身居显要职位、得到优良的任所；邢君究竟有什么罪过，竟得到这样残破的地区，治理这样满目疮痍的百姓？名义上虽是二千石的太守，实际上还不如江南一个小县。即使有才能，又能施展在哪里呢？我说：这正是朝廷任用邢君的深意。处在优良的地方做官，即使只有中等人的才干，只要有志向，都足以在当世表现自己。只有处在形势不可作为、力量又不足以施展的地方，才会既没有财力和劳役，也没有百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振兴废弛的事业、成就治理的功绩，然后才能看出他的才干远远超过常人。朝廷任用邢君，并特别赐给玺书，意思或许正出于此吧？即便如此，我仍从邢君这次出行，预见三郡治理成败、兴衰转变的契机。既然有这样的天地，就有这样的地域；有这样的地域，就有这样的百姓。本来从来没有哪一天只有土地而没有百姓。自从峒夷酿成祸乱以来，至今已经超过十年了。当地百姓死于盗寇、死于饥荒、死于瘟疫、死于官军的，十个人中只剩两三个。如今如果还不替他们设法，我恐怕几十年以后，连这所谓的两三个人也会死尽。难道这符合天道生生不息的意旨吗？天道三年有一次小变化，十年有一次大变化，困穷到极点就会发生变化，变化了就会通达。这一带已经乱到了极点，或许将转为治理；衰败到了极点，或许将转为兴盛，这个转机难道就在邢君此次出行吗？邢君去吧，希望你体察朝廷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怜悯这些困苦残破的百姓，给他们食物和饮水，给他们衣服和被褥，温暖抚育他们，保护保障他们，使他们休养生息；使他们枯骨复肉，保护他们的幼小；把他们的亲属当作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来对待；开垦他们荒芜的田地，清除堵塞道路、压满屋宇的荆棘，使他们重新拥有生存的快乐，再次成为太平时代的百姓，这难道不是你最大的恩赐吗？这样一来，你的芳名美誉就会同这一带的山川一样长久。裴主事秉彝是本郡人。他为本郡得到贤能的太守而高兴，也认为乡人将有得到休养的日子。他来请求我写几句话赠行。我家与廉郡相邻，对于这个地方有患难相助、同心相交的情谊，所以也高兴地写下这些话。赠曲靖蔡知府序 成化五年春王正月，天下诸方来朝会集，大明罢黜了最为不称职的郡守，慎重选择人选补任其职，于是提升南宁府同知、天台蔡君廷白为云南曲靖军民府知府。命令下达后，议论的人说：如果把这样通晓练达的人才放在京畿附近，担任繁重事务的职位，尚且不足以完全发挥他的才能；如今反而把他安置在遥远偏僻、山穷水绝的地方，去治理那些野蛮鄙陋的百姓，难道不是委屈了他的才能吗？我说：不是这样，这正是朝廷任用人才的深远用意。内地的华夏百姓，平素明白礼义，风俗一向淳厚，政教一向推行；如果得到一个中等才能的人，顺着当地风俗施行新政，就像依着丘陵川泽来安排高低，费力很少。又像用健壮的马驾着轻车，在宽阔平坦的大道上奔驰，没有阻碍；这种事谁都能做，不必特别选择人才。至于在遥远的边外地区做官，治理鄙野的百姓，却要一下子施行新政来改变他们旧有的风俗，这同在平坦地上倾覆一筐土又有什么不同？难道要让我在荆棘和险隘之间奔驰吗？费力多而且处处抵牾、难以推行，这是必然的。若不慎重选择人才，怎么足以胜任这个职位呢？即便如此，孔子这样的圣人还想居住在九夷之地；班固史书中记载循吏，也详细记载了治理异俗地区的事。所以，在桂阳修明学校教育的是卫子产；在九真推行婚嫁礼仪的是任公孙；在合浦沟通商贾货物贸易的是孟伯周。今天的滇南，也如同汉代的那些郡。蔡君如果确实不轻视曲靖百姓，而用中原的治理方法治理他们，用圣人的教化教化他们，那么后世撰写国史的人，也将大书特书，彰显你的治理功绩，如同班孟坚记载卫子产、任公孙诸人一样。你将要赴任，同乡中在朝廷做官的人来征求赠行之言，并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特意举出汉代循吏治理异俗地区的事，来勉励你。

译送金华周知府序 金华是东南的文献之邦。从宋、元直到本朝初年，儒学兴盛，人才济济，前后相继，彼此可望。当时被称为文献之邦的地方，金华便在其中。这也如同春秋时代的鲁、邹，东汉末年的汝、颍。文献之邦，如果不能得到儒者来治理，就不能保持这个称号。大冶周君子正以膳部正郎的身份授任金华府知府。出发的日子将近，宗人府仪宾王君来请求我写话赠行。周君是安成彭文宪公最得意的弟子。凭《春秋经》中庚辰科考中进士，历任两京官职，仓促紧急之时也一定依靠儒者。我为他以儒者身份治理文献之邦而高兴，他一定能够掌握治理的要领，也能使士人舆论满意。然而，我对此又私下有些疑问，姑且举出来问他。婺州自宋室南渡以来，吕成公、陈龙川、唐说斋同时兴起，各以自己的学问在当时著名。此后，北山何氏确实得到朱子的正传，并传授给王鲁斋；金仁山、许白云又相继传承。当时还有永康的胡氏、浦阳的柳氏、乌伤的黄氏、东阳的张氏、兰溪的吴氏，都凭文章名闻天下。不仅如此，白麟溪的郑氏几代同居，又以义声显著闻名于远近。到了本朝初年，景濂先生辅佐我朝皇祖，开创了一代文治。当时又有王、许、吴、胡、苏、戴诸位先生辅佐成就此事。郑氏的俊彦，也有郑济、郑沂、郑栢这样的人。一时清俊之才、宏博之学，天下人都尊崇仰望，这是多么兴盛啊！如今距离那时将近百年，声名文物本应历久而更加兴盛。然而近来婺郡的民风士习，回头同从前相比，几乎有不如从前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定有原因。我寻找这个原因却没有找到，谨借周君出任太守的机会，试着问一问。周君到郡以后，在处理政务的闲暇，试着查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幸望借着风教指示我。即便如此，古代善于治理的人，都把端正风俗、兴起人才当作最急迫的事务。文翁教化蜀地，韩公教化潮州，都没有依靠现成条件，却仍能使那里兴起。直到今天，那两郡的百姓世世代代仍蒙受他们的恩惠。何况婺州本来就是文献之邦，前辈的典范离今天并不遥远，一旦振作起来使它兴盛，恢复百年前的旧貌，难道会很难吗？周君认为怎么样？送琼郡叶知府序 琼郡自古号称乐土，而且以容易治理闻名天下，已经很久了。这是因为全郡独处海中，没有邻接的土地和边界；百姓都安居本土，没有流徙在外的人；冬天不太寒冷，没有冻裂皮肤、冻掉手指的痛苦，百姓不担心受冻；田地一年收获两次，又兼有山林川泽的利益，百姓不受饥荒阻碍；奇异的香料、珍贵的木材、文采斑斓的甲壳和细密的毛皮等物产，通过商贾贸易，向北进入江淮、闽、浙之间，每年以千万计，物产十分丰富；风俗质朴，性情柔顺，乡里没有横行霸道、强夺财物的人家，风俗中很少有盗掘坟墓、刚愎凶狠的习气，百姓淳厚；赋税只用于供给军队，没有漕运税赋的输送；养军只为守卫本土，没有在外服役、轮换戍守的劳役。以上这些情况，都是其他郡所没有的，确实是所谓乐土而且容易治理。然而世上的做官之人，往往因为它难以获得声名而不愿前往，这是为什么呢？唉，当然有原因。难道不是因为那些人的器量不宏大、才能不充足、声望不高吗？皇上复正大位的第二年，下诏任命台州府同知叶侯为琼州府知府。命令下达那天，我前去拜候他。一见面，顷刻之间便看出他大体是一个所谓有器量、有才干、有声望的人，叶侯真正就是这样的人吗？器量一定宏大，才有能够承受大事的地方；才能一定充足，才有运用施展的资本；声望一定崇高，才有办法使众议满意、使人心悦服。这三点，别人只要具备其中一点，即使凭此治理四通八达、事务繁重而地位重要的郡，尚且没有不可以的，何况叶侯三者兼备呢？以兼有众人之德的人，治理和乐的地方、容易治理的邦国，不仅政事会得到妥善处理，百姓也会因此安定；我知道一方的山川、鬼神、草木、鸟兽，也没有不安宁的。唉，琼山百姓多么幸运，竟能得到像叶侯这样有器量、有才能、有声望的人来做他们的父母官和导师统帅！叶侯从前辅佐肇庆时，曾奉藩司檄令，在海南南北各郡督造战船，在琼州停留了一个月。琼州父老见到他的作为，感动、爱戴他，常常有‘为什么不让他来治理我们’的叹息。如今叶侯前往，正好符合他们的愿望；他的声名先传到哪里，那里百姓的喜悦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我对叶侯这次出行，谨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以帮助我乡父老的喜悦。

译赠琼郡王太守序 琼州府知府职位空缺，部使者的奏章还没有送到。天官卿听说后，对属官说：‘琼郡距离京师万里，孤独地处在大海之中，下辖十个属县，三个支郡，百姓有几十万，他们的命运系在太守一人身上。太守一天也不能没有，赶快选择人选，把姓名上报。’命令下达后，原来是刑部正郎王君宗周。一时同朝的公卿大夫士，都因琼郡得到一位贤能的二千石太守而向我道贺。我询问实际情况，他们都说：‘王君自考中进士起，就任职于秋官之属；凡是各部门主管的事务，只要有疑难，往往就交给王君办理。王君处理法律比附案件时，仁厚恻隐的心意始终存在于明察慎重、周详审慎之中。经过王君议论裁断的案件，人人都认为没有冤屈。’唉，我郡多么幸运，竟得到一个不使人受冤的人来做我们的父母官和导师统帅！王君辞别朝廷的日子将近，我想到我们这里十多年来无罪而受人冤屈的人很多，如今一旦得到王君来解除他们的郁结烦苦，幸而借他出行的机会，请把朝廷公卿大夫士向我道贺的话，转过来作为我乡人的贺辞。为什么要道贺呢？道贺的是我们得到了一位不使人受冤的人来做父母官和导师统帅。啊！我乡的父老、朋友同辈以及诸位子弟，明白听我说的贺辞：我同你们的祖父、父亲，都同样生在这个地方；从我出生直到今天，头发已经斑白了。我见过我们这里的太守和副职官员，也已经很多了。百姓有事情，等到遇到不使人受冤的官员，也可以说很少。何况没有案件，却能够推行不使人受冤的心意，使本来没有冤屈的人也不受冤，那就尤其少见了。如今我们多么幸运，得到一位仁厚恻隐、明察慎重、周详审慎的父母官和导师统帅，来养育、教导、保全我们的生命，彰明我们的本性！从今以后，你们有罪，必定会得到应有的处置；你们无罪，也必定得到应有的公正。你们有财物收藏，就自己使用，不会有人揭发侵夺；你们有田地房屋，就自己安居，不会有人扰乱；你们认为对的就是对，认为错的就是错，不会有人颠倒黑白；你们有的就是有，没有的就是没有，不会有人替你们改置；你们是平民，不会有人把你们登记到军籍；你们是善良的人，不会有人把你们蔑称为奸邪；你们的身体皮肤，自己可以保养爱护；从今以后不会有人残酷对待你们，使你们身体留下创伤；你们的货财，自己可以节俭收敛；从今以后不会有人抢夺侵扰你们，使你们家中空无所有；黄昏以后不会有人敲你们的门户，出入时不会有人窥伺挑剔你们的是非；你们可以安稳睡眠，安心饮食，骨肉亲属都能保全。像这一类的事情，都是你们过去十几年想得到却得不到、想摆脱却不能摆脱的，如今一旦都得到、都摆脱了。因此我先替你们预先道贺。从今以后，你们各自守住本分，承担自己的差役，缴纳自己的租税，不是你们本来所有的不要取，不是你们应当得到的不要争，不是你们适宜做的不要做；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全自己的家庭，使兄弟和睦，教育子孙，亲近族亲姻亲，和睦乡党邻里。父亲训诫儿子，兄长告诫弟弟，年长者嘱咐年少者，都不要违背你们父母官和导师统帅的命令。我的话虽然出自老朽之口，你们愿意听从吗？不要厌弃！王君到郡以后，开始处理政事时，幸望召集诸位士人和百姓，把我这些话给他们看。啊！我的话将来或许会得到验证吧？即便如此，我在这里又不能不替我乡的父老、朋友、子弟考虑。如今圣明天子能够洞察万里之外，辅佐大臣勤勉不懈地寻求贤才、谋求治理，我私下恐怕我们王使君的恩惠不会长久只施于这一郡。汉廷任用张于，正是为了使天下没有受冤的百姓；朝廷如今或许正要等待王君去承担这样的使命吧？因此把这些话写在帛上送给他。赠琼州府知府彭公赴任序 进入本朝以来，琼郡太守以王伯贞先生为第一人。听说先生是吉之西昌人，是吏部尚书文端公的父亲。此后能够继承他的美好事迹的人，大概很少见。辛丑年，安成彭公彦积因辰州太守任满后重新起用，改任本府知府。住在京城的琼州人听到命令下达，奔走相告并互相庆贺说：‘我们琼州百姓不能享受吉人恩惠，已经七十多年了。天干十位、地支十二位相配，又过了十年，才再次得到吉人。难道是上天怜悯我们困苦将尽，准备使我们复苏吗？还是上天生养贤能的太守不容易，而一个郡得到这样的人也自有定数吗？’他们认为我不能没有话，预先替本郡人道贺。我说：国家拥有四海，而南北之间的距离，比东西更为遥远。琼州在最南边的边远之地，又要越过海才能到达。到这里做官的人，往往把这里看得遥远，把当地人当作外人；任职以后还能不因远近内外而改变志节的，几十年才长久难得一见。像伯贞先生这样的人，不仅如今少有，恐怕古代也不多见。唉，琼州的土地和百姓本来就偏远而被视为外地，中原士大夫到这里做官，又怎么忍心把自己也当作远地外人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心中没有主宰，随着环境改变，追逐外物而迁移罢了。唉，怎样才能使治理我们郡的人，都是心中有主见的人呢？我听父老说，伯贞太守淡泊无欲，忘掉自己的地位而尽量体察百姓的情感，把百姓当作子女，把处理官事当作料理家事。一时之间虽然没有显赫的功绩，但他在郡中十六年，百姓受到的恩惠很多。如今距离那时将近百年，人们谈起他的美德还像昨天一样。继任他之后的，并不是没有闽、浙、江、湘等地的人；但要寻找心中有主见、不被环境和外物改变的人，百年之中大家共同称道的，只有一位吉人罢了。郡中百姓熟知吉人的善政和美意，凡是吉人都具备这些特点。一听说吉人，人人都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并相互庆贺，难道会没有原因吗？如今彭公出自庐陵忠节之乡，是安成的鼎盛家族成员，又是前任提学东轩先生、佥宪一斋先生的侄子，文宪公的弟弟，詹事公的兄长；以著名进士身份被提拔任司理，出任辰溪知县，已经有很好的声誉。家中有仕宦谱牒，乡里有前辈典范，治理上有显著政绩。一旦来到我们郡中，吉人善政的成效难道又要出现了吗？我同詹事公同年登第，交往相好已有三十年；他的兄长就是我的兄长。所以从彭公还是举子时起，我就一向了解他，他一定不会辜负我们百姓的希望。我们郡的百姓一定会再次享受吉人的恩惠。因此在彭公出行时，我替乡人写下这些话，构思文章赠给他。彭公到郡以后，副职永丰杨君通任副贰，文江杨君任副贰，这两人都是吉地出产的人才。希望他们能够同心协力，使我们的百姓得到复苏。让郡中士人说：‘此前有一位吉人，尚且能够给我们带来福祉；何况一堂之上三个人同心共事呢！’

译赠琼郡太守张侯赴任序 从前，皇极圣人收集当时的五种福，广泛施行并赐给天下百姓。然而一个人不能同时使所有人都得到福祉，于是便从百姓中选择才德优秀、喜好道德的人来使他们享福，让他们分掌土地、接受百姓，随着所在之地去给当地百姓带来福祉。唉，天下这么大，哪里能得到成百上千位有福而有德的贤人，分布在各州郡之间，为这些百姓造福呢？我们郡距离京师万里，中原士大夫因为这里遥远偏僻，领受郡守之职来到这里，往往脸上便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只有鄱阳张侯德威以太仆寺丞的身份出任我们郡的知郡，任命下达那天，脸上一点儿不平之色也没有，反而高兴地对他的朋友说：‘我平生有志于为世所用，想把所学推广出去来救济百姓；幸而考中进士，只得到一个像斗那么大的县，想到先哲曾说，一个接受一命官职的人，如果存心爱护万物、爱护百姓，就一定能够有所救济；必须尽心竭力，不敢闲逸，才可能有一点头绪。可是突然又任职马政，只因承担一件事情的职责，便疲于奔走道路之间。如今有幸在岭海之间得到一个郡，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像古代诸侯封国那样，或许足以施展我的蕴藏，偿还我平日的志向吧？’他的乡友太学生项森把张侯的这番话告诉了我。我想到《洪范》所说的五福，喜好道德是其中之一。张侯在偏远的地方得到一个郡，不仅没有安定和顺的神色，而且还有喜好道德的言论，所谓‘安康而且容色和悦，说我所喜好的是道德’，张侯大概具备这些品德。因此，他理应受到皇极之君赐给他的二千石官职之福。张侯真是有福的人啊！古人说，朝廷如果能够给君子以福，君子就能够给小人以福；但如果这个人自己没有福，又凭什么作为根本去给别人造福呢？张侯真是有福的人啊！所谓福，不是别的，就是德；喜爱德，就一定会有足以造成这种福祉的谋划，有足以成就这种福祉的施政，有足以凝聚这种福祉的操守，并且能够建立富裕、长寿、安康、安宁的根基，然后百姓才可以依靠它安定聚居、保全自身，不陷入贫穷、忧患、凶恶、衰弱的极端境地。唉，我们郡和我们百姓多么幸运，竟得到像张侯这样有福有德的人来做我们的父母官！从前有人说，部使者得到贤能之人，便是一路的福星；我则认为，环绕千里而成为一个郡，一个郡如果有贤良的二千石太守，也就是千里之内的福星。星宿分野在这里，他安居本位而长久存在，舒展光芒而长久照耀，难道只是暂时行经一道、分掌一方而已吗？我已经老了，离家万里，想回去却还未能实现；有幸亲眼看到一郡的福星从天驷星宿升起，停驻光彩，在婺女星的区域发扬光明，向我三州十县的百姓广泛施赐福祉，难道不是幸事吗？所以我抑制不住喜悦，写下这篇序，为他的出行赠言。送钟太守诗序 羊城的诗人，在本朝初年有孙仲衍、黄庸之、王彦举、李仲修。这三四位先生如果生在唐朝盛世，应当可以同韦苏州、柳柳州一辈相抗衡，温庭筠、李商隐以下的人就更不必说了。距离现在并不遥远，但后继者已经寥寥无几。然而像如今顺德的钟君必华，难道也是容易得到的吗？钟君在学校读书时，就已经有诗名；等到出仕担任宾、沔二州知州，政声和诗名一天天传到众人耳中。韩子所说的‘天性有能力而又喜好它的人’，钟君大概近于这种人。我听说钟君的名声很久了，却一直没有机会认识他；如今他任期九年期满，在京城等待铨选，我才开始在他的寓所拜见他。我看他的容貌，伟岸而端正；听他说话，温和而有礼。等他拿出晏铎辑录的《明盛诗》中自己唱和的诗篇，格调不凡，声调清越，大概是从前面诸位先生那里有所继承；于是我才相信亲眼所见超过了此前所听，而且名声之下果然没有虚假之士。不久，他奉命升任广右太平府知府，将要赴任；途中一定经过羊城，白昼穿着锦衣荣归故里，有人预先为他高兴，认为这是钟君的荣耀。唉，这只是浅薄地做丈夫的人因此沾沾自喜罢了，哪里足以成为钟君的荣耀呢？我为钟君高兴，是因为他将更加能够推究诗的作用，并把它表现在治理中，使百姓明白地知道，诗存在于天地之间，果然不是无益的空话；这才是值得高兴的。自从《诗经》三百篇以后，诗不能用来敦厚人伦、美善教化、沟通政治，已经不是一天了。风云月露、花鸟虫鱼，写作者一天比一天多，只是徒然追求工巧而没有益处，因此大雅君子不取这样的诗。君子所取的，是唐代的李白、杜甫；李杜以下还有韦应物、柳宗元二人，他们也都是郡守。考察他们一生所作的佳篇，往往是在郡斋宴集之际、根据民俗设禁之后写成的；随着声教习染的加深，自然能够成就教化、回看众多作品，真像丹砂、空青这样的世外宝物一样，难道会没有益处吗？钟君承继乡里前贤的正统，又处在韦应物、柳宗元曾经担任的职位上，应当扩大诗的作用，用来引导教化当地百姓，感发他们的善心，宣泄疏导他们的郁结；使人伦敦厚，使教化美善，使太平时代的百姓共同达到和谐，真正有足以匹配其声名的作为。这样，天下后世称赞能作诗的太守，一定会归于钟君，并同韦应物、柳宗元一起流传无穷，这是必然的。难道不是为乡里前贤增光吗？钟君志向广大，才干足以周济事务，没有什么不能做；我偏偏只谈诗，是举出他的长处，写在卷首，让人知道应当从大的方面求取钟君，而那些仅仅用来取悦世俗的枝节，不值得一提。

译送刘端本知兴化府序 古端刘君端本考中天顺庚辰科进士，升任尚书户部主事，又升员外郎，进为郎中，历任官职十九年，才授任兴化府知府。同年登第的人，到这时往往已经升任方面长官，有的还辅佐都台；而刘君才开始得到一个郡，所辖只有两个县，户数也不过一万多。辖境和百姓，大致可以同江西南部的一眼所见相比。任命下达后，朝廷士大夫大多替刘君感到不平。乡人在京城的人来征求赠行之言，并把众人的议论告诉我。我想到兴化是闽中的文献之邦，疆域虽小，人口虽少，但风俗一向醇厚，文学一向兴盛，仕宦之家一向很多。每逢三年大比，考中乡试的人几乎占八闽的一半；参加南宫会试而中甲科的，没有空缺的榜单；通过乙科而分任天下教职的人，到处都有。疆域不过数百里，而当地出仕的人分散在千万里之外。户籍图册上只有一万多户，但百姓中优秀的人才分布于中外的，不下几十上百人。这些都是其他郡没有的。郡邑的大小，应以人才多少、风俗醇厚或浅薄来判断，而不应只论户口的增减。在这样的地方得到一个郡来治理，也可以施行自己所学的学问了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我居住京师以来，经常同兴化的贤能豪杰交往，对那里民风士习的详情颇为了解。所谓在乡里横行霸道的豪侠之徒，没有；侵夺财物、凭豪强势力自立威权的人家，没有；喜欢告发别人、拿着笔专门好打官司的人，没有；卖弄聪明、猜忌灾祸、嫉妒害人的官吏，没有；盗掘坟墓、赌博掩饰并公然抢劫的盗贼，没有；诋毁别人的言语、巧言丑诋的人，没有；刚愎嫉妒、骄横放纵的风俗，没有；宦官权贵家的子弟，凭借亲属权势公然托请关说的，没有；厌倦仕途游走的士大夫，借嬉笑发怒来诡辩说情的，没有。凡是天下古今所谓不美好的事情、浅薄恶劣的风俗，在这个郡都没有。难道不是好地方吗？在好地方施行善政，驾驭善良的百姓，做他们的师帅和父母官，难道不是幸运吗？即便如此，我所听说的，是前二十年的情况；风俗会迁移，年年不同、月月不同，今天还会是这样吗？还是已经不是了？我不能知道。刘君出发吧，试着根据我的话去考察，果真还有我上面所说的那些情况吗？即使没有，君子也只需尽到自己能够尽的责任罢了；那里有还是没有，本来不必计较。假使那里确实有这些问题，我们的心就不能不尽力；尽力的办法是什么呢？只是求得公平罢了。为什么呢？我做别人的郡守，而我的家乡也有郡守；我治理别人的郡民，而我的家乡也有普通百姓。过去，别人做我们郡的太守、治理我们百姓时，他的政绩好不好，我本来就曾经判断是非；如今别人来判断我的政绩好坏，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反过来观察自己、反省自己：别人认为正确的地方，我也随之认为正确，并更加勉励自己；别人认为错误的地方，我也随之认为错误，赶快改正。这样就得到公平了。孟子说：‘君子使政事公平。’我则认为，要使政事公平，必须先使内心公平。我使自己的内心公平，从而使政事公平；至于别人内心不平，颠倒是非实情，放任毁誉之言，也未必人人都这样；一定会有内心公平的人来使它公平，这同我无关，也就可以了。刘君出发吧，请把‘公平’这一句话作为我赠给你做官的赠言。送庆远叶同知序 广右地区猺獠很多，他们成为当地百姓的祸害已经很久了。近来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大概是因为他们天性习惯凶悍粗野，轻视生命、乐于战斗，一听说要去战斗，便带着刀弩投入战事，只怕落在别人后面。他们只喜欢财帛、牛和酒，却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如同草芥。即使不幸死于战斗，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看待这件事也不十分痛惜。并且他们熟悉山川险隘，出入溪涧，攀援树木，如同猿猴。然而我们的官军珍惜性命，害怕瘴毒，守将又多存着谨慎厚重的心思，常常把惹事作为戒条，因循苟且，挨过岁月，只等轮换而已。偶尔有抚慰、等待时机、出奇制胜的人，遇到盗贼有可乘的机会、可以使用的时机，却又因为权力不完全在自己手中；如果有人冒险去做，万一稍有失利，便会招来怨骂，甚至获罪。因此盗贼的势力越来越盛，百姓也越来越不能安生。住在城镇中的百姓，借助城池作为保障，靠近城墙的田地，还能够耕种收获。乡村的百姓离城郭特别远，盗贼出没无常，官军又不能及时救援。正当耕作时，牛被盗贼抢走；到了收获时，禾穗又被践踏。一头牛的价值达到数金，毁掉一家财产也凑不齐一头牛。得到一头牛还不足以耕种一年；今年侥幸过去，下一年又这样，终于没有一年不是如此。唉，百姓把粮食当作天，粮食以耕作为根本。如今百姓不能耕种，就没有办法得到食物；没有食物，富人也免不了变穷，穷人便会走上做盗贼的道路。将会看到百姓一天比一天少，盗贼一天比一天多，势必不发展到人人都成为盗贼就不会停止。呜呼！百姓靠什么来谋生呢？官府又靠什么来治理呢？我年轻时就有志于为世所用，对于边防军务颇费心研究；不过都是从传闻中得到的，并非亲眼看见。如今我的朋友古端叶梦吉由凤阳府同知改任庆远同知，庆远是广右的要冲。梦吉也曾留心世务，幸而借他出行的机会，把我所听闻的情况写下来送给他，让他到当地查验实际情形，看看是否果真如我所听说的那样。如果确实如此，希望他寻求防备抵御的办法，谋划善后之策，这也是他职责分内本来应当做的事。

译赠潮郡周贰守序 潮郡同福建接壤，风土、习俗、语言、嗜好，大体相同。以福建士人来治理潮州百姓，同住在自己家乡、亲自治理乡郡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做起来容易，见效也快。长乐周君惟高，是福建人。他以乡贡进士身份参加礼部考试，多次得到校官职位，却不屑于就任。过了很久，他借舍选而出仕，铨试名列第一，首先被提拔为潮郡贰守。住在京城的潮州人士听到这个任命，高兴地互相说：‘得到周君来辅佐我们郡，岂不是同由我们乡里的人自己治理我们没有不同吗？’他一定会适合当地风俗、合乎百姓心意。四县的百姓，大概就要得到痊愈了吧？众人都喜气洋洋，急忙来拜见我，请求写文章赠行，并告诉我他们高兴的原因。我说：‘为什么高兴呢？以前治理你们郡的，难道都是远方的人吗？如今他们的治理成效怎么样呢？从前治理潮州而有声誉的人，如韩愈、陈尧佐，有的曾居南阳，有的曾居阆中；那些地方相距何止千万里？可是他们施行的政事、发布的教条，即使当地的里胥、家中的父兄，也没有这样合宜而切近。治理好不好在于用人，而不在于地理远近，这已经明白了。’ ‘为什么高兴呢？’其中同周君交往很久、对他了解很深的人上前说：‘我们这些人所以高兴，并不是没有原因，而是有缘由的。周君世代以儒学为业，以经术为学问，以仁礼为内心准则，他同那些夸夸其谈却不切实际、任性而违背众意的人不同。他说的话决不会同内心相违背，所做的事决不会同自己的言行相反。一旦把这些用于政事，就确实像豆粟一定能够解除饥饿、布帛一定能够抵御寒冷、药石一定能够治病并养护人的生命一样，确实可靠。何况他的家乡同这里境土相近，而对我们的土风民俗又一向熟悉呢？这就是我们这些人高兴的原因。’唉，诸位君子说出这样的话，想必一定曾经亲自验证过吧？他们竟这样不容口舌停歇地称美周君，为什么呢？或者我听说，天下的道理，推及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凡是合乎天理的，自然都会合乎人心，不会因远近彼此而不同。黄霸出生时，不必一定邻近颍水；文翁出生时，也不必一定靠近庸蜀。然而他们治理郡县，都以善治著称，是因为他们所实行的合乎天理，自然合乎人心，也适合当地风俗。周君为人如果确实如诸位所说，那么他心中所存、平日所学，即使用来治理天下、施行于异域，也没有不可以的，不必一定同当地接壤。他的治理一定会见效，恩泽一定会遍及全郡，只是更加容易、更加迅速罢了。这就是潮州人士高兴的原因，也是我这个以文章为职业的人，为邻郡得到贤能的副手而高兴的原因。所以我乐意替他写下这些话，帮助他们表达喜悦，让当地人士把它写在帛上，作为赠行之序。赠琼郡陈同知序 锡山陈侯原任泰安州知州，等待铨选时升任琼州府同知。琼州人士住在京城的，听到任命下达，争相赶到他的寓所，瞻拜他。退出来以后，私下互相说：‘琼州百姓真幸运啊！去年得到袁公做太守，他是儒者；今年又得到陈侯做袁公的副职，他也是儒者。以儒者辅佐儒者，我们郡三州十县的百姓大概就要得到痊愈了吧？’说完后，人人都喜形于色。第二天他们赶来告诉我说：‘我们郡又得到贤能的副手，你知道吗？我和你的父兄乡党，直到草木禽鱼，都将得到他的教化，沐浴他的恩泽。你难道不高兴吗？高兴了难道可以不道贺吗？道贺而没有文章怎么行呢？只是如今京师的学士大夫并非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但一定要我们郡的人，才知道我们百姓的情感和风俗详情。道贺陈侯的文章，你不要推辞。我恭敬地以文章为职，又是本郡人。袁公出行时，我已经错误地写话赠给他了；如今陈侯出行，又怎么能沉默呢？’即便如此，陈侯是儒者，不出门户，已经对天下百姓的情感和风俗没有不了解的，并不一定要亲自走遍当地、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然后才知道。因此对于我们郡的民情风俗，这不过是陈侯平日博学通达中间的一件事，又哪里需要我多说呢？请允许我略说一说：我们郡独处海中，纵横几乎三千里，土地是广大的。土地广大足以容纳人口，本应百姓众多；如今反而很少。岭南自古就以多奇珍货物著称，而我们郡出产的常常占其中十分之八九，物产是丰富的。物产丰富足以使百姓自给，本应百姓富裕；如今反而贫穷。朝廷因为这里距离京师最远，特别加以优待，各种征收和供应同内地相比百件中不到一两件，赋役是轻的。赋役轻本应使百姓能够经营产业，本应安逸；如今反而劳苦。近年年年多有丰收，一斗米只要十多钱，本应百姓有余；可是耕田的人往往还要报告饥饿。府、州、县的学校总共有十四所，科举以外每年贡士，十年合计总数大约五十多人，本应人才众多；可是做官的人一直不多见。这五件事情都本应有余，反而不足，难道没有原因吗？类似这样反常的事情很多，这些只是容易看见的罢了。我私下疑惑它很久了，每次寻找原因都没有找到；幸而陈侯前往，试着查问一番。造成这种情况一定有它的原因。如果确实找出原因，铲除弊病，堵塞源头，封闭导致问题的道路，使一切恢复正常，那么三州十县的百姓确实就会得到痊愈了。这样一来，教化所沾被的范围、恩泽所滋润的程度，难道还会有穷尽吗？

译赠琼郡林同知序 我的朋友遍天下，但我尤其厚待同乡人。同乡人中交情最深厚的，广州有林宗敬。宗敬二十岁时考中乡试举人，慨然立志于当世，认为如今做官的人若不是由进士科出身，就未必能得到显要官职，于是孜孜不倦地专心于科举学业。凡是经、史、子、集，只要可以资助作文的，没有不加以研究的；对于《诗经》三百零五篇，用功尤其深。甲戌年初次参加礼部会试，考中乙科，却不屑于就任。丁丑年再次参加会试，又是这样；直到庚辰、甲申、丙戌三次考试，都是如此。于是长叹道：“我在学问方面，未必不如别人；可是始终不能考中进士，难道不是命运吗？”后来参加选调，得到琼州府同知的职务。我是琼州人，能够得到平生老友来辅佐我的郡政，是何等幸运啊！何况如今主持郡政的清漳蔡公叔清，也是我的朋友。从今以后，我知道我郡三州十县的百姓，或许可以得到庇护了吧？而我这远在万里之外做官、头发已经斑白的老母亲，也将依靠这件事得到安慰，稍稍宽解她倚门向北眺望的思念。这是全郡人的幸运，却没有比我更加幸运的了。不过，我固然幸运，但我一家人的私下利益，未必就是全郡人的公共利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假如全郡百姓都叹息怨望，唯独我一家欢欣喜悦，我心里能安宁吗？况且我和宗敬一向友谊深厚，而我年长他一天，所以他本来就把我当作兄长。凡是他到外地或京城任官，我都不能不说几句赠言，更何况这次是到我的郡里任职呢？那么我用来劝勉、规诫、警醒他的话，就不能只和对一般人所说的相同。请问宗敬离开父母、辞别乡土，辗转跋涉万里之外，经历十多年以求得到朝廷任用的荣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也不过是为了施行自己的志向，使生母感到荣耀罢了。假使宗敬一次考试就登上高第，能够得到五品官位、成为大夫吗？不能。能够衣锦还乡，面对慈母以鲜明的荣耀减轻她离别的忧愁吗？不能。能够辅佐大郡，面对吏民施行自己的政教吗？不能。这三件事都未必能马上得到。如今一登仕籍，便升入显贵的官秩，穿着金线织成的衣服，系着银饰镂成的带子，从近路回乡，举杯为母亲祝寿，母子兄弟享受天伦之乐，把这看作宗族、姻亲、乡里的荣耀。何况他所得的是大郡，地方方圆三千里，支郡三处，所属县十个，百姓有数十万家；又正值邻郡凋敝困乏之时，唯独这里仍像平时一样富足兴盛、安定快乐。出行时，车盖高飞，驰过滇池；绿色骏马嘶鸣，骑吏前呼后拥，声势塞满道路，行人屏住呼吸，站在道路一旁等待他经过。入衙时，坐在黄堂，凭着高座而坐，属吏抱着簿书，像鱼贯而入；舆夫、皂卒在左右侍立，屏息侧耳听候他的裁决。回头看那些考中甲科的人，正侍奉显贵大官，惶恐不安地徘徊退立，就像新媳妇侍奉严厉的公婆一样。他说一句话、吐一口气，都不敢稍有放纵；究竟谁更显得荣耀呢？不过，所得的荣耀既然超过了常限，那么失去荣耀时的耻辱，大概也会更加严重。所以要保全并守住这种荣耀，方法尤其困难；只有勤勉、畏惧，或许才可以吧？勤勉，就不会把事情耽误，上级便不能以懒惰软弱来评价我；畏惧，就不会有放纵之心，上级便不能以贪婪残暴来指责我。再用诚信来守持，用果断来济助，以仁慈宽恕作为根本，那么宗敬就可以长久保有自己的荣耀，而我也可以长久依靠自己的幸运。这难道只是他一身的荣耀、我一家的幸运而已吗？《送伍通判序》国家太平已有百年，天下无事也很久了。做官的人常常把能够得到山水佳美的郡作为乐事。然而有佳山水的郡，多半靠近边境，处在交通要道；有的地方土地贫瘠、百姓贫困，风俗不崇尚文学；不然就是百姓强悍暴戾，喜欢争斗诉讼，盗贼劫掠很多，豪强横行，诉讼文书繁杂，想求得一天清闲也不可能，所以往往不能如意。幸而得到佳郡，而没有这些牵累，就已经很幸运了。但有些人又多喜欢事功、贪求声名利禄，胸中纷乱，片刻也不得安宁，所以即使得到这样的地方，也不知道其中的乐趣。我的朋友羊城伍君尚节，是一位简朴安静的人。他为人忠诚笃实，没有别的心思，不设城府，也不故意矫饰出孤高的姿态。和他交往几十年，始终如一。他很早便考中乡贡，参加礼部会试，辞去校官，在太学学习十多年。如今奉命担任宁波府通判。四明山水名闻天下，地势形胜雄伟奇特，群山秀丽挺拔，湖荡清澈充盈，众多水流在此汇聚，号称东南的深奥胜地。内部湖渠交错，原野田地相互灌溉；外部濒临大海，各种海产纷纷出产，号称东南的乐土。诗书教化相互熏染，弦歌之声不断。世代为官的盛况，有史氏、袁氏；文学最为杰出的人，称为麟、凤。至于理学宗师，又有杨氏、黄氏等人，他们流传下来的风尚和余韵，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因此号称东南文献之邦。前面所说的那些牵累，幸而这里都没有，而君又担任辅佐长官的通判之职。上面有知府总理繁杂事务，下面有属官分担具体事务。君处在中间，以简朴安静的德行面对淳厚的百姓，难道不是地方与人相称吗？只有简朴才能驾驭众多事务的繁杂，只有安静才能应对众多事务的变动。凭此辅佐长官，治理属下，就没有难事了。假如自身陷在琐碎纷扰之中，连自我治理都没有空闲，又何况治理别人？又何况享受山水之美呢？君很适合这个官职，而官职又与这个地方相称，可以说得到了其中的乐趣。凡是与君交情深厚的人，都写诗赠送你为之送行。我与君尤其深厚，所以特意写下这篇序。

译《赠段通判考满序》古人在官署同僚之间讲究朋友之义，感情融洽、志向相同，彼此观摩而趋于善美，所以能够共同成就功业，使美好的声誉流传无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彼此结合凭借的是义，而不是利。永平太守周君德明，因为他的同僚段君汝济辅佐郡政已经三年，准备向天官报告政绩，便不远数百里写信送到京师，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因此不仅看见段君善于辅佐政务，也由此知道周君与同僚相处融洽。古代的这种道义，今天已经很久见不到了。东西南北各地的人偶然聚集在同一厅堂之上，假如不卖弄才智互相倾轧，不使用权术互相笼络，就已经不错了，哪里还敢希望他们像朋友一样彼此观摩、共同向善呢？诸君施行政务以及彼此相处的情形，我不能全部知道。只从他们请求我写文章互相赠送的意图推断，也可以知道他们能够以义相亲。人生的道路只有两条，不过是义和利罢了。进入义的一边，就离开利的一边；义和利不能并立，就像薰草与臭草、冰与炭彼此相反一样。这个人孜孜追求义，那个人急切追逐利，他们能够相合吗？凡有所相合，必定有所相同。不过，相同也不是君子所崇尚的。《易经》不是说过吗？君子以求同为基础而又能保持差异，孔子也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君子固然不能一味不同，也不能无原则地苟同。知府说可以，通判说不可以；知府说不是这样，通判说是这样；道理相同，而具体情形不同，这叫不苟同。如果只是异口同声地附和，心里认为不对，嘴上却说对，那不过是雷同罢了。义又在哪里呢？国家任用官员，必须满九年以后才能迁任其他官秩。汝济出身名门，由儒科入仕，任这个郡的通判，如今才三年，优异的声誉已经这样显著了。他还应当在任期结束时谋求实践义道吗？如果能够像开始时那样坚持到底，将来京畿各郡听说有知府、佐贰官一同以廉能著称，使皇帝的玺书一并褒奖他们，升迁官秩并赏赐金帛，那一定就是永平了。谨慎地写下这些话，以等待那一天。《赠郭通判考满序》我的朋友永平郡守周德明写信送到京师，对我说：“我的同僚中有一位郭景深，是齐地长清人。他以太学上舍生的身份脱去布衣入仕，来辅佐府政。不久因父母丧服离任，服丧期满后又回来担任这里的通判。以前一府的事务都由他裁判，如今则专门负责马政。任职三年考核一等，将向天官报告政绩，冒昧请求您写几句话，作为他考满的荣耀和祝贺，幸望不要吝惜。”我想到古人把治理百姓的长官称为“牧”，大概是取畜牧之义，认为长吏对待百姓，也如同牧人对待牲畜。善于牧养牲畜的人，必定顺应牲畜的天时，调节它们的饥饱，使它们得以生长；了解它们的喜怒，使它们的情绪得到舒展；驯服它们的心性，不使它们发展到冲撞车驾；调节它们的气性，不使它们败坏群体。顺应时令并加以防护，使它们繁殖；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它们，不耗尽它们的力量。这样，畜牧之道就做到了。长吏治理百姓，又何独不如此呢？周君治理永平已经数年，循良的声誉日益传到朝廷，大概深深懂得牧人的道理。这虽然是他平日德行学问的推展，但他的同僚诸公也不能没有辅助之力。那么郭君先前辅佐太守施行政务，本来已经懂得用牧养牲畜的道理来治理百姓了。如今专门掌管马政，难道反而不能把牧人的方法推广到牧马上吗？因此他任官三年，事情没有过失，马匹繁殖增多，百姓也安定快乐。此次回京，必定会凭最高等的考绩文书上报。从今以后，他的政绩声誉会更加显扬，必将有破格提升；他的名声和官位，大概远不止于此。姑且写下这些话回复周君，并等待结果。《送陈推官序》刑罚，是辅助治理的工具，是圣人不得已才制定的。不是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就不使用它。制定刑罚，是为了制止刑罚，既然可以停止使用，就应当停止。那么国家设置掌刑官，也同样是不得已才设立的吗？掌管刑法的人如果常常把不得已存放心中，到了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那么受刑的人和我都不会留下遗憾，这难道不是称职吗？天下各部门、各职务，都以有事可做为能，以政绩可以记载为称职。掌管国家财政的，以府库充盈为称职；管理百姓、牧养民众的，以户口繁衍为称职。唯独刑官与此不同，必须除去苛刻和烦扰，不罗织罪名，不用刑讯逼供，使监狱空虚，没有一个囚犯可供审讯记录，这才算真正称职。那些急切地戴着执掌刑狱者所戴的惠文冠办事，深文巧诋，故意援引奇异案例，在郡中布下太多陷阱，以致监狱都容纳不下。日后计考功绩时，却说“某人死罪多少，某人徒罪多少”，把这当作最高考绩，难道是圣人当初制定刑罚的本意吗？也难道是国家设置官职的美好用意吗？郡中有太守和通判治理郡政，又设置推官议定法律、判决刑罚，实在也是不得已。方圆千里的土地、十几万的百姓，他们的性命都系于此；假如任非其人，百姓就会有人不能得到应有的生命和公正结局。担任这个官职的人，难道可以不慎重吗？临武人陈永凭乡贡进士资格，由舍选出身，奉命到南安担任此职，临行经过我这里，请求我写几句赠言。我于是根据古人制定刑罚以及国家设置刑官的本意，告诉他，希望他懂得把“不得已”常存于心，像《易经》所说的“明察而谨慎”，像《礼记》所说的“竭尽心力”，这样或许可以称职。君应当记住这些话，不要忽视。

译《送傅推官序》刑罚，是圣人不得已才使用的。使用刑罚必须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事情本来可以停止，却不停止，这难道是制定刑罚的本意吗？从前圣王制定刑法以后，把它颁布天下，向百姓表明不可触犯；又设置刑官，依据刑法审断天下的狱讼，使百姓知道这部法令必定实行，法条纲目不可触犯，触犯了就不可能仅仅了结于此。这是用刑法来禁止尚未发生的犯罪，而不是预先把百姓当作罪犯来对待。假如不是极其不得已，必定不使用刑罚。使用刑罚时，必须推究案情原委，按照事理衡量，以法律条文审察是故意还是过失，探求法条之外的本意，然后才加以施用，不敢轻率。我朝仿照周代典制设置官职，内设六曹，刑曹居其一；外地郡中设置太守、通判等三类长官，而专门审理刑狱的只有推官一人。其中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了。太守、通判譬如豆类、谷物、稻米、高粱，是用来养育百姓生命的；刑官譬如汤药、针灸、砭石，是用来防治百姓疾病的。治理百姓的官吏，不想着耕种、储积来养育民生，却反而小心急切地搜集、罗织罪证，寻找百姓的“疾病”，施用催吐、泻下、熨烙之法，这难道合理吗？琼郡距离京师最远，民俗比内地淳厚。好争讼、倚仗法律的人固然不能没有，但愚昧无知、误入罪网的人也很多。我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对于乡里的事情未必一一知道详情，但听说近年来水灾旱灾接连不断，百姓多有疾病，年成歉收，物价飞涨，这大概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招致的。过去东海郡杀死一名孝妇，天因此降旱三年；想来是不是刑罚有失中正呢？近来旴江傅君用端以太学生身份历任刑曹职务，赴吏部参加选授，特意被提拔为我郡推官。受命当天，他便由封部主事左时翊引见来拜访我。我一见他，就知道他是仁厚平和、容易相处的君子。回来后便对所有在京的乡人说：“我们或许有救了吧？那种推行哀矜慎刑、不以刑罚为喜的心，能够用来使我们得到生息的人，大概就是这个人吧？把灾异的变化转为丰收祥瑞的关键，大概就在此人身上吧？”众人都说我应当写赠言，所以我便推述古人制定刑罚和圣朝设置刑官的本意，来告诉君，并不是要君姑息纵容奸恶。君应当记住啊！古人说：“寻求使罪犯生存而没有做到，那么死者和我都不会有遗憾。”又说：“刑罚不苛刻，就是刑罚合乎中正并寓有教化。”君应当记住啊。【成化五年】《赠潮州张推官序》崇川张仲鼎以乡贡进士身份在太学完成学业，等待吏部选授已经很久，奉命担任潮州府推官。任命下达后，潮州士人争相来拜访我，请求写赠言。我对他们说：“让一个儒生来掌管一郡的刑狱，四县百姓的性命，或许有救了吧？刑官关系到百姓的性命，一旦任用非人，全郡百姓就可能横遭非命。一个人不得其死，就会伤害天地的和气，招来旱灾。灾害接连不断，年成就会歉收；年成歉收，百姓就不能维持生计。这样看来，一个郡的治理教化虽然系于太守，但辅佐其治理、匡正其教化、招来和气、带来丰年的根本，却在掌管刑法的官员。怎么可以任用非人呢？过去东海郡冤杀一名孝妇，导致旱灾三年；一个妇人不得其死，与上天有什么关系？可是上天竟因一个妇人的缘故，造成一郡的灾害。这就是因为一个人而祸及千万人。上天难道会琐屑地专为此事吗？这是因为天人感应相通的道理，不因事情大小、人数多少而有所不同。上天无处不在，人没有一个不是秉承天理的。千万人是这样的天，一个人也是这样的天。伤害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天，存在于千万人身上的天也会随之受到伤害，能不慎重吗？由此看来，掌管刑法的官员确实不能不慎重选择，因为这不只是关系到人，实际上也关系到上天。那些把案牍文书当作老师、专门从事戴惠文冠之职的人，只详察人事而忽略天理，哪里足以谈论这些呢？天人之理完备地见于《易经》。《易经》对于刑狱之事，多次郑重告诫。《噬嗑》卦说：“明辨刑罚，整饬法令。”《贲》卦说：“不敢轻率断狱。”《丰》卦说：“断决狱讼，施行刑罚。”《旅》卦说：“不敢滞留狱讼。”《易经》是讲性命之理的书，对于刑狱之事却如此反复恳切，圣人的用意就完全可以看出来了。君以经学为学问，由儒科入仕，难道与世上那些庸俗的官吏不同吗？所以在你出行之际，我推述天人之理来告诉你。《重编琼台稿》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稿》卷十三 明代邱濬撰写 序

译《送郑钧州序》用询问羊来推知马，机关一开便将锁闭；古人固然有人用这种办法成就名声，但君子不取。深文巧诋，刺入骨髓、灼伤肌肤；古人也有人任用这种办法治理政事，但君子不取。因为运用智术的人，权谋术数有时会穷尽；倚仗威势的人，刑罚也有不能施加之处。至于身处简静之中便可以面对百姓，端正仪容便可以使万物醒悟，在深藏精气的幽暗之处便可以预知三神的祸福，在谈笑饮宴之间便可以化解万里之外的冲突，使面对他的人意气消散，使遇到他的人心醉倾服，这难道不就是诚心吗？我的朋友云间郑叔润，是个诚实的人。他质朴正直而谨慎恭敬，平生没有虚伪的言语和行为。从居家处室、居住乡里，到游学学校、考中甲科，他立身待人，一概以诚实为务，从不矫饰。天顺四年，他以著名进士的身份奉命担任钧州知州。刚进入辖境，远望车尘来迎的人看见他的容貌，心里已经受到感动；他开始主持政务，拜伏在台阶下的人听到他的话，面色已经改变。他从未任用智术和威势，而四境之内自然听到风声便归向教化。三年之间，始终如一。今年考满来朝见皇帝，天官考核称许，准备回到所治理的地方。凡是与他交好的人，都请我写赠言。我想，叔润的政绩如此彰明，已经震动人的耳目，哪里还需要我的话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即使如此，叔润固然不需要我的话，我却不能不说。那我将说些什么呢？不过是推明叔润已经实行并得到验证的道理，恭敬地告诉他罢了。诚实，在天而言是实在的天理，在人而言是真实的内心。收敛于己，便成就自身；施加于物，便成就万物。一念诚意达到极致，可以贯通金石，使豚鱼信服，感动鬼神，震动天地。诚意可以使风停止，可以使旱天降雨，可以使老虎渡过河流，可以使蝗虫不进入境内，可以使鳄鱼远迁到海中，可以使珍珠离去后又回来。何况普通百姓呢？如果始终秉持这颗诚心而不改变，不把智谋术数和威严掺杂其中，像这样而百姓不能彻底教化，治理成效不能更加显著，声誉不能远播，绝没有这样的道理。叔润回去后，不必在这方面另求什么，只需更加努力；这样，即使古代圣贤的事业，也不过如此而已，岂只是做一郡守呢？看到这篇文章的人，如果说我迂腐而夸张，那就不是懂得言论的人，也不是懂得治理要领的人。《赠朱克信知连州序》南丰曾氏曾经感叹，治理越地的官吏没有谁能充分实现治理教化的意图，使当地百姓不幸而不能胜过闽、蜀；但他又感叹说，任职于此的人，如果不是才能突出、远胜众人，也不能做到。唉！如今距离南丰曾氏的时代又过去数百年，越地的民俗日益趋于文明，本来已经不比闽、蜀差了。但当地长官中所谓才能突出、远胜众人的人，为什么这样寥寥无几呢？如今我开始见到一个人，就是云间朱君克信。他刚由太学生被提拔为广之连州知州，眼下刚接受任命，还没有到任；但他才能突出、远胜同辈，早在他考中乡荐、辞去校官、完成太学学业、参加吏部铨试时我就已经见到，因此不必等他越过庾岭、溯流湟川，便预知他足以达到南丰曾氏的期望，使连州百姓得到幸运。即便如此，古代在南方任官而著有声誉的人，如卫飒修明学校教化，制定婚姻礼制；茨克代也善于治理；任延铸造田器，教百姓开垦；锡光治理交阯，使当地逐渐受到礼义熏陶。其他如许荆、孟尝之流，都能取得美好的政绩和良好的教化，记载在史册之中，可以考察。然而南丰曾氏并不以这些人为满足，反而发出没有人能充分实现治理教化的感叹，难道不是因为这几位只能在一时补救偏弊，却不能涤荡当地风俗、把百姓引向治理，使其长久不变吗？由此看来，在越地做官确实困难。所谓涤荡风俗、把百姓引向治理，使越地胜过闽、蜀，并消除“不幸”的感叹，即使在南丰曾氏那个时代，假如能够做到这些，也可以说是千余年以后才会出现的巨大美事；何况又过了数百年呢？那么这件事就更加困难，而成就的美名也更加巨大，这是可以知道的。君是通晓经学、学习古道的人，志向远大，不安于小成，所以我敢拿古人尚未做到的事情来期望你。君难道能使连州百姓获得幸运，使他们不辜负我的期望吗？假如世上再有一个南丰曾氏出现，他一定不会再感叹才能突出、远胜众人的人没有了。还请努力啊！太学生严和是连州人，赴吏部参加选授，为本郡得到贤明太守而庆幸，来请求我的文章作为祝贺。我也素来了解朱君，所以欣然写下此文。《赠新兴贺知州序》朝廷认为滇南地处偏远，所以一向慎重选择当地长官，不是合适的人不轻易授予此职。所选之人，必定出自学校，通晓经史，懂得义理，通达政治。天顺壬午年冬十月，天官考选等待选授的士子并进行铨试，首先选拔长沙人贺恕近仁担任云南新兴知州。按照旧例，他乘驿传车将前往治所。他的乡友某人来请求我写文章，认为近仁此次赴任，赠言中所说的地方虽有远近不同，但人情的好恶却没有远近差异。人都同样喜欢生存而厌恶死亡，喜欢善而厌恶恶，喜欢安逸而厌恶劳苦，喜欢聚合而厌恶离散，喜欢获取而厌恶给予，喜欢利益而厌恶祸害。善于治理的人，就顺应人的本性加以引导教化，把他们置于能够保全生命、休养生息的境地，而不违逆他们的情感，这样上下就能相安。那些昏昧的人却把地方看作荒远，把当地人当作鄙陋之人，像对待牲畜一样役使他们、像捕鱼一样榨取他们，使他们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一旦发展到发起事端、制造嫌隙，不但他们不能安稳地生活，自己也不能保住官位，岂不是双方都有损失吗？考察以前的史志，古代治理这里的人，如张乔除去奸猾之徒，使三十六郡全部归降；张处陀因淫虐导致动乱，祸及二十多万人；梁毗不取一文钱，酋长们感动喜悦；史万岁贪图他们的贿赂，他们刚刚服从便又反叛。由此可大略看出人的好恶。难道人的情性会因古今而不同吗？顺应他们的情感，他们就服从；违逆他们的情感，他们就离去。即使齐、鲁、吴、越的百姓，也没有不如此的，何况荒远边服之外呢？对此尤其不可不加意。贺君是湖湘世家的子弟，曾祖以下世代担任显官，素来得到家庭传承；由贤能科举入仕，完成太学学业，广泛结交当世知名人士。所谓通晓经史、懂得义理、通达政治，不正是这样的人吗？天官卿首先选拔他担任此职，确实是真正知人善任。我知道他一定能顺应百姓的情感来引导教化他们，能够副合圣明天子体恤远方百姓的心意，这是必然的。将来政绩声名显著，他的名声和官位大概远不止于此。于是写下这些话。

译《赠儋州林知州序》莆田林侯任儋州知州时，政令施行，恩惠流布，汉族和少数民族百姓都喜悦服从。儋州士人都认为，此前几十年掌握郡政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我来到京师以后，凡是郡里有人因事来京，问到贤能的太守、县令，他们一定说“林儋州”。但再问他为什么贤能，他们往往又说不出具体内容。唉！治理政事达到百姓无法言说的地步，不是他们不能说，而是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言说的。过去班孟坚为循吏作传，记载六个人，各自凭一件事在当时享有声誉；唯独河南太守吴公没有事情可以记载，只说“治绩品行天下第一”，除这一句话外没有可写的。难道他真的没有可记载的吗？唉！为政而百姓没有什么可以谈论，史书也没有什么可以记载，这才是真正的循吏吧？不过，古人所谓循吏，往往出现在河朔、汝颍之间，从来没有像儋耳这样遥远偏僻的地方。地方遥远偏僻，自己的好坏，上级听不到、知道不了；百姓的喜悦和忧患，上级也听不到、知道不了。善名不能传播，恶声也不能显露。善名不传播，奖赏就不会到来；恶声不显露，惩罚就不会施加。没有奖赏便懈怠，没有惩罚便放纵；懈怠就会有许多苟且的政令，放纵就会没有顾忌，这是世上做官者的通病。如果不是确实有所见识、坚定有所守持，就没有不懈怠而放纵的。古人说：“不为某种私利而作为，却仍然去做，是义。”林侯大概对此有所体会吧？今年春天，同乡贾傊来到京师，拜官后将回南方，临行请求我写文章，准备带回去赠给林侯。我问他，他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像林侯这样的人，大概可以称得上古代的循吏了吧？如果始终如一地坚持最初的操守，最终不改变，那么他的名声和官位将远不止于此。《送颍州高同知复任序》我曾经奇怪，欧阳文忠公世代居住在庐陵，后来出仕游历四方，先后治理七郡，所到之处如滁州、扬州、亳州、夷陵，都没有思念不舍，唯独对颍州情意缱绻。离任以后仍然思念不止，时时在文章中流露出来。到了晚年得到请求获准，竟不再回到吉安，而终老于颍州。想来那里的人和风俗一定有不同于其他郡的地方，足以感动公的内心，使他喜爱留恋吧？不然，连故乡飞鸟的啁啾之声他都能说得动情，难道只是能够说而不能真正践行吗？等到我读《思颍诗集序》，看到其中所说“百姓淳厚，诉讼简少，物产丰美；土地肥厚，水味甘美，风气和畅”，才知道公之所以眷恋颍州，确实是有原因的。何况如今颍州位于王畿之内，是帝乡的支郡，受到圣人教化的浸染日深；它的民风士习必定已有不同于从前之处，那么今天在这里做官的人，享受官务清闲、政事无扰的乐趣，大概超过古人了。泉南人高明文显辅佐这个郡已经六年，官吏熟悉其政，百姓也安于他的治理。今年任满两次考核，来京向天官报告，政绩以最优闻名，等到九年后必将越级升迁。他治下的张翀等人计算他在郡任职的时间，认为只剩下一次考核，担心颍州人不能长久专享他的恩惠，想陈说此事却言辞不足以表达心意，于是来请求我的文章代为进言。唉！世上在州县做官的人，常常把百姓看作可以任意宰割的鱼肉，百姓也因此把他们视作仇寇；一旦他们卸任离去，就像骑虎的人终于下虎背一样，而百姓庆幸他们离去，也像背负芒刺的人终于得到解脱。更何况还会在他们离去后思念他们，希望他们再回来吗？由此看来，欧阳文忠公之所以受到颍州百姓的爱戴，不只是因为当地风俗美好，也是因为公的德政感动并取信于百姓。苏子由曾称赞公的政绩：明察而不苛刻，宽厚而不松弛，吏民都安于他的治理。公之所以得到颍人之心，大概就在这里吧？我听说文显治理颍州，也有上下相安的美好情形，难道是他的天资接近正道，所以所作所为也暗中与文忠公相合吗？不然，为什么当地人对文显这样依恋不舍呢？文显面对先贤治理过的旧郡，治理先贤遗民的子孙，如果真能体会他的心意而施政，不以放纵松弛为宽，不以苛刻严察为明，始终如一而不改变，那么即使不能与他并驾齐驱，也可以差不多达到他的万分之一了。如今朝廷清明，尤其重视治理百姓的官职，不会让有希望像古人那样的人长期停留在通常的调任制度中。若治绩天下第一，就会征召入朝担任宰辅，这是颍川旧有的先例；难道古代有这样的人，今天就没有吗？文显正处在这样的时代，他也会思念颍州吗？这就是序。《送胶州陈节判序》《汉书》为循吏作传，共有六人，其中一人出自胶东。胶东的治理流芳史册，古今都把它当作美谈。唉！王成凭什么在当时得到这样的声誉呢？考察史书所称道的内容，他最大的功绩，也不过是说他慰劳招抚百姓从不疲倦，以致户口繁殖罢了。慰劳招抚并不是难事，可是数百年以来，却没有听说有人能继承他的事业，为什么呢？难道古今人的才力不相及吗？还是古代百姓容易治理而今天难治理吗？不然，那么当时流民自行登记八万多户，难道都是虚报增加的，确实如史官所说吗？建安人陈君廷辅，以太学生身份被提拔为胶州通判，至今三年了。来京报告政绩，天官考核他的课绩列为最优。将要回任，经过我这里来请求赠言。我听说如今的胶州，就是古代的胶东，疆域依旧；但治理这片土地的人，却没有听说有像王成那样的，难道真的不能做到吗？只是我们慰劳招抚百姓，还没有达到他的程度罢了。慰劳招抚是可以做到的，而慰劳招抚之后又能始终不倦，就很难做到了。所以即使孔子那样圣明，子张、子路那样贤能，他教人施政时，也只以“不倦”为言。这样看来，王成大概也是得到了孔门的教诲吧？何况廷辅出自学校，对于孔门关于不倦的教诲，向来信受不疑；心中体会圣人的话，面对古代循吏的事迹，要继承他们的芳踪并与之相匹配，实在没有什么困难。只是我不知道他果真能够不倦吗？胶州太守虞君济民是我的朋友。君回去后把我的话告诉他，你们共同勉励自己。这样一来，三齐之间如果有以贤能的太守和通判并称的人，一定就是济民和你了。王成难道只能独自专有胶东的美名吗？古人难道终究不能赶上吗？这就是序。

译《赠姚自明擢大兴知县序》本朝赤县县令的制度，品秩比其他县令高一级，每天早晚都可以参加朝参；其他县令则只能按规定时间入朝觐见。任职三年考核期满，可以获得诏敕；其他县令则必须等到九年。若善政著名，甚至不必等到考满，就可以破格超擢；其他县令则必须按资历升迁。遇到审问弹劾之事，赤县县令必须请示上级；其他县令则不必等待答复，就可以直接拘捕到案审问。同样都是县令，朝廷却唯独对赤县县令优厚。优厚是为了看重他们，看重又使得选拔更加困难。选拔如此困难，那么担任这个职务，难道容易吗？这是因为天子车驾所在之地，百般责任集中于此，百般需求从这里产生，五方百姓聚集于此。上面有法令的约束，旁边有牵制束缚，下面有挑剔文书末节的抗拒，甚至还有权贵近臣的矫饰防范；又有援引法律条文的挑剔、熟人朋友的请托，却都想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施行，实在困难。若不是才能品行卓越、操守坚定的人，不足以担当此任。如今寻找足以担当此任的人，我得到了一位，姚君自明就是这样的人。君是庐陵人，他的先祖因旁及的罪累被贬谪戍守朔方，于是便在那里安家。君从军籍出身，却奋发学习经史，一旦超过同辈而出，与天下豪杰俊士相抗衡，若不是才能品行卓越，是做不到的。他登名天府，四次到礼部应试，得到校官的职位就不肯赴任，最终在太学完成学业达几十年，坚定不移地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志向才肯罢休。然而时运不济，最终也无可奈何；如今不得已才接受舍选出仕，若不是操守坚定，也做不到。古人说：“困穷时所修养的，正是显达时所施行的。”由此推断，君担任这一职务，必定能够轻松胜任而没有困难。唉！天下的事情本来没有困难，只是自己有所不足罢了。因为自身不足，所以才觉得事情困难；并不是事情本身难，而是自己没有能力。假如自身常常拥有宽广的胸襟、绰绰有余的才力、明晰坚定的见识、卓越坚固的志向，那么事情尚未到来时，就能预先洞察其征兆；事情到来后，就能准确把握关键；事情过去后，就能使它得到适当的归宿。这样，即使天下广大、政务繁多，也还能够从容胜任，何况一个赤县县令呢？这就是我断然认定君足以担当此任而不会感到困难的原因。天官卿奉皇上之命，让君承担这一选任，确实是真正知人善任；而君也确实不会辜负任用你的人吧！君的同学某某说我和君有一日的交谊，请我写几句话赠送，于是我说了这些。《送庄莹中赴秀水县序》金陵人庄莹中以著名进士的身份被提拔为秀水县知县，他的朋友李应祯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并且说：“郡县官吏中，没有比县令更难做的了。可是莹中以年轻书生的身份，第一次做官就得到政务繁剧的县，任命下达后便警惕地害怕困难，谋划如何尽到职责，却还没有找到方法，希望您说几句话来勉励他。”我说：“做县令确实困难，正如莹中所担忧的。不过它之所以困难，有三方面：没有比面对下属更难的，没有比侍奉上级更难的，而尤其没有比约束自己更难的。能够把这三种困难全都做到而无愧，那么县令的职责就完成了。为什么呢？难以取得的是民心，难以了解的是民情，难以改变的是民俗，难以察觉的是百姓的欺伪，难以革除的是百姓的弊病，难以治愈的是百姓的疾苦。把这些困难集中到县令一人身上，还想事事合乎道理、人人满足愿望，实在困难。侍奉上级的困难，大概更加严重：心胸狭窄急迫的人难以侍奉，贪婪欲望强的人难以侍奉，嫉妒刻薄的人难以侍奉，偏私的人难以侍奉，暴虐的人难以侍奉，琐碎苛细的人难以侍奉。面对上级的人中只要有一种这样的性情，而你又想施行自己所学，使自己的志向得以顺利实现，不受牵制，这就困难了。约束自己的困难尤其严重：没有什么比欲望之心更难制服，没有什么比私心更难遏止，没有什么比愤怒之心更难惩戒，没有什么比狭隘之心更难扩充，没有什么比偏私之心更难端正，没有什么比奢侈之心更难约束，没有什么比平常之心更难保持。” 这几件事本来就难办，只要有一件稍有疏忽，想不获罪于上、不在下属和百姓中招怨，从而称职，就很难了。做县令的难处，竟到了这个地步，能不思虑吗？能不畏惧吗？”应祯拜了两拜说：“您的话说得极其透彻，请允许我把这些话告诉莹中，使他思考治理的难处，以谋求治理的容易，并永远服膺您的话而不厌弃。”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作为送庄莹中赴任秀水县知县的序。

译赠给段可久任福山县县令的序 今天的县令，就是古代的百里侯。他对百姓有父子般的责任，对属吏有君臣般的关系，对学校有师生般的关系。读书人初次出仕，就得到百里之地和数千户百姓，可以像君主、父亲、老师一样对待他们，也就能够施展自己的志向了。然而世上的做官者往往重视京官而轻视外任，一旦考中科举，便把州县看作陷阱，只怕自己不幸掉进去。这些人难道是担心自己的职务不容易称职吗？担心百姓不容易教化吗？担心属吏不容易驾驭吗？担心政事不容易办好吗？回答是：都不是。他们只是胸中那股勃勃的意气难以平息罢了。即使如此，担任郡县长官就常常被视为没有光彩的职位，历来都有这种说法，难道只是今天才这样吗？唐代府帅拜见大府长官，必定穿戎装，左手握刀，右边挂着弓箭，裹头、穿裤靴，到郊外迎接。令狐峘任吉州刺史时，拜见齐映，从容徒步上前，没有裹头，因而立即受到责罚。府帅拜见大府长官、刺史拜见观察使尚且如此，那么县令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宋代使者巡行所属州县，所部官员要到郊外迎接，甚至到数十里外；有时遇上大雨泥泞，只能望着马头，突然赶到，在泥水中跪拜，过了很久也不敢起身。到了馆舍以后，还要拱手站在座位下，跪三次进酒，那种卑辱实在太过分了。然而当时，韩昌黎是名闻天下的大儒，却被贬为阳山县令；朱紫阳是当世罕见的大才，起初也只是同安县主簿，却没有听说他们因骄傲傲慢而获罪于当时。考察他们所以获罪的原因，原来是因为抨击异端、触犯权贵。之所以这样，难道不是因为上下名分所应尽的责任，是非公理不容昏昧，可以在道理上屈服，却不能在权势上屈服吗？我的朋友段可久，年轻时就有奇异的气概，喜欢读史传，仰慕古代豪杰士人的为人，不肯阿谀逢迎、跟随在人后。他考中进士后，因病请假，居家生活，对于富贵功名，大概冷淡得很。如今不得已，才开始起身接受任命，获得担任登州福山县知县的职位。唉，可久难道只是治理百里之地的才能吗？虽然如此，如今既已这样，又能怎么办呢？以大才治理小县，就像让千里马驰骋数十里的地方，不必担心它跑不到；用能开百石之弓射数十步之远，不必担心射不中。可久，出发吧！希望你以明白道理来驾驭意气，不要像小丈夫那样，把积聚在胸中的勃勃之气显露在脸上；对于上下尊卑之分不肯安然接受，面对权势利益却又磕头叩拜，唯恐落在人后。这样就太受科举出身的牵累了。我同可久结交，在朋友中对他最为了解，仰慕古人赠言送行的意义，正要对他有所规劝。恰好地官司主事刘世英率领他的众位朋友，请我写文章来为可久的行程增光。于是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他，不知可久会不会认为我的话不同寻常呢？赠给孟县张知县的序 会稽人张景瓛，任昌平县县丞九年，考核期满，升任怀庆府孟县知县，出发日期已经确定。他的朋友尚宝司丞江宗海、中书舍人张升等人商议如何赠送他，认为不能没有文章，准备请大方之家撰写。景瓛说：“一定要得到某人的文章。”当时我正请假，张升拿文章的事来请我，我以有病推辞。第二天，张升和江宗海又一同来，并且说：“张君仰慕您的文章，一定要得到它，您不必推辞。”唉，我的话哪里值得使人看重，张君却一定想得到它呢？我听说张君是山西布政公的侄子、福建佥宪公的继承人，他的学业一向得自家庭的传授。先前任昌平县县丞，那里靠近京师，又在山陵之下，事务繁重、百姓难治，张君却从容处理，获得了很好的能干声誉。他对于治理的体制，本来已经有长期实践。何况孟县比昌平小得多，县令比县丞的权力和责任也自然不同。这就好比宰牛的刀，不难用来杀鸡宰猪，因为前者大而后者小；砍断髋骨大腿的斧头，不怕劈削皮肉，因为前者难而后者易；给盲人引路的助手，不担心他的脚步跌倒，因为前者是扶助别人而后者是自己行走。然而，人本来就有擅长处理大事却不擅长处理小事的。没见过海船吗？它能在吞天浴日的巨浪中出没，到了溪涧里反而搁浅了。也有擅长处理难事却不能处理容易之事的。没见过猛将吗？他能在刀枪纷乱中拔旗斩将，安闲地坐在酒器俎案之间，却有时连匙箸都拿不稳。还有擅长帮助别人却不能亲自做事的。没见过下棋吗？旁观时能料敌制胜，真正坐在棋局中却昏乱不明。然而，这些话是用来评论平庸众人的，不是用来评论超出众人的人的。才能出众的人，天赋本来就高，又借助学习来充实自己，以坚定的志向持守，以诚实的内心为根本，以强有力的行动去实行，那么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难易、涉及别人还是自己，都能从容做好。这就叫天下通才，张君难道不像这样的人吗？我勉强忍着病写下这些话，以满足两位朋友的请求，让他们把它写在帛上，作为赠给张君出行的文章。张君难道会认为我的话不对吗？

译赠给郑陈留复任的序 我任职于宫禁附近，居住在京师。凡是我们岭南人在各地出仕的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只要有人从他们的治所来，我一定询问他们的治理情况。治理得好，就为他高兴；否则便整天闷闷不乐。我的朋友海阳人郑暐担任陈留县令，到现在已经六年了。汴州来的人常常称赞他的善政，几乎说个不停。等到追问他善政的具体事实，他们却彼此惊愕，思索了很久，最终也没有什么可以回答。唉，这就是郑君治理得好的原因吗？老子说过：“他的政令宽厚含蓄，百姓淳朴敦厚。”郑君的治理大概接近这种境界吧？善于治理的人不留下明显的痕迹，大体说来，留下形迹的只是为了求取名声。只要实行本来无须烦扰的治理，不把私意强加于民心；顺应百姓的习俗而不故意标新立异，顺应百姓的天性而不违拂他们的愿望；公正判断是非，百姓认为是对的便认为是对的，百姓认为是非的便认为是非；百姓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就厌恶什么；他们耕种，就让他们耕种，不去督促；选择可以劳作的时机再劳作，不把它当作自己的私事；抽丝织布、抚育防护、繁殖牲畜，都不替他们规定期限；某山有木材可以做棺材，某亭有猪可以用来祭祀，也不必特意去过问。这样，即使没有奇特的行为、卓越的功业，百姓暗中受到的恩惠也已经很多了。看看那些繁设禁令、规定功课、追求声誉以希望获得赏赐升迁的人，他们的真伪、正直与诡诈之间的区别，哪里只是天渊之别呢？郑君治理陈留已经不是一天，称赞他善政的人也不是一个。等到追问其中的实情，却没有一件可以指出来的具体事情。并不是没有事情，而是有事情却没有留下痕迹。没有痕迹，所以没有名声；没有名声，所以无法指明说出。即便如此，每天计算似乎不足，按月计算却总有余；在任时没有显赫名声的人，离任后却常常被人思念。又有谁知道，他不追求一时的名声，正是为了留下长久的名声呢？如今郑君向天官报告政绩，考核为最优，将要回乡。住在京师的人请我写文章赠送给他，我赞美郑君善于治理。凡是我们岭南人在内外任职的人，都因此感到光荣，所以我乐意为他写下这篇文章。送梁景熙任萧山县知县的序 皇帝恢复大统的第四年，正值天下各部门到京师朝觐，首先举行选拔贤能、养育百姓的典礼，考察州县官吏，罢黜其中尤其不善良的，选择进士中有声望的人前去补任，于是我们乡里四位进士也参加了这次任用。潘洪克宽得到东平州，崔浩文渊得到吴县，吴浍源深得到弋阳县，梁昉景熙得到萧山县。这四个人中，景熙年纪最小，而萧山尤其号称难以治理，喜爱景熙的人都替他担忧。我说：“不必担忧。”为什么不必担忧？因为“有所凭借”。从前宓子贱做单父县令，像父亲一样侍奉两个人，像兄长一样侍奉五个人，像朋友一样侍奉十一人，这些人都教给宓子贱治理百姓的方法，单父因此治理得好。如今萧山人中可以作为老师、朋友的人，我不能全部知道。至于德行厚重、古学精深、为天下人所尊崇仰望的，有冢宰魏公。魏公是萧山人。相隔百代，听闻他的遗风尚且能使人奋发，何况亲自接受他的教诲呢？清廉德行和仁惠政绩为两浙所称道的，有太守彭公。彭公是当地人。相隔千里，人们伸长脖子盼望见到他，何况亲自做他的属官呢？凭景熙英俊聪慧的资质、谨慎厚道的品性、通晓经学而熟悉古道的才能，有两位公作为老师，效法他们治理县邑，还有什么困难呢？我所凭借而不替景熙担忧的，就是这些。唉！古人先学习然后从政，如今景熙却因从政而得到老师；将来他的学问进步，应该不会在宓子贱之后，而萧山的治理难道会低于单父吗？因此我不但不替景熙担忧，反而为他高兴并感到庆幸。在他出发时，写下这些话赠给他。赠给韩敬夫的序 我的朋友韩敬夫，世代居住在河内的修武县。正统丁卯年，他以乡贡进士的资格参加礼部考试，没有考中；后来屡次考试也都是这样，到现在已经十六年了。起初，他通过太学舍选，得到婺源县知县之职。临行前经过我这里，告别说：“我和您是太学十年的旧交，如今有幸承担管理百姓的职责，但才能浅薄而任职艰难，心里很不安。您能不能说几句话启发我？”我想，婺源是文公朱熹的故乡。敬夫平日所读的，是文公的著作；其中关于修养自身、操守行为、与人交接、对待万物的道理，哪一处不是文公之道？如今将要来到文公的故里，治理他乡的遗民，不过是推行文公之道罢了，哪里还需要另求什么呢？文公之道，是兼具根本和实际功用的道理。大而言之，可以用它治理天下；其次可以用它治理一郡一邑；小而言之，可以用它治理一家；没有哪一方面不能奏效，就像穿布帛一定可以御寒，吃粟豆一定可以充饥。虽然如此，与其在空洞的言语中寻求，哪里比得上在实际成效中寻求呢？从前文公三次任职处理民政，在同安时，勤勉敏捷地处理政事，以义理启发士子；在南康时，列举三条措施革新政务，改变并制定规式来阐明教条；后来他治理临漳，也同样受到称赞。宽严适当，政务和教化同时推行；他的施政次序，以及顷刻之间产生的教化，不仅足以取得一时循良官吏的政绩，实际上还可以成为千万世治理百姓的规矩准绳。秦汉以来所谓的循吏，都不值得一提。敬夫如果确实完全遵循文公已经实行并取得成效的方法，回去治理乡里百姓，我知道文公在天之灵也未必不会微笑。敬夫，你要努力啊！”敬夫说：“是，是。”正好监察御史司希谦来请求我写赠言，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给敬夫任官的文章。

译赠给如皋易知县的序 我的朋友高凉人易立方，凭《易经》学业被东广乡里推荐，如今已经二十七年了。他多次参加礼部考试，得到校官之职，却总是放弃；在太学游学很久，最终却不能实现当初的志愿。今年夏天，他接受任命，担任扬州如皋县知县。户部主事萧有庆与他有亲旧关系，经过我这里征求文章，作为赠给易君任官的文章。唉！火积蓄得久，用起来就旺盛；水蓄积满而溢出，流势就长远，道理就是如此。易君长期困于科场，深知世故，一旦让他初次试行治理百里之地的政务，我知道不会有什么困难。我听说古代君子到了四十岁才开始出仕，是在根基已经稳固之后栽培，在将要满溢之时决放，所以对于天道、民间常理、事物规律、事机、人情、世态、时宜、地势、官政、吏治、士风、土俗，无不存放在心中并探求其缘故；有的从书册中获得，有的从传闻中获得，有的从歌谣诵读中获得，有的从谈论中获得，有的从亲身经历中获得，有的从耳闻目见中获得。阅历世事很久、经历事情很多，于轻重长短、大小远近、厚薄曲直、险易深浅、宽窄多少、强弱虚实、高下明暗、同异详略、繁简增减、淳厚浇薄、真假、始终本末、因革损益、好坏新旧、偏全常变、先后久暂、丰俭利害、成败盛衰、得失曲直、诚实欺诈、是非、可否取舍、好恶向背等方面，没有不明确知道它们为什么如此，以及它们必然应当如此、不得不如此，或不可以如此、绝不能如此的。一旦出来任职，运用这些知识于当世，小用就有小的成效，大用就有大的成效，没有不奏效的。因此，属吏大多能实行善政，国家不至于失去治理，百姓得以顺遂地生活，万物得以安居其所，都是由此而来。后世却不是这样。以血气尚未定的年纪，承担人民和社稷的责任，经历世事浅、熟悉事务少，只凭自己的资质，却不问学问讲习的功夫；更严重的还带着骄傲吝啬的意气，怀着苟且偷安的心思，这样的人不至于倒行逆施，已经很少了。如此却想求得吏治清明、民生安定，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像易君这样的人，可以说阅历世事久、经历事务多了。海陵百姓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来做父母官，难道不是幸运吗？《诗经》不是说过：“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这是说希望他使百姓强健、教化他们，并使他们喜悦安定。又说：“令人喜爱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这是说希望他顺从百姓所喜欢和厌恶的事情。知道怎样使百姓强健并教化他们，就不会过分慈柔；知道怎样使百姓喜悦安定，就不会过分严厉。但一定要顺应百姓的好恶，以百姓所好为好、所恶为恶，那么使他们喜悦、安定、强健、受教的措施就都能得其平衡，不至于倒行逆施。这样做百姓的父母官，或许就有所不同吧？难道是不懂得做父母官的道理，却急着使百姓建立家庭吗？因此写下这篇序。送乳源县李知县的序 我年轻时有志于民政，想着要得到一个偏僻小县来治理，以检验自己的学问究竟如何。因为地方偏僻，来往的人少，迎送侍奉的事情不常有；县邑小，百姓少，可以把辖区内的人全部认识。政务简单而百姓少，我的才能足以胜任。有一件事就治理一件事，没有事情就不制造事情。使百姓和谐而不倡导新奇，顺应他们而不强行变革，教导他们而不扰乱，公平处理而不发怒，治理事务而不紊乱，顺应民意而不盲从。老人就按老人的情况对待，守卫就按守卫的情况对待，富人就按富人的情况对待，穷人就按穷人的情况对待，我不去改变他们。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多就说多，少就说少，我不夹带私心。和他们在名分范围内相安，在表面形迹之外相互信任，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安乐，在道义之中彼此忘我。这样，即使一辈子做低级属官、终身处在偏远之地，我也不推辞。后来侥幸考中甲科，进入禁林，这个志愿终究没有实现。如今头发已经斑白，每当听到士大夫谈论民政，便长久地惘然自失。现在羊城的朋友李宗赐接受任命，担任韶州乳源县知县。乳源这样的地方，不正是所谓偏僻小县吗？乳源靠近羊城，风俗声教和习惯相距不远；宗赐又是当地人，治理乡邑可以顺应当地习俗，比外乡人治理少走许多弯路，而功效一定加倍。乳源百姓得到宗赐，是多么幸运啊！但这难道只是乳源百姓的幸运，也是宗赐自己的幸运。人活在世上，大家都是人，而我作为一个人，偏偏能够成为百姓的父母官。谁都可以出仕，为什么我独独能够在乡邻之间任职？如果确实能够尽到父母官的责任，使乡邑百姓尊敬爱戴自己，在世时尊敬亲近我，离任后思念我，那么又何必追求高位大邦呢？我和宗赐同生在岭南，都学习儒业、研习礼法。宗赐独自推行所学，去恩泽邻县百姓，而我却不能稍微伸展自己的志向，和宗赐相比，难道能没有一点惭愧吗？即使如此，宗赐如果真能把我说的这些话落实在行动上，那么也就和我亲自去做没有什么不同了。

译送南海吴知县的序 岭南以南县邑中最大的没有超过南海的，最为繁难的也没有超过南海的。人口聚集、商人趋赴、工匠会集、地利出产、珍货储藏之处，都是其他县邑所没有的。不仅岭南以南没有，即使吴、楚地区也很少有能与它相比的。况且它又靠近郡城，郡府所在地、使节驻留之处、各条道路汇集之地、诸番防守之处、各种责任交付之地，都是其他县邑不能承担的。不仅岭南以南不能承担，即使吴、楚地区也不能胜任。这样一个既大又繁难的地方，做县令的若不是有操守、有作为的人，不能在这里安居一日。建安人吴克明以太学生身份出仕，得到这里的县令职位。我一向了解他的为人，他是有操守、有作为的人，确实足以担当这个任职吗？克明早年凭经术出身，不屑于在平庸的科举中取得小成，得到校官便放弃，游学太学，拜天下贤能豪杰为师友，以完成自己的学业。他的志向大概是要大有作为，只是还没有机会实践。这次是他第一次试任，竟得到这样一个既大又繁难的县邑，正可以检验他的操守和作为。只有有操守，才是处理事务的主干，外物淡然不能动摇他的心；只有有作为，才是处理事务的方法，使每件事都恰当地处在应有的位置。外物不能动其心，于是大事看作小事，重事看作轻事，有事看作无事，坚定不移而不可侵入。每件事都恰当地处在应有的位置，事务虽繁杂，处理起来却像简单；事情虽紧迫，处理起来却像容易；人数虽多，处理起来却像很少，于是宽绰从容而处处有余地。有志向足以守持操守，有才能足以有所作为，那么即使四海广阔、机务繁多，也能从容应付。何况区区百里之地，难道还算得上大而繁难吗？不过，有操守又是有所作为的根本。前代正直之士说过：‘人有所不为，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什么都做的人，哪里还能有所作为呢？’我因县中人士的请求，诵述这句话，作为赠给克明任官的文章。送清江县管知县的序 如今的制度中，由儒生出仕有两条道路：一是科举，二是舍法。舍法按照资历任用普通才能的人，科举则用来选拔非同寻常的人才。国家初年制定制度时，两者兼用，分布于内外官署，大体是平均任用。近世太学生得到内任的，十人中不过一二人；进士却十人中有八九人。于是出仕者便重内轻外，一旦考中甲科，京官俸秩仿佛已是囊中之物，把州县职务看得如草芥。若不幸得到外任，不是恼怒就是忧愁，真是太过分了。只有有志之士不是这样，他们出仕不一定在内，也不一定在外，只看国家如何任用，本来没有在两者之间分轻重。这就像金属，用来铸剑便可以切割，用来铸镜便可以照见，用来铸戈矛便可以击刺，用它做什么都可以，这才是良器。如果金属还在熔炉中，就跳出来自鸣得意地说‘我将被铸成这个，却不屑于那个’，岂不是极其不祥吗？金台人管世隆以进士身份被提升为清江县知县，任命下达后，人们都说世隆生长在京城，一定会留恋内任而厌恶外任；但世隆已经整理行装、告诫自己启程，脸上神色没有丝毫不平。唉，他不正是所谓的有志之士吗？君子立志求学，是为了施用所学。在内任职，就立志辅佐君主；在外任职，就立志施恩百姓。职位虽有内外之别，但用来施展自己的志向却是一样的。不过，施恩百姓容易，辅佐君主困难。在内辅佐君主，如果不是阅历长久、受到重用、得到充分听信，就不容易取得启发君主、引导君主走上正道的功效，从而实现治理太平的效果。至于在外施恩百姓，只要随着自己所到之处的远近、所做事情的大小、所辖百姓的多少，早晨出发晚上便可见效。只要存有仁心，推行所学，尽到职分，施行惠及万物的仁德，就都可以成就一时的安治，使一方百姓受益，不辜负君主的命令。不辜负命令，这也就是辅佐君主罢了，难道一定要每天侍奉左右、接近君主的清光，才叫辅佐君主吗？何况百姓是君主借以施治的人；我们能够保全百姓，就是分担君主的忧劳，使他的地位安稳。这所谓辅佐君主，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如今圣君在上，谋求治理如饥似渴，从未只亲近近处而忘记远方；掌管权衡内外事务的人又能体察圣上的心意，把均平内外作为自己的责任。士人在这个时候出仕，得到外任，只担心自己不能平息意气、确立志向罢了。如果有志于此，使百姓的恩惠遍及一方，声名流传四方，那么由外任进入内任、由小官升至大官，就可以计算日子等待了。世隆将要赴任，他的同年进士有人替他请求赠言，于是写下这些话以等待他的实践。

译送容县林知县的序 羊城人林廷辉，字凤翔，凭《礼经》多次参加礼部考试，却连续不顺；如今通过舍选被提升为广西容县知县，出发日期已经确定。乡里寓居京师的士大夫说，我与凤翔早有交情，便来请求赠言，并说：‘先生明白治理的体要，有什么教导凤翔的呢？’我说：‘没有比守护城池更急迫的。’有人笑我说：‘先生为什么这样迂腐？守城是将领的事，却拿来责求长官，这就像厨师不治理厨房，却责令尸祝，越过职分代替别人做事。先生为什么这样迂腐？’我说：‘不是这样。假使十几年前凤翔做容县县令，我这样劝他，确实迂腐；又假使凤翔所得县邑在齐、晋、吴、楚之地，我这样劝他，也确实迂腐。如今广右一带，峝民时常起事，每年没有一个月安宁。从前鸡犬相闻的地方、禾麻相连的田野，如今都成为废墟。数十上百里之间，人烟全无，仅仅剩下孤城。一方百姓，幸而没有被异类牵累、在兵刃下流血的，都在这里苟且喘息；那些依山聚集以躲避盗寇的人，也无不忧惧地伸长脖子，依靠这座城作为声援。如果因循旧例，拘守职分，畏缩苟且，仍然沿袭前人的旧迹，那么自身尚且不能保全，又哪里能顾及百姓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所以即使有良法善政，也没有地方可以施行。何况容县的孤城只由数百名疲弱士卒守卫，此前还曾被贼寇攻破。过去的事实就是明白的鉴戒，难道可以不思虑吗？从前赵襄子让尹铎治理晋阳，请求把保障城池作为首要任务，君子称许他。那是在国势全盛、天下无事之时，尚且如此，何况如今这个残破地区呢？我劝凤翔守城，就是这个原因。凤翔如果不把我的话当作迂腐，事先便加以考虑，不因无事而懈怠松弛，不因有事而惊乱失措，兢兢业业，像慈母养护病中的孩子，抚摩爱惜，既担心旧病没有除去，又忧虑新病有所增加；像船夫驾着破船，小心进出，看见云便想到风，天还未晚便想到归泊之地，时时查看缝隙，害怕水稍有渗入；像病人害怕风，关紧门、堵住孔洞，又一定加厚衣被，无论坐卧都选择温暖的地方，害怕稍有疏忽而招致疾病。这样百姓就得到保障了。然后再施行政令、推行教化，还有什么地方不能治理好呢？’那位嘲笑我的人听了我的话，心中折服，于是请我写下赠给凤翔。我又告诉他说：‘季路在孔子面前谈论志向，希望在军旅、饥荒之后，约定三年使百姓勇敢并懂得义理。凤翔如今在容县任职，大概接近这个目标了。’凤翔啊，希望你知道应该努力的方向！送同乡朋友富川县韦知县的序 同乡朋友韦忠以太学生身份出仕，担任富川县知县，将要赴任。朋友符文质对我说：‘凡是我们同郡的士人，从学校出身，向天官请求选任，接受任命出仕，您都有文章赠给他们。韦君是您的同乡，又是交好的朋友，您一定不会吝惜言辞，我冒昧来请求。’我私下想，富有的人用财物赠人，仁慈的人用言语赠人。我从事儒业却贫穷，仁德大道又不是我敢自认为能够承担的，所以只是私下借用仁人的言语，作为赠给同乡故旧朋友临别的礼物，并不敢公开说给所有人听。《左传》不是说过：‘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治理国家没有比礼让更优先的了。我希望您用礼来对待人。《史记》不是说过：‘属吏把案牍作为老师。’做官没有比守法更优先的了。我希望您用法来约束自己。有人说：‘先王制定礼，是用来修治自身的，不只是用来要求别人；朝廷制定法，是用来治理别人的，不只是用来约束自己。您的话难道不偏颇吗？’我曾观察世上做长官的人，只知道有权势地位，却不知道有礼；只知道责备别人，却不知道端正自己。刚得到一个官职，便自视张扬，认为自己十分尊贵高大，把百姓看作草芥，把士人看作仇敌，唯独不想想我的祖父、父亲也曾是普通百姓，我自己也曾是士人；我以人的身份治理人，换个位置谁不都是这样呢？我对待别人，难道可以不讲礼吗？自己任意放纵，举手投足都已违法却不知道检点，反而拿着主管工程、服役的文书，专凭戴着柱后惠文冠的公职身份去责问别人说：‘某家在某件事上可以查办，某人在某件事上可以论罪。’唯独不想想自己的行为是否一一合乎法律。唉！这两种情况，是天下做长官的普遍弊病，也是我和您在学校时亲眼见到的。如今您承受国家培养厚待的恩德，一做官便享有七品官的秩禄，拥有百里之地，千万不要效法这些人的错误；这也是我赠言的本意和各位朋友共同赠言的深厚心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赠同乡友人冯深之任南康县令的序 我的朋友冯深之，以乡贡进士身份完成太学学业，已经很久；后来到铨曹请求选任，接受任命为南康县知县。出发日期将近，他经过我这里告别，并问：‘您拿什么赠给我？’我用一个字赠给他：‘畏。’有人笑我说：‘冯君质朴正直而宽厚，应该防止他过于强硬急切，还担心他不能振作以称职，您却劝他敬畏，难道是对症的药吗？’我说：‘不是这样。天下的事情，哪一件不是成于敬畏而败于轻忽呢？人因为不知道应该敬畏什么，所以说天理不足凭恃，说世事不足为，说人言不足忧虑，说经训不足相信，说古人不足效法，说官职不难称职，说政事不难办成，说上司不难侍奉，说百姓不难治理，说小人不难远离，说案牍不难清理，说吏弊不难革除。只要有一句认为不足的话，对待事情就会轻率；只要有一颗认为不难的心，对待事情就会轻易。轻率和轻易都产生于不敬畏。商代的中宗尚且说要敬畏，周代的太王、王季也说能够自我抑制、敬畏。世上的人连古代圣贤万分之一都没有，凭什么可以不敬畏呢？‘畏’这一句话，确实是君子存心立事的药石。人没有不如此的，而做官的人尤其严重；做官的人没有不如此的，而治理百姓的长官尤其严重。一个普通书生，刚刚放下笔墨学习的习惯，拿未经实践的学问去驾驭熟悉实际事务的吏治，处理仓促繁杂的事务，面对欲望很多的百姓，如果又不存敬畏之心，能够有所成就的就很少了。冯君这次任职，如果真能终身奉行这一句话，事情来临时不敢以轻率之心处理，因为害怕罪责谴罚降临；事物到来时不敢以轻易之心对待，因为害怕受到非议。这样，即使让他处理大事、前往遥远的夷地，也没有什么不能胜任，何况只是做一县之长呢？’那人答应着离去，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作为《冯君赴南康知县序》赠给他。

译《重编琼台稿》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稿》卷十四 明 邱濬 撰 序 送费县县丞赴奉新的序 县里设置县丞，是用来辅佐县令的，自秦代以来就有。唐代制度中，县丞职位虽高，却不能对县令说不，所以崔斯立有‘我没有辜负县丞，是县丞辜负了我’的说法。本朝制度规定，一个县的事情，没有不是县丞应当过问的。因此，世上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如果能够尽心于职责，也足以施展志向、把恩惠施给百姓。如果不能都这样，就是县丞没有辜负别人，而别人辜负县丞的情况太多。健为费君，以太学生身份出仕，立即担任潭州醴陵县县丞。不久因父母丧服离任，改任临江府新喻县县丞。后来又以员外郎身份被起用到铨曹，如今改任豫章府奉新县县丞。费君在新喻时，专门负责督征赋税，县令不烦扰而事情得以办成，刑罚不滥用而百姓自然服从，很得治理百姓的体要。新喻离豫章很近，费君的声誉在邻近地区传闻已久。奉新寓居京师的人一听说费君受命来辅佐本县，喜色顿现，赶来我这里请求文章送行。我认为，亲近百姓的官员没有比县令更直接的；县丞陈述六项职掌来辅佐县令，大概就是彼此补助、弥补县令的不足。如果县令说可以、县丞说不可以，不行；县令说不可以、县丞说可以，也不行。一定要正官和佐官都认为可以，然后才能实行。那些含糊其辞、不置可否地处理事情，反而把罪过推给县丞，说是县丞辜负自己，大概是因为受到刺激才这样说。县丞果真辜负别人了吗？如果是这样，就像领取俸禄却怠慢职事，又接受你的报酬，反过来盗取你的财物器具，二者相差多少呢？我知道古代君子以忠诚侍奉君主，不会这样。何况费君出自学校，读圣贤之书，平生对自己的期许是什么，难道肯这样吗？像费君这样的人，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辜负县丞这个职位。因此写下这篇序为他送行。送新喻沈县丞的序 石康人沈环，字廷珍，是前侍御公沈福的儿子。侍御公在永乐乙未年考中进士，升任内台官，曾出任陕西、交南巡按，所到之处都保持风纪操守、整肃宪法制度，在交南尤其声名显著。交南的遗民中有在朝廷任职的人，直到今天还称颂他，说个不停。廷珍刚满三岁，侍御公便去世，由他的祖父、封为御史的沈公抚养。廷珍早年在县学读书，多次参加有司考试，都不能如愿；不久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等待铨曹选任。今年春天出仕，接受任命为临江府新喻县县丞。将要赴任，因为我是本乡的前辈，便来请教。我很高兴他以官宦人家的子弟身份开始仕途，一开始就能在有文献传统的县邑担任佐官，以他的长处治理淳厚的风俗和朴实丰茂的百姓；承继先人志业、登上显达仕途，都要从这里开始。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是有所开始的，制作秤先从秤锤开始，制作车先从车轭开始。廷珍在这里做县丞，难道就是他仕宦生涯的秤锤和车轭吗？有秤锤才有秤杆，秤杆制成后才能用来称量；有车轭才有车子，车子制成后才能用来装载。悬秤称物，可以达到千万钧的重量；驾车运行，可以达到千万里的远方。追溯起点，都从方寸大小的秤锤和数尺长的车轭开始。士人出仕，也是先从小处做起，然后达到大处；先从近处开始，然后通达远处，与这些道理有什么不同呢？因此君子将要行动、将要有所作为时，一定先在开始处谨慎；开始不谨慎，后来又能怎样呢？《易经》说：‘君子做事要谋划开端。’《尚书》说：‘如同出生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在于最初。’廷珍刚开始有官守，就得到百里之邑来辅佐县令，在临民治事的开端，应当洞察谨慎、恭敬专一，好像将要不能胜任；勤勉急切，好像总是来不及。端正为政的根本，培植进身的基础，以作为日后达到远大境界、施展宏大事业的条件，用来光复前人事业，完成他们尚未完成的志愿，难道就在这里吗？难道就在这里吗？于是写下这些话赠给他。

