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斋集卷七　　　　　　　宋　王栢　撰铭

译人的本性源自一个善字；欲望发动、情感胜过本性，恶才显现。人所喜爱的善，本来就是我固有的东西，但时有时无；善未必能长久，利害又会改变它，外物也能改易它。过去所喜爱的，如今又在哪里呢？君子求学，必定要把道理落实在自己身上；所谓真实，不过就是充实罢了。那位以好善著称的乐正子，跟随子敖游学，尚且还有不足之处，不值得多说。中正之德居中，四端居下，丝毫不能有差错；如果还不真实，充实便无从增加；已经真实而又能充实，才算美好。即使达到圣人的境界，上下也只有一个道理；孟子的话本来就有等级。充实这一关最应当用力，万种善行必须完备，缺少一种都不可以。超过这一境界以后，大概就不再是我自身的事情了。只有叔□父题写了这块匾额，命我作铭；我惭愧自己文章浅陋荒芜。《遗书铭》石笋所藏的文献，随着岁月流逝而渐渐荒残，于是辑集散失的简册，把它们长久收藏起来。有些光彩灿然，是乾道年间的奎画；有些言语意味深长，是名贤遗留下来的法帖。卷帙整齐，典章法则还保存着。愿意珍藏它们，使百代之后仍有人承继。《怀古厨铭》喜好古物而博雅，学问就在其中。但玩弄外物会丧失志向，这是自身的大患。这里有碑，有碣，有篆书、籀书和题刻款识；你应当把它们绘图、书写，思考其中的典章法度和意味。我怀念古人，但时代相隔久远，言论也已湮没；如果还能见到他们，实在足以慰藉我的心。《四友厨铭》端石、歙石都是珍品，烟云般的文理郁郁苍苍；你的笔毛像锥子，你的纸张像美玉。上天助成这四位朋友，使它们能够参与文章：有圣人，有贤人，还有有翼的神明降临。舍弃它们时便收藏起来，使用它们时不会有差错；一旦与内心相合，便能彰明其中的德性。《界则铭》纵横之间有奇妙的作用，三百六十格如同一年之数；没有闰月，便这样累积起来。一纸代表一年，可以推至百千万亿。这就叫作以此为准则，永远作为书写的格式。《手板铭》说话一定忠诚守信，行为一定笃厚恭敬；在车上倚着车前横木，这也是圣人所说的【缺字】。颂 《陈奥颂》【为天台施处士作】人的一颗心，满腔都是仁、义、礼、智、信；虽然各自有名称，总括起来专一守持它们，便能使生生之道存续。推究它们产生的源头，就是天地造化的根本。内心不仁，便会困于私欲；孜孜追逐利益，唯恐每天还不够，天伦因而遭到斫伤，大本受到残害，百姓颠沛困苦，又怎么能够得到善治？有一位伟大的处士，仁心没有亏损；他不依赖后天学习，也没有失去人所固有的常性。凡是违背天理的事情，他都挥手抛弃。由此一念仁心，他投身医业，已有五十多年；亲自修习炮制、炙治等医术，勤苦地救济世人，不因利益而屈服。有人感念他的诚心，或以德报答他；他急于行义、喜好施舍，所得随即施出，不问亲疏，只看自己有无，不把恩德当作交易，也不借此沽名。他有这样的恻隐之心，从不遏止，也从不改变，难道还要等到观察他的过失，才说他是仁人吗？上天降下祥瑞，自然聚集在善人身上；他的子孙众多，明证并不遥远。告诫你的子孙，要循序渐进、勤勉努力；名扬当世的人将会出现，一定会显达而且伟大。《橘荣颂》啊，你承受了姒氏贡服的恩赐啊，我赞美你纯白的荣色；你属于鬻熊所建立的国家啊，不与春天争竞。赞美你的志向啊，表里都纯正洁白；这也是我所赞美的啊，万物各具一个太极。颗颗果实圆润啊，阴阳相合而阳气舒展，五行灿烂啊。玉一般的质地、金一般的外表，正是有道之象啊；那些寂寂无闻的红紫之物，自知丑陋啊。铜彝中涵泳着你异于寻常的色泽和香气啊；《国风》不曾采录你，因为不是世人所喜爱啊。你洁白高立，究竟还求什么啊？德行声誉与实际都具备，足以与侯梅相类啊。观看你的仪表法度，不要自我失落啊；培植你、洗涤你，只需几弓之地啊。顺应本性而不改变，真是可敬畏的朋友啊；越过适宜之地便成为枳树，正是秉持上天的道理啊。愿我的德业与你一同成长啊，枝干叶子繁茂，没有凋零的样子啊。《知乐》《仁寿》二颂 人的心本来空明灵妙，一有昏昧便会失足。只要一个道理明白了，群疑自然融解消散；于是能够推究万物各有的精微义理，明白每件事的归宿。一种智慧便可通晓万般变化，努力吧，就会有无穷的快乐。众星环绕北辰，月亮渐渐落到西山；夜间的清明之气澄澈胸襟，保全天明白昼时的本心，不使它被桎梏而亡失。时时存养本心，净化人的欲望，生生不息地体认上天所赋；仁心一体贯通，寿命便没有少长之别。努力吧，就会有无穷的长寿。

译书 《上王右司书》【伯大】从前嘉定壬午年，我在秋闱撤棘之后得以侍奉伯兄，在您面前拜见；那时便承蒙您开诚叙述先世交谊，深厚地维系旧日情好，情意和义气十分融洽。后来您又赐下光临我这简陋茅屋的恩遇，直到今天仍使它增光。屈指算来，已经十六年了；我遥遥无望再次见到您，却没有一天不生出仰望高山、敬慕您的心思。凡是亲友经过您的治所，我每次都询问您的起居；他们大多传达您的情况，也时常提及您对我兄弟的关怀。又听说您因为怜惜我们孤苦无依，所以始终不改变眷顾之意。如今听说您奉召升任冠星郎，秘密辅佐宰相，直接进前奏报政事，使皇帝更加满意，我尤其增添庆贺赞叹之情。想到我已经四十一岁了，先父弃下我们这些孤儿，至今已经二十七年。幼年孤苦而失学，颠倒沉迷，渐渐就要归入小人一流了。一天忽然翻然醒悟，抛弃旧日习惯，闭门谢绝宾客，专心读书；断绝科举事业，克制求取禄位做官的念头，日夜探究洙泗、伊洛的学术源流，同圣贤一起在书册间往来，如今已经将近十年。然而我的气质昏昧懒惰，学业还没有成就；本可有十成、百成的功夫，至今仍未达到必然明白、必然刚强的境地。又不善于谋生，家业日益衰败；虽有先人的旧居，也将呈现漂泊动荡、摇摇欲坠的势态。困穷到这个地步，也足够了，但我始终不后悔，常常认为：我接受了父母至善的本源，得到天地正大通达的气；上天赋予我的，是仁义礼智的本性，原本饱满充足，没有一丝瑕疵。如今却反而把它斫伤毁坏，急忙去保全外物，已经是过错了。因此我专心诚敬地探求存养、持守的方法，在一举一动、一言一默之间战战兢兢，不敢丢弃根本而追逐末节，不敢因追求利益而忘掉义理。对于世间滋味，我淡泊无求，没有一丝妄想。所以平日的书信从不题写给显要官员，姓名也不进入权贵之门。今天写这封信，虽然不是有所求而来，但也确实有所缘由。痛心想到先父仕途坎坷，百事之中几乎没有一件得以伸展；但他早年识得英才器量这一件事，至今仍鲜明地活在我心中。我虽居住山林，与鸥鹭为友，却庆幸故人得以掌政，庆幸朝廷得到人才，也庆幸先父知人的效验终于显现。这种心意蓬勃上涌，不能磨灭，那么它表现在信中的地方，难道只是一时的私人感情吗？不过，分别十六年之久，相隔五百里水陆之遥，只用一纸书信表达敬意，讲述古今并赞美您的盛德，实在不足以报答故人记念我的深厚情意。我私下认为，儒者的学问有体有用。它的体，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著作，都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要旨。它的用，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齐家固然在于我自己尽力；治国、平天下，大概是有不得已而起身去做的人，并不是可以自行求取，也不是可以苟且得到的，都是上天所命定的。即使官职有高有低，也都可以施行所学而体现于实际运用。然而职务小的人施行范围有限，责任轻的人所能达到的范围不广。列郡的政务不超过一州，外台的政务不超过一路；朝廷内部九卿不能互相侵越职权，六部也各有范围。一定要说到职权无所不统辖、施行又没有限量的，大概只有宰相吧？学习宰相的事务、辅助宰相所不能达到之处的，大概只有都司吧？我曾说君主和宰相，是施行治理的源头。君主德行能否进步，是经筵官的责任；宰相事业能否成就，是都司的责任。左右司虽说是宰相的属官，但在三槐之下、黄阁之中，必须得到有德量、有器识的人，综合调理政务得失，辅佐赞助各种事务。宰相说是，都司要能说不是；宰相说可以，都司要能说不可以。一定要使朝廷不发生错误的举措，天下没有含冤的百姓。对内使君子和小人各得其所，对外使夷狄和奸宄各安守本分，这些都是都司职责中理所当然的事情。几十年来，国家的士大夫在利欲道路上互相残害，良心又受到贪婪污浊习气的熏染，像洪流一样放任奔荡，没有止境。其中能够从颓败潮流中自行拔出的人，大概不能算多。像您这样立身中正而不偏倚，气节凛然；精神风采在符竹之间赫赫可见，声名和声望在荐绅士大夫口中接连传播。您奉召回朝之初，天下人共同盼望您说：“一定会在虎观讲经，一定会在霜台执掌法纪。”您却徘徊退避了两年之后才进用，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一定有您坚定不移的见解。今天您前来，难道不是已经深切观察天下大势，认为世道还可以扶持，教化的根本还可以辅佐吗？然而天下的形势日益败坏，国家的势力日益衰弱，祸乱的根苗日益壮大，国家命脉日益危险，这怎么能够治理呢？天下人共同知道的情况是：对内民生一天比一天艰难，而楮币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对外敌国一天比一天强盛，而兵力单薄衰弱。承担今天事务的人，都知道事情尤其困难。百姓生活的安乐或忧苦，本来系于守令是否贤能；监司是守令的纲领。朝廷难道不又是监司的纲领吗？兵力的强弱，本来系于将校是否能干；帅阃是将校的纲领。朝廷难道不又是帅阃的纲领吗？把内外治理的根源合起来看，既然系于朝廷；而总摄朝廷的政务，又关系到都司，那么这个责任难道不是尤其艰难吗？自端平更化以来，朝廷治理的成效大略可以看见；即使是都司，也只是在幽深隐约之处秘密辅佐、缜密赞助，看不出明显的形迹。后世有识之士考察治道得失时，会说：“这个时期、这些政事是正确的；这个时期、这些政事是不正确的。”宰相还是那个人，政事却有所不同，为什么呢？那就一定要从都司那里验证了，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您长期培植德性，历练深厚，学问合乎正义而明白，志向坚定而气力充足，一定能够处理好这些事情。然而儒家的学问虽说有体有用，却必须先树立体，然后用才有所施行；又必须使体无不完备，然后用才能无所不周。世道衰败，道统衰微，学术断绝，教化乖舛，士气不振，风俗不振，正是因为士大夫没有树立根本，却急于求取功用，借着济时行道的话来掩盖自己求富贵、逐利欲的私心。近世一两个贤者固然与今人不同，但进用之后仍不能完全符合天下人的期望，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根本还没有达到无所不备，所以实际施用也有所不周吧？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何况都司的责任尤其不是其他官司可比的！

译它是甘霖降下的源头，是舟楫所凭借的器具，是酿酒所需的曲蘖，是调和盐梅的根本。至于天下的事变，来势并不相同；国家的安危，也不是轻微小事。在极其细微的间隙之间，节奏的差别、呼吸般的进退只在毫发之间，而得失利害相距，已经有如天壤之异了。只有讲求学问，然后才能明白心的主宰，取得处理事务的恰当方法。从前王梅溪声名、节操、品行都是当时的巨人，晦庵朱先生尚且只是后辈，却仍恳切地以尊崇德性、讲求学问来勉励他，并不认为这是僭越。在湖张公的文章风采是当时的俊才，他离开荆州时，南轩张先生为他送行，也告诫他讲求学问的道理，并不以此为嫌。由此可知，无论贵贱、老幼，都不可以一天不讲学。人的美好资质有限，岁月也有限；学问无穷，事业也随之无穷。所谓讲学，哪里还有别的内容？也不过是穷究事理以达到知识罢了。只有能够随事观察其中的道理，所以对天下的道理没有不能察知的；又能够依据道理来应对事务，所以对天下的事务没有不能明白的。就像镜子照见人，秤称量物品，自然能够充分发挥公正平平的德性。如今您向上想要报答皇帝的知遇，次之想要参与朝廷谋略，向下想要符合百姓的期望，却不知道什么事情应当先做、什么事情可以后做。推究根本、寻找源头，天下各种弊病盘结纠缠，大概有许多是令人忧虑而无法承受的。您究竟要怎样处理它们呢？愿您审察时势、估量形势，熟思精虑。香草和臭草放在同一器物中，绝不会有长久保持香气的道理。君臣相遇相知，自古以来就是难事；日月已经流逝，岁月不等待人，不要让小人抢先发难。请问您认为如何？我恭敬斋戒沐浴后写下这封信，来表达这片拳拳诚意；浅陋而冒昧率直，惭愧恐惧之情实在难以承受。《上吕寺丞书》【延年】我幼年丧父而失学，退居在陋巷；近来只知道把身心收束在书册之间，实在还没有丝毫进步。幸而在您的门墙之下，有先世师门的旧交；即使听说您正在养病、谢绝宾客，我也曾一再前往拜谒，却未能得到瞻仰侍奉的机会。后来县令传达您的意思，我才知道像我这样不肖的人，也没有被您摒弃，仍列在您所记识的人数之中。感激佩服之余精神振作，想到不能没有一句话仰答您深厚的知遇，所以冒昧陈述，还请您垂察。私下认为，治理天下、使天下太平的道路，没有比人才更急迫的；教养人才的场所，没有比学校更急迫的。后世教养人才的方法，固然已经与古代大不相同，但学校的政务没有修明，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由此造成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结果，本来已经清楚可见。南渡以来，三位先生鼎立于东南，倡导彰明正学，疏浚扩展学术源流，培养成就人才，供国家几十年使用，可以说是盛况了。近年来师友逐渐凋零，义理湮没荒芜，后生小子茫然无所适从，只把自己意趣所便利的当作学问；即使有美好的气质，也不过沉溺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罢了。至于提拔后进、收聚晚生，开导训诲，封植培养，以接续将断未断的学术气脉，除了丽泽书院还能依靠谁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您承受着家世如嵩岳、如万钧般的重大责任，实在应当充实涵养气质，保全培育精神，扩大崇高德业，开拓规制；尊敬礼遇有德之人，招纳引进善良之士，早晚与他们共同讲习磨砺实学，以恢复先世的旧业。我从朋友那里听到一些消息，说您有意改变文会的规约，已经很久了。悠悠岁月过去，谋划却还没有确定；我十分担心您早晚就要因仕途奔走而无法久留，这件事必然因循废弛，最终一直振作不起来。如今幸而上天启发您深厚的内心，凡是志趣声气相同的人，都委婉地加以询访，使有志之士都能沐浴丽泽书院的风气，陶冶于讲习的快乐之中。这样的心意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这样的事业难道可以苟且从事吗？我私下认为，如果朔望只聚会片刻，刚刚有所讨论便急忙散去，切磋规劝的话不能充分交流，互相辅助成仁的心意不能真正建立，那么恐怕您深切追念先贤遗志、恢复师友盛况的愿望，还不足以得到称许。我冒昧想到这些：趁您在乡里居住、稍有闲暇，早日确定规制；请一位年高德劭、品行端正、善于讲说而为众人敬重的人成为院长，严格遵守尊崇礼遇、端正仪表的礼数，优厚供给饮食；使真正有志于讲学的三五个人能够在他身边相从；洒扫洁净斋舍，增加安置床榻，接纳后学，不限制他们前来，允许他们寄宿、起火做饭；不要让虚文和利禄的诱惑进入他们心中，使他们专心讲明义理、涵养德性。如果真能这样，那么邻近州郡听到风声便会前来，四方看到成效也会兴起；大家都会知道丽泽书院的遗规，久而久之便重新振兴。如此作育人才、磨砺学问，日益扩展、年年丰盛，就能补助学校教养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培植斯文绵延不绝的命脉，作为国家无穷尽的长远谋划；也更加能够彰显成公先生以道自我学习、私下传承的功劳。对于您继承志向、承述事业的孝心，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对于爱戴君主、报效国家的忠诚，又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我的话冒昧越分，实在惶恐震惧；还请您自行裁断进退取舍。

译《社仓利害书》社仓的办法，人人都说始于朱文公，却不知道它始于魏国录元履。魏公起初在建阳的招贤推行此法，文公仿效他，在崇安的五夫推行。然而文公的办法与魏公略有不同：招贤的仓，遇到年成不好便开仓赈济，到了秋天收敛粮食，不收取利息；五夫的仓，春天借出、秋天收回，收取二分利息，小歉收便免除一半，大饥荒则全部免除。这是两法的小差异。魏公的办法虽然疏略简易，文公的办法虽然周密却繁琐。两位先生是同门朋友，在从容饮酒之间，未曾不互相指出对方的弊病。魏公批评文公说：“不应当继承荆舒聚敛余财的谋略。”文公批评魏公说：“不应当长期储粮而使它迅速腐坏，使惠政过于狭小，最终又没有声名。”当时也没有人能判定谁是谁非。总而言之，如果常常能得到像两位先生这样的贤人，那么两种办法都不会有弊病；无奈这样的贤人不能常有。东莱先生常对文公说：“您的粮食取自有司，而像诸位先生这样的贤人又不容易遇到。”南轩先生则说：“制定法令却没有根本，执行法令却没有合适的人，虽然表面上是在指责荆舒，实际上也是对朱先生说的。”这番考虑深远，是朱先生没有来得及想到的。仁人急于爱护人民、使万物得利，想到有生命的东西无不是同一体，难道忍心坐视他们饥饿辗转于沟壑，最后变成盗贼吗？恻隐之心一发动，就像救火救溺一样急迫，哪里有空闲预先考虑日后没有得力之人，因而就此停止呢？这正是朱先生深厚的仁心。至于二分利息的办法与青苗法不同，是因为荆舒借救济人的名义，欺骗百姓取利，用来供给皇上的费用；朱先生则根据真实救济人的目的，把利息储存起来，重新用作百姓防备水旱灾害的费用。二者发心不同、恩惠所及不同，哪里只是天壤之别？拿青苗法来议论社仓，实在是太不审慎了。后来朱先生有一天自己后悔他的办法还不够完善，所以说：元履的话虽然疏略，但其中忠厚恳切、怜悯百姓的心意，蔼然有三代王政遗留下来的风气，哪里是我一时苟且求便的说法所能比得上的？后来请求中之所以一定说“利息经过若干年后应当免除”，仍然是因为没有忘记我朋友留下的教诲。到了晚年，他又担忧没有能够守法的人，所以说：“有治理之人，也要有治理之法。”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实际上却是不可改变的至理。因为如果没有人来守护执行，法律就只是空法，不能自行施行；何况所谓社仓，如果不能经常得到聪明仁爱的县令、忠信明察的士人，共同专心尽力，谨慎管理粮食出入，杜绝奸欺，那么这种法令难以守持，不等到日后就可以看见了。这又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唉！朱先生晚年的意思，正是张先生过去所说的话。大概后来那些好名的人，不深入探求朱先生晚年的意思，不认真思考张先生过去的话，从最初制定法规时考察不精、预防不密开始，就已经同两位先生的本意不同了。称他们为好名，也可以。由此看来，婺女社仓始终的沿革，还是有话可说的。恭敬地看到淳熈八年朱先生申请社仓的指挥文书，其中说：“社仓粮食的收纳和发放，应当同本乡的年长者共同办理，州县并不需要干预。”这是多么严厉明确的话啊！执行这项法规的人，都应当共同遵守。如今却不是这样：由县官负责统领，由案吏主持办理；各乡又没有真正有德望、能使官吏敬畏的人，只好低头听命，苟且逃避责任，利害不敢独自决断，奸弊不敢自行惩治，只玩弄空文，反而堵塞了真实意旨。官吏先前既然已经习惯这样做，便随时对权宜之计任意伸缩、轻重取舍；官吏事后又会加以议论，因此贤能的人不屑同他们发生抵牾。这是制定法规时考虑不周的第一点。过去的办法，是先发给米，借贷也用米，收回时仍用米。如今却不是这样，收回时用钱，征收时又强令买米。如果能够稍微提高粮价，又何必担心百姓不愿意交纳呢？价格既不公平，粮食又不能按时运来，势必发展到摊派扰民的地步，以强迫百姓做他们无法忍受的事情。普通百姓尚未得到它的好处，中等人家却先受到它的伤害。这是制定法规时考虑不周的第二点。后来继任的人担心粮食借出后百姓不能全部偿还，社仓的恩惠会穷尽，而催逼追呼的祸害又会发生。因此朱先生的办法一变而成为魏公的办法：只是把粮食储存在乡里，以防年成歉收。到了年成稍微歉收时，又不再借贷，而改为出售。这样，魏公的办法又变成了广惠仓的办法。然而粮食积存得久了，就会化为浮尘腐土，果然如同朱先生所担忧的那样。天地生养百姓的宝物、百姓每日生活所依赖的粮食，竟被丢弃在陈旧腐败的地方而不加顾惜，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呢？等到把它发放出来时，即使大幅降低价格，百姓也不认为这是恩惠；有的人到了不得已只好食用的地步，反而觉得还不如糟糠新鲜洁净，简直不把它当作人的食物，这又是什么心肠呢？粮食尚未发放时，主管者谨慎地看守封条和锁钥，不敢用新粮替换旧粮，有时还派官员检查、盘点、衡量。既要供应酒食和各种征需，又有下人偷窃损耗，主管者战战兢兢地度日，担心家产破败、家业荡尽。这就是乡里的善良士人不愿接受委托、想方设法逃避的原因，以致诉讼反而纷纷发生。那些甘愿承担责任的，大多是豪强霸道之人，立即把粮食转移出来私自使用，使封锁的仓库空空如也。等到检查核实，不过稍微行贿官吏便能应付过去。遇到连续多年旱灾，米价骤然上涨，主管者担心赈济粮食见底，反而巧立说辞来蒙蔽当权者，难道宁可强行征收、压制百姓，也不敢全部发放吗？那么，社仓立法的本意难道果真是这样吗？更值得深思的，还不只是这些。等到再次买粮偿还时，价格不及当时市场价而照例摊派压价，或者增加防备价，或者加收斛面，或者要求缴纳上等米，或者还要承担数十里挑运的费用，这些尚且可以说得过去。有田产的人惴惴不安，担心日后无力缴纳；有时还要交钱而白白摊派米粮，就像和买罗绢一类的事情，这也不能不考虑。何况今天常平仓、义仓的米，就是从前摊派征收、用来防备水旱灾害的米，本来也是从乡里转到县邑，再从县邑转到州府。如今如果再加重摊派，百姓将无法承受，所以每当摊派买粮时，官吏掌握权柄，把它当作索取财物的资本，危害尤其不小。这难道是治理太平之世的良法吗？我私下认为，既要有爱护人民、使万物得利的诚心，又必须有无私无我的大德；先要足以采纳天下的善言，然后才可以实行天下的公法。

译求取名声的人不足以实行法规，自以为是的人不足以实行法规，拘泥古法的人也不足以实行法规。然而图谋私利的人不能奉行法规，逃避事务的人不能奉行法规，不知道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同胞的人，也不足以奉行法规。可见，不仅在上位负责实行法规的人难以遇到，在下位负责奉行法规的人尤其难以得到。所谓制定法规没有根本，施行法规没有合适的人，到这里就更加得到验证了。古人说过：粮价低就会损害农民，粮价高就会损害百姓。今天的农民同古代的农民不同，秋收时节，各种欠债一齐压在身上，偿还债务之后没有什么储积，往往还要靠贩运、雇工来谋求每日的微利，这样的人到处都是。农民用一年到头辛勤劳动所得，在偿还欠债的时候，粮价低反而要加倍损失；等到不怕经营的艰苦，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买粮，粮价高又要加倍花费。因此，粮价高和粮价低都成为百姓的祸患。古人已有广惠仓的办法：粮价高时降低价格出售，粮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一出一入，使价格涨落适当平衡。这个办法极其简易，事情也容易办理，没有过去社仓的弊病，确实是良法。自从朱先生的办法三次转变而流传下来，最后同广惠仓的办法相同，这就是所谓不拘泥古法而善于继承前人志意了。然而前一天出售时价格已经降低，后来收购时价格却反而提高，原有数额不免有所亏损。如今希望台端以爱护人民、使万物得利为根本，而不要计较原有数额的亏盈，这样或许才不失去诸位老先生的遗意。如果按照原来出售的价格摊派压迫各户买粮偿还，不仅会使百姓今天更加困苦，也会成为日后白白摊派的开端。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如果存有爱护婴儿一样保护百姓的心，必然不忍在这里开这个坏头。若认为原有数额不可以亏损，请在本州权宜暂时拨出钱来补助，等日后以较高的价格出售来偿还，也很容易实行。越出职分冒昧陈说，实在惶恐。《论赈济利弊书》恭敬地听说孝宗皇帝晚年所颁发的关于务实的训诫，言辞简约而意义周全，万里之内百姓的疾苦，仿佛就在眼前，真是帝王的典范。自从阁下出任一方长官之初，首先引用这段训诫来警戒属官，可以说已经掌握了为政的要领，并且体现在施政行动中了。如今三个月过去了，却好像还没有成效，原因是什么呢？孟子说：“有不忍心伤害别人的心，才会有不忍心伤害别人的政治。”如今阁下访求民间隐情，虚心采纳善言，勤勉不倦，举行救荒政事，焦心劳思，这些都是百姓共同知道的，不能说没有不忍伤害百姓的心。然而官吏奉行不力，不能体察阁下爱民的深厚心意，文书往来纷繁而恩泽不能向下流布，迁延的日子越久，米价越高；有人因而议论您的政事，甚至怀疑您的用心，我却独自认为并不是这样。四方的风土不同，田里百姓的休戚也不一样。阁下像这样勤恳地广泛询问众议，而回应的人却只是泛泛应诺，完全不能仰助阁下爱民的政事，这是我们乡里士大夫的责任。如今我不顾愚昧浅陋，冒昧先陈述本乡风俗的大概，接着提出两条愚见，恐怕或许可以对救荒政事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谨请您采纳阅览。我私下认为，两浙大概都号称富饶，但东浙的贫困不能同西浙并称。有人知道两浙的情况，却很少有人知道婺女的贫困不能同浙东各郡并称；有人知道婺女的贫困，却没有人知道金华今天的贫困同三十年前也不能并称了。既然同是这些郡县，肥沃和贫瘠突然相差悬殊，一定有它的原因，是什么呢？过去危害百姓的，只是户籍文书荒疏而已；即使胥吏掌握着亏盈的数字，玩弄出入的权力，百姓仍然还有一些遗留的利益。自从推行经界以来，户籍文书完备地存在，有无虚实本来就无法隐藏；可是经界时，县令朱中直隐匿乡都的旧额，强迫保伍增加新的数额，先给奸吏留下了作恶的地步，百姓受到欺骗却无法分辨，不但没有遗留的利益，反而暗中承受了苛刻的搜取，这种危害难道不大吗？何况自南渡以来，各种科配的数额，越

