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漳浦文选卷一

译洪思说：倪文正公元璐说：“如今的人大多害怕祸患，把自身和家业看得太重。”黄子将要抗疏进谏时，听到的人都替他感到危险恐惧。唯独黄子认为只有我皇帝可以接受忠言，于是慨然叩击宫门进谏。这篇奏疏上呈后，果然得到严厉的诏旨责问：“钱龙锡的罪案，朕屡次下旨已经说得很清楚，与毛文龙没有关系，为什么竟然说是代替他报仇？本朝不设置宰相，奏疏中援引的事例不相称。至于放弃河套、妨碍玄修，难道是臣子所应当说的吗？把这些事情一一回答清楚。”于是他又上《遵旨回话疏》说：臣在十三日具疏，十八日奉到圣旨诘问。臣捧读之后惊骇至极，既感动又流泪。臣任职执笔不久，命运与时势相违；三年守墓，六年出山，确实是个草野之人，不懂朝廷忌讳。又拘泥于文义，每每诵读古人关于君主圣明、臣下正直的话，庆幸遇到圣主，感慨群臣萎靡疲弱，没有人敢吐露直言、替国家任事，以致使皇上忧劳、大臣受辱。臣半夜点灯，起身亲手写疏，没有同朋友、妻子儿女商量，因而疏略冒失到了这种程度。臣承受天地覆载般的厚恩，没有立即获罪，反而能够自行引咎，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臣虽然极其愚昧，也知道朝廷的本意是替神人抒发愤怒，并没有特意要杀一个罪将；但是驾驭将领的方法，不可以暗中使其心生骄横，臣担心后来的统帅会借口前任统帅之事，这样斧钺的威权就不能发挥作用。臣也知道祖宗最初的制度，是着重防止专擅，所以废除了丞相这一官职；但阁臣的职责，自然与边臣大不相同，臣担心边臣借口阁臣之事，就会使帷幄中的谋略失去力量。因此臣因为边事而提到东江，因为东江而涉及毛帅；因为阁臣而援引汉代之事，因为汉代之事而提到夏言。臣想到古代的宰相没有遥控边疆的实际职权，却都收到了遥控边疆的功效；如今的阁臣没有宰相的名义，却曾经承受宰相一样的祸患。这两层意思郁结在胸中，匆忙下笔，大略仿照汉臣邓公劝告景帝的话，依稀取法唐臣李德裕营救杨相国的事情，语意不够明白，终于失去了条理，自己完全没有察觉。臣这点微薄的心意，只是认为国体应当尊重，边疆谋略应当谨慎；士气已经衰败，应当逐渐用仁义礼法洗涤振作；国家有缓急需要人才，也应使人人奋发努力，突破拘束，冒险涉险，不应捂住嘴、抱着头，只求保全自身、苟且领取俸禄。臣并不是想以此博取铸剑越位、批评皇帝的名声。洪思说：回奏的两篇奏疏上呈后，又奉到严厉诏旨责问：“黄道周前一篇奏疏追论有罪的辅臣，说是替毛文龙报仇，一定有所见解。至于妄议河套、玄修等种种荒诞放肆之言，奉旨诘问后，为什么不详细回答，仍用遁词支吾掩饰？应当把前一篇奏疏的本意以及回奏中没有说尽的事情，一一明白回答。”于是他又上《遵旨回话疏》说：臣在前月十八日奉到诘问的圣旨，已经在奏疏贴黄中逐条回答并承认罪过。前一篇奏疏所说道路上的荒谬议论、边臣借此为口实，确实是有识之人共同担心的事，并不一定只是臣孤陋愚昧的独见。至于河套、玄修之事，前一道圣旨已经说：“难道是臣子所应当说的吗？”臣也不敢再说，以免招致更重的罪过；但臣确实只是谨慎沉默，不敢多说一句枝蔓的话，以冒犯圣听。二十七日，又奉到诘问的圣旨，臣惶恐失措，几乎不能下笔；然而既然圣上容许臣把话说尽，臣不敢不尽数陈述。臣想，明主能够听取忠言，有道之人必定多有危言危行。臣下献身事君，对下不辜负所学，对上不辜负尧舜之道；如果说诡诈的话、阿谀的话，左右支吾，不仅斧钺悬在头上，就是面对被褥、影子，又凭什么自我问心无愧呢？臣计算今年秋天以前，奔走于闽越上下万余里，并不知道钱辅臣罪案的前后经过，只因为前月二十六日得以参加《实录》修成后在礼部举行的赐宴，而钱辅臣恰好在这时被押入法司狱中。臣私下说：“我们这些人不过有微小劳绩，承受了这样的荣施；钱辅臣也曾任总裁，却不能得到帷盖之礼。”说起来很是悲恻，回来后不能入睡。臣原以为陛下圣明，起初并没有杀钱辅臣之心，然而审理案件的廷臣已经有了杀钱辅臣的办法。臣恐怕钱辅臣一旦死在狱中，后世不了解实情，会说圣明君主有杀害辅臣的名声，所以在十三日谢恩时，点灯沥血写下这篇奏疏。这就是臣上疏的起因。臣前后两篇奏疏的本意已经说尽，只是由于写得匆忙，事情没有全部说完，这确实存在。臣想，前代杀害辅臣，都不是什么美好的事情。从征和到嘉靖一千六百年间，仅仅见过一两次。汉武帝英明雄健，决意建立边功，行动如雷霆，不到三十年便使呼韩邪稽首归服。世宗凭借深厚宏大的见识，决意使百姓安宁，行动如同造化，不到二十年也使□□归顺。因此当时虽有铲除，仍无损于德业。如今震动叠加的局势刚刚铺开，振兴大业才开始，军队供养多年，物力已经耗尽；谋臣顾虑观望，没有人作出决断。徒然杀一个阁臣，对边疆谋略没有益处，却严重损害大体、伤害人心。臣自以为有幸处在尧舜般的朝廷，不忍多次看见诛杀之事；因而想到曾铣牵累夏言、袁崇焕牵累钱龙锡，心中怦怦不安。这就是臣在回奏中已经说到而又没有完全说尽的事情。臣又看到，古代威严而宽和的朝代，大小臣工都已有爱护股肱、重视心腹的情意，所以平时常听到正直的言论，行动时共同收获丰盛的功绩。从前晋国没有杀林父，士会认为这是再次取胜；楚国没有宽宥得臣，晋文公却为他再次败楚而高兴。如今□□凭借一个□□互相离间、践踏，陛下赫然诛杀督臣、拘系卿贰、斥退郎曹，已经够了，连内阁大臣也将不能幸免；百官彼此相看，只求缩头保身，再也没有左儒、禽息、贯高、朱生那样的情谊。国家遇到缓急，又能依靠这些保全自身、苟且求禄的人什么呢？所以臣不自量力，想亲历疆场，察看险要，发誓取得一次胜利，横卧原野、借草为席，凭借钟鼓之神威替词林雪耻，为钱辅臣减轻罪责。这就是臣在回奏中已经说到而又没有完全说尽的心情。

译臣是个书生，最为懦弱，名位不能使人受感动；然而臣确实诵读并遵循古代法则，不敢随从众人，在世俗场合贸然争取声名。臣记得去年秋天在山中传阅邸报，看见罪臣督抚斩杀将帅的事情，众人都感到痛快，唯独臣抚胸叹息，说关门之祸就从这里开始了。不久警报便传来。等到臣奔走到浙江，听说撤回各道兵马，臣惊愕地认为：这样做，哪里还能退呢？不久滦州、永平都陷落了。当时诸臣没有一个人进言，等事情发生以后，才喋喋不休地谈论。臣奇怪诸臣事后揣摩、显得聪明，事前却坐失机会、显得愚钝；事后的巧言，反而不如事前的笨拙。诗说：“只听近处的话，只争近处的话。”这正是志士仁人因此忧闷的原因！陛下聪明明察，博通古今，难道曾见过平日阿谀逢迎、没有明亮正直节操的人，一旦遇到匡扶辅佐之事，就能奏成平定天下的功业吗？天下并非没有人才，大多是被人情牵累、躲避法网、眷恋身家的人，占十分之九；害怕受折辱的人，占十分之七。只要稍微用仁义礼法洗涤振作，用道义使他们感奋，心志骨气一旦完整，眉宇间自然会显现出来。如今东部边疆的事情，诸臣吞吞吐吐、不敢说出口的，不过两句话：不讨伐，最终必然归于交战；不交战，最终必然归于议和。所以，只有讨伐可以制止交战，只有交战可以制止议和。如果讨伐没有成功的谋划，那么议和也没有必死的办法。如今诸臣又说：“收复辽阳就难以守住，守住辽阳就难以供给粮饷。”守辽阳的困难在七百里以外，难道不胜过守蓟门而困难在五尺之内吗？给辽阳运粮，困难在登州、旅顺的海路，难道不胜过给蓟门运粮而困难在通津郊外吗？汉朝离边疆最近的地方也有六七百里，如今榆林、永平直行四百里便接近三韩、箕尾的旧墟；太宗受命以来，岁德所在，怎么可以在昌明的时代超过一纪仍不恢复呢？臣刚任庶常时，辽阳、沈阳陷落还不到两年，臣确实主张因辽地而恢复辽地，但内廷宦官尚未安定，外患姑且存在。距今十年，辽人已经散亡，辽土已经丧失。再过几年，壮年人已经老去，老人已经凋零，河东的老人和孩子再也没有认识其归顺文书的人了。然而国家负责议论的人仍没有作出决断。所以，决断三年的力量可以汇集百年的功业；抱持十年的打算却不能完成一天的事情。老子说：“用道辅佐君主的人不谈用兵，善于用兵不如果断。”《易经》说：“果断实行以培育德行。”袁崇焕凭七个月的精神，只杀了一个毛文龙，却想凭五年不动的期限，坐等□□□。如今有人用终年的谋划想杀一个钱龙锡，却又想用十年不动的打算坐收疆土恢复之功，这是臣所深为感慨、想以奋发一举决断的地方。臣读书不能精熟，只是粗略知道大义，不敢用危言高论震动圣听，也不敢用粉饰之说、支吾之辞招致舆论非议。这一点微薄的心意，只是为国体、边疆谋略、士气和人心留下这一段实话。涓埃微尘般的力量不能感动上天，臣死后仍有余愧；然而臣的本意和事情经过，已经全部陈述在这里。谨此一一明白回奏，臣不胜惶恐至极！洪思说：回奏三篇上呈后，又奉到严厉诏旨责问：“黄道周最初的奏疏狂妄放肆，妄议祖宗的德业，曲意包庇有罪的辅臣；朕屡次下旨诘问，他都没有如实奏报，只是一味用荒诞之词支吾掩饰。本应从重处置，姑且从轻降三级调用。”危险啊！钱华亭的案件发生时，群小扬言说：“袁崇焕谋反，钱龙锡通逆。”他们的意图必定是要杀掉钱龙锡，而且还想把东林诸君子全部编织进罪案。等到黄子三次上疏后，周延儒的态度才开始改变，像王坤这样的宦官大璫也颇为替他感到冤屈，所以他得以减轻处罚，改为戍边。唉，也危险啊！思陵初年的宦官们，凡是朝廷采取重大措施，内心都先牵引、操纵其中的机宜，等待事情自行发动，往往暗中改变局势而使人不知不觉。因此，凡是攻击东林的人，他们必定暗中结交，使他们日夜以朋党之名暗中进谗于皇上。这大概是从史■〈范上土下〉攻击钱龙锡开始的。我听先父征士公说：“龙锡刚硬而谨慎，韩爌平和而厚道。逆案最初只列了四五十人，不想扩大范围。皇上几次发怒，必定要扩大名单，而且还要把内廷中同恶的人列入。宦官们便以外廷不知道为答。皇上说：‘难道不知道吗？只是害怕承担怨恨罢了！’一天，皇上召龙锡和韩爌入内，拿出一条黄袱给他们看，说：‘里面都是红本，宦官党羽全在这里，应当一一按罪处理，不得遗漏！’” 又认为这三尺法令不应由阁臣掌管。皇上更加愤怒，于是命三法司共同审定，所列名单才扩大到数百人，一个也不敢遗漏。这件逆案其实是烈帝亲自造成的，并不是钱龙锡的本意；只是攻击东林的人若不借此事，就不足以煽动宦官们共同排挤钱龙锡罢了。世间评论者都说，当时周延儒其实非常敬重黄子，所以黄子三次上疏，钱龙锡才得以保全性命。·《拟裁汰冗滥、清除积弊以充实军需疏》洪思说：这篇文章是黄子任庶常时所作，忧虑宦官从军饷中侵吞牟利。增兵加饷却使国家日益贫弱，弊病就在内部。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有十年之计，然后才谋划三年的功业；谋划三年的功业，也一定要剩下十年的筹算。如今治理国家的人，计划局限在早晚之间，议论悬置于一年之初；兴兵就像渡海，治理赋税就像熔炼黄金，沉沦相随，茫然没有边际，这确实是天下臣子共同痛心的事！臣看天下并不是从来不富，兵力也不是从来不充足，诸臣任事的心意也不是从来不笃实。然而源头没有清理，末流便相互仿效；裁汰一个冗员，冗员很快又生出一个；除去一个蠹虫，蠹虫又随即潜伏；物力已经穷尽，搜刮却没有停止。所以如今天下都认为国家贫困是祸患，臣却认为国家富足才是祸患。天下人的忧患在于看不见国家贫困，臣的忧患在于看不见国家贫困。君主看不见国家贫困，早晚不断征取；卿大夫士看不见国家贫困，早晚不断享用；将帅和士卒看不见国家贫困，早晚不断增益；那么天下的灭亡必然从所谓国家富足开始。臣查看旧档，天下每年收入少四百余万，支出却是它的几倍。这种相沿的情况已经六七十年了。靠补充、接续、转移来维持，还没有出现大规模匮乏。神宗中期，宁夏、朝鲜、播州三次用兵共耗费一千三百余万，大婚、大工程又耗费一千万。这样已经二千多万了，天下百姓还没有全部加派，大小臣工也没有全部扣除俸禄；三次征讨都平定了，大典也举行了，时间长的不过六七年，时间短的超过一年便结束。如今东征之举不过三年，前后国库大量发放的金钱也已经达到一千万，前进没有得到一步的成果，供养军队没有得到一个士卒的回报，而天下百姓已经全部加派，大小臣工已经全部被扣除俸禄，仍然还在增加，填塞沟壑似的搜刮没有停止。这件事的缘故并不难知道。

译万历初年，穆宗以来一心节俭，宫内储藏、上供的果品、食物、器皿、绢帛等物，一概裁减。于是各省直承受风气，每年运输的物资中，虚报冒领、侵吞没收的类别有一百八十七种，早晚都加以清理革除。后来又有巡察相继进行，留心综合考核，洞悉边疆事务，因此天下稍有供应，到三十年时，补救弊病、治理政务都比较容易。如今天下已经承受大弊之后，外臣习惯于从细小利益中钻营，内臣竭力于钻营压榨，奸猾之徒纵横，妄想侥幸获利。又有不懂大体的臣子，认为战争可以大规模兴办，百姓可以再次搜刮。人不问贤愚正邪，地不问平险难易，只管聚集军队玩弄，以为这是给贪食者助兴的叫喊。于是天下公然认为，国库可以通过筹算翻覆，权柄可以用言辞诡辩，盐、铁、酒等专卖可以重新议论，铸钱、征收、运输可以不受限制。内外愚昧混乱，只把用兵看作有利。守门人、仆役、击柝者，都有增兵加饷的想法，于是天下的冗滥和奸蠹更加无法遏止了。臣看蓟镇最初的定额，主客兵的军饷不过数万，后来增加到七十三万，再后来增加到一百二十四万。当时只有数万时，兵力并没有更加弱；达到一百二十四万时，兵力也没有更加壮。如今又扩大两协兵卒到二十万人，每月军饷二十三万。掌管财政的臣子按照旧额来约束它，却说多年以来，新饷定额增加二百多万，加纳的数额又增加一百多万；这三百多万全都说是用于辽东的。究竟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要搜尽民脂民膏，把它们烧焦原野、浇灌土地吗？所以说，天下的祸患，不是看见贫困的祸患，而是看见富足的祸患；天下的动乱，不是嫌不足的祸患，而是嫌有余的祸患。宦官看见富足，于是织造、服用、铺陈、库藏、收纳食料等一概不节省，又增加衣甲、火药、犒赏等燎原般的数目，暗中壮大自己的爪牙；朝官看见富足，于是冗员、奸吏、胥役、车夫、皂隶、随从、宴饮、御用文书等一概不节省，又增加亲戚姻亲中琐碎的厚禄，以此显扬、窥望声名利益；边官看见富足，于是游手、骄兵、丁役、尸位者、班役、乞丐、户籍人员、巫师、鬼卒等一概不省，又增加腐朽破败、侵冒虚报，把有用之物弃置不用，自己败坏军用物资。因此，这三种情况，都是从看见富足开始的。他们之所以看见富足，是从加派赋税开始的。军饷有了加派，原有军饷却不再取消；兵额有了加派，原有兵额却不再裁减；田地有了加派，原有田地却不再清理；边疆有了加派，原有边防却不再整顿。诗说：“原野田地多么肥美，却舍弃旧的，只谋求新的。”团营内外十二万人，分散去服工役，隶属于私人门下，没有用处，却每年照常领取八九十万粮饷。直隶卫所、锦衣卫、后军的屯田共有四万八千七百余顷，被侵占冒领，没有用处；外部却常征收税粮，内部又争夺牧场。三辅五十万户、人口四百万，其中靠掘坟等为生的无赖多得不可计数，没有用处，却常常招募五方兵卒。辽东兵额九万，每年军饷六十七万，赏赐辽东人十余万；土地丧失而兵额仍在，没有用处，却常常在一百四十万之外再奏报数十万，而没有什么可以再拿出来。臣看关门内外四五十里，聚集十三万元兵，月费一二十万；这样筹划下去，不出三年，天下的民脂民膏就会由此耗尽。而在转运、催征、征收如波涛涌动之中，仍然还有没有确定的说法。臣看古今英明君主建立国家、良将建立功业，都在于恭敬谨慎的细心、明断确定的谋划；用兵如同安坐席上，在宴饮之间制服敌人，而增赋加兵的主张并不在其中。会昌末年，各种杂赋极少，仍有九百二十二万；熙宁年间每年收入五千六十余万，军队也有八十三万，然而国家却日益削弱，疆域日益紧缩。所以赋税多了，蠹虫就会产生；兵多了，盗贼就会出现。堆积赋税就像堆积肉，君主厌恶它，百姓却无法食用。聚集军队就像聚集蠹虫，不毒害别人就会毒害自身。因此，如今天下的事情，臣用一句话就能断定：陛下节俭，天下就都会节俭。关于开门之事，臣用两句话就能断定：决定放弃辽阳，就不应再增兵；决定不放弃辽阳，就不能把新饷全部裁撤。若决定放弃辽阳，军队应屯驻关上，只恢复蓟镇三万守关、六万乘塞的兵额，精心裁汰、谨慎使用，十年等待行动已经很多；若决定不放弃辽阳，军队应屯驻广宁，只恢复辽东、蓟镇九万营垒、三万屯田、五万驻守关内的兵额，积蓄新饷达到一千万，等待三年再行动，也不算少。如今天下的臣子都知道广宁不能放弃，却常常姑且违背本心，以躲避万一之祸；都知道辽阳尚不能恢复，却常常制造虚声，以希求万一之福；都知道关门不能孤守、海岛不能空恃，却常常主张守关门、依仗海岛，以堵塞一时的议论；都知道水西不被攻破，东方就一定不得安宁；东方不得安宁，水西就一定会再次兴起，却决不敢稍微放松对东方的顾虑来解决西部事务，也决不敢急于解决西部事务来专心顾虑东方；都知道增加兵力会使兵力更加怯弱，增加军饷会使军饷更加无法到达，却决不敢停止新饷来整顿内政，也决不敢依靠旧额来寄托军令。五种说法茫然纷杂，没有定议，彼此相看而犹豫不决，天下的弊病因而日益严重。臣恐怕过些年月，万一发生不可测的事情，外部形势紧迫而内部防备更加扩大，即使把天下的财帛都计量搜尽，也再不能维持。如今各地的士卒马匹也逐渐接受稽核，铸钱、征收和运输也逐渐显出收益，虚托、破坏、冒领也逐渐依法处理，裁抑、澄清、淘汰的奏疏没有一天不呈上。然而一旦动用弹劾文书，便有人到处说是逃亡、叛乱、死亡、遗弃，掌管筹算的人彼此观望，不敢说一句话。所以说，供养冗员造成的损耗小，辨识冗员造成的损耗大；物资受蠹造成的祸害小，谋略受蠹造成的祸害大。天下的祸患确实不只是东方一处；西部耗尽天下财力来陪葬东方，这正是有谋略的人尚未察觉的地方。臣希望陛下趁现在这个时候，与几位元老大力考察典章制度，停止可以停止的劳役，节省不紧要的费用，赶紧取得对天下五项议论的两种确定意见。然后亲自节俭，作为天下的表率，使天下明白知道陛下是在端正根本、堵塞源头，为百世谋划。然后放宽各项禁令，广泛兴办屯田利益；要求边臣精简训练，要求郡帅经营田地，把团营操练归还五营，把招募的兵丁归还给屯田的丁壮子弟。然后重申不可赦免的命令，制定统一的法令，限定三年期限，与天下将士共同磨炼，让百姓重新开始。不要沿袭只顾早晚修补的空谈，一味说增兵加饷，使龌龊小人都有觊觎枢密权柄、盘踞国库的心思。这样内在的蠹虫除去，外部的冗滥自然清除。臣敢保证百年之内国家如磐石般安定无事。唯愿陛下赶快留意此事。·《辩论仁义与功利疏》（崇祯四年六月上呈）

