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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八 《二程文集》　总集类 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二程文集》十三卷，附录二卷，是宋代明道程子、伊川程子的文集合编。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有《明道集》四卷、《遗文》一卷；《伊川集》一本二十卷，另一本九卷。又有《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将二程合为一集，是建宁刻本，属于宋代流传的本子，已经有所防误，文字也各不相同。这个本子出自胡安国家，刘珙、张栻曾在长沙刻印。胡安国对原文颇多删改，如《定性书》《明道行述》上呈富公、谢帅的书信中删去多至数十字，又把《辞官表》的次序颠倒，将《易传序》中的“沿”改为“泝”，把祭文中的“侄”改为“犹子”。刘珙等人的刻本完全以胡安国本为依据，朱子深深认为这样不妥，曾写信给刘珙、张栻，严厉斥责并极力争辩，详情都载在《晦庵集中》。然而二人始终没有完全采用朱子的说法。大概南宋初年，学者还各自尊重自己所听闻的传本，不像淳祐以后门户已经形成、党羽众多，对朱子的话一个字也不敢有异议。元代至治年间，临川谭善心重新校刊，才开始同蜀人虞槃商议考订，全部依从朱子的改本。其中《定性书》和《富谢二书》中删去的字，也设法从别本中寻得并补足；又搜集程子的遗文十六篇、遗事十一条，以及朱子论说胡本错误的若干书信，另编为二卷附在书后。只是伊川的诗仅有三章。《河南府志》载有他的《陆浑》《乐游》诗，说：“东郊渐渐染上绿色，驱马欣然独自前往。船在野渡间曲折行驶，春山传来悦耳的水声。身心闲适，喜爱尘世之外；情趣超逸，正合内心的欣赏。归途随着樵夫的歌声，落日照在寒山之上。”文集中却没有这些诗，谭善心等人也没有来得及收入。地方志大多借名人之名来夸耀名胜，这些诗大概是好事之人托名伪作，而且可能出现在谭善心之后吧？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二程文集》卷一 《明道文集》之一　宋程颢撰 铭、诗 颜乐亭【铭文为孔周翰所作】上天生育人民，圣贤便是万物的法则；如果没有学习、没有老师，谁能觉悟，谁能认识道理？圣人与贤人的区别，自古以来就难以说明清楚。孔子有幸遇到颜回，颜回也有幸生于孔门。圣人用大道教化世人，贤人靠学习和实践来实行。使万世之人的心灵和眼光破除昏暗而获得清醒。周游来到孔里，那里正是颜回旧日居住的地方。小巷被丛生的荆棘污塞，水井淤积坍塌。乡里人愚昧无知，既不察看，也不践履。有一位卓异的人是谁？是孔门的后继者。他追念古人，感怀今日，内心深深不忍。善于劝说的良商拿出钱财来捐助。修治小巷使它通畅，修整井栏使井水深清。清泉滋润万物，佳木长成浓荫。于是筑基落成，亭子名为“颜乐”。古人有这样的心意，我也在心中揣度。千年以前，颜回只学习孔子；百代以后，颜回又居于孔子所创立的事业之中。盛大的德行越来越光明，流传的风范日益长久。道没有疆界，是古今共同的常理。水井不忍让它荒废，土地不忍让它荒芜。唉！正统的学问怎能忘记呢？偶成【当时任鄠县主簿时作】云淡风轻，已近正午；我望着花朵，随着柳树走过前面的河川。旁人不知道我心中的快乐，还以为我是在偷闲，学着少年人游玩。

译《游鄠山诗》序 我从幼年时就听说秦山有许多奇异的景致，其中鄠山尤其秀美，常常遗憾没有方便游览的机会。嘉祐二年开始应试取得官职，于是向天官请求，希望担任主簿，目的就是能够饱览云山，以偿平素的愿望。如今到任将近两年了，其间因接到公文调遣而奔走外办共有三次，有两次住在外面；另一次则是处理簿书期限、仓库出入等事务，本来就没有空闲休息。只有白云山正在山的南面，离县城最近，常常趁空去过两次；其余的佳处都没有能够前往，改变了当初的愿望，辜负了山泉岩石。五年二月初一，我听说副使晁公要来游览诸山。此前晁公已经约我同去探访，官吏误了约期两天；清早晁公写信召我，我才知道他的车马已经停在草堂。于是我赶到白邑大夫张时民那里，他有田产在山麓，因为犯罪被没收入官，府中公文正命令核算其租税收入的数目，我便请求借此前往。策马到山上时，晁公已经从高观登上紫阁，又返回下院休息，等候我已经很久了。于是我陪他向西游览，经过李氏五花庄，在池边停下车，夜里住在白云精舍。第二天清早，晁公向西行去；我又沿山向东游览紫阁，登上南山，远望仙掌，返回高观谷，探寻石洞，窥看石潭，又巡视所划定的田地，在花林水竹之间徘徊，夜里住在草堂。这天晚上，雨气从西山而来，我刚担心不能遍游各处，片刻之间雨便停了。第二天早晨进入太平谷，在重云下院休息。自从进入太平谷，山水更加奇异绝妙，几乎不像人间境界；石路非常险峻，向下俯视令人心悸，常常在乱石之间行走，进入长啸洞，经过虎溪，向西南下行到重云阁，访寻凤池，观看云顶、凌霄、罗汉三峰，登上东岭，远望大顶山的积雪。后来向东北来到云际山下的深涧，只见白石在水中斑驳闪亮，水声清脆寒凉，十分可爱；坐在石上捧水，留恋不舍，久久不能离去，于是住在大定寺。凌晨登上上方山等待日出，向西望药山，向北眺望大顶山，千峰万岭，视野所及没有尽头。下山时沿东涧而行，渡过横桥，又在重云下院休息；出谷游览太平宫旧址后返回。骑在马上随意吟咏，往往就写成诗篇。从入山到回归共四天，得到长短诗歌共十二篇，姑且保存下来，以记载这次游览的先后次序。白云道中 做官的身份受到拘束，和远亲一样疏远；世俗的眼光被尘俗蒙蔽，简直像盲人。辜负了终南山的美好泉石，一年才来山中一次。马上偶成 身体劳累，却无补于公家的事务；心绪纷乱，只让学业衰退。世路险恶，功业遥远；不能归去，算不得男子汉。游紫阁山 仙掌山远远地向我招引，曲折行走，渡过石桥。暮云从山涧底升起，寒雨落在山腰。层层树色纷乱交错，天空只从一道缝隙中遥遥可见。官务纷繁，难以久留；回头望去，不禁羡慕渔夫樵夫。猕猴【山僧说：晏元献公来时，猕猴布满全山】听说猕猴的性情颇为灵异，晏公的车驾一来便满山迎接；我骑着瘦马来到这里，却何曾见到一只？这才觉得畜类也更懂得世态人情。高观谷 轰鸣的雷声和重叠的鼓声响彻前方山峰，从彤云翠霭之间传来。洞壑积聚阴气，形成这样的气象，仿佛鬼神凭借幽暗设下屏障。威风从山崖喷涌而出，千寻高的崖壁被雨露打湿；落下的石头像万颗红色珠玉。即使有蛟龙也难以在这里停足，这大概还不是旱季时的威势吧。草堂【寺院坐落在竹林中央，这片竹林大约有十顷】楼台殿阁参差错落，隐在绿色云海之中；四面都是筼筜竹，只有一条小路通达。曾经读过《华阳真诰》，书中说上界神仙居住在碧琳宫。在长啸岩中得到冰块，用石头敲碎后食用，味道非常好 车马使人疲倦，口渴时想念长啸岩中的冰片，仿佛玉石制成。老仙人笑我长久奔波于尘劳之中，便请给我云中膏露，洗涤凡俗的肠胃。游重云 久已厌倦尘世的牢笼，万般忧虑使精神昏暗；欣喜地寻访泉石，暂且使心神清爽。眼睛疲劳，双脚困倦，但身在深山之中，仍胜过低眉面对俗人。在长啸洞北面回望，大顶山像排列的屏障一样；走到山前却看不见它，原来是被仙掌山遮住了。走遍重云山，转过几道山弯，才看见碧色的寒峰。上天把仙掌山全都遮断，大概原本就怕尘世中的俗眼看见它。凌霄三峰 长啸岩东面的古寺前，三座山峰彼此倚靠，形势相连。偶然遇到云气静止，才得以看见太阳；若有道路可以通行，一定能直达近天之处。风吹出声响，仿佛雷声从谷底生起；老松粗如筷子，根扎在崖顶，不能生长在平地，却仍远远可与莲花峰并肩。云际山 南面是药山，东边是白阁，向西登临，身体仿佛与白云齐平。站在上方山顶，早晨向外眺望，顿觉群峰从四面都低了下去。下山偶成 衣襟衣裾三天没有沾染尘埃，想要登上篮舆时却首先回头。治国经世并不是我们儒者的根本事业，怎肯随随便便离开山林出来呢？这次游览所得的小松、黄杨各四株，种在官署西窗之下，戏作五首绝句呈给县令张寺丞【张兴宗】仲春时节，百花明艳，何必还要繁复的弦乐管乐之声？请问近郊游乐的地方在哪里？潢溪的山水清澈，映照着人影。心情闲适，不靠管弦音乐取乐；大道胜过一切，哪里是因为名利而荣耀？不要说繁忙的官职使人难以自得，闲暇时仍然可以尽情出游。功名本不是挂在心上的事情，富贵自有上天安排。即使酤酒课税亏损了，也不过是从俸禄中抽出些钱来补上。一个人有幸生逢唐尧、虞舜那样的圣明时代，治理政事又遇到贤能的太守县令；即使只是一个无能而清闲的主簿，也不辜负这明媚的春光，可以尽情游玩。已经听说狱讼得到处理，冤屈和积滞的案件都获得昭雪；田间农人也高兴，土地肥力均匀。只是恐怕乡野老人还会笑我：不能做溪山的主人。春雪 二月将要到来，群阴久久退去，潜藏的阳气渐渐萌动。只知道桃李娇艳，哪里还会嫌弃雪霜？密集的雪粒仍然先落下来，飘飞的雪花忽然散落沾湿。带着风势显得料峭，和着雨丝变得纤细。江汉一带起初满眼都是雪，间或又夹杂着如珠如玉的雪粒。雪片刚刚落到瓦上，斜斜的势头渐渐穿过帘子。鸟仿佛化作辽城的白鹤，道路铺满越女织的白绢。落花有时与雪花争相飞舞，飞絮有时又和雪黏在一起。简直可以把它比作美玉，谁会怀疑白鹭被雪花牵扯？雪气透入肌肤，像锥子一样锐利；洒到脸上，像刀刃一样锋利。寒冷使人不敢开门赏雪，雪光凝聚，仿佛伴着月亮可供窥看。樵市上的炭价上涨，兴致却进入了酒家的帘幕。停步时穿着银妆般的鞋子，抬头时胡须仿佛裹着白玉。它为何欺凌温暖的时令，又反复使穷困人家受冻？柴薪不足，整个早晨都要预先准备；衣服因依仗温暖，只好不断添取。采摘花朵的游女为之怨恨，忧虑年成的老农据此占验。爱惜竹子，只得频频敲落叶上的雪；忧心花朵，刚落雪便赶紧覆盖。太皞失去时令权柄，令人悲伤；飞廉又助长暴虐。雪骤然降下，起初疑心它勇猛；不久便消融，又惊讶它谦退。北方的云虽然借此便利而来，水灾之后难道可以不令人厌恶吗？即使任凭阴气施展巧计，也难以使木气完全消灭。寒威徒然自我奋张，春气也在不断增加。积雪的势头刚刚铺平田垄，融化的水流已经落到屋檐。阴暗的天空仍然纷纷扬扬，到了近地之处便密集落下。远处的水面难以遮住雪势，高峰也没有被雪包裹住尖顶。落在墙上姑且像涂了一层白粉，覆盖大地哪里会变成盐？纨扇仿佛被尘埃遮暗，昆仑山冈却能辨认出火焰般的光色。它终究来助长冰雪消融，却反而使地面更加湿润。积聚的水分最终滋养嫩芽，惊雷也会震动并催发万物。东君不要忧愁，明亮的太阳正等待着再次出现。晚春

译人生不过百年，长久的只是光阴。我已经超过一半，人生中间经历了多少悲欢？何况又有许多聚散。春阳转为晚春，柔弱的枝条已经成为老干。不必因时节变化而惊惧，拿起酒来，又想劝谁共饮呢？桃花菊 仙人般的深青色头发，配着粉红色的脸颊，近来从武陵源上来到人间【这种花近年才有】。它不像普通花朵那样羞于晚开，所以特意把春色留到秋天开放。上天特别赐予它保存金色花蕊的能力，春天的香气泄露出来，众人才开始猜测。既得到美好的名称，又具备坚贞的节操；清晨经霜之后，仍独自面对楼台。早寒 一夜之间霜威格外严酷，清早寒气侵入书帘。刚开始需要靠火炉的温暖，亲近兽形炉；才发觉冰凌凝结在蟾形砚台上。败叶随风轻轻飘动，远峰经过清晨显得寂静而尖峭。出门还不必穿貂狐皮衣御寒，暂且穿上轻裘，再逐渐添加衣物。新晴野步 春帝正使万物形成春色，为什么淫雨却要损害美好的清晨？请同我一起指看云间的太阳，悔恨曾经轻易嫌弃田野上的尘土。风的威势消尽了，仍带着料峭寒意；山色放开之后，已显得高峻嶙峋。不要说燕地游赏只是王孙的快乐，羲皇以前的上古淳朴生活还有更高的人境。阴暗的天气消散，天地四方都宽阔了。游玩有什么不好？我的心情悠闲。鸟声和人的心意，都处在融和的时令中；草色花香，弥漫在幽深的景色之间。水底映着残霞的光，岸上云头承接着斜阳的影子，仿佛斜阳衔住了山。若要谈论由情感而生的诗兴，只怕诗人也会厚着脸皮认输。西湖 潩水桥边有鸭子陂，楼台只在郡城西面。刚看见烟波，心中便先感到畅快；将要寻找岛屿时，道路又仿佛使人迷失。整日无风，横泊着小船；有时经过雨中，仿佛饮下彩虹。西湖明明离尘世不过咫尺，为什么却能使游人的心情各不相同？环翠亭 住在城中看不见重重群山，于是建起高亭。亭子冲破远处的空旷，简直让人怀疑已经置身于天宇之外。四面环绕，仿佛身在画屏之中；凝聚的山岚和散开的云气层层显现。山峰如削成的玉石，排列着青色，四面都相同。暂且登临片刻，已经忘了离去。四时的佳美景致，都归属于贤明的主人。中秋月 云气宁静，真好；清风吹来，月光向四面漫溢。秋金之气正盛，月亮的阴魄正处在中天。仿佛可以窥见瑶台宫阙，清清楚楚露出桂树的枝条。与贤俊之士一同醉酒赏月，谁还会叹息被官务羁绊？象戏 大凡博弈都只是游戏，象棋却反而能够模拟用兵；车、马还保存着周代的作战方法，偏将、裨将兼有汉代的官名。中军居中，八面应敌，将军地位尊重；河外的尖斜之势，使步卒行动轻捷。只凭棋盘姑且自我取笑，即使像刘邦、项羽那样雄杰的人，也不过是在闲暇争胜罢了。九日访张子直，适逢他出门赏花，戏题学舍五首。平日邀请你来相见，你经过门前却又没有相逢。你贪恋跟随赏花的伙伴，应当会笑我老态龙钟。要知道春色比美酒还浓，能醉倒游人，使人的心情自然狂放。即使是白发满头的老公子，赏花时也要争着进入少年的行列。贪恋花朵本来就是少年的事情，沉溺美酒一定会嫌弃清醒的人不对。看看我，疏懒而老居山野，却骑着归去的马，背对着斜阳。我下马询问老仆人，他说张公出门赏花去了，就在附近的园子里，只是园子太深，不知道具体在哪里。桃李已经飘零，杏子还是青的，满城车马声像春雷一样响。其中最得意的，便是张公子，十天在花前醉得不醒。赠王求甫铁如意 不要相信妖妄的言论，也不要传播张扬的恶语；不要把气愤拿来击碎唾壶。请问在安静的闲窗前，狐背又怎么样？何必争着击打珊瑚来取胜？送吕晦叔赴河阳 清晨都门外旌旗在风中飘动，傍晚铙鼓声随晚风传入三城。知道您再次为百姓而起，不是寻常刺史赴任。赠司马君实 两条龙悠闲地卧在清澈的洛水旁，今天却独自在都门为您饯行。愿贤人都能得到适当的出仕或退处，才知道您深切的心意全在百姓身上。陪陆子履游白石万固 条山苍苍，黄河水浑黄。中蒲地势险要，天下最强。皇帝得到贤能的侯爵，让他镇守一方。四年不更换，足以安慰百姓的期望。元丰戊午年暮春，皇上忧心下雨不足，担忧百姓，于是派使者四处奔走，祭祀群望。我也奉命来到侯爷的辖境，诚意感通上天，天意顺遂；诏书刚刚下达，雨就已经沛然降下。生病的麦子恢复青色，禾苗从土中冒出，田野农民欢欣鼓舞，歌颂君王。老朋友相见，不必说从前曾为求雨而来，欢喜之情实在没有尽头。圣明的君主减轻了忧虑，小臣也感到快乐，自然可以放开胸怀。白石、万固都是名胜之地，主人为我带来酒壶和酒杯。何况正逢佳日，是世俗所看重的节日；天还没亮，车马已经填满康庄大道。扶老携幼的人绵延十里，老少相杂；迤逦而来的千骑队伍，戈矛枪械在阳光下明亮。起初听到铙声传入青色云气，渐渐看见朱红旌旗在朝阳下辉映。领头游览的本来就是谢康乐，后面乘车相随的我却惭愧自己像元漫郎。侯爷到来，虽然知道有宾客相随，众人更为将获丰收而欢喜。我们临溪坐在石上，走遍岩谷；幽静处常常听到丝竹之声。山光仿佛因欢迎好客之人而活动，日影也一定因游人而延长。登高眺望远方，兴致没有尽头；留恋不舍，竟不知岔路正催促归行。人生沉沦，苦于百般世态；得到这样的乐事，实在难以长久。我辞别佳境，已经惆怅；侯爷又哪里能够长久留在这里？将来如果有机会再相逢交谈，怎能忘记辜负过这里的泉石？戏题 曾经在去年赏花的春日里游赏，春光过去了，又迟疑徘徊。其实是去年的春天自行离去，而我的心仍然是去年的春心。题淮南寺 向南去或向北来，累了就歇息吧。楚江上的白蘋已经被风吹尽，秋意来临。道士并不是悲秋的客人，任凭傍晚的山色与我相对，共同含愁吧。和家君《早寒》诗 满地清霜，凝结成清晨的寒气。天刚亮，雪粒飞落，洒在柴门上。刚刚还要借酒力温暖肌骨，忽然觉得寒风威势逼人，吹到脸上。乡里人互相呼喊，堵住北窗。牛羊收拢起来，赶下前山。赶紧趁着太阳出来，收藏柴薪和炭。结冰之后高处的树枝，就不容易攀折了。和《咏草》渐渐感到东皇使春意均匀铺展，陈旧的草根在夜里刚刚开始萌动；忽然惊讶平地上出现一层浅绿，已经覆盖了六街，不见往日的尘土。不要因为野草的枯荣而吟叹【“草”恐怕应作“火”】；且怜惜那因愁醉而停住香车的人【“柅”旧作“枕”】。诗人徒然怨恨王孙远去，极目所见的萋萋芳草又迎来一个春天。和邵尧夫《打乖吟》二首 装痴避世并不是为了安身，因为道大，才能混迹于尘世。颜氏一生住在陋巷，以清风自得其乐；伯夷千古以来安于贫穷。客人来求取书法妙迹，大多带着书卷；上天使我成为诗豪，还额外借给我春光。把笑谈全都用于亲近俗人，德行仪容仍足以安慰乡里人。圣贤的事业本在经世治国，难道肯继承巢父、许由隐遁的旧路？三次带着礼币来聘请，仍不能改变伊尹的志向；万钟厚禄也不能换取子舆安于贫穷。姑且因为经世之志而藏名千古，已经占据西轩度过十年。时而止息，时而出行，一切都有命运安排；先生并不是故意装乖避世之人。和尧夫《首尾吟》先生并不是喜爱吟诗，而是为了描写极大的快乐时光。醉中把天地万物都寄托在心里，闲来面对风月，又有谁能胜过我？死生都有命运，人能有什么作为？盛衰随着时势，我并不悲伤，直到达到希夷那种无事的境界。先生并不是喜爱吟诗。和尧夫《西街》诗二首 先生与我一同到西街赏游，我亲自带着手杖，跟随在行列之中。每每允许我参与高深的议论，坐在身旁还准许我陪饮余下的酒。栏杆前的流水使我们同享快乐，林外的青山又使眼界重新开阔。时世太平和自身闲适很难同时得到，实在应当乘兴多次追随陪伴。先生高迈脱俗，隐居在西街，风月仍牵动着他吟咏的才情。暂且到邻家欣赏池馆，便把佳句写成美玉。壮大的谋略已经使内心先感到畅快，精妙的诗韵仍然降落在笔端，字字都值得玩味。只是其中有一处夸张得太过分：在水边其实还没有喝上两三杯酒。游月陂

译我在月陂堤上四处徘徊。北面有一座高达百尺、直入中天的台。万物都已经随着秋气改变。一尊酒姑且用来消解晚凉；水面上心与云的影子悠闲地相互映照。林下泉声静静传来。世间事情无端纷扰，哪里值得计较？只要遇到佳日，就约定再次相陪。秋日偶成二首 天气空旷高远，秋意更使人想登上凌空的百尺高楼。世上的功名利禄不过像成群的小虫；自古以来的兴亡盛衰，又有几样不是水上的浮沤？退居陋巷，像颜回一样自得其乐；不像李白那样在长安为仕途而忧愁。人生这两件事到头来都必须有所获得，我的心无论在哪里都自然悠游。闲暇时没有事情，心情却不从容；一觉醒来，东窗外太阳已经红了。静观万物，都会自得其趣；四时的美好兴致，可以同人共享。大道通达天地有形事物之外，思想进入风云变化的境界之中。不因富贵而放纵，不因贫贱而忧乐失常；男子汉能达到这种境界，才是真正的豪杰。代少卿和王宣徽游崇福宫 睿祖开辟了神圣的宫宇，祥光降临紫微宫。神圣的仪容凝聚着纯粹肃穆之气，仙人仪仗庄严整齐。继承圣业的后代皇帝恭敬地追念奉祀，神灵遨游之后便归于此处。帝王冕旒来到秘殿，天光照耀西部郊区。朱凤衔着星饰的车盖，清童护卫着玉制衣裳。鹤笙声传向远方，吹奏的珠蕊仿佛遮蔽晴日光辉。瑶草春天常在，琼霜清晨尚未消融。木纹中的神灵形象显现，太一宫的醴泉飞涌。醮祭之夜思念乘风而行的仙驾，焚香的清晨遥望绛色宫门。年老迟暮，任宫职实在惭愧；能够如此萧散，也就自然忘却机心。和王安之五首 小园 闲静街坊西边的角落，是奉常家的景物，天然自成，占据一片狭小之地。恰似庾园，虽然地基不大，却完全胜过浥涧，那里路途遥远。知道您居住在陋巷，心中仍然快乐；比起我的寄居之处，事情已经容易多了。况且高兴的是，拄着藜杖来相访很方便；隔着一堵墙，就不必劳驾少游的车子【白居易有诗戏谑卢中丞：“浥涧山居去城之远”】。野轩 谁会羡慕大宅第有许多奇景？我自爱贫寒人家保有古朴的风情。正当红尘中生出山野之思时，才知道泉石早已存在于胸中。污亭 勉强求洁自古以来，确实是有所作为；高安怎能说是无心？污亭的妙处在于，您必须体察万物与自我，何必争执不休，不要让事情互相侵扰。药轩 袋中几味药物应有上千种，台阶下栽种的药苗超过百种。最好的是微风吹入庭院，清香交相传送，充满屋檐和栋梁之间。晚晖亭 亭下花色映照，春光正好；亭头山色到了傍晚尤其佳美。若要知道哪里多占了一处清【一作“春”】风，就是思顺街东边的第一家。和《花庵》心意得遂便是适意，种花不在于品种多。一块不过一丈见方的地方，满眼自然都是云萝。静听鸟声而感到快乐，闲来招引月色经过。希望您能够使百姓安康、社会富足，但最终又怎能割舍这样的情怀？子直拿一卷新诗给我看，我偶然作四韵诗奉答致谢。您能治理繁剧的政务，我却闲居安逸；我更加慵懒，只能自我反省。您降下华美的辞藻，我无法理解；截断舂容的和声，少有应和。我知道您高声吟唱中情意深厚，见到其中有古朴的风格。静静吟诵，真像诸葛亮卧居隆中。和诸公《梅台》赶紧乘兴欣赏春天的花朵，不要等到空枝时才徒然寄语。美好的景色和温暖的春风，是前些日子的事情；淡淡的云和细微的雨，才是此时的情景。后一日再次唱和。我常劝你游玩须趁早，不要推辞，以免头巾鞋履沾染尘土。想来在梅台上经历风雨之后，春意已经比先前减少了一半。郊外出行即景。在芬芳的原野、碧绿的郊野纵情行走，春意已进入远山，四周一片青碧。兴致随着纷纷飘落的花朵穿过柳巷；疲倦了便临着流水坐在长满苔藓的石矶上。不要推辞把这一杯酒喝到十分醉，只怕风中花瓣片片飘落。何况正是清明时节的好天气，不妨尽情游赏，不要忘了回去。春日在江上。新生的蒲草和嫩柳布满汀洲，春意进入渔船，随着一支船桨漂浮。云幕倒映下来，遮住天边的太阳；风像帘子一样轻轻吹动竹林间的楼阁。远望直到尽头，远山隐约可见；兴致随着归来的木筏，在无边无际的水面上漫游。不怕蛟龙螭兽掀起波浪，却怜惜清澈的江水向东流去。下白径岭后先寄给孔周翰郎中。骤然经历一场小雨，经过芳香的郊野，转眼更觉得长河气势豪迈。归来的坐骑已经登上险峻的吴坂，飞动的云彩还认得高耸的华山。门前的岔路通向西方诸国，城上的楼台压临巨大的波涛。想问一问甘棠旧日的教化，如今主人却邀客人痛饮香醪。盆荷二首。庭院下竹子青翠【一作“圆”】，盆中荷叶使水面平展。谁说它没有远大的情趣？我自己就觉得其中清趣有余。竹影倒映在假山上，翠绿的水波在朝阳下明亮。涟漪尤其清绿，凉风在夜间吹起。衡门茅屋寂静冷落，柴门掩闭；庭院下疏疏落落，只有几竿竹子。狭小的地方难以容纳大池沼，只好用浅盆姑且造成小小的波澜。澄澈明亮的月光映出夜间的影子，瑟瑟凉风增添清晨的寒意。不必把浅浅的蹄涔与大海比较，也不知道这样的清幽兴致有谁能够安享。在陈公廙园中举行修禊事时席上作赋。这次盛大的聚会有兰亭旧日的风流，也有洛社的遗风；今天座中没有庸俗的客人。曲折的水道传来清越的声音，香篆袅袅，时来时去；花枝在水面上漂浮，又沉入水中。不必为天色将晚而忧愁，天边正有一层淡淡的阴云。酬答韩持国资政在湖上独自饮酒时赠给我的诗。面对花朵饮酒，您能够自得其乐；我吃粗饭野菜，自甘贫寒。若谈到至诚之道，本来没有内外之分；如果反而加以区别，就更迷失了真实。【韩诗说：“弯着胳膊当枕头，饮水度日；程夫子设宴静坐焚香；范使君惭愧我还不能忘却外物。快乐因酒樽映着红色荷花，面对西方的夕阳。”】哭悼张子厚先生。叹息斯文，原约定共同修明圣学，怎么先生却从此长久休息了！山东再也没有寄托百姓希望的人，西土还有谁同后学一起求道？千古流传的声名，像棠棣花一样相联；两年之间便相继凋零，归于山丘。在寝门前悲痛哭泣，哪里有尽头？难道只是交谊亲厚的人才会怀念往日游处吗？《二程文集》卷一。钦定《四库全书》。《二程文集》卷二。《明道文集》二　宋　程颢撰。奏疏、表。

译论王道与霸道的区别。臣私下认为，获得天理的正道、达到人伦的极致，是尧舜的治道。运用自己的私心，只依循仁义的一偏之见，是霸主所做的事。王道平直如砥石，以人情为根本，从礼义中产生，就像走在大路上，不再有迂回曲折。霸道却崎岖不平，在弯曲的小径中反复摇摆，最终不能与人一同进入尧舜之道。因此，以至诚之心实行王道，就成为王道；假借王道之名而行霸道，就成为霸道。这两者的道路不同，只在于考察最初的动机罢了。《易经》所说“差之毫厘，错以千里”，正是说开始时不可不慎重辨察。所以治理天下，必须先树立志向。正道的志向先确立，邪说就不能动摇它，异端也不能迷惑它，于是力量不断向道义推进，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如果怀着霸道之心，却想求得王道的成就，就是把石头炫示为美玉。因此，仲尼的门徒不称道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曾西以把管仲与圣贤相比为可耻，正是因为义理上不应走这条路。何况是比霸道更低下的做法呢？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资质，处在尧舜般的君位，必须以尧舜之心自我担负使命，然后才能充实地推行尧舜之道。汉、唐的君主中虽有值得称道的人，但考察他们本人，并非先王之学；考察他们当时的政治，又都是驳杂不纯的政务。他们只是凭一偏之见，侥幸达到小康；至于所创立的法度和所传下的制度，不能成为后世继承的规范，都不足以效法。然而，若想实行仁政，却不预先讲求实行仁政的具体办法，等到仁政之道完全明白以后才实行，那么时而前进、时而退缩，最终什么地方也到不了。事情有大小，也有先后；审察小事而忽略大事，把次要的放在前面，把首要的放在后面，都不能达到治理的目的。况且志向不可怠慢，时机不可错失。惟愿陛下考察先圣的话，明察人事的道理，懂得尧舜之道本来完备于自身，反求自身使之真诚，再把它推行到四海；选择志同道合、同具一德的臣子，同他们共同完成治理天下的事务。《尚书》说：“伊尹亲自同商汤一起，都具有同一德行。”又说：“王的心志要专一。”这是说先做到专一，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古代三公的职位不一定都要设置，只要得到合适的人即可。实在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而让庸人居任，还不如空缺职位更好。小人的行径，是君子不能苟同的；难道圣贤的事业可以让庸人参与吗？想做圣贤的事业，却让庸人参与，政令就会混乱。已经采用君子的谋略，却又采纳小人的议论，那么君主的聪明就不能专一，志意也会受到迷惑。如今要挽救千古以来深重难除的弊病，为百姓作长久的打算，若没有极其明察、能够广泛听取意见的智慧，完全辨清正邪，专一而不二心，怎么能够胜任呢？有人说，君主的一举一动不可不慎重；《易经》认为改变旧制，造成的危害会很大。臣独自认为不是这样。所谓改变旧制，只是看是否合乎义理，应当改变的才改变；每一项行动都考察古制、验证义理而后实行，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慎重吗？哪里像因循苟且、只图简便，最终导致失败混乱那样呢？自古以来，哪里有遵从圣人的言论、效法先王的治理、准备大有作为，却反而造成祸患的呢？愿陛下奋发上天赐予的勇气和智慧，体现乾刚之德而独立决断，沛然实行而不迟疑，那么天下万世就非常幸运了。【熙宁二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论派遣张载审理案件。臣听说朝廷派著作佐郎张载前往明州推究审勘苗振的案件。臣私下认为，张载通晓经术、具有道德，长期以来是士人学习效法的老师；近侍之臣因他的学问品行加以推荐，所以得到召见对答，陛下亲自向他详细询问，屡次给予天子的嘉奖。朝廷内外都知道陛下崇尚儒学、优礼贤俊，天下为善之人谁不会受到劝勉呢？如今朝廷如果一定要全面考察他的学业、详细试验他的才器能力，那么应当安排适当的事务；教化的根本源于政治的大体，假使让他讲求政论，就足以发挥他的所长。推究审理诏狱【一作“讼狱”】，并不是说儒者不应当做，而臣今天所论的，是朝廷对待士人的原则。用审理案件来试验他，虽然足以看出他深入探究、精细核查的能力，以及指摘、审断、攻击、裁决的才干，这正可以用来考验能吏，却不是用来全面考察儒者事业的办法。白白使四方人士认为，朝廷以儒术贤业提拔人才，却用狱吏之事来试验他们，那么抱守道义、修养清洁的士人就更加难以进身，朝廷尊重贤才、选取士人的体制也会有所损失。何况苗振的罪行已经明白，案情也已具备，只要得到一个公平、能干、敏捷的人便足以办结此事。伏请朝廷另行选派人选，以保全事情的体制。谨具此状奏报。【熙宁二年闰十一月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

译论君主之道【一作“上殿札子”】。臣私下认为，君主之道的根本，在于考察古制、端正正学，明辨善恶的源头，分清忠臣与奸邪的界限，明白地趋向正道，所以关键在于君主的志向先行确定。君主志向确定，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所谓确定志向，就是专心诚意，选择善道而坚定地坚持它。义理如果没有先完全弄清，就会听得越多越容易迷惑；志意如果没有先确定，守持善道就可能发生改变。关键在于把圣人的教训看作一定应当遵从，把先王的治理看作一定可以效法，不受后世驳杂政治的牵制【一作“滞”】，不被流俗因循的议论迁移迷惑。使自己的明察达到极致，使信奉道义达到极其笃定；任用贤才不要三心二意，去除邪佞不要迟疑，一定要以使天下达到三代盛治为目标，直到实现才停止。然而天下的事情，祸患常常产生于忽视防范，志向也会在逐渐习染中受到影响。因此古代的君主，即使出入从容、闲居燕息，也必定有诵读训诫、进言规谏的臣子，身边前后左右无不是正直之人，用来成就自己的德业。伏愿陛下以礼征召年高德劭的贤儒，不必让他们劳于具体职事，使他们每天亲近便座，讲论道义，以辅导培养圣德。又选取天下贤俊，使他们能够陪侍法从之臣，早晚召见，陈述善道，讲习研磨治国的体要，以扩大陛下的见闻。这样，圣明智慧就会更加明察，王业的谋略也会真正充实。如今四海人心颓靡，一天天陷入苟且浅薄；末流风俗喧嚣不休，再也没有廉耻，大概也是因为朝廷尊重道德、喜好正道【一作“义”】的风气还没有普遍取信，而笃实诚信、忠厚朴实的教化仍然郁结未行。惟愿陛下考察圣人的训诫，效法先王的治理，专一诚意【一作“端正一心”】，体现乾刚健行的精神并努力实行，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请修明学校、尊重师儒、选取士人的札子。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以端正风俗、得到贤才为根本。宋朝兴起一百多年了，但教化还没有达到醇厚，人情也没有完全变得美善。士人没有防守谦退的节操，乡里没有廉耻的行为；刑罚虽然繁多，奸邪却不能停止；官员虽然冗多，人才却仍然不足。这大概是由于学校没有修明、师儒没有受到尊重，因而无法通过教化劝勉来培养激励人才造成的。臣私下认为，距离圣人久远，师道没有建立，儒者的学业几乎废弃熄灭。惟有朝廷崇尚教育的原则，才能不久便恢复古制，以统一道德而使风俗归于一致。如果师道和学术不端正，道德又从哪里统一呢？如今人们各执私见，每一家都成为一种异说，把经书训诫讲得支离破碎，再也没有统一。道理不能明白、不能实行，原因就在这里。臣认为应先以礼征召近侍中的贤儒，让他们各自按类别荐举；并让百官、方岳以及州县官吏尽心访求。凡是能够阐明先王之道、德业完备、足以作为师表的人，其次是志向笃定、好学不倦、才良行修的人，都把姓名上报。对于品德高尚、远离尘俗的士人，朝廷应当以厚礼征聘；其余的人则命州县诚恳地遣送，聚集到京师，安排住在宽敞清静的馆舍，优厚供给禄米和膳食，并根据他们家庭的贫富情况给予资助；再由贤能大臣主管此事，使群儒早晚共同讲明正学。这套道理必定以人伦为根本，明白事物的规律。教育从小学阶段的洒扫、应对开始，培养孝悌忠信，学习礼乐中的进退周旋。用来诱导扶助、激励磨砺、逐步培养成才的方法，都有一定的次序。它的要旨在于选择善道、修养自身，直到教化成就天下；从普通乡人出发，也可以达到圣人之道。凡学业和品行都符合这些要求的，称为成德之士。再其次，选取才识明达、能够进于善道的人，让他们每天接受学业；时间稍久，便荐举其中贤能杰出者，准备担任高位。选择学业大明、德义可尊的人作为太学之师，再由他们分赴天下各学校教学。从藩府开始直到各郡，选择愿意求学的士人和民间俊秀入学，优厚供给廪禄，并免除他们本人服役。凡有父母及家人需要供养的，也一并给予优厚补助，往来之间考察他们的品行。那些非常不遵守教化的人，斥退去服役。逐步从太学和州郡学校中，选取道业有成、可以做人师表的人，让他们在县学中任教，制度仿照州郡学校。日后，十室之乡直到党、遂，都应当修建庠序制度，为之设置教师。对求学者依次进行考察。县令每年同学校教师按照乡饮酒礼会见乡中长老，由众多学生共同推举经学明达、品行修养、才干能力可以任用的人，升入州学，以观察其实际才德。学业荒废、品行有亏的人遣返回乡，并治学校官吏和教师的罪。升入州学而考察合格的人，免除其家庭的差役。郡守每年又同学校教师举行乡饮酒礼。大体上，各郡士人凭经义、品行、才干三项，由宾礼荐举到太学。太学再集中教育他们。学业不明、品行不修以及才干低下的人遣返回乡，把这看作郡守和学校教师的罪过。升入太学的人，也听任他们按时回到乡里，之后再回学校。太学每年把贤能之士评议后荐举给朝廷，称为选士。朝廷向他们询问经义以考察言论，安排职事试验以观察才干，然后辨别等级差等，授予相应官秩。凡在郡县学校或太学就学的，都必须满三年才可以充任荐举对象；从州郡升入太学的，满一年以后即可荐举。那些学业品行特别卓越、众人信服的人，即使没有在学校就学，或者入学时间尚短，也可以列入人数加以评议推荐。选士的全部原则，都是选择品行端正清白、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具有廉耻和礼让、通晓学业、明白治道的人。在州县学校，就先让乡里长老推举，其次由学生共同推举；在太学，就先让同学推举，其次由博士推举。学校教师和州县长官，不得有谁偏袒私情；如果不据实荐举，怀着欺罔上级的心思，教师和长官都革除仕籍，终身不得与士人同列。