译地最重，婺州次之；婺州七县中，金华尤其沉重。夏税缴纳有十三种，虽然间或有减免租税的命令，但这种赋税仍照旧不变。到了袁韶主管版曹时，又增加罗绢厚重的数额，百姓的财力才开始困窘；再加上十多年来丝麻价格骤涨，谷粟价格骤跌，更可知民力已经开始困乏。富裕大户也只能勉强自保，用度稍微宽裕一些，抵押典卖就随即发生；中等人家往往一年收入不足以支撑一年开支，境况日渐下降，月月更加困窘。困窘不能舒展，每到秋收时节，虽像解除了倒悬之苦，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食来等待高价呢？所以劝富户分粮的政策，本来是救荒政事中首先要做的，却不是金华当前最急迫的事情。大体说来，劝分政策是为那些富裕而积存粮食的人设置的，也是为那些愚昧而贪图利益的人设置的。如今粮价已经很高，是几十年来没有过的；在这种时候还要闭仓不卖，还要等待什么呢？贪利的人虽然没有满足，但像这样愚昧的人也很少。所谓金华的富家大户，实际上还不足以同江西、浙西最困弱最下等的人家相比。从前所谓富家大户，尚且有数年的储粮，如今已经没有多年的积蓄了。即使有闭仓不卖的心思，左支右绌，形势也会互相逼迫，更加不能不卖。所以说，劝分的命令不是今天最急迫的事情。若今天发布劝分命令，随着市场价格的涨落而不加裁减压低，没有强行压价的忧患，那么富户本来应该乐意遵从；然而最终仍没有欣然响应上级命令的。大概县官奉行命令时没有查察清楚，不辨有无，不核实虚实，只拿户籍上的虚数，照例发布告谕，纷纷传达四方，反而像白白摊派一样；上下互相怀疑，卖粮者束手无策，买粮者也无所适从，这不但不足以救济百姓，反而先有害于百姓了。读书人私下忧虑、过分盘算的，并不是担心富家大户闭仓不卖，正担心他们因为贪得高价而高兴，把粮仓和粮廪全部倾倒出来卖光。天命并不恒常，丰收和灾荒难以预料；万一不幸，下一年又因旱灾告急，即使有良平那样的智慧，也不知道怎样妥善处理后续事情，岂不令人寒心！那么，今天应当怎样防备呢？回答说：赈济荒年的原则，是先动用公仓而后动用私家储粮；赈济荒年的要领，是抑制有余者而补足不足者。唉！田地没有按井田制授予，王政就荒废了；官府不养活百姓，反而变成百姓供养官府。农夫依靠大户的土地，大户依靠农夫的劳力，彼此相互资助，有无相互救济，而官府并不参与其中。所以说，官府不养活百姓，农夫把粮食交给大户，大户把粮食交给州县，州县把粮食交给朝廷，用来供养士人、供应军队，种种经费，起初全都出自农民。因此说，是百姓供养官府。不幸遇到凶年饥岁，在上位的人不得已散财发粮来赈济，使百姓能够免除流离失所、暴尸沟壑的忧患，这还算可以借此寄托爱民之心。春天巡视耕作，补助不足；秋天巡视收获，帮助不够，这是王政首先应做的事情。我私下认为，今天的义仓创立于庆厯初年，命令百姓按上三等户，每纳税一斗米，缴纳二升，以备水旱灾害。后来兴废没有定规，如今连小户也顾不上了。这是官府没有办法赈济百姓，反而让百姓预先缴纳粮食、彼此自行救济，已经违背古人的本意。如今又把这些粮食调作其他用途，数额经常亏缺，遇到歉收之年又反过来向大户征收，这是什么道理呢？后来又有人仿效社仓、广惠仓遗留下来的办法，把前贤立法的美好本意颠倒扰乱，用来沽名钓誉；起初以低价强迫百姓缴纳，先造成中等人家的困窘；后来官吏侵吞渔利，积存的粮食腐朽毁坏，百姓得到后却不能食用。如今幸好新粮换了旧粮，积存的时间还不长，可是州府却反而深藏固闭；它所应当用来防备水旱灾害的粮食，一概依靠私人储藏来办理，爱民之心怎么能施加于百姓呢？公家的粮食聚积而腐朽虫蛀，乡里的三老却受冻挨饿，这是晏子深为感叹的事情。何况如今朝廷还特意发

译放粮食，而诸侯国却完全没有发粮的意思。我私下担心，百姓只感激大户而不感激官府，大户怨恨官府而不怨恨朝廷，这非常不是承接上意、宣扬教化的办法。从前成周救荒的政策有十二种来聚集万民，第一项叫作“散利”，县都储存的粮食，是用来等待凶荒的，恐怕不应当像现在这样。如今不如先发放官仓粮食，如常平仓、义仓、社仓、广惠仓之类，为什么不把它们全部发放出去呢？官仓粮食用尽以后，再涉及私人家中；这样名正言顺，义气感发，仁恩畅达，既足以扩大君上爱民的心意，又足以成就州府爱民的政绩，百姓感激官府，大户也心悦诚服，也差不多可以恢复王政遗留下来的风气。

译大概施行措施先后次序的安排，正是使真诚心意得到信服、使义气兴起的原因。所以说，赈济荒年的原则是先用官仓而后用私人储粮，就是这个道理。从前成周衰微之时，王政不能实行，没有比战国更严重的了；梁惠王尚且能够把河东的百姓迁到河内，把河内的粮食运到河东，所以孟子不取法于他。以今天看来，能够像惠王那样用心的人就更少了。况且粮价为什么突然高涨呢？因为年成干旱而没有粮食可买。这说明粮价的高，并不是高在丰收之地，实际上是高在旱歉之乡。然而高价所得的利益并不归于旱歉之乡，实际上归于丰收之地。歉收之地本来已经歉收了，又把全部家产拿出来积攒数倍，也只能换得平常一年数量的粮食；丰收之地本来已经丰收了，又坐享高价，用平常一年的粮食就能得到数倍的利益。这样，丰收者更加丰裕，歉收者更加贫困，实在不是平准的本意。天时有丰有歉，地利有厚有薄，执政者应当辅助天地的化育，裁定轻重是否适宜，怎么能坐看它偏向一方，却不能调节其中的高低呢？恐怕还不能称为善政。如今县官劝分的命令，只是随着市场价格而不予减损，这正是大户所喜欢、百姓所不乐意的；所顺从的是少数小利，所伤害的却是多数人的大利，不可不慎重。可是他们又不辨别各乡的丰歉，不考察各家的有无，一概命令赈济出售。那些丰收而有余粮的，固然可以救济百姓的缺乏；那些歉收而没有余粮的，自谋生计尚且不够，又有什么分粮可以劝导呢？这样便会使富者更加富，贫者更加贫，形势不能均平，人心不服，彼此推托，拖延日久，百姓将要饿死，谁来承担这个罪责？如今减免租税的数额已经确定，七县丰歉的大概情况也可以看出来：有上熟之县、中熟之县、下熟之县；又有最旱之县、中旱之县、不旱之县。拿上熟之县的粮食，本来就可以补助最旱之县，州府为什么不降低收购价格，到上熟之县买粮，再降低出售价格来赈济最旱之县呢？中熟、中旱的县，也各有最旱、中旱、不旱的乡；同样也有上熟、中熟、下熟的乡。降低价格的办法，也应当像对待县那样办理。这样或许就没有轻重偏向的情形，也没有极其安乐或极其困苦的百姓。受到压价的人没有怨言，得到救济的人获得实际的恩惠，难道不好吗？如今最旱的地方应当赈济，上熟的地方也一同赈济；上熟的地方应当劝分，最旱的地方也一同劝分，恐怕还不能称为善政。所以说，赈济荒年的要领，就是削减有余者来补助不足者。我的两条意见，看似迂阔，实际上却是今天的急务，只有请您明察而决定取舍。《答刘复之求作行状》我年轻时疏懒，知道求学最晚，为人所排斥，却蒙尊府方堂先生一见便以非凡之才看待，进而教导我，于是得以在门下继续交往。既能在先生面前亲自接受典范和文献的熏陶，又能在后来逐渐沾染芝兰的芳香和竹子的风韵，感情如同鲁、卫两国般深厚，情义重如金兰，承蒙知遇的感激，深得如海。近来承蒙来信殷切教诲，谈到先夫人的行状，更可见您至孝显扬亲人的心意；您所期待于不肖之人的，竟是要把我推入撰写文章的行列。虽说我自信很深，却不应冒犯这种大大的忌讳。然而详细诵读您的来信，情意深厚，礼数隆重，恳切悲恻，使我只好狠狠鞭策这匹劣马，恭敬地接受命令，岂敢推辞？只是心中有一两件委曲盘旋、相互交战的事情，有不能默然不说的地方，愿略加陈述。我曾经说，行状这种文章并不是古代原有的。我又考察过，卫国公叔文子去世后，他的儿子戌向国君请求谥号，说：“日月有时，丧葬将要举行了，请赐给可以替换他原名的称号。”请求谥号的话，想来就是后世行状的开端。周代士大夫以上的人下葬必有谥号，而功勋德行在当时已为人们共同知晓，不需要其子反复陈说，因此请求谥号的言辞简短寥落，不能有许多话。后来士大夫的功勋德行未必都在当时显著，而子女又在悲痛中难以自述，于是便托门生故吏详细叙述死者的行事，用来说明请求谥号的依据。自唐代以来，有些人虽有官职而不应获得谥号，也有人为他们作行状；这种说法认为，行状本来是将来请当世名士撰写墓志铭的材料，而行状的本来意义从此就丧失了。看看昌黎、庐陵、东坡的文集，他们为人撰写墓铭最多，而行状合起来也不过五篇，并且妇女不作行状。由此又可知道，妇女不作行状的道理也很明白了。如果说作行状是为了求得墓铭，尚且还说得通；如今先夫人已经有了墓铭，又是方堂先生的门人来叙述老师的话，按道理已经合适了。如果再作一篇行状，不也成为多余吗？我认为行状不一定要作，原因就在这里。何况我幼年便失去父母，行状、墓铭的事情因循至今；先世一时交游中的知心之士，也都凋零亡故，不再存在。这件事一直萦绕胸中，日夜如同坐在针刺之上。难道亲生母亲还没有人为她叙述行事、记录墓志，却反而让别人来做，我能忍心吗？假使我果真略有可观的文采，而先夫人尚且没有墓志铭，我也不敢作。至于我不能奉命，确实不是虚饰推辞。至于师生的称呼，是古人极其看重的，回头看我是什么人，竟敢安然居于师生之名下，更加不敢承当。随信把家传、墓志铭以及您所赐的手札一并退回。仰想先夫人的美德和美好典范、艰苦守节的贞洁仪范，本来足以光耀女史，流传无穷。然而显扬亲人的关键，实际上在于您本人。立身行道，一天比一天进步、兴盛，并不在于区区一篇文章。君子以德爱人，难道可以用世俗的交往来装饰吗？愿您明察而宽恕我。《答何子恭》

译您来信说到我的病，往往是从乡原那类人那里听来的。那些乡原，志趣低下，见识浅陋，突然听说有人想求圣贤的正学、想了解先王的大道，便会惊讶骇异，把这种人看作狂妄；他们还没有能够了解讲学的深浅，就急着吹毛求疵，去加以防检和教训，结果自己连立脚之处也没有站稳，这就是今天成材困难的原因。我认为，后生小子刚刚从荆棘坑堑中挣脱出来，正想把自己置身于正大光明的道路上，还没有真正讲明一件事、走稳一步路，哪里能每件事都尽善尽美？即使有毛病，也先要算是走在大路上的人。等日后志向逐渐坚定，脚步逐渐稳熟，然后再逐步敲打防范、使他澄清修治，也还不晚。如今若骤然从四面责备，束缚得太紧，钳制锤炼得太严酷，他将怀疑君子竟然如此难以做到，突然退回旧日的洞穴安居，这反而是我们把鱼赶进深渊。颜子所说的循循善诱，恐怕不是这样。世道衰败，道统衰微，愿意向着这种学问的人极少，只好暂且容许他们乐意亲近我们，开启他们辨别是非善恶的见识，使他们通透明白而不迷惑，能够坚持操守而不改变，然后再用细密的工夫来推进，也就可以了。必须先切磋，之后才可以琢磨；必须先雕琢，之后才可以磨炼，这也是道理。您认为怎样呢？《鲁斋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鲁斋集》卷八　宋王栢撰　书 《上宗长书论扫松》我私下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能够明白天理、秉持礼义、不忘根本。因此先王制定礼制，从天子到平民，祭祀祖先都有按世代多少规定的节制。如今扫松祭祀，是民间的祭祀。古代没有这种祭祀，古代虽没有，而今世俗实行它，却没有人敢废止。即使是街巷中的小民，贫穷到无立锥之地，在清明时节，也还会带一陌纸钱、一豆饭食，徘徊在火葬的地方，寄托追念的诚意。为什么呢？这是为了使天下人的风俗归于厚道，敬重自己的来源。敬重自己的来源，那么凡是坟茔所在、能够考察辨认的地方，本来就不应以世代为限。这就是所谓报答根本、返回始源的礼。礼是节制和文饰，这就是天理。我们宗族也是金华的名门。宗族聚集的会有两种：一是月旦会，一是扫松会。月旦会是用来表示长幼的次序，扫松会是用来表达追念仰慕之情。月旦会有时还可以缺少，扫松会却不可缺少。即使街巷中的小民尚且不敢缺少，何况我们宗族，难道可以停止吗？从始祖以下直到某一府君，坟茔不过七处。上代的诸位尊长，大约由三位轮流掌管丞相位一年；十一府君支下一年；三三府君与尚书支下一年。大约所花费用不过二十多贯。因此尚书位计算用钱十二贯，九中散位计算用钱六贯，十八承事位计算用钱六贯。这个惯例实行已经不止一年了。十八承事位以下，每次由三五叔等三位主持办理。前些日子月旦会三五叔赐访，说到三七叔这一位处境窘迫的情况；又收到三九叔的来帖，想要权宜免除这项费用。然而某人的排行地位低，又不是主持宗族盟会的人，怎么敢插嘴？只是以卑下身份奉承尊长的命令，哪里敢漠然不作答？退下后思量此事，所费本来不多，但这件事关系重大。不仅会引起乡里人的讥议，而且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难道可以泯灭吗？所以我越次发言，并不是没有原因。子孙不可能都兴盛，这是本来如此；但幸好还不至于全部衰败，那么兴盛的人难道不可以加以保持吗？如今族人都说，三三府君支下最兴盛的，没有比得上尊叔的。如今的人往往谦逊退让，不敢以兴盛自居；然而对于这件事，就不应不以兴盛自任。大家想请尊叔屈尊重视这件事，同三五叔合并承担，那么每一位不过花费三贯而已。总共按三年轮流主持计算，每年不过花费一贯钱。这当然是尊叔不值得计较的小数目，但它对于树立门户、扶持天理，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各位族人不敢把这些话禀告给您。我私下认为，尊叔披荆斩棘、开创基业，亲戚乡党没有不推重您的，这难道是侥幸所能达到的吗？何况两位贤弟学问卓然，对这个道理洞察明白，哪里需要愚昧之人的一句话来启发？只是每年沿袭旧例，不知道其中的曲折罢了。如果确实让尊叔知道，难道不会翻然醒悟、奋发行动吗？大概不把这件事禀告您，反而是因为把尊叔看得太轻了。然而我却不敢不禀告，恭敬地听候您的命令。

译《答严陵史君书》近来听说严陵困乏，很为此忧虑。承蒙来信，才知道传闻过分夸大，深感安慰。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别人无从下手，而贤能的人却不费力就能处理罢了。若人人都能做到，又凭什么看出大才和锋利的器具呢？又听说史君进入严陵境内，减免车骑随从的仪仗和供给，除去供应帐幕等浮费；装满米的大船一艘接一艘地跟随而来。仁德的声誉本来已经先进入百姓心中，教条一经颁布，他们自然乐意遵从。真是盛大而美好；我的一点看法是，贤明的史君并不常常能够遇到。朝廷的粮食不容易经常拨给，严陵百姓也不容易一下子富裕起来。严陵不产米，已经很久了，每每要看上游商船是否到来，来决定自己的丰歉。近年来米禁已经严密，赈济援助不能到达，军粮储备日益窘迫，百姓的粮食也日益困难。严陵本来就有轻视、憎恨婺州人的意思。如今想平息它的怨气，使百姓生活富足，不如向朝廷请求，把兰溪一县拨归严陵管辖，这样严陵才有可能治理好。兰溪归严陵管辖，不仅这个县粮食丰足，足以填补严陵的空缺，而且衢州、婺州两条溪流的粮食也都可以流通了。即使禁令和拦截极其严密，也不可能完全断绝。严陵合六县之力尚且不足以抵一县兰溪的输纳，难道还可以称作一个州吗？议论的人不过说严陵属于浙西、婺州属于浙东，难以错杂割地，却完全没有考察严陵的建德在梁、晋时曾经隶属于东阳。婺州的浦江县也曾经割取富阳县的土地。两个州虽然属于两路，却同是吴国境内，土地有时分开、有时合并，各自得到适宜，有什么值得拘泥的呢？以今天的行都来说，严陵仍在王畿之内，怎么应当贫困鄙陋到这种地步？这实在不是拱卫王室、屏障京师的本意。若不能获准，就请只把兰溪水西六乡割归严陵，这是退而求其次。就土地而言，它既同严陵接壤，又处在浙水以西，归属严陵尤其便利。若仍不能获准，就应当在奏疏中反复陈述，不怕多次请求。即使朝廷最终不肯答应，也应把其中的利害以及奏请的始末详细列出，大书刻在石碑上，立在郡治，等待有力量的人继承推动即可。倘若有幸这项请求能够实行，将永远成为严陵的大大利益，地方百姓感激史君的恩德，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对您的长寿祝愿、为您建祠塑像的隆重程度，应当不减于范文正公的盛誉。从古以来，仁人君子承担治理百姓的重任，不会因为一时的恩惠施及百姓就自我满足，必然要兴大利、除大害，使自己的德泽深长，流行千百年之久。这些话，难道是可以对今天那些只谋求富贵的庸俗官吏说的吗？只是贤者平日的抱负正在这里，所以让我这样的愚人也得以把错误的意见全部说出来。至于维持学校、振兴儒学风气、表彰贤能、劝勉善行，也必然会逐步举行。我将拭目以待。《答倪孟德》您来信说：“日月已经流逝，精力也衰退了。虽然有愿意勉强振作的志向，却没有可以勉强振作的时机。”这足以看出您感慨之深。而我也正是被这种毛病困扰。您这话是用来勉励后辈的，当然十分恳切；但您拿它来为自己忧虑，恐怕并不是这样。已经过去的时光、已经衰退的精神，是无法追回的；但在今天也自有可以用力之处。血气将要衰弱，志向思虑反而能够安定；经历的事情越多，见识也越明白。正因为有想要勉强振作的志向，便正是可以勉强振作的时候，不必徒然为过去后悔，而自行断绝未来；这正是我们还可以用力的地方。不知道高明认为怎样？” 《复吴太清书》我的学问粗疏浅陋，实在不足称道。何况正当将近衰老的年纪，正为辜负平生朋友而深感惭愧，却承蒙您屈尊顾念，赐给我长信。这样的信若施于您所敬重的人，回头看我凭什么能承受这种礼遇？只有惭愧感激而已。后来听说您曾经登门拜访当今的大人君子，所获得的教诲以平实古雅为主，这是求学的第一要义。我曾说，平实是躬行的工夫，古雅是讲学的工夫。躬行不可不平实，讲学然后能够古雅。若论轻重，躬行重要；若论先后，讲学在先。由此可知，您已经进入造道入德的门径，令人深切起敬。等到读到您惠赐的书信，陈述情谊十分丰富，立志十分高远；谈论孔子、颜回所乐之事，以及周敦颐、二程的传授，又都深入探究根本，详尽说明曲折。若不是学问造诣深、自己有所体得，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我整衣再三诵读，为之欣喜跃然。我往年曾在同赵星渚讨论时，问北山何先生是怎样教导学生的。我回答说，北山没有开门收徒，也没有自行设题、制造话头来接引后进。我初次登门时，曾引用胡五峰的话说：“立志来确定根本，居敬来保持志向。志向立在事物之外，敬意贯彻在事物之内。”星渚说：“文公已经认为这说法有些过于急迫。” 我说：“急迫的毛病是在下一句；‘知’字才可以使它精确。把上面这四句话讲给初学者听，似乎也有益处。”星渚说：“是的。”我没有什么可以私下传授给同道，冒昧再把这些话献给您。您用来确定根本的做法，似乎也已经很古雅了。至于用‘寻乐’来题写读书的房间，恐怕不合乎平实的训诫。我似乎觉得，您求取上达之意较多，而在下学上下的工夫较少。我私下认为，如果没有下学的工夫，绝没有上达的道理。朱子谈到这一段公案，本来就说：求学的人只应当从博学文献、约束自己遵行礼法做起，直到想停止也不能停止；既然已经竭尽自己的才能，那么差不多就可以有所获得了。唉！这是千百年来不可改变的教诲，也是流传而没有弊病的教诲。还希望您在博文约礼、居敬持志方面更加努力。哪里还担心不能真正见到孔子、颜回的快乐呢？愿您明察。

译《答叶都仓书》离开您的伟岸风度，转眼已经三年；东阁深邃严密而又冷落，我没有途径把姓名通报上去。虽然听说您恭敬地承受厚重恩宠，已经接受特别的任命，我也不能写一封笺札表示祝贺，并不是怠慢，而是彼此所处的形势不同。愿您明察。我衰老将死，只能在穷困的屋檐下等待终了，奄奄一息，如同泉下之人，哪里还有心思同世俗竞争呢？承蒙您赐下珍贵书帖，殷切教诲，勤劳周到，令我深感谦逊和感激。这本来是我对您的期望，您反而拿来嘱托我，为什么呢？这件事的开端，实在出于您深切怀念亡侄的善良心意，以及长期顾念、反复考虑的美好用意。亡侄对此十分感激，件件听从，宗族之所以称赞您，正在于此。狂暴的风浪猛烈冲击，凶恶的犬类狂吠撕咬，实在出乎意料。在那个时候，您应当明目张胆地极力辨明那些文饰巧诬，镇定那种动摇倾覆的局势，使他家的纲纪大致得以建立，让九泉之下的人没有遗恨，这难道不是您应当承担的责任吗？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能不令人叹息吗？我私下料想，您事情平定、心情平静之后，也深深后悔前一天的无情，一定会替他考虑善后之计。如今详细看您的来信，把过错上推给那些从旁怂恿的人，又用不足以责备来替下面的人开脱，往往少有辨正名分的意思，却多有包庇奸邪、宽恕恶人的意思。这就不是我对您的期望了。我想说的话哪里有限，只是笔舌不能全部说尽；还希望您依赖过去的情谊，勿忘初心，以大公至正的态度把事情自始至终办好，这样我仍然抱有余望。匆忙答谢您先前的厚意，请不要怪我直率，幸甚。不再详述。《与何无适》昨天您的弟弟元鼎来访，首先传达您的雅意，拿出珍藏的古端砚，作为我老年生活中的重要镇物，恩惠实在深厚。我反复研磨，亲自洗涤，果然温润醇厚、明洁精粹，像亚圣一样，是妙品。只是我的书斋荒陋，平生从未有过这样的享用；然而能够成为它三益之友的人都不在眼前，我这样琐屑驽钝的人，举动都不足以慰藉它的心意。静静观察它，实在显出很大的愠怒。何况我的词章拙劣，题写的字画又错误百出，都足以让大方之家取笑。即使我含羞忍垢，不敢违背主人的命令，但我在将近生命尽头的年纪，哪里足以让这位贤者长久滞留在这里呢？势必会导致埋没至宝，得罪造物主。我已经勉强承受您的厚爱，挽留它数月，现在恭敬地把它送还宝藏之处。并不是敢于固守一点廉耻、作无情的推辞，只希望您体谅，视同收回一样，深厚地叙续先前的契交，振兴我这衰败凋落的处境。听说您编集古文非常精美，希望赐给我一份副本，也许可以扩大我私下师法的教益，这就是不朽的大恩赐。《通赵星渚》今日白露横贯江面，黄云停留在田亩。恭敬地希望您暂且收敛经世济民的才略，精妙地涵养中和之气；顾念上天的光明，仿佛上天就在您的室内。自从我离开您的教诲和规范，至今已有七年。自从赤城以来，我没有借故留住您的机会，而我也梦见自己在东湖徘徊。没想到您情意崇高而深厚，竟向朝廷请求，发给公牒来驱使我出仕，使我不得不往返一两次，实在很有愧于山灵海若。幸好得到草巢肯来，于是借着风势改变而谢绝了。仰望您的道德声誉和光辉，服膺学习您的警策与精实，并不是内心不切切思念；但我终究不敢拿山林隐士的姓名，奔驰在龙尾之道、门籍之下，以免最终被埋没。我自己没有料到，怀念朋友、忧虑世事的念头如此深重，竟想把枯根朽质放进造化的熔炉中，错误地玷污鹤书，实在惊惧不胜。恐怕吕公夹袋中的掌书记载、陈密学和司马公荐举士人的稿本中，并没有这样的人才，不免成为您知人之明的牵累，更增加我的惭愧恐惧。只是大贤君子的出仕和退处，足以预测时政的得失，足以验证世道的盛衰。虽然听说您暂时收敛朝廷行迹，归隐故山，在世俗滋味之外陶冶山水，在道德实践之中应酬圣贤；出仕或退隐、任用或舍弃，本来不是两回事，都是用来敬畏天命、树立民间常伦的。况且听说皇帝车驾豹尾仪仗之中，您这样的贤者稀少得如同晨星；我实在担心，绿色绨帛、四方底的诏书已经飞下险峻的山崖，起用谢安石来满足天下苍生的希望，恐怕您终究不能毫不在意地置之不理。某幽居在衡门茅舍，来往交游极少，旧日学问几乎剥落殆尽，只剩下一点真实的体会，不随着血气消散；我还时时涵泳于残编故书之中。从前侍坐在您身旁时，曾引用陈克斋记载的《暮春章》改本，缓缓称叹。过去我也认为这说法十分确切。近年来拿它同今本集注仔细比较，深感疑惑；又用文集相互参照，才知道它反而是尚未确定的版本，大大不如今本集注精密。近来我曾再次讲解这一章，还没有抄录呈给您，不知您后来是否也曾重新思考过。我的一生对于“无极而太极”一句，理解得不够透彻。朱子说“无形而有理”，并不是不明白；但对于周子的措辞用意，我还没有咀嚼透彻，所以象山不能释然。我不顾浅陋，妄自揣度前贤的心意，认为这就是周子的《太极图说》，应当只就图来解释，不能悬空谈论这一句的道理。若又有所谓无极之理，大概是周子想绘制这幅图来给人看的缘故；而太极无形无象，本来不能画成图，但如果没有图，造化的深奥又难以摹写，所以不得已画成圆形，模拟天的形状，指称为太极，看起来仿佛有形有象。因此他在《图说》开头首先发出这一句话，不过是先说明太极本来并没有这个圆形图象。后人把这些内容混杂错乱，因而产生疑惑，所以朱子说：“这只是说无形而有理，言语简约而意思完备；然而一定要在图上指明这一句话，才显得亲切而没有疑问。”不知您的高见是否认为这样说对？朱子的说法，对于《中庸》来说已经极其高明精密了。然而我私下仍有疑惑：朱子平日说《家语》是《孔丛子》一类的伪书，如今在《中庸章句》中反而采用它来证明《中庸》的错误，我尤其感到困惑。哀公问政，孔子回答说了那些话，直到“其政息”为止。我私下以为，孔子的回答只有这几句话。从“人道敏政”以下直到“及其成功一也”，都是子思的话；他又引用孔子的三句话来作证明，所以再次写出“子曰”二字，恐怕并不是妄加的。这以下又是子思自己发议论；而《家语》中间又举出“哀公曰”，恐怕不足以据此认定它是伪作。至于其中“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两句，并不是孔子平日的说法，而是孟子从子思那里得到的说法，因此明确可以看出是子思的话。不知您的高见是否认为这样说对？我本来见识浅陋，对于经书中有疑问的地方很多，只是没有书吏替我抄写，不能一一拿去请教高明先生，先陈述这三条，来求得启发，希望您始终加以指教，使我不至于把这些糊涂的道理带回去，辜负父母天地；若能得到赐教，实在是我的大幸。我谨专门派人问候您的起居，承蒙您不嫌我轻率冒昧而容纳我，实在万分庆幸。尚未知道何时能够等候拜见，仍请您为了圣贤之道而自重，为了清明的时代而自爱，精心调养鼎食之身，辅佐我们的君主开创万世太平的根基。我顿首诚恳祈祷，不能尽述。