译送琼山县胡县丞的序 琼州辖有十个县，琼山是附属于郡城的县，拥有其余九县全部的资源，也不足以抵得上它的一半。它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人才兴盛、风俗美好，都是其他县所没有的。不只是这九县没有，即使海以北的各郡，也有比不上的。东坡《伏波庙记》所说的‘衣冠礼乐，斑斑可见’，似乎也是指这个县而言；其他地方恐怕不能承受这句话。东坡南迁时，大概已是宋朝中叶以后。当时这里的衣冠礼乐，想来已如此文雅兴盛。何况如今距离那个时候又过了四五百年呢？我常听父老说，洪武、永乐年间，我们县里住在乡村的人，专心本业，勤劳谋生，质朴谨慎而厚道，有人直到老死也不知道城市是什么样。偶尔因事进城，亲友共同为他饯行，脸上带着惆怅可怜的离别神色，好像要远行万里一样。做士大夫的人，守持廉耻界限，厚重礼义；有人做不合义的事，众人便共同嫉恨鄙视他，像看待怪物一样。所谓‘珥笔终讼’的风气，是没有的。我年轻时还来得及亲眼见到这些。后来，治理百姓的长官熟悉了其中的缘故，认为百姓没有能力作为，于是听信吏员和百姓中的狡猾者，把他们当作心腹，任用凶恶的差役作为爪牙。于是把百姓当作苞苴，把他们当作鱼肉，把他们当作草芥，把他们当作仇敌；像捕杀禽兽、割除草木一样残害他们，撬开他们的嘴夺走食物，抓住他们的手臂夺走衣服，剖开他们的襁褓夺走婴儿。凡是可以放纵我们欲望的事情，没有不做到的。于是百姓的力量开始困乏，百姓的财产开始耗尽，百姓的生计开始穷困，民俗开始改变，于是“珥笔终讼”的风气兴起了。这大概是某时某人任县令时开始的。唉！这个人已经过去了，可财力的困困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风俗的衰薄直到今天还没有复原，告发争讼的风气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唉！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又是谁导致的呢？造成这一切的人已经过去了，不幸继任其后的人却要承担后果。若不是立志坚定、明白事理，并且以慈祥和乐、平易近人为心，真正有志于尽到父母官责任的人，就不足以革除当时的弊病，恢复往日的盛况。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很难得吗？靖安人胡克明，以太学生身份出仕，任顺德府南河县县丞，不久遭逢母丧；如今服丧期满重新起用，补任我县县丞。我过去曾在友人进士凃君那里认识他，确实是所谓“慈祥凯弟”的君子。凭这样慈祥和乐的人，来治理崇尚衣冠礼乐的地方，如果能够尽心尽力而不偏听偏信、独断专行，那么百姓生活不能恢复、风俗不能复原、“珥笔终讼”的百姓不能受到教化，我是不相信的。我生长在这个地方，又逢圣明之世，得以成为天子身边从事文学的侍从之臣，却惭愧自己没有丝毫能够补益乡亲父老的地方，所以对于胡君这次出行，再次郑重表达心意。倘若他不嫌弃我的话，使我们这些人能够受到一分恩惠，就是我小小的最大愿望。这篇序就这样写成。送乡友王主簿序 浙西的财赋冠绝天下，一个郡所拥有的财赋可以抵得上别处一个藩镇，而一个县所拥有的财赋又有许多是一个郡所没有的。如果按照古代分田置邑的办法计算，那么浙西的郡可以抵得上别处的藩镇，县可以抵得上别处的郡，郡守可以比作方伯，县令可以比作郡守。这样说来，在这个地方做官的人，名位虽然低，实际责任却很重。我乡里的朋友某人，以太学生身份出仕，担任嘉兴府嘉善县主簿。有人替他不平，说：“您从学校出身，在仕途上辗转升迁，经历了十多个寒暑，才得到一个官职，却竟然和从其他途径出身的人一同按资历调任，难道不是太委屈了吗？”又说：“您敦厚而聪敏，通晓世务，了解人情，假如让您得到一个郡来辅佐郡守，或治理一个县，或许可以施展您的才干；如今所掌管的却只是一个小县的文书事务。古人说有大才的人住在矮屋里，大概说的就是您吧？”我说：“士君子学成出仕，是为了求取名声吗？还是为了取得实际功效呢？如果只追逐名声，那么品秩低的当然不如品秩高的，小的当然不如大的；如果只求实际功效，那么财赋多、人民多的地方，当然胜过财赋少、人民少的地方。如今天下的郡以百计，县以千计，本来有些府很大，而财赋按石计算还不到一万，人民按里计算还不到一百；嘉善作为一个县，财赋按石计算有二十三万，人民按里计算有一百八十多。” 它名义上虽叫县，实际上却是下等府也比不上的。那些偏远的小州小县，财赋不足千石，甚至不到十石，折算分开来计算，哪里只是相差一百一十多倍呢？您在这里治理县务，所要安排的繁杂事务、征收输送的数量，大概有些是中等府的副长官也没有的，怎么可以只把它看作卑微琐碎的职务呢？何况如今朝廷励精图治，综合考核名实，考察功绩和课业，一定会按照多寡区别等级。您如果确实能够尽心履行职务，谨慎认真地只以实际功效为务，不崇尚虚名而追求实际成效，修养自己一定有真实的德行，爱护百姓一定有真实的恩惠，处理事务一定有真实的力量，待人一定有真实的礼节，使政务得到整治、政绩考核优异，那么俸禄品秩难道会始终低下而不能尊崇吗！”于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原文缺佚】送陈廷玉教桂平序 甲子年，我承蒙主持广东乡试，首先推荐十郡的士人，一同参加选拔的有五十人。潮阳的陈廷玉君当时年纪最小，资质最美，在同辈中卓然突出，就像刚从炉中炼出的金子，光焰鲜明艳丽，令人喜爱。三年后，我随计吏上京，又和陈君一同参加礼部考试，我和他都考中乙科。陈君接受校官职务离去，分教陆庠。那时，他年纪稍长，德行器度已经成熟，就像玉已经制成玉璧，玉璧的肉与好比例适当，厚重可观。陈君任官六年，我才考中进士。又过了四年，陈君任期届满来到京师，而我蒙恩任职于禁近之地。我们久别重逢，握手叙说旧事，谈论离合，十分欢悦。那时陈君年纪更加壮盛，德行更加进步，学问更加充实，就像金子经过百般陶冶而不减轻，玉石经过琢磨而圆润不伤，令人敬畏。古人所说的金玉般的君子，像我们廷玉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吗？不久，他奉命升任桂平教谕，又将要和我分别离去了。临别时我悲伤不已，承受不了离别孤独的感情，不知道将来再次相聚会在什么地方，而我到那时所见到的陈君，又会像什么样子呢？唉！从我有幸认识陈君以来，至今已经十多年了，总共见过他三次。每次见到他，总觉得他有不同寻常之处：开始是喜爱他，后来是敬重他，再后来是敬畏他。所谓敬畏，是敬畏他不断进步、毫不懈怠，也不苟且随便。不知道陈君见到我时，是否也觉得我有某些不同之处？如果有，幸望告诉我。

译送梁弘道教谕序 岭南的人才，在古代没有比始兴更兴盛的。唐代宰相张文献公，史书虽然称他是韶州曲江人，但他出生的地方如今实际上隶属于雄州始兴。我曾沿浈江上下行走，登上黄冈原野，抬头向东北望去，只见山林冈埠之间仍然气象高伟，好像九只翩翩飞舞的仙鹤从天上降临的地方。如今距离张公已经七百多年了，山川风气仍然没有改变旧貌，可人才的产生为什么如此寥落呢？难道扶舆清淑之气只在古代丰厚、在今天吝惜吗？或者五岭以南土地贫瘠、气质浮薄，张公独自尽得其全部精华，此后便不再有遗余了吗？我探求其中原因却不得而知。古冈人梁弘道先生由浔郡文学升任掌管始兴的教化事务，即将赴任，乡里的朋友来请求我写赠言。我听说先生通晓经学、学习古道，志趣不凡，大概也是岭南人士中铮铮有声的人物。如今先生在这里掌教，而我岭南古今第一等人物所出生的地方，正处在他的教化雨露浸润之中；先生可以观览山川，考察风气，询问父老，查考图籍，一定能够得到一些张公的仿佛神韵。如果得到，幸望借风告诉我。虽然如此，请允许我姑且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说。正当唐代盛世时，张公的风度和德业，不只是岭南士人中偶尔才有，唐朝三百年间，中原人士也不多见。然而在那时，南越的风俗还没有完全改变，粗野的发式还沿袭旧俗，中原的章甫冠传来后没有地方使用。大概整个唐代，也只有张公一人，其他人还没有听说。如今的世道却不同了，衣冠礼乐大体已经文雅有序，和中原相等。要寻找一个德业风度像张公那样的人，虽然不可得到，但其中穿着儒服、学习周公孔子之道的人，到处都有。难道所谓扶舆清淑之气，在古代专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如今却分散在众人身上吗？集中所以宏大，分散所以细小，道理或许确实如此。如今要在当世求得像张公那样的宏大人物，本来不能保证一定找到；但在众多细小的才德之中，加以选拔、容纳、开发、扩大、引导使其成长、拓展使其远播，又怎么知道最终不能发展成宏大的人才呢？这正是开发启迪人才的功劳，所以不能不依赖师儒的职责。先生请牢记这一点！送甘弘济赴教兴济序 我的朋友甘弘济从小学习进士业，希望凭功名在世上显露才华。他两次参加礼部考试，因为父母年老，不得已屈居乙科；两次任县学教官，历经九年，等待吏部铨选。众人都说他受了委屈，但久而久之大家相信，他一定会有破格提拔的一天。后来他按通常的调任升为兴济教谕。唉！像我的弘济这样的人，难道最终只做一个教官吗？一个教官的职位难道足以限制我的弘济吗？回想二十年前，我和弘济这一辈人在科举技艺的场所纵马驰骋，在翰墨文辞的林苑中游刃有余。那时年壮气盛，志向刚刚萌发，把高科显宦看作囊中之物而已。当时交往的士人，联席而坐、交错相处，手持书策吟诵的，全都是天下贤豪。等到考察他们将来的成就、探究他们所具备的才华，他们和弘济也没有太大的距离。别人有的只用一两年，便低头取得甲科，举足就登上显贵职位，直到如今仍然显赫光耀的，哪里数得过来？而弘济却在选调之中困顿周旋，任县学教官将近二十年。唉！这所谓命运，难道不是真的吗？从创造命运的人来说，难道就没有应当承担责任的吗？假如弘济遇到能够造就命运的人，在考试时得到唐代的天民，做官以后得到宋代的大忠，那么秉持公正的鉴别标准，弘济必定会被选取；打破拘泥常例的限制，弘济也一定会被破格任用。只是这样的人世间并不常有；至于这样的人有没有，本来就不敢保证。但弘济自身所具备的才德，却本来没有改变。又怎么知道世间最终不会有这样的人呢？又怎么知道我的弘济最终不会遇到这样的人呢？弘济姑且等待吧。先儒有句话说：‘处在什么职位上，就安于日常所做的事情；随着所处环境尽到自己的职分，乐于接受天命，安于自己的命运，以等待时机到来，这就可以了。’顾光禄廷瑞听到我的话，认为说得对，于是把这些话写在帛上，作为赠给弘济任官的赠言。送郑司训序 我小时候，听说邻县有一位令人乐于亲近的郑文学先生，是福建人，当时以文章闻名，凡是一方之内求文章的人都归附于他。我稍长后学习举子业，又得到郑主事所作的《戴记程文》诵读，知道他是位文学之士。等到来到京师，在缙绅之间交游，谈论当代贤能官员时，大家往往把宁波郑太守列为首位；他大概是那位文学先生的弟弟，我于是更加相信福建郑氏人才众多。天顺八年，朝廷召集太学生到内廷，进行考试，选取文章符合标准的人，授予师儒职务，分别到天下府州县学任教。我有幸参与考校，拆开试卷后，其中有一份署名郑文充，来自福建，作文不苟且，显然有所传授。我私下想，他莫非是郑文学先生的子弟吗？又过了几天，吏部员外郎王君和一位士大夫来访。那位士大夫身材衣冠十分伟岸，礼仪举止娴雅，我猜想他就是郑君，询问之后，果然如此。原来郑君接受任职，担任琼州文昌县司训；因为我是他的同乡，他特意来拜访，询问道路情况。我问及他的家世，才知道他是郑太守的长子，郑文学是他的伯父。于是更加感叹郑氏人才众多。第二天，王员外郎请我写赠行文章。唉！郑氏人才众多，从古以来就很著名。汉代的郑康成，阐明经书训诂，后世谈论经学的人都尊奉他。唐代的广文先生澹素，自守清正，后世担任儒官的人都仰慕他。宋代的名士，有气概高迈、品行古雅，以认识天道、穷尽本性为学问，当时并称为闽中四先生；这些又都是郑君乡里的先贤。这样几位君子，清正的德行和古雅的学问，足以做百世师表，天下所有担任师儒的人都应当以他们为榜样，何况郑君出自他们的宗族呢！郑君出自儒学世家，素来得到家庭传授；年轻时游学于四明这个文献之邦，师友都是当时的贤者豪杰，所受资益很多。如今正值英俊美好的年纪，担任师儒之职，分教百里之地，而且和从前郑文学先生教化经过的地方相邻很近，先生遗留下来的文章墨迹往往还在。郑君可以继承他的美好踪迹，使一方之人凡有文章著述，都一定来趋向请教，也如同当年乐防那里有郑文学先生一样，难道不是美事吗！您才华清俊、风度高雅，不是久困于普通调任职位的人，请努力，不要自暴自弃。

译送乡友冯元吉教谕序 正统戊辰年，我和万全人冯元吉一同参加计吏考试，上礼部应试，都没有考中，最终在太学完成学业。又过三年，元吉考中乙榜，得到岑溪教谕之职，我也辞去官职，和他同船南归。又过三年，我有幸考中甲第，在翰林任职八年。元吉这才考核期满，来到京师，天官考核认为他应当升迁，但因为举子出身人数不足，仍然保留原职，改任巴县教谕离去。唉！海滨一别，转眼已经十年；如今再次分别，又不是要过十个寒暑才能相见。人生在世，能有几个十年呢？所以临别赠言，感情怎么能停止！不过，感情本身不值得多说；只是我们平日相互期望的事情，有超出感情之外的意义。如果德行学问没有进步，名节没有树立，职务没有修治，那么即使早晚相隔几步彼此追随，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德行学问进步了，名节树立了，职务修治了，那么即使相隔千里，即使相见要等几年，也始终如同同一天处在一室之中。又何必计较远近久暂呢？元吉要走了，我不是没有感情的人，但我宁愿舍弃眼前的私情而取更重要的东西，难道不正是因为古代君子之所以交往相处的道理，有比感情更大的意义吗？这不仅是用这些话来责望元吉，也是用来责备自己。于是说完这些话，又用诗来接续，诗句是：“北方有燕，南方有越；从南到北，没有不是各得其所的。既然已经相隔遥远，何况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要去那蜀地，在天边一角。伸长脖子远望，南方山川遥远得仿佛隔绝。想到你将要远行，我心中忧郁曲折。群鹿成群而居，鸿雁声声呼唤同伴；那些动物同类之间，都能够和睦亲近。为什么我和你，却屡屡被迫分离？从前我们聚集在一起，亲如兄弟；如今彼此暌离，如云如水。感念今日，追思往昔，感情怎么能停止？因此想在道路左边赠诗给你。以自身树立教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我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回应，你将怎样对待我呢？”

译送乡友崔仲渊司训序 我的朋友崔仲渊考取乡试资格，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参加南宫考试、进入太学，也已经十年了。按照通常资历入选，一年中未必能有一两次得到好官职的机会，但这并不是他所喜欢的。他放弃按年资计算的劳绩，去接受教职，得到建昌府南丰县学司训。孟子所说的辞去尊贵职位而处于卑下职位，辞去富裕生活而处于贫困生活，不就是这种情况吗？人出来做官，谁不想要尊贵和富裕呢？做官却不想尊贵富裕，是虚伪。只是取得它要有正当途径，进身要合乎礼法，不能苟且求取，也不能把得到它当作侥幸。能够用正当途径取得、按礼法进身，这才是君子的作为。虽然有可以取得的途径、可以达到的道理，但时运不利于我，岁月不给我机会，那么也姑且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享受日常生活中所承受的天命。如果一定要等到尊贵富裕之后才施展自己的志向，那么终身得不到它的人就太多了。虽然如此，职位有尊卑，道却尊贵而从未卑下；俸禄有贫富，学问却富足而从未贫乏。何况师儒的职位，以学问为事业，以道义为责任。从三皇五帝以来，所有具备的仁义礼智，都是我们本性所拥有的。既然拥有这些，那么三公的职位也不能超过它。学问从六经、诸子、史书，下至百家之言，凡是散布在四方、记载于典籍中的，我们没有一样不去研究。研究并且掌握了这些学问，那么万钟的富贵也不值得称多。如果道义本来尊贵，而我们却忧忧戚戚地以职位卑下为念；学问本来富足，而我们却急急忙忙地以贫穷为忧，那么就失去了真正尊贵和富足的东西。更何况道义与学问都没有呢？因为嫌弃地位卑下而嗟叹，就会屈服压抑，苟且卑贱，什么都做得出来；因为忧虑贫穷而求索，就会乞求借贷，什么手段都用。这是天下学校官员共同的弊病。仲渊千万不要像他们那样。要凭借某些东西使自己尊贵，而不是凭爵位；要凭借某些东西使自己富足，而不是凭财货。不仅要用这些使自己尊贵富足、不在人前屈挫，还要用这些来施教于人，使所有处在自己教化诱导之下的人，都知道天下确实有一种自尊自富的道路，存在于爵位和财利之外，这样或许才不辱没师儒的职分。仲渊请一定慎重啊！送乡友林茂才赣州府学训导序。我的朋友林茂才以太学生上舍生的身份参加校官选拔，和天下的举子一起在奉天门考试。试卷送交翰林考核，他的文章列入优等，于是得到赣州府学训导的职位。出行日期已经临近，当时郡中在京的人比往年多，大家一起集资买钱，备办酒菜，在城东的佛寺中为他饮宴。酒兴正浓时，有人起身唱道：“湛卢剑多么锋利啊，用来割除苕华；铙歌鼓吹一齐奏响啊，和着枯杨的黄花。千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啊，炎暑时可以代替麻布。时运命数就是如此啊，唉，又能怎么办！”接着有人唱道：“章江、贡江交汇啊，郁孤台高耸；有一座新建的庙宇啊，高大巍峨。戴着它的冠冕啊，讲习唐虞之道；众多俊秀之士啊，前来趋近它的角落。酒尊中有酒啊，陈列鱼肴。乡人来来往往啊，互通书信。安居而饱食啊，舒缓自在。那些前呼后拥、撑伞而来的官员啊，正奔走趋奉。”歌唱完毕，酒杯接连传递，谈笑嬉闹，尽情享受了一整天的欢乐。甚至还有人挽起袖子呼喊喧闹、踉跄起舞。可是我们的林茂才却收敛容色，端正坐着，默然不发一言。有人问他，他只是唯唯应答而已。众人无不惊讶赞叹，羡慕他克制自己的勇气和降低身份、严守操持的坚定。大家私下议论说：“当初我们和茂才一同在学校游学时，年少而意气豪迈，却认为天下之事几乎没有一件符合自己的心意。对于世人所谓的功名富贵，我们把它看作囊中之物，认为伸手试取就可以得到。后来屡次参加秋试，每次到了考试时却又作罢离去。最后，主考官劝他出仕，已经可以起用了，他却仍然迟迟不肯出行，竟拖延了五六年。难道是没有想到衰老会突然到来吗？如今不得已屈身接受儒官之职，忽然收敛自己、约束自己，进入规矩之中，始终仿佛变成了两个人。难道是阅历世事久了，觉察到以前的做法是错误的吗？还是岁月流逝，志气消磨软弱了呢？”第二天，大家把这些话告诉我。我说：“不是这样的。你们没有见过秋水按时上涨吗？当百川暴涨、众流交汇时，两岸沙洲之间连牛马都分辨不清；水漫过山谷，放眼望去没有边际；撞到树木就把树木折断，冲击堤岸就使堤岸崩塌，连巨石也被水流冲浮，巨大的峡谷不能阻挡它，高高的土埠也不能防御它。一旦受到阻塞逼迫，就怒吼咆哮，声音震动远近。等到霜降水落之后，奔放的水流注入大海，泛滥的水流回归旧道；疏通后成为河川，蓄积后成为湖泊，停聚后成为深潭；水面平铺，缓缓流淌，随着山势曲折，借着风形成纹理，可以在其中涉水、沐浴、游玩、行舟，可以用来灌溉、洗涤，可以照见面目，可以供人饮食。其他滋润万物的功效、灌溉的利益，也无所不具备。现在的水，就是从前的水，为什么前后相差竟然如此悬殊呢？”这是时势使然。不过，这说的是大河。至于大陆上所有的地势，那些池沼、水洼、污池，哪里有这样的情形呢？像这种情况，正可以用来比喻我们的林茂才。一个人到了收敛浮华、趋向实际的时候，正是不能不用他的时候；只是可惜官职受限制、所在地偏僻冷落，不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罢了。虽然如此，他已经不亲自施展才用，而把自己的才用授予他人，让他人代替自己发挥作用，这也就是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又何必一定要由自己亲自出面呢？众人听了我的话，都认为说得对，于是把这些话依次整理出来，为茂才出行送行。

译送徐庶子归省序 翰林居于禁近秘密之地，是天子的亲近之臣，职务中重要的有进讲、编纂、校文。如今四方安宁，内外无事；前年《英庙实录》完成，今年又将考试天下士子，刚刚结束经筵，讲学之臣多达十多人，分班轮流进讲。因此馆阁臣僚大多有闲暇，往往可以谈论自己的私事。己丑年春天，翰林臣僚中有几人请求赐假回乡省亲，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讲徐时用君就是首先倡议的人。获准之后，出行日期已经定下。馆阁的旧例是，有人分别离去时，往往作诗赠别；我和徐君同年，又彼此交情深厚，于是请我写序。徐君起初以进士第二名进入翰林，任编修官。不久，今上确定太子之位，精心选拔文学之臣来辅导太子，徐君被提拔到校书、司经局任职；该局掌管经籍文翰之类的事务，尤其是最亲近的职位。皇上登上宝座后，徐君越级升了三阶，直到今天的官职。像时用这样的人，可以说是遇到了明主，又生逢其时。然而侍奉父母是人之常情；既然承受皇上的恩宠，借助皇帝赐予的爵位章服来荣耀父母，又有幸遇到天下无事的时候，能够请求恩准休假，稍微实现侍奉父母、承欢膝下的欢乐，这也是人情的常理。古人说：“儿子在父母身边，即使没有离别的忧愁，父母也不会快乐。”这句话是针对尚未出仕的人说的。至于父母俱在，幸而看到儿子功成出仕，官居朝廷要职、显贵之后返回乡里，起初，父母教导儿子，是希望他登科入仕，以光大宗族；如今果然实现了这个愿望。起初，儿子读书，是希望立身行道，使父母显荣；如今也果然实现了这个志向。儿子出仕而父母得到荣耀，没有离别的忧愁，又有儿子在身边的欢乐，这种快乐哪里有边际呢？不过，儿子没有出仕时，父母本来可以独自拥有他；既然已经委身为臣，就不是父母可以独自占有的了。这样看来，这种快乐又怎么能够长久呢？何况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留心经学，用它来切磋治国之道，彼此修治、勉励和辅佐的责任，更加依赖贤才。礼乐要经过百年才兴盛，建立一代之法以垂范万世，现在正是这个时候。考察古代礼制文献的事情，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太平日久而文饰胜过质朴，文质日渐失衡，所以振兴士人群体，使其从雕饰返归质朴，也不能不依靠我们这些人。难道可以长久亲近私情，而忘记公事吗？您出发吧，并且快些回来，以符合馆阁诸公的期望。送国子司业费先生归荣序 国子司业费君向皇上说：“臣自己丑年承蒙恩赐进士及第，选为庶吉士，获赐在中秘读书。第二年又升任翰林编修，任期届满后推恩，赐先父以臣的官职，母亲封为孺人。不久升任现职，任职至今又三年了。从最初考中进士到现在，前后共有十三个春秋。按旧例，官员通常任满一个考核期，可以获准回乡省亲；近来的制度又有离家十年可以请求省亲的规定。臣很早就失去父母，只是祭祀父母的礼仪长期荒废，不能承受霜露之下的悲痛感情。幸而如今国家无事，而太学中教导学生的人并不缺少，谨冒死援引旧例请求。”皇上说：“准许。”仍然命令有关官署从内库拨给宝钞，作为道路费用。命令下达后，费君准备行装将要回乡。太学的师儒从监丞以下一同进见，对我说：“司成先生这次出行，翰林诸公都分别命题作诗相赠，我们也不能没有话说，请分韵作诗。”于是我取古诗“枯桑知天风”的体例，使用四声的开头字作古诗八句，共四十字，每人分得一个字，就以这个字作为所赠诗的末韵。诗写成后汇集起来，按照次序准备写在帛上。大家又说诗不能没有序，于是嘱托我来写。我和费君相比，年长他一天多一些；他在殿试时任职翰林，我有幸担任读卷官。后来他被选中，和状元张启昭等十八人一同在翰林继续学习，皇上特意命我传授他们古文辞。如今又有幸和他结成同僚友好，正要依靠他朝夕帮助我弥补不足，怎么忍心舍弃他离去呢？我已经老了，正茫然若有所失，哪里还有什么心情为众人作诗写序呢？不过，我挽留费君，是我的私心；费君决定一定要离去，是他的私心。我的私心是为了自己，费君的私心是为了父母。圣明天子用孝道治理天下，不忍心断绝人们侍奉父母的愿望，我哪里敢因为一己私心而妨碍众人的孝心呢？费君年纪正壮，学问日益进步，声誉正灿然兴起，又正逢群贤并进的时期；圣明天子求贤若渴，换作别人处在这种时候，都会抬头踮脚等待进用，只怕错过机会，也怕有人先迈左脚而超过自己。费君却独自两次上奏章，一定得到所请才肯罢休，他的志向也实在值得敬重。费君这次出行，不只是为了实现孝亲的心愿，难道也足以给诸生树立榜样吗？从前阳城担任国子司业，召集诸生告诫他们说：‘凡是求学的人，所学的就是忠和孝。诸生中有长久不回家省亲的吗？’ 第二天，拜访阳城后回家奉养老人的有二十多人。费君所任的官职和阳城相同，阳城只是用言语劝诸生回家省亲，而费君却亲自这样做，难道不是以身作教吗？教化中最大的事情，在于忠和孝。自己具备了，才可以要求别人具备；人首先必须孝顺，然后才可以做到忠。忠尽到以后，孝道也会更加充实广大。因此君子一旦退居家中，出仕而到朝廷任职，始终都带着道义，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忠和孝的。这样说来，费君这次出行，难道不只是像古人所说穿着锦衣白天行走，只为了作为乡人的荣耀吗？他也将能够用自己的行为规范社会、教化风俗吧？这件事或许还将成为天下人的规范和榜样吧！于是把这篇序写在各位作者诗文的上面。

译送邢侍御克宽归省诗后序 景泰七年夏四月，监察御史邢克宽君巡按归来，从辽东把自己的情况向朝廷陈述说：“国家制定法令，凡朝廷臣僚任官满三年的，允许赐假省亲。臣自授官至今，已经七年了。家中有年老的父亲，幸蒙圣恩，封授父亲以臣的官职，追赠亡母为孺人，继母的封赠也同样如此。回乡省亲的礼仪，已经长期荒废，臣冒死援引法令请求。”皇上说：“依照法令办理。”邢君于是向皇帝辞行，将要出发；朝廷中的缙绅相互议论说：“邢君贤明啊！按旧例，御史任满两个考核期，一定有升迁的荣耀。何况邢君端庄严肃，深得御史的体统；如果稍微等待十天半月，破格升迁的机会就很近了。况且京师距离他的家乡将近万里，路途遥远，期限又紧，跋涉实在不容易；但他一旦决定离去，既不和同僚商议，也不告诉朋友，便果断离京。他把那些贪恋荣华、违背亲情，为求不可必得的非分希望，苟且安坐以侥幸等待或许实现的人看作什么，真是相差如同天壤啊。”贤明啊，邢君！于是大家相继赋诗，为他的出行增光。春坊谕德林先生已经为各篇诗作写了序。我和邢君同郡，而且交情深厚，不能默然不言。我想，我郡从前在朝廷做官、得到推恩来荣耀父母的人本来是有的，但像这样使在世父母得到荣耀的，此前还没有。有这样的事情，确实是从邢君开始的。唉！前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到我们这里开始了；后来有这样事情的人，也将从我们这里开始。这样的荣耀，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邢君回到琼州后，父子、媳妇和婆婆在久别之后相见，反复拜见、互相问候，满堂欢喜愉悦；纱帽、獬豸袍、珠翟和锦衣，上下交相辉映。随后又在寝室举行有关礼仪，到墓地祭扫；礼毕，又宴请宗族、姻亲、朋友、同僚、故旧、乡人和父老，众人都来聚集。这时一定有人亲眼看到事实，感慨叹息，认为这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也一定有人听到这种风气而受到感动、振作起来，做父亲的想到应当怎样教育儿子，做儿子的想到应当怎样砥砺志向。还一定有人感叹这件事，而悲叹自己一生不幸，有儿子却不能成才，有父母却不能侍奉赡养。唉！邢君这次出行，成为乡邦的光荣、乡里的劝勉，难道只在当世如此吗？千百年以后，又怎么知道不会有人传述这件事，把它作为美谈，传播在诗歌声调中，记载在图志里，留传无穷呢？我和邢君出生在同一个地方，学习同一道义，又同朝为官，只是我独早失去父亲，怀抱无边的悲痛。母亲幸而安康，但我的志愿仍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对于邢君这次出行，我不能不感慨，于是谨将这篇文字写在众篇诗文之后。赠史太仆归省序 古代实行封建制度的时候，做官的人不离开自己的乡里；早晨出门就侍奉君主，晚上回家就奉养父母，所以忠孝之道总能两全。后世改变了这种制度，以到外地做官为常；只有在朝廷任职的人，才不一定受乡里限制。然而如今四海如同一家，版图绵延万里，士人从遥远地方到中央朝廷做官，因路途遥远、水陆跋涉艰难，来不及带着父母同行的人很多。圣明天子怜悯这种情况，于是制定任职三年可以回乡省亲的制度，并且拨给宝钞作为路费。唉，仁爱何其深厚啊！太仆寺丞、龙阳人史克明君，任职已经六年了。他的母亲太孺人在堂，年过九十，他想省亲朝见母亲的心情没有一天不在心中辗转。但由于马政是军国所需，有些事情比回乡省亲更为紧急，他不敢轻易谈自己的私情；即便说了，皇上也未必立即答应，所以拖延到六年之久。如今事务稍稍集中，又有代理者可以接替，于是上奏章请求休假。事情交给有关官署后，查究君所负责的事务，果然没有可以推诿懈怠的地方，于是批准了他的请求。史君当天就准备出行，凡是和他同僚的人，没有不替他高兴并祝贺的。高兴，是高兴史君省亲的愿望得以实现；祝贺，是祝贺他以儒科出身，取得显著功业，职务办理得很好，朝廷已经推恩，使他的生母、在世和已故的亲属都得到荣耀。如今又承受皇恩回到故乡，以五十多岁的儿子奉养将近百岁的母亲，大概是人世间少有的事情。大家一起画图来为他的出行增光，有人知道我和史君素来交好，便请我写几句话。我认为史君这次出行，使人看到了国家对臣子的厚待：不只使用臣子的力量，又体恤臣子的私情；体恤私情又周到安排，这正是用来激励臣下廉节的方式。说这是仁爱到了极点，难道不对吗？又从这件事看到了今天臣子尽心奉事的忠诚：想要保全自己的私情，必须先尽到公事；公事没有完成，即使私情迫切，也不敢开口；一定要等自己的职务已经办妥，然后才谈自己的私事。像这样，难道不可以说是义尽到极点吗？古人说：“君主施行仁爱，臣下施行忠诚。”我从史君这次出行中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送太仆史君归省序。

译贺封礼部郎中俞公序 本朝推恩的典制，明载在法令中，各有等级差别。凡是接受恩典的人，必须逐步取得，从来没有越过次序而得到的。能够越级得到恩典的人，不是对国家有功劳，就是才德操行、勤勉劳苦，有被皇上记在心上的地方。啊，这难道不是特殊的恩典吗！天顺六年八月，礼部尚书郎中俞振恭君任官三年，按例应当得到诰命加封。恰好他的尊父廷献先生，奉其父清节翁之命，来到京师探望儿子。事情之前，廷献先生对振恭说：“我们家承受先世积善的福庆，才使你显贵荣耀。从前你任主事时，已经蒙圣恩，封我以你的官职，我得到的荣耀和幸运已经超过平常的本分。仔细想来，你之所以有今天，都是你祖父教诲的结果，我有什么力量呢！如今我愿意把自己本来应当得到的官职封赠，请求朝廷把它转封给你的祖父。皇上正在扩大孝治天下的恩典，万一能够答应，那就是最大的幸运了。”奏章上呈后，皇上嘉许他的做法，命某人依照法令接受封赠，又赐给他的父亲冠带。郎中是五品官，恩典按例只能施及其父亲，如今却施及他的祖父；所谓特殊的恩典，不正是这样吗？一时公卿大夫士听到这道命令，无不称颂感激，认为在这件事中，俞君的仁、儿子的孝、臣子的忠，都显现出来了。体恤臣子的心意而使他的亲人荣耀，是仁；辞去自己的荣耀而把它转给父亲，是孝。然而如果做臣子的不能尽忠报国，连依照旧例获得通常的封赠都不可能，何况还想求得越级的恩典呢？唉！越级的恩典，是不同寻常的恩数。如今一下子聚集到俞氏一家，祖父、父亲、儿子、孙子三代都得到这样的荣耀，难道会没有原因吗？我听说俞氏是故新昌的世家，从宋元以来，世代都有显贵官员；进入本朝以后尤其兴盛。清节翁亲自修养德行、秉持义理，是一县所仰望的人；廷献先生又能继承他的德行，厚重地振兴宗族。郎中君正值盛年就考中贤科，被选入翰林，在中秘读书，升任主持礼部事务的主事，接着升任现职；才德、操行、勤劳都十分显著，声望和才能因此被皇上知晓，才得到这次特殊恩典，是有原因的。将来更高的阶位、更显要的俸禄，自然会按次序取得，而优厚的恩宠、特殊的任命，也一定会接连而来，应该不会止于此。这大概就是它的预兆。廷献先生南归的日期将近，凡与郎中君交情深厚的人，都把书简交给我，请我写赠言并代为表达祝贺之意，于是写下这些话，以等待【天顺七年】

译赠增城吴君浍荣登进士第序 进士科始于隋代，而在唐代兴盛，所以南方士人登进士第，是从唐代开始的。江右有进士，始于某人；七闽有进士，始于欧阳詹。不过这些都在唐朝中叶以后，而曲江人张子寿在开元以前，已经凭“道侔伊吕科”考中进士了。这样说来，南方士人登第，难道是从岭南开始的吗？哪里只是这样呢？唐代南方士人还没有做状元的，而大中年间开建县的莫宣卿已经夺得天下士人的魁首。唐代三百年间，南方士人登上宰辅之位的才一两人，而岭海之间却有三人。议论者竟说山川之气只特别集中于物，而不集中于人，难道不是诬妄吗？天地化育流行，赋予万物；得到偏气的成为物，得到全气的成为人。物只得到偏气而不完整，它的精华秀实尚且有这样的表现，何况人所得到的本来就是天地的全气呢？这实在是偏颇的论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若说气运有盛衰，所以人才的产生不能没有厚薄多寡的差别，那确实是有这种情况的。岭南自从进入国朝以来，进士科本来就不曾缺少人才，近年来更是一天天兴盛。如今圣天子即位、开创大统之初，临轩亲自策试进士，擢取三百人，其中我们岭南就有十五人。其中一人，是增城的吴君浍。吴君聪秀颖悟而笃实，在同辈中恭谨自守，确实是岭海间的优秀士人。吴君登第以后，他的同学朋友某等人说，增城此前从没有人登进士第；如果说有，那么今天便从吴君开始，不能没有一篇话来记载这件事的开端。因为我是他的乡人，他们特意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增城是菊坡先生的故乡。先生的气节、才华和声名高出一代，当时朝廷空出宰辅之位等待他，诏书恳切地催促召请了好几次，他最终还是推辞不赴。议论者认为他应当受到大拜，而始终坚决辞谢的人，古今只有他一人。吴君生在他的故乡，先生留下的风气和余韵距今还不远，吴君还应当以这位前人为榜样，由此追随曲江公清正的风骨和重大的节操，使天下人称道他说：‘岭南进士，不仅古代有这样的人，今天也有这样的人。’这样或许足以驳倒柳宗元的论说，洗刷加在我们岭南人身上的深重诬蔑。吴君，你要努力啊！不过，这难道只是吴君一个人的责任吗？凡是我们岭海的士人，都不能不知道自我勉励。我想借吴君这件事把这层意思说出来。《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西蜀周公致仕序》。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西蜀人周公尧弼因为年老请求退休，皇上命令他乘驿传车回去。临行入宫辞别时，皇上特意敕令光禄寺赐给酒食，并从内库赏赐宝钞三千贯。当时同朝的公卿说，周公此行不能没有文章赠送。后来西洛耿公恰好来接替周公，便和他的同僚倪公、张公商议，说我和周公同官，又一同出自翰林，有文章上的交谊，于是把赠言托付给我。我比周公小一岁，周公要走了，不久我也将走上他的旧路，正想借助别人所说的话作为赠言来赠给周公，大概也将以此作为别人赠我之文的先例。于是我择取周公志向和操行中重要的方面，作为赠言。周公是蜀人。自古以来蜀地多有文学之士，进入皇朝以来已有一百多年，而蜀地的文名从周公开始才大为显著。周公起初凭尚书蔡氏之学在乡试中发解，入朝廷应对，赐进士及第，升任翰林官。在馆阁二十多年，凡是国家重大的制作、编纂和修撰，没有不参与的。后来出任两京太学教官，成为天下儒者的宗师。升任春官长官和副职，超过十年；考究古代礼制文典的事务，多有建言和阐明。恰逢朝廷更改制度，大礼仪、大纲纪集中在一时处理，例如祧庙、祔庙的议论，都是百年以来没有先例的，经周公斟酌裁定，终于成为固定制度。其他如亲王藩国的典章制度、外国来朝聘问，以及学校、科举、贡士之类，也全都有了成规。周公担任春官、掌管国家礼制，可以说完全称职，没有辜负职责。然而那些喋喋不休的人仍有人对周公不满，难道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命’吗？上天对于贤人君子，常常想成全并扶持他们，使他们的道术在天下大为施行；但有时也会设置阻碍，使它不能完全推行。表面上像是在废弃他，实际上正是要振作、激励、昂扬他的志气，使他成就更大的事业。周公自幼便有志于圣贤之学，翻阅书册，常常有著述的想法。他在太学时，曾与诸生辨疑考订，辑录成书，回朝后已经进献给朝廷，但还不是他的全部著述。正值道学大为显明的时代，众人剽窃旧说、雷同附和之时，他想登上极高的峰顶，在已经完备的学说中寻找缝隙，极力把自己的见解表彰于世，补足前人尚未完备之处，做圣贤之学的忠实臣子。然而他拘于职务，正受到圣天子的委任重用，没有空闲去做。如今因为年老，正要上疏向九重请求退休，以实现平日的志愿，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却催促他离去。难道是上天想成全周公平素的志愿，急切地唯恐耽搁，尚且担心不能实现吗？周公，您回去吧。古代的圣贤不求与时俗相合，而求与大道相合；不求为人所知，而求为上天所知。只要一息尚存，这个志向就不能稍有懈怠。他们的著述大多在晚年完成，到了那时，形成一家之言，补足先儒的缺失，留下训诫给后世，在天地之间留下不朽的声名。这正是我平日对周公的期望。哪里知道那些对我喋喋不休的人，难道不是在竭尽忠心、帮助我吗？孟子说过：‘前进，有时是有人推动；停止，有时是有人阻拦；前进或停止，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欧阳子也说：‘后世如果不公正，那么直到今天就不会有圣贤。’周公，您可要记住啊！一时的好恶出于一时，真正的是非要由百代来评定，人又能把命运怎么样呢？周公，您走吧，我也将跟在您后面。您住在西蜀，我住在海南，相隔数千里。幸而没有死去，还能够等到看见您的著述完成。《送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涪陵刘公致仕序》。

译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掌管太常寺事务的涪陵刘公凌云，年纪还没有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却因为脚有疾病、行动不便，请求辞去职务。皇上没有答应。后来奏章再三上呈，皇上因他的情词恳切，特意准许了他的请求，并命令有关部门每月供应粮米，每年供应车轿和仆役，以表示优待礼敬大臣的意思。唉！圣天子对于大臣，恩典礼遇是多么优厚啊！然而这不只是因为刘公本人，而是因为刘公所掌管的是国家的礼乐，辅佐天子郊祀上天、祭享宗庙，已经超过十年了。每逢大礼，在殿陛之上致辞，在坛场之间周旋，近在天子面前，引导并辅助圣上的行动，负责灌鬯献礼，用来敬奉上帝，承受列圣在天之灵，以求得到神灵的顾念和享受，使天子从上天接受福禄，把安宁、和谐、丰收的庆福赐给天下；这不是只办理一件事务、担任一个职务的人可以相比的。刘公恭谨清正、勤勉谨慎，服劳多年，受到先皇帝的眷顾。今上继承帝位，正要依赖刘公的才干，却反而容许他因个人原因离去。唉！难道真是不得已吗？古代仁君对于臣下，正当臣下壮年强健时，任用他一定竭尽其才，不留下余力；如果他生病衰老了，也就便利他的私事，不强迫他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臣子辞职回去，仁君还一定使他得到安居休养之所，以终享自然寿命；他们的仁义兼尽到这种程度。后世却有不同的情形。欧阳子曾说：‘自两汉以来，即使做官做到三公，每当交还印绶，便亲自驾着自己的车；一旦辞去高爵，就又列入普通百姓。’韩文公也说：‘中古以来的士大夫把官职当作家，罢官后便无处可归。’由此看来，前代做官的人，平生竭尽力量、用尽心思来侍奉职守，一旦年老退休，恐怕有不能得到安置之所的。哪里比得上刘公生逢盛世，由诸生起家，逐步历任显要职位，屡次承受恩典封赠，连同他的祖父、父亲和母亲也受到荣典；官至八座，地位达到人臣的极致。这次归去，又特意供给每日食用，并给他仆役资助。古人所说的‘虽有交还政权之名，却仍享有终身俸禄’，刘公确实拥有这些待遇。刘公家世以农耕为业，有田园的乐趣，有山林泉石的美景；仓廪充足，禾稼、亭台、池沼间花木繁盛，有可以养生的条件，也有可以怡情的景致。古人所说的‘闭门归隐，俯仰都在山林之下’，刘公也确实具备。何况今年他才五十九岁，距离古人因年老引退的期限，还有十年。如今是因为疾病而提前告退，并不是因为年老而辞去政事。近来公卿大臣有因年老或疾病居家者，朝廷有事，往往还会起用他们，已经有现成的先例。刘公只是偶然因病离职，并不是被废弃而不能再起用。国家大计的重要性，超过为自身打算；百姓疾苦的救治，比自己的疾病更加急迫。刘公归去以后，还希望专心保养精神、接近医药，不要忘记圣天子所挂念的事情。九重宫中的使者早晨来到，您即使相隔万里，也可以在傍晚驾车前来。我的年纪比刘公大，归乡的行装早已收束，只因国史事务重大，还不敢谈论私事。不过早晚之间，刘公将再次回来，而我已经离去了。我和刘公同年登第，到现在已经三十六个春秋了。在同僚中，我们特别亲厚。刘公在太常寺的同僚感念他的深厚德行，一同来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于是写下这些话，也借此表达我的心意。《赠都宪彭公致政还岭南序》。进入国朝以来，岭南做官的人，只有宝安最为兴盛。我亲眼见到的，有礼部侍郎陈公、副都御史罗公、佥都御史卢公。陈公凭文学在朝廷内外显扬声名，罗、卢二公则凭才干谋略在边地建立功勋；但他们都能始终保全名节，光荣地归返故乡。这三个人同出一县，不仅是岭海所少有，即使中原内地也不多见。如今彭公景宜由工部左侍郎改任右副都御史，在辽地巡边，已经将近九年。按照旧例，历任官职满三考，应当升迁品秩。彭公年仅六十七岁，就上奏请求辞职。皇上准许了他的请求。在京的乡人都说：‘彭公是岭南做官者中的巨擘。’他们知道我以文字为职业，便把送行文章托付给我。彭公兼有那三位公的职责，又完全具备他们各自的长处。罗、卢两位都宪在西北建立功勋，彭公则兼在东方建功。生在最南边的角落，却把功名建立在北方边塞，为巩固边疆而驰骋，谁还说南方人柔弱呢？不过，当彭公身穿轻裘、宽缓衣带，在北方云雪之中指挥叱咤时，还不足以显示他的勇敢。只有当众人奔走追逐、沉溺于安逸享乐之时，他仍然挺立不动，断然决绝，毅然离去，没有丝毫顾恋之意，这才看得出他的勇气。谁说南方人柔弱呢？天道以南方为阳，阳气本来刚健；但地上的风气却柔和。百越处在大地最南端，人出生在那里，身体柔弱而作用刚强，大概是地气造成的。邱濬曾经考察历代史传，岭南人在朝廷做官的，一向并不多见。像唐代曲江的张氏、日南的姜氏、湟川的刘氏，宋代的南海人道宗、武溪人安道、潮阳人元龟、增城人适子，只有这几位而已。然而他们都按照礼法进取，依照义理退处，属于所谓侥幸求进、害怕失去地位的人，大概很少。像这样的人，虽然也有个人所守持和所遭遇各不相同的原因，难道也有地气造成的因素吗？彭公出生在这些前贤之后，遇到圣明时代，由科举起家；任御史时振作风纪，任廷尉时慎重刑罚，任郡守时享有仁厚循良的声誉，任一方长官时广施治理教化，两次受命镇守边疆，所到之处威势推行而恩惠施布。概括他一生的经历，他俨然是乡里的典范，千百年也如同一日。如今他又谨守知足的戒训，果断履行勇退的节操，优游于田园乡里，以取得晚年余力所能成就的功效，像高山一样独立在岭海之间，成为乡里的耆旧、朝廷的遗老，使乡中的子弟居家者能够考察他的德行、向他求教，出仕者能够取法并遵循承继；这就是所谓天地之间完整的人。确实是这样吗？我邱濬与彭公是乡里故交，对他的离任不能没有话说。户部郎中祁君顺，是彭公的世交子弟，请我把这些话写在帛上送给他。

译《送王继甫南归序》。我在天下交游的贤士豪杰很多，心中推重并乐于与之交往的，屈指可数；宣城的王继甫，就是其中一人。他豪迈开朗，不屑于琐碎小事；谈论天下大事，滔滔不绝而且有凭有据；遇到事情奋发有为，敢于担当，实在也是一位奇男子。然而他的官职只做到一个县令，两次任职，总是不久便结束，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如今他年富力强，本来可以有所作为，却毅然辞去职务离开。唉！他入仕为什么这样困难，而退身为什么这样容易呢？继甫二十岁时，就取得乡荐。参加礼部试，得到校官资格，却不屑就任，终于在太学完成学业。再次应试又没有考中。在太学居住了很久，不久通过舍选得到蜀地郫县县令的职位。郫县偏僻而百姓贫困。正逢西番入贡，番僧往来，年中没有一个月空闲。他们一到，就成群进入县衙，索要厨役和廪给，稍不如意，县令、县丞以下全都遭到群体侮辱。继甫到任后，严禁门户，不许他们擅自进入。番僧习惯了旧例，径直到公事厅，见到县令也不行礼，肆意逞凶。继甫命左右把他们拉下去，狠狠杖打，几乎打死。吏胥以下都惊得吐舌，番僧很久不敢再进来。继甫叹息说：‘西僧成为西蜀人的祸患，已经不是一天了。’藩司、按察司的大官都不敢严厉地对待他们，何况还要施加杖刑呢？县中百姓于是大为畏惧，相互告诫不敢违犯他的法令；从此进入境内的西僧也稍稍收敛了。不久继甫遭逢父母丧事，解除职务。服丧期满起复，改任山东阳谷县。县中有许多推埋掠夺的盗贼，白天抢掠船只车辆，焚烧房屋，没有什么顾忌。继甫到任，向父老询问百姓的疾苦，大家都说没有比盗贼更苦的，百姓无法安生。继甫便选拔壮丁，严格守备；听说有盗贼，立即亲自骑马，带好弓箭，率领壮士奔驰前往，所到之处没有不能捕获的。盗贼不久便逃往别的境内。大体上，他治理县政，以压制奸邪豪强、扶助贫弱为要务。兼并土地的豪强忌恨他，肆意毁谤。但他坚守正道不回头，查验约束严密，想搜罗罪状也找不到什么，最终也拿他没有办法。他在两县的政绩十分显著，听到这些事的人无法一一记述。然而能在众人委靡不振之中振作奋发，这两件事尤其值得欣喜。今年春天，他和天下各部门官员一起到朝廷朝觐，事情办完后，立即上奏请求退休。执掌地方政务的人听说他的名声，极力挽留他。继甫坚决要离去，幸而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便收拾行装南归。他离开数日后，交游之人才知道这件事。给事中河东樊冕景瞻、西蜀冉哲尚仪、姑孰杨璧应奎、监察御史东旲朱铉良玉、刑部郎中会稽谢廉允清、工部主事钱塘杨懋克勤对我说：‘我们这些和继甫交好的人，了解他最深，而善于写文章的没有比得上你。’ 如今他走了，难道能默默无言吗？我说：好。唉！古人所谓奇男子，今天大概不多见了；继甫难道不是世上仅有的人吗？然而他的职位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就像让千里马在田间小路之间曲折行走，即使有追风绝尘的脚力，又有什么地方可以施展呢？如今又把它放到高山茂林之间，不再驾驭使用它，岂不可惜！不过，千里马偶尔跌倒，古人深以为戒；又哪里比得上顺遂它的自然本性呢？虽然没有奔驰驰骋的快意，却也免除了困顿跌倒的忧患，难道不是更好吗？我把这些话回复诸位，请他们写下来寄给继甫，又作诗附在后面。诗说：良马具有奔驰千里的资质，放逸的姿态多么奇异！有这样的脚力却不能奔驰，只好独自在那里嘶鸣。世上难道没有伯乐吗？只是让他在道路旁白白叹息。这样的事情古来就有，不只是今天的人悲伤。世人看重冀北所产的良马，按照图谱挑定黄骊。徒然费力去批验马耳，空让肥厚的鬃毛低垂。为什么上天赋予奇异的资质，却使它不适合所处的土地？幸好免受鞭打和羁绊，不要羡慕黄金装饰的马笼头。长满树木的林中有许多清泉，饮食自得，姑且怡然自乐。人生只在于适合自己的志趣，去吧去吧，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重编琼台稿》卷十四。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稿》卷十五。明代邱濬撰。序。

译《归田乐诗序》。《归田乐诗》共八章，每章十二句，是送衡州通判唐公履信退休回琼山的。唐公是本县的大姓子弟，以乡贡进士身份在太学完成学业，脱去布衣后立即任衡州通判。一年将满时，因服丧在家，前后六七年。衡州百姓直到今天，无论贵贱、老少、贤愚，都称颂他而说个不停。并不因为他离任已久而减损敬意；今年他起复来到京师，衡州人以及寄居京师的琼山士人，都为他的到来感到高兴，说唐公才力有余、器度宏大，长期积蓄已经充分。过去他治理衡阳，只不过是开始而已，还没有充分施展他的才能。如今将重新任官，一定会有很大的设施作为，成为古人所谓的循吏，不会只是如此而已。正要拭目等待观看他的政绩，唐公却没有同旧日朋友商量，也没有占问龟兆，便上奏请求退休。获得批准后，他满面喜色，高兴得不得了，举手加额说：‘我一生的事情完成了。’唉，人生的事情哪里容易完成呢？贪恋功名的人不能完成，固守权位的人不能完成，嗜好财货利益的人不能完成，图谋侥幸的人不能完成，眷恋安逸的人不能完成，筹划身后名声的人不能完成。天下万物，凡是内心有所牵挂吝惜的，都不容易说完成。只有内心有主宰，外物不能干扰，并且真正知道天下最大的快乐的人，才能完成它。不过，这种快乐也不容易认识。礼书不是说过：‘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因为它产生于自己的故乡。’大概是说，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老了在这里退休，百年之后，又在这里安葬、头朝故乡。这大概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天下所有事情中，凡是可以称为快乐的，都没有能超过它的。即使面南而王的快乐，也不足以和它相当；那些区区的功名利禄，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唐公大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否则怎么肯在尚未衰老的年纪突然作出归隐闲居的打算呢？唐公要走了，邱濬因此根据唐公的心意，叙述乡园中的事情，分作八首歌谣，作诗送给他。唐公回到家后，就依照这些事情歌唱这些诗，也未必不能稍稍增加一两分他的快乐。诗列在下面。【天顺二年】醉花。海南地处南方，没有冬天，春天四季都温和暖意相同；山丹、佛桑到处都有，素馨、茉莉随时开出新花，不必完全依照时令。村中酿的酒家家都有，披上衣服、穿着木屐，任意出行；遇到酒、碰上花，就张口畅饮。张口向着天空大笑，任凭花开又花落；赏花醉酒，年年如此。人生没有比归田生活更快乐的了。吟月。仙山一片平坦如磨刀石，天风吹散楼台间的云气。月轮从东海涌出，光彩清楚明亮，没有遮蔽。唐公家正在城东，江流环绕房屋，清澈而缓缓流淌。天空宽阔，水面靠近，容易得到月光；月光照人，使清雅的兴致更加浓厚。兴致来时长声吟咏，邀请明月，坐着面对它从东升到西落。吟诗赏月，年年如此；人生没有比归田生活更快乐的了。竞渡。寒食、清明都已经过去，枝头石榴花一簇簇红艳艳的。龙舟击打水浪，快得像飞；鼍鼓声震天地，鼓槌仿佛要把鼓敲破。捋着胡须、岸然戴着头巾坐在船头，手执白羽扇在江流中央指挥。锦标拿到手中，拍掌大笑；唱一曲楚歌，带着醉意高声歌唱。傍晚把船划到沙嘴停泊，摆开筵席，拿起酒杯互相酬答。尽情饮酒，直到醉意深浓；夜里不回去。人生没有比归田生活更快乐的了。赛社。海边的低洼田地一年收获两次，居民不知道饥饿和流离。九月、十月收割完毕后，家家都在田头洒酒、焚钱祭赛；宰杀牲畜，集资买酒，又歌又舞。用鸡骨和珓杯代神传达话语，还要防备祭神的饭食被吃得太干净，留下神灵的余食；纵情饮酒，放声歌唱，忘了你我之别。古人的蜡祭已经相隔遥远，乡人这样报答神灵，也很不错。苍颜白发的老人独自尊贵。人生没有比归田生活更快乐的了。观渔。唐公家屋后临近流水，水中活泼地游着许多鲂鱼和鲤鱼。盘旋的水涡深不可测，鳞片纵横；不用频繁撒网，也能看见没有红尾的大鱼，油脂充足，流出白色的脂肪；小鱼成群游动，也有一尺长。天气寒冷，年末草木枯黄。沿着江岸观看捕鱼，把捕来的鱼做成鱼脍，鲜嫩而薄。随即打开新酿的酒，举杯小饮。醉后在江上枕着流水而睡。人生没有比归田生活更快乐的了。督耕。唐公家靠近城郭有许多良田，屋前屋后遥相连接。芒草般的秧苗刺入水中，密集得像织物上的花纹；秧马在泥中行走，快得像船。春季三个月的农事，村村都很急迫。跟着乌鸦、白鹭站在田埂上，情景还像衡阳二月时。独自骑着斋马，沿着田间小路巡行。农家的风俗非常古朴，用瓦盆盛酒也很不错。酒意酣畅，仰天呜呜高歌。人生没有比归田生活更快乐的了。结伴。还没有老便得到闲暇，自古以来很少见；林泉之下有这样一个人，如今在故乡终于见到了。何况还有白头朋友，平生意气相投，彼此情怀相合。洪崖老仙已经完成婚嫁之事，臞轩的后人正悠闲适意；昭川外史适时前来，共同剪灯花，谈论从前。往日的风流，再次振作起来，不必计算香山和西洛的同道。相伴着击壤歌唱太平。人生没有比归田生活更快乐的了。厚俗。我们乡里的风俗，自古以来淳厚，依稀保留着太古遗民的风气。海边的邹鲁之乡，哪里还敢说江西道院也不足以相比？自从坡仙被贬到儋耳，衣冠礼乐便清楚地兴起；平民不学习城旦之书，士大夫动辄使用文公的礼仪。听说如今与过去很不相同，正依赖老成之人敦厚鄙俗、改善风气。乡人抬头盼望唐公到来。人生没有比归田生活更快乐的了。

译《岐山八景诗序》。琼城东面，约有两舍路程的地方有一处胜地，叫作条岐；那座山称为岐山。山的形状像树立的屏风，苍翠的颜色四季不变。山下有水，水流曲折迂回如同衣带，环绕在田埂之间。田地一望无际，可以绵延数十里。越过田地向南，有一个集市。乡人前来贸易的，常常清晨聚集在那里，这也算是一方胜景。我的朋友蒙亨，字时中，世代居住在那里。他住宅前有池塘，池塘中有小岛，岛上杂种着花木。环绕住宅的，又有榕树、榔树、椰树之类。从远处望去，郁郁葱葱、幽深秀美之中，隐约可见房屋；这又是凭借山水胜景而独自占有的美处。蒙君凭《易经》在贤科中崭露头角，出游任官四方，于是就根据当地胜景，整理为八景，随身携带。遇到会作诗的人，便请他为八景赋诗。我因为和他同学，他特意把作序之事托付给我。蒙君是精通《易经》的人，而他的姓正对应‘山下出泉’的蒙卦之象。他的居处，上面是山，下面是水，又与蒙卦之象相合。观察山，有艮卦的象；观察水，有井卦的象；观察水的流动，有坎卦的象；观察水的停聚，有兑卦的象。看田地和耒耜，有益卦的象；看集市上的交易，有噬嗑卦的象。只在一眼之间，《易经》的道理便全都具备了。何况蒙君姓蒙，名亨，字时中，这些都完全符合蒙卦的意义。因此，他实行果断的行动、培养德行，是有依据的。这样，他在俯仰之间、顾盼之际，八景便鲜明地呈现在眼前，充盈地进入心中。所谓‘思不出其位’，又有所谓积累小善以至崇高、以恒久的德行来成就事业；用来资助讲习，使天下有充足的粮食，使天下百姓归附。这些修身和施用的工具，全都在这里了，难道只是供游玩适意而已吗？天地之间没有一处不是《易经》，《易经》的卦象也无处不在。有这样的卦象，就有这样的道理。蒙君专门研究《易经》，他对于《易经》道理的造诣一定很深。我因此推演《易经》的意义，为它作序。蒙君的儿子克昌跟随我学习，也是传承他父亲《易经》学问的人。他资质纯粹而聪敏，蒙卦九二爻所说的‘能够成就家业的儿子’，大概就在他身上吧？岐山的山水，也就不是徒然存在了。这便是序。屏山耸翠。门外青山排列，像一扇彩绘屏风；半空中的翠色飞落到屋檐和栋梁。清晨霞光映照，仿佛铺展开锦缎；春雨中花朵明丽，好像正在作画。烟雾染上山岚的光色，晴日里仿佛要滴落；云气连着树木的颜色，傍晚仍横亘在山间。太平时代还没有实现归隐山林的志愿，只能徒然对着新画的图景，想念往日的约定。带水湾环。寒冷的水流像衣带一样环绕茅屋，足以让诗人系住愁闷的心肠。斜斜束过山腰，分开黛色和碧色；横向曲折绕过山腹，隔开云气和黄色原野。石渠经过雨水冲刷，滩声清滑；竹栏边风吹来，水气清凉。真羡慕江边垂钓的人，披着绿色蓑衣，在月下躺眠，听着砍木声。榕树屯阴。榕树环绕房屋，枝叶疏展而碧绿；四周炎热的天气里，最适合在树下吟咏长啸。倚着云气的翠色树冠高大挺立，垂到地面的青色枝条轻柔下垂。风吹动时常听见苍翠的树叶如雪落下，太阳西斜时又看见绿色的树阴移动。闲暇时在宽地上支着下巴躺卧，远胜过在公堂上听取诉讼。椰林挺秀。千株榔树和椰树，树上结着丰美的果实，仿佛食物充足、穹宇封存。远望树林，碧色层层重叠。树干腾空直上，像龙腰一样纤细；映着阳光轻轻摇动，像凤凰尾羽，又像松树。山雨来时，青色雾气合拢；火烧云铺展开来时，翠色树阴浓重。醉后笑着吸饮椰汁的琼浆滋味，仙家五粒松也比不上。月池夜色。凿开苍苔，露出一弯如玉的半月池；云影徘徊，映照着天空的光色。素娥在深秋露水中晚浴，丹桂在晴空下涵映着午夜的香气。淡淡微风清润醉人的骨骸，溶溶凉气沁入诗人的心肠。这里面的奇妙情趣很少有人知道，何况还有源头不断、长流不息的活水。花岛春香。碧玉般的水面中央，有一座带着微微春意的小岛；花卉来到这里竞相吐露芬芳。轻风暖暖，吹散芝兰的香气；丽日晴朗，烘托着锦绣般的花围。吟诗的人几次倚着栏杆观赏，流莺百啭，绕着花丛飞翔。如此美景怎能忍心白白辜负？人们留恋这清明的时代，还不肯归去。山市晓晴。明亮的晴日照着山脚，野外集市的柴门趁着清晨打开。穿木屐的游人踏花而来，远方的人用绿荷叶包着饭前来。教化有道，清晨常常聚集；挂着手杖，即使没有钱，也要到傍晚才回去。或许有仙翁前来卖药，壶中虽近在咫尺，却仿佛就是蓬莱。洋田朝雨。平坦的田野空旷无边，雨丝细细；清晨天色昏蒙，远望的视线迷离。云脚纷乱地低垂，沙洲上的白鹭被雨打湿；溪流刚刚上涨，水鸟欢快地鸣叫。满眼翠色的田浪翻起千层，真正可以相信一犁地里就有黄金。白发之年何时才能归田？追随长沮、桀溺，在田垄东西劳作。

译《送符钟秀知泷水县诗序》。从前我在学校游学时，同辈何止几十人？其中相知深厚、彼此交往亲密的，不过几个人而已。符君钟秀就是其中之一。符家本是琼山的世家，钟秀从小聪敏开悟，有志于进士之业，在同辈中显露才华。我对别人很少称许，当时我正混迹在众人之中，唯独钟秀首先特别爱重我。他常对人说：‘将来能为我们郡争光的，一定是这个人。’因此我们深相契合，早晚在一起讨论道义，考察世事，一同以《戴记》应试乡试。我有幸先登荐书，钟秀屡次应试不利，不久也被主管官员劝勉入学，贡入南雝。又过了十多年，我任翰林时，钟秀才来到京师，向铨曹请求选官，在我家住了几个月。久别相见，就像口渴得到饮水、饥饿得到食物；每天退朝后点亮灯火，相对而坐，谈说平生，谈到旧日朋友，欢情一如从前。不久，朝廷下诏，允许岭南人士回本乡任职；又下诏选拔太学生担任州县正式官员。钟秀因推选任用，得到肇庆府泷水县知县的职位。临行时他回头对我说：‘凭你我平生相知这样深厚，如今我要赴任了，你拿什么赠送给我？’我想古代朋友分别时，各有赠言，用来互相告诫勉励，达到成功。何况我们两人情深义厚，二十岁时便相从，如今快五十岁了。一人在燕地北方做官，一人在越地南方任职，受官守限制，固然不能朝夕相伴；然而彼此依恋、不忍忘怀的心情，又怎么能片刻相忘呢？所以临别赠言之时，即使想不说，也不容许不说。不过，话也不是一个方面就能说尽的。只说今天而不谈过去，是不能忘记旧情；谈过去却不勉励他将来的作为，也不是朋友互相帮助的道义。对别人尚且不能这样，何况是我平生的老朋友呢？于是叙述往日的情谊，勉励他将来的政事，作十首绝句送给他。不过，用言语文字使人感动，只能说明交情还浅；希望我们还要在语言文字之外相互寻求。回想当年在学校正值美好的年华，身体轻快如小牛，思想如泉水涌流。多少次席地而坐，闲谈欢笑；月亮越过西斋，我们还没有睡。穿着轻薄衣衫，乘着凉意尽情游玩，哪里肯相信人生竟会白头？三十年光阴如同昨天，实在不忍再谈往日的风流。登堂击鼓，学生们众声喧然；才华出众，意气是真。屈指一算，年年逐渐减少，能够登名仕籍的又有几人？大雁飞不到海南的天空，却来聚集在芹池，难道是偶然吗？当年我们在水边共同观看的地方，羡慕你偏偏自己先显露光彩。当年你北上、我南归，偶然在张家第一湾相遇。十年光阴像梦一样过去，怎么能不让鬓发变得斑白呢？分别后再次相见，情意反而更加深厚；退朝以后常常一起谈说乡音。如今又要作天涯之别，一生依恋不舍的心情说不尽。出游做官，幸好能接近家乡山岭；系着黄绶、佩着铜章，白天荣耀归来。听说官军新近取得胜利，不久就要在山崖上刻石，记载平定蛮夷的功绩。一个小县的残余百姓，早已疲惫不堪；要彼此救助、互相扶持，等待恢复生计。古人有话说：‘你一定要记住，即使只是蒲鞭，也不要轻易施用。’ 一县的安危，系于你一身；登上城墙击鼓救援，不要嫌频繁。自古以来，事情盘根错节之处，正能显出地方官的才能，使他不同于众人。竭尽心力报效国家，安抚流离失所的人。不要说穷乡僻壤就不能获得声誉。你看邻近的封疆，黄茂宰也曾从这个职位做到黄堂。《送友人唐彦宜诗序》。孔子说：‘离开故乡，侍奉君主而显达，最终遇到故乡旧人，却一点旧话也没有，我鄙视这种人。’唉！这确实是可鄙的吗？我离家万里，蒙受恩典在朝廷做官，成为天子的文学侍从之臣，虽然不敢马上说自己显达，但对于圣人所鄙视的事情，我私下也同样鄙视它。凡是我们岭南以南的人因事来到这里，即使平日没有交情，只要说同样的乡音、同样出仕做官，我没有不按照平民旧交的礼数接待的，何况是平生的旧友，又是世代通家之好呢？今年夏天，乡人唐彦宜来到京师，住在我这里。我的祖父训科公和彦宜的祖父是莫逆之交，先父编修公又和他的尊父结有世代交谊；到了我兄弟这一代，又和彦宜更加亲爱，几乎超过了前人。久别之后突然相见，能够详细询问乡里亲戚、朋友、故旧的情况，其中的欣喜和庆幸，不只是像古人所说在空谷听到脚步声那样而已。天道每三年有一次小变化，人事也如此。自从我离开以来，岁星运行一周，世道也已经屡次更改。何况一个郡的土地、数百里之内，彼此相交的数百家人家，其中生死存亡、兴衰消长，每年不同、每月不同，不知已经变化了多少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幸而彦宜来了，又幸而他住在我这里；每次退朝有空，我们便促膝相对，细细询问，广泛访察。大概彦宜所结交的人，也是我所结交的人。正因为彼此交往，所以彼此了解；别人或许有不知道的事情，彦宜没有不知道的。分别后的十年之间，数十上百家人的事情，可喜的、可悲的、可感的、可叹的、可惊愕的，一样样都有。唉！年高德劭的老人一天天凋零，壮年人一天天老去，年轻人一天天长大，而如今刚出生的人又将崭露头角。人生处在这个世上，能有多少时间呢？那些愚昧的人，却想为千万年不可改变的事情作打算，这是为什么呢？彦宜要走，我不能不说话，勉强作十首绝句送他，并以此表达我的心意。离开乡园已经十多年，和故人相见，谈话格外绵长。临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赠送，只好把内心深情细细写入短诗。平生朋友遍布天下，却不像乡情这样格外浓厚。何况我们是三代通家之好，岂肯只根据表面形迹来论说穷达？当年那些父老还有谁活着？多年来忠厚之人，只有你还看得见。听说你平生很有义气，乡里的风俗还要依靠你重新敦厚。你来了一年，就要回乡；我独自迟滞在外，已经超过十年。自古忠孝难以两全，烦请你带上甘美的话语，去安慰萱堂老人。你住在城东，我住在城西；两家的兄弟，总是相处和谐。想来在海上迎接你的时候，正是我的兄长想念我的时候。衡州通判，近来怎么样？听说新的诗作年老之后反而更多。红日照进半扇窗，春日醉意醒来；坐在池水边，又看见新鹅。留耕亭上，遥望桐墩，一片青山连接着白云。天下苍生正等待甘霖，你难道能够长日独自蕴蓄、安闲度日吗？陈氏家中孤儿寡妇，实在可怜。防年便失去了父亲，年少时没有父亲可以依靠。此事不必等旁人嘱咐，骨肉之间情深，自然会感到悲恻。遇到别人不要羡慕他们身居玉堂，岁月侵蚀，如今我已经两鬓斑白。寄语年轻的诸位俊彦，要及时奋发，来夺取御前的袍服。海南的风俗很淳朴和厚，山水清幽，海味丰富。约定将来重新结社，在下田畨蛋一带，每天互相往来。

译《送陈汝翼归琼山诗》序 《诗经》有三种体制，以“风”居首。所谓“风”，就是民间风俗歌谣之诗。诵读它，便可以考察一方百姓的好恶和风俗的美恶。它不像后世骚人墨客流连光景的作品，对于民情风俗以及有关天理民彝、可以帮助世教的事情，漠不关心。我曾经不能忘怀吾乡淳厚的风俗。那里的人大多质朴正直、谨慎厚道，安于故土而不轻易迁徙，没有所谓告密攻讦的风气，也没有虚伪矫饰的习惯。富有而有力量的人，往往厚待姻亲党族，节省用度，克制欲望而敬畏义理，不忍凭自身轻率地触犯非礼之事，招致刑法制裁、伤残肢体，使乡里蒙羞。哪怕有一项这样的行为，众人也会共同鄙弃并视为危险。至于官宦家族的子孙，又自矜门第，爱惜自身。如今即使贫穷衰弱，仍以先世的衣冠身份自负，不肯苟且与众人同流。贫穷而没有力量的人，也各自安守本分，勤劳谋生而专务根本，替富裕人家服劳役，以此作为衣食的凭借，不屑做奸邪之事。以上这些情形，自从我南北游宦以来，凡是走过的地方，都很少见到。如今我离开家乡在京城做官，已经十多年了，但我的心没有一天不在大海之南，尤其对下田畨蛋一带，更是深深牵挂。乡里有人因事来到京城，我每次见到他们，总要首先问起这些事情，他们都说已经不再是昔日的样子了。近来同邑的陈君汝翼来告诉我，讲得尤其详细而痛切。唉，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呢？难道是老成的前辈几乎凋零殆尽，后生晚辈没有受到熏染，所以才这样吗？还是后生晚辈刚愎自用，自以为贤，认为昔人无知无识，因而不予顾念呢？不然，就是风俗一天天趋于浇薄，像人老了以后便再也不能恢复年轻一样吗？唉，真是可叹啊！汝翼是本县旧家子弟，知礼重义，而他的姻亲和交游，又都是乡人所仰望的大家世族。幸好趁他回乡，我仿效古代诗人《国风》的余意，写诗八章，追述吾乡往日淳厚的风俗，感叹如今已不能如此。汝翼回到家后，如果有人来访，试着唱给他们助酒，难道不会有人因为我的话而警醒奋发，彻底改过悔悟吗？如果有人诋毁我的话，认为说得过分，那就是不懂诗的人。幸勿相信他们，还可以把这些话拿去请教舅氏衡倅公，他一定会有所处置。诗列在下面。回忆往昔吾乡全盛之时，人人都和善友好，彼此互不猜疑。亲戚邻里往来，情意没有隔阂；逢年过节相互陪伴，礼数从不亏缺。年老者相逢，只谈论古事；交游相聚，哪里敢说有私心？近来听说风俗已经大不如前，因此趁你南归，问一问这些情况。回忆往昔吾乡全盛之时，不论富贫贵贱，总能彼此相宜；田园多少都安守本分，门户高低各自持守；词讼不是因私人怨忿而起，科差一概听凭县官施行。近来风俗大异于昨日，令人惆怅而有所思。回忆往昔吾乡全盛之时，百姓不曾想到要去打听使君是谁；刚刚生出私念，便屡屡自行停止；宁可多出官钱，也不敢误期。礼数虽然粗疏，情意却很好；言谈虽直率鲁拙，内心却慈善。相逢不必夸耀机巧，毕竟前人并不是痴傻之人。回忆往昔吾乡全盛之时，兄弟和睦欢乐，共同怡然自得；只知道父母所生的身体都是同一遗体，不因妻子儿女而争相营求私利。白头之后还能彼此相伴的有几人？即使积聚很多黄金又有什么用？想来还不如贫寒之家好，死后无人争论是非。回忆往昔吾乡全盛之时，每逢节令都共同游玩嬉戏。元宵节灯火照亮城郭，端午节龙舟竞渡于水边；摘取书中语句作为灯谜，乡间歌曲暗中指射帕子中的词句。如今再没有当年的盛况，怀古思乡，深深叹息。回忆往昔吾乡全盛之时，老翁游乐闲适，后生跟随四散；花莲社中一同抛颂，扫净石面，在榕树荫下相对下棋。酒酿熟了，连同酒糟一起从瓮口吸饮；骑着小马，带着马驹出游。近年来文物风气虽稍有胜处，无奈淳厚的风俗一天天衰薄。回忆往昔吾乡全盛之时，一家一户都各自守持，大家心地公平，哪里肯亏负天理？头发白了，何曾认识宪司？不会因为一点微薄财物而疏远骨肉，也不忍让父母遗留的身体遭受鞭打。淳厚风俗一旦改变，叹息又哪里来得及！尽管在他面前诵读我的诗吧。回忆往昔吾乡全盛之时，遇见人总会引发深远的思绪。天理从来何曾泯灭？谁说民风不能改变？端正风俗，正需要前辈作表率；匡正扶持，全靠众人共同努力。知道您质朴诚实，能够敦厚守义，临别时特意郑重地再三嘱咐。

译《送钱先生归荣诗》序 南京吏部侍郎、云间人钱先生，因万寿圣节进表来到京师，年纪正好七十一岁，便上奏章请求致仕，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升任南京吏部尚书，赐给诏命，追赠他的祖父和父亲，又赐给玺书，命驿站供给车马让他回乡，这实在是特殊的恩典。先生再次上奏谢恩，坚决推辞所升的官秩，后来又有恩典特别颁赐，作为让他归乡荣耀的诏书。一时之间，翰林诸位君子都欣喜有色，认为这是儒者的荣耀，便请求先生，希望摘取诏书中的“归荣”二字作为先生堂屋的名称；大家还各有文章诗作交给先生带回去，放在堂中，以夸示皇上的恩典。圣人的话意义重大，关系深远。自有史册以来，上下数千年间，臣子出仕、仕后归乡、归乡而享有荣耀的，历代也没有几个人，偶尔有之，也都是这个人年老后自行归乡，归乡后人们才认为他光荣；从来没有出自君上的口中，专门说此人应当这样归乡，归乡便是荣耀的。唉，先生凭什么得到皇上的这份待遇呢？大概一定是他平日忠贞赤诚的心意和长期积累的功劳，足以结于皇上的心，并不是偶然的。先生回乡后建造房屋，把玺书上的“归荣”二字悬挂在门楣之间，叩头抬头仰望它，常常如同古人所说“尧的言语流传万世，好像能看见天威就在咫尺而不敢违背”那样。既然这样，那么先生从年老到传说中的期颐之年，直到百岁，哪一件不是皇上所赐呢？他的荣耀不只是今天归乡的荣耀；即使将来全身归葬故乡之后，直到千百年那么久，子子孙孙仍然可以永远享有这种无穷的荣耀啊！濬感念先生对我的知遇和爱护最深，临别时不能没有话说，谨奉圣天子的“归荣”诏书，选取先生一生出仕和退居的大概事迹，作七言诗十章，附在翰林诸君的大作之后。先生将在九峰三泖之间归老，正值美好事物难以兼得之时，也正值游乐舒适之日，希望时时叫童子歌唱这些诗来祝寿，或许我这片不尽的爱慕之心，可以寄托在声调的抑扬之间，使眷恋之情常在，如同我一直陪伴在左右。白发萧萧的老词臣，今日归乡享荣，承荷君主恩典。四十一年经世济民的事业，如今收拾起来，回去料理田园。玉殿东边位列第一班，今日的宰相就是掌管天官的重臣。新的官衔写在文章上，留下来让人间百代传看。“归荣”二字是天子的言语，高高悬挂在门楣之间，夸示皇帝的恩典。白天焚香，打开凤诏，时时向儿孙讲解。东南的名郡，古称云间，官位达到人臣的顶峰，仅仅再看一看便知道不同；不像先生这样保全了晚节，龙章凤诰照耀江岸。那些喋喋不休的人，不过是徒然鼓噪，制造虚浮的声势，难道敢保证驺虞不会伤害生灵吗？不必等到百年之后，公论自然会确定，九重天子的心意也自会分明。出使藩国，却赠送金帛；被贬为海邑官员，深深惠及百姓。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怀念他的遗爱，并编成文集，写出他一片忧国勤政的心。学问博大、才华宏富，却不要自持高傲；宏大的文章尚未完成，归来闲居正好。展开治理国家的才略，歌颂德行、评论功劳，以答报圣明的时代。归去松江海上的村庄，坐在那里敦厚雅正的风俗，教化邻里。把圣主恩荣的心意全都化作九峰三泖的春色。文章如同韩愈、柳宗元，书法可比钟繇、王羲之，诗文书翰已经遍藏于人间。自古以来著书立说都希望不朽，如今从头整理修订旧日篇章。临别时依依不舍，感念旧日知交。年老以后只怕再见无期，若将来能够实现南归的愿望，还要重新登上高堂拜见您的美好仪容。

译《送陈秉和南归诗》序 我的通家弟陈秉和凭闾右的身份起家，实际在京师将近二十年了。朝廷怜悯他任职已久而且年老，便从名籍中除去他的名字，放他回归故乡。他将要出发时，来到太学远游轩向我告别。我家和秉和同住一个乡里，先祖和秉和的祖父都彼此交好；我们兄弟和秉和兄弟尤其亲厚。我从二十七岁便离家居住在京师，今年已经六十一岁了。中间回家，总共不过四五年。平日做官时所交往的，都是九州四海的人，只有秉和以通家弟的身份与我相聚相处，早晚往来谈论家园往事和乡里老人，使我忘记身处旅舍。如今他要回去了，而我年纪日渐老迈，正因虚名受到内外人士的称许，请求退休又不能立即获准，因此秉和离去，我难道能不在心中悲恻吗？唉，天地之间，地域如此广大，活着的人如此众多。人对于地域，不可能处处都去；对于世人，也不可能人人都认识。所到的地方固然有限，所认识的人也有数目。只有在出生的地方，同乡里的人相处，虽然出生有先后、年岁有长幼，但一落地便彼此相与。同那些偶然相逢、暂时聚合又很快离散的人相比，难道不是有区别吗？既然如此，我对于秉和的离去，难道能不触动归葬故土的念头，因而生出对故乡飞鸟啁啾、徘徊不去的感慨吗？不过，秉和已经走了，我不久也将跟在他后面追随而去。于是为他作诗十六解，抒写我的情怀。秉和将要回去时，要替我向朋友和子弟报信，预先栽花酿酒，等待我归来。如果我还迟迟不能回去，就唱这些诗来思念我这个人，或许也能像见到我一样吧。诗如下：万里之外的家乡遥远，年纪已经六十多岁；平生归葬故土的念头，此时正十分忧切。【右一解】看见你回家而去，轻快地也想回去；腰间悬着金钑带，只因身体沉重，不能飞去。【右二解】回去吧，下田村。兄弟中没有几个人还在，替我传话给唐重器，约定重新敦厚交谊。【右三解】学士庄中的景物，年年都有不同；诸位在这里游乐时，应当想念主人啊。【右四解】远望玉堂前的竹子，近年来长高了多少？谁知道清幽的景色铺展开来，只能给别人带来凉意。【右五解】听说青山之上，已经郁郁葱葱成为茂林。什么时候带着酒和果品，约朋友一起登山游览？【右六解】我年老了，思归之情十分迫切，可是上天的恩典还不肯答应。什么时候能在林木荫下，让我这个白头老翁坐在那里？【右七解】昔日的轮堂之地，如今成了学士庄，劳烦您替我料理，不要让牛羊放牧其中。【右八解】曾经建过野花亭并栽种花木，花还没有长成，敢劳烦乡里的贤者替我重新经营。【右九解】美景一层层显现，幽花日日开放。江山仿佛有所等待，专门盼望我归来。【右十解】禾稼年年抽穗，鱼虾日渐增多。等到请求退身归去的那一天，大家一起饮酒，醉后任意游乐。【右十一解】寄语故乡的人：你们必须敦厚礼义，务农立业，只专心致力于根本；积累学问，在于专心攻治。【右十二解】年轻时一同求学的朋友，先回去便实现了我的心愿。好好培植青翠的树木，等我回来共同享受树荫。【右十三解】听说我的孤侄近年来肯读书，书香如今后继有人，欢喜庆幸又能怎样表达呢？【右十四解】寄语我的儿子：做人要谦卑，谨慎自守；千万不要依仗权势，应该像我未做官时那样。【右十五解】年老时最难忍受离别，哪里经得起送别故知？家中的一切事务，都要依靠你来扶持。【右十六解】

译《送蒋生归省诗》序 《礼记》说：“年老而传。”所谓传，不只是把家政传给后人，更重要的是把自己一生所守持并有所获得的学问传下去。人不是生来就什么都知道，不能不依靠学习；学问也不是一天积累成的。人的资质有高下，所得有浅深，而获得它又有难有易。如果自己获得了学问却来不及施用，施用了却不能竭尽，或者虽然施用过却没有留下记述，等到壮年时还可能另有所图，如今既然老了，绝没有可以施用的时机。有的人施用止步于此，不能再进；有的人虽然施用过，却可能最终遗忘。如果不传下去，一旦突然先于朝露消逝，所学便会随身消散殆尽，难道不可惜吗？我自从防年起有志于学，凡是身体所到之处、耳目所见所闻、心思所关注思考的，只要有益于身心、有助于学识、对当世百姓有用，就没有一件不在心中探究的。我开始做官以来，便以文章为职业。平日所学而似乎有所获得的，随事加以应用，有的应用后得到验证，有的应用后没有得到验证，有的还没有来得及应用，应用后也不知道是否有效。如今头发秃了，牙齿也脱落了，离死亡已经不远，想把这些一一写成书，等待后世，希望或许有人能够了解我。然而精力衰退，笔力荒疏，已经不能像平素的志愿那样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常常在半夜思考，抚着枕头叹息：一世的读书人忙忙碌碌追逐功名利禄，只把举子业作为要务，可以把这些话告诉谁呢？戊戌年，我已经五十八岁，距离礼制所说老年传学的年岁只有十二年。恰逢我遭遇防子之丧，清湘的蒋生作为故人的儿子来见我，怜悯我忧戚而加以安慰，跪着说：“先生幸好曾与先人有一面雅交，我愿意终身执弟子之礼。”我以为他只是想学习举子业，便拒绝了他。蒋生说：“我的志向不专在于求取功名，先生若能进而教导我，那是我的大幸。”当时蒋生还未到二十岁，在西广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春官依照惯例应当回家，但他毅然留居京师旅舍，跟随哥哥昪历任督府，早晚来到我的馆舍，考察品德、询问学业，共有三年。如今再次应试又未中，将要回家探望母亲，告别我远行；我想挽留他，却无法做到。于是想到昔日宋太史年近七十，才得到方希古，在他离别时，作诗十四章为他送行。我虽然不敢比拟太史公，但得到一位英才并加以训导，便喜形于色；至于天理民彝，也不能不由衷关注，这与太史公又有什么不同呢？于是依照他的诗韵，特意写诗送给蒋生；我对他的期望，是希望他成为使我无穷传承得以实现的人，这层意思在言语之外。希望蒋生念念不忘，不要只说我唠叨，应当把这些话一一写在衣带上，或许就如太史公对他的弟子所寄望的那样。诗如下：文章有大家，创作都称妙手。想知道作文的方法，就像酿造内法酒一样。【右一解】既像蜜蜂酿蜜，又像蚕吐丝；看不见织女辛勤劳作，却能嫁得百袭华衣。【右二解】至高的道理必须静心观察，守住本心，不要向外追求。恋恋不舍地忧念母亲，走一步便回头看好几次。【右三解】想要承担万钧的重量，怎么能不见赤色的肩膀？两肩急切地承担起来；没有巨大的功业，凡事都无不如此。【右四解】生机在春天舒畅，清气在夜间生成；生铁也可以炼成黄金，糖霜原本就是甘蔗。【右五解】老成之人担忧学问无人传承，幸赖你来解除我的忧愁。我有百车的货物，寄托给你这万斛的大船。【右六解】天边遥远无尽，只要勤勉前行也可以到达。有事情不要预先设定结果，不要忘记自然，也不要揠苗助长。【右七解】反复叮咛的话从我口中说出，精妙的契合在你心中。爱护自身如同爱护美玉，接受劝言如同接受黄金。【右八解】锦绣由一寸一缕织成，高山难道是一筐土就能堆成吗？譬如农民耕田，不能因为旱灾水涝便荒废。【右九解】与其求得别人了解，哪里比得上求得上天认可？西施即使有缺点，也不应反过来羡慕嫫母的美貌。【右十解】从山中采来的木材，彼此起初并没有不同；一到工匠手中，便独自成为良材器物。【右十一解】检验黄金应当用磨刀石，磨琢美玉须用砂；春天冰融化成水，阳光映照云彩便成为霞。【右十二解】我的心每天都思念归去，后来恐怕很难再相逢；要知道岁月奔驰迅疾，就像追赶奔驰的骏马。【右十三解】年老时难以忍受离别，忧愁的情怀也不容易排遣。拜见高堂之后，请早些想起我。【右十四解】

译《寿严陵先生七十岁诗》序 严陵先生以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的身份致仕，居家已经七年了。这一年是癸卯年，距离他初次做官的甲午年，天运经历了五个纪年周期又多了一年，如今又将相齐了。这正是古人所说稀有的年岁。一个人仅有这样的年岁而没有德行和地位，本来已经稀少，何况既有德行和地位又享有这样的年寿，这种稀有难道不是更加稀有吗？此前，他的长子翰林侍讲良臣得到朝中名公巨卿和才士大夫祝寿诗若干首，从阁老以下都有作品。诗作汇集成册后，准备带回去，在先生生日之时作为寿礼；我作为老门生，也特别嘱托作序。唉，为先生祝寿，难道可以和为普通人祝寿一样吗？普通人所谓的长寿，是说肉身寿命止于一百二十岁。先生所谓的长寿，则是说声名长久，难道可以用年岁计算吗？大概要期望它流传千万世而无穷。即使如此，先生禀受天地间清正淑美之气，出生在文明极盛之时，日月星辰和五岳的精气已经完备，而培植、保全、调和这种气运的力量又更加深厚，以太平和谐来保养它，以元阳来休养它，以精华来滋养它。他的气质清正而醇厚，资质厚重而完备，身体没有疾病，内心没有忧患，已经超过下寿，并渐渐进入中寿的境域。由此而达到一百二十岁的寿命，本来就是他固有的福分，根本不必等待祝愿。祝不祝愿先生，对他又有什么增益或损失呢？至于祝愿先生的美名流传千万世而无穷，本来就是先生平日的志向，也是那种“不在于温饱”的人的志愿所能充实达到的极致。先生年轻时便有大志，二十岁参加秋闱便考取第一，后来参加春闱又是第一，进而在朝廷殿试中又是第一，这所谓“三元”，本朝百年以来只在先生一人身上出现。刚入翰林，便从众人中被选拔出来，进入清严秘密的禁近之地，参与听闻朝廷重大的礼乐、政事和议论；凡国家有重大制作，大多出自先生之手。自开始做官直到退休，始终没有离开宫禁之门，声名传于华夷，功业显于远近。中间虽然有时暂作六个月的休息，却正是培植他凭借大风而起飞的力量，使他成为九万里高空扶摇而上的根基，因而更加广大深远。所以他再次出仕时，官位达到人臣极致，政绩值得称述，也没有受到指责议论。何况他又能在还未衰老的年纪享受清闲之乐，这是上天赐给他的全福，也是人们归于他的美名。穆叔所说的三种不朽，先生兼而有之，确实足以流传千万世而无穷。他的长寿，大概将与天地始终相伴。所谓百年之期、期颐之年和一百二十岁的上寿，哪里足以用来说明先生呢？《寿夏太常八十岁诗》序 静学夏先生生于洪武戊辰年，当时是高皇帝开始建立华夏后的第三十一年。那时，日月星辰和五岳之气由分散重新合聚，由浇薄重新变得淳厚。大概自开国以来，经过弥补、调和、保全，到这一代才达到这样的程度。于是天地的纯全、文物的声名逐渐恢复旧日面貌，而先生恰好出生在这个时候，得到正气而赋有完美资质，自然浑厚而清明。先生又能够充实并涵养它，以经术为根本，加上博闻求学，迟迟积累了十八年之久。到永乐乙未年，正是文皇帝在位第十三年时，先前合聚的气运更加稳固，淳厚之气更加深厚，光彩四方通达，太平文明极为完备。先生在此时涵养已经坚固，学问已经完成，于是出仕应有司之求，进见明廷，被天子亲自擢用，置于馆阁之中，早晚接近君侧，沐浴在光明恩泽之中，恩泽浸润醇厚，贯通周遍，交融积聚；见闻日益丰富，学问日益宏大。至于书画等末技，也能凭余力涉猎。当时声名传播，远近天下稍微识字而喜好翰墨的人，都知道有先生。先生在禁近之地任职最久，经历列圣，前后四十多年；曾经出任郡守，不久便有太常的任命，年老之后才请求退身南归，在旲中居住了若干年。如今算来大概已经八十岁了。先生一生的出生、成长、出仕和退居，都正逢国家气运兴盛的时代，前后几乎跨越百年：起初在元气磅礴之时孕育才秀，中年在政治教化清明昌盛之际施展才用，晚年又在德化融洽的余泽中涵养安恬。唉，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丁亥年八月二十三日，是先生的生日。在生日前，他的嗣子中书舍人文振请假回家探视，预先向士绅求取诗作，为先生祝寿，并把作序的事嘱托给濬。濬认为，有德才有寿，德行深厚的人寿命必定长久，这是必然的道理，本来不需要区区言语文字来祝愿，也不是区区言语文字所能祝愿的。我私下认为，先生能够遇到太平盛世，又享有荣耀、长寿和高龄之乐，正是所谓亨嘉之会、明良之遇、千载一时的际会。啊，真是极盛了！濬才智不敏，因中书君的请求，写下这篇序，置于缙绅诸公作品之前，祝愿先生享寿千百岁。

译《寿封尚书刘公九十诗》序 自我皇祖开创国家以来直到今天，岁运周行一轮天数，如今又将再周一轮，大概已经经历八个纪元了。人生在开国初年出生，到今天仍然在世的，恐怕没有几个人，何况像我们博陵刘公这样德行深厚、寿命很高，又承受显贵爵位的人呢？公生于洪武壬申年，到如今八十八岁，距离九十岁称“耄”，只有两个年头。因为他的儿子阁老先生显贵，他历次受封，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上天所赐的高寿和人间显赫的爵位，世上大概再没有超过他的了。唉，寿命的数目止于一百，公再经历一个十二年，便满其数；官品止于九品，公再升一阶，便达到极致。寿命由上天赐予，爵位由君主授予，人们希望得到其中一样都不可得。上天既在冥冥之中赐给他，君主又在显明之际加以赏赐，他所得到的并列繁盛、绵延久远的福分如此深厚，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听说刘氏本是博陵旧家族，他们的先世曾在前朝做中台御史，世世代代以诗礼相承，用仁厚之风和恩惠泽被乡邑，大概不是一天两天了。到了公的先父赠尚书公，醇厚的德行、古朴的道义、深远的忧思，都超出世俗之上；一时的巨公名人，没有不尊敬信服的。公自幼跟随侍奉父亲，居住在两京之间，他从家庭中的训诲所得，大概早已有根基。公的资质淳厚笃实、朴茂端正，对于一切纷华声利的习气，都淡然无动于心。他立身不苟且，治家有法度。阁老先生还在襁褓之中时，赠尚书公便随事指教；刚到成童之年，公又派他跟随明师儒者学习古文辞，因此能够积累功夫而成为有用之才。等到他任职馆阁、升任公辅，公三次承受加赠封典，却从未改变平日的操守。见到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笃行君子。他的厚德美行如此超过常人，那么享受盛大完备的福分、承受显贵爵位、享有高寿，确实是有原因的。何况先有赠尚书公在前面启发他，后有阁老先生在后面光大门业，公在中年和耄期享受他们成就的事业，视听不衰，孙子曾孙满堂，又承受上天厚重的赐予、承荷圣君特殊的恩典，难道会有尽头吗？所谓百岁以上的上寿、一品官位的极致，都可以屈指等待了。己亥年十二月七日是他的生日，太常少卿谢伯宽等人绘图作诗为公祝寿。作品完成后，嘱托我作序引，我谨写在图的上方。《寿李希润七十岁诗》序 关于祝寿的话，见于典籍的开始于《尚书》，在《诗经》中记载得最为详细。《诗经》中祝寿的诗句共有二十八处，其中为君主、父亲祝寿的有二十七处，为母亲祝寿的有一处。这些都是诗人祝愿的话，用来表达人的愿望和臣子的至情；言语不足表达，于是便咏唱出来。后世为人祝寿，一定要写成篇章，自然是有来由的。海虞成斋李希润先生，明年年满七十，某月二十六日是他的生日。他的儿子侍讲世贤被职务牵累，不能在膝下举杯祝寿，于是提前遍请朝中的公卿大夫和善于作诗的名家，预先作诗为先生祝寿，并且也写到他的母亲马孺人。我听说先生践履正道、保持醇厚，在海虞一带隐约声名，以高洁操守砥砺当地风俗，如徐稚在南州；以德行熏陶乡里，如阳城在晋地；以诚意召来和气、使年成丰收，如桑庚楚在畏垒；不出门户却知天下之事，不求闻达却使远近都有声誉，不希求仕进却招来章服的荣耀。凭着笃厚的资质，承受恩封的典礼，享有耆老之年，年龄、德行、爵位三者都尊贵，大概可以称得上《南山有台》中所说的令人欢乐的君子了吧？在悬弧庆生的这一天，宾客亲友全都到来，老少齐集；酒醴醇厚，菜肴果品精美，俎豆礼器丰盛。先生苍颜白发，精神颓然地端坐在高堂之上，接受子孙的祝贺，再依次接受姻亲和亲友旧交的祝贺。祝贺完毕便设宴，众人依次起身举杯祝寿。谁知道他们不会仿效古人断章取义来作诗，就如《左传》中记载的那样呢？有人会说“酿造这春酒，用来助长眉寿”，以表达亲爱祝愿；有人会说“举起那牛角杯，祝愿万寿无疆”，以表达无穷的祝愿；有人歌唱祝颂黄耇、驼背老人的篇章，有人吟咏赞美贤妻和长寿母亲的句子。一堂之内，情意和谐融洽，礼仪完全合度，欢乐相通，那快乐又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这样引导、扶助先生，使他享受长寿之福、得到盛大福祉，真会像松柏一样茂盛，像山冈陵阜一样高大，像南山一样不倾覆不崩塌。古代诗人所说的这些福分，先生无不具备。只是想到能够继承家业而显贵做官的儿子，偏偏不能在身边，难道能不感到伤心吗？然而命服的光彩、天子诏书的褒奖嘉美，以及瑰丽文辞对他的祝赞和扬誉，又是谁带来的呢？看见他穿着礼服、佩戴诏旨，吟诵那些诗篇，那么儿子虽不在身旁，也胜过在身旁了。韩愈所说“儿子在京师，虽然有离别的忧愁，但亲人的心却是快乐的”，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先生以诗学传家，侍讲君接受庭训，已经凭借《诗经》三百篇取得高第，成为天子身边掌管文学的侍从之臣。因此我依据《诗经》来作这篇议论，把它置于诸位作者作品的开头，祝愿先生享寿千百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译《寿吴余庆诗》序 在斗、牛二宿之间、湖山相间的地方，有一位清瘦的老人，鹤发红颜，面色如同涂了丹砂，超然于万物之外，不被声名利禄所役使，大概是延陵季子的遗裔。这一年是昭阳大荒落，太阳运行到鹑尾之次，蓂荚开了十二片，正是他的生日。追溯他悬弧出生的时候，到如今大概经历了四百二十多个甲子。有一位甥馆中的宾客，身穿绣衣、手持斧钺，坐镇南海边。我虽不认识这位老人，但因他如温润的玉石，光泽可以捧取，便可以想见他如莹洁的冰一样清纯。门楣的光彩发为孙辈，兰花长出新芽，金色花朵和美玉般的光华从剑江而来。问安之余，又求取华美的文章，准备带回去作为给老人祝寿酒的助兴之作，特意空出右边的简牍，请我先写。南方有星，位于狼星之北，秋分早晨在丙方发光，春分黄昏在丁方收敛光焰，这就是老人星。东方有峰，耸立在泰山之巅，近旁依傍日观峰，夜间看去如同白昼，侧望介丘，远望黄河如带，这就是丈人峰。这位老人，莫非就是天上的老人星吗？莫非就是地上的丈人峰吗？星体位于天上，光辉照耀下方土地，光芒清寒端正，色彩明亮润泽；老人的朋友和德行不受污染，正与之相似。山盘踞在地上，高峻直达天空，意气端庄厚重，云雨蓬勃兴起；老人的厚德滋润万物，也与之相似。我没有什么才德，请以这两件事为老人祝寿，并把它置于诸位作者作品之前。老人姓吴，名余庆，他的先世从临川迁到丰城甘塘，又从甘塘迁到少塘，到如今已经五代了。请我作文章的人，是老人外孙、广东宪副涂君伯辅的嗣子耿。《寿古藤两傅先生》序 古藤两位傅先生，兄长名肇本，以经学出身，担任茶陵文学，后来回乡养老，讲学授徒；弟弟名肇吉，学业有成却没有参加科举，曾在江湖间游历，后来厌倦游历，居家勤劳耕作。古藤士人称说县中的贤士大夫，必定推傅肇本；至于谈论隐居君子中卓异出众的人，则说傅肇吉。十多年以前，缙绅先生曾为他们居住的堂屋题名“寿宁”，大概是以长寿来期望他们。到了己丑年，肇本七十岁，肇吉六十一岁，也到了七十岁这一古人认为稀有的年纪；而六十岁则是古人所谓三寿中的下寿。堂名的意义，到这时才得到验证。肇吉的儿子傅鉴考中广右乡试，等待在京师参加考试，预先请求诗文，准备带回去为两位父亲祝寿，特意嘱托我作序。我认为人的伦理关系有五种，而人的寿命最长止于一百岁；父亲生育儿子、丈夫配偶妻子，最早大多以二十年为期限，幸运而能实现共同老去、终身奉养愿望的，也不过五六十年。至于君臣、朋友因道义相合，有的早有的晚，有的长有的短，更有无法预料的；但把最长久的算起来，也不过四十年而已。只有兄弟，从出生时一起依偎在父母膝下，年龄相差有时一两年，有时四五年，从幼年到童年，从童年到弱冠，一同讲习。成年后各自娶妻，壮年后出仕，期间虽然不可能没有分离和聚合，但总计他们一生相处的时间，多的甚至长达八九十年。所以五伦之中，最长久的没有比兄弟更长久的了。如果情意周全融洽，志趣方向又相同，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吗？如今傅氏兄弟，一人出仕，一人隐居，起初共同生活，中途分开，最后又重新相聚；白头之年仍相互交往，友爱深厚，即使头发黄白、背部佝偻，也不改变孩提和童年时的情谊；拄杖穿鞋相伴而行，与小时候骑竹马嬉游没有不同。唉，还有什么快乐能超过这个呢？快乐便使内心舒畅安泰、身体安适，自然疾病不生，外物不侵，可以保全天赋的和气，保持天然真性，从而长寿无疆。有人说：傅鉴的两位父亲都正当既欢喜又忧惧的年纪，他早晚奉养，尚且唯恐有所不及，反而因为功名的缘故，违离他们到万里之外，而且又遇到乡邦多事的时期；我知道两位老人虽然实现了友爱相处的愿望，难道不会缺少慈爱和孝顺的情感吗？唉，那是用世俗之心揣度两位老人，又哪里知道他们的志向宏大，已经超出常情呢？将来傅鉴功名成就、德行树立，承受国家宠荣，使宗族更加尊重，使乡里增光，那么两位老人的志愿便实现了。志愿实现以后，他们的快乐更加深厚，寿命也会更加长久。那人连声答应着离开，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为他们祝寿。《古藤两傅先生诗》序 《寿致仕廉宪张公七十岁》诗序 《礼记》说，一百岁叫作期颐，七十岁叫作老而传。人生从幼年到弱冠，从弱冠到壮年，从壮年到强盛，直到头发花白、年老；从学习到加冠，从加冠到成家，出仕而任官掌管政务，直到心意和见识成熟，使人由此进入老年境界。家事便传给儿子，国事便交付给君主，那么一生的事情就完成了。唐人诗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正是庄子所谓“上天让我老去”的时候。人生得到上天使他闲逸终老，能够顺从上天所给予的闲逸来使自己安闲，这样的人，古人都认为稀有，何况在今天呢？我的朋友广西廉宪渝川张公良甫，今年七十岁；他的同邑人、广西参政胡公希仁替他请求朝中公卿大夫和士人作祝寿诗，并把作序的事嘱托给我。我和二位公都同年考中进士，甲戌年登第时，张公三十六岁，希仁三十岁，我三十四岁。转眼之间三十五年过去，张公还未到七十岁，已经辞去职事，回到故乡，提前享受了上天使人安闲终老的时期。如今他居家已经十年了。我和希仁都已经超过六十、接近七十，正是上天使我们老去却还不能自行安闲的年纪，比起张公来实在惭愧多了。回想当年，皇帝戴着冕旒临朝，接受进士们奏对；大胪唱名，句句传呼，共有三百五十人。如今还在世的已经没有几个了，而我们三人能够在年老之时担任大夫之职，穿朱衣、系金带，白发而身体无恙，享受太平之福；这样看来，我们这一榜的人，能够活到今天，不能说不是幸运。可是您已经久居故乡，希仁在外藩任官，我又不出国门，老在朝署之间。您如今七十岁，希仁恰好任满来到京城，能够同我一起求诗作文为您祝寿，难道不是一件快事吗？不过，古人说过：“只要还有一口气在，这个志向就不容稍有懈怠。”太公八十岁时还作了以敬胜怠的铭文，卫武公九十岁时还作《抑》诗来自我警戒；并不是上天让他安逸其身便自甘衰老，而是即使如此，他也不肯放纵自己的心志。我们还应当彼此勉励，一直到期颐之年。