译原任右春坊右中允、现降三级调用的臣黄道周谨奏：这是关于孤臣离开国家不惜牺牲自身、善人舍弃生命也不吝惜说一句话，敬重并激发尚未死亡的人心，以补益君臣相互修治的实际政务。臣听说，志向正大的人不以处于晦暗为辞，有道之人也不以争辩言说为乐。臣下遭受贬辱，便苟且忍受而离去；但在君主德业光明、侧身修行的时代，这不是臣下应当谈论的事。臣早年学习道理，二十七岁才入学成为生员，到了强仕之年才取得仕籍；对于人物没有怨恨憎恶，也不知道人间争辩、诘难、攻击究竟是什么言语。如今看来，风俗教化已经衰败，流俗邪僻鄙陋，即使孔子、李悝生在今天，也不得不与孟子、荀子一起主持辨析。臣看仁义，是天地的权衡、万物的纲纪。孔孟衰微之后，谈论仁义的风气断绝。唐太宗听取魏征的话，努力实行十年，然后才知道它确实有效。汉武帝对汲黯说：“朕想实行仁义之道，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直到宋代程氏父子，才竭力坚持这种说法，认为在义与利之间，正是帝王立定志向、治理天下的根本。如今又过了五百年，街巷小儿把仁义学说当作琐碎的文饰，士大夫甚至以开口谈仁义为羞。每当看见士大夫临死，一定有一部文集，除去科举文章的套语之外，通篇竟没有“仁义”两个字的，也很常见。臣到浙江乡试考场时，认为治理天下必须先树立志向、发表议论。臣见士子都没有谈仁义的，于是私下援引古今，折中孔孟之道，归本于仁义，以此端正志气。其大意认为，实行仁义的人，正因为不谈功利，反而能够取得功利的实际效果；谈功利的人，即使不以仁义为可耻，也已经消灭了仁义的教化。臣又推广这一观点，认为仁义修养成就德礼，尧、舜、周公、孔子都由此产生，朝廷得到仁义便成为朝廷，边疆得到仁义便成为边疆；仁义废弃而崇尚刑名，韩非、李斯、桑弘羊、孔融都由此产生，水旱灾害因此成为水旱，盗贼因此成为盗贼。虽然所论的具体策略不同，根本宗旨却是一样的。仁义、志气、政刑、德礼，这些都是天下容易理解的话；尧、舜、禹、汤、周公、孔子、孟子、程氏，这些也不是天下难以理解的姓名。然而达官显贵却把它们说成怪异的学说，甚至说整篇没有一句可以理解。假使典籍所记载的、贤哲所讲述的，只有这些字句还不能理解，那么如今士大夫所理解的究竟是什么呢？孟子说：“不用舜侍奉尧的方式来侍奉君主，就是残害君主；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方式来治理百姓，就是残害百姓。” 残害君主和百姓的方法没有别的，不过是不谈仁义，只图自己的利益罢了。如今上面有尧舜般的君主，下面却没有实行仁义的臣子。群臣竞相炫耀机智，争先谗谄奉承，厌恶正直、鄙视正道，确实结成了很多同类，颠倒忠贞与奸佞，借此愚弄百姓。陛下英明，静观而独自觉悟。自从斋戒祈祷以来，几个月之间，禹、汤、周、宣王自古难以做到的事情，陛下都已经亲自实行了；然而诸臣仍不肯坦诚正直地向陛下进言。因为他们认为，振兴衰败、挽救弊病必定要依靠督责，而督责之道必定先除掉敢于发表危险言论的人。陛下未必有这种意思，下面的人却争相这样做；大臣未必有这种意思，小臣却争相这样做。陛下施行威权恩惠，群臣便借此施行自己的爱憎；陛下施行刑罚赏赐，群臣便借此施行自己的喜怒。如今虽然暂时看见清明局面，但邪正、是非、取舍之间还没有定论，人才和学术也没有正确方向。一个小人一夜之间起来制造纷争，满朝的煽惑扰乱仍和过去一样。臣看天下的衰败弊病产生于人才，根源在于学术，绝不在文书刀笔之间。士人仰慕古道、喜欢实行仁义，慷慨之士就会出现，献身效忠的人就多；士人趋附时俗、喜欢经营爵禄，卑鄙浅陋之士就会出现，献身效忠的人就少。如今诸臣都说：“我能替君主管理财赋。”然而在几年前，加赋还没有翻倍，事例还没有积累，驿递还没有清理，优免还没有扣除，薪马还没有裁减；边疆还是这个边疆，军饷还是这个军饷。如今加赋已经翻倍，事例已经积累，驿递已经清理，优免已经全部扣除，薪马已经全部裁减；边疆还是这个边疆，军饷还是这个军饷。而且十人、五人之间的征收调度，又比从前更加疏漏。说到最严重的，甚至将帅的仓藏已经满了，而陛下的国库却像被掏空一样。这说明诸臣崇尚功利，最终并不能替陛下管理财赋。诸臣又都说：“我能替君主树立威令。”然而在几年前，监狱常有空缺，牢狱还没有满，存疑的人没有全部关押，释放的人也没有全部发戍，贵贱轻重之间还略有差等，人心还是那样，风俗还是那样。如今监狱没有空缺，牢狱已经满了，存疑的人全都关押，释放的人全都发戍，贵贱轻重之间不能再有差等；人心仍然还是那样，风俗仍然还是那样。而且百姓顽钝、受到蒙蔽，又比从前更加严重。说到最严重的，细小人物之间的怨恨都已经报复了，而陛下的忧愤却没有解除。这说明诸臣崇尚刑名，最终也不能替陛下树立威令。所以天下的强弱取决于人才，人才的邪正取决于学术，学术的真伪取决于义与利。为利而说，便叫作虚伪之言；为义而说，便叫作正直之言。为利而行，便叫作虚伪之行；为义而行，便叫作正直之行。牺牲自己而使他人获利，叫作仁；杀害他人而使自己获利，叫作不仁。损害自己而使他人获利，叫作义；损害他人而使自己获利，叫作不义。陛下试着用这些标准衡量天下人才、评判天下学术，那么邪正是非就会灿然显现。天下的人才和学术，培养起来极难，摧残起来却极容易。培养一个贤者，即使像刺绣十年、雕刻十年那样精心，也未必能成就一个贤者；想培养一个不肖之人，只要用优厚的官职诱惑他，用鞭打刑罚威吓他，不到一顿饭的时间就会使他成为不肖之人。

译当初臣刚上疏时，所说为毛文龙报仇以及世宗放弃河套、诛杀夏言的事情，不过是误读《汉书》，见邓公告诉景帝说：“七国尚未平定便先诛杀晁错，这是替七国报仇。”又误读《唐书》，见李德裕告诉武宗说：“先帝德宗心中怀疑刘晏会动摇局势，杀他并不是罪过，却给两河之地留下了借口。”当时并没有人说这是妄言、毁谤和亵渎，所以臣便率然引用了。等到回奏时，偶然想起其他事情，生死之念纷乱于心，应答便没有依据。假如当时能直接列举这两件事，陛下也未必会怀疑、轻视臣。因此，臣有仁心却不精纯，有义举却不熟练，这是臣的罪过；作为主司而谈论仁义，却不是臣的罪过。臣守志却不够宏大，养气却不够浩然，这是臣的罪过；写文章以志气为根本，却不是臣的罪过。臣感到惭愧的，只是谈仁义时夹杂功利，以志气为根本却接近刑名之学。臣预料东江必然骄横，议论辽、沈必然收复，只是不同于一般儒者的议论罢了。然而臣既因此受到轻微谴责，诸臣又一定要搜寻臣的瑕疵，挑出细小污垢，夸大其词地穷究诘问，直到把它们牵连比附到条例上才肯罢休。若不是遇到陛下仁慈圣明、忧国勤政，把钱龙锡、易应昌等人从狱中释放，那么臣的头发已经斑白、能够看见白日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臣年轻时读书，不懂世事。近来读邸报，知道边疆有逆案，科场有案情，这两件事反复推究，必定成年累月不能停止。臣不幸两次陷入其中，实在是臣的命运。然而臣自己发誓，不能因此丧失所学。假使臣为了躲避祸患而改变所学，即使能够取得通显的地位，也终究没有什么可以报答陛下；假使臣改变所学而取得通显地位，即使能够建立功勋声名，也没有什么可以面对天下后世。臣先前任编修只超过一年，登记在册、编纂史书已经十多个​​月，侍奉经筵只有一天，因触犯宦官而离去。如今任中允只有一夜，因狂妄言论而自取废弃，资历浅薄，不敢冒昧请求特别恩典。只是臣十分贫困，携带家属跋涉七千里，旅途中的粮食已经用尽；若能早一个月回去，便可免于背负债累，保全尸骨，靠近父母的坟墓。臣扶病起草此疏，恭敬地奏闻。——以上见原书卷一。放门陈事疏（崇祯五年二月） 原任右春坊右中允、听候降调、如今患病的臣黄道周谨奏：为遵照成例，请求下旨放行事。本月十二日臣患病，接到邸报，看见吏部覆奏臣患病的奏疏，奉圣旨说：“是。”臣强忍病痛来到中庭，叩头谢恩，当即就应当收拾行装，带着妻子儿女上路了。回想臣自庚午年正月听说敌军逼近都城，便携带家属跋涉万里，历经艰险北上；如今又到了正月，听说寇盗逼近东省，又携带家属跋涉万里，历经艰险南返。往返冒险，前后已有三年，在朝廷任职却没有超过三十日，领取俸米四石五斗。罪过堆积如山，所幸还保有残余性命，已经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然而臣观察有志有操行的人，如郭泰、马周，都不过活到四十八岁，臣如今也走到这个年纪了。恐怕一旦突然死亡，连一句可以报答陛下的话也没有；幸而还剩一口气，便冒昧把它说出来。臣从年轻时学习《易》，以天道为准则，以《诗经》《春秋》推求运行的时序，上下考察典籍所载二千四百年间的治乱，几乎百次都没有失误。臣所学本于周公、孔子，没有丝毫穿凿附会。其推算法以《春秋》元年己未为起点，加上五十五年，得到周幽王甲子年；第二年十月辛卯朔发生日食。由此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内减十四年，得到洪武元年戊申，作为大明开创的起点。戊申年至今二百六十四年，以“干、屯、需、师”三卦五爻区分，丁卯年大雪进入“师”卦上六爻，这是陛下登极的元年，正当“师”卦上六。卦辞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易》的卦辞用来告诫人事，从来没有像这样深切明白的。大凡《易》每一卦当六十七年一百零五日，每一爻当十一年七十七日有余，如今已经历过十分之四了。陛下恭敬沉默，深明天道。曾经日夜思虑寻求贤才，但贤才终究不能立即得到；想用警戒惩治来杜绝小人，但小人终究也不能立即绝迹。正当陛下开创承继的开始，外部清除逆党，内部扫除权宦，天下一致欢欣，都盼望太平。还不到四年，士人和百姓便离心离德，寇盗四处兴起，天下骚动不安，再也不能安乐地生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日〕 即使有深谋远虑的人，哪里料到变故会达到这种地步呢？臣看陛下的开创承继，符合“大君”的实际，而小人却掌握权柄，怀有触犯天命的心思。对陛下而言，以大君的明哲，制服小人绰绰有余；对小人而言，凭借触犯天命的才智，却能迎合大君所未察觉之处。自臣进京以来，所见诸位大臣，全都没有长远谋略，动辄形成苛细事务。治理朝廷事务的，把督责视为重要言论；治理边疆的，把姑息视为上策。讲仁义道德，便认为是不合实际；谈刀笔簿书，便认为是懂得务实。一句话可以解决的，藤蔓般纠缠多年；一句话不合意，便牵连四起。使陛下长久驾驭远方的意图，逐渐陷入科条之中；臣子诚恳安定、献策报国的心愿，也抑郁消磨在文法罗网之内。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既不足以使小人心服；推测其后果，最终一定会承受小人的败局。只是支吾周旋，苟且占据眼前局面。等到瑕疵祸患已经形成，虚妄欺骗便立即显露出来。比如经过一年，□去遵永已经七八个月，叙述收复的人却把它说成千古奇功；又如近来贼军攻破山东已经六七个县，袒护叛将的人却说他们没有侵犯百姓一丝一毫。仅凭这两件事，远近的情形大致都可以看见了。外廷诸臣敢于欺骗陛下的，必定不是拘泥守文的人，而是那些倚仗权力、善于机巧的人。

译内廷诸臣敢于欺骗陛下的，必定不是那些只计较细小钱财的宦官，而是那些依附权柄、结党营私的大人物。只愿陛下超然省察，思考“地中有水”的卦象，知道民情由什么才能流通；体察刚健中正而应合三爻的道理，知道军队的功业由什么才能建立。因而旁征博考典籍：自汉、唐以来，把用人置于“师中”而达到治理的有多少人？把用人置于“师中”而导致乱亡的有多少人？又仰首质问圣贤：从孔子、孟子所称许的、用来针对君子而针砭小人的事有多少？就着小人而针砭小人的事有多少？自古至今，决没有靠吹毛求疵、数人睫毛能够成就远大谋略，靠收拢怨恨、树立威势能够成就太平功业的。臣极其愚陋，自从患病以前，常说：东江的辽人，如果不早加处置，必定造成极大的动乱；又说：帷幄中的诸臣，如果不勤于长远谋略，必定有眼前的忧患。如今岛上民众将要作乱，山东危急，已经处于扼住咽喉、击打后背的危机；对于招抚还是围剿仍然疑虑不决，却还沿用秦、晋之间的旧谋。上下经过一个多月，寻找一名抚臣几乎都找不到。朝堂之上人人环顾，没有一个形成谋略。臣想到，曹、濮的愚民可以用安静镇抚；通、泰的盐徒却不能不收编。天津、保定附近的防务可以酌情调动；淮河、济水一带的声援却不能不联络。用安静的办法安定济西的百姓，容易发动的方面便可以平定；用主动行动鼓舞兖东的民众，震慑邻境的力量便容易集中。把颍上的镇兵调到徐州，便可以截断宿迁上游；选拔蓟州、密云的精兵增援宁远、锦州，便可以支撑□□向西进攻。迅速治理岛上的百姓而不借助他们的援助，岛上与登莱的形势便会分裂；重新堵塞胶莱的险要并迅速调集军队，青州、扬州、兖州的形势便会联合起来。详细推行这几项措施，专心扑灭贼患，限定数月完成，便可以省下数年的功夫。如果再拖延，招抚和围剿仍然不能决定，咽喉要地之间就不能再发生河曲那样的事情了。凡是小人看待事情，智慧总是在事情发生前短浅，言论总是在事情发生后高明。不救援凌城，却说凌城一定不能修筑；不治理岛民，却说岛民一定不能任用。士兵因长期停滞而愤懑，便说祸乱产生于有兵；军饷因漏洞而耗尽，便说功业消失于无饷。对事情胡乱看待、对声音错误听取，以至于心中的极大忧患再也无法挽回。臣看今日教化还不宏大，用兵造成的祸害已经势不可免。古时有夏胤征伐，孔子记录了它；向戍主张去除兵争，左丘明非难他。如今陛下的意图在于把军队作为国家的屏障和腹心，群臣的打算却在于苟且偷安、躲避祸患，上下相互背离，事情不能成功。臣愚昧地认为，成就功业的根本在于确定天命，治理乱国的警戒在于制止小人。任用小人，即使没有戎狄也足以导致祸乱；不任用小人，即使有干戈也足以实现治理。自古以来，有酝酿祸乱、导致祸乱的人，却没有讨伐祸乱反而导致祸乱的事情。隋、梁、晋、宋的事情不值得称道，殷高宗武丁、周宣王的功业在于自立自强。臣又查阅旧史：正德七年，岁在壬申，刘、赵等贼人在霸州倡乱，逐渐蔓延到四省。当时边境没有事情，枢臣和宰辅同心协力，小小的贼寇猖狂一时，最终只是自行覆灭。用《周易》推求，这是处于“需”卦变“井”卦，利于守常而没有灾咎。如今强敌已经侵害肌肤，我的龟卜却没有告诫；棉絮花一旦飘落，转眼便到了深秋。陛下若趁现在朝廷勉励群臣，当面咨询各项谋略，振作精神、鼓舞士气，还恐怕不足以振兴天下人才、发挥天下人才的作用；可是自从听到警报以来，陛下从未召见对答，灾情传到朝房，也不再修身反省，于是连穿素服、系腰带的空洞礼文，也逐渐成为日消月损的实际行动。臣恐怕有在“师中”任用小人、胡说触犯天命、因而养成祸乱并败坏功业的事情。小人的言论一旦得逞，大君的权柄便会丧失；大君的权柄一旦丧失，丈人、长子都无法端正军队的法度。《易》说：“大君有命，是为了端正功业；小人不可任用，否则必定扰乱国家。”功业得到端正，即使有乱也终将得到治理；功业失去端正，即使一时太平也终将发生祸乱。何况没有报效功业的心，只有怀藏不正的意图，祸乱凭什么消除？治理凭什么建立？国家养育士人二百七十年，武官和勇士都承受过特殊恩典，任意选用他们、使他们彼此以心力相助，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如果一切都被消磨，长期懈怠而形成顽习，敌人到来却不忧虑，灾祸到来却不恐惧，恐怕不是大君有命、开国承家的本意。凡是君主的学习，都以天道为老师，那么万物的情状就可以照见；君主处理事情，都以圣贤为法则，那么天下人才都会服从。近二年以来，想用明察去除蔽塞，蔽塞反而更多；想用刑罚树立威严，威严反而更加耗尽。这正是反过来审视申不害、商鞅的做法，归向周公、孔子的时机；抛弃苛细、振举纲纪的时机。只愿陛下超然深思《易》象中阴阳当否的分别：什么人称为丈人？什么人称为弟子？什么人称为长子？什么人称为小人？任用某人而使朝廷混乱，就罢免他，不要把朝廷当作试验场；任用某人而使边疆混乱，就罢免他，不要把边疆当作儿戏。由此确定天命、端正功业，安定内部、抵御外患，不过几年，三锡之勋便可以成就，无疆的福庆也会全部到来。臣考察自丁卯年大雪到戊寅年春分，共十一年七十七日，都处在“师”卦上六，关于不可任用小人的警戒，实在不能不重视。《尚书》说：“无疆的只有福庆，无疆的也只有忧患。”臣的肺病已经很久，痼疾又新近发作，不能冒着箭石来报答陛下；又不忍突然死去，终身闭在一间屋中。臣实在不顾自身安危，把这句话说出来，即使闭眼也没有愧疚，并不是敢于穿凿附会、牵强会合，以亵渎圣明，成为天下万世所讥笑的人。臣患病已久，提笔便气绝，乞求陛下顾念臣临终前的话，并请求依照成例下令有关衙门放行。臣感激至极！放门回奏疏

译原任右春坊右中允、听候降调、如今患病的臣黄道周谨奏：为遵照圣旨，把事情明确详细地奏明。本月二十四日臣呈上请求放行的奏疏，二十七日奉圣旨说：“着令有关衙门放行。奏疏中所说的葛藤株连，指的是什么事情？收编盐徒等项，限定数月，准备怎样办理？如今军队中可用的人，知道有哪些？都着黄道周明确详细地奏来！”臣捧读圣旨，感动流泪，没想到今日陛下还记挂臣的话。臣思考天下明确切实的言论，随即试行便放弃的，没有比任用君子、去除小人更好的了。如果任用君子、去除小人仍然没有效果，那就没有什么比“明确切实”更可贵的了。臣生性愚钝迂腐，不能提出明确切实的议论。然而观察近年以来，诸臣眼中经营、心中盘算的，没有一件真正是为了朝廷。他们任用人、办理事，不过是说推求报复罢了。自庚午年春季以来，盛行谈论边疆，实际上并不是为了陛下的边疆，而是为了逆党翻弄边疆，使那些铲除逆党的人无缘无故陷入边疆案件之中。至于边疆要塞的利害、进退取舍，实际上没有一句涉及。自辛未年春季以后，又盛行谈论科场，实际上并不是为了陛下的科场，而是为了仇怨翻弄科场，使那些平素没有仇隙的人无缘无故陷入科场案件之中。至于科场的源流清浊、曲折难易，实际上也没有一句涉及。只是把这两座陷阱中的葛藤株连及其余波，当作参罚、催科、比较的对象，枝梢末节沸沸扬扬，而根本大事全都废弃。宋人不过设有一个审核条例的机构，诸臣却倚赖它，把它当作匡正辅弼的大事。臣看古代圣贤，他们经营的不过两件事：一是对外攘除□□，二是对内排斥小人。□□不能共存，大臣便一心忧虑□□；小人不能退去，大臣便一心忧虑小人。如今唯独把这两种忧患留给陛下，而大臣们安然把自己放在催科、比较这些末务上。事情办了却失败，便说事情不能做；任用了人却失败，便说人才不足任用。办理政事、任用人才，是君主深密决断的权柄，应当由陛下内心决定，由大臣深思，不应让疏远而卑微的人来议论。疏远卑微的人谈论君主深密决断之事，必定会招致自身祸患，为天下所笑。然而臣固然迂腐愚昧，臣想收编盐徒以防守徐口、充实津保、联络淮济、安辑岛民、加强宁锦、安定济西民众、发动兖东军队，并不是说登州岛上的民众能够飞行千里，沿汶水、济水逆流而上。臣观察登州的地形，它陡然伸出海外，水军四处巡游，随风向南北行动。从石镇向北，东风稍稍偏南，船只出了沙门便可以驶向滦河，再逐渐向西到达直沽；从艾山向南，东风稍稍偏北，船只进入过沙便可以驶向海舟，再逐渐向南到达淮口。上下相距四五百里，住一两夜便可以到达。如今贼军已经攻破黄县，又在福山征粮、装理船舰，这种形势不是可以安坐不动的。如今又是二月，东风已经吹起，岛上□□倭寇，到处都可以联络。假使让各路贼军为□□所用，他们势必不肯；然而借助□□的形势，使上下分路奔驰，船只、车辆、骑兵彼此声息相通，那么边疆的事情就解决了。臣估计登州各县，大半是盐碱地，粮食可以供给本地军民，却不足以供给外来军队。收编岛上民众，粮食便不够支撑；不收编岛上民众，他们的巢穴便不稳固，势必需要重兵自守，同时分派党羽四处劫掠，使青州、兖州的防务受到西面威胁，使徐州、淮河的道路受到南面劫掠。从胶莱以西，崎岖的山川沟壑之间绵延数百里，臣不担心青州的矿徒能够越过胶河去响应乱兵，实在担心淮上的盐徒能够召集蒙羽一带的人响应水军。如果莱州、青州屯驻重兵却不赶快攻击贼军，那么通州、泰州、淮河、海州自然会成为相互连接的灾区。如今估计在淮上造船，必定一百天才能完备；往返传递文书，又要一百天。不如命令淮抚自行斟酌，招募商人，核算价值、分发引票，收编盐徒，训练成一支军队，不等待正式训练和讨伐，便自然成为精锐士卒。得到几十艘战船，可以向上攻打登州贼军向北出动的空虚之处，向下收取江淮地区防护漕运的实际力量；对内消除桀骜不驯者的野心，对外剪除凶恶敌人的势力。再过几个月，如果岛上军队成群到来，向江淮索取粮食，□□向西窥伺，分兵防守滦州、永平，急忙再图谋南下，就难以对付了。如今估计各岛还没有同贼军联合，兵力和粮食还很薄弱，不能向西截断胶水、雄据一州。假使青州、莱州、东兖二十多个县的民众卷起衣裳奋勇作战，六七万人早晚之间就可以召集，限定数月，焚毁船只、击破釜锅，仍然可以扑灭他们。再过一两个月，即使有重兵，也只能资助他们纵横山谷。等他们向外扩张之后，沿海上下到处都值得忧虑。如今一定要江淮有兵，贼军才没有退路；使他们的船只掠夺无用，这一带才容易防守。假使津州、保定之间的征召稍有空缺，那么盐、沧地区的百姓便容易仓皇动乱。万一登州贼军扬帆向北，宁远、锦州一带八九座空城交给一名巡抚，岛上民众的壮丁到处都可以响应，遵化、蓟州的督臣又鞭长莫及，这就如同把猛兽投向空着的诱饵。况且这些贼军此次前来，熟悉虚实；不救援凌河，必定有渡过凌河的打算；不保护关门，必定有穿过关门的意图。盛夏刮南风，深秋□□马，□□贼军如果会合，我方势力自然就会分散。臣不是说登州岛上的乱兵能够寻找旧路，舍弃汶水、济水而从津州、通州之间另行出兵。凡是车辆骑兵的作用在东北，船只水军的作用在东南；关隘和海岛上下，如果敌人同时发挥这两方面的长处，那么中国的防御枝干便会困于两种短处。这就是臣想限定数月，责成青州、莱州的民众消灭登州、黄县贼军的原因。自古以来，乱贼纵横而不到两个月便能消灭贼军的，只有贝州的王则。然而当时还派遣一名宰相大臣，副以一名宣抚使，然后才取得六十天的功效。如今登州贼军的势力大于王则，诸臣的才智却短于明镐，却想用模棱两可的办法进行剿抚，慢慢等待其失败，臣看实在困难。天下这样大，哪里会忧虑没有人才？陛下如果果真奋发振作，尽力施行各项策略，使内外相互资助，依靠朝廷谋划来完成，什么人才不能奋发？臣平素不与人交游，对朝廷内外的人才实在不完全了解。然而根据臣所学典籍中的见闻：正直明亮、刚强方正的，必定是君子；圆滑柔顺、因循拖延的，必定是小人；仁慈宽厚、胸襟宏大的，必定是君子；凶狠狡猾、阴险诡诈的，必定是小人；乐于行善、愿意听取过错的，必定是君子；喜欢谗言、乐于逢迎的，必定是小人；难以进取、容易退让的，必定是君子；争逐荣华、图谋宠幸的，必定是小人；不合乎道义就不走的，必定是君子；借助其他途径求进的，必定是小人。用这五条衡量天下人，十次中不会错一次。宋儒有句话说：“边帅的人才如果实在不可得到，就应当在士大夫中品行廉正、才干卓越而有见识的人里寻找。”又说：“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就是将来能够守节死义的臣子。”臣下如果到了死义的地步，已经没有什么可观察的了，何况苟且偷生，竟然成为□□之事！