译回赵星渚书 今日正值冬令开始，霜色明净，朔风强劲。恭敬地想，您从显要职位上退下来，足以表率世道，实在无时无刻不有神明护佑相助，尊体起居万福。我近来冒昧上书，是想弥补门籍的荒疏；不久接到令郎转交的赐书，知道您已经看到我信中所说的内容。直到看到书信才听说尊体偶有不适，因而不敢接着再寄书信，只恭敬地探问您服药调养的吉庆。我正伸颈向东遥望，对您如泰山北斗般的仰慕日益迫切。专使远道来到，俯赐宝贵书帖，连续数函题赠，使我这蓬门荜户也增添光彩。我惊喜地下拜，洗手拆开封缄，仰见其中情意深厚、文辞郁美，殷勤而谦让，仿佛亲自在函丈之间侍奉，恭敬聆听金声玉振般的教诲，感动慰藉而不能自已。我已迫近崦嵫之年，衰老疾病日益侵扰，没有办法驾一叶扁舟，亲自到岞崿山下拜见您，请教平生疑惑，以消除自己固陋的见识；而且书信往来又相隔久远，几乎要自我放弃，承蒙您不嫌弃我，怜悯我荒疏浅薄，赐予规诫订正，又恐怕振起我的懒惰，特意给我三天时间，使我能够进入思考，想来是要以此警戒防范并陶冶造就我，实在是超出我的期望。我冒昧把愚鲁的见解写在另一张纸上，再请您始终加以指教，这确是我的愿望。我近来收到车玉峰的书信，承蒙告知，《大学》中的致知传并没有亡佚，想要把“知止而后有定”一段接在“听讼”一段之后，这正是原来的致知传。我听到这话后欣喜跃然，仿佛不用斧凿加工，原来的文辞就完整地呈现出来，确实是追寻亡佚篇章的最高功绩。后来又听说，从前严陵的吴守槃也有这种说法，见于卢新之的跋文；他曾经用这个说法向西山叶先生请教，叶先生说：“暂且去做涵养工夫。”不知您是否曾听说过这件事，认为这种说法怎么样？我又承蒙玉峰把他编纂的《道统录》稿本拿来让我指教。书名和宗旨很宏大，采集也十分详尽；但我的意思是，它还缺少纲领。不知这意见是否曾传达到您的听闻？我私下感叹世道衰微、道术衰落，同道之人极少。仰望星渚先生，您是海内的典范，历时已经很久，不知朝廷内外还有谁可以同您切磋论辩？后世晚辈中有志于学、能够传道授业的人又是谁？我孤陋寡闻，老死穷巷，完全没有听闻，冒昧告诉您一二，借此机会打开我的昏昧，这尤其是我所盼望的。使者不敢久留，谨拜上整肃的书信，恭敬地致谢您丰厚的赐予。天气渐渐寒冷，更请您谨慎保养鼎食之身，作为道统的柱石，使斯道大大施展经纶，以副四方善类的祝愿。我拳拳之情无以尽述，关于《浴沂》一章，我私下的疑问已经得到印可，足以看出太公无我、与人为善的心意，敬佩，敬佩。其一，“无极而太极”一句。我不敢妄自怀疑先哲，只是疑惑既然说是无形而有理，那么图中的圆象不是形又是什么呢？周子在《图说》的开头不能没有这一句话。不过，其中精密玄妙的深意，以及开拓前代圣人未曾阐发之处，自然都包含在其中，原本并不相互抵牾。我私下认为，当时如果朱子把这句话说成是图上的内容，那么这句话就有了着落，也未必会引起象山的议论。其一，前人把《家语》看作先秦古书，这个说法稍微宽泛，实际上并不知道它究竟是谁记录的。我怀疑它是子思以后的子孙编纂的，如同怀疑“颜子窃饭”之类的说法一样，实在可鄙；可以确定，它不可能出自子思以前。若用子思的话来证明《家语》的错误，可以；若用《家语》来证明子思的著作，在义理上就不够妥当。我私下认为，一部《论语》中，弟子们向孔子询问仁的很多，孔子只是告诉他们求仁的方法，却从未用“仁”字作亲切明白的训释；到了孟子才有“仁者，人也；义者，宜也”的说法，因此怀疑这是孟子从子思那里得到的，未必是孔子的话。不知尊见认为对不对？还请您不倦地教诲。其一，承蒙您询问：张子谈气，周子、二程谈理，意思是否不同？我私下认为，理与气从来没有分离；先儒并不彼此沿袭，虽然说法不同，却从未互相违背。谈气，是把气看作道的实体，理已经包含在其中；谈理，是说理必须乘着气而显现，气也包含在其中。虽然有形而上、形而下的分别，但道也是器，器也是道；把二者割裂开来就错了。张子谈气的几段话，朱子本来曾把它们列在《近思录》的道体门中，这个意思可以看出来。朱子又说：“张子的说法是对的，只是始终要辛苦承受。”敬请您明察。其一，承蒙您询问：人的意念是否有吉凶？孔子与朱子的说法不同。我私下认为，周子说：“诚是神，意是圣人。”这是说圣人的意念处在诚与神之间，自然只有吉而没有凶。周子又说：“诚无为，意有善恶。”这是说普通人的意念既然有善恶，怎么能没有吉凶？如果普通人的意念能够发动而合乎正道，也就没有什么凶可说。发动而合乎正道，是天理本来的状态；发动而不合乎正道，则是人欲偶然发生的状态。说法虽然不同，实际上并不相互违背。恭请您明察。其一，承蒙您询问伊川关于祭祀的说法：“奉祀之人的生母如果是继室，应当以继室配享，这是不可改变的礼制，确实正确。所谓不可改变的道理，是祭祀时母子之气能够感通。然而在礼制上似乎仍有未尽之处，这或许是程子有所针对而说的吗？又有人说，《春秋》的礼法是以元妃配享，而继室不得配享，所以程子才那样说，也未可知。不过，如今所谓继室与古代的继室不同。古代诸侯一娶九女，若元妃去世，所有继室都只是她的妾媵，即使生有儿子，也不能与元妃一同配享。如今所谓继室，也都是依礼聘娶，与元妃本来同等，只是有先后长幼的区别，所以不能不一同配享。如今的庶母反而合于古代继室的意义，即使她有儿子，死后也应当附祀于妾祖姑的别室。这里有这些曲折未尽之处，不知尊见认为如何？冒昧请您开示。”

译谢得御书 我恭敬地承蒙分赐理宗皇帝亲自御笔书写、用来旌表美好谥号的墨本。我拜了百拜恭敬观看，皇帝的天光发祥于我这柴门陋室，草野贱士每日得以瞻仰皇帝的恩宠威灵，实在是深厚的幸运。恭敬读到下方的跋语，才知道在广厦细毡之上、君臣共同赞叹应答之间，天下于是普遍蒙受“大哉乾元”的恩泽；君臣相遇，如云龙风虎，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多么盛美啊！又知道皇帝清明的德行纯洁无瑕，能够感通圣心。这样一来，百官的贪廉、四海百姓的富足贫困，都不能逃过日月般的明察。推行这样的心意，太平难道不是指日可待吗？奈何气运尚未转回，圣明的志愿尚未实现，天下百姓却已经攀援龙髯而不可及了。呜呼，悲痛啊！庆元遗民面对并颂扬皇帝的恩泽，内心的欣喜、荣幸和追怀感伤实在到了极点。回赵税院 我昏昧浅陋，居住在穷巷中，闭门自守。从前错误地承蒙令尊星渚先生远道赐下招聘之意，要我与圣则等众多士人共同受到贤师帅的德化；东湖浩渺，滋润浸渍无穷。虽然听说您亲受诗礼真传，学术渊源广大融洽，我却不敢立即修书到东阁致敬。年底告归，最终未能瞻仰您的英姿，实在是失礼，只能徒然加深仰慕。近来家奴从名门回来，恭敬捧回您的亲笔书信，谦逊的光彩满纸洋溢，仿佛透出纸外。反复诵读您眷顾而高雅的文字，感动而不能自已。如今又承蒙令尊专门派使者来到，赐教并厚加馈赠，更加深了我的感激和惭愧。谨写短札，感谢您隆厚的施与，以此证明两家结为姻亲、共同盟誓的始末。今后若有机会亲自见面，只盼您在问候父母的闲暇中保重身体，承继家学，接续并光大前人的事业。我追慕您的风范，内心实在殷切，伏请台端明察。答车玉峰 我住在穷巷，距离仙里遥远，即使借着顺风也仿佛隔着沧海。秋雨打在破旧屋檐上，四周寂静无人。忽然有个人拿着书站在黄叶堆中，原来是我敬畏的朋友，车玉峰竟屈尊慰问我这枯朽之人，问我是否安好，恩德实在深厚。恭敬地知道【下文省略】令郎是神童，秀美聪慧日益增长，想来已经能够读父亲的书了。我恭敬地承蒙赐教，《道统录》三大编，洗手后庄重诵读。多么伟大的书啊！自古以来的圣贤，仿佛庄严地降临在书上。世间从未有过这样的书；若不是具有深厚的大学问，怎么能有这样的大制作，使光辉照耀万古，与天地一同长存，确实无疑。昨天见到蔡九峰，听说他曾编过一本书，叫《至书》，次第也如此，但没有这部书详尽。敬岩侄也曾有一本书，书名与此相同，只是从周子开始到黄勉斋为止，门类和条目颇为杂乱，都比不上此书精确妥当。我的愚见是，如果在每一门之内再进一步编排次第，就更好了。因为这里最难的是颜子、子思部分要详尽，也最难把朱子的内容编得简约。像《孔丛子》《家语》一类的材料，不能全部采用，必须有所选择。我从前就已经拜读过序文，只是没有机会回信致谢；如今才得以看到全书，更加感到幸运。希望早日付梓，满足我们后辈殷切的愿望。另外，承蒙您告知《大学》致知章并没有亡佚，更加显示出您洞察千古的眼光，错简纷乱的地方都不能逃过您的辨析。二程、朱子已经各自有了定本，但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考察古书实在困难。我也曾见有人说，“听讼”一章就是致知传，不敢认为正确。如今如果把这一段接在一起作为一章，反而清楚明白。程伯子改订的本子也把“知止”接到“至善”，但首章的三传仍在前面，随后才到八目；由此看来，把“知止”作为传文，也是一个证据。“知止”既然是经文，后面没有传文，这就尤其清楚了。假如朱子听到这个说法，难道不会莞尔一笑吗？如今如果把程伯子的本子中“知止”移到八目之后、《诚意》章传文之前，就更省力了。前三纲作为经传，后八目也各自作为经传，不知高见认为如何？《河图》分合的说法，显示出加倍法的起始，也很好。如果一、三、五是天数，二、四是地数，朱子说这是积数，不是倚数；应当把“参天两地”解释为由此倚出这些数。如今的说法已经有这个意思，启发很多。如果说画卦的原因，只是奇偶而已，这不必怀疑；但说“四者之变”，不知道指的是什么，还望赐教。您写给省吾的挽诗，高古的程度不是我所能及，您对我的珍重之言实在过誉了。我的浅陋见解仍有未尽之处。我曾观察朱子编书，总是先建立一个规模，从不涣散而没有收束，有时建立纲目，有时建立经传，有时称为嘉言善行，有时分为内外篇。这样的书一时容易编成，但恐怕不能长久。因为“道统”这个名称，是大学者人人都要阅读的，必须逐条逐件安排，不可任意移动，也不可有的缺失，才算完善。我见识固陋，仍不能看出编次的大概，希望您开示。我已经到了奄奄将尽的晚年，恐怕没有机会侍奉瞻仰您，只有一片心始终尊敬向往您，不分早晚。一年之间，往来的书信中曾有多少想说的话，临到展纸书写时仍然耿耿于怀。答王栗山 我幼年丧父而失学，晚年才亲近有道之人，曾经不知向往正道，书卷收藏也不谨慎，姓名错误地流传到世间，于是被当权者牵挽，一次出游并非自己的本意，登上高峻山岭，来到东海之滨，冒昧登临圣则的讲席，得以结交诸位贤者，一举洗去平生的浅陋。所遗憾的是不能长久与庄重雅正之士同游，来不及整衣叩请教诲，这都是资质柔弱、意气不足、求道不勇敢的过错，至今仍惭愧悔恨不已。回忆过去在斋舍闲暇的日子，听到品评人物的公论，早已知道栗山的声望很久了。我性情拙劣又懒惰，没能奉上一封短信向您致意，反而让栗山先给我写信，我的惭愧亏负哪里能估量？我私下计算您的年纪也已经很高了，可是您施加给我的恩惠，反而像后辈对长上、小官对达官一样，这实在不是我敢承当的。我浅陋枯朽，对世间没有用处，承蒙您不嫌弃，辱赐讲学文章诸作远道指教，我肃容端拜。诵读了很久，仰见君子的涵养都发挥在文章辞章中，老成劲健、简约古雅，既不雕琢，也不晦涩，确实能够激发衰惰、增加高明。常说后世文章之所以不古雅，只是因为没有以经书为根本。如果能在《大学》中探求它的作用，在《论语》中探求它的教诲，在《孟子》中探求它的贯通，在《中庸》中探求它的源头，这样义理就会充沛，这就是文章的元气。

译这四部书本来不是为了写文章而设置的，而是治理天地、治理社会和施行文教的典籍；之所以能够潜心涵泳其中，是因为它们自然具有文章。近世文章被科举业大大败坏，浮薄而荒诞，雕凿而虚妄；其次又被骈俪文辞败坏，软弱而鄙俗，华丽而谄媚。偶尔有厌恶今文而喜好古文的人，也不过是追求奇诡艰涩来掩盖自己的浅陋空虚；固然也有出入《史记》《汉书》、以韩愈柳宗元为根基的人，最终仍不免陷入博杂而少要领、劳苦而无功效的境地。这种弊病已经根深蒂固，没有办法医治。自从王兵部在仙郡创办书堂以后，这种风气顿时改变；每次收到朋友的书信，都知道这种心意仍未泯灭。如今栗山在其中任职，统领众多士人，更希望您在旁扶持他们，引导并辅翼他们，使这种事业不要败坏，这是我的祈愿。不知近来新进士人中有没有可造之才？听说有黄岩杜则卿，确实是佳士，不知他还在那里吗？像这样的人若再得到几位，常在堂中，那么志同道合、声气相应，自然不愁融合。我不知道高见认为如何？我一直因为书堂事务不便，长久没有机会仰答您的厚意，鲁人之郊有这样的人，只有请高明察知。我已迫近崦嵫之年，没有办法承受您的教诲、奉听余论，希望您留意保养身体，谨慎守护文坛的栋梁。我对维护我们的道统，诚恳祈愿之情实在无以复加。复天台陈司户【天瑞，字景祥】近来承蒙您来访，不怕路途数百里之远，用意实在殷勤。又以长信相赠，示我巨著，礼意深厚，而估量自己的德行又十分谦逊，已经足以医治世俗自满的弊病。只是我衰老残喘，哪里值得您这样看重？至于您的赞誉超过实情，把我比作并非我所能相称的人，我谨慎地不敢接受。后来捧着巨著恭敬阅读，书以苏氏《古史》为题，立足范围已经十分广阔；以朱子余论为主旨，建立的门户又十分端正。我惊异地说：“多么伟大的书啊！这是近世所未曾见过的。”昏老的眼睛也因此顿时明亮。我曾说，汉代处在暴秦焚烧典籍之后，经典文献大量亡佚，太史公撰成一部《史记》，上自唐尧虞舜，下至春秋战国，搜罗散佚，删削鄙野之说，开启天下人的盲聋。后世得到它，视为至宝；尊崇它，如同尊崇圣人，谁敢议论它不对呢？司马迁自己也说：“协调六经的异传，整齐百家的杂说，藏在名山，副本存放在京师，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他自负得实在不轻。到了本朝，欧阳公才开始讥议他；他在《序帝王世次图》中，先树立一个准则说：“孔子删定《尚书》，从唐尧虞舜以来，距离久远的就简略，距离近的就详尽，这是谨慎对待自己不知道的事。” 司马迁远在孔子之后，却叙述黄帝以来的历史，详细说明世系次第，不自量力而务求胜过前人；等到订正他的错误，足以使千古之后的人发笑。苏黄门只用“惑世”两个字来批评他。苏黄门以欧阳公为老师，熟悉并接受他的说法，也说司马迁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切中了他的弊病；只是他的措辞已经激昂，不如欧阳公从容温润。至于他自己编纂《古史》，又把三皇叙述得更加详细，难道是在写作时忘记了前面的批评吗？还是不免于务求胜过前人而惑乱天下呢？朱子说：“近世谈史的人，只有这部书比较近于义理，而学者忽略了它，只是在本纪中提出七章来订正其中不纯粹的地方。”如今您采用朱子的意思，删削它的世系次第，增加史实；黜退秦伯而不使其污染本纪，降低三晋、田齐的地位而不为他们建立世家；把虞、夏、商、周的名臣增加到列传中，春秋战国的贤者也列入其中；另立孔子及其弟子传，止于孟轲；把老子、荀卿斥为异端。您立义严正，运力勇猛，范围宽广而又宽广；再加以端正门户，正而又正，又用广博来辅助它。这难道不是想把根本推到经书上，以义理来折衷裁定吗？如果把这种做法看作认识本源、从而可以通达圣贤之道，那就不一定；应当先认识本源、通达圣贤之道，然后才能把根本推到经书上，以义理来折衷裁定。不过，虽然这不是学者首先要做的事，但程子所说的考察古今、辨别是非，也属于致知的一端。如今这部编纂之书考订有根据，纲目清楚，也可以说足以成为名家之作了。如果说著书流传后世，必须先成为名家，恐怕谋划得太早，对自己的期许也太低。我私下担心，后人看今天，也会像我们今天看古人一样。这一点不敢不忠告您。我气血已经衰弱，学问也枯落，记忆力不强，挂一漏万，不足以辨识您编纂中的错误；即使有错误，也不敢妄加评论。姑且把我对《古史》一两处的疑问陈述给您。欧阳公《春秋论》辨明鲁隐公不是摄政，已经如此清楚；苏学出自欧阳公，难道没有听说吗？如今《鲁世家》却完全相信左氏的话，难道忘记了吗？苏氏说管仲才智有余而德行不足，也过分了。当时利欲淹没了人心，管仲已经失去了所谓的智慧，只知道追逐利欲这一条路，对天理民彝从来没有认识。我正忧虑他智慧不足，怎么能说他有余呢？只是苏氏认为《管子》一书是战国之士假借管仲的名义写成的。谈治理国家，就说用智术欺骗百姓；谈对外关系，就说用权术倾覆邻国，这些并不是一般习俗所能辨识的。把《国语》和完整的《管子》相比较，哪里还有别的说法？难道不是浅陋吗？然而他仍然采用其中关于内政的制度，这就令人怀疑。孔子写《春秋》，凡是各国改变先王法度的事情，如爰田、丘甲、刑书之类，全都记录下来，不应当唯独对内政不加记录。既然没有证据，凭什么让后世相信？至于说管仲死后，齐国因为承继他的遗业，常常强于诸侯，这也是诬妄。苏氏叙述微子，也未免听从左氏和太史公的无知，竟然一点也没有醒悟。孔子说微子离去，是与殷代三仁离去同一意义的“去”，就是说离开纣而隐遁，难道是说离开商朝而归附周朝吗？纣王虽然无道，但当时还没有必亡的形势，周人仍然臣服事奉殷，不应当让微子立即叛国，抛弃宗庙社稷而先向周投降；还有什么比这更不仁呢？假如按他的说法，纣王既然战胜微子，那么后来微子为什么要面缚自己、口衔玉璧，穿着丧服，载着棺材到军门来？当时武王没有把故都封给微子，却封给了武庚，可见对待微子也很薄。依我的看法，面缚、载棺，正是武庚祈求哀怜、请求保命的样子。

译武王不忍断绝商朝的祭祀，使武庚恢复原来的封地，这是仁人的心意。后来武庚伺机发动叛乱，周公诛杀了他，商朝的祭祀才断绝；微子不得已才出来归附周朝。周公早就知道微子贤能，很快把他封在宋国。《有客》诗中的情形，也更加可以想见。把“加封”二字加进去，却没有明确证据；对于事情和道理本来明白可见的地方，没有人辨别其中的诬妄，这也是不免轻信。至于孔子传记叙说叔梁纥与颜氏之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的母亲因为忌讳这件事而不把它告诉孔子父亲的墓，这又为什么轻信呢？记载圣人的家世竟然如此不合典籍规范，怎么能称为学者？如果不是以正当方式结合而生出圣人，那么天命一定不会如此僭越。书中记载孔子告诉陈恒弑君之事，说齐国人中不参加的有一半，把鲁国军队加上齐国的一半就可以取胜；这简直是用战国纵横家的心态来对待圣人。圣人以大义告诫自己的君主，难道会用利害来打动他的听闻吗？书中又说，孔子归鲁并不是为了求取仕进，而是因为鲁国是父母之邦，打算在那里终老。这句话远远胜过太史公的说法。苏氏议论说，孔子在陈国、蔡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以楚昭王、叶公的贤能，孔子前后等待了六年，徘徊观望，直到坚定地产生归鲁的志向，仍然返回卫国，是为了等待鲁人的招请。这简直是用世俗鄙夫的心意来议论圣人，和前面那句话仿佛出自两个人之手。他又说孔子以平民身份养士，登记在册的有三千人，其中贤能的只有十人，这难道不是轻信吗？他叙述孟子时，尤其任意借用“不嗜杀人”的话，自行发挥出一段议论；又把“以指为性”说成孟子的错误；谈到子夏时，说他开创了后世排斥伪学的端绪，其中也有他自己的指向。朱子虽然说他晚年粗略知道反省觉悟，但最终仍说旧习已经安定，不容易突然拔除，而根本和纲领始终没有明白。说得太好了！如今一定要把他的错误仔细剖析驳击，使后世不再迷惑；这样我们的本原才会明白，我们的学力也可以得到安慰。不过，他议论的错误多得数不胜数，现在没有空逐条列举，只再举一两点来说。自从进入《春秋》时代以来，郑庄公是一个大罪魁，几乎把天伦关系全都毁灭了，而苏氏仍称他为贤，这是极大的迷惑。此后郑国屡屡困于战争，虽然可以灭亡却没有灭亡，也有它的原因。齐、秦、晋、楚争夺霸权，而郑国处在中间，于是成了战场；只是因为它的土地是中原的险要，谁得到它谁就强大，所以两方面都想得到它，却不是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占有的。所以郑国虽然衰败，却没有立即灭亡。等到子产执政时，霸业已经衰落；如果不是这样，郑国早就覆亡了，哪里还能等到子产出世呢？子产的才能，谁不知道？郑国所以存亡的原因，并不容易看清。晋文公不急于取得天下，在春秋时代本来已很难得，苏氏却立即把王者的事业许给他，这就过分了。难道不知道圣人所说的一个“谲”字吗？至于晋悼公多次兴起诸侯军队，以不交战的方式困扰楚国，这也是一点诡诈的余风。恐怕古代使人屈服军队，并不是这样的。苏氏议论乐毅，也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战国的习气；所说的不以义理为根本，反而把书生的议论拿来嘲笑，这是他深重的弊病。在这以前，齐国已经攻打燕国。孟子教齐国说：“归还被俘的老人和儿童，停止掠夺重器，安置君主后就离开。”这才差不多是王者的事业。齐宣王不能采用，不值得责怪。乐毅自称多次接受君子的教导，却也不知道提出这样的做法。既然已经席卷燕国八百年积聚的财富，归还燕国，为什么反而长期徘徊在两座城池之下？究竟是为了什么？哪里看得出他奉行了君子的教导？苏氏认为这是智勇相敌，形势本来如此；这算是真实的评论吗？凡是这类事情，哪里是笔和舌头所能说尽的？既然您潜心研究古今，见识卓异，议论淳正，比苏氏更加峻拔洁正。苏氏的传记中，只有《伯夷传》确实采用孔子的话，这是最为淳正的一篇；他的议论也简明，抑扬顿挫，余味丰富。您已经收录了他的评论，却删去了其中关于《春秋》的两句话，更显示出高明的见识。其中也还有一些稍微迁就苏氏之处，希望您再加以玩味考索，不要急着完成，这样就很好。但书名叫《古史要录》，似乎还不够正大。因为苏氏门下并不是立足之处。从前司马温公曾编《稽古录》，极其简要；“稽古”的意义也很宏大。我想把书名改为《信古录》，怎么样？孔子说：“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好古代。”这是孔子的谦辞。如今用这个名称，是说这部书记录古代可信的内容，这正是它的实质。还有一种说法，您另编《洙泗师友渊源》，用来尊崇道统，阐明圣学，使人心向善，扶助世教，彰明民彝，这个举动非常好。但不以帝王本纪统摄它，似乎失去了向上承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的意义。不如在《春秋》之后另立《洙泗师友》一门，然后依次接上隐逸、异端、功利、兵法、刑名、纵横诸家，您看如何？后世的封号和谥号不足以增加或减损圣人的分量，为什么不在目录中删去？历代诸臣恐怕还须列出姓名，这样才清楚易见。原书中的错误字和脱落之处，想来还有一些；我荒疏浅陋，没能回应您的教诲，对不起您殷勤下问的心意，但不敢不把想说的话尽量说完。程子说，致知用力的方法共有三点：考察古今、辨别是非，居于其次；通过读书讲明义理，居于第一。这正是认识本源、通达圣贤的正路。您已经有幸等候补缺差遣很久，能够研究朱子的渊源；一旦出仕做官，这件事就会废弃。希望您赶紧在四书中从早到晚探讨，涵泳其中，因为义理是无穷的。如果果真能在这件事上用力，那么考察古今、辨别是非，只是多余之事罢了。再进一步在处理事务、接待人物时取得恰当，出仕侍奉君主，小则承接政教、宣扬教化，大则谋划王业、辅佐国家，真可以阐明圣学、使人心向善、扶助世教、彰明民彝，就不再是空话了。不知高见是否认为如此？不能尽述。答叶通斋