译为嘉定范宗常祝寿诗作序 岁在强圉赤奋若，嘉定处士范君宗常，距离他出生已经历三百十二甲子了。这一天太阳运行到寿星的次舍吗？正值生魄，是他初度之日。他的儿子范纯考中进士，住在京师，因不能回来举杯祝寿，深感歉疚。于是他在寿日前遍访缙绅大夫，请他们作诗祝寿，得到若干篇，便嘱托我作序。天下万物中凡是人所想要的，都可以凭努力取得；只有不能取得的，是天意罢了。寿命出于上天，本来不是人力所能求得的，又哪里是声音言语所能祝愿来的呢？可是仁人孝子一定会殷切地祝祷，这是爱亲至深的真情。不只是祝愿，还一定要征集诗人的言辞，是因为感情深到不能自已。缙绅大夫们又不停地叹咏长歌，是君子与人为善的心意。唉，诗作已经齐备了，我还要说什么呢？此前丙子年，范纯领到京闱荐书，恰好在这一天回到家中。当时庭前菊花盛开，其中有一株并蒂开出两朵花。范君请客人饮酒赏花，客人都认为这是祥瑞，并且说：“古人有饮菊花泉水而长寿的，这正是您长寿的征兆。”又说：“事物以特别异常为祥瑞，祥瑞不会无故出现，这是进士甲科的预兆。不然，为什么偏偏不早不晚，在这一年这一天出现呢？”今年春天，范纯果然考中进士。唉，进士甲科的预兆已经应验了，长寿的征兆难道唯独不能应验吗？我听说永乐初年，少保黄文简公宗豫的玉堂官署前，也有并蒂菊花的祥瑞，当时鸿儒硕士争相作诗赞美。后来他果然官位升至台辅，寿命达到八十岁。等到他退休居家时，他的尊府思恭先生还健康无恙，一门父子都须眉斑白、头发皓白，穿朱衣、执象简，光彩照耀乡里，至今人们还把这当作美谈。他日您家父子难道不会接近这种情形吗？不然，为什么祥瑞的预兆会如此相似地先行出现呢？既然过去已经应验了，怎么知道将来不会应验呢？谨写下这些话以等待验证。至于诗篇中所表达的祝颂之辞和愿望，我就不再赘述了。时在这一年秋八月的吉日。为邓有文七十岁祝寿作序 仁厚的人一定长寿，是这样吗？答：是。凭什么证明是这样？答：古代就有这种情况。古代的仁人，谁能超过轩、昊、唐、姚呢？又有谁能超过姒、子以及姬姓的两位先王呢？再其次，有太公望、卫武公；再其次，则有荣啓期、张柱史等几位君子。他们对于仁德，有的安处于仁，有的以仁为利，有的勉强实行仁德，所以能够安乐长寿，保全天赋的寿命。考察他们的年岁：轩辕活了一百一十岁，少昊一百岁，尧一百一十八岁，舜、禹、汤都一百岁，文王九十七岁，武王比他少四年，太公八十岁时遇到文王，卫武公九十五岁，荣啓期九十岁时弹瑟而歌。张苍也超过九十岁。由此看来，仁德与长寿的道理，确实是必然如此的。金陵有一位邓君有文，如今已经历四百六十甲子了。正值阳气生发的月份，蓂荚退去五片叶子，是他的初度之日。腾骧千夫长范叔逹氏与他交情深厚，在寿日前访问他平素交游的人，谋划为他祝寿的办法，大家都说：没有比文章更合适的了。于是请乡进士徐啓东来拜见我，转述我询问邓君为人的话。徐说：他是仁厚君子，居住在市井之中，却不做市井人的行为。凡是他的存心和行为，都一定依据仁德；慈祥恻隐的心意，常常洋溢在他待人接物之间。唉，如果确实如您所说，这个人大概已经接近至仁之人了吧？有这样的仁德，就有这样的长寿，这是必然的道理，哪里还需要借助别人的话来证明呢？不过，仁道极其广大，承担它的器量很重，道路又很遥远，而取得成效还要经历许多方面，越实行越觉得还没有达到。我希望有文进一步弘大自己的心志，使行为更加坚毅，让德行和年岁一起增长。像太公八十岁时还说敬胜怠的话，卫武公九十五岁时还作《抑》诗来自我警戒。若能这样，那么他的寿命就会一天天增长；虽然不敢希望达到上古圣人的境界，但比之太公、卫武公，也差不多可以了吧？我并不认识有文，只是偶然因徐啓东的请求而写下这些话，交给叔逹氏，让他写在帛上，托有文在金台的侄子带回去，到寿日作为祝寿酒席上的助兴之辞。

译《庐江王氏双寿图》诗序 《双寿图》是太常寺丞王恒克常命人绘制的，用来为他的父亲寺副公和母亲孺人祝寿。画面中央并坐的人，是寺副公和孺人。席前排列跪拜、举杯祝寿的人，是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左右侍立、各有所执的人，是他们的众位从子带领的僮仆。沿着门径快步走来、将要进门祝贺的人，是乡里的族人、姻亲和朋友。只是王恒因为官职所拘，不能和弟兄们一起在父母膝下举杯祝寿。这幅图就是因此而作的。图画完成后，凡是与克常交游的人都作诗祝愿。克常已经把诗缀写在图的下方，空出上方请我作序。寺副公与我有同朝之谊，又曾命王恒跟随我交游，所以这篇序不能推辞。不是说过吗：有了夫妇，然后有父子，这就是人道的大纲。人没有不有夫妇的，但能够白头偕老的很少；人没有不有父母的，但父母健在、子女俱全却很难。子女能得到父母俱在的福分，父母也就得到了夫妇偕老的福分。这两位老人眉毛斑白、头发皓白，穿着锦袍、戴着珠翟，在一堂之上光彩照人，享受子女、儿媳、孙辈和曾孙辈的奉养。不久姻亲全都来到，朋友也纷纷聚集，酒醴已经醇美，菜肴果品也很丰盛，酒杯筹码交相错落，大家又醉又饱，礼数周全而情意融洽，这样的快乐，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何况他曾在朝廷任职，接受显贵爵位，主管天下的刑狱公道，能够施展平日所学来救助百姓；何况他曾承受国恩，追封父母，使父母以荣耀的名号和显贵的官秩受尊荣，而他的妻子也有追加封赠的荣耀；何况他又在还未到高龄时便退休归乡，能够悠闲地生活在田里，享受“某山某水，我游我钓”的乐趣；何况又有儿子早晚在宫禁近处任职，执笔侍奉天子闲暇的宴乐，名位渐渐升高？这些都是人情所愿，却不可能全都得到的事。而寺副公一家兼而有之，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至大的快乐吗？这一年寺副公八十岁，孺人六十六岁。六月二十七日是寺副公悬弧的诞辰，到了嘉平月望日之后的第二天，又是孺人设帨的生日。克常提前把这幅图和诗寄回去，让他的兄弟们在生日的前后分两次献上。我知道寺副公在这时看见图画的华丽，听到诗篇的温雅，回头告诉孺人这是儿子孝敬爱护父母的缘故，一定会心情悠然、胸怀畅快，产生无法抑制的快乐吧！有这样的快乐便安宁，有这样的安宁便长久；我知道孺人的寿命将从六十六岁向七十岁增长，而寺副公的寿命也将从八十岁继续增长，这是可以预期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这样一来，王恒虽然身不在家庭宴饮之间，但他的心意本来已经洋溢在容貌言语之外了。因此作序。都宪张公挽诗序 佥都御史、济南人张公大振，于成化五年夏五月二十日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乡贡进士璿，带着舅父都宪李公廷章所写的行状，已经向当世善于作文的名家求取墓铭，又拿所得的哀挽诗来请我作序。我和张公同科考中进士，平素交情深厚，按情义不能推辞。只是张公的性情、品行和经历，行状与墓铭已经叙述得很详细了；各位先生的哀挽之作又都委婉周详，我还要说什么呢？不过，《诗经》三百零五篇，每篇都有小序，又总括为大序，无非是为了叙述作者的心意。如今看各位先生咏叹张公的诗，其中关于他的性情、操守和行为，居家与任官，出仕与退处的大节，以及施行的政令、施加的恩惠，还有他平生交游的情谊和契合的深厚，没有不完整地表现于诗篇之中。打开诗卷诵读它，仿佛看见了这个人，亲自看见张公的眉宇，领受他的言论和风采，同他周旋；又仿佛看见了这个人，亲自接触张公的谈笑，同他倾心吐露真情，意气相投；又仿佛看见了这个人，亲自听到张公的教诲，遵循他的教条，接受他的约束，为他奔走效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又仿佛看见了这个人，亲自承受张公的提携救助，得到他温暖抚育、庇护扶持的恩德，依靠这些而生存发展；又仿佛看见了这个人，亲自来到张公的灵柩前，相见时含泪哽咽，俯身收殓下葬而致哀，举哀并举杯祭奠，执绋送葬而歌，跟随灵柩下葬。各篇体裁不同，言辞旨趣不同，有的敬仰爱慕，有的爱惜追思，有的感叹哀悼，各种情感都得到诗人善于歌咏的表现，竟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读各位先生的诗，就可以知道张公一生为人。我因璿的请求作序，冒昧把这些诗比作《卫人二子同舟》《秦人黄鸟》等篇。至于子夏为《诗》作序的意义，既然任务落在我身上，也就有不能推辞的地方。因此作序。故都御史姑苏韩公挽诗序 成化十四年十月望日，右都御史致仕韩公在姑苏乡里的住宅去世。消息传到京师，凡是懂得治理国家的原则、替国家爱惜人才的人，都为韩公悲哀。他们认为，韩公去世，难道只是韩公个人和一家人的不幸吗？当天下太平、四方安宁之时，有没有韩公似乎同普通人一样；只有一旦发生仓促的变故和意外的事情，平时储备一两个像韩公这样的人，放在暂时无用的地方以待任用，突然把他们从长期郁积中起用出来，当时的人平素仰慕他们的风采，充分听闻他们的声望，心中已经感到满足而意愿也向往他们，必定会一致响应、群起趋附、完全信服。这样，事情只需一半的人力便能收到加倍的功效，不必凭借智力经营和费用支出，自然就能使声势消除、敌影绝迹于事变刚刚萌芽之时。这样做是从全局开始，不会伤害国家元气，也不至于像那些必须先营造才能形成、先铲除才能消失的事物一样，其得失损益相差大约千百倍。这样的人，世间难道可以一日没有吗？自从韩公被忌恨他的人诬陷，以疾病为由请求退职归乡闲居时，年纪还只有五十三岁。天下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没有不惋惜他离去太快的。有见识的人还拿汉代张敞的话来质问，说韩公终究没有不起用的道理，只不过暂时休息六个月罢了。即使韩公一直安然无恙地居住乡里，也仍然相当于在朝廷边疆任职。譬如富人储藏金帛粮食，虽然平日不一定看见它们被使用，但家中有储备，即使遭遇水旱灾害和意外侵害，也能依靠它而无所畏惧。如今韩公已经去世，当时士大夫中可以像韩公这样作为依靠的人还有几个呢？这就是世上有深远见识的人，对韩公去世而替天下深深惋惜的原因。那么这些哀挽诗，难道只是像一般人那样泛泛地作为子弟来悼念父兄吗？韩公的交游遍及天下，而我同韩公交往的时间很短，却独独深知韩公，且很受韩公的认可，所以韩公去世后，我既写文章奠酒哀悼，又替诸位先生引出哀辞的开头，情况就是这样。

译丁守彞哀诗序 乡进士宝安人丁廉手持一大册诗卷登门告诉我说：“这是朝野诸公哀悼先父菊庄先生的诗，希望您为它作序。”先生名恒，字守彞。我听说他的为人已经很久了。守彞以诗名闻于一方，他的诗冲淡清雅，很有唐人的风致，大概确实是精于作诗的人。生前精于作诗，死后人们又用诗来哀悼他，不也是很相称吗？诗本来就是性情的表现，而感情有七种，哀是其中之一。《诗经》三百篇中，如《二子同舟》《黄鸟》等篇，都是悼念死者、表达哀伤的言辞。汉魏以来的诗，如《七哀》之类，虽然没有明确指明哀悼的是谁，哀伤之意却隐约可见。唐代作者尤其多，到了老杜的《八哀诗》，则详细叙述那些人的事迹，最后以悲悼之情作结。千百年后讽诵它的人，没有不肃然敬爱仰慕，仿佛那些人还活着；悲痛思念，也如同他们刚刚去世。不必逐一考查史传，那些人的一生大概已经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了。从前有人说杜甫的诗是诗史，我私下认为近世的哀挽之作，都是死者生平事实的记录。至于达官贵人，功劳大、声名显赫，他们去世以后，有鼎彝铭文，有谥号议定，有史书立传，本来不必借助哀挽诗来使自己的声名和事迹流传后世。至于山林幽僻之处的高人隐士，姓名没有载入仕籍，踪迹不到都市，即使有超绝世人的品行、探究深奥的学问，也往往默默无闻。如果不是当代善于作文的人，取其高尚的操守，悲悯其生不逢时，把它写成诗歌，流传给后世，那么凭什么能使他的名声长存于天地之间呢？这就是哀挽诗所以创作的原因，也是孝子慈孙对它殷切关心的原因。何况守彞博学能文，尤其擅长唐人诗体，他的诗名本来已经在一方著称。如今凭借诸公的作品，大概可以使他的名声传遍四方，使他的诗永远流传后世吧？后世有见识的评论者，采辑有明一代的诗歌，因诸公的言辞而知道有守彞，使他的诗能够列入选本，也未必不如《唐音》中所收的邵谒。这就是序。谢署正挽诗序 哀悼死者要用诗来表达，合乎礼吗？答：合乎礼。怎么知道呢？礼书中有这样的说法：“心志所达到的地方，诗也达到；诗所达到的地方，礼也达到；礼所达到的地方，乐也达到；乐所达到的地方，哀也达到。”这大概是发自人心的自然感情，表现为声音，合乎典章法则，配合节拍韵律，从而触动怨恨、爱慕、哀伤和悲痛之情，难道是无缘无故这样的吗？哀悼死者之所以一定用诗，诗一定合乎礼，礼中一定有乐，乐达到极致一定成为哀，难道都是无缘无故的吗？它们都根源于人心自然的天性，自然而然地如此；即使想不这样，也不可能。近世论说挽诗的人，认为它源流于田横义士的作品，这当然是对的；但又有谁知道它所以如此，原来是出于人心本有的善性，是秉持常性、喜爱美德的人共同具有的情感呢？顺昌谢公名善，因为儿子光禄寺大官署正昱而贵，朝廷下诰命封赠他，官秩同其子；天顺甲申年在家中去世。讣告传到京师，当时卿大夫士都作诗哀悼他，并且也哀悼他的妻子王安人。唉，这就是所谓用诗哀悼死者吗？礼是为了懂得生者，吊是为了懂得死者；哀伤是活着的人因死者而生，吊慰是活着的人之间相互致意。如今谢公一生的足迹从未走出乡里，姓名也没有登记在仕籍之中，他施行礼义只限于姻亲家族，德惠所及也只限于乡里；可是诸位君子一听到他的讣告，仅仅因为他的儿子，便不停地哀悼他，以至于把哀情表现为歌咏，协调于音律，合乎节拍，写成篇章。诗辞悲切，意境深远优美，真是深厚极了，都有古代诗人的风格。这些诗合乎礼，配合乐，充分表达哀伤、感动和仰慕之情，难道会是没有缘由而自然如此的吗？署正君已经把诗汇编成册，和乡友一同请我作序，于是写下这些话，置于作者诸篇之前。侯教谕哀诗序 人没有不死的，但死得其所却很难。之所以难，不是死本身难，而是面对死亡很难。尤溪教谕、天台人侯邦重，因为父亲怡素处士去世，悲哀过度以至于伤毁身体，终于不幸死去。有人责怪他说：“圣人制定了中正的制度，教人不要因为亲人去世而损伤自己的生命。如今您因为亲人去世而哀伤毁损以至于死亡，岂不是违背中正的制度吗？”唉！做儿子的为孝而死，做臣子的为忠而死，可以说都是死得其所。然而为忠而死和为孝而死，实质相同而情形有别：儿子对于父亲，是天性；臣子对于君主，是在人伦之中又具有天性。属于人伦而又近于天性的，可以用义来权衡；纯粹出于天性的，只能完全凭感情行事。并不是不考虑，而是来不及考虑。人的身体，是父母所生；没有父母，就没有自身。父母既然去世，我这个身体又有什么可顾惜的呢？当他哭泣、跳踊、号哭、思慕之时，创伤巨大，痛苦深重，五脏六腑仿佛分裂；上不知道有天下，中不知道有大地，也不知道有自己，又哪里有空闲考虑自己的死生呢？所以亲人死后悲哀，悲哀以至于伤毁身体，伤毁未必一定死亡，却有时会因此死亡。并不是故意残害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置于死地，而是忽然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死亡。这种死亡，大概出于天理人情最真切的极致，不同于臣子对君主尽忠时还可以用义来权衡轻重缓急，从而决定出仕、退处、生死。这样说来，侯君的死，按照中正之道衡量，虽然不能说没有过度，但他的志向值得怜惜，他的感情也实在令人悲哀。何况他年纪正盛，学业正有进步，才华正可以有所作为，却没有活到高寿，也没有登上显贵的职位便去世了，这难道尤其不值得大为哀悼和怜惜吗？所以讣告一传出，当时的缙绅大夫士，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没有不叹惜哀悼的，而且还纷纷作诗歌咏他。这也是天理人情所不能自已的表现。侯君的叔父方伯公汇集诸公哀悼侯君的诗，已经编成一册，让我为它作序。因此我特意阐明侯君的志向，以显示他为什么会死，用来解除有人责怪侯君的疑惑。

译王时晖挽诗序 我的朋友慈溪人王时晖在京师去世，凡是同他交游的人，都作诗为他悲悼，有人把诗汇编成册。青田人潘舜弦把诗袖带来给我看，我读完后不觉流下眼泪，于是作序说：“唉！古代像我的朋友时晖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并不少见。唐代有一个人，字元賔，韩文公称赞他说：‘才华高出当世，品行超越古人。’宋代有一个人，字逢原，王半山称赞他说：‘他的言论浩浩荡荡，沿着它追寻也没有穷尽；他的品行超绝高远，追赶他也无法达到。’然而这两个人最终都没有成就大业便去世了。两位先生以推崇和奖掖斯文为己任，所以深深悲惜他们；悲惜他们并不是偏爱他们。如今我这位时晖的才华和品行，他的言论和行为，本来就无愧于这两个人。假使他能见到两位先生，那么他们所称赞、所悲惜的人，也将不会不同。可是，元賔当时已经考中上第，成为宫廷属官；逢原不知道曾经求取仕进没有，假使求取，也未必不能得到。如今时晖已经四次参加礼部试，等候吏部选任时，又凭书法参加中书舍人的选拔，选拔还不到十天，任命书本当就要下达，却最终没有得到，难道不是命运吗？况且时晖一生苦心竭力学习写文章，又用余力学习书法；他的文章最精工，书法次之。等到以文章参加考试时，却不被录取；以书法参加考试时，反而被取中，失之于此，幸而在彼处得到补偿。众人正替他高兴，哪里想到时晖从出生、幼年、加冠到壮年，辗转艰难三十多年，仅仅取得这个名声，却不能忍死十天半月，等待朝廷的一纸任命，等到把官帽官服随葬在棺中，借他的名位来题写旌表，更何况希望他将来大有作为、以志业惠及活人呢？唉，真可悲啊！《诗经》不是说过：‘一束新割的青草，那个人像美玉一样。’眼睛仿佛看见他的容貌，心里忘记他已经死了。即使想不悲伤，做得到吗？悲伤而不表现为声音，做得到吗？所以诸公作诗来悲悼他是适宜的，我也不能不为他作序。” 赠洗马罗君夫妇哀诗序 太子洗马罗明仲先生的母亲、诰封太宜人陈夫人在京师去世，当时公卿大夫士都作诗哀悼她。明仲将扶柩南归，同他先父赠洗马公合葬于故乡，于是把赠洗马公刚去世时缙绅大夫所作的哀诗，以及今天诸公哀悼太宜人的诗，合编成一册，请我作序。我同明仲托交多年，平素了解他的家世。罗氏和陈氏都是西昌的名门，罗氏先人的文献记载见于故少师、扬文贞公东里文集，尤其详细，大概是诗礼传家的宗族。赠洗马公自幼由文贞公抚养，出身于大儒之间，受到熏陶感染，他的衣冠举止自然与流俗不同，远远望见他的人就知道他的学术渊源有所来由。陈夫人以名门之女嫁入儒家，礼节仪范远远不同于众人；如此看来，人确实不能没有根本。我曾读文贞公所写的《罗子理先生传》和所谓《慈训录》，更加知道罗公的先辈和他的夫妻二人，本来就有许多贤良美善之处，可以作为世人的榜样；也知道赠洗马公和夫人的修身之德、治家之教，远远都有源流。这就难怪他们活着时人们敬重仰慕，去世后人们哀悼追念，以至于用歌咏写成篇章；难道会是没有缘由而自然如此的吗？何况又有洗马君这样的儿子：谨慎修身，勤奋好学，声名重于当代；既然恪尽职守，使朝廷降下褒奖封赠的典礼，又能看重情谊、广泛交游，获得士大夫赞美称道的声誉。这样说来，他的父母去世时受到荣誉和奉养，实在是理所当然的。认识或不认识他们的人都为之哀悼，本来是因为他们二位长辈深厚的德行和高尚的情谊，一向受到远近人士敬仰；但也由于洗马君显扬父母、尽孝有方而造成。朝廷中的缙绅先生，有的为他们叙述行状，有的为他们记述墓志，有的为他们作诗或诔文，而我为他们作序。《重编琼台藁》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藁》卷十六 明 邱濬 撰 记

译霸州庙学记 我太祖高皇帝开国建号之初，是元朝戊申年。这年秋天八月，王师平定元都。第二年冬十一月，皇帝就下诏命宰相制定学校的规制和条教，进呈上来。过了一个月，便颁布到天下各府、州、县，规定第二年正月开设学校。当时是洪武纪元第三年，庚戌年。霸州在前朝时隶属于大都路，是一个支郡。到这时改路为府，而霸州仍隶属于它。州里旧有学校，当时守臣因循旧制，修复废弛的学校，以响应诏命。当地士人刚刚脱离战争，就能够从事祭祀礼乐和诗书学习，洗去百年的旧习，恢复三代最完善的教化。他们的土地仿佛刚刚脱离洪荒，他们的人民仿佛刚刚从胞胎出生，顿然焕然一新，不再是往日的旧貌。后来我太宗文皇帝在燕地建藩，继而入朝承继大统，又同时建立两京。霸州从此进入京畿，成为赤县之地，紧邻皇帝教化。凡是教令颁布，霸州总是先于天下而首先得到，因此士风民俗日渐改变，月月受到教化，比前代更加兴盛。到了成化四年，太原人李君庭训来任知州。刚到任时，他依照旧例到学宫拜谒先圣。礼毕，退坐讲堂，召集诸生讲解经传。回头看庙宇的面貌，月月剥蚀衰败，堂屋廊庑也日渐将要倾塌。我非常害怕学校政务废弛，人才散失，无法符合祖宗兴办学校、培育人才的意旨，还会招致后世讥讽，说官员尸位素餐、不理政事。于是退下后同同知汤鉴、判官韩志良、训导王绎等谋划，意见终于一致。便捐出自己的俸禄，节省不必要的费用，查究旧日弊病，以筹措经费；经费仍不足，又向富民募捐，召集工匠，购买材料，择定日期开工。从大成殿到两庑，从明伦堂到三斋，下至师生宿舍、仓库、门墙等设施，全都重新修建。总共经过五个月，工程便完成了。太守率领师生举行释菜礼，向先圣报告工程完成。礼毕，大防僚属举行宴会来庆贺落成。这一年是九月甲子日。当时监察御史三山人陈公奉玺书督察学校事务，巡行来到霸州。师生共同请求撰文记述工程完成的情况，于是写信派生员孙昱代为向我请求。自从孔子梦见自己死后葬在两楹之间以来，中间经历秦朝的祸乱；汉朝兴起后，经过高、惠、文、景四帝，到孝武帝元朔五年，共八十三年，学校才开始兴盛。即使在有宋朝崇尚儒学、尊重文教的时代，也必须经过四位君主、八十四年之久，之后才有州郡学校。只有我圣祖武功刚刚完成，文教的兴起便在一两年之间迅速实现。霸州当时刚刚列入职方，时间还不到一年，便很快能够沐浴教化培育的恩泽，穿儒服，办理文教之事，享有弦歌诵读、游息学习的快乐，这是多么幸运啊！起初，南北相望，还有四千里之遥；如今又有幸处在京城附近。德泽的滋润，条教的传播，早晨颁布，晚上便能传到；抬眼就能看见，侧耳就能听见，踮起脚来便可以等待它的到来。既然得到它已经早于天下，那么受到感发而奋起，怎么可以落后于后来的地方呢？如今在这里任官、在这里执教、在这里接受教养的人，希望都能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端正根本，努力谋求报答称职，不要忘记自己所从来的根源。这就是记。成化三年 高州府学记 高凉郡的学校在公私力量都困乏的时候兴建，值得记述。天下的事情，启动它要抓住时机，运用它要掌握关键，办理它要有方法，那么就不难成功。十多年来，海南以北的土地被峝、猺侵扰掠夺，百姓十成中损失了七八成，官府岌岌可危，居民勉强把各种事情粗略置办，上级官员也不太拘泥于文法、不完全按照旧例办理；至于学校一事，更认为不是急务，轻视得很。广东按察副使、阙里人孔公韶文独自感慨叹息，认为百姓和物产已经凋敝得太严重了，若想恢复太平时代的旧貌，不振作士气、牢固凝聚人心就无法做到。若想振作士气、凝聚人心，也只有抓住时机来鼓舞，提纲挈领地推动，按照必定有效的方法实行，然后才或许可以实现。学校，是申明教化的地方，是义理产生的源头。所谓启动事情的时机、运用事情的关键、办理事情而确实有成效的方法，难道不就在学校吗？孔公起初以名进士出任边县知县，后来升任高州府知府，因为安抚得当、控制有方，被当道者论荐，起任宪台副职，又奉玺书专门管理高州、雷州二郡的军事事务。然而他的心仍尤其牵挂高州，只是想到士气疲惫、人心涣散，要鼓舞他们、团结他们，如果不是学校和庙宇，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要申明教化，使百姓知道应当趋向哪里；讲明义理，使百姓知道受到感发奋进，没有比兴办教育更优先的事情了。于是节省缩减费用，衡量事情的需要，在财力困乏之余筹取经费，在民力稀少之时征用劳力；所作所为和安排措施，大概比其他郡更加困难。凡是学校制度所应有的设施，如大成殿、明伦堂、从祀的廊庑、分教的斋舍，规制都恢复了承平时代的旧制，而且有所增加。知高州府事豫章人胡侯琳、知茂名县琼山人曾君英，写信派永福文学杨珙来请求我记述工程完成的情况。从前鲁僖公修建泮宫，《春秋》没有记载，论者认为这是常规事务。那时虽然是《春秋》所说的战争、会盟不断、每年没有空闲月份的时代，但当时祸患还没有波及百姓，所以修建学校大概没有废止，即使不记载也可以。至于今天的高凉地区，自从有关官员起初没有加以防备，终于逐渐导致田野萧条、百姓没有储藏，凡是养生送死所需的物资全都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教育和学习呢？在这个时候，有人能够用余力顾及学校和教育的修建，难道还可以把它当作寻常事而不加记载吗？孔公这一举措可以说抓住了时机和关键，采取了必定有效的方法。教化修明，义理自然明白；义理明白，任官的人就知道有备无患的道理，事情发生以前便预先防备、早作戒备，事情发生以后便谨慎守持、严格坚持，懂得为食禄而死于职事的道理。没有事情时，就同百姓同心；遇到事情时，就同城池共存亡。作为百姓，要懂得在家孝敬父母、出外敬爱兄长的道理；太平时就服劳役、种植畜牧来侍奉父兄，祸患到来时就像手足保护头目一样保卫他们，懂得尊敬君主、为长上而死的道理。平居无事时，就奔走办事、参加劳作来奉事长上；面临危难时，就像子弟保护父兄一样保卫他们。这样看来，学校的设置，不只是聚集学生讲学、培养人才以待国家任用而已。《诗经》说：“既已建成泮宫，淮夷便归于服从。”大概义理明白，人心就坚定；人心坚定，士气就振作；士气振作，那么那些愚蠢顽固的人也将警醒而受到感动，迅速改变而归顺。运用这个时机，抓住这个关键，施行这个方法而取得成效，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于是我不再推辞，写下这篇记。

译东莞县儒学记 岭南人才最盛的地方，前代首推曲江；在当今世上，则没有超过东莞的。大概自从进入本朝以来，已经一百多年了。岭海人士在朝廷任官，担任台省长官和副职的，不知有多少人，而东莞一县独自占了其中的大多数。君子推究人才盛衰的根源，都把它归功于学校培育人才的成效。东莞县学创建于宋代，经历元代直到今天，已经多次废弛、多次修复；然而都只是有学校而不完备，完备而不华美。成化丙戌年，我的朋友范君彦理来任知县，任职三年后，振兴斯文，大力兴办学校。大成殿、两庑、棂星门、灵星门、馔堂、斋舍、厨房等，全部焕然改造；明伦堂、左右两斋、观德亭、三贤祠等，则加以修缮；先师、四配、十哲、从祀诸儒的塑像，又重新修饰并增塑。规制极其完备，文采绚丽耀眼。县中人士认为，自从有县学以来，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盛大。费用全部出自范君自己的资财以及士大夫乐意捐助的钱，官府和百姓都没有负担。唉！像范君这样，可以说是知道哪件事应当优先办理了，难道不是吗？荀子说过：“上等的臣子用人才报效国家。”大概就是说推荐贤才。然而推荐贤才只限于一个人，哪里比得上培养贤才、获得人才更多呢？培养贤才只限于一时，又哪里比得上扩大培养贤才的地方，储备并造就人才，使人才有无穷的用途呢？学校，就是培养贤才的地方。如今天下郡县没有没有学校的地方，但人才的产生，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间或才有，不能一一相同；而东莞人才的兴盛却独占岭南第一。这样说来，将来储备积累所得、教育培养所成而供国家使用的，不只在一时，而且还将流传到数代之后，那么范君报效国家的心意难道会有终止吗？东莞的士人出生、成长于此地，又在这里游学，希望都能振作精神，以贤才自居，期望将来同乡贤前辈相媲美，并由此不断进取。唐宋诸位贤人，即使让天下后世的人看待今天岭海之间有东莞，也像看待前代有曲江一样，难道不伟大吗？因此写下这篇文字以等待验证。

译梧州府县庙学记 梧州郡处在两广之间，确实是岭海的重要地区。皇上因为边境夷人不安定，命御马监太监陈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韩公、平江伯陈公，授予他们节钺和专征的权力，统领镇守两藩。土地尚未完全平定，平江公因被召回而离去，平乡伯陈公便实际前来接替。武功告成，边境清肃。此时韩公担任总督之职，向众人宣布说：“武力虽然可以遏止并断绝叛乱谋略，但并不是圣人所崇尚的。要使人心柔顺、消解他们强横顽固的气势，没有比修明文教更好的办法；要修明文教，没有比兴办学校更好的办法。”太监公听到后认为正确，于是主持这项倡议；前后两位总兵公的意见也都一致。当时两广藩司、臬司诸公，凡因事务在梧州的，都参与其中。于是准备材料，聚集工匠，大规模兴工，扩大原有地基，拆除旧建筑而改建为新的。材料充足，良工勤勉；都宪公在处理公务的空暇亲自督察，众人同心协力，竭尽技艺。不久，规制全部完备。中间是礼殿，两侧以两庑辅翼，四周环绕围墙，宽阔庭院和重重门楼，一一符合规制。郡学矗立在左边，县学矗立在右边。讲诵的厅堂，斋戒祭祀的房舍，饮食、休息、住宿之处，直到厨房、浴室、粮仓和库房，凡是学校制度所应有的设施，两所学校全都具备。宏伟华丽、幽深壮观，是两藩学校中最出众的。议论的人说：这不只是岭南以南前所未有的，即使中原也不多见。父老们相互在乡里议论说：“从前连家庭都保全不了，哪里谈得上学校？”士人百姓相互在道路上议论说：“从前奔波忙碌还来不及，哪里有闲暇听读书诵书的声音？”如今却把一切转化为弦歌，把从前荆棘丛生之地的功用变成了陈列俎豆、举行礼仪的场所，这是谁的功劳呢？这不能不考察它的由来。于是广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疑“参议”】黄君，因顺应众人的愿望，请我写文章记述事实，将要把它刻在石上流传永久。我私下认为，虞舜在两阶之间舞干羽而使有苗来归；鲁僖公兴建泮宫而使淮夷臣服。孔子也说：“远方的人不服，就修明文德使他们来归。”那么，用文德使远方归服，来历已经很久了。不过，文德的施行，必定在出兵征伐之后；大概先要有办法挫败他们的气势，然后才能使他们的内心归服。假如不是大禹先有出征的军队，那么两阶之间七十天的舞蹈，怎么能使万里之外的有苗立即来归呢？所以，文德和武功必须互相配合使用，又必须有确定的场所和固定的时节，然后才能长久推行。学校，正是文德产生的地方。在这里明辨人伦，在这里讲说道理，在这里使风俗归于一致，在这里培养人才；出征时，就在这里接受成功的报告，整军回师时就在这里献俘；乡饮酒礼在这里举行，乡射礼也在这里比较技艺。凡是一年四季的礼仪节令，以及率领百姓学习法令之类的事情，全都在这里施行。这里是启发人心、培植忠孝本性的地方，是树立国家纲纪的地方，能够使世间教化不至于衰落，使人才得到广泛任用而无穷尽。这是先王建立教化的大原则。至于在士气委靡之后振作士气，在奸谋刚刚萌发时加以挫败，收束强悍之气，使它受到道义的约束，这又是学校防范的用意所在。公建学校、立先师庙的用意，难道已经考虑到这些了吗？我既然叙述了事实，又私下取法鲁人作诗歌颂泮水的意思，写下这首诗附在后面，使本地士人歌诵公的盛德，永远不忘。诗说：巍巍的学校，建在江边。礼殿居中耸立，两旁以周密的廊庑展开双翼。左边连接郡城，右边连接县邑，两座学宫夹在两旁辅佐。经阁高耸，是收藏图书的府库。讲堂宽敞，是讲论道理的场所。士人居住有房舍，供养贤才有粮仓。有厨房，有浴室；有庭院，有门户。凡是学校应有的制度，没有不完备设置的。房屋有千根楹柱，墙垣有百堵。完美而整齐，鳞次栉比，雅正严整。平坦如磨刀石，飞檐如翚鸟飞翔。如日月星辰般光彩，如树枝树干般相互依附。塑像设置惟妙惟肖，器物使用并不粗劣。每逢上丁日举行祭祀，众人上上下下俯身行礼于讲论之处。钟鼓在舞蹈时奏响，干羽排列，牲畜整齐。碑上记录祭祀之事，俎上陈列祭品，骏马般奔走的人排列成行。内心恭敬，容貌谦下，步履整齐而有威仪。十人百人成群，和悦地交谈。秋日收起箱笥，击鼓合于准绳，圆形合于规，方形合于矩。容貌端正，衣裳鲜明。谈笑欢快，和乐亲切。不是正道不谈，不是善事不取。百越的故地，千年之后，士人的风气和百姓的习俗改变了，竟同古代中原一样。邹鲁如同汉代的颍水、汝水流域那样崇尚文教。推究它的根源，难道会没有缘故吗？答案是：安阳公，就是当今的申甫。柔弱的人不能欺凌你，刚强的人不能压倒你。你饥饿寒冷，我张开羽翼喂养你；你凶悍顽劣，我拿斧头砍治你。不加雕饰却能使你文雅，不施威势却能使你勇武。新学校落成，四方的人都来观看。父亲告诫子孙，承继祖先相传的事业；大家用言语相互告诫，把铭文刻入肺腑，说道：如今的学校，从前不过是一片荒草。转眼之间建成，没有哪一点不是神灵相助。不只是学校，我的房屋、我的居所、我的田地、我的耕作、我的子女和乳儿，也都如此。如今我所有的一切，哪一样不是公所给予的？公不把它据为己有，而是归还给皇上。我因此顺着百姓的心意，代替上天写下这些话。叙述这篇铭文和诗歌，告诫后世永远传下去。【成化十年】

译琼山县学记 孔子出生在鲁国，鲁国南面的边境是楚国，北面的边境是齐国。在孔子那个时代，楚国最终沦为蛮夷之地；齐国也必须有一次彻底的改变，才勉强能够达到鲁国的程度，而鲁国是圣人故乡，也同样必须改变之后才能达到大道。然而在孔子那个时代，鲁国的治理教化最终也没有听说能够通过改变而达到天下和谐的境地，更何况如今距离圣人的时代已经两千多年，距离圣人的居处又有一万里之远呢？琼地在《禹贡》所说的荒服之外，汉武帝元鼎年间才开始纳入中国，它距离圣人的居处非常遥远，接受圣人教化也最晚；它对于圣人之道，大概只是听到风声便兴起，并不是因为亲眼见闻而受到感化。然而如今这里衣冠礼乐的盛况，确实与中原没有差别；与齐鲁相比，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它们。这难道是孔子想居住在九夷的志愿、乘木筏漂浮海上的感叹，早在千年以前、万里之外就已经预先安排好了吗？琼山县位于郡城之下，郡中有琼山，好比人的身体有头面；县中有学校，好比头面有眉目。这个县确实是各县之首，它的学校也在各学校中居于首位。县里设置学校始于宋代，开始迁到现在这个地方是在本朝洪武九年。从那以后虽然多次修缮，但只是勉强维持完整，没有长久的规划。成化乙酉年，广东按察副使会稽唐君质夫巡视属部到琼州，才开始拨出官府资金交给知府清漳蔡君叔清，修复明伦堂以及崇礼、养正二斋，但工程还没有完成。辛卯年，宪副丰城涂君伯辅奉皇帝诏书专门镇守海南，留心学校事务，于是购买附近土地以扩大校基，又资助费用来完成前功；另外新建馔堂和号房三十间。知县事五羊梁昕也出力参与其中，训导高凉周书专门负责督办此事。工程完毕后，他们托我写记。因为我是本县人，对琼州教育的事情知道得比较详细。有人说琼州士人从前不懂得求学，大概始于宋代姜君弼跟随苏公子瞻学习，这种说法很不对。苏公写《伏波庙记》说，从汉末到五代，中原避乱的人很多在这里定居，如今这里的衣冠礼乐已经十分完备。看苏公这句话，可知在他渡海以前，这里已经有盛大的衣冠礼乐，只是到了苏公时又进一步改变罢了。皇朝洪武年间，姚江赵谦古来这里主持教育事务，当时士人都欣然跟随他，文风因此大为改变。直到今天，琼州人家仍崇尚文章、遵守礼法，人人读孔子的书，彻底洗去千百年来鳞介之地的鄙陋；他们出仕后北上到中原任职，中原士大夫不敢轻视他们，也未必没有由来。能说这不是学校施教的功劳吗？如今世上的学校所施行的教育，如果不是六经和孔孟的言论，就在排斥之列。三尺高的儿童，人人都知道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这竟是荀子、董仲舒、扬雄、韩愈所没有完全认识到的。难道如今的儿童本来就胜过前代的大儒吗？这是因为教化一向施行，教化施行，道理就会彰明，推广到四海都可以作为准则。琼州处在大海最南面的角落，距离齐鲁几乎万里，而大道在这里如此显著，明白到这种程度。由此可知，圣人想居夷地的志向、漂浮海上的感叹，并没有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实现，却在立下楹柱之后显现出来；大概百代以后也可以验证。过去的求学者不远千里，携带粮食，背着书箱，到远方跟随老师学习。如今圣人之道与王者教化并驾齐驱、同时推行，随处都能得到；经书有固定的解释，不必依靠辩难；学习有固定的老师，不必到外地寻求；居住有固定的场所，不必四处游学交往；吃饭有固定的廪禄，不必自己经营。如今求学，本来就比古人容易数倍了。在这种条件下还不知道如何自我勉励，甚至自暴自弃，难道不是圣明时代所遗弃的人才、礼教的罪人吗？我有幸出生在这个地方，对于本县士人来说是乡里的先达，所以趁学校落成写记的机会，发扬两位宪副公兴办教育的盛大用意，并用这些话规劝他们，不只想警戒当今，也想让后来的人永远看到这些话。万州迁学记 从前史官记载《禹贡》中的山川，最后以声教所到之处作结；东、西、北三方都用地理位置来说明，唯独南方只说它的方位。大概是因为圣人顺应天道治理天下，面向哪里，眼光看到哪里，他光明的德行所覆盖的地方，本来就不能用地理远近来限定计算。广东大海位于中原以南，琼州又在广东大海以南，琼州的属郡万州，又在琼州以南。这个地方在《禹贡》时代，确实远在荒服之外。然而在那时，声教所到的范围，东边止于大海，西边止于流沙，北边止于朔方。如今经历了几十代、几千年，东、西、北三方固然从未超出原来的范围而有所增加，唯独南方日益开拓、日益遥远；即使只有区区四州之地，距离中国万里之远，但郡县的建立、学校的设置，都与齐鲁没有不同。这难道不是因为南方是离明的方位，是文明的地方，万物都在这里显现吗？万州在前代是万安军，附郭县叫万宁，都有学校。本朝初年改军为州，正统年间撤销万宁县，学校也随之废止。成化壬辰年，众人认为州学狭小低洼，而县学旧址地势高亢、明亮开阔，便商议迁到那里。恰好广东副按察使涂君奉皇帝诏书，专门镇守琼州，巡视属部来到万州，于是主持了这项议论，命守备指挥舒翼、知州梁某督办此事。工程于这一年的某月开始，于第二年的某月完工，新学校告成。众人认为不能没有记文，于是派乡进士鲁瑁来请求我写文章。我认为，郡县有学校，就像人有园林一样。民间的儒士俊才，好比草木生长在原野上，形态不同、种类各异，成丛成片地散处。管理园圃的人把那里移到这里，分别排列、聚集在一起，栽培灌溉，各自顺应它们的本性而不伤害其生长。又担心它们不能迅速成长、尽快变化，便改变安置的地方，希望它们快速成材。使凡是接受我们培植的，都足以供世间使用，不被人遗弃。各位士子出生在民间俊才之家，被选入学校成为弟子员，与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呢？上级长官培植、滋润人才的功力，已经如此深厚，又选择高爽的地方来扩大居所，他们更应当思考怎样挺立拔萃，成为向阳的草木，欣欣然趋向明亮的阳光，努力使自己不同于阴崖寒谷中生长的草木。将来，他们从郡学园圃进入宫禁园囿，成为台莱、桐椅、新甫柏、徂徕松、卫武公的篆竹、召伯的甘棠、周王的棫朴，使天下后世的人都说：圣人的教化从北方传到南方，日益遥远，也日益兴盛；即使是偏远的地方，也与中原没有差别；百代之后，也与古代没有差别。先贤的功业，难道不伟大吗？

译崖州学记 从前圣人整理经书，在《诗经》中谴责荆、舒，在《春秋》中把吴、楚视为夷狄。之所以谴责它们、视它们为夷狄，大概是因为先王之道没有在那里施行罢了。可是，谁能想到圣人去世百代之后，他的道又越过荆、楚、舒、吴，向南传播数千里，直到百越的旧地、大海之外呢？孔子说：“大道不能施行，就乘木筏漂浮到海上去。”他这句话大概在这里得到了验证。天下各郡国都在海内，只有琼州一郡孤独地处在海之外；而崖州在前代还要两次渡过鲸波巨浪，若没有舟楫之便利，不能通达。如今祭祀先师的宫室、弦歌诵读的场所，都与中原相等，难道不是圣人之道在海边施行的证明吗？崖州设学校，始于宋淳祐年间，知军毛奎最初在城西创建。元泰定年间迁到城东，至正年间又迁回旧址。进入本朝以来，虽然多次修缮，但都只是勉强应付而已。成化六年，丰城涂君伯辅以广东按察副使的身份专门镇守此郡，巡视属部到崖州，感慨学校宫舍低矮简陋，怜惜学校教化废弛，于是命知州事诸暨徐君琦扩展旧址并向前推进，位置比旧址稍稍偏西。凡学校宫舍制度中应当具备的，全都重新修建。修建费用全部由官府支付，百姓不知其中详情。学校规模宏大宽敞，彩绘鲜明耀眼。崖州父老经过这里，都惊叹说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徐守说，崖州学校创建于宋代，历经元代直到今天，还没有文学之士为它写文章记载，于是写信来请求我写记。我想到，从前圣人兴起漂浮海上、推行大道的感叹，接着又说“跟随我的大概是仲由吧”。圣人在振铎施教的时候，尚且希望自己的道能施行于远方，还要依靠贤哲之士彼此辅助，何况距离圣人已经几千年，正值圣人微言断绝、异端兴起之后呢？我知道圣人在天之灵，本来不能不期待后世贤哲之士彼此辅助，共同振兴圣道。崖州纳入职方以来，到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建立学校，也已经四百多年。圣道在这里施行，不能说不长久了。然而风俗还没有达到纯美，人才还没有得到充分振兴，难道会没有原因吗？我想，大概是辅助圣道、振作教化的人，还没有得到像仲由那样的贤哲之士吧？如今崖州学校有幸得到宪副君在上面振兴，又得到徐守协力来辅助。今后诵读讲说有了地方，休息居处有了场所；崖州的士人百姓如果还不知道怎样奋发勉励自己，以求逐渐接近圣人的大道，使风俗纯美、人才大为振兴，那就太可惜了。追究造成这种过失的根源，必定应当有人承担责任。因此写下这些话来告诫他们，并且用来给后世的人看。【成化癸巳冬】南海县儒学记 王者的教化与圣人的教诲并驾齐驱、共同推行。本朝郡县所到的地方，学校也随之建立，无论远近都没有区别。南海处在中国最南面的边境，孔子去世后二百一十六年才纳入中国，恰逢儒道困厄断绝的时代。经历汉、晋、隋、唐，到宋代庆历以后，学校制度才开始完备。南海是古郡，隋开皇年间才开始以此为县名，县学附设在郡学西庑之下。元代初年才迁到现在的地方，靠近民居，十分狭窄简陋。景泰初年，姑苏韩公来任广东宪司副职，开始谋划扩建，首先迁走附近四户居民，把土地增给学校，规划刚刚确定。韩公因升任而回朝，工程未能完成。又过了若干年，韩公从都察院出来总督两广军务，武备既已整治，便慨然想完成先前的志愿，于是拿出官府库藏的若干白金，交给藩司、臬司二司，让左布政使张公瑄、按察使甯公良等人经营办理，又让提学胡公荣专门负责此事。没有过多久，凡是学校制度中应当建置的，以及古代没有而现在应有的、已有但不完备的、完备却已经毁坏的，一下子都变得整齐方正、高大隆起、完整周密、光明华丽，非常符合都宪公振兴教育的宏大用意。藩司、臬司诸公间或派南海文学陈玄带着书信渡海来请求我写记。我认为，圣人的道理推广到四海都可作为准则；儒道不树立，王者教化就无法施行。南海在秦代已经纳入中国。当时诗书教化废弛，仁义恩泽枯竭，只把刑名和功利当作治国手段；即使华夏之地也没有真正尊崇儒学，何况四方偏远之地呢？汉朝兴起后才开始崇尚文教、重视经术，一直到今天，中间虽然有时有所废弛，但从来没有舍弃学校而能够培育人才、端正风俗、成就一代治理的。太祖高皇帝开创基业的第三年，就下诏天下建立府、州、县学，颁布规制；教育以孔氏六经为根本，解释经义一定采用濂洛诸儒的学说。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年，学校制度非常完备，文教日益兴盛，所以即使是穷荒绝远之地、前代不能使其臣服的地方，也无不设有学校。南海在前代好像偏远州郡，在今天却已是内地；这里的风俗与华夏没有不同，而且日益趋近古代；人才日益兴盛，也不只是文学一方面能够超过北方士人而已。士人生长在这里，本来就坚定地把自己看作华夏之人；中原士人又怎敢轻视他们，把他们看作偏远之地的人呢？之所以如此，固然是圣王教化长期积累、逐渐浸润的结果，也是总督大臣及藩司、臬司诸公振兴教育、造就人才的功劳。后来到这里游学的人，看到学校制度如此完备，承受教育如此深厚，难道能不知道它的由来，而更加思考如何自我激励吗？因此写下这篇记。【成化八年】

译凤阳府重修儒学记 二帝三王所建立的道统逐渐衰落，到宋代末年，礼乐崩坏，伦理教化败坏，已经将近百年。上天厌弃他们的德行，于是在山河两纪之间降生了我们的太祖高皇帝。他建立国家，首先在南方的长江一带，依傍秦淮河建立南京；又想在北方的黄河一带，依傍汴渠建立北京；在两者之间，以濠州的险要、淮河的险要为据，建立中都。已经建成皇宫，奉行祭祀百神，排列百官衙署之后，首先开设教育贵族子弟的国子监。后来定都金陵，停止营建北京的议议，于是在中都设置留守司，将凤阳府直隶京师，改国子监为府学。名称虽然比原来降低了，地点却仍旧保持不变。最初创建时，完全采用古代天子辟雍的制度；如今虽降为诸侯的泮宫，但它的朝向、地势和规模既宽广又宏大，还多少保留着原来的样子。那么，在倾覆、坍塌、荒废之后，想一下子兴建修复，难道是容易的事吗？成化乙巳年，四明章君锐元进来任凤阳府知府，慨然把修整政务、建立教化作为自己的责任，每月初一、十五到学校，拜谒先师，考察士子；看到这座学校已经毁坏，叹息说：郡中各种政务，哪一件有比这更急迫的呢？何况这个郡正是大明宏伟基业的发祥地，山川人物不是其他州郡可以相比的；在这里不用心，还能在哪里用心呢？于是他与同僚商议，询问师生以及郡中父老，考察图籍，查看旧址；于是依照原有的规制，缺少的补充，废弃的恢复，剥落的修整。礼殿、讲堂之外，堂有五座，楼阁各一座，亭有两座，以及神厨、仓库、廪舍、斋舍之类，共有若干楹柱。工程于弘治庚戌年十一月开始，第二年七月落成。刚刚完工，恰好邵武甯坚永贞来任同知府事。章君因为永贞曾经到我门下学习，托他通过推官广南李渭长源向我求记。我认为，建学校、教育士人，固然是主管官员的良好政绩；但章君修建这所学校，所涉及的意义确实重大。山河两界之间，这个郡正处在其中；我们的圣祖在这里出生，承接上天赋予的正运，承受厚坤所聚的王气，占据中原的要害；当时攀附而起的王侯将相，像树林一样众多。如今圣祖的子孙分布在朝廷内外，到处都有，而他们的根本确实在这里萌发。譬如徂徕的松树、新甫的柏树，已经经过斧斤砍削，成为明堂的栋梁、清庙的柱子、百室的楹柱，建立了百世不变的规制。追溯它们生长的地方，不过是徂徕、新甫罢了。大地的规律有利于树木生长，土壤的性质适合什么就生长什么。树木砍伐之后还会重新生长，这是必然的道理。因此应当培植它的根部，滋养它的嫩芽，使枝条舒展，灌溉并加以封护，使它长成有用之材，以恢复原来的状态。怎么可以把这件事放在后面呢？章君说，在各种政务中，这件事没有比它更急迫的，确实是知道什么才是急务了。我因他请求写记，私下也有所感慨。尧从甲辰年登上帝位，建立执中之统；又过了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到周灵王二十二年庚戌，孔子出生，作《春秋》来维系将要熄灭的王道。又过七十一年，孔子在两楹之间梦奠，圣人去世。在这期间的一千八百多年中，虽然道统屡有兴废，但历代圣人相传的道统没有断绝，如同丝带一样延续；文儒的教化也因而逐渐兴盛。我们的圣祖开始继承自帝尧以来执中之统，阐明孔子以后文儒的教化；王业的根基，确实从这里开始。九公、十八侯以及各位百官、卿士、将帅、师尹、分守一方和任职守土的人，乘时奋发兴起，辅佐成就一代大功，宏扬施行百世长远的谋略，全都是淮水、濠州一带的人。过去有这样的人才，如今难道没有这样的人才吗？何况如今郡的疆界包括宿州、颍州、寿州、泗州等地，并不只是古代一个钟离国而已。郡中的百姓，实际上还包括江浙湖海一带的富庶民户，并不只是淮泗之间的人。郡中的人才，除了六县四州民间的子弟之外，又兼有武官子弟和屯营中的优秀人才。因此，这所学校的设置，所教育的难道只是一个地方、一个郡的贤能俊秀吗？这里有明丽秀美的山川、肥沃的土地；过去封土植树，只能取当地适宜的树木。如今则汇集四方所产，一同种植。它们吸收大地精华的汁液，面向阳光的近处，承受上天丰厚的滋润；得到的养分深厚而且最先，成片生长，茂盛繁荣，绵延长久。大的可以成为栋梁，小的可以成为椽桷；必定挺直而不弯曲，坚固而不可摧毁。既有《周易》所说栋梁隆起的吉祥，也没有郑人椽子折断的忧患。集合众多楹柱共同建成大厦，又有一根柱子独立挺立，用来辅助赞襄我大明的教化于亿万年，使执中的道统永远延续，使儒者之道永远光明。这个宏大的统绪和重大根本，都奠基于这座帝乡的学校。后来在这里任政、施教、受学的人，希望都能对这篇文章有所感发。道南书院记 道学在宋代重新彰明，起源于西南，后来推行到中原，之后又回到东南。大概是上天显现奎星文章的征兆，以开启有宋一代文明的治理。周子出生在道州营道县，过了四代，天子用“明道”作为年号。这一年明道出生在黄州黄陂，第二年伊川出生。大贤出生的地方和时代，都不是偶然的。二程侍奉父亲大中公在南安做官游历，周子恰好任职于那里，遵从父亲命令跟随他学习。这样看来，道学的兴起，大概开始于南方。程子长大以后回到北方，便把从周子那里所得的学问教给河洛之间的人，一时之间南北士人多跟随他游学。南方士人中，最著名的是游酢和杨时。游酢辞别程子时，程子未尝没有赠言；只是龟山先生离行时，程子特别发出“吾道南矣”的感叹。所谓“南”，不是说道学起源于南方，而是说道学最终归于南方。唉！先生南归，难道只是儒道随他南下吗？没过多久，世道也随之南移，中原于是沦失，战争遍地；即使嵩山、洛水之间的人，也不再知道有程氏之学。幸而奎文所代表的道统在南方重新兴起，朱子应运而生，这一道统才在瓯闽之间大为彰明，使天下后世知道有圣贤兼具体用的学问，有帝王中正至正的道路，能够万世施行而没有弊病；他的功劳太大了。后世的人追溯它的由来，都把功劳归于龟山先生。大概因为周子、二程等人在绝学中断一千五百年之后，阐明孔孟没有传下来的奥秘，演续这一道统的脉络并使它延续下去，让它一直流传到今天；如果不是先生的功劳，又是谁的功劳呢？

译传文说：“道要依靠人，然后才能推行。” 宋朝国运衰微的时候，假使世上没有先生，就不会有朱子；没有朱子，那么周子、二程以上所传下来的精要，以及尧舜以来相承的传统，必定会中途断绝。这件事所关系的，难道是小事吗？所以，以古人为友、尊崇古人的人，不只是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还一定要表彰他们所在的地方。我谨按：先生从五世祖起迁居将乐，最初在颍昌拜程伯子为师，后来在洛阳拜程叔子为师，得道后南归，把它传授给弟子罗仲素。仲素的祖先是豫章人，避难来到南平居住，后来迁到沙县。仲素在杨氏门下，独能担当重任、造诣极深，以所得的河洛之学传给同乡李愿中，而朱子的学术渊源正是从这里产生的。这三位先生都是剑州一带出生的，朱子也出生在剑州所属的尤溪县。以一个郡的狭小、四个县的有限、二三百里的近距离，在一百年之间，竟有四位贤人同时出生，上承道统，下启后学，使它延续千万年。道学的脉络，这个地方大概可以和东周的邹鲁相比。从前孔子出生在鲁国，正值成周东迁以后，便想在东方兴起圣道，大概是认为鲁国可以承担这个责任。然而最终没有实现他的志愿，只把这一道传给弟子曾参；曾参传给圣人的孙子孔伋，孔伋又传给邹国的孟轲。后世谈论文教的宗主，一定说孔子、孟子；谈论文献之邦，则归于邹、鲁。宋朝盛世时，孔孟之道在河洛之间大为推行，那时还没有南渡。先生回到延平，程子已经说他把道带到了南方；后来果然有罗、李二位先生继承先生而兴起，传授他的道，最后由朱子集大成。如今天下人家收藏朱子的书，人人学习朱子的学问，谁不知道它的渊源来自紫阳，而朱子聚集门徒在考亭、云谷之间讲学，阐发程氏之学，上溯孔孟的传承？但也许有人不知道剑浦之滨、九峰山麓，正是朱学起源的关键地方。如果不是当权的君子加以表彰，谁会知道这一点呢？鄱阳苏章早年学习程朱之书，凭明经科考中进士，历任郎署官职，后来来任延平府知府。他慨然想把所学落实到施政中，首先把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作为政务，常说世人谈论道学兴起的地方，一定会说濂、洛、关、闽；福建八郡分为上下两路，本郡正处在上下之间。西边与建州交界，向西前往府城的人，沿着剑津顺流而下；东边与福州交界，向东朝见京城的人，沿着剑津逆流而上。无论来往，哪一个不经过这里？福建所产生的士人，以朱子为第一流人物；福建士人所建立的功业，以重新彰明道学为第一等事业。延平作为一个郡，虽然偏僻而且狭小，但它所关系的事情如此重大，不只是使八郡增光而已。于是苏章与同僚、通判府事应元征、推官王铎，共同谋划如何厚重祭祀、广泛彰显三位先生的功德。众人都说：“三位先生在南沙、将乐旧地各自已有专祠，近来又在郡城北角合祀他们，不必再费力了。”如今我们新建了一座公署，作为朝廷命令的重臣驻节之所，刚刚落成，却还没有名称，何不题写“道南”二字作为书院匾额，用来给八闽士民以及四方宦游的士大夫看？凡是使者往来以及因公经过这里的人，都让他们知道本郡是道学重新兴盛、道统渊源所在的地方，不也很好吗？侯说：“好。”于是派人来请求我写记。我既已像上文那样追溯道学南传的缘故和书院命名的原因，又写下它的规制和年月。书院在府治东面，宽十一丈，长十七丈。前面是三座门，后面是办公之所，中间是正堂，最后是宴饮休息的地方。前后各有六楹，两侧以东西厢房展开，四周环绕着围墙。工程于弘治壬子年春天开始，落成是在这一年秋天八月。【弘治癸丑】琼州府学祭器记 我们太祖高皇帝建立国家之初，安排百神的祭祀，都依照旧制；唯独祭祀先师孔子，用木制神主替代塑像，大概是不敢把他与百神同等看待。至于祭器的使用，即使是郊祀、宗庙这样的大礼，也只使用当时的器物；唯独天下郡县学校春秋两季的丁祭，使用古代礼器。这难道不是因为祭祀天地山川，是以人来祭祀神灵；祭祀宗庙百神，则随着时代不同而采用不同器物，都可以因时制宜吗？至于祭祀先师，重在彰明大道、建立教化，报答根本、恢复古制，所以不能不与其他祭祀不同。礼器和乐器的材质也是相同的道理：音乐有八种声音，祭祀器物中，笾以竹为材质，鼎以金为材质，登以土为材质，俎、豆以木为材质，尊、罍之类有的以土为材质，有的以金为材质；形状不同，材质也不同。近世因为竹木一类容易损坏，有时不能坚固长久，便一律改用铸金来谋求长久，形制虽然相同，材质却不再相同。这大概是重在实用而不拘泥于古制，正是礼所说的先王没有过而根据义理创制的做法吧？琼州府学旧有的祭器长期废坏而不完备。成化辛卯年，广东按察副使丰城涂君伯辅奉皇帝诏书前来整饬兵备，到任之初没有顾及其他事务，首先购买铜料，召集工匠，广泛考察古代图样，按照制度铸造。所铸祭器中，爵一百四十余件，笾七十二件，豆与笾数目相同，簠、簋各四十四件，铏十二件，登五件，尊三件，总共三百九十三件；所需费用全部由官府承担，百姓不参与其中。第二年春季二月上丁日将要举行释奠先师的祭祀，先在祭祀前举行舍菜礼来报告器物制成，祭告之后加以封藏，收藏在库房中。春秋举行祭祀时取出使用。当时协助完成这件事的，有掌管海南卫事务的都指挥王君璲、府学教授陈君颙等人。正好我因为服丧在家，服丧期满后不久就要出行了。王君说我出自这所学校，并且以文章写作为职业，于是请我记下器物的数量，使后人有所考察并遵守，不敢任意损失。过去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阵，孔子回答说军旅之事没有学过，却想要告诉他自己所知的俎豆礼仪；可惜卫灵公受到蒙蔽，不能再来询问，至今还留下千年的遗憾。不过《诗经》中有话说：“既已建成泮宫，淮夷便来服从。”圣人删定《诗经》而把它列入《颂》，其中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吧？如今宪副君奉命处理军旅之事，却能够急切地把俎豆礼器放在首位，尽心尽力考查典籍，仿照古代制度，完备祭器，用于尊崇儒学、重视大道的祭祀；他大概是在千年之后领会了圣人的微妙用意吧？这件事确实值得记载，并不只是如此而已。记下它的完成情况，列明它的数量，用来给后世的人看；至于它设置和制作的先后次序，也可以大略从这里看出来。

译赐进士题名记 太岁为上章、年名为阉茂，这一年是大明弘治三年。这一年开科取士，是皇上奉天承运、选拔贤能俊才任用的第一榜。按照旧例，既然赐予进士出身，就一定要在太学立碑，把姓名流传久远。礼部大臣请求撰写题名记，请皇上命令我来写。当时我忝列读卷官之中，在文武群臣异口同声上表祝贺的时候，确实也参与其中。我恭敬地想到，贺辞中有这样的话：“上天开启文运，贤能俊才得到任用。”所谓“运”，是气化流转的名称，有天运，有世运，也有文运。天运循环往复，世运随着历数更替。至于所谓文运，则总括天地经纬运行的机理，显现神明功业和化育治理的奥妙。凡是宇宙之间自开辟以来的三才之道、五伦之教、六经的纲纪、万事万物的法则，都包括在其中，并不只是图书、文字、书画、言辞和文采罢了。大概必须等到天运循环、否极泰来，圣人应运而生，掌握这个时代，亲自承担“斯文在兹”的责任，端正伦理，阐明经术，来大力弘扬治国之道，储备民众的后代并加以教育，选拔士人中的优秀者加以任用，借助他们经纶天下、辅佐治理，以人文教化成就天下，文运才会由此兴盛。虽然这是人的作为，实际上也是上天启发促成的。自帝尧甲辰年开启帝王正统、阐明文教以来，经历甲辰这一干支六十多次，文运在其中有升有降，有时由困厄走向亨通，有时已经通达却逐渐闭塞。我们的太祖高皇帝出生时正逢昌盛的运势，在戊申年开国建基，收复中外土地，进一步阐明人文教化。既任用兴王的贤良辅佐，建立伟大功业，垂示长久统绪，开启一代文明之运；但仍然思考如何为圣明子孙建立可以继承的道路，于是在其后的第三年庚戌下诏天下设置科举，以起用胸怀才德的士人。第二年亲自到殿廷考试，乙丑年终于确定为现今的制度。到现在，十二地支已经循环十□次，前后共有三十七科了。我们的皇上也在戊申年继承大统，恰好与圣祖创业之年相合；在其后的第三年开科取士，也正是庚戌年。如今三月十五日，皇上驾临奉天殿，亲自出题考试礼部所贡士人，评定他们的甲第，赐钱福等三人进士及第，杨旦等九十人进士出身，祝祥等二百零五人同进士出身。他们文质彬彬、人才济济，像鸿雁一样整齐站立在丹陛之下，听鸿胪寺官员逐句传呼，并把黄榜张挂在魏观之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五人〕 有一天，声名传遍天下，文武群臣在朝廷上异口同声地把贤俊的名号归给他，并向九重天子祝贺。可是，名号归于身上，责任也随之而来。这样的贤俊之名，怎么承担得起呢？必须成为一代豪杰，如虞廷的黎民俊士，周室的克明俊德之臣，诗中所歌咏的俊彦，传记所称的天民，史书所记的国士名臣，这样才足以当得起这个名号。否则只是碌碌庸庸之辈，冒称贤俊，却想希求被登用、享有爵禄，能行吗？何况此时正值皇明千载难逢、特别兴盛的时运，圣明之君相继照临，世道亨通美盛，斯文的气运到这时更加宏大，日月星辰和五岳的精气重新完备，人文教化显著昌明。唉！这是多么盛大的气运啊！这些士人，都是世人所说的才长民秀之士，卓然出众；乘着这盛大的气运，得以凭借所学被圣天子亲自选拔，将要进身做官、接受任用，以弘扬一代文明之治，使明君贤臣相逢，上下相交而志趣相同。唉！这是多么难得的遭遇啊！处在这样的气运中，又有这样的遭遇，却甘心自暴自弃，不能有所建树、提出谋略，难道不是男子汉吗？岂不是辜负了清明的时代，玷污了大科进士的名位吗？《江都县学进士题名记》自从黄帝给万物确定名称以后，有一种事物就必然有一个名称。然而，事物有时会消亡，只有名称不依赖形体而成立，能够长久留存在天地之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声音和文字把它寄托下来。声音和文字，根源在心中，发出于口中，具体呈现在笔画之间，写在简册上，刻在金石上，历经百代也如同一日。自唐代以来，才开始有题名；到宋代盛行，到本朝达到极盛。按照旧例，凡是考中进士的人，都把姓名刻在石碑上，排列在太学中；天下各郡县的士人有考中甲科的，也把姓名排列在学宫中。江都是扬州的附郭县，自古以来就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天下州郡的繁盛，以扬州为最，而扬州所属的县邑又以江都为最。因此，长江以北、淮水以南所产生的人才，都把这个县看作首选。虽然如此，士人生在百姓之中，就如同人生活在万物之中一样，【此处缺文】

译豫以进士的身份来到这里任县令 这就是所谓治理政事，应当把人才放在首位；治理百姓靠法令，不如靠教化；报效国家靠自身，不如靠培养人才。我思考着用什么办法来振兴人才，使他们知道应当怎样奋发努力，出仕后成为国家所用。我到任办公不久，就把这件事禀告巡抚都宪张公、督学御史娄君和太守杨君，请他们命工匠磨治石碑，题刻前代进士的姓名，用来勉励后来的进士。于是写信到京师，请我为此作记。我因此援引穆叔的话，让人把它刻在坚贞的石碑上，以示江都的士人。虽然如此，德行、功业、言论，都是实际内容的名称；能够树立这些实际内容，名声自然就存在。有实际内容，才有相应的名声；徒有虚名而没有实际内容，后人将指着他的名声，要求他具备相应的实际。没有实际而只有虚名，还不如没有这个名声为好。没有实际内容的名声，不只是人们不能容忍我，造物主也将不能容忍我。难道不值得畏惧吗？难道不应当努力吗！《余姚县学进士题名记》名声是天地之间不朽的事业。天地之间各种形体都有穷尽，只有名声虽然因形体而产生，却不随形体一同消亡；作为一件事业，它永远不朽，长久留在天地之间。因此，自古圣贤的形体都已经消散尽了，而他们的名声始终光明显著，所以历经百千万世也如同一日。然而谈论名声的人口中不绝，听到名声的人仍然知道起敬起慕，难道是没有缘由的吗？夏商周三代以来，铭刻鼎彝、记载在太常的典籍中，都是这类事情。不过，各自随着当时社会所看重的事物，著录姓名，使其流传而不朽。自从科举制度兴起，世人所看重的在于进士科，朝廷既然重视它，取得功名的士人也知道自重，往往那些在天地之间留有名声的人，都是由这条道路出身的。因此，各地学宫常常磨石立碑，记载已经取得功名者的姓名，用来勉励尚未取得功名的人。宋代以来就是这样。如今天下郡县大多都有这类碑刻，唯独绍兴的余姚县还没有。罗山胡瀛孟登以进士身份来任知县，感慨地叹道：“余姚是两浙的壮盛县邑，进入皇朝以来一百多年，两浙以文章称魁天下的不过五人，其中两人出自我们县；而辛丑年这一榜天下三名魁首中，我们县又占了两人。” 我在县中任职，恰逢这件事，所以记载并彰明本县的盛况，使它流传久远，是我的职责。于是磨石立碑，备述此事，禀告郡守浮梁戴君琥。正好县人张防议琳来到，于是带着书信来请我作记。从天地开辟直到今天，生在天地之间的人不知有多少，而姓名著录在五经和十九史中的，大概没有几人。唉！人能够在天地之间获得一个名声，难道是容易的事吗？余姚县人著名于史传的，从汉代严光开始；后来由科举功名出身的，只有孙子秀一人列名于《宋史》的传记之中，其他人还没有见到。唉！一个县方圆百里之间，历经数千百年之久，能够垂名不朽的仅仅如此几人，难道山川秀气所钟聚的只有这几个人吗？其余的人都同草木一同消尽，而这几个人却永远光明显著、不朽于天地之间，其中一定有缘由。圣朝的进士科比前代更加受到重视，尤其重视科举魁首的选拔。正因为受到在上位者的重视，所以天下人无不重视；重视之后便寄予希望，寄望深而不能符合所期待的，这种责任就归于本人了。孟子说：“只有仁德的人适宜处在高位；不仁的人处在高位，就是把他的恶传播给众人。” 既然如此，拥有这种名声的人，被记载在郡志中，被刻在坚贞的石碑上，排列在本县学宫之中，他的名声传播于当代、流传给后世，就不只是当时身居高位而已。形体消失而名声留存，长久存在于天地之间而不朽。仁德的名声固然借此长久保存，不仁的名声也会因此更加长久地暴露。名声不会消亡，后人将指着他的姓名要求他具备相应的实际，并加给他仁或不仁的称号，唉，这难道不可怕吗！过去的已经过去，后来的人接续而来，将怎样做才可以呢？董仲舒所说的“端正道义，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不计较功劳”，是仁德之人的事业。树立德行、树立功业、树立言论，都应当按照这个原则存于心中，共同成就天下国家的事业。这就是天地之间不朽的盛大事业。请让我用这些话代替两位先生说出来，以此勉励本县士人和后来的继承者。《重编琼台稿》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稿》卷十七 明代邱濬撰 记

译《重建琼山县治记》琼郡能够列入中州之列，面对岭南而世人始终不把它看作偏远外地而鄙视，是因为有琼山作为它的属县。琼山县治依傍郡城，郡统辖七个属县、三个支郡，而琼山实在是它的咽喉要地。管辖这一带的苏文忠公所说的“衣冠礼乐斑斑”，大概正是说这个县。何况这里民俗淳厚和顺，物产丰富，工艺奇特秀美，百姓和奇才俊士接连产生、争相焕发光彩，大概与中州没有不同，而且这里所拥有的东西，有些还是中州所没有的。把它放在中州各县之间，虽然不敢上比京畿赤县，但也应当位于望县之列。概括说岭南以南的地方，似乎都要瞠目落后于它了。县邑的盛美如此，而办理政务的场所却不相称，就像人的躯干魁梧，皮肤肌肉充实，而头脸却不完整，怎么能称得上相称呢？琼地在汉代是珠崖郡，以琼山命名为县，则自唐代开始；有县以后，才有县治。县治在永乐年间由知县欧阳侯旭重新创建，此后日渐倾斜压坏，后任治理者只是随时修葺，从未改建。天顺庚辰年盗寇兴起，城中的县治毁于火灾，任事者只得搭茅屋居住。成化丙戌年，五羊人梁侯以同乡身份来任知县，知道百姓的情形和需要，明白这里上下民俗和谐，慨然把兴建事业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在旧址上建造办公厅六楹，规模比以前更加宽广，并且增添了壮伟宏丽的气象。厅前台阶下仿照古代河阳的做法，杂种桃树、李树和各种花木；旁边有两条廊房，作为官吏处理文书的地方，共二十一楹。前面有仪门，仪门外又有大门，按间数计算各为五间。供奉神灵有祠堂，宴请宾客有书院，按间数计算共四间。官吏居住有房舍，共二十一间。又因为外门临近官道，百姓来聚集时多到无处容纳，于是买下军营土地加以拓宽，使之通达前面的街道，种植两根标杆，匾额题为“宣化”，并在两旁设置申明亭、旌善亭作为翼卫。工程始于成化某年某月，至次年某月完工。门扉幽静深邃，厅堂高大明亮，围墙坚固周密，花木繁茂，足以超过前人的规模，使后人看了肃然起敬。县中的父老、幼童以及附近经过的人，都欢喜地互相说道：“自从有县以来，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建筑。”梁侯因为我是本县人，又忝居禁近之官，以文字为职业，便写信到京师，让我记载工程竣工的事。我答应了他，却未能及时前往，因为服丧而居家。父老们相继来到梁侯面前重申先前的话。我想，琼地在前代与儋、万、崖并列为四州；本朝初年才升琼为郡，并把三州隶属于它。从前的人以县名作为州名，又仍然沿用这个名称来命名郡，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县所拥有的条件足以超过那三州六县吗？我曾经奇怪，我的家乡偏僻地处远方，而天下的士大夫却从来不把它看作偏远之地。评论它的文章风俗时，就说是“海边邹鲁”；夸赞它的物产货物时，甚至称它为“小苏杭”。但凡做官而踏上这里土地的人，却大多不是这样看。岂只是把这里的人看作偏远，连自身也把自己置于偏远之地吗？为什么呢？或许是海上气息昏浊，接触它的人总被它蒙蔽迷惑，顿时忘记了自己的本心吧？能够怀着姑息的心情，推行苟且简单的政务，只图眼前便利的人，大概也很少。何况还希望他们筹划长远，扩大宏大的规模，以庇护后人呢？由此看来，梁侯的心意和政绩就可以清楚地看见了。继承梁侯治理这里的人，登上这座厅堂来面对我们的百姓，希望都知道取法于他，不至于把我们这里的人看作偏远之民吧？这样说来，我这篇记不只是记载建筑、记录年月而已。《感恩县海南道分司记》本朝的制度是，天下所有藩属地区都设置提刑按察司。各司又分设道，各自授予印章。每一道在所管辖的郡县中，都设有分司。部使者有所巡行，就在这里停驻车驾，考察处理政务。广东宪司分为五道，海南道专门管辖琼州一府。琼州的支郡叫崖，崖郡的属县叫感恩。过去已有海南道分司，只能遮蔽风雨，实在很不符合这种制度。成化辛卯年，知县事、宝安人莫侯宣慨然叹息，认为这样不能用来整肃宪制、使人肃然瞻仰。于是拆掉旧建筑而重新建造，规模制度大致齐备。虽然它的雄伟华丽比起其他郡县似乎还有不足，但与原来的建筑相比，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感恩县作为一个县，最为偏僻而且狭小。偏僻就不在交通要道，往来的人少；狭小就财力不足，人们也不苛求。到这里做官的人，往往因循苟且，对于自己居住的官署还不知道加以修葺，何况是这座分宪之司呢？部使者隔年也未必来一次，即使来了也不住满两夜便离开，临时取来物品勉强应付一时，上下都安然不以为怪。莫侯却能用心想到这里，这一点很值得嘉许。有人写信来请求我作记。我想到，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百姓有隐情却不能向上申报更大的，也没有比上位者怀有宽恕之心却不能使下情直接通达更大的。一定有阻塞遮蔽它的人，然后才会不能上达；一定有压制遏止它的人，然后才会不能通达。不能上达，冤屈就无法伸张；不能通达，怨气就会更加激烈，于是祸乱便发生了。因此，在唐尧虞舜的盛世，天子亲自实行巡狩的典礼；周代设置撢人，巡行省察四方；汉代派遣属官，分别治理各郡，都是为了使上下之情相通，在祸乱萌芽之前加以遏制，暗中消除祸患的根源。我的高皇帝对于天下所有郡县，无论大小、远近，都设置宪司来治理它们。因此百年之间，四海之内始终如同一个人、一个身体。然而经脉相连、脉理周流而没有间断，牵动一根毫毛、针刺一个孔穴，四肢百骸都会响应，正是运用了这个道理。唉！分司的建立，所关系的重大竟然如此，后来在这里按节巡行的人，难道不应当思考它的用意吗？

译《防通河土桥石闸记》本朝因循前代的旧迹，疏浚并加深加宽防通河的旧河道，用来沟通江淮漕运，使京师充实，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然而地势多有变化，天时也不恒常，凡是尽人力所能做的事，必须随时顺应形势来调节疏导，然后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长久地便利救济众人。自从黄河在阳武决口，冲溃张秋以后，朝廷已经命大臣筑堤堵塞，恢复旧有河道。但其中仍有水流壅塞不通的地方，一时负责政务的大臣便随所在之处设置防备，并非只有一处。河流经过东昌府堂邑县境，地名叫土桥；它的上游闸门叫梁家乡，从上游沿河到这里有十五里；下游闸门叫戴家湾，从下游逆流到这里有四十八里，再行三十里便抵达临清县的上闸。漕运船只到这里，出了防通河向下航行，仅七八里就常常搁浅不能前进，一天天聚集起来，成群停在土桥上下十几里的地方。船夫呼喊喧闹，用力推拉到筋疲力竭，声音嘶哑，眼看着目的地却不能到达，主管漕运的人以此为忧。当时山东按察佥事陈君善专门负责治理这一带的运道，提议在这里建闸蓄水以帮助船只通行，多次向上申奏却没有得到答复。防都宪翁公巡抚山东，所到之处都询问百姓的疾苦，陈君便把情况上报，翁公将其全部奏闻朝廷，天子准许了此事，把他的建议交给工部，并仍命吏部按照常规设置官员。翁公获准后，亲自到达那里，筹划安排各项事务，让陈君专门负责此事。陈君计算民工和所需财物，命属官东昌府通判马聪等督促工程，就在所谓土桥的地方用石料建造新闸。所有闸的宽窄长短，以及疏导水流的渠道、祭祀神灵的祠宇、办理事务的官署，都完全按照通常的制度。工程始于成化癸巳年冬十一月初一，至次年甲午年春三月完工。这样一来，分散的水流有所约束，往来的船只不再受阻，省去了每年疏浚的劳役和柴草费用，何止节省千百之数。不久翁公入朝任地官少司徒，陈君也升任本司副使。人们赞美他们的功绩并感受到这项工程的利益，始终如一。丁酉年，陈君写信来，让我为此作记。我私下想，水产生于天一，成就于地六；它最大的作用，是滋养庄稼以养活人。水由天而生，已经滋润承载禾穗的禾苗，使它不断生长来供养百姓；水由地而成，又浮载已经结实的谷物，使粮食积聚而供给国家。谋划事情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平衡水势以疏通其利益，若不是大君，谁能主持这件事呢？君主在上面主持，臣下在下面辅助成就，这就是古代开挖、削平、疏浚、凿通水利工程的功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这就是兴办水利的由来，也是后世设置河渠、堤堰、闸门以取得水利的由来。漕运制度虽然可以和《禹贡》相比，但在汉、唐、宋中叶尤其兴盛。然而所运输的水道，是长江、淮河、黄河和渭水；它们都顺应天地自然形成的地势，只有汴河出于人工，最初的意图在于游览行船，后世只是借它来运输漕粮罢了。只有我国兼建两京，占据西北的形势，却使用东南的财赋。中间齐南鲁北一带，地势气脉横向断绝，水脉阻塞。于是寻找旧有河道，引汶水、泗水，沿着淮水、济水，开通防通河，疏导漳水和御河，以通达燕地。这样财赋丰足，地理形势也更加壮盛了。这就是说，防通河虽然似乎有所因循，但古人只是开创了端绪，并没有使它的功效充分显现。至于使河道弘深、宽广、通运的功劳，则在于今天。它的大体规划和总体形势，固然根本出于朝廷；至于顺应时势、因地制宜，周密设置而曲折疏通它，则任事的大臣也不能说没有帮助。我谨借一座闸的工程，推究它的根本如此，写成这篇记，用来示于后人。

译《绍兴府新修水利记》绍兴位于浙东下游，凡是邻郡以及所属县邑的水流，大多在这里汇集后流入大海。这里有东西两江，东江对百姓没有多大利害关系，只有西江的水，实在是会稽、山阴、诸暨、萧山四县百姓赖以获利的水源，但其中也往往有造成灾害的时候。因此从前在这里做官、立志为百姓谋利的人，如马氏修筑鉴湖、龟山修筑湘湖、赵彦倓修筑海塘，都是在这条江上施展力量，遗迹还可以考察。虽然如此，土地会变迁，古今的情况也不相同，本来就有过去如此而今天不如此的情形。君子兴办事业，只看利益所在的情形如何，又何必拘泥于旧有的陈迹呢？在那个时候，水流分散而入海，利益在于蓄水，所以适宜像古人那样筑塘修堰，禁止百姓废湖为田。如今塘堰长期废弃以后，过去水面广阔、低洼泥湿的地方，无不一畦畦耕作整齐，一片片庄稼茂盛，全都变成肥沃的土地。四县百姓仰赖这些土地来生存繁衍，已经不是一天了。还想拘泥旧迹而不知道变通，能行吗？这就是绍兴知府戴侯琥兴修水利之处所以不同于前人的地方吧？戴侯以著名御史的身份来任知府，刚到任时便询问百姓的疾苦，知道他们所患最急迫的是水利需要修治，于是亲自到各地查看，遍察水利，来寻求有利之处和必然产生祸害的地方，详细掌握实际情况，然后选择日期在要害处征集工役，用石料建闸，共六座：在山阴境内的有五座，分别叫新灶、柘林；柘林闸有四个水洞，用来泄放江南的水；夹蓬、匾陀两座闸有三个水洞，用来泄放江北的水；新河闸有两个水洞，用来泄放麻溪五湖的水；在萧山境内的一座叫龛山，有两个水洞，用来泄放湘湖的水。大概附近溪涧的水流向下游，都会汇集到小江；龛山设闸来分泄小江的水势，新河闸又把小江各处的水合并起来，全都引向西方。闸的设置、疏通与堵塞、开启与关闭，都有一定的法则，确实一定有利而没有害，一定能够长久使用而不毁坏。全部费用都由官府支出，百姓不必参与。唉！像戴侯这样的人，不就是所谓优秀的二千石官员吗？郡中的老前辈、原任给事中张蕴辉，父亲曾替乡人倡议此事，正好节推蒋君谊因事来到京师，便托请他求我写文章，使戴侯的功劳永远不被湮没。我私下想，五行的功用以水土为大；土主管耕种，而赖以生长的就是水。水存在于土中，潜藏就是泉水，涌出就是源头，流动就是河川，堵塞就是深潭；滋润下行的性质，本来无处不是利益。然而有时失去控制，往往也会造成祸害，所以水必须依靠土地来制约。人根据它的功用，保留不足的部分，放出多余的部分，使它恰好处于不过与不及之间，然后才能成就生养万物的功效。它最大的作用在于滋养庄稼、养育民生；善于利用它，就能使干燥的阳气不至于过盛，湿润的阴气不至于过分泛滥，于是草木繁茂，百谷成熟。这就是古代圣明君王一定谨慎办理沟洫、堤防、沟渠制度的原因，也是世上的良吏必定兴办疏通水道、蓄积水源政务的道理。绍兴是古代的名郡，官吏治理有功而载入史册的历代都有人，尤其以兴修水利著称。如今他们的遗迹有的还存在，有的已经湮没，但百代以后，防护他们留下的利益、仰慕他们的德行的人，始终如同一日。戴侯继承前人的事业而兴办这项工程，虽然不拘泥于前人已经有的旧迹，但他为百姓谋利的心，本来就是古人的心。后来继任戴侯的人，如果人人都存有戴侯的心，推行戴侯的政务，再逐步加以推广，那么百姓所享有的利益难道会有穷尽吗？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记，大概是赞美前任政绩的美好，以启发后来继任者，使这项事业无穷地延续下去。

译《瀛洲桥记》水在天地之间，所带来的利益最大，性质却极其险恶；可以利用，却不能直接踏行；可以涉渡，却不能越过。圣人承担裁成辅相的职责，设卦来占问是否利于涉渡，又制造器具作为便利涉渡的工具。顺着水势而行，就制作舟船和木筏；逆着水势而横渡，就建造桥梁。既然有了这些工具，地势的限制便可以克服；人的行走也不停止，地形的阻隔便被打破；人的行动也不再断绝。由此，凡是上天覆盖、土地承载的地方，没有不能到达的。闽地是东南深厚的土地，河流不流出它的境界，舟船固然随着水流在境内往来上下。至于平原陆地上的道路，是人们行走必经的地方；水流横断、地势阻隔之处，为了截断水流而渡过，也必然要设置桥梁。建阳郡治位于闽地的上游，建阳又位于郡治的上游，这里是徽国文公讲学传道的地方。此地与鲁国孔子阙里的地位相当，万世相传的道统在这里得到阐明，四方的书籍也聚集在这里。这个县虽然很小，但它所关系的事情极为重大。何况它又是江浙进入闽地的咽喉，八闽之人向北出行、到京城朝见，没有不经过这里的。距离县治十里左右，过去有一座桥叫瀛洲，在考亭书院的右边。从前元定先生被贬到道州，文公先生曾经带领诸生在这里为他饯行，这大概是县中最优美的地方。经过这里的士人，想到二位先生的高尚风范和伟大节操，一定会徘徊叹咏，不忍离去；或许多少能有感发兴起的帮助，不只是为了便利往来行人，使他们不因涉水而感到困苦罢了。永乐丙申年，洪水泛滥上涨，这座桥倒塌已经六十二年。成化丁酉年，琼台人海澄静以乙未进士身份来任建阳县事，慨然把恢复桥梁作为自己的责任，开始与同僚熊杰等捐出俸禄，带头为百姓出资。正好副守、古曹人李君明因事巡行县境，专门委托典史赵铭负责经营办理，督理工程的人则有乡里老人陈婴、丘童陈志、翁泗和僧人鹫峰。工程始于丁酉年春三月，至庚子年秋八月完工。桥下有石墩七座，上面建有屋宇四十一间。唉！事物的成败虽然似乎有定数，但使它成功的原因，未必不是出于人的智慧、见识和才力。当这座桥倒塌时，天干地支相配到这里已经循环一周又超过六十年了；在这期间，治理这个县的难道没有贤能的县令和县丞吗？按察这个县的难道没有贤能的太守、副守以及贤良的部使者吗？至于本地人，难道市井乡里中没有讲义气、有能力的人吗？然而最终还要等到今天才成功，确实是有缘由的。从前孟子讥讽子产只知道施惠，却不知道如何治理政事。文公先生也引用苏长公的话，说拘泥于眼前小利的人，没有治理天下的长远谋划。唉！一座桥梁的兴废，本来似乎没有什么重大关系，但大贤君子往往凭借这件事来考察一个人的作为和谋划，难道是没有根据的空话吗？海澄静刚开始任职时，舍弃了研习笔墨的旧习来面对官吏百姓，竟然还能有余力顾及修建行人小桥、车舆大桥之类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懂得治理的根本了。虽然如此，古代修成供行人和车马通行的桥梁，是一年就能办成的事；至于后世建造石桥，则要以世代来计算，事情比古代更难。建成固然不容易，毁坏却也不难。文公先生记载上清桥，是希望后来的君子知道它建成不易，共同谨慎看护并按时修缮。如今这座桥位于文公的故乡，我替它作记，请就用文公这句话，再次告诉后来的君子。《唐丞相张文献公开凿大庾岭碑阴记》岭南自秦代进入中国版图，历经两汉、三国、南北朝直到唐代，共八百八十八年，丞相张文献公才开始聚集山川的完整精气，出生在曲 江边。此处【缺文】。张公七岁，就懂得写文章；十三岁时，凭文章求见广州刺史王方庆。当时已经受到张燕公的 知遇【缺文】，考中进士，授任校书郎。张公成长于武后时期，不 愿意做官【缺文】，武后征召他，他三年后才出仕。玄宗即位初年，又参加“道侔伊吕科”，任左拾遗内供奉。开元四年，奉诏开凿大庾岭道路。《唐书·地理志》说开路在开元十七年，不对；应当以张公序文所记的这一年为准。张燕公在开元十三年推荐张公，说他可以充任皇帝的顾问；第二年张燕公去世。玄宗想起他的话，召张公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掌管院事。适逢赐给渤海的诏书没有人能够撰写，便召张公来写。他奉诏立即写成，升任工部侍郎、知制诰。不久升任中书侍郎。这一年，又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后来又升任中书令，与李林甫、裴耀卿一同为宰相。李林甫没有学问，见张公文雅有才，受到玄宗的知晓和信任，内心嫉妒他，最终张公被他倾陷而罢免。张公在宰相职位上不过三年。很快又因周子谅一事，被外放为荆州长史。后来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张公的气节、文章、治理功绩和宰相功业，都著录于信实的史书，百代之后人人共知。自张公出生以后，大庾岭以南的山川仿佛都焕发了光彩。岭南士人在这里出生，北上到中州做官，不被天下士大夫鄙视，是因为有张公的缘故。凡是生长在岭海之间的人，以及到这里做官游历的人，经过张公出生的乡里，走过张公开辟的道路，却不知道因此产生敬意和仰慕，这难道不是不配做人吗？我出生在岭海最南端的边远之地，在张公去世六百八十年以后，刚懂得读书，就得到韶州所刻的《千秋金鉴录》，读过之后已经清楚知道它是伪书。后来立即根据史书考察，史臣只记载了他的姓名，却没有记载他的言论。我料想他的遗文一定还在。向偏远地区和下等县邑寻找，却没有所谓《曲江集》。二十七岁时，我才从这里取道北上京师，游学太学，遍寻两京藏书家，也没有找到。三十四岁时，我考中进士，被选入中秘书库读书，看到《曲江集》列在馆阁藏书的书目中。然而秘阁之内书卷堆满栋梁，检索寻找实在困难。我向掌故官吏求取，前后共费了十六个寒暑。到成化己丑年，才终于找到，于是又把余襄公的《武溪集》一并亲手抄录出来。这一年遭逢母亲丧事，南归途中经过韶州，正好乡友涂暲、景旻在该郡任副职，于是谈到这件事，便把书留下刻在郡斋。张公的遗文到这时才开始在人间流传。我私下看到集中有张公所作《开大庾路序》，苏诜为它作铭。

译我料想张公这篇文章当时一定有碑刻，只是年代久远，碑石倾倒毁坏而磨灭。如今遗迹还像从前一样，而遗刻却不存在了，难道不是典章文献的一大缺憾吗？每当遇到士大夫到广南做官，且有力量办理这件事的，我总是请求他们采石刻文，以恢复当年的旧碑。答应了却食言的人很多。今上即位第三年，岭北的袁君庆祥由秋官属官升任广东按察司佥事，奉诏提督雄州、韶州等府的兵备。他临行来向我辞别，我又重申了先前的话。袁君说：“一定答应。”第二年，他写信给我，说最近在英山得到碑石，磨治已经完成，将请求善于书法的人抄录张公的序文和苏氏的铭文，刻在碑的阳面；又请我写一段话记在碑的阴面。唉！天地的大势起于西北而趋向东南，大庾岭分出衡岳的一支，向东伸展，横亘在江西、广东之间。从这里向南直到海岛，奇异的材料和珍贵的货物由此出产。战国以前，这里从未与中国交通。秦代才开始把中原百姓谪徙到这里戍守五岭；汉武帝才派遣将领分路南下攻取南粤。楼船将军杨仆从豫章出发，顺浈水南下，恐怕就是经过这条道路。然而张公的序文说，岭东的道路荒废后，行人苦于山势极为陡峭，只能沿着几里长的曲折小径，在重重树林之上、千丈层叠的山崖之下通行。我想，大庾岭以东过去或许另有一条道路；张公入朝以后才开始建议，考察山谷的适宜之处，改变坂道险阻的状况，从而开通了这条道路吧？这条道路开通以后，五岭以南的人才便出去了，财货也流通了，中朝的声教一天天传到更远的地方，偏远地区的风俗一天天发生变化。张公的功劳在这里是很大的。后人沿着这条道路行走、踏着他的遗迹，在古松树荫下歇肩，在新亭之下放眼远望，读张公的遗文，想象张公的风度，难道仅仅像晋人仰望岘山而思念羊叔子那样吗？万世以后，也会有人经过洛水而像古人一样歌颂大禹。虽然如此，张公的功劳固然伟大而显著，但假使千年以后往来的行人，面对张公的遗迹，能够知道开凿道路的功劳确实无疑是出于张公，并且无限传诵、感戴，这也有赖于这座碑的重建。佥事袁君的功劳也不能不记载。袁君字德征，是赣州雩都人，他的家距离这里有一百多里，大概在大庾岭以北。袁君在太学时，常常上书议论国家的财政，对当时大有补益，因此声名远播。如今他手持宪司符节在岭南任职，声誉赫赫，借此而取得晋升，前途大概不可限量。我虽然家在岭南，但距离这里将近二千里，年纪已经超过张公去世时的岁数，才开始得到当今天子的知遇，而太阳已将落山，已经无能有所作为了。至于追慕前人的美好事迹，振兴并发扬他们的声名，希望还寄托在岭南、岭北后来出现的俊彦身上；对于佥宪袁君，我尤其寄予深切的期望。我从小便有志于以古人为友，而对于本乡的前贤尤其留意。今年我已经七十二岁了，将要归葬故乡，平生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难道不是一件最大的快事吗？我不胜欣慰，勉强写下这篇文字，交付给他刻石。《延祥寺浮图记》延祥寺在南雄府治东面二里处，宋代太中祥符年间，僧人祖善开始创建。寺中有一座浮图，在佛殿右边，按层级计算共有九层，按尺计算总长若干。世代相传说是异人所创建，大概因为它在阴天、晴天都有影子，一共三种情形。佛教在中国流行以后，中国人崇奉它无所不用其极，扩建寺院，庄严佛像，又堆叠木石建造浮图。中国有浮图，大概从孙吴时期开始，僧人康僧会在金陵创建浮图为始。到了晋代南迁，又重新加以修饰，天下仿效而建，于是下至偏远州郡小县，没有不建造浮图作为标志的。唉，它传入中国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佛教以寂灭为宗旨，本来没有所谓形体，哪里会有所谓寺院佛像？既然没有所谓寺院佛像，哪里会有所谓浮图？既然没有所谓浮图，又哪里会有影子？这些都是只知道奉行佛教外在形式，却不知道其内在宗旨的人。这样做，不只是我们儒者所不说，即使真正深通佛教的人也不取。或者我听说，西天竺氏的佛教法统相传共有二十八代，到达摩才来到中国，又传五代到卢能而止。最初，达摩从南天竺渡海到广州，然后向北进入中国；最后，卢能在黄梅得道，南归到广州剃发，最终居住在曹溪，此后便不再传承。这样看来，禅教的兴起和终结都在岭南，而南雄府是岭南往来的必经道路，延祥寺正处在交通要冲，浮图也建在这里。说它是异人所建，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不可能没有深意。我想，胸怀抱负的士人一定有比达摩之道更深的理解，知道根本在内而寄托于此，能够辨别有与无。募捐缘资、重新修缮寺院的是寺僧智广，主持倡导此事的是千户谭某。工程始于景泰乙亥年八月，完工则在次年某月。寺院先后修建而没有涉及浮图的部分，这里不予记载。

译《重修杭州石屋寺记》钱塘南高峰的山脚下有一座寺院，名叫石屋寺，就是吴越王所建的大仁院。寺院距离西湖大约三里，里面有一块岩石，岩石下面拱起而空旷幽深，像一座屋子，后人便因此给寺院取名为石屋寺。岩石上雕刻了五百多尊阿罗汉像，其中泉水、山石的优美景致千奇百怪，游览西湖的人一定会在这里盘桓。这大概是杭州山中南部最优美的地方。年代久远之后寺院倒塌，成为长满荒草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年了。成化改元年间，有一位比丘名叫慧馨，从京兆来到杭州游览，遍观旧日遗迹，慨然以复兴废墟为自己的心愿，在那里搭茅屋居住。时间久了，凡是到这里的人，都产生怜悯之情，相继捐助财物，召集工匠、聚集材料，希望恢复它原来的样子。无论是殿、阁、堂、廊庑、丈室，以及山门、桥、塔之类，全都依次修建完毕，焕然一新。虽然没有完全达到过去的壮丽，但一个远方来的僧人，没有凭借任何因由，也不借助权势，一下子完成长期废弃的工程，这也实在很难得。丙申年，慧馨来到京师，通过通政何文璧公，请我写文章记述工程竣工之事。我想，道不同就不能共同谋划。慧馨是佛教徒，有所著述，却不请同道之人，反而把这件事托付给我们儒者，这也可以看出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有些东西是不容磨灭的，怎么可以吝惜动笔的劳苦呢？唉！佛教的道理，我无法知道。所谓因果、所谓缘业，即使那些对佛道钻研很深的人，也有不取信的地方，何况我们儒者呢？然而依我看来，他们后来所不取信的，其中却仍有值得取法之处。他们穿破旧褪色的衣服，吃别人丢弃的剩食；向上对诸佛乞求佛法，向下向施主乞求食物，这就是他们教法中所说的比丘。佛建立教法，并用这些来命名他的弟子，大概是想使他们的心坚忍，不向外界有所贪慕，而专一于内心，以求得他们所谓的最上乘。对于世间一切华丽声色、名利以及美好艳丽之物，他们都视若泥土，即使君主、父母、亲属也不顾惜，头目手足也不吝惜，何况身外之物呢？做到这样，然后才叫得道；道果真得到了，然后才称为高僧。如今世上所谓高僧，往往穿华服、用精美器物，饮食居处则追求奢侈，出行则有盛大的车马随从，甚至争夺总摄之位，购买住持的文书，最后还互相诉讼、告发，拿着棍棒彼此对抗。至于触犯戒律、违反规约，那又是他们日常惯常的事情。像这样，难道是佛教造成的吗？即便如此，那些这样做的人，心里大概也清楚知道这不足以使自己得道成佛，只是既然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全天下都如此，他们也姑且这样做来向世俗炫耀罢了。于是便用夸大的言辞来掩饰自己，用虚声恫吓彼此，用遁词来迁就圆说。他们说，一座寺院中所实行的各种法事，都只是有缺漏的小善因；把佛祖看作一棒即可打倒，把道法看成粪橛。唉！佛教的道理果真如此吗？我无法知道。比丘惠馨穿破衣、吃粗食，苦心竭力，点滴积累，在寺院废弃百年之后使它重新兴起；所谓坚忍而专一内守的人，或许确实有这样的人吧。他作为比丘，大概差不多可以无愧于这个称号了吧？这就是值得取法的地方。何公并不是迷信佛教的人，却为此事请我作记，所以我没有推辞，写下了这篇文章。像这样，西湖之上佛寺的盛况冠绝四方，是游方僧人必定到达的地方；把这篇文章刻在这里以示后人，后来一定会有人认为我的话有道理，并知道有所取舍，这对于佛教未必没有补益。难道只是记载寺院建成的年月而已吗？天妃宫碑 上天所覆盖的，是大地；大地的尽头，是海；海的边际，仍然是天。大概气积聚起来成为天，凝结起来成为地。因此浮在地面上的，是水。水的源头在地中，流到地外；它汇聚到极处，就成为海。海的广大边际与天相接，天作为形体极其广大，而它所发挥的作用却极其险恶难测。在幽暗深远之中，一定有神来主管它，然后人们才能依赖神力渡海获利。中国四面以海为界，从三代圣王以来，没有不举行祭祀的。在宋代以前，四海之神都封为王爵，然而祭祀的只是海，并没有专门的神。宋宣和年间，朝廷派使者渡海前往高句骊，带着闽地商人同行；途中恰逢风涛变故，因商人所说，依赖神灵而免除了灾难。使者路允迪把这件事上报，于是朝廷才开始知道莆田湄洲岛的神灵在海上显现灵验。宋高宗南渡后，绍兴丙子年，开始封为灵惠夫人；绍熙壬子年，又加封妃号。元人以海运充实国库，于是给妃神配上“天”字。我太祖高皇帝革除百神的封号，只保留她最初的封号。到了我太宗文皇帝建都幽燕，起初借海道运输粮饷，后来又建造巨舰，派使者与西南夷通好。于是永乐己丑年，皇帝下诏命中贵郑和在南京仪凤门为神建造宫祠。太常少卿朱焯携带祝文，把神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京城旧有庙宇，在都城东南角、大通桥西面。景泰辛未年，住持道士丘然源援引南京的先例，请求升格为宫，但规制仍沿袭旧样，不符合宫的名号。成化庚子年，然源于是募集钱财、召集工匠，扩建并彻底翻新了它。建成以后，磨石立碑，托天官副郎、云间人张天骏来请我作记。天是最大的存在，没有什么事物可以与它相配。能与它相配的，是地。地之所以成为地，是具备山川的形体而形成的。然而山有边界，人力可以走到尽头。只有河川，液体融入大地，气息通达天空，形体浮在大地之外，而汇聚到天的边际成为海。水流不断汇来，却不会泛滥；炎炎的火焰炽烈燃烧，却不会干枯；浩瀚无边的水域，无论流向哪里都彼此相通。这就使海的广大与天相同，而主管海的神又以“天”来称颂她，并且借用夫妻匹配的名义来称呼她，实在是合宜的。如今海边各处都有神祠，何况这里是京师，紧邻天宫。