译有过失的人也降夺官阶二等，不以遇赦或离职来论处。州县长官到任未满半年，都不得荐举士人。教师都根据学生学业成败的等级来实行奖惩。凡公卿大夫的子弟都必须入学：在京师的进入太学，在外地的进入所在州的学校，称为国子。按规定应当补荫的，一律依照旧制；只是没有经过学校选拔的，不授予官职。每年各路分别报告本路国子中的优秀者，升入太学；升入后考察不合格的，治监司和州郡主管官员的罪。太学每年把国子中有学业、品行、才干的人评议荐举给朝廷；他们在学校中由宾礼荐举和考试的办法，都同选士一样。国子自入学起，无论在京师还是外地，总共达到七年；或者在太学达到五年，年龄三十岁以上，而学业仍未完成的，分别定为两等。上等的，听任授予管理仓库之类的职务；除非其日后学业修进、符合评议选拔的标准，否则不再让他任亲民之官。下等的遣返回乡；即使服满年限而愿意留在学校，也听任他在外地学校就学七年；到期仍不能升入选拔之列的，都送到太学考察，依两等办法处理。国子中非常不遵守教化的人，也斥退罢免。凡有官职的人，若其学业、才干、品行应当荐举，各路及近侍官员将其姓名上报，安排到太学；评议考试也按照选士的办法，选取其中贤能者。然后加以提拔任用。凡是已有官职的国子，考选合格便增加官秩。臣认为，既用道德仁义统一教养他们，又专门凭实际品行、才干和学业来升进；去除以声律取士、糊名、誊录等细碎弊病，以及一切没有义理的弊端。不出几年，求学之人就会普遍发生巨大变化。这样岂只是得到的士人逐渐增多，天下风俗也将一天天归于醇正，这正是王化的根本。臣认为，帝王之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愿陛下特别留意此事，为万世实行它。【熙宁元年上奏，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谏议新法札【熙宁二年三月四日】。臣近来多次上言，请求停止预借青苗钱及收取利息，并淘汰提举官。此事早晚都盼望能够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明智的人能在事情尚未形成时看见端倪，聪明的人能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加以防范。何况今天的事理明显易懂，如果不趁着时机赶快决断，拖得越久就越坚持己见，必定留下后悔。等到后悔之后才改正，危害已经很多了。安危的根本，在于人情；治乱的关键，系于事情的开端。众人的心意背离，即使有言语也不会被信任；天下协调和谐，所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成功。因此，不能凭威力强行取得优势，也不能靠言辞一定压倒别人。近来所听闻的事情，尤其不妥。我看到制置条例司上疏驳斥大臣的奏章，弹劾不奉行新法的官员，只会使朝廷内外的民情更加惊惧。这是举出一偏而完全阻塞公议，因小事而先失去【一作“动摇”】众心。权衡轻重，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臣私下认为，陛下本来已经洞察事情的体制，彻底明白是非；在圣心中并非吝惜改变，而是执掌权柄的大臣还固执坚持，必然使舆情更加郁结，众议更加喧腾。如果一定要推行下去，必定难以最终成功。伏望陛下奋发神明之威，在成败的先机上作出明断。与其造成一个错误而使百项事业废弃，哪里比得上广施大恩、更新众人的心志？对外停止提举使者的扰民，赶快推行停止取息的仁政。何况粜粮与籴粮的办法同时实行，储蓄的粮资自然会增加。朝廷在举措上并没有失当，又有什么理由使议论沸腾呢？伏请查考臣所上奏的意见，再次赐予施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当时任监察御史里行。上文谈到程颢的奏疏，王安石说：“程颢到中书省时，我略微告诉他，地方藩镇诋毁、阻挠朝廷法令，朝廷申明法令，是让他们知道法令的本意，不能说成是驳斥大臣的奏章。程颢于是说，大臣论列事情应当有所包容；这种说法尤其有害于义理。如果不申明法令本意，使朝廷内外都知道，那就是放纵邪说诬蔑百姓，并使诏令的本意反而不能向天下明白宣布。这样一来，异议怎么能够平息呢？”】再次上疏【熙宁三年四月十七日】。臣听说，天下的道理本来在于简易，按照正道来实行，事情就没有不能成功的。所以说，聪明人就像大禹治水，顺着水势疏导，做顺势而为的事。若舍弃这种办法而走向艰险阻塞之处，就不能称为有智慧了。自古以来兴起治道，虽然有专任一人、独自决断而成就功业的情况，但从未听说辅弼大臣各怀心思、彼此背离而不能一致，国政从不同渠道发出，名分不正，朝廷内外的人情都认为不可行，却还能有所作为的。何况现在安排措施失宜，阻挠废弃公议，让一两个小臣参与国家大计，以卑贱凌驾尊贵，以邪说妨害正道呢？这些都属于天下之理不应当取得成功的事情，是有智慧的人不会去做的。假使因此侥幸使事情略有成功，而兴利之臣日益进用，崇尚德行的风气逐渐衰落，那尤其不是朝廷的福分。何况天时尚未顺遂，地震连年发生，四方人心日益动摇，这些都是陛下应当仰观以揣测天意、俯察以体察人事的地方。臣供职无能，议论也没有补益，愿陛下批准臣先前的奏议，早日赐臣降职处分。【当时权任监察御史里行，因此罢为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辞免西京提刑的奏状。臣承蒙圣恩，任命为权发遣京西路提点刑狱；已经陈述了诚恳的心意，不敢接受这一任命，愿意接受贬谪，每天盼望得到批准，却不避烦扰，再次陈请。臣出身于冗散之列，过分承蒙陛下擢拔，置于谏诤言责之位。臣自从任职以来，每逢论列政事，只知道以忧国爱君为心，不敢把宣扬自己、夸耀众人当作事情。陛下明察臣的愚直，常常加以优容，所以臣常指陈安危、辨析邪正；知道君主不应自以为圣明，便从未说过谄媚奉承的话；知道人臣在义理上不能有私交，便不忍制定阿附党同的计策。在明处有陛下，在幽冥有鬼神，臣的忠诚实在都仰赖他们照察。然而臣学术浅陋，智识疏阔，只有捧土填海的心愿，曾没有扭转天意的力量。近来因为竭力陈述时政的过失，并论说大臣的错误，不能补益圣明，这是臣废弛职责的罪过；既已上章自劾，闭门居处等待命令。哪里料到刑书还没有正式确定，恩典却过分颁下；使臣这样略知廉耻的人，实在不敢接受这种耻辱，难道要像那些见利忘义的人一样，厚着脸皮接受它吗？陛下有像臣这样的臣子，又将怎样任用呢？况且谏官的职责，是朝廷纲纪所凭借的；如果不论言论是非，人人都可以进职离任，臣恐怕纲纪从此就会松弛废弃。

译臣虽然无能，仍敢以死相请。伏望陛下打开白日般的光明，施行严霜般的刑罚，把臣投到荒远的边地，这实在是臣甘愿承受的命运。臣无法充分表达自己沥血祈天的至诚。【熙宁三年四月上奏。神宗对王安石说：“人情这样纷纷扰扰，怎么办呢？”王安石说：“陈襄、程颢专门结党吕公著，都没有真正帮助陛下治理天下。如今正当邪说纷纷的时候，却任用陈襄为知制诰，任用程颢提点刑狱，人人称赞他们公平正直。这些小人如果依附吕公著，使他们的志愿得以实现，那么天下的利益都会归于他们。他们既不能得志，又没有失去陛下的奖用，怎么肯退让听从而不做好事呢？”于是任命程颢为佥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论十件事情的札子【师傅、六官、经界、乡党、贡士、兵役、民食、四民、川泽、分数】。臣私下认为，圣人创制法度，都以人情为根本，以穷尽事物的规律为原则。即使二帝三王，也不能没有随时因革、因事增损的制度。然而说到治理的大根本、牧养百姓的要道，那么前代圣人与后代圣人，难道不是同出一条道而贯通一致吗？无论古今、治乱，只要百姓生存的道理已经穷尽，圣人的法度就可以改变。后世如果能充分实行其中的道理，就会达到大治；有时只采用其中一偏，就只能达到小康。这是历代明白彰显的成效。如果只是知道拘泥古制，却不能施行于今天，姑且想循着古制的名义而最终废弃它的实际内容，这就是浅陋儒生的见解，哪里足以谈论治国之道呢？然而，如果说今人的人情已经完全不同于古代，先王的制度不可能恢复于今日，只图眼前便利，不谋求高远目标，那恐怕也不是准备大有作为的论调，不足以挽救当今极大的弊病。比如衣服饮食、宫室器用之类，只要适合今天而又有法度，难道也要立即改革吗？只有天理不可改变、人民赖以生存的原则，以及圣人一定要实行的事情，才可以概括列举。只是实行有先后，运用有缓急。至于裁成万物、推动运行以及周全曲当的安排，就在于朝廷如何讲求并设置施行了。古代从天子直到平民，都必须凭借老师和朋友来成就自己的德业，所以舜、禹、文王、武王这样的圣人，也都有所从学。如今师傅的职位没有修明，友臣的道义没有彰显，因此尊重德行、喜好善道的风气不能在天下形成；这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君王必须奉承天意、设置官职，所以掌管天地四时的官职，历经二帝三王也没有改变，这就是百官制度得到修明、万物变化得到治理的原因。到了唐代还仅仅保存其大略，在它治理得好的时候，尚且能够得到纲纪上的小小整顿。如今官秩混乱，职事废弛，太平之治所以不能到来，这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上天生养众民，为他们立君主，使君主掌管牧养百姓，必定要制定百姓的固定产业，使他们生活富足；因此经界不可不端正，井田不可不均平。这是治理的大根本。唐代尚且还能实行按人口授田的制度，如今却荡然无法；富人跨州占县而无人制止，贫民流离失所、饿死路旁而无人救济。幸而人口虽多，但衣食不足的人大概没有止境。人口一天天增加，却不为之制定办法，衣食就会日益窘迫，辗转死亡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这就是治乱的关键，难道可以不逐渐谋划出治理它的办法吗？这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古代政治教化从乡里开始，法令从比、闾、族、党、州、乡、鄼、遂等基层组织兴起，以彼此联属、统辖治理，所以百姓相安亲睦，少有触犯刑法、违背廉耻的事情，容易受到教化；这同样是人情自然如此。实行这些办法就会见效，这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庠序的教育，是先王用来明白人伦、教化成就天下的。如今师学废弃，道德没有统一；乡射礼消亡，礼乐不能兴盛。贡士不以乡里为根本，所以实际品行不能修养；优秀百姓不能在学校受到培养，所以人才多被废弃。这些都是明白可见的事实，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古代府史胥徒都从公家领取俸禄，兵与农从来没有分开。如今骄横的军队耗费财力，国力也已经到了极限。臣认为，除禁卫军以外，如果不逐步使军队归于务农，将来必定留下深重的忧患。府史胥徒的差役，祸害遍及天下；如果不改变制度，就难免造成大患。这也是极其明白的道理，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古代百姓必须有九年的粮食储备；如果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就认为这个国家已经不能算国家。臣观察天下，耕田的人少，吃粮的人多，土地的生产力没有充分发挥，人的劳作也不勤勉；即使富室强宗，也很少有余粮积蓄，何况贫弱百姓呢？有时一州一县遇到灾年，盗贼便纵横四起，饥饿羸弱的人充满道路。假如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灾害，或者连续多年歉收，那么不知道朝廷将用什么办法处理？那时的祸患就难以说尽了。难道可以说“从前那样的灾祸很久没有发生”，便因此认为侥幸可以依靠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千里〕 本来就应当逐渐采用古代制度，均分田地、致力务农，使公家和私人共同制定储藏粮食的办法，用来作好准备。这也没有古今的不同。古代四民各有固定职业，而农民十人中占八九人，所以衣食容易供给，百姓没有什么困苦。如今京师的浮游人口数以百万计，游手好闲的人多得无法计算。看他们穷困窘迫、辛苦劳碌，孤独贫穷、患病无依，只能用变诈巧伪来求生，却常常仍不足以维持生活。年复一年、时间越来越久，将怎么办呢？事情已经穷困到了极点，若不是圣人能够改变它、使它通达，就无法避免祸患。难道只能说无可奈何吗？这在于斟酌古制而改变适用于今天的办法，使多者平均、少者得到救济，逐步为他们安排职业来拯救他们。这也没有古今的不同。圣人奉行天理、治理万物的办法，在于六府；六府的职务，由五官治理。山虞、泽衡各有固定禁令，所以万物繁茂丰足，财物用度不会缺乏。如今五官没有修明，六府没有治理，使用没有节制，取用也不合时宜。难道只是万物失去了本性吗？天下赖以取材的林木都已经被砍伐得光秃，斧斤砍伐、火焚荡涤，尚且不断侵夺而没有禁止；河流湖泽中的捕鱼狩猎过度，也已经使自然资源耗尽。那将怎么办呢？这已经是弊病穷极的状态了。只有修明虞衡之职，使他们培育养护万物，才有变通而长久的办法。这也没有古今的不同。古代冠礼、婚礼、丧祭，以及车服器用，都有等级差别，没有人敢逾越僭用，所以财物容易供给，百姓有恒定的心志。如今礼制没有修明，奢侈靡费互相崇尚，卿大夫之家没有一家能够合乎礼制，而商贩之类有时反而越过王公的礼制；礼制不足以约束整饬人情，名分等级不足以分别贵贱。既然没有固定的分限，奸诈劫夺便会发生，人人都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才肯停止，哪里会有止息呢？这就是争斗混乱的道路。那么先王的法度，难道能不加以讲求并有所损益吗？这也没有古今的不同。以上十件事，只是它们的开端罢了。臣只是论述其中的大概，认为三代的制度确实有一定能够施行的根据。至于具体的纲目、条文、尺度数量以及施行安排的办法，就应当审慎推行，必须考察经书训诫，并使它符合施用于百姓的人情和实际。这种明白无疑的定理，难道只是迂腐疏阔、毫无用处的言论吗？惟愿圣明裁决选择。

译论养育贤才札子。臣私下认为，议论当代政事的人，都知道得到贤才天下就能治理，却不知道招致贤才的方法。因此，虽然众说纷纭，却没有探究到关键，朝廷也因为实行起来困难而不去做。三代养育贤才，必定以学校为根本，于是德化得以推行，治国之道由此产生。本朝沿袭唐代旧制，但馆阁这种清贵的选任，只成为掌管文字的职位，名义和实际并不相称。想招揽贤才、培养人才来辅助时政、赞助教化，又将从哪里招致他们呢？臣遍观古代先哲明王，他们虚心求治，哪里有不尽量罗致天下人才来成就自己的德业的呢？所以说：“大舜的德行伟大，就在于善于同别人共同为善，乐于从别人那里取得善行。”如今天下这么大，难道是缺少贤才吗？只是朝廷没有养贤之地，使他们能够暂时容身，详细考察才能，然后核实高下而加以进退。臣现在想请朝廷设置延英院，用来接待四方贤才。凡经公议推荐以及隐居山林的贤人，都一定招致而以优礼相待，按品级供给俸禄，却不可立即授予官职，只以应诏之名来命名其身份。凡有政事，就交给他们详细审定；凡有典礼，就交给他们讨论筹划，使他们能够上奏陈述，也能够讲究治乱得失。让群贤共同居住、切磋磨砺，每天充分发挥才能、实行志向，使政府和近侍之臣彼此接触，陛下也时常召见他们对答，命他们讲说治国之道，从而观察他们的才识器能。经过多年考察，分别清楚他们的品格，然后让贤者就任相应职位，让能者担任相应职务；有的委派到郡县，有的让他们成为士儒的师表；其中德业特别卓异的，逐步提升，让他们担任帅臣、职司之任，成为辅弼、公卿，无论安排什么职位都能称职。这样，贤才就会同类并进，民间不会遗留下贤人，陛下尊重贤才、礼待士人的心意，可以说没有辜负天下了。请陛下裁定是否施行。谢任澶州签判的表。臣的论议没有补益，职务也没有修治；国家有典章刑法，臣的罪过本应诛戮，却蒙受曲意宽贷，仰承浩大的恩私，定当粉身碎骨来报答，也无法报谢。【中谢。】臣性情质朴鲁钝，学术空虚，志意虽然粗略修养，才智见识却没有可取之处。陛下谋划大政，广泛谋求群才，过分听信侍臣的话，谬加给臣风宪之任。臣既然遇到圣明之主，也想着发誓竭尽疲弱驽马般的力量，只知道以正直之道事奉君主，哪里忍心用曲解学术来阿附世俗？臣屡次进献疏阔浅陋的议论，惭愧自己不是搏击奸邪的才干，只是曾经剖露肺肝，却丝毫没有补益。既然不能纠正过失、匡正错误，本来就不愿以沽名卖直来求取声誉，哪里敢冒领恩宠而居此职位？因此只得奉身退下，自劾的奏章接连上呈，闭门退居的请求更加坚决；但天意没有回转，法纪仍然受到屈抑。如今又奉到从中书发出的诏令，使臣分掌提点宪司的权力；这不只是阻挠谏诤的风气，也恐怕废弃赏罚的实际原则。臣竭力陈述奏章，恭敬等待诛罚。这大概是因为臣恭逢皇帝陛下，圣明如极天之清、光明普照如太阳，能够洞察正邪的心迹，辨别幽暗处的真伪；察知臣的忠诚，宽恕臣的狂直，不忍把臣置于重刑、投到远荒之地，解除臣监察视察的官职，安排在便利安适的地方。使臣得以再生的恩赐，本来就等同于天地；包容涵养的恩德，厚重得更超过山岳。臣怎敢不每天更新平素所学，努力践行自己所知，守持内心而不回转，信奉道义更加笃定？愿意顺从小人的志愿，不成为儒者的羞耻；如果能够使自己稍稍进于平常所能达到的境界，也差不多可以仰报皇恩于万分之一。《二程文集》卷二。钦定《四库全书》。《二程文集》卷三。《明道文集》三　宋　程颢撰。书信。答复横渠先生的《定性书》。承蒙您来信教诲，说自己还不能使本性安定不动，仍然受到外物牵累；这是贤者已经深思熟虑的问题，哪里还需要等待小子的意见呢？然而我也曾思考过，谨敢把自己的说法献给您：所谓安定，就是动时也是安定，静时也是安定；不预先期待，也不事后拒绝，不分内外。如果把外物看成外在牵引自己的东西而随之行动，这就是把自己的本性看成有内外之分。况且若认为本性会随着外物向外流转，那么本性处在外面时，什么又算是处在里面呢？这就是有意断绝外物诱惑，却不知道本性没有内外。既然把内外看成两个根本，又怎么能立即谈论安定呢？天地的常道，在于以心普遍容纳万物而又没有私心；圣人的常道，在于顺应万事的实际情况而又没有固定的情感。因此君子的学习，没有比心胸廓然广大、公正无私更好的；外物来到，就顺理应对。《易经》说：“守正则吉，悔恨消失；心意纷乱地往来，朋友会顺从你的思虑。”如果拘拘然只在意排除外物的诱惑，就会发现东边刚消灭，西边又产生。并不只是说一处外诱不值得忧虑，而是外物诱惑的端绪无穷无尽，不能穷尽它。人的情感各有各的遮蔽，所以不能合于正道。大体说来，弊病在于自私而运用机巧。自私，就不能把有所作为看作应物的迹象【一作“外物”】；运用机巧，就不能把明觉看作自然本性。如今怀着厌恶外物的心，却想求得一个没有外物的境界来照见事理，这就像把镜子反过来却要求它照明一样。《易经》说：“止息在背部，不执着于自身；行走在庭院中，也看不见旁人。”孟子也说：“我所厌恶的智慧，是因为它喜欢穿凿。与其排斥外物而肯定内心，不如内外两方面都忘掉。”内外两忘，就澄澈而无事了。无事便能安定，安定便能明察，明察之后，还会有什么应对外物的事情成为牵累呢？圣人的喜悦，是因为事物本来应当喜悦；圣人的愤怒，是因为事物本来应当愤怒。因此圣人的喜怒，不系于自己的私心，而系于事物的实际情况。这样说来，圣人难道不应对外物吗？怎么能把顺从外物看成错误，反而寻求内在状态而认为正确呢？如今把出于自私和机巧的喜怒，同圣人正当的喜怒相比，情况将会怎样呢？人的情感容易发作而难以控制，其中以愤怒最为严重。只要能够在愤怒发作时立刻忘掉自己的愤怒，观察义理的是非，也就能看出外物诱惑没有什么值得厌恶的，对于道也就领会过半了。心中的精微，口头难以表达；加上我向来不善于文辞，又因官事匆忙，未能精心思考，是否恰当还请等待以后答复。不过概括其中大意，也应当接近您的问题了。道理明明近在眼前，却向远处寻求，这是古人所非难的；惟愿您明察裁取。记。

译晋城县令书写姓名记。古代诸侯的封国各自都有史官记载【一本无“记”字】，所以他们的善行和恶行都显现在后世。自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县令以后，史官记载也随之废弃了。后来除非有人功德卓著，才会有人记载；清廉能干的官吏，以及凶狠残忍、杀戮最为严重的人，会因其极端表现而流传。其余的人便全都湮没无闻了。像汉、唐拥有天下，都有数百年；其间郡县政务值得记载的，应该也很多。然而被记载下来的人，通常才几十个。假使贤能者的政绩不幸没有流传，不肖者反而侥幸得到掩盖，这种情况同古代史官记载的本意【一作“事情”】就不同了。谋求长久治理，即使圣明有智慧的人去做，也不能仓促苟简地成功。大概必须以人情为根本制定法度，然后才能使人们离弃恶行、趋从善道。治理的纲纪、条文、教令，一定要审慎确定后再颁下；百姓服从遵循、逐渐浸润，也一定要经过长久时间，才能淳厚坚定而不改变。如今做官的，三年便替换，本来已经算迟了。假使他们全都懂得礼义，能够从到任开始就急切地谋划施行，即使如此，教令尚未成熟，民情尚未取信，新的任期文书就已经到了。倘若后任的志向不同，甚至有更过分的人，想要更新自己的政令，便把前任的法令全部除去，那么前任留下的痕迹本来就不会剩下什么了。何况那些因循苟且、不尽职守的人呢？唉！如果把这样容易止息的政事再没有什么可以寄托其流传，那么他们离任时一切都还没有防备，善政恶政也就都无人知晓，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想要听闻古代史事中的善政却不可得，于是有人说，如今把前任官员的姓名题写出来作为记载，尚且算是接近古法。可是本县没有这样做，于是我查考案牍，访问官吏百姓，才从李君以后查得二十一人，按照任职年月的先后排列记录，使百姓看到他们的姓名而不忘记他们的政绩。后世之人还可以据此考察他们的是非，把它作为效法和警戒。后来者请接续书写在其后。祭文 祭奠富郑公的文章 元丰六年，岁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议郎、监汝州盐酒税、轻车都尉、赐绯鱼袋程颢，谨慎地派外甥张敷带着清酒和各种祭品，恭敬地明白告祭于太尉、文忠公的英灵。唉！考察古往今来，能够保全自身并成就功业实在很难；只有皋陶、契生逢唐虞之际，周公、吕尚处在文王、武王之间。其余即使有伟大的贤臣辅弼，也往往只能救济一时的危难；真正的儒者大圣，多处在不相称的地位而孤独卓立，哪里有像我公这样的人呢？您的道行于重熙累洽的盛世，您的自身享有尊贵、富足、安宁、荣耀的圆满人生，系天下之重任，官位达到人臣的极致；一生逢遇四代，都是圣明的君主，历经七个纪元，享有太平安宁。功勋事业如日月般显耀，声誉威望充满天地；优游于乡里的宅第，竟有十三年之久。对于世间的职分，可以说没有辜负；按照上天的道理，也算是曲为周全了。然而到了您去世的那一天，远近听闻此事，谁不叹息流泪？尚且都以您的去世为遗憾。唉！世间常态是苟且求得自身便利，能够始终坚持操守十分困难；退居的人因为忧患和责任不再涉及自己，便懈怠了；告老的人因为精力已经衰退，志向也随之改变。只有您年纪越高，志向越发激厉；身体长久退居，忠诚反而更加坚定。只是爱君忧国的道理，您无论昼夜都极其恳切专注。到了闭目临终、将要缠上覆面的绵絮之时，万事万物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牵累您的心胸，唯独对朝廷的挂念比过去掌权时更加深重。因此，您的谥号能够切合事实，祭文册命中的圣旨也极尽哀怜，那么士大夫把您的去世看作遗憾，大概并不是偶然。颢愚昧无能，却承蒙您的礼遇，只是彼此以义理相期许，并非为了趋附而求取私交。您在洛阳去世，我卑居汝州，因官守制度所限，想前往却没有道路；入殓时不能望见棺柩，下葬时不能亲临墓地，只能引颈遥望西风，悲痛又怎能数说？如今诚心寄托在这篇浅陋的祭文中，备办菲薄的祭品，恭敬地在道路尽头遥祭您，此外再没有什么办法了。唉，悲哀啊！伏望您尚且来享用这些祭品。祭奠彭侍郎的文章 苍天悠悠，难道您的顾念和保佑也有常理吗？为什么不降福，竟使当代的贤良夭亡？为什么不姑且留下他，以慰藉士大夫的期望？唉，悲哀啊！从前我年幼时，受到您的器重，您教导我、训诲我，还把女儿嫁给我；两姓之间的欢好，什么可以与之相比？二十多年过去了，您的爱护始终不变。我被贬谪到河北，您在建康去世，按情义不能前往；神魂飞翔，遥望南浦的萧瑟，想象灵旐在风中飘扬，泪如流水，却到不了您的堂前，哭声震动上天也传不到您的灵柩旁。您的道德在本朝尊崇，品行在当世高尚，是四方国家的楷模，受到三朝君主的信任依倚；您的风范情谊流传后世，功业载入国史，光明磊落，显著昭明，震动天地。即使延续百世之久，您也不会消亡。即使竭尽我无能的浅陋文辞，又哪里足以增添您盛德的光辉？只是寄托我的愚诚，从远方送上这些酒肴祭品。愿您来享用，慰藉我的悲伤。长久述说您恩礼的深厚，我哪里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忘记？唉，悲哀啊！伏望您尚且来享用这些祭品。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状 公讳思永，字季长，祖先是京兆人。唐朝中期，有人担任吉州刺史，于是在那里安家，如今成为庐陵人。尚书精通经术，又以善于作诗闻名于世，慷慨而有大节；仕途不得志，未到老年便以东宫官职退居临湘。公是他的次子。公性情淳厚纯正，明达稳重，才质奇秀；孩提时就不同于普通儿童，从未做过嬉戏玩闹之事，几岁时便已知道求学。尚书常抚摸他的背说：‘振兴我家的人，一定是这个孩子。’未及冠礼，居父丧，以孝闻名。家中贫穷，无法安葬父亲，他昼夜号哭，经营办理到年终，终于能够完成丧事。扶送灵柩数千里回到庐陵，知情的人无不叹息。丧期结束后更加奋发自励，努力学习，长于文章。天圣五年考中进士，登第，授南康军判官。计臣称说他的才能，于是担任泰州角斜盐场监官。掌权者更加了解他的贤能，交相推荐他。任期届满，升任大理寺丞，监理洪州盐务，又调任广州南海县知县。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任洪州分宁县知县。这两个县一向号称难治，前任县令接连因罪离任；百姓受到公的诚意感化，互相告诫不要犯法，以至于没有诉讼。后来又任睦州通判。当时海水大涨，夜里冲毁台州城，郡中百姓死了很多。

译诏令监司挑选良吏前去安抚，公于是出发。将要到达时，官吏百姓都在道路上哭诉。公尽心救助养护，不怕劳苦，以至于忘记睡眠饮食；将所有溺死者安葬，写文章祭祀他们，询问百姓疾苦，赈济饥饿贫乏者，清除盗贼，安抚衰弱者。他刚到时，城中没有一间完整的房舍。公亲自周遍巡视察看，为此规划安排，早晚暴露在外，从未休息。百姓贫穷、不能修葺房屋的，便命工匠砍伐木材帮助他们。几个月后，公私房舍全都恢复，百姓安居乐业。公看见旧城低矮破坏，只有模糊的轮廓，便考虑长远规划，召集僚属对他们说：‘本郡濒临海边却没有城墙，这就是水灾所以造成祸害的原因。应当和诸位一起谋划修筑。’于是督促工程、勉励功效，百姓忘记了劳苦；城墙建成后，终于成为永久的利益。天子嘉奖他，赐诏书褒奖。后来他离开台州，回到睦州，两个州的百姓在道路上交相欢呼、哭泣、挽留。未满丧期便调任知潮州。潮州百姓每年都苦于修筑堤坝的劳役，官吏借机作奸，贫民尤其受害。公为此制定办法，使劳役均平而费用减少，百姓非常喜悦。任期届满回朝，任知常州；当时官职为都官员外郎，不久召任侍御史。他极力论述内降授官赐赏的弊端，认为斜封授官不是公朝应有的事情，仁宗深以为然。皇祐祭祀明堂前一天，有传达赦免诏令的言语，说百官都可以升迁品秩。公当时随驾住宿在景灵宫，立即上言认为不应滥施恩赏，以增长侥幸之心。赦令颁行以后，果然如此。当时张尧佐凭借妃嫔亲族的身份进升为王守忠，因亲近侍奉帷幄而受宠，参与执掌政事。官位有空缺，尧佐早晚等待任命，守忠也请求担任节度使。舆论轰动，公率领同列进言，大家都说应当等待诏命施行。公说：‘应当在事情发生以前获罪；如果任命发出后便无法挽救，那就是使朝廷失误了。’于是独自上疏极力进谏，甚至说：‘陛下施行这次广泛的恩赦，并不是有意抬举孤寒之士，只是为了张尧佐、王守忠的缘故，取悦众人罢了。’又说妃嫔亲族执掌政权、内臣掌握权力，都不是国家的福分。奏疏上呈后，仁宗震怒，人们都替公担忧。公说：‘如果这两人的任命不能实行，即使我被投入鼎镬，也没有遗憾。’于是御史中丞郭劝、谏官吴奎都替皇帝进言，称说他的忠诚，应当听取采纳，不应加罪。仁宗的怒气消解，而张尧佐、王守忠的愿望也终于受阻。公仍因泛滥施恩而被罢去谏职，以司封员外郎出任宣州知州。前任知州因贪赃败露，郡政废弛；当年又遭大旱。公到任后，整顿纲纪，安抚衰病百姓，上奏打开官仓粮库来救活饥民，最终没有发生流亡。体量安抚使上报他的治理状况，列为各州第一。侬智高接连攻陷州郡，岭南一带用兵，粮饷都依靠荆湖地区供给。授任北路转运使。到任后，上奏罢黜残暴和疲弱的知州县令各一人，于是八州的官吏都知道受到劝戒。丁溪蛮族首领彭仕羲依仗险要地势而骄横，将帅领群蛮作乱，先发文书辱骂辰州守将，守将不能制服，请求公诛杀他。公巡视辖境来到辰州，彭仕羲畏惧公，立即派亲信带着书信迎接拜见，礼节十分恭谨。公以诚心对待他，向他说明祸福，他完全惊惧而感服，请求自行改过革新，边患于是平息。当时大农司以利益诱使各路转运使，把羡余作为贡献。公说：‘搜刮百姓来求取赏赐，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没有进献任何东西。南方平定后，公因功劳升任工部郎中，召回任度支判官，又升任刑部。过了一年，出任益州路转运使，开始兼直史馆，赐三品服。入朝辞行时，仁宗告诫他说：‘益州是遥远的地方，以卿去安抚，我就没有忧虑了。’到蜀地时，成都府城缺少守臣，诏令公暂代主持府事。前任政事多采取姑息办法，逐渐丧失法度，甚至有官吏盗取官钱一千缗，交付狱官审理已经三年，仍放任他自由出入。公命令彻底追究，一天之内便审理完毕。蜀人用交子进行贸易，都把交子藏在腰间；盗贼擅长在人群拥挤处用小刀割取，好像取自己的东西一样，百姓深受其苦。公查明情况后，立即捕获一人，让他供出同党，得到十多人，全部刺字后隶属于各军，盗贼于是绝迹。依法办这两件事后，人们知道畏惧法令，蜀地于是大治。每年有宦官祭祀峨眉山，常常在成都停留几十天，索取珍宝奇玩，按惯例每次达到数百万钱。这些东西都出自民间，公命令把数量减去三分之二，使者怨恨愤怒地离去，公不予理会。任内升任兵部郎中，召回任户部副使。过了一年，以天章阁待制充任陕西都转运使。朝廷谋划河朔地区的主帅，任命公镇守高阳，并进升官阶为谏议大夫。英宗即位，因恩典升为给事中。当时习惯于承平，治理军队的人很少，明确军纪尤其是三关地区更为迫切。公担任主帅，处事谨慎严明，对犯法者多按军法处置，骄横的士兵大为收敛。河北过去以桑麻为特产，官府按土地等第登记，百姓害怕赋税而不敢种植，因此越来越贫困。公上奏改变这种法令，从此丝织麻织的收益年年增加。他镇守两年，边境安定，人民和睦。公厌恶边臣为邀功而制造事端，多次加以裁正，于是与大臣在议论上不合；因此以患病为由请求解除军职，要求担任江南的官职，调任江宁府知府。潮州和江宁过去常有火灾，直到公离任从未发生，人们认为这是德政感召；他留在金陵一年多，又召回暂代御史中丞。当时追尊濮王的大号，又有称濮王为亲生父亲的议论。谏官、御史因为典礼未能厘正，先后上疏论列的有六七人，都因罪离职。公刚拜任御史中丞，便极力陈说此事不可行，并请求召回那些进言论事的人。皇帝没有察纳，又上疏极力论述此事，言辞更加切直恳到。英宗深深听取采纳，事情已开始施行，但大臣们极力坚持，所以最终没有成功。公于是请求解除宪职，以奏章论述这件事的上疏前后五次进呈，亲自面陈的次数多得无法记载。英宗身体不适，公正忧惧，不再替自己申辩。今天子即位，正式拜任御史中丞，请求裁减出入用度，务必崇尚俭约，以符合先帝的遗志，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御史蒋之奇上奏揭发大臣的隐秘事情，他的说法大概在都城流传得很盛；蒋之奇想拉拢公作为助力，于是说：‘公曾经这样说过。’公也认为帷幕之内的私事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确实难以追究诘问，但蒋之奇也有可取之处。因此诽谤之言一兴起，人们便以为是真的。况且他最初就是濮园议论的首倡者，违背典礼而触犯众怒，不应再留在政府中。然而执政者以蒋之奇所说的事情幽暗不明、无法质问逼取为由，公说明了这件事的来源；三次被追问后，公的奏章更加急切，并且说：‘所谓风闻，是用来扩大耳目的。如今一定要追问它的来源，因而治罪，那么以后就没有人进言了。’

译我宁愿甘受重重贬谪，也不敢废弃国家开通言路的法令。’于是极力陈述大臣结党专权放纵，这不是朝廷的计策。第二天，降职授为给事中，任黄州知州，后调任太平州。郊祀时推恩，复任工部侍郎，知毫州。未满一年，调任扬州。熙宁三年，上书请求告老，升任户部侍郎致仕。朝廷怜悯他，因此下诏。诏辞十分美盛，用来荣宠光耀他的一生。公晚年喜爱历阳，因其风土而迁居那里。将要归去时，十一月经过金陵，二十六日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金陵百姓奔走供办丧事，往来在道路上哭泣，他得到人心就是这样。公任官四十五年，官阶累升至某勋某爵，食邑若干。公精审谨慎，长于政事；遇到繁难事务，别人似乎不能承受，公处理起来却宽裕从容，所以世人称说，凡有大体、精通吏治的人，必然会归属他。公的功业光明磊落，见于当时的已经很多。然而他的道德品性美好、内心纯厚，世人尤其尊敬，大概是因为他的天资禀赋超过常人。所以他的仁厚、真诚、宽恕，都出于自然。八九岁时，尚书任岳州从事，公早晨起身将去学舍，在门外拾得一支金钗，便默默坐在那里等待。过来寻找金钗的是一名小吏，在那里徘徊了很久。问明缘故，果然是丢失金钗的人。公询问他的情况，验证确实无误，便拿出来交给小吏。小吏以数百金致谢，公笑着不接受，说：‘我如果想要它，取一支金钗难道还不值数百金吗？’小吏惊叹着离去。起初参加科举时，家中贫穷没有多余钱财，只带着几只金镯，住在旅舍。同场应试的人来拜访，众人请求拿出金镯来玩赏，有位客人把其中一只坠在袖子里。公看见了却不说，众人都不知道，惊慌地一起寻找。公说：‘数目就这么多，并没有丢失。’临走时，藏镯在袖中的人作揖举手，金镯掉到地上，众人都佩服公的宽厚气量。公抚恤宗族很有恩义，尤其怜惜外甥和孤女，收养照看他们如同自己的子女，为他们选择贤良之士而嫁娶。操守一向如此，从不随意改变。平日与朋友交往，完全讲求信义，始终不变。廉洁纯朴节俭，根本出于天性。为母亲服丧时，家中十分贫困，乡人争相馈赠他，他都谢绝，风俗因此受到感化。后来身居显贵，日常供养仍不改变平素习惯。一生没有声色和奇巧玩物。他气度高雅爽朗，议论清淡而端庄恭谨，举止必合礼法，从未有懒惰傲慢的神色、戏弄侮慢的话语，见到他的人都知道敬畏尊重。然而他的胸襟宽广平和，不可动摇；与人相处，即使整年也看不见他喜怒有所变化。遇到事情明白爽直，不事表面修饰；对待人无论贵贱、高下，一概以忠信相待，行动从不疑忌。接近他时只觉得温和可亲，具有高雅博大的德行。他治理政事以仁爱为根本，惠及官吏百姓，百姓像爱戴父母一样爱戴他。只是他不喜欢矫揉情态来取悦众人、抬高自己来取得声誉，常说：‘罗织笼络人的事情，我不做。’居于御史台时上奏论列很多事情，却从不把这些告诉别人；有人责怪他少言，他只是道谢，始终不为自己辩解。他常对人说：‘我不学习别的，只是从小就学习平心静气地对待事物罢了。’又曾教导子弟说：‘我几岁时，冬天待在被子里，便知道想到天下受寒的人。这就是仁爱的源流。’他仁慈宽恕的善行显现在天下，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从朝廷到士人，都推尊他的诚厚长者之风。至于他的操守刚强坚毅，丝毫不能使他改变。喜爱善人，嫉恶如仇，勇于决断；不受权势利益诱惑，不因威武而改变。潮州州宅旧传有许多怪异之事，前后守臣没有安宁居住的；公直到离任也不曾问它究竟有没有。他通达事理、守持正道就是这样，凛然真是大丈夫。因此历事三朝，君主都信任他。公娶晏氏，是已故宰相元宪公的侄女、刑部侍郎讳容的女儿。封延安郡君，有贤德品行，为宗族党人所尊敬。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卫，曾任赵州军事判官，孝顺谨慎，和厚仁慈，因为父母年老，不忍离开身边，辞官回家侍奉已经十年了；次子名衍，俊秀敏捷，才华很高，正准备参加进士考试时去世。有五个女儿：长女嫁给知鄂州嘉鱼县胡从，次女嫁给宜春李伯英，第三女就是程颢的妻子，第四女嫁给太常博士田祐，第五女嫁给著作佐郎齐域，后来又回到李氏家中。齐氏几人都早早去世。有四个孙子，名叫该、谘的，都参加试补将作监主簿；询在服丧，尚未除服。有五个孙女，都还没有出嫁。公去世第二年，嗣子将于某月某日奉送公的灵柩，安葬在和州历阳县某乡某里某地。此前我从他家取得公的官职次序和事迹。至于公的道德，是我亲自承受熏陶而知道的，所以谨慎地加以编录，请求德行盛美的君子为他写墓志，以求不朽。谨此记述。《二程文集》第三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二程文集》第四卷 《明道文集》第四卷　宋　程颢撰 墓志铭 邵尧夫先生墓志铭 熙宁丁巳年孟秋癸丑日，尧夫先生在家中因病去世。洛阳人前来吊唁哭泣的，在道路上接连不断。其中与先生尤其亲近、交往已久的人，又聚集商议安葬他的办法。先生的儿子哭着告诉我说：‘先父从前有话说，墓志一定要请伯淳来写。唉！先生了解我父亲，因此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怎么可以推辞？’我谨慎考察：邵氏本来是姬姓，世系出自召公，所以世代是燕人。高祖父令进，以军职侍奉太祖，才开始在衡漳安家。祖父德新、父亲古，都以有隐德而不出仕。母亲李氏，继母杨氏。先生服丧期间，跟随父亲迁居共城，晚年迁到河南，把父母安葬在伊川，于是成为河南人。先生生于符祥辛亥年，到这时大概六十七岁。名叫雍，尧夫是他的字。娶王氏，伯温、仲良是他的两个儿子。先生的仕途，起初以遗逸被荐，试任将作监主簿，后来又任颍州团练推官，因称病推辞没有赴任。先生起初向伯原求学，勤苦刻励，冬天不用火炉，夜里不用扇子，夜间不上床睡觉有好几年，卫人都认为他贤能。先生感叹说：‘古人尚且以古人为友，而我还没有走遍四方，难道就可以停止了吗？’于是游历吴地，前往楚地，经过【一作寓居】齐鲁，客居梁、晋，过了很久才回来，说：‘道大概就在这里了。’ 大概从此才有了定居的打算。先生年轻时自负才华，慷慨而有远大志向；求学以后努力仰慕高远，认为先王的事业一定可以达到。等到学问日益老成，道德日益深厚，心神游于高明之境，观察天地运行变化、阴阳消长，从而通达万物的变化，然后才颓然顺应自然，浩然归于大道。在洛阳居住三十年，刚到时，蓬门陋室四壁环堵，不能遮蔽风雨，亲自烧火做饭来奉养父母，居处其中却安然自得。在家中讲学，从不强迫别人听从自己的言语，但前来求教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乡里受到感化，远近都尊敬他。士人经过洛阳，有的不到官府去，却一定到先生的庐舍。先生德性气质纯粹，从外表便可知其贤能；但不事外在修饰，不设置界限；正直而不苛刻，通达而不污浊；清明坦荡，内外洞彻；待人不分贵贱、亲疏。众人聚居宴饮，终日谈笑，他不刻意表现得与众不同，只是看自己所乐在何处罢了。他害怕寒暑，常在春秋时节出游城中；士大夫家听到他的车声，便倒穿鞋子出来迎接，即使儿童和奴仆也都知道欢喜尊奉。他与人谈话，必定依托孝、悌、忠、信，乐于称道人家的善处，从不谈及别人的恶。因此贤者喜爱他的德行，不贤者也服从他的教化；对于敦厚风俗、成就人才，先生的功劳实在说不尽。从前七十名弟子向仲尼学习，能够看见其传承的，只有曾子传授给子思、子思传授给孟子的这一支罢了。其余门人各自按照适合自己的资质来学习，虽然都共同尊奉圣人，但由何门径进入学问却各不相同。何况此后又过了一千多年，师道没有建立，求学者不知道学问的源流。唯独先生的学问是有传承的。先生从李挺之那里得到学问，李挺之从穆伯长那里得到学问，追溯其源流，远远地有端绪可寻。如今穆、李二人的言论和事迹，大体都可以见到；而先生淳厚专一，不杂驳混乱，广大浩瀚，其中更多是他自己所得。然而给他的学问命名，难道不正是所谓学术门户众多、各自凭借不同途径进入的吗？谈论成就德性的人，从前很难有这样的人。若论先生的道，从他所达到的境界来看，可以说已经安定而有成了。先生有书六十二卷，命名为《皇极经世》；古律诗二千篇，题名为《击壤集》。先生的安葬附于先祖坟茔，正是他去世那年的孟冬丁酉日。铭文说：唉！先生志向豪迈，力量雄健宏阔；迈步长行，趋向高处，凌越高空；探寻幽深，索求隐微，曲折通达而旁及四方。在古人那里有时也难做到的，先生却从容做到；有疑问便探问，有所见便观察，以此使学问充实丰厚。上天不肯暂且留下这位哲人，竟使他遭遇凶年；南面有鸣皋山，东面有伊水。有一座安宁的房舍，正是先生终老之处。李寺丞墓志铭 我的朋友李君仲通，名敏之，世代居住在北燕。高祖因避乱向南迁徙，如今成为濮州人。丞相文定公李迪是他的伯父。曾祖令珣、祖父防，都因丞相的缘故追赠太师、尚书令。父亲逊因儿子显贵，追赠吏部尚书。仲通生来便有贤良资质，端庄厚重、仁慈宽恕，孩提时就显现出来；举止整齐，不随意说笑。独处闲居一整天，沉静安然，没有显露情绪，远远望见他的人都知道这是君子。与人交谈没有隐瞒的心情，唯独听到别人的过错，从不再说出口。安静少欲，家贫而守约，处之裕如。喜爱古学，勤奋求学，广泛阅读群书，尤其精通《春秋》《诗》《易》；后来所得极为高深，正要奋发自进，不幸短命，可惜未能看到他的最终成就。去世时才三十岁。仲通的德性，大概完全由天性造就；孝友之性尤其卓异。侍奉太夫人病中，几个月不解衣带；及至服丧，哀伤毁损身体过甚。内外数百口人，上下都爱戴信服，没有人说坏话。同族聚居，奴仆众多，即使管束得过于严厉，也不能使他们完全不犯过错；唯独偶然受到仲通责备，那人一定羞惭忧愧好几天，痛切地自我整饬勉励。仲通去世时，濮州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全都放声痛惜，有的甚至流下眼泪。若不是至诚能够感动万物，怎么能这样呢？仲通外表十分和易，对待万物，仿佛唯恐伤害它们；即使家人也从未见过他的喜怒变化。可是当他发言时，遇到政事便庄严严厉、果断坚决，不会因不合义理而屈服。起初以服丧期满补任郊社斋郎，调任庐州瑞金县主簿。庐州有大盗戴小八攻打祸害数县，朝廷以此为忧，命御史督察。仲通当时代理县尉，与县令谋划说：‘刘右鹘、石门罗姓的人都是强悍的盗贼，招抚捕捉他们已经多年了。戴小八不能联合这两个盗贼来壮大自己，我知道他没有能力成事。应当劝说他们使自己效力，那么戴小八就不足以攻破了。’于是派人晓谕两个盗贼，他们都说：‘我们久已服膺李君的仁爱和诚信，愿意为他效死。’但他召见我们，难道也会有凭信吗？仲通立即把自己的符诰交给他们，并约定说：‘某日你们应当带领二百名甲士到县城中来见我。’众人都很害怕。仲通说：‘他们如果想作恶，即使不召他们也会来；何况我在县中百姓那里有信用，他们也是我的人，有什么可怕的？’于是带领两名盗贼与戴小八周旋，终于得到他们的死力，便斩杀戴小八，彻底平定了他的党羽。