译我余日无多，急于听闻道理，思念朋友的教诲，如饥似渴，所以不敢以烦扰冒昧为顾虑。何况承蒙您用温厚的言辞诱导我进步，怎么能甘心自我放弃呢？接连拜读您如金薤琳琅般的文章，十分喜悦，十分慰藉，仿佛得到宏大的宝玉，舍不得放手。您用来医治我狂妄荒诞的言论，实在周全；不是一次感激所能说尽。只是我一时所说的话杂乱，有些地方妨碍了您的听闻；既然您已经引导我把话说尽，我不敢再沉默。我私下认为，编集《家语》的人本来就是门人弟子；在《家语》中选集精华而成为《论语》的人，我怀疑是子思。尊兄也认为恐怕有这种可能，只是认为我下面用了一个“必”字，语气太过绝对。您的训谕说：“《家语》不是子思所著，这也很明显。”然而我从来没有说《家语》是子思所著。“集”和“著”两字大不相同：集是汇合众人的长处，著是明确表达一个人的见解。或许高明偶然没有察觉，我所说著书从子思开始，指的是《中庸》，并不是说《家语》。措辞不明，实在惶恐。至于古本《家语》已经不存在，王肃引用孔衍的话说：“王肃从各书杂录中搜取材料，以补足它的亡佚。”并不是《中庸》采用王肃的话，而是王肃采用《中庸》的话，妄自增加“哀公曰”之类的字样，这一点很清楚。这就是朱子说《家语》多有疵病的原因，显然是他晚年的观点。朱子直到去世都没有完成对四书的修订，因为门人的疑问而修订的地方，历历可考。这是朱子迁善改过的盛德，不能埋没。不过学者不可以妄自指责议论；如果有证据，不妨在其中提出疑问，这正是勉斋《通释》的做法。如今不说“可疑”，却直接说是“疵”，这是很大的弊病。您的赐教宏大深厚。关于《鲁经》的编排，我本来知道会触犯极大的忌讳，使读者和听者惊骇；兄长深深爱护我，唯恐我得罪名教，反复诚恳地教诲，真挚恳切到了极点，实在惭愧而感激。不过，您的训谕仍有回旋余地，没有忍心完全斥责我的错误，因此我的愚见还有不能释然之处，不敢不再陈述，希望仍然依靠您的倾心相告。您说，记录性的书不是经书体例，移动篇章未必不可；经书体例当然应当如此，这一点明白。您又说，孔子的遗言不可以按条绪分开、按类别合并，恐怕还没有说尽。如果这部书是孔子亲自著作的，前后次第自然有深意，那确实不可移动。三圣所作的《易》，孔子所作的《春秋》，各自成为完整的书，而后来的辅佐者杜预却把它们拆碎，其罪过很大。这部书虽然汇集孔子的格言，却一开始就没有可以考察的前后次第，也不是上下贯通、彼此承接的完整体系；它杂出于众人记录，有时前面的内容应当在后面，后面的反而应当在前面，孔子的话和门人的话混杂在一起，失去伦次，显然可见，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移动。您的训谕说，逐句都自然，意味精妙无穷，完全没有损失；学者只要随着每条文字的章旨，体会其中曲折委婉、从容深厚之处，也不妨碍他们获得饱足。南轩把关于仁的言论分类编聚，这属于摘取文字来观看，朱子认为它有弊病，确实如此；但现在是对整部书不增不减，并不是摘取片段可以相比的。从前称作“语”，不必分类编合，可以；如今称作“经”，恐怕不能不分类编合。随着内容推进而改变形式，各自都有适宜之处，正是为了继承毅斋先生尊经的意思。不知尊明认为如何？我的浅陋意见是：《尚书》中《典》记叙事，《谟》记叙言论，所以想把叙事置于言论之前；开篇用“温而厉”的内容，是因为这一章包含孔子的德行和容貌，浑然完备，因此想把它放在篇首，如同《尧典》的“钦明文思”。这个意思既然没有说清楚，现在应当删去。您的训谕说，即使是记录性的书，也各自有意义，我也曾听说过。朱子确实说过：首篇多有务本的意思，《八佾》全是礼乐之事，《公冶长》评论古今人物，《先进》评说弟子的贤能与否，《微子》多记圣贤的出处；这些也只是根据篇章内容相近来推测。如果编集《论语》的人果真有这样的意图，那么每篇都应当如此，不应当斑驳残缺、零乱到这种程度。我私下担心，后学因此强行推求，必然建立一种说法，笼罩附会、穿凿解释，危害不会小。又如《尧曰》以下，虽然没有以“子曰”开头，也恐怕是孔子曾经说过的话，所以记录在这里。如果说是门人列举这些内容来显示圣人相传的意义，那么篇章不分、含义不明、如此含糊，就不应当这样。若说开头先讲务本，继而讲帝王相传，那就是著作这部书的体例，而不是记录性的书。《孟子》篇末确实把这个意思表现得很清楚，这就是著书的体例。尹氏于是说，把子张问政接在《尧曰》之后，是为了说明孔子治理政事的道理，由此可知；这已经有些牵强附会了。如果照他说的，那么“克己复礼”一章、“吾道一以贯之”一章，与“五美四恶”又有什么不相称呢？如果以政事为紧要，那么“为政以德”一章，难道不是胜过这里吗？如果说它只是记录，那么前后没有次序并不是弊病；如果说它是著述，那么每一步都值得怀疑。尊明认为如何？《孟子》本来是一人所作的书，自然有条理；正因为想要学习《论语》，所以故意打乱了次序。只有赵岐解释这个意思时，总共分成三节来说：第一，时君都说孟子迂阔；第二，孟子与弟子问答；第三，他又亲自撰写关于法度的言论。虽然说不可移动，但朱子编成《要略》时已经创立了这种先例。尊见认为如何？您的训谕想把格言大训以及问答作为经，其余作为传。这话简约直接而明白，怎敢不佩服？然而只按照这个规模，也不免要移动篇章。那么《乡党》一篇，体例算经，现在应当算传吗？从《尧曰》到“公”这一段，究竟应当算传，还是应当算经？还请您明白赐教、加以提醒。三阳之庆尚未实现，我先捧酒杯在通斋门下为您祝寿。仰望您的高年美德，愿上天赐您长寿，使您成为我们道统的柱石；我向东遥望，颂扬祈祷之情实在无以复加，不能尽述。《鲁斋集》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鲁斋集》卷九　　　　　　　宋·王栢撰写的书帖 《朱子帖》第七卷 先祖父与朱子的交谊之深密，没有比在漕闽任上时更深的了。朱子当时也奉祠居乡，把心腹之事坦诚相告，情意格外缠绵深厚，这些都见于各帖中，确实可以考见。然而，讲学的书信，按理不应无缘无故地被好事者收藏，如今却再也看不到了。过了十二年，才得到这卷书，共八帖。其中一帖，是朱子曾拿《易》书向先祖父求证，并且希望早日得到镌刻的教诲。如今重新整理定稿，实在是大幸。叔父当时正在听讲学习，所以信中说“伯礼所询问的几条”，并且把自己的浅见答复给他，又请他订正其中的错误。又说沙随先生《古易章句》详博完备，不知尊意以为如何？这尤其可以看出朱子德行盛大，他恳切地向人求取善言，唯恐来不及。由此才知道，这类书帖散失的已经很多了。至于馈赠药物所引起的感激，以及所说信受奉行、治心养气的教诲，不过是朱子的常说。我想，他们彼此的情谊既然真挚，往来的笔札未必都留有底稿，所以文集里也没有这封信。唉！我既庆幸新近有所获得，又惋惜仍然遗失了许多，而先祖父的旧稿也无法互相参证，所以特意把这种悲恨写在卷末。《寺簿徐公帖》一卷。从前淳熙丁未年，先祖父任漕使、主管七闽事务时，徐公掌管邵武学事。先祖父考察他的志趣，认为他确实可以担当远大事业，既在京城荐举他，又上奏章特别推荐他。说徐公学问广博，操守端正，自从还是诸生时，众人就已经推重他。后来考中科第，声誉更加美盛。如今掌管一邦的教育，师道尊严，学校整肃，士子都知道应当向往仰慕。如果把他置于朝廷官员之列，他在谋议和进谏匡正方面，一定有可取之处，确实足以列入朝廷广泛选用的人才之中。因此徐公才有这项任命。此前先祖父发檄文召徐公到司，而一路士子都欣然受到感动，称说这是任用了得当的人。当时防堂刘公炎正在徐公门下听讲，后来寄居婺女，任某道官员，回想当时的气象，感叹了很久。我怀疑徐公往来的书信一定散失了很多；宝祐癸丑年冬天，徐公的弟弟忽然把这张纸送来给我。我肃然反复诵读，体会到古人淳厚简朴真实的意味，把近世浮华谄媚、虚假不实的习气彻底洗涤一空。唉！这正是风俗所以厚重、世道所以兴隆的原因。徐公不久升任寺簿，出任通州知州，最后在那里去世，大概是越地人。防堂和徐东轩都是徐公的弟子。《先友陈、叶二公帖》。从前先祖父与文昌陈公、相国叶公是幼年朋友。还未到弱冠之年，先祖父遭遇曾祖父的丧事，偶然间旧有的账簿还保存着，从中看到前来赠送丧仪的人中，陈解元、天与叶解元梦锡、潘解元师元三人，比邻里其他人送得格外丰厚，各赠一贯钱。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遭逢变故的艰难、朋友间的情谊以及先世清正的风气。四位君子后来都相继在儒科中奋发成名，成为当世名人，当时交游人物的盛况就是这样。只是半山潘公的书帖已经不存在了，陈公、叶公的书帖，我幼年时见过很多；经过散失，留下来的仅仅只有这些。陈公的帖只有七帖，他没有历任州县官，一两次转任便进入言路，担任持从橐等职，晋升任用十分迅速。中途遭到贬谪，后来在新安起用，而先祖父恰好任漕使于江东，正是同一时期。凡是郡中财政等事务有关系的，他都直言不讳；感情上还称先祖父为老兄，由此可以看出长久的交情并没有改变。叶公所说乡里书信往来的快乐，正是先祖父巡按新安的时候。起初先祖父赴番易时，叶公恰好执掌朝政，极力挽留先祖父以作为自己的助力；先祖父毅然不答应，叶公甚至把不满表现在脸上，还说番易本来就不是好郡，而你一定要去，为什么呢？先祖父任郡守不久，叶公不幸被贬了。前一帖写于荆南时，中间三帖写于贬所，后一帖则写于奉祠居乡时。信中对于乡邦农事的艰辛、粮价的涨落，详细周全，没有遗漏，更足以看出彼此交情的真挚：他们不因身份仪容和虚文礼节而损害务实的本意，也不因闲居退处时的闲谈而忘记忧虑时局的心情。昔日的大臣，也不同于如今所谓的大臣；昔日的朋友，也不同于如今所谓的朋友。对此不禁感慨叹息，写在卷末。《同郡五公帖》。过去先祖父曾学习词科，向庚溪陈侍郎请教订正。陈公称赞他说：“文辞气势严整缜密，无愧于古人的作品。”将要赴试时，听说贾夫人病了，便回去，最终把自己的稿子烧掉了。后来陈公按制度应当举荐一人代替自己，始终只让先祖父一人参加制诰考试。前辈的眼光，本来就不同于常人。晚年他在西郊闲游，享受林泉之乐，乡里人都敬重他。这几帖是在番闽任上得到的，礼意也很谦逊。说斋唐公与庄敏伯祖是姻亲；唐公守上饶时，在先祖父之后相隔两任，所以信中所说亲密的话，并不是修饰润色之辞。至于香溪范公以下诸公，不知道他们交谊深厚到什么程度；看范公的词，可以知道他以争先求进为可耻，而安于自己迟次的名分。当时士大夫也多以此自我勉励，而他的书札也受到当时人的珍重。兴化刘公虽然曾被南轩斥责，但看他的笔意质朴真实，用词闲雅，终究保有古人的风格。山堂巩公用意勤恳、措辞简约，也很有典范。这些都保存了他们的遗迹，只是还来不及详细考察他们的美德。《绍兴五公帖》。我向来仰慕前代贤人，喜欢观看他们留下的遗迹，并不一定完全追求笔画的妍美。遗憾的是不能与远古人为友，所幸还能看到乾道、淳熙年间诸贤的书帖，其中最为盛多。近年才得到这绍兴五公的书信，共八纸。先伯祖庄敏公常常让子弟代笔，亲笔极少见到；这几帖是他晚年亲自书写的，虽然觉得笔力稍显衰弱，但恭谨谦厚的风度，仍然和蔼可亲。默成的字，随着岁月积累，渐渐多了起来。这两帖笔力强劲，精神健旺，不可用世俗事故加以束缚。忠定李公的字有典雅法则，端庄厚重而自然流露，其中仕进退处的艰难情状，也隐约可以看出一二。北山郑公笔势洒脱、情感真挚，虽然处理繁杂事务，却仍有余裕才力。太史范公意态严肃庄重，运笔纯熟；说到万里讣闻之事，凛然流露出忠贞愤懑，千古以来都难以平复。仅凭这五位公的贤德，就可以推想中兴时期人物的盛况；可惜不能把他们的亲笔全部收藏到。《默成十一帖》。

译我从小就知道敬重默成先生。起初得到应仲的两帖豆豉帖，欢喜得不能自胜，珍藏了四十多年，才又续得十二帖，编成两卷，也已经在卷后写明了年月。宝祐丙辰年春天，内兄伯远带着四十九帖交给我，说：“我家不知道珍爱这些东西，能遇到好事者把它们珍藏起来，也就够了。”过了几个月，装裱成背轴后，伯远又来展开观赏，叹息着离去。不久伯远竟然去世了，唉！伯远知道我一向敬爱这些书帖，所以把它们托付给我，使它们得以流传；他的心志也实在令人悲伤。这十二帖中，只有第一帖是年轻时的字，其余都纵逸豪健而不越出法度，难怪伯臯余君要赞美、叹赏并看重它们。伯臯也以善于书写著称，所以能够参悟其中的笔意。《默成十八帖》。以上是默成的十八帖，大多写于南渡后动荡纷乱的时期，祸乱交相侵扰，人们不能安居，时代气象也更加可以想见。先生出仕或退处的大概情形，以及精神兴致所寄托之处，无不洒脱自然。至于奉养亲人的欢乐、待人的厚道、取舍财物的严谨、操守的坚定，也都可以大略看出。这一卷所得，难道还不算丰富吗？虽然其中多不是晚年老笔，却真像凤凰雏鸟在丹山上飞翔；即使还没有达到千仞之高，终究也不肯轻易降下云端。《夏、戴二公帖》。竹轩先生夏公年轻时曾拜先祖父为师，晚年留在书塾，而几位叔父又拜他为师，他的声望非常高。后来考中鼎甲，进入幕府。先祖父去世后，他也遭逢母丧而归。后来他作十首诗，在石笋墓下哭祭先祖父，采用东莱先生哭祭芮祭酒的体例。诗律温润谨严，叙写情感忠厚笃实，大概是因为他对先祖父出处进退的情形了解很深，所以赞颂时没有浮夸之辞。博士戴公是丽泽书院的上第，先君与他的同门交谊最为深厚。他曾作赋咏御书石刻之诗，情绪激昂慷慨，议论宏大深远。二位先生都勤学清苦，如今哪里还能再见到这样的人呢？世道衰微，道统败坏，人物日益凋零，而我家的世业也已经接近湮没。我担心遗留下来的书信散失，后代子孙中即使有人有所成就，也可能无法知道先世高雅的道义风尚，所以恭敬地在卷后拜手书写这些话。杂著。《通鉴托始论》。圣贤，我无法亲眼见到；但可以在书中见到圣贤。治乱，我无法亲眼见到；但可以从史书中知道治乱。事情记录在言辞中，道理寄寓在事情里。没有事情，道理就无法显现；没有言辞，事情就无法流传。书和史的功用真伟大啊！它们因此为万世关启光明，树立人心对善恶的好恶。

译《尚书》说：“上天安排了人伦常典。” 所谓“典”，就是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间的人伦关系。顺应人的天性而分别确定彼此关系，把各自应当处于的位置称为“叙”。又说：“上天制定了礼秩。”所谓“礼”，就是尊卑、贵贱、等级以及礼制厚薄的品级。根据人伦次序而分别给予，把各自应当得到的称为“秩”。“德”就是“得”，在心中得到道而不失去它，就叫作德。因此要在车服、名器等方面表彰他，使他荣耀显达。所以说：“上天任命有德之人，赐予五等服色来彰显他。”所谓“命”，就是上天的命令。人君承受它，代替上天施行教化。唐虞时代，只是当面下达命令而已。即使尧任命舜、舜任命禹，都是把天下托付给他们，也不过是说了“执守中道”等几句话。至于任命九官、咨询二十二人，往往只见于君臣之间相互赞叹、应答和感慨之中。到了殷高宗任命傅说，也没有超出当时的训诫，必定只是反复叮咛一句“敬慎吧”。周代的政治崇尚文治，于是才有了策命诸侯的礼仪。任命微子、蔡仲、君陈、毕公、君牙，共五篇，都是成周盛世的文章。穆王的两篇策命，已经不能与它们同日而语。平王的策命中，文侯悲叹感伤，气象索然无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圣人把这些事保存在《周书》之后，借此说明周王室车驾向东迁徙的原因。到了周末，归还惠公、仲子的赗礼，圣人又把这件事保存在《春秋》的开头，借此哀伤周王室车驾再也不能向西返回。周王昏聩得太厉害了！褒姒之乱、废黜王后和嫡子，都是周王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如今却凭天王的尊贵身份，命令冢宰这样的贵臣，把赗礼送给诸侯的妾，好像合乎礼制而不感到惭愧。这正是圣人对平王绝望，也是《春秋》开始记载此事的原因。策命大概不是寻常典礼：授予土地，授予人民，用彝器安抚，赐予车服以表彰，用文辞加以明告。司徒负责书写策命，司马与司士负责书写车服，司空负责书写功勋；由太宰主持，以内史为凭信。卿在边境迎接，侯在郊外慰劳，把使者安置在宗庙，馈赠九牢，设置庭燎；到举行仪式的日期，设置神主，铺设几案席位。太宰亲临主持，侯穿着端冕衣冠进入，太宰奉王命命令他接受冕服，内史赞礼；侯三次辞谢，天子三次命令，随后才接受冕服。仪式完毕后，设宴款待，赠送礼物，为他饯行，并加以宴饮亲好。唉！周代的旧典礼，经过如此隆重，授受之际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到了《春秋》所记的各国，都沉醉在战争和争夺之中，纲纪沦丧、法度败坏，朝贡、聘问、告事的使者很少来到天子的朝廷，正是因为王命已经轻微了。最能秉持周礼的国家没有比鲁国更强的，请从隐公时期看起。平王去世，鲁国不派使者吊唁，也不供给周王丧事所需，于是导致武氏之子前来求取赙礼。四年后，周王派凡伯来聘问；又过两年，南季再来聘问，却没有听说鲁国的玉帛礼物送入洛邑。桓公杀害隐公而自立，是篡夺弑逆之贼，本来是鲁国应当避讳的事情，因此不敢派一名使者把此事报告周王。周王却派宰渠伯纠来聘问，接着又派仍叔之子来，随后又派使者来求车。桓公在齐国去世，始终没有依礼行事，周王却派荣叔追赠谥命。这王命怎么会如此轻亵呢？再大略说晋国，曲沃夺取宗主地位，多次背叛周王；周王不但不加罪，反而派虢公命曲沃的一军为晋侯。此后晋国侵伐兼并诸国，日益强大。晋文公讨伐楚国，把俘虏献给周王，周王设享礼用醴酒款待，命令赦免楚俘，命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参加会同，又命重耳为侯伯，赐给他车服、弓矢、秬鬯和虎贲，并说：“王对叔父说：恭敬地接受王命，以安抚四方诸国，纠正并远离王室的祸患。”重耳三次辞谢，两次拜首至地，奉扬天子的伟大光明显美的命令，接受策命后离去。他出入朝廷，三次朝见天子，仪式就是这样恭敬。只有这一次王命，在史书中有光彩；其次是卫国的两次命令，一次是追赠卫灵公谥命，一次是答复蒯聩的命令，也都有文辞可考。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听到王命。后来到了威烈王二十三年，忽然出现了任命三晋大夫为诸侯的策命文辞，使人又惊又喜。东周为什么会突然重新振兴，竟有这样的旷世礼典呢？然而既没有完备的礼物和典册，也没有王室使者亲自前往，那么怎么能够下达任命呢？这又是《春秋》以来的一次变化，我对此深感怀疑。本朝治平初年，司马温国公奉诏编次历代君臣事迹，赐名为《资治通鉴》，正是从三晋被封为诸侯开始。大概司马公不敢向上接续《春秋》，而是向下承接《左氏传》；《左氏传》以智伯灭亡结束，《通鉴》则从智伯被立为首领开始。然而智伯的事情鄙陋，不足以作为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纲领。于是司马公提出三侯受命之事，并在其下追溯智伯，又写明自己以此作为著述开端的用意，哀伤周室名分的大败坏，最后用“哀哉”二字作结。有典章，有法则，正大而激昂，正是为了扶持天伦，安定民众的准则，给万世帝王树立规范。后来的儒者认为司马公的话确实忠厚，却还担心与实际情势相距太远，所以致堂胡氏追论晋悼公因一次懈怠的使者而受病。大夫主持诸侯会盟，发生在三晋强盛之际，用来补充司马公谨慎处理策命的说法。这只是说到了晋国的礼制，还没有涉及周王室的礼制。因此朱文公作《感兴诗》，以昭王南巡而不返为起点，经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室的法度章程早已沦散，为什么偏偏到这里才可以议论呢？这又补充了致堂没有涉及的地方。即使如此，撰述《春秋》以后的史书，除了这件事，也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作为开端。周平王东迁时，因晋文侯扶立而即位，周王室已经衰弱；周顷王因晋文公安定王室而即位，周王室于是更加衰败；周敬王因晋国大夫扶立而即位，周王室更加混乱。晋国大夫从此争衡于中原。何况战国时期的周，土地日益缩小，人才日益减少，王官不完备，声名文物黯淡无光，实际上不过是诸侯的一个附庸罢了。积累到如此轻弱的程度，哪里还足以成为天下所尊重的对象呢？我听说，君主能够以义制定命令，臣下能够承受命令才算守信。君主不能以义制定命令，就无法使人心普遍响应，只能听凭别人承受命令。我因此向太史公提出疑问，考察《帝纪》，其中记载在九鼎震动之下颁命三侯，这就是温公以此开端并发表议论的原因。考察《世家》，则说：“魏、赵、韩都彼此拥立为诸侯。”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自行相立，周王迫不得已才授予名分吗？又过了十八年，田和请求封为侯，魏国派使者向周王进言，周王答应之后才正式封立。