译臣观察万历末年，退居林下的诸臣如邹元标、赵南星等二十多人，被废弃二十年，酿成门户之祸。如今又无故搜罗士大夫，稍有见识的人便一概投入罗网陷阱，这样一旦有缓急，哪里还能得到一半人才的资助？凡是断绝诱饵而离去的，必定不是鳣鱼；留恋机关而来的，必定不是骏马。用利禄来养士，所豢养的必定是追逐市利的臣子；用鞭打刑罚驱使人，愿意被驱使的必定是驽马般的骨头。如今诸臣的才具和心术，陛下都已经清楚知道了。知道他是小人，却又用小人的办法使他骄横，小人的气焰便更加张扬；知道他是君子，却又让小人参与其中，君子的功业便无法建立。《诗经》说：“那边疏远，这边便有稗草，为什么不自行退去？如今的人，难道还没有旧日的人吗？”天下人才总共就这些，不在朝廷廊序之中，必定就在山林草野之间。臣平常所认识的，有和州马如蛟、公安毛羽健、闻喜任赞化，都是卓异豪迈、很有气节的人，却都遭受谴责而离去了。臣平常听说的，有青涧惠世扬、吉水李邦华，刚强经过百炼，声名传遍天下，臣又未曾亲自领略他们的风采；鄢陵梁廷栋，胆识果决、机敏警悟，年富力强，正应当留待将来任用。在仕籍中的人才，有新建徐良彦任南大理卿，豫章曾樱任福建参政，金华朱大典任天津兵备，绍兴陆梦龙起复为藩司，武进邹嘉生任陕西参藩，都是卓越杰出、才力雄伟的人，让他们独当一面，必定会有可观的成效。天下的人才，取决于君主和宰相；事业能否成功，取决于朝廷的谋划。如今帷幄之中没有确定的谋略，边疆诸臣只是沿袭旧习；军队久驻便逃亡，逃亡久了便叛乱，形势必然会走到这一步，不是法律所能禁止的。陛下如果一定要振兴人才，应当敦促崇尚风节，表彰仁义，不要让猥琐小人挫辱有文章才华、守廉耻方正之节的士人。从前太祖品评人才，把拘守古法而不知道变通的人列为最低一等，所指的只是那些庸碌的学究，并不是说崇尚圣贤规模、遵循前代正道的人。如今风俗长期衰败，厌恶正直、鄙视正道，人才又常常修饰外表，也就不容易辨识。《易》在“泰”卦初爻说：“拔起茅草，根茎相连；其初始为否。”又说拔茅连茹，开始时辨别它们相同，到了最后辨别它们却不同。人事各不相同，而否、泰也随之改变卦象，这正是臣希望陛下在“师中”详加审察、加以确定的地方。从前苏轼临行时，想向皇帝辞行却没有得到许可，于是上书说：“极盛的泰平时代，百姓都能向上通达；极坏的否塞时代，近臣也不能自行申达。” 臣如今正处在尧舜般的朝廷，即使请求留下枯朽残躯，仍承受陛下明察的询问，臣死也不会朽灭。至于臣愚昧迂腐，不能提出明确切实的意见，就像好恶已经确定在肌肤上，再也无法改变。臣谨冒死具奏，只愿陛下稍加垂察！拟论杨嗣昌不居两丧疏（崇祯十年闰四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臣黄道周谨奏：为只是空谈没有补益，不得不说；报效国家极其困难，却不敢不报；自知迂腐愚昧，恳请再次赐予环玦之罚，以扶助名教、唤醒人心事。臣生逢明时，侍奉明主，勉强自我振作，多次蒙受宽宥。凡因臣疏陋昏昧，本应处死却没有处死，本应罢黜却没有罢黜，蒙受曲意保全已经很多次了。臣没有进谏的职责，也不是喜欢多言的人。然而有一件事，臣若不说，便终身无话可说。况且陛下因为久旱而修省，诱导臣进言。臣今日不说，日后再说，必定后悔太晚而来不及。因此臣不顾祸患，再次发誓恭敬谨慎，冒昧说出此事。比如大司马杨嗣昌夺情而掌枢机、分条议论溢地均输等事，就是如此。臣孤陋寡闻、闭门自守，阅读邸报常常落后于时日，不知道他的条议究竟怎样。然而观察古代匡正时局、辅佐君主的贤士，都有根本操守，丝毫不差，然后才能救济大艰难、担当大任，为天地神明所鉴察认可。当土木之变时，北方边塞多有忧患，先臣于谦、罗亨信确实是最早夺情起用、能够整治军务的。此后边臣间或沿用旧例，但都是打开凶险之门、把权力交出关外，首尾相互牵连，形势实在不是不得已。到了神宗时，大婚尚未举行，俺答刚刚归附，张居正只夺情数月，以便观察典礼，结果使天下交相讥议，名分和实际都丧失；神宗始终轻视这个人，直到他死后才予以录用追叙。如今天下贤才还很多，人心并未泯灭，只是积久的偷安余习之下，放松缰绳而不能驾驭，是非容易混淆，赏罚不能生效，每逢艰难重大之事，彼此推卸责任，以致盗贼纵横，下面百姓困苦，上面烦扰明主。假如有两三位大臣洞悉根本计划，内修礼乐，外明征伐，收拢人心，鼓舞士气，节制有法、谨慎制度，以此支撑后续局势，成康之治或许还可以达到。然而那些侥幸求取功名的人，却乘机争逐胜负，以为礼义廉耻全都不足以治理国家。如果礼义廉耻果真不足以治理国家，那么伊尹、吕尚、周公、孔子早就在前代被废弃了。臣看陛下效法古制、敦厚常道，深明治理的根本；对崔呈秀夺情而占据职位，立即举起萧斧诛罚；即使袁崇焕夺情而在关外任职，也不能免于诛杀。这说明陛下的明察，与天地神祇的鉴察一样昭然显著。古代圣人认为忠信可以学习，至孝却难以穷尽，所以用廉耻互相劝勉，而不以极端的标准强行约束人。然而在魏阙之下、司马官署之中，是政令教化发出的地方，怎么可以混乱呢？臣一向愚钝，不能广泛知晓事情，但记得先臣翁万达因夺情来到兵部，降为左司马，不满一年便罢职归乡；杨博在嘉靖丙寅年丁忧，戊辰年重新起用为总督，即使服丧将满，仍然忧惧地认为身穿丧服、面色憔悴而任事，会被戎□耻笑。如今枢臣刚刚接连遭遇两次丧事，却不在战场上，竟然擅自把自己比作杨博、张居正。天下即使没有人才，怎么竟然冒犯到这种地步？陛下以最高的德行教化人们，防止违犯作乱；偶有卓异之士因细小过失，如陈寿藏药、阮孚追婢之类，都被幽闭排斥，不敢为他们辨明，为什么却让那些背负荆棘、穷困潦倒的人坐在那里玩弄王者刑具、磨砺刑威来对待天下呢？天下虽然广大，其呼吸气息却系于一个人的心气。陛下的心恭敬，天下就都恭敬；陛下的心安静，天下就都安静；陛下的气息平和，天下就都平和；陛下的气息平正，天下就都平正。即使有九六之灾、水旱盗贼，也可以努力施行善政，交给一两个贤达之臣匡正辅弼、消除平定。陛下掌握要领、运行仁德，在上面努力实行，难道一定要使四海的精神全都困顿在兵饷之下吗？

译臣听说枢臣上条陈说，兵饷应采用溢地均输的办法，派兵十二万，军饷二百八十万，想等兵员齐备、军饷齐备之后，才展开谋划。天下人盼望枢臣，如同久旱盼望雨水；盼望他消灭贼军，如同用水扑灭火灾。若一定要等兵员、军饷都齐备，谁又不能这样说呢？况且溢地所能产生的收入，究竟能有多少？加派之后再实行均输，经过鞭打催逼之后还要挪借，势必数年也不能齐备；这就是枢臣不想在早晨便消灭眼前贼患。贼军之所以不能消灭，是因为没有抓住要领，屡次招抚、屡次放纵，导致将领在上面骄横，士卒在下面轻慢，曲折拖延，时而喧嚣时而起兵，只是以兵少饷缺为借口，并不是真正尝试过而受挫衰弱、再无恢复之力。往年秦中筹措兵力十二万、军饷一百二十万，限定数月展开行动，最终没有成功，是因为任事的大臣少，推卸的谋划多，时而招抚、时而围剿，两方面都没有成效。如果当时赏罚十分分明，抓住要害，前后设伏，审察形势并从反面打击，潼关以外便可以不受惊扰。然而诸臣动辄说地方广大、道路众多、关隘容易疏漏，不用多数兵力不行，所以他们都是在为自己挽救失败，而不是为陛下建立功业。又如去年□迫近三辅，仓促征调东南军队，每省数千人，行粮、安家等费用各达十多万，军队尚未越过边界，便因一纸命令撤销了。假如当时道路将领决定渡过长江，分路进入豫州、楚地，会合各路士兵拦击逃散的贼军，即使只有一万几千人，也能形成十多万人的声势。帝王在中原境内用兵，州县密集如梳，龙蛇在陆地上起伏，却说一定要让王翦、白起在道路上首尾相接，这实在是极其没有谋算、近于凭风浪行事。如今豫州、楚地、江淮依靠营垒已经很久，三省赤籍上的兵额少说也不下十万人，供应军饷已有多年，主客军费正项支出应当有定数。又由于岛上军饷刚刚撤除，江南、广东的运输可以省下三四十万石；登莱是狭窄险要、应当节省军费的地方，不适合长期驻扎大军。只要把岛上军队分派到楚地，来安定中原；训练精锐、掌握奇兵，来安抚东土；取得辽东军饷的余绪，弥补秦、豫兵力单薄的空虚；从那里取来补给这里，仍然是所谓以天下的完整力量救济天下的整体，哪里能说这是偏半之策呢？臣观察古今三代末期，都有繁重征税，动摇人民，最终仍不能安定。我朝二百七十年积累太平、重叠光明，即使有寇盗屡屡惊扰，而天下还能安宁，是因为士民勉强站立，仍有余地，富裕与贫乏可以相互依靠。其他如间架税、陌除税、榷酤、度牒、贸易等，士大夫以谈论它们为耻，以至于铜、铁、银矿也没有造成很大的祸害，君子尚且引用义理争辩；因此国家才能相互维系，安稳如磐石。如果溢地均输的办法真的在江南实行，刁民和奸猾胥吏扼腕叹难，街市彼此煽动，冒险逃亡、躲避征收，又怎么能够安定呢？况且权且计议，即使能够维持一年，一年以后，大军还没有训练好，大赋还没有征集齐，大功还没有完成，大难还没有消灭，水旱灾害又间或出现，草木也有变化，那些惶惶不安的民众，拿什么来消解他们的忧患？像反穿皮衣、背负柴薪，手持刀刃向内攻击的情形，已经清楚地呈现在这里了。把七百万新饷全都用于关隘和协防，把八九年的威势精力耗尽在内操之中，权力集中在其中，尚且没有一两天的闲暇，十几万的剩余还要用来应付意外、弥补漏洞，却想借一年之计，让百姓破釜沉舟来应付，寄居在水泽中烧火做饭，长期哀号而看着罗网铺开，臣虽然极其愚昧，也知道这是不可行的。如今四方大旱，支流河道干涸如龟裂，永平一带甚至骨肉相食，瀛海一带是交通要道，抢掠成群；区区江南，民力也已经耗尽。陛下如果一定要靠消灭贼军，兵力不必增多，军饷不必加倍，只要选拔敢于直言进谏的臣子以及有胆识、强干、敏捷的人，持绣斧监察各道军队；在省内就地筹粮，在郡中就地用兵，在士卒中就地选将，在贼军中就地立赏；间或选拔十几名制科出身的人，打开兵力冲击敌人；命州县自行举荐有才干的人授予职位，贼军平定一年后便酬报为显要职位。天下人自然一致振奋，想发挥自己的长处；寇盗、奸宄闻风丧胆，何必撑着百姓的骨头去抵御猛虎呢？至于灾旱的原因，是积聚在骄阳之中，愤懑充盈而不能交合，坎、离失去调和。臣看近年来贤人在野，忧郁特别多；如詹尔选、吴执御、金光宸等，都是慷慨卓异、不怕触犯龙鳞的人，分出他们多余的才干，足以谋划对付猛虎，却长期滞留山林，也违背了和气。又近来听说内操不分冬夏，向上使天威混乱，向下使社稷震恐。如今荧惑星与太阳同行，会合于鹑首，三辰全都属火；火政不能修明，炽热之气便不能消退。陛下果真应当在清理狱讼之时，广施恩赦，起用废籍之人，停止内操，以积蓄阳光、调养阴气。火政清明之后，雨泽必然降下；人心不再郁结，和协之气便会四处流通。这就是解除灾旱的良方、感通上天的深理。陛下既然用言论督促诸臣，想来诸臣一定有人谈到这些。只是礼义廉耻，是百代以来的云雷，并不只是当时一场膏雨。天下悠悠众人习惯把它当作细小事情，心中生出祸害国家的念头，变化并不止一个方面。比如溢地均输，便会有熙宁、元丰年间均田、手实之祸。臣知道这些却不说，说了又不能说尽，日后再说，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臣写这篇奏疏，已经十天，六七次烧掉草稿，但最终不敢欺骗自己来欺骗陛下。诚心提醒人心、扶植名教，也是翰林词臣的职责。幸而遇到圣明君主恳切求言，臣不敢闭口不言来换取安稳守正的名声；即使因此招来祸患，臣也算有些微薄的报答，死而无憾。因此奏闻。慎喜怒以回天疏（崇祯十年六月）

译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臣黄道周谨奏：为承蒙赐环释放已经很久，却无从图报；昧着良心不能侍奉君主；进言又实在不得已；自知此生无法报效国家，甘愿接受显著的罢黜，以谢绝尸位素餐之事。臣因狂妄昏聩，自我废弃五年，没想到又蒙受特殊恩典，再次获得新生。去年秋末，惊闻□警，便爬行入都，跋涉万里，经过冬天才到达。自以为七尺残躯已经不属于自己，头顶到脚跟都可以效命，不敢为自己保全性命。然而从元旦入朝以来，随声附和、污浊苟且，竟然经历了春夏；对外没有一句话可以报答圣明，对内没有一句话可以面对自己的良心。回想往年自己请求出使鲜地、经营东江的事情，都已经成为梦话，凄然流泪。遥想自古以来尽忠竭力、献身报国的臣子，有所怀抱必定全部说出，从没有像臣今日这样欺骗自己的内心、又欺骗君主，顽钝而不成材。臣自知血气已经衰弱，学问没有进步，时时惊惧警惕，件件事情都刺痛内心；在心悸不安之余，终于形成痼疾。正准备呼吁请求退职，自投沟壑，而天还没有降雨，银河也如此劳苦。正当陛下日夜忧劳、群臣修身反省、警戒奋勉之时，臣无知，怎么敢自行绝望？然而观察边疆接连震惊，寇盗侵扰内地，廉耻之道衰败，人心几乎全丧；若没有独立不惧、有所损失也不改变志向的臣子，便一定无法振作严肃之心，洗除暮气。可是诸臣过分自我惩戒，只求苟免朝夕，没有人敢替陛下阐明这些道理。其他事情姑且不论，就说近来朝廷内外斋戒住宿，为百姓祈祷求命，希望大施恩泽，以成就麦收；于是释放久系的囚犯，审断各种案件，绘制监门的图样，顺从关于烹煮桑叶的请求，这些仍不足以上合上天的运行、下慰百姓，而五日之内拘系了两名尚书，士绅惊愕，路人悲泣，却没有听说一位大臣恭敬地上疏申辩，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勘定祸乱、除去凶恶、宽免冤屈、解除法网，赞助浩荡恩德、成就霖雨般的功业呢？凭陛下的宽仁，优容言路，尚且到了这种地步，大概自三百年、十三宗以来，从未有过士气不振、随风倒伏到今天这样的情形。臣看天下的灾祥系于君主的喜怒，君主的喜怒又系于天下的安危。古代圣人，喜悦之气施行于臣邻之间，臣邻便兴起作为；愤怒之气施行于边鄙之地，边鄙便廓清。诗说：“君子若是喜悦，祸乱大概很快就会停止；君子若是发怒，祸乱大概很快就会受阻。”君子的喜怒都用来拨乱反正，所以争的是大事，不争细枝末节。如今大事尚且没有人争论，反而竞逐细小过失。朝廷没有一个值得喜悦的臣子，臣子便没有一件值得喜悦的事情；边疆没有一点敢于发怒的气势，祸乱最终就不会有一天迅速平息。威严与顺从被反过来施用，贵贱的治理秩序也颠倒了，因此奸邪昏乱相互炽盛，叛逆蜂拥而起，四方溃决，逐渐不可收拾，亢盛的阳气达到极点，终于形成旱灾。然而大小臣工仍然闭口不语，使陛下在上面焦虑劳苦，使百姓在下面辗转困顿，而诸臣却在中间闭塞言路；只要还有一点人心，本不应当到这种地步。臣不是言官，沉默也不违背职责；然而臣受过特殊恩典，从草野间被起用，虽然没有把自己当作言官，天下却仍然以言责要求臣。近来有韩愈讥刺阳城的旧事，远古有孟轲讽刺蚳夷的说法，回头看自己，实在惶恐不安，无地自容。那一两个有高明见识的人，还认为臣前一篇奏疏开启了政府推卸责任的开端，后一篇奏疏堵塞了翰林词臣缄默的道路；臣辜负恩典、隐藏拙陋，远远惭愧于古人。臣哪里懂得怎样发言，只知道臣自己的内心罢了。臣如果欺骗自己的内心，又凭什么侍奉陛下？只愿陛下立即赐予罢黜，以激发尸位素餐之人的羞耻，以表达臣感恩的内心，并把有所怀抱而不能尽言作为后人的警戒。臣即使受损毁、承受荣宠，至死也没有怨言。求言省刑疏（崇祯十年六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臣黄道周谨奏：万里之外的孤臣，病危而独身，想要报效国家已经很难；称职也不容易，抚心自问多有惭愧，仰祈准许臣离去。臣冒昧不知进退，于前月二十八日上奏请求退休，奉圣旨说：“词臣的职责，最难胜任。不要欺骗自己，应当自我勉励，提出意见不能只是空话。黄道周因清正声望而被起用，正应当深切思念时局艰难，发誓谋求报效。至于朝廷每有处分，原本都是臣子自己欺蒙所造成的。如果不弄清事情的本末，一概凭感情愤激行事，循名责实，看似美好，究竟又有什么用？”臣感激不尽。臣自料此生该死而没有死，该罢黜而没有罢黜，反复承蒙曲意保全性命，已经多次了。臣惶惑徘徊一个多月，想求一次陈献而不可得，凡是拟好奏疏想上奏又中止的，共有三次；这不只是因为进言并非臣的职分，也是深知进言的困难。臣忧郁昏病，沉重眩晕二十多天。当时科臣陈昌文与臣同病，终于死去；假如臣当天也死了，那也就死了，即使有忠言，又有谁替臣辩白呢？臣迂腐蒙昧而缺少才识，对于朝廷内外的大计已经没有什么了解；之所以苦苦想用空言来表明报国之心，实在是因为天下这个神器，治理它自有方法，簿书文牍和刀笔吏的手段，并不是治理天下、裁削弊病的工具。古代圣人设置礼乐来治理国内，设置征伐来治理国外。礼乐不足以治理内部，才开始有锁缚和刑具加在君子身上；征伐不足以治理外部，才开始有小人揭竿而起、撕裂布帛作为旗帜。周宣王只是中等的君主，从周文王到周宣王也经过二百六十年才中兴。宣王因旱魃而修明政德，这就是《云汉》诗。诗中说：“王说：我有什么罪过？”现在的人说，这是宣王忧劳百姓到了极点。宣王感于玁狁、蛮荆而修明政事，这就是《六月》《江汉》诗。诗中说：“王的谋略确实周密，王的心因而安宁。”这是说宣王忧思深远、谋略长久。宣王对内以最大的仁德忧虑臣民，对外以最大的明智和武力安定疆土，因此吉甫、召虎一类的人，都以儒生身份亲自辅佐大业，使天下享有太平四十六年。如今陛下的这些作为，已经都能看到了。但天下大势不能一下子扭转，人心不能一下子收服，寇盗不能一下子平定，所应当深思的是治理的方法，探求事情的根由，考察、印证《诗》《书》，来巩固后续的事业。那些器量狭小、琐碎鄙陋的人，哪里足以共同谋划大计？古代圣人用爱人来建立治理的根本，用知人来使人才发挥作用。他所了解的不过几个人，所爱护的却涉及亿万人。