译朝廷嘉奖他，升任卫尉寺丞，并且仍然提升一级任用。御史中有人进言说要诛杀刘、罗两人的党羽，仲通认为这是失信不义，极力抗议论辩，过了很久才被听从。仲通又亲自向朝廷进言，请求趁他们立功之机用闲散官职羁縻他们，以便断绝祸患。后来这份奏书上报却没有答复，那位罗姓人果然又为害。仲通任江宁府上元县县令，有古代循吏的风范。县中旧有田税不均，贫弱者受到其弊害。仲通制定办法使之公平，豪强奸猾憎恨这会损害自己，便共同散布诽谤，借助上官的势力动摇这件事，人们都替仲通担忧。仲通坚定不变，未满一年，所均平的已有一万七【一作二】千户。功业虽然百件中还没有施行一件，但仅从这两件事来看，他高明的见识、刚勇的气概在事务中的表现，也已经可以知道了。唉！人的资质并没有古今之别，只是担忧人们忽视近处而羡慕远古罢了。像我们仲通这样的才能和美德，古代难道独独可以多得吗？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寿，使他完成所学，他自然不会愧对古人；何况如果让他能够与古人并列，并且亲自受教于圣人当时，那么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排在曾参、闵子骞一流之后。仲通于治平三年五月在家中去世，熙宁七年二月庚寅日安葬于濮州鄄城县遗直乡的先祖坟茔，夫人王氏附葬。夫人是太子中舍杲的女儿，贤慧安静淑善，平素很有法度；守寡以后更加自我收敛庄重，终身穿素衣、每天只吃一餐。大概在仲通去世六年后，她也去世了。仲通曾生有两个女儿，都夭折，没有儿子，便以兄长的儿子孝和为嗣。仲通平生交往最深、相知最厚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所以他的家人将要安葬他，来托我写墓志，我难道可以推辞吗？铭文说：阴阳二气交替运行，五行顺序施行；刚柔相杂相揉，美丑善恶并不相同。禀受生命的各种类别，资质各有偏差；有的人承受纯粹美善，契合混沌初始的时期。圣人虽然可以学习，但可贵之处在于资质；轻浮机巧、外表明亮而内心刚厉，离开正道便远而又远。仲通啊，你禀赋的才材尤其奇异，进取又十分勇猛，你的成就由此可以知道。德性多么完美，命运却多么亏缺；秀美而不能结实，这是圣人所悲叹的。谁能使我不愧于这篇墓志的言辞？后人还可以有所考察，观看这篇铭诗。华阴侯先生墓志铭 先生姓侯，名可，字无可。祖先是太原人，在四方做官求学，因而迁居华阴。年轻时倜傥不羁，以气节自得。成年以后完全改变从前的喜好，专心致志地求学。严寒酷暑，从未荒废学业。广泛穷究群书，声名传遍四方。前来求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即使边远地区的人，也都希望向他受业。诸侯交相用书信和财物迎请他，有些礼聘优厚的，也时常前往应聘。因此陕西以西，大多尊奉先生的学说。元昊侵犯边境时，名臣贤儒接连出使西部，都佩服先生的名声，没有不希望见到他的。因父母年老而家中更加贫困，想求得俸禄奉养双亲，勉强参加科举。两次参加礼部考试，最终都没有遇合。于是长叹说：‘大丈夫所做的事情，难道只能到这里吗？’丧服期满后，蛮族首领侬智高攻陷邕、广二州，孙威敏公奉命出征，熟知先生的贤能，请他参与军务。先生奋然随行，整顿军队后奏报成功。起初授予武职，有进言者认为不合适，于是改授文职，调任巴州化成县知县。巴地风俗崇尚鬼神而废弃医术，只听从巫师的话；即使父母生病，也都弃置不看。先生用义理教导他们，严格加以禁止约束，有时亲自到病人家中查看医药；救活的人很多，百姓也知道受到教化。巴地人娶妻，必定向女方索要财物，贫穷人家甚至有年老仍不能出嫁的女子。先生为此建立制度，按照女方家庭的有无贫富与他们约定说：‘超过这个数额的，便加以惩罚。’不到一年，县中没有女子超过婚嫁年龄，于是改变了这种风俗。巴山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丝帛赋税反而是其他地方的两倍，日益凋敝。先生向计司抗议，争论了几十次，最终使本地赋税与邻郡均平。境内老虎横行，农民不敢早晚耕作，商旅要等人多后才敢行走。先生日夜制造器械，发动徒众，亲自拿着弓箭跟随他们搜寻追捕，有时远至数百里，所杀老虎数也数不清，后来老虎都躲到远方，不再为害。又调任耀州华原县主簿。有个富人不把土地登记入籍，只用利益诱使贫民，把他们的田契抵押过来，多达万亩，每年向他们索取收入。先生清晨骑马赶到他家，打开柜子取出田契，召来田主把田契归还给他们，失去产业的人重新安定生活。郡中胥吏赵至诚贪婪狡诈、凶暴恶毒，掌握郡吏的短处而作奸犯科；前后任守臣都不能除掉他，整个郡都以他为患。先生揭露他的罪行，给他戴上刑具投入狱中。知州以下都害怕惹祸，交相替他求情，先生不予理会，最终向帅府进言，将他处死，听到的人无不称快信服。因有人推荐，任庆州折博务监官；任期满后授仪州军事判官，计省评定折博务中成绩最好，于是改任大理评事。部使者请求挽留他，便又签书本官事务。韩忠献公镇守长安，推荐他任知县。到泾阳县后，开凿小郑泉，以扩大灌溉，商议恢复郑国、白公渠的旧日利益。不久召到朝廷，在便殿接受召见，开始命令计议工程、兴修水利，随即又专门总管此事。那些邀功害能的人嫉恨他不肯自止，水渠工程已经有了头绪，谗毁却交相而来；他们借一件文字上的小事治先生的罪，于是停止工程，水利美利没有完成，论者都为此惋惜。元丰己未年季夏，先生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先生纯诚孝友，刚正明决，不合义理的事，哪怕一丝一毫也不向人屈服；看待贪婪邪恶、奸诈谄佞的人如同看待强盗仇敌，公开当面斥责，多次指责，直到料想那人改过才停止。即使对方权贵势盛，也把他看得很轻。遇到别人的善行，便与他交友并帮助他，希望他成就显达，仿佛帮助自己一样。他博闻强记，贯通涉及万类事物；如礼的制度、乐的形式声调、诗的比兴、易的象数、天文地理、阴阳气运、医药算数等学问，没有不探究其源流的。

译先生精力强健、意志奋发，勇于有所作为；同时平易仁恕，内心澄明。至于轻视财物、乐于行义，安于贫困、守持节约，急人所急、忧人所忧，为人谋求正道而不谋求利益，忠于君主而不顾自身，这些古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先生安然地实行了，大概出于自然本性，不是勉强所能达到的。他年轻时与申颜为友，互相交换衣服外出谋食，供养两家如同一家。申颜生病，先生徒步千里为他求医；回来时申颜已经去世，他的眼睛还没有闭上。人们说，大概是在等待侯君吧？还没有入殓，先生就到了，抚摸他，他才闭上眼睛。申颜想安葬祖先却一直没有办到；申颜死后没有儿子，又不能安葬，先生辛勤设法，多方筹措，不足之处便卖掉衣服来补足，终于办成了丧事。当时天气正冷，先生和他的儿子穿着单衣居住，恰好有人送来白金；先生想到申颜的孤妹，忧虑她的婚事，自己的丧事尚且无暇顾及，便把白金拿来嫁她。近世朋友之道淡薄，临到患难，很少有人不吝惜自己的力量；听到先生的风范，足以激励衰颓的风气，振起废弛的人心。先生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储蓄，但有人不得其所，必定把先生当作归依之处；这不是因为他有财力，实在是诚信使然。有一天他从远方回来，家人正告诉他家中贫困，朋友郭行者到门前说：‘我父亲病势危急，医治需要百千钱才行，想卖掉我的房屋却卖不出去。’ 先生怜悯地说，计算囊中财物，正好与这个数目相当，便全部拿给他。曾经随计吏到京师，乡里人拿出金钱作为路费赠送给他；等回来时，他把剩余的全都分散了，说：‘这些钱是乡里用来资助我应诏赴试的，不能拿来谋求别的利益，应当与同场应试的人共同使用。’将要出发时，听说乡里有人病倒在旅舍，先生说：‘我回去，他就要死了。’于是留下不走，病人痊愈。贫穷得没有车马可乘，先生对他说：‘你走路就不能及时到达，留下又将困顿。’于是把自己的马推给他，自己穿着草鞋步行回去。他像这样克制自己、救济他人的事情很多。年轻时喜爱穰苴、孙武的学问，兵家的事情没有不通晓的，尤其熟悉西北形势；谈到山川道路、郡县部族，纤细详尽，听的人宛如亲眼看见。在熙河尚未开拓之时，韩忠献公请求先生谋划渭源地区的事务，先生骑马赶到边境，召集六百名首领，向他们说明朝廷的恩德，分析利害，众人都感悟喜悦。第二天到军门，交纳土地并接受命令，愿意成为藩篱，边地没有一尘惊扰，而开拓土地八千里。于是修筑熟羊城来安抚他们。忠献公上报他的功劳，朝廷赏赐他，减免考绩年限。治平年间，敌人曾经侵犯边境，主将出兵迎战，转运使认为这是妄自举兵，双方把意见上报朝廷。当时敌人尚未走远，朝廷派先生前往察看踪迹，先生接受命令立即出发，人人都替他担心。先生带领几十名骑兵奔驰穿越敌境，天黑时突然遇到敌军，便把骑兵分成三四队，命令说：‘把你们的旗帜举高，绕山缓慢行进。’敌军在周旋之间，看见后心生疑惑，以为是大军诱骗自己，始终不敢进攻。秦州过去苦于蕃族首领反复无常，便拘留他们的亲属作为人质，多达七百人，时间长的已经几十年，国家耗费的财物无法计算，各杂羌部落的离心怨恨也更加深重。后来释放被羁縻的人质，让他们回去，戍守的士卒都感到喜悦和信服，这个计谋是先生提出的。先生一生把劝学和更新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主持华州学校教育将近二十年，所到任的地方，必定为他们修治学校，兴起弦歌诵读；他成就人才和德行的功劳，哪里说得完呢？先生的文章尤其擅长诗歌，晚年更加专心于天人性命之学，他内心的快乐更加深厚。病重时，他的儿子说：‘我死之后，千万不要替我举行浮屠仪式，不要焚烧纸钱求福图利，那不是我的志愿。’唉，死后仍不忘正道，可以说达到极点了。高祖父名元，祖父名暠，处在五代乱世，都隐居守德而不显耀。父亲名道济，任润州丹徒县令，追赠尚书比部员外郎。母亲刁氏，追封福昌县太君。妻子刘氏早年去世，封延长县君；继妻因其贤淑，封永寿县君。两个儿子，名孚、淳。三个孙子，尚在服丧。先生的官职，从评事四次升迁为殿中丞，官阶为宣奉郎，勋为骑都尉，服用赐五品官服。去世第二年仲春初八日，安葬在华阴县保德乡先祖坟茔旁，迎取前夫人附葬。颢是先生姐姐的儿子，知道先生的道德学问最为详细，所以能够论述并记载他的品行和政绩之美，以昭示后人。铭文说：南山高高耸立，这就是它的山脚。先生的墓地，只有清风与山一样无穷无尽。程殿丞墓志铭。程氏世代居住在永宁的博野，那里民风淳厚，世代以忠诚、廉洁、孝顺、谨慎著称。少师在朝廷中地位尊贵，起初获赐宅第于京师，于是成为开封人，世代家风不衰，子孙大多乐于行善。我的叔父可以说是能够守持其家法的人了。叔父名瑜，字叔宝；少师名羽。叔父是清河太君张氏、襄陵太君贾氏的曾孙，是尚书虞部员外郎希振、封高密县君崔氏的孙子，是赠大理寺丞道、天水赵氏、长寿县大君任氏的儿子。叔父年轻时凭族兄广平文简公的恩荫，通过考试任将作监主簿，未到冠礼之年便任荆南监利县尉，当即以才干敏捷著称。后来调任永州零陵县主簿，更因才能而显著。当时溪蛮啸聚骚动，焚烧劫掠县邑；道州宁远最处于贼兵冲要之地，部使者命公代理县令事务。公到任那天，县城没有城墙，府中没有兵器，公筹划经营，创建整治，夜以继日；尚未完备集合防御，蛮兵大举来到，设置长围逼迫县城。公激励士卒，亲自冒着箭石，守卫多日，又出奇兵从水中绕到贼军后方，与之苦战，贼兵才败退。后来共同守城的人都论功请求奖赏，公说：“守城是我的职责，城池能够完整保全就足够了，难道还应当把这作为谋取利益的资本吗？”

译他最终没有自行把这件事说出来。任期届满回朝后，改任汝州龙兴县令；计省称说他的才能，于是任解州盐池监，负责岁课盈余；又改任大理寺丞、签书磁州判官公事。太守是武人，不懂得治理政事，公从容地开导辅佐他，整个州郡大治。事情虽然出自公的作为，别人却看不出其中的痕迹；他谦逊自守，不夸耀功劳，类似的事情大多如此。他因年资和劳绩升任太子赞善大夫，获赐五品服，随即调任知卭州依政县。那时长寿太君年事已高，公担心远行会使母亲劳累，便上书请求就近任监职以便奉养，于是改任舒州皖口监辖。后来因考课升任殿中丞，回朝后任知濮州雷泽县，尚未赴任便因突发重病死于京师，实为嘉祐七年三月十八日。公仪表高大俊秀，风度平和雅正，端庄谨慎而厚重，不轻易言笑，进退行动都合乎法度，衣冠整齐，望之令人肃然起敬。他三岁时父亲去世，长寿太君教养他极其严格；他恭敬小心地侍奉母亲，早晚都恪守敬谨，从未稍有懈怠。他善于同人交往，交往日久感情更加深厚。唉！他的品行足以激励风俗，才能足以有所作为，却不幸早逝，未能充分施展，去世时才四十三岁。公娶张氏，封为福昌县君，和善慈爱、孝顺和睦，族人都推重她的贤德。有三个儿子：预，因病残废；顗；颛；都学习儒业。有三个女儿：长女嫁给前任常州军事推官王师古，次女嫁给襄陵人贾芮，幼女嫁给汝南人周纯明熙。宁二年八月丙申日，公的堂兄司农将公安葬在河南府伊阳县神阴乡先祖墓地旁边。颢奉父亲之命得以参与办理丧事，又搜集公的官职、世系、品行事迹，为他撰写墓志；写成后又系以铭文说：侍奉父母谨慎，事奉君主勤勉，立身端正，对古人没有愧怍。山可以铲平，谷可以填塞，但这些话不会泯灭。程郎中墓志 公名璠，字仲韫，姓程，世代居住在中山的博野。宋朝兴起后，先祖少师凭借功勋德行显达，重新获赐京师宅第，于是开始成为开封人。少师名羽，他的配偶是清河太君张氏、襄陵太君贾氏。张氏生虞部府君希振，希振娶博陵崔氏，封为高密县君。希振生尚书府君遹，公就是尚书府君的次子。公的母亲是孝感太君、长安太君，都是张氏。公几岁时父亲去世，由长兄教养。十六岁时凭族兄广平文简公的恩荫，通过考试任将作监主簿。刚举行冠礼，便任常州户曹掾。当时朝廷派使者安抚二浙，使者上表称说公有才能，于是任命他为明州司法。公竭力抗拒暴虐的太守，多次使疑难案件中的人免死。执掌权势的人交相荐举他，于是改任京官，任知寿州安丰县。安丰县豪富众多而强横狡猾，小民受侵夺剥削之苦，任县令的人常以难以制服他们为忧。公到任不久，他们全都收敛手脚，不敢侵犯百姓，盗贼也越境逃往别处。公增修芍陂，扩大灌溉，百姓蒙受其恩惠，道路上歌谣称颂，声名传到了京师。大豪强陈顺图谋除掉自己的母亲，骗她喝醉后住在旁边的房舍，便诬陷说她已经改嫁，并让他的党羽作证。公察知实情，立即下令逮捕收押，结果发现陈顺已经逃走。权势很大的人竟能使监司调换这起案件，公拒绝同意，追查搜求得更加急迫。陈顺于是拿着金钱对审官吏说，图谋除掉公以缓解此事。官吏便写了诬妄的奏章，将公调任兴元府西县。公完全掌握了行贿的情状，有人劝他到朝廷申辩，公说：“我难道要同官吏争辩吗？”曹吏以奏章错误自行陈述，于是公得以改任洪州丰城县。江水曾环绕县城，当地百姓大饥荒，县中豪强吴氏凭资财取得官位，藏起粮食，拒绝出售。公召来晓谕他，他不听，公对他说：“百姓饥饿将死，我也不敢只顾保全自己的俸禄和职位，必定要杖责你来取出粮食。”吴氏大为恐惧，哀求请罪。于是富人争相拿出粮食，百姓因此得以救济。公为了谋划安葬先祖，请求任知河南伊阙县。任期届满，任签书河东节度判官公事。长安太君去世，公服丧；服丧期满，任知永安县兼陵庙令。奉守陵寝的，都是宦官贵人。前任县令多采取姑息态度，他们往往侵扰欺压县民；公对待他们很有办法，他们全都收敛行迹，服从法度。内侍韩贽镇守洛阳，憎恶公的正直，诬陷他犯有不应得的罪。洛阳人认为此事不公，喧传于道路之间，但公始终没有为自己申辩。回朝后，任和州通判。在此以前，蔡州有妖尼惠普用左道邪术迷惑众人，几年之间四方震动，人们奔走奉事她，唯恐不能赶到。后来她的奸邪行迹暴露，有司仍公开宣布她的罪状，只判处杖刑，并把她拘禁在历阳。当时朝廷将要发布赦令，惠普便假称有病来等待，最终得以免受杖刑。人们都把她当作神异之人，说果然不能对她施刑。公任和州通判不久，那些崇奉她的人渐渐从远方来到，郡守对她礼遇非常恭敬。公刚到任，郡守便因获罪被贬离，公暂代郡政。有一天，公把惠普突然押到庭下，在她面前陈列刑具，让她详细说出欺骗众人的经过，因此她奸诈的谋划和诡异的说辞全都被揭露出来，于是依法定罪处刑。有见识的人认为，如果不是公果断裁决，就不能解除天下人的迷惑。有个叫李洞元的人，宣扬神怪之说，妄称自己受到昭陵的知遇，曾经获得昭陵赐给他的金字书，江淮之间追随他的人多如集市上的人群。公也依法审理并处置了他，从此远近之人都惊惧服从。后来又任隰州通判，年成大饥荒，公竭力赈济救助，救活的人很多。熙宁乙卯年夏四月，任期届满回朝；甲申日因病死于河南，享年五十七岁。公资质奇伟壮健，明察辨析，刚强果断；待人诚恳厚道，举动常带有恩意；轻财而好义，内心宽阔豁达。他的才能长于治理百姓，严厉却有仁爱，敏捷而不苛刻，处理繁杂困难的事务总是游刃有余。他所审断的案件，人人都认为自己没有受到冤屈，所以他以前任职离开之后，过了很久百姓仍思念他。他的见识和才智高明爽朗，有远远超过常人的地方。凡是山川、土地、人物、姓名，亲眼看过一次、亲耳听过片刻，即使过了很多年也不会再忘记。废止丰城这个大县的弊政，公治理了三年，认识了当地将近一半的百姓；其余政事的条理，由此也可以知道了。公从卫尉丞历经九次升迁，做到比部郎中，因年资劳绩获赐五品服。起初娶倪氏，她侍奉婆母不谨慎，公依据义理将她休弃遣离；后来续娶曹氏，是魏襄悼公利用的孙女，封为仁寿县君。有两个儿子：顾、頢，都任太庙斋郎。有四个女儿：长女嫁给国子博士张昭立，次女早逝，其余两个尚未出嫁。公一生不被流俗邪妄之说迷惑，常说：“我死后，千万不要替我举行佛教仪式，也不要采用拘泥阴阳禁忌的办法。”公死后，家人却奉行这些事。熙宁十年仲秋丙申日，公的兄长司农将公葬在河南府伊阳县神阴乡，附葬于先祖墓地，并命颢评论公的官职、世系、才能和品行，为墓志记述。

译程邵公墓志 邵公是广平程颢的次子。出生于治平元年仲秋初四日，死于熙宁元年仲夏十四日。过了三天，安葬在伊阳县神阴乡祖坟的东边。邵公是他的小名，端慤是他的名。生来就有奇异的资质，不满一岁时，温润纯粹、端庄稳重的姿态已经完整显现，令人喜爱。聪明逐日显露，方正敦厚、淳朴美好的气质也更加完备。他刚开始说话时，有人教给他诗篇，通常还没有读过三四遍，他就已经背诵下来，过了很久也不会忘记。他虽然聪慧敏悟、俊秀颖异，仿佛内外都能洞彻并表现出来，平日从容，却敏于察见事理，言语行动都安详自如。坐着、站着一定庄重谨慎，从不随意斜视，脸上未曾有过嬉戏轻慢的神色。孝顺、友爱、诚信、谦让的性情，大概都是出于自然。和人说话时温和可亲；一旦有事情坚决不做，便坚定地守持原则。凡是他内心认定的事情，后来即使有百般引诱逼迫，也终究不会改变。每天看着一群孩子互相嬉戏，在面前欢笑跳跃，他淡然得好像没有听见、没有看见。即使有喜欢欺侮他的孩子，也没有谁敢侮辱他。他生五年以来，别人从未见过他有喜怒和贪欲，这难道只是不同于普通儿童吗？这些都是年老的学者也难以做到的事情，而我儿的资质在出生之初就已经形成了。唉，假如上天赐给他的寿命长久，我就不知道他将达到怎样的境界了。我的弟弟颐也把传承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曾经认为这个孩子将来能够继承我们兄弟的学问。如今却已经结束了，因此我的悲痛也不只是父子亲情而已。动与静，是阴阳的根本；何况五气交相运行，就更加参差不齐了。万物禀赋生命，本来就应当有许多混杂不纯，而精纯专一者只是偶尔才能遇到。正因为这种偶然难得，所以它的寿数有时不能长久，也很合乎道理。我的儿子莫非是获得了精纯专一的禀气，却受到了短促寿命的限制吗？天理就是这样，我还能说什么呢？因为下葬日期逼迫，来不及刻石，只能把文字用朱砂写在砖上，用来记载墓穴之事。澶娘墓志铭 澶娘是广平程颢的幼女。她的父亲任澶渊军职时她出生，所以给她取名叫澶。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十七，出生于熙宁四年季秋丁未日，死于熙宁十年季夏壬午日。她的资质端正敦厚，气质温和善良；举止行动有知有思，安静而深沉，几乎像一个老成的人。众人都认为她会享有福气并且长寿。事情本来就有无法预料的，真是命运啊！她开始患痘疮时，医生用药过量。善于医术的人评论说：“痘疮初起，确实应当使邪气外泄；但应当看病人的气力强弱来决定是否用药，看疾病的轻重来决定剂量的大小。如今一概用峻猛的药攻下，死去是理所当然的。”唉，这也是命运吗？如果说人事还没有尽到，我本来应当责备人事，而不是把责任归于天命；写下这些话，是要作为世人的警戒罢了。可悲啊！澶娘死后七十五天，安葬在河南伊阳县神阴乡先祖墓地的东边，与她的姐姐娇儿同穴。铭文说：“聚合而生，并不是从哪里来；消尽而死，也不是到哪里去。然而精气本来出自天，形体魂魄归于地，说它是去了，也可以这样说。” 《二程文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二程文集》卷五 《明道文集》卷五　宋·程颢撰 杂文 南庙试《使民以佚道》赋【使百姓最终得到安逸，劳作本来就不会有怨言】人之常情没有不喜欢利益的，圣明的政令在于能够用使百姓安逸的道理来敦厚教化他们，使当时服役并遵循教化的人以农业为根本。即使是极其辛劳的事情，功效收获在将来，自然就没有产生怨恨的原因。百姓各有固定的职业，劳作而得到生活供养，就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辛勤劳动却没有利益，就会把自己的力气看作沉重的负担。君王只有谨慎地用政令驱使他们；种植收获是谋生的根本，应当教导他们以良善的方法去做，勤劳便会服从上令。轻视并自以为可以丰足有余的想法，会使愚昧的农民受到教化风气陶冶，知道劳作是为了自己，谋求利益在于最终的收获，没有谁不勤勤恳恳地遵从命令，积极努力地劝勉成就功业。意愿在于便利百姓服役，用农事来安排劳作；即使当时已经完成劳役，也会因一年收成丰盛而感到快乐。即使教令不断颁布，科条每天增加，严刑用来督促懒惰者，加税用来警戒不专一者，然而民俗乐于趋向劝勉，时常没有怨恨忧疾。选择可以劳作的事情来使人劳作，哪里敢害怕开始时的辛勤？顺着利益所在去谋求利益，自然能够保全最终的安逸。大体说来，善于治理风俗的人，总是引导民众敦厚地重视根本；善于役使百姓的人，顺应民情而不使百姓过度劳苦。治道都出于使民宽裕安逸，政令不使百姓疲于骚扰；不夺取农时，用增厚生活的利益来引导他们。要满足百姓的愿望，难道会听任他们逃避农事吗？不要说百姓愚昧无知，也不要说农民劳苦便不肯务农。趋向利益，即使劳苦也会感到快乐；损害他们的事业，即使事情很轻也会感到恐惧。志向在于取得丰收和利益，事业在于使生活安定牢固；让你们这些农民从事开垦种植，即使极其勤苦，也不同于国家强行征发劳力，而会自然形成富足的风俗。这不正是把百姓纳入富足的道路，教导他们走向便利安定的途径吗？他们服劳役即使到了极限，回头看也不会有遗憾，因为从未失去《体兑彖》所说的喜悦。百姓安然接受这种教化，就像《周诗》所告诫的那样，事务虽多，也会乐于趋赴。不同于有些事情虽由上级推行，却并非百姓所愿；有时君主亲自籍田以作表率，有时命官员宣示并加以劝勉，这些都是使百姓拥有乐于安逸的道路。这样即使劳苦，又有什么可怨的呢？

译南庙试《九叙惟歌》论 论说：百姓禀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生。水、火、金、木、土以及谷物，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树立君主，是为了使君主整治并兴办这些百姓所依赖的东西，以养育百姓。整治有道，施行有节，上则天道顺畅，下则百姓快乐，端正德行，使物资有用，使生活富足。这就是君主掌握纲统、持守正道、制御天下命运的原因。《尚书·禹谟》说：“九功有次序，九种功业有次序便会得到歌颂。”大概就是指这个吧。舜、禹明白这种道理，是圣人；后世不及他们，却仍有功业，使万世都受益。其事业应当有次序，百姓也应当歌颂欢乐。唉，舜做君主，禹做臣子，歌颂他们的百姓每天听到他们的道理、每天受到他们的恩泽，亲眼见到并且理解这些，或说或歌都是可以的。如今距离圣人已经很遥远，超过几千年了，但为什么仍然可以考察并举述这些事情呢？难道不是由于专一地遵循道吗？道的最大本源在经书。经书所讲的道，阐明天地的奥秘、描绘圣人的心意，根本是一回事。不过要追溯其根本，说明它的明理；其次再谈它所显现的事迹，就要说到《洪范》的九章。第一是五行，第二是五事，以大中贯通它们，最后归结到福极。圣人的道，难道不在这里显现吗？五行是天道；五事是人道。修治人事而达到天道，这就是王者用以治理天下的方法。五事修治，五行有序，那么五种物资的产生就美好而丰厚。百姓居处其中，享受它们的利益而安定生活，难道不是由于皇极之道发挥作用而达到的吗？五材的产生属于天，不属于人；五事的修治属于人，不属于天。即使如此，五事端正，五材自然就能得到其正常的性质。这就是说，天道也是王者所促成的。王者既修治五事，使五材得以产生，就又推行端正德行的教化来引导百姓，阐明使物资有用的根源并使其丰厚，开辟使生活富足的道路并养育百姓。五行在上天调和，六府在下界便利，三件大事在中间兴举；修治它们，功业便有次序；使它们和谐，德行便得以施行。这样，百姓便浩浩荡荡、从容自得，在下欢欣喜悦，歌颂君主的政令。有人问：“你说五行是这样，但为什么六府还包括谷物呢？”我回答：“五行是气，五材是形。君主所促成的是气，百姓所使用的是形。五气已经有序，五材已经丰盛，百姓便能共同使用它们。然而谷物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一天也不能没有，所以六府要把谷物包括在内。追究它的根本，不过是五气的产生罢了。” 这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我私下考察《春秋》的文字，探求圣人的心意：记载灾害的有十一处，记载大水的有七处，记载不下雨的有九处，记载大旱的有两处，记载没有麦苗、极大的灾害导致没有麦子和谷物的，各有一处。这大概是在说五行失去了次序。这样，六府就失去适宜；万物失去适宜，又哪里还有什么次序可言呢？百姓失去安身之处，又哪里还有什么歌咏可言呢？由此可以看出圣人的心意：重视时政，谨慎对待民事，勤恳不懈就是如此。由此说来，舜的德行达到极致，地面平治，天成和顺，万世永远依赖他的功业。他的百姓受到陶冶，他的教化得以成就，九功所体现的德行，全都被百姓歌颂。用美善来戒勉他们，用威严来督促他们，再用九歌来劝勉他们，使他们不要败坏最终成就这种事业的道路。道理就是这样罢了。有人问后世实行它应当怎样。我说：五事是根本，应当谨慎地阐明并修治；六府是外在事务，应当顺应时令加以治理。用德行教导百姓，用政令节制百姓，古代五正分别主管各方的制度，可以恢复；周代六官分别主管各项事务的制度，可以采用。这只是大略，具体道理都具备于经书之中。推演并阐明它，勤勉地修治它，这也就是舜的政事。哪里遥远呢？只是看实行它的力量如何罢了。谨作此论【此篇“经为道”“道是而已矣”两处疑有脱误】南庙试《防五道》第一道 问礼说：“凡是奉养老人，五帝时代有宪法，三王时代有请老人进言，这是敦厚人伦的意义。因此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都有供养。后世却不是这样，教化不明，衣食不足，百姓年老而得不到供养，因饥寒辗转死于沟壑的，到处都是。如今将要考察古代奉养老人的礼制并加以实行，只是虞舜以前的情况已经无法听闻了。虞、夏、商、周时期，所供养的是哪些老人，安排他们在哪些学校，给他们穿什么服装，按什么礼制供给饮食？一年之中总共实行几次，这些做法应当怎样，听闻到的全部写在篇章中。” 回答说：王者高居在穆清之上，却能使教化施行到四海之外，修治什么、装饰什么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只需用纯粹王者的心来施行纯粹王者的政令罢了。纯粹王者的心，纯粹王者的政令【此处疑有缺字】：尊敬自家的老人并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家的幼者并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幼者，这就是纯粹王者的心。使老年人得到供养，使幼小者得到安置，这就是纯粹王者的心。如果还担心做得不够，就再尊敬国中的老人，亲自侍奉他们；优待普通老人，按时供养他们，使风教流布四海，百姓受到教化，谁还会怠慢亲人、轻视长者呢？虞、夏、商、周的盛世君王，都是遵循这一道理。人伦因此端正，风俗因此敦厚，鳏寡孤独没有不得到供养的。后世礼制废弛、法令败坏，教化不明，抛弃老人，因饥寒辗转死去的到处都是。唉！按照这种状况行事，却想成就王道，就好比倒退着走路却想追上前面的人，甚至比这还要严重。如今朝廷清明，政教修明兴举，正要考察讲习废坠的典章来教化天下。明执事想要阐明皇上的意旨，所以向诸生询问古代的道理，使我们讲求其中的学说，我怎敢不把所听闻的陈述出来，以稍助一二呢？古代选择三公中年长而有德的人，天子把他们当父亲侍奉，称为三老；选择孤卿中年长而有德的人，天子把他们当兄长侍奉，称为五更，都是一人。” 大夫、士因年老退休的，也都在乡里的庠序中受到供养。至于居处，虞氏让国老在上庠受养，让普通老人在下庠受养；夏后氏让国老在东序受养，让普通老人在西序受养；商人让国老在右学受养，让普通老人在左学受养；周人让国老在东胶受养，让普通老人在虞庠受养，就是这样。至于服装，有深衣、燕居服、缟衣、玄衣，是四代所穿的服装。至于饮食，采用飨、燕、食的礼制，是三代的制度。周人加以修订并兼而使用。一年中实行的次数，礼书所说的春季宴飨孤儿、秋季宴飨老人，以及释菜、释奠的礼仪，也是在相应时节举行的吗？这就是古代制度的大略。至于加以润色修饰，就在于结合当时的情况。谨此回答。” 第二道

译问：从前孔子忧伤当时的君王没有政道，于是作《春秋》，用来褒奖善行、贬斥恶行，作为后世君王的法则。自从圣人远去以后，诸儒说法不同，圣人的法则能够真正得到的很少。到了唐代陆质，向啖助、赵匡学习，被称为通达之人；他保存下来的著作有《纂例》《辨疑义统》。如今的学者没有不阅读它们的。至于诸儒所失误的地方，以及陆氏所得的地方，学习者一定有所取舍。请试着分条说明其中的大要，希望可以据此考察其是非。” 回答：《春秋》为什么而作呢？难道是因为王道不能施行吗？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距离圣人越远，诸儒越纷乱，各家坚持不同的议论，各人形成不同的说法，彼此攻讦，比仇敌还要厉害。开元年间记载讲说《春秋》的，约有七百多家。然而圣人的法则，真正得到的极少。至于抛弃经文而专任传注，杂糅符瑞纬书，拘泥固执而不通，使圣人的心意郁结而不能显明，实在可悲痛啊！唯有唐代陆淳得到啖先生、赵夫子而拜他们为师，讲求他们的学说，积累三十年，才使其大为光明清莹，远远超出各家之外。虽然还不能完全穷尽圣人著作的深意，但他排斥异端、开辟正道，功劳也很大。可惜他著作中精粹的部分在《集传》，而这部书在世上流传得很少。如今保存下来的内容，姑且说其中一二，也可以看出他的学说达到的境界。《春秋》的法则，大体在于“侵”“伐”“战”“取”“围”“入”“执”“杀”“盟”“会”“聘”“禘”“郊”“蒸”“尝”“归”“复”“入”“纳”以及灾异、赋役等记载。然而各家的议论前后矛盾，没有见到能够统一的。其中记载“侵”的有五十七处，记载“伐”的有二百一十三处，记载“围”的有四十四处，记载“入”的有二十七处。圣人的心意如此详细完备，难道是随便写的吗？大概是为了诛斥祸乱的根源罢了。难道他们真有那种正当理由吗？先儒只是随着事情逐项作传解说，三传中往往还有跟着赞美他们的，却没有一句话阐明圣人诛斥他们的心意。唯有陆君采用啖氏的说法说：“《春秋》记载军队，为什么不写明曲直的言辞？回答是：把它们一概看待。若不一概看待，祸乱的门径就会被打开。”至于差别最大、最严重的地方，就在文字本身。这正显示了圣人断绝罪恶根源、推究人情的法则，是从表里两面来论说的。其余如盟、会，法则也都采用这一原则。禘祭、郊祭的意义，诡异复杂而形态各异；左氏的文字简略而不加解释，公羊、谷梁的议论拘泥而失去真实，何休、杜预一类人也只是泛泛地夹杂其中。陆氏的学说，唯独能够斥责先郑的错误，阐明诸侯僭越礼制，指出禘是王者的祭祀，说明郊祭并非周公的本意；这些都足以看出他的学识博大，得到了圣人之师挽救乱局、彰明上下名分的心意。其余如记载“郑伯之克”，认为“克”字下面的文辞是在阐明君臣之义，不同于所谓“如同两个君主以及能够杀人的人”那种琐屑的议论。记载军队驻扎在郎，则说不是因为有所等待而驻扎，而是有意作乱；这是防范兵乱的根源，远胜于所谓“经过信地便驻扎停留”的浅陋说法。至于开头说“侵”、说“伐”的条例，则指出“无正当名义而出兵”和“称述罪状而进行讨伐”的区别，远胜于那些粗疏简略、反而助长贼害的说法。至于夺取城邑的条例，说是“凭力量得到它”，这不对。专门夺取和普通夺取有什么不同呢？认为没有动用军队、就不应当夺取，这种说法很浅薄。其余如称将、称师，记名、记氏之类，也都远远超过各家。其义旨众多，无法逐一列举。总而言之，他以圣人的道理为公，不因为自己得到的见解同别人不同就故意立异，所以他的造诣远大，所得深厚。唉，圣门的学问，我没有机会亲眼见到；幸好还能见到它的末流。那么，子厚想要扫除门庭积尘，也就难怪我在回答问题时不能详细说明，所以只献上大略。谨此回答。” 第三道 问：官署有属官，就像身体有臂膀、臂膀有手指一样。自从设置官职以来，从来没有没有属官的。考察今天的官制，治理小事的官有属官，治理大事的官却没有属官。外有郡县，内有各个有司，这是治理小事；内有公府，外有刺部，这是治理大事。治理小事尚且有属官，治理大事反而没有属官，轻重、劳逸为什么这样不相称呢？难道是因为沿袭旧制，安然不加举措吗？还是因为提出这种主张尚未见到益处呢？刺部的属官，以前曾经增加过，只是同长官的数量相等罢了，不是所谓真正的属官。公府的属官，现在有的还存在，也只是其他官署的官员，不是所谓公府的属官。请把古代治理大事设置属官的制度全部陈述出来，能够施行于今天的有哪些？分别叫什么名称、如何选任、担任什么职务？古代为什么有而今天为什么没有？古代为什么可以而今天为什么不可以？请详细说明，以求得当今的便利。” 回答：我私下观察治理天下的道理，就像建造房屋。大的构件是栋梁，栋梁难道能够独自站立吗？同它们相互帮助、承托屋顶的，是椽和方木。设置官职也一样。古代三公的府署，诸侯的国、郡，各自都有属官，用来成就其政务。后世制度改易不常，如今外面的郡县、里面的各个官署，都各自有属官；至于公府机要事务的繁多、外台刺举职任的重要，反而没有属官。这确实是小大、轻重制度的颠倒。不一定是认为属官没有益处而不设置，只是因循旧制，没有更改罢了。以前管理漕运财计的机构，曾经为此设置副职。副职确实是仅次于长官的人，其下也曾创设宾从的名目，这也属于属官，只是后来很快废除了。近世宰相的官职兼有门下省的名目，于是府署就采用了门下省的名称。如今它所谓的属官，实际上只是省官，并不是丞相的属官。策问所说古代治理大事设置属官、可以施行于今天的制度，周代冢宰的职务之下有小宰，小宰以下的官员都是他的属官。其余五官也各自有属官，但他们的爵位职位有尊卑差别。外部则有牧伯统辖的国，这就是今天刺举官所承担的职任；其属官就是他们的臣属。”