译天下凡是有人渡海以求通行，想前往东西南北各处，走遍大地所能到达的尽头，甚至还要到达车轮和马蹄所能到达的更远地方；那些人迹未至的地域，启程时都从这里开始。既然是祭祀神灵的宫祠，如果没有壮大、高广的规制，怎么配得上它的名号呢？如今它已经配得上了。人们夸赞它的景观，神灵便安享其灵威；神灵安享其灵威，就更加显著地发挥感通、利济的功效，使怪风骇浪的险境等同于平地，满足国家的用度而无穷尽，把皇帝的教化推广到没有边际的地方。凡是上天所覆盖的土地，神灵的威灵无处不在。国家关于神号、祭祀等级和礼典的规定，也将永远延续，没有穷尽。我生长在海的南边，完全知道大海的广大与险恶，也知道神功的迅疾和显赫。文章已经交给张君，我把它书写下来刻在石上，并附诗说：大明的声威教化，兼及华夏与戎夷；车马不能到达的地方，靠舟船相通。小小一叶苇舟飘荡在万仞巨浪中，云片被撕碎，暴雨翻腾，巨风之中生死只在一瞬，最终归入昏暗迷蒙的海天。谁能拯救渡济？全靠神灵的功劳，一念所到之处，神灵的威力便随之而来。收住风势，平息波涛，制服蛟龙；神光闪烁，从半空降临。惊涛骇浪，顿时与平地无异。美好的徽号，彰显皇帝的封赐。巍峨的庙宇，坐落在都城东面。天下祭祀的典礼，从这座宫祠开始。千年万代与天相配，和苍穹同样高大。国家的福祚也与它相连，永远没有穷尽。茅山复古堂记 茅山崇禧万寿宫古代有一所别院，名叫威仪院，是唐代道门威仪邓炼师创建的。宋代秦丞相秦桧的家宅邻近这里，后来又重新修建；他的夫人和儿子秦熺所施舍的绣像，至今还保存着。后人因此称它为桧堂。年代久远，房屋坍塌；本朝永乐初年，正一派汤公希文奉其师王懒云之命，大力修葺。恰好中书舍人、临川人吴均经过这里，对他说：“这座堂建于唐代，至今何止七八百年，可以说很古老了。长期废弃后又兴建起来，难道不是复古吗？应当命名为复古堂，请重新书写它的匾额。”天顺丁丑年，希文已经退居，继承其教法的是华阳洞灵官汤与庆。汤临终时，嘱咐他主持这座堂。成化丙戌年，因未加防范而遭火灾，终于化为灰烬。与庆深深以违背老师遗言为忧惧，耗尽资财、节省费用，召集工匠、筹集钱财，就在第二年春三月，按照旧址重新建造。刚开始动土时，在地下得到一枚钱，上面有文字写着“万寿复古”。众人传看，惊叹赞美，认为堂宇所以能够复古、匾额所以能够更换，确实都是前定的，并非偶然。这年冬十二月，工程已经完工。又过了九年，这一年是成化丙申年。与庆担心年代久远以后，继承这里的人没有谁能知道它的由来，于是来到京师，托同乡进士凌君传，请我写文记载建堂年月。我告诉他说：“堂以‘复古’命名，所谓复古，难道只是恢复它的规制吗？恐怕也想恢复它的道吧？如果只限于恢复规制，谁都能说得出来，向他的门徒求文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来请教我们儒者呢？从这座堂来说，今天回看唐代，把这座堂称为古，可以；但若从华阳洞灵官的角度说，由威仪师上溯到三茅君，那么唐代还算不上古。即便如此，三茅君之所以成就其道、阐明其教，也一定还有更早的源头。那个源头，难道不是更加古老的吗？”我想推究道家学说的根源，来给那些居住山中、学习道术的人看，使他们知道古道所在，从这里通往古道而恢复它，怎么样？与庆说：“好。道家的学说始于老聃。老聃的言论，完备地记载在所谓《道德经》中。道家有《道德经》，就像儒家有《鲁论》一样。学习道术的人，却只专心从事祈祷祭祀，孜孜不倦地讲所谓度人延生之说，而对于五千言《道德经》的根本宗旨，则一概置之不问；这就像进入大海的人不渡江河，却在沟渠中游泳，这样还没有能够到达目的地的。为什么呢？道源自上天，具备于阴阳；凡是有形有气的事物，没有不具有这种道的。老聃出现以后，就根据自己所见的道加以阐明，形成一家之言。尊奉他教法的人，便私自认为道是自己所有，说：“这是道家的教法。”道作为教法，虽然以老氏为宗，但道之所以成为道，本来并不专在老氏，也不止于老氏。再向上推求，再扩大范围，自然还有更深远的根源。即便如此，道固然无处不在，但人要由此进入道境，必定有一条路径。他们所谓的路径，就是五千言《道德经》。学习者一定要由此而行，然后才可以进入道境。后来居住在这座堂中的人，应当尊奉威仪师和三茅君，再由三茅君上溯到老聃，由老聃通达黄帝氏，直到洪荒开劫之初、太一包含三元的开始；一定这样做，然后才可以称为复古。

译莆田柯氏重修祠堂记 莆田柯氏世代居住在县城东南安乐里柯山脚下，村中居民全都姓柯。柯氏的先祖在宋朝兴盛时期建造了几间房屋，作为族人共同会集的场所，命名为都堂；又在堂的东面建造祠堂，祭祀始迁祖、追赠承事郎柯昱，以及他的儿子【缺字】丰令新和处士柯辉。至今已经几百年了。子孙环绕附近居住的，不下几百家。世代久远而分支繁多，岁时祭祀荐献，虽然各自在自己的寝室举行，但到了报答根本、追念始祖的祭祀，必定都聚集在这里。经历宋、元直到本朝初年，祠堂屡修屡坏。到了承事公第十一世孙德平，才慨然拆除旧祠，重新建造。木料、石料和工役的费用全由他自己承担，族人没有参与。当时正统己巳年冬十月完工，到第二年夏五月才全部完成。规制、位置和设置全都依照旧样。建成后举行祭祀。从此每年祭祀都有固定仪式，族人全都到来，按礼排列，秩序整齐而恭敬，和乐而融洽；仿佛真的看见祖先神灵前来享用祭品，人人都兴起尊祖敬宗、和睦族人的心。人们不会因为居住不同而疏远，也不会因为服丧期已尽而改变情感。一千几百人，都明白地知道自己出自同一世代、同一人的后裔。唉，真是美善啊！德平公去世已经若干年了，却一直没有人为他写记。如今他的孙子、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孟时，叙述祠堂建成的年月，请我为它作记。过去圣人作《易》，在“萃”和“涣”两卦都系有“假有庙”的话，大概是要聚集人心、收拢离散，使众人都归向同一本源。没有什么比宗庙祭祀更重要，所以古代盛世，从天子到官员和士人，都可以建庙祭祀祖先。天子用它聚合天下人的心，诸侯用它聚合一国人的心，大夫以下则用它聚合一家一族人的心。自从封建制度废除，世袭俸禄和族人聚居不再有固定制度，私家宗庙的制度始终没有确定。宋代儒者开始削减宗庙的制度，改建为影堂；后来又认为祭祀影像不合礼，于是改为祠堂。然而祭祀只限于四代，世上本来已经很少实行，更何况能够追溯自己的来源，一直祭祀到始迁祖，像柯氏这座祠堂一样呢？世代相隔久远以后，族属分散众多，感情和服制都已经淡尽，彼此泛泛来往，偶然相遇，茫然就像路人一样，离散而无法约束。一旦凝聚心志，联结亲属，尊卑按世次排列，长幼按年龄区分，都追溯水流以寻其源头，沿着枝条返回根本，这是谁使它成为这样的呢？这对世间教化的功劳实在很大，并不只是一家一族的事情。有人说：古代宗庙的数目，官员和士人一座，士二座，大夫三座；宋人开始祭祀四代，拘泥古制的人还认为超越礼制，何况再向上推溯呢？唉！古代一家所得的田地不过百亩，如今经营获利、积累产业的人，甚至达到古代的十倍、百倍，天下人都安然接受；但对于追念根本、排列昭穆的举动，却偏偏认为不合古代制度。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宁可舍弃小的违背古制，而成就大的违背古制”吧，难道不是迷惑吗？我因学士君的请求，勉强写下这篇文章，用来给他的后人看，也借此解除有些人的疑惑。南海亭岗黄氏祠堂记 古人建庙祭祀祖先，根据爵位来确定数目，上下都有固定制度。自从封建制度不能实行以后，用人看才能而不看世袭，公卿以下的人有爵位却没有封地，因此父亲是士、儿子或许成为大夫，父亲是大夫、儿子或许成为士，宗庙数目便无法成为固定制度。况且仕宦有止有迁，没有固定规律，宗庙祭祀也就不能有固定场所。汉、魏以来，懂经学、好礼仪的士人，如晋代荀氏、贺氏，唐代杜氏、孟氏，宋代韩氏、宋氏，有的向朝廷提出建议，有的在私家创立制度，但有的议论而没有实行，有的实行不久便突然改变，有的只由一家独自实行而不能让众人共同实行，有的只能维持一生而不能传给后代。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拘泥古制，便于私家而无法普遍实行。到了宋代司马氏，才根据自己的意思创立影堂；文公先生又把影堂改为祠堂，采用伊川程氏创立的神主制度，确定祠堂的规制，列在《家礼》通礼的开头，大概是要使上下都能通行。此后，士大夫之家往往仿照这种制度实行，主要是闽、浙、江、广一带的人，中原人士却很少。岭南虽然偏处一隅，但崇尚礼仪的人家并不比其他地方少。南海亭岗黄氏世代有显赫官宦。他们的先世在宋代做奉朝大夫，自从由凌江南迁以来，到现在已经有若干代了。他们家六世以前只有单传，六世以后旁支子孙才开始繁衍；又过了若干代，到处士洪僧时，他成为黄氏的嫡系继承人，于是向众人谋议说：“我们承受先世留下的谋划，才有今天。作为子孙的人人人争相置办产业以满足私欲，却让祖宗没有安歇神灵的处所，心里能安宁吗？为什么不共同建造祠堂呢？”众人说：“好。”于是他们在住宅东面择地，按照《家礼》的制度，建造一座三间的祠堂；堂前有亭，左右设有厨房和斋戒沐浴的地方；外面建三座门，四周围以墙，种植松柏，专门让一个童仆负责开关门户。规制依照《家礼》，但略有不同。置办祭田，备齐祭器；早晨一定拜谒，出入一定告知；正旦、冬至和每月初一、十五一定参拜；岁时、伏腊以及得到新物时一定进献；遇有事情一定禀告；四仲月和忌日一定在正寝举行祭祀，一一按《家礼》实行。大概从天顺己卯年开始筹建，第二年庚辰年建成并举行祭祀；到今年己丑年，天运已经运行一周了。处士的儿子玶和他的侄子瓘，以乡贡进士身份辞去校官，完成太学学业，援例回乡省亲，将要南归，便托友人、封部大夫冯君宗辙来请我写记。按照礼制，大夫、士有田地就可以祭祀，没有田地就只能进献祭品；有封土的人才可以建庙祭祀。古代有田地就有爵位，如今有爵位的人未必有田，而有田地的人往往只是编户百姓。如今从百姓中选拔士人，只要穿着士人的衣冠、学习诗礼，也就是古代的士人。何况有时还能考中科举而升任官职，即使和古代的大夫相比也未必算过分。既然名为士大夫，又有世代经营的田产，那么建立祠堂安顿祖先神灵，置办祭田供给祭祀费用，作为私家之事，还有什么能排在它前面呢？然而世人热衷置办产业，却不积极实行礼仪；急于给子孙留下谋生之计，却怠慢报答祖先。若有人能够特意兴举古礼，报答先德，教导后代，像黄处士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一家的孝子、全族的杰出人物吗？这应当写下来，让玶带回去刻在石上，给他的后人看，使他们知道自己的根源。愿他们世世代代相继不绝，守护并拥有它，使它不致废弃败坏。

译阙下林氏孝友祠堂记 八闽著名的大姓，以林氏为第一。林氏在莆田尤其显著，莆田的林氏则首推阙下林。大概自晋代永嘉之乱，八姓进入闽地，林姓居于首位。唐代林氏有九人担任刺史，同时在朝廷任职，名震当时。然而列名史传、在世上大有声望的，则从福唐尉林攒开始。《唐书·孝友传》中有记载，可以作为证明。林攒因孝行闻名朝廷，有司在他门前建立双阙来表彰他，世人因此称为阙下林。家族始建于唐贞元丁丑年，后来经历宋嘉祐庚午、大观戊子、绍兴丙寅、乾道己丑、绍熙辛亥五次修葺。旧有祠堂在双阙左边，年代久远，祠堂废毁，双阙旧址变得低微，几乎只同土地神社相连，而且还在城外。如今成化乙酉年，翰林修撰、燕山人岳侯正来担任兴化府知府，接受他的远孙孟和的请求，拿出白金倡导此事，让孟和率领族人，林宗懋等共同出力召集工匠，把祠堂迁到郡城中乌山的南面；筑土建成双阙，依照旧日规制，仍旧题名为“孝友”，取《唐书》为他立传的含义。祠堂开始祭祀最初迁来莆田的祖先饶郡太守万宠公，并以福唐公配祭。由此以下，各代昭穆依次排列，在左右列享；每年岁时由族长率领族人，依礼祭告。祠堂建成后，他们的宗族长辈、翰林学士恒简先生已经为它记述了始末；如今国子监丞林大猷又把作记的事托付给我。唐人编修《隋书》，把孝义列入传记；宋人编修《唐书》，沿袭这一做法，设置“孝友传”。所谓孝友之士，名著一代的共有二十五人。像李知本、张孝宽的传记，今天世人所称望的清河李氏、陇西李氏，究竟谁是他们的后代呢？二十五人之中，只有阙下一支林氏独自在闽中著名，几百年来始终如一。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文献足以证明。当时有欧阳詹为他作《甘露述》，后来吕夏卿参与修撰《唐书》，把他的名字列入“孝友传”，又为他表彰门闾；黄璞、陈俊卿、真德秀也都有著述。五人都是闽地所产，而王十朋又以闽中的贤良太守为题作歌诗来赞颂他们。我国文庙奉敕编纂《古今孝顺事实》，也把这些事完整记载下来。这就是它越久远越显著，确实有原因吧？唉！文章的流传，已经足以昭示后世；子孙后代如果贤能，又能继承光大美德。孝友祠堂废毁后重新兴起，难道是偶然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二千石〕 谨按《周礼·春官》所说，家宗人的官职掌管家族祭祀的礼仪，可见古代家族很重视祭祀。古代掌管祭祀的人，以宗为名，在国家叫宗伯，在家族叫宗人。宗是从宗庙而言，礼首先始于亲亲。亲亲之情，如果没有宗庙就无法统合。有田有禄的人家之所以区别姓氏、收合族人、尊祖敬宗，必定在于宗庙，正是这个原因。如今士人没有世袭俸禄，大夫没有采邑，但从事士业的人，有的入仕成为大夫，他们的子孙有的接受俸禄，有的从事农作，都可以追念祖先、继续孝道。所以当今制度虽然不设宗人之官，但人家却不能没有宗庙祭祀。然而议论者最终说祭祀只能到四代，超过便是僭越。何不看看曾子的言论呢？慎重办理丧事，追念远祖，民众的德行就会归于敦厚。如果祭祀只到四代为止，那么世上的玄孙往往有机会侍奉高祖，难道还算遥远吗？又何必追念呢？程子说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文公把这些记在《小学》中，作为范式；这大概是百世家族都能通行的常礼。何况林氏还有这样的孝德呢？古人说盛大的德行必定世世代代受到祭祀，孝是百世之德的根本，没有比它更盛大的德行了。阙下林氏独自在莆田享有声望，经历六百年，后代仍然合族祭祀十六世以前的祖先；盛德的后代，影响竟然如此深远啊！作为他们后代的人，愿你们继承这一事业，使它永不废替；拜谒祠宇的人，可以聚合离散的心；瞻望双阙的人，可以兴起继承先业的念头。把孝友作为传家之道，并推广它来成为忠诚，施行于政事，那么莆田林氏经历千百年，也将永远成为八闽所敬仰的家族。巍峨的双阙、世代封植的家族声望，将与史册所记载的孝友之名一样，长久光耀于天地之间。大猷字子道，谨慎敏捷而诚实恭敬，崇尚古礼，能够继承他的世业。

译忠爱堂记 本朝开国的元勋中，兼具亲近皇室和贤能之长、德行功业都很隆盛的，首先要称黔宁王。家昭靖王沐英，出生在大明开国、国运初启之时，辅佐太祖高皇帝，光复中国帝王的统绪，建立万世大功，是一代全忠之臣。他的子孙世代守护西南边疆，把忠诚仁爱作为传家之道，对上报答国恩，对下安抚百姓和夷人。到现在已经历七朝、超过百年了。世代承袭延续，昭穆相承、继述先业，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心志，始终如一。然而他们一切保存的德行、一切实行的事业，哪一样不是以祖先的训诫为根本而发展传家之业呢？只是他们循循不息，终身实行而不懈怠，日常遵行而不自知；自己实行时已经习以为常，施加于别人时也忘了那是恩惠。这样看来，已经不是一个人一代人的事业了。如今太子太傅沐公琮，开始题写“忠爱”两个大字，悬挂在高堂的楣上。这两个字是摘自太宗文皇帝御制文书中的话，用来给后人看，使他们知道先世积累功德是有根源的，并有所效法，使世代的封赏绵延无穷，使宗庙祭祀永不废替。这是抓住事理的要点，作为标志和准则。适逢侍御张泰托书信来到京师，请我写几句话作为堂记。自古以来，开创基业、垂传统绪的君主，必定兼用亲近之人和贤能之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周武王创建周朝，把宗族支系分封为五十三国，是尊崇亲族；汉高祖兴起汉朝，把功臣封为十八侯，是尊尚贤能。我们圣祖承受天命，开创大业，效法古代帝王，同时实行亲族和贤臣并用的制度，排列爵位、分封土地，尊崇德行、酬报功劳，大量分封亲王作为藩屏，大规模封赏功臣作为国家栋梁。不是宗室后裔，便不能独自拥有封土、世袭爵位。沐公死后，才追封昭靖王；在二十二个亲王的封爵、九公十八侯的行列中，虽然表面上似乎没有参与其中，但在玉牒宗谱中有承接宗族的关系，在盟府丹书中有开拓疆域的功劳。他在亲族与贤臣并用的意义上，实际上兼具二者。因此最终接受王爵，配享太庙，在六王之间享用俎豆祭祀。子孙世代守护西南一方，那里民人与夷人错杂，地域延绵数千里；古代诸侯的封土、统帅一方的任职，以及当时勋戚之家，没有谁能与之相比。啊，真是盛大啊！我在太史任职，对祖宗典故私下有所听闻。我恭读太祖御制文集，里面称沐英为西平侯，赐给他的诰文说：“当初幸而相逢，蒙你解除危难的恩德，梦寐中神交相报的情谊不能忘记，并以尽心利济、永远获得众多福祉的话来结尾。”又读太宗《为善阴骘书》，叙述沐王善行的事实说：“存心仁厚，乐于行善、喜爱贤能，谨慎周密，恩德信用远远为夷人所信服。” 夷人畏惧而又爱戴他；如果不是忠于君主、爱护百姓到了极点，怎么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并使后代昌盛、与国家共享安宁，最后以“德厚流光”来称颂呢？唉！圣人的话流传万世，仿佛亲眼可见；天下各家都传诵，偏远地区和异域、平庸之人和幼童，谁不知道沐王忠诚仁爱的名声？恐怕它将与天地同久长。功劳已经在当时显著见效，又遗留给后代；子孙相继把它作为传家的学问、忠于国家的根本、治理百姓的准则，人人遵守而不违背，世世代代奉行而不怀疑。惠襄侯因此能够承担重任，忠敬王因此开创国封，武襄伯因此巩固封地守备，荣康公因此平定叛乱。如今宫传公主宗盟，承担朝廷的重要托付，位列上公，统领重兵，镇守边疆。对于家世所传的美好德行和丰厚功业，他已经亲身实践、竭力实行了。现在又申明前人的心愿，昭示后人的规范，并不只是空话而已。二位圣人对他的期望，到这里确实得到了证明。凡是沐氏的子孙后代，从玄孙、来孙直到晜孙、礽孙，承受先祖余荫而领取俸禄、耕作采集以恢复家业的人，登上这座堂，看到这块匾额，都应当亲眼见到它、用心思考：推究祖宗的心愿，报答国家的恩德；如果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安置，那就是我的罪过。这并不只是拥有大业、掌握重权的人才应如此。即使只有一命之官的职位、得到一块封地、出一分力，也都应当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施加到百姓身上；即使是士卒、农民、奴仆之类的卑贱之人，即使是骠防、犵獠等愚昧的夷人，即使是昆虫草木这样微小的生物，也一定要使它们各得其所，享尽自然寿命。把仁爱施加给下民，正是用忠诚报答上位。你们要互相讲习勉励，彼此劝告警戒，推演昭靖王当初的心愿，体察宫传公的深意；这样，天言所谓多福、流光、与国共享安宁，就会永远无穷地降临你们沐氏宗族。要记住它，努力实行，不要懈怠，不要忽视。

译永思堂记 八桂李君名纯，把自己居住的堂命名为“永思”，表示永远不忘。他因安顺知州任期届满、考核称职，升任江右袁州府同知，路过这里时托我写堂记，哭泣着说：“我承受父亲正确的教诲，出外求学，幸而凭经学取得功名，经过贤科考试才有今天，这全都是我先父母积德教诲的结果。我享有俸禄和官位，年岁渐长，自己获得荣显，家境也稍微富裕起来，可我的父母却没有等到这一天。唉，真令人悲痛！这就好比种树，树木已经茂盛并结出果实，能够在树荫下休息、吃树上果实的人，却不是当日栽培灌溉它的人。想到这些，有人心的人，难道不会内心悲伤吗？这就是我的堂取名为‘永思’的原因。”我听了君的话，感到悲伤；君的思念也是我的思念。就把我所思考的道理用来记述你的堂，或许彼此相合吧？人有这个身体，是父亲的气和母亲的血结合而成形；形体形成以后，道理便寄寓其中。主宰身体的叫作心，心的职能就是思考。父母和子女，起初本来是一个人的身体，后来分离；分离便有距离，距离渐渐遥远，于是产生思念；思念却无法再次相见，于是成为永恒的思念。所谓永思，就是终其一生的思念。我有一天的生命，就有一天的思念；我没有这个身体，就没有这颗心；没有这颗心，思念父母的一个念头也就随之止息了。终身无尽的悲痛，难道会有尽头吗？所以礼制所说的表现在容貌身体、言语、饮食、居处、衣服上的哀，是思念寄托在哀痛中；表现在居处、笑语、志向、心意以及所爱好、所享乐之处的斋，是思念寄托在斋戒中；有时在神位前看见亲人的形貌，有时仿佛听见亲人的声音，有时听见亲人的叹息声，是思念寄托在祭祀中。然而这些都是因事情而产生思念，事情过去便停止，就像二乘之法一样。为什么不思考一下我的身体究竟从哪里来呢？我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凡是我身体的形体，从一个孔窍以上，气息从一呼一吸以上，道理从一个念头以上，无不都是父母留下的。父母死了而我还活着，使气聚集、血凝结而成为这个身体的根本并没有消失。父母何曾真正亡去？我何曾真正独立存在？因此，没有一处身体不是父母，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父母，没有一样事物不是父母；心心念念，永远都在父母身体所在之处。父母所存在之处，就是一息生命存在之处，也就是一息思念之处，这难道就是所谓永思吗？我的思念如果是这样，你认为如何？”君起身拜了两拜，说：“您的思念也是我的思念，请写下来作为《永思堂记》。” 重恩堂记 重恩堂，是右军都督李公为自己的居所题写的名称，用来彰显皇上的厚恩。李公是拓跋魏的后裔，唐代赐姓李，是河湟地区的大族。李公的祖父名南哥，率领部落归顺本朝，凭武功起家，担任西宁卫指挥同知，官职世代相传。李公的父亲名英，在边疆建立功勋，接受诏令，专掌节钺，获得诰券，封为和宁伯。后来中宗复辟，英庙下诏天下，恢复功臣失去的爵位，录用他们的子孙，李公于是世袭都指挥使。如今制度规定都指挥使不得世袭，这大概是当时的特殊恩典。李公感念皇上异常的恩德，尽心竭力图谋报答；遇到有所任用和差遣，便昼夜戒惧，竭力筹划，不敢稍有懈怠，因此声名很大。朝廷命文武大臣推举将帅人才时，太傅、黔昌侯孙公和吏部尚书姚公共同推举李公足以担当大任，于是有了都督的任命，使他辅佐右军。李公虽出身武将世家，却平素崇尚文儒；当时与他交往的，都是朝廷内外有名望的士人，常常谈到先祖和宁公。李公平生喜好《易》学，多次聘请经学老师用《易》教授儿子。他的长子李果因此经京闱考试被推荐，第二年参加礼部试，蒙恩赐进士第，选授中书舍人；士大夫都为此感到荣耀，立碑表彰他的门第，经过的人都肃然起敬而羡慕，纷纷说：“本朝建立以来，武将世家固然有登上儒科榜名的人，然而侯、伯子孙却从来没有过；有这样的事，开始于和宁伯的孙子。” 唉，事情因为稀有而显得荣耀，何况凭武功受赐诰券，又考取文科、掌管诏令，这种荣耀尤其盛大。他们之所以获得这样的荣耀，如果不是上位者振兴扶植并赐予恩典，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呢？这样一来，一门之中、三代之间，头戴蝉冠、腰佩貂尾，拖着绶带、佩着鸣玉，勇武的武官在前面显赫；仪态雍容的儒士在后面舒缓从容，这其中哪一样不是皇上的恩德呢？恩德出自一处，已经是幸运，何况接连两次、三次，今后又将由此达到百次、千次、万次而没有终止吗？李公继承和宁伯之后，开创中书舍人的先例；他的父亲凭功劳刻名铁券，是国家的勋臣；他的后代登上金榜，掌管皇帝对外发布的文书。过去的人在前代接受恩典，时间越久越光耀；后来的人在后代承受恩典，承接下去而不使它废替。把堂命名为“重恩”，难道不是名实相符吗？然而，最大的恩德虽出自皇上，但之所以能够招致后来一次次赐予、层层加恩，又在于臣子在下位尽心竭力，世世代代相承而不停止。这样做，不仅可以尽到臣子忘身奉公的忠诚，也可以发扬子孙无穷尽的孝道。愿李公的子孙、曾孙、玄孙、来孙，仍然登上公的堂，瞻仰公的匾额，体会公的心愿，能够成就世代美德，延续世代封赏，永远承受圣恩而没有穷尽。我曾经主持公家的事务，与公素来有交情，所以为公记述这座堂，让人书写在墙上，给他的后人看。

译存耕堂记 祁门汪君，字存耕，就用自己的字题写居所的匾额，大概取自唐代贺知章诗中“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话。有子乡贡进士汪恕，随计来到京师，托他的朋友康永韶来拜访我，请我作记。世上有形体的土地，也有无形的土地。有形的土地，田间小路彼此相连，平原和低湿地各有界限，田界有宽有窄，出产有厚有薄。如果取得它不合道义，得到它不合正义，留给家族，家族不能承受；留给子孙，子孙不能守住；甚至靠豪强掠夺、强行夺取，招来刑罚、灾祸、杀戮和耻辱，很多还没有传过一两代就失去了。只有无形的土地，根基牢固，不设田界，不借助锄耕而生机常存，不等待灌溉而灵妙的源泉自然滋养；水旱不能造成灾害，豪强不能夺取。它虽然只有方寸大小，但所收获的利益却超过肥沃田地千万倍。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比较，为子孙筹划，哪一种更长远呢？这就是古代君子宁愿舍弃前者而选择后者的原因。汪氏是新安的旧家族，世代以积善相承，以《春秋》作为学问；《春秋》记载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事迹，就是他们世代经营的垦荒耕地。以积善作为根基，以存心作为土地，以研治经书作为垦殖收获。先世为子孙置办产业、留下遗产，真是广大而长远。而汪君又能够继承先世，在堂上立匾以示后人，他懂得根本啊！他的儿子汪恕果然能够召集善行作为根基，扩充心地，收获经学田地的成果，凭《春秋》考中乙科进士，掌管百里之地的教化；这难道不是汪君守存此道所产生的功效吗？然而，能够守存它的是汪君，使它继续保存下去、永远保存下去，又不能不寄希望于汪君的后人。经训堂记 这座堂以“经训”命名，是取自韩愈的话。唉！世上的人知道把经训当作耕种田地来经营的，有谁呢？宝安人陈志道，大概对此已有所领悟了。陈君是县里的大户人家，世代以务农为业，以儒学为学。自宋、元以来，历代都有声名德行显著、身居高官的人，直到今天仍未衰落。一个家族之所以长久昌盛，是因为世代守有田产；家声之所以更加振兴，是因为家中世代传有经书。世世代代无不如此，却从未明白说出其中的缘故。到了陈君，才把韩愈这句话标举出来，用来命名他的堂，大概是要向他的子孙、曾孙、玄孙，直到遥远的后代显示：让他们都知道应当守护什么并加以学习，不使祖先的事业荒废；这真是深知根本所在啊！唐代制定百姓的产业，有世业田，也有口分田。我姑且也把陈君家说成这样：所谓世代拥有的田地，不就是陈君家的世业吗？所谓家中拥有的经书，不就是陈君家的口分田吗？假如陈君的每一个子孙各自分得一部经书来治理它：《易经》有三百八十四爻，所得的就是三百八十四亩田；《尚书》有五十八篇，所得的就是三百零五亩田；《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所得的就是二百四十二亩田；至于《礼经》的三百篇、三千条，所得也同样如此。平居时就用它来资养自身，出仕时就带着它来济助世人；把它当作口分田来经营，疏通整理它，灌溉培育它，铲除杂草、积聚土壤来封植这世代拥有的恒产，难道不会越久越远、越大越光明吗？志道名用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但这座堂仍巍然存在，没有废弃，和从前一样。堂没有废弃，名称就不会废弃；名称不废弃，那么凡是登上这座堂、看见这个名称的人，难道不能体会他的心意，服膺他的训诫，并思考怎样在圣贤的经传中穷究他的心意，以使他的事业不被废弃吗？陈君的弟弟用贞，任吴江县训导，任期届满来到京师，请我写文章作为这座堂的记。我敬重用贞没有忘记他的兄长，又能充实并发扬他兄长的志愿，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交给他，让他带回去放在堂屋的墙上，给后人看。甘节堂记 没有过错，也没有仪态上的失常，这是妇人的常态。不幸遭逢人伦的变故，却得到专守节操的名声，难道是甘心这样吗？是不得已罢了。然而她始终守着同一节操，忘掉其中的苦处而把它当作甘美，直到死也不后悔。这大概一定是看见了天理和人伦常道本来就应当如此，不能自己停止，于是又不只是因为不得已了。我对三山李母的“甘节堂”深有感触。李母十九岁时，嫁给本县人李宗衡。十年后，宗衡去世，当时李母二十八岁，只生有一个儿子李陞，刚满六岁；家中空空如也，房屋像悬着的磬一样空，内外服丧期功的亲属没有一个足以依靠。她早晚纺织来供给自己，凡大小事务，没有一件不亲自承担劳作。内有祭祀之事，外有官府赋税，养育儿子的需要，以及乡邻往来的礼节，全都靠她自己供给。艰难困苦、困顿阻塞，她全都尝遍了。别人看她，认为她不能承受其中的苦处；可是李母从未诉说劳苦。她不是不知道劳苦，而是忘记了那是劳苦。不仅在口头上忘了，也在身体上忘了；不仅在身体上忘了，连心也一并忘了。唉！以肉食为甘美而嗜好苦菜的人，并不是不知道苦菜苦，大概一定有使它变得甘美的原因。因为觉得甘美，所以忘掉苦味；因为忘掉苦味，所以安然处之；因为安然处之，所以能够始终守节，直到死也不后悔。那些嗜好甘美、却把它看成苦处的人，又是什么人呢？李母在这件事上，大概一定是真正看见了天理人伦本来如此，自己不能停止，并不是因为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因此她能够守住门户、教育子孙，直到今天，大概已经始终坚持五十多年了。如今凭着稀有的高龄和健康的身体，能够看到两个孙子一同取得乡荐，次孙廷美又考中甲第，蒙受恩典，回乡显耀，李氏家门从此渐渐光大，这难道不是李母守节的功效吗？廷美请他的老师林用清出面求我写文，来记载所谓“甘节堂”。我因为幼年丧父，亲眼见过我的母亲太孺人怎样把苦处当作甘美，她和李母没有不同，所以写下这篇记，让廷美带回去写在堂屋的墙上。至于她守节的始末，则等待当代善于立言的君子为她作传。

译春和堂记 锡山周济广君，世代从事轩辕、岐伯一派的医术，并以治疗痬病闻名远近。后来有人把他的名声传到朝廷，他被选入宫中。周君曾把自己的居所和药室题名为“春和”，走到哪里都悬挂这个匾额。正好我的长子得病，有人推荐周君，我便请他来诊视。刚一相见，他言语温和，气度平和，令人感到仿佛阳春之气可以捧在手中。等到他观察面色、察看气息，询问病证、使用药物，七剂药之后，又仿佛有春风扇动和气，使冻结者解冻，使枯槁者复苏，蓬勃的生气渐渐回转并通畅流行，令人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却确实如此。没有多久，我儿子的气息又恢复平和，沉重的疾病从身体中除去，如同隆冬严寒之后一阳来复；日复一日，如今已经渐渐到了三阳开泰的时候。之所以这样，大概是因为他推行胸腔中的生机之春，以温和之气煦育病体。我一生只有这一个儿子，宗祀所系，全靠他延续，周君的恩惠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正设法想要报答他，了解周君的人都说：“周君对世俗的利益没有什么爱好，所看重的只是文章罢了。何不为他记载居住和用药的屋室呢？”唉！一元之气流行在天地之间，一阳复生，二阳临临，三阳来而天地交泰，于是便和谐了。和谐之后，天气下降，地气上升，万物蠢动的生命于是跃然而起，彼此聚合交会，安然舒适。这难道不是天地间最完美的和谐吗？周君用这个名称命名堂屋，《诗经》所说的“正因为他具有这种德性，所以才相似”，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正因为他具有这种德性，所以能够把从上天得到的东西聚集在一腔之中，又能够把自己所得的东西推及世上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天的德性是元、亨、利、贞；天的时序是春、夏、秋、冬；而四时的功用，就是生、长、收藏。在天的元德、时令的春季、万物的生发中，对人来说就是仁吧？医术，是施行仁德的方法。庄子曾经说过：“医家门前疾病很多，大概是因为有病的人必定趋向医门，就像积聚的阴寒之物争相趋向春阳，郁结的气息急于寻求调和舒适。”当春季三个月到来，和气散发，天地共同生长，万物因此繁荣。大凡六气、十八候，无不属于春阳布施生发之令，天气响应人体养生之道。违背它就会有所损伤，气力不足，不能奉行夏季生长的时令。春阳之气一旦失调，夏天就没有办法繁茂秀美而奉行秋收，秋天就没有办法容纳平和而奉行冬藏，冬天就没有办法闭藏而奉养春生。由此可知，一个春季的气息、三阳的和气，流通于九个月之中，散见于十八气、五十四候之内，其中哪一项不是一春的和气呢？古代的至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一阳来复的开始保全初生的阳气，在天地交泰的时候使完整的阳气畅达；用来培植三时的根本，成为万物生长的先导，巩固根本，滋养苗芽，使生命复归其本，都有其原因。由此可知，一春是四时的根本，一和是万物的本源。人能够收摄上天的春气，使之成为一心的和气，调和它的运行，调节它的变化，疏解郁结的气，凭借它的化生本源，恢复它所主宰的方面，先处理导致它发生的原因；高的抑制它，低的提升它；有余的削减它，不足的补充它；用有利的事物来辅助，用适宜的方法来调节；寒证用热法治疗，热证用寒法治疗；气相合的就反治，气不相合的就顺治。这样一来，不和谐的就和谐了。春气的和，是自然之和；而人使人体的和，也像春气的和一样。这大概就是人作为万物之灵，能够辅助天地弥补其不足的地方吧？只是人的职位有高有低，所以所能达到的范围有广有窄。追究其根源，虽然由于神、圣、工、巧等不同层次，实在都本于虚灵知觉之心。因此，风、寒、暑、湿、燥、火，是天的六气；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人的七情。六气不被淫邪之气所胜，天的气就和谐了；七情不被欲望所扰乱，人的心就和谐了。所谓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大道。由谨慎独处而精心修养，以至于应对事物的时候，没有一点差错，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如此，那么即使天下如此广大、万物如此众多，也可以使它们各自得到合宜的位置，欢乐而相互通达，何况只是一个人的身体呢？我以儒学来谈论医术，既然以医家的学说作为这座堂的记说，到结尾时，请允许我再用儒家的道理来结束。继承周君之后的人，居住在这座堂中，诵读这篇记，希望还存有孔子的心志，以发扬轩辕、岐伯的医术吧。《重编琼台稿》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稿》卷十八 明代邱濬撰 记

译世德堂记 琼城西郭的大姓沈氏，祖先是越地山阴人。宋代有一位名翥的人，官至户部侍郎，咸淳年间被贬官来到琼州，子孙于是居住在泽山的龙井村。国朝永乐年间，才迁到条塘的黄瀛，后来又迁到垅窝；这座房屋就是侍郎公的五世孙沈悌所修建的。沈悌号珑窠居士，为人质朴正直而崇尚义气，广泛涉猎书史，善于议论，喜欢歌咏，家中财产丰足，却从不欺凌他人、傲慢待物。虽然没有孜孜不倦地专心求学，但他内心所存、实际所行，大多合乎义理。成化壬辰年，因为旧居低矮狭窄，便重新选择高爽之地营建。工程落成后，他正好对我说：“翥字子羽，号秋涧，是最初来到琼州的人。”往下十代有沈颢，字清淑，任山阴教谕；有沈颐，字养正，以荫补为将仕郎；有沈兴翁，字复古，又从琼州返回越地。五世孙以下直到沈颐，都葬在雪防，只有沈颢和沈兴翁葬在黄枋。第十一世有名祐的，字仲和；第十三世有名存性的，国初任本府儒学训导，生子沈衮，就是居士的父亲。沈氏自宋代以来直到居士，大约有十四世；而居住在琼州，则已经六世了。世世代代都以德行相承接，这份基业建立得十分深厚而稳固。到了居士这里，又能够把它拓展壮大，使它更加充实。虽然功名事业比不上昔人的显赫，但财产丰厚，规模宏远，先人的产业因此得以维持，后人也有了可以凭借的基础。继承这一事业而兴起的人，怎么知道其中不会有像秋涧翁那样的人出现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前人凭一种德行建立了基业，后人凭一种德行继承了事业。从今以后，直到千百年之久，心中若不是仁德便不能存立，事情若不是合乎义便不去做；居家就是孝子，出仕就是忠臣，以仁义为根本相互传承，使宗族支派长久繁衍，这一切哪一样不是从这份德行中产生的呢？我家同居士世代交好，长兄伯清与居士交情深厚，视我们兄弟如同所谓异姓兄弟。我承蒙任职翰林，以文章为职事，凡天下士大夫有所撰述，必定借我的笔来完成；但对于这样通家之好的亲友，难道唯独不能写上一句话吗？退朝之后我提笔写下此文，寄托情谊并带回去，交给居士的儿子渊源、清浩，让他们早晚玩味，也把它给后世之人看，直到无穷无尽。《钟秀堂记》人的秀美才华，是由上天钟聚的吗？由大地钟聚的吗？还是由人事钟聚的吗？若说由上天钟聚，那么以箕宿来解释，昴宿的精气又怎样解释呢？若说由大地钟聚，那么以东面的山、以西面的相山来解释，难道就是这样吗？若说由人事钟聚，那么像高辛氏有贤臣元，高阳氏有贤臣凯，难道就是这样吗？总而言之，承受阴阳精粹和谐之气，孕育山川的精华，承袭先世留下的美好恩泽，把这三方面奇妙地合在一起，凝聚于一身，积蓄在其中，才从同类中颖脱而出，这大概就叫作“钟秀”吧？从前辛酉年，祁门程公显在京城考试中选拔出众，回到乡里，县令颜侯在他的门上题表“钟秀”二字，大概兼取了上述三方面的意义。后来程公果然以进士乙科掌管一县的文教，越级授任王相，获得了很好的声誉；颜侯题表门额的意义，到这时更加得到验证。景泰甲戌年，程公的儿子泰继承了家学，登上黄甲，授任地官属官。近来承蒙天子厚恩，赐诰命加封他的父母；程公此时也因年老辞官，居家养老。程泰于是取县令颜侯题表门额的意思，把自己居住的堂命名为“钟秀”，间或请我写记。唉，秀美才华的钟聚，难道只是偶然的吗？若不能得到上天的赋予，那么所禀受的气质就不会醇厚；若不能得到大地的赋予，那么所形成的资质就不会厚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若不能得到人的赋予，那么所成就的德行就不会与众不同。既然如此，程氏能够钟聚这样的秀美，大概也是有缘由的吧？大概是因为如今圣明的君主相继出现，气运恢复淳厚，上面的教化得以施行，下面万物得以生长，无不获得清明淳厚的气息。程公家在新安，又处于天子京畿附近的地方，山川的优美壮伟非同寻常；它们含育灵气、发祥生瑞，也不是偏远州县可以相比的。程公的先世，自忠壮公以下，世世代代都有显赫的官职，所以能够钟聚秀美，大概兼具三方面的条件，这并非虚妄。我知道，秀美才华所钟聚的，不只在程公一人身上，在程公的儿子身上已经显现出来了。由此传至孙、曾孙、玄孙，直到千万世，大概还没有穷尽。这就是记。《思补堂记》古代的君子，心中没有片刻不想着百姓。所以即使身处深远幽静的山林，或位居高大的朝廷，他的心也总是周遍流转于荒凉幽暗的原野、狭陋的街巷和贫困的乡里，想到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以及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疾病困苦、悲伤啼哭的地方，便感到恻然，就像亲身处在那里，亲耳听见他们的声音，亲眼看见他们的遭遇；他为此反复周详地思考，一定要使他们得到安置，然后才停止。何况是亲自担任百姓的牧守呢？亲自为他们治理，就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身处在其中，却一点也不动心。如果认为这是深思远虑，那就是残忍的人，哪里是所谓百姓的父母呢？况且父母对于子女，养育他们，进出都惦念照料；担心他们饥寒，防备他们劳苦，防止他们生病，又替他们经营财产来养活一生，请老师来成就他们的学业，凡是能够缓解眼前忧患、预先为将来打算的事情，没有不用尽心的。如今做百姓父母官的人，果真能够这样吗？不能这样，却冒用父母的名义而不能尽到父母的职责。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却只想责令百姓尽到子女的职责来侍奉自己，那就困难了。父亲不慈爱，子女却不能不孝顺，在天生亲属关系中是如此。官吏与百姓并非天生的亲属关系，只是接受君主的命令罢了。接受命令前来，居处于这个职位，以对待子女的方式治理百姓；百姓把我当作父母，我却不能奉行君主的命令像对待子女那样对待他们，反而虐待他们。一旦夺走我的职位，把它交给别人，那么我就只是一个路人了。先前百姓把我当作父母，后来又把我当作路人，不过是看我是否仍受君主任用罢了。既然如此，做百姓父母官的人，难道可以不思考怎样尽到自己的职责吗？淮阴毕君玉以进士的名次出任曲阳县知县，第二年政令施行，恩惠流布，民心融洽，于是在官署后面修建了一座平日居处的堂，题名为“思补”，大概是取用了前任县令朱伯坚改定的亭名。亭子原名“环翠”，洪武年间朱君重建时改成了这个名称，如今亭子也已经废弃了。毕君距离朱君之后七十二年，修建这座堂而取用旧亭名，大概是想以此思考怎样补报朝廷的恩德。唉！懂得爱护百姓，就懂得怎样忠于君主。我因毕君的请求而写下这篇记，希望世上所有在此地任职、居处此堂的官吏，都能根据我的话，永远思念君主的恩德。

译《冲和堂记》庐陵郡北面有一座高耸而曲折舒缓、环抱四周的山，名叫种山。山下有一座寿藏，在土中挖穴，用砖砌成，又在其中建造房屋，题名“冲和”。本县义官陈君朂让预先修建它，作为收藏衣冠的地方。建成后，他写信送到京师，请他的侄子秋官郎中时庄为此事求取记文，并请我执笔。我听说老子有句话：“万物背负阴而怀抱阳，阴阳冲和之气使它们达到和谐。”唉，难道只有人是这样吗？山川也是这样。因此天下所有的山，它们的山脉都发源于西北，绵延起伏直到东南。西北属阴，东南属阳，而天地间清明秀美的元气，正流行于其间。人的出生也是如此，面向阳而背向阴，其中寄寓着清明纯粹之气。人和山，它们所具有的形态以及其中冲和之气，原本就是一回事。山聚集了天地间清明秀美的元气，便成为灵秀的山；人得到清明纯粹之气，便成为贤人。人之所以贤明，是因为他承受了山川的这种元气。这种元气，发源于天，凝聚于地，融合凝结成为山川，又在人身上显露出来。人凭借这种元气形成自己的本质，本质又随着这种元气而聚合或离散。它聚合时从这里产生，离散时也必定回归到这里。清明纯粹之气消散后，返回扶舆清淑的本源；冲和之气奇妙地合在一起，氤氲流转而没有间隔，大概将要周流于太虚之中，重新归复于太极、无极的本真了吧？否则，就会散发而成为祥瑞之云，蒸腾而成为灵芝，凝结而成为坚贞的美石，都是不可知的。陈君用这个意思命名他的室屋，大概近于老子所说的“复归于生命的常态”和“认识常道的明智”吧？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为人。于是写下这篇记。葑溪草堂记 古代君子存心处事，总是预先有所准备；他的志向卓然，有足以在心中确定的根据；他的道理鲜明可见，仿佛已经呈现在眼前。因此无论进退，都预先有了安排，不会苟且行事。右都御史韩公是吴地人，却在燕地出生长大，入仕以后才开始回到吴地，在葑溪上修建宅第，大概是预先把它作为退休归宿的地方。他的园林池沼之美，在吴地下属各地中居首，世人把它比作李卫公的平泉庄、司马公的独乐园。君子们说，它有西洛园林的胜景，却没有赞皇的奇异。园中建有数楹草堂，韩公亲自作了记。后来他寄信来，让我为记文作后记。过去诸葛武侯隐居南阳，不求闻达，因为感动于昭烈帝三顾之勤，于是奋然为他谋划。凡是他分割山河、三分天下的谋略和布置，一一都说在草庐之中。若不是预先有了确定的见识，能够这样吗？等到他辅佐昭烈帝，以小小一隅的蜀地，抵抗吴、魏的强大势力，身居将相之位，手握重兵，亲自核阅簿书，二十以上的刑罚都亲自裁决，本来仿佛没有空闲为自己谋划私事。然而他仍在成都置田十五顷，种桑八百株，确实是预先为退身留下了地方。由此可见，君子的出仕、退处、进取、退让，本来从未存心计较，却也从未完全无心。在本来无心而必定要做事的时候，他已经把心放在事情之中；到了必须用心应对的时候，他又已经把心置于事物之外。尚未进取，就预先准备进取的资粮；尚未退处，就预先准备退处的条件。因此，他进取时，道路早已确定，运用起来无穷无尽；他退处时，志向早已确定，勇敢决断而没有疑虑。古今豪杰之士的见识都相同，大概就是如此。如今都宪公受朝廷重托，掌管岭海数千里土地和十几万百姓。凡是居住在此地、在田野耕作、在边境戍守、居家生活、行走道路的人，都依靠他来保障和抚育。活着的人依靠他获得食物，死去的人依靠他得到安葬；百姓嗷嗷相求，仰仗公把生命托付给他，只怕有一天公离去，自己便没有依靠来生活。谁肯让公离开一天呢？何况皇上正倚重信任他，将要重用他，使他的恩泽广泛施于天下。天下那些有愿望却不能实现的人，也争相想得到公，让他的恩惠专门施及自己，却又不能如愿。侧耳倾听、翘首盼望的人，到处都有。公明察而先知，未必不知道人们不肯让他离任，但已经没有可以离去的道理；然而他仍急切地预先谋划那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退处之计，这难道也是武侯当年的意思吗？公亲自作记，已经把草堂创建的始末、布置的规模，以及平生经营建成的艰难、后人应当谨慎守护的事项，都记述清楚了。内容详尽周全，我没有必要在其中插话。将要北上，经过吴地时登临魏公的醉白堂，以求追寻温公独乐园的遗意，表达仰慕高山的心情。先恭谨地写下这些作为记。

译东郭别墅记 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殷公，世代居住在涿城西面。他的先父赠尚书公，以郡中文学官的身份回乡养老，曾在城东营建别墅，作为娱情养老的地方。到了现在，殷公因为年老，请求退休，蒙受恩典回乡，于是就在旧址上修复废弃的别墅，使它焕然一新。四周筑有围墙，中间有亭台，有井，有蔬菜地，有畦田；补上残缺，疏浚淤塞。凡是从前有的，都恢复原状，又有所扩建。没有多久，草木茂盛成林，于是独占涿郡一时园亭之美。后来殷公寄信来托我作记，说：“我在正统己未年考中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兵部郎中，升任通政副职，两次任知府，升任山西参政、左右布政使，入朝任副都御史，两次巡察边方，忝居六卿之列，重新掌管国家财政，辅佐储君。到了如今退休，前后仕途将近五十年，有时在南方，有时在北方，有时在朝廷内，有时在朝廷外，大概列入朝廷官籍的日子居多。我所居乡里靠近宫阙，紧急驰骑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然而受职务拘束，不敢顾及自己的私事。如今幸好上天赐我年寿，使我在老年得以安逸，皇上优待臣下让我闲居，使我能够在晚年实现田园之乐，以完成先父的心愿，这是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幸运了。” “从前同朝为官时，我曾托付你的长兄预先为它作记，既然已经蒙他答应，如今幸好恢复旧日规模、完成平素志愿，希望你不要违背从前的话。”“我私下认为，古代做官的人不离开自己的乡土，家中有固定居所，做官有世代俸禄。王朝的卿士都出自京畿，大的食有采地，小的供给恒产。从外地进入侯国任职的人没有这种待遇。因此凡是在国都做官的，都能不废弃自己的家业。唐、宋盛世时，朝廷大臣从远方入仕，晚年退休，通常居住在陪都或别都。唐朝都城在雍，士大夫多居住在陕、洛、同、华一带；宋朝都城在汴，士大夫多居住在洛、睢、陈、许之间。其中也有仍住在京城脚下的，遇到举行大礼时，还能与陪位者一同参与。我朝虽然并建两京，但南北相距遥远，士大夫解除官职后大多远归故乡。一走出国门，远望宫阙仿佛在天上，回想旧日游历仿佛隔着另一个人世。人生有什么幸运能生在京畿之间，列身朝官行列，云山就在近处，回乡养老时，天庭又近在咫尺；做官仿佛没有离开，退休又仿佛没有真正退处，这是多么幸运啊！”“我家靠近京畿，世代享有田园之乐，刚满弱冠就舍弃这些去做官，如今已经到了古稀之年，才得以归来，恢复旧业，实现当初的志愿。徜徉在园圃之中，仰卧于林亭之上，以长松为席，以茂盛的丰草为褥；把朱弦琴声换成山间流水，把黄封御酒换成石泉清水，享受清闲和谐快乐的生活。” 正好用来补偿从前奔走于琐碎事务的劳苦。遇上美好的时令节日，天空晴朗，空气清新；登上高丘以引领山岭，站在黄庭之间久久伫立，在红云紫气之中眺望天阙，在太乙、勾陈之上仰望帝居；眼睛亲自看见而心中始终存念，我当然知道公的心没有一天不在国家，这和公从前在朝廷为官、而今在自己的家园中，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古代君子不因远近而改变心志，不因贫富而改变节操，公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因此我现在为公作记，略写园林景物而推究他的心意。偏凉汀亭记 太行山从西面绵延数千里，环绕帝都向东延伸，又过了数百里，分出一支向南，成为平滦一带的群山。滦河从塞外曲折地向东南流去，进入平滦境内后才更加宽大。距滦州城北约三里，横渡山下的地方，就是偏凉汀。偏凉汀位于群山之间，占据河流汇合之处，山峦在四周排列。旁边有鲁山、岩山、紫金瓦岭等，交错绵延。山势有的如狻猊蹲踞，有的如龙蛇行走其间。林壑幽深秀美，草木葱茏。流经山下的水，有漆水、沮水、清水、肥河之类，下游全都像涂上脂粉，水面停滞，仿佛锦绣罗縠张展开来。野鸭、大雁飞翔聚集，鱼类潜游其中。这确实是一郡的奇观。过去有人凿石开路，依山建亭。年代久了亭子倒塌，近来宦官中受宠贵人重新修筑，但还没有尽显它的美。天顺庚辰年，御马监韦公奉命经过这里，因旧址增修高低，建成环门，上面又建新亭。规模宏大奢丽，丹青相互辉映。登亭眺望，一眼可以看尽千里。山仿佛更高了，水仿佛更深了，连同风景云物之美，也都仿佛跃动奋发，争相突出。知永平府事古相周侯晟巡按属地来到这里，感慨叹息说：“这里不可以没有记载。” 于是他派人带信奔赴京师，请我作记。我答复说：“山川确实美丽，景物也确实奇特。注目观看片刻，就可以全部得到它们，何必要作记呢？”然而有些事情是不能不知道的。这个地方在古代是孤竹国，汉、唐时期都属于内地，到五代初年才开始属于契丹，前后四百五十多年。当时山川依旧，而当地人却懵懂无知，习惯于此而不自觉。时间久了，连人伦日用的常道尚且不能获得，何况所谓登临山水的乐趣呢？幸而我高皇帝重新创造天地，大力端正疆界，这个地方才重新归复古代的范围。如今职方之臣和地方的几位君子，能够在这里凭借胜地尽情观赏奇景，难道可以不知道它的由来吗？登上这座亭子，看见行旅在这里往来，乘车乘船，不再有水陆道路的忧患；居民环绕居住于此，有的种田，有的捕鱼，享受生养繁衍的乐趣。近处俯看城市、官署、寺观、屋宇，衣冠文物如此兴盛；远处眺望边境的城墙、楼橹、烽堠、关隘，又如此坚固。像这样的一切，是谁使它成为这样的呢？总不能不知道。后世有人因事经过这里、登上这座亭子，希望他能够悠然长久地思考，恻然深切地忧虑吧！于是写下这篇记。

译半山亭记 庐江县治西面约一舍的地方，有座山叫黄铜山，县里人丁氏世代居住在那里。山势回环环抱，风气聚合，是全县山川的胜处。峰峦排列耸立，其中一座山峰高高独秀，突出在群峰之上。丁氏的居所正占据着这个胜处。远远望去，草木茂盛而幽深；走近看，栋宇檐楹隐约掩映在林木之间，俨然成为一乡的名胜。丁氏的俊彦继仁认为，既然有幽深的地方用来安居，就不能没有高敞明亮之处来扩大视野、供人远眺。于是他在铜山半腰稍向南的盘石之间，占据形胜，构筑亭子，题名为“半山”，又称“盛世逸乐”。环绕亭子四面眺望，万种景色全都聚集眼前。抬头看，山顶有龙王庙；低头看，林麓间有居士祠。古木千株，高松万本。有堤坝水渠用来灌溉，有河流曲折流淌。这真是人间胜境。由亭子向上，可以直达山顶。凡是庐江的名山大川，如大凹山、马槽山、治父山之类的山，如巢湖、黄陂、沙河之类的河流，举目之间都可以一览无余。唉！居住在半山之间，却享尽全山的胜景，不只是得到这一座山的景色，凡是庐江县一县的奇景也无不包括在其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章〕 又不只是得到一县的奇景，凡是庐郡二州五县的胜景也无不尽收眼底。丁氏世代居住在这里，承受了山川风气的全部恩泽，独自拥有一方的奇异胜景，难道不是因为居处得到了合宜的地方吗？居处既得其地，又能占据胜处而享受乐趣，丁君也真是个可爱可敬的人啊！丁君名恕，继仁是他的字，性情淳厚诚笃而坦荡平易，乡里称他为善人，是一位隐居而有德的人。他的儿子任鸿胪寺序班，托姻亲地官主事王克常来请求我作记。从前王文公自号“半山老人”，而继仁的名字和他给亭子的题名偶然相合，大概是无心而暗合。半山老人一生沉没在声名利禄的道路上，到了晚年退居金陵，才得到半山来休息。哪里像继仁这样，生在山中，长在山中，出入起居、早晚往来都在林泉涧石之间，从未有一天离开过。亭名叫“半山”，实际上却获得了众山形势景胜的全貌。他的文章功业，固然不敢与古人相比，但他所居山名恰好与王文公相同。山间所有的事物，如云、如霞、如烟、如霏，如水石、草木、花卉、鸟兽虫鱼，都有天然的情趣、自然的景色和适意的快乐；取用它们却看不见穷尽，赏玩它们也不厌其繁多，享用它们却不知道有所亏损。他从少年至壮年，从壮年至老年，没有一天不在这座山中。身体居于山的一半，眼睛却能穷尽全山；身体享受山的实景，心灵享受其中的适意，并且把这一切传给子孙后代，世世代代没有穷尽。古代的半山老人有这样吗？没有这样吗？有还是没有，不必计较，姑且为他作这篇记。让他的儿子带回去交给继仁刻在石上，放在亭子的墙壁上，以留给后人。松轩记 增城曾三省君世代居住在县里的槎冈，隐居自得其乐。他一生对万物没有什么特别嗜好，唯独性情喜爱松树。他在居所周围栽种了成百上千株松树，在松林间建屋，题名“松轩”。早晚在其中吟咏长啸，唱道：“松叶多么茂盛啊，花朵多么繁盛。用花来酿酒啊，充作我的饥食。我姑且醉饱啊，哪里还知道这是非非。”又唱道：“松树高大不屈啊，树荫深密美好。靠着树吟哦啊，借着树荫睡眠。躺卧起身都在其中啊，姑且用它来终了我的一生。”唱完喝酒，独自饮到半醉，支着下巴躺下。像这样天天以此为常，和乐自在，陶然自得，不知道天地之间还有什么事物足以和这种生活相比。曾君的女婿进士吴浍在京师观政，常常把这些事告诉我。不久，他的儿子瑞来探望进士君，于是承受曾君的意思，请求我写记。我听说每个人各有所好，而他所喜好的东西，往往都与自己的气质类别相近、意趣相合，并不是随意如此。我虽然没有见过曾君，只根据他的爱好来想象他的为人，想来他必定禀性平正，不偏不倚，超出群类，像庄子所说的“承受天命而独自青翠”的人吧？以礼来约束心志，坚定牢固，像《戴记》所说的“有心者”吧？持守坚定，不因外物而改变，像孔子所说的“后来凋落”的松柏吧？不然，他为什么对其他事物全无爱好，却唯独对松树喜爱得如此深厚呢？《诗经》说：“正因为他具有这种品德，所以才与之相似。”说的就是曾君。相似于它，才会喜爱它；喜爱它，才会以它为乐。快乐到了极点，就会物我两忘，彼此都消失界限。究竟是物成为我，还是我成为物？混混沌沌地合而为一，已经无法知晓了。曾君对松树，大概在这里有所领悟吧？这就不可知了。请让我写下这些作为记。进士君说：“好。”于是我写下此文，交给瑞带回去留给曾君，放在轩中。天顺三年。

译梅轩记 仅仅从一种事物的变化，就可以观察世道变化的大势，我对梅花很有感触。梅花这种事物，见载于书，吟咏于诗，也杂见于骚人文士的赋咏之中。然而在最初，人们不过是取用它的果实罢了。渐渐到了后世，才专门看重它的花，花显著了，而果实的用途就被忽略了。唉！天下的事物哪里只有梅花如此呢？梅花只是小事物罢了，却可以由小见大。有人能够在世道衰颓、风波倾覆之后，产生收敛浮华、归于实用的见识，难道不是有志之士吗？宝安袁秉彝，建了几楹轩屋，作为藏书修业的地方。在轩前栽了几株梅树。每逢梅花盛开，他总是指着它告诉别人说：“我并不是取法它的花，而是将等待它结成果实，用来调制和羹。”唉！从这句话看，就可以知道他的志向了。别人都致力于外在的华饰，我独自收敛浮华而专注实际；别人都奔逐于文辞，我独自专心于实行。我不混同于俗人，不随从世俗潮流，大概就是有志之士。唉！上天凭借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又把完整的天性赋予人。人有仁、义、礼、智、信的德性，有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伦理，有圣贤作为师法，有经史作为轨范；只是人们都把这些放置一旁，却不知道怎样运用。有些人竟指着一草一木，喧嚣地向众人宣称：“这种事物的情趣与我相合，所以我要取法它。”难道不是妄言吗？况且清冷的花蕊、稀疏的枝条，和我们的性情有什么关系？淡淡的香气、疏落的影子，对我们的身心有什么帮助？折枝相赠，和经书文牍有什么相似？踏雪寻梅，对日常生活有什么资益？绕着屋檐寻找梅花的笑意，又是为什么？竹林外的一枝梅花，有什么值得喜爱？世上的学者动不动就说要以孔子为师法。孔子删定、撰述六经，而梅花在《诗经》《尚书》中两次出现，都是取其果实。后世之所以喜爱梅花，却是因为它的花。这样说来，孔子不值得效法，《诗经》《尚书》不值得取法，反而何逊、林逋之流真正值得仰慕吗？这难道不是荒谬吗？袁生生在这样的时代，可以说是能够学习孔子的人。由这一件事，就可以知道他的其他方面。将来如果被世所用，希望不要改变这个志向。袁生的二兄户部君秉中是我的朋友，命我为他的轩作记，所以写下这些话来答复他，也借此表达我的感慨。林轩记 顺邑大罗乡文溪上游，众木之间郁郁葱葱，有一所宅院，名叫林轩，是本邑黎君平叔栖息的地方。文溪一带适宜树木生长，这里的树木种类很多：有的成林后可以用来建造房屋，有的可以造船车，有的可以制作器物，还有的果实可以食用，花叶可以供人观赏，凡是土地适宜生长的树木，这里无不具备。黎君睡起总是穿着木屐，拿着手杖在群木之间来回行走，纵横曲折，随着自己的兴致所到之处，一边走一边吟咏。稍微疲倦了就回去，躺在轩中休息，发出呜呜的吟哦声，一刻也不停。后来他打开八扇窗，倚着栏杆四面眺望，感叹说：“天地这样广大，而我栖息的地方只是一座轩；一座轩所处的地方，又不过是一片树林。这不是太小了吗？”又自己解说道：“我寄居在轩中，轩寄居在树林中，树林寄居在岭海之间，岭海寄居在天地之间，天地寄居在太虚之中。由此看来，我的轩难道也算小吗？况且没有听说过土地有五种吗？山林就是其中一种。又没有听说造化有五行吗？木就是其中一行。树木形成树林，而我的轩居于树林之间，在这里可以向下观察地理，向上观测天文。天所生长的，地所成就的，木所产生的酸味，木曲直的性质，以及由微小积累而形成高大的形势，其中的乐趣难道比不上古人吗？” 古人所栽种的树木，如孔子所植的桧树、惠施所凭据的梧桐、庄子所称说的椿树，我的树林里都有；伯夷所食的薇菜、屈子所佩的兰草、商山四皓所食的芝草，我的树林里都有；王子猷所种的竹子、陶处士所采的菊花、林君复所喜爱的梅花，我的树林里都有；甚至楚国颂歌中的嘉树、蜀赋中的侧生树、汉史中的蒟酱，我的树林里也全都有。不过，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只是某一种物的奇异，或某一件事的用途。至于南郭子綦听到大树百围之内的各种窍穴发声，从而看见万物随风发出调调、刁刁的声音，或许可以达到齐同万物的境界吧？梓庆忘掉自己的枝体形骸，进入山林后才制作出鐻，或许可以接近神妙的境界吧？有虞氏居住在深山之中，与树木石头为伴，或许可以忘掉自我吧？像这样，难道能够由一而穷尽万物，精通粗浅的道理，扩大微小的事物，并把万物会通于一吗？黎君的儿子暹以进士身份来京师，把父亲的话告诉我，请我写一篇《林轩记》。我不认识黎君，但看暹容貌俊秀而且有文才，立志高远，将来如果能秀出于众多士子之中，使声名传遍四海，大概就在这件事上吧？于是我提笔推广黎君的意思，写成《林轩记》，交给暹带回去，题写在轩的墙壁上。

译博雅轩记 求学不可不广博而且雅正，这才值得推崇。羊城吴永年建造一座轩来读书修业，左右排列着书籍，从六经以下，史书、传记、诸子、文集，凡是世间已有而力量能够得到的书，没有不收藏的。吴永年每天居处其中，早晚勤勉不懈，口中诵读，心中思考，把古代圣贤的格言和最高训诫、名臣正士的宏大规矩和美好典范中那些可以学习、可以效法、可以作为借鉴和警戒的，都记在心里，落实在自身，推行于家庭，又预先积蓄下来，作为将来从政的资用。至于诡诈之道、违背道德的言论，荒唐谬妄的学说，则一概抛弃，不再稍稍加以浏览。唉，他的志向可以说很大了！他曾请擅长书法的人写“博雅”两个大字，悬挂在门楣之间。今年他受到有司劝勉征召来到京师，托姻亲林宗敬请我写记。我想，自从有文字以来，存留于世的文籍日益更新、月月增多，拿出来足以使牛马劳累，放在屋里足以充满栋宇，不能说不多。然而，其中有粉饰邪说、文饰奸言，把诡谲文字写得险怪琐碎的；有放纵性情、扰乱是非、任意追逐利途的；有不取法先王、不赞同礼义，却喜好怪异言论，甚至明察细微却不处理急务，善于辩说却没有实际用处，事务繁多而功效很少的；有刺眼伤心、深入挖掘到胃肾，在一字一句之间反复锤炼，以此求取工巧，搜取黄白之色，写得神出鬼没；听起来固然成章，似乎值得称赞，但究其最终归宿，却茫然无一物可以用于世间的；有违逆天理、灭绝人伦，放肆发表宏阔胜大的言论，空泛而不合经常之道，妖妄荒诞、迷惑人心，不谈天地四方而谈天地之外，不谈当世而谈后世未来的。像这些学说，大则不能用来治理天下，次则不能用来治理一家，小则不能用来修治自身；即使没有一件不通晓，没有一件不知道，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君子的学问之所以贵在广博，而广博之后尤其贵在雅正的原因。因此，论说阴阳的书，没有比《易》更雅正的；像京房、焦赣所说的灾异之说，就不雅正。记载政事的典籍，没有比《书》更雅正的；像汲冢竹书那些奇怪的内容，就不雅正。抒理性情的文辞，没有比《诗》更雅正的；那些只写风云月露的芜杂作品，就不雅正。端正名分的史书，没有比《春秋》更雅正的；那些攻击排斥、冒失隐没事实而偏袒党同的说法，就不雅正。谨慎节制文饰礼仪的典籍，没有比《礼》更雅正的；那些乡里巷谈、杂取旧闻而驳杂不纯的说法，就不雅正。这五部书，是雅正的经典，流传万世而可以实行，实行起来也没有弊病。其他如儒学先贤的立论，史家的记载，诗人的咏歌，也有合乎雅正的。对于这些，应当广泛寻求，寻求后加以选择，选择后身体力行，用来帮助自身、身心、家庭和国家，这不就更加值得推崇了吗？稽古轩记 天地有开始，人民有开始，天下的一切事物也无不有开始。从我出生以前追溯天地、人民、事物起始的源头，都可以称为古。如今所谓古，不过是过去时代的今天，并不是事物本身有古今之分，只是时间不同罢了。过去文公先生撰写《小学》，用来教导万世，先从立教开始，接着讲明人伦、敬重自身，最后归结到考察古事。大概是遍历传记，联系见闻，记述古人的嘉言善行，以充实前面所说的内容。人到了八岁进入小学，就用这些来教育他，用来端正他的志趣方向，扩大他的见闻，并向他显示法则。海南节使周逺，字士毅，从小就聪慧敏捷、非同寻常，刚进入小学时，跟随老师诵读文公这部书，便慨然振作起来，知道自己应当向往的方向。稍长以后承袭祖先的职位，以佥卫事的身份任职，公务之余总是亲近儒生，购买搜求书籍，收藏在轩窗之中，时时同老师朋友讲习阅读。他把自己的轩命名为“稽古”，大概是取文公立教的意思。因为我与乡里的前辈和他的祖父广平公早有交谊，世代有通家之好，所以请我写文作记。我想，“稽古”这个说法，最早见于《虞书》的《尧典》，舜亲自从尧那里接受帝位，不过才隔了两代。虞廷的史官叙述尧的事迹，立即就以“稽古”来称说。由此看来，所谓古，并不一定要经过很久的世代，即使只是父子更替的一代之间，也都可以称作古。然而，古事难道容易考察吗？过去秦延君解释《尧典》中“粤若稽古”一句，几乎用了三万字；从尧到舜这一代尚且如此，何况生在千年以后，却想考察千百年以前的事情，世代遥远，典籍浩繁，如果一定要一一穷尽，不耗尽昼夜、不竭尽心思耳目的力量，并且一刻也不能稍有懈怠，怎么容易做到呢？所以古人有从切近处思考、把事情落实到自身的说法。士毅出身武职世家，享受世代俸禄，认为武官所从事的是军事，所交往的是武将，所统领驾驭的是士卒；从切近处思考、与自己最切身相关的，尤其在军事方面。我希望士毅在公务之余，涉猎讨论的时候，远则遍历传记，近则联系见闻，寻求古人的嘉言善行，深入内心并身体力行，永不厌倦。古人的嘉言中有这样的话：“献身为臣，便没有两心”；“吃了别人的俸禄，就要为他办事至死”；“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遇到事情要戒惧，善于谋划而后取得成功”；“重视谋略而轻视交战，一定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以等待敌人可以战胜的时机”；“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而要依仗我们有办法等待他；不要依仗敌人不进攻，而要依仗我们有不可攻破的准备。”古人的善行中有讲说礼乐、敦厚于《诗》《书》的，有与士卒同甘共苦的，有用周全谋略取得胜利、先谋划后作战的，有把国家的急务放在前面、把个人仇怨放在后面的，有高雅歌唱、投壶，即使身处军旅也不忘礼乐祭祀的，有放达简易、宽容小过而总揽大纲的。选择古人的言行，取来作为今天自身的实际用途，即使是圣贤所说的切实求问、从近处思考的学问，也不过如此，哪里只是一个武将的事情呢？士毅努力吧！不要徒然仰慕这些名声，而一定要成就它们的实际。果真这样，我知道广平公在九泉之下，听见他的孙子能够考察古事、讨论古道并身体力行，又听见我用这些话来勉励他，地下有知，恐怕将会灿然一笑、拍掌称赞吧！于是写下这篇记。

译清风楼记 清风楼在芜湖县衙北面，俯瞰大江，是前任御史黄公用逊居住的地方。此地旧名驿矶，宋人曾在这里设置驿站。成化初年，邑令陈侯源首先在这里空地上修建蟂矶刘夫人行祠，祭祀三国吴大帝的妃子。过了若干年，星沙刘侯廷式以进士身份来任知县，在祠前空地建造四楹楼房，取苏轼《清风阁记》的意思给它命名。工程尚未完工，他就被召入内台；东广林侯世远接任后，才使楼落成。这座楼大概是为黄公修建的，而以“清风”命名，难道不是因为黄公一生的风度清澄透彻，很像清风行于水面吗？风无处不到水面，尤其显得清凉。万里长江之滨，建起高敞空旷的居所，放眼远眺来形成宏大的景观；身处既高，目光也就看得远。当天空晴朗、空气清澄之时，长空无云，碧色绵延千里，清风徐徐吹来，微涛收拢而形成波纹，回旋的水流转成漩涡，清澈的水波澄净而能见到底，真是天下奇观，也是真正的天下趣味。天光和云影上下徘徊，舒缓地荡漾，浮现在轩窗、栏杆、帷幔之间；清风出入人的衣襟袖口，拂过衣服头巾，透入胸膈和毛孔之间，丝毫没有一点尘浊之气。水既清，风也清。何况楼的主人禀受天地的清气，摆脱尘世污浊之外，仰慕古人的清风高节；而当时寄居任官、参与创建以及随从的人，哪一个不是清高绝俗之士呢？长江从岷山流下来，到这里已有万里，放流于虚空，船桨划向无边无际之处，却汇聚到江边这座几丈见方的小楼旁；在举目之间，风水的极致景观便都具备了。当黄公年轻时，乘长风破巨浪，任意驰骋，一日千里，所到之处人们都仰望他的风采气度，令人凛然生敬。到了中年以后，他把湖海般的气概收摄在这座楼中，风力虽不如从前，眼力却更好了；风声虽传不远，但享受其中的乐趣却无穷无尽。这样比较起来，前后大致相当。不过，与其得到从前那样的境遇，我宁愿得到现在这样的境遇。我不久将南归，经过湖州时，正要登上黄公的楼，汲取长江的清气，共同享受这令人畅快的清风，还希望能与黄公相互唱和作赋。长乐居记 出了琼城向南，转向西走，大约三舍左右，有个地方叫北冲，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罗源璞乡。有一家姓王的，从闽地迁来，居住在这里，不知已经多少代了。到了王才君，他淳朴谨慎而又明达爽朗，年幼时以民间俊秀的身份背着书箱进入乡校读书。后来因为父母年老、宗族中主持祭祀的人缺少，便向有关官府说明情况，回乡隐居。他常常叹息说：“士大夫生在天地之间，应当为天地之间所用，这样才不辜负天地生养自己。出仕就要成为天下人的表率，退居就要成为一乡人的规范，不能只顾自己。我年轻时有志于为世所用，然而最终没有能够把才能用于天下；我是没有相应的职位、地位和时机，确实无法实现自己的志向。至于从我这一家通达于乡里之间，在我身体所在、脚步所到、耳目所及的范围内，估量自己的力量可以做什么，揣度自己的身份应当做什么，就在所居住的地方，随着能够做的事情去做，并以日常生活中自然应有的志向为乐。即使不能施行于天下，也可以施行于一家一乡。”他每天鸡鸣就起床，洗漱之后，立即披衣拿杖，在台阶庭院之间巡行，渐渐走到庭院、园圃之中。左看右看，哪块地可以整成菜畦，哪块地可以开成田界，哪块地可以培成田垄；有的适合种蔬菜，有的适合种果树，有的适合种药材，有的适合种竹子和树木。某种植物可以栽种，有的可以分株，有的可以移植，有的可以修整、剪除；土地干燥就浇水，土地贫瘠就施肥，土地污秽就清除，植物柔弱就扶持，树木倾斜就扶正栽立。然后呼唤童仆吩咐他们，按照各处的适宜情况施加劳作。早晨如此，晚上如此；今年如此，来年仍然如此。年年积累下来，按日计算似乎不足，按月计算便有余；经过长久岁月，终于取得很大成就。远远望去，茂盛得像形成了一片树林；近前观看，井然有条，色彩斑斓而错落相间。竹树排列，浓荫蔽日；野花开放，散发幽香，真是人间胜景。于是引来山泉，仿照《兰亭》遗制，修成曲水，作为让客人流觞饮酒的地方。又在曲水旁边挖成深池，在池中建亭以避暑。池上开辟为园，杂种百花，在花木间建轩，题名为“适意”。闲暇之日与客人在园中徜徉，每天都从中得到趣味。倚着轩来舒展幽深的情怀，登上亭子来避开烦扰喧嚣。兴致高而疲倦时，就靠着石头坐下，把羽觞放入曲水中漂流，一杯酒一首诗，以享受自然赋予的本性。从幼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没有一天不以其中的生活为乐。他的快乐可以说长久不衰了。不只是自己享受这种快乐，还要把这种快乐传给儿子、孙子、曾孙、玄孙，使之延续百千万年而没有穷尽。于是把它总称为“长乐”。这个居所难道不是名称与实际相称吗？王君的长子王冕奉有司劝勉征召来到京师，便拿着王君亲自写的文章，请我写《长乐居记》。我和王君同生在海边，同为学校的生员；我出仕而王君归隐，如今都已经白发满头了。凡是我所取得的成就，在别人看来固然似乎有很大的可乐之处；但从我自己看来，却总是只见忧患，没有看见其中有什么可乐。王君的志向，虽然不能大规模施行于天下，但他用来安顿一家、充实一乡的事业，本来就优裕有余，宽舒而不受拘束，从容自在。举目之间、移步之际，哪一件不是他的快乐呢？这种快乐不只是快乐，而且可以长久延续。快乐啊！王君足不出州里，梦也不到朝廷市朝；生于此，长于此，老于此，与亲属聚居于此，死后埋葬、祭祀也在此。礼书不是说过“以自己出生的地方为乐”吗？谚语也说：“人从出生的地方得到快乐。”王君收敛了不能用于天下的志向，把它用于一家一乡；汇聚景物而形成趣味，由趣味而产生快乐。这就是他的快乐生生不息、能够长久延续的原因吧？我不久也将回乡养老，准备去拜访王君的居所，亲近他获得快乐的地方，与他共同享受这种快乐。王君愿意分给我半席之地吗？

译云轩记 山东盐运司批验大使朱珍，字公泽，把自己的居所题名为“云轩”，并以此自号。大概是取晋代陶靖节《归去来辞》中“云无心而出岫”的意思。唉！人只有没有私心，才能应对万事。若心中有所盘算，已经把某一件事横亘在胸中，那么事情尚未发生，便预先在发生之前设定期待；事情已经发生，又在既成之际一定要求它符合自己。结果，所期待的未必像所期待的那样，所要求的也不能像所要求的那样实现，最后狼狈而归的人很多。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私心害了他。且看看云吧：云气触及山石而升起，聚集成方寸大小，弥漫在虚空之间；山林的冲口、草木的高处，有时像炮车，有时像赤乌，有时像撕开的棉絮，有时像车盖，有时像金枝玉叶，有时又像白衣苍狗，油然而生，奇形怪状，形态各不相同。云气滂沛而降雨，使天下得到滋润、万物受到恩泽，何曾有过什么用心呢？即使如此，难道只有云是这样吗？天地如此广大，也是不抱成心而自然生成变化的。圣贤效法天时而屈伸进退，时机到了就行动。唉！万物难道只有云才如此吗？可是陶子专门把归隐归于云，大概是借助他偶然见到的景象，寄托自己悠然的心意罢了。公泽摘取这个名字给轩命名，也不能说他毫无体会。我听说公泽年轻时没有做官的心思，偶然被公府征召，于是按照资历逐步升迁，得到今天的官职。他大概近乎所谓的“无心”之人，所以取无心之物来给轩命名，并用来作为自己的字号，不也是很恰当吗？今年任期考核期满来到京师，拿着我同乡盐运司知事冯君的书信请求我作记，于是写下这些话。留耕亭记 琼州大姓中依附城郭居住的，东面就数唐氏。唐氏世代多有贤人，其中履正翁尤其仁厚，是位长者。他曾离开居所一里，到靠近平田的地方，筑土为墩，在墩上建草亭，每天登临其中督促耕作，观察庄稼生长。有一天他带着几个儿子游览这里，多次回头叹息。当时儿子彦宜侍立在身旁，跪下问道：“大人为什么叹息？”老人说：“我悲叹人家的兴盛衰败没有常态，而盈满、亏损、消长的道理，总是在其中相互消长。天地间万事万物都不可依仗，唯一可以依仗的，是我方寸之中光明不昧的本心罢了。你且同我看看，环绕亭基直到目力不能穷尽之处，田地平整肥美、庄稼茂盛，远至渺远连绵、苍茫无际的地方，哪一处不是肥沃的田地呢？这些田地，并不是一家独有。有些人拥有它们，确实是传了几十、几百年的世业；又有些田地，几年之内就多次更换主人。有的暂时得到便突然失去，有的失去不久又突然复得。这些田地虽然是无情之物，但人家的成败兴替，却往往都由它们引起。只有以合乎义的方式得到它们，才能彼此相安长久而不失；即使不幸失去，也将很快重新归来。那些凭势力、凭武力、凭计谋得到田地的人，最终却正好相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唉！从某人倚仗权势欺凌那人的卑弱，强行夺取他的田地开始；从某人依仗武力欺负那人的孤儿寡妇，吞并他的田地开始；从某人使用计谋乘那人愚昧昏暗，巧取他的田地开始。如今田地还和原来一样，那些人在哪里呢？他们的子孙又怎么样了呢？只有仁义才能长久。凡是祖先留下的恩泽深远、家族的福庆长久，家业昌盛繁衍、子孙贤明，以及家道衰败之后又复兴的，无不是从他们祖父、父亲方寸之中的仁义本心产生的。孩子，你要记住。”彦宜拜了两拜。当时老人的弟弟履信以衡州府倅的身份退休居家，听到兄长的话，称许说：“兄长的意思，莫非就是唐贺监诗中所说的‘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吗？请摘取这句话给亭子命名为‘留耕’。”老人说：“是的。”老人去世以后，彦宜因事来到京师，住在我这里，哭着把老人的话告诉我，并且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我也是老人与我家世代交好的子弟，不忍推辞，于是摘录老人的话，交给彦宜带回去，写在亭子的墙壁上。当时我把这件事告诉馆阁中的各位公卿，他们都感叹说：“竟有这样的事啊！”各自作诗来赞美它，共若干首，一并附在左边。【成化元年】《重编琼台藁》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重编琼台藁》卷十九 明代邱濬撰 记 橘斋记 植物被《骚经》取来歌咏的，如兰、蕙、菌桂、离芷、杜蘅之类，本来就很多。然而它们往往只是因事提及，杂见于篇章之间，用来寄托比兴的意义，从来没有专门以某种植物命名篇章而特别加以称述的。只有橘树有专门的颂文。所谓颂，是赞美盛大德行的表现，先王用它向神明报告功成之事的文体。它不是其他篇章所能相比的。屈原对于橘树如此推重，那么橘这种东西的价值也就可以知道了。我已故朋友刘文羽的弟弟叫刘传，字文辅，世代继承家学，以行医为业；他用“橘”给自己居住的书斋命名。两京的公卿大夫和士人都为此作赋写诗。如今他又请我作记。我看文辅给书斋命名以及各位公卿吟咏的意思，不过是取苏躭橘井的故事罢了。如今绿叶白花、尖刺团果，今天的橘就是古代的橘。在这里有个人，摘取橘树的叶子，汲取井水给患病的人饮用，果真能够取得疗效吗？我知道一定不能。既然不能取得疗效，后人还要仿效这件事，又是为什么呢？虽然如此，古代医方确实有记载：橘皮青色的可以消食破积，红色的可以益气利肺，但这也只是千百种药物中的一两种罢了，难道足以穷尽药物的功用吗？我知道一定不能。既然不能穷尽药物的功用，后人却舍弃众多药物，只取这一种，又是为什么呢？所以我希望文辅近则舍弃苏仙故事的荒诞悠谬，远则进取屈原橘颂的高古精神，可以吗？因此，守持恒心，要像橘树根基深固一样专一，可以；专心继承世代的事业，要像橘树受命于土地而不迁移一样，可以。应当自我谨慎，不失去我谨慎治病的心吗？应当扩大自己的胸怀，不追求私利，保持我爱好义理的志向吗？不但如此，还一定要外表精纯、内心洁白，以承担大道；使青黄相杂而有文采。等到最终达到那种境界，即使行为足以成为师长如伯夷，持守德行而无私，能够参赞天地，也可以逐步达到。我的才德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愿意年年与文辅相交，直到终老，长久做朋友而不敢有二心。这样一来，行医而达到儒者的境界，就不只是技艺了。文辅，你要记住这些！这就是记。

译竹坡记 竹这种东西，在《易》中取其象，在《书》中列为贡物，在《诗》中播为咏歌，在《礼乐》中具备礼仪、器物和声音制度；经书中记载的植物，没有比它更完备的了。因此《大雅》中那些把志向寄托于物的君子，常常从竹子这里得到取法。安成吴先生掌教南雍时，书斋旁有一堆土，像山坡一样；坡上有十几竿竹子，散布的竹荫覆盖着轩前台阶。先生从彝伦堂退回来以后，学生们拿着经书来请教疑难，每天来到斋下，在竹荫中休息，等待先生教诲。天气晴朗、阳光明亮时，清风徐来，绿色的竹荫布满庭院。先生在这里铺席，把经书横放在面前；学生们像雁行一样按次序站立，进前询问疑惑。读《易》的学生以“苍筤”发问，读《书》的学生以“篠荡”“菌簵”发问，读《诗》的学生以“青青”“籊籊”的意义发问，读《礼》的学生则以箭、筠、笏、本、管、籥、箫、簧等类发问。先生一一回答，详尽说明，学生们充实而满足，各自都有所得，于是作揖退下。先生对侍者说：“刚才他们的提问，恐怕已经对我的心有所启发了吧？我一生对于万物，几乎没有什么爱好，唯独对竹子特别嗜爱，不只是因为义理使我心中喜悦。六经是义理所由产生的，而竹子的功用在其中都具备了。我之所以取法于竹，正是因为这个。刚才他们的提问，不只是启发了我的心，恐怕也与我的心有所契合吧？”我把这些话记下来了。于是先生把“竹坡”二字悬挂在书斋门楣上，也因此自号为竹坡。第二天，学生们听说后感叹道：“先生是六经的宗师，是天下学者取法、辨正是非的人。他依据六经来取法竹子，一洗晋唐以来词人墨客的浅陋，这难道和一般人爱竹不同吗？”从此，学生们相继都称先生为“竹坡先生”。不久，朝廷因纂修典籍的事情召先生到史馆任职，我有幸在末列执笔。先生偶尔把这件事告诉我，并且说：“竹子到处都有，南雍我是不会再去了。我的孩子们知道我所爱的在这里，于是在家居壶丘之东营建书斋，筑土成坡，种植修长的竹子，和南雍的一样，等待我归来养老。希望您为我写一篇记。”我不敢以文辞不足为由推辞，于是依次记录先生与弟子们的问答，写成《竹坡记》，让天下后世知道依据六经来取法竹子，是从先生开始的。栢庭记 增城有一位隐居的士人，姓廖，在庭院中种满柏树，每天在柏树间吟诗。客人来时，他便说：“您暂且离开，不要扰乱我的吟诗思绪。”他从容自在，以此为乐而忘记忧愁，也就像崔丞对于松树一样。有位客人来到京师，把这件事告诉我，请我评判二者优劣。我说：“廖君更好。”客人问：“为什么？”我说：“廖君是隐士，不理世事而自得其乐，本来就应该这样。崔丞领取国君俸禄，辅佐长官治理百姓，却反而把一天的精力都用来吟诗，任凭事情荒废，不置可否，自己只顾谋划，算是得到快乐了，那么百姓怎么办？因此廖君更好。”客人拜谢说：“先生的话很正确，冒昧请求您说几句话，记载他所谓的‘栢庭’，可以吗？”我说：“古人所谓记，是用来记载建筑的规制，记述年月的始末。如今廖君只是在庭院台阶之间种了几株柏树，并没有建筑规制可以记载，也没有具体年月可以记录，哪里用得着写记呢？您的意思，不过是想推明他的志向操守所在罢了。廖君啊，莫非是想砥砺自己坚贞的节操，以守持岁寒不改的操守吗？如果这样，就可以说是有所收获了。他所处之处，百花虽鲜艳，众木虽繁茂，并非不可爱；人人都争相喜爱它们，唯独廖君不取，不能说他没有所得。” 那么，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礼记》不是说过：“礼存在于人的身上，就像松柏有坚贞之心一样。”他的志向大概就在这里吧？《论语》不是说过：“到了天气寒冷的时候，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 他的操守大概就在这里吧？请让我用这些话来作记，怎么样？”客人说：“别人有心，我能够揣度出来，说的就是先生您吧。”于是请我写下这些话，我便依次记录同客人的谈话，写成《栢庭记》。廖君名某，所说的客人，是他的外甥、太学生顾华。雪筠记 南海丰林邝昱，字时裕，客居京师，托我的朋友林宗敬请求我为所谓“雪筠”作记。他还说，自己一生对万物没有什么爱好，唯独深深嗜爱竹子；而他认为雪也如同竹子一样，于是取“雪筠”作为自己的别号。我想，岭南本来盛产美竹，而雪却不是岭南所有的东西。如今时裕把二者兼取并称，难道也是从古人观物的学问中有所体会，能够在心中领会事物的道理，而不拘泥于外在形迹吗？古代有个爱竹的人，叫王子猷。他住在吴地时，每当听说士大夫家有好竹，便径直前往竹林，在竹下吟咏长啸很久。等主人出来邀请他，他却看也不看就离开了。他在剡地时，雪夜乘兴驾着小船去访戴安道；到了戴安道门前，却兴尽立即返回。当他吟咏长啸时，未必有雪；当他乘兴出访时，也未必有竹。然而，同一个人的心对不同事物的喜爱，可以看出二者的趣味相同。领会了其中一物的道理，本来就可以在其中同样领会另一物的道理，不一定非要二者同时拥有。那些方士有人建造雪斋，竟把白粉洒在草木上，来模拟飞雪覆盖，这只是眼睛有所见，而内心并没有所得。这样说来，所谓看见，难道是真正的看见吗？时裕过去居住在越地，住所四周都是竹子，固然只能看见竹子而看不见雪。如今他向北游历幽燕，在严寒时节居住于多雪之地，于是又能看见雪而看不见竹子。不拘泥于外在形迹，只寻求其中的理趣，借不同的事物来会通其共同之处，由此取得彼物的道理，不是真正有所体会的人不能做到。唉！在本来无所见的境界中看见所要看的东西，不仅有所见，而且还有所得。因此我不推辞，写下这篇记。

译筠庄记 琼城北面有个大族，姓曾。曾氏的长者是伯崇翁。伯崇翁敦厚有德，乐于行善，生性没有什么嗜好，唯独特别喜爱竹子。他的住所周围有数亩地，不再种别的植物，只见竹子婀娜茂盛，左右前后全是竹子。监察御史致仕唐公汝济曾经经过这里，为它题名“筠庄”。唐公已经去世，而伯崇翁如今也六十四岁了，却还没有人为此作记。因为邱濬是他的乡人子弟，伯崇翁多次写信到京师索求记文，并且说：“您凭借文学才能遇逢盛世，在馆阁任职，天下凡是求您作文的人都像车辐一样聚集到您这里。何况我是您乡里的长者，又是您的知交好友呢？我的筠庄记，您不必推辞。”邱濬读完信，哭泣着说：“唐公与先父同生于乙亥年，而先父抛下我这个不肖之子，至今已经三十二年了。平生的旧友还在世的没有几个，与先父同年出生而交情深厚的，如今只有唐公一人。我们兄弟把唐公看作父亲，即使把我们托付给力所不能胜任的事情，我们也不敢不尽心竭力。何况只是写作这种笔墨小事，而我素来又被众人错误地推许呢？只怕我的见识浅陋，言辞不足以表达您的心意，无法完成您的嘱托。”于是勉强写成这篇记。天地之间的植物，大致都相同：有根便有干，有干便有枝，有枝便有柯、条和叶。只有竹子独独不同于其他事物，也正如君子处在众人之中而显得独特一样。古人称竹为君子，实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环绕公的居所，竹子森然挺立，如玉一般，坚硬劲直而有节，内里空虚而挺直无心，有的润泽而有文理，有的疏朗通达而不流于俗气。君子怎么会这样多呢？孔子说：“鲁国没有君子吗？那么这些人是从哪里取法的呢？”这话确实可信啊！我知道公的起居饮食、吟啸歌咏，左边挹取它的衣袖，右边拍着它的肩膀，向前观看、向后回顾，所接触的无不是君子。即使是齐国的稷下、汉代的汝颍、晋代的会稽，也没有超过这里的。作为公的子孙，生长在君子之林，受到君子之德的熏陶，就像麻生长在蓬蒿之中一样，恐怕最终都将归于成为君子吧？我家距公的庄所不过三四里，今后如果承蒙圣恩得以告假回乡省亲，走路时应当拄着杖、穿着鞋跟随公的后面，来看看所谓的君子，还能够为公赋诗作文；姑且先写下这些作为记文。爱竹居记 古人把竹子用于实际用途，到后世才开始把竹子当作玩赏之物。黄帝命令伶伦到嶰谷取竹，用来制作律吕，虞舜宫廷的《韶》乐以及笙、箫也都用到了竹子。到了周代，竹子的用途就齐备了：有的用来制作竹简，有的用来制作笏，有的用来制作笾，无不是拿来实用的。汉魏以来仍然如此。晋代开始崇尚清雅风流，不再讲求实际功用，于是有了竹林之游，但还没有听说有真正爱竹的人。真正爱竹，实在始于王子猷；从这以后，骚人达士受到风气影响，竞相崇尚竹子，有的取竹为号，有的用竹来比拟德性；仰慕它空虚品格的有之，推重它有节操的有之，爱竹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庐陵刘君隐居不仕，别无所好，生性极爱竹，在居所四周间杂种植了数百竿竹，并把他的里命名为金竹。到了他的孙子章，仍没有忘记先祖的爱好，于是亲自把居室题名为爱竹，大概是因为那里还保存着先祖亲手栽植竹子的遗迹，并不像晋人那样只是爱竹。过去苏长公说过：“醉翁游乐的地方，草木都值得敬重。”仰慕那个人的人，对于他活动过的地方，哪怕一草一木尚且会加以敬重，何况身为他的后代，对于先人亲手栽植的竹子，难道不应爱惜吗？章爱竹是合宜的。公敬重草木，是尊敬他的老师；章爱竹，是思念他的祖先。对于老师，他便敬重；对于祖先，他便爱惜。爱是仁，敬是义。那么章爱这些竹子，难道也是出于天理和人伦本性而不能自已吗？章的叔父郡博先生在我郡掌管教育，如今来到京师，命我写一篇记，因此我没有推辞，写下了这些话。桐墩记 土墩高一丈多，距离郡城东面约半舍，是颍川陈君为种植梧桐而筑成的。陈君说：“我生性爱琴，常常很难得到材质优良的琴器。制琴的材料如果不是梧桐就不合适，而梧桐又一定要生长在石地上才好。即使生长在石地，也未必向阳背阴，若木材不好，琴器就不完整；琴器不完整，声音就不能传播开来，这就是琴往往失去古人制乐本意的原因。然而琼地向来不适宜梧桐，偶尔有的也多生长在平旷的野地、积聚阴气的地方。我因此在向阳明亮的郊外选择一处高地，在积土的顶部加上石头，种下十多棵梧桐，希望几十年后能够取得它们的孙枝来制琴，或许可以由此得到古人创制音乐时的初衷吧？但这不只是供我自己使用：凡是我的子弟、宗族亲姻、朋友、乡里以及后代，只要有志于古代音律，都可以到这里取材。”我偶然记下他的话，请我为此作记。我在丁卯年秋天与陈君分别，随计赴京。那时土墩还没有培筑，梧桐也还没有栽种。辛未年我回来时，才过了五个春秋。再次来到陈君的厅堂，土墩已经高耸突起，梧桐也森然长到可以伸手触及了。由过去推测将来，不出十年，这些木材都能合用于制琴吗？几百年来未能完美的琴音，难道将要在这里重新振兴吗？弦歌诵读的声音，将由此洋洋传播到四海之间，并旁及远近各处吗？将来士大夫中如果有人凭借琴艺追踪古人，一定是陈君。虽然如此，谋划十年，种的是树；谋划百年，种的是德，难道只是树木吗？陈君是我的志同道合之友，名徽允，字与名相谐。他世代都是琼州人，接连参加有司考试而不顺利，如今以贡生身份到春官处应试。”

译南溪小隐记 东莞陈景辉世代居住在本县的圆沙面溪边，筑屋作为藏书修业的地方，有人题作南溪小隐。他偶因事情来到京师，托朋友某人请我作记，于是我责问他说：“古代所谓隐士，并不是把身体藏起来而不让人看见，把言语闭塞起来而不说，把自己的才智藏起来而不施展，只是因为时运和命运极不相合。如今你生逢政治清明的盛世，处在文献丰富的国家，出身于诗礼之家，自己又正逢可以出仕的时候，言语正当可以发表的时候，才智正当可以施展的时候，时运和命运都相通，并不像古人那样处处乖违。现在正是兴办事业、建立长久而宏大的基础的时机。可是你却深居山林，安守僻静道路，与遗弃世事的人同流，究竟为什么要隐居呢？”景辉说：“不是这样。我不是有所等待才隐居，而是有所凭借才隐居。假使我生不逢时，居处不当，出身也不在这样的家族，那么将整日忙乱困扰而无暇自处，众多器械会箝制我的口，百般忧患会缠绕我的心；手稍一动，就有刑具等着我，脚刚一抬，就有机关陷阱等着我。喧嚣叫喊的声音每天充满耳朵，驱使奔走的劳役每天使身体疲惫，鸡犬不得安宁，家庭也不能保全，即使想暂时休息片刻，也不可得，又凭什么可以依靠来隐居呢？” 这样看来，古人的隐居是有所等待才隐居，我的隐居是有所凭借才隐居，这就是隐居有大小之别的原因吗？我听了他的话，感叹他所处境遇的优越，又赞赏他见识情趣的高卓，于是记下他的话，写道：“溪水发源于某处，又流行若干里到达圆沙，景辉的居室就在那里。居室前面就是溪水，这就是所谓南溪小隐。因为所居之处在山林之中，与市朝中的隐居不同，所以称为小隐。”景辉名章，是故约轩先生的儿子，某是他的父亲，现任沾化县大尹；景庸是他的弟弟。防溪清隐记 滇南有一位隐士，姓潘，名字为某。他家有一处别业，名叫防溪，因此自号防溪清隐。有位客人从万里之外来到京师，替他向翰林院求取记文，特意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问客人：“古代隐居在溪边的人很多，潘君的心意究竟仰慕谁呢？唐人的竹溪，是隐居于酒之中的人，他的心意或许在这里吗？”客人说：“那是蔑弃礼法的行为，不是端正之人、庄重之士的道路。潘君读书好礼，难道会屑于这样做吗？”晋人的武陵溪，是隐居于仙境之中的人，心意或许取法于此吗？客人说：“那是荒诞悠谬的说法，不合乎人伦日用的常道。潘君信奉正道、明白义理，难道肯这样做吗？”那么，潘君的心意莫非是仰慕柳河东的愚溪吗？客人说：“那是被贬逐的臣子、迁谪的客人，不得已才寄托其中的人。潘君远离尘世、退隐丘园，对外物无所仰慕，哪里需要有所寄托呢？”那么，他是否仰慕杜少陵的浣花溪呢？客人说：“那是乱世中的孤臣，不得已才寄居其中的人。潘君生逢清明时代，足迹从未走出故乡，哪里需要寄居呢？”这四种情况都是潘君所不取的，那么他所仰慕而隐居的究竟是什么呢？莫非是隐居以求志，等待后来乘车来聘用自己，像太公在磻溪垂钓那样吗？” 客人说：“您这样追问，距离真相就越来越远了。您以为太公隐居在磻溪，是有意等待文王来载用他吗？还是因为遇到文王，出于不得已才接受他的聘用呢？您不只是不了解潘君，实际上也不了解太公。先儒有句话说：‘处在自己所居的地位上，安乐于日常所用的常道；如果越出本位而思虑，舍弃日常所用的道理而另求他物，真正懂得道的人不会这样做。’您为什么不想想溪水所以命名的原因呢？啊，我知道了。《易经》的卦象中，上山下水叫作蒙。这个溪，是水从山中流出的吗？正因为它的水从山中流出，所以就取与卦象相似的意义来命名吗？天下的水，源头没有不出自山的；它刚从山中流出时，也没有不清澈的。蒙，是水刚从山中流出的卦象；清，是水的本质。隐居的士人，在尘垢之外洁净自身，在污浊之上澄清内心，他难道与此相类似吗？潘君以溪命名并以此自号，心意难道就在这里吗？而且他将由此确实行事、培育德性，以养正成圣吗？还是因为他的子孙中有人能够继承他的志向，像蒙卦九二爻所说的能够治家，所以取这个名字吗？像潘君这样的人，似乎也确实从《易》中有所领会。客人说：“潘君的志向确实就在这里，您的话可以说是说中了。” 请您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记。客人是谁？是我的朋友、武定军民府同知、潮阳叶君。东溪记 南海的佛山，距离城七十里。那里的居民大多以冶铁为业。有一个梁氏家族世代居住在那里，唯独以诗礼为业。到了名叫豑的人，生性高雅，喜爱山水。他居所的东面临近溪水，无论寒暑，每天早晚吃饱饭后，就穿着木屐踏过晴日下的沙滩，沿着清流行走，一边走一边歌唱。早晨唱道：“溪水潺潺向东流，阳光逆射，水中影子摇荡。我想寻找它的源头啊，可禹的足迹无法穷尽。”傍晚唱道：“溪水潺潺来自西方，回头看水边洗浴，桂树枝条都被水气沾湿。我想走到它的尽头啊，可海若的边际无法测量。”唱完便长声呼啸而归，天天把这当作常事。有客人经过听见歌声，感叹说：“先前临水歌唱的是谁呢？大概是懂得道的人吧，难道是沧浪水边那个小童的同类吗？”等到靠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并不是小童。客人跑到佛山市上询问，市上的人没有认识他的。于是挨家挨户探访，遇到一位儒生；儒生辨认出这个人以及他歌唱的原因，便笑着说：“这就是我的朋友梁东溪。”这个人虽然没有读很多书，读书也不追求深究义理，然而他的行为和言语不合经书的地方也很少，所以他的形貌通过歌咏表现出来，浑厚含蓄而幽深，不刻意用心而意境已经独到，大概就是宣尼所说的善人。客人高兴地也唱着离去了，歌道：“滔滔汨汨，天下都是这样；谁沿着水流而下，谁又逆流而上去寻找源头？这个人是什么人啊，独独契合天性？他将成为鱼儿跃入深渊，还是成为水藻在水波中摇荡？谁把他引到河川之上啊，我将跟随在他身后，与他一前一后同行。”东溪的儿子经，以乡贡进士的身份来到京师，托他的朋友林宗敬来拜访我，请求我为所谓东溪作记，并且说明客人为什么作这首歌。我于是把这些写下来作为记。