译知人的方法没有别的，也不过是能够爱护人民、安定百姓罢了。共工、伯鲧身负辅佐天工的职责，却使水土不能治理、百姓不得安宁；即使是神明的后裔，也不能免于幽州、羽山之诛。如今陛下宽仁宏大，宽宥了那些身负重任七八年却没有成效、仍旧安然掌握权柄的人。过去风教振作之时，人心淳厚坚定，即使龙蛇作乱，也不足以扰乱天下，所以还可以宽容，给他们九年的考绩期限。如今百姓陷于水火，早晨还不能保证活到晚上，一个人早晨呼喊，众人便一齐奔走，而东西两方却仍这样悠闲安息，这正是有道德的仁人倚席而废箸、忧愤不食的情形。臣看陛下每当遇到上天警戒，总是避居殿省，亲自率先群臣，这是自古圣主从未有过的事。然而辅佐大臣和心腹近臣，竟然还没有一个真正得当、能够报答陛下的人。偶有阴阳灾异、战争祸害，便总说是郡邑治理无状所造成的。郡邑州县好比聚积的尘土，所能影响的不过方圆百十里，哪里足以广泛招致灾气？汉代萧望之以御史大夫身份想要应对天变，皇上尚且轻视他，何况州县那些承受上级风气、揣摩上意的人呢？天下风俗教化的转移，阴阳的通塞，全都取决于当朝君主的心气。当朝君主内心恭敬，天下就都恭敬；内心安静，天下就都安静；心气和顺，天下就都和顺；心气平正，天下就都平正。当朝君主的心气已经恭敬、安静、和顺、平正，而天下仍有不恭敬、不安静、不和顺、不平正的地方，那么二三位元老大臣就应当严厉责备自己、奋发自励，怎么能让草野臣民和百姓来承受他们的怒色呢？积累渐变到今天，国家没有是非，人们没有敢于直言的人，郡邑长官苟且敷衍了事，确实令人愤恨痛心；然而他们的视听全都取决于上级。上面急于催征赋税，下面就急于行贿；上面喜欢苛察刻核，下面就喜欢险诈；上面喜欢告发攻讦，下面就喜欢成为无赖。如今天下险诈、无赖之徒聚集京师，白天像鸟兽一样相互呼喊，缙绅低头屏息等待局势变化，都说这种情形是有来由的。孤危的臣子战战兢兢地站立，幸逢陛下爱惜生命，下诏求言，减省刑罚、清理狱讼，如释放被拘执的学臣、使他们恢复原官，于是朝廷内外受到鼓舞，这些人稍稍收敛。然而正当求言时，进言的人却立即被斥退；正当清理狱讼时，又听说有人被捕下狱。臣想，自古治理政治的方法，只有这两端。清理狱讼的根源在于恻隐，恻隐就是仁；由一人推而广之，就可以仁爱天下。小民虽然有死于沟壑的痛苦，缙绅难道有很多像雉鸟离散一样的悲叹吗？求言的根源在于是非，是非就是智；由一事推而广之，就可以认识万事。君子哪里会有偏颇的言论，小人哪里会有真正公正的议论？如今陛下仁爱和智慧的根本都极其明白，只是大臣们推演扩充得不够。过去太祖在干戈扰攘之中，尚且每天和刘、宋、章、叶诸臣讲论仁义、探究道德，把它作为战胜的办法。如今公卿大臣即使有很多空闲，而□□东□，流寇在西方沸腾，江淮之间动荡得像磨刀石一般。即使张仲、山甫处在这种情势下，也来不及放下《六月》而歌咏清风，怎么能同市井小民争论勃谿之事、计较睚眦之仇呢？臣从小到现在五十年，孤独行事，闭塞耳目，从不谈论别人的过错；但私下诵读圣贤之言，认为清正忠诚容易被称许，仁爱孝顺却难以被了解，所以有最高的道理来要求最高尚的人，以忠恕之道宽待同僚。陛下慈爱孝顺，已经像风一样感动四海，难道还必须使二十年前乡里养成骄横之气、连吃奶的小牛也不能触犯吗？陛下敦厚和睦，已经使上下和谐融洽，难道还必须使二十年前的缙绅带着棱角，彼此倾轧吗？况且时事如此、人心如此，辅臣即使非常贤良、清正、强干，难道能保证天下四海不会发生一件用踢草、咬马来争斗的事吗？眼下伏暑将尽，凛冽的秋天将到，最重要的是在安庆整顿军队，筹措军饷，限定期限，务必扫平英山、霍山、襄阳、邓州的贼寇，不要用或抚或剿的含混办法来推诿谋划。最紧急的是在宁锦训练六师三军，预先制定截击、埋伏、攻破坚营的策略，不要因为或弃或守而再次变成把瓦片当赌注。最方便的是趁士气正盛，发动军队冲击州县，另行选拔人才，只约定贼平之后授予显要官职，不要用抽签分地的办法，助长他们的侥幸之心。最切要的是起用被废弃、敢于犯颜直谏、刚正不屈的大臣，让他们担任秦、豫、襄、庐诸道监军，只约定贼平之后授予节钺，不要分门别户、各自划地，消磨他们的壮志。又有最不可拖延的，是那些奉诏直言的大臣，以及被诬告却没有证据的士人，都应当一律先行解除他们的冤屈。实行这五件事，使天下的凄风苦雨全变成祥云，使每个人的短处和长处都成为深谋远虑，诸臣之间的责骂争执可以不用解释便自行融化，朝廷的刑威也可以逐渐放下而不再使用；然后上面歌咏《采薇》，下面诵读《天保》，讲明法度，彰显礼乐，与周宣王、殷武相比美，永无穷尽。臣即使长久离去，直到死也没有怨言。臣又在没有生病以前，观察到五月初一日傍晚，荧惑星和太阳同在鹑首、参火的分野，三辰都属火。又因为初一日傍晚正值合伏，应当修明平抑火气的政务，稍稍节制威严光芒，使火不成为灾害。明年春天荧惑星位于大火，徘徊在氐、房、心、尾的区域，应当谨慎使用火器，远远警惕军务。汉臣盖勳说：“寇贼在外面，而在内部陈兵而沉溺于战争，就不是勇武。”陛下洞察历法，深明天道，把握要领来驾驭四方，寻求仁政来使百姓复苏；在樽俎之间，自然有充分的胜算，何必使整个朝廷的精神困惫在军饷、刑狱之事上呢？臣身处草野而承受特殊恩宠，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又患病濒死，想把心中所怀全部倾吐出来，并不是敢于因一时愤激而妄谈时事，只愿陛下怜悯臣孤危，容许臣冒昧恳求赐还故里，希望完成狐死首丘的愿望。臣感激至极。《三罪四耻七不如疏》（崇祯十年六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今升任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掌司经局事臣黄道周谨奏：臣承受的恩德高厚而难以报答，平素多有愧疚，怎敢辞却新恩，只是为了安守愚拙本分，请求准许退休，以保全余生。臣胃气虚弱败坏，已经一个多月，精神思绪昏乱溃散，变成了心悸惊恐。自伤福分浅薄，不能承受好官；又因学问疏浅，不能修炼心性，于是困顿到这种地步，还能再说什么呢？前月二十九日，臣惊闻圣恩，升任现职。本月初三日，吏部复议后奉圣旨说：“是。”臣本应立即上朝叩头谢恩，但患病下体痿弱以后，步履虚浮无力，拖延又过了十多天。臣想臣家世代贫寒俭朴，资质禀赋迂拙愚钝，量腹而食、度身而衣，每天都担心承受不起；幸而凭着残余的灰烬，还能看见圣明政治，释放被拘执的臣子，解除郁积隆盛的恩泽，臣即使唱歌击壤，也已经感到荣幸有余。况且北陆星已经西移，冬至将要到来，皇太子将要在开端之时出阁，臣在东宫官署最为亲近，怎忍心说离去？然而臣自从出山以来，自计有三项罪过、四种羞耻、七处不如人，按道义不敢以迂拙庸劣玷污清贵的班列。

译所谓三项罪过：臣先前六七年间，见朝廷赏罚明确，新饷充足，人心正振奋，便毅然认为辽、沈一定可以收复，流寇一定可以扫除；应对边患就治理边疆，应对腹地就治理腹地，扼守要害、限定期限，成功不会太远。等到后来衡量边疆和腹地的情势，事情已久、形势已变，人情顽固迟钝，都说要害无法扼守，期限无法确立，只是惴惴不安地姑息迁就，连拖延敷衍都来不及。臣于是惊惧，不敢再谈征伐，仿佛臣前日曾夸夸其谈欺骗天子，这是臣的第一项罪过。又臣出身草野，恭敬承受起复之命，天下便欣然期望人才会聚、共同出仕；臣毅然认为仁义必然有效，申不害、商鞅之术必然可以废弃，正直之士充满朝廷，奸邪自然远离。等到观察朝廷内外，众人仍然诡诈趋附，习惯于告发攻讦，下级冒犯上级，卑贱冒犯尊贵，不肖冒犯贤者。臣于是惊惧，不敢再谈礼乐，仿佛臣前日曾用空泛言辞欺骗天下，这是臣的第二项罪过。又臣当初见到明确诏令，崇尚孝悌，重视廉洁贞正，把《孝经》《小学》颁布到学校，并写信给乡里，说士大夫即使不能以圣贤为师、以圣贤为法，也应当顾念纲常、维护名教，把富贵功名放在第三、第四位。等到看见各位缙绅都毁坏门禁、逾越礼法，穿着丧服进入都门，挽起手臂吹去尘土，把冠帽衣裳当作货物，与市井之人争先行走。臣于是闭口不言，惊惧而不敢再谈名节，仿佛臣前日曾用危言欺骗乡里。这是臣的第三项罪过。这三项罪过，都是臣畏缩自弃而辜负陛下的地方。所谓四种羞耻：臣前后出山，都有上天的幸运。两次遇到《云汉》所说的求言之时，两次遇到京辅□退的机会，却没有一件事、一次行动可以遮蔽最初的志向。辛未年求言时，因为等待旨意，想陈述却中止了三次；今年求言时，因为清理狱讼正在进行，想陈述却中止了两次；庚午年□退时，因为带着家属沿途而行，在浙江科场失掉气节；去年冬天□退时，因为单骑出行、暂时歇息，却在房考中混得了荣誉。都是开始时说危言，最后却只求俸禄；开始时行为高尚，最后却只顾经营交游。这四件事，都是臣偷求安逸、自我松懈，不顾名声和实际而辜负陛下的地方。臣又记得汉臣梅福的话：四海广大，人民众多，能说话的人本来很多；然而要找出其中才俊卓异、能够指陈时政、言辞写成文章、施行又合乎时务的人，也没有几位。臣庸碌鄙劣，最没有可比之处，不敢拿自己和古人相比。正如今天诸臣中，品行高尚卓越、超出众人之上的，臣不如刘宗周；性情至真至厚、不愧为纯孝之人的，臣不如倪元璐；心思深沉、谋虑宏大、远见深谋而有经世之才的，臣不如魏呈润；敢于直言进谏、内心贞正而超脱俗流的，臣不如詹尔选、吴执御；志趣高雅、学识广博而足以备顾问的，臣不如华亭茂才陈继儒、龙溪孝廉张爕。至于圜土之下被反复拘禁的诸臣，心地朴实、品行醇厚，臣还不如李汝灿、傅朝佑；文章气概、困顿失意而旷达不羁，臣还不如钱谦益、郑鄤。然而这些大臣有的在草野，有的陷于深渊沟壑，唯独臣凭着庸劣的残余之身，仍然重受日月之恩，却还不感惭愧，仿佛吃东西吃饱了一样。臣是以顽钝昏昧而不知羞耻，重重辜负陛下的人。陛下即使因为臣寒微冷落而谅解臣，但臣自己想来，人臣的清白坚贞，就像女子自守贞节；女子既已出嫁，如果没有温婉的容貌和美德来使公婆安宁、使妯娌和谐，又不能纺织、做饭来供养家人，即使闭门自守，又有什么用呢？臣因庸劣，自称迂拙愚钝；天下人都走直路，臣不得不走弯路，天下人都聪明，臣不得不显得愚钝。陛下正因为臣寒微冷落而谅解臣，臣还能够说离去；假如陛下不因臣寒微冷落而谅解臣，反而让臣结党求名、百般过错横生，臣又哪里能说离去呢？孟子说：“职位低下却言论高亢，是罪过；身在朝廷而道理不能施行，是羞耻。”臣没有可以施行的道理，而陛下又多次采纳臣的言论，臣本应抱持遗骨来图报。但臣迂拙愚钝，又有这三项罪过、四种羞耻、七处不如人，突然得到一个官职，战栗惶恐，无法自立。听到有人犯颜直谏、请缨出征，便惶汗欲死。如今病势又重，言语迷乱，不知进退。只愿陛下怜悯，宽宥臣狂妄错乱，准许臣辞去职务，以原官退休。臣歌咏圣恩，永远没有尽头。臣自从前一篇奏疏奉旨之后，又有两篇奏疏想谢恩陈情，都因病中耽搁很久而未能上奏，不敢频繁烦扰圣听；只有前五月二十二日曾带着奏疏告病，恰逢派遣的差役也生病，不能上呈，今冒昧合并上奏，以表明没有欺罔，也献上微薄的报效，只愿圣慈怜悯宽宥。《救郑鄤疏》（崇祯十年六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今升任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掌司经局事臣黄道周谨奏：臣于前六月十三日勉强支撑病体上本辞职，其中说臣有三项罪过、四种羞耻、七处不如人，揣量本分以求自安，不敢以无德无能居高位而招致祸患；又附上旧疏，粗略陈述治国御敌的方略，并不敢有一句话冒犯圣上、希求荣耀，来迎合流俗、扰乱国是。臣铺席待罪，惶惑徘徊二十天，至二十九日惊闻圣旨：“礼乐、征伐、名节，是朝廷治理驾驭夷夏、扶植纲常的最大关键。黄道周身在翰林词臣之职，不图报效，一味偏执固拗、沽名钓誉。这次所奏以及附陈的旧疏，言语多有含糊吞吐，而且颠倒是非，甚至把蔑视伦理、杖打母亲的人说成名教罪人，却还说自己不如他们，这是什么心肠？着令回来说清楚。”臣惶恐万死。臣处在圣明时代，滥居清贵班列，若安于缄默不言，或许可以期待后福；即使极其愚拙迂腐，难道不知道闭口的好处吗？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蒙赐起复六年，万里奔赴国难，不忍昏昧无知地苟且偷安、自我终结。实在不得已，也只是吐露几句话来报答陛下罢了。臣觐见□□□□已经二十年，流寇蔓延又有七八年，百姓遍体创伤，横死者相互枕藉。臣私下认为，正午的市场上不应有游谈之人，越过险地的车子旁不应有人袖手旁观；大小臣工都应当完全舍弃私人的忧虑来急办公家事务，放下琐碎争竞来谋划大计；即使十分无能，也应当推让本分、引退自身，以崇尚谦让敦厚，为国事稍作补益。

译如果竞逐爵禄，细数别人过失而猛烈攻击，自我封植声势来贻误百姓，实在不是今天所希望看到的。臣的才具不超过常人，年纪已经过了初衰，即使想奋起蛙鸣般微薄的力量来报答知遇、偿还马骨之恩，环顾四周却一片明白，不觉心冷；再看看满朝诸臣，没有一个不比臣强十倍。照着自己的身影反省，情况反而越来越差，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古人担任侍从不到半年，章疏就上了百篇；臣承蒙赐环起用七个月，只补写了两篇奏牍，还结结巴巴不能畅达。臣遇到圣明时代，侍奉圣主，仰受特殊恩典，尚且如此迟钝；若与诸臣并列而论先后，不能赶上他们，岂止相差一倍五倍呢？臣以前看科臣章正宸的奏疏说：“诸臣有的迂腐疏阔、矫异自守，自我洁身，也不过是为了保住一个官职罢了。”臣因此惭愧，甚至整天吃不下饭。近来又看科臣冯元飙的奏疏说：“诸臣都畏缩求安，没有裹尸马革、请缨出征的志节。”臣也因此惭愧，接连几个晚上睡不着。两位大臣都了解臣，并非针对臣而发；但臣听到这些话，却像呼喊沉睡者使其醒来。臣又是病中起身，孤零零地像老鼠一样哭泣，因此决定要亲自效力然后离去，并不是敢于同大臣们争论出处，也不是要在满朝争辩是非。至于郑鄤，天启二年与臣一同任庶常。郑鄤与文震孟先后上疏抗争。臣因为迎接母亲，而且三次上疏、三次焚毁，郑鄤曾认为臣怯懦，臣至今对此惭愧。乙丑年，臣奉母亲回乡奉养，船经过毗陵，郑鄤的母亲吴孺人送臣的母亲出境，从未认为这样不孝。如今又过了十三年，距离郑鄤考中进士已经二十六七年，时日和地点都相距遥远，怎么能追究剖析当时的事情？只是每当提笔，不能明白陈述时，便想到郑鄤认为自己不如人，确实是不如人。宋臣韩琦在中书省，每当看见章疏谈论别人隐秘的过错，总是用手遮住，宋仁宗曾称赞他忠诚。唐臣颜真卿曾弹劾李何忌不孝，但只说他因酒失态而辱骂，还说这不是盛德之事。如今乡里聚谈，喜欢摘取别人暧昧不明的事情当作笑乐。四方的讹诈恶棍，喜欢制造没有根据的传闻，窥探显扬以攫取钱财。风俗日益浅薄邪恶，犯乱由此产生；挽救它的责任在上位者，不能不及早行动。臣一百方面都不如别人，不孝、不廉、不文、不武，这些已经见于臣六年前的旧疏；如今即使整天克制修治自己，也仍然毫无所得，哪里敢再希望赶上古人？幸而遇到皇上仁德覆盖、怜悯下民，有采纳鼓声、听取樵夫意见的心，因此使臣枯骨生肉，敢于谋求用片言只字报答尼父般的圣明。像臣这样自量，废弃在岩穴之中，即使比狗马也不如，何况在被累及的臣子中又排在前面呢？臣年轻时学习《诗》，看仲尼以神明般的听察来评定《二雅》；在《伐木》中说：“神明听到这些，终究使和谐归于平正”；在《小明》中说：“喜爱这样正直的人，神明会听见。”天下没有不正直而能达到和平的，也没有不忠厚和平而能承受福泽的。朝廷如果一定要扶植纲常、治理驾驭夷夏，就应当取其显著之处，略去细微暧昧之处，接纳顺从者而讨伐叛逆者，严明大节而宽略细节，以至仁为根本，以明智和武力为作用，不要让险诈小人有机会捕捉影子、操弄威福。唐臣李绦说过：“君主听取言论很容易，臣子进言却很困难。正当他怀揣奏疏准备上呈时，已经有十件中失去四五件；到了君主面前，十件中又有二三件不能说出。”臣也誊写了六七次奏疏，只有两次送达御前。即使文笔迂拙平庸，也以摘发别人的过错为可耻。前后言辞含糊吞吐、不能明白说明，这确实有这种情况；至于是非，天下万世自会长久判定，哪里是臣片言只字所能颠倒的？比如臣原来的奏疏认为，在文章气概方面，困顿失意而旷达不羁，臣不如钱谦益、郑鄤。钱谦益是臣的前辈，曾在皇上面前与辅臣辩论，其来由已久，臣不能完全了解。郑鄤攻击魏忠贤、营救文震孟，避祸入山，这些是臣亲眼见到的；虽然学问不同，但他的文章气概大体值得称道。古今人物因文章气概而损害福业的很多，臣以此互相规劝，也以此自我纠正，并不是敢替被牵连的臣子掩饰过错。古人又说：“辅臣的职责关系天下安危。天下安定，即使指责辅臣，也不能损害他的地位；天下危乱，即使赞颂辅臣，也不能增加他的价值。”臣一生从未诋毁别人，也从未赞颂别人，只是惭愧这一生没有一处能赶上别人，自己克制、自己悔改，不敢滥居清贵班列，承受显要任命罢了。臣自量身份疏远卑贱，不敢呼吁皇上俯身怜恤臣如犬马；但仗恃曾蒙赐环之恩，在翰林词林十六年，从未谈及俸禄，幸而请求骸骨，能够完成首丘之愿，即使终身如此也甘心，只愿陛下稍加察看。为此具本回话，亲自携带上奏。《请告疏》（崇祯十年十月） 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掌司经局事臣黄道周谨奏：臣微薄的身份和才分难以容身，恳请退休，以终结蒙赐起复的恩德；甘愿接受罢黜，以激励廉耻之道。臣无才，愚昧鄙陋到了极点。自壬申年被废除名籍以后，背着畚箕、扛着锄头，早已发誓长久如此；忽然遇到特殊恩典，又离开田亩。譬如盲人一旦睁开眼睛，能够看见日月，千般愿望都满足了，不知道还求什么。去年九月听到辽东警报，甩袖进入都城，到如今已有一年半。看见四方还未安定，寇贼猖獗，每次面对《诗》《书》都感到惭愧，何况还借此阶梯求取荣耀！臣的这片心，路人都知道；臣不敢同翰林官员争相飞翔，也已经很明白了。夏秋以来，臣自知不能奏效，四次上疏，来回徘徊而错误地说了狂妄之言，幸蒙陛下宽容过错、推行放麑之仁，使臣得以苟且偷生。臣私下想到那些因进言而获罪的臣子，正在监狱荆棘之中与囚犯同食；与臣相比，他们的荣枯差别何止千里？近来适逢盛大典礼，因为皇太子出阁，预先选拔随从官员，臣又幸而没有离开坊局，将在木天翰林院日月之旁办事；鸾、鹄、凫、雁都同受光辉，臣怎么能过分菲薄自己？