译汉代三公府有长史、司直，有东曹、西曹的属官；内有御史，外有刺部，也都各自任用本机构的官吏作为属官。选任属官的方法，周代六官以下的属官都由天子任命；牧伯的臣属，从卿以下，由其君主在本国选任。汉代三公开府自行征召，唐代藩镇也自行荐举延请。他们的职位和职掌，取决于长官所任用的人，然后分掌治理事务罢了。如今公府中任管小事的人，并不是没有，只是没有像三公的属官、六卿的丞那样共同承担政事的人。他们治理文书、掌管劳役，职员已经完备，职掌也大致具备。如果希望慎重选任、澄清流品，改换这些官职的名称，就可以了。若是想让他们参与听闻政事，那么贤明的辅佐者在朝廷上谋划，又何必让细小的属吏参与其中呢？至于刺举官的属官，关键就在选任得当。谨此回答。”},{ 第四道。问：如今天下的费用越来越广，财物越来越匮乏，粮食方面的冗费越来越多，农民越来越困苦，货物越来越受到禁锢，法令越来越严密；而且旱灾水灾年年都有，从来没有一年不发生，却又始终没有找到澄清源头、端正根本的方法，稍稍缓解这些弊病。即使有才智的人，有时也被任用去承担并不属于他的责任，只能闭口不说一句话。唉！难道忍心看着百姓遭受这样的残害吗？现在想使财物不匮乏、农民不困苦、法令不繁密，从而拯救百姓所受的残害，请问应当把什么措施放在首位？应当怎样修治然后才能做到？请不要疏略，也不要泛泛而谈，以切实符合所论之事。回答：天下是最大的器物，众生和重要的财产牲畜，都由君上掌管和养育。如今土地的广阔、人民的众多，与近代相比并没有特别兴盛；然而近些年费用越来越广，财物越来越匮乏，粮食方面的冗费越来越多，农民越来越困苦，货物越来越受到禁锢，法令越来越严密，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国家的根本似乎还有没有树立之处，法度似乎还有没有施行之处罢了。三代的制度，今天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收到成效。姑且选取那些与当前事务切近的来谈。如今财物匮乏、粮食冗费、农民困苦、货物受到禁锢、法令越来越严密，这些弊病虽然繁多，但它们的根源其实只有一个。起初在于费用越来越广。费用越来越广，从百姓那里征取的就多，充实府库的却少，财物自然不能不匮乏，农民自然不能不困苦。所谓粮食冗费，也只是费用增加的一端罢了。费用既然扩大，财物既然匮乏，农民既然困苦，货物就不能不受到禁锢；货物受到禁锢，法令就不能不越来越严密。所谓费用越来越广，难道不是因为等待供给粮饷的军队太多吗？戍守的费用太重吗？游食无业的人太多吗？无用的供给太丰厚吗？就当前的计策来说，军队众多，哪里能立即全部裁去呢？只能淘汰其中多余的，选择精锐的。战争留下的祸患，哪里能立即完全断绝呢？只能先在我们自身做好防备，再谋划后续对策。游食之徒太多，就应当禁止他们从事末业，驱使他们务农。无用的供给太丰厚，就应当断绝其源头，减少其数量。不过，治理这些问题也有相应的方法。水利的兴修、屯田制度的推行、府兵制度的恢复、义仓的设置，都是救济时弊的重大措施。只是士大夫们对此已经议论得很熟了。只要不因为把它们看作旧说而迂阔，便加以忽视，那么财物就会丰足，粮食就会充足，货物流通就可以宽缓，法令也可以减省。即使旱灾水灾的变化属于岁时常有的灾异，我们也可以有所准备罢了。谨此回答。第五道。问：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三年就会有所成就。”为什么成效这样快呢？又说：“善人治理国家，百年之后也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为什么成效这样慢呢？又说：“如果有王者出现，一定要等到一世之后才能实现仁政。”所谓“一世之后”，与善人的成效相比已经算快了，与圣人的成效相比却又算慢了。这三种人的成效不能完全相同，那么圣人凭什么办法能够迅速见效？善人采取什么方法而见效迟缓？王者致力于什么事情而必须经过一世？希望以往代已经发生的事迹来验证这三种情况。回答：圣人的道，只是没有任何苟且罢了。凭圣人的才德施行于天下，本来是容易的，却还一定说要三年才有成效。然而与善人的成效相比，圣人的治理就快得多了。仲尼说：“善人治理国家，百年之后也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所谓善人，就是不完全沿袭前人的足迹，也没有进入圣人之道的深奥境界的人。他既不沿用前人的弊病并固守它，又不能得到圣人的道来施行，因此他的成效应当遥远而且长久。若有这样的人前后相继地施行，经过百年以后才可以达到大治。所谓王者必须一世之后才能实现仁政，是指将要制作礼乐的时候罢了。百姓的情感，不能用暴力强迫，也不能突然使其改变。三年而有成，是说大法已经确定了；还要逐渐使他们受到仁的熏陶、义的磨炼，使仁义浸透肌肤、深入骨髓，然后礼乐才可以兴起。礼乐虽然是君上用来教化百姓的，但它的根本本来出于百姓，最后由君上完成罢了。这样，圣人的成效为什么迅速，善人的成效为什么迟缓，以及王者实现仁政所遵循的道路，也就可以看清了。再请用前代已经发生的事迹来说明它。孟子说：“小国经过七年，大国经过五年，就可以在天下施行政事。”这就是圣人的成效。至于仲由所说三年使百姓知晓，以及伯禽三年任职后回来报告政绩，虽然不能像圣人的道那样醇厚而完备，但也承继了圣人的教导，奉行周公的政事，大概也接近于次一等了。至于汉朝的基业，由汉高祖创立，吕、惠、文帝相继因循守成，以淳厚节俭守护它，孝景帝又以恭谨寡言承继。当时汉朝的兴盛已经接近百年了，它的风俗宽厚，几乎达到了搁置刑罚的程度，这也算是战胜残暴、废除杀戮的成效吗？周朝承继文王的基业，经历武王的治理，到成王时期，周公制作礼乐；这就是必须经过一世之后才能实现仁政的成效吗？谨此回答。《二程文集》第五卷。钦定《四库全书》。《二程文集》第六卷。《伊川文集》第一卷，宋代程颐撰写。奏疏。

译《为太中上皇帝应诏书》。臣程珦说：臣恭敬地看到八月八日的诏令，因为近年以来水灾成为灾异，八月庚寅日下了大雨，诏令朝廷内外的臣僚都可以呈上密封奏章，陈述时政的缺失以及当世的利弊。这大概是皇帝陛下承继祖宗的大业，严肃恭敬地承受天命，对天命的警戒和畏惧十分深切。天下士人和百姓恭敬地听闻圣德的诏令，如果有所知见，谁不愿意披露忠心、倾吐诚恳，使之上达圣听？臣虽然极其愚钝，官职是省郎，又分掌郡国事务，怎敢不竭尽微薄的诚意，以响应圣明的诏令？只希望陛下宽免臣狂妄轻率的罪责，赐予省察阅览，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臣听说，水灾旱灾之类的灾异，是由于阴阳不和；阴阳不和，又与政事所造成的情况有关。因此自古以来的贤明君王，有时遇到灾变，就一定警戒恐惧，以反省自身的过错，思考政事的缺失，广泛延请众人的议论，寻求用来上合天心、招致和气的方法，所以能够消除灾异，长久保有兴盛太平的局面。从前商王中宗时，发生了桑树和谷树并生的祥异；高宗时，发生了野鸡鸣叫的异象。两位君王因此感到畏惧，修治政事，施行德政，于是使王道重新兴盛，后世百代的商人都称颂他们的圣明。如今陛下在继承帝位之初，接连发生阴气造成的灾异，圣心警戒畏惧，下达诏令来寻求政事的缺失，确实是圣明的作为。然而臣观察近古以来，发布追究罪责的诏令、表示自我更新的言辞，也世代都有。倘若君主不是出于至诚，天下人只会把它当作空话，哪里还会有像商代中宗、高宗那样，使已经衰败的王道重新兴盛的事呢？臣希望陛下借此天戒，奋发振兴善政，思考商宗真实的美德，鉴戒后代虚浮的装饰；这样不只是能够在今天消除并恢复灾异，也将永远保全宏大的基业于无穷之久。臣恭敬地看到，诏令询问时政的缺失和当世的利弊，这些都是可以帮助百姓的事情，臣将竭尽心力陈述，不敢有所隐讳。臣私下认为，天下的形势中最为紧急的，在于安危、治乱转化的关键。至于指出一项政事的缺失，陈述一件事情的利弊，终究只是小小的补救，不足以挽救当世的弊病，也不能符合陛下勤勉求治的本意。所谓安定与治理的关键，臣请分条陈述其中的大端。所谓安定而且治理得好，就是朝廷有纲纪，权力得到掌握和总摄；各种官职、各项事务治理天下，就像网有纲、裘有领，提起来便有条理，放下去也不紊乱。郡县的官员任用得人，职事就能修治；施惠养民有恰当的方法，朝廷的政令教化就能向下通达。百姓安于本业，衣食充足而且有恒定的心志，懂得孝、悌、忠、信的教导；引导他们，他们容易服从；使他们劳作，他们也不怨恨；他们的心归附君上，根基牢固而不可动摇。教化行政严肃，没有奸邪盗贼的祸患；即使有，也不足以忧虑，因为已有歼灭他们的准备，而没有内外响应的忧患。民心和睦，阴阳调顺，没有水灾、旱灾、虫灾、螟灾；即使有，也不能造成危害。这是因为粮仓充实，府库丰足，上面官府的用度有保障，下面百姓的粮食也充足。武备整顿，威势声威振作，四方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即使有变故，也不足以忧虑。这是因为兵器锋利，储备充足，将领善于谋划，士卒平时训练有素。这六点，就是所说的安定而有治理。如今的情形却完全相反。朝廷的纲纪松弛涣散，无法总摄统领；根本如此，治理又从哪里产生呢？郡县官员的选任不合道理，频繁更换，即使偶有被称为有才干的人，尚且未必能称职，何况庸碌平常之人呢？因循常规，苟且求安，习惯成俗，举世都认为理所当然，政治废弛混乱，百姓困苦不堪。朝廷即使有恩惠，谁能把它宣示传达给下面呢？与朝廷共同治理天下的人竟是这样，天下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百姓困窘，一天比一天严重，而沉重的征敛和繁多的赋税不断削弱他们。天下户口虽然很多，但能够自给自足的人越来越少。主管牧治百姓的人只是办理自己的事务，并没有师保左右那样的辅佐。他们的善恶、勤惰，是趋利避害，还是昏昧而反其道而行；一概顺着其本性，从而使他们陷入困苦的办法，也不止一种。人民无所事事，只求苟且度过岁月；驱使他们走向治理很难，使他们趋向邪恶却容易动摇。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到了这种地步，国家怎么能承受百姓没有谋生的产业呢？困苦到了极点，忧虑便会产生而且不断增长；善于教导他们、使他们想到利益而心志有所发动，一有机会就会萌生奸邪，受到严寒饥饿逼迫而冻死饿死，就会成为盗贼。如今幸而没有大的变故，尚且只能苟且求安；假如遇到严重饥荒，发生繁重劳役，奸雄一声号召，各地必然响应。现在在无事之时尚且担心力量不能制服他们，何况在劳扰纷乱、多事之际呢？天下的安危，确实系于此事。保全百姓的办法，以粮食为根本。如今从京师到天下各地，计算平时的用度，大都没有三年的储备。民间空虚困乏，就更加严重了。拿有万户人家的城邑来看，储蓄丰厚的百家中不过二三家，困于衣食的十家中有六七家。总括比较起来，天下财力空竭的状况就可知道了。丰年乐岁，饥寒仍出现在道路上；一旦一种谷物歉收，就会导致百姓流离转徙。倘若忽然有方圆数千里的水灾旱灾连续数年发生，不知拿什么来应付。内部奸盗蜂起，外部四方夷狄乘机而入，即使想要补救，又怎么来得及呢？四方夷狄的强盛，古来没有能相比的。每年输送金帛来修好，但和好不可依赖；竭尽天下财力来养兵，但军队又不足以使用。还幸亏二方没有谋略，满足于小利而忘记大利，所以我们得以稍稍缓解朝夕的急迫。如果他们联合进攻，必定会发动数十万大军，驻扎在边境；粮饷接济不上，财用又不充足，将拿什么来救济呢？【疑：骄惰】的军队即使没有溃逃的祸患，长期拖延相持，终究也有穷困到极点的忧虑。又何况征收赋税、动员军队，会使人民辗转逃亡；饥荒和愁怨，会使奸雄争相兴起。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国家的兴衰就可知道了。由此看来，天下的形势究竟是安定，还是危险？以上这些方面，全都有危亡的忧患。而如今尚未到这种地步，难道不知道是朝廷的安排制置能够使它如此吗？还是也只是上天幸运、偶然如此呢？幸运偶然的事情，难道可以长久吗？先皇帝至仁至德，感格天地，保守国家直到今天。时间已经很久，说这件事的人也已经很多，朝廷于是认为果然不足忧虑，以为可以永远如此，只须姑且维持罢了。即使听到极其深切恳切的话，也不为之动心。唉，给天下留下祸患，难道一定是由此造成的吗？如今天下还没有发生大事，朝廷应当赶快思考救治时弊的办法；否则臣恐怕因循岁月，前面所陈述的任何一件事一旦发生，就已经来不及了。普通人家有百金的财产，子孙守护祖业，尚且不敢不加以思虑。

译陛下承继祖宗的大业，难道可以不感到畏惧吗？如今谈论当世事务的人，必定说首先应当减轻赋役、劝勉农桑、充实粮仓、预备灾害、整修武备、彰明教化。这些确实是重要事务，但仍然没有了解到根本。臣认为最应当优先办理的有三件，请为陛下陈述：一是立定志向，二是委任责任，三是访求贤才。如今即使采纳嘉谋，陈述良策，如果君主的志向没有先立定，能够听取并采用它们吗？君主想要采用它们，如果不把责任交给宰辅，谁能承受并推行呢？君主与宰相同心，如果没有贤人任职，能够施行于天下吗？这三件是根本，具体施用于事务的是末节。有了根本，就不愁没有末节。三件事之中，又以立志为根本。君主志向立定，天下就能得到治理。所谓立志，就是以至诚专一之心，以道自任，认为圣人的教训必定可信，先王的治理必定可以实行；不拘泥于眼前的规章，不因众人的言论而迁就迷惑，一定期望使天下达到三代那样的盛世，这就叫立志。一个人的身体，志向尚且不坚定，就不能修养自己，何况天下这样广大，不具备乾道刚健的精神，能够治理天下吗？自古以来的君主，谁不希望天下得到治理呢？然而有人想做却不知道从何下手，有人开始时锐意进取却不能坚持到底，有人安于积累已久的弊病而不能改弦更张，有人被众多的议论迷惑而不知道应当采用什么。这些都是上面的志向没有立定的缘故。臣观察朝廷每有善政，很少能够坚守，有时已经施行了，天下却不服从。请举近年以来的一两件事来说明。朝廷认为如今任用人才，从来没有认真选择，只是一味采用荐举的固定制度，担心被荐举的人不合适，因而下诏加以整饬。【疑：也，故诏】。诏令并非不反复丁宁，然而担任其职的人却像没有听见一样。陛下认为从今以后被荐举的人果真能得到合适的吗？曾经比旧时稍有不同吗？又因为守令频繁更换会妨害治理，便下诏令廉察官员荐举那些有善政的人，使他们得以再次任职。到如今却没有听说有人应诏，难道天下的守令竟没有一个人有善政吗？如果确实没有，朝廷辜负百姓难道还不够严重吗？既然认为这是善政而实行它，为什么不使天下奉行，以显示它的成效呢？如果说不是不想一定实行，而是无奈天下不服从，那么这就是政令不能施行了，将把天下怎么办呢？这也只在陛下而已。假如陛下先立定志向，振作英明果断的决断，必定实行，那么即使强大的诸侯、跋扈的藩镇，也将震恐，没有敢违抗的，何况郡县官吏呢？所以臣希望陛下把立志放在首位，像臣前面所陈述的那样，效法先王的治理，考察经典的训诫，坚定地相信并努力实行，救治天下深沉而根深蒂固的弊病，为百姓谋求长久安定的计策；不要把改变旧弊视为困难，不要被众人的言论所迷惑，那么三代的治理在今天就可以期待了。若说君主的作为不可以轻易改变，或许会因失误造成祸害，大臣认为不是这样。考察古代而实行，并不是轻率改变。遍观前代史书，自古以来，难道有遵循先王、考察训典、将要大有作为而反而导致失败混乱的吗？只有行动不以古人为师，苟且求安、沿袭弊病，最终导致危亡的，才很多。事实清楚明白，没有什么可疑的。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疏远卑微而轻视这些话，这就是天下的大幸。所谓委任责任，是说天下广大、亿兆百姓众多，一个人不可能独自治理，必定要依靠贤能的辅弼，然后才能完成天下的事务。自古圣王没有不把求得并任用辅相作为首要之务的。商王高宗初年，没有得到合适的人，便恭敬沉默，不发一言，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求得辅相更应当优先。等到得到傅说并任命他时，便说：“渡过大河要用舟楫，岁逢旱灾要用霖雨，调和羹汤只需盐和梅。”他对辅相的需要和倚赖就是如此，这就是圣人任用辅相的道理。谋划任用辅相的道理，以慎重选择为根本。选择慎重，所以了解得明白；了解明白，所以信任得坚定；信任坚定，所以委任专一；委任专一，所以礼遇厚重而责任重大。选择慎重，就一定能得到贤才；了解明白，就能仰赖其成而不疑惑；信任坚定，就能使对方竭尽诚心；委任专一，就能使他充分发挥才能；礼遇厚重，就使他的身份受到尊重、权势更加重要；责任重大，就使他自任之心迫切而功业得以成就。因此应当推心置腹地信任他，按照师傅的礼节对待他，与他坐而论道，把天下太平、阴阳调和的责任交给他。承担这种责任的人自己也知道，礼遇尊贵、委任专一、责任深重、权势重要，就会挺身而出，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能够称职。即使有奸邪谄媚、巧言佞人的人，知道他的交情深厚而不可离间，势力重大而不可动摇，也将停止邪恶谋划，归附正道。后世任用宰相却不同：开始时选择不慎重；选择不慎重，所以了解不明白；了解不明白，所以信任不坚定；信任不坚定，所以委任不专一；委任不专一，所以礼遇不厚重，责任也不重大。选择不慎重，就得不到合适的人；了解不明白，任用他就犹豫不决；信任不坚定，对方就心怀疑虑。委任不专一，就不能使他竭尽才能；礼遇不厚重，他的权势就轻微而容易动摇；责任不重大，他就不能称职。因此任用他不能使他竭尽诚心，待他又不给予应有的礼遇，使他奔走劳碌，像普通官吏一样，处理繁杂的文书案件，做下属官司的事务。承担这种职务的人自己知道，交情不深而权势轻微，动辄心怀顾虑，不肯竭尽自己；对上害怕君主心存疑虑，对下又担心被群议夺去权力，所以畏缩不敢有所作为，只是因循常规以求自安罢了。君子不愿处在这种地位。奸邪之人也知道他容易动摇，天天窥伺空隙。这样的人能够自己承担天下的重任吗？若说不是任用困难，而是了解人才最困难，那么又凭什么知道他的贤能而任用他呢？任错了人，关系到天下的治乱，这正是君主感到困难的地方。臣认为了解人确实困难，但也在于采用什么方法选取他。皋陶为帝舜谋划说：“关键在于知人。”禹叹息认为这很难；等到皋陶陈述九德，记录考察诸事时，又说：“这样就可以使功业成就。”大概只要询问行为、考核实际，人的真情哪里能够隐藏呢？遍观前代史书，自古以来，难道有履行正道的人，孝行闻名于家乡，品行著称于乡里，德行受到朝廷推重，节操在事变中显现；他的言论合乎圣人之道，他的施政遵循经典训诫，而任用于朝廷后反而导致失败混乱的吗？

译用这种方法来求取人才，难道还会有差错吗？至于君主认为某人贤能而任用他，最终却败坏了他的事业，古代也很多。考察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取用人才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大多只是因为对方所说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心意，就认为他有才而任用，却从不循其本末、考核名实，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损害明察、妨害政事，不也是理所当然吗？四海这样广大，从来不缺少贤才；如果确实能够扩充耳目、提拔隐居卑微之士，以至诚降低身份、以礼相待，按照正确的方法访求，那么即使是皋夔、伊尹、周公一类的人，也一定会有贤德有志于道之士，可以得到并任用。希望陛下依照臣前面所陈述的，既然坚定了求治的志向，就把委任责任给宰辅放在首位，待他们尽到礼数，任用他们竭尽诚心，要求他们尽到职责；不要担心他们不做事，而要担心他们不能做；不要担心他们不能做，而要担心他们得不到施展。因为不做可以责备，确实不能做可以勉励、设法使其做到，只有得不到施展才无可奈何。所谓得不到施展，是君臣的志向不能相通，对方心怀顾虑而不肯竭尽自己，这正是失去了待人任人的方法。如今执政大臣，都是先朝选拔的人，受到天下的重望，只在于陛下是否对他们委以责任。臣希望陛下召见宰执，从容询问：如今天下的事情，是安定还是危险，是治理还是混乱？应当维持现状来度过岁月，还是应当有所作为来挽救弊病？如果说应当有所作为，那么希望陛下向他们表示一定要做成的意旨，询问他们应当推行什么政事，审慎思考后努力实行；时机不可错过，事情不可拖延。如果说不是不想做，而是担心不能做到，那么天下如此广大，难道没有贤德之人可以以礼询问吗？朝廷之上，难道没有英俊之才可以共同讨论吗？有先王的政事可以考察，有经典的训诫可以取法，道理难道很远吗？只是忧患在于不去求取罢了，关键在于君主和宰相同心协力，勤勉求取并努力施行而已。如果说不应妄自作为，姑且只守常规，那么陛下应当深思并明辨。唐文宗时，大权逐渐被夺，天下将要混乱，而牛僧孺欺骗他说天下已经得到治理，史册记载了这件事，可以作为明白的鉴戒。如今陛下圣明，执政忠良，没有这种事情。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疏远卑微而轻视这些话，这就是天下的大幸。所谓求贤，是说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够达到天下大治，没有别的办法。朝廷直到天下，公卿大夫、百官群僚，只是都称职罢了。怎样才能称职？贤人在位，能人在职罢了。怎样才能得到贤能而任用他们？只是求取人才有正确的方法罢了。即使是天下平常容易得到的东西，也没有不求取就能得到的。金子生在山中，木材生于林中，如果不是工匠采掘砍伐，就不能进入使用。何况贤能之士杰出于众人，并不像山林中的物产那样广泛生长、没有穷尽；如果不是君主用正确的方法搜求选择，难道能够得到并任用吗？自古以来，国家设置官职、任置官吏，从来没有不选取士人的，只是看选取的方法如何罢了。如今取士的弊病，议论的人也很多，臣没有时间逐条分析，只大略说，投递姓名、自我推荐，记诵文章、讲求声律，并不是求贤的方法。求取人才不依正道，得到的就不是贤才；偶尔得到有才之人，也只是出于偶然幸运，并不是因为了解他的才能而选取他。朝廷的选任，完全从科举中产生，竟不担心贤能俊杰被遗弃在下面。难道天下果真没有遗漏的贤才吗？还是即使有，朝廷也姑且在上面守着成法，不值得放在心上吗？难道科举所得的贤才已经足够治理天下而不会缺乏吗？臣认为今日治理天下的弊病，大概就由此造成。用现在选举的科目、现在进用任用的办法，却想得到天下的贤才、振兴天下的治理，就像车头朝北却想到越地去，不是相距太远了吗？臣希望陛下按照臣前面所陈述的，既立下求治的志向，又思考委任责任的方法，就把求贤放在首位。假如不先得到贤才，即使陛下焦心劳神，又将把这些作为施行到哪里呢？如果确实得到天下的贤才，把他们安置在朝廷，那么即使君主端坐而无为，天下也会得到治理。这就是所说的劳苦在于求贤，安逸在于得到人才。遍观前代史书，自古以来，称得上善于治理的君主，有不把求贤作为事务的吗？有拘谨地守着常规，凭借旧有的任人办法，而能达到大治的吗？有国家兴盛而不是由于得到人才的吗？由此说来，任用贤才的成效，难道还不十分明显吗？若说不是不想要贤才，而是苦于求取贤才困难，臣认为不是这样。凭君主的权势，心中所向往的，天下便像风吹草动、影子随形一样响应。假如是珍禽异兽、奇珍宝玩，即使是远方异域所有的、深山大海所产的，只要心里想要，没有不能得到的。这是因为上面的心有所好，便调动天下的力量来供奉它。假如把喜爱贤才的心也这样保持，那么哪一个幽深的岩穴不能寻求？哪一处深山密林不能访得？所担心的只是喜爱贤才不够坚定罢了。君主任用贤才，也依靠公卿大臣推举援引、推荐通达的力量。如今朝廷从来没有求贤，公卿大臣也不把求贤取士放在心上，彼此争相引荐同党，这在世上很少听闻。访求道理、寻求老师，反而被显贵们视为可耻。大多认为只要任用自己就够了，那么士人还能有什么补益呢？如今世间没有贤才，求取他们有什么用？以周公那样的圣人，他自己任事的能力已经足够了，却还急切地求贤来辅助自己。凭他的圣明而且喜爱贤才，知人之明应当使天下贤才都为他所用，不会有遗漏；但他仍然每天忙碌不暇，唯恐失去天下的士人。后世的人才比不上周公，却自以为已经足够，不求贤来辅助自己；由于不求贤，而且知人不明，贤才处在下位的必然很多，却说天下没有贤才。唉，他的用心与周公相差多么远啊！想让他们帮助皇帝的光明照察幽隐之处，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也只取决于上面的作为罢了。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专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贤为事业，常常担心天下有被遗弃的人才；在朝廷之上，推举贤才、援引能人而使他们升迁进用的人，就提拔他们；蒙蔽贤才、只任用自己的人，就疏远他们。这样天下自然会受到风气影响，从下面到上面，谁不把彼此争相推荐视为善行，把推荐通达人才当作急务？搜寻拔擢既然广泛，即使才力微小、只有一项长处，也没有能够隐藏的。这样一来，士人更加尊贵，操守更加坚定，廉耻得到树立，风俗教化更加淳厚。天下的贤才，难道还会有遗漏吗？既然得到天下贤才，天下的治理就不值得再说了。如今世道人情浅薄短近，积习成俗；朝廷进用人才，如果只是苟且遵循常法，即使选取成百上千、成群成批地任用，庸碌恶劣之人混杂其中，也从不认为这是错误。

译假如偶然破格提拔一个贤人、进用一个有善行的人，就会有人寻求细小的差错，众人的议论喧嚣沸腾。真宗提拔种放，先朝任用范仲淹，就是这种情形。假如不是君主内心坚定相信，难道能够免于疑惑，反而不把它当作过失吗？这就是非同寻常的举措长久不能实行的原因。臣恭敬地看到近来陛下不经过言官推荐，提拔范纯仁，把他置于言路，在当今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举措。范纯仁是名臣的儿子，有才名，在位者多说他有才能，陛下提拔他是恰当的。然而臣希望陛下自己相信而不要疑虑。范纯仁果真贤能，就是陛下知人之明；如果任用他却没有明显成效，也可以说：我劳心任人，即使没有取得成效，对天下也无愧。假如他竟大大败坏职责，也可以说：这是我知人失误，应当更加致力于选择，期望得到合适的人。大概提拔十人而得到五人，有才能的人也用不完；求贤而有所失，尚且胜过不求贤。如果确实抱持这样的心意，哪里还担心得不到贤才呢？陛下正要任用范纯仁时，有识之士都感到高兴，臣却独自忧虑。为什么呢？陛下刚刚振作英明果断的决断，提拔一个人，臣实在担心一旦有所差错，陛下便压抑圣心，认为专守常规就可以没有过失，不再把简拔人才放在心上，那么天下还将对什么抱有希望呢？这只在于陛下自己相信而不要疑虑罢了。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疏远卑微而轻视这些话，这就是天下的大幸。臣前面所陈述的三件事，是治理天下的根本。臣并非不知道兴利除害的方法、安定国家养育百姓的策略、边境防备御敌的方略，以及教化根本的理论，可以为陛下陈述；只是这三件事不先实行，所说的便只是空话。三件事既然实行，就不愁没有具体办法。希望陛下以社稷为心，以百姓为念，鉴戒苟且求安的弊病，思考永世长久的策略，赐予省察阅读，体察臣深切的诚意。万一对圣朝有丝毫补益，臣即使受到妄言之罪，也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从前贾谊向汉文帝陈述治乱之道，汉文帝不能采用，百代之后仍被人讥议。希望陛下不要使后世看待今天，像今天看待过去一样，那将是天下无比的幸运。狂妄浅陋的言论，只求圣明裁断宽恕；冒犯天子的威严，臣惶恐战栗、汗流不止，怀着激切迫惶至极的心情。

译代太中大夫上书皇帝 具位臣程珦惶恐冒死拜了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臣听说，孝没有比使父母安宁更大的，忠没有比爱戴君主更优先的，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没有超过这两点的。人无论聪明还是愚笨，没有不知道忠孝是美德的。然而如果不得其道，反而会危害它。因此自古以来做君主的，没有不想孝敬自己的亲人，却多半得到不孝的讥评；做臣子的，没有不想忠于自己的君主，却常常背负不忠的罪名。为什么呢？虽有这样的心意，实行时却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伏惟陛下以至高的德行承继宏大的事业，以大孝奉事先帝，圣心深切恳至，天下人都知道。然而臣身份疏远卑微，仍敢区区冒死进献这番意见，是希望陛下以至孝之心，尽至孝之道，鉴察历代的过失，为先帝作长远深切的考虑；这样天下臣民的心，无不感到安慰。所谓历代的过失，臣观察秦、汉以来，做帝王的处在天下最尊贵的地位，拥有四海的富足，他们活着时，奉养得怎么样？死后又怎样安葬呢？然而很少能够保全陵墓完整，原因是什么呢？只有魏文帝、唐太宗所传的嗣君能够尽行孝道，为此作长远考虑，以至于陵墓至今安全，事迹清楚地记载在简册中。唉！这两位嗣君不苟且追求高大奢侈来满足自己的心意，而是把使先亲安宁放在心上，可以说是至孝了。汉武帝下葬时，霍光掌握政权，不明白大体，奢侈过度，以至于陵墓中再也容不下财物，赤眉之乱时终于被发掘。明智的人说，赤眉的暴行与霍光自己所为没有区别，因为霍光不能作深远考虑，以致造成后来的祸害。这两位君主实行节俭，后世并不说他们不孝；霍光厚葬，千百年来免不了被视为罪人。自古以来，看到这个明确鉴戒却不能实行的，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众人的议论难以违背、人情所迫罢了。假如一味追求符合常情，最终丧失长远考虑，这就是厚待人情而薄待先君，不也是迷惑吗？魏文帝所作的《终制》，以及唐代虞世南所上密封奏事，都足以取法；其中指陈深切，有些话并非忍心说出。希望陛下取来阅览，就可以看见明君贤臣的考虑是多么深远。古人有句话说：“死者没有终极，国家有废兴。”自古以来臣子在遇到大事时，竟把谈论兴废视为忌讳，没有人敢议论到这种地步；如果苟且顺从人情，辜负过去的人，这是最大的不忠。臣私下担心陛下追念先帝，圣情没有穷尽，必定想把陵寝修得高大厚重，以尽孝心。臣愚昧地认为，违背先帝节俭的德行，损害陛下的孝道，对实际并无益处，反而会给后世留下累害，不是应该做的事。伏愿陛下抑制深重的感情，深深作长远考虑，遵奉遗诏，严格告诫有关官司。所有规制，都完全依照魏文帝的制度。所需随葬明器，都用陶土和木材制作。金银铜铁、珍宝奇异之物，一律不得放入墓穴。然后向远近天下昭示，把它刊刻在金石上。这样，陛下的孝道就会显耀无穷，陛下的明智就会高过旷古。至于绢帛等容易腐朽的物品，数百年后也可能造成祸患，汉薄太后陵就是这样。有人说：山陵高大，即使不藏财物，怎么能使后世相信呢？臣认为不是这样。天下既然知道这件事，后世必定会知道。臣曾经游历关中，遍观汉、唐各陵，没有一座完整无损；只有昭陵没有被侵犯，陵旁居民尚且能够讲述当日节俭朴素的事情。这正是它历经数百年、屡遭兵乱却独自保全的原因。臣对于君主，就像儿子对于父亲。难道有陛下想厚待自己的亲人，而臣反而想使君主薄葬的吗？实在是厚待先帝，没有比这样更厚的了。遗失的簪子、坠落的鞋子尚且应当保藏，不敢不恭敬；何况陵园，怎么能不穷尽深远地为它考虑呢？陛下刚刚继承帝位，群臣都畏惧威势。臣如果不说，必定担心再没有人敢说话。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荒谬而治我的罪，那么臣即使死了也不后悔；如果认为臣的话正确而采纳它，就可以为先帝造福，彰大陛下的孝道，安定天下人的心，为万世树立法则。所能补益的难道不厚重吗？臣内心悲哀而诚恳激切，言语和文辞狂率直露，希望陛下详细阅览，深入考察。天下没有比这更大的愿望，臣越礼狂直、恐惧至极，冒死叩首谨言。代彭中丞论濮王应称亲的疏文 臣思量再三，恭敬地看到近来因为濮王称亲一事，言事之臣的奏章交相上呈，朝廷内外议论沸腾。这大概是执政大臣违背扰乱典礼，左右近臣不能为陛下阐明道理，因而使陛下圣心疑惑，大义没有明白。臣任职宪府，不能不为陛下明辨此事。臣私下认为，濮王生了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为嗣，承继祖宗的大统；那么仁宗是陛下的皇考，陛下是仁宗的嫡子，濮王是陛下生身的父亲，按亲属关系是伯父；陛下是濮王出继给他人的儿子，按亲属关系是侄子。这是天地的大义、世人的大伦，如同乾坤的位置已经确定，不可改变，本来不是人的意愿所能推移的。如果扰乱大伦，人间的道理就灭亡了。陛下是仁宗的儿子，所以称父、称考、称亲的，只能是仁宗。如果又称濮王为亲，就是有两个亲，这个是非之理清楚明白，不必等到辨论以后才看得出来。然而圣意一定想这样称呼，难道不是出于陛下大孝的心吗？虽然按大义已经出继，但感情深厚于本宗；濮王确实生养了圣上，若称伯父，便与诸位伯父没有区别；称王，又与臣属没有不同。陛下只是想设法尊崇濮王，使他与其他人完全区别开来罢了。这难道是陛下的私心吗？其实这是大义所应当的、典礼所规定的正道，也是天下共同的议论。可是执政大臣不能顺成陛下大孝的心意，不懂得尊崇濮王的方法，竟把不合礼、不正当的称号加在濮王身上，使陛下处在有过失的境地，失去天下人的心，留下扰乱人伦的罪名。言事之臣又不能详细依据典礼，阐明大义；他们虽然知道称亲不对，却不知道替陛下推明对生身父亲的至深恩情，说明尊崇濮王的正当礼制，使濮王与诸位伯父等同，没有特殊区别。这就是陛下的心难以安定、又难以重重违背亲情的原因。臣认为，生身父亲的名分至尊至大，即使应当专心维护正统，难道能完全断绝私亲之恩吗？所以出继所奉行的是大义，生身父亲所保存的是至情至诚；专一尽到父子之道，是大义；不忘本宗，尽到恩义至情，也是大义。先王制定礼制，本来依据人情；既阐明大义来端正正统，又保存至情来满足人心。因此在丧服制度中，按恩义区别生身父亲，大概是为了说明生身父亲比伯叔更为重要。这是顺合人情、合乎义理的正道，在父母面前实行也没有嫌疑。至于称谓和统绪所系，如果不加区别，就会扰乱大伦。如今濮王是陛下的生身父亲，名义极其尊贵重要，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称为“亲”，反而有损无益。

译为什么呢？“亲”与“父”相同，而之所以不称“父”【疑：者】；是因为陛下以自身继承大统，仁宗才是父亲。在人伦关系上不能有两个父亲。因此避开“父”而称“亲”，正说明陛下明知称“父”绝对不可。既然避开“父”而称“亲”，就说明“亲”与“父”不同。如今这是奸人用邪说迷惑陛下，说“亲”的意义不止一种，不只是指父亲。臣认为，如果取“父”的意义，就与称“父”完全相同，绝对不可；如果不取“父”的意义，那么这个称号就太轻了。如今疏远卑幼的宗室都称为皇亲，却把这个称号加在生身父亲身上，臣深恐不合适。孝以真诚为根本，却用一个含义可疑、没有明确规定的名号，冒犯尊长，亲属关系上也不恭敬，在道义上危害很大。对仁宗这样称呼，便有背向仁宗的嫌疑；对濮王去掉这个称呼，又不会损害生身父亲的尊重，毫无小小的益处，只是徒然扰乱大伦。臣推测陛下的意思，未必一定要称“亲”，只是认为如果不加特殊名号，便无法使他区别于臣属。臣认为不是这样。推明生身父亲的道义，不把他当作臣属，自然就明白了；竭尽恭敬的礼节，他的尊贵也就可以看见。况且应当衡量事情的体制，另立特殊称号，关键在于尽到尊崇之意而不违犯礼典。言事者都想用高官、大国加给濮王，这实在不是懂礼之人的话。先朝所封的爵位，难道是陛下敢于改变的吗？爵秩的任命，难道是陛下敢于擅自增加的吗？臣认为应当让濮王的儿子承袭爵位、奉祀濮王，尊称濮王为“濮国太王”。这样便是迥然不同的特殊称号，与其他等类完全有别，各种礼数也必定都合乎亲情。请举一例作为准则：比如已经设置嗣子承袭爵位，必定要举行祭告，应当说：“侄嗣皇帝某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国太王。”这样自然在濮国达到了最尊崇的办法，对仁宗皇帝也没有二心的嫌疑，天理人心实在相合。不仅能端正今天的事情，也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又恐怕议论者对“太”字有所疑惑，这并不是这样，因为它附在“濮国”之下，自然与大统没有嫌疑。如今称“亲”，大义上还不能安定。言事者不断论列，前面的人退去，后面的人又接着来。即使台臣不说话，在位百官也一定会相继进言；道理不可夺，形势不可遏止。事情的体制如此，终究难以强行坚持。仁宗皇帝在位很久，天下亿兆百姓都沐浴在仁恩之中。陛下刚刚继位，功德还没有施及天下，而天下倾心爱戴陛下，是因为陛下是仁宗的儿子。如今又听说把濮王称为亲，所有有生命的众类都愤恨痛心。大概天下人不知道陛下以孝侍奉仁宗、感格天地的心意，也不知道陛下尊敬爱护濮王的本意；他们只看见错误地造成了这个称谓，所以深深怀疑忧虑。他们认为濮王既然又称为亲，仁宗便不言自明地被断绝了，群情汹涌恐惧，异议喧嚣。君王的孝道，在于得到四海人心的欢悦，为什么要用不正当而无益的称号，使亿兆人的口舌指责诽谤，导致濮王的神灵在上面也不得安宁？臣推想陛下仁慈孝顺，哪里忍心这样做呢？这都是由于左右近臣不能为陛下阐明这个道理：神道并不远离人情，所以先圣说“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存在者”。假如仁宗仍在位，濮王还居于藩国，陛下既为嫡长嗣，又把濮王称为亲，那么仁宗难道不震怒，濮王难道不侧身恐惧吗？这样君臣兄弟之间立刻就会产生嫌隙，他们将把陛下看成什么样呢？神灵如果仍在，也难道会不是这样吗？由此看来，陛下即使给濮王增加称号，他哪里肯承受呢？伏愿陛下深思这个道理，去掉称亲的文字，明确向天下显示，那么祖宗和濮王的神灵在上面交相欢悦，都会降福保佑陛下，使陛下享有无穷福祉；天下所有人的心也会一致得到安慰喜悦，天下受到德化，人伦自然端正，大孝的名声光耀万世。奸邪之人希望得到恩宠、牢固保持宠幸，只为自己谋划，损害道义、伤害孝道，来陷害陛下。如今既然公论如此，他们不能不徘徊不定，便千方百计搜求说辞，务求巧言粉饰，欺骗蒙蔽圣听，抵拒进言者，希望侥幸得到罢休，仍图自求安稳。正直的言论还没有被省察，巧辩已经到来，陛下的心便没有机会觉悟。伏乞陛下把臣这篇奏章反复省览数遍，亲自从圣心裁断，不要让奸人与闻其事。那些费尽心思、排斥拒绝他人言论、隐藏踪迹、暗中赞助陛下的人，都是奸人。希望陛下明察辨别，不要采用他们的说法，那么圣心自然会开悟，至理也会明白，天下将有无比的愿望。代吕晦叔应诏上疏 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十三日的诏令，因为彗星出现在东方，允许朝廷内外臣僚直言朝廷的过失。臣自从因言事获罪，长期离开朝廷，没有什么可以补报，退居闲散冗杂的职位，尚且敢于区区进言，是确实看见陛下敬畏天命，有恐惧自省、修明政事的意思。草野之人尚且想要效忠并尽其诚恳，何况臣世代承受国恩，长期忝居近侍，即使身在罪过之后，怎敢不竭尽愚诚来回应明诏？臣考察前史所记载的，彗星作为灾变的情形很多，很少有不应验的，大概上天的意志并不是无缘无故如此。如今陛下既然有警戒敬畏之心，就应当思考消除灾异的办法；并且应当考虑今天的灾变究竟从哪里来。《尚书》说：“上天所看，依据的是我百姓所看；上天所听，依据的是我百姓所听。”难道不是政事造成的吗？如果说不是政事导致的，那么经典就是诬妄，臣还说什么呢？诏令所求，也就成了徒设。如果认为是政事造成的，那么改变政事来顺应天意，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谓“可以祈祷使它到来，也可以禳除使它离去”。《左传》说：“上天出现彗星，是为了除去污秽。”又说：“是为了除旧布新。”臣希望陛下只把它看作上天的告诫，思考应当除去什么事情，应当采用什么办法来更新。