译详细考察“许”这个字，就知道太史公正是把它作为王命来记载的。当时王命比一根羽毛还轻，哪里能够拒绝呢？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更强盛的了，他们尚且明明看见楚国称王而不敢过问，何况还要等待后世的桓公、文公去责罪大夫自行称侯呢？在此以前七十多年，卫国还把王命看得很重；在此以后七十多年，诸侯彼此称王，王号还嫌不足，又彼此称帝，那么对于周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上下相距一百五十年，苍姬周室将要终结，正如太阳将落、西风将尽，岁时到了冬天；上天所安排的伦常被砍削败坏，上天所规定的礼秩流离失所，上天所赋予的命运僭越错乱而无法抵御。如果不是圣人用仁义中正确定它、树立准则，哪里是区区智力所能抵挡并摧毁这种势头的呢？天下固然有无法作为的时候，但圣人却没有不可实行的道。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东方重新成为周吧！”圣人本来从未不是想在东方兴复周道。孟子也说，假如孔子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在那里做君主，一定能使诸侯朝见，取得天下，这话确实不假。如今考察周的灭亡，仍有三十六座城邑、三万户人口；土地和宝器虽然都输送给秦国，周民却向东迁徙。由此可知，王位可以降服，人民却不能强迫他们服从。国家可以取得，人民却不能强迫他们服从；周王的德泽深入人心，竟达到这样的程度。对于圣人来说，也还不能说是到了无法作为的时候，何况本来就有可以作为的道路呢？胡氏竟然突然说“我对它无可奈何”，也太勇于自我放弃了。《鲁斋清风录》。从前先祖父失去父亲时还不到成年，而老师和朋友已经很有声望。先君留下孤儿们去世，我虽然已经超过小学的年龄，却懵懂无知，不懂读书，不禁感叹贤人与不肖之人的差距是多么遥远啊！我私下认为，中散公把贫穷留给先祖父，而磨炼意志、忍耐性情的功效非常深。先君把遗留下来的恩泽留给我们后人，而很少有人能够遵循礼法，这种习惯却很容易沾染。这就是贤与不肖所以分开的原因吗？即便如此，贫贱、忧患和悲戚所能成就的，必须是资质在中人以上的人；如果把粗茶淡饭交给资质在中人以下的人，衣冠家业也必然会沦落。贫穷却能快乐，富贵却能爱好礼法，不是功夫达到极深地步的人做不到。我自从娶妻以来，曾经从事生产劳作，逐渐看到了成效。安静下来稍稍检点身心，就发现荒疏废弛、毫无治理，惊惧地知道自己应当戒惧。断绝逐利的念头，闭门读书，才粗略懂得圣贤广大精微的境界。于是家事荒废松弛，生活日渐窘迫狭窄，但我也非常甘心。大概这方面重了，那方面就轻了，事物本来就不可能两方面都达到最大。如今我年近六十，才为继承家业的儿子确定伦序，疏理并传下衣钵。有田二顷，足以供奉祭祀，足以养活妻子儿女，足以接待宾客；有书万卷、手帖和石刻数百种，足以用来考订探究，足以穷究古今，足以涵泳义理。用这些来治理内心、修养自身、从事各种技艺，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可行的。然而不能不借助田产来安定求学的心志，更不能不借助书籍来保全衣食的根本。无论丰裕还是俭约，贵在两方面都安排得合宜。有才气的人出现，即使两者都没有，也不妨碍他成为贤人。汉代疏广曾说：“子孙贤能却有很多财产，就会损害他们的志向；子孙愚笨却有很多财产，就会增加他们的过错。况且富有，是众人怨恨的对象。我没有什么可以教给子孙，不愿增加他们的过错而招来怨恨啊！”这话说得对，谁没有子孙之念，而能够作这样的长远考虑呢？实在太少了。后来刘表问庞德公拿什么留给子孙，庞德公回答说：“别人都把危险留给子孙，如今我独自把安定留给他们。虽然所留下的东西不同，却不能说是什么也没有留下。”这话说得更加深刻。那么，使人得到安定或陷入危险的原因，没有别的，不过是义和利这两端罢了。你们这些年轻人要自己选择。假如一心只在利上，那么读书求学的种子就会断绝，流为庸俗之人；利本来就不值得依靠，而自身却会日益危险。假如一心只在义上，那么志向会不断趋向高明，就可以成为君子；即使贫穷也有足以依靠的东西，未曾有一天不安定。年轻人，你们要记住这些！闲暇时偶然按类别编录旧书目录，共十五卷，用来防止散失，并且每一部都写有序言。因而想到柳子厚曾经忧虑世世代代守护家业而使学业不衰落的人，即使在古代也还很少见。于是赞美王氏兄弟间所发出的穆然清风，见于简朴文字之中，便把这部目录命名为《鲁斋清风》。《武当赠行轴识》。从前庆元戊午年，先君赶赴武当戍守，骑一匹马就上路，丝毫没有为难之色，志气雄伟，于是得以考察荆楚形势的优胜之处，向北遥望中原，心驰故园，访问遗老，全面了解敌情。当时国家与敌方的和好正很牢固，却始终无法表现自己的才能，过了四年才回来。他出行时，赠言的人不止一个，只有临江叔父的序文，反复恳切地说到凝聚人心的一句话，见识高远，谋划深长，爱护兄长的情意也很深。又得到竹轩先生夏公的两首诗，语气宽柔平淡，情意温厚雅正而深奥；“慰民凋”的诗句，是希望他采取培植根本的策略；“思吞虏”的诗句，是勉励他规划恢复中原的方略。言辞简约而意味深长，哪里是寻常惜别的话呢？先君途经番昜，拜访先祖父的故友石乔余公；余公是沙随先生的门人，确实是诚笃的古代君子。他对旧日交谊缠绵深厚，对后辈寄予勉励期望，满幅文字都和蔼可亲；又说幕府宾客这一职任关系重大，概括说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也很艰难。至于这一句辞语，其中谨慎戒惧的意思，隐约显露在言辞之间，不是明白道理的人无法达到这种程度。这三篇文字，体裁虽然不同，却都充分表达了彼此相爱的真情。后人往往只取其文辞，还应当懂得四位君子的用心。当时我刚满半周岁，如今渐渐已经六十岁了。惊叹岁月飘零，痛惜文献凋残，于是潸然流泪，写在卷后。《金吉甫管见》。宝祐甲寅年立冬日，兰溪金吉甫来访，把一部《读〈论语〉管见》拿给我看。他在书中立论说：“凡是从集注的言语和意旨之外有所心得的，就记录下来。”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孟子所说的“自得”，是希望人在深入造诣之后自然有所获得，而不是患有强行探求、用力搜索的毛病；也不是要脱离先儒的学说，必定要有一种超然独立的见解。全天下都误解了“自得”的含义，纷纷提出新奇的论说，危害不小。况且集注一书，虽然说是向后学明白地开示，其中包含的意味无穷，越加玩味就越加深厚。在言语和意旨之内求取，尚且不能得到大概，怎么能到言语和意旨之外去求取呢？这部书中确实有许多见解，正应当用力研习。我恭敬地把它送还给他，不敢有所隐瞒。假如能够俯身勤勉不懈，在集注之中沉潜涵泳，日后一定会验证我的话。《汪功父知非稿》。

译万事没有不是通过学习而达到的，只有诗未必完全由于学习。诗歌的工巧可以学习，但它的气骨实在与人的品格有关。朱文公独独喜爱韦苏州的诗，是因为其中没有声色臭味，接近于道。这句话不只是评论诗歌的精要，也是学习道的人的重要话语。自《诗经》三百篇以来，独具平淡闲雅风格的作品最难得到。平淡闲雅的境界，哪里是靠学习就能达到的呢？只有没有欲望的人才能做到。难得的并不是没有欲望的诗，而是没有欲望的人实在难得。我看功父的诗，似乎已经略有这种气骨。若再用学问充实它，也许这种气骨就会开展、稳固，逐渐趋于成熟。有一天他把《知非稿》拿给我看，使我得以审察其中的是非。作者本来是想知道自己的错误，而观览它的人大概是想知道其中的正确。我正要判定它的端绪，等待功父学问有成。日后也许会有识见的人来验证我的话。《古易音训》。我闲暇时校订音训，对于其中可疑而不能释然的地方，过了很久，才明白成公在存疑方面的谨慎，以及他善于恢复古义的地方。所谓古文，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从前刘向曾经用宫中古文《易》校对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的《易》，发现有很多脱落，只有费氏的经文与古文相同。郑康成、王辅嗣本来都出于费氏，如今的《易》就是古文《易》。但是现在《易》中的字，却不是古文的字了。何况籀书、篆书既已变更，隶书、正书又更加不同，辗转传写产生的讹误，哪里能完全与古文相合呢？晁氏既没有见过古文《易》，如今他所依据的古文，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姑且只说今本与古本的异同：今本的“若”字相当于古本的□字，应当认为应从古字。凡是经文、传文都写作这个□字，是合理的。自“乾”以下既然已经改换，为什么偏偏在离卦这里单独出现这两个□字，难道不值得怀疑吗？“趾”写作“止”，确实是古字；有时加“足”旁，有时去掉，难道会有两种意义吗？“拯”写作“承”，也是古字；但又不统一写作“承”，为什么呢？“要”写作“取”，“鲜”写作“尠”，也未尝全都出自同一个规律；像“亨”“享”“佑”“祐”这一类，仍然很多。至于“丧”和“丧”，并没有大的差别，只是笔法互有得失罢了。成公难道不能订正其中的是非，使它们归于一致吗？保存疑义、存留古字的原则，不应当这样做。这正是成公完全沿袭旧本的原因。最不得已的一处，是把“天一地十”一章移到“天数五”之上；这是因为要保存程子、张子的说法，有不能不移动的理由。如今成公在字音方面，因循晁氏旧说而增广；遇到异同之处，不敢轻易增加一字，谨慎慎重到了这样的程度。可是对于传承千年、从未有人怀疑的书，他却果断地拨乱反正，由此可知他恢复古本的态度是很审慎的。晁氏先于成公提出复古，难道成公只是苟且跟从吗？只是二人的志向偶然相同罢了。至于订正古字还有不尽完善的地方，成公也不能完全听从晁氏。说是古字，说是今字，说是籀字，说是篆字，说是隶字，分别似乎非常精细，订定似乎非常确切；慢慢考察起来，大概也不能完全合乎文字法则。至于根据卦气来判断字的对错和有无，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不过我曾经这样想：如果没有音训来分类说明异同，就不知道诸儒的得失；如果看不到诸儒之间异同得失，就不知道伊洛以来传承义理的精微。音训对于后学的益处就在这里：知道它们所以不同的原因，又能考察它们本来应当相同的地方，这以后才可以称为善于读书观察。如今大纲领已经订正，音训刚刚完成，而成公梦奠的精神全在卷末以下、分行注文之中，读者尤其应当留意。《大学沿革论》。从前圣人所制定的根本经典和重大法则，用来承载上天本心、树立人民准则、确定万世标准的，都已经在《春秋》末年失传了。我们的道统失去传承，往下除了孔子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之外，再没有其他著作。如今《大学》一篇，郑康成称它为通论，认为只是记载广泛学习可以用来治理政事，这见解多么浅陋啊！孔颖达把首章作为经文，却说：“这部经先从盛大处追溯本初，又从本初推到盛大，上下相互联结。”只是粗略解释了文章体例，而文义仍未明白。经过一千五六百年，没有人知道它的出处。直到本朝程子才说：“这是孔子遗留下来的书。”他重新刊定，又加以表彰，认为这是初学者进入德行之门。到了朱子，终于明确说：“经一章，大概是孔子的话，由曾子述写。”

译“传十章，则是曾子的意思，由他的门人记录下来。” 朱子在《或问》中又说：“子思把它传授给孟子，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如此，曾子的门人中，谁能超过子思呢？难道它是子思的书吗？朱子的序文说：“《大学》这部书，是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又说：“这部书是流传后世、树立教化的大典。”后世学者这才认识到这部书整体和作用，坦然明白了。起初它遭遇秦代的大禁令，断简残编从屋壁中发现出来，编联的绳子腐烂脱落，竹简次序混乱。汉代儒者搜集整理，使后世还能看到圣贤留下的经典，可以说对名教有很大功劳。然而在大破坏之后求取经典，对已经得到的成果仍感到不满足，认为它还没有达到至善，这也是人情不能没有遗憾的地方；何况时代变化、风气转移，老师不同、传授异说，也不是一时能够突然纠正的。于是人们只随文字解释意义，不知道纲目之间相互统摄；承袭错误、跟随谬误，不追问义理血脉是否贯通；穿凿附会，不思考义理是否差误；晦暗蚀损而因循沿袭，于是错误越来越多，误解越来越深。二戴不怀疑，郑康成、孔颖达不怀疑，汉唐诸儒也不怀疑。直到二程才敢倡言说：“这里是错简，那里是脱简，这个字应当作某字，这一句明明是注文，是衍文。” 学者如同在睡梦中忽然醒来，这才知道圣人的本意简易明白，从来没有艰难险僻的词句。只是第二句中“新”一个字稍显生涩，竟然讹误成了“亲”。讲解这部书的有一百多家，却从来没有顾及传文中“三新”彼此相应，真是白白读了圣贤之书。程伯子先从杂乱的篇章中取出三纲，列在前三句之下，这自成一种编排。程叔子则把它放在首章之后、七传之前，又形成一种编排。《淇澳》一章，二程都把它从诚意传之后取出，放在“殷未丧师”之前。朱子不同意这种做法，于是独自把它放在至善传的末尾，因为其中有“盛德至善”的话可以作为证据。又把“没世不忘”看作至善的极致，考察起来可以说很审慎。只有格物致知这一传独自亡佚，从汉儒以来却从未有人说它亡佚。如今用经来统摄传，就知道首尾森严；用传来承接经，就知道义理精密。缺少这一传，结构反而清楚易懂。何况致知是《大学》最初下功夫的地方，诚意的功夫是从致知推演而来，所以这一传不可缺少，已经很明显了。这一传既然缺失，那么凭什么作为明明德的基础？凭什么作为新民的根本？又凭什么知道应当达到至善并止于至善呢？于是朱子不得已追补了这一传，字义不能说不亲切，文意不能说不明白。但熟读反复玩味，终究是后世的文辞，不如古人宽厚。而且朱子自己也认为还不够完善，所以存斋必大问他：所补的致知章为什么不仿效原文体例？朱子说：“我也曾试着仿效来写，最终却不能写成。”以朱子义理精微、笔力健劲，难道在这里有什么不足吗？然而古今风气不同，不能强行用自己的力量达到古人的境界。每次读《大学》到这里，我没有一次不合上书卷长叹。咸淳已巳年，得到黄岩玉峰车君来信告诉我：“致知格物传从来没有亡佚。”从“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并“听讼”一章，俨然就是格物致知一传。于是我惊喜地跳起来，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这与我以前听到的不同。假如没有增补而旧有的篇章重新恢复，这难道不是追还亡佚篇章的最大功劳吗？即便如此，程、朱三位先生玩味探索不是不久，分析章句不是不精，他们为什么没有把它作为传呢？我曾经反复思考，知道这一传为什么亡佚了。它错简在至善章之下，逃失得非常隐蔽，掩藏得非常严密。大概它承接上句太紧密，这就是三位先生确实相信它而不加怀疑的原因。然而三位先生不对此怀疑，后学却敢于一旦改动它，难道不是僭越妄为吗？天下不可改变的原因在于义理。二程不因为汉儒没有怀疑，就不敢重新订定；朱子也不因为二程已经订定，就不敢再次修改。他们都是追求义理的至善，使自己的内心完全安稳，并不是故意强求与众不同，也不是苟且求同。何况朱子也从来没有截然断绝彼此参照的关系。我把条理疏证列在后面。用经来统摄传、用传来附属于经，那么次序就可以知道，这是朱子的话。此章如果是经文，那么上面没有统摄它的内容，下面也没有可以附着它的内容，这是第一。两个“止”字彼此照应承接，本来已经很紧密；两个“明德”彼此照应承接，难道不是更加紧密吗？这是第二。按照朱子所补的文字，文体很难拼合；哪里比得上把这一章移作传文，使文气自然贯通，又不失去原有篇章？这是第三。格物致知不能没有传，而这一章在此处尚且可以缓置；利用原本已有的篇章来补足缺失，不动用斧凿，这是第四。古人不拘泥于字面意义，只说大意，而字面意义也包含在其中。何况这里已经有“知”字、“物”字，自然就是格物致知的一传，这是第五。所谓致知，就是依据已有的认识，把认识推到极致。“知止”就是认识。直到达到定、静、安、虑，然后得到所应止的处所，难道不先要扩充自己的认识吗？这是第六。事物有本有末，事情有先有后。知道根本应当在先、末节应当在后，这就叫作致知在格物。听讼是末，息讼是本。没有真实情由的人，不能把他的言辞说尽；使民心深怀畏惧，这就是格物了。这叫作知本，也就是知至。这是第七。“听讼”一章原本在“止于信”之下，程子把它推进到经文之下，朱子于是将它列在诚意传之上，说：“考察传文的结语，就知道它是在解释本末的意义。”再用经文原文来验证，就知道它应当属于这里。由此可见，朱子也未尝不认为它应当在此，这是第八。朱子解释“听讼”章句说：“从这句话可以知道本末的先后。”由此可以明白“止”这一章，这是第九。《或问》中朱子又说：“所谓知止，是事物格、认识达到极致，对于天下所有事情都知道其至善所在，那就是我应当止息的地方。”他未尝不是把知止看作物格知至。这是第十。把朱子的话互相参照比较，就可以知道他本来确实把这一章看作致知格物传。

译然而，勇于补充却不勇于改移，这是为什么呢？拿《诚意》一章来看，直到临死前数日，修改还没有完成。假如再给他几个月或几年，怎么知道他不会终于改移呢？朱子说：“义理无穷无尽，前人那样说，也未必已经说尽。必须自己把它横着看、竖着看，使它全部深入而且有所收获，就在这里。”这可以说是为后人打开了穷究义理的大门，而不以某一种固定见解限制他们。这种心，是大公至正的心。欧阳公也说：“经书不是一代人的著作，传述中的谬误，也不是一个人的过失。刊正、补辑，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完成的。求学的人各自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而由明达的人加以选择，以等待圣人再生。”这些话精当深远，广大而公平，既不把自己的说法看作绝对正确，也不敢过分诬蔑前人。后世再没有这样的人，我因此深深体会车君的话，替他作了这篇议论，与同道者共同评议。《家语考》我每次读《中庸集注》，看到用《家语》来证明《中庸》有缺文和衍文，私下总对此感到怀疑，于是写信告诉赵星渚。他回答说：“文公认为《家语》是先秦古书，这是没有什么可疑的；但因而考求《家语》的始末，却更加有很大的疑问，请让我顺着这个问题加以论述。” 考证古代之事并不容易，这是先儒极其谨慎对待的事，哪里是后来的学者应当随意议论的呢？必须学问广博、义理明白、心地平正、见识深远，才差不多可以希望得到正确结论。因为学问不广博，就不足以贯通群书的言论；义理不明白，就不足以融会群书的义理；心不平正，就不能确定轻重的权衡；见识不深远，就不能消除古今的迷惑。我不聪敏，哪里足以知道这些？我曾私下认为，学者没有不读《论语》的；自汉代以来，各位儒者和名家也没有不为《论语》作笺注解释的。到了本朝伊洛、紫阳诸位老先生出现，《论语》的意义才大为明白。他们说这里脱了一简，说那里简次错乱，说这是衍文，说那是缺文，说某字应当作某字，才敢明确注在正文下面。然而，还没有人确定《论语》究竟是由谁编集的。人们固然曾说：“这是鲁论，这是齐论；这是子贡的门人记录的，这是闵子的门人记录的；这是有子、曾子的门人完成的。”可是子贡、闵子、有子的门人，后世没有听说其中有显名的人，只有曾子传得孔门正宗。当时掌握删削编纂权力的人，难道不是子思吗？我听说孔子三十五岁时，弟子日益增多，周游天下将近四十年，登门求学的总共有三千人，他的嘉言大训应当多得数不清，难道《论语》五百章能够全部容纳吗？在这五百章中，优秀弟子的言论已经占十分之一二，七十子的言论尚且不能全部载入，三千人的姓名都不能全部知道，更何况他们的言论呢？唉！《论语》这部书，精粹固然精粹，但对于孔子的言论，还不能说是大备。难怪诸子百家各自执守所听闻的内容，发挥推演，却没有谁知道应当怎样裁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本来就有无法避免的情况。我读《家语》，由此找到了《论语》的源头。它的序文说，当时的公卿大夫、士以及各位弟子，把孔子的言论全部汇集记录下来，总称为《家语》，这话是说对了。正如今天的程子、朱子的语录一样。颜子听到的，曾子未必知道；子贡听到的，子游未必知道；齐、鲁两国君主的问答，两国之间也不可能互相听到。用今天的情形推想古代，按照事情来揣度，依照道理来估量，如果没有人把这些内容大规模融会、精粹地编成一部书，就会散漫而没有纲领，浩繁博杂而难以寻求，门人又凭什么辨别其中的精微？所以说，这就是《家语》的源头吧？但记录的人不是一个，抄录的人也不是一个；才有高下，辞有工拙，意思有疏密，道理有精粗，

译各种材料纷纷而来，只能兼收并蓄，也无法将它们拒之门外。在这个时候，七十子已经相继去世，大义也已经偏离，渐渐进入战国时代。各人剽窃自己听到的内容，假托自己知道的东西，纵横捭阖，矫饰虚伪、掩盖是非，用雄辩诡辩来欺骗诸侯、残害百姓。祸根盘结于天下，紫色扰乱朱色，郑声扰乱雅乐，大道被遮蔽侵蚀，异端纷乱争竞，诬蔑圣人的言论，误导后世。这正是有见识的人日夜忧惧、想办法拯救它的原因；不得不从《家语》中采集精要简明的内容，编成《论语》，用来端正人心，彰明圣人道统，承接先前的传统，启发后来的贤哲，为长久深远的事业作打算。那种在天下滔滔横溃的局势，本来不能一下子遏止断绝。等到祸患达到极点而形势稳定，大根本、大源头就会正大光明，巍然与日月一同运行于天地之间；即使万世以后，人们也没有不以此为宗本的。它的功劳难道还会在禹之下吗？在那个时候，承担这项责任的，如果不是子思，我还归给谁呢？所以说，编集《论语》的，一定是子思；开始著书来惠益后学的，也一定是子思。《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那不过是记录性的书。子思二十三篇，像《中庸》《大学》，则是子思著作的书。根据《论语》的体例来推测《家语》的规模，大体上只是记录而已。不过，精要简明的内容既然汇集在《论语》中，其余内容保存于《家语》，它虽不能算纯粹完备的书，但称为先秦古书，难道不是很合适吗？虽然如此，我曾经考求《家语》的沿革。它的序文原来说：秦昭王时，荀卿进入秦国，昭王询问儒术，荀卿把孔子的话和弟子们的话，参照自己的论述，献给昭王。荀卿对于儒术本来还不纯粹，而昭王哪里是能够实行儒术的人呢？可以说两方面都错了。这使《家语》发生了第一次变化。于是这部书被列入诸子之中，得以逃过焚书的灾祸。秦朝灭亡后，书籍全部归于汉朝；高堂生得到《礼》的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一百三十一篇。注说：这是七十子及后学所记录的。这难道不是《家语》的遗存吗？河间献王得到后献上朝廷；宣帝时，后仓阐明其学业，于是作《曲台记》，传授给戴德、戴圣、庆育三家。大戴删去繁琐，成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为四十六篇；庆育没有流传下来。马融得到小戴《礼》，又补足《月令》《明堂》《乐记》三篇。郑康成向马融受业，为它作注解，考究其源流，大多出自荀卿所传。所以《戴记》中有很多荀卿的著作。班固说：《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卷数与篇数不同。颜师古已经注说：这不是今天所存的《家语》。成帝时，孔子的十三世孙孔衍上书说，戴圣近世的小儒认为《曲礼》内容不足，于是取来杂乱的《孔子家语》以及子思、孟轲、荀卿的书加以补益，总称为《礼》。于是删除了《家语》的原篇，这是毁灭它的根源而保存它的末流。由此看来，《礼记》形成以后，《家语》又几乎亡失了。我因此说：《论语》是古代《家语》的精华；《礼记》是后世《家语》的精华。如今的《家语》十卷，共四十四篇，我认为是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子、孟子以及大戴、小戴的遗说，混杂精粗，割裂前后，编织而成，假托安国的名义。舍弃珠玉而保存瓦砾，珍藏宝康瓠而丢弃商鼎，安国不应当如此疏略。而且安国是汉武帝时的人，孔壁藏书正是安国所守护的；他不能用金石丝竹遗留下来的古乐音律，订正曲台记的繁芜，使他的功劳反而低于大戴、小戴，这一定不可能。因此朱子说：《家语》是王肃编纂的古代杂录，书中虽然毛病很多，却不是王肃亲自创作的。

译他说现在的《家语》是先秦古书，我私下认为这是他早年的论断，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考察，所以在《中庸》注中也没有来得及修正；后来又说《家语》是王肃的书，这无疑是晚年的论断。唉！《家语》这部书，是洙泗一带的嫡传，不幸经历了五次变化：第一次变化在秦代，第二次在汉代，第三次在大戴，第四次在小戴，第五次在王肃。洙泗的流风余韵，寂然不再保存。用古代《家语》来校正《中庸》，文辞十分诚实，道理十分明白，可惜已经无法见到。用现在的《家语》来校正《中庸》，终究恐怕有不妥之处。按照朱子晚年的论断，时间久了也未必不会修改。学者拘泥成法，胶柱鼓瑟，反而造成大病，所以不能不加以论述，只等待明智的人来选择。《水灾后劄子》我私下考虑，婺女作为一郡，三面被山阻隔，太末之水又限制其西南，中间肥沃的土地非常狭窄，丰年好岁也只能勉强自保；国家没有积存两年的粮食，上等农户没有半年的口粮，一遇水旱灾害，上下都困苦。今年阴气造成的灾变肆虐，西边田地已经报灾；狂风淫雨在外面浸泡冲荡，螟、螣、蟊、贼在里面啃食侵蚀，禾苗枯槁、谷粒不成，放眼百里都是如此，即使没有洪水，也已经是荒年。何况七八月之间，山崩石走，百川沸腾，五县狂暴的洪水在一夜之间几乎倾覆一切：我们的房屋漂荡，家具沉没，庄稼断绝，百姓横尸遍野，冤气遮蔽天空，即使咸淳年间也没有这样严重。这难道是小事吗？死者我无可奈何，而活着的人每天走向沟壑，尤其值得怜念。恭敬地想到某官承担着做百姓父母官的责任，推己及人，怀有不忍别人溺死、饥饿的仁心，散发钱财、开仓出粮，普遍加以救济，恩德已经非常深厚。随后又上奏朝廷，大量拨发稍廪，盛大地发出钱粮凭证，使者跋山涉水，巡按官吏奔走山谷，用来慰劳和供给援助，恩惠已经极其丰厚了。然而，有见识的人即使对今天没有遗憾，对将来却深感忧虑。为什么呢？肥沃的土地在低处并靠近溪流，贫瘠的土地在高处并连接山地；低处适宜种粳稻、粳米和糯稻，高处适宜种粟、豆和油麻；再其次则种荞麦、芋头、水果、蔬菜和萝卜，幸免于灾害的不过十家中的两三家。靠近溪流的地方是洪水汇聚之处，连接山地的地方是洪水发源之处；被水浸泡的禾苗长出芽，被水淹没的就要枯槁；被冲撞的地方砂石纵横，山陵与深谷的位置也会改变，荒年的灾祸没有比这更惨的。明年春天粮价必然飞涨，百姓将难以维持饮食，这已经毫无疑问；现在商议实行赈济，也将按次第举行。然而，今天实行赈济的局面与去年不同，因为承接丰收之后的局面容易，承接凋敝困顿之后的局面困难。我州自庚子年春天商议实行劝分，到现在三年举行一次，百姓还乐意听从；再举行一次，民力已经耗尽；举行第三次，元气必然断绝。因此，在吴侍郎任内实行劝分，不需费力催办，上下都欢欣；在赵都承任内实行时，征调扰民、限期督促，费力极大；实行到今天，实在没有好的办法。富家大户都已经一贫如洗地等待新的命令，先已有饿哭的忧虑，何况弱小人户呢？所以劝分的命令，即使再次发布，也要日夜思考；唯一的办法是向朝廷哀告，把命交给君父，请拨借四五万石米，等到明年春天出售粮食，积存钱款，秋收后买粮归还朝廷，决不把烦琐渎扰当作罪过。本州又紧急筹集、融通四五万石粮食的资金，立即派官员到浙西收购，等将来赈济和出售粮食的事情办完。这笔钱也不担心亏损，只是浙西晚稻将要成熟，如果趁发运司还没有下达收粮命令，先收购数万石粮食，只需浙西一两个中等人户从容办理，这是其次的办法。大体说来，荒年之后必然有盗贼抢夺的忧患，计无所出，是形势所迫。但只要请粮的奏章一发出，转运粮食的官员当天上路，就可以遍告乡村，把这个意图告诉百姓，使百姓知道官府先前已经救济安置，后面又有措施安排，必定没有高价买粮的忧虑，也必定没有流亡饿死的忧虑；他们徘徊观望的邪念自然消除。然后整顿保伍，严格申明号令，按察驱逐苛刻的官吏，禁止收敛暴横的百姓，这样或许能使千里之内的愁叹自然消除，使国家的根本更加稳固，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鲁斋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鲁斋集》卷十　宋王柏撰　杂著