译牧庵记 旴江俞大有，字振明，自从考究《易》学以来，专心研究，采用汉代京氏的纳甲法，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来判定人的吉凶悔吝，并决定应当顺从还是违背、趋近还是退避。他给人子谈道，依据的是孝；给人臣谈道，依据的是忠。正如严君平所说的那样，他就在六十四卦中取谦卦，在三百八十四爻中选择谦卦初六一爻，取孔子象辞中“牧”这一字来自处，并把书斋题名为牧庵，因而以此自称。振明本来有出仕用世的志向，后来事情多不如意，只得到掌管蔡驸马都尉家塾教育的职位。我曾请振明教导我的几个儿子，不幸他们夭亡，振明于是跟随我交游。闲暇时请我为牧庵作记。按《尔雅》说，郊外叫作牧；《周官》有牧人；《小雅》有考牧，都是牧养牲畜的意思。虞舜有十二牧，汉代有十三牧，是牧养人民的官员。《诗经》所谓“自牧归荑”，《易经》所谓“卑以自牧”，说的都是牧养自己吗？把牧养牲畜的方法推广到牧养人民，把牧养人民的方法收摄来牧养自己，这就是振明的用意吧。他大概是有志成为谦卦初六所说的君子，谦了又谦，并希望保有善终的吉祥吧？确实如此。不过，振明天性和柔，品性谨慎敦厚，处在下位而安于贫困，不必担心他做不到谦卑。他一向已经很谦卑，又更加谦卑，保有善终的吉祥是可以做到的。我还需要多说什么呢？不过我听说，牧养的意义有三种：有守护，有养育，有鞭策。守护，是希望它不要逃逸到外面；养育，是希望它常常保持在内；鞭策，是希望它不要落在后面。孟子说：“寻找牧人与草料，是为了养育它吗？”卜式说：“坏的就立即除掉，不要让它败坏群体。”这说的是守护吗？庄子说：“看它落在后面的，就用鞭子抽打。”这说的是鞭策吗？振明遵守《易经》的训诫，采用三家的话，把道德仁义作为牧场，把前人的言论和事迹作为草料，把礼法作为栅栏和约束，把敬畏和戒慎作为鞭策。像这样做，差不多可以穷尽自我牧养的道理了吧？唉！用牧养牲畜的方法牧养自己，既驯服又熟练之后，再推广这种方法去牧养人民，又由此牧养万物。以自身为根本施仁于人民，仁爱人民而爱护万物，这就是圣人的道路。我谨以这些话记述牧庵，振明应当牢牢记住，永不废弃。雁集琼庠记 正统壬戌年秋八月辛丑日，我当时正在学宫读书。一天正午，和同舍学生符钟秀、陈汝谐偶然在此休息游玩。有童子跑来报告说：“有鸟停集在学宫的污池里。”它比鶃鶃小一些，似乎比鳬鹥大一些，脚趾相连有蹼，羽毛灰白，徘徊四顾，驯顺安静而不惊慌。这是平日从未见过的鸟，何不去看看呢？我和两位朋友一同前往。看着它说：“这是《易经》所谓‘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的鸟吗？是《尚书》所谓‘随阳以攸居’的鸟吗？是《礼记》中用来作为大夫见面礼、士人婚礼摄盛时用来祭奠的鸟吗？”这确实是雁，生长在沙漠荒原，随着太阳南飞，停集在江、湖、汉水、沔水之间，那才是它的归处。岭海以南，隔着山越过河流，大概是它飞行不能远达的地方，它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茫茫的水面，百川汇聚之处，四州之间方圆二三千里的地域，其中的水汇聚成湖，流淌成河，停积成洲渚和沼泽。与这个污池相比，面积何止大百倍？而且这座学宫距离重湖只有一堵墙左右，那些地方它都不去停集，却偏偏来到这里，说它没有用意，可能吗？” 两位朋友追问我其中的原因。我对他们说：“禽鸟是天地所生，最早得到天地之气，而雁又是随着太阳运行的鸟，秋天南飞作客，冬天北归，是知晓时令的鸟。它乘着气机首先行动，更不是其他鸟类所能相比的。从前有人听到天津杜鹃的声音，便预先占卜吉凶，何况这种向阳之鸟一向以知时著称呢？”过去地气由南向北，果然有南方人凭借文章扰乱天下；如今地气由北向南，怎么知道不会有南方人凭借文章治理天下呢？从前既然有应验，如今也应当有应验。两位朋友开玩笑对我说：“怎么知道这个南方人不是您呢？”我笑着谦逊推辞。雁听见人们说话，像是在用胸臆相对。童子举起手来，雁突然向西飞去。我回来后把这件事写下，作为《雁集琼庠记》。槐阴书屋记 甲戌年，我租住在京师，在禁城东边得到十多间房屋，占地约一亩，于是开辟一室作为藏书修业之所，用楮纸涂白墙壁，设置几案，左右排列图书，向外在墙面开窗，向南用来迎接明亮的阳光。窗旁有一棵古槐，树干粗大一尺有余，高仅一丈，望去枝叶繁茂，像车盖一样；树阴一半覆盖台阶，一半遮盖屋瓦，窗户和几案也依赖它来庇护。从夏到秋，天气闷热如焚如蒸，而我在一室之中，总像汲取清风、洗濯冷泉一样，自己不知道身处闹市尘嚣之中。我每天居住在那里，翻阅书史，口中诵读，心里思考。凡是古代圣贤用心思考而写在书中的道理，古代帝王治理天下而载于经史的事迹，以及古今儒生骚客论说道理、描写清景而寄托于书册的文字，我都能够在这里与他们神交梦接，尽力钻研；使自己不被炎热侵扰而中途停止，这多半是得到这棵槐树帮助的缘故。因此把它题名为槐阴书屋。有人经过而产生疑问，以为我是在仰慕王晋公三槐的意思。唉，王公种植槐树以留给后代，是把希望寄托于上天；又以德性来要求自己；通过学习读书来积累学问，通过积累学问来成就德性，通过成就德性来与上天相合，又怎么知道古人对后代的期望不可以用来期望自己呢？有什么可疑的？那人离去后，我便把这些话写在墙上。

译愿丰轩记 我年轻时就有志于出仕用世，对于天下户口、边塞、兵马、盐铁等事务，无不放在心中仔细研究。我想，等到有一天出仕而被当时所用，便可以随着所承担的职务，或许能够借此施展才干、发挥作用。等到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读书，参与编修《寰宇通志》，又得以一一看到天下地理的远近、山川的险易、物产的增减、赋税的多少、风俗的美恶。当时我年轻气盛，以为天下没有不能办成的事情，只是没有施展作为的地方罢了。既然登名仕籍，早晚将被授予官职，就可以实行自己的志向了。书编成进呈后，同事们都分别被授予给事中、御史等职，唯独留下四人担任编修，我也在其中。编修的职责专门处理史事，本朝没有设置起居注，遇到纂修之事，便临时设置馆舍和座席，供应笔墨纸张，只遵守官长规定的体例，每件事逐一呈送稿件，删改取舍都听从命令。官府机构修书，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其中即使有自己的见解，也不敢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采用。我进入史馆前后共二十多年，四次转升官阶，却始终没有离开语言文字的职务。过去想要用来为世间发挥作用的一切才干，统统寄托在空泛而无用的言语文字里。日子这样过去，月份这样推移，如今我的头发已经快要斑白了。不只是时代没有任用我，即使有所任用，自己的精神也已经衰弱，心志也已经疲倦，同样不能有所作为。于是回头观察自己、反省自己，叹息说：唉！我七岁进入小学，十九岁补为庠生，二十四岁考取乡试，又过了三年参加礼部考试，得到校官的职位却没有就任，后来在国子监完成学业六年。甲戌年才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当我在学校时，每月有廪食；升入胄监后，每天有供给的饭食；做翰林官时，每年有固定俸禄，而且每天又供应食物。翰林官的职务，专门负责讲读、纂修、考试，也如吏曹负责铨选、刑部负责推问审理一类。各司各曹办理事务，从未听说在固定俸禄以外另有供给；但翰林院入局时就有茶果供应，锁院时就有文绮赏赐，进讲时就有御厨供给。俗话说：“经筵开头，史馆收尾。”大概是因为初次开讲一定有厚重的赏赐，书编成进呈后必定有荣耀的升迁。诗经不是说过“没有任何德行会得不到报答”吗？我出生在遥远的外地，求学没有老师传授，做官没有人引荐，一旦蒙受皇恩从草野之中被提拔到天子面前，又受到这样丰厚优厚的赏赐和恩典，将拿什么来报答圣恩的万分之一呢？况且我天性愚钝笨拙，只粗略知道人间的廉耻，不敢越出自己的职位而借助别的途径求进，那么对此又将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仰望上天来表达祝愿了吧！在人类之中，最尊贵的没有超过君主的；而居于君主之上的，尤其尊贵的就是上天。上天不说话，它默默辅助、暗中安排事物，也不必烦琐地显露声音和形迹。只有阴阳按顺序运行、星辰沿轨道运行、雨水和阳光按时适宜，这些事情人人都能看见。然而其中最有应验、最为显著的，又在于雨水和阳光。因此应该下雨时就下雨，但雨不能过多；应该晴朗时就晴朗，但阳光不能过于亢烈，这样五谷就会丰收，万物就能成熟。这样将看见家家富足、人人充足，礼义兴盛而流行。礼义流行，盗贼就不会产生；盗贼不产生，祸乱就不会发生。如此，君位的尊贵、国家形势的隆盛、世代福禄的延长，便能与天地一样长久无穷。我微薄的报国之心，或许就在杜子美所说的“忧国愿年丰”这句话中，这就是它的意思。我谨慎摘取这句话来命名我的居室，并把这些话写在墙上作为记。

译藏书石室记 我七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家中藏书有几百卷，大多被别人取走，留下的没有多少。稍稍长大后知道自己的爱好，取来阅读，却大多残缺破烂不全，只能根据现有的书尽力阅读，常常遇到篇章残缺、文字脱漏，却没有办法找到其他版本来考订补足。有时在市肆借书观看，但市面上的书大多是鄙俗杂乱的说法，所得也很少。于是我到内外亲戚和交往人家中普遍访求、询问，只要他们有所收藏，不管是什么书，便立即借来带回去；只是力量不能把它们抄录保存，随即又奉还，但一定恭谨防护、爱惜书籍，希望以后还可以再次借到。听说有藏书很多的人家，我一定预先设法与他们结交，言辞谦卑，态度低下，只怕不合他们的心意。有时远行数百里，辗转托请十几个人，积累很久，经过三五年才得到书；甚至被人厌恶轻视，用严厉的脸色和声音拒绝，我也甘愿承受，不敢怨恨，只求一定得到书后才罢休。有人笑我痴傻迂腐，我也不放在心上。不幸我天资凡庸，又出生在偏远闭塞的地方，家世虽然以儒业为业，但很早就失去了父亲的依靠，家贫力弱，不能背着书箱、挑着书笈到北方中原求学，内心惶恐不安，想要凭儒学奋发自立，以求不愧于前人。反复求之于内心，似乎知道自己所爱慕的是什么，非常想向明师良友请教辨正；引颈四顾，却好像没有这样的人。不得已只好向书本求取知识，可是书又不能得到，而求书的艰难竟到了这样的地步。于是我长叹一声，在心中自我发誓说：“我幸而有此机会，将来如果有一天稍有所得，一定多买书籍，收藏在学宫里，使我乡里的后生小子，只要有志于求学问道，都可以从这里取资，不要像我求书这样艰难，或许后来会有兴起求学的人吧？”己未年我补为郡庠弟子员，甲子年考取乡试，戊辰年春天到春官参加考试并在太学完成学业，甲戌年考中进士，随即进入翰林院。从此日积月累，所得书籍越来越多。庚寅年遭逢先母丧事，回到故乡，服丧期满后到学宫恭敬拜谒先圣，突然触动了早年的誓愿。然而南方地势低洼潮湿，竹帛不能长久保存，于是拿出平生积蓄，召集工匠凿石建屋，梁、柱、楹、瓦之类全都用石头制成，一寸木材也不用。屋宽若干尺，长若干尺，始建于【缺字】年【缺字】月，癸巳年七月落成。共用钱若干，督促工程的是乡友吴云。屋中设置木架若干，里面收藏书籍。工程刚完成我就北上了，私下担心后人不知道我得到书籍的艰难而轻视它们，或者又把书取走，于是亲自写下这件事作为记，说：“书的功用太大了！由一个道理的微小处，可以包容六合的广大；由一日的短近，可以穷尽千古的久远；由一处的狭小，可以贯通四海的广阔；由一件事情的简约，可以兼容万物的众多。难道不就是书吗？唉！圣人去世已经很久了，但他们的道德在万世之后仍仿佛亲见；古人离去已经很多了，但他们的事业直到永远仍然常新。汇合千万世人的心术，聚集千万世的治国事迹，传递千万世的语言，阐发千万世的道理，都在书中吗？这要依靠读书之士。生在千年之后，却能知道千年以前的事情；具备一物的形状，却能完全了解万物的道理；身处一室之内，却能周知万里之外的形势。不是书，凭什么能够达到这些呢？人活在天地之间，不做儒者就罢了；既然有志于成为儒者，去从事圣贤之道，就没有舍弃书本而能够成功的。古语说：‘通晓天地人三才的，叫作儒。’一件事物不知道，是儒者所引以为耻的；一本书不读，就缺少一本书所载的道理。天下的书，从五经以下，有传记，有史书，有诸子，有百家；上至天，下至地，中间包括人与万物，本来没有一件事情不具备，也没有一种道理不涵盖。求学的人如果确实就从这些书中求取知识，就可以贯通三才，同时具备万事万物的道理。儒者的道路，大概就在这里了。虽然如此，书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学习一定要从简约处入手，然后才能达到广博。把握精要而归于简约，以穷尽书籍的繁多和学问的广博，这样人的气质由此改变，心志由此开明，德业由此崇高广大。剖析精微而达到条理不乱，汇合广大而达到没有遗漏，贯通全部内容而完备到能够实际应用。圣贤之道，难道在这之外吗？我这微小的积书之心，确实就在于此。所以我对家乡后来的贤人君子的期望，非常深远而宏大。他们一定有能够实现我愿望的人吗？假使确实有这样的人，可惜我已经老了，来不及亲眼见到。即使如此，在幽冥之中，如果并非全无知觉，那么万一有所知，也将畅快高兴，咧嘴而笑。我谨慎写下这些话来等待他们；其中规条名目，则全部载在碑阴。

译学士庄记 学士庄在琼城西北二里左右，是翰林学士邱濬仲深的别墅。有人说：学士是掌管文学、侍从君主的臣子，在天子左右执笔起草诏令的人。何况他一考中进士，就登记入金门，出入宫禁，几近二十年，直到因为太夫人去世才回故乡一次，服丧期满便立即返回。大概他以官署为家，以文字为业，本来不需要依靠庄园居住，也不需要耕种来供给饮食，为什么还要建别墅呢？唉，这正是我微小心意的所在。我祖先本是闽人，后来迁来琼州居住，世代相传已经很久。自七世祖学正公以来，世代都有做官享禄的人。只有先父早逝，虽未做官，也有加赠官职的命令。家族世业虽然以读书为主，但大都也未曾废弃务农。大概做官是暂时的，而耕种才是常业吧？我家依城居住，而祖先大多有靠近城郭的田地，距离居所一里左右有一片田，四面都很低洼，只有中间高高隆起。附近的田每年都能收获两次，而这片田只能收获一次。我年轻时常说，海外自古没有高人胜士，所以那里没有可以赏心悦目、寄托心意的地方。读书修业之余，想找一处可以稍作游息的地方也找不到。当时就有心经营，只是力量达不到，而且也没有闲暇。服除太夫人的丧期后，我在家中无事，想要完成早年的志愿，便与我的兄长伯清先生商量。先生说：“何必到远处寻找，为什么不就在丹阳田上营建呢？”当天便绘图规划，把那片田分成三份，用其中一份建村庄，另外两份仍旧作为田地。于是雇工挖取另外两份田的土，用箩筐运来，夯实其中一份作为村基；四周长若干丈，分为若干亩。剩下的田于是都变得深洼，可以再次耕种，每年收获总数增加了若干。环绕村基挖沟引水，使水道迂回环绕。村基背后和两侧的边界筑成长垄，垄上叠石建成三座小山，山下有亭，四周种植野花。村前边界建成方塘，周长若干丈，塘心用石头砌成钓台，正对钓台的地方堆土成圆丘，命名为小鳌峰。村子四周都种芳香的竹子，并在其中杂种花果草木。小三山下环绕修筑围墙，里面建堂三间，两侧建厢房；前面建圆亭，亭前挖成九曲水渠，下面建月池。各处分别题名：堂叫瞻玉，旁边两室左边叫曝日，右边叫凉风，亭叫一噱，大概是摘取欧阳子《内制集序》中的话。其他如所谓小鳌峰，大概是仿照馆阁中的鳌石；所谓小三山，则又是仿照道家所说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正堂前面有门，题作小瀛洲；外面的门题作学士。庄园从村中小路开始，经过田间小道，有一座石门，名叫丹阳；仙境本来就是当地旧名。正堂建成后，我的兄长伯清邀请宾客前来庆贺落成。曾与宾客站在钓台上向四面眺望，整座城的景色都集中在这里。我家先人的房屋正在正南方。高大树木苍郁之间，华表和屋檐的尖角露出林梢，那是朝廷表彰先母守节不改的牌坊；我考中甲科、担任侍从官，有司为我表彰而立的绰楔，也在这里看得见。连同我家所有的建筑，如宝勑楼、可继堂、愿丰轩，都若隐若现地可以指认。稍向南再向东，就是郡城，城墙雉堞连接入云，楼阁高倚天空；街道纵横交错，屋瓦排列密集，市场人群杂沓，有的近，有的远，时断时续，时隐时现。这里大概是四州十邑的大都会。抬眼向东，不到半里左右，郁然有一片丛祠；祠庙两旁有居民房屋如鸟翼展开，极目所及，金碧辉煌，照耀林谷，那是佛教和道教两家所居的宫观。东北方近处，是州将操练军队的地方，每月大约在这里校阅三次；金鼓的声音可以听见，旗帜徽章的形制可以看见。这就是学士庄的近景。再登上小三山向四面远望，全郡的景色也无不尽收眼底。我们郡所谓的主山，是西石山；山势中间低、两旁高，很像马鞍，所以又以形状命名。追溯这座山的源头，起自海北徐闻的石门，山脉穿过海底向南延伸，正是苏子所说的地脉何曾断绝，横贯郡城西面，形势如奔马，是群山的脊梁。早晚的日光霞彩像涂抹金色、点染翠色一样，推开门便进入我的厅堂；山峰层列如屏障，仿佛就在几案之间。引颈向南，越过我居所约六七十里，云霄间隐约横着一道黛色山影，那是陶公山，是道家所谓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二十四处。天空空旷，烟云之外，有峰峦累累如串珠般排列在东北云海边际，那是七星璵；有林木茂盛、如层层翠色聚集在东南坡地之间的，是灵山。这两座山都有祠宇，有司按时祭祀。其他如苍屹山的幽雅、东石山的秀美、雷虎山的蹲伏之势、铜鼓和松林的渺远迷蒙，也随着阴晴变化而隐现，有时存在，有时消失，有时处在有无之间。水势较大的，有南渡江，源头发自五指山，经过临高、澄迈、定安三县的境地，绕过城南向东流去，又转向北方汇合各条溪流而入海，距离这里约半舍。许多船只在江中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来来往往的桅杆在江的尽头聚集，越过树林上方显露出来，数也数得清。我们郡以大海为边界，从这里向北到海路只有十里，所谓神应海口，就是港门，船桅聚集在那里，森然如竖立的竹子。在浩瀚渺茫的水面上，山峰断续如一条线，船只隐约如一片小芦苇。早晚蜃气凝结成楼台，峰峦呈现千姿万态，阳光照射其上，错杂如锦绣，光耀如珠玉，真是天下奇观。古人所说的奇绝，足以冠绝一生，确实不是虚言。这也是学士庄的远景。凡是我们全郡的人物、城邑居处的繁盛、山水登临的美景，都可以在这里一眼看尽。兄长伯清与宾客观赏完毕后，对我说：“这里不可没有一篇记，应当详细写下来，给后人看，使天下四方知道我们在穷荒绝岛之间也有这样奇伟秀美、绝伦的景色，难道不可以吗？”我想，中国处在天地之间，好像一只方舟漂浮在池沼中；我们郡以狭小的土地处在大海之外，又像在方舟旁漂浮着一只小勺，可说是小而又小了。

译如今皇帝把都城建在燕地，而我们郡处在越地最南端，哪里只是相距万里呢？我这个渺小浅薄的人，没有才华，没有德行，竟凭文章这种小技，逢上盛世，得以置身金马玉堂之间，侧身处在勾陈紫微宫之下，难道不是万幸中的万幸吗？虽然如此，出仕和退处都有适当的时机，进退也应当合乎礼法。如果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处，有进身的途径却没有退处的地方，拿这种态度来侍奉君主，便是昧于《大易》随时而行的道理，违犯孔子害怕失去官位的告诫，是绝对不可的。这就是我预先为归老作打算，并取用欧阳子所说的话来命名堂亭的原因，并不是敢于向众人夸耀，只是姑且用来记下自己的志向罢了。将来我上表请求辞官归养，如果天子幸而怜悯我的愚拙，按照安抚远方的礼制优待我，使我能够守住祖传的家业，实现当初的志愿，便与兄长优游从容地在这座庄园上养老，在这里烧粳米做饭，酿高粱酒来饮，又把这种生活推广到乡里的父老，让大家酒足饭饱之后，一起拍着肚子歌唱，叩头祝颂，或许可以报答圣恩的万分之一。不幸如果有一天我忽然先于朝露消逝，也要把这一切留给子孙，或许仍然能对他们有些益处。野花亭记 《礼记》说：“天地温和的气息，在东南方最为旺盛。”五岭地处中原的南面，而我们这一郡又位于五岭最南端的边远地区。上天明亮的阳光贯通四时，大地清明秀美的气息广泛凝聚于万物。因此，生长在这里的物类，形态奇瑰、色彩鲜艳，滋味甘美、气味芬芳，既独特又繁多。其他郡所有的东西，这里大多也有；而这里所有的东西，又有许多是其他郡所没有的。我从幼年稍稍懂得读书时，就有意研究物理之学，对于花卉也兼及考察。凡是典籍文字中记载名称的，我都到处向人家的园圃寻找，大多仍有这里所没有的，不过不多罢了。后来又在典籍文字之外发现了许多没有名称的东西，我想或许只是各地名称不同，其他地方也许有，只是尚未可知。等到游览郊野山泽，所见的就更多了，其中有些极其奇异秀美的，询问当地人，有的有名称，有的没有名称，远不止一类。我想，也许是我的游历还不够广，怎么知道其他地方没有同类的呢？后来我长大后渡海北行，经过高雷一带，到达羊城；于是溯浈溪而上，越过庾岭，沿章江而下，渡过大江，经过吴、楚、齐、鲁、宋、卫等地，抵达燕京。所到之处遇到博学雅正而又喜欢搜求事物的士大夫，常常向他们询问；他们所见的不过与这里相同的几种，其中典籍文字已经记载的，也有他们尚未辨识的，或者这边认为是某物、那边却认为不是，始终不知道究竟应如何确定。于是感叹说：花卉生长在中原，可以说是幸运了；然而人们尚且还有不能完全辨识的，何况不幸生长在偏远境外的地方呢？它们不被人知道，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即使有奇瑰的形态、华美艳丽的色彩、芬芳的气息，也没有办法显现于世间，只能自生自落在荒山野泽之间，与蓬蒿、榛荆为伍罢了，这是多么不幸啊！假使它们有一天真能被人发现，将它们带到北方，与其他地方所有的花卉比较，当然未必全都比不上，甚至有超过它们的，也未可知。然而那些生长在适宜地方的花卉，遇到了赏识它们的人，便把它们栽在庭阶前，培植在盆盎之中，用肥沃的土壤滋养，用清洁的水浇灌；担心它们柔弱，就用竹子扶持；害怕它们干燥，就用蓬草遮蔽；担心它们或许被外物碰伤，又用栏槛加以防护，早晚观看照料，希望它们长成开放。等到花期开放，便备办器具召集宾客来欣赏，分题作诗歌咏；歌咏还不足，有时又把它们描绘成图。若不幸被风雨摧残败坏，大家便一起为之叹息哀悼不止。像这样，难道那些花卉每一种都足以感动人吗？是因为它们处在适宜的地方啊。欧阳先生说过：“万物的幸运与不幸，只看它所处的环境罢了。”我和这些花生长在偏远的地方，亲眼见到的已经很多了，全都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它们的形态、色彩、香气，全都出自天然，从未借助丝毫人的力量，却尚且如此。假使它们能够进入人家的苑囿，置身于轩堂台阶之间，接受园丁的培育，又得到士大夫的赏识，恐怕将会与那些花争奇斗艳、竞相秀美，未必全都比不上它们。只是它们所处之地不合适，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每次见到它们都很怜惜，想着要把它们移植到家中的园圃里，依照它们的类别给它们命名，名称不够雅正的便替它改掉。这个愿望已经很久了。己丑年，我听到先母去世的消息，从禁林回乡；第二年到家，又过了一年才服丧期满，于是便同乡里的爱好此事者商量，在山野草泽之间遍处搜寻，遇到草木花卉，只要能够悦目、供人闻香的，全都移植到我的学士庄中。前后得到数百种，于是在其中建造一座亭子作为赏玩的地方，命名为“野花亭”。我的想法是，等它们培植繁茂之后，标明名称并绘成图，每一种各作一首诗来歌咏，使生长在我乡土上的草木，即使不幸不能得到中原士大夫的赏识，也能为我乡里的人所知，或许还可以因此传播到四方。可惜啊，移到新土中刚刚培植，气脉尚未接续，后来枯萎的几乎全部都有。我受到任期和公务的限制，于是北上，最终未能实现原来的志愿，又一次感叹这些花卉的不幸。虽然如此，我的头发已经斑白了，不久将上奏请求辞官；圣明的天子如果怜悯我年老，赐给我闲居休养的机会，我还应当完成平素的志愿，怎么知道它们最终不会获得幸运呢？早朝回来无事，坐在愿丰轩中，正值春雨初晴，草木竞相萌发，忽然触动了思念家园的情怀，便随手写下这些话寄托归乡之意，让子敦刻写后置于庄中，作为亭记，以表明我的志愿，给乡里人看。不过，这篇记难道只是为野花而作的吗？

译《可继堂记》可继堂，是琼台邱氏的正寝。堂以“可继”为名，是摘取先祖思贻公所题堂楣对句中的话。洪熙改元时，先祖以临邑医官任满考核，赴铨曹，留在京师。第二年，即宣德丁未年，先父学士公在家中去世，当时先祖五十九岁，长兄源甫九岁，濬七岁。第二年，先祖从京师回来，他祭奠学士公的文章中有“入门见棺”的话，听到的人无不悲伤。先祖一生只有一个儿子，上面没有伯叔，旁边没有兄弟，堂兄弟又都离得很远，也没有其他宗族，孤单地只剩下两个孙子。上面承担着宗族祭祀的重任，就像一根丝牵引千钧重物一样。乡里有人来慰问先祖年老丧子，先祖指着我们兄弟对他说：“我家先世世代代以积善相承，却还没有显达的人。如今不幸而处于孤立之境，但古人往往因孤立而大有显著成就，能够大为兴盛的，难道就在这两个孩子身上吗？”于是亲手写下两句：“可叹没有一个儿子足以供我养老，庆幸有一双孙子可以继承宗族命脉。”通家之子陈曦把它写下来，悬挂在寝堂的楣上。乡里人多称诵这两句。濬兄弟跟随老师到外面受业时，有一天先祖坐在堂上，兄长和濬都在旁侍奉。先祖对兄长源甫说：“你主持宗族祭祀，继承我的世业，隐居而做一名良医，用来救济乡里，就可以了。”又对濬说：“你建立门户，拓展我家的祖业，显达后做一名良相，用来救济天下，就可以了。”当时我们兄弟都孤幼愚钝，不明白先祖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从此也知道警惕自励、约束自己，不敢使它失坠。兄长十九岁，濬比兄长小三岁，先祖便去世了。当时是正统丙辰年。己未年，濬才补为郡学学生。甲子年，在乡试中取得首荐。己巳年，兄长被有关官府荐举，继承先祖的职务。濬考中甲戌年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授官编修，屡次升为侍讲学士、国子祭酒、礼部侍郎。癸卯年，承蒙天子推恩，追赠先祖为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从先祖去世到这时已经四十七年，从题写那两句话到这时则已五十七年了。这两句话，乡里的父老至今还能够像在昨天听到一样背诵。而这座堂也已经在倾圮之后重新修建了。濬兄弟牢记这些话，时时战战兢兢，从未稍稍放在心外。濬任官时曾请善于书写的人写下“可继堂”三个大字，带回乡里送给兄长，让他刻好放在堂楣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兄长曾命濬作记，濬接受了，却没有来得及完成。丙申年，不幸先兄也离开濬而到九泉之下去追随先祖，没有等到天恩降临。唉，令人痛惜啊！濬的鬓发也已经斑白了。长久在朝廷任官，请求辞职归养的愿望还没有实现。于是我叙述这座堂命名的意义，留给子敦以及侄子陶、融，让他们购买石头刻下文字，立在堂角，使后代子孙知道今天命名此堂的意义，并思考怎样使它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又为此说道：继承的意义大啊！上天若没有人来继承，便不能延续；父亲若没有儿子来继承，也不能延续。人能够继承上天的使命，这就是圣人，所谓继承天道、建立法则就是这样。儿子能够继承父亲的志向，这就是孝子，所谓继承父亲的志向、述行父亲的事业就是这样。然而，上天先有可以继承的道，然后圣人才能继承；父亲先有可以继承的事业，然后孝子才能继承。有上天而没有人，法则就不能建立；有父亲而没有儿子，世代就不能延续。这就是古代君子创立事业、留下传统时，必定建立可以继承的道路；而继承其后的人也必定持守、遵循、奉行它，不敢使其失坠，使可以继承的事业世世接续、不断延长。父亲在前面创立，儿子在后面继承，必须这样才可以；不这样就不可以。所谓“可”，是确确实实必须这样做的说法，不是仅仅说可以、却还没有做到完全的意思。这是我们先祖话语之外的含义，我谨慎地加以推广，用来告诉后代。做我子孙的人，要牢记我的话，或许也应当像我们兄弟牢记先祖的训诫那样。作为前辈，必须做那些可以让后代继承的事情，不可继承的事情就不要做；作为后代，必须继承那些可以继承的事业，凡是能够继承的，没有一样不去做。这样做，差不多才可以成为邱氏的孝子吧？否则就是辱没祖先、违背亲人，那种不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重编琼台稿》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稿》卷二十 明代邱濬撰写 传

译《夏忠靖公传》夏公名原吉，字维喆，他的祖先是会稽人，后来迁居饶州德兴。祖父希政，元代任湖广行省都事；父亲时敏，明朝初年任湘阴教谕，于是开始在这里安家。母亲曾梦见三闾大夫进入她的房屋，生下了夏公。夏公天生资质非凡，十三岁丧父，便立志求学，凭《诗经》考取乡荐，完成太学学业后，选入内廷书写制诰，升任户部主事，深受尚书郁新倚重。适逢大朝觐，执政大臣弹劾各司懈怠职事的人，有些得到宽免。郁新坚持请求不已，有一位刘郎中嫉妒夏公，便上奏说夏公指使郁新。太祖问郁新，郁新回答说：“臣愚昧，错误听信了堂后书算生的话，即使获罪万死也甘心。”皇上于是消解怒意，宽免了郁新，只把那些书算生逮捕入狱。刘郎中的计谋没有得逞，又以夏公专掌部务为由进言，皇上察觉他的奸诈，连刘郎中也杀了。任职三年期满，吏部引领夏公入殿觐见，夏公跪下当面陈述母亲年老，请求回乡省亲，并说：“臣离家很远，缺少仆从，请求放宽行程期限，并暂时借用在官府服役的卒吏随行。”皇上特别答应了他，人们认为这是特殊的恩典。当时夏公刚任部属官员，已经这样受到皇上的眷顾了。三十一年，升任本部右侍郎，奉命充任采访使，巡抚福建，不久又出任蕲州镇守。太宗皇帝即位主持大统后，召夏公回京，转任左侍郎，一个多月后升任本部尚书。皇上励精图治，凡是建文年间的教条政令需要更改的，都命夏公重新申明，共三十多件。第二年，苏州、松江各郡发生大水，夏公奉命前往治理，征发浙西数十万军民，疏通决开壅塞的水道。后来皇上命佥都御史俞士吉携《水利集》去赐给夏公，让他研究治理水患的方法。夏公于是召集一同办事的官员、河边的吏民以及所有熟悉水利的人，广泛搜求参考资料，重新上奏说：嘉定的刘家港直通大海，常熟的白茅港直入大江，都是大河水流迅急之处；应当疏浚吴淞江南北两岸的安亭等浦港，引导太湖各处的水流进入刘家港、白茅港，使其直接流入江海。又有松江的大黄浦，是通往吴淞的要道，如今下游壅塞，难以立即疏浚；旁边有范家浜通到南跄浦口，可以直达大海，应当疏浚使其加深加宽，上接大黄浦，以通达泖湖的水流，这就是《禹贡》所说三江入海的遗迹。等到水道开通后，再相度地势，各处设置石闸，按时启闭；每年水势枯落时，清理修筑圩岸，用来抵御暴涨的水流。这样，水利工程就可以成功，对百姓也便利。”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夏公一一照此实行，水患于是平息。又因为百姓长久劳苦而饥饿，夏公上奏请求发放粮仓中的三十多万石粮食赈济他们，亲自巡视督促，妥善分发，得以保全性命的人很多。永乐三年秋八月，皇上召他回京掌管部务。皇上对夏公说：“先前把部务交给郁新，而专门把浙西农务委托给你，希望内外都能办好。如今郁新去世，把部务交给你，你要尽心办事，不得懈怠。”夏公首先请求裁减冗余的俸禄和开支，以节省浮费；根据财物有无调剂收支；平衡赋役，以缓解百姓困苦。又说盐法关系边疆储备，不许权势显要以盐引开中，妨碍商贾经营；钱钞是国家用度的资财，不许富室垄断利益，阻碍贸易。直到禁止包揽、告诫侵吞欺诈、清理仓场、扩大屯田、平定物价等事项，他都请求制定确定的规章施行于天下。皇上嘉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当时建文年间废弛的局面刚刚过去，靖难之战才结束，府库空虚，没有积蓄。一时之间又赏赐功臣、赏给士卒、大规模分封亲王、增加武卫、增设各部门官员；还召集天下数百名儒生到馆阁编辑大典。不久，又派遣二十五名将军大举发动安南之役，派宦官建造巨舰，航行到西南大洋，以便与西南各番国交通。财物和费用以亿万计算，全都由户部供应。夏公日夜焦虑劳苦，经营筹措、修补维持，只怕违背皇上的意旨而耗尽百姓的财力。当时刚开始营建北京，从西南采伐宫殿木材，命夏公暂时负责督察。从南京到北京，皇上给他官校随行，察觉有怠慢职事的人便惩治。夏公立即张榜晓谕军民，使他们赶快办事；惩罚一个来警戒众人，人人都努力效命。事情办成而人心安定，行至德州时有诏书召回夏公，并对他说：“行走还是停留，你自己酌量，朕不替你决定。”永乐七年春二月，皇帝车驾巡幸北京，命夏公兼理行在礼部、都察院事务，随从一年多。皇上因为北方敌人侵犯边境，亲自率领六军出征。当时宣宗以皇太孙身份留守北京，命夏公辅导皇太孙，并兼理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务，各项事务都得到整顿办理，京师肃清。皇上回来后非常高兴，赐给夏公钞币、鞍马。冬十一月，皇帝车驾回到南京，因夏公随行劳苦，赐假十日。不久又命他辅佐皇太孙，遍行乡村以观察民俗，接着又命他到郊外检阅武事，以了解军务。夏公所到之处都根据事情进言效忠，颇有补益。九年秋九月，九年任期届满，皇上亲自在别殿设宴为他饯行，下诏褒奖，说他有如古代名臣般循良笃实，并赐给他祖父母诰封。十月，皇上认为《太祖实录》在建文年间编修时多有不实，永乐初年再次修订也仓促而不完备，便命史臣重新修订，命夏公与姚少师广孝共同监督编修。尚未完成，姚公去世，夏公独自主持此事，七年后才完成。永乐十一年春二月，夏公随从皇帝车驾巡幸北京。十六年，修纂天下郡志，命夏公负责提调。十八年，北京宫殿落成，皇上奉诏召皇太子、皇太孙从南京来。刚起程，夏公先行驰奏，皇上命东宫缓慢行进。夏公见到皇太子、皇太孙后，完整转述皇上的诏令，东宫说：“君父虽然有命令，臣子难道敢慢行吗？”夏公到达后入宫觐见，皇上问他为何来得这样快，夏公便把东宫的话全部回答了。皇上很高兴。夏公趁机说：“连年营造，百姓疲于转运，逃亡的人很多。如今宫殿已经建成，应当爱惜、休养民力。各处流徙的百姓，请全部赦免；新近恢复产业的人，请免除他们所欠的赋税。”皇上下诏施行。十九年夏天，三座宫殿发生火灾，夏公上疏极力进言，请求宽减民力，免除欠债，使民心喜悦，这样天意就可以转回。皇上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一年因灾异，群臣各自陈述在南方、北方建都的利弊不同，科道官于是攻击大臣，皇上命他们当面在朝廷辩论，亲自登午门楼观看，并秘密命宦官询问夏公谁是谁非。

译夏公说：“这是我们的罪过，科道官说得对。”皇上两方面都宽免了。有的人责怪夏公背弃了最初的主张，夏公说：“不是这样。天威严厉，我们这些人经历国事已久，即使言论有失，也幸亏皇上怜悯我们。若言官因此获罪，损失就不小了。”众人都叹服。冬十一月，皇上因为北方番部心怀二意，命夏公与尚书方宾、吕震、吴中等商议亲自出征。夏公等人认为应当暂且休养军民，还没有上奏，皇上单独召见方宾。方宾说：“如今粮食储备不足。”皇上便召夏公询问粮储多少，夏公回答：“只够将士使用罢了，不足以供应大军。”皇上立即命夏公前往查看开平的军粮储备。吴中入朝答对时，也与方宾意见相同。皇上大怒，急忙召夏公回来。方宾听说后害怕，自杀了。夏公到达后，皇上命人把他拘系在内官监，抄没他的家产，只得到皇上赏赐的钞一千多贯，其余全是布衣和瓦器罢了。第二年正月，皇帝车驾再次北征，出塞后没有遇到敌人，果然因为军饷不足而返回。又过了一年，皇上在榆木川去世，仁宗皇帝即位，当天便恢复夏公官职。夏公因母亲丧期尚未结束，推辞不受。仁宗劝他留下说：“国家不幸发生大事，正要依靠我们共同渡过艰难，怎么能立即离开？你说自己有丧，我难道没有丧吗？” “如果你辞职，朕也不应当留在这里。”夏公不敢再说什么。仁宗赐给他丧葬费用，派官员护送他的灵柩回乡办理安葬。宣宗以皇太孙身份登上东宫之位，加授夏公为太子少傅。当时吕震任太子少师，位次在夏公之下，于是又晋升夏公为少保，仍兼任原职，同时享受三份俸禄。夏公坚决推辞，皇上准许他辞去太子少傅的一份俸禄。当时大臣应当接受诰命，翰林院呈上草稿，皇上拿笔增加两句话：“不要说职位崇高便难以进入，不要因为有所顺从或违背而有所懈怠。”并且对学士杨士奇等人说：“这确实是朕的心意，是希望得到你们匡正辅弼的功劳。”接着召夏公等人到御座屏风前，赐给他一枚银章，章文是“绳愆纠缪”，并说：“朕如果有错误的举动，你立即详细上奏，用这枚印章来告诫朕，朕不难于采纳善言。”夏季四月，命他兼掌礼部事务，特赐象牙字印以便签押，印文是“正直”，这是用来表彰夏公的。又因为夏公有匡正辅弼的功劳，赐给他第二等宅第两处，一处在南京，一处在北京，田地五顷。仁宗去世时，夏公预先听闻顾命遗诏。当时宣宗作为皇太子在南京监国，遗命召他回京继位；那时又有汉庶人可能作乱的疑虑，朝廷内外人心汹汹，群臣想出城郊迎太后命令，只有夏公留下辅佐襄王，留守京师。辅政大臣在郊外拜见宣宗，宣宗首先问到夏公和蹇少师，众人都不能回答。夏公到达后，宣宗召见并安慰他说：“朕听太后说明了留下你的意思。你奉皇祖的命令辅佐朕多年，不是其他人可以相比的。你应当像侍奉皇祖那样侍奉朕。”赐给他宝带。宣宗继位后，因为夏公是旧日辅臣、可资倚重，更加看重他。宣德元年，汉庶人反叛，移文诬陷辅臣奸邪乱政，把夏公列为首要对象，大概是因为大臣中夏公最受历代圣主信任，所以指称他为发兵的借口。皇上夜里召夏公等入宫商议，夏公摘下帽子谢罪说：“臣没有才能，以致亲王发生变乱，罪当处死。”皇上说：“你为什么这样说？他不过是假借你的名义来兴兵罢了，祸福荣辱我同你一起承担。”命夏公坐下秘密商议，屏退左右，杨文敏公荣首先劝皇上亲自出征。皇上对此犹豫不决，回头看夏公，夏公说：“以往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不可再失策。我昨天看见命令将领时，他脸色变了；退下后告诉我们，还流了泪。在朝廷上尚且如此，他临事时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又说：“用兵贵在迅速，而且我们有出兵的理由，应当卷起铠甲、收束兵器前往，一战便平定他，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先夺取人的斗志。”杨荣说是，皇上的心意于是决定，立即亲自率领六军出征，日夜兼程前进。军队到达城下，汉庶人害怕，想投降，却还派人绕城辱骂夏公。罪人被擒后，皇上大加恩赏，赐给夏公三名守门者，扶持他出入朝廷。夏公坚决推辞说：“按照旧制，不是有军功的大臣不敢使用。”皇上说：“你辅导朕，忠诚勤劳，不是有功臣又是什么？”于是接受了赏赐。这一年夏公随从皇帝车驾巡边，回来后，皇上认为蹇公和夏公等四人年事已高，不愿再让他们劳神于各部门政务，便下诏对夏公说：“你们侍奉祖宗，积累了勤劳忠诚的功绩；自朕继承大统以来，更加依赖你们赞助辅弼，早晚都记挂在心，谋求善始善终。只是你们年纪已高，还要主管繁重的部门政务，既是优待老臣、礼遇贤者，也不合适；何况师保职务重大，辅佐照明才是职责，不必再劳烦于众多政务，才符合朕对你们的倚重，可以停止部门事务，早晚陪在朕的左右。”君臣共同讨论治国至理，共同使国家安宁。夏公专心致志，审慎思考，更加提出好的谋略，以符合朕倚重眷顾老成之臣的心意。接着又赐给他一枚银章，章文是“含弘贞静”，用来褒奖夏公的德量。宣德五年春，两朝实录修成，皇上在中府赐宴。第二天早晨入宫谢恩，退下后忽然得病，便命家人准备热水沐浴，整理衣襟端正坐好，召来弟弟和儿子告诫说：“我不过是一个书生，侥幸居于重要职位，惭愧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国家。”说完便去世了。当时是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五岁。此前两天，有星星坠落在庭院西南角，光芒照亮地面，持续了很久。皇上听到讣告后震惊悲悼，命有关部门制作棺材、赐给丧葬费用并营办安葬，派礼部尚书胡濙前往祭告，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师，谥号忠靖。授予他的儿子夏瑄尚宝司司丞之职，并恢复其家族的待遇。从公侯贵戚，下至郎官、曹官、将领和校尉，全都前往祭奠吊唁；卫卒和京城百姓也为之流泪。夏公天性至孝，年少时父亲去世，母亲太夫人守节。夏公服完父丧，便出外教授乡里私塾，取得束脩来供养母亲。后来进入朝廷官籍，每次出门都必定问候母亲起居。夏公退朝后，如果没有宾客，便不离开母亲身边。他友爱各位弟弟，其中一个弟弟喜欢酗酒，夏公打破了他的酿酒器具，家人跑来报告，夏公笑着说：“弟弟又醉了吗？”他把两份俸禄留在南京，供弟弟使用，丝毫不计较。平生与人和物都没有冲突，接受别人的恩惠，即使很小也必定报答。年轻时曾受到县学教谕史九韶的知遇，显贵之后仍像从前一样礼待他，经常分出俸禄来救济他的困乏。他同人交往时忘掉权势和身份的差别，亲厚的亲友无论贫富都共同周济。胡祭酒租房居住，夏公得到赐宅后，便把自己原来居住的房子让给他。胡祭酒辞官离去时，夏公又把房子卖掉作为他的路费。谷庶人封国在乡郡，因有叛逆谋划被蜀王揭发，皇上怀疑郡中有人参与，夏公请求用全家百口担保他们，最终免予追究。

译郭尚书出使乐安州，被同事诬陷，夏公竭力为他申辩解救，于是得以免罪。其他如宽免各城的妖党、解除袁忠彻的危难疑嫌、不计较吕宗伯过去的怨恨，这些都是世人所说的暗中积德、宽宏大量。夏公内心没有亲疏取舍，浑厚平和，丝毫不显露棱角。小人有冒犯、亏待他的地方，他也放在一边不予追问。夏公平日无事时，坦荡自在。一旦遇到事情，便明敏振作；曾奉命兼理各司政务，官府文书堆满面前，他迎面接见便立即处理，辨明根由、调适节制，各得其宜。谋划功业、计较利害时，只怕有所弊病，常说：“不能让后人难以继承，也不能伤害我们的百姓。”他掌管国家财计的时间最长，凡是所制定的制度和规划，都明白开闭、收敛和散发的原则，分科分类、分户区别，有条理又有要领，每一项都可以成为后世的准则。他历事四位圣主，随事进献忠言，凡是坚持的主张，必定归于仁厚、保存民生。天下人大体上都暗中受到他的恩惠。当时的大臣中，与夏公功劳相同、同心一体的，只有蹇忠定公，时人把蹇、夏并称。然而蹇公只是以政事才能著称于当时，而夏公还兼有文学上的声誉。自开国以来，三次大的编纂修撰，都由夏公监督修成。他著有文集若干部，流传于世。评论说：上天开创一个朝代长期兴盛的治理局面，必定是因为开创者有足以为祖的功业，而继承世代又有足以为宗的德行。功业建立了，德行修养了；然而如果没有得到股肱心腹之臣，在其中辅佐、补救、弥合，又怎么能够巩固根基、成就治理，并使国运长久延续呢？夏公刚开始做官时，就得到太祖皇帝的知遇。等到太宗即位主持大统，首先破格提拔他；后来侍奉仁宗、宣宗两朝，前后四十多年，专门掌管国家财计。期间虽然有时兼任其他官职，分别处理不同事务，总理各部门事务，参与机密政务，却没有一天离开计相的职责。唉！《大学》所说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要领，专切地说就在于管理财用、任用人才。治理之道虽然有许多方面，圣门师徒传授的内容也没有涉及这一点，却唯独把理财同用人并列，实在是因为任用人才是治理国家最优先的事情。财用充足以后，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办成的了。历代圣主任用夏公的用意，大概是从孔子、曾子的传授中有所领会吧？古人评论大臣，把德量、气节、学术、才能四项并提，认为不能兼备这些方面，就不足以承担辅弼的职责。看夏公掌管国家财计，在内乱刚刚平定、事务纷繁复杂的时期，使国家没有财用匮乏的忧虑，百姓享受太平的福泽；如果不是学术明达、才能优长的人，能够做到这样吗？何况当时大臣中被称为有德量的，以夏公为第一。夏公难道不是无愧于古人所说的大臣吗！

译《余肃敏公传》余公姓余，名子俊，字士英，是眉州青神人。他的祖先是郢州京山人，元朝末年进入蜀地。父亲祥，任户部郎中。余公十岁时父亲去世，自幼便有远大志向，远远不同于普通孩子，见到他的人都认为他非同寻常。稍长以后，跟随吴廉宪中学习《诗经》。景泰辛未年考中进士，授户部江西司主事，升任福建司员外郎。在部属官员中，他独自表现得聪敏精干、严谨勤勉。曾有两家权势人家争夺田地，长久不能判决，户部发文让余公审理。那块地的地名恰好与争地一方的姓氏相同，对方就坚持说是本家的祖产。余公说：“既然这样，那么张家湾难道全都是张家的产业吗？”最终为另一方断明了是非。一时之间，他善于处理事务的名声传遍上下，部中遇到难以处理的事情，总是交给余公。天顺庚辰年，出任西安府知府。府城居于边地，府下公务纷繁，诉讼文书杂乱，三边事务都汇集于此，而使者车辆来往没有一天空闲。余公处理起来却从容自如。在任六年，治理政绩居关中七府之首，皇上赐玺书表彰他的特殊才能。丙戌年，升任陕西右参政，督办三边军饷。第二年，升为右布政使。当时发生满四之变，用兵所需都由有关部门供应，余公在军中督促属下赶办，没有任何废缺；这次战事中，余公筹划安排所起的作用很多。庚寅年，调任浙江左布政使。关中军民惶恐不安、无所依归，依赖余公的才能；过了六个月，西夏一带出现警报，朝廷议论认为余公在陕西任职已久，百姓和各族都信服他，没有谁比他更适合任用，于是任命余公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当时北方敌人进入黄河河套，长期驻扎不出，朝廷屡次派遣文武重臣总制各路军马来防备。余公上疏说：“陕西有三边，即延庆、宁夏、甘肃三边；三边之中，延庆距离内地较近。明朝初年，北方敌人远远逃到黄河以外，到正统初年才渡过黄河来侵犯。靠近边境的人开始建议在沿边设置界石，东西绵延二千里，并在界石外开辟榆林一带，修建营堡，后来逐渐增加到二十四处，延伸一千二百里，屯驻军队、积储粮食，以扼守敌人入侵的道路。又在营堡外三十里修筑墩台，用来瞭望敌人；敌人进入境内，便举烟报警。凭借这些措施，边境长久安宁。天顺以来，敌人知道我东西各边都凭险据守，难以窥伺，只有延庆一带地势没有险阻，可以驰马突入，于是屡次侵犯边境，掠走边民作为向导，逐渐知道河套所在，便进入其中驻扎，以等待时机变化。从此敌人反而居于内地，而我们列营驻守，反在敌人的外围；敌人一旦进入其中，我们便不能把它赶出，于是只好派将领、聚集军队来防备它。估计近来用兵所耗费的草料、粮食和银钞，以万万计算；如今仍驻扎着重兵，还看不到安宁停息的迹象，将来的供应更是难以计算。臣愚见，不如在沿边一带墩台空缺的地方修筑边墙，增加设置堡寨，虽然不能算天然险要，毕竟也可以有所凭据。况且旧界石一带多是高山陡崖，间有川口，也有一定限度。请下诏让沿边各府领辖的戍卒，以及命附近布政司征调民夫，交给臣统领；依照山形、顺应地势，有的铲削，有的垒筑，开挖壕堑，延伸连接起来，作为边墙。仍请下诏命参将、副将、游击等官领兵在界石外扎营架炮，作为防卫屏障。”此事交给各守将商议，他们认为敌人还没有出河套，不能开始兴工；等敌人出河套后，便从东面的清水营紫城砦起，向西到宁夏花马池，延伸将近二千里。每隔二三里设置一座对角敌台和崖砦，在空缺处修筑三横一斜的堵墙，形如新月，用来侦察敌情、躲避箭矢。共修堡十二座、崖砦八百一十九座、小墩七十八座、大墩十五座。两个月之间，工程便告完成。从此以后，外来敌寇稀少了。起初榆林设置戍所，始于正统年间，每年调遣延安、绥德、庆阳三卫的官军分批戍守，又用河南、陕西右卫的客兵轮班上来协助，当时还没有设置卫所。成化初年，议论者曾请求在榆林堡设置卫所，但尚未办成。到这时，余公才请求把往年陕西右卫清理出的、年代久远而身份不明的军籍人员，以及因犯罪被发配到南方戍守者的子孙，免除他们远方戍守的差役，就近编入军伍，以充实榆林。又扩建城池，比旧城更加宽广。军中的各种器用，全都一一备办，大多用铜铁铸造，并铸刻年月款识。又选取军中子弟中聪俊秀异的作为弟子员，上奏请求建立学校、设置教师来教育他们。榆林当地没有种植园圃的习惯，余公从远方寻求种子，教百姓种植，从此蔬菜水果和内地相同。又在界石外开辟土地作为屯田，给军民耕种，获得粮食十多万石，用来补助军费。从此榆林成为重镇，与宁夏、甘肃鼎足而立。敌人后来经过城下，必定咬着手指相互观望，不敢鸣镝。此前癸巳年，余公因功升为左副都御史。第二年又升为右都御史，仍镇守延绥。余公在延绥前后六年。评论者说，榆林这个镇，明朝初年还没有，到了正统年间才开始设置，但都只是草创而不完备；从那以后，镇守巡抚的官员不止一人，直到余公任职之后，防守御敌的设施才大体完备。丙申年，以原官调镇关中，朝廷下诏命他商议平息盗贼、安定百姓的策略，以及选拔将领、整饬军队的方法。余公于是分条上奏七项事务：一是保卫国家的计策，二是保护百姓的计策，三是平息盗贼的计策，四是安定百姓的计策，五是选拔将领的计策，六是守卫险隘的计策，七是妥善善后的计策。他所提出的各项措施，都是关中军民最切要、最急迫的事务；过去没有实行的，其中大部分都被采纳，施行至今，人们都认为便利。这年秋天入朝议事，上奏请求免除岷州、河州、洮州三卫中被派往南方戍守的一万多名军民，调换南北之间轮番戍守的六千多人，并就近分别戍守固原的胡卢峡和魏王城，设置平虏镇，由戍守的二千户所统领。回到镇所后，岷州四簇生羌作乱，余公调兵平定，俘获首级四百。岷地险要，自明朝初年指挥马琬深入其地，到这时又在余公任内再次出现这样的威势，羌人远远逃走，相互告诫说：“马帅又来了，发誓不敢再反叛。”事情被听闻后，皇上赐诏书嘉奖鼓励。北方敌人也慑于他的威名，西部戍军遭遇挫败后，朝廷又因他的功劳而加以褒奖。起初余公在西安时，苦于城中水多而且苦咸，百姓以此为患。宋代曾向东引龙首渠水入城，便利百姓取水，后来渠道淤塞。成化二年，又向西引潏河水，从丈八头开始修筑石闸，用来启闭调节；放水分成两股，流到西门十五里处，贯穿城中以满足百姓用水，其余的水排出城外。积水淤滞日益增多，几乎与城基相平，将要毁坏城池。

译余公有意修治它，却没有完成。到这时才商议，仍像丈八头那样开挖新渠泄出余水，经过汉代故城流到渭水，以免除公私方面的祸患，人们至今仍认为便利，称为“余公渠”。泾阳县过去有洪口堰，山高水低，不利于灌溉，余公于是拿出公款，责成强干的官吏凿山开路，灌溉田地千顷，至今仍长久成为秦地百姓的利益，经过那里的人都思念他。丁酉年，召入朝廷，授任兵部尚书，论定他过去的功劳，加给一品俸禄。过了一年，加授太子太保，赐给金玛瑙带和一袭织金麒麟衣。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朝廷立即通过驿站召他改任户部尚书。癸卯年秋天，大同有警报，众人共同议论边防长期松弛，除了余公没有人能够振作整顿，于是命余公节制沿边各项军事。余公请求派数万士兵分别驻守瓦剌入侵的要路，守将都服从他的威望，军纪焕然一新，瓦剌听说后便退走。不久召他回京。甲辰年，因星象变异上奏，主要意思是希望朝廷节省财用，不要把钱财浪费在土木工程和祈祷上；重视盐法，不要凭虚报实数制造羡余来赏赐权贵；禁止侵夺民利，不许贵幸索取闲置田地；罢免宦官，让他们回去供宫中差役，不要干预外朝事务。这些都是常人难以说出口的话，当时舆论对此感到痛快。三月，皇上认为大同、宣府是国家的屏障，虽然设有镇守、巡抚等官员，却不足以倚靠。经过兵乱和灾荒以后，两地疲敝到了极点，必须任用重臣，或许才能有所挽救。于是下令公总督大同、宣府两处军务，总兵以下的官员全都听从他的节制。公当天出居庸关，经过宣府，到了云中，便上疏说：“大同、宣府的军民疲敝，确实如圣上所说。但办事必须先处理最紧急的事情，今天最急需办理的，没有比修筑边墙更紧迫的了。臣过去在延绥修筑边墙，已经取得成效，请求把这种方法推广实行。”宣府、大同以及偏头关，从东到西一千三百二十里，共有墩台六百一十座。现在旧墩台尚存一百七十座，计划新筑四百四十座。每二里设一座墩台，高三丈，宽也如此，两个对角各建一座悬楼。墩台内部开挖壕堑，宽一丈五尺，深为宽度的五分之三。计算使用五百名工匠，十天可以建成一座。按一万人做十天计算，可以建成二十座；一个月可以建成六十座；两个月可以建成一百二十座。每座派十人防守，不仅可以用来瞭望，也可以从四面攻击敌人，使敌人不敢越过。每年夏季四月、秋季八月开工，遇到警报就停工，事情平息后再继续，暂时借用军民的力量。” 虽然说这样会劳累扰民，但一旦建成，每年可以节省边防费用万万。命令下达后，便按照公所奏请的办法实行。后来宣府守将不遵守约束，公上奏弹劾他。嫉妒公的人便乘机编造流言。不久，公改任左都御史，专门镇守大同。嫉妒他的人搜集公办事的细节，朝廷命工部杜侍郎和科道官前往查办。案卷清楚明白，没有任何徇私，于是此事才停止。公被罢去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的身份退休，居家还不到一年，又起用公掌管兵政。等到任所后，他多次上疏以疾病请求退休，都没有获准，原先兼任的官职也全部恢复。不到两个月，宪宗皇帝驾崩，今上继承帝位。公多次以疾病请求离职，皇上不准。病情已经非常危急，仍命他卧床处理部中事务。当时楚、蜀发生大灾荒，公担心会发生变故，仍勉强带病起草奏疏，请求派遣将领镇压，以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奏疏封好进呈后，皇上多次询问左右，奏章是否发出，却没有人回答“是”或“不是”；公于是侧身面向宫内而死。当时是己酉年二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一岁。皇上震惊悲悼，停止朝会一天，派官员安葬并祭奠，追赠光禄大夫、太保，赐谥号“肃敏”。公沉着稳重而少言，外表似乎和缓，内心其实严厉刚毅。自从任部属官时起，办事件件认真，遇到一件不妥当的事，总是深思熟虑、慎重处理，常常通宵达旦。有时面对客人仍然沉思不止，有人问他，他就说：“不过是官署中一两件事情，恐怕处理得不妥当罢了。”凡是奏疏、公文，他一定亲自起草，每夜直到二更才睡，即使生病也是如此。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放在心上，尤其注意国家的财政和边防事务。他一生做官，除了在朝廷任职以外，都在西北两处边疆，其中在关中尤其长久，所以对榆林的事情最为熟悉。他的功劳尤其大而且明白显著、人人都看得到的，就是修筑边墙这件事。后来又因为大同、宣府紧邻京师，仿照已经实行的方法修筑边墙，最终却被嫉妒他的人阻挠，没能完成。评论者说，他规划工程已经有了次序，即使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但只完成十分之四五，也能享受到十分之四五的利益，难道不仍然胜过完全废弃吗？评论说：古人称儒臣守边的，首先称道韩、范二人。然而这两位的事迹记载在史传中的，大多是议论，真正明确见于实际行动、并有实在功绩留给后世的，也并不多见。如今余公建立功业的地方，在延绥、环庆之间，正是韩、范二人的旧有辖地。至于修筑榆林边墙，延伸二千多里，敌人远远望见便离去，边民安闲游乐，已经二十多年了。假使继任公的人都能体察公的心意，接着修缮，使边墙不至于废坏，那么公留给后世的功劳，难道会低于韩、范二人吗？上天对于边塞，本来就用山川加以限制；山川不足，就用人的力量来补足。利用险要关塞的缺口，顺应地形的便利，来扼制异族冲撞的要道，似乎并不过分。因此秦人修筑长城，如果不是不顾实际、不能量力而行、不怜恤百姓，那就是正确的。难道能因为噎住过一次，就废弃吃饭吗？北魏的高闾也曾提出过这个建议，却没有能够实行。而公却实行了，而且已经见到成效。有人不废弃他此前的功绩，却反而预先料想以后会有弊端，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嫉妒他，也不只是专门针对公本人。当公提出建议时，曾说：凡是办事，都必须亲自看到、亲自经历，似乎能够长久实行的，才开始去做。我当然知道公不是草率而随意妄为的人。修筑边墙，能不能完成本来不足以令人惋惜，所可惜的是民间财力；民间财力还不是最可惜的，所可惜的是国家的财政计划。唉！为了满足一己私怨而痛快，却忘记国家大计，这种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译《金侍郎传》公名绅，字缙卿，他的祖先是钱塘人。洪武初年，因为以闾里富户的身份充实京师，后来便成为金陵人。父亲金润，号静虚，博学高雅，喜好古代事物，擅长诗歌和绘画，为当时同辈所推重。公生来聪颖敏捷，读书几遍就能背诵。刚到成童之年，便跟随石首的汪弘初学习进士学业。二十岁时，凭尚书蔡氏所传的学业取得京闱荐举。第二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适逢诏令修纂天下地理志，公充任纂修官。书成后，赐名《寰宇通志》，并赐白金和彩绮。随即授任刑科给事中。第二年英宗复辟，为惩罚景泰年间的旧事，多次召见言官，当面授予姓名，令他们举发弹劾，公也在其中。有时赐他们饮食，英宗还曾告谕内阁学士李贤，命吏部不要把他们补任外官。一天下午，忽然有诏令言官弹劾违法的大臣，事情出得仓促，公提笔立即写成弹劾奏文，文辞和道理都很周全。第二天将在朝廷上奏劾，听到的人都惊异佩服。今上继位后，公升任本科都给事中，首先率领六科上疏弹劾锦衣卫指挥门达窃弄威权、滥施恩威。门达被定罪，贬谪戍守边地，天下人都为之称快。起初，门达以都指挥的身份掌管锦衣卫诏狱，当时有个叫逯杲的人专门窥伺百官的过失，每次都搜集门达的短处，门达非常害怕，不敢肆意妄为。等到逯杲被害后，门达专门任用谢通，把他当作心腹，对逯杲所做的一切都反其道而行，每件事都以忠厚为务，当时舆论一致归附于他。谢通死后，门达专听同僚吕贵的话，把右武作为要务，开始任性地张扬威势，大肆罗织罪名，派遣校尉遍行各郡县侦缉访察，凡有犯事的人，便派官属拘捕；所到之处，贿赂财物狼藉，天下骚动不安。李学士曾对此提出意见，门达怀恨在心，多次想加以陷害，幸赖先帝仁慈英明才作罢。到了这时，来申诉冤屈的人纷纷而至，公当时掌管刑科，奋然对同僚说：“这是天下的大蛀虫，言官的责任就在这里。对此都不说话，还要六科做什么？”随即挽起衣袖起草奏疏，在朝廷上弹劾他。当时是天顺甲申年。不久，公又陈述时政八件事，皇上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下诏说：“前三件由朕亲自实行，后五件交给有关部门集合议论。前三件是：保持恒心长久不变、勤于接见臣下、采纳忠言。这三条都是当时的紧要事务，而勤于接见尤其切中要害。因为自祖宗以来，每逢闲暇之时，执政大臣以及左右近侍常常都能得到召见；自先帝以幼年继承帝位后，这项礼制就废止了，因而沿袭成了旧例，所以公提到了这件事。” 丙戌年，漕河淤塞不通，京师米价飞涨，沿河盗贼兴起，公建议派遣御史和将帅大臣缉捕，于是局势得以安定。这一年，公升任南京大理寺少卿。当时公年纪刚过三十，属官中精通法律的人心想，公对法律或许还有不熟悉之处，姑且拿疑难案件来试他。公剖析裁决，没有任何滞碍，即使那些精通法律的老手也比不上他，于是都非常敬佩。公尤其留心审理狱讼，常说：“案件关系到人的生死。在刑杖之下，还有什么口供得不到？那些人在司法机关不能伸张自己，却来求我伸冤；我又不替他们办理，还要大理寺做什么？”所以凡是经过公公平审判决的案件，往往没有异议。公在大理寺九年如一日，任期届满后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每月亲自巡视监狱两次，常常告诫属官，不得在法律之外施加刑罚。按照旧例，霜降以后，皇帝防备大臣审录重囚，必须先召集所属郎署，反复详细审查；有值得怜悯或可疑的，必须逐项记录。到了规定日期，公当众说：“某件事有疑点，某种情形值得怜悯。”因而获救的囚犯很多。戊戌年，江西遭受荒歉，皇上特意简拔公前往巡视，准许他便宜行事。公委托布政司、按察司两司制定计划、作出安排，使他们分别到所属地区，督促责成属官，劝导百姓兴办生产、开仓赈济；而自己则居住在巡抚衙门的行台，不轻易行动，因为他专程前往一方，如果其他地方发生事情，便来不及救济。凡是可以宽减民力、充裕民众粮食、节省财用、消除盗贼的事情，他无不尽心去做。在江西将近两年，凡是筹措到的白金，按两计算共有十七万；米谷按石计算将近二十万；救活的军民按人数计算，不下于一百六七十万。江西十三郡的百姓，都依靠公而获得安定。庚子年回任，第二年壬寅六月辛酉日，偶然得病，过了六天丙辰日去世，享年四十九岁。公性情简静，谨慎交游，而且在故乡任官，所以旧交中有因私事来拜访的，他总是拒绝。来访者起初虽然不高兴，最终没有不信服他的公正。公侍奉静虚翁居家将近二十年，从不因为公务而废弃在家尽孝奉养，时人都以此为荣。他一生俭朴节约，没有任何嗜好，唯独喜欢积聚书籍，号为“心雪”。著有《心雪稿》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儿子三人：长子麒寿，庚子年贡士；次子麒永、麒宁。评论说：公生长于京师，有静虚翁这样的父亲，刚到弱冠之年便考中甲第，选入中秘。刚读到人间尚未流传的书，就奉命编纂地理志。书成后授官近侍，升任大理寺副职，接着任两任刑部官员，直到去世。又有安葬、祭奠的恩典，年纪虽然只到了艾服之年，但世间百年也未必能得到的东西，他全都得到了。唉！这固然是他家世代积累的家教、学问和操守的功劳，难道也与他恰逢其时有关吗？同年考中进士的有三百五十人，选入中秘读书的有二十一人，公的年纪最小而最早发达。门达最早做官，却没有离开家乡，父母都在，兄弟没有灾祸；一旦列入仕籍，就走上通达的仕途，从未有一天困顿失意；又推恩追封他的祖父，荫及他的儿子，而长子又凭世袭的家业进入天府任职。公任官二十九年，共升迁五次，官阶所到之处都有声望，别人也没有异议。公的死可以说没有遗憾了；年寿虽然不算很长，但他的名声留在天地之间，显赫地长存而不朽。

译《毛宗吉传》毛君名吉，字宗吉，是余姚人。性情刚直，尤其痛恨邪恶。他在县学读书时，看见乡里显贵的官员回乡，有的倚仗权势欺凌乡里，而对郡中的长官却低声下气地迎合讨好，便总是严正地把不满表现在脸上说：“我如果得志，绝不这样做。”甲子年考中乡试，两次参加礼部会试都列乙科，不屑于接受。甲戌年考中进士，授任刑部广东清吏司主事。按旧例，十三个清吏司分别审理在京各衙门的刑狱；广东司负责锦衣卫卫卒侦察百官隐秘之事，搜集到片言只字便上报，不再核查真假，往往直接定罪。公卿大臣都战战兢兢地奉承他们，格外谨慎；他们公开接受请托，没有人敢违抗，甚至有人因罪被逮捕，司法部门也不再施加杖刑。君在清吏司任职时，凡有被逮捕送来的人，一律依法惩处，完全不顾忌。那些人甚至用俗语给他取外号叫“毛葛刺”。当时掌管卫所的人依仗宠幸，大肆罗织罪名，气焰逼人；百官在路上遇到他，都争相躲避，唯恐落后。君遇见他，却独自举起一只手中的马鞭，那人惊愕地回头对左右说：“这不是刑部的毛葛刺吗？”因此更加怀恨。其党徒用尽各种办法寻找君的过失，最终也没有找到。恰逢君偶然因病误了上朝，朝廷命锦衣卫审讯他。那人的党徒跑去报告首领说：“毛葛刺来了。”于是预先挑选强悍残忍的士卒，拿着大棍等待君。君到后，只打了四肢和五处骨头，便已经见伤。众人以为君必死，恰好有个僧人也被关押在那里，看见君伤势严重却面无悲色，苦苦替他申诉，于是君得以不死。后来按众人旧例恢复官职，大家都说：“毛葛刺从此一定受了惩罚而改变操守了。”等到他到任，执法反而更加严厉。不久升任广东按察司佥事。当时广州城以西，流窜的盗贼几乎杀掠尽了居民；城东幸而无事，但豪强大族横行霸道、吞并土地，积久成习。君分巡惠州、潮州，首先了解到这些弊端，严厉惩治，豪强才收敛踪迹。等到他任期届满、应当交代两郡事务时，百姓到巡抚大臣处请求再借用君一年，于是又发檄令让他前往。此前，程乡百姓罗刘宁作乱，官军平定了他；他的同党杨辉逃到赣州安远，招集残余势力，在闽、广、江西交界处大肆抢掠。当时官军都被征调到广西，君不得已招抚他们，杨辉等接受命令重新从事生产。等君回到巡抚衙门，杨辉等又像从前一样起来抢掠。君再次到任时，贼势更加壮大；杨辉占据上下宝龙峒，他的同党曾玉占据石坑峒，谢莹占据龙归峒，攻破江西安远、福建上杭两县，远近都骚动不安。探子报告说，盗贼约定十一月二十二日进攻程乡县城。君说：“盗贼势力已经强大，与其临时抵抗，不如事先制服他们。”于是命县令和县中官吏秘密召集民壮，又召集附近官军，总共只有七百人。当天加倍赶路行军三百里，到了赤朱坑。第二天又走三十里，到了石坑峒。几个盗贼背着米走出山洞，众人想奋力攻击他们。君说：“放过他们，不要惊动盗贼大队。”不一会儿，盗贼知道官军到来，便率三千人列阵于山下。盗贼多而我军少，士卒露出畏惧之色。君亲自披挂铠甲，督促作战。于是士卒争相奋勇，从辰时到午时交战数十回合，盗贼终于败逃。生擒曾玉及其同党二十多人，斩首三百多级。乘胜攻破龙归峒，俘获谢莹。第二天，又直捣下宝龙峒的杨辉。盗贼列阵在石崖上，我军列阵在水中，双方相持固守。君认为这样交战地势不利，立即分兵绕到敌人后方，盗贼无法预料，于是惊慌溃败。前后擒获、斩杀一千四百多人，其余党徒全部平定。这一战，我军没有损失一人；犒赏所需的粮饷都由临时调度取得，不取自官府，也不向百姓征敛。又缴获白金三千多两，全都送交官府。巡抚大臣把他的功劳上报朝廷，尚未得到答复，君又应当分巡雷州、廉州、高州三郡。百姓被盗贼杀害、掳掠的十有七八，道路荒芜堵塞，数百里之间看不到炊烟。君牵着马缰四处察看，慨然把削平盗贼、保卫边防作为自己的责任。到达辖区后，城门白天也关闭，郡守还鞭打拘禁城中残存的百姓，不停追征赋税。君到任后，首先命令停止这些行为，百姓如同获得新生。分守都指挥等官员登城据守、拥兵自保，盗贼有十几人，也有三五十人，驱赶胁迫成百上千的子女经过城下，他们却不肯出动一名骑兵、不发一支箭，有时甚至宴饮高歌，仿佛完全没有听见。官吏百姓把盗贼的情况报告给他们，他们却总是施加杖刑；有从盗贼中逃回来的人，便诬陷他与盗贼勾结，杖打致死。从此百姓进退失据，再没有活路。君到任后，叹息说：“这一带的百姓究竟有什么罪过呢？”这虽然是一时守将的责任，也同样是督责他们的人造成的过错。当时雷州海康知县王麒独自奋勇任事、不顾个人安危，受到众人嫉恨，君却独自奖赏鼓励他。恰好报告说盗贼到了大体等村，君当时在雷州，便发文命都指挥出兵攻击，然而都指挥畏缩不敢出兵。君又以大义激励他，他仍不听从。君于是督促王麒率领民壮，亲自到盗贼所在之处，战胜了他们，斩首数百级，夺回被掳的人畜无数。盗贼分成三支侵犯吴川县，君侦察得知其中一支靠近河道，便命王麒乘小船出其不意地袭击，全部击破，取得斩首、俘获六十多人的战果；另外两支听到消息后逃走。从此君所辖地区稍稍安宁。君将平定盗贼的方略上报。皇上大加赞许他的劳绩，亲自批示升任君为本司副使，又下诏书嘉奖慰劳，把一方边防事务交给他。王麒也升任本府通判。诏书到达后，君更加感激，想着报答皇恩。乙酉年春正月，盗贼向东从惠州河源出动，转而抢掠韶州翁源，君率官军二千人兼程追赶，斩获一百多级，盗贼于是向西逃去。三月，新兴县防务告急，君率都指挥焦用、指挥孙壁等官军三千人到达新兴县，又得到主动效力的百姓将近一万人。第二天行军到大磴，与盗贼相遇并击败他们，斩获二十多级；乘胜追到云岫山，距离盗营十多里，当时已经二更。君召集各位将领说：“盗营后面是山林，前面是田野，左右都是山岭；如果他们失败，一定会逃进后山。你们明天分成两哨，进入并占据后山；我率精锐冲击其中，你们两哨从左右合击他们，盗贼就可以全部消灭。”约定鸡鸣时做饭，黎明进兵。这一夜没有星月，结果延误了约定时间，不得已三哨一齐进攻。盗贼果然败逃，丢弃营寨，带着妻子儿女上山。

译君命令潘百户率领一千名精壮士卒占据盗营。盗贼遗留下许多财物，军士争相抢取；盗贼占据高处，军士中有人争夺财物，于是带着人群冲下来，刺杀了潘百户。军士们也都从营门拥出，盗贼从后面追赶他们，和右哨指挥阎华相遇，阎华奋力战斗了很久。君命令某人前往救援，某人接受命令却没有前去；阎华的战马跌倒，也被盗贼刺杀，各哨于是奔逃溃散。君勒住马，手持大刀高呼：“站住！站住！”众人已经溃散，势不可复。君的属吏廖振等劝他应当暂且随众躲避，以图再次起兵。君说：“我发誓不与这些盗贼共同活着。如今众人多已被杀伤，难道我独自保全性命可以吗？你们赶快逃走，不要顾我！”话还没有说完，七八个盗贼手持长枪冲向君。君一边怒骂一边抵抗，还亲手挥剑砍断一名盗贼的手臂；但力气支撑不住，终于被害。当时是三月一日。这天雷雨大作，山谷都在震动，连日阴暗昏晦，过了八天才找到君的尸体，面貌还像活着一样。人们抬着尸体回到广州城，官吏、士民前来吊唁哭泣，接连不断。事情上报后，追赠君为通奉大夫、广东按察使，录用他的儿子科为国子生。当时在岭南任职且与君志同道合的，只有王麒一人。王麒字某，是云南大理府人，正统丁卯年贡士，由国子监生升任海康知县。王麒到任后，以忠义激励百姓，遇到盗贼到来便率众奋勇攻击，前后杀获很多，雷州百姓依靠他才稍得安宁。然而当时的郡守和边将反而憎恨他。君上奏说他有操守、有作为，同日升任本府通判；诏命尚未下达，君便先死于盗贼之手。到这时，有关部门一并将此事上报。朝廷命令与追赠君的诏令同日下达，追赠王麒为奉议大夫、雷州府同知。死时年四十四岁，王麒的年龄为若干岁。史濬说：起初，君死时，有人把消息传到京师，说藩司有白金一千两作为行军犒赏费，委托驿丞余文随公出行，负责管理藩司的收支，已经用掉十分之三。余文怜悯君死后贫困，没有钱作为归葬费用，便把剩下的七百两银子秘密交给君的仆人带回去。当天夜里，仆人的妻子忽然走到中堂，占据正席，举止像公一样，回头对左右说：“请夏宪长来。”全家惊慌，跑去告诉附近居住的沈经历；沈经历又报告佥宪胡希仁，胡希仁急忙赶来察看。那妇人瞪眼看着胡希仁说：“不是他。”过了一会儿，夏宪长来到，她才起身作揖说道：“我承受国家恩典，不幸死于盗贼，本来没有什么遗憾。但余文留下的官银已经交给我家，虽然官府没有查考出来，但我在地下却背负了污辱。希望赶快把它退还官府，不要污辱我。”说完，妇人忽然倒地，过了一会儿才苏醒，竟然不知道自己刚才为什么会说那些话。我起初听到这件事，不敢告诉别人。等夏君来朝见时，我询问他，果然如此。唉！君活着时廉洁刚正、不偏不倚，死后英灵也没有昏昧，仍然如此。而世上那些只顾方便自己、替自己文饰的人，甚至诬陷君激起变乱，用贪赃私弊来玷污君，这样的人还有人心吗？这样的人还有人心吗！

译《孔侍郎传》公名镛，字韶文，姓孔，是宣圣第五十八代孙。元朝末年，高祖孔克信开始从曲阜到江西游学，因兵乱阻隔不能回去，便居住在苏州。父亲孔友谅考中进士，任蜀地双流县知县。公幼年丧父，喜爱学习，刚到弱冠之年，便成为长洲县学生。当时提学孙御史孙鼎教人首先致力于德行，学校设置了一本名为《敦本》的名册，首先把公的名字写在册上。公因此奋发，更加努力学习，考中甲戌年进士。起初任都昌县知县，把百姓户籍分为九等，以此均衡赋税和徭役；又在水边设置仓库，便利征收。县城靠近鄱阳湖，每逢风雨，湖中波涛澎湃，好像有东西在里面蜿蜒游动，船只常常覆没；人们相传认为是防风神经过，便远远望着祭祀它。适逢一年大旱，公前往察验，原来是一根巨木，年代久远，被荇藻缠绕，像鳞甲一样。公把它烧掉，这种妄说便彻底消失。不久，因为弟弟孔铭被选为宁府郡主的夫婿，按惯例需要避嫌，改任广东连山知县。连山向西连接昭州、贺州，猺人、獞人出没，没有安宁的年份。公到县时，治理衙门没有可供居住的房屋，俸禄供应也几乎断绝。偶尔有父老前来，公询问得知百姓住在哪里，便派人招他们回来；他们不来，公就亲自到那里去。百姓见公到来，惊慌逃走；后来公在百姓家中做饭，常常留下钱米补偿柴火和水的费用，他们才相继回来，在道路旁拜伏迎接。公一一赈济抚恤他们，使他们恢复生产，于是百姓纷纷到县衙办事，县政才重新恢复。过了一年，大军征讨广西，巡抚叶都御史发檄文命公率民丁随军征讨。公所到之处，招抚引导他们归顺，不专门杀戮，盗贼听到消息便投降归附。各位将领有想杀人割取首级的，公一定竭力争辩，因而保全性命的人很多。当时广东各州郡凡是与广西接界的地方，无不残破，高州尤其严重。大家都认为公有安抚治理的才能，推荐他代理知府事务。高州城外四面山上都是盗贼营垒，只剩一座孤城；城外尸体堆积如京观，百姓在城外死于盗贼，在城内死于疫病，城中的军民不到一百人。公到任后，首先召集父老询问对策，大家都说：“城中很多人是盗贼的亲属，必须严加防备。那些前来投奔城中的人，心意不可保证，只应当关闭城门坚守。”公说：“不是这样。高州本来没有盗贼，而盗贼到来，都是从广西过去的。当时守土官员没有长远打算，百姓携带家属跋涉十里百里来投奔城池，是为了求生。如今却关闭城门不接纳，致使他们被盗贼剁成肉酱；城里的人又怀疑他们，有的还加害于他们，因此众人的心意离散，导致外部进攻、内部响应。从前的城防正是败在这里。”于是大开城门，来投奔的人无不接纳；城中的人染上疫病，便曲加抚慰调养；死者在城外作为义冢安葬。流亡百姓听到消息纷纷来归。每天有上百人，城中容纳不下。公便在城东北角筑土为城，让他们居住。当时驻扎在高州、化州一带的盗贼共有十多股。邓公长占据茂名的茅峒，冯晓驻扎在化州西北边界，梁定驻扎在畬禾岭，邓辛酉驻扎在游鱼寨，侯大六驻扎在信宜边界，都是凶恶的盗贼。只有茅峒距离城池仅十里，而公长尤其狡猾骄横。公多次派人抚慰劝说他退兵，他不听。公没有告诉同僚，也没有告诉妻子儿女。黎明时，暗中叫来四名疲弱的士卒，抬着轿子出城，径直抵达盗贼巢穴。公长看见太守到来，仓促惊慌，不知所措，急忙召集党徒，披甲出来迎接。他们奇怪公没有骑兵随从，派人远处侦察，回来报告说没有看见其他人，于是卸下铠甲排列行礼，请公入内。坐定后，公从容地用逆顺、祸福的道理劝告他们，指天立誓定约。公长心中仍然犹豫，但众位首领受到感化，流泪不止，后悔公来得太晚。公长跪下捧酒祝寿，公毫不怀疑地饮下。众人一齐欢呼起舞，约定投降，并护送公回去。夜里四更，远近看见火光升起，原来盗贼自己焚烧了巢穴。黎明时打开城门接受投降，得到数千人。公长投降后，各股盗贼听到消息，接连前来归顺。冯晓长期驻扎在化州边界，纠集当地百姓作为内应，公长久招抚他，他仍不服从。公假称要防备其他盗贼，整顿军队连夜进攻，派部下防浩率领二百多名敢死士卒截断后路，公率前军与他们呼应。二更时攻破他的巢穴，冯晓逃走，官军把他的妻子儿女带回。冯晓以为官军一定会杀他的妻子儿女，官军多次招抚，他都不肯出来。后来听说公对他们保存安抚得非常优厚，便率同党五百人归降。事情上报后，皇上赐给文绮、宝钞，特意升任公为广东按察司副使，赐玺书嘉奖，令他仍然镇守当地。于是梁定、侯大六、邓辛酉都接受公的招抚，安置在内地，分给土地让他们耕种，并且替我们防备其他盗贼。公的部下有黎浩、林雄等几人，都有谋略和勇力，而林雄尤其勇猛，后来死于盗贼之手。公抚摸着他的尸体悲痛哭泣，亲自替他办理殡葬，全军没有不感动流泪的。因此百姓和少数民族既感激又敬畏公，他所到之处都能取得成功。高州人感念公的恩德，建立生祠祭祀他。公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回去守制，军民哭泣送行，有人送出千里之外。服丧期满后，改任广西各州处理猺、獞事务的官员；猺、獞人听到公的名声，有的原本就相识，便相继远远逃走。不久升任按察司，盗贼从荔浦兴起来侵犯，总督朱都宪命公督率军队征讨。盗贼面面相觑，惊愕地说：“这是高州公、宪副吗？这个人不可抵敌！” 于是赶快逃走。公一鼓作气便平定了他们。事情上报后，进升官阶，享受二品俸禄，并赐文绮、宝钞。不久升任左布政使，到任才半个月，又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赐诏书准许便宜行事。公于是更加竭尽心力办事。清平、都匀二卫的苗人凭借险要地势肆意抢掠，已经将近二十年。公到任时，正好他们又来作乱。公督促各位将领，传授给他们作战方略，逐一加以讨伐平定，边境于是无事。公整治革除各种弊端，上奏请求把贵州发往云南戍守的囚徒，调来补充当地沿途驿站递送事务中军夫的缺额，并给他们按月粮食；增设布政司官员一人，专门督理粮饷，这些都是从前没有过的。其他如节省冗余费用、罢黜贪婪残暴的官员、减少军官的随从、彻底纠正冤狱等事情，都足以使人心悦诚服。公清心自守、操行高洁，所到之处人们仰望而爱戴他，知道他是厚德君子。因此他一发言，人们就信服；事情一施行，人们没有异议。今上刚即位时，公上疏说自己历任官职三十多年，没有一任不在边远地区，冒着瘴气毒害，长期积湿而成病，请求退休。皇上不准。不久皇上想到公长期劳苦在外，升任他为工部右侍郎，召回京师；途中经过浙江河道，在富阳的船中去世。时为弘治己酉年九月三日，享年六十三岁。

译讣告传来后，朝廷派官员前往宣谕祭奠，命有关部门营办安葬。评论说：我的老师孔子曾说：“我想居住在九夷。”又说：“道不能实行，就乘木筏漂浮到海上去。”解释的人认为，孔子只是借此说话罢了，难道真的想漂过大海、居住在瘴气弥漫的地方吗？谁能料到，在孔子入葬二千多年以后，他的后代竟真的凭借退却菜兵、攻下三都的本领，把这些方法施行于桂海、鬼方之间呢？公是圣人的后裔，诵读诗书、学习礼仪，本来就是他的学业。何况军事之事，圣祖尚且认为孔子没有学过，不愿把它用于齐、卫之地，又何况用于声教逐渐传播到的遥远边外呢？虽然如此，儒者之道广大而无所不通；王者没有戏言，何况圣人会说空话吗？我知道圣人所说的“未学”，大概是说春秋时代所从事的那些战争。唐、虞、三代所说的神明威武而不杀戮、用以平定祸乱、实现太平的事业，难道有不学习的吗？王者一视同仁，不分远近；所谓漂海居夷，既然确实有这样的话，就必然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只是当时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罢了。假使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未必不会实行他所说的话。历来考察史传，孔氏子孙中显达的不过几个人，光彩不足以称道。孔安国、孔颖达一类人，都凭经学造诣著名；要寻找凭功名在中原显达的人，本来就很少，更何况从事战争，把它施行到遥远的边外地区呢？尤其少见。进入本朝以来，孔氏子孙做官而官至卿佐的，只有公一人，足以成为圣门的光荣。朝廷根据圣人的经学选拔人才，因而得到圣人的子孙；而公又能实际运用圣人的话，完成圣人千年前已经去世却未能实现的志愿，难道只是光耀孔氏吗？确实也是儒者的光荣。我与公同科考中进士，情谊比与别人深厚，而且我生长在岭海之间，对公的事迹知道得特别详细，所以为他作传。《学拙先生传》天下每天都趋向于机巧，真正称得上笨拙的人，世上极少。即使有一个人看似笨拙，实际上也往往在其中藏着极大的机巧。学拙先生生来就是笨拙的人，却以“学拙”为名，这正是他不同于常人之处，也是我取重他的原因。学拙先生姓萧，名旺，字应韶，他的祖先是庐陵人。元末有起兵保卫乡里的家族，明朝初年编入户籍，迁到广东惠州戍守，如今在惠州已经三代了。先生质朴诚实，没有别的心思，脱口说话，从不避忌。凡是他说的、做的，都出于诚心，遵循正道，从不曲意委屈自己去迁就别人。有人称他笨拙，先生笑着说：“我哪里是笨拙，只是在学习笨拙罢了。”他把宋代周濂溪的《拙赋》大字写在墙上，每天反复诵读三遍。每当说一句话、迈一步脚、退一步时，总是惴惴不安又忧虑地说：“我该不会在机巧方面超过分寸了吧？”人们因为他确实如此，便称他为“学拙先生”，先生也欣然说：“这个称呼非常适合我。”所以也用它作为自己的号。先生年轻时没有做官的心思，隐身居住在军伍之中，名声却震动一方，从郡将以下都敬重他，众人一致推举他为社学教师。他教人很有次序，一时间凡是受到他指教的子弟，都说话缓慢、走路从容，人们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先生的弟子。先生一生值得称道的善行很多，其中侍奉老师和救助邻居两件事尤其受到惠州人的称颂。乡里的儒生中有个黄东野，擅长诗歌，先生从小拜他为师。黄东野年老以后，贫穷而且没有子女，先生侍奉他不亚于侍奉亲生父母，每天供给饮食，每年供给衣服，凡是被褥、枕头、帷帐、器物等用品，没有不准备齐全的。黄东野死后，先生为他准备收殓、穿衣和安葬的用品，一一符合礼制，又为他服心丧三年。邻人中有一户姓徐的，遭遇疫病，死了十多口，全家都出外躲避，只有祖母年老多病不能行走；即使至亲也担心传染，经过她身边却不肯照顾。先生早晚守在她旁边，亲自准备稀粥，喂她直到去世，又替她收殓安葬。听说他一生所做的事情，大多都类似这样。这两件事，都是世上那些号称机巧能干的人所不屑做的。先生去世时年仅四十八岁，一生只有一个儿子，名青，字庭翠；他凭进士出身入仕，任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如今升任郎中。朝廷因为庭翠显贵，追赠先生与其子相同的官职。君子说：“先生不是笨拙的人，他是在谋取利益方面笨拙、在行善方面机巧；在取得人心方面笨拙、在获得上天福报方面机巧。先生不是笨拙的人。虽然如此，行善获益缓慢，谋利获益迅速；得到人心容易，得到上天眷顾困难。舍弃那迅速而容易的，去做那缓慢而困难的事情，先生难道不是笨拙的人吗？” 先生去世已经十九年了，世上的机巧之人一天天增多。像先生这样追求笨拙的人，哪里还能找得到呢？哪里还能找得到呢！

译《无逸子传》无逸子是句容人，姓凌，名潭，字永澄。他的祖先靠勤劳起家，到无逸子已经是第五代了。一千个手指共同做饭，世代守持勤劳的家风。到了无逸子，勤劳更加厉害。他常对人说：“我家的勤劳，也就像张家的忍耐一样。他们凭忍耐彼此包容，我们凭勤劳互相勉励，这大概就是能够长久的原因吧？”无逸子白天从早到晚，年岁从春天到冬天，人生从婴儿到老年，从来没有片刻懈怠。爱护他的人说：“你家衣食幸好还有余财，而且子孙、童仆很多，为什么要这样使自己劳苦呢？”无逸子说：“我正是在寻求安逸，只是还没有达到。”那人说：“人正因为不放逸，所以最终能够安逸；那些常常安逸的人，难道真能得到安逸吗？”观察天，天从来没有一刻停止运行，所以能够生成万物。观察水，水从来没有一刻停住，所以能够流到大海。人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人只是懵懂地处在其中而不自觉罢了。何不看看婴儿呢？刚刚出生时，后来可以用襁褓背负，再后来可以牵扶着行走，不久长出头发并开始换牙，突然间又长出冠发、戴上冠帽。上天用来使万物生生不息、不断成长的力量，什么时候停止过呢？那个人自身没有察觉，与他整天相处的人也没有察觉；久别之后忽然相见的人，才会对他的变化感到惊讶。由此推论，无论动物还是植物，没有不是这样的。这是谁使它成为这样的呢？造物者使万物不断生长、变化的运行，未曾有一刻停息。上天对于我，也未曾有一刻停息。我怎么可以自暴自弃，苟且安于怠惰而使自己逸乐呢？那些遨游于方外的人说：“大地使我以死亡得到休息。”大概是明白这个道理了。人只要还没有到临终之时，都不是可以休息的境地。只要还有一息尚存，这个志向就不能稍有懈怠。这不只是想要勤勉自身，以成就德业而已。天道如此，人事也应当如此。我之所以不让自己安逸，大概正是为了求得真正的安逸。不安逸而达到使我得到安息的境地，报答天地生育我的恩德，归还天地赋予我生动不息的机能，这样才可以长久安逸。我所说的“不逸”，大概就是这样。世上难道人人都能理解我吗？因此我用“无逸子”自号，人们也称我为无逸子。太史氏说：“有人把无逸子的话传到京师，我听到后，又惊讶又震动，说：‘这难道是当今世上的人吗？这难道是今人的话吗？’遗憾的是没有能够亲自见他一面。”有一位儒生到我的住处拜访，我问他的姓名，原来是无逸子子衍。于是我详细询问其中的情况，子衍告诉我，他父亲之所以被称为无逸子，也不过都是平日生活中平平常常的行为，没有什么超出常人的地方。大概从幼年到年少，从年少到壮年，从壮年到强盛，再到艾年、耆年，如今已经老了。他作为儿子侍奉父母以及伯叔父母；作为弟弟尊敬兄长，也友爱弟弟；对于同族兄弟，以及相处的族人、亲戚、朋友和故旧，全都没有违背道德、违背礼法的地方。治理家庭、经营产业，种植树艺、养育牲畜，件件事情都不荒废时日，也不违背时令。凡是他的所作所为，都与常人相同，只是常人不能始终如此而不放逸，他却始终这样罢了。唉！他的资质近于道，并且把这种道理自然地存于心中，实行于自身，施加于他人，不矫异而自有常道。这就是无逸子合于圣人中庸之道的地方吧？所以把他的事迹传下来，使它显现于世。录 定兴忠烈王平定交南录 太宗文皇帝刚即位、入主正统时，安南国王陈日煜被他的臣子黎季犛杀害。黎季犛改换姓名，称作胡一元；他的儿子苍称作胡▯，假称陈氏已经绝嗣。▯是陈氏的外甥，请求暂代国事，皇上没有揭穿他的欺诈，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久，他请求承袭王爵，皇上也答应了。过了一年，陈氏的孙子天平才从老挝逃到京师，申诉了真实情况。黎季犛听说后害怕，派使者上表，请求迎接天平回国。永乐四年春，朝廷派使者带领五十名士兵护送天平回国，到达安南境内后，黎季犛埋伏军队将他们杀死。使者的情况上报后，皇上震怒，告诉群臣说：“朕作为万国之主，愚蠢的蛮夷竟敢作恶，杀害国主，夺取他的国家；朕若不纠正他的罪行，怎么向上天交代？”随后，占城也告发黎季犛侵犯边界，强行授给他们印信和服饰；又听说他僭越称号为大虞，以苍为年号，伪造尊号，黎季犛自称太上皇，毁弃中国儒教，称孟子为盗儒，称程朱之学为剽窃，于是决定发兵问罪。群臣都赞成此事，便派大臣到郊庙告祭，又分别派近侍遍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皇帝下诏命太子太傅、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大将军印，充任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任征夷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任征夷右副将军，丰城侯李彬任左参将，云阳伯陈旭任右参将。皇帝命大将军率领右副将军、右参将，又命清远伯朱友统领骠骑将军朱荣、刘劄出，鹰扬将军吕毅、方政，神机将军程宽、罗文，游击将军朱广、王恕，横海将军鲁麟、刘清等二十五位将军，统率两京畿、荆湖、闽浙、广东西等地的军队，从广西思明府凭祥县进军。左副将军率领左参将，统领都指挥陈濬、卢旺等，统率巴蜀、建昌、云贵的军队，从云南临安府防自县进军。任命兵部尚书刘儁参赞军机，刑部尚书黄福、大理寺卿陈洽、给事中冯贵负责军饷，并在凡是经过的名山大川举行祭祀。乙酉日出师，皇上亲自到龙江举行祃祭，将帅陪位受赐军服，都十分谨慎。事情完毕后，皇帝驻跸江边，向众人宣誓说：“朕命令你们奉行上天的惩罚，罪责只在元凶。你们要体察朕的心意，不要穷尽武力，不要杀害投降者，不要拘系连累老人和幼儿，不要毁坏房屋和坟墓，即使一草一木也不要任意剪除。违背朕命令的人，即使有功劳也不予宽赦，并且要受到惩罚。”