译如果说旧有政事已经很好，没有什么可以除去的，那么上天就是诬妄，臣还说什么呢？如果认为应当谋求自我更新，那就在于陛下自己思考罢了。除非是极其无道的时代，什么时候遇到灾异而不感到恐惧呢？然而能够自我更新的，大概很少。大多是被自己的欲望蒙蔽，被所任用的人迷惑，明察不足以自行辨别。把正确看成错误，把邪恶当作正道，败亡临头还不醒悟，天也不能再警戒他。难道是喜爱罪恶而厌恶灭亡、憎恨治理而喜欢混乱吗？也只是被迷惑而不能辨别罢了。臣认为辨别并不困难，只是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假如确实能够反省自己的存心，考察自己所任用的人，观察自己的施政，思考自己的处世，然后拿这些去质问众人的言论，还有什么迷惑不能辨别呢？能够辨别迷惑，就会知道用什么办法来回应天意、自我更新。臣请为陛下辨明。所谓反省自己的存心，是说君主因为亿兆百姓而成为尊贵之人，那么抚育、治理他们的方法，就应当竭尽至诚恻隐的心，把百姓看作受到伤害一样；每次行动都敢不谨慎吗？应当战战兢兢，只害怕有一项政令不顺应天意，有一件事情不合乎道理，这才是王者公正无私的心。如果反而倚仗所处的权势，放纵追求欲望的心，以严酷的法令行事，把制定条文纲纪看成可喜，把使国家富足、使兵甲强盛看成自得，急于有所作为，乐于自任其事，贪欲迷惑到了这种地步，迷失错误又怎么能自己知道呢？像这样的人，是把天下人的利益牺牲给自己的私欲；辛勤劳作，恰恰只会招致失败【一作“贪败”】；早起晚睡，恰恰只会招来后悔。凭这种做法而达到善治，我从未听说过。愿陛下在内心反省一下，有没有接近这种情形的地方？如果有，那就是上天所发出的警戒，应当改过自新。所谓考察自己任用人的情况，是说君王用人，应当出于天下的公心，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他看到正直的意见，也不要求人家顺从自己；想要违逆己心的意见，就到正道和防范之中去寻求；有志于正道的人，即使察知自己的错误，仍然勤勉不懈，唯恐有所遗漏。这就是君王任人的公心。至于喜欢同己者而厌恶异己者，偏听偏信而损害明察，认为对方所说的正是自己最想听的，便欣喜地期待、信任而受其迷惑；到了极端厌恶的地步也不察觉，任其欺骗而不醒悟。这样推行下去，甚至可以把鹿说成马。愿陛下考察自己任用人的情况，有没有接近这种情形的地方？如果有，那就是上天所发出的警戒，应当改过自新。陛下刚开始谋求治理时，还没有偏私，君主的好恶取舍，全都依据公议。天下人称为贤能的，陛下也跟着认为贤能的人很多，召进朝廷的也很多。等到已经有所作为以后，却都因为不合己意而被排斥，又改用后来的人，而这些人过去都不曾被认为贤能。这样以后，议论便没有违背的了；起初认为贤能的人全都成了愚人，起初不曾认为贤能的人全都成了贤人。这究竟是天下的公议，还是自己的私意呢？自从议论都不违逆以后，刺耳而违心的话也很少听到了。身居最尊贵的地位，具有超出世人的资质，却听不到违逆自己的言论，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啊。知道人是很难的，即使极其明智也不可能没有过失；然而早晨朝廷同心合作，便成为举世无双的贤人，晚上稍有嫌隙，便有【一作“为”】无穷的罪过，这种颠倒错乱也太过分了。就任用人的原则而言，应当改正的地方已经很明显了。所谓察看自己的施政，是说施政的原则，以顺应民心为根本，以使百姓生活富足为根本，以安定而不扰民为根本。陛下拿今天的情形同即位之初相比，民心是欢悦呢，还是愁怨呢？百姓的生活是富足呢，还是困窘呢？政事是使人安定呢，还是扰乱人呢？亿万百姓并不是不能说话，只是恐怕考察得不够周详罢了。如果有未能察知的地方，那就是上天的警戒，应当改过自新。所谓思考自己所处的境地，圣人说过，已经灭亡的要保全其存在，已经混乱的要使它得到治理。陛下必定不会把这些话认为是妄言；自古以来，哪里有因为担忧危亡而终于走向危亡的呢？只是那些自以为天下太平安定，最后却突然走向危亡的，实在太多了。不知道陛下平日对自己的处境是怎样看待的，这只有圣心自己知道。如果有忧虑危惧之心，常常担心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所走的道路不是正确的道路，只怕听不到天下人的意见，这样就是圣王保全天下的心，上帝也会鉴察。如果认为已经安定太平，所任用的人已经合适，所做的事情已经达到极致，天下人的意见不值得忧虑，这样就是上天的警戒，应当改过自新。所谓用人们的意见来验证自己，应当有适当的方法：想询问众人，众人的意见可以使事情得到共同认识；想访问百姓，百姓的意见也可以成为依据。如果只用一个人的心意来考察，却用众人的聪明把它遮蔽起来，哪里能胜任呢？这不足以辨明疑惑，反而足以固守自己的蒙蔽。我认为，外地有一两位老臣，侍奉先朝几十年，长期担任重任，天下都知道他们不是欺骗妄言的人，也知道他们不是败坏国家的人。臣愿陛下以礼相待并向他们询问，他们的话应当可以信任。至于天下所谓的贤人君子，陛下在他们有所作为以前就听说过，而他们又不处在今日利害关系之中，也可以访问。把这几方面相互参照，那么应当改正什么、应当革新什么，本来就可以看清了。天下人一听到诏书的声音，没有不欢欣鼓舞、互相庆贺的，都说陛下一定能够上应天心，召来祥和之气。臣认为只有至诚才能感动上天，关键只在陛下的诚意。过去商王中宗时，出现桑树、楮树生长在朝廷的祥瑞；高宗时，出现野鸡鸣叫的异象。两位君王因此感到恐惧而修明政事，于是使王道重新兴盛，后世百代的商人都称颂他们的圣明。近世以来，归罪于己的诏书、改过自新的言语，也常常有之。倘若君主不是出于至诚，天下人只会把它看作空话，难道能够感动天心、消除灾变吗？臣愿陛下趁此上天的警戒，奋然改过，思念商宗真实的美德，以后代虚浮的文饰为鉴；这样不但可以在今日消除并恢复灾害，还将永远保全宏大的基业于无穷，天下幸甚。代富弼呈给神宗皇帝的奏疏稿

译臣富弼恭见太皇太后山陵已有日期，老臣内心格外急切，不忍不说，冒死把意见奏闻。只愿陛下深思并努力实行，臣的愿望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过去营建昭陵时，英宗皇帝正患病，不能处理政事，朝廷茫然不知制度，因仓促而有所失误，没有再深入考虑并广泛访问。所有规划，全出自工匠的拙劣谋划和宦官的私意，用巨木架着石头作为墓室，计算起来不到一百年一定会损坏坍塌。墓圹中又设置铁罩，重达万斤，用木头作骨架，厚度最多只有几寸，不过二三十年必定会摧毁。梓宫的厚度不足一尺，将来亿万钧重的石头从高处坠落，它又将怎么办？想到这里，令人寒心丧胆。臣起初不知道其中详情，后来又没有办法补救。士人和百姓中有知道这件事的，无不痛心含恨，何况老臣的心情呢？何况陛下的心情呢？后来营建厚陵时才开始使用石藏，议论此事的人私下以为主持此事的大臣已经悟知昭陵的弊病，只是陛下还不知道罢了。如今不幸太皇太后突然离开天下的奉养，正应当防止重蹈此事，应当为此谋划。臣私下认为，周公制定合葬的礼制，孔子赞许鲁人附葬的做法；历代帝王的陵墓虽没有全部采用，也有很多实行了。太祖皇帝的神机圣虑，超过万古；昭宪太后也与太祖合葬于安陵。既然有周公的制度、孔子的教训、历代的旧例和艺祖的法度，遵循它们实行，还有什么可疑的呢？老臣愿陛下思考安葬亲人的办法，为后世作打算，在圣心中决断，不要听从浮泛的议论；奉太皇太后合葬附祔于昭陵，因而拆除铁罩，采用厚陵石藏的制度，再另外加以裁定处置，使将来即使木头腐坏、石头坠落也不能造成危害，挽救仁宗皇帝必然遭遇的灾祸，成就陛下无比重大的孝道，还有什么困难呢？只在于陛下作出决断罢了。既合乎礼典，又顺应人情，即使无知的人也一定不敢认为这是错误的；只是恐怕有人用阴阳禁忌之说来迷惑陛下的聪明，这在陛下的睿断之下并不难辨别。不遵循圣人的教训，不衡量事情的实际情况，却拘泥于禁忌，这究竟是贤明还是愚蠢呢？况且如果阴阳之说真可信，吉凶的应验，贵贱就应当相同。如今天下臣民之家，夫妻没有不同穴合葬的，没听说把这看作禁忌；唯独国家忌讳它，有什么道理呢？唐中宗是庸昏之主，尚且能够遵守礼法、尽孝心，斥责严善思等人的愚惑之论，最终附葬于乾陵。此后高宗的子孙历代延续长久，这说明合葬并非不利。老臣官位达到三公，年近八十，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所要保全的只是名节罢了，难道肯因为一件不正确的事，劝陛下去招致后世的讥笑吗？又担心陛下认为臣的内心虽然忠诚急切，但见识思虑愚昧昏暗，不能明白事理。臣确实十分愚钝，然而臣所说的，是希望陛下遵守经典的教训，依照艺祖的规矩，使仁宗皇帝得到安全安葬的办法，表达对太皇太后极其崇奉的心意，难道只是老臣个人的心意吗？天下人的心意无不如此。陛下若不相信，不妨把臣所陈述的意见询问群臣，一定没有人认为不对。如果认为臣的话不对，那就是让仁宗皇帝的遗骨圣体在巨石之下碎裂而不加怜惜，反倒认为这样才对。凡是有血气的人，谁肯有这种想法呢？臣侍奉仁宗皇帝三十多年，官位达到宰相，因为耳聋眼瞎般的蒙蔽，不能早早知道并在最初救助，已经是大罪。如今遇到可以补救的时机，如果还顾惜情面、顾虑自己，不能尽情直言，天地神灵一定会加以诛罚。死后还有什么脸面在地下见仁宗呢？况且陛下不知道也就罢了，如今既然已经听说，按照常人的情感，也没有可以忍心不去做的道理，何况陛下至仁大孝呢？只愿陛下深思并努力实行，那么天下就没有比这更大的愿望了。富公受托写这篇奏疏，以自己不擅长文辞为由，推辞了再三，但此事意义重大，实在不能拒绝。几天之内，他又产生了顾虑，最终没能上奏。可惜他在大义面前没有果断实行，于是成了忠孝方面的罪人。上给仁宗皇帝的书【皇祐二年】草野中的卑微臣子程颐谨冒死拜伏，上书皇帝陛下。臣考察上古圣明的君主，没有不喜欢听直言劝谏、广泛采纳平民意见的，因此看得更加明白、听得更加聪敏，纲纪端正而天下安定；昏乱的君主，没有不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轻视抛弃正直言论的，因此看得更加受蒙蔽、听得更加闭塞，纲纪废弛而天下混乱。治乱的原因，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伏惟陛下的德行与天地相等，明察和日月相同，宽厚慈爱仁圣，自古以来无可比拟。何曾伤害过一个忠臣，杀戮过一个正直之士？群臣即使有人因为进言论事获罪，也很快重新得到提拔，待遇超过其应得的品秩。这正是千载难逢的进言时机。夏桀、商纣暴虐昏乱，残害忠良，然而义士仍不顾死亡来完成自己的节操。如今明圣之君在上，仁德如同上天；平民之士虽然不负有进言的职责，但如果有可以补益圣治的意见，怎么忍心默默不说呢？如今臣竭尽愚忠，并没有遭受斧钺诛戮的忧虑。臣所担心的是，进言的人太多，难道全都值得采纳吗？狂妄愚昧的话必定很多，而陛下因此认为卑微之士的话都没有用。臣即使剖心沥胆，如果不被省察阅览，也只会白白做这些事情，这正是臣所害怕的。倘若陛下稍稍留意思考，那不只是臣的幸运，实在是天下的幸运。臣请求先陈述自己所学的道理，然后用臣所学来议论天下的事情。臣所学的是天下最正大的道理。圣人因禀受它而成为圣人，贤者依循它而成为贤者，尧舜运用它而成为尧舜，仲尼阐述它而成为仲尼。这个道理极其广大，实行起来却极其容易。三代以前，没有不依循它的；从秦代以后，它逐渐衰败而不能振兴。魏、晋一类的时代，离它更远；汉、唐虽达到小康，实行它却不纯粹。自古学习它的人很多，但考察真正得到它的人，大概很少。道必须充实于自身，然后才能施及他人。因此道若没有大成，就不轻易拿来实行；但也有不只顾自身，而是顺应时势有所作为的人。出仕还是退处没有固定规则，只有义所在之处才是依据。所谓道未大成便不轻易施用，颜回、曾参一类人就是这样。上天赋予孔子的重大使命在于他身上，所以他们能够独善其身；不是达到至圣境界，就不出仕。在太平时代没有用武之地的人，也是如此。所谓不只顾自身、顺应时势而有所作为，诸葛亮和臣就是这样。诸葛亮感念先主三顾之恩，又怜悯百姓涂炭之苦，思考使天下恢复三代的治理，按照义理不能安居自守而不作为。像臣这样的人，生逢圣明的君主，而天下又有危乱的忧患，按义理难道能够只求独善其身，不用一句话使陛下醒悟吗？

译所以说，出仕还是退处没有固定规则，只有义所在之处才是依据。臣请求议论天下的事情，不知道陛下认为如今的天下是安定呢，还是危险呢？是太平呢，还是混乱呢？怎么可以不加以了解！如果天下已经危险混乱却不思考救治的方法，反而说它已经安定太平，那么臣请求说明它并非如此。当前的形势，确实同把火种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却睡在柴薪上面有什么不同？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因此说它安定吗？《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安宁。”臣私下认为，使根本牢固的方法，在于使百姓安定；使百姓安定的方法，在于使他们衣食充足。如今天下百姓的力量已经枯竭，衣食不足，春天耕种播种，只能延续性命等待一年；一旦失望，就必须流离逃亡。这样说来，根本还不能算牢固。臣料想陛下仁慈爱民如子，一定不忍心让他们困苦到这种地步。臣私下怀疑左右前后的人蒙蔽了陛下的聪明，使陛下不能知道实情。如今国家财用常常很不足，不足就责令三司，三司又责令各路转运使，转运使从哪里取得呢？不过是向百姓搜刮罢了。有时四方发生事情，又常常在不当征发的时候征发士卒，毒害尤其深重，急切地下令搜刮征求，榨尽百姓的血汗，往往使人破产失业，骨肉离散。众人看见这种情形，尚且感到悲伤痛苦。陛下是百姓的父母，难道不怜悯吗？百姓没有储备，官府的仓廪又空虚。臣观察京师、边境一带直到天下各处，大多没有两年的储备。倘若突然连续几年遭受灾荒，如明道年间那样，不知道国家将凭什么来应付？领取粮食而不生产的士卒，计算起来超过一百万人，既然没有办法供给费用，就要加重向百姓征敛，而百姓已经离散了。强大的敌人从外部乘隙而入，奸雄在内部产生异心，那么土地崩裂、瓦解溃败的形势，实在令人深深忧虑。太平安宁的时代，圣人尚且不忘记储备，一定要有九年的积蓄来等待灾年。何况如今百姓困苦愁怨的气息，上冲于天，灾害和荒年正是由此召来的。陛下能保证它一定不会发生吗？普通百姓之家，有十金的财产，子孙不能守住，人人都说这是不孝。陛下继承祖宗的基业，而眼前已有土崩瓦解的形势，难道不可害怕吗？四方夷族强盛，自古以来没有可比的，幸而目前还守着盟誓，果真能用金帛满足他们的欲望吗？能保证预料到他们永远只打算维持今天的局面吗？那么防守边疆，岂能没有准备？增加兵力，费用就不够；减少戍卒，力量又不能支撑；这些都不是长久的策略。此前昊贼叛逆，西部边境用兵，几年之间天下极其困顿，大概是内外的经略制度多有失当。陕西百姓所受的苦毒尤其严重，又有许多人逃散，官府还用军法加以禁止，以至于人心大为怨恨，都有谋划防备的言论；其中悖逆的程度很深，不敢让圣上听到，只是恐怕陛下也已经略知一二。所以说：“没有固定产业却有坚定操守的，只有士人才能做到。那些平民百姓，饥寒已经逼迫到内心，父子不能相【原文疑有脱字】保，还能顾念忠义吗？这并不是百姓本来没有良善，而是政治造成的。”当时秦中地区防盗之事屡屡发生，假如延误而不能扑灭，一定会有很多人响应。幸而不久之后终于都能诛灭剪除，还依赖社稷的福佑。西部敌人也疲惫了，他们知道暂时不能作长远谋划，于是暂且用欺诈的言辞表示顺服。假如当时双方进一步相互牵制，不能停止战争，内部的祸乱就会发生，想来实在可怕。如今天下劳苦疲敝，已经不同于景祐以前，又加上过去那样的战事，臣愚昧而深切地担心已经不能承受了。况且造成祸患的，难道只有西戎吗？臣每每想到这些，精神都仿佛飞散，不知道朝廷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怎样？也曾把它放在忧虑之中吗？还是认为没有办法制服他们吗？臣私下认为，如今天下还没有发生大乱，百姓的性命还没有十分危险，陛下应当早日在内心警惕，思考实行王道；否则臣恐怕岁月容易流逝，因循而不思考，从事势看来，必然不会长久。即使我太祖拥有天下、拯救五代之乱而不杀一人，自古以来也没有这样的事，不能同汉、唐相比。固然知道赵氏的宗庙能够安稳如泰山，然而损害陛下的圣明，使这些百姓陷于荼毒之中，实在令人痛惜。臣料想群臣一定从未有人向陛下陈述王道；凭陛下的圣明，难道会有提出意见却不实行的吗？臣私下认为，王道的根本在于仁。臣观察陛下的仁德，是尧舜那样的仁德。然而天下还没有治理好，确实是因为有仁心却没有仁政。所以孟子说：“如今有仁心和仁德的声誉，而百姓却没有受到它的恩泽，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这是因为没有实行先王之道。”陛下精心治理各项政务，常常担心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安置，从未因一时喜怒杀害一个无辜的人。官吏有诬陷他人使其获罪的，陛下便终身弃置不用，这是陛下爱护人民深厚的表现。然而灾荒之年，老弱之人辗转死于沟壑，壮年人四处逃散，成为盗贼而触犯刑法、遭受杀戮的，几乎有几千万人。这难道是陛下爱护人民的本心吗？难道一定要说是年岁造成的，而不是政治的过错吗？如果这样说，那同刺伤人并杀死他，却说“不是我，是兵器”有什么不同？三代的百姓没有这种灾病，难道三代的政治不能施行于今天吗？州县官吏陷害百姓使其触犯刑法，陛下必定深恶痛绝。然而百姓不知道义理，又被贫困逼迫，放纵邪僻奢侈而陷入罪行，难道不是陛下使他们陷入其中的吗？如果一定说这是自然造成的，那么圣人的教化岂不是妄言吗？天下得到治理，是因为得到贤才；天下不能治理，是因为失去贤才。世间并不缺少贤才，只看求取贤才的方法如何罢了。如今求取贤才本来就是为了治理天下，而治理天下的道理，无非是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理天下的道理。要寻求明白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理天下之道的人，按照他们所得的大小来任用：有宰相才能的让他做宰相，有卿大夫才能的让他做卿大夫，有治理郡国方法的让他做刺史，有治理县政本领的让他做县令；各人都得到适合自己的职位，那么没有一项职事不能办好。然而天下还不能治理好，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国家取士虽然设置了几种科目，但贤良方正每年只有一两人，而且所得的不过是博闻强记之士。明经一类的人，只专门背诵经文，不懂义理，是尤其没有用的人。最为显贵的，只有进士科，以词赋声律为工巧。词赋之中，并没有治理天下的道理。人们学习它来取得科第，日积月累，直到做了卿相，却哪里曾知道帝王之道、教化的根本？身居这个职位，却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事业，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过这些。

译这就好比让胡人驾船、让越人来驾车，想求得他们擅长，难道不是很难吗？过去丁度提出建议，说自祖宗以来得到的人才不少，愚昧蒙蔽到了极点，议论者至今还咬牙切齿。假如让墨者评论墨者，当然会认为墨者是好的。如今天下还没有治理好，确实是因为有君主却没有臣子，哪里是世间没有人才，只是求取人才的方法错误罢了。如果一定要选取人才而得到真正的人才，难道没有办法吗？王道不能施行，已经两千年了。后世愚昧的人都说时代不同、事情变化，不能再施行，这正是无知到了极点。然而君主往往被这种说法迷惑。如今有人在路上得到一件东西，给玉工看说是玉，给众人看说是石头，那么应当以玉工为正确，还是以众人的意见为正确呢？一定以玉工为正确。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懂得，一个不懂得。圣人留下教诲，是想用来治理后世；愚昧的人却说不能施行于今天，那么是应当守护圣人的道，还是听从众人的话呢？如果认为众人说王道可以施行，就好比责问盲人五种颜色谁鲜艳，询问聋人八种乐音谁优美；他们说不行，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并不是憎恨五色、厌恶八音，而是听见和看见受到限制。臣观察陛下的内心，并不是不忧虑天下。凭陛下忧虑天下的心来实行王道，难道很困难吗？孟子说：“使齐王实行王道，就像翻一下手掌一样容易。”又说：“以文王为师，大国五年，小国七年，一定能在天下施行政令。”凭诸侯的地位、一个国家的土地，五年尚且可以称王于天下，何况陛下居天子的尊位，命令施行于四海，如同风吹动草木；如果实行王政，哪里只是翻手一样容易呢？从前大禹治理洪水，八年在外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因为思考使天下得到利益，即使劳苦也不躲避。如今陛下施行王政，并没有使身体劳苦、使心思疲惫的困难，为什么畏惧而不去做呢？《孝经》说：“立身行道，使名声传扬于后世。”以此显扬父母，是孝道的最终完成。普通人尚且应当行道来显扬父母，何况陛下贵为天子，难道不发奋求治，思考向尧舜看齐，使百姓得到仁德和长寿，上使祖先光荣，下使美德流传无穷吗？所有所谓的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认为治理今天的天下，就像整理乱丝，不抓住它的头绪提起，就无法治理。所以臣前面陈述的内容没有逐一指出政治上的缺失，只说明有危乱的忧患，救治它应当采用王道。然而实行王道，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尽的，希望能够当面见到天颜，把臣所学全部陈述出来。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陛下就把臣安置在身边，使臣尽情陈述诚意；如果确实可以任用，陛下就大力任用臣。如果实行以后没有效果，臣应当接受欺骗君上的诛罚，也不白白承受陛下的爵禄。陛下询问群臣，群臣一定会说寒微的士人还不能让他接近陛下身边。臣自己思量，认为不是这样。臣的高祖程羽，在太祖朝年过六十时任县令，因为一句话得到圣祖赏识，特别加以提拔，依附太宗，最终做到兵部侍郎，所受的厚待，群臣无人可比。家中谱牒完备，臣不敢繁琐叙述。臣的曾祖程希振，已经因父亲的功劳得到任用；后祖程遹，又受到推恩，国家记录先世的功勋。臣的父亲程珦，又受到延赏，如今任国子博士，并没有拔除一根杂草那样的小功，却已经四代享受君禄一百年了。臣料想天下受国家恩惠深厚的，没有像臣家这样的。臣自任职以来，一直想为国家尽死力，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所以臣进见陛下应当没有疑问。有的人也许还会强词夺理，说不能这样，这是他们自己怀有阴私，害怕受到诋毁揭发。伏望陛下出于圣明决断，不要顺从众人的言论，以王道为心，以百姓为念，斥退世俗的议论，期望建立非凡的功业。从前汉武帝讥笑齐宣王不实行孟子的学说，以致不能称王；却又不采用董仲舒的策略。隋文帝讥笑汉武帝不采用董仲舒的策略，却也没有达到正道，而且不听王通的言论。这两位君主的昏庸，臣料想陛下也曾经讥笑过他们。臣虽然不敢期望达到三位贤人的程度，但臣所学习的，正是三位贤人的道理。陛下不要使后人看待今天，像今天的人看待过去一样，那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希望陛下特别留意。臣愚昧无能，冒越狂直，惶恐至极，臣程颐冒死叩头谨言。《二程文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二程文集》卷七 《伊川文集》二　　　　　　宋　程颐　撰 表疏 辞免西京国子监教授表【元丰八年十一月】臣程颐上言：本月某日，接到汝州公文，送来一份官诰。臣恭承圣恩，授予臣汝州团练推官，充任西京国子监教授。臣是愚昧浅陋的小儒，隐居草野，忽然承受圣明的任命，惊惶不胜【中谢】臣想到自己才识迂阔疏浅，学术肤浅，自己修养尚且不足，哪里能够教导别人？岂敢贪恋冒受宠荣，以致朝廷作出过分的任用？所颁下的官诰，臣不敢接受。谨奉表辞免，谨此奏闻。

译再次辞免表 臣程颐上言：本月某日，接到汝州公文，备文送达尚书礼部符文，奉圣旨不准辞免恩命【中谢】臣以为皇帝陛下刚刚继承帝位，正在谋求大治，首先从民间提拔一个人，应当得到英异之才，置于相应职位，这样天下就会震动，知道朝廷急于求贤；这不只是足以救济一时的需要，也足以成为后世的光彩。如今却任用平庸寻常的人，授予他官职，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希望？后世还有什么可以观看效法的？朝廷这样的举动，是为了什么？臣接受这样的任命，又有什么道义呢？臣虽然极其愚昧，哪里敢贪恋宠禄来招致灾祸于自身？因此不顾刑罚威严，也一定要把辞免的理由全部说尽。臣愿陛下扩大对臣的明察，以照见四方；充实求取臣的本心，用来寻求真正的贤才；用正确的方法求取他们，以合适的道理对待他们，即使圣贤也将为陛下出仕，何况像臣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冒犯天威，臣惶恐战栗，激切不安到了极点。辞免馆职状【元祐元年闰二月二十四日】臣恭承圣恩，授予臣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听到命令后震惊，不知所措。臣昨天承受恩命，被授予西京国子监教授，正在再次具表辞免，又奉圣旨命臣乘驿马赴阙，臣只得奉命而来，还没有获得进见，忽然又有这次任命。臣想到自己是草野之人，既然蒙赐召见，按礼应当先见君主，却先接受恩命，义理上有所不安。况且祖宗朝平民被召见的先例还完整保存着。伏望圣慈允许臣入朝进见，所颁下的官诰臣不敢接受，恭候敕旨。请求再次上殿论述经筵事务札子 新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臣程颐谨上：臣昨日上殿辞免先前颁下的恩命，当面承受圣上的教诲，授予臣崇政殿说书。臣虽然竭尽恳切之情辞谢退避，却没有得到允准。臣于是冒昧怀抱愚诚，冒死上奏天听。臣私下认为，知人是明智的表现，也是帝尧都感到困难的事情。即使陛下圣明鉴察，然而臣刚刚在片刻之间获得进见，陛下看到了臣的什么长处，便骤然加以提拔任用呢？如今从民间取用臣，突然置于经筵之中，大概是非常之举。朝廷将要求臣报效，天下也将注目观察。如果任用不当，就会使当今失望，并给后世留下讥笑，难道可以不慎重吗？臣也不敢一定辞去，只请求再令臣上殿进呈三道札子，陈述经筵事务。臣所说如果正确，那么陛下任用臣就没有错，臣接受命令也没有惭愧；如果所说不正确，臣的才能不足以任用，本来就可以听任臣辞避。这样，朝廷没有任用失当的过错，愚臣也能够适当地决定进退。伏望圣慈，特赐允准。臣不胜惶恐。贴黄 臣不等命令下达，便先有奏陈，大概是想让朝廷在授官以前审慎处置，免得烦劳地更改已经作出的命令。贴黄 如果因为臣昨天已经上殿，只请求降下指挥，准许臣以实封札子进呈，并逐条另附贴黄说明，这同当面口头陈奏也没有不同。

译论经筵第一札子 臣考察自古以来守成而达到盛治的君主，没有比周成王更好的。成王之所以成就德行，是由于周公的辅导养育。从前周公辅【一作“傅”】佐成王，使他从幼年起就受到正当的学习，所见一定是正道，所听一定是正言，左右前后全是正直之人，所以习惯同智慧一起增长，教化同内心一起形成。如今士大夫家庭中善于教育子弟的，也一定延请有名望、有德行、端正方直的人同他们居处，使他们受到熏染而形成品性。所以说：幼年形成的品德如同天性，习惯养成以后就像自然一样。伏以皇帝陛下年纪尚轻，虽然天生具有睿圣资质，但辅导养育的方法不可不周到。所谓辅导养育，并不是等到君主说话做事有过失以后才进谏，而在于平时涵养熏陶罢了。大体说来，一天之中，亲近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会改变，德性器度也会养成。请求朝廷慎重选择贤德之士，准备担任劝讲之职；讲读结束后，常留下两人轮流值日夜，其中一人值宿，以备皇帝询问。皇帝在读书的闲暇、游息之间，时时在内殿召见他们，从容宴饮交谈，不仅可以逐渐磨炼道义，甚至对于人情世态、耕种收获的艰难，日积月累也会自然通晓。与常年居处深宫相比，益处难道不是大得多吗？臣私下听说，隔日才开一次经筵，讲读几行经文，群官列队侍立，庄严地退下，彼此情意几乎完全没有接触。这样却要求取得辅导养育的功效，不也很难吗？如今皇帝年幼，太皇太后慈爱，臣也不敢立即请求皇帝频繁出御经筵；但只要时时见到讲官，时间久了自然就会熟悉。大体说来，同近侍相处久而熟悉，就会产生轻慢；同贤士大夫相处久而熟悉，就会产生敬爱。这正是养成圣德、造福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办法。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请裁决。贴黄 臣私下料想众人的意思，一定会认为皇帝还年幼，不必烦劳这样做。这是浅近的见解。幼年时就学习，成效容易取得；等到已经形成以后才禁止，礼经认为这是不对的。古人从孩子刚能吃饭、刚能说话时就教育他，大概正是为了这个缘故。第二 臣听说三代时期，君主一定有师、傅、保三种官职：师负责以道教训，傅负责辅导其德义，保负责保护其身体。后世做事没有根本，只知道求得治理，却不知道端正君主；只知道规劝过失，却不知道培养德行；辅导德义的方法已经很疏略，保护身体的办法又不再听闻。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聪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年纪尚轻，辅导养育的方法应当取法先王。臣认为，辅导德义，在于防止不正当的见闻，节制过度的嗜好；保护身体，在于使起居适宜，保持敬畏谨慎之心。臣请求皇帝左右扶侍之人，凡应由宫人、内臣担任的，都选择年满四十五岁以上、厚重谨慎的人；服用器玩都必须质朴，各种华美精巧奢丽的物品不得送到皇帝面前，务必要使奢侈靡丽的物品不进入眼中，浅薄鄙俗的话不进入耳中。又请求选择十名内臣充任经筵侍从，用来伺候皇帝的起居；凡是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让经筵官知道。如果发生剪桐叶作戏这样的事情，就随事加以规诫；如果违背保养的原则，就及时进谏制止。调护圣躬，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请裁决。贴黄 如今不设置保傅之官，辅导德义、保护身体的责任全在经筵。皇帝在宫中的言语动作、衣服饮食，都应当让经筵官知道。第三 臣私下认为，君主居于崇高的地位，掌握威权和福禄的权柄，百官畏惧，不敢抬头仰视；四方承奉，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如果不是懂得道理、敬畏义理，所受的养成教育又是这样，那么他的迷惑就可想而知。平常的君主没有不骄傲放纵的；英明的君主也自然容易自满自大。这是自古以来共同的忧患，也是治乱所系的关键。所以周公告诫成王，称述先王的德行，把敬畏谨慎放在首位。自古以来，没有不尊敬贤者、敬畏宰相而能够成就圣德的君主。皇帝陛下还没有亲自处理各项政务，正在专心学习。臣认为，辅养圣德没有比敬畏恭谨、举止庄重更优先的，日常周旋行动都应以此为主。岁月积累、习惯养成，自然会形成圣人的品性。臣私下听说，经筵臣僚侍从的人都坐着，只有讲官站立讲说，这在礼上是违背的。请求今后特别命令讲官坐着讲说，不只是义理上顺当，也是为了培养君主尊儒重道的心。请裁决。贴黄 臣私下听说，讲官在御案旁边用手指着书本，所以不能坐下。请求另派一人指书，讲官稍微离御案远一些坐着讲说。贴黄 臣私下认为，朝廷沿袭旧有体制，只把经筵当作一件美好的事情。臣认为，天下的重任，只有宰相和经筵两项。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宰相，君主德性的成就则应由经筵负责。由此说来，怎么能不把经筵看重呢？

译辞免崇政殿说书表 臣程颐上言：接到閤门的告报，臣恭承圣恩，授予臣通直郎，充任崇政殿说书。臣昨天上殿，当面承受圣上的教诲，已经恳切辞谢退避；后来又接连陈奏，愚诚已经竭尽，但圣听仍未改变【中谢】臣私下认为，儒者能够凭经术在君主面前进言，言论得到信任，志向便能施行，这是自古以来怀抱道术的人谁不愿意的事情？只是遗憾没有机会得到。臣是什么人，竟有这样的遭遇？然而臣观察上古君臣之间道合无间，没有不是由至诚感动、由信任而使志向得到施行的。如今臣的道理还没有在家族中实行，善行还没有在乡党中取得信任，哪里足以感动君主的心呢？如果不衡量自己的诚意尚未达到，却想在进见应答之间把辞说说得漂亮，只求一时的观感，那或许可以；但如果一定要通达神明、光照四海，长久保持诚意而不厌倦，臣知道自己做不到。因此臣想进用自己时想到义理，遇到时机时又惭愧自己的不足，冒犯天威，把区区的意见全部说出。伏以皇帝陛下年纪尚轻，正依赖左右前后的人辅导养成圣性，劝讲之职责任没有比这更重的。臣私下认为，天下四海广大，贤能俊杰极多，臣愿朝廷广泛谋询群臣，从各方面搜求选择，期望得到出类拔萃的贤才，安置在陛下左右，辅佐成就圣德，成为宗庙社稷和百姓的福祉。像臣这样愚昧的人，实在担心不足以担当这一重任，所有官诰臣不敢接受，谨奉表辞免，谨此奏闻。再次辞免状 臣承受恩命，被授予通直郎、崇政殿说书，随即具表辞免。接到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不准辞免。臣听说古人要等到事情确实可行之后才出仕。臣虽极其愚昧，读书成为儒者，难道敢不把古人的原则作为准则吗？臣近来进呈三道札子，还没有听到裁决。伏望圣慈再加省览，如果其中稍有可用之处，臣接受命令后不敢再辞；如果狂妄而没有可取之处，就请求准许臣辞避。这样贵在朝廷没有取用人才的过失，小臣也尽到了进退的道理。臣是山野之人，不能修饰文辞，只能倾尽诚意，愿陛下赐予开怀采纳。恭候敕旨。请求在六参日上殿的札子【元祐元年四月】臣私下认为，朝廷设置劝讲之官，是为了辅导君主，难道只是讲明经义而已？还要用它熏陶性情，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辅佐君主，参与君主出入起居。应当早晚接受教诲，以辅佐君主的德性。历来到了暑热时便停止讲读，一直到中秋，才重新御临经筵。几个月之间，讲读官没有机会进见。以文武兼备、圣明的君主来说，本想让他早晚接受辅佐，如今却几个月不相接触，儒臣实在不是先王辅导、培养德性的本意。如今君主年纪尚轻，辅养的方法怎么可以如此疏忽简略？臣请求在皇帝未御临讲筵期间，每逢六参日，宰臣奏事退下后，准许讲读官上殿问候圣体。几天见一次面，儒臣不但对君主有益，按劝讲的礼制来说，也本来就应当如此。伏望圣慈特别赐予允准。上给太皇太后的书【元祐元年】六月某日，具位臣程颐冒死拜上书太皇太后陛下：臣是愚陋之人，从年轻时起就不喜欢求取功名，以读书求道为业，到如今将近三十年了。当英祖在位以及神宗初年，屡次被当权者称荐。臣在那时自知学问不足，不愿出仕。等到皇帝陛下即位，太皇太后陛下临朝听政，寻求贤才、希望治理好国家，大臣们体察圣意，搜求隐逸贤士，首先顾及臣这样的微贱之人，蒙恩授任西京学官。臣在那时仍没有出仕的打算，推辞躲避了两次，突然又接到召命。臣门下的学生，催促臣赴任的有一半，劝臣不要去的也有一半。催促臣去的说：‘君主召见，礼法上不能等候车驾。’劝臣不要去的说：‘古代的儒者，君主召见也不前往。’臣认为，被召而不去，只有子思、孟轲才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两人处在宾师的地位，不去是为了规劝君主。像臣这样微贱的人，靠食用土地上的出产而成为王朝的臣民，被召而不到，国家自有常法，所以只能奔走应命。到了宫阙，蒙恩授予馆职，刚要以义理推辞，随即又蒙召对。臣在这时仍然没有出仕的打算。进到殿前，距离天颜很近，却从未敢用一句话谈及朝政。陛下看待臣，难道是把臣当作求取仕进的人吗？后来臣亲自听到圣上的教诲，被提升到经筵任职，事情出乎意料，茫然惊惧。臣私下反复思量，儒者能够用道学辅佐君主，这是非同寻常的际遇。假使由臣自己选择处境，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在此时虽然因为自己没有才能而想辞职，但报效国家的心，实际上已经萌发了。只是还担心陛下喜爱贤才、乐于行善，果断地任用人才，对臣的情况或许还没有审察清楚，所以又进献狂妄之言，希望陛下详细察看：如果臣稍有可用之处，怎敢不就职；如果臣狂妄而无所取，则请允许臣辞避。奏章上了两次，陛下两次命臣只管接受任命，这说明陛下并不认为臣狂妄。于是臣接受命令来供职，早晚竭尽精力、耗尽心思，只希望君主的德行如同尧舜，使将来天下享有尧舜那样的治理，使宗庙社稷拥有长久稳固的根基，这就是臣的心愿。臣本是山野之人，禀性朴直，言辞粗陋笨拙，这些缺点确实存在。至于爱戴君主的心、侍奉君主的礼节、告诫君主的道理，臣怎敢有所不尽？还要依赖圣明来明察鉴照。臣自知极其愚昧，蒙受陛下特别通达的知遇，得到这样的际遇，愿献上微薄的诚意，希望能有丝毫补益。只愿陛下留意省览，臣不胜荣幸。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亲自行大道，接纳忠言，委任有德望的老臣，不只是维持大业，而且还想兴起太平盛世，这是前代英明君主也不能相比的。