译《大学沿革后论》人心厌恶陈旧的言论而喜欢奇异的说法，实在太厉害了。陈旧的言论，是人们已经玩味熟悉的，所以容易厌倦；奇异的说法，是人们新近听到的，所以容易喜欢。却不知道，陈言虽然容易使人厌倦，却可以长久实行；奇论虽然容易使人喜欢，却必定不能长久。譬如布帛和谷粟，早晚穿用、食用，一生都不能更换；又譬如日月星辰，自古以来常常看见，但光辉景象始终新鲜。何况圣人的书，正大而平实，精确而详明，经历千万世也不可磨灭。平静心情，改变意气，求取它还担心不能得到，怎么可以用新奇来求取呢？后世却穿凿附会而喜好标新立异，牵强附会而炫耀技巧，这不几乎是在侮辱圣言、败坏心术吗？这正是先儒所呵斥的原因。我已经很久在警戒这种弊病。一天听说《大学》格物致知一章并没有亡佚，不只是车玉峰有这样的说法，自董钜堂以来早已有这样的说法。考亭的后学一时严守尊师之道，不察是否正确，一概加以禁止。这种说法流传出来以后越来越广，终究不能磨灭。于是有人想用首章“知止至近道矣”一段来充补，未免显得跳跃突兀。他们的欢喜确实是欢喜，却是因为新奇才这样欢喜。他们的意思不是喜欢它新，而是喜欢它恢复旧貌；不是喜欢它奇，而是喜欢它归于平常。因为不必费言辞去追补，而经文和传文都庄严完整、仿佛没有亡佚缺漏，难道不是后学的大幸吗？我曾经作《沿革论》，但仍有未尽之处。后来拿《大学》首章，早晨读，晚上思考；退下来把其中一段读几十遍、上百遍，又把这一段添进去读几十遍、上百遍。沉潜玩味，文辞顺畅，体例端正，意义充足，然后知道它不能不改。人到了十五岁，从小学升入大学，所以这部书所载的是大学的道理，用来教人，便以“大学”命名这部书。所谓大学之道，“大”是从人来说的，“学”是从处所来说的，“道”是从教化来说的。它的道理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在于更新百姓，在于止于最高的善。这三句话是全书的纲领，而全书的体和用都尽在其中。天命作为理，是我的性；天命作为气，是我的心。没有这种气，理就无所寄托；没有这种理，气就不能灵明。性是理与气的结合，心统摄性与情。如今如果教人贯通而明白知识，称作明理、明气、明性、明心，都不恰当。理存在于心，称作德，所以说“明德”。然而，这种德本来虚灵而不昧，只说“明德”，体和用就混杂了，所以又添了一个“明”字。下边和上边的两个“明”字中，下面的“明”是本体；上面的“明”是教导它的方法。既然说“明德”，就看不出哪个是理，哪个是气，哪个是性和心了。“明明德”是大学之道的体，“新民”是大学之道的用。各自都止于最高的善，然后才能说是完整的体和宏大的用。明明德没有止于至善，对于明德就仍有亏欠，不能说是完整；新民没有止于至善，对于新民就还不够广，不能说是宏大。所谓明，是依循它本来光明的性质，不使它昏暗；所谓新，是因为它已经昏暗，又使它恢复更新。至善，是明德、新民的标准。自古以来“善”字没有固定的训释，周子才开始把它看作纯粹不杂。说它的体，已经很精确；说它的用，却还不够贴切。它的用，就是恰到好处，就是符合中节，就是没有过也没有不及。朱子则说：“善，是事理所当然的极致。”说事理所当然，是解释“善”；说极，是解释“至”。行善有时差一分未达到，有时超过一分，不能说是不善；但称不上至善。圣人的言语虽然极其精密，而气象却十分宽大。既然确立了三纲，按体例就应当接着列出条目，使文脉不断、节拍从容，不像后世文章那样浅薄急迫、容易显露。第四节开头说：“古代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的人。”这一句非圣人不能说出。这叫直指全提，是说古人由此开启后世的学问。“欲明明德”四字，如果从根本推到末梢、从开始推到终结，这是顺着文辞说的。忽然接上“于天下”三字，气势却翻转过来，从末尾归到根本、从终结追溯到开端，变成逆着文辞说。这是文字险峻的地方，于是用六个“先”字贯串起来，追溯施加功力的起点。从平天下到齐家，都是新民的事；从修身到致知，都是明明德的事。“致知在格物”忽然又改变句法，而它的旨意更加深密。从三个“在”、六个“先”以下，气势如同从高处倾泻而下，在“致知”二字上，文法的力量哪里只是万钧之重？“致”，是上面教导的方法；“知”，是下面学习的内容。“知”字既然重要，就不能不传授达到它的方法。致知只在格物之中，穷究事物的道理，正是用来达到我的知识。第五节的七个“后”字，才是从始至终、从本到末，是要让求学者知道功效实现的先后，依循这个次序就不会错。“先”字在下，“后”字在上，六个字反复错落，体和用顿时不同。

译第六节说：“从天子到平民，一概都把修身作为根本。” 只用一句话作总结，不仅关键极其严密，而且包含许多教人的方法，内容广博却不显露，简约却不晦涩；在半句话中挑出“修身”，把上下都束定下来，凡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由此成就。既然说修身二字以此为根本，那么齐家直到平天下都是末节。后面又用余意，一句正面结尾，一句反面结尾，已经含蓄地把传文的意思全部说足了。这对于圣人来说，哪里是特意留心作文呢？只是词章从胸中自然流出，本来就这样。如果三纲下面没有“致知”一句，就不知道应当怎样学习；如果物格知至下面没有“修身”一句，就不知道应当怎样实行。圣人的话，一个字也不能多，一个字也不能少；一个字不能放在后面，一个字也不能放在前面。现在推究首章的法度典型竟然如此严密，然后才看出“知止”一段虽然好像承接紧密，但文章气势和语意反而变得舒缓松弛。因为“知”这个字，是教导者所主持的，也是学习者所宗本的。如果随意轻易说破，不但文字没有精神，在教法上也失去了先后次序。何况还没有穷究事物的道理，怎么能够突然知道应当止在哪里并达到所当止之处呢？这样得到的只是生来就知道的知，不是学习以后才知道的知。所以我说不能不改，原因就在这里。致知，是知识的开始，是学习的先导；知止，是致知的功效，是学习的成就。如果真能知道自己应当止在哪里，那么思虑就不会杂乱，意向就不会偏斜，气质不能胜过它，物欲不能使它改变，这就是所谓“定”。事情尚未发生时，这颗心寂然不动；说寂然，是说它安静；说不动，是说它安定。等到事情感应而来，一定审察之后才发出，发出必然符合中节。审察思虑叫作中节，得到所当止之处，若不是格物、知至，能做到这样吗？我从前说“知止”一章逃亡得太厉害了，现在看来，恰恰显得笨拙而不是巧妙。不过它在这里发生错简，并不是没有原因。从前本来在“止于至善”传之后，如今却错落在“止于至善”经之后，这就是错简的缘由，并不是后世喜欢新奇而创作了这种说法。朱子的门人也有人问：“定、静、安在物格知至之后吗？意诚以下六件事尚未发生以前，虑则在意诚以下各事将要发生之时，这样贯串起来，可以吗？”朱子批注说：“解说中似乎已经有这个意思了。”朱子又说：“‘知止至能得’，说的是知至与意诚之间的事情；章句说，物格知至就知道所当止之处了，意诚以下则是获得所当止之处的次序。” 有人又问说：“格物致知，是用来求得知晓至善所在之处；从诚意直到平天下，是用来求得至善并止于至善。”这已经很明确地把“知止”一章分作致知传了，只是还没有决定是否应当迁移。可惜读者没有真正玩味，才导致这种情况。在沧洲讲席上产生疑问，这些都是汉代以前论说中没有说尽的地方，我不敢不想办法加以补充。这难道是因为新奇而值得喜爱的一种论说吗？这是为了共同体察天命，追述圣人言论，来校正旧章。朱子又说：“《大学》首尾本来是贯通的，失传了多年，仓促之间想寻求却找不到，忽然寻见了，便是原来最初的东西。”我对于致格传也敢这样说。《中庸论上》自从泰山崩、梁木折的声音绝响，七十子的门人散居四方，各自尊崇自己所听到的，各自记述自己所得的，纷纷著书。大致有记录性的书，有训诂性的书，有建立学说的书。七国激烈交战，刀兵腥气四处传闻，唯独洙泗的流风余韵，仍然文雅盛美，人们还知道应当敬重；即使那些纵横诡异之士，有时也会咋舌而失去辩说。秦朝焚烧典籍，汉朝使儒生陷于困顿，直到挟书禁令解除，河间献王和鲁高堂生所得的书才兴盛起来。编纂搜集虽然勤勉，但错乱磨灭当然也很多。考察疏通其源流、发扬广大祖先的教训，端正诚实而深微，没有能够超过子思的。《孔子堂》的神迹、屋壁藏书的祥瑞，使《大学》《中庸》开始见于世间。《大学》的经传分得如此清楚，仍然参错而没有人知道校正。《中庸》的竹简如果果真断绝，微妙的言语和深奥的旨意尤其难以校正。子朱子虽然逐分逐缕地剖析，次序仍承袭汉儒旧本；用大字提出纲领，用小字指示要点，章句很细密，或问很详尽，学者之间的问答也完备了。又提出“体”“用”二字，贯通全篇的大意。所以勉斋又说：“都是用来彰明道的本体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我对此又有所感慨。首章三句话，句句都有体有用。“天”是体，“命”是用；“性”是体，“率”是用；“道”是体，“修”是用。总括三句话来说，天固然是体，性就是天的用；性虽然是用，又是人与万物的体。道固然是体，实际上是性的用；道虽然是用，又是教化的体。所以我说：“首章三句话，句句有体有用”，说的就是这个。子思在性和教之中提出一个“道”字，说明教导学习者修身：向上承接天命，向下建立百姓共同遵循的伦理。在别人看不见、听不见处戒慎恐惧，保存天理本来的状态，这是体；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更加谨慎，遏止人欲将要萌发，这是用。未发时的中，是体；已经发出的和，是用。这是说性的体用。至于“中庸”，则是说道的体用。所以朱子说：“把中庸同中和相对来说，中和是体，中庸是用；把中同庸相对来说，中反而是用，庸反而是体。”古今谈论体用，没有像这样精密的。因为“庸”是日常实行、不可改变的定理，“中”则是临事权衡而符合这个定理的状态。而“中”这个字，也有体用之分。

译程子所说的“不偏不倚”，是“中”的体；吕氏所说的“无过不及”，是“中”的用。朱子合起来说：“中，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名称。”中间又用“费”和“隐”来区分。体用用“诚”和“明”来区分；末章的体用，又从立志求学的开始说到笃恭而天下太平，由用回归到体，所以说：“上天的事业，无声无息，达到极致了。”澄清心思，平和意气，玩味章句，几乎没有剩余的蕴含了。我极其愚陋，读这部书虽已有多年，起初茫然，最后欣喜通达。时间久了，却仍觉得有疑问；没有地方可以质证，深以为忧。子思写这部书，义理精微而意味深远，规模广大而功夫细密，有些地方不是初学者能够立刻通晓的；初读茫然，本来是应当的。于是子朱子提挈纲维，指示深奥，分支析节，使脉络贯通；句句字字都灿然呈现在心目之间，怎么能不欣喜通达呢？只是我拘泥固执的见解，似乎觉得文章气势略有断续，宫商声调有时相互失去次序。即使朱子也曾说：“文辞虽然不连属，意思实际上是相承的。”他指的是第二章以下十章。我对这十章却没有看出哪里不相连属。凡是朱子说“承上起下”的，难道不是相连属的吗？后来确实有断续、不相连属的地方，朱子却没有说到，这正是我疑惑之处。把知、仁、勇分开来谈，是最早的；而总说三达德，却遗落在第七、八章之后。讲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比喻，接着讲鬼神的德，仿佛截然不相连接。《大哉圣人之道》一章，和“三章”以及“至诚无息”也不相类似。哀公问政与仲尼祖述，相距尤其遥远。这些都是我拘滞的见解，反复涵泳探究，始终不能释然。后来见《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看到“五字”二字，心中很感到奇异；在诸子书中寻找，已经有《子思》二十三篇，我私下以为《大学》《中庸》应当就在二十三篇之内。如今却在这里舍弃《大学》，单独提出《中庸说》而分为两篇，这是为什么呢？我沉思很久，难道班孟坚也有意考察异同、传下疑问吗？我不顾自己的愚昧，便搜寻它的源头，宣明它的滞塞，辑录它的文辞，整理它的次序，严密地辨析大的分际，融通广大作用。远想古代旧有的体例，按照自己的理解揣度作者的意旨，希望可以得到它，姑且整齐记录下来，附在后面。言辞没有表达清楚，又写成议论；但如果因此割裂古书、动摇宗旨，不等别人责备我，我自己也深深把这看作罪过。孟子说：“称量以后才知道轻重，测量以后才知道长短，万物都是这样，人的心尤其如此。”我没有什么才能，只能等待后来的贤者来衡量它。《中庸论下》有人问：“把两篇分开，您固然有根据。那么，性与教也有所不同吗？”回答说：“不是不同，正是因为它们所指示给人的方面各有意义。推究性的来源，人与万物同出一源；推究性实际具有的内容，即使天地的刚健和柔顺，也不超出这个范围。教也不是不同。”又问：“修道，是指应当实行的道路；说明和明诚，是指应当知道的道理。知道以后才能实行，实行本来不先于知道。”性是最难说清的。追溯继承善而形成性之初，理与气从未分离；推究到极本穷源的意义，理与气又不能混杂。在不能混杂之中，要看出它们从未分离的实际；在从未分离之中，要知道它们不能混杂的意义，这样才算纯粹高洁，不违背它的宗旨。气，是性所寄托的；性，是气所体现的。舜命令禹说：“人心，道心。”这是把理、气分开而同时说。商汤《汤诰》说“降衷”，刘子说“受中”，这是在性中单独提出理来说明，也就是所谓性即理。告子说：“饮食男女，是说生。” 这是在性中单独提出气来说明，所以说他不认识性。子思说：“天命，就是理与气混然存在于其中。”又说：“喜怒哀乐，本来属于气。”只是因为它们尚未发出时没有偏倚，所以称为中。这是气中包含着理。发出来而符合中节，发出也是气；有理来统帅其中，所以发出能够符合中节。“中和”的中，是以静为主而说理、性、体；“中庸”的中，是以动为主而说道德、情、用。如今既然以“中庸”命名篇章，而“中庸”二字却不见于首章，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所谓道，不是别的道，就是不可分离的道，也就是中庸之道。”又问：“不可分离，难道不是日常实行的常道，所以称作庸吗？”因此君子在未发时戒慎恐惧，是为了涵养这个中；在将要发出时谨慎独处，是为了审察这个中。只有合乎中，才可以实行庸。即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也属于庸。如果不是圣人把中和推到极致，天地也有时不能各得其位，万物也有时不能得到养育。这是感应必然的道理，并不是说天地本来不能各得其位、万物本来不能得到养育，一定要等圣人达到中和之后才各得其位、得到养育。所以首章并非没有中庸，只是中庸的意义已经默默寓含在“道”之中；不然，第二章忽然说“君子中庸”，就同首章完全没有联系了。我想子思的文章决不会这样没有根源。唉！不看汉儒的训释，就不知道关洛诸子的义理何等纯粹明白；不看《中庸辑解》，就不知道朱子章句何等精密。我私下妄自揣测而仍然有所怀疑，是因为这部书的章节散漫，容易发生错简。朱子只是依从旧本，于其中提出关键字来加以联络，确实十分精密。从第二章到第十一章，用知、仁、勇来联络；从第十二章到第十九章，用道的费与隐来联络；从第二十一章到第三十二章，用天道、人道来联络。在第二十章，又用它包摄费隐、兼及大小，开启天道人道的旨意，不再有丝毫间隙。他在这部书上下的功夫，可以说很精密了，都是为了开启后学的耳目，发扬前代贤哲的精神，我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只是第三章既然是第二章的结语，第五章也是第四章的结语，却各自分成两章，我怀疑分得太细密了。第七章、第九章，朱子既然说承上起下，那么文辞相属、意义相连。我私下怀疑它们只是一章，恐怕不必分开。第四章开头说过与不及，这本来是在申明“中”的意义；接着说人人没有不饮食的，难道不是“庸”吗？第十一章说探求隐僻、实行怪异，这明显不是平常；中途停止，这是不能长久；不被人理解却不悔恨，这本来是能够长久的，恐怕把它推到知、仁、勇之上，反而显得宽泛了。

译用费与隐来说明体用，也很精妙。我私下认为，凡是说到道的“费”处，都是指日常实行、人人容易做到的事情，用来申明“庸”的意义。前面说饮食，是日常生活的常道；这里说夫妇，是人道的常道。天地之间阴阳感应，是庸中最大的；天地尚且有遗憾，是说阴阳感应中最大的遗憾；天地尚且有遗憾，是说阴阳失去了常道。只有蓝田吕氏认为，费隐以上论中，费隐以下论庸，这最能得到子思的本旨。朱子却认为不妥，我思考了很久也没有得到他的意思。不过吕氏在这以下说以隐为至道，或许正是朱子认为不妥的原因。否则，子思反复详尽地讨论中，不应当把庸说得如此简略。难道是因为发挥费隐二字的精神，所以遮蔽了庸吗？那又为什么有“庸德”“庸言”两个词显露出庸的精神？由此可知，并不是忘了庸。凡是明显容易看见、形现在天地之间的，没有不是庸。费隐之后，应当接“行远自迩”一章；九经之后，应当接“大哉圣人之道”，说明圣人的道虽然这样高大，也不过存在于经礼威仪之中，同样是庸。只是没有这种德，就不能凝聚这种道；自以为是、专断独行，违背古道，都是不懂中庸。以自身为根本，直到百世以后等待圣人出现而不感到疑惑，也能够穷尽中庸。末章四次说到德，也都是指中庸之德。虽然从实际运用和修养功夫说到天下太平，也仍然根本出于上天所命。无声无臭，不是可以从气上求取的。我所疑惑的就是这些，只恨来不及向朱子请教辨正。既不敢自以为正确，也不敢欺骗自己。说没有疑问，抚摸书卷长声叹息，仿佛有所领会。与其抱着疑问直到终身，哪里如把疑问公开说明，等待后世的朱子来评定呢？

译《诚明论》所谓“无妄”就是诚实，不欺骗，这是从反面训释“诚”。子思又用“不二”来说明它的体，又用“纯粹而不停止”来概括它。人出生时禀受这种真实之性，具有仁、义、礼、智，灿然具于内心，没有一种感应而不作出回应，这叫作“诚明”。人的内心谁没有知觉？只是气质和物欲有时禁锢它、有时遮蔽它，必然有先知先觉的人，也有后知后觉的人；先觉者启发后觉者，外物来到时顺应它，不虚妄、不欺骗，这叫作“明诚”。前一篇说：“天命就是性存在于天命之中，修道就是教存在于道之中。”然而没有诚，天命就无法确立；没有明，道就无法施行。这就是诚明可以作为纲领，却不能作为具体条目。下一章说：“至诚能够尽人的本性，这是圣人的诚；其次是使诚意达到各个方面，这是贤人学习求知的诚。”杨氏关于“学、问、思、辨、笃行”的说法，朱子在《辑略》中也采纳了。我私下认为，颜子“喟然”的叹息，实际上与此相似。“形著明、动变化”六字，程子把它推演到外在方面，是承接上章而言；张子把它推演到内在方面，是启发下章而言。又说：“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这是说教化所以能够成立的道理。”至诚没有止息，推而广之，这是说天地的诚。至诚能够预知未来，与大舜、文王兴起的原因相应；鬼神的德行，与武王、周公所达到的大孝相应。《哀公问政》一章，把“修身”一节移到前篇之外，举出孔子的答问，以引出明白善道、使自身诚实的意义。我私下认为，孔子说“到了他的政令停止之处就停止”，这句话以下都是子思的话，是进一步说明那些载于简策的政事，如亲亲之仁、尊贤之义以及等级差别的礼；其中修身、修道的内容，都是明善诚身的功效。后世的人想要使文王、武王的政令施行于天下，更不能不明白善道而使自身诚实。《博学之》以下，又说明明善诚身的根本，也就是教化所以成立的根据。说“诚是天的道”，是解释上面的“诚”字；说“使自己诚实是人的道”，是解释下面的“诚”字。“不勉强、不思虑，自然而然地合乎中道”，这是说圣人生来便知、安然实行，不必先明白道理然后才诚；“选择善道并牢固坚持”，这是说贤人必须先明白，然后才能诚实。没有明就不能选择，没有诚就不能坚持，这些都是训释性的语言。汉代儒者把这些内容全都弄乱在前面，哪里有纲领尚未建立而训释已经出现、本末先后毫无次序的道理？这样的文章哪里足以作为典范？全篇之中，这一章最长，所以舒缓从容、开朗明丽而文采丰富，把以明诚为教的意义完全阐明了。又赞叹仲尼承继四位圣人的道统，德行参合天地两仪，以此结束“至诚尽性”之意，意思已经充足，却还意有余韵；认为文辞已经写完，却还有余力。再次提出“至圣”“至诚”，先展开又收束，浑厚无边，这就是至圣。从德性方面说，是推究他凭什么能够尽其本性而与天相配；从至诚方面说，是推究大经大本从哪里产生。大概只有能够知晓天地化育万物的人，才无所凭借，只看见这种诚意深厚、幽深、广大而已。到了这里已经无法再给它命名，所以结尾说：“如果不是坚定地具有聪明、圣知而通达天德的人，谁能够了解它呢？”意思是，至圣的德性不是至诚就不能成就，至诚的道理不是至圣就不能知晓。诚明与明诚，两方面的功夫都达到极致，关键尤其严密，归宿尤其精微，再没有超过它的了。子思的著作流传到后世的只有这三篇。《大学》阐明曾子的传授，《中庸》阐明孔子的精微意蕴，这一篇阐明自己所得的道理。《大学》有三纲八目，容易看懂，是初学者进入德门的途径；《中庸》推究性命的大根源，阐发道德的明白教诲，难以理解，所以是求学者最后的功夫；这一篇以诚明为性，以明诚为教，无形无色、无声无臭，所以尤其难以理解。它孕育于造化，如同风箱鼓动贞元之气，道理深而又深，文辞密而又密；只见它铿锵有声，震动家庭中的金石之乐；庄严和穆，开启简策中的礼法典范，真是盛美啊！后世已不足以追及它的远大足迹了。孟子亲自在子思门下受业，关于性善、养气的论说，确实发明了前代圣人没有发明的道理，可以说继承了道统。但他的才华高、气势雄，常用英伟的辞章和宏大的论说驾驭仁义的内容，有时抑制、有时发扬，奇异的文采震动闪耀，锋芒所向，如劈石摧山，即使子朱子也常常叹服，说他的文章多么奇妙。然而，他终究没有完全洗涤战国遗留下来的习气，警醒悟道、超绝不凡的意味很多，而和平醇厚的韵味很少。他之所以不同于战国文章，仍然在于师友的见闻美善；至于义利、王道霸道的辨析非常严明，哪里能同子思的文章相比？子思的文章是从义理根源和正面大体自然流出，淳厚精粹、笃实深厚，没有一点可以指摘的瑕疵。如今看《孟子》七篇，所述子思传授的话，从“自在下位而不能取得上位”到“人的道”而止，不过是《中庸》的残章断简，除了“动”字以外再没有其他话，却用来阐发“诚”。由此可知，孟子从子思那里所得的还很浅，而后世了解子思的人就更加浅薄了。韩愈知道孟子醇厚到了极点，却不知道子思比孟子更加醇厚。濂溪周子在一千五百年以后心传了子思的道，反而比孟子更深入地得到子思之学。他在《通书》中写道：“诚，是圣人的根本。”这是从性上说的。下一章说：“圣，不过就是诚罢了。”这是从教化上说的。又说：“诚的根源，就是诚；这样，诚便确立了。”这是从天道上说的。又说：“五常的根本，百行的源头。”这是从人道上说的。他在全书中反复推明诚的意义，不止一次。其精微、真实、深邃、缜密，都是孟子没有发明的。唉！道不分古今，学不分先后，也只在于人自己努力罢了。这就是我坚定地期待后世朱子的原因。原命