译朱能等叩头接受命令，万众欢欣鼓舞，登船出发。这年九月，军队驻扎龙州，大将军突然患病，把军队交给右副将军统领。十月庚子日，大将军去世。众人商议军机大事重大，不能拖延，请右副将军代替总领军队，执行大将军的职责，急忙派驿使上报。皇上命令张辅接受征夷大将军印，代替朱能统领军队。并且下诏告谕他说：“从前太祖皇帝任命开平王常遇春为大将军、岐阳王李文忠为偏将军，率军北征。开平王死于柳河川，岐阳王率领诸将扫荡残余敌寇，最终建立大功，名垂青史。你应当效法前人，建立万世之功。”这就是定兴忠烈王奉命专门统兵征讨的开始。在此以前，王与大将军列榜公布黎氏父子的二十条大罪，以表明上天讨伐的意旨。列举黎季犛两次杀害国主、夺取国土，为第一罪；把陈氏子孙杀得几乎殆尽，为第二罪；滥施刑罚以逞凶，把国人视为仇敌，横征暴敛，使百姓无法生活，为第三罪；本来世代姓黎，却背弃祖先改换姓氏，为第四罪；已经篡夺君位，却诈称暂代国事，以欺骗朝廷，为第五罪；上表请求陈氏孙子回国，朝廷已经同意并派使者护送，他却敢于拒绝阻拦，为第六罪；杀害国主的孙子，为第七罪；侵犯云南宁远州七寨，为第八罪；杀害土官猛慢，掳掠他的女儿，征取他的银两，为第九罪；威逼邻近边境的土官，使他们惊惧离散，为第十罪；侵犯广西禄州的地界，为第十一罪；擅自防守酉平州，杀害土官，为第十二罪；占城国王占巴的赖的国家刚刚遭逢丧乱，黎氏却发兵攻打其旧州、格烈等地，为第十三罪；又攻打板达郎、黑白等州，掠夺那里的百姓，为第十四罪；勒索占城大象一百多头，仍不停地用兵，为第十五罪；占城已经接受天朝的章服，他却擅自伪造金印和服饰，逼迫占城接受，为第十六罪；责备占城王只知道尊重中国，还想让占城以侍奉中国的方式来侍奉自己，为第十七罪；朝廷使者护送占城陪臣回国，他却在毘陵巷口用兵劫掠，为第十八罪；已经奉行正朔，却又僭越自称国号，伪造圣元、绍成、开大等年号，为第十九罪；不来朝贡，却擅自把罪犯充作使者，为第二十罪。当初，交人听说天兵南下，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听到榜文公布后，都知道过错在黎氏一方。等看到榜文末尾说‘等到擒获黎氏父子之后，选择陈氏后裔立为国主’，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等待王师到来。王在十月丁未日到达凭祥县，举行祃牙祭祀后进入境内，并遥望祭祀安南境内的山川。祭祀完毕，他向众人宣布：“皇帝并不是贪图安南的土地和人民，而是因为黎氏贼人杀害国主、虐待百姓，所以奉行上天的讨伐，以延续断绝的世系，拯救百姓的生命。我们以慰问百姓、讨伐罪人的名义，郑重告诫：不是在交战时不得杀人，不奉命不得取物，不得掠夺子女，不得焚烧房屋，不得践踏庄稼。你们应当奉行圣天子的旨意，以建立奇功；不听命的人，必按军法处置，绝不赦免。”众人都欢呼着表示愿意听命。这一天，大军进入坡垒关，把前面的榜文张贴出来，向国内官吏和百姓说明朝廷讨伐罪人、慰问百姓的意旨，以招抚他们。王询问得知，从坡垒以南，经过隘留关、鸡陵关到芹站，山林深险，树木浓密，又有许多溪流沟涧，担心贼军设伏，先派鹰扬将军吕毅侦察，又发布檄文命都督同知韩观在坡垒驻营，修筑道路、整治桥梁、督运粮饷。戊申日，大军驻扎丘温县。己酉日，侦察军到达隘留关，贼军两万人依山结寨，吕毅进攻防守，斩首四十级，活捉六十多人。这一天，骠骑将军朱荣等也攻破鸡陵关，斩首六十多级，活捉十一人。贼军听说两关被攻破，所有屯兵设伏的部队都奔逃离散。壬子日，大军驻扎鸡陵关。癸丑日，驻扎芹站。这一天，先派鹰扬将军方政、游击将军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县。这时，左副将军西平侯也从云南防自县进兵，经过野蒲蛮进入境内。都指挥朱濬等夺取猛烈关，俞让等攻取栅华隘，随处修筑堡垒、驻扎军队，砍伐树木制造船只。都指挥徐源、孔斌等突击宣光江口，夺取澳沕等沙洲。左参将丰城侯率兵渡过上游。都督程逹等在半夜抬船翻越山岭，从小路出到逃水江，放火焚烧贼军船只，于是夺取富良江。十一月乙巳日，西平侯统率军队到达三带州，与王派出的都督朱荣会合。癸酉日，横海将军鲁麟、骠骑将军刘劄出攻取困吾寨。这一天，伪三带州佥判邓原、南策州人莫邃等前来投降。于是询问投降者，得知贼军巢穴在东西二都，依仗宣江、沲江、富良江作为险要。从三江府沲江南岸的繖圆山开始，沿富良江南岸向东直到宁江；又从富良江北岸经海潮江、希江、麻牢江直到盘滩困防山，立木为栅栏，并在多邦隘增筑土城，树立栅栏、修筑城垒，连桥接舰绵延七百多里。又在富良江南岸沿江打入木桩，把全国的船舰都停泊在里面；凡是各处港汊中可以通船的地方，都竖下巨木，以防备贼军聚集屯守水陆。号称有七百万军队，实际上是把国内的老人、妇女全都驱赶来壮声势，并非真有这么多。大军驻扎在富良江北岸，王写信告谕黎季犛说：“我奉命统兵来问你的罪。你能作战，就率众在嘉林等待；不能作战，就到军门听候处分。”王的意图是激怒他，使他急于交战。明朝派行人朱劝带着诏书前来，向黎氏贼人说明祸福，并答应他输送黄金五万两、大象一百头来赎罪。使者到达其国，黎季犛不肯出来相见，只用诡诈的话回答说：“文书与原发的勘合不相同，这一定不是皇上派来的。”又说：“军队已经进入境内，如果撤兵回去，我就进贡；否则，我自有准备。”王知道这封诏书是想用缓兵之计安抚军队，而贼人也没有改过悔罪的意思，于是移军三带州，驻扎在个招市口，与左副将军西平侯商议造船、设置火铳，以图进攻。当时贼军有划船在江口出没，王命鲁麟夜间抬船从上游顺流而下，夺取贼船，斩首一百多级。从此划船不敢再出没。

译王与西平侯商议从上游渡江，于是派朱荣等人在下游十八里处的嘉林设置船筏，摆出要渡江的态势，以牵制贼军。贼军果然分派水军到嘉林夺取我军船只，朱荣等奋力迎击，大败贼军。十二月己亥日，大军与左路军合兵。王与西平侯商议说：“贼军沿江修筑栅栏，地势逼仄狭窄，难以部署军队。只有多邦隘城外的沙滩平坦宽阔，足以容纳军队；但城墙高峻、护城河深，守备器械无不齐全，外面还设置坑坎、遍插竹签，这就是贼军所依仗的地方。蛮人柔弱，不耐劳苦，不足以忧虑。如今我军攻城，像云梯、仙人洞一类的攻具都已齐备，攻取它并不难。”于是召集将士告谕说：“你们报效国家、建立功业，就在这一次行动，应该奋勇争先，以建立奇功。最先登城的人，不按通常次序升迁赏赐。”将士听到命令后，无不踊跃。于是商议划分进攻区域，大军攻打西南面，左路军攻打东南面。己酉日，各军列阵在沙滩上，部署已经确定。另调军队在距准备袭击之处一里左右的地方，摆出要进攻的态势，以出其不意。于是取出内府制造的夜明光火药，分给士兵拿着，先登城的人点燃它，并以吹角作为号令。这天夜里四更，都督黄中率领官军偷偷抬着攻城器械，越过重重护城河抵达城下，用云梯首先搭上城墙。都指挥蔡福等几个人先踏梯登城，用刀乱砍，贼军惊呼；城上的火光一齐亮起，号角也随之回应，士兵们像蚂蚁一样攀附而上。贼军在城内列阵，又驱赶大象冲击我军，于是拿出内府制造的狮子皮护马，大象看见狮子的形状，惊恐战栗。大象又被火铳和箭射伤，倒退奔突，贼军溃乱，彼此践踏，再加上被官军杀死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大军乘胜长驱，第二天追到繖圆山，第二天又沿富良江南岸向下游进军，放火焚烧沿江一带的木栅，烟火冲天。辛亥日，直捣其东都，攻克了它。王与左副将军驻军城东南，张榜招抚，官吏百姓投降的每天以数万人计算。王召见当地父老，向他们说明慰民讨罪的意旨，欢呼声震动大地。乙卯日，商议派左参将丰城侯李彬、右参将云阳伯陈旭进攻其西都。贼首听说多邦被攻破，已经先行焚毁仓库，带着妻子儿女逃到海岛。我军到达后，焚烧其宫室，占据城池；其余党羽依托天建山、困救山等地，在水陆据守，于是分别派清远伯王友、都督黄中、都指挥柳琮等随贼军所在进行征讨剿灭。从这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前后斩首三万七千多级。当时王留在交州镇守，偶然听说贼子黎澄在黄江聚集船只，左副将军、左参将率军沿富良江两岸水陆并进，驻扎在木九江对岸。辛巳日，贼船三百多艘来侵犯，我军水陆夹击，贼军大败，斩首一万多级，溺死者无法计算。二月乙巳日，王听说贼首逃到闷海口，便从鲁江口出发，与左副将军率兵到胶水县。贼军听说大军到来，又远逃到大安海口。王对左副将军说：“贼军听说大军到来，不敢交战，所以暗中逃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窥探我军动静。如果我军返回交州，在咸水关两岸留下军队，再留下战船防守，他们一定会从闷海口出来袭击我们。我等他们出来，水陆两军一齐进攻，贼军一定可以擒获。”三月癸酉日，大军返回交州，甲午日贼军果然进犯咸水关，消息传来。乙酉日，王与左副将军率水陆军队并进，贼军用海船横截海口，又让战船、划船从两岸一齐进发，随后登岸立木为栅。王趁其栅栏尚未修成，亲自督率精锐进攻；都督柳升等也率领水军奋勇攻击，贼军于是大败，富良江的水都被染红，尸体堆积数十里。右参将云阳伯乘胜长驱，直抵闷海口。黎氏贼人父子听说战败，乘船远逃到灵源。王告谕诸将应当乘着破竹般的胜势追击剿灭，于是返回交州，留下右参将镇守防备黄江等地。四月乙亥日，王与左副将军统率军队从清化府兼程赶进，并调柳升、鲁麟、土官莫防等分别率领战船从水路穷追。戊寅日，水军到达清化的磊江，贼军聚集船只抵抗，柳升等将其击败，斩首一万多级。五月丁卯日，王到达演州，柳升等水军前来会合，途中投降者接连不断。侦察得知黎氏父子逃到乂安府的深江，王与左副将军商议从陆路进兵，柳升等率水军从水路追击贼军。壬申日，大军到达乂安府土油县，王从举厥江东路进兵，左副将军从举厥江西路进兵。两军都到达盘石县扎营。甲戌日，柳升率领水军到达奇罗海口，与贼军交战，大败贼军，缴获贼船三百多艘；船只散乱后，贼首暗中逃入草野。乙亥日，柳升所统领的士兵王柴胡等七人擒获伪上皇黎季犛；黄中所统领的士兵李保保等十人擒获伪卫国大王黎澄。丙子日，莫防率领当地人武如卿等五人，在高望山擒获伪国主黎苍及其伪太子苪。黎氏的亲属全部被俘，没有遗漏，安南全境于是平定。所得府四十八个、州四十七个、县一百八十六个，户三百十二万，象、马、牛、羊、船只、粮食、器械无法计算。派都督柳升等押送俘虏到京城献俘，并以露布上报。此前王等奉命时，诏令寻找陈氏子孙立为国主。到这时，平定王遍访国内官吏和年高老人等，众人都说黎氏贼人在己卯年杀害光泰王颙，立其子韶为王又将他杀死，于是篡夺其国；前后杀害陈氏近亲五十多人，远亲又一千多人，血亲完全断绝，没有可以继承王位的人。于是请求依照汉、唐旧例，像内地一样设置郡县，以恢复旧制。王把这份奏疏上报，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在当地设置交趾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将当地划分为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县，并在要害处设置十一卫、三个守御千户所。又在交广分界处，按照潼关卫的例子，设置温卫以及坡垒、隘留两个守御所；军队隶属广西，百姓归属交趾，以便相互制约统辖。

译这一年，皇帝向天下发布大诏，因为平定安南、恢复古代郡县制度，又命有关官署为陈王追赠谥号；凡是陈王宗亲中被贼人杀害的，各自追赠官职；又为他们修建祠堂、树立碑石、修葺坟墓，禁止砍柴放牧，每户各给三十户。凡是黎氏贼人的苛政暴敛，全都废除；选拔任用贤能，优礼年高者，赈济抚恤贫困孤独之人，革除夷俗，恢复华夏风俗，使秦汉以来属于中国、延伸到边远地区以外的土地，经过四百四十六年后，一旦重新纳入中国版图。诏令公布后，天下文武群臣、亲王和藩属国都上表庆贺。永乐六年春，军队班师入朝；秋七月考定功劳、实行赏赐，进封王为英国公，进封西平侯为黔国公，清远伯王友晋爵为侯，都督柳升升为安远伯，其余人员分别升官增禄。赐给王诰券、玉带、金帛，命其子孙世袭爵位，并加禄米三千石。大宴之后，皇上亲自作《平安南歌》来褒奖嘉许。这年冬天，安南余党简定作乱。简定自称姓陈，本是前陈氏的旧官，先前已经投降归附，后来逃到乂安府，与同党邓悉、邓镕、阮帅、陈希葛等谋反，伪称日南王，随后僭越称号为大越，使用兴庆年号。朝廷命黔国公担任征夷将军，从云南前往征讨简定，但很久不能将其遏制消灭。朝廷商议认为非王不可，于是永乐七年正月，命王佩征虏副将军印，前往共同剿灭。王在四月到南宁驻军，五月进入安南境内。王亲自督率战船，攻破孔目栅，又攻破咸子关，斩杀俘获的敌人无法计数。贼军退守黄江，王乘胜在太平海口攻击他们。贼军逃到乂安偈江。冬十月，军队到达清化，过了四天，在吉利栅山擒获简定及其同党陈希葛等，用囚车押送到京师。第二年二月，王回到朝廷，皇上嘉奖慰劳他。不久，简定的余党陈季扩又聚众起事，僭用重光年号。陈季扩是简定的侄子，简定被阮帅等废黜后，陈季扩被立为首领。简定失败后，暗中远逃；听说王班师，又与陈景异等一起反叛。永乐九年春正月，朝廷再次授予王原来的将军印，前往督率军队征讨。夏五月，军队驻扎东关，六月进兵。贼军听说王到来，在神头海口用石块填出三十丈左右的道路，设置拒马木抵抗。王督促将士把石块全部搬开，使船只可以通行。贼军害怕，便在常月江修筑堡垒。王告诫众人说：“这个堡垒不值得进攻，它南面的山势险阻，他们一定会在那里设伏来阻挠我们。” 于是派骁勇将领率领土兵搜查山地，果然发现并斩杀了伏兵，随即夺取了那座堡垒。贼军于是远逃，王追随他们所到之处进行追击。贼军有时聚集，有时散开，始终无法抓住他们的要害。当时关隘以东群盗纷纷蜂起，能够保全的只有交州一座城。大概是新设置的州县和军卫太多，交人长期处在中国教化之外，喜欢放纵欢乐，不能忍受官吏将士的骚扰，往往思念原来的风俗，一听说贼军起事，便互相煽动响应。贼首所到之处，他们总是为贼军供应物资、加以隐藏，因此贼军溃散后又能重新聚集。朝廷多次下诏招抚，授陈季扩为布政使；陈季扩本想接受命令，却受同党控制，表面服从而又反叛，伪称王孙，以恢复陈氏为借口。大军到达时，他就深入山海躲避；官军退去后，他又重新出现，因此官军不能成功。王到任统军后，才大力明确赏罚；而诸将疲于奔走，往往因循苟且、轻视敌寇。都督黄中不听命，王按军法处置了他。从此百姓知道畏惧，不敢推辞困难、逃避险阻。当时贼军依仗荷花海的险要，认为我军不能渡过，于是在日丽海口修筑堡垒防守。王率领水军从奇罗海口渡过海洋，经荷花海口直抵日丽，贼军焚烧堡垒逃走。到达茶偈江后，连续进兵攻破贼军。贼军惊呼说：“天兵飞来了！”于是大败溃逃，我军夺取了化日城。侦察得知贼军全军驻守爱子江，王又追到那里。贼军埋伏几十头大象作为前锋，在后面列布人马，竭力抵抗我军。王告诫将校说：“擒获贼军就在这一次，机会不可错过。”于是策马先行，大象的伏兵突然冲出。王射出一箭，射落象奴；第二箭射中象鼻。大象嘶叫着退走，反而踩踏自己的军队。王乘势进攻，斩杀的贼军横陈倒伏，填满山涧。贼军逃散到暹蛮等地。王分派将领，随处搜捕，一直追到暹蛮、昆蒲等寨。山路崎岖，树林山麓阴暗茂密，马不能前进。王于是下马步行，踏着险路兼程追赶。士卒不能跟随，只有一百多个将校勉强跟上，与贼军相遇，杀死数千人。贼首陈季扩及其妻子儿女都被擒获。这时是永乐十一年冬天。第二年军队班师回京。从王出师到这时，首尾超过三年，才擒获敌首。评论者说，王这次战役与先前平定安南的功劳相比，难度更大。永乐十三年四月，朝廷命王佩征夷将军印，充任总兵官，前往镇守交趾。王又有平定陈月胡的功劳。永乐十五年，皇上因为王长期在外劳苦，下诏召他回京。王在正统己巳年因公殉职。到现在已经三十七年了。王的嗣子、太子太傅、袭封英国公懋，拿出他家门人的任职记录以及王平定安南时前后所上的奏启给我看，嘱托我编次整理。我于是参考交趾郡志所记载的露布、榜文，以及胡文穆公奉诏撰写的《平安南碑》、杨文贞公撰写的《东平武烈王》和《定远忠敬王神道碑》，再附上我所听闻的情况，写成这篇记录。《重编琼台藁》第二十卷 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藁》第二十一卷 明 邱濬 撰写

译题跋 题写在文公先生手迹之后 文公先生一生的著述，与六经一起流传于世，天下人家家收藏，人人诵读。至于他的书法流传于世的，多见于刻本，真正的手迹大概很少。天台王廷仪拿出他所收藏的先生写给赵子防的亲笔信给我看。唉！我年幼时就诵读先生的言论，如今头发将要斑白了，才得以在他临终二百七十九年之后看到他的手泽遗迹，难道不是一生中非常快意的事情吗？从前有人得到名人的法帖，有的想得到它，甚至发誓剪掉头发也不交换。他们只是因为书法写得工整精美，尚且如此珍爱宝重，何况是大贤君子道德流传下来的余泽呢？那么对它珍藏爱惜，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啊！题《蓝关图》之后 世间传说韩文公的侄孙韩湘有奇异的法术，韩公命他作诗表明志向。韩湘的诗中有“顷刻之间能使花开放”的句子，韩公便试验他。韩湘转眼间变出一丛奇花，花上有金字一联：“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公起初不明白它说的是什么。后来韩公因进谏佛骨之事获罪，被贬为潮州刺史，途中经过蓝关，遇上大雪，忽然看见韩湘到来，韩公才领悟先前诗句的意思，于是把诗篇补足。好事之人因此画成《蓝关图》。如今封给事中吴兴张先生得到这幅图，寄到京师，给他的儿子给事中张靖看。张靖的事就请我题写跋文。韩公的堂侄韩老成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湘，一个叫滂。韩湘考中进士，任大理丞；韩滂没有做官便去世了。当初韩公被贬往南方时，韩湘二十七岁，韩滂十九岁，都跟随韩公同行。看韩公《宿曾口示湘诗》和在袁州所作的《滂墓志》，可以知道，诗末所说的“远来者”，大概是韩公已经出发之后，韩湘才追赶到这里；这句话也是有深意的，不过只是感慨罢了。我私下猜想，也许有人因为这句话，又见世间流传有仙人韩湘子的说法，于是附会而形成这个故事；或者是主张异教的人暗中想破坏正论，故意这样夸大其事，就像学佛的人画韩公拜大颠像一样？况且韩公被贬是在宪宗元和己亥年，又过了四年，到穆宗长庆癸卯年，韩湘才考中进士。难道韩湘既学了仙术，又出来做官吗？这件事只是在小说家言中不时出现，史书传记都没有记载，给韩公诗歌作注的人也都不采用这种说法，所以它究竟有没有发生，是无法知道的。然而看这幅图，可以由此看到古人在艰难辗转、颠沛流离之时，刚正宏大的气节丝毫没有受挫；而作为他的子侄，也都能奔走周旋，与平常没有不同。这样看来，画这幅图的人不但精通绘画，而且能依据古人的言语画出他们的形貌，又能使观看者因形貌而领会古人的内心，实在值得更加珍重。前辈说韩公体貌丰肥，这幅图画得很相似，确实不是草率之作。虽然如此，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声的诗，诗与画本来是相等的。从前韩公用诗给侄孙看，如今先生用画给儿子看，一个是用来表明自己的心意，一个是用来激发儿子的志向，都有深意。张靖啊，希望你能因此受到激发，在数百年以前探求文公的心意，也许这样才可以称得上理解令尊把这幅图给你看的用意。【天顺六年】《跋安成彭氏所藏卢溪手迹卷》宋代三百年间，庐陵凭文章闻名于世的士人有三位：六一居士，后来有云龙刘氏、卢溪王氏，他们都是安成人。周益公说，云龙生年虽然晚于六一，也不妨碍他成为韩门的籍湜、刘静春。意思是说，庐陵自六一之后，只有卢溪可以承继其后。品味这两人的话，可见王氏优于刘氏，已经很清楚了。我向来以古人为友，每当诵读卢溪先生赠送胡邦衡的诗，都觉得刚大之气洋溢于言辞之外，深深遗憾不能看到他的全集。后来考中进士，与安城人彭彦实一同任职翰林，又有幸结交他的兄长、祠部郎彭彦衷。有一天闲暇时，他拿出家族先世收藏的《卢溪十帖》给我看。唉！从前只是诵读他的言论，如今竟亲眼看到了他的真实手迹；过去只看到他的出处大节，如今又同时得到他在家庭亲戚之间反复叮咛告诫的文字。这难道不是一生中非常快意的事情吗？当卢溪先生被贬时，已经七十岁了。以老年之身处在山穷水尽、荒凉寂寞的边远地方，而他的信中却说：“我住在这里很安然，没有丝毫值得忧虑的事情。”又说：“如果认为我老了，那是用一般人的看法来衡量我，我却完全不是这样。”唉！他既不觉得自己所处的地方不是故乡，也不认为自己的年岁已经不足。古人所说“年老时应当更加豪壮，困穷时应当更加坚定”，先生大概正是这样的人。由此看来，先生不只是文章成就仅次于云龙、可以继承六一，在圣贤慎独的学问和自强不息的诚意方面，大概也有所心得。《跋古贤像》之后 羊城黄氏的子英，越过庾岭向北，沿章江而下进入大江，渡过淮水、泗水，经过齐鲁一带，直达京师，又向东北到达辽海之地。他所到之处见到前代名贤的遗像，总是请求善于绘画的工匠摹写下来，日积月累得到若干幅，又遍请当代缙绅大夫为它们作赞，装裱编成一大卷。于是请淳安商阁老先生为它作序。有一天他特意来拜访我，请我写几句话作跋。这里的各位贤人，有的生于汉代，有的生于唐代，有的生于宋代；彼此相隔，有的七八百年，有的三四百年，有的一百多年，有的七八十年，也有生在同一时代却彼此没有见过面的。如今竟能在一天之内、翻阅片刻之间，使诸位贤人的威仪容貌俨然聚集在眼前，他们的言论风采也都可以依稀看见。唉，这是多么快意啊！有人说：所得的画像未必都是真迹，摹写的工匠大多也不是名家；而且其中人物品行不同，志趣趋向也各不相同。若把它当作玩赏之物，那么这些物品并不奇异古老；若把它当作行为准则，那么这些人物也不属于同一类。难道是追逐外在形式而终于忘记了内在精神吗？我说：不是这样。世上的人各有所爱，有人爱好势利，有人爱好声色，有人爱好驰骋奢靡，有人爱好虚幻怪诞。这个人的爱好，不在那些方面而在这里，他的志趣也值得称许啊！古人有句话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即使不能达到，也要在心中喜爱它。”大概接近这种情形吧？

译题《江山雪霁图》我的朋友顾光禄廷瑞，有一天拿出一幅古画给我看，题名为《辋川图》，是他的族人宗仁所收藏的。陈太史缉熙把它题作《江山雪霁图》。考察起来，辋川是唐代王维的别墅，这幅图据说是王维所作。《新唐书》详细记载了其中的景物，有华子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沜、辛夷坞之类。我曾经见过李伯时临摹的本子，每一处景物上面都有诗题。这就是史书所说裴迪作诗酬答、以此为乐的情形。如今这幅图中，所谓的那些景物都没有，也没有所谓的诗。它的布局和排列，本来就不是王维所作，也不是李伯时临摹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其中有些景象，如所谓浅山鳞鳞、乱石耸立，山石高峻突兀，车子在山路上缓慢前行，山势盘曲倾斜，车辆随着涧谷偏转，车辕仿佛将要倾覆；又有老树坚石，山路回转，高低曲直，横斜隐现，美丑、向背各有姿态，远近景物细微之处都能分辨。总之，这也是一代名家之作，绝不是寻常摹仿者所能画成的。如果一定要查明作者，再强行把它附会为古代名家的作品，那就大错特错了。唉！天下的事情，难道只有绘画不能这样做吗？难道只有绘画不能这样做吗？题写谢氏先人手书 潮阳谢景祥以太学上舍生的身份参加吏部选官，居住在京师。一天他来拜访我，哭泣着说：“我的先父留心古文辞，每有篇章写成，同乡人就争相传诵。不幸年仅四十三岁便去世了，当时我才七岁，遗留下来的文章散失了，来不及收集整理。而乡里的前辈中那些了解先父的人，也相继去世，没有人替他发扬光大，因此他的名声没有流传很远。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多篇。我因此深深悲痛并感到忧惧，担心时间越久，越会被遗忘而且散失。近来我来到京师，偶然带着先父的一幅手书，是乡先生某人所作、赠给先父的文章。我恭敬地命人装裱成卷轴，放在座位右边，希望常常能够看见先人的手泽，不至于片刻忘记。您在翰林任职，以文章闻名，冒昧希望您在左边题写几句话。”唉！天地之间万物都有毁坏，能够长久而不毁坏的，只有言语和书法。言语是内心的声音，书法是内心的图画。古代的大贤君子之所以闻名于世、流传后世，没有不是借助言语和书法来传播的。他们本人已经无法见到了，但在百代之后诵读他们的言语、观看他们的书迹，往往能够了解他们的为人，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和心术寄托在其中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如今观看谢氏先人的手迹，他内心的庄重刚正就像这样，我想他的为人也一定与之相称。展开观看时，令人肃然起敬，何况是他的子孙呢？我知道景祥早晚瞻仰这幅手迹，一定会像先君子以端正严肃的容貌端坐在上方、以真实精神在身旁监察自己一样，每说一句话、每走一步，都不敢违背义理。这是必然的。后来的谢氏子孙，希望也知道应当珍爱和敬重它。【天顺七年】《跋万里一归人卷》以上是五言律诗一首、七言绝句二十一首，是日本国僧人所作，用来送给琼州戎士蔡庸、字秉常的。这些诗采用唐体，字用晋书笔法，写在茧纸上，卷名取作“万里一归人”，大概是摘取其中的诗句。但这句话又是剽袭唐代王右丞送人下第诗中的句子。唉！看这卷诗，可以看出孝这一念，在华夏与夷狄之间并无差别。苏子说：“天下难道有无父之人吗？”这话确实不错。秉常在永乐年间，跟随由海将军在海上防备倭寇，在万全遇到贼寇，我军大败，于是被他们俘虏。同时被擒的人都死在刀剑之下，只有秉常以母亲年老为辞，得以脱身，辗转经过海东各夷地，到达日本，投拜该国僧人惠岁为师，剃发做了和尚。他趁机谈到母亲还在世，那僧人悲悯地怜惜他，向其君主禀告，放他回国。于是率领门徒作诗送他。事情就是这样。我因此不只看见了秉常极其孝顺，也由此知道孝存在于人的本心，放诸四海都是相同的。倭寇是极其不讲道义的日本东夷之人，可是一听说秉常的母亲年老，立即警醒而生出恻隐之心，使秉常母子重新得以相见，谁能说孝亲之心会因华夷之别而有所不同呢？秉常后来果然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奉养继母朱氏直到她终老。如今秉常也已经七▯岁了。他曾把这卷诗给我看，我每次展开诵读，都没有不反复叹息的，所以写在卷末，使博雅君子有所取法；这未必不能作为《太平御览》的一条材料。题杨文贞公墨迹后 这两幅书法共二十字，每字直径约一寸，是少师杨文贞公心意的表现。杨公凭借清正的德行和高雅的气度，成为一代名臣；凭借高深的文章和古雅的学问，成为一代大儒。他的谋略功业、著作议论，收藏在宫廷秘府，传播到天下，人人口耳相传、世世不会忘记的地方到处都有。只是他的书法流传在人间的，向来很少见。大概杨公不轻易把字送给别人，他所赠送的人，一定是有超过常人之处的。如今太子洗马、西昌人罗明仲先生，幼年时杨公亲自写了这幅字送给他，用“璟”作为他的名，又拟定“明仲”二字给他，等待他行冠礼时交给宾客祝辞，并以此为他的字。唉！杨公对于明仲，大概已经把他当作可与古人相比的人，只是标举古人为标准罢了。古代的名相中，守正不阿、为当时所仰望的，唐代有一人，就是广平公宋璟。古代的名儒中，议论纵横、为世人所尊崇的，宋代有一人，就是致堂先生胡明仲。文贞公从古人中选择这两位最杰出的人，用来命名明仲并为他取字，其中寄托的期望，深远而重大。一人以功业显名，一人以文学著称。有功业的人未必有文学，有文学的人未必有功业。把这两个人的名和字合起来，用来命名一个人，杨公的意思大概是希望明仲兼有二人的长处，名扬天下后世。话虽如此，这其实也是在说他自己。杨公遇到圣明的君主，承受四朝的隆重委任，拥有一代的文章声名；他的德行和学问，大概正是把这两位古人的长处兼备于一身。杨公不愿亲自说出，便借古人为标准。明仲难道不应当顾念自己名与字的意义，想办法体会杨公的心意，不辜负他的期望吗？唉！在学问上达到致堂先生的境界，在辅佐治理上达到广平公的境界，那么作为一个人立于天地之间，也可以无愧了。明仲应当记住这些话啊！

译题《百牛图》后 兽类有一百种，家中蓄养的有六种。只有牛对世间的功劳最大。对农事，用它来耕田；祭祀，用它作牺牲；宴饮，用它来享献；器物和房屋建成时，用它来衅祭。用于战争、打猎和▯，都用来驾车。等到它死后，牛皮可以制成铠甲、头盔、鞋、带子、鞭子、鼓面、编串之物、箭箙，包裹干戈，镶边席褥，制作鞍和缰绳。把它煮熬凝结可以制成胶，已经损坏不能再用的部分可以入药。牛筋、牛骨、牛角、牛蹄，可以用来制作弓、觿、簪和导。其他杂器用到牛的地方也很多。即使下至臭秽的遗物，也可以用来肥养五谷，没有一样被抛弃。唉！牛对世间的功劳如此之大、如此之多。不但家畜比不上，就是百兽也没有能与它相比的。难道不只是兽类吗？人活着时，对当时没有益处，死后对后世也没有用处，难道不也应当感到惭愧吗？好事者绘制《百牛图》，描绘牛的形态以及牧牛人和牛饮水吃草、放牧的地方，牛的啃食、饮水、踢撞、卧起、搔痒、鸣叫、奔跑、争斗、游行等情趣，几乎画出十种、百种形态，可以说把它的情状姿态全都表现出来了。他的用意也如同古人把耕田和养蚕画成图，想让世上那些处在清幽安乐之地的高闲富贵之士观看它，从中知道农事的艰难吧？不过，耕作和从事农事，只是牛的功劳之一。又有谁知道牛的功劳竟然这样大、这样多呢？中贵徐君拿这幅图来请求我写一句跋语，所以我叙述牛对世间有益的功劳如此，又在后面系上一首诗。诗说：我本是农家子弟，童年时曾经放过牛；倒骑在牛背上，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横吹竹笛。年老后客居京城，已经很久没见到这种牲畜；忽然看到这幅图，心里仿佛有所触动。放眼观看天下万物，没有什么像牛犊这样有用：既用来驾犁耙，又用来转动车轮；替我们运送百货，替我们生长百谷。若论功劳，确实没有谁能相比；若论辛苦，也实在太残酷。为什么世上的人甘心放纵口腹之欲？既然享用它的劳力，又怎么忍心吃它的肉？水陆珍馐有万种，各种东西都足以满足欲望。孟子留下过话，不忍心看牛恐惧战栗。这幅《唐十八学士登瀛洲图》，是我的朋友潘克宽所收藏的。潘君以工部正郎的身份出任河道治理官，偶然在士大夫家中看到这幅图，于是命画工摹临，装裱成册。闲暇时拿给我看，让我在后面题记。考察史书，唐高祖认为秦王世民功劳超过前代，原有官职都不足以相称，特意设置天防上将，职位在王公之上，任命秦王担任，开府并设置属官。秦王因天下逐渐平定，于是开设馆舍来延请文学之士。他府中的僚属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人，都以本官兼任文学馆学士，分成三班轮流值日住宿。秦王有空便到馆中，讨论文籍，有时直到半夜。又让库直阎立本为他们画像，褚亮作赞，号称“十八学士”。士大夫中能够入选的，当时人称为“登瀛洲”。所谓文学馆学士，是说他们是文学之士，并不是官名。以“学士”作为官名，始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在此以前还没有。当时高祖在位，建成是太子，本来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高祖竟然给秦王特别设置天防上将，开府设置属官，而秦王又自行开馆延请文学之士。秦王自行延请他的府僚，各人仍然担任本来的官职，所谓记室、参军、典签之类，相互讲学论治，并非不可以。可是君父在上，却舍弃原有的职名，另外创立称谓，甚至把它画在图中，写成赞颂，彼此互相标榜，这究竟想做什么呢？从前汉武帝为戾太子设置博望苑，让他交接宾客，依从他的爱好，司马公还说正直的人难以亲近，谄媚的人容易合群；这本来就是普通人的常情，难怪太子最终不得善终。太子是国家的储君，国家就是他的国家，君父替他设置苑囿、让他交接宾客，谨慎明理的君子尚且认为不对，何况太宗当时只是藩王，功劳高、声望重，处在危险可疑的地位，怎么能让他日夜聚集徒众呢？对太宗来说，这不是遵循涵养的道理；对高祖来说，这不是教育儿子的办法；也不是用来安定储君之位、安定国家的办法。如今观看这幅图，可以看到所谓十八学士，他们的遗像虽然各不相同，但那种奇伟豪迈的气概，都流露在衣冠面貌之外。宋人说，真宗做王时，他门下的奴仆侍从都有将相之才；这十八人在秦王门下，气象如此，难道最终会一直处在人下吗？这就是太宗最终取得天下的原因。不过，唐朝社稷的安危，其征兆全都已经具备在这幅图中。开始时，因为房玄龄、杜如晦能够辅佐太宗，唐朝于是安定；后来，因为许敬宗奸邪谄媚高宗，唐朝几乎灭亡。一幅图虽然很小，所关联的事情实际上很大，我因此感慨地写下这些话归还给它。【成化十九年】

译跋《虞山图》钱侍御承德奉命前往两广治理边地粮储，临行时拿出《虞山图》给我看，并且说：“这是先世所收藏的，是乡中前辈王均章所画，已经失去而又重新得到，大概是我家百年前的旧物，冒昧请求先生写一句话来作记。”我对他说：“古人创作绘画，是用来摹写景物形象的；所画的必定是世间已有的东西，或者虽有却不常见；否则就是那种可以观赏玩味却不能携带取用的东西；再不然，就是离开了当地而思念那里的景物，却无法再次得到，所以把它寄托在笔墨丹青中，借助相似的图像来保存真实的景物。您家世代居住在海虞，是县中的旧族，从祖父到父亲、长子、老孙，出入起居一直都与这座山相伴，抬眼就能看见山林沟壑；行走周旋，不在山顶就在山脚，有事出境到百里之外，回头远望，仍能在林间雾气烟霭中隐约看见它。既然已经拥有真实的虞山，又哪里需要它的图像呢？不过，虞山横贯海虞县中，何止几十里；居民环绕山脚而居，面对山势而居住的，何止数千家。自从有这座山以来，从天地开辟直到今天，何止数千万年。元代王均章开始绘制这幅图，只是偶然用来满足自己的兴致罢了，并非有意让它流传后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它恰好落入您家，而县中人士不止一家，偏偏由您家得到；得到不久又失去，失去不久又重新归来，造物者或许也是有意安排的吗？我听说钱氏世代居住在县中的昆湖，他们先世的坟墓都在这座山中。想来山中冲和清淑的气息，全都聚集在那里，并且用来滋养您先世留下的遗骨；他们的子孙承受这种气息而出生，往往繁衍兴盛、家资丰厚、体貌厚重而长寿、秀美而有文才，冥冥之中或许有某种力量在暗中帮助他们。所以才使这个人绘成这幅图，交付给他家世代收藏，用来作为符验。正如世人置办田产，一定有契约凭据一样，这也是事理上或许说得通的情况。”我写下这些话归还给您，让您带回去请示令尊未斋翁和叔父方伯公，看看他们认为怎样。杂说 《木说》送给沙文远 我曾经观察过近郊的树木：从土中长出来时，只有几尺高。如果可以用手提起，或者可以一把握住；即使长到大得可以两手合抱，也必定很快被人选取，排列在店铺中，送到木匠门下，按照它的材质加以制作，没有一点被遗弃的。若有不合用的，就把弯曲的揉直，把小的捆成大的。除非特别腐朽、破裂，否则不会丢弃；至于树种是否优良、材质是否坚硬，也来不及计较。至于深山大谷之中，树木生长起来未必不魁梧高大，修长而且挺拔。何况树种优良、质地坚硬，纹理细密，气味芳香；完整使用可以做栋梁，拆开使用可以做车、做船。凡是宫室器具所需，无论大小，使用它没有不合适的。然而它们僵立在群山之中，地势险峻，水流湍急，即使有可用的材料，最终也不能自行送达；想要把它运出来，非经过多年积累不可。等到它到达时，又往往有错过时机的叹息。士人生在偏远地方，出来做官，和这有什么不同呢？我的朋友沙文远，假如让他生在京畿之间、吴楚淮汴一带，拿出自己的十分之一二来为当世所用，早已登上显要官职并获得美好声誉了，已经很久了。然而他长期奔走在追逐名利的道路上，年过强仕之年，这个志愿最终仍未能实现，难道是他的才力学问有罪吗？是地理位置造成的。世上评论人的出仕和退处，都说“时机本来如此”；但他能够乘上时机，而我却违背时机、不能遇合，难道不是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吗？正当时势需要人才、人才被时势所赏识，时势急于用人、人人争相趋赴的时候，我却正在荒远穷僻、寂寞无闻的地方，什么也听不到。等到知道而赶到，时机已经错过了。远方的士人难以进取，往往就是这样。话虽如此，在我看来，虽然有仕进艰难的叹息，却也免得被讥笑为侥幸进用。我的材料确实适合宫室器具的使用，用了就一定有实际成效，不用也足以保全我的天性。这与那些苟且求得备用、勉强拼凑来充数的材料相比，难道不是已经有很大差别了吗？文远将要在南雍完成学业，我可惜他有才却长期不能被任用，于是写《木说》来宽解他。唉，难道只是文远如此吗？《说舟》赠林宗敬 景泰甲戌年，五羊人林宗敬和我一同赴礼部考试。我有幸列入选中，而宗敬得到校官之职，却辞去不任而离开。又过了三年，这一年是天顺元年，宗敬再次赴礼部考试，又得到校官之职，仍不就任。他买船准备回乡，我恰好获准告假，便和古冈人蒋希舜送他到都门外，指着他所停泊的船告诉他说：“你知道船这种器具是怎样制成的吗？起初想造船，如果不从山林采来木材，从冶炼处取得铁料，用蛤灰来合成，它能够成为船吗？”他说：“不能。”各种材料都齐备了，如果不把制船的责任交给工师，不给他数年时间，不依照法度而凭自己的意愿创制，它能够成为船吗？”他说：“不能。”船已经造好了，但楼橹不完备，桅杆、舵有缺失，连同艎、▯、维防、篙、碇之类，有一样不齐备，它能够成为完整的船吗？”他说：“不能。”器用都齐备了，但如果停泊处不是合适的地方，所经过的又是狭窄的港汊、断绝的水道，它能够到达江河吗？”他说：“不能。”停泊找对地方了，但如果许多船聚集在一起，互相系缚而彼此碰撞，它能够航行吗？”他说：“不能。”材料齐全而工匠精良，制作合乎法度而器用完备，停泊也找到了合适的地方，航行又没有阻碍，这样似乎就可以到达河流、进入海洋了。

译然而如果风向不顺，也还是不能航行。士人做学问，和这有什么不同呢？当他在学校学习时，本来曾经广泛学习诗书文章，讲明古今变化，请明师加以订正，经过多年积累；写作时唯恐不合有司的标准；努力记诵以等待提问，唯恐一个道理不明白、一件事情不知道；他的进身已经走的是正道，任用又恰逢时机，似乎可以实现志向了。等到和众人一起接受有司考试，就有顺利也有不顺利；顺利时本来就像船遇到顺风，一日千里，确实容易。不顺利时，和船被风阻挡而不能前进又有什么不同呢？能不能前进，在于风，不是船的罪过；顺不顺利，在于命运，不是学问的过错。不过，必须先有船，然后才能把责任归咎于风。假如我的材料不好，制作不合规格，器用平时没有备齐，停泊的地方不对，航行又有所阻碍，即使风向顺利，它难道能够航行吗？船譬喻学问，风譬喻时机。有船没有风，本来就不能航行；有风没有船，又凭什么航行呢？然而世上本来有驾驶破船、缝补破帆，遇到顺风而侥幸到达岸边的人，只是这种情况不可能长久。一旦突然遇到鱼龙出没、风浪汹涌，我知道他必定惊慌返回，船也不会完整无损；严重时甚至会翻覆。沉溺其中，哪里能够指望常常侥幸呢？唉！人所忧患的是没有船，风向不顺并不是所忧患的；所忧患的是没有学问，时机尚未有利并不是所忧患的。我的船已经齐备，器用也足够，只是没有遇到顺风罢了。如果能够用多年的时间等待它，不轻率地试航，难道终究不会有一天遇到顺风吗？假使有一天能够借助风涛之便，在长江大河中张满帆，摇桨高歌，转舵前行，任意驶向哪里，都没有不如意的。士人积累学问来等待时机，和这有什么不同呢？不过，这只是就一条船来说的，并不是用来论说所有的船。船的形制稍有不同，它的来处也一定不同。有从浙江来的，有从长江来的，有从防吉来的，有从鄞越来的，也有从荆襄来的。远的有时从川蜀而来。来源并非一个地方，制造者也不是一个人；开始建造的时间未必相同，出发的日期也未必相同。它们的形状，有的大有的小，有的长有的短，有的深有的浅；承载的东西，有人也有物，所载之物有多有少，而货物的价值有贵有贱。其中有万般不同，但最终都必定到达这里，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它们航行，有的慢、有的快，有的先到、有的后到。有先出发却后到的，有后出发却先到的；有一路顺风直接到达这里的，有刚出发就受阻、后来却一路顺利的；也有时而航行、时而受阻，反复航行又反复受阻，不知经历多少次才到达这里的。有的出发日期相同，到达日期却不同；有的出发日期不同，到达日期却相同。有的先出发十天、一个月，甚至一时之久，或早至一年之后才出发，却反而先到。由此看来，航行或停滞、迟缓或迅速，都是天意，不是人所能决定的。先到达的人不值得过分高兴，后到达的人也不值得悲伤。假如我有船，又掌握驾驭它的关键，那么今天虽然还没有到达，怎么知道最终不能到达呢？他虽然先到达，怎么知道我不会赶上他呢？甚至超过他，也未可知。只是没有船，或者有船却没有器具，有器具却不会操纵，那就只能到此为止了。不过，这只是小船，不是大船；只是适用于江河航行，并不是用来施行于大海的。大船长可达百尺，大的可容千围，桅杆高耸如直上天空的虹霓，帆篷像垂天的大鹏翅膀；上面可以竖立五丈高的旗，中间可以容纳万斛粮食。它作为器具规模很大，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很广。若没有琼林大盈之材、参天合抱之木，交给公输子那样的工匠制作，借给他数十年时间，就不足以造成功。它建成后，也有不是普通船夫所能操驾的。若只是在江湖之间稍加试用，便不是它的用途。一定要等到排山倒海的风、吞天沃日的巨浪，然后从容航行在渤澥之中，出没于沧溟之上，取得万全的功效，享受无穷的福泽。回头看江河之间的舟楫，真不只是像在堂上低洼处漂一片芥菜叶那么简单。风有顺有逆，航行有迟有速，都不足以动摇我的心。孟子说：“观察过大海的人，便难以被普通的水所吸引；士人的学问也应当如此。”如果确实以圣人的道作为标准，期望一定达到它，不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停止自己的功业，不习惯于眼前的小利，不责求眼前的成效，那么我的造诣就会深，成就就会大，将来出仕应世，便无论处于什么情势都能适应。功名利禄，得到有迟有速，又有什么值得介意的呢？宗敬平素积学有功，文章又足以符合有司的标准，然而屡次考试总是不遇合。我担心他因此自我沮丧，又被功名利禄扰动心志，所以写《说舟》赠给他，用来解释他的不平，也借此勉励他向道。《卞和三献玉说》卞和三次献玉。有人疑惑地说：“我的石头如果真是玉，第一次献上而没有被接受，就应该收起来藏好，等待识货的人。即使自己雕琢使用，也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到第二次去献，以自取羞辱呢？”假使第三次献上仍不被接受，还要三次受刑，我恐怕连完整的身体也保不住。为了内里所知而使外表残缺，真的应当这样吗？”我说：“唉！这正是我看出卞和智慧的地方。古人所谓智慧，就是认识到了便不舍弃它。假如已经认识到了，却又舍弃它，那就不足以称为智慧。一定要认识得真实，守护得坚定，这才可以称为智慧。”卞和正因为确实知道那块石头是玉，所以两次献上、两次受刑也不后悔。假如他的认识不真实，那么有人只要厉声厉色地逼迫他，他就将连逃跑都来不及，何况千乘之国的君主对他施刑呢？正因为他的认识真实、守护坚定，所以这块玉最终不会一直被当作石头，也不会一直埋没在野外，最终进入君王的匣中。它的器物价值轻于九鼎，价格却重过连城，流传千万世，成为受命之玺。假如卞和虽然知道它是玉，却不能守护它，那么它就只是一块石头；即使有人稍加使用，也不过是一件玉器罢了。千万世以后，哪里还会知道所谓秦玺？哪里还会知道所谓卞和？唉！古人对于外物尚且能够守护而不舍弃，何况自己的身体和志向呢？字说 陈惟学字说

译古人的学问和今人不同，他们获得俸禄的方式也不同。三代以前，士人做官不离开自己的乡里。平日修养自身、践行诺言，全都称作学问。不像后世，一定要吟诵书册、考究训诂、拿笔作文修饰辞藻、染墨写文章，然后才称为学问。他们做官，也都是先修身于家，在朋友中得到声誉，名声传到上下，然后才有人用束帛来聘请，兴起宾礼；爵禄有时不必求取就自然到来，本来不必像今天这样投递文书求取进身，结伴前进参加考试，奔走于道路之间，经过多年才获得。金华陈禄氏，初次行冠礼时，他的宾客给他取字“惟学”，大概是取《鲁论》中“学也禄在其中”的意思。唉！生在今天，却想修习古人的学问，坐等今天的俸禄，难道不是颠倒了吗？不过，今天求取俸禄，虽然似乎与古代不同，但所做的学问，形式不同而实质相同。如今学习进士业的人，谈到修身，没有不说“诚意正心”的；谈到讲学，没有不说“格物致知”的；谈到处事，没有不说“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谈到尽人伦，没有不说“父子亲，君臣义，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的。只是到了实际践履的时候，便与拿笔作文的时候不同了，与立言也相违背，于是才大为不同。假使今天做士人的人都学习古人的学问，以求取今世的俸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不能人人如此罢了。“惟学”这个字在朋友之间称呼他已经很久了，却一直没有人为他阐发其中的意义。一天，他的朋友何克恭请求我写几句话，作为他的名字说。我听说，“惟学”是宦官世家子弟，他的祖父仪厚，曾任山东宪幕；先父陈镇畴，曾任京郡治中。“惟学”也曾有志于继承世代俸禄，却没有实现，所以借此给他取字。“惟学”应当顾念名字的意义，励志向学，以古道为根本而辅以时宜，保存古人等待聘用的心志，遵循今人入仕的道路，那么爵禄到来的日子就不远了。因此写下这篇序，等待他的实现。林弁宗敬字说 《礼记》说：“戴皮弁祭祀菜羹，是表示敬道。”唉！最有灵性的，是人；最尊贵的，是道；最卑微的，是物。人只要内心存敬，也就够了。却一定要借助外物来表示所敬的对象，圣人制定礼制的用意真是深远啊！因此，举拳、屈膝等姿态，都足以用来朝见，却一定要制定琚、瑀、珩、璜等佩玉的形制；尽情致意、极其谨慎，都足以用来祭祀，却一定要制定冠冕、黼黻等仪式；擗踊、哭泣，都足以表达哀痛，却一定要制定衰麻、袒免等礼节。难道本来就是为了这些繁琐的礼节吗？大概是要用有形的物件，表现无形的道理，使内外彼此相符。乡贡进士林弁，行冠礼后宾客给他取字“宗敬”，取意大概就在这里吧？宗敬是敦厚敏达的士人。我在丁卯年随计入京，经过羊城时，曾在友人甘筠凤那里见过他；那时他还是童子，却已经像成熟的成人，我心中很惊异。庚午年，我阅览乡试名册，看到宗敬的名字高列九十二人之中，心想或许只是偶然。第二年从京师回来，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显露才华，容貌举止端正严肃，言论英发，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小孩子了。我为之惊叹了好一会儿。唉，像宗敬这样的人，难道会辱没这个名与字吗？名，是父母所命的；字，是宾客和老师所表彰的。不辱没自己的名与字，就是不辱没生养自己的人和教导自己的人。那么，不辱没名与字的实际表现究竟怎样呢？回答说：外表端正，就要符合“宗”名的意义；内心正直，就要符合“敬”字的意义，如此而已。程子说：“整齐严肃，这就是端正外表吧？”朱子说：“专一守心而不旁骛，这就是端正内心吧？”还应当谨慎践行这些话啊！这样就可以接近圣贤的境界了。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名与字如此，而本人却不是这样，不只是名字的羞耻，也是命名、取字者的羞耻。李时芳字孟春说 天下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但构成这些道理的名目、意义和类别却有千万种不同。人刚出生时，便从万种道理中摘取其中一句来作为自己的名；到行冠礼时，又选取与自身意义相近的字作为字。唉！从千万种事物中取一两项，便认为是自己所有，却茫然不知道名与字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样可以吗？这就是近世关于取名取字的说法产生的原因。羊城人李硕夫的长子名叫时芳，行冠礼后宾客给他取字孟春，他的舅父林宗敬请我写这篇说。我想，人出生以后，从幼小到年少，从年少到壮年，从壮年到强盛，从强盛到衰老，也正如天时运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一样。人的一生，事业都以幼年少时为基础，也如万物的华美绽放，必定在春日阳光的时节。传文说：春天是开辟的开端、养育生命的开始，万物都在这时发生，萌芽、破土、开花、舒展、夭秀、结实，繁茂而郁盛，然后夏天茂盛，秋天成熟，冬天结果并坚固。什么东西不以春天为根本呢？人的生长难道唯独不是这样吗？所以《礼记》说，人生十岁称幼，二十岁称弱，三十岁称壮，四十岁称强，五十岁称艾，六十岁、七十岁则称耆、老。每十年都有变化，也各有应做的事情，而所学的根基就在幼年时期。学问不可以不预先准备，关键一定是用义理来养育内心，用礼节来整饬自身，用诗乐来陶冶性情，用经术来端正志向，用艺文来广泛学习，使他具备德行、言语、仪容，同时又具备合宜的服饰；内外光明融洽，文采与质朴相称，郁郁灿然，如同春阳和煦时草木的精华芬芳繁茂。这样以后，壮年便能把所学表现在行动上，年老便能收获功效，终身使用也不会穷尽。时芳年少而资质美好，正应当勤勉循序，把今日的学习作为将来受用的资本。这正是时候。他应当顾念名字的意义，及时奋发，低头用功，每天孜孜不倦；没有达到目标便不停止。这样，壮年所要实行的、老年所要传授的，全都在此时具备了。我因宗敬的请求，谨用“学”这一句话勉励时芳。努力吧！这不只是为了使他无愧于自己的名与字，天下万般道理也都可以由此而获得。蔡国珍字说

译值得珍视、贵重的事物叫作“珍”。“珍”又和“国”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贵重就不是一身一家所能独占的了。宝安蔡氏之子名珍，字国珍。他的父亲若宾对他的期望真是深厚。国珍得到这个名与字，早晚恭敬戒惧，始终奉持它，如同手执玉圭、拱持玉璧、握着直径一寸的明珠，借承盖遮护、重重包裹，十分谨慎，不肯轻易拿出来给人看。后来又顺着他的资质加以琢磨、切磋、磨砺、雕镂、修饰，做得十分周全精致。温润而光泽滋生，灿然间文采显现，铿锵而声韵清亮，浑厚而法度完备。已经成为可用的器物，也曾仿效楚人献玉，却没有得到价值连城的报偿。今年春天，有司劝驾，推荐他到天子朝廷，在奉天门参加群试。玉堂考校文章，评定他为优等，将把他培养在辟雍之中，使他的才华得到充分成就并大加任用。还未出发，天官卿又请求试用他。国珍获得乐昌文学的职位。以这样贵重华美的器物，置于诗书礼乐之地，即使暂时小用，本来也是合宜的。他将要赴任，任职于我的乡中先达之地，于是请求我申说他的名与字的意义，作为他终身的训诫。《传》不是说过吗？儒者有席上的珍宝，用来等待聘用。所谓珍宝，不是世人所说的荆璆、鲁宝、昌城之蘂、西城的圆龙方虎，也不是所谓夜光、明月、真白、洞光、三棘、六异、九品等奇珍。它难道不就是我们自身本来固有的东西吗？这种珍宝，不是金玉却胜似金玉，不是珠贝却胜似珠贝，是从天那里得到而在人身中具备的。自身拥有它，明德就在内心发光；家族拥有它，厚重的德行就向外润泽；国家拥有它，朝廷因此尊重，府库因此充盈，宗庙因此华美，四方因此光明。这就是儒者的珍宝。把它藏在方寸之间，陈列在几席之上，它的气息向上贯通、向旁传播，没有高处不能达到，没有远处不能安顿，没有幽深处不能到达，没有深邃处不能进入。一定做到这样，才足以担当“国珍”这个称呼。国珍还应当遵循父亲和老师的教诲，顾念名字的意义，反过来从自己的身心中求取，使自己更加恭敬谨慎，努力成为天下国家所珍重的人。蒋冕敬之字辞【有序】清湘人蒋冕，是我故友、河西县令蒋希玉的儿子。十五岁时，考取广右解首。第二年参加春官考试，完成太学学业。他和兄长蒋昪以故人之子的身份来拜见我。不久，又经他父亲的朋友陈郡博先生介绍，带着礼物请求跟从我学习古文辞。又过了一年，蒋昪为他在头上加布举行冠礼；旅舍中草草举行，虽然不能按照礼制备齐宾客，但有名必有字，有字必有辞，这些不能缺少。行冠礼后，他来拜见我，请我给他取字。于是我命名为“敬之”。又替他补写祝辞：“唉！我老了，而冕你正值壮年。我不久就要到山穷水绝的地方归老，不能早晚经常教导帮助你。冕啊！听到别人呼唤你的字，要常常像听见我的声音从心中发出、从口中说出。诵读我这篇辞文，要常常像我亲自站在你面前，郑重地叮咛告诫你。圣贤的事业，以‘敬’这一句话为根基；你还要时时不忘，日益进步而不停息啊！”辞说：人有身体，头部是身体的元首；身体有文饰，冠是其中最尊贵的。把冠戴在头上，是取法于天的形象。冠中有冕，是君主所崇尚的。冕上有延，前后有旒，文饰而合乎中正。孔子遵从周礼，处在众多德行之上，成为人人瞻仰的人。只有敬，才能尊贵；只有敬，才能庄严。内心存敬，外表就显现敬意，神情庄严而使人敬畏。稍有不敬，便违背了这些道理。给你取名为冕，希望你能够符合它。父亲的命名还在耳边，怎么能不思考呢？既然承当了“冕”这个名字，就应当具备冕所象征的德行。冠虽然不是冕，也要把冕当作准则。头部仪容一定端正，内心德行只有敬慎。如同大君在上，如同上帝亲临。戴着上天赋予的品德而行走，时时刻刻都要把它放在心上。出入起居，不敢有丝毫懈怠。给你取字“敬”，用这些话祝告你；终身奉行它，始终依此行事。韩俭克慎字说 文昌人韩俭考取乡试名额，参加春官考试却没有考中，完成太学学业。恰好他的同学林徽，时文也应贡入京，韩俭对林徽说：“我的名叫俭，字叫克用，一直没有人为我阐发其中的意义。幸而您在大司成先生门下，希望得到一句话作为我终身佩戴奉行的训诫，冒昧烦请您替我转达。”林徽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认为，名为俭而字为用，意义太狭窄了，只是就一件事而言，并不是把他引向深远宏大的道路。于是取伊尹告诫太甲的话，改他的字为“克慎”，又为他写这篇说。俭有两层含义：有节俭之俭，也有俭约之俭。所谓俭约，就是不奢侈放纵自身。即使圣人孔子，也一定在温良恭让之中具备这种俭德，然后自身德行才完备，光辉才显露于外。何况普通人连圣人的万分之一也没有，难道可以不俭吗？然而圣人的俭德是自然而然具备的，普通人不像圣人那样本来就有俭德，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伊尹说：‘谨慎地保持你的俭德，只想着长远的谋划。’唉！“俭”这一字，是长远谋划的根本；“慎”这一字，是收敛身心的关键。对于俭，应当顾念你的名，凡事以俭约为根本，如《礼》所说“说话一定考察它的来源，行动一定考察它的弊病”，这样就可以了。顾念你的字，凡事以谨慎为心，如《传》所说“在看不见的地方戒慎，在听不见的地方恐惧”，这样就可以了。韩俭啊，应当因你的名与字反过来从自身和内心寻求，战战兢兢，常常想着孔子所说因约束自己而少犯过错的话，谨慎保持俭德而胸怀长远谋划，希望一定接近商代阿衡伊尹用来告诫君主的道理。谨慎啊，谨慎啊！时时刻刻都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不要停止。再向上推求，即使像皋陶告诫大舜那样谨慎修养自身、深思长远，也有循序达到的道理。自古圣贤增进德行的方法，不外乎这些；不要说圣贤不是普通人能够学习的，便自暴自弃。《语》不是说过：“取法于上，只能得到其中。”于是写下这篇《韩俭字说》。冯颢子充字说

译我县的大户人家有冯氏。冯氏的俊彦名叫仕鲁。仕鲁的第三个儿子颢，是我长女的女婿。他跟随姑父、乡贡进士王克信来到京师讲习《易经》。王克信认为自己进士考试的学业将成，准备回去，便对我说：“颢有名而还没有字，何不给他取个字呢？”我给他取字“子充”。他又请求我说明其中的意义。按照字义训释，“颢”是大的意思；但又说“颢”这个字，是大而兼指形体和气象，“颢”则似乎专指气而言。人，是天地所生的。天地是最大的，人是最小的。人凭着极小的形躯，却想要完全充足天地那样广大之气，要体现天地之道从哪里做起呢？也不过是充实自己罢了。充实到极点，那么上下四方的空间、从古到今的时间，都成为我的分内之事了。既然如此，所谓“充”，难道是容易做到尽善尽美的吗？必须有它的根本，正如孟子所说“先立乎其大者”；也必须有它的渐进过程，正如孟子所说“知皆扩而充之”。这样才能达到充实而有光辉的境地，而“颢”也就在我自身了。自从有文字契刻以来，已经有“颢”这个字。到了宋代程大中，才取它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就是后来所称的明道先生。自此以后，凡是读书人读到这句话，没有不警惕而肃然起敬的。大概是因为字取决于人而显得尊贵。如今颢承受父亲的命名，用大贤人的名号作为自己的名字，那么他所应当产生的警惕和敬意，应该怎样呢？何不这样想：“我的名字，是大贤人的名字。大贤之所以成为大贤，不过是把人的道理完全做到罢了。人的道理，就是天地的道理。人的道理完全做到，天地的道理也就完全做到。道理还有没有尽到的地方，就一定要思考用什么来充实它。涵养德性要用敬，增进学问在于致知，这是程门教导学者入道的要诀。充实自己的方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颢，你应当努力啊！不要只推托说：‘这是大贤人的事，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唉！既然接受了这个名字，怎么可以不担当它实际的含义呢！” 王文谟字说 从前史官记载圣明时代君臣的功德，是为了昭示天下和后世。对于尧、舜，称为“典”，“典”就是常道；对于禹、皋陶，称为“谟”，“谟”就是谋略。这是说记叙君臣之间的嘉言善行，以补足《二典》所没有记载的内容。其中义理精深，言辞简约而深奥，确实是万世的大谋略、天下最好的文章。我的乡友王谟，字叫文谟。“谟”字上又加一个“文”字，大概就是取义于此吧。文谟成年取字，至今已经十多年了。今年他因参加乡试来到京师，间或来拜访我，请我说明他的名和字的意义，并且说：“古人说，衣服穿在身上却不知道它的名称，就是蒙昧；何况名字与身心密切相关，更不是衣服穿在身上所能相比的。如果不知道它的意义，那种蒙昧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吗？希望您惠赐一言，启发我的蒙昧，使我或许能够做到：听见别人呼叫我的名字，口头答应而内心没有疑惑。这是最大的幸运了。”我说：“你知道令尊当初为什么给你取这个名字吗？他对你的期望，是深远而且重大的。人有了儿子，就一定教他学习六艺的文字，并期望他建立古人的事业。古人的事业，有谁比禹、皋陶更伟大呢？他们所辅佐的君主，是尧和舜；他们所成就的治理功业，是天下和谐、万民安宁。” 后世做人臣的，有谁能够略微仿佛他们万分之一的成就呢？看他们推演诚信笃行、谋略明达的道理，达到使近处的人归附而远方的人也来归附；推广知人善任、安定百姓的原则，达到明智而仁惠；推衍九德的作用，达到五行四时顺调、各种功业成就。《五典》所叙述的道理，五礼的秩序，以及有德便任用、有罪便讨伐的人事，全都归结于天。上天的聪明，是说来自我们百姓；上天的明察和威严，也是说来自我们百姓。明明是天，却又归之于人。君臣之间“都俞吁咈”的应答，彼此心心相契；一个个互相质问应答，反复品味他们的话，玩味那种气象，宛如身处同一时代、同在一室，亲眼见到他们本人，亲耳听到他们说话。这才叫天下最好的文章，这才叫万世的大谋略。令尊给你取名为“谟”，又加上“文”字给你取字，大概就是要以禹、皋陶那样的事业来期望你。你难道可以不知道从哪里自我勉励吗？不要说圣人与凡人的禀赋不同，古代与今天的时代不同，所以不是今天的我所能做到的。禀赋虽然来自上天，但实际去做却在于人；时代虽然是今天，但古人的事业也不是不可以去做。这样一来，天道就在我身上，古代也就在今天了。圣贤难道终究不可以企及吗？努力，努力！不要辱没你的名和字，也就不会辱没生养你的人了。” 文谟拜了两拜，恭敬地接受教诲，于是写成这篇字说送给他。杂著 贪泉对 景泰辛未年，我从金台归来，船停泊在羊城的石门。船夫说：“啊，这是贪泉，千万不要汲饮。”我听了，便离船去观看，叹息说：“古人说，喝了这水的人，一文钱也没有却想得到千金。又说，喝了它的人看见金银财宝很多，就想用双手抓来怀藏，真有这种事吗？”我试着喝了一口，来验证它究竟怎样。后来自己想到：“济水可以化痰，菊泉可以延年益寿，辽地的侵涧泉能使人多生头发，晋地的▯石泉可以治愈疽病。泉水以‘贪’命名，按道理或许也有这种可能。假如它进入肺腑而改变了我的一向本性，岂不是会成为终身的祸害吗？”于是中途停止，不再饮用。回来后，我躺在船窗下面，恍惚之间，好像听见有人说：“我是石门之神。自从被加上这个污辱性的名称，至今已有数千百年，从来没有人为我申明洗雪。幸亏您来到这里，替我洗清这个污名。可是您所见所为，与普通人没有不同，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请您替我说一说吧。”这声音仿佛说：“如果说泉水果真能使人贪婪，那么在这里做官的人，哪里比得上居民多呢？居民每天饮用这泉水的，以百人计算；每年饮用的，以万人计算。自从有了这泉水以来，饮用它的百姓，难道还数得清吗？”

译在这里做官的官员，不到居民的百分之一，而且也不都是经过这条道路来的。经过这里的，有时几天才有一人，有时一个月才有一人，有时几个月才有一人。总计一年的长时间，也不过几十人罢了。然而他们经过时，有的在这里休息，有的不休息；休息时，有的饮水，有的不饮水。可是所谓贪婪的人，总是见于官吏，百姓却不在其中，难道是不识字、不明道理的百姓心思能够保持不变，而读书明理的人心思反而容易改变吗？还是经常饮用的人习惯了而不自觉，偶尔饮用的人反而立即被触动了心思呢？如果不是这样，难道泉水使人贪婪也有所选择吗？这些说法都是讲不通的。我听说古代的贪婪之人，有把金子藏在坞中的，有夜里计算钱财的，有拥有胡椒五百斛的，有黄金多到五个骆驼所能驮载的。难道他们全都在岭南做官、饮过这泉水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会贪婪呢？唉，天下到处都是像水一样滔滔不绝的贪婪之人！不把贪婪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却偏偏加在我身上，不也是冤枉吗？那些以廉洁清白著名的人，又是多么幸运啊！如今官吏所居住的地方，是会府、郡邑、城市、镇坊；而我偏僻地处郊关之外，且相距约一舍，不过是路过之处罢了。经过这里的人哪里比得上居住者多而且停留得久呢？大凡官署，一定有井，每天都从井中汲水。做饭要淘米用水，酿酒要用水，烧汤要用热水，洗手要用水，洗脸要用水，漱口要用水，洗头要用水，没有一天不是这样。他们使用水既久又频繁，像这样，泉水反而不能使他们中的一个人贪婪；却想让人用手抓取珠玉、心里怀藏千金，怎么会如此神奇而迅速呢？难道它能使那些人贪婪却顽钝不灵，唯独使我灵验吗？唉！有实际功效的没有相应名声，名声却加在没有这种实际功效的事物身上，这是什么道理？如果一定要名实相符，那就必须把这个名号归到真正相应的地方。我听说羊城之中、越台之下，有一眼九孔泉，水色清澈、味道甘洌，最适合煮茶，每天汲取的人以千计，请把‘贪泉’这个名字加给它吧，或许才符合它的实情。我私下听说您以文章著称，请不要吝惜开口说几句话的劳苦，替我辨明这千年的诬蔑，难道不是对名教有所补益吗？”我唯唯应承，醒来后起身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唉！贪婪是人的心陷溺其中所造成的，究竟与泉水有什么关系？不责怪造成它的根源，反而责怪泉水，难怪泉神会愤愤不服了。假如有个人在这里挖墙洞偷盗，也被官吏捕获，将要依法处置，他却自行辩解说：“不是我敢于偷盗，是我饮用的井泉使我这样做的。”那么掌管刑狱的廷尉会相信他吗？他不相信，这是确定无疑的。由此看来，泉水不能使人贪婪，是很明白的。大体说来，岭南地区盛产南方的金银、珠玉、玳瑁、犀角、象牙、海贝、奇异香料和珍奇物品，都是其他地方没有的，见到它们的人很少有不被触动贪心的。况且这里又离中原特别遥远，官吏贪赃与否，很少有人上报朝廷；当地百姓向来柔弱，含受甘受损害而不辞，因此官吏得以放纵自己的贪欲，贪婪之风肆意流行，上下互相图利，渐渐染成风俗。偶然有一个像中流砥柱那样坚定不移的人，怨恨和诽谤就会聚集到他身上。因此，士人平素自负有名节、守廉耻，尚未进入这里时，本来还曾非难那些贪婪之人；一踏入梅关，泛舟经过浈溪，他的心便与从前所非难的人合为一体了。人们见到这种情形，便因此把这样的名号加给他，这难道是水的罪过吗？唉！假使人人都是吴隐之，即使每天饮用石门泉水，也不妨碍他保持廉洁；假使人不是吴隐之，即使不饮用石门泉水，也不妨碍他成为贪婪之人。贪婪和廉洁，在人的内心，不在水。即使如此，这眼泉水不幸被贪婪之人饮用，也如同冉溪因为柳子而被称为“愚”一样，虽然给它取名为“贪泉”，也算合宜。明年三月望日书。”

译《书贪泉对》后记 唉！贪婪的人真是可怕啊！有人在泉中饮水，泉水便被玷污，世人因此把恶名加在泉水身上。那么，与他们同官署、共事、同住一室的人，难道不会被他们玷污吗？然而人们知道把恶名加在那些贪人身上，却反而遗漏了这些与之共处的人，这是为什么呢？以镜为喻送给李景修 景修在江山任县令，将要赴任，经过我这里，希望我在丰轩为他饯行。坐定后，他起身说道：“我在仕途上奔波超过十年，幸而得到一个官职，警惕地回头反省，想到自己能够避免罪责牵累，却不能同您结交，这么久以来本应当更加亲厚，请您有什么教诲呢？”当时我座位旁边正好悬挂着一面镜子，于是指着它告诉他说：“你处世如果能够像这面镜子一样，就可以善于应对外物而不伤害自身了。”景修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件东西明亮，却不使用自己的明亮来强加于物；并不是不用明亮，而是不自行发挥。它应对外物而显出外物的形状，随着形状而给出相应的影像。物体来到时，它不迎接；物体离去时，它也不曾拒绝；物体离去时，它不送行，也不曾挽留。美丽的物体，它以美丽的形象回应；丑陋的物体，它以丑陋的形象回应。物体本来美或丑，我只是随着它显示美丑，并不是有意要使它美或丑。直的物体，它以直的形象回应；弯曲的物体，它以弯曲的形象回应。物体本来直或弯，我只是随着它显出曲直，并不是有意要使它曲或直。本来是丑的，却想让我以美的形象回应，不可能；本来是弯的，却想让我以直的形象回应，也不可能。开始以丑陋的形象来，后来改换成美丽的形象，我也随即显出它的美丽，并不责怪它过去的样子。” 开始以弯曲的形象来，后来改换成直的形象，我也随即显出它的直，不拘泥于它先前的痕迹。至于大小、长短、方圆、肥瘦、深浅，没有一样不是如此：各种物体显出各自的形状，而使万物显形的本体，从来没有不确定的形体；各种物体呈现各自的颜色，而使万物呈色的本体，从来没有不正的颜色。正面朝向它，它就照见；背面朝向它，我就不知道了。靠近它，它就照见；远离它，我就不知道了。它不仔细分别而自以为明察，也不拘谨地强求照见；物体没有到来，就不迎拒；既然到来，就应物显照；已经照见，就不隐藏。这样一来，对外物没有抵触，对自身也没有伤害，而镜子的神妙作用也就止于此了。虽然如此，使用镜子的神妙，来自它本体的完整；本体之所以完整，本来靠的是铸造的功夫；而作用之所以神妙，则在于经常磨拭。假如自身没有这个本体，当然无法应对外物；即使有了本体，而拂拭、洗濯、研磨的功夫稍有间断也不行。我见到镜子蒙尘、昏暗、受蚀，那么即使泰山在它面前崩塌，它也看不见，何况秋毫之末呢？这大概就是古人《大学》教人的道理，所以一定先要彰明自己的明德吧？”景修拜了两拜，说：“恭敬地接受教诲。”我说：“还不够。这面镜子，放置在危险的地方；悬挂它的东西又不牢固坚韧，它能够长久照见吗？” 景修说：“不能。”我也说：“不能。君子处世，本来不能执着于自己的私心，也不能完全没有自己的心志；保持虚心，大概是应对外物的要领吧？保持敬意，是守护自身的根本。唉，掌握这两点，即使面对天下之大、道路之远，甚至夷狄之地，无处不可前往，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何况只是做一个县令罢了！您应当努力。” 考隶送给张正夫 书法有五种字体：篆书、八分、隶书、行书、草书。古人所说的八分，就是今天的隶书；古人的隶书，就是今天所谓的楷书。世俗传承错误、沿袭讹误，往往反过来称呼它们，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文字学的兴起，从苍颉开始。三代以前，大多使用古文。到了周宣王，才有大篆；秦代开始有小篆。秦代既然使用篆书，奏报政事繁多，而篆字难以书写，于是开始命令隶人辅助书写，称为隶字。汉初王次仲又创制八分，其笔法处在篆书和隶书之间。自秦汉以后、唐宋以前，凡典籍所记载、文章所记述的，都把楷书称为隶书，从未改变。到了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凡是汉代碑刻都题作隶书。世人看到汉隶与钟繇、王羲之的书体稍有不同，于是便说八分是隶书，世代相承直到今天。世上的博学儒者和学士，因此来不及考察这一点的很多。我偶尔向士大夫谈及此事，有时还被他们讥笑。因此考察秦汉以来儒者先贤的说法，按次序列在下面，以此为证。考察汉代崔瑗《草书体》说：“到了末世，典籍越来越多，只有把用来辅助隶书的旧字加以删省。”草书的书写方法，大概更加简略。成公绥《隶体》说：“虫篆既然繁复，草书又近于虚妄，适中的中庸之道，没有比隶书更好的。” 庾肩吾说：“隶书就是今天的正书。”张怀瓘也说：“隶书，是程邈创制的字体，字形都端正真实，也叫真书。”文告典籍所说的五种字体，有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隶书，却没有楷书。任昉分别说五体，有篆书、八分、真书、行书、草书，却没有隶书。郭忠恕也说：“小篆散开而产生八分，八分破变而产生隶书，隶书变化而产生行书，行书放纵而产生草书。”他所说八分与隶书的先后虽然不同，但也只是说到隶书而遗漏了楷书。由此看来，隶书就是楷书，而八分就是隶书，这是毫无疑问的。延平人张端，字正夫，是留心古学的人。今年他因被荐举从八闽来到这里，经过我处，于是谈论文字学，偶然说到这件事。正夫说：“先前我经过旴江，拜见程奉常先生南云，他的说法也像您说的一样。”我欣然领会其中的意义，很高兴他是真正用心于古学并且有所收获，而不是徒然用功。于是趁他出行，写成《考隶》一篇送给他。【天顺一年】事宜 两广用兵事宜 我恭敬地认为，朝廷因两广贼势已经达到极点，议定调遣官军一万人，命令总兵官讨伐他们。调兵只限一万人，说到杀贼并不算多，说到供给粮饷也不算少。何况如今两广的人心、物力、军马、财用，与颜总兵当时相比大不相同。那时贼人还不太多，军威还没有严重受挫，百姓财力还没有严重枯竭，人心还没有严重离散，各项事情都容易筹办。自从出兵没有纪律，官军的声威才开始不振；自从放纵士兵抢掠，百姓的财力才开始大为困竭；自从杀害平民来冒充功劳，人心才开始日益离散，贼人也开始日益壮大。不幸在他之后接任的人，如果不完全反过来改正他的做法，决定不能成功。做主帅的，必须以廉洁自持，以仁慈存心，以诚信待人，以严明树立威势，然后倡导勇敢来振作士气，沟通下情来收拢众人的心，贼患才可以期待平定。不过，这是主将所应做的事，我没有必要议论。至于我浅陋的见解有几条，列在下面，或许可以对行军作战起到万分之一的帮助。

译一、如今两广用兵的策略，大体有两项：一是驱逐，二是困住罢了。并不是说不需要进攻和交战，而是如何进攻和交战，要根据时机随机应变，不能事先凭空料定。大概广东的贼人，应当驱逐；广西的贼人，应当困住。驱逐他们，使他们返回巢穴；困住他们，使他们不能出没，那么贼人就会坐等毙命了。为什么呢？广东本来没有贼，贼人都是从广西来的，后来那些无所依归的居民被他们驱迫胁从，于是才成为贼人。假使广西的猺人全都被赶回巢穴，他们就一定不能独立支撑，这就是必须实行驱逐策略的原因。用兵贵在神速，广西的贼人并不是不想一鼓作气直抵他们的巢穴，把他们像禽兽一样捕杀、像割草一样铲除；只是山岭崎岖，道路狭窄，即使有百万官兵也无处施展，这就是必须实行困守策略的原因。一、所谓驱逐的策略，是说广东十府中被贼人残破的有六府，这些地方彼此相距一二百里，有的六七百里，有的远至千里。我军从这里追贼到那里，我军到了那里，贼又从这里逃走，巧妙地相互回避，因此不能成功。如果只从一路追逐，必定无法捕获，必须分成几路，这样才能到处与他们遭遇。他们前来迎战，就同他们交战；他们不敢交战，就只能退回自己的巢穴。因此驱逐之兵又应分为四路，都约定会师于浔州。第一路从广州三江口趋向肇庆府，经过开建、封川等县，溯流而上到藤江，直抵浔州。第二路从肇庆府的新兴经过阳江，到达高州府边界，攻打电白、信宜，从间道经过岑溪等县的边界，会师于浔州。第三路从藤县直溯北流江，登陆后由鬰林、博白、陆川出石城，到达雷州；再从石城前往廉州的灵山，向下到横州，也会师于浔州。第四路从广州的连州经过贺县，出乐平县，也会师于浔州。所到之处，必须彻底搜查、极力追击，一面招抚，一面剿杀，把贼人驱出境外才停止。我所拟定的四路，也只是约略说出大概而已。至于分兵或多或少，遇到贼人时是拦截还是设伏，也要在临时根据情况处置。一、所谓困住的策略，是说广西的猺人聚居之处，如柳州、庆远等府，修仁、荔浦等县，到处都有，只有浔州的大藤峡规模最大。大的地方既然困住了，小的地方就不足以平定了。大藤峡前面临着河道，后面到达柳庆的左边界，昭州、梧州从右边连接邕州、贵州，其中全是高山峻岭，只能刀耕火种，积蓄有限，只能依靠抢掠为生。何况他们所耕种的田地，都在山外，大军一到，四面分兵驻守，占据险要，截断他们的出路，使他们不能抢掠，也不能耕种，不过一两年就会自行灭亡。其余龙山、粟山等处，可以依次剪除。一、过去官军多次征讨大藤峡却不能成功，大概是因为每年霜降以后才进兵；这时贼人已经收获，预先把禾米收藏在山洞里，所以官军不能长久困住他们。如今大军出发，必须在今年七月到达浔州，命广西总兵等官员察看地形、安营扎寨，分兵赶紧出动，践踏他们的青苗，使他们今年没有收成。这样，他们料想不到我军到来，出其不意，气势就会被夺去。然后再依次修整营垒，作为长期困守的计划；否则仍遵循旧例，等到霜降以后才进兵，那么今年的行动就会白费。一、为长期驻守计，应调遣梧州、藤县等县以及浔州、桂平等县的民丁，免除他们的粮税和差役，使他们在山下贼人所占的田地上屯田耕种，并且不时出动官军为他们防护。一、如今的贼人之所以比以前多出数倍，祸根在于前任总兵滥杀无辜。原来这些人都是平民，平时缴纳赋税、承担劳役、供养士兵、侍奉官吏，把这些作为保护自己的依靠。一旦外来的贼寇进入境内，烧毁他们的房屋，杀害他们的亲属；想进城，城门又关闭不收；想进山，又遇到贼人。他们孤单无助，四处没有依靠，不幸被贼人俘获，只好暂时顺从来延续片刻性命。贼人劫持他们并虐待驱使：行军时让他们挑担，休息时让他们砍柴做饭，攻城时驱赶他们去抵挡箭石，败退时又把他们丢下留给官军。侥幸没有死，贼人离开以后，他们仍然赶到官府，像平常一样缴纳赋税和劳役。他们心里本来就会自我辩解说：‘我跟随贼人，难道是自己愿意的吗？’将来贼人平定，我们本来都是良民。忽然听说大军到来，便高兴地以为获得新生，可以重新见到天日了。大军到达以后，真正的贼人全都相继逃进深山，完全捕捉不到。可是那些不得已跟随贼人的人，官军却用好听的话和秘密计策诱骗他们出来，杀掉来冒充功劳。由此，那些不得已跟随贼人的人，全都甘心真正成为贼人了。说到这里，实在令人怜悯悲伤。如今做总帅的，应当深深以前事为戒。大军到达后，应当由三司官员防备，并设法派官员张榜招抚晓谕，或者给他们印信、票帖作为凭证。榜文必须明白而痛切，明确说明前人的过失，决不再重蹈覆辙。有时可以召他们的父老到军前，指天发誓，使他们坦然不疑。即使他们平日跟随贼人，已有明显证据，只要能够彻底悔过向善，也应曲意加以宽免，或者允许他们杀贼赎罪。如果此人不是被贼人逼迫胁从，而是公然乘机自行抢劫杀人的，不在招抚范围之内。一、两广百姓众口一词，都不愿再调遣官军。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们痛恨前日官军造成的祸害，认为那比贼人还严重。总兵、内官带去的旗牌等官，以及以试验、报效等名目跟随的人，这些人中善良的少，凶恶的多。他们未必都是总帅等官的亲近故旧，很多是通过请托、买求而来，志在贪图功劳、谋求私利，并不是真心想要报效。他们在营哨中，就凌辱欺压将士；经过州县，就劫持控制官吏；住在城郭，就独占利益；进入乡村，就扰害百姓。面对箭石时躲在后面，论报功劳时却争在前面。因此使将领不和、士卒离心、人民失去安身之处，全都是这些人造成的。达军虽然说凶猛强悍，但本性颇为质朴；诱导他们做坏事的，也都是这些人。如今旗牌等官，应当从已经调遣的军官中选用；其余随从人员，即使是总兵官，也不许超过二三十人。其余假借试验、报效名义的人，一概不用。万不得已，也必须编成队伍，与随征官军一样派遣。

译一、统领军队的头目之所以不能约束下面的人，不只是因为号令不明确，也因为将要依赖他们办事，不免曲意为他们开脱。应当特别派遣一两名强干的御史或给事中，不参与军事，不进入营哨，不办理公文往来，只专门奉行敕书，随军驻扎之处进行纠察。凡是官军，敢有虐害百姓、擅杀无辜、欺凌官吏、夺取他人财物、奸污他人子女的，立即据实奏报处理。即使有军功，也不予收录叙功。这样，官军就会知道警戒，居民也有所依靠。一、以夷制夷，是策略中最上等的。广西左右两江的土官衙门，大大小小有几十处，向来都服从征调。近年来，总兵处理事情多有失当，因此征调他们时往往不能按时到达。应当派一名廉洁能干的给事中，携带敕书前去奖赏慰劳他们，使他们加倍出兵，亲自率领部队到军前听候调遣。应许诺他们，成功之日重重升迁奖赏，并给他们颁发诰命，封赠他们的父母和妻室。一、各处调来的土官到达以后，应当加厚给付粮饷和赏赐，让他们亲自立下领受文书，各自认领地方，按照便利的道路自行前进，直抵贼人巢穴。所得到的贼人财物，全部给他们，官军人员不许抽取分占或强行夺取；至于俘获的贼人家属，也允许他们变卖。这样人人都会自行作战，勇气就会增加百倍。一、广西地方向来不产盐，两江尤其难以得到盐。但私下贩运的人很多，于是盐价不很贵。应当严禁私盐，不许在土官衙门出售，使当地人把盐看得珍贵，然后用盐作为赏劳土兵的资财，制定为固定条例。每立一项功劳，赏给若干盐。一、总帅所到之处，应当请当地父老，以及致仕、候选而居家的人，举人、监生中依亲居住的人，来询问贼人的情况和地势，使他们各自陈述见闻，再裁决选择而施行。如果有人愿意随军征讨，听凭其愿。一、官吏、军人、百姓等，有父母、妻子被贼人杀害而想要报仇的，允许他们到主管官署报名，编成牌甲，称为义兵，随军调遣。一、贼人能够取胜而我军害怕他们，是因为他们使用毒箭。应命令各处访求善于配制解毒药的人，多方配制，发给官军。每队专门委派一人掌管。一、官军所到的地方，如果有商贩随军贩卖酒肉等物，应当严加禁止。官军人员不许强买强夺，这样军中的食物就不会缺乏，也不至于因此生病。广东备御猺人事宜 两广同属岭南地区，但地势和风俗大体不同。广西山岭崎岖，林木茂密险阻，其中到处是猺人、獞人的巢穴，编户百姓错杂居住其间。广东十府，只有肇州、高州、廉州三府的地方同广西犬牙交错。雷州只有遂溪县，广州府只有连州与它相邻；其余地方都靠近大海，地势平坦，道路容易通行，没有山林险阻。自洪武、永乐以来，朝廷只命总兵官镇守广西；广东一方则把防备海洋倭寇作为急务，从未听说有猺人侵犯。自广西总兵官山云去世以后，继任的是安远侯柳溥，后来又是田真。从此以来，做总帅的人相继沿袭前人的做法，大都以忠厚存心，不再有山云严厉果断的作风。从此贼势逐渐炽盛，但也只是成为广西的祸患，还没有波及广东。景泰改元时，广东反贼黄萧养作乱，朝廷调广西狼兵前去剿杀。从此以后，猺人、獞人才开始熟悉这一带山川险易、地理远近，知道所经过的城邑没有防备，又曾与官军共同作战，知道官军脆弱无能，于是开始偷偷侵犯边境。不过，他们只是到附近的村庄劫掠居民，从来不敢离开巢穴越过边境远道攻打城邑。而我方官军承平日久，不懂得战争，一听说贼人到来，便惊慌失魂，望风溃逃。守城的关闭城门不出战，守堡的舍弃营地远远逃避，把百姓丢给贼人，任凭他们杀戮。因此贼人更加猖獗，纵横自如，仿佛进入无人之境，终于攻陷城邑，掠夺官吏和百姓。遇到俘获的人，就捆绑起来等待收取赎金；聚集驻扎十多天、一个月，不再有所畏惧。甚至分成三五人一伙，毫无部伍编制，沿着村庄搜寻，没有人敢过问。他们本来一向与百姓往来亲近，有的还互相属于亲属关系；又没有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也没有深谋奇策，并不像西北的戎狄那样矫捷难以制服。我看他们前后攻陷的城邑，往往都是在昏暗的夜里，乘人懈怠，架梯登城。守城官吏也并非粮食耗尽、援兵断绝、力量穷尽而不能支撑，全都是因为因循放纵，被他们乘虚而入罢了。近年来，两广的城池被他们攻陷，哪里止十多座？幸亏他们的目的在于妇女儿童和财物，得到后立即离去；假使让他们得到城池便占据下来，那祸害哪里说得完呢？失职的官军害怕获罪，随即逃跑，同有关上司相互遮掩，丝毫不追究，彼此仿效，于是把城池失陷当成平常事。然而这时贼人每群只有八九十人，最多也不过四五百人罢了。近来因为总兵颜彪大举征讨以后，贼众于是增多到超过万人，少的也不少于二三千人。推究其中的缘故，大概是因为这些人原本都是良民，平安无事时缴纳赋税、承担劳役、供养士兵、侍奉官吏，把这些作为保护自己的依靠。一旦外来的寇敌进入境内，烧毁他们的房屋，杀害他们的亲属；想进城，城门又关闭不收；想进山，又害怕遇到贼人。他们孤单无依，四面没有归宿，不幸遇到贼人，只好暂时顺从来延续片刻的性命。贼人劫持并虐待驱使他们，行军时让他们挑担，休息时让他们砍柴做饭，攻城时驱赶他们去抵挡箭石，败退时又把他们丢下留给官军。侥幸没有死，贼人离开后，便到官府像平常一样缴纳赋税和劳役。他们心里大概会说：‘我跟随贼人，难道是自己愿意的吗？’将来贼人平定，我们都是原来的良民。忽然听说大军到来，便高兴地获得新生，以为可以重新见到天日了。大军到达以后，真正的贼人全都相继逃入深山，完全捕捉不到；可是那些不得已跟随贼人的人，却被捕杀殆尽，官军把这当作功劳，以求获得官府赏赐。由此，那些不得已跟随贼人的人全都甘心成为真正的贼人了。贼人一天比一天多，百姓一天比一天少，原因就在这里。

译如今高州、雷州、廉州三郡的居民十户中逃亡了七八户，驿道上草木丛生堵塞，再也没有人行走；数百里之内寂静得没有炊烟，鸡鸣狗吠的声音几乎断绝，无法尽力耕种，到现在将近十年了。只有城邑中有城墙和城池的地方还勉强有少数人存活；然而城门又白天关闭，粮食用品供应不足，郁积之气形成瘟疫，死亡接连不断：幸而没有死于兵乱，又死于饥荒；幸而没有死于饥荒，又死于瘟疫。上天给这一带百姓降下的祸患，为什么这样残酷啊！听说这些事情，足以令人痛心；可是耳闻目睹的人却安然不为之动念，究竟是什么心肠呢？不过，既然这是过去的罪过，现在就应当考虑将来的防备；此时还能够有所作为，再晚就来不及了。谨将所见列举如下，作为应当合行的事宜。一、过去官军征讨蛮夷贼寇，往往不能与他们遭遇。大概我军出兵廉州，贼人就逃往高州；我军出兵高州，贼人就逃往肇庆，所以不能成功。如今三路同时守备，那么贼人进入境内就没有一处没有防备，抢掠也得不到东西，时间一久自然会停止。议论的人多说军队必须合在一起，力量才集中；却不知道如果不划分地界，守备的人就可以彼此推诿调遣，不肯用心。必须各自守住分定的地界，这样责任才有归属。遇到贼人进入境内，就立即派人飞马报知各营，使他们预先防备，或者截击杀敌，或者抵挡设伏，随宜处置。如果贼势大举到来，不能抵敌，就赶紧飞马报知另外两营，合力剿杀，并且同时通知广西守把官军拦截他们归去的道路。一、高州、雷州、廉州三府的地界处在中间，都有官道。道路东北面靠海的地方，全是平地；道路西南边靠广西的地方，一半是山岭。贼人出没，都必定要经过山岭，然后才踏上平地。应当派官员在山岭中察看，对于溪流道路中可以堵塞的地方，就把它堵住；乡村无法防守的，就放弃。选择险要、贼人必经的地方，建立营堡，派官军守卫扼守，截断他们来的道路。但也不必建立太多，恐怕调来的官军不够使用。一、贼人能够攻陷城池、劫掠村庄，多半是因为突然袭击没有瞭望防备的地方。应当在官道两旁和边界各处设置烟墩，安置炮架、鼓、梆子和烽火，拨派军丁或民壮守望。一旦大股贼人到来就放炮，小股贼人到来就擂鼓，使各处知道已有防备。一、贼人之所以能够偷偷进入城池，大概是因为军卫和有司彼此推诿，以至于贻误时机。今后凡府、州、县有卫所的地方，应当把全部正军调拨到距离城池三五里或十多里的险要处，筑栅守备。这样做的原因是，屯驻的军队靠近城池，可以使彼此相互牵制，贼人决不敢舍弃栅寨而侵犯城池。城池应责成有司的正佐官员设法防守，并与卫所掌印官率领军丁，无论老幼共同守卫。没有卫所的地方，命有司率领民壮自行防守。镇守大臣还应向军卫和有司发文，责以大义，使他们与城池同存亡，并命令他们写立保证守住城池、不使陷落的结状，按月缴报。报送上司，遇到城池失陷时，有司也要一同治罪，不只是单独治军官的罪。一、贼势之所以猖獗，大概是因为守土官员害怕因贻误战机而获罪，往往彼此隐瞒，不肯上报。今后遇到贼寇劫掠杀人，允许有司各级衙门直接上奏；或者受害者也可以自行到京城申诉。这样就可以消除壅塞蒙蔽的弊端，不至于养成贼患而酿成大祸。一、广西地方近年以来凡是没有城池的地方，百姓自行团结，聚集成山寨；贼人来时便进入寨中自保，贼人离去后便下山耕种。广东地方只有开建、泷水、封川三县可以依照这个办法实行，其余地方山岭较少，应当在官路、东北近海等处选择地点聚集百姓，结成村落，立木为栅，挖土为壕，在壕沟外种植荆竹，栽种尖木，排列竹签，环绕村落三五里，因地势设置办法，堵塞道路，防守河桥。每村约有一二百家，或三五百家，把他们的父母妻子、财物牲畜都聚集在其中，那么百姓一定会坚定决心拼死守卫。仍命官军在官路中巡逻侦察，扼守防备蛮贼往来的道路；每村各自设置烽火墩，遇到紧急警报，立即收拢牛畜，关闭门户自行防守。还要禁止来往巡逻的官军进入村中侵扰，违犯者以重罪论处。一、每逢百姓耕作、收获的时候，分派各部头目统领人马，在紧要地方截断道路，拦截埋伏，拥护防卫百姓；或者由主将亲自率领头目到近处耀武扬威，使他们知道畏惧，不敢入侵。《重编琼台稿》卷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稿》卷二十二。明代邱濬撰。赋。《后幽怀赋》【有序】。从前唐代李习之作《幽怀赋》，宋代欧阳子读到后，感叹说：“假使当时的君子都改变他们感叹年老、哀叹地位卑下的心情，换成李翱所忧虑的心情，那么唐朝的天下，难道还会有动乱和灭亡吗？”朱子《楚辞后语》也选取了这篇赋，把它接续在《骚经》之后。我读了它，私下很有感触，于是作《后幽怀赋》。可叹我生在偏远僻陋之地，早年就有匡正时局的志向。凡是事理没有一样不加以防备，事情经过眼前就总要思考。幸而得以进入承明之中，希望稍稍有所施展。各种时政制度各不相同，而我所见到的多有违背。年岁渐渐老去，回头看平生怀抱的志向却没有实现。只是昏昧勤苦地劳作，最终一件事也没有成就。抚念内心而自我惋惜，白白享受俸禄粮食，深感惭愧。恐怕始终等待而没有机会，于是想从此远走。想到圣明时代难以遇到，心里想离去却又不忍。两种想法在胸中交战，忧闷沉重，仿佛就要陨落。感慨从前贤人所作的《幽怀赋》，鄙弃众人感叹衰老的做法。唉！至于哀叹自己地位卑微，我却认为：如果离开职位和时势，即使有道，又在哪里施行呢？哀悼过去的时光不能再来，而未来的时势尤其难以预料。于是根据过去推知未来，这个道理明白无疑。渺小的一身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只是上天赋予我的责任实在重大。人人都放纵于一己私利，谁去考察天下的利害？这个道理存在于天地之间，历经千年而始终一致。想要推演五行运转、交替嬗变的规律，历经木、金、水、火，又能怎样济助时局呢？我神祖挺然而生，承载天命，开创天地。承受上帝的眷顾，飞扬起西湖的霞气。伟大的功业流传万世，历代帝王都遥远难以匹敌。把圣明的子孙托付给万年长久的未来，谋求长久安定和长久治理。悬置爵位俸禄以等待贤才，阐明经术以培养士人。为什么世人纷纷颓靡，茫然不知事情从何而来？忽然遇到政务而不加审察，面对时机却把它抛弃。把自身置于安逸之中，忘记人生所依托的事业。有人说：高大的厦屋不依靠一根木头，然而厦屋如果没有木材，又凭什么建成？人人都这样说，又将责成谁来支撑它呢？唉！今天的人并不是不如古人，只是习俗使他们如此。驾驭大车要用许多马，却禁止使用古法来驾驭运行。骏马伏在槽枥旁直到老死，还只是按图索骥去招募。过去教导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如今只取其外貌和言辞。叹息说：算了吧！世上本来没有人相信我，我还要絮絮叨叨地同谁说呢？世道虽然就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却只用古人的标准来看待它。怀抱正道终身不改，发誓不辜负尼父。【成化六年】《石钟山赋》【有序】。石钟山在湖口县，东坡居士的《游石钟山记》，千古以来已经没有可以更改的评论了。从前我曾游览那里，诵读他的文章，又私下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夏官郎中王尚忠，是湖口县人，近来拿出石钟山图，向我求作赋。何秋官廷秀已经替王君作过一篇，大体上依据东坡的意思加以发挥，意旨完备，文辞又工巧，我没有插嘴的余地，于是就根据自己的见闻作《后石钟山赋》。巍峨啊，高大啊，这座山真是天地造化、自然设置的。它扼守彭蠡湖的入口，牵连岷江的侧翼，鼓动天声而震撼四方，横亘地轴而镇压大地，难道不是东南的巨大屏障、湖江之间奇异绝妙的地方吗？至于它的气势，高耸重叠；冈峦险峻陡峭；绵延开去有几里之远，崇高突兀、层层累叠；高临深渊，像要坠落，直插空中，如同刀削。向下俯视冯夷的水府，向上高耸对着瞿昙的佛宫。洞穴空明，孔窍繁盛；杉树松树一片苍翠。我曾经把船停泊在山下，踏着险路登上高处，于是穷尽幽深之处，探寻隐秘境地，尽览各种奇异的形状和纵横的景致。远望天堑，苍茫无际；极目看到岳祠，高耸入云。恰逢晴空中雨后放晴，清晨的霞光明亮辉煌。云气澄澄，归入山峰；水波滚滚，汇成深潭。万籁寂静，一片碧色连接长空。在这个时候，只看见石头成为石头，千姿万态，外表奇怪而内部空虚，却终于没有听到噌吰不绝的声音，也没有听到窾坎镗鞳如钟磬般的声响。我于是悠然沉思，又悚然而起。考察这座山得名的根源，开始于郦道元注释《水经》所解说的桑钦之书，继而有少室山人的博识，最后归于东坡老仙的精妙见解。他们说：古人命名名山，大多只依据山的形状。为什么唯独这一拳石般的小山，却不以形状命名而以声音命名呢？何况石头在水中不能自行发声，必定要有风涛冲击激荡，然后才会发出滂沛轰鸣之声。风有时会停，波浪也有时会平静。所谓名山，反而舍弃它天然常有的巍峨形态，而取用那偶然发生、时作时止的细小声响。我恐怕君子为万物正名、使百姓明白事理时，不应像这样浮泛迟缓而不合实际。于是呼唤儿童舀酒，注满大觥，滤取江水来祭祀巨灵神，起身询问众人，以求订正这座山所以得名的原因。【成化四年】《南溟奇甸赋》【有序】。我恭敬地读到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其中慰劳海南卫指挥的诏敕中有这样的话：“南溟浩瀚无边，其中有一片奇异的土地，方圆数千里，处在炎热之地，多热而少寒。当时琼郡被纳入职方版图，还不到两周年。它处在炎天和涨海之外，荒僻鄙陋，而我圣祖却把它看作京畿之地，并以‘奇’来赞美它。”这一句话，难道没有深意吗？谨按御制文集，其中慰劳天下军卫的诏敕，何止一百多篇？大多只是叙述边疆险远、将领辛劳、征战戍守艰苦而已，从来没有像这样赞美疆域的。唉！圣人的心与上天相通，对于事物的美恶，一定早已在千百年前预知了它后来必然的情况。那么我们郡在今天人口和物产繁盛、风俗淳厚美好、贤才群起，已经同神州赤县没有什么不同，并且又俊逸奇异，远远超出寻常之地，难道是有原因的吗？邱濬世代居住在海南，向北到中国求学，偶然有所见解，谨拜手叩首作赋说：