译只要每天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臣认为，今天最大、最紧迫的事情，是为宗庙社稷和百姓作长久打算，只有辅佐培养皇上的德性罢了。纵观前代辅佐培养幼主的方法，没有比周公更完备的了。周公的做法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臣希望陛下扩大高远的见识，确信圣人的话必定值得相信，先王的道必定值得实行，不要拘泥停滞于近世的规矩，不要因众人的议论而改变、迷惑。古人所说的‘周公难道会欺骗我吗？’正是这个意思。周公撰写《立政》一书，列举从常伯直到掌管衣服、虎贲等职的人，说知道忧恤这件事的人很少。一篇之中反复恳切叮咛，所说的只有这一件事。又说：‘辅臣正直，君主才能正直。’又说：‘君主有德，是辅臣的功劳；君主无德，也是辅臣的责任。’又说：‘侍从、御者、仆役，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以便早晚承受辅弼君主的责任；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一件事不恭敬。’这就是古人的意思：君主一步也不能离开正直的人。因为这样可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所以习惯会随着智慧增长，教化会与内心一起形成。后世不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君主到经筵学习，只是为了涉猎书史、阅览古今。不知道涉猎书史、阅览古今只是其中的一端罢了。如果只限于这样，那么能作文的宫人可以充任劝讲，懂得读书的内侍可以充任辅导，又何必设置官职，精心寻求贤德之人呢？大体说来，君主承受上天的使命，禀赋自然与众不同。历考前代史书，帝王的才质很少有超过常人的，然而德行完美而有道的君主却很少。这是什么缘故呢？都是因为辅佐培养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又由于君主所处的地位和权势使然。伏惟皇帝陛下天资纯美，德性仁厚，一定会成为有道的宋朝君主。只可惜辅佐培养的方法还没有完全做到。臣供职以来，六次侍奉讲筵，只见各位臣子拱手默坐，应当讲说的人站在案旁解释几行文字便退下。这样即使年年累月，又能得到多少益处？这与周公辅佐培养成王的方法很不相同。有人认为皇上还年幼，暂且只能这样，这是不懂根本的说法。古人教导孩子，能吃东西、能说话就开始教育他。《大学》的教育方法，把预先准备放在首位。人在幼年时，知识和思虑还没有固定的主宰，就应当每天把格言至论陈列在面前；即使还不能明白，也应先熏陶浸润，使这些话充满耳中、充实腹中，时间久了自然习惯，仿佛本来就有。即使后来有别的话来迷惑他，也不能进入他的内心。如果不预先这样教育，等到稍稍长大，私意【一作“思虑”】和偏好从内心产生，众人的辩说从外部熏染，想使他保持纯正完美就不可能了。所以关键在于先入为主，哪里会有太早的问题呢？又有人认为皇上天资极其美好，自然不会违背正道，不必过分忧虑，这尤其不是高明的见解。圣人没有比舜更圣明的了，但禹、皋陶仍然不忘记规劝他。规劝的话甚至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喜欢怠慢游乐、骄傲暴虐。’况且舜不做怠慢游乐、骄傲暴虐的事，即使最愚笨的人也应当知道，难道禹还会不知道吗？这是因为处在崇高的地位，警戒规劝的方式不得不这样。况且人的心哪里会永远不变呢？以唐太宗的英明睿智，亲身经历艰难，竭力平定祸乱，年纪也已经很大了，起初厌恶隋炀帝的奢侈华丽，毁掉他的层楼高殿，但不到六七年，又想修建乾阳殿；人的心志难道真的可以永远不变吗？所以圣贤即使处在最英明盛大的时候，也不废弃规劝戒惧，难道不是考虑得深远吗？何况是年幼的君主，防闲邪念、纠正过失的方法，难道可以稍有懈怠吗？臣私下见自四月末以来，因为暑热停止讲读，直到中秋，已经超过三个月。古人希望早晚承受辅弼，君主出入起居都得到辅佐，而如今竟然三个月没有见到一次儒臣，这与古人的用意相差多么远啊！如今士大夫人家的子弟，也不肯让他们长时间累月不亲近儒士。初秋天气渐渐凉爽，臣想请求在内殿或后苑清凉的地方召见臣等，让当天的讲官陈说道义；即使没有深厚的益处，也能让天下知道太皇太后有这样的用意。又由一人单独应对，与多人同见不同，自然容易沟通感情，见过三五次便应当熟悉了。如果不这样做，逐渐任其自然发展，就会使辅导官全都不尽力，将来还要他们做什么呢？等到伏假结束，还请依旧按轮次值日，贵在经常能有一名讲官单独应对。启发引导的方法，自然有适当的途径；同伴学习的益处，最为切实。因此周公辅佐成王时，让伯禽和成王相处，圣人的做法一定没有不恰当的。真宗让蔡伯希侍奉仁宗，正是效法古人。臣想请求选择臣僚家的子弟，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端庄谨慎而聪慧的三人，侍奉在皇上左右；皇上所读的书，也让他们一起读。天刚亮就入宫，天黑才结束回去，常常让两人入侍，另一人轮流休息。每人选择年长宫人、内臣各二人随从照看，不得片刻离开。平常的说笑也不要禁止，只是言语必须端正，举止必须庄重。仍然让他们每天到资善堂呈报所学习的功课，讲官经常加以教导劝勉，使他们懂得敬畏。到了十三岁，就让他们离去。经过一段时间，自然会觉察到其中的益处。向来宰臣十天一次到经筵，也只不过默坐罢了。又隔日讲读时，史官一人站立侍奉；史官的职责是把言语行动全部记录下来。施行于皇上临朝处理政务时，便可以把经筵讲疑【一作“肄”】之处安排在这里，因为这里是皇上闲居之所。皇上正处在开始求学的时候，应当心情安泰、身体舒展，这样才能感到愉悦。如今在大臣面前应对，动不动就担心有所失误；旁边又站着史官，一说出话就立即记录，皇上想放开自己的心志，能做到吗？想发表言论，敢吗？这对求学妨碍很深，不能不改。请求特地下达指示，让宰臣每月两次与文彦博一同赴经筵。遇到宰臣赴经筵的日子，就请在崇政殿讲说，并让史官入内侍奉。崇政殿设置说书一职已经很久了，本来就是讲说的场所。汉、唐命儒士讲论，也多在殿上，这是旧例。迩英阁狭窄，讲读官和内臣将近三十人在里面。四月间天气还不算很热，讲官已经汗流不止。何况皇上身体幼弱，哪里方便呢？春夏之交，人体之气受到蒸迫，实在值得忧虑。祖宗时期偶尔在那里讲读，后人便把它固定为典故，实在没有道理。请求今后只在延和殿讲读，在后面的楹柱处垂帘，帘前设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逢政事较少、圣体安康时，可以到帘下观看讲官进说；这不但能让陛下亲自从圣聪中察看皇上的学业进展，或许也并非没有补益。并且讲官在辅导过程中有不少事情，遇到应当奏报的便可让陛下听到，也不必烦劳圣体。

译不必限定具体天数，只要十天、一个月之内，心情合适时前往也可以。如今讲读官共有五人，四人都兼任重要职务，只有臣没有另任官职。近来又差派臣修订国子监太学的条制，这也算兼任其他职务；这样竟没有一个人专门负责辅导，执政大臣的用意就可看出来了。大概是爱惜人才，不愿让他们闲置罢了。又认为即使兼任其他职务，也不妨碍讲读，这尤其是没有经过思考。我也不敢只说告诫君主的道理，姑且用来告诫众人。向人进言，如果没有积累诚意，就不能使对方感动而接受。因此圣人用蒲苇受教来作比喻，是说要用诚意感化。如今钟因愤怒而敲击，声音就刚烈；因悲哀而敲击，声音就悲伤，这就是诚意感受并进入其中的缘故。向人进言也是这样。古人斋戒后才向君主进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臣前后两次得到进讲的机会，从来不敢不提前斋戒警惕，默默思考、保持诚意，希望感动皇上的心。假如让臣忙忙碌碌处理职务，思绪纷乱，等到皇上面前才修饰言辞、讲说道理，只凭口舌去感动人，不是太浅薄了吗？这个道理，不是懂得学习的人不能明白。道衰学废，世俗之人哪里听说过这些？即使听说了，也一定认为迂腐荒诞。陛下见识高远，应当明察，凭朝廷的重大和君主地位的尊贵，设置二三名大臣专门负责辅导，绝不是过分。如今诸位大臣所兼任的都是重要官职，如果不能立即罢免，请暂且免去臣修订国子监条制的差事，使臣早晚专心思考，竭尽诚意，把心力专用于辅导。这不但合乎事理，也能使天下知道朝廷把这当作重大事务，而不是把它当作闲职。陛下从民间选择臣，大概是因为臣读过圣人的书，听闻圣人的道。臣怎敢不用所学来报答圣明？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学问已经失传很久了，臣有幸从遗留下来的经典中得到它，不自量力，以自身承担弘道的责任。天下惊骇嘲笑的人虽然很多，但近年相信和跟从的人也不少。正要勉力阐发自己的学说来给学者看，希望能够流传后世。不料上天赐予的幸运到了极点，竟然能够在君主身边参与讲说，使臣可以用圣人的学问滋润圣明的听闻，那么圣人的道就有希望施行，难道只是臣一人的幸运吗？如果陛下还不相信臣的话，为什么不赐臣一次询问的机会？臣当陈说圣学的端绪，阐发至道的深奥微妙。陛下圣明的鉴察高远清晰，一定会照察并采纳。假如臣所说是虚妄伪谬的，愿意接受诛杀。臣愚昧，承受不起这番恳切诚意，惶恐至极，等待治罪。辞免判登闻鼓院奏状【元祐元年八月】臣本月二十二日接到尚书省的黄牒，奉诏差遣臣兼任代理判登闻鼓院。臣不敢逃避斧钺诛戮，倾尽诚意，上奏烦扰圣听。臣私下认为，劝讲的官职，按体制应当专任。臣去年六月所进的文字中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不敢重复陈述。伏望圣慈把臣以前所进的文字再赐阅览，只求合乎义理，不要因为臣地位微贱而废弃臣的言论。前项诏命，臣不敢接受。伏乞特地下达圣旨，允许臣辞免。冒犯天子的威严，臣惶恐无任。贴黄。向来鼓院官员按时出入；如果兼任此职，遇到讲说的日子，或有紧急诉讼案件，就必须滞留在院中。伏望圣慈特加详察。再次辞免的奏状。臣接到尚书省的札子，因为臣辞免兼任代理判登闻鼓院，奉圣旨不许辞免。臣是微贱的小官，冒犯天威，甘愿接受显明的诛戮。既然承蒙朝廷宽大的恩赐，怎敢不再尽献微薄的诚意？陛下把臣从民间提升起来，列入劝讲之臣，天下为之震动，知道陛下崇尚儒学、尊重道术，留意国家根本；这难道只是当时的美事，也足以成为后世的盛谈。如今又命臣兼任判鼓院，使臣入朝便侍奉君主谈论道德，出朝便坐在司局主持诉讼。臣愚昧，私下认为这有失朝廷用人的体制。何况臣禀性朴拙愚钝，只知道做学问，对于时务全都不熟悉，若临事处理公事，必定造成废缺。若能专心致志，深入研究圣学，以备皇上咨询，这是臣愚昧而极其强烈的愿望。伏望圣慈怜察，特许臣辞免。伏候诏旨。

译论冬至称贺札子【元祐元年】臣听说冬至这天，百官拜表称贺。臣认为节令更替，正是应当深切思念的时候。如果接受贺表，就大大违背居丧的礼制，使四方和后世轻笑朝廷，也无法用来教化天下。臣想请求特下中旨，把称贺改为慰问。臣充任劝讲官，职责在于用经术辅导君主，看到这种违背经典、失去礼法的事情，不敢不说。请陛下裁决。贴黄。臣私下担心圣意会认为，去年冬至和今年元旦已经接受过贺表，不愿改变；这是非常不对的。后来采取正确做法可以遮盖先前的错误，改正过失而不吝惜，这正是成汤所以被称为圣人的原因。又上太皇太后疏【元祐二年春】臣程颐倾尽愚昧的诚意，冒昧让圣上听闻，至于因狂妄获罪，臣不敢逃避。臣想到自己是民间的卑贱士人，蒙陛下提拔，置于劝讲之列，早晚竭尽精力思虑，想办法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去年六月中，臣曾经上奏陈说辅导君主的事情，已经过了半年，却没有一件得到施行。臣愚昧地想，臣所说的事情很多，如果全都不能采用，那么臣的狂妄也太严重了。即使朝廷宽厚，不愿因为言论治罪于人，然而皇上年纪正长，应该亲近有道德的士人，难道可以把狂妄之人置于左右吗？臣徘徊疑虑，不能自我排遣。何况臣所说的，并非出于自己的私意，都是先王的法度、祖宗的旧制，不应当没有一件合乎圣心。臣私下怀疑文字太多，陛下不能详细阅览；或者虽然阅览了，却没有察知臣的本意。臣不敢一一重说，只选取一件最为切要的，再为陛下陈述。臣以前上奏，请求在延和殿讲读，太皇太后每逢政事较少、圣体安康时，到帘下观看讲官进说；这不但能让陛下从圣听中察看皇上的学业进展，或许也会有所补益，而且讲官在辅导过程中有不少事情，遇到应当奏报的便可让陛下听到。臣如今思考，太皇太后在双日垂帘听政，如果在单日又亲临讲读，恐怕也会烦劳圣体。请求只在垂帘听政的日子，听政结束后，圣体不疲倦时，召当天的讲官到帘前，询问皇上的学业进展和讲说进行到什么程度；这样既能启发增益皇上，也能让天下知道陛下在辅养君主的事情上用心如此。延请儒臣应对，自古以来都认为是美事。陛下不妨试行臣的建议，日后自然会知道它没有错。这只是临时的事情，并非固定制度；如果没有益处，停止它又何妨？向来经筵赐坐、赐茶，是君主崇尚儒学、尊重道术的礼制。如今太皇太后考察皇上的学业，即使有时让讲官讲说，也没有这样的礼节。臣之所以再三陈说这件事，是因为辅导之中有应当奏知的事情，却没有途径向上通达；如果能够按时到帘前，就可以陈说，关系重大。陛下一定会认为皇上年幼，隔日讲读就够了，没有别的事情；这是很不对的。只是从前没有人为陛下极其详尽地陈说辅养幼主的道理，所以陛下还没有深思罢了。愿陛下圣明，不要因为臣地位微贱而忽视臣的话，察看臣微薄的心意，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吗？只希望对君主有所补益罢了。臣披露肝胆，能够说的都说到这里了。伏望圣慈采纳，天下幸甚。乞就宽凉处讲读奏状【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臣伏见迩英阁讲读，进入夏季后渐渐炎热。去年四月以后，即使清晨讲读也很有暑气，恐怕对圣体不合适。请求特下圣旨，移到一处宽敞凉爽的地方，以求稳妥便利。谨录此奏闻上，伏候诏旨。贴黄。虽然自祖宗以来一直只在迩英阁讲读，因为皇上的圣体还很幼弱，尤其必须格外用心谨慎地保护；祖宗的法度本来有不能改变的，至于讲读的场所，却没有不能选择便利之处的道理。贴黄。如果没有别的稳妥便利之处，只请在崇政殿或延和殿的单日讲读，这自然不会妨碍双日垂帘听政。又上太皇太后书【元祐二年四月】某月某日，具位臣程颐冒死拜上书太皇太后陛下：臣近来进言说迩英阁讲读渐渐炎热，请求移到宽凉之处。贴黄中说：如果没有别的稳妥便利的场所，只请移到崇政殿或延和殿。臣私下听说给事中顾临有言，认为在延和殿讲读不可行。臣本来是因为迩英阁炎热，恐怕对圣体不适。如今听说正在修整扩建迩英阁，如果能够得到宽敞凉爽之处，那么臣的愿望就实现了。对于顾临的话，臣本来可以不予理会；然而其中有很大的危害，不能不替陛下辨明。如果顾临的话只是想改变、迷惑太皇太后的圣意，臣的官职不是谏诤之官，不辨说也还可以。如今如果把顾临的话当作正确，就会误导皇上的见识，臣的职责在于辅导，怎能不辨明？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国家所忧虑的事情，没有比在位者不学习更大的。在位者不学习，君主就不能听闻大道，朝廷就不能实现善治。不闻道，浅薄世俗的议论就容易进入，道义的言论就难以进来；君主的功业和德行高下，全都系于此事。臣不敢用谄媚的话取悦陛下，只是听说陛下博览前代史书，请陛下遍览史册：前代太后临朝听政，有没有不损坏纲纪的？有像陛下这样以至公为心、勤勉求治、做英明君主所做之事的吗？这是陛下自己知道的。陛下有史册中所没有的盛大德行，天下也希望陛下建立史册中所没有的功业，不只是维持年岁，等待君主长大罢了。大概是希望陛下使天下达到太平安定，把长久宏大的谋略留给子孙。留下谋略、实现治理的办法，应当使圣德一天天提高，善政一天天更新。增进德行在于求道，谋求治理没有比考察古代更好的。道理一定要向有道之士询问，古代一定要向精通古事的人访求。至于世俗浅薄之士，把守道说成迂腐，把考察古代说成拘泥，只足以惑乱君主的听闻。近年以来，士大夫的风气更加衰败，志趣低下，议论鄙陋浅薄，高识远见的人越来越少，已经习惯成风了。这种风气不改变，臣认为不是兴隆的征象，而是衰败的趋势。大体说来，浅薄世俗的人把顺从说成爱君，把卑屈说成尊主，把随俗说成懂得变通，把沿袭错误说成守常。这是今天的大患。假如这样的人很多，那么君主即使有高远的见识，难道能独自承担吗？臣不知道进献道德之言、足以增益圣德的人有多少，但损害陛下的远大谋略、改变陛下善意的人却是有的，顾临的话就是如此。臣料想顾临的用意，不过是认为讲官不可以坐在殿上，把尊重君主作为说辞罢了。

译在殿上讲说义理中最正确的道理，是古代经常实行的制度。臣没有时间广泛引用远古事例，只按本朝旧例来说。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命崔颐正讲《尚书》，命邢昺讲《春秋》，都在殿上。当时还有坐着讲、站着讲的仪式，只是始于明肃太后的意思。这是祖宗尊重儒学、崇尚道术的盛美之事，难道只是子孙应当效法吗？也是万世帝王都应当效法的。顾临却认为不可以。顾临说讲官不可坐在殿上，那么昭素只是布衣之士，就更不应该坐了。迩英阁讲读，只是从仁宗时起为了便利才这样，并不是为了避开殿上。如果是为了避开殿上，就不应设置崇政殿说书一职。虽说以殿名设置官职，不一定要求在本殿说书，但也绝不会在不可以讲说的地方设置说书官。臣每次进讲，从来没有不规劝皇上以祖宗的美事为法。按照顾临的意思，就是禁止皇上再做优礼王昭素之类的事情，也不能再有在崇政殿设置职官的意思。祖宗的美事却让皇上独独不能做，如果皇上相信这话，损害难道不是很大吗？在殿上说书也是常事，君主崇尚儒学的道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臣如今口头上还不敢说，但内心只是希望辅养皇上尊重道术的心，使他成为像前代明王那样光耀史册的君主，并不只是争论这一件事。顾临的见解与臣的心意，差别为什么这样大呢？况且讲经和饮宴，哪一件更重要？真宗、仁宗时期都曾在崇政殿宴请讲读官，向来侍奉宴席都在殿上，而讲经却偏偏不能在殿上，臣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顾临的意思一定会说：‘那只是某一时期的事情，平日则不可以。’如果从义理上说确实恰当，平日实行又有什么妨害？如果义理上不可以，临时实行也不可以。臣起初提出这件事，执政大臣并没有认为不对。等顾临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认为顾临对而听从他。臣推测，把顾临的话当作正确的人或许有几个；如果说四五位大臣全都认为正确，那一定不是事实。因为这不是难以知道的事情，不应当四五个人的看法都这样。只不过因为陛下相信顾临的话，又受尊君观念的压力，所以不敢说罢了，恐怕这并不是以道事君的道理。当今世俗之人能够说尊君的话，却不知道尊君的道理。君主只有道德越高才越尊贵；至于地位和权势，已经崇高到极点，尊严已经达到极致，不能再增加了。超过礼法就是非礼，强行抬高尊贵反而不是真正的尊贵。汉明帝亲自向桓荣执弟子礼，可以说是谦逊屈己了；周宣帝自称为天，把自己比作上帝，群臣斋戒洁身数日后才能入朝拜见，可以说是自尊了。然而从义理来看，汉明帝是贤明的君主，百世之后仍受人尊崇；周宣帝是昏乱的君主，百世之后仍受人鄙弃。按照顾临的见解，就一定会认为桓荣不能尊重君主，而周宣帝的臣子能够尊重君主了。这样，不懂道理的人越来越受到进用，不合义理的话天天被听到。即使君主圣明，长期习惯了这种见闻，恐怕也不能不受到损害。后世的功业越来越低下，先王纯正美好的道术不再出现在世上，正是因为浅薄世俗的议论容易被相信并得到实行。先王之道，即使不能全部实行，考察古代的心也不能没有；正如求学的人对于圣贤的事情，即使不能全部做到，仰慕向往的心也不能没有。这才是增进学问、求取益处的方法。如今顾临的意思，却是把古代先王的事情看作不值得效法，认为今天的事情已经足够，不可再有进步。这就是堵塞进善之门，断绝考察古代的道路。皇上正处在年富力强、增进德行的时候，而顾临所进献的意见竟然如此，作为劝讲官，稍微想到自己的职责，怎敢不为之辨明？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不对，臣就不能逃避狂妄之罪。万一陛下认为臣的话正确，就希望陛下明白表示喜好古道、寻求道理的意向，使朝廷在位的臣子全都知道。即使是鄙陋之人，看到陛下圣虑高明、不喜欢浅近，也会勉力思考义理，不敢任凭自己卑俗的见解，害怕在圣明的鉴察下受到鄙弃。果真如此，就将看到道学一天天明白，至理之言一天天进用，弊端风气一天天革除，还有什么益处比这更大呢？臣的职责在于辨明义理，不敢沉默。臣惶恐至极，恳切等待治罪。

译论开乐御宴奏状【元祐二年夏】臣伏见有关部门正在筹备开乐御宴。臣充任劝讲官，职责在于用经义辅导君主，事情如果有害于义理，便不敢不说。居丧应当采用丧礼，除丧应当采用吉礼，随着事情而实行，这才是常道。如今如果为了开乐而张设宴席，就是特意为了喜庆之事举行，礼意和人情都受到损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虽然说这是旧例，但祖宗也没有全部实行，有时因旧例而停止，有时又因事情需要而实行。臣愚昧地担心，祖宗的意思也许正是怀疑这样做不妥。自古以来，太平日子长久，礼乐才逐渐完备，大概都是讲求增减损益而逐步达到的。即使是祖宗旧例，本来就有不能改变的，也有应当随着事情增减调整的。如果认为所有旧例都不能改变，那么过去来不及做的事情，现在就不能再做；先前不妥当的事情，后来也不能重新改正；朝廷的事务再没有增减损益的道理，这能行吗？况且先朝的美事，又何尝一定都要实行？臣前些日子所说在殿上讲说就是这样。旧例如果不妥，就不应拘守不改；臣前些日子所说冬至接受贺表就是这样。臣前后多次进献狂妄之言，从未得到圣旨采纳，但仍不断进言，是因为这是臣职责所在，不敢荒废。伏望圣慈特赐听纳，从宫中降下圣旨，停止开乐宴，直到因事情需要而举行、并且在义理上合适时再用。冒犯天威，臣请求归还田里的第一状【元祐二年十一月初六日】臣先前任崇政殿说书，忽然奉诏差遣代理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听说有言事官陈说臣的罪状。臣既然知道这是责罚性的任命，按礼应当奔走赴任；如今已经到任完毕，才敢倾尽诚意，仰求圣上听闻。臣私下想到，臣本是民间之人，因二三位大臣论荐，才蒙朝廷提拔任用，置于经筵，授予朝廷官阶。如今既然有罪，不再让臣劝讲，那么所受的官职按理应当收回。即使朝廷务求宽厚，对臣而言也有义理上难以处置之处。伏望圣慈允许臣交还官职，归还田里，以安守愚昧本分。冒犯天子威严，臣惶恐无任。贴黄。如果臣原本就是朝廷官员，朝廷任用臣为说书，虽然罢免说书职务，却仍让臣以朝官身份离任，这才合乎臣的本分。臣本来没有官职，只因担任说书才授予朝官；如今既然罢免说书，却只保留朝官而离去，实在毫无义理。第二状【十二月十八日】臣本月十四日接到河南府送来的尚书省札子一份，说臣请求归还田里，奉圣旨不准所请。臣听到命令后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再次竭尽诚意，上奏烦扰圣听。臣先前由崇政殿说书改任代理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听说是因为谏官有话要说。臣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必定是臣确实有罪。臣私下想到，臣本是田野之人，因为司马光、吕公著、韩绛等以品行道义称荐，才蒙朝廷授予官职。如今既然有罪恶，就是没有品行道义，自当追夺官职，以纠正朝廷误用人的罪过；如今还承受俸禄官位，有什么道理？臣愚昧地猜想，朝廷顾惜事体，因为曾经表彰任用过臣，不愿放弃臣。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起初听说臣有善而任用，是陛下急于求贤的心意；后来发现臣有恶而罢黜，是至公之道。伏望圣慈俯察臣赤诚，允许臣归还田里。第三状【元祐三年春】臣私下认为，发现善人就任用，发现不善就退黜，这是君主黜陟最公正的原则；道义相合就进用，不相合就离去，这是儒者进退的大节。黜陟失当，混乱就由此产生；进退忘记义理，道就由此废弃。臣愚昧无能，蒙陛下从破屋茅舍中提拔，置于劝讲之列，随即因为他人的言论而遭黜逐。朝廷既然相信臣有恶，臣的道就没有得到施行；既然相信臣有恶，却仍让臣在官任上，恐怕不是黜陟得当；道没有得到施行，却徒然苟且领取俸禄，也很违背进退的义理。因此臣不敢安居，又连续上封章，请求归还田里。等待命令已经三个月，还没有听到允准的声音。臣按义理本来就应当离去，怎敢不坚决请求？与其等到冒犯君威而获罪，哪里比不上趁准许臣的请求让臣离去？臣不是不知道享受俸禄胜过亲自耕作，贫困匮乏不如温饱富足；只是臣以读书成为儒者，粗知廉耻，不敢违背道义来求得苟且安逸。伏望圣慈怜察臣的至诚，使臣保全一向的操守；如果能够实现归隐田园的请求，臣怎敢忘记天地般的恩德？臣不躲避诛杀，只期望得到允准。请求致仕第一状。臣自从到任以来，三次上奏请求归还田里，等待命令也已经三个月，却没有得到指示。臣之所以请求离去的道理，前后已经陈述尽了，不敢重复烦扰圣听。臣私下认为，朝廷特意从田野中起用臣，置于经筵，使臣辅导君主，这是非同寻常的举动。既然因为罪过离去，如果还包羞苟且求得官位，不顾去留的义理，实在担心后世万代会讥笑圣朝这次任用。臣因此屡次冒犯天威，只期望得到允许。自古为臣，力量才干不能胜任，就应当请求致仕，这是礼法。臣很担心朝廷顾惜事体，既然已经招致臣来，就不愿放弃臣；因此臣不敢再请求归还田里，只请求让臣致仕。伏望圣慈察看臣的诚恳，特赐允准。第二状。臣自到任以来，三次请求归田，一次请求致仕，至今没有得到指示，只得再次竭尽诚意，仰求陛下省察。当皇帝陛下即位之初、太皇太后临朝之始，政事焕然一新，首先顾及人才，把臣从民间提拔起来，置于劝讲之职；观察陛下爱惜贤才的心意，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陛下任用人才的用意，难道不是很深吗？纵观史册，自古太后临朝，没有能做出这样事情的，这难道只是震动一时，也足以光耀千古吗？臣既然得到如此际遇，本应有美好的德行和重大的声望，为朝廷增光；可是臣却没有修养德义，诚意也不够，上不能取得君主的信任，下不能平服浮议，于是招致诋毁，暗中积累罪衅，不久便受到斥逐，使陛下高出古人的盛美举措，反而成为天下讥议的对象。古代君子被任用，就使他的君主尊贵荣耀；如今臣的进用，反而成为圣明的累赘，那么臣的罪过就太大了，还有什么道理再列入仕宦之中？因此臣多次上封章，请求归还田里。臣如果能够离去，那么天下和后世将会说，陛下前日招致人才，虽然没有得到能够有道地取得君主信任、明哲保身的士人，却还没有失去一个行事知耻、进退顾及义理的人；这样，朝廷的任用还不算大错，二三位大臣的荐举也不算欺罔太甚。

译所以臣屡次请求，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朝廷。不了解臣的人，不把臣看作急躁愤懑，也一定会认为臣是在沽名激进；臣难道是这样吗？臣身承最高的学问，心中存着侍奉道的志向，既然不能在当时施行，尚且应当在自身实行；今世不被信任，还希望后世相信，怎么肯失去礼义，以至于在后世自我毁坏呢？这是考察圣贤、依据经义都必然如此的。况且去留的义理，难道只是臣知道吗？凡是学习道的人都共同知道。希望陛下遍询辅政大臣：臣的请求是合乎义，还是不合乎义？如果认为不合乎义，那就是臣所学偏颇错误，臣不敢逃避愚妄、烦扰圣听的罪过；如果认为合乎义，就请采纳臣的请求。或者朝廷顾惜事体，不愿让臣归还田里，那就只请求让臣致仕。辞免服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状【元祐七年四月】臣本月一日接到河南府派人送来的官诰一份。伏蒙圣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秘阁，代理判西京国子监。臣先前受到责罚性任命，出任外官，早晚不得安宁。只是回头反省，起初蒙受招致任用的礼遇，随即成为被黜逐之人，将凭什么面目立于朝廷？本应自我弹劾而退去。至于五次请求而未获听许，难道还可以竭力争辩以求伸冤吗？于是暂且从容等待替代和罢免。尚未任满，突然遭逢父母丧事。想到不能有辱生我之亲，只有坚持一向的节操。丧制尚未结束，已经下达除授的诏书。上面承受眷顾恩典，内心深感惭愧恐惧。臣想到自己志在守道，见识又不懂得随时变通，为世俗所忌恨，动辄招来毁谤。先前蒙受提拔任用，已经因为他人言论被黜，成为朝廷的羞耻。如今又授予臣官职，只会再次成为朝廷的羞耻，对当今圣明时代没有任何益处，徒然取笑于后世。伏望圣慈怜察臣的愚诚，追回并停止这项恩命。臣先前因遭逢丧事，已经离开官职；如今下达的诰命，臣不敢只接受，已经寄存在河南府缴纳。伏乞朝廷检阅臣此前五次奏陈，特赐指示，允许臣归还田里。

译再次辞免表。臣程颐上言：臣先前蒙受圣恩，授予左通直郎、直秘阁，代理判西京国子监，随即具状辞免。本月十九日，河南府送来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不许辞免。被斥逐的人本来应当远远退避，重新收用的命令在义理上实在难以心安【中谢】。臣想到自己勤学多年，以自身承担道义，只知道耕作奉养来求得志向，并不希求闻达来迎合时势。皇帝陛下下诏把臣从民间起用，当面授予臣讲说的职务。臣私下思量，能够讲学而侍奉君主，假如能使君主得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那么天下就能享有唐、虞、夏、商、周的治理。儒者遇到这样的时机，还有什么能超过它？臣因此跃然生出报效国家的心。在职一年多，早晚竭尽精力、耗尽心思，并不只是辨析辞句、解释文义，只希望积累诚意，感通圣心，等到君主的志向相互发明、彼此信任时，才进献滋润心灵的言论，实在希望失传的学问重新在今天彰明，使成就圣人的功效远承先王。自元祐二年春天以来，臣每次进说，陛下常常点头应和臣。臣知道陛下天资圣明而乐于学习，真以为这是千年难逢的际遇，却没有想到道越广大越难被容纳，行迹孤单的人越容易跌倒。入朝受到嫉妒，是世俗的常态；名声越高，毁谤也越多，这是史册明白记载的。像臣这样极其愚钝的人，难道能免于众口非议、不能取信于君上，却还想做继承古人事业、成就世所罕见功业的事吗？人人都知道这很难，臣又怎敢狂妄简率地妄想侥幸成功呢？臣理应在圣明之时获罪，受到公论的责难。志向既然同所做的事相违背，道义上就应当采取相应的行动。臣多次恳切请求离去而未获准许，不久又遭逢忧患而罢职离开。服丧既已按丧制终了，退身就应当实现最初的心愿。难道是要舍弃君王吗？忠于君上的眷恋之情虽然深厚，但实在是不得已；出仕或退处的道义，本来就应如此。臣自念衰老之躯，能够退居安闲之地，听闻当今之事而传之后世，在残年中还有所期望。行道以辅佐君王，甘愿在圣明时代息心退处，哪里料到还蒙受怜悯宽贷，竟使臣重新得到擢升？恩典虽然极其隆厚，但道义上却难以承受。前日朝廷不了解臣的不才，使臣主持劝学；君主若不用臣，也就罢了。若再不知羞耻地苟且求取俸禄官位，便是孟子所说的“这就是垄断”。儒者出仕和退处，应当这样吗？臣并不是苟且自尊，实在是害怕再给圣明的君主增添负累，使天下后世说朝廷特意起用的士人，原来只是贪图利益、苟且求得官位的人，这实在太可羞耻了。臣尚且以此为羞，何况朝廷呢？对臣来说，没有可以接受这项任命的道理，臣冒着万死之罪，上还圣上的恩命。伏望陛下察看臣前后多次的奏章，特别赐下指示。贴黄 臣家世相传以忠孝立身，世代承受国恩，从平民中被擢用，长久侍奉经阁，难道会没有爱君报国之心吗？道义迫使臣应当离去，却没有机会自行效力，所以今天冒死为陛下陈说儒者出仕、退处的道理，以及臣离任、就职的义理，希望能够有所补益，这就是臣区区报答君恩的心意。贴黄 臣请求离去和辞免官职，前后上了七道章奏，陈说出仕、退处的道理，已经说得很详细，言语到这里也已经说尽了。这些话都依据经义，并非出于个人私意，伏望圣明特别加以省察。谢管勾崇福宫状【元祐七年五月】臣日前蒙受圣恩，授予左通直郎、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曾两次上表，辞免任职并请求归返田里。本月十日，臣接到诏令，特授左通直郎、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一职。臣误蒙甄别录用，又一次上封章，不敢说逊让之辞，只是尽忠敬君主之意，深切陈说古代的义理，实在是存有报国之心。圣听至高，臣的话已经说尽，却未能使诚意上达；君威难以冒犯，又担心言语触犯君威，忧惧交集。不只是害怕刑法，实在也是愿意维护国家体统。幸而蒙受宽贷，岂敢再三烦扰？臣更不敢固执违抗朝命，所下诏牒臣已经领受完毕。只是臣现患腰胯疾病，尚未能拜受，待病情痊愈后再谢恩赴任。申河南府乞寻医状【元祐七年八月】臣颐日前接到诏令，授任左通直郎、管勾嵩山崇福宫，随即具奏上报。因为患腰胯疾病，尚未能拜受，准备等病情痊愈后谢恩赴任。如今已经满了一百天，仍未痊愈安好，臣私下害怕长久耽误朝廷命令，想请求外出寻医，谨此具申西京留府，伏乞依照条文施行。辞免再除直秘阁判监状【元祐九年春】臣本月十四日接到河南府送来的官诰一道、尚书省札子一道。臣蒙受圣恩，授臣仍任左通直郎、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专门负责教导之职，臣只是承受圣上的睿恩，却惶恐不胜。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亲自临政之初，天下万邦的贤士，直到海边的百姓，以及夷狄蛮貊之人，无不抬头观看、侧耳倾听。如今亲自听政还不到两个月，便想到劝学的旧臣，把臣从退藏之中重新收录起来。这足以看出陛下圣明，尊崇儒学、重视道义，事情无不明察，足以使天下震动。然而任用必须合乎道理，用人必须恰当，才符合公论，成为盛美之事；否则四方传扬议论，反而会使圣政受到牵累。臣想到去年服丧期满之初，已经蒙朝廷授予这一职任，臣认为在道义上不安，曾两次上奏辞免，陈说儒者出仕、退处的道理，已经极其详尽。只是恐怕微贱之言被当作寻常公文，直接发往外廷，不曾得到圣上阅览。后来改授祠宫，因而得以寻医离去，才感到安宁。如今臣以愚陋的身份忽然蒙受错误的恩典，虽然仰承收录之恩，怎敢自行改变节操操守？伏望圣慈曲加怜悯这位旧臣，深察臣的赤诚，把臣先前辞免的表章特赐阅览，那么陛下就会知道臣辞免的原因，是守持古义，并非出于个人私意。所下的诰命，臣不敢只接受而不说明，已经寄存在河南府。冒昧触犯宸严，臣惶恐无任。再次辞免状

译臣日前蒙受圣恩，授臣仍任左通直郎、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随即具状辞免。本月十七日，河南府送到尚书省札子一道，奉到圣旨不许辞免。臣听到命令后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臣听说，国家有道时，就要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国家无道时，也要做正直的事，但说话须谦逊。如今正值主上亲政之初，臣还没有把话说到极尽便急忙改作谦逊之言，那么没有比这更不敬的了。因此臣不避斧钺诛戮，一定要把话全部说尽。臣日前承受恩命，便上奏请求将臣在服丧期满之初辞免的表章特赐阅览，使陛下知道臣辞免是守持古义，并非出于私意。如今奉到圣旨不许辞免，臣实在愚钝，不明白朝廷的意思，不知臣前日所陈说的出仕、退处之道究竟是对还是错？如果认为是对的，那么接受此职便是不合义理。臣学习圣人之道四十年，难道敢以不合义理的事情来接受任命，使朝廷陷于错误的任用吗？如果认为臣前日所陈说的是错的，那么臣就是狂妄而不懂义理；一个狂妄而不懂义理的人，让他离去才是适当的，怎么可以让他担任教导之职？臣不知道朝廷要使臣依据什么道理来接受它。臣私下思量，难道不是朝廷认为臣地位微贱，出仕或退处无关轻重，所以轻率地抛弃了臣所说的话吗？陛下没有亲自阅览，辅政大臣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陛下。臣确实地位微贱，但臣所说的话本于圣贤之言，臣的出仕、退处也守持儒者出仕、退处的道理。即使朝廷不肯省察，臣仍担心天下后世有人诵读臣的话、思考其中的道理，并以儒者出仕、退处的道理来议论朝廷。因此臣区区爱君的心意不能自已，还希望这点微薄的诚意能够感悟圣心，谨冒死将这些话上闻，不敢接受命令，再次冒犯宸严。臣惶恐无任。谢复官表【元符三年十月】臣程颐言：本月二十日，接到河南府送来的官诰一道。臣蒙受圣恩，授臣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臣起初被贬谪到遥远荒僻之地，本来甘愿终身废弃，哪里料到圣上洪大的造化，竟重新授予臣旧日的官职？仰承恩宠私恩，臣更加惭愧恐惧【中谢】。臣私下想到，臣天性愚昧暗弱，以至于自取放逐；既然仰承宽大的恩典，就如同安居在乐土。忽然又遇到非常的赦宥，接着蒙受牵复旧职的恩典。这实在是因为皇帝陛下道德广大而能兼容，圣明无所不照，念及先帝经筵旧臣，推行至仁爱物之心。臣怎敢不更加修养自身，精进所学，希望有所传之后世，以报答深厚的恩典。《二程文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二程文集》卷八 《伊川文集》第三卷　宋程颐撰 学制 三学看详文【元祐元年五月】一、关于三学制度：考察旧制度，公试、私试，以及通过考试从上舍补入内舍，大概没有一个月停止过；考试都采用糊名方式，评定高下，劳烦和费用多得无法计算，对求学者却没有任何益处。学校是以礼义相先的地方，如今每月却使学生相互竞争，这完全不是教养人才的道理。现在立法，把考试改为课业考核，不再评定高下，只轮流召集学生，当面告诫并考察他们，这样既不失学校的体制，又有益于求学者。旧制度考察德行和才艺，以不受刑罚为“行”，考试列入高等为“艺”；有注官资格的，可以免省试；免解的分为三等，分别加以表彰擢用。现在不采用旧的考察法，只在内舍中推选才学、德行、才艺为众人称许者，升入上舍。上舍中德行、学问、才干和器识足以为当时所用的人，由长官和副长官具状说明其品行才能，报告朝廷。一、关于三学制度：考察太学旧制，博士二人共同讲授一部经书，另讲《论语》《孟子》，又设置学谕，分讲圣人之道。虽然讲的是同一部经书，但各家治经的方法各不相同；两人共同讲一经，学生所依从的就不一致。现在立法设置博士十人，其中六人分讲六经，其余四人分讲《论语》《孟子》。讲完大经后，再讲小经，各经轮流讲授。有专治一经的学生，也允许兼通其他经书。一、关于律学制度：考察设置律学的本意，大概是想使将来做官的人懂得处理政务的方法；尚未出仕和还没有官职的人，应当专心学习经术，并且都应进入太学，这才是古代学习古道以求入仕的意义。现在立法规定，到了吏部阶段的人才允许进入律学。一、关于武学制度：考察所教授的经书，有《三略》《六韬》《尉缭子》，内容鄙陋浅薄，没有可取之处，现在删去；改为增入《孝经》《论语》《孟子》《左氏传》中论说兵事的内容。一、关于三学制度：考察旧有条制，遇到期亲和尊长服丧时不许应举；后来改法，即使祖父母丧也允许应举。尊敬祖先的道理，是人道的根本；如果允许居丧期间求取功名，就会严重损害义理。现在立法规定，学生遭逢祖父母丧，应给予长假服丧；贡举条文，请朝廷下令修改。