译十月二十日，忽然传说同官项煜、编修杨廷麟推让臣任职之事，朝廷内外都在喧传。臣听到后惊叹，认为如今边疆多事，百姓陷于水火，二三位词臣自身不跨马鞍，箭不能穿札甲，为什么还要彼此推重，开启疑惑的端绪？况且启明星刚刚出现，景星、庆云徘徊，太阳正居中天，阴邪退伏；那些张车张弧的议论，本来就不应挂在纯臣胸中。臣一生孤立，没有争竞，也没有经营，只是学问未能纯粹师法圣贤，穷究义理没有完成，孝道没有实现，怀抱忠心却多有惭愧。项煜、杨廷麟二位大臣只知道臣的优点，不知道臣的缺点；只知道臣的性情，不知道臣的命运。至于罪过很多，应当诛杀而没有诛杀，应当罢黜而没有罢黜，承受的恩德深而报答浅薄，动辄成为过失，只有臣自己知道。臣生在贫穷的屋檐下，粗粮都吃不饱；等到成为冰官，俸禄也难以供养生活；前后守墓总共八九年，驯养的兔子尚未绕行，豺虎却接连惊扰；紫芝尚未繁茂，蒿草却一天天长高，天下人心容易动摇、容易失落，没有像臣这样的人。臣身抱大病，背负大惭愧，即使想勉强洗涤自己、附着青云而上，但志气已经枯竭，形神不能相属，必定不能奋发报答陛下。只想到盛大典礼这样的盛事，曲意宽宥众生，推行赐环的恩典，容许臣辞职，拓宽廉耻之路，使臣完成最初穿布衣的志愿。臣孤身一人，亲自带着包袱被褥，把爵禄还给朝廷，把清议还给天下，把骨肉还给丘墓，把名教事业还给圣主和贤臣。臣伏在草野之间，仰头祝愿圣明光辉，生生世世谋求报答，没有穷尽。臣悲哀恳切至极。——以上内容见原书卷二。《让贤疏》（崇祯十年十二月） 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掌司经局事臣黄道周谨奏：臣报效职守未能成功，听说升职反而更加恐惧，谨慎吐露内心真实情感，以说明辞让的实情。臣自前月初一日奉命编纂、辑录各种经书，惶惑四顾已经十多天，奏疏起草后两次焚毁，想辞让却不敢，实在因为生逢圣明，能够学习考古之学，这样的事情难以再遇，圣明时代也不容易逢到，于是冒昧遵旨请求进一步学习。同僚都认为开局之事尚未有空办理，微小劳作容易完成，想用几个月集中精力完成它。如今已经四十多天，仍没有头绪；营缮司的查照文书也没有回覆，臣这才后悔先前的话说得过头了。臣前一篇奏疏模糊地粗略列举经典中的几篇大文，没有涉及《周礼》，疑心它繁琐而不便讲贯。等到听说选试之日，圣主亲自出经题三物来选拔宾兴，实际上都出自《周礼》，臣大为惭愧，认为自己所见如管窥天、以蠡测海，不能符合高深学问，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正同坊局诸臣讲究《洪范》《月令》《缁衣》《儒行》四篇，缮写还没有编成一册。十三日在朝班中，略微听说有推升少詹事、管理玉牒的事情，退朝后立即写疏想辞让，尚未脱稿便听到圣旨下达。臣从沉溺和灰烬中重新起身，承受这样的荣遇，苦苦想辞让并不是为了求取声誉、沽名钓誉，故意违拗时俗、保存乖僻性情；臣确实有这片心，不能欺骗自己。臣自从出山以来，期望舍弃七尺之身，决心从头到脚报答陛下。如果实在不能做到，也应当有显明的正言和实际的行动，多少补益国家而离去，绝不是为了改换衣带而来。如今已经一年，勉强混过日子，又遇到求言，却寂然没有一句话；不是说愿意做良臣，就是说自己没有进言的责任。臣的学术没有传承，也就大体可以看出来了。凡是学业低浅的容易做成，官位尊崇的却难以胜任；臣世代寒素，做五品词臣，地位声望已经到顶。墙高而基础低，是行路人所叹息的事；加上累积的过错，怎么能不倾覆？况且如今赤气尚未消退，百姓尚未安定，君主日夜忧劳而不能安宁，世道尚未太平，圣主的乾乾警惕正当发扬，小臣的自我修省还没有完成，却在这时冒领清贵显要的职位，明显会有以退为进的讥讽，隐微处会有反复无常、成为邪曲的警戒，大处会有既无德又居高位的羞耻，小处会有因争讼而得到服饰爵禄的耻辱；这些正是臣整天在床席之间怦怦不安、反复自问的事。《礼记》说：“君子不凭大言而接受小禄，不凭小言而接受大禄。”臣的言论没有一句恰当，俸禄却已经两次接受。宫詹的荣耀同僚、管理玉牒的重大事务，绝不是草野中孤陋低劣的人所能承受的。即使按照年终惯例举荐资历深的词臣，臣所推重佩服的，也有右庶子蒋德璟，他博雅宏通，资历稍在臣之前，才干却远远超过臣。左谕德谢德溥心性冲和、淡泊宽裕，资历稍在臣之后，声望却又在臣之上。二位大臣都不激进，也不随俗，广泛通晓时务，收敛声名而归于实际，默默契合大道根源；让他们树立宫端表率，必定能担当羽仪之任。像臣这样的人，只守原职，料理经书，等到稍有完成，便放归岩穴，臣自认为就很过分了。臣生来没有一点长处，只是明白自量，又想稍微节制自己的福分，以图将来报效。请趁吏部复议尚未上呈，改授蒋德璟、谢德溥二位大臣，使臣关门稍稍完成职务。臣并非敢于矫饰，实在不敢以请求退职而求得进用，冒犯天下清议，辜负圣主的盛大心意。为此具本，亲自携带上奏。崇祯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奉圣旨：“黄道周升职，既已有明确旨意，不必再坚决辞让，着吏部知道。” 《补牍陈言疏》（崇祯十一年二月） 经筵日讲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黄道周谨奏：臣陈述得不够详尽，分条回答得不够明白，敢于再次补写奏牍，以尽情吐露愚拙内心，以彰显圣德。臣生逢盛世五十年，在翰林词林十七年，从未接近细旃、亲耳听闻天语。昨日有幸参加经筵以后，得到召见对答，冒昧陈言，臣实在是第一次遇到；喜悦和恐惧交相迸发，精神飞越，不知道如何尽吐所怀。仰仗圣慈包容臣的荒陋，凡臣说过而没有说清楚、说清楚而没有表达透彻的，容臣再剖析一二，以表明自己遇到圣明的幸运。臣最初随班入见，承蒙询问人才，便依次分条回答。臣说人才如同树木，必须培养几十年，才能在一天之内发挥作用。近来礼乐没有修明，教育培养没有完备，人才远远不如古代；又经过霜雪摧残以后，元气还没有恢复，必须充分培养，不要折断它的萌芽。譬如养火，也要爱惜薪柴，然后光气才能充足，发出透亮的光。我朝人才在世宗时稍受摧折，但有时早晨被朝廷谴责放逐，晚上就追还，因此人才受到鼓舞而不知疲倦。臣这点意见，伏候圣裁。等到重新入班，又承蒙传旨允许出班奏事，臣冒昧越次进言：立身朝廷的人才，根本在于心术；治理边疆的人才，根本在于了解形势。

译皇上早年斋居数月，筹措一百多万军饷，限定期限向西征讨，而流寇没有消灭，是因为各位督抚都没有研究形势和要害，只是空谈剿抚，跟着贼寇团团转。事情没有成效后，又说是军饷不足。其实新旧军饷合计约一千二百万，可以供养四十万军队。如今宁锦三协还没有十六万军队，似乎不必另外搜求军饷，也足以供剿灭流寇使用。臣又说：东部疆域的形势在宁锦，西部土地的形势在夔峡。宁锦如果确实得到八九万大军，切实谋划□□的策略，□即使□□，仍然会守护本巢，必定不敢向西越过宣大，向东窥伺榆关。夔峡如果得到一位贤能的道臣，东面连接荆襄，北面通达房竹，那么楚地的贼寇必定不能向西返回，蜀地的贼寇必定不能向东而下。臣又说：事情要有大的创制，劳作要取得长久安逸。先前禁旅出动，应当作为三军的先导，告祭宗庙后出发，这样声势宏大，凯旋也较为容易。如今只用一军爪牙，听命于总理，似乎不妥。又说：张任学担任巡按时可以制约别人，担任总兵时却受制于别人，这些话的词意并不明白。欣闻天语，知道边饷有多少不同，也知道皇上是要激励张任学担当，臣不胜感奋。臣又说：近来各位治理流寇的大臣，大意在于招抚。凡招抚贼寇的方法，必须让他们通过斩杀、捕获贼人来赎罪。捕获首领的，授予裨将；捕获小头目的，授予队主，使他们在敌营内部立功。或者先收服其中一股，让它去侦探其他各股，掌握要领所在，因势把贼寇分解。再收编其余人众，统一交给元戎统率，使他们屯田放牧，以充实边塞。不应泛泛地以收抚为名，实际却只是收留。倘若仍然没有办法，就让他们选择分散之地；一旦进入郧阳山中，终究会成为中原腹心的祸患。又承蒙听到天语，知道剿抚本来就是兼行的，操纵处置自有妙用，臣感激惭愧而无话可说。然而臣的意思是，忧虑□比忧虑寇贼更甚，所以最后又说：宁锦训练八九万大军，终究是要务。大概□□不惊扰，流寇就一定会逐渐自行消灭。用宁锦治理□□，用郧阳、襄阳治理流寇，用郡县的钱粮供养郡县的军队，确实不必另外征召便已足够。臣突然面见皇上，精神胆气尚未安定，声音和意义也没有表达清楚；像“大师”“夔峡”“斩捕”等话，都还要劳烦圣上顾问，有的又是明旨已经颁发的内容。在战栗之中，怎么能够全部表达？然而臣迂拙愚昧，实在因为近来还没有听到蜀地战报，□尘将要煽动，不得不舍弃诚正的根本议论，设法办理匡正、攘除的当务之急。至于帝王隆盛的治理，应当先内后外，先根本后枝末；如果确实能够把人才全部收拢，使人心全部振奋，那么一举一动天下都会服从，即使在顷刻之间，把□□悬置于□□，让流寇像牛犊一样被佩带牵引，也不是不可以。臣又从班列末尾听到，皇上稍微采纳了黄景昉的话，有意察看清正老成的郑三俊；等到召见询问余煌的讲章，似乎还保留着旧讲官姚希孟的话。仁德的涓涓细流，渐渐就会决成江河。臣凭借余生，亲眼看见尧舜之治；如果再没有一句话、一件事可以稍作辅佐，那读书也就没有用了。只是想到旧辅文震孟，一生艰难正直，中途被弃，不及延年看到今日盛况，念及此事便悲伤。臣受过的惩戒已经很深，闭口不言也很久了，哪里敢再触犯严旨，难道肯因私交而重蹈覆辙吗？但臣私下认为，天下人才，生者如郑三俊，死者如文震孟、姚希孟，要寻找相似者，实在不可多得。幸逢雨过天晴，才冒昧说出瞽人的见解。愿皇上仁德覆盖众生，栽培万物，想到钱粮容易求取，人才却难以得到。钱粮散失了，还可以收回；人才一旦折损，就不能很快恢复。皇上如果真爱惜士人，不如爱惜已经成就的人才；如果真想治理财赋，不如治理有制度的财赋。在众人离散的时刻，稍稍扩大诚信聚合的旨意，使廉洁之士和有志之士有所自我振作，这也是收拾人心、消灭□寇的一大机会。为此具本，亲自携带上奏。崇祯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奉圣旨：“黄道周这篇补奏也没有说得明白切实。况且召对时原来的旨意是说郑三俊作弊，应当处分；姚希孟改折之事难以实行，你却错误地说朕在察看、保留旧学，擅自妄加更改。至于说相似的人不可多得，更是轻率附会、偏袒私情。着令自行回奏，吏部知道。” 《遵旨回奏疏》（崇祯十一年三月） 经筵日讲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黄道周谨奏：臣于前月十二日参加经筵，亲眼看到圣主勤勉地询问察访，群臣敢于进言的盛况，认为这是自虞舜朝廷以后才遇到的盛大典礼。只是臣分条回答得不明白，仰烦天听，私下懊悔，认为学术疏陋，辜负了此生；因此整夜点灯，到清晨陈列说明。但也只是粗略说明语意而已，来不及写出“吁咈”之类的谋议，也来不及参与记注之职。昨日二十三日，臣惊恐地捧读明旨：“这篇补奏也没有说得明白切实。况且召对时原来的旨意是说郑三俊作弊，应当处分；姚希孟改折之事难以实行，你却错误地说朕在察看、保留旧学，擅自妄加更改。至于说相似的人不可多得，更是轻率附会、偏袒私情。着令自行回奏，吏部知道。”臣惶恐惊惧，几乎要死。臣最为迂拙愚昧，突然处在近在尺五的云雷圣威之下，耳聋眼昏的地方更多。臣这点微小心意，是因为皇上广开言路、延请贤才，这是千古美谈；况且天语初次宣布，本来就是为了求取贤才而发。臣推求求贤的本意，是为了保全爱惜老成之臣，保存顾念旧日学术，知道这是圣主必有的心愿，也是盛世必行的事业。所以臣错误地说“垂察”、说“存旧”，就像看见日光便想到它照耀万物，仰望《云汉》便羡慕膏雨滋润，并不是说其中有任何改动和转换。

译臣记得那天回答完毕，二三位史官恍惚听见天子的言语，便互相询问：有人说容人作弊，有人说倚仗清廉作弊，有人说暂时折征漕粮，这怎么实行得了；有人说漕粮改折一年，究竟能不能实行。大家搁笔沉默了很久。如今听到圣明诏旨已经昭然回转，聋者和昧者都一同开悟了。臣误以为阐发天子的话是记注官的职责，推广皇上的恩德意旨是奏对的方法，草率直白地自陈，罪责还有什么可推辞的？但臣确实没有改动其中的意思。古人说：‘过分喜悦的话会超过仁，过分愤怒的话会改变义。’臣遭逢意外的恩遇，未料会说出过分喜悦的话，也是为了宣扬君主的德行，并没有别的意思。隋朝有个臣子叫牛宏，奉命宣读圣旨，到了台阶下面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回来叩头说：‘臣已经忘了。’左右的人都害怕，天子反而赞赏他的质朴直率。宋朝臣子程颢在经筵讲完后，皇上叹息天下缺少人才。程颢进言说：‘陛下为什么轻视天下的士人？’满朝都变了脸色，皇上反而拱手说：‘朕哪里有这个意思？’臣初次遭逢特殊恩宠，像枯朽之木得到荣泽，至诚感动君主的程度既比不上程颢，而质朴鄙野、迷误荒谬又超过牛宏，这是臣抚胸惭愧歉疚的地方。回想那天，圣明君主当初的意思是在求取言论。等到各位臣子进言，都归结到整治弊病。求取贤才，是君主的大德；整治弊病，是臣子微薄的心意。以臣这点微末见识来说，如果认为除了敢于进谏之外便没有人才，除了诚实正直之外便没有学问，除了辨识言语之外便没有治国方法，那么身为臣子，遭逢圣明君主，遇到是非邪正交错的时候，却不敢动一动舌头，又怎能希望在万里之外折冲御敌呢？太祖曾对侍臣说：‘君主想得到贤才、兴起治道，必须使天下的情形无论幽隐都完全通达。’又说：‘人才不会在世上断绝，世间所忧虑的只是没有识别人才的人罢了。’臣孤独生长、离群索居，不知道天下人才有多少，也不知道天下隐情究竟怎样。然而在风气随波逐流的时代，诡诈苟随成为风气，廉耻之道丧失，要找到像郑三俊等人那样冲淡耿介的人，实在也不容易。各位臣子虽然才能不同，但归根到底都在于洁身自好。洁身自好的臣子即使不能整治弊病，弊病的漏洞还浅；不洁身自好的臣子即使整天整治弊病，弊病的漏洞却会越来越深。如今陛下开门召见群臣，释放郑三俊，长安的士人百姓欢声如雷。若不是陛下明察，也不会达到这样。况且七年来的讲章，尚且经过圣上的思虑；把它保存下来并加以察看，是仁德君主的明察；察看之后仍保存下来，是明智君主的仁德。臣惭愧不能继承发扬这些话，怎敢不仰面颂扬圣德？假如臣没有跟在各位臣子后面，也没有听到讲臣们的话，就一定不敢错误地说出一句话。既然跟在各位臣子后面，却默默自我安慰，那么就是臣欺骗幽独之中的自己来欺骗大廷，欺骗自己的内心来欺骗陛下。臣自从奉命编纂以来，心血已经枯竭，精神也受到损耗，虽然感念时局艰难，想着要报效国家，但事情还没有熟悉经历，许多地方只是粗略概括，所以奏疏中不能说得明白切实。至于牵强附会、存有偏私，臣克制治理自己也已经很久了，伏望圣明再次垂察。遵旨再奏疏（崇祯十一年三月） 经筵讲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黄道周谨奏：为遵照圣旨再次奏陈事。臣于前月二十五日奉旨回奏，到本月初一日又奉圣旨说：‘这次奏疏中的话多有支吾掩饰，很不合奏对的体例。黄道周着令再次回奏把话说来，相关部门知道。’臣前面的过错还没有消除，后来的过失又累积起来，生逢圣明君主，却不能质朴直率地自我陈述；本来学习求取侍奉君主的方法，又犯了迂腐疏略的过失。仓促惊惶之下，追寻前稿，已经全部焚毁，不能再回忆。只记得叙述前代经筵以及当天讲论的地方，失体之处很多，提笔竟无从措辞。后来反复推究陛下深厚宽大的恩意，宽容覆盖如同对待小虫，于是想到臣子除了自我靖献之外，所负的罪恶哪里有穷尽；天地在风霆之后仍垂示无穷教诲。又想到人的学问，得到于师友的居多，而一生的功夫却难以改变所禀受的气质。臣孤零零一人，完全没有师友的帮助，率然奏对，只保留了气质方面的言谈。离群索居，已经很久；如今再想闭口不言，事情已经发生，又怎能追回？何况编纂尚未完成，心血焦枯，又正处于席藁守候之余，饮食睡眠全都废弃。外在多有忧虑，一根横草也能牵动心思；内心又以怯懦贪生为耻，常常感到辜负，因而精神恍惚，说话次序不合。仰仗圣明君主洞察众人的情状，屡次在奏疏之外保全臣。假如像一般臣子那样循规蹈矩、拘泥文墨，哪里敢容身于尧舜的朝廷？从前魏征在帷幄之中十七年，奏疏有数十万言，从未有一句违背旨意，也仍不能与皋夔的功绩相比；真德秀在朝廷只有一个月，条陈一百多件事情，从未有一句差错，也仍不能与王安石、魏征并肩。臣在翰林词林十七年，年数已经和魏征相同；在朝廷任职十四个月，也超过真德秀的时间；奏章还不到十次，言语不足万言，却屡屡迷误荒谬，瑕疵漏洞堆积如山，于是使陛下喜好询问、喜好考察的诚意，徒然成为伤害容易、厌烦容易的微臣的实际表现。还想仰面赞颂高深之道，希望追踪前代贤哲，实在也很难了。如今正直之道还在禁林，儒臣大多在经筵讲学；臣自知是草野出身，不是合乎法度的器物，连在衾影之下也难以自容，只能束缚自身，睡在席藁上等待被剥夺官职。倘若想到臣听闻见识正在更新，编纂之事尚未完成，宽容假借数月，让臣养息余罪，这是臣意料之外的再生之恩；但臣所负罪责又深重，不敢自以为一定能够获得。为此具本，亲自携带奏闻。退寻仁清之旨疏（崇祯十一年七月七日）