译这里有一片奇异的土地，处在南溟之中。它远在舆地图的尽头，地脉绵延而暗中相通。山脉另行隆起成为昆仑，水流最终汇归成为溟渤。地气直达这里，形势集中而不分散。足以绵延万山的地方，只有这里独特；百川浩荡无边，只有这里是它们的深谷。难道不是员峤、瀛洲之外的别一区域，是神州赤县处在异域中的地方吗？有一位奇异的士人，完全承受了这里的气运。他向北到中国求学，和天下士人相抗衡。于是叩击天门，呈献美玉，翱翔于玉堂，徘徊于道山。纵论六合之外，驰骋于诸子百家之间。自己夸说所生之地奇异优胜，敢于发表高论，任意说出宏大的话。翰林主人听到后，惊骇诧异，说：‘唉，你到我面前来。你生在天地四方之外、涨海边际，学问从哪里接受，道术由谁传授？你从哪里达到这种境界，又见到了什么才这样说？请为我逐一说明。我将根据你所说的内容，把它记载在简册之中。’士人说：‘是。’于是起身说道：‘自从天一生水，融汇而成为河川；地十成土，凝结而成为山岳。河川，是天地的血脉；山岳，是天地的筋骨。血脉在筋骨中流行，贯通内部而向外流出，从外部流出又环绕内部，这就是一个大堪舆。’ 它具备元气浑然未分的状态，容纳日月的出没。然而在大堪舆之外，突兀地耸立在浩瀚水域之中、成为小堪舆的地方，又不知有多少洞穴了。因此，大而显著的，是帝王的疆域；小而幽深的，是神仙的山丘。帝王的疆域，就是神州赤县；神仙的山丘，就是员峤、瀛洲。一个地方若不是脱去骨骸、羽化成仙便不能到达，这不合常理；另一个地方虽然聚集声名、礼教和文物，却不是真正仙人游居之地。它处在仙境与凡俗之间，类似岛夷之地却并非夷地，有如仙境却并非仙境。以衣冠礼乐的风俗，居住在阆风、玄圃的边缘。地势已经尽头而气脉并未断绝，疆域虽小而形势完整。九州是一个大疆域，这里是它的深奥处；四海是一条大河流，这里是它的孔窍。向上到北极只有十九度，在天上算是接近；向远处到神京将近一万里，在大地上却算广远。茫茫的巨海啊，和天空成为界限；漠漠的平原啊，壮阔地处在大地之间。难道不是天地造化，特意把这片奇异优胜藏在遥远偏僻的地方，用来显示上天听察极其谦下，表明王化没有边界吗？它被称为‘甸’，可以说很奇异了。然而它奇异却并不怪诞。’翰林主人说：‘你的辩说很有条理，难道真是这样吗？’ 考察各种古书，这个地方《禹贡》没有记载，《职方》也没有书写。郡县制度始于汉武帝时期，分野不过属于星纪的一部分。在汉代七代皇帝时，这里本来曾被放弃，大概根本不认为它的存在有什么关系。况且‘甸’是王畿的名称，不是用来称呼遥远边外之地的；‘奇’是非同寻常的称呼，不能加在寂寞荒凉的地方。你的话有什么根据，竟这样说呢？士人说：‘这难道是我的话吗！’于是警醒而起，悚然恐惧，举手加额，向北望天，拜了百拜、叩首后扬言道：‘这是我太祖圣神文武统天大孝高皇帝亲口宣说的话。’皇帝的话多么伟大啊！自从我们这个地方得到这句话，土地更加增高，万物仿佛更加美丽；山林草木光洁鲜明，仿佛就在昆吾、御宿附近；疆界田界整齐严明，仿佛同侯服、邦畿彼此相连。唉！土地因为人的称许而胜出，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兰渚因为王羲之而著名，天台因为孙绰而流传。凭借残山剩水的优胜之处，一经骚人墨客欣赏吟咏，尚且能向四方传播芳名，在当时流传美誉。何况这片奇异的土地，环海为疆，周围有二千多里？即使徒步行走，地方虽然十分遥远；抬头仰望天空，天空却又近在眼前。经过大圣人的品评题署，山势渐渐向内聚拢，波光跃动而挺然兴起。事物尚且如此，人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既然如此，我所说的话难道没有根据吗？主人于是仰头思索，低头叹息说：‘确实有道理，希望听听其中的原因。’士人说：‘我年轻时在学校求学，壮年后奔走四方，虽然生在这片“甸”中，但对于这片土地为什么奇异，也可能有不能详细说明的地方。我曾遍考禹、益所记载的内容，遥想章亥所走过的道路。从古到今的时间，从上到下、四面八方的空间，天向左舒展而从牵牛星升起，地向右开辟而从昴、毕二宿兴起。天有四维，地有四极：向东到达泰远，向西越过邠国，向南止于濮铅，向北抵达祝栗。管子说名山有三千座，墨子说名川有三百条；三百条河川总汇于东南，三千座山都从西北发源。这样说来，海是河川汇聚的地方，岭是山岳积聚的地方。这片土地处在山岭和大海的尽头，又越过边际独自伸出，另行形成绝岛；方圆千里的疆域，总共收摄了中原百道山川的地脉。推究天下的山，都从昆仑而来，越过戎地而在夏地显现，越过险处便成为平夷之地，分为两大界限，折分为三条支脉。其中一条支脉从中条山经过淮河，越过长江，最终到达衡山、霍山，于是散乱纷披。向北行进而地势将尽，便更加险峻，岩石嶙峋，山势陡峭高耸。谁知道还有一条山脉穿透而出，延伸到瀛海之外？那里土地可以画地分区、凿井居住，同秦、晋近郊没有什么不同。看天下的河流都流到溟渤才停止，水势滔滔汨汨，虽然每天都向东流去，却都要转向南、西才停止。水势大起而形成国都附近的河域，小起而形成洲岛沙洲。河流的尾闾收纳万水、蓄积众流，于是浩瀚无边。由此水势越来越低，柔弱得不能再高起。水流浩荡，广阔漫延，渺远而奔流。谁知道一座孤岛高高耸立在瀛海之中？那里可以割芦苇、驾船航行，同湖江中的流水没有不同。海面可以渡过，超过不了百里；山可以登临，超过不了寻丈。船只航行，早晨出发，晚上就能返回；人们游览，脚可以穿着木屐，手可以拄着手杖。原以为地势会崎岖高低不平，却这样平坦开阔；原以为水势浩大曲折，却这样悠然平缓。这样小小的域外疆土，却宛然呈现出大区域的气象。阳光明盛，地气运行不息；土质性情特殊，万物生长也多奇异。相草经冬不凋零，花朵并非春天也开放。

译地处极远边疆而又有大海，可以泄散郁结之气而没有瘴气。土地四面平坦，能够承受外敌，没有可以依仗的险固；一年有三次收获，常常丰收，有积蓄可以依靠。通达的道路上没有乞丐，幽深的山谷中老人很多。这里古来没有战场，苏轼的话确实得到验证；土地相当肥沃，符谶中的话也并非虚妄。百姓生活保有古朴的风气，物产具有瑰异奇特的形状。植物方面，茂盛而有文采，芬芳而有香气；陆地上采摘，水中挂取，种类不同、名称各异。动物方面，色彩斑斓而有纹理，驯顺温和而善于鸣叫；陆地上的产物、水中的鱼虾，都有奇异的形状。凡是天下通常有的东西，这里没有一样没有，而且还有平素没有的东西在这里生长。一年有八次养蚕所得的蚕茧，田地里有数种稻谷；山中盛产薯芋，水中鱼虾螺蚌丰富。出产的物类不止一种，可以食用的东西非常多。兼有华夏和夷地所产，具备南北各地所有的物产。木头竟能生水，树木有的流出美酒；果实包在槟榔之中，豆类寄生在柳树上。竹子有的像人的面孔，有的像人的手。螃蟹从水波中出来，凝聚成石；龟类横过港湾，堆积成丘。小凤鸟聚集，五种颜色同时具备；鲎在水中游动，成双成对。长虾像龙须，文鱼像鹦鹉的嘴。鳞类登上陆地，有的变成火鸠；树木垂下根来，于是聚集成金狗。鼪鼠沿着树梢飞跃，马儿乘着果实下垂的树枝奔走。鱼皮可以容纳刀具，蚌壳可以用来盛酒。水波底下的砂石移动起来像郭索，海边的贝壳大如玉斗。花梨木不用雕刻便有纹理，乌桕木不用涂黑便自然黝黑。椰子一种东西便有十种适宜的用途，槟榔三合便有四种美德可以取用。树木的精液燃烧后可以通达神明，鸟的细羽制成后可以装饰头容。这里有天然形成的器具，有灿然可观的文绣。天下各地都有菟，唯独这里没有，难道是上天希望百姓在此繁衍生息，常常夜不闭户，而没有触犯藩篱的忧患吗？江南都没有蛜螂，唯独这里有，难道是上天希望寓居的官员长久住在这里，使他们看见照璧而心生喜悦，而没有思念北方的忧愁吗？唉！这个地方，近处隔着雷廉，仅仅一水之隔，但万物的生长竟如此不同。远离齐、晋，几乎有万里之遥，可是地气相通，为什么反而没有差异？像这样，即使说是生物偶然如此，又怎么知道造物者没有深意呢？那么，这片土地所以称为‘甸’，以及它所以称为‘奇’，难道不就在这些地方吗？主人说：‘这样说来，这只是物产的奇异罢了；人又怎样呢？莫非奇异之处只集中在物产上，却遗留给人了吗？’ 士人说：‘不是这样。天地广大，流行的气运开始于北方而运行到南方。起初，黄帝在北方建都于涿鹿之中，尧、舜逐渐南迁而建都于河东。后来成周盛大时，又从丰、镐出发向南，居住在洛阳之中。大概从北方逐渐向南，不只是天地的气运如此，帝王的治理也遵循这一规律而有始有终。水由天一所生，坎位于北方；艮为山，又处在东北之间，从北方转向东方，再折回南方。它的气运所以融汇凝结、流通运行，并不只限于一水一山。山的余脉成为岭，水的汇聚成为海，而这片土地处在山岭和大海之外，收拢分散的气脉使之归一，穿透余脉而伸出，这就是使郁结之气得到疏通、使凝结之势得到解开的原因。它的地域最远，地势最低，山脉最细，因此自开辟以来，天地广大流行的气运唯独最后到达这里，来得最迟，发达也最晚。迟到本来就是其中的规律，也是它的地势造成的。因此三代以前，这里处在荒服之外，是骆越的领域。到了汉代五代皇帝时，才和七郡一起归入中国。曼胡式的缨饰还没有改变，椎结发式和草木织物的风俗还没有革除；拿着章甫之冠来到这里，人们还懵然无知，不认识它。’ 魏、晋以后，中原多有变故，衣冠之族有的做官，有的经商，有的迁徙，有的戍守，纷纷一天天来到这里，聚集搭屋居住；风俗受到熏染，教化发生改变，年年不同，月月也可能不同。世道变化、风俗转移，长期借居之后，客人反而成了主人；把粗犷强悍改变为仁慈柔和，把披甲鳞服改变为布衣。如今礼义的风俗日益更新，弦歌诵读的声音处处相闻，衣冠礼乐的文明盛大而有秩序。北方士人到中国任职，也已经和四方俊秀之士争先后了；名字记录在天府，足迹列于缙绅之中，其中杰出者已经戴冠佩玉，站立在天子殿陛之间，行道以济助时局，使尧舜成为他们的君主，使百姓成为尧舜之民。谁说所谓的奇异只在物产而不在人呢？’主人于是离开座席站起，拱手说：‘神妙啊！这是圣神的见识吗？他所说的奇异，大概就是达到这种程度吧？已经得到验证了。’士人说：‘不是这样。什么地方不生人才，而人才的出生又不选择地方？人才的产生，哪里会没有呢？奇异啊，奇异啊！难道还不止这些吗？当我圣祖开始奠定基业之初，疆域图籍连接天地，兵卫抵达边远地区，皇帝的诏令、天子的文告，没有一天不颁下，没有一个地方不到达。然而对于奇甸的称说，为什么唯独用来专门赞美这里呢？’ 这个地方不是甸却称为甸，尚未奇异便预先期待它奇异，难道没有深意吗？大概帝王的话代替上帝发言，圣人的心与天地相通。因此能够握持天命符瑞，巧妙夺取神功；阐发大地珍宝，转动乾坤厚重的气势；使远方迁移而近处书同文、车同轨，使一切同质而改变，以文教声名普及而没有差异；在咫尺之间振兴万里之地，在片刻之间流传百世。把平庸腐朽化为神奇，把混杂驳杂改变为精纯美好。虽然遥远却如同近在眼前，尚未实现却如同已经实现。凡是他所期待的，没有一件不能实现；牵引而不使之衰替，终万古而常存。正因为如此，这片土地所以成为甸、甸所以成为奇，虽然是天地造就设置的，但用来表彰它、显明它、昭示给万世的人，实际上本于奉承天命、开启运势、统辖山河的圣明帝王。翰林主人听到这番话，笑着称许，又惘然叹息说：‘天把这个地方藏得真深啊！圣人对这个地方的期待真是长远啊！’从天地开辟直到今天，不知经历了多少运数、多少世代；从开疆辟土、建立这片区域以来，也不知经历了多少王、多少帝。然而多数人把它看作穷荒之地，有的甚至终于将它遗弃，谁能想到它今天会有这样的情形呢？’ 不借词臣代为发言，不经过辅臣提出建议，一旦发自深心，运用睿智的思考，形成言辞而成为诏令，这难道会没有缘故吗？皇帝的话，就是上天的意思。士人说到这里，也真是奇异的人才啊！于是主人把士人的话反复读了三遍，又接着作歌说：‘光明伟大的我圣祖啊，开辟疆土而创造天下。上帝眷顾啊，把它所覆盖的完整天地交给他。仁德遍及八方啊，却唯独对穷远海边的一小片土地格外眷恋。奇异的这片土地啊，多么有幸得到圣人的品评题署。千秋万代啊，愿这篇话永远光明灿烂，像美玉一样在天地之间流传。’ 《别知己赋》【有序】。

译尚书户部主事袁秉中出任梧州府知府，任命下达后，同朝的卿大夫和士人都认为君不应离去，惊愕叹惜了好几天，甚至咨嗟流泪，好像失去了左右手。然而我同君的感情深厚至极，尤其不是泛泛交情可比，因此君要离去时，我依恋不舍的感情，比诸公更深。朋友是五伦之一，孔子回答鲁君询问政治时，在其他四种关系上只直接举出名目，唯独对于朋友用‘交’字来说明。所谓交，就是道义相合。道义不相合，感情就不能相互信任，所以有人来时只是偶然，有人离去时漠然；他的来去都不足以触动我的喜悦或忧愁。唉！来时欣喜，去时忧戚，如果不是平日里道义相合、感情相互信任的人，怎么会这样呢？我和君都出自岭南，都凭借礼学立身，在南宫一同参加考试，曾游学太学，又一同任官于朝廷，不只是道义相合、感情相投，连出仕和退处的大致经历也相似。如今君一旦舍下我离去，南北相望，各在天涯；出入时没有朋友相伴，聚会不能常常相见，一年又能有几个月相聚呢？年老将至了。在别人尚且会咨嗟流泪不止的情况下，何况是知己情谊深厚的人呢？我不顾自己的浅陋，私下仿效昌黎韩子的用意，作《别知己赋》，抒写我的感情来送给君。愿君在政事之余试着诵读它，也许可以使相隔千里的我们如同面对面。君一定要记得它啊！君一定要记得它啊！赋曰：我生在五岭以南，感叹自己处境偏僻而少有知己。驱车向北远行，到中州去寻求朋友。并不是没有人与我交往，只是我所求的是正直、诚信而博学多闻的人。天下众士纷纷众多，都说自己立身而德行修养。也有良朋，亲如兄弟；却轻视金石般的坚固，说兰草香草也不芬芳。晚上同床交谈，早晨并马周游；脚步缩缩相接，衣袖翩翩相连。所交往的不是海内名贤，就是天下善士。他们的感情有时与我相同，道路有时与我并不相异；唯独真正知己的君，才是千百人中的一两个。上天赋予君光明纯正的资质，勤勉修养而锻炼精要。佩带蕙草、茝草和菌桂，芳香远播。青天白日灿烂地发光，谁不仰望它的清明？麒麟、凤凰显现于世，人们都知道它们是祥瑞。你确实是一世的伟大人才，并不只是海内英杰。我也出自越地，追赶迅疾的骏足而奋发腾跃。我们的心不用约定便自然契合，德行相互辉映而有所成就。希望追随前代贤者，洗涤山川间的污秽腥气。以龌龊地跟随他人之后为耻，彼此争先后而共同升进。既然已经在金门联袂而行，便说终究要实现这种深情。为什么你只因一纸诏令便出任地方守臣，竟然离开我而去呢？摄提格年正在孟春，带着两面旌旗浩荡而行。指向斗宿、牛宿所在的旧地，驱赶五马周行。苍梧遥远，不知究竟在什么地方；经过云山，显得一片苍茫。回望京城，距离一天天遥远；想到离故乡咫尺，却又感到欣喜。我的心悲伤依恋，料想君的心也一样。忧闷郁结无法排解，临近岔路口只能惆怅长叹。幸好岁月还没有太晚，还可以发誓彼此谨慎守约。仰慕《渊路》篇中赠别的话，倾尽内心来申述。叹息说：从开始到结束，志向不可改变；在内在外，道义本来没有不同。只有忠与孝，才是臣子和儿子的楷模。愿我们约定白头相交，不要中途舍弃彼此。【天顺六年】《怀乡赋》【送友人刘尚德，有序】。‘每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这是唐人的诗句。唉，写出这首诗的人，难道不是深深体察人情的吗？我离开家乡至今已经十六年了，对乡土的思念，没有一天不在心中辗转。只是由于国家制度和加恩封赠的典章，必定要以任官年限为限制，所以心中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去年冬天，友人刘尚德参加进士考试来到京师，长久分别后得以相见，欢喜之情不亚于在空谷中听到足音。今年参加礼部考试没有考中而离去。我在尚德乡里交游的人中，同他最为亲厚。因他的离别而触动感情，内心悲恻，不能自已。于是叙述心中所怀写成这篇赋：一是抒写我对乡土的思念，二是安慰我母亲和兄长的期望，三是记下我与朋友的别离。思念我的故乡啊，故乡在什么遥远的地方？云山啊，绵延万里成为界限。浩漫的鲸波啊，道路有阻隔而尚未贯通。我说：‘我的心情如此迫切啊，没有一天不向南方远行。白天精神遐想奔驰，夜晚梦中也不能安宁。母亲头发已白，还在等待奉养；伯父独自支撑，身影孤单。显达扬名固然值得羡慕，然而喜悦和忧惧总是交织。桑梓树木茂盛深密，从前尚可一把握住，如今已经粗大到两手合抱。故旧老人日渐凋零，悲哀的是坟墓一座接一座。早晨我登临金门，晚上却困顿地处在玉堂。置身之处不能说不高贵，确实美好，却不是我的家乡。入朝结交群仙般的显贵，出行连缀七贵的车马。交游的人不能说不多，却不是我童年相识的伙伴。退下来默默独处，追念平生往事。家乡的山川和街巷，仿佛都可以默默指出来给人看。遗憾没有缩地的法术，谁能给我插上双翅？把一寸心驰向万里之外，几乎就要归去，却仍未能归去。只是人的感情都同样眷恋故土，难道会因穷困或显达而不同吗？那些志得意满便改变感情的人，难道唯独不属于人的一类吗？年华浩荡，一天天过去，百年人生能有多少呢？比较富贵和名节，所得究竟哪一个更多？如果情义不能伸展，实现又有什么用呢？幸好你这次来到这里，就像在空谷中听到足音。’ 你反复向我说明乡里的事情，再三谈说而不觉得烦琐。有些事情使人欣喜，有些事情使人忧戚；有些令人惊愕震骇，有些令人怜悯惋惜；有些使人惭愧而扭捏，有些使人悲伤而惊惧。情绪突然兴起，片刻又衰落；它忽然离去，仿佛又恍然归来。经历十六次寒暑变化，恍惚就像一瞬间。天道与人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自有必然的道理，谁说它遥远而难以相信呢？每次促膝长谈，总是叹息不止。感情忧伤而不能自已，眼泪有时纵横流淌。正想借朝夕相处来互相规劝，为什么命运奇特而不能得志？那人只是按照图来寻找骏马，竟不知道真正求取神骏。君子的出仕和退处只看时机，乐天知命，又有什么可怨尤的呢？你又将要离开我而去，仍回到海上的仙山。阐明天人关系的妙理，把祖传的学问传给子弟。轻快地远行，唉，想挽留你却不能使你停留。我写下这篇辞章来记别离，也借此抒写我的心意。用什么来安置我呢？难道不用金玉作为礼物吗？你的声音从蓟北传到南方，已经度过半年时光。水路既有顺流又有逆流，时停时行，幽远得不知山有多高、海有多深。抵达琼台见到乡人，请他们转达我长久的思念。

译安慰我母亲倚门盼望的思念，说：‘不久之后，请允许我告假回去。’【成化五年】《和韩子别知赋》【有序】。《别知赋》，是唐代昌黎韩公为朋友杨仪之所作。韩公被贬阳山时，杨仪之以湖南支使的身份来到连州，韩公感叹知心朋友难得、友好交情不可多得，因此作赋同他告别。文章语言古雅而意旨深厚，有些地方不是后人所能仿佛其万一的。即便如此，人的品格有高下，辞藻有工拙，古今本来相差悬殊；然而朋友之间的情谊，源于天命所赋的人性，所谓天理人伦的正道，起初并不会因为古今、智愚、贤不肖而有差别。我的朋友吴本厚，以福建市舶提举的身份到京师考核政绩，寄居在我这里，住了一个月，就因事情办完而说要回去。我同本厚是世代通家，又是同乡，刚出生便如兄弟，并非萍水相逢的人可比。他要出行时，我感情上不忍舍弃他，但形势又不能留住他，于是不顾自己的愚陋，依照韩公原赋的韵脚作赋送他。辞章虽不同，感情却是相同的。赋曰：天下交游之人纷纷众多，几乎遍及四方；周公虽然有志于四方，却仍以故乡为先。说：‘只求先从我们乡里开始，早年志向相同而彼此契合，于是互相勉励，共同修养。前进时帮助我使我更加完善，退处时又先替我分担忧愁。只是我闭塞不通，你使我得到启发；或者我放纵失意，你又将我收拢。我们一同在乡校里打开书箱读书，接着在遥远偏僻之地奋发而起。发誓专心磨炼节操，哪里忍心承受诋毁而包藏羞耻？为什么仕途总是南北奔走，使两地结下离别的忧愁？唉，六年才见一次面，只住了一个月便又驾车回去。山川遥远而道路阻隔，岁月迅疾如流水。云跟随龙而升降，葛藤依附树木而相互缠绕；胶投进漆中而牢固，船借助水而漂浮前行。只是人却不能如此，想要相随也没有途径。惆怅地面对遥远的天空久久伫立，才觉得你的形体已经离去而精神仍留在这里。’ 《别知后赋》【有序】。我的朋友凌江李君，是当时有志向的士人。早年凭借《书经》取得乡荐，三次参加春官考试，都中乙榜，本应得到校官职位，但君不屑于就任。最后有关部门以年龄为限，不容许推辞，于是授予闽地南靖教谕，改任永州宁远、南昌丰城教谕，前后掌管县学教育二十多年。他所到之处大多以身作则，把振兴人才作为自己的责任，对于一切权势利益都淡然处之。曾三次主持考试，最初任河南同考官，在江右、山西都担任主考，一时都称赞他选拔人才得当。唉，像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当今校官中的杰出者吗？今年等待铨选，升任淮安府学教授。我和君同出岭表，君年轻气盛时，认为功名可以随手取得，对同辈很少许可，唯独同我、子及、宝安袁秉中三人交情莫逆。君在教官之外任学校职务，秉中任地官属员，出任大府知府；我有幸考中进士，选入翰林。我们相隔各有数千里，但三个人的心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彼此。君最初赴南靖时，我曾和君同船南行。等君从宁远守制在家居住，我因家中丧事南归，路过凌江，君从远处来到大庾相迎等候；等到我北上时，君当时正在丰城。去年冬天考核期满后上京师，我们相聚了将近半年。如今君又舍下我离去，回头看我们三个人都已经头发斑白了。秉中以永州知府的身份因病休养归乡，宝安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相见，而我和君幸好还能频繁会面。如今君又有幸到淮安郡任教，住在两京之间，后来相会还是可以期待的。想到人生以百岁为期限，古人以七十岁为稀有，如今我和君距离稀年只剩十三四年春秋。欢聚相见的机会还能有多少呢？那么君此行，我怎么能默默无言呢？至于我赠给君的话，又怎么能只是同对众人一样泛泛而谈呢？从前秉中有梧州之行，我曾为他作《别知己赋》，所以君此行，我又扩充其中的意思作《别知后赋》，来寄托我对长久知交的微薄深情。赋曰：唉！南方州郡绵延遥远，从前被视为偏远荒凉之地。到了唐代五代时，才因曲江张九龄而开始显达。他所以能够奋发而起，有燕国公张说作为援助。我内心忧伤，难道会忘记乡里的贤者吗？只是时势并不如此，地域仿佛亲近而实际遥远。结绶相约虽不能实现，难道敢忘记鸡坛结交的誓约？想到往日同游同伴，我们三个人都已老迈衰颓。惆怅其中一人先行归去，恐怕以后再也没有聚首之期。如今你又舍下我而离去，我怎么能默默无言呢？我要说：道义相同，并不取决于地位；内心相互信任，并不一定要亲密相处。感情如果不因贵贱、生死而改变，行迹又何必计较得失、同异？只有以德义相互期许，才是交情的极致。追随乡里前贤的芳美足迹，这大概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即使相隔百世而有同样的心志，又何必拘泥于区区形迹？从前孔子、孟子流传后世，也只是通过传授经书来施行教化；本来不必凭借地位和权势，然后才能推行自己的道。何况淮海是著名的州郡，处在两京之间。你在讲堂中讲论学术，振兴教化，列席的士人分为两班。阐明道术以使人善良，敦厚礼义以端正风俗。悬挂钟来等待求问，树立跃跃欲试的鸿鹄作为榜样。泰山啊，巍峨高大；和风啊，温暖和煦；秋阳啊，明亮灿烂；时雨啊，充沛而及时。伟大的英才在这里快乐地得到培育，希望斯文之道在这里发扬。假如内心的期望能够实现，又何必不同于亲自步行追随左右呢？颂。《瑞菊颂》【有序】。我的朋友何东樊景瞻，以礼科都给事中的身份出任汴藩的佐官。这年秋九月，菊花在他的官署庭院中呈现祥瑞，一蒂开三朵花。同僚们一时都作诗歌咏赞它。此事传到京城，我听说祥瑞不会凭空出现，它出现必定有所作为。况且菊这种植物，芳香清冽，禀受天地的正气，纯粹而不杂；具有天地的正色，高洁闲雅，完全体现天地的正性。它有隐士高士的操守，也有忠臣贞士的节操，大概不是其他草木可以相比的。我曾评论菊的品格应当在橘之上。可是屈原对于橘，只特意作了《橘颂》，甚至说它可以与天地相参、与伯夷相比；对于菊却只取其落花可以食用而已，又把它混杂在杜蘅、申椒、蕙、茝之间，使我常常替菊感到不平，总想为它作颂，使它可以与橘并列，却一直没有实现。恰好听到景瞻祥菊的事情，便有所感触。菊本来就值得歌颂，何况这又不是寻常的菊呢？那么赞美它的品德并说明它的功用，当然是应该的。于是作颂说：

译这里有一种美好的植物，名叫日精啊；承受天命而独具正气，这是上天的常道啊。它不接受黄白杂色，这是大地的常性啊；特立而不迁改，这是人的贞正啊。有伊尹那样的担当，有伯夷那样的清操啊；和顺如展禽，耿介则如鲁国的两位高士啊。三才的防护，众德的凝聚啊；万物都在春天萌发，唯独它在秋天荣盛啊。雨露不能使它早发，霜雪不能使它凋零啊。凡是有生命的，不过一花一茎啊；为什么唯独这一株，三朵并秀而且芳香啊？一颗星辰在天上，向下照耀着明光啊；人的三种长寿，在这里成为朋友啊。谁说它没有知觉？大概也是有灵性的啊。它不生在别处，却生在这藩服官署的庭院里啊；难道是上天的意思，借助植物来显现祥瑞啊？这是晚年节操的符验，是长寿的征兆啊。作颂来赞美它，以继承楚国的歌声啊。箴 令箴 官职中最难担任的，是县令。县令之所以难，是因为要处理政务。政务的施行有根本，那就是敬。敬意立于内心，由此表现在办事上，形迹端正了，作为表率就没有不正的。再由此施行于百姓，这就是使百姓受到感化的途径；既然道在彼此之间，就没有不会得到回应的。面对上级，必须战战兢兢地敬畏，这样才能得到上级信任；虽然不敢公开抗拒，却也不曲意听从不合理的命令。对待下属，必须忧虑恳切，这样才能得到下属拥戴，不因自己不舒适便违拂人的本性。处在中间与人交往，必须公正而宽恕，谦逊而有礼，委婉周详地把事情办尽；设想自己处在对方的位置，那么人人都会安于本分，各自安定。唉，县令的责任真难啊！你初次入仕，就得到一个事务繁重的县，如果不廉洁、不明察、不谨慎、不勤勉，怎么能胜任职守呢？要努力啊！官吏以案牍为老师，有所谋划，就翻阅旧案作为依据；政务以前任官员为先例，遇到阻碍，就依循旧例作为路径。一县的事务，没有一件不是自己的事务，早晚勤勉不懈，不要苟且求安，只图一时的侥幸。百里之内的百姓，没有一个不是自己的人，要时时挂念他们，只怕有一个人受到伤害。做那些本来没有什么妨碍的事，不迎接将来，也不送走过去，始终保持安静。不因赞誉而高兴，不因毁谤而恼怒，始终保持镇定。不先入为主，不争无益之气；过去的事情不追究缘故，未来的事情不猜疑其欺诈，始终保持诚实而不与外物争竞。唉！以这一敬字为根本，用谨慎来持守它，用勤勉来实行它，以公正生发明察，以节俭培养廉洁，这确实是治理县邑的要道，也是处理事务、面对百姓的龟鉴。要记住啊！不要说我的话年老昏聩。壬辰科进士奚铭，字自新，自幼跟随我游学，五次参加礼部会试才考中进士。如今到了正当任事的年纪，才得到一个县令的职位。县令是七品官，是治理百里的大夫，承担着百姓和社稷的寄托，责任实在不轻。然而世上的做官者往往看重京官而轻视外任；这样的人都是替自己打算，并不是当初求学的本意，也不是圣贤经典传记的旨意。自新将要赴任，来请求我的教诲，所以写下这篇箴来勉励他，也兼以赠给做县令的进士。张瑛、德辉、海澄、静之。忠箴 君主，是臣子的上天。臣子用来侍奉上天的，就是忠。这种忠与生俱来，出于理所当然的道义，这就是所谓上天降下的本心。本心由上天降下，便是人所禀受的中正之性。人用它来侍奉君主，必须竭尽自己的心力，必须奉献自己的身躯，不敢把自己的所有据为私有，也不敢阿附与自己同党的人。君主发怒时，不要用违逆来激怒他；君主顺意时，也不要曲意迎合。唉！承戴上天而生，怎样报答它的功德？一句话概括，就是：做臣子至死尽忠。孝箴 父母，是子女的上天。子女用来侍奉上天的，就是孝。这种孝与生俱来，根本出于自然的仁爱，这就是所谓顺循本性的道理。道理体现于人身上，是上天所赋予的重要原则。人用它来侍奉父母，必须尽自己的真情，必须善于继承父母的志业。不敢违逆父母的心愿，不敢违背父母的爱好；形体要保全，不可毁伤，以免伤害父母的德行；德性则要竭力保全，使自己成为父母的好子女。唉！昊天之恩无边无际，没有什么德行可以报答。一句话概括，就是：做子女至死尽孝。德馨堂铭【有序】凡是有形体的事物，就有气味；有了气味，芳香便随之而来。三代以前，人们从萧、鬯、膟、膋中寻求芳香；春秋战国以来，从椒、兰、蕙、茝中寻求芳香；汉魏以后直到今天，则从沉香、檀香、龙脑、麝香中寻求芳香。随着时代所崇尚的不同而使用，各有不同。谁知道这种德行的芳香，贯通古今而没有间断，不借助气味也能自然传播呢？懂得这个道理的，大概是周公吧？成王叙述周公的话说：“黍稷并不芳香，光明的德行才芳香。”这是为了说明精华上达，果然在于人的德行，而不专在物品。此后一千多年，唐人刘禹锡作《陋室铭》，有“这是简陋的屋舍，只是我的德行芳香”之句，大概是继承周人的意思。又过了几百年，安成书冈耘的张公如旭新居落成，有人作诗祝贺，其中有“眼前有多少幽居之士的住宅，哪里像这里有德行芳香”之句，这又是叙述唐人的意思。张公去世已经很久，但他的子孙承袭他的德行善行，余庆流传，芳名和书香至今不断，恩泽和声誉的滋润，大概还没有止息。我的朋友国子司业振烈，是张公的孙子；他和伯兄振光摘取诗句，题写在祖居的堂上，称为“德馨”，表示不忘根本。振烈有时把这些话告诉我，请我作铭，于是我作铭说：有一种最为芳香的东西，不是气味，也不是滋味；不借助焚烧，何必佩带？内心蕴藏着德行，必定会在外面传播；前代积累了德善，必定会延续到后世。屋舍因此不会简陋，人因此不会惭愧。芳香传播开来，没有远近不能到达；恩泽声誉所沾润之处，没有什么会终止。是谁能这样呢？书冈张氏的祖先开创了它，子孙后代继承了它。代代相承，愿继续引导后人，永不废替。【成化四年】赞

译琼州郡侯徐公画像赞 《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我濬曾反复诵读这句话，继而流下眼泪。当我年轻时，我们州的百姓质朴谨慎，有人到老死都不认识官府；即使贫穷低下的户民，也还有些积蓄。当时做地方长官的，大多是循良和乐的君子。我听说过的，是西昌王公；亲眼见过的，是义兴徐公。这两位公，以宽仁的德行治理古朴的百姓，仿佛处在洪荒时代，却用大庭、赫胥氏那样的方式治理他们。唉！百姓生在那个时代，是多么幸运啊！两位公之后，到这里做官的人，往往把这个地方看得偏远，把这里的百姓看得愚蠢，百姓不堪其害，因而贫困，风俗也一天比一天浅薄。唉，哪里能得到做我们百姓父母的人，永远都像两位公那样呢？两位公已经不能见到了，但我见到他们的子孙，就像见到了他们本人。王公的儿子有抑庵尚书，徐公的孙子则是时用宫僚；循良之人的福报，上天对于两位公可以说很厚了。那些把搜刮百姓当作职责的人，我知道上天一定不会轻易宽恕他们。时用拿出祖父的画像给我看。我小时候曾随先祖父思贻翁在座上拜见徐公，距今已经四十多年了，却还能够依稀辨认出画像的一两分形貌。如今有幸与时用交情深厚，拜看遗像，不胜悲怆，所以追述往事作赞说：这位公是什么人？回答说：是古代的君子。上天有好生之德，而公完全体现了它。以智慧看待愚昧之人，把远方的人当作近处的人对待。公为什么能具备这样的德行？他温和恭敬，外在显现的只是这些；内心所蕴藏的，却深不可测。公的形体虽然已经消逝，心灵却不会死亡。正因为不死，所以留在人们的口耳之间。公不向人求取报答，上天于是厚厚地赐予他。赐予他的是什么？是贤能的孙子。那些搜刮百姓的人，如今又在哪里呢？我拜谒公的画像，悲痛到了极点却又感到欣喜，摹画画像带回去，在故乡祭祀他。邢克宽画像赞 五岭以南、大海之外，山川的秀美灵气，在这里聚集。他在朝廷任职，表现出刚正不屈的节操；出任地方长官，施行宽厚优良的治理。总理宪纲，保存法令之外的仁厚；掌管国家财用，在谋利之中寓有正义。众人正等待他有所作为，他却在急流中勇于退身。这个人，耿介而有操守，正直却不放纵；不迎合时俗的喜好，必定实行自己的志向。他不只是岭海之间的秀异人物，大概就是所谓天下的士人吧？彭学士画像赞 大彭的后裔，从前有龟年；他的德行没有差失，能够继承并体现那位贤人的德行。安成的贤士，从前有云龙；如今斯文在此，颇有古人的风范。我看古代的人，今天有杜其德；他的才思神采，仿佛巫山神女初见；志向所到之处，像水必定向东流；气息所吹拂之处，像冰自然消融。功名本来就有，文章只是余事；远远望见便令人敬畏，谁能窥见他的境界呢？许道中四像赞 世上有一位大德老人居住在东海之滨，出仕以应对世事，能够千亿化身；既然身有千亿，画像哪里只会有四幅？真实的他难以测度，姑且描摹他的形貌。九重宫门洞开，近在咫尺可以瞻望天子的容颜。在这种时候，他穿朝服戴梁冠，有事便登坛主持，执掌国家礼仪；在这种时候，他穿玄端素韠，或穿袍服执笏，直接进入承明庐；或平常穿衣戴巾，掌管金匮之书。服饰与形貌相称，形貌与德行相称，不放纵也不拘束，各自呈现不同的神采。外在有四种画像，内心却只有一个。他使我想到古人，默默而和悦，和悦而少言，沉默而接近大道。鲁国有君子，上天留下了一位老人。李立之先生画像赞 唉！这就是我的立之先生画像吗？像吗？不像吗？是真迹吗？是赝品吗？当他年轻时，浑然如未雕琢的璞玉，具有珪璋、瑚琏的资质，而淳厚本性尚未流失。等到壮年，光芒如出炉的金属，具备豪曹、巨阙宝剑的锋利，却不显露其神采。如今老年将至，像秋空中高悬的晴月，像阅尽西郊的密云；巍然如高山，虽然还没有见到它的实际运用，但山石间触发出来的，却有丰沛的恩泽；浩荡如长江，虽然无人能辨清它流过与延续的踪迹，但被风吹散的水气中，自然呈现出文理。这就是他从少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的变化，大概有三次。然而区区画工只凭一时所见，便想描绘他一生的形貌，又哪里能够穷尽我的立之先生的为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张汝弼画像赞 眼睛虽然短小，见识却很长远；容貌似乎柔弱，气势却昂扬。把精神藏在内心，外表不显露；把华彩收敛在外表之中，内心反而明亮。海内诗名，世人共同称他为“短李”；吴中书法的草圣，如今又见到了“颠张”。他混迹世俗而居住其中，起初并不与人交往，也不故作清高；任从本心而行，也不是狷介，更不是狂放。这个人，难道就是《诗经》所说的“不嫉妒、不贪求，还有什么不能美善”的人吗？李时习画像赞 说他是越地所产吗？那么他身材修长、胡须很长，极像河朔人士；说他不是越地所产吗？那么他钟聚英气、挺拔秀美，确实生长在岭海之间。他有郑虔的文章，却不因官职而冷落；有孟郊的才思，却不因不写诗而贫寒。他志向刚强坚劲，操行耿介端正，巍然如山而没有崖谷，充沛如河而没有波涛湍急。这样的人，应该在凤阁任职，为什么不列入鹓班？我知道他飞黄腾达的日子不远，绝不会终老于学校官职，这一点是确定的。萧士高画像赞 要通过名声求知先生，不如通过容貌；要通过容貌求知先生，又不如通过道。观察他的容貌，然后知道他的名声与实际相称；审察他的道德，然后知道他的形貌确实相像。这大概是具备天地所赋予的完整形体而不自夸，和圣贤相近并希望达到他们深奥境界的人。兄伯清先生赞 庄严的，是我兄长的容貌；正直的，是我兄长的身躯；明亮的，是我兄长的眼睛；坦荡的，是我兄长的胸怀。然而这些都只能描摹兄长的外表，不能描摹兄长的内心。兄长的内心，在侍奉父母方面是孝，在侍奉君主方面是忠，在爱护弟弟方面是友，在自处方面是恭敬。即使我兄长自己也未必知道这些德性何以如此，何况区区画工呢？

译程尚书像赞 伟大啊！这位公是万人中特出的杰士，神明而机敏，气势劲健而力量经过磨炼。像百炼之金，巍然立在万仞高壁之上；不卑屈求取苟且的相同，也不以小恩小惠显示自己的德行。施行于事务上不违背自己的内心，居于官位必定承担自己的责任。因此，在朝廷内部谋划政事，君王知道他的忠心；在外经营治理，百姓受到他的恩泽。不到七十岁的年纪，暂时停止了六月般短暂的一息。人们正盼望他再次振兴，天为什么这样快就夺走了他？唉！没有君子，国家怎么能够治理？景瞻仪容如此，实在令人替世道惋惜。李启明像赞 有晋人的风度，有唐人的诗句，把性情寄托在万物之外，于天然情趣中获得兴味。结交诗社同伴，人们知道他把自己的抱负寄托在少陵的诗笔中；诘问医垒中的敌人，又有谁知道他把宰相般的事业寄托在俞跗身上呢？耿少宰像赞 有崧高山的秀美，有温洛水的清澄，挺然生出这样的杰出人物，成为国家的栋梁。家传的学问，如韦氏玄成；廷试所对的策论，如汉室董生。早年在秘阁中努力学习，研求穷尽百家之学；后来掌教国学，乐于培育群英。他长须宽额，像鸿雁挺立、鸾鸟停栖；胸怀坦荡，气度宏大，如白日长空般清明。唉！这样的人物，上天不会轻易降生。何况他又结得九重天子的知遇，声名传遍四方。上天将要使他执掌宰辅大权，主持权衡，任用他所培养造就的人才，来分理天下政务，使天下百姓普遍得到福泽。旴江西庄罗处士像赞 有一位伟岸的老人，具有凛然的高尚风范；立身不依傍他人，随从也不作虚伪诡诈之事。他严守陈仲子的操守，却不与万物隔绝；具有墨子的兼爱，却不崇尚无原则的苟同。他超然于万物之外，阔步于山林之中；张口便能成章，却不把文采绣饰在衣带佩巾上；坦荡地对待万物，却不显露自己的机锋。他享受林泉的清福，安享田园的朴素富足；收敛经世致用的志向，以治家作为施政；扩充由内心生发的孝道，教导儿子竭尽忠诚。他既耿介又通达，既节俭又富足；内心忠诚明亮，仪容和缓从容。这个人，岂不是使内心平正并以身率物的陈仲子？又岂不是谨慎修身、整饬风俗的缪豫公吗？萧阁老先生像赞 唉！先生去世已经十四年了。我没有见到先生已经二十三年了。丙午年，先生的孙子僎拿画像给我看，大概是先生在翰林院时所画的。我是先生年老的门生，瞻仰遗容，不胜感伤，于是命画工重新装裱。焚香端正下拜，作赞说：庾岭以北，大江以西，上天生下伟大的人物，成为天下人的师表。泰山出云而降雨，天下已经在朝廷得到恩泽，又在田野得到滋润。五纬呈现祥瑞，正色照耀天空，光芒照亮九州，辉映三垣。再思古人，谁能与他相似？有吴兴的道德，有南丰的诰制。苍然有古人的色泽，深厚有德行的光辉。入仕便有所施展，退居也能够有所保存。天命胜过人力，事情久后终会确定。世间有公论，皇帝有成命。留下的是画像，消逝的是身躯；耿耿长存的是上天之理，永远不会改变。大司马王公像赞 世上的伟人，国家的重臣，像虎豹盘踞山林，像山川蒸腾云气，像金属经过百次锤炼，像强弩承受千钧之力。在汉代就是汲长孺，在宋代就是包希仁。身居朝廷高位，就忧虑百姓；身处江湖远地，就忧虑君主。从前听说过他的言语，如今见到了他本人。刘绍和祭酒先生画像赞 这是我的朋友刘绍和先生六十岁的画像。孤高耸立的山峰，挺拔高峻；晚年仍苍翠的松树，茂盛浓郁。景物变化、感情迁移，眼睛所经历的很多；忧虑深沉、思考长远，容貌所显露的情态仿佛可以捧取。逐渐使精气光彩更加深润，收敛锋芒而不显露。从前雄辩的言辞，后来发为叹息；从前深沉的愤懑，后来形成为哀怜和体恤。不求世人知道，只求上天知道；不向外物屈服，只向理屈服。这难道不是接近蘧伯玉随时变化的境界吗？大概也与庄子所说的逍遥相契合。从前在容台掌管礼乐，在史馆执掌《春秋》的笔；以及今日主持太学的庄严，将来在朝廷任职而参与机密。这些难道都是先生身外多余的东西吗？谢大韶尚书像赞 他坦荡平和，没有崎岖险僻；明朗洁白，不处在幽暗之中。听他的言语，便相信他的行为；看他的容貌，便能看见他的内心。他作为器用，像肉好相称的玉璧；发挥作用，像能随时变革成器的金属。他确实是救济时局的人才，声音洪大，是震动世间的声誉。文章不脱离本质，古雅而适合今天。因此，他在士人中夺魁，如平地响起惊雷；位列六卿，如久旱之年降下甘霖。他闲居时精神安闲、气息安定；立于朝廷时思虑深远、忧患深重。唉！这样的人，在当今之世已经难以见到了。到秦汉以前寻找，像郑国的子产那样通达，像鲁国的展禽那样平和。魁字赞，赠丁未状元费宏 这是人中的魁首，响应上天的星辰，卓然不群，年少时便成就大志。游学三年，潜心研习六经。刚满二十岁的芳龄，便奉行三千人的廷对。仪态出众地成为第一名，领袖群才。百年来的魁首选拔中，他是最年轻的。唉！满天星辰，唯有魁星处在斗宿；一榜士子，最尊贵的是状元。并不只是要飞扬声誉、显著才华，使声名和实际流传一世；还希望弘扬文章、辅佐政治，使功业建立于万年之后。梅峰先生赞 梅是百花之魁，人是万物之灵。如果人与梅的精妙之处融合凝聚在一起，虽无浓艳色彩却洁白，虽无外在气息却芳香；不待霜雪便显出节操，不经冰冻便自然清高。观察他的容貌，像他的字号；考察他的名声，与他的实际相称。人们都说“先生从梅花中有所取法”，我却说“是梅花有些像先生”。李光赞 人有眼睛，长在脸上，只能看见别人，不能看见自己，所以画别人容易，画自己困难。如果不是把面貌先存于心中，哪里能够把神采注入面容？老朋友实夫，笔墨精妙而逼真，放开来描摹外貌的相似，收敛起来聚集自己的神采。手泽还很新鲜，德行容貌宛然存在。我思念这个人，不禁长声叹息，感慨不已。西昌杨君像赞 生长在庐陵忠节之邦，是关西清白家族的后裔；世代恩泽源远流长，是儒林中光洁秀美的人才。早年含英咀华，终于声名远播、才华显著；发出龙光射斗般的锋芒，施展天马行空般的步伐。这样的人，国家倚仗他作为屏障栋梁，家族依赖他作为堂基屋构。他还应当早晚兢兢业业，以符合《易经》所说“或跃在渊，无咎”的境界吧？某处士赞 他的容貌伟岸，胡须修长。把他置于丹崖碧水之间，人们会把他看作遗世独立的仙人；让他坐在华堂广厦之上，人们会把他比作辅佐世道的贤人。他心境安宁，身体舒展；气息充足，精神完备。无论游息在什么地方，都能享受自己性情中的天然快乐。我想要描写他，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风与月都清明，仿佛从银河中渡过云气；水天一色，寒冷的水藻在微波中荡漾。

译甘汝霖行乐像赞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独自享受自己的快乐。某一条水，某一座山丘；一张琴，一只鹤。他挺拔如邓林中的栋梁之材，浑朴如荆山中的璞玉。那位画工啊，为什么不把他的形貌画在朝廷殿堂之间，却反而把他安置在山岩沟壑之中？魁字赞，赠状元梁储 北斗之中有魁星，是星辰的宗主；人中之魁，是文章中的雄杰，超越群伦，正如魁星。在北斗之中，万象森然罗列，唯独它居于首位。这里有奇异的士人，是岭海的英杰，成为天下士人的魁首。文明光明显著，太学贤才汇集；用魁首之名表彰他，以此激励众多士人。刘廉宪像赞 这位公是什么人？是长沙定王的后裔，忠愍学士的儿子。世代承继家传的《春秋》学，选入禁中读储藏的书史。他的人品如玉，内心如水。他任宪官时，秋霜虽严肃却不伤害人；他主持提学时，车轮所经过的地方便形成轨迹、留下教化。收敛那无穷无尽的才略，享受清美而无穷的福泽。像巨舰归来抵达岸边，像大树成荫覆盖树根。我观看他的画像，赞叹欣喜，恍惚如同平生的故人。他安然在那里与我相见，不用说话心意已经相通，相对而感情无穷。什么时候乘着归老之车回来？暂且在养高之乡停留数日吧。无心石赞 云在天上运行，它的根却在大地。既然云无心从山洞中升出，难道会有意来应对世事吗？只有这块云根石，温润而又峭厉；有硁硁然坚持辨析的声音，有巍巍然令人仰望的气势。不是人工凿成，却自然形成；不求取，却自然来到。我给它取名叫“无心”，难道真的毫无深意吗？周僧官赞 容貌清瘦而清净，修行勤苦而艰辛；以蔬菜竹笋代替膏粱，以僧衣舍弃簪笏官服。丛林仰慕他孤高的志向，大众佩服他公正广大的心胸。在鹿苑拈花，以无言契合空相；在禅床上竖起拂尘，以不说话收敛机锋。他飘飘然如虚空中无所阻碍的闲云，霏霏然如法界有情众生的甘雨。他以心体悟大道，与万物相处而无所抵牾，因此应当奉皇帝诏命，掌握僧官名册的印章，震动如潮的法音，建立禅宗的礼仪法度。凭借戚畹近支中的贤德，成为名刹开山的祖师。祝愿慈亲长寿万年，弘扬宗门风范直到千古。韩敬夫遗像赞 唉！这确实是我的朋友韩敬夫。这个人已经不能见到，只有他的容貌空自留存。容貌虽然还能得到大概的相似，但他的言语却再也无法听见。想起他击掌谈笑的时候，皱眉忧思的时候；持守原则却不拘泥，质朴而有文采。做人正直，做官循良。不孤零零地标榜义，也不小恩小惠地显示仁。他平生的志向，常常高声说：“古代的人啊，古代的人啊！”如今他亲自成为古代的人了，真正成了古代的人了！唉！《重编琼台稿》卷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稿》卷二十三 明代邱濬撰 墓志铭 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号文安的周公墓志铭。蜀中自古以来就有许多长于文学和经术的人。进入本朝以来，以政事显名的固然很多，但以文学闻名于世的，几乎不多见。过了一百多年，才出现这样一个人，就是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号文安的周公。公名洪谟，字尧弼，是叙州长宁人。曾祖世祥，任本县学训导；祖父本原，任河间县学训导；父亲永隆，任长阳县学训导。三代都是儒官，祖父和父亲都追赠礼部尚书，祖母和祖母都追赠夫人。公出生时身体很弱，刚满三天，恰好有异人见到他说：“这个孩子体质虽然弱，但精神非常完足，将来应当成为远大的器用。”公长大后身材矮小而精悍，容貌虽不显扬，精神却健壮坚实。他从小就有奇异的志向。当时蜀中的士子专心攻读科举学业，唯独公有志于古学。二十五岁时，考取四川乡试第一名；第二年，廷试考取第二名，四川进士及第从公开始。起初授官编修，景泰年间升任左春坊左赞善，仍兼任原职；不久升为侍讲。又过一年，南京翰林院缺少主持事务的人，提升公为南京翰林院侍讲，前往代理院务。成化初年，召他参与修撰《英宗实录》，仍任本院侍读；连同以前任职的年限考核期满，晋升为侍读学士。不久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遭逢母亲丧事，守制服丧。恰逢北监缺少祭酒，吏部多次推举几个人，都不合皇帝心意，有人建议留下这个缺额等待公。公服丧期满起复到任，皇帝于是任命他。近世儒臣还没有同时主持两京国子监的，公是第一个，世人以此为荣。任职满两年，升礼部右侍郎，仍掌管国子监事务。刚过一个月，便补任礼部缺额。又过四年转任左侍郎；半年多后，恰逢礼部尚书张文质因母丧离职，便提升公为本部尚书。任满三年考核合格，得以加赠祖父母、父母两代。很快又加任太子少保。今上即位后，公因年老上疏请求退休，两次上疏，皇帝都不准许。后来有人谈到公，皇帝便命公退休，乘驿传车回乡，并赐宝钞作为路费。公回乡居住，仅两年便去世，时在弘治辛亥年二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二岁。讣告传来，皇帝四次派官员前往祭奠，命有关官府办理丧葬事宜，赐谥号“文安”。公的妻子王氏，是咸宁教谕锜的女儿，屡次受封，最终封为夫人。儿子二人，长子汝端，是乡贡士；次子汝靖，是县学学生。女儿三人，长女嫁给李鲲，次女嫁给刘武臣；这两人都是乡贡士，三女嫁给任琛。孙子一人。汝端等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公安葬在某山的原地。公初入翰林时，馆阁没有具体政务，专门以讨论、考校为职，于是专心研究古学；退朝后便进入秘阁，查检自己尚未见过的书籍，用来增长见闻，同时又认为学问必须用于实践，尤其留心世间事务。他任编修时，就上疏分条陈述十二件事。此后历任两京官职，直到担任学士，凡有所见，便封章奏闻，前后不下十多次。自宣德、正统以来，馆阁诸公上章奏疏，没有比公更多的。他在南京太学任职时，承接安成吴先生宽厚教化的后继，但学校事务多有废弛，公振作整顿，士气因此大为振奋。后来北上主持国子监，恰逢有士子纳马入监，按惯例科举第一名的士子与他争夺名额，前后多次上奏互相纷争，公处理得各方都适宜，异议才平息。他在礼部任职十三年，正值太平时期，国家典礼时常举行，四方夷国朝贡不断；亲王冠礼、婚礼，公主出嫁，妃嫔丧葬祭祀等事，其中的仪式礼节都由公掌管施行，礼成后得到赏赐，一年中没有一个月间断。皇帝在东宫举行征聘礼，自永乐以来没有先例。公与内阁大臣共同斟酌古今制度，制定礼仪并施行。宪宗附祭太庙时，祖宗中有应当迁祧的神主，群臣会议讨论，虽然意见很多，出来主持此事的却是公，最终成为定制。此前，大臣三品以上的子孙可以荫叙为太学生，后来当权者阻止此事，这一制度便被废除。公说：“祖宗的定制已经写入各司职掌，荫叙大臣子孙，一品至三品都有官职，并不只是一个太学生。我幸而担任礼官，我的儿子已经先得到荫叙成为监生，却不替众人说明恢复制度，难道可以吗？”同僚有人为难他，认为没有可以凭借的依据，于是公以本职名义向本部咨文，请本部上疏奏闻，终于获准恢复旧制。六部章奏中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当时舆论认为这很难做到。其他如上奏增加孔子的乐舞为八佾，用珠玉装饰乐器，以恢复古制；指出月食时不进食不应当庆贺；发给乌思藏印信、勘合，作为入贡的凭证；减低日本人进献刀剑的价格；像这类他所提出并阐明的事情很多，都被著为法令。公自从列职馆阁，就已经关注天下事务；然而性情方正直率，任性而不设防备，和人说话竭尽内心，不再察看对方的言辞神色，人们往往因此把他看作迂阔。晚年他想要有所激发振作，于是被人指责攻击，幸亏天子明圣，察知公朴实忠诚，置之不问。从他退休时皇帝所赐的恩典以及死后所受的礼典来看，皇帝的心意就可以看出来了。公生在道学昌明之后，当时世人正以五经四书取士，推崇濂洛之学；士子抄袭成说来写文章，以迎合主考官的要求，对于经书中的疑难意义，不再深入考问。公翻阅之余，偶有所见，便加以阐明剖析。其中有些卓然自得的见解，对圣经贤传也有所补益。积累很久，得到二百零四条，汇集成册，命名为《辨疑录》。任礼部官时，把它献给朝廷，想要附在各部经书之后，作注刻印发行。公常对人说：“我写这部书，是要发明经书的深意，纠正先儒的错误，破解千年以来的疑惑。即使三公的尊贵、黄阁的荣宠，我也不愿拿它来交换。”公写文章，专门以义理为主，不崇尚辞藻华丽。随手写来，文章依从义理而通顺，不写奇诡曲折的言语。洋洋洒洒写上千百言，也不感到窘迫。他为人心地坦荡平和，待人不猜疑阻隔。有人欺骗他，他也不怀疑。外表似乎宽纵，内心却有定见，所坚持的主张始终不变。

译别人即使反复唠叨地劝说他，他也不听。他居家孝顺友爱，侍奉母亲太夫人，能够预先体察她的心意，顺承她的志愿，使她十分欢喜。对待弟弟洪范，极尽友爱之情。族中亲属贫穷的，他厚加救济，有时还替他们操办婚嫁。公年轻时专心好学，除非有紧急事务，手中从不放下书卷。除《辨疑录》外，他还著有《南臯子集》二十卷、《菁斋集》五十卷。当初公西归蜀地时，西洛耿公好问替他送行，按照旧例，同僚朋友必定作文章赠行。公认为我是知己，一定想得到我的话。耿公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已经选取公一生志向操行中重要的方面，作为赠言；又说古人的著述大多在晚年完成，公应当及时形成一家之言，补足先儒的缺失，把教训留给后世，这是我对公的期望。公专门研究《尚书》，一向不满意蔡传，多次拿这件事告诉我。我曾劝公著书说明。公说：“等我退休清闲下来，就把它完成。”我说：“人的寿命长短不能预料，事情应当做就立即做；一定要等到清闲，只怕永远没有那一天。”公于是毅然振作，回去对同僚宜兴徐公、南昌谢公说：“丘先生的话最对，等到明年新春就动手。”后来因为礼部事务繁重，最终没有能够实现心愿。退休的诏令下达后，公高兴地说：“我的志愿实现了。”船回到南京，正值盛夏，江水不能逆流而上，于是寄居在新河楼。每天准备纸笔，将要完成平生的志愿。后来被风雨侵袭，走到荆州便得病，回到家后强撑病体草拟《安中国御四夷策》，共十条，派人带着进献朝廷。大体上都是他平素曾经谈论过、也曾经上奏过的内容。第二年病情稍有好转，他对亲近的人说：“我学习蔡氏《尚书传》，靠它取得科举功名，从小就读它，觉得其中有不满意之处，一直想订正考证，却没有空闲。如今幸而得到空闲了，如果不趁现在完成，恐怕就来不及了。”于是草拟并确定了若干条凡例，疾病又发作，便放下笔，端正坐着去世。临终遗嘱说，一定要得到我的文章为他的墓作志。当时汝靖在京城，把公还没有断气以前写给我的信拿来给我看。我比公小一岁，正在因眼病请假，痛苦地推辞，拒绝为人作墓志。汝靖拿着公临终遗命来请求，我不得已勉强写下这篇文章，以慰藉我的老朋友于九泉之下。铭文说：明朝兴起一百年来，有许多文学之士；士人专攻一部经书，只把它用来作文章义理，雷同抄袭旧说，谁还再去质疑？侃侃正直的周公，才是真正的经学大师；剖析精微，揭发疏漏，即使已经死去的古人复生，也不会责怪我。学问既以经书为宗本，文章必定以义理为根基；何况身居显位，难道只是空谈而已？人人都把公看作迂阔，谁知道他所存的学问和志向，不需要等待便会兴盛？他卓然不群，山川收敛神采，草木转变颜色，庸蜀的英灵，归聚于这座幽暗宅第。明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墓志铭。英宗复辟初期，那些冒领功劳的权臣结党作奸，凭空挑起边境事端，想树立奇功来掩盖自己的罪迹，率军闯入边塞便立即返回，敌人于是乘机入侵。十三道御史想要上言，有同事把消息泄露给了权臣；权臣抢先向皇帝诉说，诬称御史中有人与被拘押的内臣张永同族，想替张永报复，以激怒皇帝，于是逮捕被诬陷的御史下狱。第二天，众御史的奏章才上呈，皇帝在便殿召见众人，怒气冲冲地对待他们，把奏章扔给御史，让他们诵读。诵读到一半，皇帝说“停下”，挑出奏章中所列的事情逐条驳问，命他们分别申辩，又让他们把全文读完。皇帝的心意稍有醒悟，但又不愿严重违背权臣的意思，姑且从轻发落，凡列名奏章的人一律调往外地任职。其中一人，就是锡山盛公。当时他掌管河南道事务，被外放为保定府束鹿县知县。此前，权臣挑起边衅，势焰可怕，没有人敢发言；公首先与同僚涞水张公鹏谋划，说：“此事关系军国大计，我们这些人身为台宪官员，怎么能因为害怕祸患而不说话？”张公认为有理，便立即与兵科都给事中王铉谋划，约定把奏章交上去，说明机密事务，因而获罪。那时同在台中的官员都还不知道这件事。于是急忙召永平周公宾入内，仓促间诵读所上的奏章。他声音洪亮，吐字清楚，几乎没有停滞；及至面对皇帝，言辞直截，理由正当。天下听说后都称赞他的勇气，却不知道首先提出并谋划此事的人其实是盛公。同一天出任外官的有若干人，此后只有盛公年纪最高、官位最显赫，而且能够凭借美好的德行终其一生。唉！上天对于忠正刚直之人的报答，难道本来就特别优厚吗？公名颙，字时望，是常州府无锡县人。正统辛酉年，凭尚书蔡氏的传授，在京城乡试中考取；在太学学习十年，所交往的都是海内知名人士。景泰辛未年才考中进士，首先被擢任河南道监察御史，不久因老成持重而掌管道务。当时刚经历己巳之变，朝廷惩戒前任政务委靡的过失，逐渐开放言路。一时上书言事的人，往往细小过失也一概搜罗，攻击揭发隐私来张扬直声，唯独公顾全大局、爱惜人才，替人遮掩瑕疵，不过分追究，善良之士都因此得到保护。他曾两次奉命出巡按治，巡按淮地时正逢大灾荒，开仓赈济贫民，使许多人得以活命；巡按福建时恰逢乡试，选拔贤能、振兴困滞，这一科得到的人才最为盛多。到这时，他首先谋划摧毁大奸，刚直的声名凛然传遍天下。他任束鹿知县时，县中有许多显贵官僚，常常倚仗势力违法乱纪；听说公到任，彼此告诫说：“这就是曾经弹劾石总兵的人，此人不可冒犯。”公改变了严厉打击的做法，转而安抚教化，官吏畏惧而百姓安宁。任职不久，因母亲去世而离任，百姓挽留他却没有成功；等他服丧期满，百姓相继到朝廷请求他复任。请求公公能够再次任职，不再使用刑法。有争讼的人，他便用道理劝谕他们，他们总是叩头听从，再也不争辩。邻县听说后，多年不能判决的诉讼，也各自前来请公裁判。公用几句话剖析裁断，他们都心悦诚服地离去。当时人们有“清廉如水，明察如镜”的歌谣。县界处在真定、保定之间，四境百姓即使不属于他的管辖，也听到声名后纷纷赶来。城郊有荒废空地，土地自然聚集成市。县人因此把它称为“清官店”。公离任后，百姓筑亭并立“去思碑”，请文士撰写记文，至今还存在。甲申年，公升任邵武知府，任内一切顺当，不动声色，而郡中百姓受到极大教化。后来巡抚都御史认为延平百姓狡黠而事务繁多，向朝廷请求调公去治理。延平与邵武相邻，那里的人早已听闻公的政绩声誉，无不改变态度、归向教化。巡按御史记录公治理两郡的政绩，请朝廷表彰他的卓异，晋升公一级，并封赠他的父母和妻子。癸巳年，升任广西布政使司参政，专门督理粮饷。丙申年，升任云南右布政使。因父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改任陕西，不久升为左布政使。当时广西经历残破之后，公周详筹措安排，百姓和少数民族因此得以不受扰乱。陕西地处三边，公任职期间，边疆的战报没有一个月中断。

译正逢多年歉收，公调度得当，而军粮供应没有短缺。入朝任刑部右侍郎，辅佐长官明慎用刑，常常引用欧阳公“如果求得生还而不能，那么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的话，告诫同僚。有些人深文周纳、巧加诋毁，公总是不赞成；刑罚因此得以公平。任职仅两年，便调任南京。大概是当权者的同乡有人想得到公所任的职位，便有人拿这件事进言。公说：“我是南方人，回南方任官，本来就是适宜的地方。”第二年山东发生旱灾和饥荒，盗贼将要乘机起事，朝廷商议派大臣巡抚，众人都说没有比盛时望更合适的，于是改任公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乘驿马奉命前往。公到任后当天就上路，刚到任，便在露天向上天祈祷，雨立即倾盆而下，枯萎的禾苗重新复苏。公多方设法，把前人救荒政策中如今仍有益的，依次施行；又根据当时的情况，列出几十条防备措施，下发有关部门，百姓赖此得以渡过难关。赈济抚恤之后，所储存的粮食还剩一百多万，又有余力，于是为历代对齐鲁有功的圣贤修建祠宇，以报答祭祀。公治理山东，大体以罢黜贪暴、表彰忠良、革除苛政、巩固民心为根本。在山东三年，齐地风俗完全改变。年近七十时，公以年老多病上奏请求退休，皇上因他的言辞恳切，答应了他的请求，派驿马送他回乡。到徐州时，恰逢辖区内有重大案件，因公知道事情始末，皇上临时命令他审讯。案件办结后才回家。公从居家领取俸禄时起，家事全都交给弟弟頥处理。到了这次回家，兄弟二人和悦相处，友爱更加深厚。公完全不过问家事，頥替他修建方塘书院，堆叠山石、开凿池塘、栽种花木，把那里作为公娱情养老的地方。公有时静坐在一间屋中，焚香读书来使自己舒适，神情淡泊自如。丁未年，因上皇太后徽号的缘故，晋升公一级。公居家度过了六个寒暑，于壬子年正月二十六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讣告传来，按惯例赐予葬祭。择定当年十月二十四日葬于惠山原野。弟頥让他的儿子虞带着行状来到京师，请我撰写墓志铭。根据行状，盛氏是常州的名门大族，世代有许多知名人物。曾祖父名茂之，祖父名子实，父亲名文珪，都因公显贵而追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吴氏、母亲马氏，都追赠为淑人。公共娶三妻：殷氏追赠淑人，顾氏追赠恭人，何氏封为淑人。儿子二人：唐，授义官；龙，因恩荫补为国子监生。女儿三人：王洛、强朴、吴玉，都是他们的女婿。孙子二人：钦、钊。孙女四人。曾孙女一人。铭文说：公做循良之吏，仁爱之中包含义理。公做执掌法纪的大臣，义理之中包含仁爱。公安抚治理国家，使荒地变为丰熟之地。公辅佐掌管刑法，使将死之人求得生路。考察他的功业所在，最为显著的，是那些宏大而艰难的事业。摧毁大奸，因此在铭文中一并记载，以补史书的遗漏。明朝故工部左侍郎、退休的杜公墓志铭。成化丁未年，我的朋友昌黎杜公，六十九岁时以工部左侍郎退休，在家居住了八年。弘治甲寅年三月乙未日，去世于家中；从他生于永乐己亥年算起，享年七十六岁。我比公小两岁，正统戊辰年，才在太学认识公，成为同舍生；又同年考中进士，同在朝廷任官。中间公出任藩府长官，不久又入朝任职，前后相交将近四十年。正当公官位显达而退休离去时，我本来就惆怅得仿佛有所失，何况如今竟要永诀呢？幸而我比公晚死，撰写墓志铭的文章，我怎么敢推辞！我根据修撰李君旻所作的行状，撰写序文并铭刻。序文说：公名谦，字益之，先世是中山人，元朝末年才迁居昌黎。曾祖彦文，祖父复，祖父敏，都是县里的知名人士，隐居不仕。公显贵以后，才追封父亲为工部主事，加赠本部左侍郎；母亲王氏，赠为安人，加赠淑人。祖父母的赠号，也按照父母所加的品级办理。公最初考中进士，恰逢朝廷想把天下郡志汇编为一部，便选派新进士分别前往各藩府，采集事实。公奉命前往山东，回来后授任工部都水司主事，专门治理徐洪、吕洪。刚满三年，按例替换回京，改任礼部主客司，随即代理员外郎，转任郎中，因父亲去世服丧而离任。服丧期满后，改任仪制司，在尚书姚文敏公保荐下，越级升任浙江右参政。六年后升任右布政使，第二年转任左布政使，入朝任顺天府尹，不久升为工部左侍郎。前后总共八次升转官职，历任三十四年，散官品级达到二品，退休后又奉诏晋升为资善大夫。最初做官就治理徐洪、吕洪，这两处水道位于漕运路线上，湍急的水流中立着石头，尖锐得像牙齿；盘旋的漩涡排列着，水流激荡，船只稍微失去控制，人与货物就会一同沉没。公到任后察看地势，询问水患，略加整治，船只因此得以通行。恰逢年成歉收，山东、淮北流离饥饿的百姓聚集在两岸，跟随船只上下，呼喊乞食。公设法劝导组织，取得粮食煮成稀粥给他们吃，使很多人得以活命。改任主客司时，天下太平，境外番夷和内地土人前来朝贡的人纷至沓来，没有断绝。公负责察看他们进献的土产，斟酌估量我国回赐的绮帛，必定使价值相称，远方来人因此安心。仪制司位居礼部四司之首，负责一代礼仪典章，而藩王上奏请求取用之事每天不断。公援引成例、依据道理处理，全都恰当。遇到乡试之年，应试士人一同来京参加会试的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几倍，往往仗着人多喧哗。公用礼法约束他们，使一切都遵循规矩。顺天府尹的职务尤其繁重，各种需求都从这里提出，各种责任也都集中到这里。公处理起来宽裕从容，既不触犯权贵宠臣，也不苛刻对待百姓，众人都称赞他处理得体。他在浙江藩司任职十三年，所施行的政务和建立的制度，大多可以作为长久的规划，直到今天还在沿用。天下每年进贡的缎匹，浙江最多。近来常有制作不合常规的，便把检验的官员治罪。藩司分守官每当检验时，总是推延以躲避罪责，有的积压数年、换了几个人仍未办理。积压日久，受潮霉坏，导致重新制造，耗费很多。公刚到任就负责检验，把各郡积存多年的贡物逐一检验完毕，立即上缴。继任者接着办理，从此官府按时检验进贡，百姓免于倾家荡产。公辅佐工部时，漕河淤塞，粮运不能接续，众人商议推举公前往负责疏浚。公从通州沿河到达淮扬，察看地势，清除淤塞，疏导泉源，修理闸坝，漕河重新畅通。工程完毕，回京复命，皇上嘉奖他，赐给文绮和楮币。在此以前，余公子俊修筑榆林一带边墙，已经取得成效，又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其他地方共同使用，工程已完成六七成。有人估算费用非常巨大，而且有许多侵吞舞弊的情况，于是散布言论，想把罪责归到他身上。

译皇上下令公与科道官员一同前往核查实际情况。临行前，有人用危言恐吓公，说皇上的意图难以测度。公曾在藩司任职，和余公是同僚，理应以有嫌疑为由推辞。但公不顾这些，仍然出发。到宣府后，不与余公相见，取出前后所有案卷以及各种收支账簿，坐在公馆中与科道官员逐一检阅，又召来负责收支领用的人，逐人反复询问，没有一件不相符合。又追究事情根由，逐条分析，事实核实、情状显明，余公所受的诬陷于是得以昭雪。朝廷释然。公回京陛见时，皇上赐给他楮币。议论的人说，公一生行事，这一次关系重大。大概余公是修筑边墙之人的同乡，朝廷内部又有人替他主持，那个主持此事的人和余公的同事不和，所以唆使人攻击余公。若不是公见识卓绝、立场坚定而敢于承担罪责，余公一定不能保全。公性情宽大深厚，内心仁慈而富有恻隐之情，无论贵贱，都对他们尽礼相待。即使别人欺骗、蒙蔽、荒诞无稽，他也一概以诚相待，尤其乐于称道别人的长处。别人过错很多时，他常常替他们遮掩保护，即使别人很辜负他，也不忍心伤害对方的心意。平时神色和悦，能够自得其乐，待宗族亲戚和乡里人极其恩厚。与人交往，始终不因对方的穷达而改变。他治理政事，以忠厚、仁慈、宽恕为根本，所到之处都给百姓带来恩惠利益。他长期任职浙江藩司，浙江的士人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的德行。晚年居家，以自身作为教化，去世那天，全郡人没有不哀叹悲悼的。公娶杨氏，有贤淑的德行，多次受封为淑人。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源，任莱州府知府；次子濬，任礼部司务。有一个女儿，嫁给按察佥事杨祥；另有一个庶房儿子汉，因恩荫补为国子监生。孙子五人：相、櫰，都是府学生；杞、某、某。孙女一人。源等将于公去世那年九月丙午日，把公葬在昌黎县北门外衡山南面，遵从先前卜定的兆域。公天性孝顺慈爱，片刻也不忍离开父母。刚做郡学学生时，就把家事交给兄长，侍奉双亲居住在郡城。后来进入国子监，也带着父母一同前往。此后任职吕梁以及前后侍奉朝廷时，从未有一天不在父母身边。等到任浙江藩司时，俸禄更加丰厚，但父母已经不在了。当时兄姊已经年老，于是把他们迎接到浙江藩司，像奉养亲生父母一样侍奉。南方有许多珍贵食物，每逢美好景色，面对丰盛宴席，他必然悲伤地动起思念双亲之情。像公这样的人，不仅是国家的良臣，也应该是家庭的孝子吧？这样的人理当考中高等科第，身居显贵官职，享有高寿。他去世时，又得到朝廷谕祭，并命有关官署办理葬事。唉！难道这些成就会是没有缘由而自然如此的吗？铭文说：古代的昌黎，在今天是接近京畿的地方。百年以来，卿相辅臣中又出现了两位。所出现的是什么人？像未经雕琢的玉、未经冶炼的金，外表是今人的容貌，内心却是古人的心志。既不好奇求异，也不故意标新立异。德政和仁爱的声誉，随着他所到之处传播。官位仅次于六卿，年过七十。如今他已经去世，但声名建立，恩泽长存。官府替他办理安葬，皇帝下诏祭奠，史官为他的墓藏撰写铭文，流传于万世。明朝故中顺大夫、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邢公墓志铭。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退休的邢公于成化十七年五月甲午日去世在家中，有关官署把这件事上报。皇上命礼部准备牲畜祭品和仪仗，翰林院撰写祭文，派官员前往宣谕祭奠。他的儿子顼因为我与公交情深厚，请我撰文记载他的墓事。此前公身体尚健时，曾写信把此事托付给乡人林徽，让他先到我这里预定墓志铭文。信送到不久，公却突然去世了。公比我大五岁，我幸而比他晚死，怎么敢辜负公的托付？于是擦着眼泪撰写序文并铭刻。序文说：公名宥，字克宽。他的先世从汴地迁到琼州文昌县，第七世祖章焕在元朝任县尹。曾祖某，祖父世贤，父亲文广，父亲被封为文林郎、监察御史。母亲许氏，是高安县知县许祚的女儿，赠为孺人。公生于永乐丙申年，自幼聪明敏捷，稍长补为县学弟子员，很有当时的声望。临汀曾先生兰在县学中任教，在诸生中唯独特别器重他。同乡溪西林氏是县中的官宦家族，认为他非同寻常，便把女儿嫁给他。辛酉年考取乡荐，戊辰年考中二甲进士，入刑部观政。己巳年擢任四川道监察御史。第二年改元景泰，太监王振败亡后，朝廷籍没他的家产。有人告发王振家人孙太安藏匿财物，公与锦衣卫官于信一同审讯，查无实据。于信却一定要把财物没收入官，并且说：“不这样做，灾祸立刻就会到来。”公说：“没有这样的事实，却罗织罪名把他置于法，是我杀了他。”最终为二十名受到诬陷的人辨明了罪名。第二年，边疆战事刚刚兴起，储备粮饷供应不足。这一年恰逢百官入朝觐见，有人建议免除被弹劾官员来朝的罪责，让他们运送通州现存的四十万石粮食；朝廷实际命公督运。公安排得当，不到一个月，边疆储粮全部充足。这年冬天出巡福建。在此以前，巡按御史许仕达与镇守尚书薛希琏交恶，事情被朝廷听知，于是命公代替许仕达，并且核查此事。公到任后一点也不偏私，内心没有任何回护。当时沙县一带刚刚平定，有人说延平卫有许多薛尚书的亲党，想把它同镇东卫互换，奏章下发后交付讨论。薛尚书极力主张此事，唯独公说：“山地与海滨风俗不同，轻率变动或许会产生其他祸患。”最终没有变动。巡海官捕获十多个违禁入海的人，请求朝廷斩首示众，冤屈呼号之声震动大地。公独自怀疑他们并非真正的盗贼，请求暂缓处理。不久果然查到真正的盗贼。战乱以后增筑永安等四座城池，民力有难以承受的，公上奏留下八郡的工匠服役，又让工部协助，城池得以迅速建成。甲戌年出巡辽东，当时御史寇深巡抚当地，副将焦礼有击败敌人的功劳。

译寇深上报焦礼的功劳状，却先把曹义作为主将的事情交下来复核，恐怕是曹义私下嘱托的缘故；公不肯听从，于是同寇深产生了嫌隙。戊寅年，巡按河南，奉命革除旧有的从黄河经颍上到达南京的数十处驿站，百姓感到便利，得以替换回京。当时寇深进入总理内台，因怨恨公在辽东时的事情，想方设法搜罗他的过失，却没有找到什么。等公任期届满等待选任时，铨曹恰好查知县甄铎有罪，又因审勘人命案件有供词，说忠国公石亨收受他的贿赂而放纵他，于是下令审勘此事；众人畏惧权势，没有人敢去。寇深便借公之名奏请，委派他核查实情，大概是想借此伤害公。公审查核实公允恰当，最终没有人能够加害于他。庚辰年，升任台州知府。台州风俗喜欢争讼，公治理时一概根据情实和道理，百姓自然信服。任台州四年，两次因巡按时发生的事情被逮捕，台州百姓争相带着金帛送出数百里为他饯行，公什么也没有接受。又有几十位年长百姓进京请求留任，但公最终还是因此获罪降职为晋江县知县。任职不到三个月，恰逢大赦而恢复官职，改任苏州知府。苏州田赋冠绝天下，丁役和杂办比其他郡大约多出一倍，而当地风俗又崇尚浮华。公治理时一概依据情理，不出奇计，也不设置苛法，只以减省徭役、均平赋税、节约浮费、便利百姓为主要原则。不到一个月，政令教化就协调融洽，歌颂的声音传遍远近。公生性不喜欢华丽奢靡，又厌恶浙西风俗崇尚过分奢侈，因此凡有所作为，都务求简朴。神祠只清洁那些列入祀典的，官署房舍只修葺那些确实有用的。成化丙戌年，江南发生大水，苏州尤其严重，公发放官府储粮，又劝说富民，取得八十多万石米赈济灾民，但粮食仍然接济不上。饥民中有一百多人拿着借粮凭券进入富户家中借粮，富户不给，他们就强行夺取。公立即张贴告示，让饥民指出闭仓不售粮者的姓名，到官府来，官府替他们借粮。第二年，百姓争相拿着状纸到府衙，官府替他们签发借粮凭券交给乡老，让乡老共同担保借粮，又得到八万石米，但仍然不够。于是核算军饷，拿出一年用度以外剩余的二十万石粮食发放赈济。同僚有人认为这件事没有上报朝廷，难以办理，公说：“百姓的性命危在顷刻，奏请批准后再发粮就来不及了，擅自作主的罪责由我自己承担。”这一年收成后，救活的饥民将近四十万口。事情上报后，公加升浙江左参政，仍然掌管郡中事务，并降下诏令嘉奖。该年秋天，再升任左佥都御史，巡抚江南，总理军务、民政和财赋，兼理嘉兴、湖州、杭州三府的粮储，提督屯田耕种。公奉命以后，急切地致力于培植和拯救；考察询问官吏时，奖赏廉能者，罢黜贪懦者；对百姓则杜绝奸邪，抑制豪强。疏浚孟渎、丹徒两条河道，增筑奔牛一座水闸以便利漕运，又上奏请求减轻每年赋课中过重的项目，共十多件。戊子年，奉诏整顿两浙盐法。己丑年，又奉诏考察文武官员，凡军民的利弊疾苦，都听从实际情况酌情处理。庚寅年秋，因议事来到京城，上奏请求退休，皇上不准。他再次上奏，才得到批准。当时年五十五岁。居家十二年，到这时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公的妻子林氏，封为孺人。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顼，林氏所生；次子玮；次子理，是庶房刘氏所生。女儿三人：冯洛云，霸，陈继宗是她的女婿。孙子一人旦。顼将于公去世的第二年某月某日，把公葬在本县铜斗山南面。公天性廉洁耿介，与人很少在言语上委曲周旋，是非分明，从不稍加宽贷。生性爱好读书，虽然诗文写得不多，但所作都有意趣，不说无益的话。书法也刚劲秀美，合乎法度。晚年居家时，父亲年过八十，公奉养极为周到；对几个弟弟友爱，把田产大多让给他们。足迹从未到过城市，对一切外界事务几乎都不介意。闲暇时拄着藜杖缓步走在田园中，自得其乐而已。在住宅前修建一座草亭，题名为“湄丘”，于是自号湄丘道人。铭文说：天涯的最南角，四面环海的一方土地，谁知道其中竟有这样的伟丈夫？他做国家的执法官，凛然不可屈服，彰明法令典章却不伤害百姓万物；他做百姓的师帅，声势并不显赫，却尽到治理百姓的职责，使他们一定能够生存。出仕和退处都合乎正道，进退都遵守礼法，这是君子的心志，是大臣的风范，乡邦正赖此而安。光辉如此昭著，幸而我比他晚死，替他铭刻这墓藏。【成化十八年】户部郎中、退休的陆公墓志铭。公姓陆。恺是他的名，元是他的字。吴中最有声望的姓氏，首推顾、陆两家；公是唐朝宰相陆贽的远代后裔。陆氏世代居住在常州晋陵，如今户籍在武进；县邑虽然合并，居地仍沿用原来的名称。曾祖文富，娶金氏为妻，生子朝宗，过继给舅氏，后来改用舅氏的姓并承继其宗系。这就是公的祖父。以上两位都亲身修养德行、秉持义理，暗中修德而没有出仕。到了公的父亲，名渊，才开始出仕，任南乐教谕，调任奉化，去世后因公显贵，诰赠奉政大夫、户部郎中。公生来纯粹清正、聪颖敏捷，非常突出，而所爱好的一心只是专意于诗书，众人都知道他有志向。他曾跟随父亲到奉化任教，遇到新编的奇文，便亲手抄录，穷尽昼夜的精力加以研究，一点也不懈怠放纵。二十一岁时，便凭《毛氏诗》考取京城乡试的荐书，正是正统甲子年。第二年，天下士人会试礼部，他名列前茅，按例入朝廷参加殿试，赐进士出身，列在二甲。入天官部观政，当时冢宰是西昌王公，少宰是句曲曹公，他们喜爱公忠厚谨慎，在同辈中唯独特别对待他。公曾以进士身份出使边方，负责戍守的人按照常例有所馈赠，公再三拒绝，放在一边看也不看。

译当时做官的人都以出入宫禁为荣耀，唯独公请求到南京任职，因为母亲还在堂上，这样便于奉养侍候。掌管铨选的人赞赏公的孝心，特意授予南京吏部的官职，品级为六品，任验封清吏司主事。验封司掌管封爵、诰命以及封赠叙功，不过吏役事务很难处理，公一概以公心办理，根据人的才干和能力任用，使每个人都适合繁简不同的职务。部门事务简略而每天空闲很多，得以从事文籍工作，因此学识日益进步，取得很大造诣。后来父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起复，改任户部主事，监督京城草场，不动声色，不到十天就革除了多年积累的弊病。任职九年，政绩考核为最，升任郎中，在南京户部河南清吏司任职，所掌管的是田土钱粮。公以清廉约束自己，以勤勉处理政务，吏治弊端因而清除，深受长官器重。乙酉年，长子简在京城乡试中考取解元；第二年考中进士，弟弟三人被擢任翰林编修，公高兴地说：“我家的书香如今有了继承人。”便传话给那位编修，让他恢复祖姓，于是陆氏延续千年的宗祠开始恢复旧制，也不再迷失自己的根源。公的弟弟名怡、名愉，都考取乡试；愉不久考中甲科，任刑部主事。到这时，简与弟弟都在朝廷任官，公说：“我可以休息了。”于是突然转变态度，请求恩准退休。回到家乡那天起，每天都同乡里的年长贤士饮宴吟咏，以享受太平生活。至于官政的得失、私家的长短，一概不表现在言语议论中。公有深厚的天性，侍奉双亲能够预先体察他们的心意，从未有过违逆。退休居家时，太夫人还健在，他早晚奉养，极其周到。节日和生日，总是率领子孙举杯祝寿，乡人都以此为荣。人们说：“昆陵显贵官员虽然很多，但退休回乡而父母仍然健康的，只有在他家才见到。”公生性爱好文章，尤其擅长五言、七言诗，语言和意境都很到位，体格浑然完整。评论者说，他大概要逐渐接近汉魏诗人的境界了。他一生志趣崇尚古朴，看到世风日益趋向机巧，有时有人不迎合世俗爱好，却又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操守，所以以“恒拙”自号，并用它命名自己的文稿，用来表明自己的心意。公生于永乐壬寅年，死于成化癸亥年，天干地支经历了一周，又增加了二十年。夫人徐氏先去世，追赠宜人；续娶萧夫人，封号同徐氏，是公的正配。儿子四人：长子简由，任编修后升侍讲，如今任右春坊右谕德；次子节，是县学学生；次子范；次子筹，是公的继承人。女儿四人：长女许配给陆家，次女许配给邵家，另两人还年幼。孙子含章，另有某森，已经显露才华，都将以通晓经书来继承家业，使家世延续不绝。简将于公去世那年某月某日把公葬在某原，因为我与公早有交情，请我撰写铭文，作为墓葬的记志。简任京城乡试主考时，我所录取的士子中有许多名列前茅的人；公的弟弟怡，也是我主持考试时录取的士子。我与公虽只有一面之交，但又同他的弟弟和儿子有文章交往的情谊，这正是我不推辞为他作序并撰铭的原因，也借此把文章留给他的后代。铭文说：当世所看重的，只有甲科进士；隔代又连续出现，已经足以显扬其家族。陆氏一家有四人考中并列名仕籍，父兄子弟佩印绶相继不断。推究其由来，元起初从户部起家，刚到成年便出仕，尚未年老就突然归去，才华没有完全施展，恩泽也没有遍及，只留下尚未用尽的余裕。从玄室以来，造物主的高大功业仍在；新的墓道在这里收藏魂魄，墓室中刻下铭文，让它永远传给后人。

译先兄临高县医学训科公圹志。公名源，字伯清，先世是福建晋江人，后来迁到琼州，世代居住在郡城西门外的下田村，是海外的名门。元朝时连续两代任海北海南道廉访司照磨。曾祖父名均禄，任元朝都元帅府奏差。祖父名普，以明医身份被荐举，任临高县医学训科。祖母柯氏，是新建县学教谕博茂柯孔传的妹妹。父亲传三十三岁去世，追赠翰林院编修，加赠侍讲学士。母亲李氏，是澄迈王村李奕周的女儿，封为太孺人，朝廷表彰她为节妇，去世后赐谕祭，进赠宜人。公生于永乐戊戌年十一月十四日未时。正统己巳年，有关官署因他通晓医术而荐举，起用他继承祖父的职位，任临高县医学训科。成化乙未年，才把这一职务交出。公历任官职二十三年，大多居家奉养双亲，实际任职的时间仅占四分之一。退休的第二年丙申五月十六日，去世于家中，享年五十九岁。娶沙氏，是同县南桥沙瑶的女儿，早公八年去世。生有一子光祖，六岁夭折。续娶王氏，是临邑渡头王公的女儿，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某，七岁夭折；次子陶，字岱甫，十七岁时与乡贡进士王忱的女儿订婚；次子融甫，十岁。女儿四人：长女金徽，嫁给文昌县王大梁村的林士志；次女金蕤，嫁给澄迈县七里村的陈泰；次女金英、金兰，都还年幼。择定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澄迈县那蓬山南面的原野，墓向为某坐某向某。公身材高大，容貌伟岸，鼻梁高挺，面颊丰满，看上去像河朔一带的人。他性情仁慈宽恕，与人交往谦恭退让，从不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做法，只怕对别人稍有亏损。任职时不求苟且取得利益。当时临高县有县丞邬真，因为私怨杀害小吏王理，害怕王理的家属告发，便把他们全都关进狱中，想把他们全部杀掉。凡是死者，都计划归入医学训科的案件档案，派医生去诊视病情，希望事情败露后可以用病死来解脱罪责。当时公回家探亲，听说此事，立即骑马赶去与他争辩，其余的人因而得以不死。公处理事情果断，大多就是这样。公一生宽厚仁慈，是有德长者，不与万物争竞，从不依仗权势以私事干涉别人。乡邻有疑难之事以及发生诉讼的，都安然听从公的一句话。遇到疫病流行，施舍棺材数百具，人们说他有先祖遗风。他读书通晓大义，擅长写五言、七言诗，很有诗人的情致。先父去世时，公刚九岁，濬七岁。又过了九年，祖父去世，母亲守寡，公私内外的赋役、礼节等事情，全都由公主持。濬自从进入郡学，考取乡荐，游学太学，后来在朝廷做官，能够有所依赖来守成。家业由长子承继宗祀，奉养母亲，使她没有内顾之忧，而能够尽心从事自己的职业，这是因为有我的兄长在啊。如今母亲已经去世，兄长又离开了人世，我的身体虽然还活着，但我的心其实已经跟随他一同死去了。听到讣告后，想请求当世有文章的君子为他撰写墓志；只是我离家万里，葬期还没有确定，姑且记录他的事迹梗概，托人带回去，让儿子敦促刻写并放入墓中，以记载我的悲痛思念。明朝故赠翰林院编修费公及孺人朱氏墓志铭。京口费氏世代以德义相承。费如发是当代人物，任国子司业廷言的父亲。廷言的父亲就是直庵公，仪表十分伟岸，性情刚直，是非分明，从不迁就。有人觉得实在难以忍受，劝他稍微委曲周全一些，公说：“这是我的本性。人活着就应当正直，我难道要为了迎合别人而欺骗自己的天性吗？”于是自号直庵，人们都说他的名号与实际相称。公名升，字淑高；曾祖名覃，祖父名周，父亲名筞，母亲王氏，妻子朱氏。生有五个儿子：长子让，次子详，次子诠，次子谆，最小的訚，就是廷言。女儿一人，嫁给士族祝升。公因廷言显贵，奉敕追赠翰林编修，品阶为文林郎；朱氏追赠孺人。费氏世代居住在润城中，家中有数百口人，以经商为业，由家中一位长者总管。凡是出外经营买卖，都有记录核查。当时公的叔父掌管家政，唯独对公一概不过问。有人询问原因，叔父说：“小三是我们家的御史，难道还需要防范他吗？”公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所以这样称呼。他漂泊江湖三十年，一文钱、一尺布也不拿来谋私。所到之处，都同贤人君子交游。他寄居在临清刘子中家时，子中的父亲去世，刚刚入殓完毕，邻家起火，火势将要蔓延到他家。子中当时卧病在床，母亲年过七十，公背着他的母亲出来，又招呼十多个同行商人，把他的棺材抬到别处，才没有被烧成灰烬。至于装载财物的车辆，就不再顾及了。又有一次，他在河西岸看见一个女子被卖到娼家，询问后得知她的前代曾有人在元朝任南台御史，于是拿出钱来赎她。娼家不答应，便向巡河丞申诉。巡河丞以她的父母愿意卖女为理由。公说：“他们是被贫困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如今既然已经知道了，怎么忍心让衣冠世家之后辱没在娼家呢？世上做官的人，又有谁都能保证自己的后代不会沦落呢？”巡河丞醒悟过来，把钱交给娼家，那女子最终回到了良家。公住宅邻居中有姓窦的人，以拿竿子粘捕鸟雀为业，公多次劝他改行，他不听。当时有游荡的军卒掠夺小儿，公于是让仆人等候那人的幼子出门，暗中把他诱骗出来，藏到别处。粘鸟人回来不见儿子，便和妻子在路上号哭，发誓找不到儿子就一同去死。公骗他说：“莫非是游荡军卒把他掠走了吗？”于是他更加悲痛，昏倒在地，过了很久才稍微苏醒。公说：“人和鸟兽所受的天命都是一样的，你失去儿子，内心疼痛到如此程度，怎么知道禽鸟失去孩子后，内心不会疼痛呢？你如果愿意改行，我替你寻找合适的职业。”

译公让仆人把他的儿子叫出来，送给那人一些钱，那人拜谢公，最终改做了别的行业。公一生像这样的善行，不止一件，不能全部列举。公性情节俭，不喜欢华丽。最初女婿的外家曾以锦绮衣服相赠，公说：“我是平民，难道也可以穿这种衣服吗？”便把它退回。公没有其他嗜好，只喜欢读书。晚年患痿病，两手颤抖到不能拿东西，仍然把《资治通鉴》放在案上，目不转睛地阅读而不疲倦。病情加重时，忽然抬头呼唤他的儿子訚——小名侍者——，问他原因，回答说：“某某还在读书吗？”说完便去世了。当时是正统乙丑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从他生于洪武乙亥年算起，享年五十一岁。孺人朱氏，是同乡朱景荣的女儿。朱景荣因旁人牵连被谪戍边疆，曾写信回家索要干鱼。家中请邻居的学生来读信，那学生把“干”读成“乾坤”的“干”。当时孺人十一岁，偷偷听见后说：“难道不是要干鱼吗？”母亲臧氏非常惊奇，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兄长臧同知。同知便替她选择女婿，使她出嫁。公的母亲因为疼爱女儿，所以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孺人竭力推辞说：“我父亲在边疆，正在受苦，怎么忍心把家中所有财物都带去嫁人呢？不如把这些财物用来资助父亲的路费和粮饷，我只接受其中的一半。”嫁到费家一个多月后，她就亲自操持汲水舂米等家务，亲自洗涤衣物。当时家中人口众多，妯娌们轮流掌管厨房；轮到孺人值厨时，她做的饮食一定精洁，凡是足够全家人食用的，大家一尝就知道是孺人做的，不必询问。费家宗庙祭祀延及数代，共有十八位祖先的忌日，孺人都能一一记住。到了忌日，她总是提前带领子女擦拭神位、洗涤祭器以等待祭祀，从不等公吩咐。公去世后，她料理家事，总像公还在世时一样。安葬之后，便督促几个孤儿从事生计，送訚入郡学做学生，让他跟随乡先生毕孟辉学习经书。他晚上回来，她立即询问所学功课，稍有懈怠便告诫他说：“你忘了父亲临终时的话吗？”接着便哭泣。訚因而悔过读书，有时读到过了半夜。她又担心他劳累成病，便哭着让他停止。孺人一生像这样的美好德行，不止一件，不能全部列举。孺人天性至孝，侍奉公婆能够预先体察他们的心意而顺承其志。公去世后，她侍奉继婆婆更加谨慎。婆婆年老多病，常常临时想要饮食，孺人谨慎准备，随时等候她的需要。父亲景荣晚年获释，从贬谪之地回来后，她每十天必定回去一次，说：“早晚问安已经荒废很久了，姑且用这种方式来补偿。” 景荣去世，没有儿子；他的母亲便到女儿家接受奉养。孺人常常前去问候，每逢有一味甘美的食物，必定派人送去供奉。她将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母亲梦见孺人穿着全白的衣服，哭泣着跪拜在床下，连续用手拍打胸口说：“我不孝，我不孝。”随即惊醒，便把梦告诉了孺人的妹妹。话还没有说完，讣告的消息就到了。当时是景泰乙亥年二月十五日。孺人生于洪武己卯年，享年五十七岁。公于去世后的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本县的华。大概山孺人也于去世后的某年某月某日附葬在那里。铭文说：唉！古人曾说，上天造物报答人的时候，不报答这个人本身，而报答这个人的天性。人能够顺应天理，符合天道，天就一定会按照他的伦常来报答他。然而上天报答人，往往不一定在这个人自身身上。因为人的身体所能从事的事情有限，而内心所存的德性却没有边际。公真是正直啊！做事依据义，存心遵循仁。何况又有内助，夫妻心志相同、德行均齐，这是以人的行为合于天道，实在是有缘由的。他身体所享有的，虽然有所不足；但他心中所存的德性，却延及子孙。墓道高大，风气温厚淳和；遗骨长存不朽，与天地同享长春。独乐处士王公墓志铭。鄂州江夏的王氏，在国朝初年，有人凭武功顺应时势，被授为武略将军，世袭千户，镇守泰州。他的后代因事调往广南昌化；留下没有前往的，便成为泰州人。其中有一位号独乐处士，名昭，字明达，弃武从文，不专心拘泥于章句训诂；至于伦理道义、古今世事变迁，也都能概括论说。他与琴川王礼庄交情友善，礼庄也是武将后裔。当时士大夫因事到泰州，必定拜访这两个人。这两人是泰州的杰出人物。处士平日的品行义举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尤其以孝闻名。他的父亲曾患痢疾，名医围绕诊视，都说这是必死的病证。处士想不出办法，早晚都向北辰叩头，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代替父亲承受病痛。病势更加危急，他便在夜里割下左腿上的肉煮汤给父亲服用，骗他说是药。父亲喝下后病就好了，始终不知道其中缘故。处士一生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即使至亲也没有人知道。几年以后，他的母亲徐氏忽然中风，仓促之间来不及医治，处士认为这是终身的遗憾，日夜号哭，声音不曾断绝；到了小祥之期，竟因悲伤失声而成了哑人。他为父母服丧，都遵循古礼，不采用佛教的丧葬仪式。泰州城中人称赞儿子孝顺时，必定以处士为首。唉！孝是百行之首，处士的大节竟有这样的表现，那么其他细小的品行也就可以知道了。处士生于洪武庚午年闰某月九日，卒于成化丙戌年七月二日，享年七十七岁。曾祖某，祖父朝宗，父亲达阳，母亲某氏。妻子徐氏，是义民志道的女儿，具有贤德的品行。生有五个儿子：源、澄清、溥、润、澄。澄清由乡荐任顺义教谕。两个女儿，长女嫁百户龚盛，次女嫁士人曹鉴。孙子十五人：橚、植、棋、极、本、桧、橇、某、某；孙女十一人，长女嫁田真，次女嫁吴玉，次女嫁千户刘某，其余尚未出嫁。处士天资聪颖敏捷，仪表伟岸，胡须美好。自幼不羡慕做官求禄，善于经营货物却不贪利；喜爱读《史记》《资治通鉴》和《左氏传》，对于方外修炼之术也兼通一些。处士的宗子世代任官于昌化，与我的外祖家有姻亲关系。澄清在顺天府学任教，离京师很近；当时我任职于宫禁近处，与他往来十分深厚。如今听到处士的讣告，便派他的儿子棋拿着礼庄所写的行状来请我作铭。他们将于明年某月某日把处士附葬在先人墓地旁边，于是我为他作了这篇铭文。铭文说：身体从父亲那里分来，却割损自己的身体来医治父亲；声音从母亲那里得来，却因哭母亲而失去声音。唉！用父母所生的身体，报答生育自己的父母，真是孝啊！处士如此，难道不可以铭刻在墓表上吗？文公九代孙、五经博士朱公墓表。

译公名梴，字孟龄，姓朱，是徽国文公的第九代孙。文公去世后一百六十七年，进入皇朝；又过了九十八年，朝廷才登记他的世代后裔，授予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官职，使其世袭，主持文公庙的祭祀。公是最初接受这一封授的人。公出自文公长子受之一系，世代居住在建安城中紫霞洲的旧址，世代承袭主持紫阳的祭祀。高祖武平县主簿煟光远，曾祖建宁路照磨堂子升，祖父铁刚中，父亲浤智达，都没有出仕。公生于永乐乙酉年，五十岁时才接受朝廷任命；又过十八年，即成化壬辰年，享年六十八岁，卒于家中。妻子杨氏，是太师文敏公荣的再从侄女，年岁若干，嫁入朱家。公去世后又过两个月，杨氏也去世了，寿命比公多两年。二人都在去世后的第三年八月合葬于城南陂头的南面。儿子二人，长子炖，次子爟。炖服丧期满后，有司起用他，让他赴京，承袭世代官职。他有时带着乡人所写的公和孺人的事迹及墓志铭来拜访我，请我作文，将二人的墓合并表彰。唉！这难道就是所谓承袭大贤君子世系嫡传、奉朝廷命令主持祭祀的人吗？这难道就是承继大贤的世代德行而能够自立的人吗？这难道就是遵循并守持先世齐家的方法而能够尽到内助之责的人吗？因此应当表彰并标明他们归葬的地方，使百世以后的人知道应当敬仰爱慕他们。为他们志墓的人已经记载得很详尽了，这里不再赘述。于是作诗彰明其事。诗说：朱氏本出于春秋时的邾国，去掉“邾”字的邑旁而得朱姓。于是降生大贤，继承圣人，树立明白的伦理，建立教化；内心急切追求濂洛之学的大成，百家的精华都汇集于此。百世绵延的后代，恭敬地继承祖业；圣明的君主赐予爵位，使其世代承袭。世代到了第九代，防止家学开始衰微；家学不曾坠失，光辉继续增盛。春秋祭祀，亲自恭敬执礼；庙貌安妥神灵，大加修葺。仪式文辞秩序严整，祭牲祭品洁备；子孙和睦，兄弟相亲。众人快步奔赴执事，登上台阶；研习诗书，遵行礼仪。谁来辅助祭祀？内在资助充足，夫妻德行相当、同样美好，和睦相聚。家业像山丘一样成就，泉水汩汩流淌。夫妻白头同归，寿登七十；千年之后同入玄堂。用这篇文章来表彰他们，光明灿烂的世德永远延续，福善繁多。郑德崇墓表。我的朋友郑德崇，三十五岁时，于正统癸酉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中。到如今成化癸卯年，已经三十一年了。我现在才为他作墓表。唉！人生生活在天地之间，一落地便彼此交往；起初处在一家之内，稍后走出闾巷，渐渐到达乡邑，后来远远通达于大都市，遍及异域。交往范围越远，结交的人越多；然而追溯根源，没有谁能先于故乡之人。因此君子交游，对于同乡人尤其亲近，也更加厚待他们。我生长在海南，二十岁时游学乡校，交往的人并非只有一个，但与德崇尤其亲厚。德崇比我大两岁，先于我入学；后来遭父丧，服丧期满回到学校，与我一同参加按察副使王琼祐主持的考试。当时郡县两学参加考试的人不少于几十人，只有三人考中，得以列入廪食名额。这三人就是我、德崇以及现在的林宪副廷宾。德崇幼年丧父，侍奉母亲孝顺，友爱兄弟；处在乡里之间，待人和厚；在学校里恭谨文雅，行为端正。同伴因为他胡须美好，便以“髯”称呼他。德崇心地坦荡平易，不设心机；有人戏弄他，甚至有不堪忍受的事情，德崇也丝毫不计较。从师儒以下，无论年长年幼，没有不敬重爱护他的。他擅长楷书，每年府中三次大朝贺所用的表文，都交给德崇撰写；各支郡进呈的表文，也都让他审阅，有不妥的地方，他就替人修改整治，丝毫没有自得之色。郡里的长官和佐官都看重他的为人，但他从未以私事求托他们。他温和之中自有坚定，使他不死而得到时人的任用，必然会有所成就；可惜他有志向却来不及施展便去世了。他去世时，我在京师，听到讣告，便设位哭祭。有时在梦中还会见到他；每次和旧友谈到他，没有一次不感到感伤怀念。我曾记得自己考中乡荐、居家时，德崇当时还在学校，每逢休假请假回家探望母亲，回来一定来拜访我。等到我北上，他在海边为我饯行，潸然流泪。回想往事，恍惚就像昨天一样。我惭愧地在朝廷做官，已经三十多年了，交游遍天下，要找像德崇这样的人，哪里能够多得？哪里能够多得？德崇名勋，是琼山烈楼人，后来迁居邻县丰盈里。祖父仲简，父亲观懋，母亲邓氏，妻子王氏，生有两个儿子，名穟、稽。稽补为郡学学生，学业已有长进；能够完成德崇未完成的志愿，大概就在他身上吧？德崇于去世那年的某月某日葬在龙府山的山原上，我为他作墓表说：明朝故庠生端懿郑公之墓。愿千百世以后，经过他墓前的人知道德崇是我心中的朋友，也许就会知道应当由此产生敬意了吧！