译论述修改学制的事项 一、旧制中博士只负责讲说和考校，不管理学校事务，所以另外设置正、录十人。如今已经立法，博士分管学校事务，又增加设置职事人员，正、录都应当裁减罢免【被裁减罢免的官员，请比照同类官职差遣，俸禄照旧，并按照原条规定的年限改官】。一、旧制有八十斋，每斋三十人，学生名额为二千四百人。每斋只有五间房，容纳三十人，极其狭窄，甚至两人共睡一张床，暑月难以居住，于是学生轮流请假外出，求学者失去安身之处。像这样还愿意留下的，只是因为解额宽松。现在想改为每斋七间房，容纳三十人，除去学官、职事人员以及各种占用房舍者之外，可以设置五十斋，容纳一千五百人。按照朝廷广泛施教的意图，虽还不够，但斋舍不能马上增加，所能容纳的只能如此。如果朝廷选用博通经术的儒者担任教导之官，去掉利益诱惑，吸引真正有学问的人，人数虽减少，成才者必然更多。一、国学解额，嘉祐以前是一百人；自元丰以后，为了吸引举人入学，便设置以利相诱的办法，把太学解额改为五百人；又担心来的人很快离去，于是再规定一年期限来拘留他们。近来朝廷知道这样不便，已经取消了按科场次数计算的一年期限。然而人数年年增加，拿外地解名同五百人的名额相比，应当有一万多人奔赴京师。这会使一万多人舍弃父母的奉养，忘却骨肉亲情，往来道路，寄居异乡；人心日益偷薄，士风日益衰薄，所耗费的钱财有多少，所破败的家产有多少，少年子弟远离父兄而放荡的有多少，父母骨肉离别悲伤思念以至于失去依靠的又有多少？把一万多人聚集在京师，弊害实在说不尽。现在想酌留一百个解额，供在学学生应试；其余四百个解额分配到解额狭窄的州郡。这样士人自然各自安居乡土，培养孝亲友爱的心，停止奔走追逐、流离浪荡的意图，风俗也应当逐渐厚重。况且人在乡里的行为容易查知，冒滥的弊端也会因而稍有革除。一、近年编修敕条，同时设置看详制度，意在审看删改；按照如今国子监敕令，这是有关部门施行的条贯，已经设置看详。至于三学制度，都是学校事务，体制面貌与其他地方的条贯不同。如今条文中保留的旧文已经很少，从文字中就可以看出义理，因此请求不再设置看详。答复礼部取问状 准据尚书礼部帖子，要求国子监修订太学条制，并逐项依照所询问的事理，具印信状文送交尚书礼部。一、本部考察，创立制度并由有关部门推行时，必须有具体条目和事实，才可以长久施行。如今设置尊贤堂、待宾斋、吏师斋，都是新创之制，却还没有说明祭酒、司业以下如何延请、尊礼贤者，学录以下如何负责供给，具体条目应有几项；那些人在学校住多少年，朝廷将如何任用？又，待宾、吏师二斋，条文没有说明无人的情况；如果实际上没有其人，究竟应不应该设立，也没有说明。考察学制：尊贤堂是用来延请天下有道德的人。凡是学生认为值得尊敬仿效的人，由长官、副长官以下以礼尊敬他。学录一人专门负责供给；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尊贤堂就空置。所谓有道德的人，不必远引古人，以近时的人来说，如胡太常瑗、张著作载、邵推官雍之类，他们居住的乡里，学生不远千里前往，只希望见一次面、听一句话，把他们作为模范。这样的人到了京师，长官、副长官登门求见道学之士，正是希望得到可供学生仿效的意思；请他们住在堂中，有时来一次，有时不时来，有时停留十天半月，不能预先限定长短。这样不只是学生能够得到仿效的榜样，也可以显示长官、副长官施教，不敢满足于已有所得；既向上寻求古代贤人，又广泛采纳当今士人，见善就取、见义就服，唯恐赶不上，这才是教育的根本、感化人的要道。这样对待贤者，就是尊礼。所谓供给，只是洒扫堂室、供应饮食。学录专门负责这些事务，重在整肃，不必再另立条目。待宾斋、吏师斋的体例都相同，没有人时空置，本来就应如此。只在一处立下文字，其他地方自然可以明白。一、看详文说，朝廷广泛施教的意图不应有限制，只应根据斋舍确定能够容纳的人数。每斋改为七间，共有二十四斋，只能容纳一千六百多人，这就是设置限制，比旧制反而更狭窄。条文又说三舍每斋七楹，但看详文却说七间为一斋，房屋间架有所不同。又说旧制每斋五间，甚至两人共一张床，暑月难以居住；却没有说明如今是否各增加两间，是否设置三十张床。现在太学已有的屋宇，如果依照新条贯，每斋七间，修整截取后能得到多少斋舍，有没有妨碍缺少之处？又说学行显著闻名以及曾经得解的人，都免试使其进入内舍，那么如何容纳？考察看详文所说“朝廷广泛施教的意图不应有限制”，这是说不应设置二千四百人的固定上限。至于每斋的人数，自然要根据房屋所能容纳的数量，难以强行增加。斋舍多少，取决于朝廷的安排；即使现在还没有达到要求，也可以逐渐谋划增加。这里本来就没有确定人数上限的意思。如果不顾斋舍宽窄，只想增加人数，使学生不能安居，那只是徒然追求好看的表面，不务实事，并非圣朝立事的本意。所说每斋七楹，就是七间，并没有房屋间架不同的问题。现有学舍，除去学官、职事人员以及各种占用者，可以设置五十多斋。每斋设置三十张床，都是丈量尺寸、计算空间后确定的，原来通常能够容纳两人，有时也有三人共一床。不仅暑月难以居住，而且已经很是亵慢。至于学行显著闻名和曾经得解、免试入学的人，每斋人数可以自行确定，并没有无法容纳的道理。一、旧制考察德行和才艺，以不受刑罚为德行，考试列入高等为才艺。如今看详文说不采用旧的考察法，只在内舍中推选才学、德行、才艺为众人称许者升为上舍；上舍中德行、学问、才干和器识足以为当时所用者，由长官、副长官具状说明其品行才能，报告朝廷。但没有说明长官、副长官如何推选，如何具状说明其才能，具体条目和事实应当怎样，以及报告朝廷后如何施恩。既然不采用旧法考察，那么曾经受过刑罚以及课业曾列入退等的人，究竟应不应该推选？如果推选不当，以及学生在斋中交作课业、代人执笔、偷用他人文字，又如何察防？

译考察旧的考察法，专门依据文书簿籍计算考核等第，所以如今立法，只委托长官、副长官以公议方式推选。凡是推选，都取决于长官、副长官的鉴别裁量；长官、副长官是否公正明察，取决于朝廷是否任用得人。朝廷难道可以不信任所任用的人，却专门依据案籍考验吗？自古以来推举贤能、进用善人，从未听说这样做的。现在只选取德行、学问、才干和器识足以为时所用者，报告朝廷；推恩的数目，自然由朝廷裁决，有关部门不应另立制度。具状所说的品行才能，各人所有不同，难以再另立具体条目。既然推选的是德行、学问、才干和器识之人，推选不当，自有依法论处的条文，不必再繁琐地设置察防、刑罚、退等之类。学生在斋中交纳课业，有长谕察看监督，不得相互交换课卷；而且课业与旧日公试、私试不同，并没有升降黜退。至于少年学生代人执笔、偷用他人文字的事，有了就应按处罚条格处理；如果再苛细曲折地加以防范，就很失去学校的体制。一、举人以及仕宦人家的子弟斗殴、酗酒等事，本监可以采察后牒报开封府，或者交由本贯处理。本部考察条文说：仕宦人家的子弟，按照文字表面理解，即使是从事工商各业、在官府任职的人，只要他们家中曾有人做官或现在有人做官，也属于仕宦家子弟，为什么却命令国子监来采察？如果本监只采察举人中的仕宦家子弟，那么现在的文字就没有说尽。又说“举人及仕宦家子弟”，按照文字表面理解，举人家的子弟也包括在内。如果本监不采察举人家的子弟，那么立文也没有说尽。再者，假如有个举人的本贯在广南，因为游学住在西川，如果犯事后要牒报本贯处理，是否会迂曲不便？本所考察监中敕令所说“举人及仕宦家子弟”，大概是两类人，犹如说“举人，若是仕宦家子弟”。凡是文字，如果说的是一件事而使用“及”字，必须由重及轻，从未有由轻及重的道理，哪里有先说举人再说仕宦家子弟的道理？如果认为意思不明，可以把“及”改为“若”。古代四民各自世代从事本业，后世法度不立，守业容易丧失，改换职业；仕族之家变成工商杂类的，确实有这种情况，但这本来是朝廷应当禁止而尚未做到的事，从来没有立文允许他们这样做。既然已经流落到非其本类之中，难道还能够按照士人的操行来要求他们吗？况且一向的条制，凡是为品官之家立法，都是按照仕族的体制，从未另行说明如果成为工商之类应当如何。略举一两件事作为证明：旧有服饰令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结婚时，允许借用爵弁，却没有说明如果充军或遭受黥刑、杖刑之类，是否也允许借用；杂令规定，品官之家即使没有请领券契，也允许进入驿站，却没有说明子弟如果成为卒、仆、乞丐之类，是否也允许进入驿站。这是因为立法要掌握大体，不能也把每一种情况都叫作立文不尽。想要敦厚风俗教化，应当从仕族开始。所以立法的本意，是要把仕族子弟一并包括在内；如果限定为举人，那么年少而学业未成，或者忙于治家而没有应举的人，就都不能包括了。所谓牒报开封府或交本贯施行，“或”是表示斟酌酌量后采取其一，怎么能马上断定迂曲？一定要说牒报本贯，是因为人的恶行最以被乡里听闻为耻；这样立文是为了警戒，而且公布一人的罪行，使全乡都知道戒惧，所起的作用更大。一、新制说，四方士人愿意来京观光的，由掌仪引导进入，游览堂舍，观看礼仪，听闻弦诵之声，只是不许进入斋舍。愿意观光的人既然不许进入斋舍，就没有说明到哪里观看礼仪、听弦诵，又没有说明在什么时候观看、听闻。如果愿意观光者没有规定时间，掌仪就会疲于接待，也不合学校体制；如果限定时间，新制又没有规定。又说士人愿意观看讲说的，允许在堂上相见；现在看详文只说允许观看讲说，却没有说明由谁引入、如何相见。如果来观看的人很多，座位不够，如何按年龄长幼排列，如何让他们就座，也都没有规定。本所考察，太学是天下首善之地，要用它来流布教化天下。一向宾客不能越过客位，天下士人只是听说朝廷设有学校，却不能看见它的规制、考察它的法度。所以如今制定观光之法，让人观看学生出入往来、年长年少有序、威仪整肃的情形，这就是在廊庑之间观看礼仪；听见各斋传来的弦诵之声，这就是听弦诵。自然可以使观光的士人把这些当作盛事谈论，流传天下，何必一定要进入斋中、另设场所？学制关于何时接待宾客自有明文，并不存在可以无时限进入的说法。所谓掌仪会疲于接待，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太学这样大，掌仪又有八人，而且早晚不许宾客通行，不是在升堂行礼的时候，平常轮流由一人接待四方士人，实在并不过分。即使美好的教化大为流行，愿意来观看的人很多，几个时辰之间也不过接待几批而已。乐于使人向善，本来就不怕烦劳。况且还可以轮换休息。愿意观看讲说的人就是宾客，学制中有明文规定。门吏负责通报，学生在课后报告所见之人前来相见，自有常规；座次依爵位年龄安排，不必烦琐立文。往年胡博士瑗讲《易》，常有许多外来人请求旁听，有时达到一千多人。孙殿丞再次讲说《春秋》时，开始讲授的十天之内，来的人多得无法计算；堂上容纳不下后才向来者致歉，站在门外听讲的人也很多。当时《春秋》之学因此大为兴盛，直到几十年后仍传为美谈。一、关于应当支用的条文：制度没有记载的事项，由长官、副长官裁量支出。现在需要说明如何裁量支出，为什么删去旧条中的“比类”二字。本所考察，本监的支出费用应当随宜使用，条制怎么可能全部记载？旧条规定由长官、副长官审查酌量，按照同类事项支给；如果一定要比照同类，就会受到很多拘束；有时没有同类事例，也必须裁量。因此立法只说“裁量”，删去“比类”二字。使用“比类”二字，防范限制的意味较多；删去这两个字，委托长官、副长官处理的意味更重。朝廷既然任用他们，长官、副长官自然应当体会其中的职责。

译论礼部看详状 准据都省送下的礼部状，考察三学制度；国子监奉敕命将其送给国子监长官、副长官，与原来修订制度的官员共同再次考察，已经在某月某日同长官、副长官一起具状答复完毕。臣私下担心，朝廷只看到礼部一方面的说辞，没有完全看到当初制定法律的本意，所以现在把礼部看详的事项逐一分析如下：一、关于学制中的尊贤堂、待宾斋、吏师斋等，先前准据礼部帖子向修订条制所取问。如今设置尊贤堂，设置待宾斋、吏师斋，却没有说明祭酒以下如何延请、尊礼贤者，学录以下负责供给的具体条目应有几项，那些人在学校住多少年，朝廷如何任用。本所认为，礼部所问与立法本意完全不同，所以逐一分析答复。如今送到的礼部看详所驳事项，却已经改变了先前所问的意思，改说学士大夫中有值得尊敬的贤者，朝廷自然应当褒扬显用来劝勉众士，不应有所遗漏；至于学校立法，则应等他们自行来到京师后，再由祭酒以下延请尊礼。再考察礼部所驳，仍然是误解了立法本意。即使是朝廷褒扬显用的士人，如果尚未受到重用，学校为什么不能延请？难道一定要等到朝廷遗漏他们，才可以尊礼吗？所谓“不应有所遗漏”的说法，完全不是朝廷的用心。即使在古代政治最盛的时代，贤才同时得到任用，尚且还要从旁广泛寻求、博采众长，从来不敢说已经没有遗漏。礼部又说：如果只来一次，或者有时来，或者停留十天半月，这大概不是尊礼的实际做法，也恐怕道德之士的出仕、退处、往来不应当如此。这是因为礼部曾询问那些人在学校住多少年，所以本所才这样答复。大意是说，道德之士见他一面就足以作为仿效的榜样，听他说一句话就足以使人振作，能够来一次尚且已经有益，何况长久停留呢？来得快还是住得久，取决于这个人所处的形势，本来就难以预定。像这样尊贤的道理可以说已经极其完备了，礼部却认为不是尊礼的实际做法，不知道怎样才算实际尊礼。帮助别人行善，是君子所乐意的事；即使是乱国的聘请，孔子也曾前往。从太学的礼制来看，请来道德之士，却说他们出仕、退处、往来的情形不应如此，似乎是不懂君子出仕退处的道理。本所答复礼部的状文中已经说了【全文见《回礼部取问状》】，如今礼部看详只引用到“可以作为仿效的榜样”为止，文字便截然而止，把一段文义从中截断，重要的义理全都删去了。礼部又说，尊贤堂可以注明无人时空置，待宾斋、吏师斋却没有说明无人时空置，有关部门就无所依据。切实因为学制是学校的事务，将要交给儒臣来治理学校，与寻常的官府文书不同。如今礼部大概想完全采用官府文书的格式；如果让吏员用官文的格式去框限它，那么新修订的学制就都不能采用了。一、礼部考察四方士人愿意来观光一事，只说难以议定施行，却没有说明原因，伏乞朝廷详细斟酌。一、礼部考察旧法，每斋五间，容纳三十人，从未听说有人申诉狭窄。如今新立条制，每斋扩为七间，却只能容纳一千六百多人，有八百多人势必要被遣出。考察一向的情况，暑月斋舍中难以居住，必须轮流请假外出，今年尤其严重。凡是在学已经满一年、可以应举的人，往往都迁出。朝廷规定斋舍的间数，学生哪里会自己申诉狭窄？如今规定每斋容纳人数，也应当趁学生稀少时逐渐修扩【某年只有几人】，哪里会有一下子遣出的事？至于增添床榻，也都有法度，都是根据房屋间架和丈尺计算的，不仅宽敞凉爽，而且整齐。礼部又说，斋舍数量尚未确定。今天设置学官、职事人员以及其他事务，本来都是暂时依据今日的学舍来安排，何必一定要先确定斋舍数目？太平日久，文风会更加兴盛，学生会更加增多。因此唐代到贞观六年以后，学生增加到三千二百人。将来朝廷美好的教化大为推行，学生人数增加到唐代生员的数量，也不算过分，何必一定要确定数目？一、关于三舍升补推选法，礼部驳斥得最为详细。臣私下认为，旧法中最不便的就是三舍升补这一件事；天下人之所以议论，言官之所以进言，朝廷之所以重新修订，以及争竞的端绪、诉讼的兴起，全都由此而来。礼部却说三舍升补法最为完备严密，不可以废除，那么礼部的用意也就可以看见了。礼部看详说：实行此法以来到现在七年，因推恩而授官的才一人，其中选拔艰难竟到了这种程度。朝廷培养士人，只希望成才者多，难道以选拔艰难为可贵吗？以二千人的众数，经过七年之久，连同中间来去的人，不知已有几千人，而应当授官的才一人，何其少啊！正是因为按书学和才艺考察的办法不能采用。人的美好品行、上天所尊贵的爵位，没有比仁义忠信、乐于行善而不知疲倦更高的了，不知道以前是否曾经记录这些而加以考察？礼部又说，如今完全略去这种办法，只令长官、副长官推选德行才艺为众人称许者，升为上舍。因为德行才艺如果没有考验的办法，就没有事实可以依据，恐怕人心不服，另行导致争讼。可是依据案牍文字追究事迹，是有关部门的事，不是学校培养人才、评论优秀者的道理。况且设立标准来限制，以文书来考核，那么人们就会根据案牍事迹来求取差别，争竞之心也因此产生。把职任授给贤才，重视对他们的委任，那么人们就没有借口越犯名分义理，诉讼也会因此平息。如今认为专门委任长官、副长官不可行，实在是非常不懂治理的体制。古代的时候，天子选择宰相，把政务委托给他；宰相选择各司长官，把治理之事委托给他们；各司长官又分别选择属官，把事务授给他们，治理的功业因此得以完成。后世朝廷颁授法令，必定一直贯彻到下级；长官只能守法，不能有所作为，前日的考察法就是这样。它从各斋开始，再由正、录、博士直到长官、副长官；各斋选取的学官，长官、副长官只能在其中评议，不能改易。学官考察的结果，长官、副长官也只能在其中评议，不能改易。若加以改动，就会变成按照文书追究事迹，甚至获罪。这就是事情在下级完成，而下级反过来能够制约上级，后世之所以治理不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想让朝廷专门委任长官、副长官，长官、副长官自行委任属官，层层落实到下级；取舍决定在长官、副长官，那么上下的体制就顺畅，各自都能施展功绩，这正是先王治理国家的道理。反对的人一定会说：长官、副长官用人得当就好；如果用人不当，还不如让防范制度详细严密，使上下相互制约，才便于遵守。这样的说法是世俗浅陋之论，哪里足以谈治理之道？先王制定法令，是等待用人得当后施行，从未听说为用不到合适的人而制定法令。

译如果长官、副长官不是合适的人，不懂教育之道，只是徒然守着空文，细密的条文法令难道果真足以造就人才吗？自古以来，从未有像这样做而能够成就治理的。一、礼部考察博士十人，六人分讲六经，四人分讲《论语》《孟子》，认为难以施行。如今详细考察礼部驳斥的意思，却是因为不知道太学有四堂，一向分讲各经，四处都讲《论语》《孟子》。礼部又说，各经轮流讲说，如果各家治经的方法不同，就会更加纷乱。其实一人讲一经，就终身专治这一经，这是一个学派的学问；与每个人都讲授一段相比，怎么反而会成为纷乱？礼部又说，一人每天专讲一经，不仅本人劳累，如果因疾病或事故请假稍久，就不得不由另一位博士代讲，学生所依从的也不可能一致。博士的职务比其他官职清简得多，每天讲授一段经书，不足以称为劳累。每人专讲一经，学生所依从的自然一致；如果因疾病稍久或有其他事故，那是不得已的情况，不应因此限制制度。一、礼部考察武学入学的办法，认为难以施行，这是因为礼部没有明白立法的本意。伏乞朝廷详细察看其中的道理，不再考试，直接进入外舍，那就尤其疏略简慢。其间难道不会有荒废学业、苟且求取的人吗？这也是礼部没有详细了解外舍的制度。外舍的立法已经十分详密，每月必须考试，又不许请假，荒废学业的人没有理由长久留在其中。一、礼部考察律学，本来是为了教授学习法律，如今却命令他们讲经读史，不仅事情迂曲疏远，而且还妨碍、废弃学生专心学习法律。法律的道理本来就出自经书，先能懂得经义，才可以讨论法律。专心学习法律，是胥吏的事务，可以办理文书案件、治理期限；能够贯通经义，是士人的事务，也可以用来治理政事、管理百姓。所以律学必须兼治经史。礼部又说，太学博士可以从幕职、州县官中通选，律学博士却只选承务郎以上，认为难以施行。因为太学生只是平民出身的士人，有的还没有出仕；即使有已经历任官职而愿意入学的，也都是能够自行降低身份、委屈求学的人。律学学生都是已经出仕的人，所以教官的身份应当稍微尊重些。一、礼部考察武学制度删去《三略》《六韬》《尉缭子》，却应当增加学习《孝经》《论语》《孟子》，认为这在事务上迂阔，难以施行。考察原来立法删去《三略》等书，是因为它们鄙陋浅薄、没有可取之处。如今礼部认为有可取之处，恐怕是没有认真研究。增入《孝经》《论语》等书，是希望武勇之士能够懂得义理。与汉明帝命令羽林军通习《孝经》、唐太宗让飞骑接受经书相比，这还不能算迂阔。一、礼部考察，没有官职的人不许进入律学，那么举人就都应当遣出。但既然制定入学的办法，先前已经在学的人已经久居其中，就应当自行离去，哪里有遣出的道理？礼部又说，已有官职的人让他们学习法律，是为了应对吏部考试的资格，这正是他们适合的分限；很难让他们与没有官职的人一概不许入学，难以施行。学习古道以求入仕，是古代的制度；尚未出仕的人，暂且让他们进入太学，专心学习经术，这是最好的本意，不可以改变。一、礼部考察，国子监敕令中的主簿、书库官等职事并不繁重，认为难以不按照通常制度推举官员。考察起来，主簿专门管理庄田、收入支出、文书案牍等事务，最为繁重；书库官除了本职之外，还要随时准备接受本监差遣办理事务，都必须是公正勤勉、能干敏捷的人。因此立法规定不依照通常制度推举官员，贵在能够得到合适的人。礼部又引用本所修订的上条，说没有申明得到敕令，不许这样做。既然是修订条文，就必须对旧法有所损益，怎么反而引用旧条来驳难朝廷？朝廷差遣官员修订条文，就应当把他们所见的意见全部听取，再由朝廷决定取舍；如果每一件事都要先申明请示，得到批准后才能做，不仅在体制上不对，法令中也没有这样的文字。一、礼部考察，助教虽然是通过进纳取得资格，也属于有官职的人，却又命令他们缴纳诰敕，彼此抵牾。考察上条，这是旧法。臣私下考察当初立法的本意，大概是因为助教都是富民，只缴纳数百千钱便能成为士人，恐怕各种流类混杂；但又不能断绝人们进取向善的道路，所以规定愿意缴纳诰身才允许入学。如今礼部驳难，必定是专门指助教而言；其余通过进纳取得官职的人，却没有这项规定。进纳者从斋郎以上，朝廷允许他们临政治民，难以不许他们入学。国子监立法又不能侵扰、议论进纳条贯，所以这里只专指助教。礼部的一份审查意见，大体认为不应检察士人。我私下认为，朝廷要使风俗敦厚，必须从士人开始。近世士风浅薄恶劣，士人不修养品行，有的竟同市井小人没有区别。朝廷过去从未制定法令来教育、勉励和约束他们，近年才有了检察举人的条文。如今立法又进一步增补，使它更加周详完备，大概是想使士人有所忌惮，同时让天下知道朝廷要敦厚风俗的用意，使习俗逐渐改变。如今礼部责难说，应发牒给开封府或本贯施行，却没有说明具体如何施行。又查考所附帖文【帖文详细载于礼部取问状中】：学生在学校里犯法，就依照学规，这是对待学生的原则。举人以及仕族子弟在外面犯法，自有相应条法；再令本监访察，是因为朝廷想用法令约束士人，使他们知道戒惧罢了。况且所察的都是明显作恶、丧失士人品行的人，不能因为由本监访察，就说不应采用通常的法令。礼部又说，假如举人的本贯是广南，游学在西川，犯了罪却发牒到广南施行，显然迂曲不便。如今规定由本监采访，并发牒给开封府，是因为人在京城；所以又说“或本贯”，只是权宜疑辞，大概衡量情势，认为可以发牒本贯时，就发牒本贯，想让同乡都知道戒惧。礼部所说向广南发牒的说法，是误解了立法的本意。礼部审查意见说：三舍升补法不能废除，必须采用命官正录。三舍升补的旧法，事理十分明白，贤者愚者都知道，关键在于朝廷取舍。又说：新条增加设置学生充任正录，给他们若干钱、米和房屋，却没有说明钱米从哪里支出。我认为一向任职的人都有俸钱，礼部应当知道钱从哪里支出。又说房屋现在是出租收取房钱，难以施行。钱既然可以支出，房屋又有什么不同？新条明载可从闲慢处拨给，并没有难以施行的道理。

译一、礼部审查旧条说，钱物是格令没有记载的，由长贰审察详议，援照同类事项支给。如今修订新条，删去了“比类”二字，只令长贰裁量支破。因为保留“比类”二字，临时处理轻重多少时就有所依据，不至于支破过多，应当依旧保留“比类”二字。礼部先前发帖，向本所取问为何删去旧条中的“比类”二字。本所答复说：查考本监支费的事由【详见发给礼部的取问状】，道理十分明白，请求由朝廷详加斟酌。礼部审查官员在任期间遭逢祖父母丧事，不许解官服丧；如今若单独规定举人不得应试，考察人情和法意，都不妥当。我私下认为，官员在任是守其常职，举人应试是求取进身；律令禁止冒丧求仕，却没有听说禁止冒丧守常职。官员和举人的情形不同。又说，如今请求修改贡举条贯，并制定遭祖父母丧给长假奔丧等事，难以议定施行。学生遭逢祖父母丧，并非有君事或官守在身，却安然不奔丧，除非是不孝的恶人，不应至此。学校所以敦厚人伦，立法本来就应当教育人尊敬祖先；如果祖父母丧不许奔丧，就严重损害人理。礼部审查新制度说：博士减少二人，又令一人专门讲授一经，没有轮流讲授的办法，还增加分治学务，比旧制已经烦劳。加上每月考课先要考核，因而考课卷子又不少，又令五人轮流，请召学生当面防抹，恐怕日力不够，反而成为草率之举。学生来请教，也恐怕没有时间应答，难以施行。向来学校中学生整理考核假限、辨理事务，自有牒诉之处，如同审理诉讼的地方。如今修改法制，使诉讼的端绪消失，学务清简，博士每天讲书，处理学务并不烦劳。把考试改为考课，是学校的大体；当面防抹、教诲告诫，益处最多。过去公私考试排定名次，众人争着计较高下，必定一分一厘地比较，耗费功夫很多。如今当面读过，指出瑕疵弊病，用力很少；一天只接待三轮，按人数计算，十天就可以完成。如今限期半月，已经十分宽裕。又有长贰察看是否适当的办法，不会有日力不足而流于草率的事。过去学官和学生彼此都不认识，如今人人相互接触，容易诱导和教益。礼部审查说，把斋谕改为学谕，名称不正。自庆历学制以来，每斋设置学谕。大概学正是大学中的正职，学谕是教导求学者的人，含义各不相同；不是学谕这个名称不正，而是“斋谕”这个名称没有意义。如今改作学谕，本来就是为了正名。又说长贰选差，与旧法不同，难以议行。帖子说，旧令是让博士参与，不仅是因为他了解并接近学生，亲近于长贰，也有相互防察、不给私情留下容隙的意思。新条的本意，大体是想让朝廷更加看重并倚任长贰，所以让长贰自己委任属官。礼部所责难的，大体只是想严密防察，担心其中有私情。若让属官和长官互相防察，就不是先王之道。礼部审查保官状式：旧条称“私罪徒”，今条称“私罪情重”；旧条称徭人以及彼此包庇隐瞒的人不得为保，今条删去了。旧条又称曾被屏斥的人不得由人作保，今条称一向士行没有过失；旧条称未满七十岁，今条称年若干，并没有删改。因此又担心“士行无阙”的文字过于宽泛，有司难以据此执行。查考私罪，虽未达到徒刑程度，但有情节严重、不能作保的人；徭人和归明人没有差别；彼此包庇的人以及七十岁以上者，自有海行格式。既然说士行没有过失，那么曾经被屏斥的人也包括在内了。礼部审查学规，旧制有“不齿”的处罚，其中一项是盗窃、赌博、斗殴。如今删去“盗”字，那么犯盗应当如何施行，还未说明清楚。若说“行为举止乖戾邪恶”，注中说乖恶多端、触犯名教的都包括在内，那么诽谤、讥讪、悖慢、凶暴、恣肆、受贿、斗殴之类，也都是触犯名教，也应包括在内。如今却另立一项，并兼列“行为举止乖恶”；旧制没有这一项。我认为，学校是用来约束学生的，不应制定盗贼之法；况且有“行为举止乖恶”一条，凡是名声丑恶的行为都可以归入其中。其他可以明确说明的罪行，本来就应分别立条。《二程文集》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二程文集》卷九。《伊川文集》，宋程颐撰。杂著。《颜子所好何学论》【先生刚刚加冠时游学太学，胡安定用这篇文章考诸生，得到后大为惊异，立即请求相见，于是任用先生为学职。】圣人的门徒有三千人，唯独称赞颜子好学。诗、书、六艺，三千弟子并非没有学习并通晓的。那么颜子独自喜好的是什么学问呢？是学习达到圣人境界的道理。圣人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吗？答：可以。学习的道理怎样呢？答：天地积聚精气，得到五行精华的人就是人。人的本性根本上真实而宁静，在尚未表现出来时，五种性德都具备，即仁、义、礼、智、信。形体既然生成，外物接触形体，便在内心引起活动；内心一动，七种情感就产生了，即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感既然炽烈而更加放纵，本性就被凿坏了。因此，有觉悟的人约束自己的情感，开始合于中正；他涵养心性，所以说“以性统摄情”。愚昧的人不知道制止它，放纵情感而达到邪僻，拘束本性而使它丧失，所以说“以情妨害性”。凡是学习的道理，不过是端正自己的心、涵养自己的本性罢了。心中中正而诚实，就成为圣人。君子的学习，必先在心中明白道理，知道所当涵养的地方【一作“往”】，然后努力实行以求达到圣人境界，这就是所谓由自明而达到诚。因而学习必定要竭尽自己的心性；竭尽心性，就能知道本性；知道本性后反过来使自己诚实，这就是圣人。所以《洪范》说：“思考就叫睿，睿就能成为圣。”实现诚的道路，在于坚定地相信道；相信道坚定，实行它就果断；实行果断，守持就牢固。仁、义、忠、信不离开内心，仓促时必如此，颠沛时必如此，出仕、退处、说话、沉默时也必如此；长久不失去它，就能安然处于其中，举止周旋都合乎礼，邪僻之心便无从产生。因此颜子所奉行的原则是：“不合礼的不看，不合礼的不听，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做。”仲尼称赞他说：“得到一件善行，就牢牢记在心中，始终不失去它。”又说：“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有不善之处，从未不知道；知道后从未再去实行。”这就是他爱好得深、学习的方法。视、听、言、动全都合乎礼。他与圣人不同的地方，大概是圣人不用思考就能得到，不用勉强就能合乎中道，从容而合于道；颜子则一定要思考以后才能得到，一定要勉力以后才能合乎中道，所以说颜子与圣人相差一息。孟子说：“内在充实而有光辉，叫作大；广大到能化育万物，叫作圣；圣而使人不能测知，叫作神。”颜子的德行，可以说已经充实而有光辉了。他所未达到的，是守持，而不是化育。凭借他好学的心，假以年日，很快就会达到化育的境界。因此仲尼说：“不幸早死了。”大概是悲伤他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所谓“化”，就是进入神妙境界而自然如此，不思考便能得到、不勉强便能合乎中道。孔子说：“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说的就是这个。有人说，圣人是生来就知道的；如今却说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圣人境界，有什么依据吗？答：有。孟子说，尧、舜是顺着本性而成为圣人，汤、武是反求本性、通过学习而成为圣人。顺着本性，是生来就知道；反求本性，是学习后才知道。他又说，孔子是生而知之，孟子是学而知之。后人不能明白这一点，认为圣人本来就是生而知之，不是学习所能达到的，于是学习的道路便丧失了。他们不向自己内心求取，却向外物求取，以博闻强记、巧饰文辞为能事，使言辞华美，能够达到道的人就很少了。这就使如今的学习与颜子所爱好的学习不同了。《汉文杀薄昭论》。古人说忠孝不能两全、恩义有时彼此冲突，这不是至理。忠、孝、恩、义本是一理：不忠就不是孝，没有恩就没有义，二者可以并行而不相悖。因此，有时舍弃亲人来尽忠节，有时舍弃君主来保全孝道，只看哪一方面合乎当时应当做的事罢了。唐代李卫公认为，汉文帝诛杀薄昭，论断是明白的，但义理上不安。司马温公认为，法律是天下共同的器具，善于执法的人对亲疏一视同仁，没有什么不施行；这些都是执守一端的说法，也没有穷尽义理。既然义理上不安，就不能说判断明白。有所不施行，并不妨碍法律成为天下公器。若不合义理，就不是正当的恩；损害正当的恩，就不能称为义。假如薄昭盗掘长陵的土，即使太后因此不进食而死，薄昭也不能不诛杀。他杀害汉使，情形却有所不同。若薄昭有罪，皇帝命使者前去治罪，薄昭拘捕并杀死使者，太后的心必然悲伤，但薄昭也不可赦免。后来如果一定会伤害太后的生命，那么保存薄昭以保全太后也可以；如果是因忿争而杀人，那么宽免薄昭以安慰母亲之心也可以。这叫作能够权衡，是先王的制度。设置八议以后，罪刑的轻重就能适宜，义理怎么会受到屈抑呢？法律以义为主，义理适当却说是屈法，是不懂法律的人。

译《赈济论》。不为百姓制定产业，使他们没有储蓄的准备，等到饥荒后才开仓赈食，仓廪一旦耗尽，饥民就无法全部救济。如今暂且不讨论根本，只说救目前死亡的办法：只有节制，才可能使救济范围扩大。我常见如今州县救济饥民，有的给米豆，有的给粥饭，来的人都给，不再加以辨别；即使中间想辨别，也做不到。粮食昂贵的时候，谁不愿意得到食物？仓廪一旦空竭，饿死的人就在眼前，便没有办法救了。几年前，有一位亲戚任郡守，爱护体恤百姓可以说到了极点，鸡鸣就起床，亲自看着分发赈粮，官吏稍后来到的，他一定责骂发怒。于是流民歌颂他，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没多久粮食耗尽，饿死的人遍满道路。我常怜惜他的用心，却嘲笑他不善于处理事情。救济饥民，只是使他们免于死亡，并不是要使他们丰肥。应选择宽敞的地方，预先通知他们早晨入内；到时就关门不再接纳，午后才给他们食物，申时让他们出去【发米的，午时就出去】。每天得到一餐就不会死了；那些有力气自己谋得一餐的人自然都不会来。与不加选择地发放相比，这样可以使多几倍的人活下来。凡是救济饥民，应分为两处：体弱的人给稀粥，早晚各一次，不要让他们吃到过饱，等气力稍稍恢复后再每日给一餐。第一，先营造宽敞的居处，千万不能让人彼此枕藉拥挤。如果煮粥，必须让官员亲自尝过，防止粥中生米或混入石灰而仍发给人。游荡懒散、无所事事的人不应得到这种救济。平日应当禁止游惰，到了他们饥饿时则应怜悯救助，这两件事并不矛盾。为太中作《试汉州学生防问》【三首】。问：士人之所以在人伦中尊贵，是因为能够明白道理。如果只是学习声律、追求俸禄利益，那同工匠技艺之事有什么区别呢？所谓道，本来就像宽阔的大路，人人都可以努力达到。如果不能通过学习达到，古代圣人为什么要这样勤恳地教导人？难道是在欺骗后世吗？然而学习道理的方法，应当怎样呢？后世儒者无不把写文章、研究经术当作要务。写文章，就使词藻华丽浮艳、立意新奇，只为取悦人的耳目罢了；研究经术，就解释字词训诂，比较先儒的是非长短，树立异说，把这当作自己的高明罢了。这样的学习，果真能达到道吗？仲尼门下，唯独称颜子好学，说的是“不迁怒，不贰过”。这同如今的学习，不是不同吗？有人说：这样看来，只在修身、谨慎行事罢了。检束行为，说努力勉强做到还可以；但要使道理贯通全身，姑且谨慎修养就能做到吗？何况内心没有真实功夫，也不能勉强表现在外。这是儒学的根本，我相信本来就是诸位平素所存养的。希望你们明辨此理，详细写在篇章中。问：圣人的道理传在经书中，学习它必定以经书为根本。然而诸经的深奥之处，很多难以明白。现在取其中大要，各举一例来说。《易》卦的德性说“元、亨、利、贞”，有人分作四项：元、亨、利、贞；有人分作两项：大亨、利于贞。文字既然相同，含义可以不同吗？含义为什么不同？《春秋》垂示褒贬的原则，所贬斥的事情很明白，那么所褒扬的是什么呢？《诗》的赞美和讽刺，圣人取其止于礼义的，作为后世的法则。晋武公亲自兼并夺取国家，《无衣》却赞美他，这种教化在哪里呢？《书》是君王的法式，不只是记载圣人的事来作为法则，也保存他们的过失来表示警戒。《五子之歌》就是这样。像盘庚迁都、穆王训诫刑法，这些究竟是可以效法，还是应当引以为戒呢？《礼记》杂出于汉代诸儒所传，错误混乱很多。考察其中完整而合于圣人的篇章，还是有一定范围的。古人的学习贵在专一，不把广泛杂乱当作贤能。诸位研究经书，必定各有专门方向。别人谈论自己所学可以，但千万不要泛滥，也不要简略。问：儒者积累学问于自身，是为了等待任用。当世的事情，本来应当讲明。至于朝廷的治理，由君主和宰相谋划，就没有间隙可言了。只说一郡，郡守的职责，难道不以养育人民为根本吗？然而百姓没有产业，用什么办法来救济困穷？官吏和徭役都有定数，用什么办法来减轻百姓的劳力负担？乡里没有法度，教化从哪里施行？衣食不足，风俗凭什么敦厚？自唐代以上，世代都有循吏，事迹记在史册中。为什么如今独独没有这样的人？难道古代的治理不能实行于今天吗？还是实行的人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想要仰慕前代贤哲的作为，上面报答圣朝的寄托，应该采取什么设施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诸位从事学问，既勤勉又长久，对于为政的方法，本来应当明白其大体和要领。至于百姓【一作“风”】风俗【一作“之”】的利弊，都是耳目所能接触到的。希望陈述高明见解，使我能够把它作为规范。《修立孔氏条制》。一、增加赐田，与旧日所赐合计五百顷，设置沟界，称为奉圣乡；世袭奉圣公爵位，用来奉行祭祀，不再让他担任其他官职，位次在中大夫之下。若有高才厚德，朝廷确实需要任用，就令其嗣子奉行祭祀之事。一、所赐田免除税赋，依乡川土质厚薄招人耕种租佃；佃户一并免除差徭夫役。一、奉圣公上表章庆贺、进奉圣节，以及朝廷颁历、赐衣等恩数，都依照兖州的例；如同兖州知州，每逢大礼，准许入朝觐见并陪列班位。一、给奉圣公配备当值兵士二十人。一、奉圣公宅设置教授一人，主管辅导袭封之人并教育他的嗣子；由吏部在举荐到的学官中选派。一、设置官员一人，主管孔氏家事；或者只令仙源县簿、尉兼管。

译《四箴》并序。颜渊问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礼的不看，不合礼的不听，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做。”这四件事是身体的作用，由内心发出而回应外界；在外部加以制约，是为了涵养内心。颜渊奉行这些话，所以能够进于圣人的境界。后世学习圣人的人，应当牢记在心而不要失去它。因此作箴来自我警戒：《视箴》。心啊，本来是空明的，感应外物而不留痕迹；操持它有关键，眼睛所看到的事物一旦交错呈现在面前，内心就会随之迁移【一作“之为”】而受到蒙蔽。应当从外在加以制约，以安定内心；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久而久之就能达到诚。《听箴》。人本来具有常道，这根源于天性；后来受到知识和外物诱发、改变，于是丧失了正道。卓越的先觉者知道止步并使心志坚定，防止邪念、保存诚心；不合礼的不听。《言箴》。人心的活动，借助语言来表达；言语一发出，便应禁止浮躁妄诞，内心才能安静专一。何况言语是关键枢纽，能够兴起战争，也能产生和好；吉凶、荣辱，都由它召来。过于轻易就会诞妄，过于烦琐就会支离。自己放纵，便会触犯外物；说话悖逆，便会招来违逆；不是法度允许的，不要说。敬慎地遵守这条训诫。《动箴》。明智的人懂得在思考时防止不诚，志士在行动时严格要求自己、守住诚心。顺应道理就宽裕，顺从欲望就危险【一作“为”】；即使仓促之间也能克制自己的念头，战战兢兢地自我持守。习惯与本性融为一体，最终都归于圣贤之道。《印铭》。我的祖先裔伯最初受封于程，到了后世便以国名作为姓氏。我的皇考选择居住在程地附近，又恢复伯爵爵位，子孙因此称为程伯之后。崇宁癸未岁二月丁卯，程颐铭。《褉饮诗序》。上巳日的褉饮，风流遗韵已经久远了。然而兰亭之会最为后人称道仰慕，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参加游宴的多是豪迈放达的人才，又因为右军的书法受到好事者的推重罢了。事情显赫或湮没，从来都在人。颍川陈公廙开始治理洛阳，居处就引水回环，作为流觞的地方。元丰乙未年，首次修治褉饮之事。公廙喜好古代、尊重道义，所命召的都是儒学之士。既然因嘉宾而快乐，便形诸咏歌，其中有“不愧山阴”的句子。诸位联句唱和的人，都有高雅情致。乡野之人程颐不能作诗，于是谈论今昔的不同，并为此评论说：“因为我喜爱贤者，才可以赶上追逐游乐的心情；礼义应当成为疏放生活的准则，道艺应当胜过书札文字的技巧。这样确实不愧于山阴之会了！哪里知道后世看待今天，不会像今人仰慕昔人那样呢？” 《遗金闲志》。元丰庚申年，我行走到雍、华之间，关西的学者跟随我的有六七人。我把一千钱挂在马鞍上，等到靠近住所时却丢失了。仆夫说：“不是清晨走失的，就是涉水时掉下去了。”我不觉叹息说：“一千钱真可惜。”座中两人随声说：“一千钱丢掉，确实很可惜。”接着一人说：“一千钱是微小之物，哪里值得放在心上？”最后一人说：“在水中和在袋中可以同样看待；有人丢失，有人得到，又有什么可叹息的？”我说：“有人得到它，就不能算丢失。我叹息的是，有用的东西如果沉入水中，就再也不能发挥作用了。”到了雍地，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与叔，说：“人的器量见识本来就不同，从上等圣人到下等愚人，不知道有多少等级；只是同行的几个人而已，差别就如此之大。”与叔说：“这几个人的话怎么样？”我说：“最后一个人的话最好。”与叔说：“确实好。不过看先生的话，就可以看出先生有本体而没有实际作用。”于是我写下来记载此事。十五年后，绍圣乙亥年秋九月，因翻阅旧稿偶然看见它，想到与叔不幸早逝，便为之流下眼泪。《蜀守记》。成都人称说近来镇守蜀地做得好的，没有谁比得上田元均。文潞公说：“做得不好的，一定会说蒋堂、程戡。”所以有歌谣说：“彦博不如田况，程戡胜过蒋堂。”意思是，在最好的几个人中，田况更为优胜；在最不好的几个人中，程戡还稍稍胜过蒋堂。我曾经向士大夫询问，直到乡里民间，考察他们行善或不善的事迹。所谓善的，得到民心的喜爱，固然有可称善之处；所谓最不善的，反而可以说是最善的。直到如今，人们谈到蒋公当政时的事情，一定会说出不高兴的话。问他们不高兴的原因，众口相同，只有三件事：减少游乐，毁掉后土庙和各处淫祠，砍伐江渎庙的树木，修缮府舍。其中最失去人心的，是节制游乐。蒋公在前几十年执政【此处有阙文】。《养鱼记》【当时二十二岁】。书斋前有一个石盆池，家人买鱼苗是为了喂猫，看到鱼苗吐水沫，便不忍心，于是挑选能够生存的鱼苗，得到一百多条养在里面。大的像手指，小的像筷子，我支着下巴看它们，一整天都不厌倦。刚放进去时，看它们自在舒展，仿佛鱼得到了合适的居处；最后再看，却忧伤不安，这是我内心受到的感触。我读古代圣人的书，观察古代圣人的政令：禁止密网进入池泽，鱼尾不到一尺不得捕取，市场不得出售，人不得食用。圣人的仁爱，是养护万物而不伤害它们。像这样，万物获得生存，那么我们人类享受生命、成全本性，应当是什么样子呢？想到这些【一作无此二十字】，这些鱼【一作无“之”字】在这种时候，难道会有这样的困厄吗？由这些鱼推想，什么事物不能看见这种情形呢？鱼啊，鱼啊！细钩密网，我不能禁止它们在外面伤害你；炮烤焚烧、咀嚼吞食，我却可以在这里使你免受其害。我知道江海广大，足以让你成全本性。我想把你放到那里，却没有找到道路，只能用斗斛那么多的水使你暂时活命。让你活着，确实是我的心愿；可是你已经获得生存，天地万类那么多，我的心又将怎么办呢？鱼啊，鱼啊！使我内心忧伤的，难道只有鱼而已吗？于是作《养鱼记》【一作上文十一字无“有尔乎”二字】。至和甲午年季夏记。