译经筵日讲官、詹事府少詹事协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黄道周谨奏：为恭敬听闻性道，仰赖圣上知遇，敬意阐扬天语的精微，以开启当世儒者的聋聩事。臣听说，地位低微的士人能够享有重要的道理，胜过享用太牢；穿粗布衣服的人能够听到最高明的言论，比穿锦绣更荣耀。臣年轻时遗憾不能登上洙泗之堂，年老时却幸运地得以看见勳华的恩泽。自前月十八日召对以来，臣欣然领会，像冰雪消解、冻土融化，认为自从精一垂示训诫以来，古今儒臣从没有像臣今天这样领会其中奥妙。臣那天跟在各位臣子后面再陈数句话，略略举出天人之义，粗略引述清明之旨，起初并没有说中要害、对治化有补益，却烦劳陛下特别明白地开示，说清、任、和之中的‘清’是学者造诣道理的根基，知、仁、勇之中的‘仁’是圣贤完美德性的归宿。臣退下后牢记在心，寻绎这段训谕，饿了也忘记吃饭，疲倦了也忘记睡觉。自古以来帝王和群臣上下议论，文皇努力实行仁义，仁宗心中存有敬与恕，从没有谁能洞察透彻、简约完备到这个程度。又自从诸位贤人论说道理以来，他们开始建立造诣，各有各的方法。先儒说正、说修，近儒说良、说静，除了孔门以外，从没有人能得到这样的次序，探究它的始终，像圣谕所说的那样。臣自量自己穷困愚昧，所得于天的资质浅薄，有时粗略得到入门之处，却不知道究竟；有时错误地窥见堂奥，却已经忘了入门的道路。直到今天才得以拨开云雾看见日光，见到其中丰富美好之处：既可以申述上古的传承，又可以开启后世的学问，又可以造就天下人才，又可以匡正维持宇宙间的治化，臣到此已经满足了。臣当天本来就应当有所宣扬，只是还担心别人说臣积累不深、宣扬过早；如今已经过了十多天，臣想到古今学者都可以成为圣贤，所忧虑的是造诣道理时不能在树立根基上下足功夫；古今圣贤都可以成为尧舜，所忧虑的是成就德性时不能达到完美的归宿。造诣道理的开始不以清为根本，即使说修、说正、说良、说静，最终也会有拘谨曲折的弊病、枯槁寂寞的错误。完美德性的终点不归于仁，即使说智、说勇、说武、说明，最终也会有权谋的错误、霸术的弊病。如果君主怀有霸术权谋之心，臣子从事拘谨枯寂之事，那么天下的治理必然归于混乱，混乱了便不可治理；太平必然归于否塞，否塞了便不可恢复太平，而一切挽回、匡正、扶持的说法也就完了。陛下今天奇妙地开启道心，选择精要的言语加以显示，在兵器破烂、军饷空乏之中吐露这种精神，在荒芜散乱的铸造之外宣示关键所在，是想使天下后世做臣子的，都以清为根本。清，那么他的性情就清正，学问也清正，好恶清正，赏罚也清正，衡量监察清正，流品也清正，伦理次序清正，法纪纲常也清正；因此使它清明起来，四方流动的浊气尘垢、盗寇骚扰和奸邪恶徒，没有不被清除的。清了，又有什么可以傲慢，什么错误不能被纠正？只怕最后会归于拘谨曲折和枯槁寂寞罢了。陛下又加以策励，使他应当担任时就担任，应当调和时就调和。这样，天下竟没有不任事、不和衷的清正之人了。一定要使天下后世做君主的都以仁为归宿。仁，那么他的生养和赏赐是仁，杀戮和夺取也以仁为原则；容纳保全、师法赐予都是仁，流放、驱逐、罢黜也都是仁；因此使四方处在汤火涂炭中的人、忧愁叹息的人，没有不能得到仁爱。仁，那么什么功业不能成就，什么利益不能轻视？只怕它夹杂着霸道而只能达到小康，不能达到纯粹的王道罢了。陛下又加以策励，使它把勇与智结合，把明与武结合；这样，天下竟没有没有智慧声名、没有勇武功绩的仁者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清是上天的美善之气，君主应当专门承受它，再分给臣子；臣子又使它澄澈明净，用来辅佐上天光明的作用。陛下应当忧虑做臣子的不清正，而不必忧虑臣子只是清正却没有补益于君主。仁是上天的本心，众人分别承受它，而唯独君主承受得最集中；君主又聚合它，来树立上天光明的实体。陛下只须忧虑做君主的还没有仁德，不必忧虑君主只是仁慈，反而没有办法驾驭臣子。子思是仲尼的嫡孙，一生以诚明为根本。诚由清产生，仁由诚产生。诚立起来，明就产生；本体清正，仁就树立。这些都是上天的精神，也就是圣人的妙用。陛下既然已经洞察通达其中的精微，把它举起来实行，用来端正人心、淘汰邪说、鉴别人才、澄清天下，还有什么困难？仲尼评论陈文子，说他清正却还没有仁德，责怪他不能强力进谏，只顾养成乱局、洁身自全。至于伯夷、叔齐，仲尼称他们为仁人，孟子则直接以清来评定他们。由此，圣贤所说的仁，天下人就可以知道了。没有诚的人，挟持权术来浑浊扰乱天下，活跃地出现了很多；即使让圣人听见，又哪里值得把他们当作糠秕以上的东西？孟子说：‘不用舜侍奉尧的方式侍奉君主，就是不敬重君主；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方式治理百姓，就是残害百姓。尧舜这样的君主，以敬慎明察为最高；尧舜这样的臣子，以敬慎清正为最高。只有明与清，天下才归于仁。’臣既然亲耳听到尧舜之言，亲眼看见尧舜之心，尚且不敢用言语辅佐正直，只成就‘吁咈’之类的谋议，那么又何必以梦寐之间想见贤君、守护先人之道并等待后人来继承为可贵呢？宋朝臣子李纲说：‘天下的道理，不过是诚与明、疑与暗两种罢了。诚就明，明就更加诚；从诚明推演下去，可以进至尧舜的境界。疑就暗，暗就更加疑；从疑暗推演下去，它的祸患有说不尽的。’像李纲这样，可以说是懂得道理了。如今天下还可以治理，人心还可以收拢，人才还可以求取。凭陛下的清明，宣扬昭示道化，以最大的诚意治理天下，选择贤才来成就功业，努力勉励、切实行事，大则三年，小则一月，太平就可以达到。各种杂糅的霸道权谋，使用一时，不能长久便会失败，它们对于道化有什么相称之处，值得收取呢？至于各位臣子已经分别承受了清正之气，而圣学尚未完备，其中或有偏重一端的人、偏执一方的论说，也不妨包容荒疏之处来光大帝德；真正不可取的，只是顺从退让、什么都不违抗，却不向道理求取罢了。臣禀受的气质衰弱浅薄，租住的房屋低洼狭窄，冒着暑热执笔，不分早晚，终于形成血病，已经六、七天了，恐怕突然死去，不能当面考究、阐释至道精微。臣还记得召对时所陈说的内容，卑微不足记录；倘若附在记注中，使后世史籍能够看见圣明君主学问的精微，以及微臣听闻知晓的实际，臣死后也不会朽灭。

译只是臣前两个月感念时事，呕血伤心，共写了四、五道奏疏，都被时势和机缘所困，不能自行通达，以至于忧郁得几乎不想活下去。倘若就这样死去，臣报效君主的道路就完了。臣得以再生，情义与各位臣子不同；看见国家有不可停止的议论、有不可没有的主张，臣今天不说，等后世的人来说，臣即使死了也有余羞。幸而遇到明主，可以进献忠言，于是选取前三道奏疏一并附上，装入实封，使愚直而孤独的忠心，随着仁清之旨的末尾简章一同上达。臣以此心发誓，实在没有一丝偏激。只是病到孤身一人，环顾四周不禁流泪，希望苟延残息，歌咏玄妙的风教。请求允许臣从草野之中，与穿儒服的老儒一道阐明圣训，使后世前来求学的人能够无穷地寻绎；即使是锦绣和太牢，臣也真以为不如这件事。为此强撑病体具疏，派差役代为携带奏闻。论杨嗣昌疏（崇祯十一年七月七日） 经筵日讲官、詹事府少詹事协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黄道周谨奏：为名位之事轻，纲常之事重，请求堵塞祸乱的根源，以尊崇仁孝教化事。臣考察古今治国的事迹，典章法度虽然承受于先王，情理上不敢更改；至于事情困窘、道理穷尽之处，也应随时通变以发挥其精妙。只有纲常所关涉的，是用来教导臣子忠诚、教导儿子孝顺，垂示万世的根本，依据百姓共同的伦理，不能改变。礼制说：‘三年之丧期间，君主的命令不能越过服丧者的家门。遇到兵革凶事，要从凶门凿洞出入；军中的佐官不应在士大夫服丧时把他召回。’宋朝武臣如田况、岳飞，都多次请求服满丧制。皇太祖任用刘基、宋濂参与帷幄谋议，特意允许他们奔赴丧事。后来虽然有夺情起复的事，终究违背了舆论。嘉靖中期，因为北方战事十分紧急，起用杨博于宣大，召回翁万达任本兵；但那时杨博已经接近禫祭。又因为他早年历任而调近云中，翁万达由尚书降为左侍郎，停留不到十天，便穿着墨衣办理政事，没有宗族亲友非难他，最终还是被罢免闲置而离去。大概从此以后，不服满丧期便不称作起复。张居正因为不守丧制而损害了自己的功名。此后七十年，士大夫遵守法度，边境也没有发生大事。天启末年，袁崇焕冒然从右屯起用，崔呈秀厚着脸皮在枢府任职，结果自身被斧钺诛戮，给西市留下唾骂；距离现在没有多少时间，士大夫又蒙住脸、丧失良心，营求推举、营求起复。唉！天下没有没有父亲的儿子，也没有不把君主当作父亲的臣子。卫开方不顾念自己的父母，管仲甚至把他比作猪狗。李定没有为继母服丧，宋代的人共同指责他是人面禽心。如今竟有不为双亲服丧，坐在司马堂上的杨嗣昌这样的人！臣前三月在经筵看见他穿吉服应召，还以为他已经服满丧期，今天才知道并没有。自从嗣昌掌管枢密，也将近两年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服丧，什么人推举他，竟然颠倒越礼到了这种地步？自从有了嗣昌，天下那些没有品行、受人玷辱、给亲人带来祸患的人，都像抛砖投杖一样，想着攫取节钺的权柄。唉！人心的丧失，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吗？陛下克制自己、反省自身，以礼乐和忠孝治理天下。遇到一点小小的灾异，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穿素服、避居别殿，以此激励群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陛下是上天的儿子；上天出现失常的行为，日月星辰失去调和，就像父母寒暖不适、起居不宁，做子女的因此感到痛苦，不梳头、不洗澡、不吃饭、不睡觉，来等待父母恢复平安。陛下减少膳食、撤去音乐、穿素服斋居，就是在教导孝道。何况是做臣子的呢？家中的父母不幸去世，却衣冠整齐，拥着车驾随从，飞扬跋扈地呵斥，在同僚面前强作镇定，这难道是人情事理所应有的吗？如今宣大督臣卢象升的父亲灵柩还在路上，他不顾亲自主持含殓，捶心饮血，等待奔丧；可是朝廷臣子动辄推举那些相隔遥远、难以调动的人来拖延此事。臣看邸报，卢象升请求由附近的巡抚大臣暂代其职，这在道理上说得通；如今却忽然有一并推举在籍守制之人的圣旨。假如守制的人可以被推举，那么就是听到丧讯的人也可以不离职；听到丧讯的人可以不离职，那么就是做儿子的可以不把父亲当父亲，做臣子的可以不把君主当君主。陛下即使日月运行违背常经、星辰发生侵犯、光气失去调和，尚且下诏求言、反躬自省，明白告诉天下君臣父子都受之于天，礼乐政刑都由此产生，一点也不能替代。而臣子以哀伤毁损、不祥之身，决然撕裂礼法、奔驰往来，彼此煽动，以玷污陛下仁孝的治理，触犯天地纲纪的常道，这不应让天下和四夷听见看见。天下人才本来并不缺乏，边疆内外的事务还可以料理；即使人才十分缺乏、边疆形势十分紧迫，也应当从内外广泛寻求忠诚守信、不怀二心的臣子来任用，怎么能让不忠不孝的人相互牵引、连带罪孽，播下不祥来玷污天下呢？治理天下的方法没有别的，不过是端正纲纪、审察法度、淘汰污浊而发扬清正、举用正直而废置邪曲，使它合乎民心罢了。民心合宜，天心就喜悦；天心喜悦，阴阳就调和、风雨就按时，即使有盗寇警报，也如豺狼猛虎逃到原野，农夫登上墙头就能射杀它们一样。即使不得已要权衡其中的要害，也应当端正方针、专心治理，使忠臣孝子激励四方，众人的意志便可以筑成城池。那些忘却君亲、经营富贵、射杀活物、刺取飞鸟的人，难道对朝廷有丝毫利益，还要设立官职来诱引他们吗？凡是遗弃亲人的人，不可能真正有利于君主；在家庭中败坏的人，在国家中一定不会有所成就。俗话说：‘一千个人指责他，即使没有疾病也会死亡。’杨嗣昌任事大约两年，什么张网遍地的言论、以市易取悦而安乐的说法，他的才智已经完全显露了。再起用一个不祥的人同他内外相应，指着野鸭说、指着小鸟说，说梦话、描风影，像狼狈之兽互相倚靠着一起奔走，连鞭策它们都无从下手，又对负重前行有什么益处？陛下事事都想超越古今，又用经学来规范士绅；即便家庭中有小小的争执，也还用法来治理，唯独对冒丧败坏伦理的臣子却说没有禁令，臣虽然极其愚昧，私下认为这是不可以的。臣对这件事曾三次具疏，都因为事情中途停止而未能上达，心中一直惭愧。近来看到明白的圣旨已经数日，却没有听到封驳的消息，实在担心有不祥之人勾连起来，想要起用，转眼之间事情又办成了，那时再进言就太晚，后悔也来不及。臣为万世珍惜这项纲常，为圣明珍惜这种治化，至于自身的进退又有什么值得顾念的？如果这个时代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臣实在没有脸面再讲述经书，请先赐给臣罢黜，以作为隐忍苟且、偷安求存者的警戒。具本亲自携带奏闻。论陈新甲疏（崇祯十一年七月七日）

译经筵日讲官、詹事府少詹事协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黄道周谨奏：为纲常之事重大，躯命之事轻微，愿意舍弃草野之身，维护盛世纲常事。臣前几天阅读邸报，看见推举宣大督臣，竟有一并推举在籍守制之人的圣旨。陛下忧虑边疆到了极其紧急的程度，求取人才十分殷切，朝廷臣子不能任凭驱使，竟破格涉及服丧之人，臣私下对此感到痛心。然而臣估计，一定是有些寡廉鲜耻、喜欢荣华利益而忘记君亲的人钻营刺探、争相谋求，从而形成枝蔓盘结的根基；这样以后陛下才能知道，朝廷臣子才能举荐。直到本月二十八日晚上，才知道有会同推举陈新甲的事。臣不知道新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但听说他服父母丧还没有满制，又听说他奔走邪径、凭借捷足先登。天下即使实在没有人才，也不应调借到这种程度。臣考察古代儒臣专掌一方军政而自我效命，能够担任宏大重任、名垂史册的人，大多都以道德为根本，笃实履行义理，根基非常茂盛，然后枝叶才生长。三代以后，如赵充国、皇甫嵩、羊祜、杜预、裴行俭、高仁厚、韩琦、范仲淹等人，都卓然自立，一丝一毫也不苟且；但他们的成就，仍没有达到古代尹吉甫、张仲一类人的程度。如今边境长期苟安，□□正盛，人才全都收敛自身，通达之士乐于保持沉默，圣明君主焦虑劳苦，到现在已经十年，却没有人提出计策来响应。最后不得已，想要举用不祥之人，拂拭任用来试验，看他能否成功，再责求后来的成效，这就像让没有根的树长出树干、抽出嫩芽一样；臣虽然迂腐愚昧，也万万认为不可以。凡是评论人才，观察他认为困难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他认为容易的事情。自从有典籍记载以来，衡量各种人才，冒犯龙颜的困难，难于踏虎尾；冒着斧钻的困难，难于面对刀枪箭矢。如今那些有气节、敢直言、敢进谏的臣子，已经有一半被抛弃、不予记录了，却想让那些柔弱媚上、以容貌言辞取悦人的人叩头折腰，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成就不世之业，又怎么可能呢？臣看关于□所说的宁锦，所探察的□□，始终没有越过边境；而宣云的警报，动辄说有九营、十营，身穿青蟒服的人不计其数。又如宣云议定赏赐、明白插旗的事情，尚未有真实情形，中枢首先谋划，却动辄说义州马市可以暂且交给对方，用来安抚边境。内外夸张虚饰，几乎把鹿和马的形状都弄错；表里只会跟着吠叫，全都借用丛杂神怪般的意旨。陛下请三思，各位臣子难道还会有替国家制定长远谋略、取得实际功效的吗？却白白破坏非常规的格局，来奉迎不祥之人，而各位臣子又喧嚷着拿白圭、韩雍、马文升、张瓒等贤人为口实。那些贤人出生在极其危急的时代，羽檄交相奔驰，形势使他们无法拔足离去。如今陛下明察武备，洞悉内外，即使帷幄中的各位臣子也动辄承受既定的谋算，仰面奉行还来不及，哪里还需要依赖那些叩头折腰、柔媚取悦的人，洗刷他们的不祥而加以任用呢？《传》说：‘天子以四夷为守卫。’又说：‘王者只有征伐，没有战争。’如果确实使礼乐彰明，举措各得其宜，忠诚正直的人在朝廷，贪婪奸佞的人在野外，那么凭借这个来守卫，还有什么不能稳固？凭借这个来征伐，还有什么不能服从？如今整天害怕盗贼，却划定地界谈论守卫，从未看见□却在纸上谈论战争；一会儿说战争，一会儿说守卫，说守卫的也对，说战争的也对；至于古代王者征伐、守卫的道理，却没有一件是对的。何况风气流散而处在这种情形以下呢？古代王者看重爵禄。如今的爵禄既然可以凭空获得，那么功名也就可以虚假装饰。凡是手持节钺、身拥蟒玉、沿途招摇叫嚣的人，不过是用来欺骗乡里、炫耀自己罢了。与其轻视爵禄而说破格，不如看重爵禄而堵塞侥幸之门；与其轻易破格来装饰功名，不如切实谨慎地堵塞侥幸之门来装饰道德。古代也有许多忠臣孝子不能用来匡正攘除，但绝没有不忠不孝的人可以进入功名道德的门径。如今天下也有很多人才，只是逐渐养成的习惯已经很久，气节骨力太细弱；有智慧的人害怕谈论祸患艰难，仁厚的人喜欢谈论精微道理。臣却认为，祸患艰难来自上天；既然应该得到祸患艰难，即使在诵读《诗》《书》中也会有祸患艰难。精微来自本性，已经得到精微，即使在刀枪箭石之下，也自然仍然精微。陛下敬畏上天、勤劳爱民，一天比一天谨慎，开门听政、运掌筹划，来安置天下，天下苍生就能立即脱离汤火。边疆的各位臣子暗中承受这种福泽，却自己不知道；罪责明显，搜罗出来，他们的功劳其实微薄，各位臣子又有谁不能做到呢？即使天下没有人才，臣也愿意扛着武器来支撑宣云的边塞。凡是东部疆域的要害会合之处，在宁锦而不在宣云；陵寝周围的防卫，在宣云而不在锦义。古代祸患在西边时，轻视宁锦而重视宣云；如今祸患在东边时，就应当疏于宣云而严密防守宁锦。敌人避开防守重点而攻击防守疏漏之处，那么宣云遭受祸患一定会多次发生。假如宁锦与宣云同心协力，敌人出兵便攻打它的空虚之处，敌人退兵便截断它的后路，那么宣云一带正可以用来诱使□而将其擒取。如今东疆的新饷，二十年来已经有七百余万，而宣云的兵额与嘉靖时期相比不到十分之五。假如斟酌新饷的十分之二来救济宣云，统合宣云分巡抚的力量来截断宁兴，探察三卫的内情，折断□□的右臂，那么现在就着手办理，即使独石可以不营建，开平可以不修筑；只要在数年之内，贵人不牵制其肘，朝廷臣子不开其漏洞，天寿的草木也会呈现太华山般的光彩。臣虽然懦弱衰薄，但从二十岁起亲自耕作，手脚长满老茧，以此养活两个人。四十多岁被削籍，徒步挑担，一、二千里路也不脱下草鞋。如今虽然超过五十岁，却没有妻子供养、婢仆拖累。所编纂的几卷书，已经再过一个月就可以完成。笔札和干楯，对臣来说都是报恩，有什么不同呢？天下即使没有人，臣也愿意脱去清华之职来掌守关钥，何必让那些身负荆棘、满途奔波的人洗除不祥，来玷污皇上的教化呢？如今荧惑星逐渐运行到箕、尾之间，这是燕国的分野；八九月交替时应当到达南斗口。这些虽是有道之士也不愿谈论，但预先考虑祸患、预先防备，是圣人留下的告诫。陈新甲听到诏令后，跋涉于秦、蜀之间，发文整装，估计需要一百天；又要六、七十天才能带着行装赶到宣云，这样已经将近半年，蜀地的雪可以融化，边地的草已经变绿。卢象升白白以孤苦无依、归来申说的身份，等待他迟迟弹琴般的援救之道；满朝发出谋议，实在就像向河神求水来浇灭灶火一样。臣承受再生的恩德，穷究经书直到年老，幸而还拿着笔囊，等待有一天在细旃之前讲完，怎么忍心突然自我菲薄？然而想到古人研究经术，最终都归于纲常；圣贤治理天下的道理，也只归于名教。假如纲常不能树立，那么古人的安定天下、抵御祸乱，都可以只在马上办理而不必从事诗书。