译处士周公墓表。吉安万安有一位善士，名周尚信，字甫仕，生于元至正丁酉年，享年仅三十二岁，卒于大明洪武戊辰年，葬在乡里的仓背园，距今大概已经八十五年了。他的孙子、广东布政使铎，才把祖父任刑部郎中时所撰写的行状拿来，请求我写墓表。布政君生下来就失去父亲，来不及侍奉祖父；但他能够详细了解祖父的品行，是因为从祖母陈孺人那里得到的传述。陈孺人说：我年岁若干时嫁到你家，侍奉你祖父只有若干年。当他身体健康时，我亲眼熟悉他的行为，亲耳听过他的话；当时以为他所做的事人人都能做到，并没有什么特别。自从你祖父去世，已经几十年了；经历的世代久了，见过的人多了，后来才知道像他那样的人，世间也并不多见。起初你祖父每天早晨出门，总是告诫我说：“好好侍奉我的父母，他们有所需要，一定要先顺承他们，不要等到他们开口索求。”我以为他只是这样叮嘱我，并不一定真的如此实行。等我观察他平日奉养父母的情形，才知道他总是预先体察父母的心意，唯恐稍有违逆；从始至终，没有一件不是这样。他平日闲居无事，常对我说：“人可贵在有儿子承继宗庙祭祀，娶妻是为了帮助完成这件事；财物不必丰厚，关键在于孝。”我曾观察他祭祀时的情形，只见他进退、拜起、捧持、陈献，勤恳谨慎，仿佛父母仍然活着，正在进食饮食、听他禀告。他与人谋划事情，不轻易许诺；一旦答应了，必定尽心尽力。事情如果中途受阻，他就说：“我既然已经答应了，言语不可食言。”别人有患难，他不只当作自己的事；但如果形势确实不可为、力量确实达不到，也总为之忧虑，数日不得安宁。曾有人偷走他的耕牛，有人劝他把盗牛者捉送官府，他说：“这个人大概是被贫穷逼迫的。若一旦把他关进狱中，没有人给他送东西，他必定因饥瘦而死。怎么能因为一头牛的缘故，把一个人置于死地呢？”最终把盗牛者释放了。他存心仁厚，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我不能全部记得。这些都是你祖父一生的行为，你要记住。又说：你祖父为人有气量，处在乡里总是平心静气，从未与人结怨。恰好乡里有人互相构讼，诉状偶然牵连到你祖父，他被逮捕押进京城狱中，判处输作劳役。忽然得病，躺在金陵旅舍里，对随从说：我这病恐怕不能痊愈了。你幸好把我的尸骨背回去，告诉我的妻子，这是我的遗命；不要作无益的悲伤，希望你奉养我的母亲，抚养我的孤儿。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又指着床头的书籍对他说：这些大概是我平生精力所钻研的东西。假如世道肯任用我，我本来要带着这些学问继续前进；如今不幸怀抱志向而死，你要把这些书带回去交给我的妻子，让她谨慎地收藏起来，以便留给我的子孙。万一有人能够完成我的志愿呢？这就是你祖父临终的话，你要牢记。我要常常把这些话告诉你的父亲，可惜你的父亲不幸早逝，不能完成你祖父的志向，使他的德行善举不能彰显于天下。你有幸凭经术起家，在朝廷任职；完成先人的志愿、彰明表扬他的责任，就在你身上。你要努力，千万不要忽视！”布政君多次听受这些话，谨慎地牢记在心，不敢忘记。于是他在政务空闲时，把听到的事情依次编排，写成行状。到现在又过了二十三年，才把它交给我，请我为他的墓作表。这难道就是所谓有所等待吗？过去欧阳公为他的父亲崇公撰写《泷冈阡表》，议论者说，这篇文章不但可以看见他父亲的德行，也可以看见他母亲的志意。直到今天，天下人仍传诵不衰，大概因为其中的话有事实验证，足以令人相信。唉！事情必须有事实依据才可信，可信之后才能传给天下后世。我不容许另外撰写别的内容，只谨慎地把行状中的话摘录在这里，并在末尾附记他的世系。周氏是本县的旧家族，世代居住在县城北面的仓前。曾祖父南甫，祖父景德，父亲同窗，母亲任氏；生有三个儿子，公是最小的。妻子就是陈孺人。有一个儿子存敏，因为儿子显贵，追赠为德安府知府。两个女儿，分别嫁给萧孟魁、刘仲升。孙子二人，长孙藻，次孙铎。如今有曾孙八人、曾孙女五人。俞处士墓表。盱江人俞大有，我请他来做幼子昆的老师。昆不幸短命去世了。大有常常往来我家，以弟子之礼侍奉我。后来大有经驸马都尉蔡君推荐，在淳安长公主府教她的儿子。天官考试中【缺】，上级让他教读三年，授给他官职。大有任教已经两年了，不久就应当接受官职，但他的父亲宇常在家中去世了，时间是某年某月某日。自从我认识大有以来，他曾两次到京师看望我，也曾住在我家。他父亲的讣告传来时，大有哭泣着告诉我说：“先父生下大有，刚能说话，就教我读书、写大字。刚到换牙的年纪，就带我到宫阙之下，让我亲自书写文字进献朝廷。当时以童子身份进用的人，都登上了显赫官位，唯独大有稍稍落后，因而没有得到机会。后来又带着我奔走在闽广之间，所到之处遇见名人贤士，就一定带我一同拜见，使我扩大见闻。只是大有天性愚钝，不能有所成就，辜负了先父的期望。辗转奔波二十年，才有了出仕的门路，本来希望能得到微薄俸禄，以供养双亲。先父却没有等到这一天，我的遗憾哪里有尽头呢？所幸我得以托身于大人先生门下；如果先生不弃，在墓上赐下一句话，那么先父即使死了，也等于因生养大有而没有白费。” 我听了这些话，神情悲伤，便把平日所知道的事情略加编次，用来表彰他的墓。君名经，字宇常，别号宇庵。先世是宜黄人，迁居南城的曾潭，至今已经十五代了。曾潭的俞氏宗族庞大而繁盛，以诗书教育子弟，开始以儒业立身的，是从君开始的。他曾为族谱编定世系，使族人的分支合流清楚明白，族人都尊奉他；每逢年节聚会，也一定推让尊敬他。君为人坦率刚直，不屑于世俗事务，家中有无也不加过问。喜爱堪舆家的书籍，遇到佳美的山水，便登高涉险，一定要穷尽其地势；有时仿佛有所领悟，就欣然喜悦，表现在脸上。他的资质禀赋十分坚实，又很强健，年仅六十三岁，没想到竟突然去世。死后有像大有这样的儿子，虽然官位尚未显达，但向来受到公卿大夫的敬重，那么君的死难道不就是不死吗？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某，母亲某氏。妻子某氏，继妻某氏。某氏生三个儿子，长子就是大有，次子大美早逝，次子大驺。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同县人刘平、南丰人程抑。孙子一人，名某。大有将于君去世后的第二年某月某日，把他葬在某山原上。我听说，君的同乡人在宋代有一个叫王无咎的人，曾向王介甫请求为其父作墓表。介甫说：无咎在常州任教授时，学习更加勤奋，品行更加砥砺；他的志向大概并不是求取当世的名利而已，而是希望使自己的声名显扬于后世，或许正在这里。唉！介甫所说的“教授他人，学习勤奋而品行严厉”，大有大概很像他。只是我的文章不足以使他的名声显扬于后世，不能像介甫那样罢了。即便如此，我姑且如此为他论述编次，哪里知道使他的声名流传后世的原因，不就在这篇文章中呢？

译明朝故乐游处士陆公墓表。人与万物一同生存在天地之间，而万物都供人使用。人心中是否存有善意，事情是否合宜，往往一定可以从他取用或给予事物的行为中看出来。在一取一予之间，义与利就分明了。古代的君子观察一个人，不一定都看他的大事和显著行为；即使这个人所做的是小事，只要事情做得合宜，又不把私利掺杂其中，就以义来评价他。由此知道他的内心有恒常的德性，推断他日后的事业必将长久而且广大。然而，难道只是人给予他评价吗？上天也会在细微之处给予报偿。我观察海盐乐游处士陆君，他对于外祖家的财产曾经拥有，却最终不占有它，大概是符合义的吧？由此观察，那么他一生存于心中、施行于事情上的德行，都可以从这里看见了。起初，处士同县有个潘必甫，家中一向财产丰厚，曾经远戍边地；只是家产又多又厚，带走便无法承受，留下又没有人守护。当时他有一个女儿已经成年，于是把女儿嫁给处士，让处士住在他家，把家中所有财产全部交给他，经营、取舍都由处士按照适宜的方式办理。必甫有两个儿子，带着长子同行，留下年幼的次子；处士抚养教育他，直到他成人立业。十几年后，必甫回来，处士把财产数目登记清楚，全部归还给他，凡是原有财产及其生息，一一具备，从未从中取利一丝一毫。必甫强行要把财物给他，他一概不接受，于是搬到别处居住。唉！世上的人贪图别人的所有物，越过数千里也要掠夺，经过几十年也要谋取；一旦到了自己手里，顷刻之间便会变幻出许多侵吞的办法，何况亲身处在其中，既然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所有物，又肯归还给别人吗？即使有这样的人，能够一点也不侵占牟利的，大概也很少；给予他而不接受的，尤其少。像处士这样的人，称为义士，难道不对吗？然而，难道只有处士能够行义吗？作为他的妻子，她相助的功劳尤其难得。妇人禀赋阴柔，性情往往吝啬，对于财利尤其如此。像潘孺人，也真是贤德。好了，义夫顺妇，一家之中吉祥的德行交相汇聚，正应当表彰他们、宣扬他们，作为世人的劝勉。处士的孙子陆愈，是我主持春闱时录取的进士；他由江都知县升任监察御史，有时带着乡人过郎中所写的行状来，求我为处士作墓表。按照行状，处士姓陆，名成，字彦泽，别号乐游，世代是海盐东陆塘的望族。祖父万四，父亲世荣，母亲王氏，世代隐居务农，没有出仕。处士生来孝顺友爱，颇读诗书，懂得道义；曾经带着财物游历梁、沛一带，所到之处都结交贤人豪士。潘氏就是必甫的女儿，居家时常穿布衣，不事华丽装饰。在娘家时，旧日相识的人有来请求借贷的，她便拿自己的东西给他们。有人说她吝啬，她说：“我们夫妻只是替父亲守护财产，哪里敢使用那些东西呢？”她的存心与处士仿佛同一个人。陆处士生于洪武丁卯年，卒于正统甲子年，享年五十八岁。孺人生于洪武辛未年，卒于成化己亥年，享年八十九岁。儿子一人，名桂；女儿一人，嫁给张承宗。孙子三人：长孙懋，次孙就是愈，次孙志。孙女二人。曾孙四人，曾孙女五人。处士已经在去世那年葬在本里山原上；如今孺人去世，陆愈将启开处士的墓穴，把二人合葬。唉！道理出于天，而具体存在于人的内心。人的行为合乎适宜，称为义。这种义不只适合于人，也适合于天。适合于天，所以上天保佑他；适合于人，所以人们称赞他。陆处士的存心和行为就是这样，因此海盐一带的人无论贵贱老少，直到今天仍然称赞他，并没有因为时间久远而稍有衰减。上天又为他生下贤能的孙子，使他的门庭光大，使他身后显达荣耀。处士去世三十七年以后，我特意写下这篇文章为他作表，用来昭示世上那些实行义行的人。

译景娄处士钱君墓表。世人正以意气相互推重，自以为是而把一世之人都视为错误。假如有人在这种情形下受到恶言攻击、遭到无理冒犯，却能够忍住声音、放低姿态来容忍对方，难道不是《中庸》所说的宽厚柔顺、不会报复的君子吗？常州锡山有一位钱君，是吴越王钱镠的远代后裔。他幼年时在乡塾跟随外传老师学习，熟习《四书》的句读，听老师讲解，仿佛领悟了南方强者之道。稍稍长大后，浏览史书鉴录，读到唐代娄贞公教诲弟弟、任由唾沫落在脸上等候其干的故事，深有所悟，说：“这是人子处世保身、孝敬父母、保全宗族的经验方法。”于是把“景娄”二字写在所居房屋的匾额上，并以此为号，人们也因此称呼他。君号景娄，名清伯，清是他的字。曾祖号文林，名伯刚；祖父号梅堂，名公达；父亲号贞庵，名惟常。三代相承，隐居不仕，但都读书崇礼，是乡里闻名的人。君出生十八天母亲邹氏就去世了；他幼年时曾梦见母亲，醒来后向别人询问，梦中母亲的声音、笑貌都十分真实，人们认为这是孝心诚笃所感。父亲曾经生病，君每晚都向北辰叩头，祈求以自身代替父亲承受病痛；他割股肉为父亲治病，前后两次。他先后侍奉三位继母，分别是李氏、吴氏、邹氏，都能得到她们的欢心；其中侍奉吴氏的时间尤其长，旁人不知道这并不是吴氏亲生的。他有七个弟弟，君是长兄；一个弟弟早亡，他便让弟弟的儿子模继承其后，并且十分厚待、抚养这个侄子遗孤。其余六人父亲去世时还年幼，君替他们主持冠礼和婚事，把家产平均分给他们，别人没有任何话可以挑剔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君的先世从嘉兴迁到本县新安乡，又从新安入赘周氏，居住在垂庆乡；两乡的父母亲族中，靠君供给柴米生活的有几十家。君好善乐施，出于天性。有人遇到急难来敲门，饥饿没有食物的，寒冷没有衣服的，死了不能安葬或想安葬却没有墓地的，他都随求随应，使他们全都如愿。其他如设立义塾教育乡中子弟，修建桥梁救济道路难行，施药配方救治人的疾病，诸如此类，都是世人难以做到的事，而君都能做到。这大概是因为他以宽厚柔顺教人，别人冒犯他也不计较；这些都出自内心，不只是说说而已，而且切实行之，不用勉强便自然仁厚。仅一方的君子不足以概括他的德行，即使说遍天下也可以。君仪表十分伟岸，从未疾言厉色，善于保养自己，年老反而更加健壮。县中长官每年举行乡饮酒礼，写信邀请君担任正宾，他始终没有赴会。家中有祠堂，早晨一定前往拜谒，出入一定禀告，初一和十五一定参拜，有新得到的物品一定先供奉；忌日、节日祭祀和时祭，也一定亲自主持。子弟举行礼仪，即使年老多病，也不废止。到了这一年年末，病势已经危重，他仍然勉强支撑，想照常行礼。实在无力支持，才召集长幼诀别，说：“我的寿命已经足够，内心没有惭愧，也足以凭此告慰先人了。你们作为我的子孙，只要不要丢掉祖先留下的事业就可以了。”说完便三天不再说话而去世。当时是弘治辛亥年十二月晦日，享年七十六岁。君的妻子邵氏，继妻孙氏，都恭谨遵守妇道，先于君去世。儿子三人：长子桢，次子就是模，次子栋。女儿四人：华濂、同乐、司马悦、华昌是她们的女婿。孙子七人：谏、谔、评、讷、诰、诏、议；孙女二人。桢等择定癸丑年四月丙午，把君葬在本县开化乡父亲墓地的左边。这一年，从子某随计吏赴京，没有赶上送葬。后来他考中进士，便通过太常少卿马宗勉，带着君的堂弟洪所写的行实，又附上云间钱文通公原溥、武进王天官廷贵、姑苏吴少宰原博等人所作的诗文，请我作文表彰他的墓。根据行状，君为人贤良孝顺，而且敦厚重义、喜好礼法；各位名公又都是不会轻易认可别人的人，他们的话确凿可信，并非虚妄，大概正是所谓文献足以考证。因此我不推辞，替他编次叙述这些话，使它表现在墓道上，昭示后人。

译海航处士赵君墓表。浙西自古以来有许多善良而富裕的人家，大都靠田地务农起家，通常守道循理，各安本分，使家业世代相传。近来有些人却离弃制度、抛弃根本，忘了自己是普通百姓，不知道应当怎样品节约束自己。能够在风气衰败、世俗败坏之中，懂得以保持盈满为戒，担心稍不谨慎便会陷入失坠，难道不是善人君子吗？常州无锡鸿山赵氏，是故宋皇室的远代后裔，其中有一位号海航的人，他说：“人经历世事，就像船漂浮在海上；满盈而不知道戒惧，就会有沉没倾覆的祸患。”所以以海航为号，人们也因此称呼他。我的朋友陈朝用过去在天官属下任职时，曾嘱托我为他写《海航序》。如今他任福建方伯，因事进京师，又请我写文章为赵君作墓表，并拿出他所撰写的行状说：“君名渊，字广洋，海航是他的别号。世系出自宋成国公叔黔之后，南渡初年从汴京南来，居住在平江临顿里。平江就是今天的苏州。叔黔生朝请大夫本之，本之生大中大夫公礼，传了四代到若胜。若胜生吉甫，吉甫是君的高祖。又迁到长洲南桥，吉甫生继道，继道是君的曾祖。国初时继道入赘无锡唐氏，所以如今成为无锡人。继道生公韫，号听鹤，是君的祖父；公韫生汝明，号怡菊，是君的父亲。君天生禀赋非同寻常，像河朔一带的人。当时世人正以奢侈相互夸耀，以意气相互凌压，以游玩为乐，唯独君心平气和，勤劳谋生、务实守本，收敛浮华而趋向实际，从不放纵游荡、轻慢嬉戏来虚度光阴，不违背礼法而肆意妄为、损耗财物，也不倚仗财富权势欺凌他人；他谨慎自守，以安分知足来警戒自己，把畏惧刑罚、珍惜福分作为内心准则。曾代父亲任职做粮区的长官，征收租赋时，只要是公家事务有延期的人家，便暂且宽限；有时替他们代为缴纳，再慢慢收取偿还的钱，说：“我和你们都是编户百姓，只不过我的财力比你们宽裕，所以替官府督办罢了。租赋办完、公事了结，幸好不互相牵累，就足够了。”父亲年老后，他代为掌管家事，每年向租种田地的人收租，按照年成丰歉决定收取多少；有人欠租，他从未要求全部偿还，说：“我借助你的劳力，你靠我的粮食生活，彼此都不能没有对方；只要交清官租，双方略有所得就足够了。”有人有不平之事，大多来请他评断。君说：“我不是主管司法的官吏，曲直的裁判哪里敢担当？只是辨别是非之心人人都有，请按照是非的道理来判断。” 谁有理，谁无理，没有人不心悦诚服。有疑难之事多来请君裁决，君说：“我年幼时失学，对事情的体制并不熟悉，何况是你所说的事情。”但随后又依据我心中的道理说，这样做可以，那样做不行，分析得清清楚楚，完全符合人心。有人遇到急难来敲门，他一定满足其所求，不使人失望；有人以无礼之事冒犯，也一定按照道理遣退，不做得过分。君的真诚正直，不仅施行于家庭、取信于乡党，郡县长官遇到疑难事情，也会请教君的意见。君尽量把自己的意思说尽，用谦逊的言辞启发上级听取；从未阿谀顺从而后才进言。办事处事总是畏惧清议，严厉地自我责备，唯恐因自己的短处招致失败，从而废弃前人留下的家业根基。到了病势危急时，他对儿子说：“我的祖宗一点一点积累，才成就了这个家业，按次序传到我这里。我终日勤勉自警，就像驾着装满货物的船航行在不可测的深渊上，只怕不幸遇到风波，把所有东西倾覆。幸好今天船已经抵达岸边了。这条船交给你，你应当体会我的心意，保全家业；这样我就可以借你的手，在地下拜见你的祖宗了。”说完便去世。当时是弘治己酉年正月二十八日。他生于正统丙辰年，享年五十四岁。妻子过孺人，是宋郡马的后代。儿子一人楠，按例输纳边饷，得授苏州卫指挥佥事。女儿一人，嫁给本县士人华基。孙子一人福龄，于某月某日葬在某山原上。君天性孝友，侍奉父母能够顺遂他们的心意，与两个弟弟相处和乐。堂弟杰幼年孤贫，君替他操办婚娶、置办田宅，使他安居。女儿所生的儿子华某早年丧父，君把他养在家中，请老师教育他，使他长大成人。其他义举，如施舍棺材、修造车轿桥梁、疏通水利等，数不胜数，都是众人共同知道的。像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史书所说重义轻利、三代以来奉行正道的人吗？我称他为善人君子，并不过分。这次因他的请求作文章表彰于墓道，目的难道只是在记载他的年月、标明他的墓地以满足请求而已吗？

译义泉阡韩氏先茔表。凤翔府学教授韩彦夫退休后居家。成化癸卯年春二月，他从家乡河内修武来到太学拜访我。彦夫是我的故人、婺源知县敬夫的弟弟。他坐定后，拿出敬夫亲笔写的信给我看，说：“先兄临终时，拿出这封信交给俊，说：‘这是我平生的心愿和志向，你拿着它去请求琼台先生。’先兄的墓已经封土，先生赐给他墓志铭，又为他写文章祭奠；他一生的事迹本已在世上彰明，只是他所谓的心愿和志向还没有实现。俊幸而后死，斗胆请求先生写一句话来完成先兄的志愿。”唉！敬夫已经不能再生了。看见他的亲笔信，就像看见他本人一样，我哪里能够不说几句话呢？敬夫的先世，是潞州韩店人。韩氏在宋代宗族庞大繁盛，环绕韩店居住的都是他们的族人，所以潞州人便以韩氏之姓来称呼韩店。元初兵乱时，他的六世祖迁居泽州陵川县的椅子掌。那里地势高远，居民苦于远处取水；住所不到百步的地方有一眼泉水，常常被沙泥淤塞，于是购买砖块砌成井，取水的人得到便利。众人认为他的做法合乎义，便在泉名上加“义”字。祖父去世后，与祖母某氏合葬在义泉北面。五世祖名某，妻子某氏也附葬在那里。生有一个儿子，名成之，是四世祖，当地人称他为善人。元至正癸未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也葬在旁边。不久之后泽州、潞州盗贼兴起，他的三个儿子思恭、思温、思敬奉母亲到怀庆避难，定居在怀庆东面十里的灵泉乡，登记户籍于修武，从此成为修武人，至今已经若干代了。思恭生【缺】，生【缺】；思温生【缺】，生【缺】；思敬生【缺】，生敬夫。敬夫名俨，彦夫名俊。敬夫中正统丁卯乡荐，以婺源知县退休；彦夫比敬夫早一科中乡荐，以乙科出任曲阳教谕，后来升为凤翔教授。唉！太行山绵延数千里，横亘在中州之间；山南是覃怀，山北是泽潞。韩氏的先人居住在山北，后来越过山岭迁居山南。天地清明淑美之气，浑厚深沉；山南面承受阳光，明朗畅达而清秀。开创韩氏先业的人，把遗骨留在幽暗深厚的土地中，便有土地滋养而不朽；承继韩氏后业的人，在阳光明朗的乡土中发扬秀美，便可以使家族绵延无穷。后世有人经过义泉墓道，看见这些层叠的坟墓高高隆起、这座碑石巍然高耸，常常应当有所考察并更加用心。敕封翰林院编修、文林郎丁公及孺人蔡氏墓表。云间有一位厚德君子，名丁钺，字孟威，乡人称他为诒谷先生。天子因为他的儿子溥显贵，封赠他为翰林院编修、文林郎；他的妻子蔡氏也被封为孺人。受封刚刚过了一年，溥承命回乡省亲，仅仅过了三个月，公便去世了。当时是癸巳年八月二十六日；公生于洪武戊寅年，享年七十六岁。又过六年，即成化己亥年七月十三日，孺人去世；她生于永乐丁亥年，享年七十三岁。溥听到母亲的讣告，依例回乡服丧，准备把孺人与公合葬在公的墓地，于是身穿丧服来到我门前，请我作文表彰他们的墓。按行状，丁氏的先世是汴京人，有一位名彦伦的，宋代任修职郎，开始居住在秀州甫里。有一位名绍祖的，元代任荆襄总管，弃官归隐于华亭浦东；华亭七宝乡的丁氏，就是从此开始的。绍祖生茂卿，茂卿生三个儿子，长子仁甫就是公的高祖；仁甫生仲达，就是公的曾祖；仲达生文政，就是公的祖父；文政生汝霖，号素行处士，开始迁居秀野，也就是今天的居所，是公的父亲。公的生母朱氏，具有贤德的品行。公出生时就聪秀颖悟，最受父母钟爱。刚满二十岁，父亲被仇家诬陷，押送京城，恰逢公病中痢疾严重，仍勉强带病要随父同行。亲友有人劝阻，公说：“我的身体是父亲生的。父亲遭难，儿子却因为爱惜自身而舍弃父亲，要我这个儿子有什么用！”终于随父前往，幸而平安归来。后来周文襄公总理浙西财赋，对属下官员尤其慎重选择。郡守赵公豫首先举荐公以应诏，文襄公在同僚中单独召见公并加以奖赏。公任官十二年，丝毫没有私取财物。当时同辈倚仗官府势力，大肆搜刮以增置私产，有人举这些事讥讽公，公笑着说：“别人的肉能贴到我身上吗？我的祖先世代积德，尚且遭遇非分之祸，何况我敢以不德承继祖先，难道能免祸吗？没见乡里某某人做粮长时，乘势欺凌贫弱，夺取他们的所有，如今都在哪里呢？他们的子孙又怎么样呢？我只知道奉公办事，其他的不是我所希望的。”很久以后，公辞官归隐，家事全交给弟弟们。此前，二弟钢奉母亲之命入赘外家，公后来召他回来同住。幼弟鈇年少失去父亲，公抚养他直到成人。这些人都精通医术、善于书写，以继承家业。公只把奉养母亲、教育儿子当作自己的事务，公事私事一概置之不理，于是在后园修筑锦云书屋，购买数千卷书收藏其中，请名师大儒居住在那里教导儿子溥。溥因此专心攻读，选入郡学，补为生员；丙子年在京城乡试中取为第二名，己丑年廷试列第二，赐进士及第，擢升为翰林编修。乡人都来向公道贺，公说：“哪里是我的力量呢？这是祖宗留下的福泽。”公为人俭朴节约，不经营货利，对一切声势权势都淡然处之，独居一室，从未蓄养媵妾。公与蔡孺人最为相得，从壮年到老年，始终相敬如一日。孺人名佛娥，是同邑七宝镇南方大族蔡文杰的女儿，十七岁嫁给公。当时公的岳父岳母性情一温和一严厉，各不相同，孺人侍奉他们都能使他们称心。岳父生病时，她帮助公侍奉，昼夜不感疲倦。岳父曾对亲近的人说：“我家何其幸运，得到这样一位新媳妇，上天一定会降生贤能的子孙来报答她。”岳母性情严厉刚毅，媳妇女儿很少有能合她心意的，她却常对人说：“我的大媳妇非常贤惠而且孝顺。”临终时，她召集诸媳妇、女儿站在床下，告诫她们说：“我死后，你们侍奉大媳妇；做别人家媳妇的，如果能效法她，就不会辱没家门了。”

译孺人勤劳俭朴，每天五更就起床，替儿子溥梳洗，督促他读书，随后就在灯下纺纱织布；天亮后料理家务，天天如此。等到溥出外从师求学，游学太学，进京求学，凡是师友交往所需的礼物、路费，她都必定预先准备，既丰厚又周全。溥考中进士后，任职翰林院，乡里有人进京，她必定再三托人传话，嘱咐溥谨慎守官，不要错过朝参。华亭人当时称颂贤母，必定归于她。孺人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夭折，次子就是溥。起初溥尚未出生前，曾收养一子名安；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姜怿，次女名天孙。另有一子魁，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张深，次女尚且年幼。公去世后，第二年十一月九日葬在本县余阳的福寿山。孺人于庚子年某月某日与公合葬。唉！国家是家庭积累而成的，正当三代盛世时，家家都有可以封爵的风俗，并不只是男子和儿子能够贤能，当时所有妇女女子也都有值得称道的德行。从《诗经》正风中就可以看出来。如今圣明教化广泛推行，直到南方，有像云间诒谷先生这样的人，与他的配偶蔡孺人，德行相称、品行相配，都有古人的风采。这固然是他们资质性情美好、家教素来如此，也难道不是国家长期太平所渐渐熏陶出来的吗？那么，他生养出文才品行兼备的儿子，获得皇恩封赠的典礼，难道会没有缘由而自然如此吗？因此为他表彰墓藏，使之成为后世的准则。《重编琼台稿》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稿》卷二十四 明代邱濬撰写 神道碑 这是为明代故去的王公所立的神道碑铭。王公生前晋升为荣禄大夫，担任兵部尚书，后来退休。天地之间有一种大义，因循日久便会沉郁而不显明，必须有亲身担当天下重任的人，遇到事情将它激发出来，然后才能在这个世上大为彰明。国家太平日久，正道与中和相合，治理遵循法度，大义并非不明。然而因循日久，安逸到了极点，逐渐导致己巳之变，使公义郁结而至于昏暗，实在严重。江夏王公在这时奋不顾身，率先为天下挺身而出，世上的君子都深为他的行为感动。这年八月，英宗皇帝北征，发生土木之变，景皇帝以亲王、英宗同母弟的身份监国，坐镇午门左门，六部及六科道官联名上章弹劾王振误国之罪。景帝说：“你们说得对，朝廷自有处置。”话刚说完，百官都快步上前跪下，悲痛哭泣不肯起身，并扬言说：“圣驾留在北方，都是王振专权擅政造成的；如果不赶快处置，凭什么安慰人心？”锦衣卫指挥马顺呵斥驱逐百官，公奋力伸臂揪住马顺的头发，咬他的脸说：“马顺平日倚仗王振作恶，祸害百姓，今天到了这个地步还不知道警戒，真是奸党。法律有关于奸党的条文，罪在不赦。”百官听到公的话，争相用手脚将马顺打死，众人仍哭泣着没有退下。景帝起身进入宫中，命太监金英询问百官想说什么，众人都说：“内官王、毛二人，都是王振的党羽，请依法处置。”于是从门缝中推出二人，众人又将他们打死，百官才拜谢退下。这是当月庚午日。公心中的正义受到激发，舍弃自身来为天下彰明大义；从此天下士大夫无不明白公义所在，都振作自己的气节，以兴办功业。然而纠正偏枉的人有时过于直率，被认为是在攻讦，一直到了今天仍如此；那么公的这一举动，难道正是世道升降的关键吗？公名竑，字公度，祖先是江夏人。曾祖父景在元朝任水军翼万户，祖父俊卿在洪武年间凭军功起任福州卫百户，因犯罪被谪戍河西，于是成为河州人。父亲佐都因公显贵，追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赵氏、母亲周氏，都追赠为淑人。公自幼笃志好学，胸襟宽宏，二十一岁补为卫学生，二十五岁凭《礼经》考取陕西乡试第一名，次年礼部会试第五名，赐进士出身，入户部观政；接连遭逢家丧，共八

译年后，才授任户科给事中。任官又三年，恰逢国家发生北狩之变。这时明朝建立已经七十多年，太平日久，一旦事情仓促发生，上下都茫然不知所措，忽然听说公在朝廷上痛击权奸，人人无不惊骇。事情平定后，人心安定，公的名声也由此兴起。这年十月，额森挟持英宗南还，直逼都城。景帝命都督孙镗在高梁桥抵御，分派都督毛福寿、高礼、王敬、王勇、武兴五军前去策应。因公当时声望很高，命他与太监兴安等督守九门。有人说毛福寿是番将，非公不能镇服，于是升公为佥都御史，提督各营军务。当时王敬等军队从彰义门出战，被敌军击败，武兴战死，内官中前来报效的人有的死伤，有的四散奔逃。京城大为震动，公统率余军准备前往救援，在菜市口遇到敌军，与之交战，敌军败退，放火焚烧房舍。公率军扑灭火灾，穿着铠甲进朝，面陈事情经过，并奏报高礼受伤返回军营、毛福寿不知去向，于是命锦衣卫指挥吕贵控制两营，不许远出。后来敌情又有变化，命毛福寿听从公的节制。敌军不久逃走，朝廷命孙镗、范广统率五万兵追击，又命公与侍郎江渊提督这支军队。追到涿州，与敌军在祁沟交战，敌军败退。出了国境后，众人担心敌军再次来犯，推举公守备居庸等关。景泰改元那年秋天，皇帝车驾南还，公因病请求回京。这年冬天，朝廷采纳推荐，任命他总督漕运，他勉强带病前往。第二年，兼理江北各郡巡抚事务。当时徐州、淮安一带遭遇大灾荒，百姓死亡，尸体相互枕藉。公竭尽所有救荒办法，凡是能够救一时之急的措施，无不全部施行。后来山东、河南的流民突然到来，公不等奏报，便开支广运仓中储存的京粮赈济；近处的人每天供给粥食，共救活男女九万七千七百多人，远处的人按数量散发米粮，共救活男女一百二十九万四千多人。给流徙者米粮作为路食，共四千六百多人；将被卖掉的人赎回送还原家，共一千二百四十四人，总共用米一百六十多万石。六月，滨河有运麦的船到来，公按官价买下四千多石麦，分给军民一万二千三百户。选医师四十人，腾空粮仓六十楹，安置患病流民，共救活一千四百人。死者发给棺材，建立丛葬墓地，共埋葬二千三百多人。公不分昼夜，竭尽精力和思虑，事事亲自处理；凡有所委任，必定反复告诫说明，出于至诚，所以人人都尽力办事。有人把公的事迹记述为《救灾录》，流传于世。甲戌年，公入朝觐见，特升为左副都御史。丁丑年，英宗复辟，奸臣掌权，降公为浙江防政。不久又削除官籍，贬为平民，返回江南。夏天居住半年后，英宗在宫中阅览景泰年间臣僚的奏疏，看见公所上奏疏中有“端正伦理，笃厚恩义”等话，回头对左右说：“竑是为了朕啊。”于是命宦官传达诏令，派户部官员送公回河州。辛巳年，敌军侵犯庄浪，朝廷起用公原来的官职，让他协助军务，公感激奋发。听说敌军侵犯靖虏的郭城，公率十名骑兵先行驰援，击败敌军。第二年班师，仍命他提督兰县以东一带的边防。不久召回入朝谒见，英宗两次慰劳他。言官说漕运自公离任后政务多有废弛，如今西部边境无事，请命公前去整顿废弛的事务，英宗采纳了。公奉命到徐州，老人孩子排列在船边迎接，罗列跪拜，欢声响彻道路。适逢旱灾，公斋戒向神祈祷，当天江水就上涨，公私船只往来通畅便利，人们认为这是他的忠诚感动上天。甲申年，因科道官会同推荐，升任兵部尚书。诏令下达，朝廷内外欢欣传告，天下都仰望他的风

译采。公也决心尽力报效，分条上奏时政，请令天下边将各自陈述攻守方略，裁减京军，恢复武学，各项政务依次修整兴办。

译当时两广的峒猺大肆抢掠，北方敌军在黄河套一带不断出兵侵犯宁夏、延绥边境，百姓无法生活；四川德阳人赵铎又发动叛乱，边境战报接连传来。公居中调度，确实合乎时机和事理，而两广的功劳尤其大。原来广西的猺獞过去只侵犯广东城邑，这时却越过江西、湖南的边界。公因御史王朝远的建议，派都督赵辅前去征讨，又起用浙江布政司的都御史韩雍，任命他协助军务。军中的一切事务，公都预先筹划，诸将奉行他的部署，果然成功而回。此前京军由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统领，虽有编制却没有兵额，天下人无法测知。景泰年间采纳言官建议，分为十二团营，每营一万人。公上疏请求恢复三营旧制，使人无法知道军队的多少，以此革除将领私自役使士兵的弊病，朝廷没有答复。适逢办理军职贴黄、补授官缺，公推荐修撰岳正、都给事中张宁，皇帝内批却把二人调往外地，公于是以疾病辞职。奏章上了五次，才获准回家奉养亲人。患病时年仅五十三岁。公回到家又过了两年，上章请求退休。公归居河州，闭口不谈时事，只每天督促童仆耕种田园，把这作为终身打算。公亲自营造墓地，自己写下墓志，并且告诫儿子，死后不要遵循众人的惯例，请求薄葬祭祀。弘治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公在家中去世。讣告传来，有司依照旧例请求举行葬祭，皇帝都予以准许。公的配偶孙氏，封为淑人，有贤德。共有八个儿子，名为经、纯、约、徽、续、缨、防、绎。经任山东按察司佥事，纯被录用为太学生，续、缨、防都进入太学。公性情刚毅，年轻时豪迈俊逸，崇尚气节，凡是义所应当做的事，便奋勇向前。公生长于西部边疆，有建功立名的志向。考中进士后，任职言官，见到不平之事，常常为之握腕不平。自从在朝廷上痛击马顺以后，公所到之处令行禁止，人们望见他都畏惧，说：“这就是打死马顺的人。”公的名声从此传遍天下，但也因此受到诽谤。马顺其实死于众人之手，公只是首先倡导而已。两个长随的死，是因为他们平日巡视街道为众人所憎恨，众人乘机呼喊着把他们赶出来，并非公的本意。后来有人诬陷公，往往把这些事作为激怒众人的依据，所以公的才能没有完全得到发挥。公登进士第时二十六岁，又过八年才授官，刚任职三年，就越级拜为都御史。任用仅七年便退职，退职四年后再次起用，又过四年辞官离去，居家二十三年。计算公一生被朝廷任用的时间，前后仅十四年。公被任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功劳在国家，恩泽在百姓，声名传于天下。士大夫中世代掌握权柄、任用达四五十年的人，考察他们的成就，有的也未必能超过公。像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一代豪杰吗！公的儿子经曾跟随我学习，所以我对公的事迹了解得很详细。公归回江夏时，经曾来向我辞行，我托话请公阅读《汉书·张敞传》，以为公将来还有复出的日子。等到公掌握兵权，在两广任事时，并不因为我迂腐孤僻而轻视我，凡有筹划，也让我预先知道。当时两广守臣忌讳谈论贼寇，养成祸乱；而同僚又互相倾轧争夺职位，大概各有过失。公专门主持其中一方面的事务，终于触犯中枢，所请多未能实现。又因岳正、张宁被调出，事情才决定实行。不过二人外调，起初并不是针对公。看公卧病时上章请求退休，皇帝屡次派医治疗，直到奏章上了五次才获准，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公出行时，我恰好在南畿主持考试，回京复命时，正遇公辞朝，因此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便分别了。唉，哪里料到竟成了永别呢！我因经的请求，已经为公叙述了事迹，又作铭附在后面。铭曰：天地生养人类，赋予人以气与理。理具于一心，气充满全身。心有所命令，身体便随之行动。手中把握、运用器物，并不借助兵威。刚烈赫赫的王公，是百世少有的人。用理养心，以气实行义。目睹奸凶，心中便感到不平。竟敢在公庭之上，结党包庇同伙。怒气勃发，拔刀而出。既用手揪住，又用口咬住。手臂、手指、嘴唇、牙齿，都受心的驱使。像新磨的刀刃，像刚出炉的金属。雄伟的声名和大义，覆盖天下。徒持笏板而无功，借朱红宝剑也只是徒然。上天为了国家，生下这位伟人。人心因此称快，士气因此伸张。人人都能诛杀乱臣贼子，内心的正义迫切，哪里还要计较彼此。那是什么人呢？结党邪恶、残害正直，使公未能充分施展。并不是公不幸，这次举动实在伟大。足以盖过一生，何况还有赫赫功绩值得称颂。赈济京畿灾荒，消灭门庭边防的祸患。坐在军中筹划，亲自穿戴铠甲头盔。公被任用的时间不长，公的功劳却很多。众人即使占优势，又能拿上天的决定怎么办呢？高高树立这通碑，龟形碑座，螭龙碑首。我作铭诗，昭示其名声永不磨灭。这是为明代故去的徐公所立的神道碑铭。徐公曾任琼州府知府，后来加赠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并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宣宗章皇帝在位时，因为天下太平日久，官吏懈怠、百姓疲敝，于是慎重选拔朝廷大臣中勤勉任职、声望和政绩卓著的人，分别守掌大郡，并赐给他们玺书，以激励他们履行职责。当时户部郎中徐公任琼州府知府。皇上的意思仿佛是说：“上天和祖宗把大宝交给我，让我抚养百姓。近来听说有关官员贪婪残暴、庸碌怯懦，不懂得治理百姓的方法，以致恩泽不能下达到底，百姓多失去生计。如今选拔你们，把郡守的重任交给你们。琼州远在万里之外，更是难以选择人选。你应当宣扬阐明教化，通达隐蔽不明的民情，安定百姓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失去安身之处，使远在荒服的地方如同处在近在咫尺的京畿。我将嘉奖你。凡是以公使身份到郡中、超越职权违犯法令的人，都要据实奏报；属官和同僚中有治理苛刻、荒废职守的，立即拘押带来。”公感念天子深知自己的过错，专一地委任自己，当天便乘驿传车疾驰上任。到达郡中后，宣读诏令，官吏百姓俯伏环绕聆听，都说：“圣上的话真伟大，明察万里之外的情形。”公接掌官印后，逐项施行。当地老年人把这些事告诉年轻人，说：“我们郡自从王公伯贞离任二十年后，才又得到徐公。”家家都相互庆贺，欢欣鼓舞，如同获得新生。

译琼州地方有许多奇异物产，在此以前，宫中使者络绎不绝；阮、韦、冯三人每年必来一次，已经成为惯例，其中阮有所依仗，尤其狡猾。两位大人见公端庄严正、不可冒犯，又是皇帝所特别委任的人，便稍稍收敛。后来阮回京，因为袁琦一案被处死弃市，朝廷把袁琦等人受刑的情形绘图张榜，公布天下；其中名列袁琦之后的巨队，就是这个人。第二年，姓黄的三人接踵而来，仍沿袭过去的做法，凡是他们提出的不应得到的需求，公都限定有司不得供给。三人因不能满足欲望，便避开公巡行的地方，公总是骑马带随从追赶他们，使他们不能任意作害。郡中自永乐末年以来，百姓就像空着肚子背着重物走在荆棘中，到这时才得以卸下负担，走上平地，否则几乎就要发生变乱了。公在公私困乏之后任职，节省财用，宽免拖欠，防止百姓隐匿逃避，民力稍稍复苏，于是振兴废弛的事业，教百姓种植耕作，兴办学校，民间风俗因此发生变化。郡中有百姓居住在深山里，称作黎人，他们自耕自食，向来不出山作乱，但军卫贪图他们的财物，屡屡制造事端、挑起争衅，以求功利。公一概用安静无事的办法镇抚他们，直到公任期结束，双方始终安然各自生活。不过黎人性情质朴粗野，没有别的营生，耕作、狩猎所得只用来交换牛只、祭祀鬼神；靠近山地的百姓也很受他们影响。他们有病不服药，相信巫师的话，宰杀耕牛来祈福禳灾，甚至卖掉子女、倾家荡产也不顾惜。公听说后叹息说：“启发百姓，必须从他们明白的地方入手。佛、道二家的说法虽然不是正道，但并不伤害生灵，还是比这种做法好。”于是准许有声望的大户修整寺观，以改变他们长期积累的习惯。从此有病的人不再杀生，百姓的负担也稍稍减轻。公的用意，是顺着百姓的喜好逐渐教化他们，按次序使他们归于正道，并不是为了求取福报利益。公在郡中仅四年，郡里积累了十多年的弊病便一下革除，如同清水洗去污垢。三州十县的百姓正爱戴、祝颂他不止，公却病重不起。这时是宣德甲寅年九月二十六日。远近听到讣告，街巷中都哭泣，家家祭奠，如同丧失亲生父母。当时同知程某比公早几天去世，百姓为此作歌说：“千两黄金买知府，一张白纸送同知。”直到今天还在传诵。灵柩运回时，送行的人挤满海滨，目送船只直到看不见才返回。郡人制作木主，把公附祭于学宫祠堂；如今知府张英才为公专门建立祠堂，塑造公的像，与王公伯贞一同祭祀。据说公去世若干年后，因为孙子大学士溥显贵，追赠公为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又过若干年，加赠资政大夫、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诏命下达那天，我邱濬当时也正遇到推恩追赠先祖如同本人在世任官的礼典，便与大学士先生一同穿着朝服，在丹陛下接受诰命。先生对我说：“我的先祖曾经治理贵郡，你亲眼见过他，知道他治理和品行的详细情形；当今世上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先祖的神道碑文长久缺少，并不是有所怠慢，实在是一直等到今天啊。某有幸与你同年考中进士，又同朝为官，神道碑铭若不请你撰写，还能请谁呢？”我童年时曾随先祖、如今获赠尚书的公在府治拜见过徐公。我当时还是儿童，公却以特殊礼遇待我；如今有幸实现当年的愿望，本来就应当有所报答。何况公对我们琼州人功劳极大，我也是他的遗民，即使没有人请我作文，也不容默然不言；何况现在又有大学士的命令，我有什么理由推辞呢？据文状考察，公名鉴，字【缺】，祖先是钟离人，第七世祖到义兴任职时才迁居那里。曾祖父名【缺】，祖父名【缺】，都隐居守德而不出仕。父亲名【缺】，追赠户部郎中。母亲周氏，封为太宜人。公出生便有非凡资质，童年时就如同老成之人；由乡试荐举，完成太学学业，授任刑部主事，专心研究狱讼，对于死刑案件尤其不轻易处理，所以被公审讯的囚犯从未称冤。曾有一桩疑难案件，公从轻判处，那人感激公，拿着金钱财物来道谢。公说：“你的罪本来就轻，我不敢把你按重法治罪。这是应该的。假如你的罪应当重判，我难道敢对你从轻吗？轻重取决于你的罪，我有什么可参与的呢？”那人拜谢感动而去。当时的司法官吏中，只有公以清廉谨慎著称。恰逢朝廷大规模营造，征发壮丁十多万人，到川蜀采伐巨大木材。工部尚书宋公主管此事，举荐公辅佐自己。公督办有方，安排劳作和休息有节制，民夫劳累却没有怨言。永乐十七年，升任户部陕西司员外郎。当时太宗皇帝实行督责政务，曹司事务纷繁交集，公处理这些事务一一都有条理。尚书夏公原吉总理国家财政，许多事情都依靠公办理。永乐十九年，皇帝因北方敌寇离心反叛，将亲自出征，命大臣商议。兵部尚书方宾说恐怕粮储不足，于是召夏尚书询问粮储多少。原吉回答说：“如今储存的粮食，仅仅够一年的用度，恐怕不能供应大军。”皇帝立即命原吉前往察看开平边境的粮储。工部尚书吴中入朝应对，与方宾说法相同。皇帝震怒，召回原吉，于是把他关进狱中，罪责也牵连到他的部属，公也在其中。仁宗即位，当天就恢复原吉的官职，公也因此得到赦免。又过五年，升任湖广司郎中。公因受夏公牵连，被关在狱中三年，却没有一点怨恨不满的意思。夏公很器重他，有意推荐他担任重要职务。宣德庚戌年正月，夏公在任上去世，公就在这一年出任琼州知府。当时奉诏出任地方长官的人，都是天下最优秀的，如况钟、郑恪一类，后来都在当时享有声名。不过他们都在内地，多以打击奸邪获得名声；公却独自在万里之外以循良著称，又能遏制权贵宠臣的党羽，使祸害不能波及百姓。这样看来，公所做的事尤其艰难。可惜上天没有给他更长的寿命，使他不能完成惠民事业。公在琼州的治理，如同王伯贞守琼十四年，他所施行的政绩，难道会在古代龚遂、黄霸之下吗？公天性孝友。郎中公去世时，他滴水不进，昏厥后又苏醒，日日不离棺材旁。有一天夜里疲倦睡着，仿佛听到呼喊：“快起来，火要烧到我了。”公惊醒起身，果然大火已经烧到帷幕，并且将要蔓延到屋子。公奋力抵挡，火才熄灭，人们认为这是孝心感应所致。公生于洪武庚戌年，去世时六十四岁；在去世次年归葬于某山原野，时间是某月某日。公的配偶吴氏有贤德，起初封为宜人，后来因孙子显贵追赠为淑人，又加赠为夫人。

译有四个儿子：长子名【缺】，封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死后加赠如其子；次子珵早卒；其次名【缺】，其次名珍；次子瑾，都是妾室所生。孙子七人：长孙溥，就是大学士；其次济、瀹、澍、瀚、渶、【缺】。曾孙有男孩。【缺】公心地仁厚宽恕，别人无理冒犯他，他从不记恨。程同知与 公志趣不同，曾多次因事情触犯公；等到他死后，公仍替他料理丧事，丝毫不把旧日嫌怨放在心上。公胸怀坦荡、显露真诚，不设心机；对待下属有恩德，人人都能得到他的欢心。当时琼州有许多寄居的官员，其中有洪武、永乐年间因事被迁谪来的，他们博雅老成，大多熟悉朝廷内外的旧事。公在闲暇时邀请这些人来，谈笑一整天。公处理政务简明平易，不任用胥吏，事情一到便立即裁决，不建立繁琐文案，大体以劝导教化为主，不使用刑法。有人对此感到疑惑，公说：“郡守县令是百姓的父母，父母先教导他们，他们不听从，然后才用鞭打。教导就能使他们听从，又何必鞭打呢？”当时风俗淳厚，一些厌倦游宦的士人和年高有德的百姓，往往可以托付事情。公时常到寺观中召集他们，命他们坐下，赐茶询问民间隐情。公不预先设想欺诈，不凭空臆测，也不轻信，而这些人受到公德行的感化，也不敢有所隐瞒。公在任多年，公去世的第二年，郡中便遭遇大歉收，百姓有饿死的人，悲痛地互相说：“如果徐公还在，我们百姓难道会落到这种地步吗？”像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汉代诏书所说的贤人君子吗？仅用循吏二字还不足以完全概括他。确实应当为他作铭。铭曰：上天对于自己所生的人，必定慈爱施惠。凡有施惠于人的人，上天必定报答他所施的恩惠。您治理百姓，把他们看作上天所生的人；百姓接受治理，能够得到恩惠和衣食，这增加了您的功德，而君主来不及报答，便由上天代为报答。报答不在您自身，而在您的后代。后代继续显贵，恩典推及先人；与他们本应得到的相比，所加赠的更加丰厚盛大，这确实如此。徐公体察上天的仁德，扩大君主的恩惠，把恩惠施给远方百姓。所施恩惠既然广泛，所得报答却还没有相称。死后超过四十年，接连接受恩命，官阶显赫、职位尊崇，位极人臣。皇帝的诏言多么伟大，褒奖告谕反复而恳切。龙纹诰命、犀角轴柄，螭首龟座，诰命颁于朝廷，碑石立在墓旁。名声传给有识之士，恩泽流传无穷。后代子孙享受福报，永远昌盛隆盛。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鲁公神道碑铭。正统己巳年，皇帝北巡，卫喇特乘机侵犯京畿。当时广东左布政使杨公因事停留在京城寓所，朝廷采纳言官意见，起用公镇守白羊口。这年广东都司的囚犯越狱，有司不能捕获，终于聚众作乱。守土官员闭门自守，召边将抵御，边将到达后却被贼军击败。消息传到京城，寄居京城的广东人联名上章，请求朝廷起用公，授公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乘驿传车前往。公到达时，广州城已经被围困数月。城中军民忧惧不安，朝不保夕。见公到来，才有获得新生的希望。此前，住在乡村的百姓为躲避战乱奔向城中，城门却关闭不接纳，等他们返回时，全被贼军杀害。被胁迫跟从贼军的人越来越多。公下令有司用木头制作牌子，发给百姓作为出入凭证，又在城外张榜告示，派官员招抚他们。于是归附的人每天以成千上万计，贼军的势力日益孤弱。公侦知他们有归顺的意思，派使者前去晓谕。贼首黄肖养说：“我们这些人只要得到杨大人一句话，死也没有遗憾了。”约定日期前来拜见，贼军果然到来。公毅然准备前往，藩司、臬司以下官员都阻止他说：“贼人的意图难以测度，怎么办呢？”公说：“我以诚心对待他们，不必担忧。” 公出城会见贼军，贼军环绕下拜，流下眼泪。公向他们说明祸福，又指示他们一条重新获得生路的道路。贼众献上大鱼，公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于是他们欢呼喧闹着离去，约定再次来拜见。还没有等到再次会见，董都督统率大军到达，贼军于是中途变卦。庚午年三月初五，有一颗大星坠落在城外对岸的河南。十二日天刚亮，都指挥姚麟来报告事情，公出门与他交谈。姚麟出去后，公忽然发病，被扶入床榻，立即呼唤儿子玧说：“我死了，不能始终为王事效力，了解我的难道只有上天吗？”说完闭目去世。城中居民听说公去世，半信半疑。得到确实消息后，争相跑到公的馆舍下哭泣，即使老妇幼童也哭得失声，满城穿着丧服，带着牌位前来哭祭的人接连不断。陷在贼军中的人听到消息，也说：“杨公死了，我们这些人终究没有活命的道理了。”讣告传到朝廷，天子哀悼惋惜，派官员依礼前来祭奠。公去世仅一个月，大军就平定贼乱，把贼军经过的地方全都屠杀。百姓受刑时总是仰天呼喊：“如果杨大人还在，我们怎么会遭受这样的祸患呢？”后来老年人黎善聚等人进京请求为公建立祠堂，朝廷同意并下令办理，却被忌恨公的人阻挠。忌恨公的人离开后，有司才在广州府城隍庙旁为公建立祠堂，遇到水灾、旱灾、疾病、疫病都要到那里祈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百姓有事情到官府诉讼而得不到公正，便常常写成诉状，焚烧在祠堂下面。广州人至今经过祠堂门前，总是举手表示敬意。唉！古人所说活着是豪杰、死后成为神明的人，公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公名诚，字信民，是绍兴新昌人。年轻时在乡学游学，永乐庚子年考取浙江乡试。宣德庚戌年，由上舍生选任工科给事中；服母丧，服满后起复，改任刑科给事中。正统癸亥年，吏部尚书王文端公推荐他辅佐广东藩司，辞别皇帝时接受诏令，获准议论政事。公到任后，当时按察使郭智奉诏整顿军务，许多事情擅自专断。公首先上疏列举他的违法之事，郭智于是离任，黄翰来接替他。黄翰所作所为更加严重，公再次上疏揭发他的奸邪，奏疏牵连佥事韦广，韦广也诬蔑诋毁公，二人都被逮捕下狱。公被逮捕启程时，广东人争相携带金帛到船上赠送路费，公一概不接受；而对黄翰的船，人们却争相投掷瓦石。到了司法部门审讯，查明事实，黄翰被判除名。凡是上奏诬告公的其他事情都涉及虚假，只有鹿鸣宴上簪戴银花一事，经查勘后也查明无罪。广东军民起草陈述公德政的状文，相继到三司请求挽留，乞求朝廷查明此事；皇帝听闻后也有所诏命。甚至有人跋涉万里直接到朝廷申诉，前后达到数千人。

译等到公在白羊口任职，既然已经接受调令，边城官军不忍心让他离开，也到官府请求挽留他。公所到之处能够得到人心，就是这样。公心地仁厚，看见别人有患难，就像自己身受其苦一样，急切地替他们办理，只怕迟误。公嫉恶太过，见到不平之事，常常握腕争辩，因此被人嫉恨。还在学校时，见同辈有错误的举动，总是恳切劝说，不能放下；遇到应当做的事情，众人正推诿躲避，公便奋勇首先去做，许多人把他看作矫激。时间久了，大家看见他事事如此，也都心悦诚服。公安葬母亲时，请人抬墓石，每个抬夫走几百步，公就替他抬一段，轮遍所有人后才停止。有人说：“何必这样使自己辛苦呢？”公说：“安葬我的母亲，却专门役使别人，我心里能安吗？”居家时，听说乡邻兄弟不和，或者互相构讼，公总是到他们家中劝解；他们不听，第二天又去，即使被人拒绝也不厌烦，直到他们听从才停止。县里有朝妃渡，每年都被暴涨的水阻断，公率领众人督促修筑石堰作为道路，直到今天行人经过那里，还一定说：“这是杨给事中出力修的。”公任职宫禁近侍时，曾奉诏整顿江西军队，到各处都询问百姓疾苦，除害兴利；事情完成回京后，分条上奏所询问的民情五件事，都是当时的急务。等到公辅佐广东藩司，留下的善政尤其多。当时太平日久，禁令疏阔，岭海之间百姓富庶，做官的人大多把贪污财货、祸害百姓当作常事，上下互相搜刮，却安然不以为耻。公到任后，一心以廉洁自守，凡事又用宽厚的办法处理。公退朝有空闲，便走出官署大门，缓步在街道间，向父老询问民间的利弊，反复周详询问，必定了解实情才停止。曾有百姓因公事来到长官那里，长官想把他送入监狱，公说：“他没有罪，暂且放他离去，到期自然会回来。”长官说：“他没有人作保。”公说：“我替他作保。”百姓感激公的恩德和信用，获释离去，到期都自己回来。公施政能够感动人心，大多就是这类事情。唉！如今世上治理政务的人，哪里还有像公这样的人呢！公去世二十年后，即成化己丑年，朝廷议定凡大臣有功德流传于民间的，都加以谥号、追赠、赏赐，公谥号为“恭惠”。又过七年，公的乡人王溢任昌邑教谕，才请同乡礼部侍郎俞钦、佥都御史丁川出面，托我记述公的事迹，将刻在石碑上。王溢年轻时曾受业于公，想到公一生的志向节操不亚于古人，只因做官清白，身后没有剩余财产，直到今天墓碑还未树立，恐怕终将湮没于世。因为我曾出任岭南官员，对公的事情了解得很详细，所以特意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谨据文状考察：新昌杨氏，是汉代太尉的后代，世代居住在本县彩烟山。曾祖某、祖父某都没有出仕。父亲文吉因公显贵，追赠为给事中；母亲丁氏，封为孺人。公生于洪武庚午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一岁，归葬于本县上王山原野。配偶石氏，封为孺人。四个儿子：玖、瑄、玧、瑷。玖因公的恩荫录为国子生，任桃源县丞。一个女儿，嫁给张棐，就是我。我与公曾有一面之交，也未曾不参与乡邦受公恩惠的事情。何况记述事迹本来就是我的职业；没有王溢的请求，我也一直想写下公的功绩流传后世，更何况又有王溢的请求呢？既已记述事实，又作铭附在后面。铭曰：杨公刚烈赫赫，特立而光明显著；憎恶那些昏庸苟且之人，不吞声附和，也不吐露迎合；有什么可震慑、有什么可畏惧，既不追逐，也不拒斥；守持正直却能通达，受到拘束却有包容；顺应事势而不与人逢迎。生为正直之人，做官为刚直之臣，死后成为神明；人们爱戴又敬畏他，思念又仰望他，建庙祭祀他。德行确实存在，声名确实长久，死后确实永不朽灭。【成化十二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鲁公神道碑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古冈鲁公奉皇帝玺书巡抚甘肃，听闻父亲去世后回乡守制，行至西安，死于关内道公署。讣告传来，朝廷派官员前往祭告，命有关部门营办安葬事宜。他的儿子文衡带着户部侍郎李公克承所辑录的行状来请我撰写墓铭。我和鲁公同生于岭南，并且和李公一同考中甲戌科进士。这一年同乡联名登第的共有十六人，官至台阁的只有我们三人，以及何都宪宗易。四人之中我年龄最长，而鲁公却先于我去世。我承蒙以文章为职，所以为鲁公叙述生平事迹并撰铭刻在墓道碑上，难道还能以什么理由推辞吗？鲁公名能，字千之。他的祖先是宣州泾县人。曾祖名宝，因通晓兵事，率民兵守卫宣城，任队长，才开始调往新防戍守。祖父名保輗，父亲名真，号行素，以儒书教授乡里子弟。起初追赠承德郎、户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后来进赠奉直大夫、山西清吏司员外郎。母亲周氏，继母陈氏，起初追赠安人，后来进赠宜人，都是因为鲁公显贵而获得封赠。鲁公生来秀美明朗，端庄稳重，在家庭中接受教育，不费力便有所成就。刚到成童之年，就被选入县学，补为生员。景泰庚午年，凭尚书推荐取得广东乡试资格。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考取乙科，却没有在太学完成学业。甲戌年考中进士，任工部观政，奉命前往秦府营办永兴王的葬事，营造安排得当，事情办成而百姓没有受到扰害，受到亲藩的看重。丙子年授任南京户部四川司主事，该司事务比各司繁重，鲁公处理起来却从容自如。一时之间，他的能干声名传遍南畿。不久遭遇母丧，服丧期满后，改任户部山西司主事。不久升为员外郎，未几又升为湖广司郎中。鲁公在户部历任三职，超过十年，长期任职，司中没有积压的事务，受到上下官员极大的敬重和信服。当时古濠年公任尚书，统领属官，严厉异常，很少有人能合乎他的心意，唯独看重鲁公。后来长安杨公又格外礼遇鲁公，各司有疑难事务，有时也来向鲁公请教。鲁公当时发出一句话，往往切中要害。癸巳年升任陕西布政司右参议。当时部属官员做到正郎，往往都希望得到布政、参政一类的职位，获得亚参职位的常常还不高兴，当时人多替鲁公惋惜。鲁公欣然说：“方面官的辅佐分掌政务，大参和亚参的职事本来就相等。做官以尽职为忠诚，只怕不能胜任，何必计较资历等级呢？”戊戌年升为右参政，庚子年升为右布政使，辛丑年转任左布政使。

译鲁公从部属官员出任藩司官员，八年之间共四次升转官阶，位居方伯，承担关陕一带的重任。这里是边防要地，三面临边，有巡守的都宪四人、统率军队的大将四人，其他监军、防将之类，岂止十多人？屯聚的战马十几万，控制羌、狄各族，粮饷以及各种物资，全都由藩司供给。又正逢边境多事，内地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如果没有熟练老成的才干和明察决断的能力，便一天也不能在那里任职。鲁公任佐贰官时，在任的日子少，巡视边境的日子多。凡是西北一带的山川险隘、屯堡要害、储备多少、兵马强弱、将士坚脆，他都能记在心中并随口说出。担任方伯总管职务后，没有时间逐一亲自到场视察，便慨然对僚属说：“陕西一藩，沿边数千里，屯驻重兵的地方，大的有宁夏、榆林、甘肃，其他如岷、洮等处，营寨也不止一处。北面抵御鞑靼，西面连接羌戎，外地有生羌，内地有熟羌。控制这些地方，虽然在于武将，然而数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军队，所防守的战马、所食用的粮食、所需的军用物资，全都出自百姓。如果不是在事情发生以前预先加以筹划和核算，到了需要使用的时候，又能从哪里取得凭借呢？”于是他买下邻近司署的土地，换得参议官宅地，创建了六楹的会计堂，凡是钱粮收支的条例、簿籍，全都收藏在其中。每年夏秋应当征收税粮时，他召集僚属到这里查核，把一年收入和一年支出，根据增减情况加以调整，按照路途远近分摊派给。这样计算没有遗漏，边境储备有了保障，年度用度不会匮乏，百姓的力量也不至于困顿衰敝。甲辰年，关内发生大饥荒，百姓甚至到了相互吞食的地步。当时公私财力都已耗尽，计策也无从筹措。恰逢朝廷派大臣赈济，采取一切权宜措施，鲁公劳心焦虑，随事补救，周详曲折，一方百姓能够稍稍复苏，鲁公的力量占了很大部分。癸卯年赴京述职，当时几位方伯中以鲁公的政绩为最好。第二年甘肃巡抚都宪缺少副职，兵部当时舆论认为非鲁公不可，朝廷擢升鲁公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支二品俸禄，赐给玺书，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前往接替。鲁公立即上路。当时鲁公的父亲行素翁年近九十，鲁公命儿子文衡等南归侍奉，只带一个童仆随行。到了甘肃，他首先宣讲朝廷的恩德旨意以告谕将士，人人都感动喜悦。于是分条列出应当实行的事项，共十条：一是更新号令，二是谨慎训练，三是修缮城堡，四是明确赏罚，五是核实功绩，六是抑制虚诈，七是体恤孤儿寡妇，八是考核储备，九是实行赈济借贷，十是安抚番部。政令下达之日，军民全都欣然响应，沿途欢呼，都说：“几十年来没有过这样的政令！”正当大家翘首踮足盼望新政时，才过三个月，行素翁的讣音就到了。军民大失所望，相继到朝廷上书请求挽留鲁公。当时制度规定，守边大臣有故，非有接替者到来不得擅自离任。鲁公穿着墨色丧服办事，又过了三个月，接替者才到。鲁公回到会府便去世了，时间是乙巳年八月七日。他生于宣德戊申年，享年五十八岁。鲁公娶罗氏，起初封安人，后来进封宜人。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文衡，次子文鉴。有四个女儿，长女嫁给县学生伍鸿，次女尚未出嫁，三女嫁给指挥倪麟，四女嫁给义官钟珠。文衡于某年某月某日将鲁公安葬在【缺字】山的原野上。鲁公生在岭南北部，仕于朝廷，在两京任职，历任三职，都是专管钱粮的职务。后来出任方面官，承担西北戎马之地的重任，前后共十三年。他宣扬朝廷的德意，使百姓安定，储备边防物资，供应军饷，都能够完成自己的职责。又屡逢荒年和瘟疫、百姓无法生活的时候，仍能根据时势制定措施，补救偏差、挽救弊病，以缓解一时的急迫。凡是他所筹划的事情，大多出人意料，不动声色，却都能取得成功。朝廷正要重用他，众人正盼望他有所作为，却突然止步于此，真是可惜啊。铭曰：鲁公生于南方，显名于西部边陲；对内安抚疲敝的百姓，对外控制狡黠的夷族。夏州、凉州，岷山、岐山，都留下了他任官的足迹，功业也随之建立。他最显著的功绩，是赈济饥民，使濒临死亡的人获得生路，使将要离散的百姓得到安定。凡是这一带的百姓，无论父子、母亲、夫妻，能够有田可耕、有屋可居，不是鲁公的功劳又是谁的呢？从前宝安人罗公曾巡行这里，也是我们越地的后代，建立的功业非常奇伟；他去世已经很久，边地百姓仍然思念他。如今鲁公继承了他的事业，使岭南山川增添光彩，谁说将帅之才只能出自西方？前有罗公，后有鲁公，百姓的口碑就是丰碑。鲁公虽然已经去世，他的恩泽却长久流传。后人考察他的德行，应当以此铭诗为证。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神道碑 天下太平日久，变乱突然发生，智者来不及谋划，勇者来不及抵御。有人能够挺身而出，在乱局中为百姓遮蔽，继而以死相赴，最终振作官吏百姓的士气，取得遏制祸乱的成效，他的功劳难道还小吗？宣德、正统盛世之时，大江以南的百姓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战争了。戊辰年，福建兴起了盗寇，随后括州盗寇相继起事，突然间盗贼窃发，如风势猛烈、火势凶猛，延烧在枯草干荻之地，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隔绝。当时，郡县中靠近盗寇的地方，百姓大概已经岌岌可危了。一时之间，官吏不知道如何防御，往往惊惧逃避；即使奉朝廷命令的将领，也都观望不前，认为进退之间没有一个确定的计策，无法制定必然有效的防御办法。然而浙江按察副使陶公，独自能够以身迎上贼人的锋刃而死于其手，唉，难道不是毅然决然的大丈夫吗？陶公起初凭《易经》中式广西乡试第四名，因为父母年老，希望在近地做官，于是得任交阯某县典史，后改任凤山县。黄忠宣公当时兼掌藩、臬司事务，知道陶公有学问和品行，便让他主持谅江府教授事务。任期届满，升为按察司检校；遭遇母丧，服丧期满后起复，改任山东宪司官员。不久，按察使虞公信认为他操守坚定、富有作为，足以担任风宪之职，推荐他起用并到京师，考试结果与推荐相符，擢升为大理寺右寺评事。

译不久又因户部尚书刘中敷的推荐，越级授任浙江按察使佥事。恰逢倭寇侵犯边境，陶公用计将其歼灭，朝廷赐给他彩绮和宝钞。到这时，盗寇在处州起兵，将要逼近金华，众人议论说：“兰溪是贼寇出入的道路，兰溪守不住，两浙就会震动了。”陶佥宪有谋略，如果不能得到他来遏制盗寇的冲击，贼患就不容易平息。陶公到了兰溪，首先率领民壮，依着旧城墙的遗址竖立木栅，昼夜警戒；又在县城南面五十里设置山口、苏村、太岩等寨，扼守要害。他多次使用计谋，擒获贼党数百人，声威震动远近，贼寇不敢侵犯境内。百姓为此歌唱道：“佥宪陶君，贼寇听到就震惊；起初他是百姓的祸患，如今却只能逃命。”因此各县都安宁了，邻近境地也依靠他而不感到恐惧。当时总兵官都督徐恭、尚书石璞等屯兵已久，贼寇深入险阻，乘隙不时出动；官军侦知后，贼寇又远远逃走，抚慰、捕捉的办法都不知道如何施行。大家商议派一名藩、臬属官到贼巢招抚劝谕，没有人敢去。陶公毅然请求承担此事，到了那里便以诚意感化他们，以道理劝谕他们。贼首叶宗留、陈鉴胡等人围绕着聆听，震动醒悟，全都彻底悔过，率领党众出降。朝廷嘉奖他的功劳，升为本司按察副使，仍然镇守金华。贼党陶得二尤其被称为凶悍狡猾。他曾经假装以姓名投降总兵等人，接受了冠带，并让他招抚党徒。陶得二杀死使者，不接受招安，官军无法制服他。陶公设下计策，利用前来投降的贼人杀掉陶得二的党徒，前后共数百人；活捉一百多人，另外投降的又有三千人。陶得二只剩下四十人，深深逃入山谷之中，势力日益孤弱，眼看就可以擒获了。同僚中有人嫉妒陶公的功劳而加以阻挠压制，陶公的计策无法实行，贼势又重新兴起。陶公与都指挥崔源前往武义，商议防御办法。刚到几天，贼寇就来了。武义没有城墙，只有木栅。此时兵民没有防备，而贼势非常嚣张。有人劝陶公稍稍退却以避开锋芒，陶公咬紧牙齿厉声告谕众人，发誓不与这些贼寇同时活着。随后贼寇逼近城栅，陶公指挥军队竭力交战，从卯时一直战到申时。忽然城中起火，原来是贼寇有人潜入城中做内应。众人回头看见火起，于是大败溃逃。陶公最终战死。时间是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陶公当时六十一岁。两浙百姓听到消息，仿佛失去了自己的亲戚。各郡县都派人前来祭奠。兰溪百姓相继到宪司请求，塑造陶公的像，建屋祭祀他。又各自拿出田地，作为长久祭祀的费用。事情上报后，朝廷派官员前来祭告，诰赠陶公为浙江布政司右参政。他的儿子鲁，任新会县丞。陶公名成，字孔思，是广东郁林州人。曾祖名某，祖父名某，父亲名某，母亲钟氏。陶公五岁时成为孤儿，和兄长祖、弟弟源相互友爱。娶某氏为妻，继娶某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鲁，次子然。鲁在陶公去世的某年某月某日，将他归葬于郁林的某原。后来都御史昆山叶公盛巡抚两广，又根据乡人的意愿，在郁城建屋祭祀陶公，如同兰溪一样。鲁后来历任广东按察司佥事，因为陶公墓道碑尚未建立，便请我撰文。我想，自从南方发生战事以来，为国殉难而受到国家表彰的臣子只有四人，其中两人的事迹我都已经记述过，唯独陶公尚有缺漏。何况四人之中，陶公和另外两人都出自我们岭南。我忝任太史，表彰忠义、辅助世间教化，是我的职责，而且责任重大。既然应陶佥宪之请，我有什么理由推辞呢？唉，风霜能够区别草木的本性，祸患能够显现忠臣的节操。自古以来，死守疆土的臣子大多出现在末世纷乱之时，而这几位公，却能在四方太平之日，一遇突然发生的变故，便以身试险，使那些长期安逸、受到豢养的士大夫知道感奋振作起来。他们以功劳挽救百姓的祸患，建立安定聚集百姓的功业，而陶公在众人之中又独自率先做到这一点，他的功劳大概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理应把他的事迹表彰出来，作为后世的劝勉。所谓另外三人，是永丰知县邓公颙，死于福建盗寇；庆远同知叶公祯、广东宪副毛公吉，二人都死于广东盗寇。邓颙和叶祯都是广东人，毛吉则是浙江人。他们为义而死的情形与陶公相同，按理可以一并叙述。铭文说：为国而死的臣子，多出现在末世；唯独陶公在太平时代为义而死，挺身一人作为百姓的屏障。我们这些人虽然有不少并非怯懦之辈，却都很脆弱，一听到风声，白天慌乱，夜里惊惧，战鼓还没有擂响便不能振作，不等鸣金收兵，四面都没有救援，百事都不可依靠。所能依靠的区区两件事，只是忠和义；陶公却只凭一己之身，以死自我发誓。吃着君王的俸禄，难道没有其他人吗？想要保全自身，难道没有办法吗？陶公的这片心，却不在这些考虑上。接受了他人的俸禄，就要为那件事而死。身体虽然消耗殆尽，心志却极为炽烈。用我的死，振作他们的气势。那些玩弄兵器的人，难道不也是人类？也许会因此改变内心和志向，于是天理和民间伦理就能够显现。古往今来，谁能百年做臣子，至死忠于上天，无愧于皇帝诏书的褒奖，使百姓在庙中祭祀？芳名流传千秋万代。史臣作铭，昭告后世子孙。哀辞 陈庄靖公哀辞 我太祖皇帝开始选拔儒臣进入内阁，掌管皇帝的诏令，于是参与机密事务。按照旧例，不是负有久著声望、通晓经术、具有文学才能的人，不能参与其中。历代圣君相承，大都任用翰林儒臣担任此职，选拔极其严格。当时台省官员即使有奇才异能，也都安然退让，不敢萌生丝毫觊觎之意。近世却有通过攀附援引、从其他途径进入内阁的人，对馆阁旧制多有更改。幸而褧斋先生由宫端重新回到翰林禁林，逐渐恢复旧制，众人正感到欣慰。不幸先生在戊子年四月丁巳日任职期间去世。唉，真令人惋惜！众人都作辞哀悼他，我也附在后面作辞说：高高的禁林，距离上天只有咫尺；地位机密，不代替君王发出言论，便侍立在皇帝身边，参与机密事务。并不只是凭文章，实际上还以道德承担辅弼之责；古代宰相的权力，隐约寄寓其中，却不显露痕迹，默契相合、暗中感通，启发诱导君王一人，使教化遍及四方；百官全都仰望他，礼数相接，情意相通。不显赫张扬，不是因为品德和声望，若没有文学才华，又凭什么进入其中？只有您才俊挺拔，生于庐陵；以忠节和品德登上高科，盛大声名接连进入史馆，担任方伯。英宗皇帝临朝时，您在经筵侍讲，多次启发引导，深受皇帝记取。皇帝复位之初，首先询问起用您；您从外藩进入宫端之职，率领群臣进入中枢，掌握机密，以美好的名号宠信您，升任清贵官职，成为群仙的领袖，阐明经书训诫，端正史笔。

译众人正殷切盼望您长寿善终，上天却不肯留下您，一场疾病未能痊愈，便突然去世。讣告传遍四方，九重宫阙震动哀悼，众人悲痛不已，何况我们同在宫中，日日承受您的清谈和风范，接受您的延请和教益，如今又将把我的哀痛寄托在哪里呢？于是仿效古人陈辞，抒写胸中的悲哀。兰湖先生哀辞 唉，科举制度兴起以后，民间便没有能够闲居而专心治学的儒者了吗？儒者所读的书，如《五经》《四书》，并不是不在当时盛行。然而孜孜不倦地讲求它们的人，只把它们用于文章辞藻，借此作为求取功名富贵的途径。不做官而能专心研究圣贤之学的人，大概也很少了。像兰湖先生夏良辅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吗？先生名相，是余姚人，宋文庄公竦的后代。生来天资接近圣道，十六七岁时，就慨然立志学习孔孟之学。年龄渐长，在圣道上似乎有所领悟。他认为学习孔孟，应当从朱子开始。朱子一生著述很多，其中最重要、最切要的，是《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和《四书或问》；而《小学》一书，又是建立《大学》根基的书。他的言论明白雅正，本来并不难懂，但初学的人有时不能做到确实明白而没有疑惑。于是先生依据先儒的学说，附加自己的见解，用浅近的话加以说明，取名为《四书小学便览》，有人替他刻印流行。我得到这部书读后，感叹说：民间之中、科举之外，世上竟有这样的人吗？后来我有幸和他的侄子刑科给事中孟寅一同考中进士，被选入翰林，任庶吉士。孟寅常常对我说起先生的为人。他在家庭中居处、在乡亲中交往，以及他的言语行为，值得称道叙述的地方不止一件。我又知道先生对圣贤之书，并不只是训释它的意义、说明它的道理而已。于是更加感叹，世上像先生这样的人，是多么少啊！不久之后，先生便去世了。唉，从今以后，难道还会再有这样的人吗？于是作辞哀悼他。辞曰：承受天地初生的阳气啊，光明而清正；承袭贞正的法则啊，和顺而安宁。古代的道义庄严地存在于自身；不急切追逐利禄和名声。世人纷纷奔逐于辞藻；唯独您专心于圣贤经典。追溯源流，始于洙水、泗水；取法入门，则在紫阳朱子的门庭。感叹这样的人啊，世间少有匹敌；仪容如冠上美玉、芙蓉，佩带着紫色杜蘅。想您的归宿在哪里？虞山高耸，舜江清冷。气魄虽然消散，声名却不可能磨灭。千年以后，您这样的人仍仿佛活着。彭处士哀辞 我的朋友彭彦实听到他的伯父东轩先生的讣告，命我为他作哀辞。我和先生没有一日的交往，悲哀从哪里产生呢？从前程伊川为明道先生撰写行状，说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人没有不悲伤的。认识他的人悲哀，本来是应当的；不认识他的人为什么也悲哀呢？唉，这一定是因为他们虽未曾相见，精神却相交；虽然不是私人感情，却受到道义感动，而这种感受超出声音容貌之外。因此我不再推辞，作词哀悼他。词曰：少微星垂下光辉啊，照临在吉地的原野；有一位美好的人啊，隐居在它的下面。保守醇厚和煦的品性啊，奉行儒者的雅正。乡里四周的人啊，都受他的德行熏陶而改变。德行不显露于外啊，知道我的人很少。在山边水岸啊，游览而自得。水可以垂钓啊，田地可以耕种。追慕高雅的风流啊，心中独自抒写。理应长寿啊，承受纯厚的福禄。唉，为什么上天不肯赐予呢？生前教化乡里啊，死后乡社祭祀。可叹这样的人虽然去世啊，内在的精神却仍然存在。大司寇刘公哀辞 天顺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刑部尚书万安刘公在京师里的住宅去世。天子震惊哀悼，下至公卿大夫、士人和百姓，听到的人都叹息，前来吊唁的人无不悲哀，仿佛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唉，刘公之所以得到所有人的这种感情，难道没有原因吗？刘公是我在殿试中任读卷官的。我每次和人谈到刘公，总是感到惋惜；固然不敢说刘公已经知道我，但也不敢说他完全不知道我。刘公在位时，我从未到他门下拜访；等到刘公因病请假，我才去拜访一次，但刘公已经不能起身了。唉，真令人惋惜！即便如此，我之所以没有早早拜见，并不是轻慢刘公，而是不敢把刘公当作普通人对待。因此刘公去世，我又怎敢以普通人哀悼别人的方式来哀悼刘公呢？于是把悲哀形诸辞章，表达我的哀痛说：上天生下您啊，并不是为了刘氏宗族；皇帝任用您啊，也不是为了使您自身显贵。丰收之年就预先储备粮物啊，用来等待荒年凶岁；居住在陆地上却准备船只啊，用来防备风涛。朝廷有正直之人啊，谁敢用谄谀的话诱使我发怒？国家有仁德贤能之士啊，谁敢说它只是虚有其名？众人嗷嗷地等待盼望啊，正当皇帝对您的眷顾日益深厚。为什么一场疾病竟不能痊愈啊，突然间便化为万物而长久终止。上天的心意最终实在无法知道啊，我想要追问它却没有途径。唉，悲哀啊！我哭泣刘公啊，并不只是为了刘公。祭文 祭奠大司马王公的祭文 国家培养士人至今已有百年，振兴衰微、扶起倾坠，想要报答国家的人有谁？只有您生于边远之地，却超越同辈；认为古人的话一定可以施用，认为当今的事情都应当去做。姓名一旦登上天府名册，身家便托付给皇家；尽到臣子的节操，哪里还顾得其他。己巳之变时，事势险峻，元凶的余党仍然互相勾连；您内心义愤迫切，手中没有刀刃，便用手揪住敌人的头发，用嘴咬他，激发人心，使危局再次安定。从此您的声名传遍天下，逐渐得到任用，所到之处都留下功绩。门庭之内的贼寇，一挥手便加以斥退；经营四方，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剿灭顽敌、击败凶徒，平息流寇、使饥民得到饱食。谗人没有穷尽，轻捷而巧言令色，乘机报复怨仇，落井下石。天道昭明，事情经过长久最终会判定；朝廷起用被废黜的您，把兵权交给您。您施展才能，坐在朝廷中运筹帷幄；首先使岭南安定得如同中州，振举宏大的纲纪，堵塞断绝僭越的命令。军队尚未到达黔地，您便突然告病，向西回归故乡。难道是贪恋闲适吗？身体居住在家中，心却悬系于国家。唉，居于朝廷之近，便忧虑百姓；处于江湖之远，便忧虑君主。我曾经据此赞美您：您确实是高平公的后继者，谁能继承他的事业？只有您做到了，所以您像他。长久以来承蒙您知遇，我拿什么来报答呢？姑且竭尽心思，记述您的神道碑文，把这数十里路程中的香帛寄托在这里，以这篇文章作为祭奠，表明您一生的德行。请享用祭品。祭奠李学士的祭文 唉，世人所说的尊贵，没有比三公更尊贵的。您居于师保之位，声望高重；世人所说的富有，没有比万钟俸禄更富有的。您的品秩列第一，俸禄丰厚，官阶崇高，声名传遍四海，心意又得到九重皇帝的知遇。一世之人，谁能超过您？您得到君主这样的信任已经很久，受到的委任又如此隆重。天下正等待您的恩泽，百代都共同仰望您的威风。为什么木冰竟成了变异的征兆，忽然出现楹梦的凶兆？一场疾病未能痊愈，转眼便去世了。讣告传遍朝廷内外，谁不怨恨悲痛？我们有幸任职宫禁近侍，每每亲见您的德容，依赖您的扶持；如今都流下眼泪，却无从排遣。谨薄酌一杯，以表示我们的哀情。祭奠西昌萧先生的祭文

译惟有先生，是一代人的楷模；您的出仕与退处，关系着世道的升降，您的言论为求学者显示了标准。您在太学时，以自身示范教诲，以德行爱护他人，文章不追求奇险，治学必先建立见识。您在内阁时，代皇帝发言必定醇正，执笔写作必定正直，言语从不苟且。共事者多受到您的补益，百姓正承受您的恩惠，士人多依赖您的提拔。为什么奸人诋毁诬陷，竟无事生非、制造嫌隙，使仁人贤者都替他们扫除，而他们的气势也随之衰落。有的遭受刀斧之惨，有的受到边塞贬谪。幸亏他们的善念没有完全消亡，还让先生得以保全自身回归故乡。唉，他们究竟怀着什么心肠，放纵胸臆妄行，贪取上天的功劳，掏空国家？可叹他们所得的灾祸，为什么还要把恶名流传到无穷无尽？上天有时终究会作出判定，人心最为灵明，难以被迷惑。天日一旦重新开明，暧昧之处便会昭然明白。乾元奋发，显示独断的刚健；雷雨大作，降下解除灾厄的恩泽。倒下的人因此站起，疑惑的人因此释然。虽然先生的身体不幸突然先行去世，但先生的心已经坦荡明白。唉，自从先生端正衣襟、安然就席去世以后，士气日益沉沦于卑下，事势日益陷于危险。讲经的人从大道旁边穿凿出偏僻路径，铺陈辞藻的人雕琢文辞，损坏了本来的质朴。道德分裂，鬼怪层出不穷。因此，先生的出仕、退处、生死存亡，关系着世道的盈虚和升降消长。想到我这个小子生在偏远之地，一经先生品评，便得以超越同辈。想到您的教诲仿佛还在昨天，遥望您的仪范而不敢有丝毫差错。我的心常常牵挂着您的灵前，只是长久被仕途羁绊。原本约定前往拜望，路经贵地，备下一瓣心香，洒下两行清泪。先前守制南归时，被礼法拘束而未能做到；如今服丧期满北上，谨作此辞寄托哀思，望着您的佳城前来祭奠报答。对于您万分之一的知遇，实在无以为报，谨请享用祭品。祭奠韩都御史的祭文 唉，自古至今，人才的出现，有德，有才，成为贤者，成为能者；地位都可随着时势取得，但声望若没有长久积累便不能形成。所谓声望，必定由岁月逐渐积累而来，哪里是朝夕之间可以经营的呢？这是因为国家任用他而屡次显出成效，远近听闻他的事迹而都知道他的名声。就像久旱之后的雨，人们盼望它便知道它是恩泽；又像阴云积聚时出现的星星，人们看见它便知道天气必将放晴。他退处时，如同山中的虎豹；出仕时，如同追逐雀鸟的鹯鹰。任用他，固然足以成就天下的事业；不任用他，也足以牵系远近人心。放眼一世，这样的人没有差等，韩公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如今却已经逝去了！韩公二十岁时，便振作风纪；刚到三十岁，便突然总领宪司，首先巡按江西，命令推行、禁令执行，如霜一般严厉，如风一般迅疾。再次镇守岭南，百姓安定、盗贼平息，如同堤坝阻挡洪水，如同水已经清澈。禁革弊政的恩德，江南人至今还在口头传颂；保障百姓的恩惠，已经深入广东人的肌肤骨髓。听到他声名的人胆战心惊，见到他的人气势沮丧；在一世人的阿谀依附中，他声势轰轰；在众人的诡诈中，他光明昭昭。凭这些获得赞誉，也凭这些招来毁谤；人们喜爱他固然因为这些，恼怒他也因为这些。唉，自古圣贤，有时也会遭遇如此；小人以为是小人，天却知道是君子。上天啊，上天啊！为什么不让韩公晚些死呢？人才的诞生，本来就不容易；声望的形成，更是艰难啊！罢了，罢了，九泉之下已经不能使他复生，今后还要经过多少年，才能有这样英伟的人呢？唉，悲哀啊！悲哀何时才能停止？悲哀虽然众人相同，痛苦却实在深切。于是让您的儿子归去，封缄这篇寄托千里的祭辞，英明的魂灵，或许能够鉴察吧。请享用祭品。祭奠邢都御史的祭文 惟有兄长和我一同生在海外，都凭文章科举北上做官，一同登上朝廷名册，更加深厚了乡里情谊。同在一个月之内，一起奉命越级升任显要职位，兄长做都宪，我做学士，大大传扬了朝廷内外的声名，增加了乡邦的声望。兄长比我先做官，也比我先退职，在家居住了十二年，终于实现归老的打算。回想癸巳年分别，到今天才仅仅十年。前年秋天，兄长寄来书信，其他没有说什么，只嘱托后事。哪里料到去年秋天讣音突然传来？难道我能凭借无鬼神的说法，辜负老友的情意吗？于是依据兄长亲笔写的序文作为志记，又为您征求显达者的文字，希望能够永远流传于世。唉！瀛海渤海之间，琼崖之地，山川清美，物产华丽，经过千万年积聚的秀美之气，才集中孕育出我和兄长，大概也没有什么惭愧的。兄长如今已经去世，我却独自留在后面；既不能执绋送葬，也不能斟酒祭奠。抬头面向天南，望着风势洒泪，封缄万里之外的言辞，让儿子代我祭告说：“精神相交，凭内心相通，相信生死并没有不同。”唉，悲哀啊！请享用祭品。祭奠周廷参编修的祭文 唉，廷参！说你不能长寿吗？那你已经年过四十，比起颜子来说，本来已经超过了。说你不能显贵吗？那你官居七品，比起王令来说，本来已经算多了。只是令人遗憾的是，七十岁的父亲已经衰老，六尺高的孤儿还很年幼；你的学问已经优长，却没有得到可以施展的职位来挽救时局；见识已经明达，却没有形成一家之言来传给后世。善人的命运薄，从古以来就是这样。难道你修行富贵长寿有什么过失吗？难道你被人看见了德行，反而得罪了上天？天道深远昏昧，无从质问。唉，廷参！这是天意，又能怎么办呢？考察你一生，快乐少而辛苦多；苦心雕琢、呕心沥血写成文章，却只施用于风云花草，未能用于清庙明堂；行为合乎矩度、举止合乎规矩以端正操守，却只在亲友同僚之间得到称道，未被执掌大权、坐朝临政的人知晓。唉！士人不得志，本来就是士人的常态。如今虽然没有显达，后来仍然可以期待；只是还没有达到长寿便突然去世，对于善人来说实在太可悲伤。然而反过来扪心自问，如果没有惭愧，那么命虽短也像长寿；即使活到百岁也终究一死，又有什么可以比较计量的呢？我生在岭南，你住在浙西，我们都考取乡试第一名，都游学于太学，后来一同进入翰林，又成为同僚。每次听到你的言语，都像饮用醇酒一样。看你持守庄重，步履舒缓，我常常私下想，这些都是长寿的征兆。哪里料到竟因为游言之故，终于含恨长逝？唉，悲哀啊！唉，廷参，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是天意吗？是人为吗？还忍心说下去吗？河冰已经融解，旅途中的灵柩将要运回；临行前前来祭奠，声音因悲痛而哽咽，眼泪不断流下。请享用祭品。祭奠吏部侍郎杨公的祭文

译唉，先生是人中的凤凰，文章中的猛虎。您这个人属于当今，您的道却属于古代。一家父子兄弟，才德相继、芳名相连；一代人的经学和文名，声誉独步。屡次掌管金匮之书，专门主持玉堂的官署；升任天官卿的副职，兼任宫端的副职。论德行，可以说没有辜负先人；论志向，也确实没有负于平生。可惜恩泽还没有遍及百姓，恩惠正要推及祖父。前朝史书即将完成，皇帝正对您眷注有加。为什么一场疾病竟不能痊愈，使四方都为之悲哀仰慕？我们失去了良朋，顿时感到无人扶助。幸而我还活着，正要归去；率领僚属斟酒一杯，以表达平生的真情。请享用祭品。祭奠姚江戚编修文湍墓的祭文 唉，文湍具有刚劲的资质，豪放的气概，高尚的情谊激切直率，直冲云天。眼光宏大开阔，常常俯视尘世。凡是众人的嗜好，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心；一世的交游之中，很少有人足以合乎他的心意。对于别人的恶，虽然似乎不能容忍；对于别人的善，却从来不嫉妒。他有时发表令人惊异、足以震动宴席的议论，褒贬无不合乎真情；偶尔也有在宴席上放言痛骂的狂态，毁誉都经过他的检验。醉后的言语和清醒时没有不同，当面质问和背后议论没有违背。他有嫉恶如仇的心，有勇往直前、敢于担当的志向。唉，文湍的为人，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阳气必定刚健，刚健便必定明达，而不同于阴气必定柔弱、柔弱便必定昏暗吧？我对于您，仿佛有宿世的契合，尤其在众人之中，认为您有同心断金的力量。起初彼此疏落而难以契合，最终却互相切磋、彼此勉励。无奈才能没有尽情施展，期望没有实现，命运与心愿相违，中途便去世了。我这个老年人留在后面，还能活二十年，谁知道在荒远幽冥中的魂魄，仍保有旧日交游的情谊呢？我的老妻北来，船停在江边；梦中仿佛见到您，您以风涛将至相报，预先告知期限，使她知道躲避。后来果然如您所说，幸免于颠覆。唉，文湍，世人传说您成了神，临治胥涛而享受祭祀。如今凡到一处便征验这件事，莫非您还兼管江湖上的事务吗？推究您的神灵为什么有效验，正是因为您的内心没有惭愧，这是精气聚集的缘故。您活着时卓异不凡，精气虽已消散，神明却仍然昭昭而不昏昧。您生时没有在清明的时代充分施展才华，死后却因此被上帝记取。唉，文湍，朋友之道废弃已经很久了。嘴里说朋友如兄弟，指着金石作约定，杀鸡宰狗设誓；一旦身份地位稍有不同，情态便顿时改变。云泥相隔便容易断交，权势地位相互倾轧便彼此嫉妒。面对面好像九疑山的山峰，近在咫尺却有千丈之势。得势显盛时像火焰炽烈，困穷失意时却像冰一样清冷。刚刚解开挽臂相携的手，途中遇见便立即转脸擦肩而过。宿醉还未醒，越过门槛便张口讥刺。经过门前却不入室，又举起武器相向；见人落入陷阱不伸手援救，反而忍心采取落井下石的计策。亲近自身尚且如此，何况亲近妻子呢？活着做人的时候尚且如此，何况死后呢？文湍始终没有两样的心，生死都保持同一种志向，不愧为聪明正直之神，真可以说是英迈杰出的奇士。遥想从前同游，在人多的聚会中，一次饮酒百十钟，挥笔写下数千字。因此就用您平生一向喜爱的事物，来报答故人的暗中恩惠；用诗写出不能穷尽的感情，用酒助成相随而来的眼泪。另备一张纸焚化在此，来到您的宿草墓前浇酒祭奠。伏愿英魂如在，前来鉴察这些话，不要嫌弃人间凡俗的言辞，特意享用这醇美的祭酒。唉，痛苦啊！请享用祭品。祭奠袁秉中太守的祭文 唉，袁兄，我们彼此不见已经超过二十年，虽相爱重却不能亲近，心中一直悬念，想着今后或许还可以盼望相见，哪里料到一朝之间竟突然长逝？从今以后，再也没有相见的时候了。想到我的年岁也已经老了，恐怕还要在地下等候相见。回想戊辰年春天，我在京师第一次见到兄长，一见面便如同平素相知，确实是心意相投的奇妙契合，我常常紧随您左右。幸而同在朝廷任官，朝夕相处，本想等到白头仍共同周旋，每天一起联袂出入朝班。后来兄长出任梧州太守，我作赋为您送行，以为不久便会快快归来，或许可以在晚年保全交情。哪里知道暂别的那一年，竟成了永诀的日子？追想平生，您的声音容貌还和从前一样；每当经过共同游历交往的地方，总会生出思念之心，念念不止，至今仍依恋不舍。于是因为哭兄长之死，便更加惋惜兄长生前：有才却没有完全得到任用，有志却没有完全施行。那些做卿做相的人，难道都充分发挥了才能吗？兄长只做到四品官，专门守着一座城。何况晚年患病，竟至于昏昧而不能明察世情。唉，哪里忍心说这些呢？说了又有什么用！我含泪写下这篇辞文，内心悲痛郁结，封缄万里之外的言辞，表达我们交谊的情怀。悲哀啊，袁兄，请享用祭品。祭奠先兄的祭文 唉，我和兄长年少时便失去了父亲，幸赖祖父母抚养；后来祖父母也相继去世，母亲守寡，家门单薄。世道日益浇薄，生计也十分萧条。宗族祭祀所系，全在我们兄弟二人身上；正如鸟的两翼、车的两轮，彼此依靠才能成事，缺一不可。我不能没有兄长，也正如兄长不能没有我。我出仕在外，兄长留守家中，内外相互资助，彼此相互依赖。母亲年老多病，幸亏兄长侍奉，使我没有内顾之忧，得以在外效力；兄长经营家业，弟弟光显祖宗，家业根基日益稳固，门第声望更加崇高。母亲也去世了，我从京城归来，却未能见到母亲；幸而还有兄长。我们分别二十年，才重新相见；共同生活了四年，又再次分离。只是凭着我们兄弟同心协力，四十多年后，才有了今天。正盼望着将来一起辞官同享快乐，晚年却不料讣告突然传来。兄长生病时我未能侍奉汤药，去世时也未能抚棺诀别，兄弟从此永远分离，为什么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听说兄长临终时，急忙呼唤我的儿子，大概是想有所言说，把事情托付给弟弟；可是口不能言，其中的心意已经可以知道。我心里默默领会，哪里敢不依从？我年近六十，也不为天〔原文“亦不为天”语意未完〕。所可恨的是，子侄们都还年幼；在九泉之下，见到祖父和父亲时，不知该如何说你弟弟没有辜负他们的教诲。过去我和兄长约定早日回到故乡，如今兄长已经去世，弟弟回去又依靠谁呢？我只得勉力完成职务，不能立即说归；只是希望等儿子和侄子长大成人。我们兄弟二人，同出一气而分为两身；死者并不等于全然死去，生者也并不等于真正生存。人谁能不死，只是有先有后。将来在地下相见，希望彼此不要感到惭愧。唉，我的祖父和父亲，世代都只有一个儿子；到了我们兄弟，才有了两人。如今侄子和儿子，又使后代加倍，宗族祭祀有人承继，身后也有继承者。兄长虽然去世了，但还有后人在。至于那个辜负我的人啊，就把一切交给苍天吧。弟弟的身体被羁系在这里，心却已经远远奔驰而去。我把这封书信寄托在万里之外，以抒写悲痛的思念；向南遥望放声长哭，肝肠寸断，胸口摧裂。悲哀啊，痛苦啊，从此再也没有相见的日子了。请享用这祭品。祭奠妻弟金鼎的祭文

译唉，鼎啊！你为什么竟会死去呢？上天赋予你清纯精粹的资质，你不应该死啊。上帝降给你聪明颖悟的性情，你不应该死啊。你的内心极其仁厚，从不伤害万物，你不应该死啊。你的学业正日益进步，还没有达到成就，你不应该死啊。既然不应该死却死了，难道不是命运吗？百年的宗族祭祀，要由你来传承，你不可以死啊。价值千金的家业，归属于你，你不可以死啊。父亲已经老了，正盼望你奉养他，你不可以死啊。母亲已经去世，正希望你承继家业，你不可以死啊。既然不可以死却死了，难道不是天意吗？是天意吗？是命运吗？无法找到途径去质问。天意不可揣测，命运不可预料。静下心来想这些事，我的心如同被针刺一般。想起你平生的声音和容貌，念及你平生的恩情和义气。你爱护我、敬重我，情分超过亲兄弟。我尽心教导你，盼望你有所成就。谁知老天不顺从人的愿望？姐姐既已去世，弟弟也跟着死了。这一双我所爱的人，就像两把刀一齐割裂我的肠子。我自己还可以承受，可你的父亲怎能不悲伤？有宽敞的房屋，今后谁和他一起居住？有肥沃的田地，今后谁来耕种并经营熟田？白白辛苦了一生，到今天究竟落得怎样的结果？唉，鼎啊！你怎么忍心抛下我独自离去！在九泉之下，倘若遇见你的姐姐，应当告诉她，我悲伤的心情深切而无休止。想起你临终时的话，你再三嘱咐我照看你；如今你也继之去世，我想报答你的心愿，却没有了机会。如今科试的日期已经临近，我要向北方出行，不能亲临你的墓穴来尽我的哀情，只能姑且写下这篇文章，以表达我的悲痛。唉，鼎啊！希望你还能鉴察到这些话！《重编琼台稿》卷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