译探究天命并不难，难的是推演它；推演它也不难，难的是确立它。天命实在很难说清，连我的老师孔子也很少谈到它。自从伊洛诸儒先得到义理的正统传承，训诂精密，已经不同于汉儒的旧说。除了“天所赋予”这四个字之外，再没有别的解释。推究天命所具有的内容，就有理，也有气。但理没有气就无所寄托，气没有理就无所主宰。理与气从来没有分离，也从来没有混杂。形而上的叫作道，形而下的叫作器。既然分为上下，本来不能混杂；然而形体存在其中，也不能分离。说到理、说到气，有了形体以后，才知道天所赋予的是理，成为人的本性，其中有仁、义、礼、智。虽然有这四种萌芽，却不能直接看见它们。推究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才知道：由于恻隐之心的发露，知道人有仁；由于羞恶之心的发露，知道人有义；由于辞让之心的发露，知道人有礼；由于辨别是非，知道人有智。百般品行、万种善行，都从这里产生。天所赋予的是气，成为人的形体，其中有清、浊、厚、薄。虽然有这几种差别，也不能直接看见它们。推究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才知道：由于聪明的资质，知道他得到的气是清的；由于昏暗愚钝的形貌，知道他得到的气是浊的；由于富贵长寿，知道他得到的气是厚的；由于贫贱夭折，知道他得到的气是薄的。五福六极有万般不同，也都由此产生。所以推究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不难；如果再有一定的数理，就可以推究尚未发生的事情。所谓数，也是上天赋予的，同样有理、有气。《河图》《洛书》是数的起始。《河图》有文数五十有五，奇偶相重排列；《洛书》有文数四十有五，奇数端正、偶数偏列。上天难道会絮絮不休地亲自把这些传授给人吗？如果不借龙马、神龟来承载它，造化的奥妙、阴阳的机理又从哪里显现出来？它虽然出现在万物之中，却不受万物局限。万物都有理有气，只有神圣之人才能推究它。伏羲根据《河图》画出八卦，大禹根据《洛书》排列九畴。圣人效法它，用于历数，以推究天地的变化；用于卜筮，以推究人事的吉凶。循环无穷，感应难以测度。这就是圣人善于运用数理而精妙推演的地方。以卜筮来说，卦爻有一定的道理。借助大衍之数，依托灵蓍来揲算，积聚诚意，经过总共十有八变，才形成一卦。尚未发生的吉凶，便可以坐着预知。以历数来说，日月五星在天空运行，各有经纬。它们的离合并不整齐，以太阳运行一周天作为一年，以太阴运行一周天作为一月，再分为四时，参照余闰；这些都可以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求得，然而推演尚未发生的事情，乃至超越无穷的宇宙，也都可以坐着预知。圣人运用数理，不过如此。所谓“一”，还不是数，而是数由此开始。天在子时开创，形体圆而空虚；地在丑时开辟，参列于天之中，其数为二，所以说“参天两地”。依傍数的本元，由一阴一阳开始，阴阳动静、变化交合而产生五行。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各有一阴一阳，这就是十干。日月所经过的次舍，叫作辰。周天共有十有二辰，天干与地支相互交合，成为六十甲子。用六十甲子记载年、月、日、时，这就是历数的名称。后世历家窥见其中的道理，便按照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推算他所对应的甲子，也把它叫作命。这当然不能说不是上天所赋予的。由此可以推知人的性情，看他从仁义礼智中得到的哪一种较多、哪一种较少；也可以推知他的气禀，看他从贵贱寿夭中得到的气是厚还是薄。如果精通其中的义理，也可以达到神妙的境界。又有人根据五星运行的度数来推断吉凶。如今考察这种学说，以日来计算时辰，得到命的十有二次；六十的十二倍得到七百二十。再以日来计算，又乘六十，七百二十便得到四万三千二百。再概括为六十年，按月份计算，就得到二百五十有九万二千种命。用二十有二个字这样极其简约的符号，参伍错综地排列甲子，经过三轮推演变化，数目的繁多竟达到这种程度。这种术数可以说神奇了。然而从古今的久远、四海的广大来看，人生众多，逝者变化、来者相续，只有天命庄严而不停止，竟然全都局限在二百五十有九万二千种命之中，那么这种术数也太有限了。又有不推演五行、五星，只依靠数理的人，纷纷在天下炫耀奔逐，如太一的小游三百六十年，太一的大游四千三百二十年，轨革的九百六十年，九戹的四千五百六十年，杨氏《太玄》的八十一首，关氏的《洞极》二十七家，司马公的《潜虚》五十五行，更加局促而容易穷尽。只有康节邵子的学说，推演扩充得最为盛大：以三十年为一世，以十二世为一运，以三十运为一会，以十二会为一元。所谓元、会、运、世，不过是又加上一个大的年、月、日、时罢了，然而受数的限制，最终仍然不能没有止境。按照这种方法推到极限，也不过是五万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二千而已。我愚钝，不能再加倍了，却还能够把二十二个字进一步收束、简约，使它越发精妙而又越发广大。即使古今遥远、四海广大，人生的消长变化无穷，大概也有不能相异之处，也有不能完全相同之处。十干十二辰推演成六十甲子，推究它们相互制克的原因，不过在于五行。五行是气，五行之神就是仁义礼智的本性。性就是上天所赋予的理。君子修养它便吉，小人违背它便凶，这是常理；君子修养它有时也不吉，小人违背它有时也不凶，这是非常理，是变化。由于气有不齐，所以有时会发生变化。理却是确定不变的，求学者应当遵循常理而安处变化，秉持常道而驾驭自己的气，使理常常作为主宰，气总是听从理的命令。即使富贵、贫贱、长寿、夭折各不相同，仁义礼智信存在于自身的部分，也不能被泯灭。这是自古圣贤教人的要法，也是治理天下的大经、裁成万物并辅相天地之道，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

译张子说：“德行不能胜过气，人的性命就受气所支配；德行胜过气，人的性命就受德所支配。穷尽义理、尽知本性，那么性就是天德，命就是天理。气中不能改变的，只有死生寿夭而已。”孟子说：“没有什么不是命，顺从而接受其中正当的部分；无论夭折还是长寿都不动摇，修养自身来等待命运，这就是确立天命。”所以我说：“探究天命并不难，难的是推演它；推演它也不难，难的是确立它。然而不知道它的根本，就不能推演；不能推演，就不能确立。因此写作《原命》。” 祷雨劄子 我听说某官忧虑农业、怜悯旱情，没有一个神灵不祭祀，又向社稷祈祷，这在道义上尤其恰当。社，实际上是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种土地之神，而后土勾龙氏是它的配祀。稷，实际上专指原隰之神，能够生长五谷，而后稷周弃氏是它的配祀。自古国家用来昭示敬奉、祈求和报答神灵的礼仪，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它同向老子、释氏的祠庙屈膝，以及向妖妄淫昏的鬼神祭祀，相差很远。我又听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境内的山川；如今采用黄冠之教而向上供奉皇天上帝，这是礼制上的僭越。又让髠发、穿黑衣的异族人在宣布教化的庭院中旋绕，玷污厕所，这是礼制上的混乱。至于按照职分本来应当依礼祭祀的对象，前后却没有能够举而实行的，实在是礼典的缺失。山川之所以成为神灵，是因为它们的气蒸腾上升，能够生成云雨、滋润万物。如今东阳作为一个郡，北山镇守于后，双溪匹配于前，这就是所谓境内的名山大川。我从儿童时起，每次看见北山有云覆盖山顶，不久必定下雨；一下雨，雨势就丰沛而遍及四境。近年以来，云雨多从南山以西兴起，所能滋润的地方有限，大概是阴气倡导而阳气不能和应，气机逆行、势态不顺，所以即使有丰年，东北一带也常常歉收。北山是一郡所仰望的山，如今它的气已经郁结亢滞很久了。如果确实能有贤明的使君建立祭坛、确定牲币制度，考定登降、奠献、馈食的礼节，亲自率领僚属，精诚洁白、严肃奉事，一定会有明显的感应。人与天地，同样都在运行着一气；然而这种气如果没有统摄归属，绝不会有感应。天子命诸侯主持这些山川来治理百姓，社稷的事务也是如此，所以山川之气归属于我，与我相互联结而没有间隔。山川是天地的正气，人以正气感召它，正气就会回应；以乖戾之气感召它，正气就不会回应。如果要端正祭祀的根本，首先必须【缺字】这种感召的气。凡是政事积滞郁结的，都应疏通清理；凡是征收催逼苛急的，都应放宽缓和，使千里百姓的气息和顺，那么山川的气也已经逐渐和顺了。然后整齐肃敬、专一其心，积蓄诚意，使山川之气贯通幽明之间的神灵，还有什么祈祷会得不到回应呢？从前南轩张先生曾在桂地施行过这种做法，试取他的文集来看看，确实不是虚妄。我冒昧地不自量力，以书生迂阔的言论，恐怕可以辅助赞成您爱护百姓、敬奉神灵的盛大心意；如果其中有可采纳之处，希望您勉力实行。朋友服议 咸淳戊辰腊月十有九日夜，我接到北山何先生去世的讣告，第二天早晨便打开关门前往哭吊。入殓以后，我虽然穿着深衣进去哭吊，心里却隐隐觉得所穿的衣服不相称。自从孔夫子去世，弟子们没有制定正式的丧服，于是按照义理创制服制，如同父亲去世而内心服丧。程子说：“老师没有制定丧服，就不能擅自制定，应当按照感情的深厚和事情的大小来处理。”像颜回、闵子骞对于孔子，即使服斩衰三年也可以。他们成就自身的功劳同君父相等，其余人则各有深浅，只须与感情相称罢了。我从北山接受教诲非常深厚，难道能把自己同一般世俗人等同吗？于是想到《仪礼·丧服》中有“朋友麻”三个字，这难道不就是朋友的丧服吗？郑康成说：“朋友虽然没有亲属关系，却有同道之恩，应当相互服缌麻的绖带。”又说：“士以缌衰作为丧服，吊服则是疑衰。疑，就是拟的意思。缌麻布是十四升，疑衰是十五升，也就是白布深衣，近似吉服。缌衰大概是丧服中最轻的一种，此外没有别的服制，只有吊服，所以用它来相拟。”注说：“吊服加麻，老师与朋友相同，安葬以后便除去。” 注说：“用白布深衣，这是庶人的常服；在尊卑尚未完成成服以前也穿它，所以庶人可以把它作为吊服。戴素冠，穿吉履而不装鞋带。”关于吊服的图说：“庶人的吊服是素委貌，白布深衣。”士人与朋友相互服吊服，还要加麻；所谓加麻，就是加上缌麻的绖带，这就叫疑衰。有人说：“深衣是吉服，怎么可以作为吊服呢？”我说：“注中本来已经说它近似吉服，何况它不只是用作吊服，亲属患病时，男女也要改换服装。”注说：“庶人穿深衣。”又说：“儿子为父亲服斩衰，尸体穿好寿衣以后，穿十五升布深衣，提起衣服前襟，赤脚，交手而哭；这说明孝子在尚未成服时也穿深衣。”又有人说：“怎么知道深衣是吊服，而不是用麻来镶边呢？”我说：“用彩色布镶边的叫深衣，用麻镶边的叫麻衣，用素布镶边的叫长衣；用彩色布镶边、袖子较长而露在外面的叫中衣，各自都有名称，不能混淆。”又有人说：“你创制这种服制，难道不使世人惊异、违背习俗吗？人们将会指责你是怪人。”我说：“把深衣作为吊服，乡里间也偶尔有人这样做，只是还没有加麻罢了。” 这种服制，勉斋黄先生考证得最为详尽；他的书进呈朝廷，收藏在秘省，并颁行天下，不是某一家的私书。遵照它来实行，难道能算过错吗？北山先生成服那天，我穿深衣并加绖带，帽子加丝制的武，即素委貌，上面覆盖白巾；见到的人从来没有认为奇怪。过了几天，通斋叶仲成父来吊唁，我问他：“从前毅斋去世时，门人穿什么服？”他说：“刚遭遇丧事时，朋友们在襕幞上加布带；后来共同考订《仪礼》，到下葬时才使用深衣并加绖带。”我这才释然，知道这样做并不违背礼制，所以写了《朋友服议》。《鲁斋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鲁斋集》卷十一　　　　　　宋·王柏撰　题跋

译跋《道统录》确立天道的是阴阳，确立地道的是刚柔。四时因此运行，万物因此生长。这就是天地之道。圣人以仁义设置教化，为天地建立心灵，为百姓开辟道路，以继承断绝的学统、开启太平。这就是圣人的道统。“道统”这个名称，古代没有出现，而是在近世兴起。所以朱子为《中庸》作序时，反复强调道统不能传承，正是因为他对天下后世的忧患非常深。过去陈平甫君向张宣公请教，本着六经、《语》《孟》遗留下来的意思，打算为十四位圣人大略分别作传，并把本朝濂溪、河南、横渠诸先生附列其中。从洙泗孔门弟子到两汉以后，以及程门诸贤，凡是对道有所见、对圣门有功的人，都按照各自所得表彰出来，编成一部书。张宣公谦辞谢绝，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说：“如果能够汇集圣贤的言论和事迹，聚在一起让人观看，这就可以了。”虽然有这句话，却没有形成这样的书。过了几百年，天台、玉峰、车君才完成此书，整理它的头绪并加以分类，按类别编排并合并。称为“大原”的，是道统的本体；称为“明训”的，是道统的作用；称为“分纪”的，是道统的次序。其中有经，有传，有史。可以说，这是善于继承朱、张二先生的志向并叙述其事业的书。唉，伟大啊，这部书！它用来捍卫先圣之道并弘大道统。这样一来，那些接近义理却扰乱真道的人，就不敢参与其中了。跋《时逊斋遗言》我出生得晚，没有赶上拜见逊斋先生。年轻时，我在考亭、丽泽的两部文集中知道了先生的名字，后来又从先生的子孙那里听到先生的言行。我起敬已经很久了，今天才得以拜读先生临终留下的遗戒。唉，这难道是勉强做得到的吗？死生固然是大事，也是平常之事。内心不因死生而恐惧，临终时神志仍不乱，不是平日有所修养的人做不到。看他摒绝释、老二教，办理丧事完全依照司马氏《书仪》，可以说是得其正道而死；从这里也可以验证他的学问。勉励两个弟弟更加用心奉养老母，真令人悲伤啊！孝爱到了极致的真情，确实把无穷的遗憾显露在言语之外，使人潸然落泪。又有人说，先生的防范似乎还未达到圆满而实际深厚，与此相同吧。挈斋认为，凭借先生幼弟的贤能，先生的精神不会消亡；只是还不知道他的子孙能否继承家业，而孙子、曾孙已经显露出杰出的才华，流传下来的福庆更加没有穷尽。像先生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不朽的人了。跋朱子与时逊斋帖 过去紫阳门下四方士人云集，有的人转眼之间就背离老师的学说；但从来没有人能在一两代以后仍然坚守而不改变。科举败坏人心，尚且没有今天这样严重，而朱子当时已经反复告诫了，难道不是逊斋后来有所觉悟，必定以此殷切告诫他的后人吗？所以东阿、遁泽年少时都废弃科举功名，大概正是这封帖子启发了他们秉持常性、喜好道德的良心。如今的士人，正纷纷窃取紫阳的绪余言论来求取进身和利益。看了这封帖子而额头出汗的人，或许还可以说仁心没有亡失。跋《丽泽遗文录》后 逊斋过去曾羡慕乡里的藏书，母夫人欣然拿出簪子和耳饰来筹措购书费用，说：“我家并不是贫穷空乏，只是希望你们将来看到这些书时，不要忘记我的这番心意。”东莱先生常把这句话记在墓志上。如今看《丽泽手书遗文》、密札、细字，灿然收藏在缘督书局，已经有几百年了。这难道不是先生嘉许他们母子的志向，以成全别人美好愿望的表现吗？子子孙孙仍然不可忘记这番心意。我拜手恭敬地看了这些书，在后面写下这段话，把它归还给他们。跋季兄《大学编》《大学》的编纂本明白整洁，完全摆脱了旧有窠臼，不是用功很深的人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我同季君交往的时间很短，看他的言辞气度，本来似乎还不配编成这样的书，怎么竟然如此善于隐藏自己的才能呢？这使我惊异，也使我自己惭愧于认识人之难。性翁问：“你见过《小学》吗？”这实际上是话外的教诲。跋汪约叟《高安纪程》后 庆元年间缙绅所遭的祸难，我不忍心说。如今又拜读约叟汪公的纪行卷，因此更加感慨。大愚忠公被贬时，只有二位汪公彰明了始终不变的义气。长公撕下衣裳裹住双脚，以表明自己前往；少公举家携带孤儿，以防备他的丧事。唉，这难道不足以增加天伦之情的厚重吗？天伦有五种，只有君臣、朋友是以义相合的。朋友关系又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取法和端正自身的对象。平时相互讲论容易，遇到变故而不顾自己的私利却很难。至于斥责权奸而敢于直言，扶持祸患中的人而勇敢前往，那么他们平日相互讲论的情谊，也就可以由此看出了。唉！大愚公的忠心，已经在后世昭然显明；而二位汪公的义行，在当时还没有充分显露，难道不是后学所应当发扬的吗？二位汪公都是先君子所敬爱的朋友。我自童年起就受到他们很多教诲，直到今天恭敬地看这卷纪行，遗墨还像新的一样；俯仰之间已经过了五十年，而二位公的坟墓上树木已经合抱。我不禁悚然感慨，于是在卷后记下年月。跋张魏公忧居帖 我每次看魏国张忠献公的行状，看到他在被贬居二十年以后、居丧寝苫枕块之时再三上奏，忠孝的诚心实在足以为天地建立正心、壮大纲常根本，总不免为之落泪。高宗皇帝起初并不以此为忤，但逆桧的余党尚未消灭，群犬般喧闹，公又被贬谪了；我又未尝不为此愤恨。如今看到公的三帖忧居之作，正是这个时候写的。读到其中“幸蒙教诲，使我不违背孝道”的情意，又足以想见他一向笃厚淳至的本心，这也是忠孝的根本。不知道这封帖子写给什么人，但他能在忧危可畏的时候问候公的安否，真是贤者啊。考察年月，是绍兴乙亥年夏天，直到如今宝祐甲寅年，正好一百年。唉！绵竹的坟墓如今在哪里？现在正逢兵乱相连、灾祸不断，它的存亡已经无法知道，而公的后代又衰落寂寞，不能振作。读到公的帖子的人，一定会对今昔产生感慨。唉，悲哉！

译《宝晋小楷》跋 宝祐丙辰元夕后五日，邵君拿出米南宫的小楷诗稿一册给我看，再三嘱托我为它作序。我不善于书法，哪里足以懂得这些？宝晋的字几乎传遍天下，但小楷并不多见。他用浓墨大字来表现纵逸豪迈、奇特倔强的气势，这是他的长处，人们也因此喜爱他。至于蝇头般的细字，以及闲暇平安时所写的篇什虽然很多，却始终如一，这位老人怎么这样不怕麻烦呢？若不是偶尔显露出旧日的姿态，几乎无法辨认。静轩先生所指出的他的精神和风格，也正在这种旧日姿态之中。至于他收藏作品中跌宕的气势，运笔用力细微之处，仿佛在紫砚之间观看游鱼；又如甲胄森然，像骏马奔驰在蚁封之内，却在运动中合乎规矩。这是宝晋书法的奇异之处，也是我独自喜爱的地方。邵君又说，这些作品是从米氏子孙那里得到的，当然确实是他们家收藏的东西。子孙不能保有，却由别人保存，这没有什么值得深怪的。其实不一定非要子孙保存，而是能得到别人长期保存，这才是它可贵的原因。邵君努力学习、爱好自修，他所保存的难道只有这些吗？我将依次请求观看。题《九老图》后 唐代有《洛阳九老图》，流传于世已经很久了。我朝洛阳诸公继承此事的共有三次，其中有两次把人物画像绘在普明僧舍，大概那是白乐天旧宅。元丰年间，又在韩富公府第聚会，共有十有一人，把画像绘在妙觉僧舍，当时人称为《洛阳耆英图》。这幅是普明僧舍的本子，也是九个人。对弈的是文潞公，司马温公是观看的人，富郑公是起舞的人，赵公正南，名丙。回头看那位手持书卷的人，就是王公君贶，名拱辰。其余人的姓名我忘记了。这是花溪胡氏表临摹的本子，当时已经误把棋局写成了嬉笑。如今四十多年过去，忧患熏染内心，笑容已经到不了眉梢，想恢复从前的样子也不可能了。这幅书画也再次流落荒弃在路旁，我见到它很是悲伤，便收起来并作了题识。在后面写明它的始末，时常展开玩赏，用来警戒自己。后来的观看者，也会因我的这番话而有所感触吗？常卿王忠惠公家问跋 君主固然不可以有轻视天下士大夫的心，士大夫如果竟然被君主轻视，难道也不应当反躬自省吗？我同宗的忠惠公从谏官职位上弹劾权臣而离开国都，多次奉诏也不肯起复。去世那天，仍有权臣送来为公办事的书信，公很久都没有拆开。又过了几年，那个权臣失败，天子思念公的言论，褒扬他留下的正直，追表他的遗爱，赐给他土地，以抚恤他的遗孤。天子的爱重深厚而且长久不衰。如今看公的家问，和煦地流露出笃厚真挚的情怀，这就是他忠君爱民的根本。像公这样的人，不只是一宗的祥瑞、一乡的祥瑞，实在是天下国家的祥瑞。上天如果不是还不想使天下太平，就不应当让公不得长寿，使岁月不断流逝；假如公还在世，才刚超过六十岁，那就不只是宗族亲党思念他，有见识的人没有不思念他的，甚至天子也会思念他。千百年以后，有思念公而不能见到他的人，若能看到这封帖子，也足以慰藉他们对高山仰止般敬意。希夷，请谨慎珍藏它。跋《朱子帖》第八卷 宝祐丁巳年夏六月，我从昌父弟那里得到这一卷十有一帖；这些帖子是在针线盒、窗牖之间找到的，使人遗憾感叹了好几天。往往从前得到的帖子，都已经把前后的素纸除去，而这一卷被损毁得更加急迫，于是赶紧加以装裱。随后考察年月，其中署名“具位云台”的，是淳熙乙巳年春；署名“南京鸿庆”的，是丁未年，时间相隔不久。署名江西臬事的，在丁未、戊申之间，都是大父任福建漕台的时候。最后一封漳州帖子，是庚戌年六月；过了一个月，大父已经去世，这是他的绝笔。追想往昔，肝肠酸楚。计算前后搜访这些帖子已经十五年，仍然没有全部找回。一天不谨慎，它们就会散失而难以收回，能不害怕吗？卷中所说的黄婿，就是勉斋先生。一时的书信文字之间，用四句话就完全概括了他的德行和器度，可见观察得多么精细。向大父说明这个人的情况，我不敢不说实话；并且说大父曾以此教诲他，这又是多么恭敬和爱护兼备啊。其余书信情意贯通、毫无隔阂，缠绵周密，没有一封不是如此。子孙如果不知道珍藏保护，内心的德行也就已经亡失，前人的鉴戒并不遥远。跋唐致政诗卷 我从儿童时起，就知道乡里有一位受尊敬的老人叫致政唐公，也曾偶尔得到机会陪侍他，听他说话。他双颊红润如丹，双眼黑亮如漆，步履如飞，周身充满和气。我本来没有不起敬意的，只是不知道该怎样向他请教。后来读到公自寿的词：“你想问我的年龄，我有八十有七；百岁之数还剩十分之一。世间的滋味已经尝尽，酸咸苦涩全都经历；如今正如倒吃甘蔗，已经没有甜汁。”我当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话。公去世后，才听说公壮年时曾经失明，被人抬到赤松，在山水之间寂静独坐，忽然遇到异人，双眼豁然复明。从此才回去参加科举，获得俸禄来奉养母亲；做官所到之处都有声誉，未到衰老便辞官，享有高寿。他骨骼强健、精神清明，挺然如故家乔木，巍然如宗庙大材。我因此有所感触，叹道：“祸福无常，得失难料，只看自己修养得怎样罢了。”当公寂然独坐时，自以为残废，万般念头都已止息，内心清澄，还有什么世间滋味可言？那么他由失明而复明，由奉养而得俸禄，由做官而有声誉，由长寿而身体强健，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包含了养生的要诀，也包含了修身以等待天命的要旨。人之所以沉醉于富贵，沉溺于声色，伤害生命、丧失节操，逐渐形成风气，正是因为跌入了甘蔗境界的甜味。有人能够细细咀嚼公的词，淡然体会太古遗留下来的滋味，就可以见到羲皇时代，而把安期生都抛在脑后了。陈氏子元绍有一天拿出这卷诗给我看，墨色清劲，仿佛新写的一样。题跋的人已经详尽记载了公的美德事迹，我不再重复，只推究公获得长寿的道理。后生能够珍爱、保护家藏，又尊崇推重它，志趣也淳厚高雅；若沿着这种志向不懈地增进德行，其前途哪里可以估量呢？跋《桐冈书舍记》景定壬戌年冬天，我才在上蔡书堂同玉峰车君结交，却没有从车君那里认识桐冈。有一天，桐冈的儿子把玉峰所写的记文给我看，我反复读了三遍，兴叹不已。唉，车君所结交的，的确是君子。曾子所说“四种不做”的话，叮咛周到而忠厚，实在是书舍座右铭。孔子对他的弟子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这些人从哪里取得这种品德呢？”