译何况如今天下骚扰不安，人情离散，非凡的功业决不会由败坏常伦的人来完成。臣实在不忍心让陛下仁孝、即将完成的治理，受到各位臣子权宜做法的损害和侮辱。俗话说：‘奔跑的车上没有仲尼，倾覆的船上没有伯夷。’臣虽然没有才能，承受皇上特殊的恩宠，仍将努力在奔车之间安定缰绳，在倾覆的船下振衣自持，只望陛下垂察。臣实在承受着极其激切的心情。为此具疏。崇祯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奉圣旨：‘陈新甲原本是奉旨推举任用的，怎么能说他走捷径而横加诬陷？奏疏中的话又多属凭空讥刺，黄道周念及处分之事，暂且不再追究。相关部门知道。’ 乞休疏（崇祯十一年八月） 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今降六级调外任的臣黄道周谨奏：为感恩深重，报答没有期限，恳求施加宏大慈恩，垂怜真实病情，以体恤残生事。臣自前月初五日蒙受钦召对答，在仓促惊惶之下，过失百出。草野出身、穷困愚昧，本来甘愿承担万死；又因为特别恩典而得到优容，曲加恩赐，暂且等待定罪。臣在这时魂魄散乱，惊悸了十多天，不知道吃饭睡觉。到十七日，听说有关部门的覆奏已经奉到圣旨，命令降六级调往外任。臣知道陛下怜悯臣孤苦，虽然加以惩戒，仍给臣俸禄；又鉴于臣迂腐愚昧，让臣获得一个官职，另行谋求报答。陛下宽宥臣、造就臣的恩德，比天地还宏大，比父母还亲近，臣感戴无穷，已经在十九日到宫阙叩头谢恩完毕。臣当时病还没有痊愈，喜悦和恐惧交相迸发，又在忧虑危险之下加上劳顿，回来便失血，晕眩倒地，过了很久才苏醒。臣想到这一生俸禄供养的荣耀比不上父母，顶天立地、至死不渝的报答，总是为了君主和亲人。从赐环召回到赐谪外放，都不是微臣这副身体所能承受的；臣由再死而再生，更加感戴如天的恩惠。然而一寸心力容易耗尽，九次折伤也难以医治；回顾残生，实在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臣平素以谈论贫病为耻，又每天计算劳作所得来吃饭。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二百多天，经历寒冷、涉过暑热，亲手编写三十万字，稿子总共改了两遍，实在没有一刻空闲。不料因感慨时事而发作狂愚，十多天以来，两眼渐渐出现昏眚，再加上身体羸弱，呕血多到盈满手掌；病到这样的程度，又哪里敢冒昧贪求官禄呢？臣想到古今臣子，跋涉万里、叩过九重宫门，能够在日月般的君主身旁亲自承受训诫的，能有几人？即使承受训诫，又能在雷霆威严之下仍得到爱惜的，能有几人？臣凭着穷困鄙陋、极其微末的身份，两次得到召对，特别听闻性道之说；又在被追究罪过之下，仍得到圣光照见，文章也被记录下来。臣千古以来的遭逢，到这里已经足够了。如果还扶持着顽疾来滥受俸禄，只会更加辜负君主和父母，也难以容于盛大典章。臣入仕十七年，仍然只是书生；在朝廷任职五百日，还没有报答君恩。一旦膏肓之病突然发作，针灸药石都无法施治，倘若中途忽然死去，遗骸流落异乡，将使千古上下都不知道陛下真诚恳切的恩德，使幽深沟壑和穷僻山崖也不能领悟圣明君主仁慈怜悯的恩泽。恳求施加宏大慈恩，允许臣回归山林，以便接受医药治疗。只要残余的气息还存在一天，又有什么值得吝惜余年？古人想到为了俸禄出仕，尚且请求到外地任职来保全家庭。微臣已经负有重罪，何况从应受诛戮中得到宽免而反获赏赐，哪里敢设法逃避来辜负特殊恩典？只望陛下察知臣确实有病、确实危重，允许臣等待病愈、等待补授职位。只要多活一天，便图报千年。臣实在承受着极度惶恐不安的心情。为此具本奏闻。狱中悔罪自明疏（崇祯十四年八月） 臣带着余生罪孽，迂腐疏略而孤独行事，多年著述错误，如今追悔也来不及了。长期居住在偏僻遥远之地，不知道天地的宽广；从小端正而愚钝，不懂当今事务。以至于一天拖一天，写了又写，徒然怜惜自己触犯罗网，多年被长期拘系。毁伤皮肤头发，没有办法在九泉之下再见父母；牵累许多人，已经料定自己要遭受刀锯之刑。仰承我皇上如天地般宏大的恩德，皇上三番两次详细审讯，臣之所以没有立即死去，都是尧舜爱惜生命的恩赐。臣日夜彷徨，呼天抢地，抚心感念悔恨，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臣的罪确实很重，臣的情由却可以原谅；忠孝的一点内心，天地日月可以证明，只是不能不为一同被系的各位臣子留下遗憾。臣原本请求准假回籍，解学龙为什么要举荐臣？臣正被杖责于朝廷，叶廷秀为什么要救臣？臣正卧病在狱中，涂仲吉又为什么要促成臣？臣到了这个地步，不知道因为什么结下这样的冤仇，使臣抱着遗恨而难以明白；看起来像催命的檄文，使审问官有时怀疑、有时相信，终于同被挂在弓影之下。只是想到天恩深厚，旷古难逢，起初把臣从废弃禁锢之中起用，随即把臣安置在经筵末席，让臣承侍左右，每次都给予优容，以致臣过分倚仗知遇之恩，自己招致颠狂妄为。抚今追昔，粉身碎骨又有什么可推辞的？伏望圣慈俯察怜悯，想到臣过去的过错已经在处分之后，如今所承受的罪责又处在恩赦之前。只要使臣满腔热血能够得到圣明照临，臣即使赴汤蹈刃，对恩德的铭记报答也发誓至死不灭。臣临近呼吁，感激惶恐之情实在无法胜言。为此具本。崇祯十四年八月初七日逮问罪臣黄道周。狱中乞恩疏（崇祯十四年十月） 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降为江西布政司都事、如今被逮问的臣黄道周谨奏：为孤臣罪过深重，而天心仁慈怜悯没有穷尽，请求推施宽赦过失的恩德，以开启重新生存的道路事。臣自去年八月被逮捕受杖以来，到如今已经超过一年；一次经过北司，四次接受拷问，两次进入刑部，三次接受审讯。臣只知感恩流泪，引罪认错，没有什么可辩解的。既不敢用一句话自行申辩，又不敢哀鸣来上扰天听。实在是自伤早年孤苦贫困，没有父亲庭训；半生性情狷介特立，很少有出门交往的朋友，以致言语乖张，过失罪尤丛集。幸而遇到明时，没有立即被诛杀，从九死一生中保存下来，把残余的气息留到今天，都是圣明君主非同寻常的恩德，是亘古罕有的际遇，也是臣日夜忧惭、追悔不及的地方。然而想到古今臣子，有的做官不过一命，有的活着不过超过一个时辰，尚且会因尸位素餐而感激，因乳哺之恩而攀号。臣入仕并在禁近任职已经二十年，特别承受赐环之恩，面对面承听天语，得到造诣道理的方法，受到仁清之旨的教诲，自以为是千古难遇的时机，却没有想到一次挫折便无法赎补。譬如蒙昧盲人努力耕作，对秋收毫无益处；喑哑之人徒然抱薪，只会徒增激■〈目舌〉。

译孤身万里，谁会怜悯我的生死？如今又幸而遇到陛下，以至仁至明察整顿天下，以最慈爱、最孝敬的德行覆盖养育众生，按照月令的文字施行旷代的典章，正在春天颁布赦令，传播到海内，昆虫草木全都得到昭明显苏。然而臣独自凭着经筵中的余生，颠沛困顿于圜土之中，既因被举荐而遭逮捕，又因被营救而获罪；仰头被盆盎遮蔽，不能看见云日。（洪思说：一本有‘罪虽甚重，情实可原’两句。）如今刑部上报审议结果，所确定臣犯了什么罪、审问臣说了什么话，臣都不敢辩解，也不敢过问。然而臣自己计算，一生没有门外的交游，没有一件东西取自别人或给予别人，整年埋头笔砚，不知道马足奔走。就如从丁丑三冬到戊寅七月，所进呈的三十六卷书，全是臣亲手书写，稿子改了两遍；由此也可知道臣没有时间结交朋党。臣穷困愚昧、极其昏暗，推究天地父母以上，只有圣明君主能够知道臣、容纳臣、怜悯臣、哀悯臣，能够教诲训导臣，能够使臣死而复生、肉骨重生。臣即使有一天突然死去，七尺之躯化为齑粉，也不敢说自己没有遇到圣主。臣此前在江省时，伏读皇太后的恩诏，已经仰望得到洗雪罪过的恩典。最近身在北司，又欣逢大赦的典礼；按照结案后减免罪责的条例，臣实在不敢自量，既然依法审理定罪，而事情发生在赦免之前，请求陛下念及帷盖余波，俯身解开罗网。臣已经安静等待了一年，按情理实在不忍沉默，因此具本上闻。（洪思说：此本有一份稿子在蒋若椰那里，原拟八月上奏，后来终于拖到十月。） 崇祯十四年十月□□日奉圣旨：‘黄道周正在审究拟定罪名，不必再烦扰陈奏。’ 感恩疏（崇祯十四年十二月） 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降为江西布政司都事、现被逮捕拘禁的臣黄道周谨奏：为累罪之臣悔罪感恩，再次祈求皇上的仁慈，俯垂开启慈悲之网事。臣自从北司经过刑部，又过了一个寒暑。九次鞠问、四次拷打，臣不敢说冤枉；九死一生，也不敢说创伤。臣实在感念陛下摧折惩戒的谕旨，希望有一天获准自新。又感念近日刑罚止息、牢狱空虚的旨意，或许可以苟活下来，另图报效。臣生在海边，不通礼法，幸逢圣明时代，亲眼见到圣主好问好察、宽仁而通达，便以为天下没有不能办成的事，于是轻率地说出狂妄浅陋的话，以至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然而自戊寅九月承受罪责降谪以来，臣并没有其他过犯，陛下还曾在平台两次当面谕示宽容。臣投效之后回到山中，又过了两年，只因巡抚大臣列名荐举，便被从万里之外逮捕并施杖刑；又因诸臣上疏申救，受到多次严刑拷问。这些事情出乎意料，非臣所敢知，也非臣所能预料。回想臣在戊寅四月随班召对时，臣说：□□必定争夺宁锦，流寇必定出夔门，投降的贼人不可轻易抚恤，禁卫军不可轻易调动，按察臣不可轻易统领总兵。臣愤懑而妄言，也只是这五件事，从未干预朝廷权柄。又在六月随班召对时，臣说清、任、和、智、仁、勇、仁、明、武都本于清明。承蒙圣主提携开导，臣只说了这三句话，从未违背国是。最后在八月平台召对时，臣在惊惶仓促之中轻率躁妄，进言不择言，退下又不自责，抚心追悔，哪里有穷尽！然而对于那些不清正、不守根本的臣子会遗祸百姓、贻误大计，臣至今还悔恨自己认识得不够、进言又无力。臣处在尧舜般的朝廷，拘守一部经书，对上没有夔、龙那样的才能，对下也没有共、驩那样的罪责。入仕二十年，领取俸禄还不到三年，家中没有一石粮食，力量弱得连鸡也绑不住。然而臣初次散馆时请求出使朝鲜，任编修时请求赴辽东，任少詹事时请求出任宣大，从不敢有一天偷安。如今将近老年，大腿瘦削，与囚犯相对哭泣，才能和命运一同困穷，仰负君主恩德，即使想要洗骨涤髓、编书赎罪，像刎颈之交那样以死相随，又有谁肯相信呢？可悲的是天下如此广大，贤能之才如林，却没有一个敢于进言、敢于担当的人。即使凭陛下至仁、至孝、至敬、至诚的德意，也不能感动他们；千人闭口，百般维护官府，只有臣孤独冷落地遭受这场奇祸。算起来我朝受杖刑的二百多位臣子，有的被贬，有的被逐，却没有谁像臣这样遭受审讯拷问之苦、受到如此广泛的株连。幸而凭着蝼蚁般残存的魂魄，听到宽大赦免的恩典，便如蛰虫和朽草一样欣欣然重新获得生机。臣在经历重刑之后，事情又发生在恩赦之前，唯愿圣主仁慈怜悯，再次加以矜恤宽宥。往戍辞朝疏 原任少詹事、降为布政司都事、现将承受戍边处分的臣黄道周谨奏：为罪臣离开京国，恭敬谢承天恩事。臣因狂妄浅陋、无知无识，感慨时事而抒发愤懑，自投罪网，痛悔也来不及了。幸逢圣明的君主在位，宽缓斧钺之刑，不把臣斩于市朝，施加一线慈悲，开启重新做人之路。臣如今得以携带武器跋涉万里，永远戍边，已经要出发了。回想戊寅七月，臣初次在雷霆之威下受罪时，还听到天子的言语，谕示过去赐环召还的恩典，并两次表示今日宽容。事情虽然过去四年，仍清楚地记在心中。臣自那以后再没有过犯。没想到罪状竟因荐举奏章而产生，巨大的创伤缠绕身心，百口难以申明；即使想洗髓涤肠、横尸荒草，以报答君恩亲恩，遥望云日，又怎么能够做到呢？臣才力和命运都已穷尽，朋友同僚也全都断绝；对上不敢援引在讲筵上蒙受恩遇的恩德，对下不敢援引历朝受杖被贬的先例，远不敢以先前已经受过重处作为托辞，近不敢以幸逢大赦作为请求。只是臣守墓居丧十六年，一旦永远离开，九泉之下的父母必将悲痛，于是中途弃置不行，既无益于孝治，反而徒然使魑魅得意，使行路之人悲伤。臣现在将顺路携带家属，祭省坟墓之后，便到军伍中去。伏愿陛下日日更新又更新，专心致和、守一，奋发施行光明政教的功业，崇尚敦厚广大之教化，施惠于四方，使群丑屈服，为宗庙社稷和天下苍生谋得无穷的利益。臣即使忽然死在道路上，对皇恩也感激无极。臣不胜战栗至极！免戍辞职疏（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 蒙特恩赦免罪过、恢复职务的经筵日讲官、詹事府少詹事、协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黄道周谨上疏。

译天恩极其深重，臣的力量难以报答，谨携带将要陨落的心，来报答这非同寻常的遭遇。臣自去年腊月解除羁押以来，已经在今年仲春收拾行装入伍，仰望太阳星辰般的皇恩，低头顺从残破的身体，经历万死而重新活命，感受到千古难逢的一次际遇。臣自料残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君主，只要子孙后代永远抵御魑魅、保全这片山川烟岚，也就满足了。一路辛酸艰难，踯躅跋涉，直到六月才抵达九江；向西望辰阳，尚有三千里。江楚之间的百姓把痢病看作小病，把疟疾看作小恙，可臣凭着衰残老病的身体承受它们，痢疾和疟疾接连不断，动辄数十日，于是疲惫衰弱，完全没有生存的希望。半夜流泪，心想臣守墓十多年，竟没有死在北寺，却要死在江楚，这是命啊。滞留数月，痊愈遥遥无期，臣伏卧在冷清的寺院中，行人踪迹全无。没想到十月初一，有人从留都来传达旨意，说八月二十五日吏、兵二部接到圣谕：‘永远戍边的黄道周，罪责本来是应得的。但他操守清正、努力求学，还可以勉励策动。既已受到惩罚创伤，就应当改过自新。特准赦免罪过、恢复官职，以昭示朕奖励廉洁、崇尚学习、宽宥过错、爱惜人才的至意。’ 特此谕示。臣伏在枕上，跌落床下，恍惚如在梦中。起身设置香案，匍匐叩头，跌倒在台阶下。想自古以来的人臣，有的因文才受到皇帝召见，有的因直率刚戆被召还，却从未有像臣这样因迂腐狂妄获罪，还能从戍籍中起复，并得到华美褒奖的。臣年少时丧父，贪玩；长大后替人抄书，不知道自己的学问品行究竟怎样，只认为做人臣子、做人儿子，就应当这样固守节操。几年前，筋力还强健时，确实没有自量，想奋力建立微小功劳，以弥补尸位素餐的罪责。今年将近五十六岁，身体经历九次折损，百病侵袭，一息尚存，即使还没有完全改掉以前的过错，想另图日后效力，也只足以玷污官班，增加他们的悲泣罢了。臣想到汉臣马援病卧土窟中，听到鼓角声便拖杖伸颈，几次想起身，见到他的人都为之悲哀。又如宋臣范镇、刘安世临终之时，还把天下大事可以有所作为放在心上。如今臣还没有立即死去，却已经困顿到这种地步，智慧不如向日葵，忠心不如葵花向阳；自古以来的儒臣，难道也有匍匐着进入鵷行、靠人搀扶来求取任用的吗？臣幸逢盛世，遇到明主，脱离罪网，退居坟墓之下，凿土取饮，苟延残息还能有多少时日，料想已没有什么可以报答陛下。唯愿陛下居心恭敬、体察宽容，涵养气度、坚守志向，努力实行仁义之道，慢慢取得忠信之人的成效，选用廉洁能干的人治理边疆，重视守令以清除寇乱，使流寇造成的祸患早日平息，宗庙社稷安定。臣即使早晚忽然化为草露，仍可与九泉下的父母永远感恩结报。因此臣勉强支撑病体草拟这篇奏疏，不胜感激、哀恳和辞谢之情。谨派义子携疏上奏，恭请圣上知悉。乞赦解学龙、叶廷秀疏（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 经筵日讲官、詹事府少詹事、协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黄道周谨奏：为生逢圣主降罪而感泣，感念同道之人，恭敬谢承特别恩典，并祈求施加解救之恩事。臣查阅宣扬赦书之后，勉强接受医药治疗。不到十天，又听说特恩催促臣赴任；因为没有看见邸报，除了传达的旨意外不敢妄加述说。臣想到古今获罪废弃的臣子，遇到圣主委曲裁成、鼓舞造就，像臣这样受到极致恩遇的，实在没有了。臣刚脱离罪网，前后都在警戒自己，哪里敢再冒充结党营私的样子，承受不可测的实罪？然而古今人臣报效国家、侍奉君主的，只有这一片心；诬陷他的心而让他侍奉君主，良臣不肯做；违背他的心意而收服他的臣子，明主也不会做。臣从江楚回来经过留都时，听说解学龙、叶廷秀等人最近奉旨，却还没有得到宽宥。臣惊惧不安，徘徊江边，不能继续前进。臣想这两位大臣并没有过错，只是把臣的过错当成了过错。陛下既然已经宽宥臣，却唯独没有宽宥他们二人，那么就是臣的罪过必定有不可解之处，而姑且把罪责寄托到二人身上了。他们二人与臣实际上没有执手相交的欢乐，也没有饮酒酬酢的交情，只因极其愚拙狂妄、彼此气息相感，竟使他们身受三木之刑，身体套上桁杨枷锁，携带兵器列入军籍，远戍万里之外。如今臣既已蒙受恩典得到解救，而二位大臣却独自被投往万里荒远之地。《礼记》说：‘与人共同建立功劳，还不能知道他的仁德；与人共同承担过错，然后才知道他的仁德。’臣与二位大臣共同患难一年多，深知他们的为人：清正坚贞、超绝流俗、刻意仰慕古人，臣不如叶廷秀；沉着坚毅、富有作为、考虑事情周详审慎，臣不如解学龙。不必举说他们的大节，单说臣经过北司、四次接受严审，在拶夹、捶打、楚刑之下，臣全都号哭辗转，连狗猪鸡鸭都不如；而二人却意志坚定，悲痛不改变声音，愤怒不改变气色，忧虑不改变脸色，这难道是臣所能赶上的吗？叶廷秀到了戍所，听说他在闽中生病，断绝饮食，也不与人往来。解学龙经过九江，不肯来与臣见一面，确实也是在反省过错、洗涤从前的思想，求得不玷污清明时代。只有臣厚着脸皮背负罪名来拜谢恩典，对下欺骗自己的良心，对上欺骗明主；天下人即使不说，臣面对自己的形影，又凭什么立身呢？臣知道清理罪案之后，必定会有皇上普施恩泽、涣然解救众人的诏令从九五之尊发出。臣刚刚离开牢狱，不敢立刻大声呼吁。然而叶廷秀病势极重，解学龙年近老迈，他们都把一天当一年，把一刻当一年。陛下既然特旨赦免臣，乞求再施特别恩典，把恩泽普及臣身，全部赦免那些因臣而受到株连的人，使臣活着还有脸面立于人世，死后也不至于让尸骨玷污王土；同时也借此端正人心、厚植风俗，使天下永远受到鼓舞和改变。臣自知罪责深重，只能席藁坐在道路旁，惶恐战栗到了极点！谨此上奏，恭请圣上知悉。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日奉圣旨：‘解学龙等已经有旨意了。黄道周不必代他们陈请。有关部门知道。’ 墓下乞致仕疏（崇祯十六年八月）

译为万里孤臣，怀恩思念却无法报答，实在困穷、实在多病，受到驱策也不能前进事。臣自崇祯十五年闰月免除戍边回家，到了家中才知道□薄畿南。臣惭愧残年，空有弓弩也难以奋发，向北遥望，感伤流泪，只有悲痛零落。当时写了两篇奏疏谢恩并辞职，两次得到温和的诏谕；但道路阻隔，直到十五年六月才听到消息，传话的人还以为臣因牵连获罪而讥笑臣。到八月，携带奏疏的人抵达家中，臣再次读到辅臣召对恭纪，才知道圣主怜悯臣的子女年幼，体恤臣清廉勤勉，宽宥过错、爱惜人才，这是臣子难得遇到的，实为千秋盛事。半夜抚摸胸口，仰天叩首，假如能够捐弃头颅、糜烂肌肤，获得效犬马之劳，臣便日夜竭力奔赴；可是禀赋命运奇穷，沉重的疾病没有起色，加上臣的乡里盗寇频仍，风声鹤唳时常传来，臣寄居墓下，把性命托付给松楸，一个月惊恐数次，实在没有行动的可能。九月又写好奏疏辞谢，但家人辗转奔波，最终没能送达。腊月，臣才决意出山，到了江东，已经离开墓下百四十里。诸生拿着酒杯，登高为臣送远，臣偶然脚部失力，从二十多丈高的层崖跌落，恰好坠入石灰中；虽然全身关节没有损伤，但右脚和左腕至今医治未愈，恐怕会成为残疾。唉，这就是命啊！臣生逢盛世，做官列入显贵，出仕既有箭矢般的功劳，隐居又有填沟壑的忧患。即使死于沟壑，死于箭矢，都同样会伤害明主的心。可是箭矢没有射死臣，沟壑却使臣重新陷入困境，不能满足孤臣的愿望，原因在于立身不慎，不能少犯过错。德行浅薄，就得不到鬼神保佑；命运多舛，就会招致造物主的憎恶。天下士人看见臣跌倒，便怀疑天地不愿保存一个想图报的人，君主和宰相不能安排穷困之人的命运，这些想法也都错了。臣跌倒刚过一个月，又遇到盗寇侵扰，辗转病榻，与松楸相对哭泣，料想凭着九折的手臂，再也不能像冯驩那样叱驭出仕了。每当想到皇上赞扬臣操守清正、努力求学，宽宥过错、爱惜人才的旨意，也只能留给千古志士仁人，令他们为此悲叹罢了。臣在山中不知道词林中致仕的人近代有几位，伏乞圣主施加特别恩典，容许臣退休。臣耕种取食、凿井取饮，苟且度过残年，与乡里的妇女孩子在地上起舞、向天播扬，歌颂皇恩无穷。臣不胜惶恐感激至极。时务疏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黄道周谨奏：臣于天启壬戌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有幸侍奉两朝皇帝。在讲筵末席，虽然没有启发辅佐的功劳，但受到的恩宠格外深厚；臣两次被贬又两次起复，九死一生，从汤镬中出来，重新回到参与政务谋议的地方，自古词臣没有像臣这样颠沛仓促的。臣因去年腊月坠崖折断手臂，肋骨还没有接好，已经具疏请求退休，却未获准许；不能像群臣在鼎湖之下号哭，只能惭愧地苟且活着，无地自容。恭逢圣主即位，旧日学者重新受到起用，又晋升臣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自量迂腐平庸，反省自身，亏负甚多。从前卫国女子回国吊唁，作《载驰》诗；冼氏为夫报仇，被称为大邦之使。臣实为大夫，却不如女子，又哪里足以进退人才、辨明贤能与否呢？自从天下动荡以来，风云阻隔，想望君主如鳞翼却无由进见，悲伤猿鹤屡屡改变。臣生居天涯，听闻和亲见都没有门路，即使转升一个官职，这种褒奖也像塞住耳朵一样，听不进去。臣确实想赶快到灵武去效力，却荒疏困顿而难以前进；想在雍丘起兵义举，家中却徒有四壁。臣私下考虑，今日的事情，应当多派使者，广泛传播皇上的恩德，随即在当地鼓舞豪杰；命令各地官员以礼优待年高有德者，使奸雄消除轻蔑窥伺，使讹言停止夸张传播，让人人知道王命的尊严，各家都服从统帅的约束，然后平定天下才有希望。就说臣的家乡，旧称偏僻弱小、文弱柔靡之地，近来却因雄强之名而多有伏莽，违抗教化的事情日益烦多；若不设置重臣，便再也不能驾驭。臣愚见，南都定都后，福建、江右都应成为首要藩镇。江右有虔镇，南面牵连肇庆、广州，西面连接汀州、漳州；一旦有事，集合三省军队，不到十天便能出鄱阳之外。福建有浦城、建阳，东面连接温州、处州，北面抵达玉山、铅山，水陆交通汇集于衢州。衢州与虔镇相比虽稍弱，但居高临下的形势相当，虔镇与衢州相等；一旦有事，集合三省军队，也不到十天便能出钱塘之外。如果用岭南的军饷接济虔镇，用岭东的军饷接济闽中，把两广的军政权力分别集中于赣州、衢州，那么臂膀手指般的形势就形成了，藩屏的意义也稳固了。在赣、衢之间分设总督，使其能够调度四省，从两粤取军饷，从江南、福建征兵，就像在扬州、安徽之间分设总督，能够调度江淮，用江南的物力巩固江北边防一样。臣愚昧，不懂时务，只是根据今日的形势，粗略陈述十条意见，也不过是说要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罢了。第一，先收复燕京，然后才可以定都钟陵。燕京虽然经历残破，畿辅百姓的人心仍歌咏思念明朝，如同往日。天寿陵寝所在，不能有片刻忘记。臣见周室东迁以后，把土地割让给秦国，最终永远不能恢复；晋、宋南迁，也再没有北望的意图，从情理上说有许多不安。李纲说：‘金兵已经离开汴京，车驾不可不去一次京师；估计还不能在那里定居，也可以作为巡幸的计划。’如今燕京道路遥远，不同于汴京、宋都，但渔阳、卢龙一带悲歌慷慨的志士不止一人；宣府、云中、蓟州、永平幸而还没有全部沉陷，可以多方劝导组织，限定日期收复，然后向孝陵报告，才可以安定钟簴，完成龙盘虎踞的事业。这是第一件要务。第二，先召集勤王军队，然后才可以谈讨伐贼寇。自古以来王室从不废弃入京援救的军队。周幽王撤去烽火，才酿成骊戎之祸。崇祯初年，因为客军中途喧哗，便因噎废食；凡是抚臣入援的军队，动不动就遣返回去，军饷散失而没有收回，将领骄纵而更加懒惰。如今神京倾覆而四方安然，方伯、连帅各自坐在衙门里处理事务，一百多天没有一个响应。若真想用矫饰情态来镇服众人，以为上天震动便能安定天下，估计也会被种师道、张叔夜一类人暗中讥笑。现在鼓舞他们还不晚，应当多方激励，严厉督责，策动他们的暮年之志，发扬朝气，共同聚集在江上，然后大规模誓师，进行北伐。这是第二件要务。

译第三，先讨伐闯贼，然后才可以平定各路盗寇。凡是群盗兴起，都借闯贼的声势；各个悍将、叛兵，又借群盗的名义和实力。想先平定群盗，盗贼就无法平定，兵势反而会日益放纵。只应先大举讨伐贼寇，以暗中消除群盗。宗泽在河东，张所在河北，招募训练军队一新，常有八九十万人，难道全都是编入户籍的百姓吗？也是从各处收取来的。收取群盗的兵力，利用逆贼的粮饷，只要任用几个才干之臣，借用江南半年军饷，就可以建立威势、消除祸根，洗兵雪恨。李泌说：‘逆贼所掠得的子女玉帛，全都输送给范阳，这难道有雄据四海的志向吗？除诸□将之外，中原只有高尚等几个人，不过两年，天下就没有盗寇了。’岳飞说：‘勤王军队自然已经集结，应当趁敌人的巢穴尚未稳固，亲自率领六军向北渡河，那么将士就会振作士气，中原可以恢复。’到今天，确实应当采用李泌、岳飞的话，重申张所、宗泽的命令。军队不必担心不多，军饷不必担心不足。这是第三件要务。第四，先治理山左，然后才可以兴复山右。这些地方都是古代帝王的都城、礼义之乡，决没有舍弃四十代天子之地，去侍奉草头臣仆的道理。中原虽然沦陷，青海仍然无恙；兖州、济州屡遭倾覆，但风教没有衰替。从登州、莱州以西，赣榆以北，振臂挥汗，仍然可以抵得上一个中州。从前若有张邈、孔伷一类人在那里奋臂而起，晋阳、蒲阪听到消息便会响应，不像湘湖之间相隔遥远，远远不能呼应；也不像巩洛一带残破毁坏日久。山右既然恢复，真定、保定自然会回来。借此两翼来扶护陵寝，安定为行在，暂时驻扎重兵，使其自行作战防守，不必烦劳天子等待边防援助。这是第四件要务。第五，先平靖河淮，然后才可以安定江汉。此前数年，臣每次经过清河，看见东平、汶上，暴徒飞驰，游荡在关隘之上，有关官员没有谁禁止。又把牙旗帅印授给轻佻凶悍之人，招集并指挥部下，每次多达几千人。臣私下叹息说：水运的命脉，全要断送在这里了。估计如今北方漕运已经废弛，这些人盘踞其间，无法自我壮大，一定会逐渐下到瓜洲、仪征，争夺水运肥美之路。淮阳二镇大多被牵连其中，势必会与淮阳为难。若能确实调取常州、镇江的力量来援助淮扬，切断他们中间的道路，使从瓜洲、仪征出来的人不能到达清河，占据清河的人不能与开封、归德会合；诛杀他们的首领，遣散随从，选拔十五人，来协助西征。潼关道路险阻漫长，必定不能救援。这样河淮清平，江汉便可以安定。由此专心治理蕲州、黄州，使蕲黄和淮扬常常成为江汉的两只眼睛。这是第五件要务。第六，先收复承天，然后才可以收复全楚。承天是楚国的郢都，兴献陵在那里。周瑜说：‘楚国起兵不过百里，土地却拥有各处关隘，南临江汉，传世数十代，历经九百年，只是因为有郢都。’吴国能够攻入郢都却不能夺取，闯贼能够攻破郢都却不能占据，那么郢都应当收复，显然比襄阳、荆州更为重要。襄阳处在新野、邓州的交通要冲，地势如建瓴之水向下，楚、豫交界，是贼人必争之地。荆州向西直通蜀道，盛夏江水暴涨，一天可以行千里，即使取得四川，也仍不足以守住它。收复郢都以后，才可以向东平定豫中，向北夺取上蔡，向西截断进入雍州的道路。这是第六件要务。第七，先镇守滁州，然后才可以巩固江淮。滁阳是天下腹地的要区，向东通瓜洲、仪征，向西通蕲州、庐州，各处都不超过数百里。红心、大柳两处驿站的南面，与江浦正相对。那里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是盗贼必然趋赴的地方。若确实有大城和重兵驻扎其间，那么中都的形势就不孤立，淮扬的形势也会壮大，天长、六合就不必苦于风雨般的总扰乱；到了这里，才真正是屯聚军队的地方。晁错说：‘起兵却不明白形势，交战就会被人擒获，屯驻就会让士卒不断死亡。’如果增加池河的兵力，修筑大柳城，在这里护卫两座都城，非常便利。这是第七件要务。第八，先确定进取方略，然后才可以商议镇守。如今各个桀骜将领日夜谋划说：攻取湖南就镇守湖南，攻取湖北就镇守湖北，攻取河北就镇守河北，攻取河南就镇守河南。他们想割据中原土地，培植诸侯；又想侥幸取得万一的功劳，以此分得节钺和留后之职，时机一到便会自行脱落。然而看古代名将，都是先确定谋划，再刻苦奋进以响应它，如韩信、耿弇所说的那些话。如今各将领的才力像流水一样，都从上游向下游奔去，到达扬子江，便把那里当作尾闾。希望他们到达目标要等到哪一天呢？如果真想收复燕京，必须先直取关陕；想收复河淮，必须先攻取□、滁州、宿州；想收复襄阳、荆州，必须先谋取全蜀。进取的形势要推进一丈，收拢的形势却只有五尺。全部夺取江南、安徽，再兼取瓜洲、仪征，即使授予节钺，也没有什么可以分割的了。若真如他们所说，湖南、河北任其自行攻取，作为军队疆界，朝廷又何必忧虑呢？古代都城在关陕一带，都有战国之势；自从建业作为都城以后，便再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形势局促。朱胜非说：‘忠心有余而学识不足的人，可以留作日后谋划。’这是第八件要务。第九，先树立儒臣，然后才可以任用武将。崇祯以来，边疆日益困窘，议论者都说文臣没有成效，一心偏重武将。韦跋出门，竟与藩司、臬司争路。然而几年来八九个大将，恩宠富贵达到极点，却没有一个不叛变；仗义死节、建立功勋的只有一两人。所以自唐宋以来，儒将建立功勋，灿然载于史册。唐代如韦孝宽、裴行俭、张巡，宋代如宗泽、虞允文、余全玠，都卓异可观。到明朝兴起以后尤其盛大；于谦、罗通、韩雍、王守仁一类人，屈指难数。儒臣舍命报国，武官就不敢不死战；儒臣建立功劳，武臣就不敢不奋勇。若确实掌握风俗教化和声威权力的部门，选取那些有骨干、有胆识而不柔弱媚人的人来统领三军，也不过是恢复旧日的习惯罢了。这是第九件要务。实行这九件要务，都要以克制自己、整饬自身为根本，减省刑罚、减轻赋税，先讲礼乐而后施刑威，先讲仁义而后求功利，先爱护人民而后希望人民爱护自己，先尊敬别人而后希望别人尊敬自己。做到这样，举行郊祀以敬奉上帝，怜恤天下苍生，即使四方异族归顺、各路贼党改变心意，也可以做到。难道还忧虑闯贼、献贼吗？

译至于驾驭将领的方法、考核成效的办法，臣考察古今，只有两家可取。唐代观察军容使掌权时，常常选兵自卫，动不动先逃，诸将都与贼人勾通，偶尔攻取一个栅寨、一个县城，坐享粮运，拖延岁月。李德裕发布制书，于是约束监军不得临阵，又规定诸将不得以攻取一栅一县作为功劳。元逵攻取荆州，宏敬攻取洺州，茂元攻取泽州，颜佐沔攻取潞州，目标在于平定天下，于是河北被攻破而投降。这是一种说法。宋代南方州郡削弱，征兵无人响应。文天祥说，宋朝吸取五代的祸患，废除藩镇，虽然纠正了尾大不掉的弊病，但国势也因此不振，贼人经过州县，没有不投降的。应当分设四镇：以广西增援湖南，在长沙建立统帅府；以广东增援江西，在隆兴建立统帅府；以福建增援江东，在鄱州建立统帅府；以淮西增援淮东，在扬州建立统帅府。责成长沙攻取鄂州，隆兴攻取蕲黄，鄱阳攻取江东，扬州攻取两淮。这样敌人就不难退却。宋人没有采用文天祥的主张，所以国家最终不能振兴。这是另一种说法。如今责成诸将攻取河东、河南、河北，以此分授节钺，和李德裕的主张相同。责成岭东协助福建，岭南协助江右，使章州、赣州的军队从鄱阳出动，使衢州的军队从钱塘出动，略微加以总督统辖，也本于文天祥的主张。所谓先安排部署而后任用人，先准备船只而后召集水手，也就是这样的先后次序。虽然总督的职责不能屡次分割，但上游的形势不能不加强。如今各地骄兵悍将都是这样；文臣虽然懦弱，却还如柔软的缰绳可以控制马匹，到了极端不能驾驭时，也不过是咬断嚼子逃走罢了。臣老了！百般挫折之后，身体没有一处完好，又加上去年腊月坠崖，两臂几乎折断；即使想匍匐竭力前进，仰望皇帝，力量也不听从心愿，命运违背愿望，已经没有办法了。臣病体尚未痊愈，欣然听到皇帝即位的消息，勉强提笔，写成三篇奏章；言辞荒谬，重复杂乱，不成条理。然而假使臣亲自见到尧舜般的君主，站在螭头之下等待治罪，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也不过如此。至于知人的要务，极致在于询问事务，完备在于考察言论。假如不让旁人从中混杂，也不以爱憎参杂其中，即使听取十件能得到九件真实情况，也可以了。臣荒疏隐退多年，对人事多有不熟悉。所认识的英俊之士，有杨廷麟、金声、姜埰、郑友玄、夏允彝，都是正当壮年、深思远见，可以用来驱除乱贼。老成之士中，有郑三俊、解学龙、张镜心，都是通达政体、留心时务，可以用来纲纪百官、广泛挽救时局。在这种飘摇之时，把他们合起来就能发挥门户的作用；藩篱疆界四面撤开，那么千对农夫也能聚集如云，何必向温陶借人才，向王谢求取榜样呢？想来各位大臣早晚也已经被任用，各项事务早晚也已经被举措办理；臣区区朴实忠诚的一点愚见，不敢不献出。唯愿陛下亲自阅览这十条要务，旁采两种说法，略微实行一两条，以匡扶正在兴盛的朝廷；这也如微小尘埃对山海有所补益。《周书》说：‘水流的性质是向下奔走，治理天下的人要任用牧守；火燃烧的性质是向上升腾，为天下做事的人要运用大略。’臣所说的，只是取得其中的大略罢了。臣耕田凿井而得到美芹之献，不能不深深挂怀；唯愿陛下试着斟酌。臣不敢再以草野之人的身份品评时政，又承受先朝特别恩典，捐躯也无法报答，实在有愧于面目，不应当尸位素餐，更加拖累清明时代。伏乞陛下如天地覆载一般，体恤臣的衰弱疲惫，略取臣零散的言论，立即付诸施行；臣即使白头老死空山，也胜过身居簪绂。臣无法胜任犬马般仰望注视的至诚。谨表称谢，上奏闻达。（篇中‘留后时至自落’六字疑有脱文。） 以上见原书卷三。狱中自明揭 洪思说：你既然经过北寺，与叶、涂对簿受审，滞留五个月后回到西库，于是也颇能自我昭雪了。周谨揭：为生死都属于君主的恩典，平反还祈求公道，谨剖析一息尚未断绝的心，保存千秋不灭的案件。周自从因荐举而被逮捕以来（洪思说：你曾因论说杨嗣昌被贬为江西布政司都事，回乡三年后，有解学龙的荐举，逮捕命令便下达了），先受一次廷杖，四次服刑于司法机关，鲜血染满衣服，伤疤结痂盖满床褥，被牵连株连而押送的将近二十人。之所以不忍立即死去、苟且活过早晚，也因为三季之祸不应当出现在清明朝廷；天子圣明，大臣努力辅佐，必定不会让孝妇在沧波中哭泣、贞女在烈日下哀号，所以隐忍到今天。如今既已走出北寺、进入圜扉，抬头仰望从缝隙透入的阳光，或许距离获释已经不远。周自己不说，还有谁替周说呢？周以草野微贱的残生，特别承受皇帝召还的恩典，料想自己没有一项长处，仍发誓以死报国。当杨枢辅正受重用时，早晨在朝廷进献铺天盖地的言论，晚上又传播弥漫天下的说法，喋喋不休地讲和戎，絮絮叨叨地称说抚慰寇贼，整个朝廷都惊恐不安，畏惧他的才辩。只有周认为，这个人的根本已经坏了，还能施行什么枝节措施？他会扰乱栋梁、倾覆国家，根本不可比喻；因此不避汤镬，预言他不会成功，事先如同把薪柴烧焦，以防止火从烟囱窜出。延龄凭市井之徒的身份依附权贵，安石用商人的唾沫来装饰自己的经术；祸患的源流刚刚蔓延，灾祸败亡还没有亲自降临，尚且有阳城奋笔上书，撕裂麻布诏书也不推辞；范镇把弹劾奏章藏在袖中，违逆众人而不后悔，认为朝廷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何况有人手握权柄，却使三藩覆灭，七八十州县决裂，百姓涂炭，不可胜数，竟没有一个人在事情发生以前建立防范、用正直言语规劝他的过错，这难道是所谓竭尽力量、陈述谋略、匡救时局、报效君主的人吗？周对于枢辅，并没有咬牙切齿的愤怒，也没有转眼之间的怨恨，只是忧虑国家、怜悯百姓，与他的杞人之忧相互冲突罢了。然而机关陷阱已经发动，疆场形势的力量无法挽回；正直之人和大丈夫，只能审察时势而不敢援救。周如今右脚跛了，脚趾和小腿半折，风雨侵入清晨，痛苦如同被绳索捆缚；料想今后已不能再为时世所用，即使死去也不可惜。然而在清静的夜里抚心自问，仰天计算自己的过错，从束发到鬓发斑白，从入仕到被放逐贬黜，吃的不过脱壳的粗粮，住的不过覆盖瓦片的房屋，谈论的不过经书，交往的不过农夫。通向权贵要人的道路远如星河，显贵显达的朋友被我抛弃得如同遗迹。若一定要给我加上结党之罪，比照纠结的条文，诵读《子荡》与《柏舟》，把我钉在陵墓旁的坟垄上，这也不过是六月飞霜使天气变得寒冷、东海的云气想要分担严酷罢了。

译周曾在讲筵供职，蒙恩召对，曾一再叩首，陈说东□必定不可轻视，流贼必定不可抚慰，抚寇和戎的主张必将给中原带来祸害，使毒害流布天下。圣主从未不在心中认为这些话是正确的。至于官职的升降、世事的得失，周对于政事本来从未谈论；即使谈论，也从未扰乱政局。从前李时勉因刚直进言获罪，被扑打得爪折胁断，宣宗却从未剥夺他的官职；海瑞因狂率直言触犯皇帝而获罪，押赴刑场，世宗还宽宥了他的死罪。周的愚直刚戆比不上这两位大臣，所触犯的不过是权相；又遇到圣主，英明而格外通达，俯视百代。每当回忆戊寅七月，每次受到召对，恭敬进献清正仁厚的主张，恭敬承受皇帝的奖许教诲，觉得听到了从未听闻的道理，便没有不叩头捶心、继而流血的。栽培还是倾覆，是天地造化，哪里有偏私；灭顶、伤肤，则是臣子自己招取的。然而臣听说，霜雪不杀死已经枯萎的草，雷霆反而能够护卫伏藏的生命。周应当承受的罪，已经承受足数；降谪一年，承受皇恩，至死不忘。至于因为抚臣一次荐举便被逮捕万里之外，因为冷曹一次救援便在殿阶受杖，因为书生一次救援便被械系于北司（洪思说：抚臣是江西巡抚解学龙；冷曹是户部主事叶廷秀；书生是南京太学士涂仲吉。庚辰七月，你被逮到京师，缇骑把情况上报，圣旨还没有下来，叶廷秀的奏疏上呈，才开始杖打八十；涂仲吉的奏疏上呈，才开始四次审讯），风回火起，既不是屋椽瓦桶所能知道的；因叶廷秀而增大风势，也不是树根本身所能觉悟的。假如当初没有抚臣的荐举，后来也没有申救的奏章，那么周也不过背土空山、偷生击壤，怎么会突然成为漏网吞舟之鱼，成为厨房里逃失的野鸡野兔呢？如今既然加上营谋之罪，又加上主使之罪，还搜查他的党侣，波及无辜。叔向被拘系，却要向请羊请命；冶长被关进囚牢，还要追究邻鸟的根由，这都远离事情本情，完全不是原来的事实。狄公被罗织罪名、被迫服罪，尚且把奏疏藏在棉衣里；苏轼因赃款被牵引而获罪，也寄托哀情于翰墨之间；这不只是怜惜他余下的年岁，也是自己感伤所遇，盼望马生角重新出现，期待乌头再次变白。周质朴浅陋，远远不能与古人相比；但所幸的是，大的方面没有狄公上钩取章，小的方面没有苏轼乘蜀舟的踪迹，只因请假告退的几句话，过分自谦，被枢辅挑剔搜取，被远方听闻的人作为口实，以至身体抵挡重重罗网，体无完肤，梦中都寻找腰斩和斩首，曾经担心首级不能保全。假如当时依附迎合枢辅，谄媚称颂他的成事，保全他的成功，侥幸求得美官，用来应付今天，又该如何自处？如果一定要把愚直刚戆说成奸党，把守持经义说成邪说，那么元恺就应当接受诛杀共、驩的罪刑，曾参、史鱼也应该遭受桀、跖的讨伐了。如今皇帝正在修明敦厚广大的法条，施布爱惜生命的恩德，抛弃苛细之法，隆重礼遇辅弼大臣。把夷吾从槛车中擢用，释放孟明，使扶杖的老人翘首倾听而欢歌，使惶恐反侧的孩子转变心意而面向朝廷。唯独周被关在盆盎之下，再次与星辰隔绝，听见有人诵读法律，便跪下大腿发抖；这也正是大君子所忧痛、有道之人所悲悯的。伏乞详细察看司法机关的招供，仔细查阅案情，彻底弄清那些捏造的说辞全都没有事实，然后堵塞请托的源头，解除株连比附的罗网，不要让党禁的端绪出现在清明时代，不要让营私结党之情混入君子之中，使天下后世看见的人能够歌颂皇帝德泽的广大，心悦诚服于无穷的圣明公允。此揭见原书卷二十八。黄漳浦文选卷二 恭慰圣怀疏 衢州闻陞辞职疏 恭慰皇太后兴居并述义师情繇疏 临安劝进疏 行都求去疏 辞职陈事疏 再缴敕草乞休疏 拟中兴十三言疏 前自请行边疏 将出关荐贤疏 恭报招征启行疏 将出关疏（乙酉七月） 谏亲征疏 江浙机权疏（乙酉八月） 出师有期据实再陈疏 进取成谋疏 恭报出关日期略陈军实情形疏 陈近状以慰圣怀疏 审明先后缓急疏 出师疏 请定出关驻留疏 四不敢疏 乞求特别奖赏倪元璐、祁彪佳的子弟姓氏疏 请斟酌任用人才疏 再次陈述关外情形，以决定进退取舍疏 粮食耗尽、兵力单薄，请求自我罢黜疏 在关外谢恩，感谢赐予袍服和膳食疏 答复婺州情形疏 孤军无法救援，危急疆土难以支撑疏 江右出兵情形疏 继续报告情形疏 请求抚恤捐躯的各位臣子疏 恭敬地安慰圣上心怀疏 原任经筵日讲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黄道周谨奏，为恭敬地安慰圣上之心一事：臣隐居草野，仰望天日，就像盲人始终不忘看见东西、跛子始终不忘站起来一样。崇祯十七年五月，突然听说京师发生变故，鼎湖传来哀号，自己不能舍身殉难，只能徒然更加悲痛流泪。六月初旬，才跟随父老放下手杖，侧耳听闻圣上谕旨，痛惜朝廷尚未安定，悲伤仇敌尚未报复，寝食不暇，血泪一同流下，发誓要与天下人共同仇敌，□此□□。臣考察自古帝王，遭逢祸乱，能够以身殉社稷、感念百姓的，历代绝无仅有；至于勤俭不息，日夜忧劳，十七年如一日，却仍不足以消除寇贼、激励臣工的，也历代绝无仅有。宋臣李纲说：『君主的职责在于知人；不能知人，即使勤劳也没有益处。』古今都认为这是切实的论断。先帝留心知人，却常常被小人扰乱；虽说没有谁能违背天意而不招致灾祸，也许同样是国运命数所造成的。《易》说：『没有平地而不变为陡坡的，没有出去而不回来的；不要忧虑诚信，饮食方面自有福分。』我大明先后经历二百七十五年，之后将与《春秋》同样遭逢运数变化，这一点臣已经屡次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