译跋董氏族谱遗迹 “理一分殊”的宗旨，在宗谱中往往看得尤其清楚。人的宗族盛大繁衍，分成千支万派，实际上都是同一元气的流行。知道分支各有差别，固然不能没有亲疏之分；知道根本道理相同，就不可忘记敦睦亲族的义理。如今有幸看到董氏谱牒，排列如井田、分布如棋局，精确而简明，一定可以知道他们怎样在宗族中深厚地培植恩义。至于珍藏先世留下的墨迹，爱护珍重如同拱璧，又一定知道他们对于先世遗留下来的形体遗物，尤其谨慎爱护。董氏怎么能不兴盛呢！题贾菊径《龙眠马图》龙眠画的马，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当初，龙眠喜爱画马，凡是有马的地方，他看到马就忘记吃饭，纵目观察，精神遨游在群马千姿百态的变化之中。有一位僧人对他说：“看您的胸中无非是马，恐怕已经同马一起变化了吧？”龙眠大为恐惧，这才停止作画。所以说：“龙眠画的马，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人们珍藏龙眠的马图，正好触犯了他最为恐惧的事情。从前有位名僧，独爱饲养鹰和马，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只是喜爱它们风采神气的高峻挺拔罢了。”虽然他所喜爱的不同于常人，这也仍然是执着于外物。菊径平日处理世事，我冒昧把这两件事告诉他。跋赵远庵帖 右边是远庵先生赵公的手帖四纸，从防堂刘先生遗留下来的书中得到。我珍藏在箱笥中，近三十年了。等到搜访防堂往来的遗稿时，那些书信已经散失，无法再找到。只有在挽诗中流传着“以传心而知颜、冉”“折衷辨析师商”的句子罢了。我又常常以没有看到远庵文集为遗憾。如今看其中“安得三益”所说的朋友之义，可以说非常深厚；看其中“池录删节”所说的师门之忧，可以说非常深切。诵读“理一分殊”的跋文，得到龟山以来一派学术宗旨的准确要义，我没有不专心景仰的。景定癸亥年，先生的嗣子工部来镇守东阳，惠政蔼然。我蒙受礼遇尤其厚重，因此敢于装裱这四帖，归入家庙收藏。拜手在后面写下年月如此。跋敕额代明招作 我听说，臣子侍奉君主，功劳在于社稷，德泽在于百姓。死去之日，国家有成规：有哀悼、赙赠、吊唁、祭祀、赐谥、停止朝会的礼仪，有负责防护安葬的官员，有执绋、执披、鸣铎、持翣的仪仗队列，有明器、俑器的名目和数量，有高筑坟茔、树立丰碑的格式，有石兽、翁仲作为守卫。又在墓地附近的佛寺中，早晚焚香供奉，使其神灵得到游息，这些都是为了表彰他的功德。寺院独以“功德”为名，是为了向世世代代的子孙显示无穷的追思，所受恩典也很厚重。本朝大臣中，功德的盛大，没有超过吕氏的。自许国文靖公、申国正献公父子相继辅佐两朝皇帝，下至右丞东莱公，扶助中兴大业，他们的雄伟功勋和崇高声望，记载在青史中，记载在太常的典籍中，本来已经光耀古今。又加上荥阳公亲自得到洛学的传授，文清公承载北学而传播到南方，传给我太史成公、寺丞忠公，学问渊源深厚，辅翼道统，兄弟相继，成为百世的师表；子子孙孙，福庆的源流不断延伸而未曾止息。美盛啊，美盛啊！只是吕氏的先祖葬在太原。天禧年间，文靖公把祖父代公、魏公迁葬到郑州管城。宝元年间，在坟墓旁建寺，赐名为荐福禅院。文靖公去世后，诏令改赐名为怀忠，荐福寺子孙的灵柩也依次附葬。建炎初年，右丞把夫人安葬在新郑，赐寺额为“元净明招”。后来右丞随驾南渡，死于桂林，暂时殡葬在寄居之地。绍兴十六年，驾部首先将其安葬在婺州武义明招山惠安院，又在墓地东边得到一块土地。二十三年，将右丞的灵柩安葬在那里。从此子孙全都附葬在左右。三十一年，遵循先人的遗志向朝廷请求，在惠安院额上加“元净”二字。后来文靖公安葬在信州德源，也以永安院之名向朝廷请求，改名为“怀中永安之院”。这些都是为了遥望上代祖先的墓域，寄托终身无尽的遗恨。然而子孙的精神，就是祖先的精神，春秋祭祀、裸祭馈食，血脉之气本来相通，确实没有南北的区别。山僧从前曾在怀中永安寺负责洒扫，已经把敕赐寺额刻在碑石上。如今又承乏主持元净惠安院，向父老询问，寺中原有一块敕牒碑，在庆元戊午年毁于火灾，怎敢不重新刊刻？这是为了扩大圣朝报答功臣的恩赐，也为了兴起对故国乔木的思念。题跋苏沧浪二首诗的真迹 老米评论苏公的书法，把它比作五陵的少年，也未免贬低得太过了。看他的神韵和意态，终究不是南渡以后的人所能赶上的。把这两首诗反复吟读，不禁遥想他头戴幅巾、乘着小船，洒脱地游于沧浪之上；那个人已经远去了，墨迹却还像新的一样，真令人悲伤。题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后 文章以气为主，古人有这样的说法。文章以理为主，近世儒者也常这样说。李汉说：“文章，是贯通大道的器具。”用这一句话概括唐代三百年文章的宗旨，却把体和用的关系颠倒了，这是不明白其中道理。一定要像周子所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这样才精确而不可更改。道，是形而上的；气，是形而下的。形而上的东西看不见，必定要有形而下的东西作为它的载体。因此，气也就是道。这样的文章，才有正气。气虽然正，文章的体制却各不相同；体制虽然多种多样，也不妨碍它具有正气，这就足够了。因为气不正，就不足以流传久远。学者应当把明白道理放在首位，以培养气为辅助。道理如果已经明白，而气还不充足，不过是失于柔弱罢了。道理如果不明白，气势即使强盛，也不过是邪气、虚气，否则就是客气罢了，不能称为承载大道的文章。唉！像蟠浦先生王公的文章，是否也可以说是得到了这种正气呢？我求学得太晚，没有来得及认识王公。不过我的族侄偘年轻时曾拜他为师，向我详细谈过王公的学问。王公曾在边郡以宾客身份侍奉诸侯，多次经历抢掠骚乱的变故，却能与人共同防备抵御，谋划周密，安抚平定反叛者，勇往直前，实在是当世有用的人才。最终没有与时势相合，归来后在乡里讲论道学，没有人不向往仰慕他，我本来就已经对他肃然起敬。过了很久，有一天得到王公的《碧霞集》，便穷尽日夜读它。他的诗清新秀丽、闲雅自然；他的文章典雅精核而有法度，在含蓄蕴藉中能品出精实的意味。我尤其遗憾没有能够认识王公并和他共同从事于此道。又遗憾他的编次不够严谨，还把少年时代的作品夹杂在其中，重数量而不重精纯。这是后世文集的通病。如果考察作品的先后次序，因而能够看出他学问进步的次第，也只在于读者善于观察罢了。我学识浅陋，却因读到王公的文章有所感触，所以把关于正气的说法写在集子后面。

译跋唐侍御家问 侍御唐公有清正的德行和刚劲的操守，是我们乡里的典范。我自幼便知道敬仰他，今天才得以拜读他的家书。在敦厚谦和之中，含有刚毅不屈的意味；言语和行动相互一致，表里如一，家庭父子之间真挚的感情和蔼然可见，诚信竟然能够如此不加掩饰！孝皇刚刚继承皇位时，振作精神求治，从谏如流，唐公正在这时因为敢于进言而得到皇帝知遇，被亲自擢用，进谏能够实行、言论能够听取，是理所当然的。唐公已经预先忧虑国事会非常艰难，为什么呢？如今已经过了一百年，事情的难易同过去相比，又究竟如何呢？如果有人能像唐公那样忘掉私利、奉行国事，先办成一件事再离去，又有什么困难值得说呢！唉！九京之下的人不能复生，感慨今世而追怀古人，使人合上书卷长声叹息。实之能够继承世代科名，又能刻苦自我砥砺，难道只是显扬他的先人功业而已吗？这件事对于世道人心关系极大啊！不知是否僭越，姑且题写在卷后。题吕申公试卷 自从科举制度建立，乡里推举、州县选拔的制度败坏了，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取士制度败坏在淫乱的妇人手中，经历数百年，圣贤君主也不能恢复，这是令人痛恨的。然而还可以推诿说，国朝同时参考当时的声望。到了糊名制度实行以后，士人的进退全凭三天考试中的空文决定，即使是纲常沦丧的人、贩卖丝帛和屠狗之流，也不必加以选择。既然考中高科，就可以取得清要官职；拿着试卷来索取回报，朝廷即使不想授予，也无可奈何。取士制度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无法再谈了。然而名公巨卿没有不是从这条道路出来的，这只是同走一条路而情形不同，并不是制度本身果真完善，而是制度侥幸成功罢了。因为偶然得到一两个人才，就说千万人都能如此，不是太疏忽了吗？凡是诬蔑经典、欺骗圣人、只求苟且迎合的人，没有不被选中的；而那些胸怀大道、坚守正义、却不擅长华丽辞藻的人，没有不被排斥黜退的。这难道是制度真正幸运吗？这正是士人的大不幸啊。唉！因读吕申公试卷中的署名，才知道这种制度还没有完全败坏。科举制度一旦不能恢复，古今天下便没有可以治理的道理了。我长叹三声，把这些话写在后面。古代贵人押字跋 我思念古人，他们的嘉言善行，我不能全部认识。每当见到其中一个笔画，都没有不玩味其中意趣、专心仰慕的。宝祐癸丑年，我从卖书人那里得到这块碑，真奇怪啊，人竟有这样的癖好！为什么收集它们的人不怕劳苦？为什么刻石的人不吝惜费用？这对世间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我却可以借此观察人物，也可以借此观察世道的变迁。古人的押字，其实是先写姓名，再在后面加花押；后世则不是这样，往往在姓名之外，把内心的精微寄托在几笔之中。普通的字人人都能写，不能凭它深入了解一个人；押字却是我独有的标志，别人怎么隐藏得了呢？我看司马文正公的押字，在署名后加小花押，既没有失去制作押字的本来制度，又自然显出他的精神风致和诚意，只是这种方法不容易完全看懂罢了。大略说来，一个人气质禀赋的厚重或轻浮，心事的坦荡或险诈，志趣的正邪，力量的强弱，都可以从中看出来。既可以通过押字认识其人，又可以通过其人验证其时代，所以唐末直到五代的人，本来都没有什么值得取法的；观察他们的押字，没有不是狂怪诡异、飘扬欹侧、放荡不羁的，难怪乱亡接连发生。等到我朝盛治之时，诸位贤人的押字又是多么简易平正啊！君子对待事物，不会因为它只是末节便抛弃它，也一定要探求它的根本。唉！这虽然只是笔墨之间极浅近的事情，难道可以忽视吗？跋武昌解氏《善居图》天地之间最令人痛恨的事情，是气运不齐。天理本来从未有片刻灭亡，天理之所以仿佛灭亡，是因为气运昏暗了它。自从阳明之气一受到阴浊之气的污染，氤氲纠结，阳明之气便不能保全自身。在阴浊之中，阳明之气清明纯粹、不相混杂的人，实在很难遇到。因此，清纯精一的气运聚集而成大圣大贤，有时要千百年才出现一个，这就是天地间的气运。以大舜那样的圣人，顽嚚和象仍不能在一家之中共同具有同样的德性；而管叔、蔡叔那样的愚人，也不肯在周、鲁封域之内遵循德行。除了圣贤之外，要寻找世世代代长久传承同一德性的家族，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事。既然没有这样的事，就不敢轻易责备天下人。所以先王用来敦厚人伦、美化风俗的教化，是一天也不能废弃的。武昌解氏距离圣贤固然很远，却能够独自得到淳厚气运的钟聚；众人传说他们的事迹流传很远，隐约有仁义的遗风，这难道是人力造成的吗？这也许是特殊的气运吧？如果说他们因为不识字，所以能够保全天性，这是为了有意激发人心，以使世间识字的人感到惭愧罢了。否则，先王的教化、诗书的恩泽，难道是败坏人伦、破坏风俗的东西吗？难道一定要读书以后才算求学？这是孔夫子所最为厌恶的。草巢赵君画这幅图，是知道先王的教化一天也不能废弃，所以借它来展示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方法，借解氏的事迹来唤起、感发人们的良心善性，主旨深远。如果想用这幅图来表彰解氏，恰恰不是解氏所希望的。假使解氏知道受表彰是一种荣耀，那么他们淳厚的气运就会衰薄了。因此有所感触，把这些话写在后面。跋赵宰《先天图》我曾读邵康节的诗说：“皇王帝伯的事迹经受褒贬，雪月风花还没有品评题咏。”大概是直接要把这些当作功业和权柄，比拟于圣人经典，认为这是古人遗漏的典章。先生的诗不容易读懂。朱子说：“康节的学问，骨髓在《皇极经世》，其中的花草便是诗。草巢编纂这部书，已经能从花草中看见造化；如果还能敲出经世学问的骨髓，使天下百姓都击壤而歌，难道不是幸事吗！” 跋张氏家传 《兰江张氏家传》一卷，是我的朋友伯诚甫撰写的。记述张氏的出处，既详细又尊重，文章也有法度。谨慎对待家谱而不忘记先人的坟墓，这是最大的孝道。恭敬地考察它的始末，张氏大概从深泽到瑞垅，积累的家业丰厚；而他们致富的根本，是亲自耕作。传了一两代以后，又凭儒学显达；而他们求学的根本，是相信古道、喜好义理。张氏的兴盛，实在是应该的！没有根本，却希望家族昌盛广大，本来没有这样的道理。伯诚的弟弟如今又凭世代相传的事业被乡里推荐，读书的种子日益繁茂，前途难以估量。《祭义》说：“古代君子论述祖先的美德并把它传给后世。祖先没有美德却称赞他，是欺骗；祖先有善行却不知道，是不明智；知道却不能传下去，是不仁。这三件事，都是君子所感到可耻的。”伯诚可以说领会了其中的道理。

译跋文公《梅词》真迹 过去南轩先生和我的祖父石笋翁在长沙赏梅分韵，有诗句说：“一生最美好的处所，心事交付给寒梅。”如今又有幸拜观文公先生怀念南轩的词句：“和羹的心事，履霜的时节。”由此知道，两位先生的心事与梅花是一样的。不过这八个字虽然很平常熟悉，却极有深意。因为和羹的作用，正是从履霜般的艰难处境中产生的。自古以来，贤人君子中有大力量、建立大功业的人，必定有孤高洁净、挺拔特立的操守，在奇穷困厄中百般锤炼而不改变。后来先生又说：“绝世的艳丽有谁怜爱，只有自己保全真心。”这对学者的指示尤其亲切。梅花与两位先生的心，究竟是什么样的心呢？不过是保全一个“真”字罢了。天台吕居中是学习朱子的人，珍爱这首词如同捧着价值连城的璧玉，唯独因为它能够推究其中道理，所以知道爱惜它的方法。从前朱子曾书写寇忠愍的《阳关词》，并在后面题跋，希望让百世以后的人能够知道先生和莱公的心意。后来又写道“呜呼，悲哉”，我面对这首词也要这样说。跋《沙随易杂记》赠贾师父 文公朱先生撰写《易本义》，认为《易》本来是卜筮之书，当时的学者都对此感到怀疑。只有沙随程先生喜欢用卜筮的说法解说《易》，有一册杂编，大概是亲笔所写。他的门人得到后，拿来呈给文公。文公把自己所疑惑的地方写在后面，让门人带回去用这些说法向沙随先生请教。不知沙随先生认为怎样？这可以看出先生对待前辈的礼节，是多么恭敬。沙随称刘公为元城先生，称喻公为玉泉先生，称汪公为玉山先生，称文公则称为南恭父。他在后面作序说：“《易》道的渊源，经传的沿革，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蕴义。想到这部书考订精密，辨析详尽，疏理了衍文和缺字的承接关系，订正了分章断句的不同，精神纯粹精密，全部体现在音训上。不敢因为自己已经退居而使后人受到牵累。”第二年，终于采用紫阳书堂本补足完成了这部书，谨记下它的年月。跋《昌黎文粹》右边这部韩愈文集共有三十四篇，是从考亭门人那里得到的，据说是朱子选取的，用来惠益后学。考察它的体制、意趣、气韵，以及议论的规范，可以说是超出同类、聚合精华的作品。程夫子说韩愈的学问华而不实；朱子说他写许多闲杂文字，所以说是“华”，但也有一些根本，大处和关键处没有错误，有七八分的见识，气象正大。朱子又说：韩文不铺陈材料，直截了当地说起，到了篇末却自然纯粹成体，没有破绽。又说：韩文虽然千变万化，却不是有意求变，只是因为没有亲身践履，玩味不到精微细密之处；这是学者不可不知道的。如果借它来充实笔端、发挥义理，可以；如果摹仿它的写法，就不可以。这就是朱子教人的意思。跋《勉斋北溪文粹》右边是《勉斋黄先生文粹》三十篇、《北溪陈先生文粹》三十一篇、《经说》十五篇，由金华后学王柏编集；又附有杂著四十多章。北山何先生也曾加以增订。从前乾淳年间的士人登门求学于考亭，亲自得到传授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可惜我身处偏僻乡里，孤陋寡闻，不能遍求那些高足弟子的遗书而全部阅读。只看见能够掌握真切道理、坚守老师学说，并且接引后进、铺陈阐发而不失本意的，只有两位先生最值得敬重。勉斋先生文辞严正，责任重大，内容充实而光明；他的阐释尤其深奥。北溪先生文辞流畅，义理缜密，剖析精微；他对字义的解释实在是入门的阶梯。二位先生的著述，都是后学的渡口和桥梁，使人能够通达到紫阳的学问堂奥。这部编本不敢妄自有所选择，只是把自己曾经玩味诵读过的内容，拿来启发子侄罢了。跋《欧曾文粹》右边是欧阳文忠公、南丰曾舍人文粹合编的上下两集，共六卷、四十二篇，是从考亭门人那里得到的，据说是朱子所选。看他选择的精审程度，确实不是其他人的眼力所能达到的。我又曾听说，朱子取文章的标准是：文章虽好但义理乖僻的，不选；赞扬邪说、损害正道的，文章辞藻即使工巧也不选。释氏、老氏的文字，必须像欧阳公《登真观记》、曾南丰《仙都观记》《莱园记》之类，才可以收入此编，由此可以知道他取舍的用意。朱子又说：欧阳公的文章丰润温和，曾南丰的文章则更加峻拔洁净。又说：南丰的文章说理通透，像人面对面议论，一齐指摘，把事情说尽；欧公不把话说尽，含蓄而余意无穷，又喜欢曾南丰，所以说曾南丰不如欧公，是因为欧公在迂徐曲折之处更胜一筹。又说：文章的好处只在于平易地讲明道理，从来不曾拿奇异的字去替换寻常的字。自从苏东坡文章出现，便失于技巧，议论有不正的地方，而且只在细小处发议论。这些都是朱子评论文章的方法，学者不可不知道。因此一并记在这里。跋朱子《大愚帖》先君子仙郡府君与独善汪公交情极厚。我小时候，几乎没有相隔几天不在旁侍奉他的容色。嘉定辛未年，独善先去世，先君子也相继弃世。几位遗孤没有过几年，伯寿便流落在外；他的儿子开之四处追寻祖父留下的遗书，辛勤恳切，志向实在令人悲悯。紫阳的手帖、大愚的诗，是他尤其珍爱的，所以我乐意与他交游，并替他把这些作品摹刻在坚硬的石碑上。防堂刘公、船山杨公、克斋陈公，都为这件事感动，慨然在后面题跋。不幸元思早逝，这一段流传下来的风尚余韵，茫然不能再传入耳目。今年伯寿去世，元思才得以同葬，原帖和石刻也相继出现。我又和人抬着两块刻石，把它们供奉在丽泽书院，使独善的高尚风操和义气与丽泽书院始终相伴。这不只是为了安慰元思地下的亡灵，也是为了勉励浅薄的风俗、辅助教化。唉！大愚先生忠公竟然在贬谪之地去世，如今已经六十年了。世事变乱纠结，师友相继凋零，学术断绝，教化乖离，风气颓败，习俗衰坏，实在不忍回首。独善的子孙如今已经踪迹泯灭、祭祀荒废；上天的命运难以揣测，命运无常，所谓顺从善道便受福、违逆便受祸的训诫似乎也不灵验，善人感到畏惧，世道复兴的时期更加难以预知。感慨地追念往昔，怎能不为之泪流满面？再次把这卷书装裱起来，使它免于腐坏、尘污和虫蛀，让前贤遗留下的声音仍然响亮地传入耳中；看到它的人，忠义之心或许会油然而生。扶持衰微的世教，哪里能够停止呢？北山何子恭父、箕谷倪孟德父、立斋刚仲侄，都是元思所敬重的人，难道可以没有一句话共同来使这些已经坠落的风教在后世重新振起吗？

译跋周、吴、蒋三君帖 山谷当时还说，师帅的职责在于以先觉启发百姓、推行道义，却不知道这样做；学校的教化在于阐明道理、启迪后进，也不知道这样做。因此学者不知道重视道、尊敬老师，士人也不再谈论学问、不再择友。把这话反复读了三遍，我为之长久感慨。我住在陋巷读书，不求闻名显达；有志于学的人，彼此本来就知道姓名，未曾见面以前便已经有结交的愿望，交情也已经建立了。五山王抑之是克斋陈公的门人，特意到双溪来拜访我，向我谈起果斋周君希颜的贤德。淳祐乙巳年，他引导我到天府石林轩拜访周君；周君风度纯粹温和，义理广博通达，我们倾心交谈，仿佛旧日相识。后来泛舟于西湖烟波之间，漫步杨园泉石之旁，整日谈论，十分快乐。回来后还间或用书信慰问我，情意尤其深厚。松林吴君，字渊仲，是龙川陈公的外甥；他由武博出任广德通判，又由通判升任太守，回到乡里求访贤士，对我尤其诚恳敬爱。不久又谋划居住龙窟，于是交往便疏远了。浦川蒋君叔行，我在端平乙未年于夷清堂上认识他；后来他在馆中讲习《玩易》书塾，交情才更加亲密，彼此了解也很深。他补入太学近几十年，只有一次上奏得到平允，最终仍未能取得科名。这两位君子都是北山的亲戚。吴君平易温雅，早年便脱离科场，晚年求访有道之人，以寻求师友学问的源流；他治理政事崇尚厚德化俗，决不靠刚严刻薄来求取当世的知名。蒋君宽厚温和而机警，早就知道学问的源流，虽然没有能够免除科举的牵累，但他很早便能洞察事物情状，巧妙而切中事理；每次见到他，我都不曾不与他畅谈并拍掌称赏。这三位君子，都不是今日的世运能够使他们施展志向的人，他们困顿穷蹙而长久离世，也是应当的。想到这些人的寂寞无闻，而这些书帖又仅仅留存，交友之道日益危险，讲学问、择朋友的事情更加冷落，怎么能不在这里长久叹息呢？跋久轩、定斋帖 我性情幽隐拘谨而缺乏勇气，不能到四方寻访老师、结交朋友，求取乾淳诸老私下传授的遗训，以改变自己的气质；因此与世俗格格不入，交友之道也日渐枯落。淳祐乙巳年秋天，我因事进京，才认识久轩蔡公。他是西山先生的孙子、九峰先生的儿子。当时他任给事中、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刚授为正字；我与友人王抑之、敬岩、立斋两位侄子同他交谊很密。我敬仰他的家世已经很久，于是前去拜访。蔡公立即把我当作故人来接待，去掉了隔阂，意气深厚诚笃，颇有前辈风范。过了两年，他出任江东宪司，后来调任本路宪司。我作为属部百姓不敢前去拜见，但他已经手执缰绳来到门前。后来兼任郡守，再到松斋道院相见时，交情更加亲密。等他进入政府，我们相处仍如同一天结识。蔡公一共两次离开朝廷，后一番出仕尤其伟大，都是因为事情涉及学校而竭力抗争，不能获准才离去。善类把他视为泰山，天下人都仰望他的风采，以元祐年间的宰相功业期待他。他闲居三年便去世了。唉，悲痛啊！定斋郑君子文从太学博士出任东阳郡长史，朋友中有人误传我的姓名，他忽然有一天非常殷勤地求见，我无法拒绝；从此交情稍微亲密了些。他学识广博、通达练达，议论开阔，确实是有用的人才。他只担任过一次武冈守，便遭逢母亲丧事，又哭失爱子，困顿地居家生活。近来又听说他已经去世。两位先生都是福建人，如今再也不能见到了。唉！陶渊明说过：“知音如果不在了，算了，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呢？”我抚摸这十一张遗帖，把它们联成一卷，含泪写在后面。书写伯兄《心箴》后 右边这卷《心箴》，是适庄先生晚年的笔迹。笔锋内敛，笔力强健，气息安定，神情和穆。若不是心境泰然，哪里能达到这种境界？我曾因为这是乡里前辈的遗墨，题写说：不要刻印传播，子孙应当珍藏，不可失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跋《默成诗卷》默成写的这首诗，笔力豪迈，气韵超逸，结尾意味深长，不只是当时的题咏而已；这正是值得敬重的地方。不幸几乎毁坏在帘箔之间，仿佛有神灵护佑，才恢复原来的面貌。仲志的儿子若川知道珍爱它，不轻易交给我，我也不敢轻易接受。于是和《李花诗》一起重新装裱，使它能够长久流传。《鲁斋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鲁斋集》卷十二　宋王柏撰　题跋 书写《仰观图》后 从前帝尧命令羲、和观测日月星辰，用黄昏和黎明出现的星宿来确定四时的中气，意义已经很清楚了。圣人创立历法的开始，也制定了凡例，希望后人推演贯通。大概举出其中的中气，那么孟月、季月也可以类推看见，这就是面向南方观测的方法。于是帝舜又面向北方观测，在黄昏看斗柄所指的方向，以此协调七政。只用这一句话，就把四时十二个月、每月三旬的占测全都具备了，方法更加精密。这就是天象图在南北方向各不相同，不能合并为一图的原因。后人又把二十八宿分配为四方，按四时来配合，往往牵强附会而不能得到正确解释。大地的形体是方的，所以可以用东南西北来确定；天空的形体是圆的，运动和静止没有端绪，运行也没有起点，又怎么能截然规定说这是东方的星、那是西方的星呢？《月令》的占测以黄昏和黎明为准，比帝尧时代可以说更加精密。姑且以仲春来说，日月会合于奎宿，这是降娄之次。黄昏时弧宿居中，黎明时建星居中；弧宿就是舆鬼宿，属于鹑首之次；建星在斗宿之上，属于星纪之次。凭什么把哪一组称为东方星呢？古人没有在夜半进行观测；如果能够以子初为标准考定，那么春季九十天中星宿依次出现的情况，就可以称作东方的星宿。其他季节也同样如此。我偶然曾推演过，古今历法最难的，是度数和黄道分度这两件事。两件事确定，推算运行就不会有差错。我曾写过《历议》《岁差议》《象气议》三篇，应该接在这幅图后面。丁巳年夏天，兰江金吉父和希夷侄孙夜间观察天文、辨别星象，寻求图法的精善，没有见过比这个本子更精密的，于是亲手摹绘，并把这番说明题写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