译《书养鱼记后》。我过去在这里写《养鱼记》，到现在将近三十年了。偶然在旧稿中看到它，不禁暗自叹息：年轻时有志向，不忍心毁掉它。看看过去所知道的，再依循今天所达到的境界，难道不是有愧于初心、接近自暴自弃了吗？把它给孩子们看，应当以我为戒。元丰己未年正月戊戌日，在西斋南窗下书写。《为太中书家藏宝字后》。先臣少师凭府中属官的身份侍奉太宗皇帝于开封，受到的眷顾特别优厚，前后所赐亲笔很多。天圣年间遭逢家难，几位叔父相继去世，我当时尚未成年，又在远方。京师赐第由外亲看守，珍藏之物已经落入盗贼之手，如今还存在的只是遗留下来的东西。因而太宗遗书只剩十二字，其中六字是开封的公文，都是关于祭祀和贡举的事情。我恭敬地想到，太宗皇帝以皇弟的尊贵、晋王的显位，治理天府开封，而日常琐事也都亲自书写【自来大臣治理州郡，细小事务多不亲自书写】，圣人的心意由此可见。大概对于祭祀的严肃、选取士人的重要，即使细小的事情也一定亲自办理，这确实是孝敬恭谨的心，也是急于求贤、喜爱士人的心。唉！成就万世无穷的根基，难道不正是由此心而来吗？愚臣私下认为，这种心，应当成为后世圣人的法则。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癸未，大中大夫致仕、上柱国、永年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臣程珦题。诗。《闻侯舅应辟南征诗》【当时十八岁】。辞藻华美而奔走竞逐，使至高的道理显得茫茫无从寻觅；学者们争相奔忙，先生却独自振起孟轲的言辞，扶持圣人教化，使它更加光辉。志向在于周礼制度，天下人称孔子在关西出生；当权者听到声名，交相推荐上书，可是苍生没有福分，先生只能徒然为道而不被当世任用，于是著书，期待后来人知道。今天有客人从关内到来，听说他随从大军出征南方边境。南方边境纷纷陷没州郡，长期张开螳螂的手臂来抗拒天威。圣皇赫然震怒，诏书缓缓传下，虎侯手执斧钺，驱使熊罴般的勇士。宏大的才略还没有得到治理天下的宰相职位，良好的谋略姑且先作为军中的老师。小小的蛮夷哪里值得消灭，希望能暂且吐露胸中的奇谋。《游嵩山》。鞭打瘦马走了一百里，远道而来游览山岩幽谷。阴云昏暗而不散，把美好的山峰遮断，使人不能看见。究竟是天意如此，还是有异人的谋划呢？《谢王佺期寄药》。至诚可以通达圣境【一作“化”】，药物可以通神；远道寄给衰老的我，救济病弱之身。我也有丹药，你相信吗？使用它时，还要解除百姓的寿命忧患。杂说。三首。父母对于子女，爱到了极点。子女不孝，爱心就会减退。圣人对于百姓，即使百姓穷凶极恶而陷入刑戮，哀怜体恤之心也没有不同。感情会有衰减，诚心却不会停息。谈论天命，是为了使义理安定；一旦遵循义理，就不再谈论天命。用天命来安顿义理，不是循理的人。仲尼的弟子，难道都是圣人吗？他们的见解难道都能与仲尼完全相同吗？只是因为他们不敢相信自己而相信老师，所以常常舍弃自己的意见来求得符合圣人的教诲，因此最终归于与圣人没有不同。等到孔子去世以后，他们的见解就逐渐不同了。《二程文集》卷九。钦定《四库全书》。《二程文集》卷十。《伊川文集》，宋程颐撰。书启。

译《为家君上宰相书》。珦听说，古代君子辅佐君主而能使天下达到大治，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把善恶辨明，使劝善惩恶的道理得到充分施行罢了。劝善得当，天下就乐于行善；惩恶得当，天下就害怕作恶。这两件事是治理国家的大权。然而实行它必定要从朝廷开始，其中最重要的，没有比谥法更先的了。为什么呢？刑罚虽然严厉，只能警戒一时；爵禄赏赐虽然厚重，却不能影响后世。只有美恶的谥号一经确定，荣辱的名声才会不朽。因此历代圣君贤相，没有不凭借它来激励世风的【一作“也”】。恭惟阁下凭借上等贤才的资质，作为圣主的辅佐，功劳深厚、德行卓异，远远超过前代。今天的治绩之所以能够达到，大概是因为您尽心实行劝善惩恶之道，使天下的善恶得以明辨。如今若有善人在这里，却不能彰明显著，以至于湮没，那么对于阁下来说，难道不十分可惜、想要听闻此事吗？珦因此斗胆忘却冒昧的罪过，把诚恳之意陈述于左右。伏念珦的曾祖，正当五代乱世，弃官避世，等待真主兴起。我朝接受天命后，他首先奔赴朝廷，一言之间得到知遇，受到圣祖非同寻常的赏识。到太宗皇帝身在晋藩时，又亲自选拔提升他，使他辅佐帮助太宗。当时真宗皇帝亲自接受经学训诲，太宗继承帝位，对曾祖的顾遇更加隆厚。凡是他所进言或劝止的事情，无不被采纳；太宗称许他的忠厚，把他当作心腹。前后两次想任命他为宰相，但奸臣卢多逊憎恶他的方正，便都借四方事务推荐他出行。等到他回朝，太宗又将要重用他，而先祖自认为年老，恳切辞避，于是太宗特意改授他为文明殿学士，使他位居众官之上。制书中的辞意恳切，再次表示最终仍将任用他为相的意思，直到终身也不许他告老。历事两朝，受到三位圣主的恩遇，始终保持同一节操，生前死后待遇都不同寻常。按照谥法，他应当得到美名，但当时有司没有办理，门生故吏也没有论请，以至于今天还没有替他改定谥号。珦非常害怕年代渐远，最终使他的事迹湮没不彰。近来三次向朝廷请求，有司却援引条例，以已经下葬为限。圣人制定谥号的本意，本来是彰明善行、憎恶恶行。如果因为请谥太晚便废弃这一礼制，那就会使行善的人未必得到褒扬，而作恶的人反而能够自行隐匿。况且国家推施恩典，大体都沿用旧例。我私下见近来的王嗣宗等人，也都是已经下葬，朝廷却特别施恩，准许追赐谥号。唯独珦的曾祖受条例限制，我实在困惑。如果从官位来说，三品以上都符合令文；如果从德行来说，先祖清廉俭朴的节操、淳厚的德行、宽大的器量、周全通达的才干，与王嗣宗相比确实也没有惭愧。为什么嗣宗能在没有先例之前获得请求，先祖却在有先例之后反而受到压抑？如果是因为先祖不是两府大臣而有所区别，那么太宗皇帝对他的眷遇如此深厚，多次将要任用他掌握权柄，直到他年老有病，圣意仍未改变，制书完整存在，遗诏也仿佛还在。继承圣统的朝廷，难道不会顾念这些吗？古代圣贤，生不逢时，身无职位，不能在天下主持劝善惩恶，尚且还要评论古人，观察他们的言论，考察他们的时代，分别他们的贤愚善恶，为什么呢？因为怀有极其仁厚的心，并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一个人有一项善行而被埋没不显，他内心的惭愧，就像自己把它遮掩了一样。如今阁下处在昌盛的时代，担任宰执的职位，褒扬贤者、劝勉善人，正是您的职责。若使本朝贤士的名声事迹湮没，成为朝廷的缺失，阁下难道不会爱惜吗？况且主上凭借至孝治理天下，对于祖宗朝代的一政一令，没有什么不愿更改；一件器物、一件玩好，也不忍遗弃；对于蒙受旧恩的大臣，难道反而不会存念吗？伏望阁下体察圣祖选拔先祖的用意，感念神宗恩遇之厚，顾念真宗接受经训的旧事，符合主上继承先志的心意，竭力赐予主持，准许依照近来的例子办理。这样，恩德就充满九泉，光彩也会显耀于后代，那么珦即使全家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深厚的恩德了。

译《谢吕晦叔待制相见书》。我私下认为，古代公卿大夫主动求访士人，所以士人即使独自守贫居于穷巷，名声也必定传闻，才干也必定得到任用；如今却是士人求访公卿大夫，所以求取进身的人显达荣耀，守道的人沉没不显。颐处在当今时代，才力微薄、学问浅陋，不敢违背道义妄自行事，即使亲戚乡里之间，也很少有人能知道我的志向，何况敢期望公卿大夫知道我呢？伏承阁下屈尊近侍的身份，降意来看望我这个愚陋之人，我仰承深厚礼遇，惭愧自己不足以承当。唉！公卿不肯降低身份礼遇士人已经很久了，颐埋没在贫贱之中，世人都不顾视，唯独您降低礼数来接近我，若不是深深喜爱贤者、乐于善行，谁能做到这样呢？实在幸运，实在幸运！愿阁下保持这种好贤之心，广泛求访贤才，尽力以礼相待；将来登上朝廷，辅佐圣明的天子，以这种心志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辅佐，使天下得到福祉，岂不是厚重的功德吗？我这种质朴鄙陋的人不善于文辞，只好竭尽微薄诚意，略致谢意。《为家君请宇文中允典汉州学书》。中允明公执事：我私下认为，养育百姓的道理，以教化为根本。所以古代从家、党、遂直到国家，都有施教的场所。百姓生下来八年，就进入小学；这样，天下没有不受教育的百姓。天下人既然没有不接受教化的，小人就修养自身，君子就明白道理，因此贤能之士聚集于朝廷，善良之风形成于民间，礼义大为推行，风俗纯美；刑罚虽然设置，却没有人触犯。这就是三代盛治因教化而达到的原因。后世不知道教化的根本，不能修治人心，却用强力驱使百姓；上面的法令严厉，下面的教化却不明，百姓放纵邪僻而陷入罪过，然后才跟着用刑罚惩治。唉！这样可以美化风俗、成就善治吗？过去朝廷深深考虑到这一点，探究治理的根本，下诏从京师直到郡县，全都设立学校。虽然还不能像古代那样做到家家户户、人人受教，却可以把能够教育成为士人的人教导好。倘若确实能够使教化从士人开始，使士人明白伦理、安于德义，知道治乱的道理和政治教化的根本，在家乡足以作为乡里的法则，出仕可以供朝廷任用，那么即使还不能像古代教化那样详备，也算取得了接近古制的大要，可以逐渐发展。这就是朝廷施教的用意，并不是不正确，只看州县官吏奉行得怎样罢了。珦资质平庸琐陋，承蒙恩典领郡，虽然才力不足以有所作为，但年少时承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长久跟随士大夫之后，多少听闻学习古人、治理政事的道理，不敢拘泥于俗吏的做法，只把簿书文书和考核期限作为事务，努力思考怎样才能符合朝廷明教化、育贤才的用意，把学校作为首要事务。然而我想到，教育之职如果没有豪杰之士，学术足以应对询问，品行义行足以率先示范，又凭什么作为众人的规范呢？我私下听说执事文采美盛、品行高尚，为当时所推重；仕途不合意就奉身退处，不因荣华利禄屈损志向，归居田间乡里，以道义成为乡里的尊重，这岂只是今人难以做到，连古人也难以做到啊？我认为执事并不是甘心退居、只乐于独善其身，大概是道不合于时，出仕或退处的义理不得不如此。在执事心中，相信没有一天忘记天下，也不会不以推行道义、救济万物为意。我听说，贤人君子没有得到职位，不能施展平素所积蓄的才能，就推广自己的道来使众人善良，讲明圣人的学问，开导后进，使教化更加彰明，传布更加广远。因此自身虽然隐退，道理却更加光明；踪迹虽处于退居，教化却仍在施行。出仕和退处虽然不同，推己及人的心却是一样的。这正是乡人对执事的期望，也是执事对自己所承担的责任。珦因此斗胆陈述微薄的心愿，希望执事顺从乡人的期望，屈尊驾临郡学休息，使后进子弟有依归之处。不仅一郡的学生会逐渐受到善教，四方士人听到风声、仰慕道义，也将奔走到门下。这就使执事的道理虽然尚未在当世得到任用，所影响的人却已经很广了。孟子所说的使天下人共同快乐，执事难道没有这个心意吗？如果蒙赐允准，我将不胜欣幸。再书 前些日子我写信把鄙陋而恳切的心意陈述给您，冒昧地想请您屈驾前来。如今反省自己实在不自量力，正感到惭愧恐惧。承蒙您赐信答复，言辞情意十分深厚；又听说您闲居安适，深感欣慰。然而您过分谦抑自守，没有答应屈驾前来，我这区区心意还有没有尽到的地方，所以冒昧再次烦请您过目。珦到任郡守之初，延请接见僚属、士人和百姓，首先说明朝廷所以忧念远方、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随后询问州郡中有哪些贤人足以作为治理的榜样，于是从众人口中听到了您的名声。珦退下来反复思考、反省，先说：‘他是本乡的先生，我将奉请他来教导郡中之人。’继而又说：‘贤人总是同类相聚，只有贤人才能招致贤人；那位贤人难道会把我看在眼里吗？’又说：‘贤人即使有所作为而退居，难道只是独善其身吗？一定会教化乡里、教育后辈。自古以来的贤人没有不是这样，难道只是为了做守令吗？’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把这件事请示您。哪里料到您没有赐予深切的体谅，拒绝而不答应。我私下考察《易经·观卦》上九说：‘观察自己的作为，君子没有灾咎。’《象传》说：‘观察自己的作为，是因为志向还没有平定。’上九以阳刚之德处在无位之地，正是贤人君子怀抱道德而不居其位，成为众人仰望、观法的榜样。虽然不处在适当的职位上，但既然受到众人的观望，本来就不能安然放纵心意，以为自己已经与天下无关。一定要观察自己的作为，成为君子，才可以没有灾咎。圣人又进一步赞述它，说志向应当放在这里，本来就不能安然平定下来、无所忧虑。可见圣人教导后来的贤人是这样深切，贤人存心是这样仁厚，这与那些探索隐秘、行为怪异、只求独善其身的人不同。如今您居住在这个乡里，受到一乡人的宗仰，正合乎观卦上九的意义，难道能只图一身安逸，而不把教化引导作为自己的心意吗？您来信说：‘近来常有些小病，害怕应酬接见。’这实在很不对。古代的庠序是养老的地方，所供养的都是长寿老人；礼仪中有扶持、有拄杖，还有祝愿老人不被食物哽噎的话，那么他们身体衰弱就可想而知了。养他们，是资取他们的道德和榜样，难道是看重他们的体力吗？希望您体察观卦爻辞的意义，详察圣人赞述它的心意，思考贤人君子应当用心之处，勉力顺从乡人的愿望，那就十分幸运了。

译答横渠先生书 连续来信中所论述的内容，我因病倦不能详细说明，姑且把鄙见的大意说一说，希望您不要责怪我的妄言。关于《易·观》一卦，吾叔的见解极其正确而严谨。若说虚无就是气，那么关于虚无的说法，深入探究幽深奥妙，哪里是后世学者曾经想到过的呢？【不过这句话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过失。】我所论述的，只是就大体的气象而言，其中有苦心极力的意味，却没有宽裕温厚【一作‘和’】的气度。若不是明睿的洞察，而是考索到这里，那么用意就容易偏颇，言语也多有滞碍，偶尔出现小的出入【明察所照见的，好像眼睛所看到的，细微之处都能识别；考索所得的，好像对事物揣测估量，只能约略看见仿佛的形状，怎么能没有差误呢？】还希望您完整涵养思虑，沉潜玩味义理，日后自然会条理畅达。哪一天能够拜见您，我当以您的来信为依据，逐句讨论、逐字辨析，也许可以谈到精微之处。勉强支撑病体写信，不能周详尽述。谢生所说佛祖、礼乐的道理，彼此相知浅薄的人也可以料想到。为什么吾叔还要再来问我呢？大哥信中说：‘圣人的觉悟前后矛盾，不知是什么意思。’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再答 您在昨天来信中所表达的意思，在我的心意看来还不妥当，所以冒昧再次向您请教。如今承蒙您写满一纸的教示，我详细玩味、反复思考三遍，鄙意更加觉得不安。这不是在侍坐交谈之间从容辨析，就能彻底弄清的。哪里是一封尺牍所能说尽的呢？何况十八叔和大哥都在京师，见面后请他们仔细讨论，日后我当再请教。信中有一件事说，您已经同大哥讨论而没有取得一致；我姑且按照自己的见解说一说。您所说的‘孟子说：一定要有所作为，却不要预期结果；心中不要忘记，却不要助长它’，这话可信吗？进入神妙境界的奥秘，如果想靠思虑去求取，那么既然已经使自己的心劳累于此，就已经不是神妙状态了，怎么还能求得它呢？我认为有事情要做，才会有思虑；没有思虑，就没有所做的事情。孟子这句话，正是在说养气的方法如此，怎么突然说到神妙境界了呢？气充足了，理就端正；理端正了，就不会偏私；不偏私达到极点，神妙境界自然得到涵养。气达到这里还很遥远，不可以一下子把它们混同而谈。从孟子的意思来看，自然可以看出其中的次第。应当把‘必有事焉而勿正’作为一句，‘心’字归入下一句。这个说法同大哥的意见本来没有不同，只是恐怕说得还不详细罢了。身在远方，无法前去拜见，怎能胜过我深切的倾慕之情？我的意思还不能全部说尽。您所说的‘勿忘’，只是说不要舍弃那颗虚明而善于应物的心罢了。这句话恐怕还不妥当：既然说心中有所存守而不舍弃，那么还称什么虚明？又怎么能善于应物呢？难道要虚明而善于应物，才可以说有所存守而不忘吗？上富郑公书 伊川程颐斋戒净心写信，拜两拜献给致政司空相公阁下。颐是鄙陋乡野之人，从来没有请求拜谒有位之士，所以未能随乡里士子趋赴您的门下。如今从山中来，听说太皇太后去世，心中确实有迫切之情；但没有道路可以上达，只好冒昧把事情告诉您。因为除了您没有可以告诉的人，除了您也没有肯出面办理的人。颐近年看见修治昭陵的制度，规划全出于工匠的拙劣设计，迎合宦官的私意，宰执以下只是接受既成方案罢了，再没有人用心思考。用巨木架着石头建成陵屋，估计不到一百年，一定会损坏坠落。后来又察看陵中的器物，看见所谓的铁罩，铁板重达万斤，以木为骨架，大多不到三寸厚，在相互穿接、叩合之处厚度才一寸多，恐怕过不了二三十年，必定腐朽崩摧，压在梓宫上。当时我内心惊惶恐惧，不能自已，便派人把这件事告诉魏公。魏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以魏公对仁皇帝的忠孝，并不是不用尽心力，只是被众人的议论蒙蔽了，昧于长远的考虑；用天下的力量把一个人葬在极其危险的地方，难道不可悲痛吗？陵土已经填复，固然知道再也无可奈何，但每当想起这件事就心惊魄散，有时整夜不能入睡。如今乡邻之间若有这样的事情，可以设法谋划却不告诉别人，一定会被认为不讲信用，何况仁皇帝是天下人的父母呢。如今不幸太皇太后突然离开宫闱，正好可以借此机会谋划这件事。合葬的礼制，自周公以来从未改变；近来考察唐代帝后，也有同穴合葬的。至于乾陵，那是再次开启陵墓。太祖皇帝神机远虑，超越万古；昭宪太后也与太祖合葬于安陵。考察典礼，就合乎尊亲之道；顺从旧有礼法，又都可以享有长久福祉，这是可以实行的事，没有什么可疑虑的。伏望公忠诚奋发，向朝廷极力陈说此事，请求奉迎太皇太后合葬、附祀于昭陵，趁机撤去铁罩，采用加厚陵墓石椁的制度，并且另外妥善裁处，使将来即使木材腐坏、石头坠落，也不能造成祸害，挽救仁皇帝必然遭受的灾祸，成全当今皇帝无比的孝心。承担这件事的人，除了您还有谁能做到？如果您真能办理，天必佑助忠孝，必定使您事业兴盛、长寿福厚，使子孙永保无穷的福祉。我私下想，您侍奉仁宗皇帝三十多年，官位达到人臣极致，恩遇无比；料想您的心情，只要能使仁皇帝的圣体保全安全，即使陷入【一作‘蹈’】祸患，也不会躲避。何况只是一句话的容易之事，难道肯有所顾虑而不说吗？事情和道理极其明白，只是当今皇帝平素不知道罢了。凭您的话语分量，竭尽诚意恳切地再三陈说，不必担忧朝廷不会醒悟，关键只在于您做不做罢了。悲哀。我实在是愤激难平，言辞鄙陋直率，反省自己狂妄轻率，惶恐战栗，无地自容。答富公小简 昨天冒昧把意见陈述出来，正怀着烦扰冒犯您的恐惧，竟承蒙您赐下教诲，又赏赐酒食，仰承您厚重的情意，实在惭愧恐惧。尊长所赐的礼物，我不敢推辞。然而颐曾对您说过：‘如果公肯录用我，即使让我在门下执鞭，也是我所欣喜仰慕的，何况接受赏赐呢？’如果您不肯听从我的意见，那就是忘却忠义；您所赐的东西，对颐来说实在是羞惭，因此不敢拜受恩赐，谨此回复并奉还。冒犯您的威严，内心十分战栗。

译上河南帅书 颐承蒙您的恩德已经很深，思量报答就应当不同寻常，所以冒昧把狂妄的话烦劳您的听闻。您刚到镇所时，一定会多方询问众人对您的议论；颐料想他们会说：‘敌人既然再次在河外设防，一定不会再来，您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通常的说法，却不知道奇胜敌人的方法。兵法说：‘进攻必能取胜，是因为进攻敌人没有防守的地方。’说敌人不来，恰恰就是他来袭的凭借。兵法又说：‘他们调动大军，难道是无缘无故吗？河外已经空虚，再来有什么利益？’这实在大错。假如敌人能够出其不意，攻破、荡平几座营垒，足以使一道疲敝，这利益已经很大了，难道一定要满载而归才算有利吗？我私下恐怕谋士以能够减轻忧虑为喜，计议军务的人庆幸可以缓解责任；众人的议论既然一致，即使您还没有相信，上下之心已经松懈了。这是值得忧虑的。宁可把力量耗费在没有用处的地方，也不要吝惜功劳而导致后悔。不如让敌人听说我们防备严密而断绝进攻的念头，这样边疆才会安宁。这不仅要使敌人知道有防备而不来，还要使内地的人相信这里值得依靠，愿意前往；这样一两年之间，就可以造成完整而长久的防守。自古以来凭借险塞抵御敌人，一定要使用骁勇猛烈之士；招徕、安抚、抚养民众，多依靠儒将。今天的事情却不同，希望您记住这一点。答人示奏草书 承蒙您把奏章草稿给我看，足以看出仁人君子爱护百姓的心意竟如此深切，实在钦佩，实在钦佩！子弟应当勉励您迅速而坚定地办理此事，怎么可以停下呢？然而我的心意还有不安的地方，冒昧陈述给您。看您的意思，专门把害怕发生变乱作为主旨；颐希望您把爱护百姓放在首位。极力说明百姓饥饿将死，请求朝廷怜悯，并趁机说明恐怕将要发生变乱，这样可以吗？这不仅符合向君主进言的体例，事情形势也应当如此。您现在是请求财物来救活百姓，如果以仁爱来请求，就应当轻视财物而重视百姓；如果以利害来恐吓，就会使人依靠财物来保护自己。古代取得丘民就取得天下，财物散开，人民就聚拢。后世如果只贪图眼前私利，就用武力控制百姓，用财物聚集众人。聚敛财物的人被认为能够守成，保护百姓的人反而被认为迂阔。从秦汉以来，无不如此。我私下担心朝廷诸位贤臣也不能避免这种弊病，只能用诚意感动他们，希望他们生出不忍伤民之心罢了。浅陋的见解没有可取之处，只请您裁量。答朱长文书【有人说是明道先生的文章】我们相隔遥远，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相会？人事本来就难以预先约定。此前我来信，因为您心气虚弱，劝您不要多作诗文；而您答复的言辞却说：‘做学问，能够探究古代圣贤留下的事迹，综合众说的是非，希望使自己的心通达而默默领会，这本来就还做不到。’又说：‘让后人看见它，或许还可以说是没有忘记善道。如果不是这样，实在担心死后没有声名。’这就是把求学看作末事，难怪兄长责备您的见解了。假使我每天听闻孔子的道理而忘掉这些，难道不是好事吗？【恐怕您不记得书中的话，所以退回抄录在这里。】这句话恐怕不能算是完全恰当的说法。我对于朋友，如果他们所问的事情不切实，从来不敢贸然谈论。因为您身患疾病，很少同人交往，渴望听到有益的议论，所以借此可以讨论一番，为吾弟把道理尽量说清楚，希望多少有所补益。我先前说不要多作文章和诗，并不只是因为会损伤心气，实在是因为不应当轻率写作。圣贤的话，是不得已才说的。大凡有这样的话，便能使某种道理明白；没有这样的话，天下的道理就会有所缺漏。正如耕田的耒耜、陶冶所用的器具，如果有一种没有制造出来，养活人的方法就会有所不足。圣人的言语即使想停止，又能够停止吗？然而圣人的言语包容尽天下的道理，文字也十分简约。后世的人刚拿起书卷，就把文章放在首位，一生所作的文字往往比圣人还多；可是有它并没有什么补益，没有它也没有什么缺漏，便是无用的赘言。不仅是赘言而已，既然没有掌握要旨，就会背离真实、失去正道，反而一定会危害道。诗歌的盛况没有超过唐代，唐代善于评论文章的人没有超过韩愈；韩愈所特别推重的只有李白、杜甫二人的诗。他们现存的诗有千篇，全都是吾弟所见，可以考察而知道。如果您所作的文章都合乎道，足以辅佐圣人、作为后世的教化，那就是圣贤的事业，怎么能说是求学的末事呢？我哪里敢拿这个来责备您？您又说想让后人看见自己没有忘记善道。能够写出合乎道的文章的人，是懂得道的人。懂得道的人之所以写文章的心意，绝不是区区担心自己后世没有声名，只想让后人看见自己没有忘记善道罢了；那只是世人的私心。孔子忧虑死后名声不能称扬，是忧虑死后没有善行可以称述，并不是忧虑没有名声。声名可以激励中等资质的人，君子所存守的，并不是急切追求声名。您又说：‘能够探究古代圣贤的遗迹，综合众说的是非，希望使心通达而默默领会，这本来还做不到。’ 心通达于道，然后才能辨别是非，就像拿着秤锤和秤杆比较轻重，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言。用道来衡量它，是非就清清楚楚，不必经过精细思考才看得见。求学的人应当以道为根本；心不通达于道，却去辨析古人的是非，就像不拿秤来估量轻重，只是竭尽目力、劳费心智，即使偶尔合乎时宜，也不过是古人所说的‘推测却多次猜中，君子并不看重’。面对纸张仓促写成，没有再作思考推演，所以言语没有次序，改注很多，不要惊怪言辞过于烦琐。如果道理有不妥之处，还请您指示，足以抵得上当面交谈。上文潞公求龙门庵地小简 我私下看见胜善上方的旧址，一向荒废，是一块没有用处的地方。我是乡野之人，性情率直轻易，冒昧来烦告您。想在上面修葺一所幽静的居室，作为避暑和著书的地方。唐代王龟在西谷修建书堂，松斋的名称流传至今。我虽然没有才干，也能够为龙门山在后世增添一处胜迹，成为门下的美事。不知可否，等待您的命令。

译上韩持国资政求撰兄墓志 颐冒昧倚仗您厚重的顾念和知遇，敢把哀痛而诚恳的心意上呈，烦劳您的听闻。家兄的学术、才能和品行为世人所看重，从朝廷到民间，认识他的人何止千数。如今将要归葬伊川，应当请求墓志铭来传之不朽。然而想到认识他的人虽然很多，能够了解他所行之道的人却很少；有文章才华的人也很多，但文章足以阐明他的志意、描绘他的德行美善的人却很少；能说善道的人并不少，但声名尊显、德行厚重，足以使后世取信的人却很少。这样的墓志铭，哪里容易写成呢？颐私下认为，智慧足以了解他的道，学问文章足以彰显他的才能德行，言辞足以取信后世的人，没有谁能超过阁下。家兄一向出自您的门下，受到您的知遇最深，不幸早逝，本来应当触发您的哀伤。只是他的道未能在当时施行，学问又来不及写成书传下去，竟将湮没而无人知晓，这尤其令人深为悲哀。恭敬地想，阁下以至诚对待万物，同人交往有始有终；知道一个人生时，就一定会想到他的死；爱惜一个人，就一定想成就他的名声。愿您赐下一篇雄健的文章来光耀墓穴，使伯夷不湮没于西山，使展季能够显名于东国，那么无论生死都受到了您的恩赐，子孙即使舍身丧命也不敢忘记，仍不足以报答。冒昧请求的罪过，我不敢逃避。上孙叔曼侍郎求写兄墓志书 颐冒昧仰仗您的垂爱，敢把哀痛而诚恳的心意上呈，烦劳您的听闻。家兄的学术、才能和品行为当时的人所看重，出入您的门下，受到您的知遇最深，不幸短命而死，天下谁不为他悲哀？又因为他的功业未能在当时施行，道学也来不及著书流传，竟将湮没无闻，这尤其令人深为悲哀。我私下想，自古以来有道之士，声名有时尚未彰显，靠贤人君子为他们发扬，后来才显名于后世的很多。如今将要把太一资政韩公归葬伊川，为他撰写墓志，希望得到大贤的文章，使他的声名传得长久。恭敬地想，阁下的声名足以使后人尊重，您的道足以流光后世；您以至诚待人，同人交往有始有终，知道一个人生时必定会想到他的死，爱惜一个人必定想成就他的声名。愿求得您的亲笔文章来光饰墓穴；倘蒙您哀怜，曲加应允，那么无论生死都受您的恩赐，子孙岂敢忘记。内心反省自己冒昧妄求，惶恐逾越，无地自容。

译答杨时慰书 颐哭泣着启奏：颐罪过深重而不能尽弟弟之道，感召祸变，未能亲自死去救护兄长，如今面对死亡，悲哀、苦楚、怨恨、痛苦交集，肝心摧裂。日月飞快，忽然将近三个月，追思之痛深切，实在难以承受。远方承蒙您来信慰问，又寄来祭文和哀辞，足以看出您在患难中不忘旧交的情意。家兄的道学和品行义行足以泽及世人、流传后代，不幸竟到了这种地步，天啊，这可怎么办！颐在悲痛苦楚之余，仅存一息，筋骨身体支离，尤其疲倦于执笔，何况悲痛真情也不是书信能够尽述的。幸而年老而经历了这场烦恼，饮食起居还如常，不必深深忧虑。面对纸张哭泣哽咽，言辞没有条理。颐哭泣启禀杨君法曹【九月十二日】十月二十四日，安葬韩持国；墓志中的行状由颐亲自撰写，稍后当寄去。谢韩公启 我私下认为，朝廷选拔士人，是为了实现治理的首要措施；公卿荐举贤才，本来一定要有识人的智慧，并且符合公众的议论，才开始得到众人的认可。颐没有才干，年轻时便跟随老师求学，探究知识、穷究事物，大略窥见圣道的端绪；明白善道、使自身诚实，却还没有达到古人的仿佛境界。白白在年老时仍忘怀一切，私下对这门学问有所志向；时运和年成和顺丰盛，已经足以实现平素的愿望，声名得到宣扬、德行得到进益，也不敢存有侥幸之心。正逢嗣皇帝开始询问治国方略，正是元老大臣进献谋议的时机，哪里料到朝廷误听，竟然把我的名字显扬出来；登上文阶，得到皇帝温厚的恩言；进入西清，侍奉近侧，接近宫禁深处的光辉。考察近世以来的情形，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遭遇。承受恩宠反而惭愧，感到自己的才分更不相称；究竟怎样行动才可以报答称职，只能竭尽平素所学，努力不辜负深厚的知遇。除此之外，实在不知所措。还没有机会拜见您的仪表，只能徒然切望追随您的风采；内心诚实的想法，无法全部陈述。又谢简 颐惶恐拜两拜启禀：仲夏酷热，伏望阁下起居一切安好。颐在您的门下执耕田之役，从来没有一天积累的旧交情。却蒙您过分听信，向朝廷荐举我，使我承受恩命，我拿什么来报答呢？没有机会前去拜见，伏望您上为宗庙社稷善自保重，注意起居休息；我的区区心意至诚至极。答吕进伯简三 我们分别多年，我内心深深企盼渴望，言语不能尽达心意。您按部巡视往来，想必正处在劳顿之中。秦地百姓的创伤还没有恢复，又偶逢这场旱灾，幸赖贤明的使者加以处置，百姓所受的恩惠哪里有尽头！儒者逢到合适的时机，是百姓的幸运；希望您努力成就美好的功业，这正是我的愿望。颐在这里充任官职，早晚竭尽心力，还没有看见什么补益。时时希望承蒙您赐信，开示我不足之处；同叔每次来往，都使我极为欣慰、极为幸运。虽身在门墙之外，却神思飞驰，如同亲临；想说的话，不当面就无法尽述。唯愿您千万珍重自己。另纸来信指示说，以持守法令为要务，这种说法已经流行很久了。既然做了今天的官，就应当在今天的事务中谋求施展。被旧有法令拘束、不能有所作为的人，天下到处都是。依颐看来，如果在法令允许的范围内灵活迁就，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先兄明道治理县邑、为百姓办事，其中许多是众人所谓被法令限制的事情，但他去做时从没有严重违背法令，众人也不太惊骇。若说这样就能充分实现他的志向，那是不可以的；若说求得一点小小补益，却是有余的。如今这样做政事的人已经少远了，别人即使觉得奇异，也不至于指斥为狂妄；若竟指斥为狂妄，那就会大为惊骇了。竭尽诚意去做，直到不被容纳然后离去，又有什么可嫌疑的呢？鄙见如此，进伯认为怎么样？承蒙您厚重的知遇，我冒昧提出一点浅见来帮助您的明察；这件事我也已经愤懑很久，无处申诉，正好遇到您才得以陈说。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昭明地奉行侍奉天地的道理，应当极其严肃恭敬。汉武帝到远方在汾水弯曲处祭祀地神，已经是违背礼制；后世又修建祠宇，过失更大。因为唐代妖人写作《韦安道传》，于是塑造他的像来配享祭祀，这是欺骗亵渎天地。天下的妄诞，天下的罪恶，有比这更大的吗？您作为使者，如果对此不加纠正，还要纠正什么事呢？希望把那座像投入河中，千万不要事先泄露；一旦泄露，就会传布开来，惊动视听。不要请示，不要议论，一定会被阻挠。也不必担心日后的祸患，典章法令也不可能追究到您，这一点可以料定。希望您不要疑虑。与吕大临论中书【此书全文已经无法再见，如今只根据吕氏所记录的部分编入】大临说：‘中，是道所由以产生的地方。’ 先生说：‘中，是道所由以产生的地方。’这句话有毛病。大临说：‘说中是道所由以产生的地方，这句话有毛病，您已经详细说明了。但如果只论它们相同的地方，就不能再有两个名称；分别来说，也不能拘泥地把它们看成一件事。比如所说“天命叫作性，顺着本性叫作道”，又说“中是天下的大根本，和是天下的通行之道”，那么性与道、大本与达道，难道会有两个吗？’ 先生说：‘中就是道。如果说道路出自中，那么道就在中之外，便成为另外一种东西了。所谓只论相同之处，不能再有两个名称；分别来说，也不能混同为一件事。这句话本来没有毛病。如果说性与道、大本与达道可以混同为一体，那就不妥。“在天叫作命，在人叫作性，顺着性叫作道。”性、命、道，各有各自相应的意义。“大本”说的是体，“达道”说的是用，体用自然不同，怎么能不成为两个概念呢？’ 大临说：‘既然说顺着本性叫作道，那么顺着本性而行，没有什么不是道。这并不是说性中另外有一个道，中就是性。在天叫作命，在人叫作性。由中产生的，没有什么不是道，所以说是道所由以产生的地方。’这同‘顺着本性叫作道’的意义相同，也不是说道中另外有一个中。先生说：‘中就是性’，这句话极不妥当。所谓中，是用来描述性的体段【若说性有体段也不可，这里姑且借此来说明那个道理】。就像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难道就能说方圆就是天地吗？既然方圆不能称作天地，那么万物当然不是由方圆产生的。既然中不能称作性，那么道怎么能说是从中产生的呢？大概“中”这个字的意义，是因超过和不及之间而确立名称的。如果只把中看作性，那么中与性并不相合，同“顺着本性叫作道”的意义自然不同。性和道不可【一作‘可以’】合并来说；中只能说是体，不能与性看作具有相同的德性。’ ○又说：‘根据这个意义【一作“说法”】，说不能与性具有相同的德性，这个“德”字也不妥当。’ 子居回答：‘把中看作性的德，倒比较接近【子居是和叔的儿子，一说是义山的儿子】。’ ○又说：‘不偏不倚叫作中，道无处不是中，所以用中来形容道。’ 如果说道路出自中，那么天圆地方，能说方圆是天地所由以产生的吗？大临说：‘不偏倚叫作中，不夹杂叫作和。’

译先生说：‘不偏倚叫作中，很好【这句话还不够明白】；不夹杂叫作和，不恰当。’大临说：‘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就是赤子之心。在尚未发出的时候，这颗心极其虚明，没有偏向倚着，所以称为中。用这颗心应对万物的变化，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是中的。’孟子说：‘称量以后才知道轻重，测量以后才知道长短，万物都是如此，心尤其如此。这颗心测度万物，比秤锤秤杆的精审更甚，正因为它极其虚明、没有偏倚。如果其中存有一物，那么轻重长短全都失去适中，又怎么能像秤、像尺一样准确呢？’所以大人不失去他的赤子之心，就是所谓确实把握其中。大临当初对此有所领会，便把这颗心直接命名为中，所以前面说‘中是道所由以产生的地方’。如今仔细思考，才知道只是命名不恰当罢了。这颗心的状态可以说是中，却不能马上把这颗心命名为中。所谓用中来形容道，正是这个意思。‘顺着本性叫作道’，就是顺着本性而行，无论到哪里都不是没有理义。用这颗心应对万事的变化，也无论到哪里都不是没有理义；这些都不是在指说道体本身。若论道体，又怎么可以说它由中产生呢？【先生认为这句话还不对】’ 先生说：‘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中。赤子之心，虽然已经发出，却还没有远离中。如果就把它称为中，那就是不懂得大本。’ 大临说：‘圣人的智慧周遍万物，赤子完全还没有知识，他的心当然不同。然而推究孟子所说，难道不是只取其纯一无伪、可以同圣人相同吗？并不是说连丝毫差异都没有。’大临前些日子所说，也只是取这个意思罢了。这个道理，大临从前已经听闻先生君子的教导，回过头来求之于自身，仿佛有所心得；拿它参验以前的言论和行为，似乎没有不相合的，于是由此实行，仿佛找到了心安之处，便对此深信不疑，拳拳地牢记在心，不敢失去。如今承蒙教诲，却说我已经失去了大本，使我茫然不知方向；私下恐怕是措辞表达不明，言语没有完全传达心意，以致高明的您还没有深切了解，所以冒昧说出自己的见解，向您求益，最终得到您的教诲，为我指出迷误，这是非常幸运的。圣人的学问以中为大本，即使尧舜把天下相互授受，也说要确实把握其中。中，就是没有过分和不及的意思。用什么准则知道过分和不及呢？只是求之于这颗心罢了。这颗心的活动，出入没有定时，怎样才能守住它呢？只是求之于喜怒哀乐尚未发出的时候罢了。在这个时候，这颗心就是赤子之心【纯一无伪】，就是天地之心【神妙明察而不可测】，就是孔子所说的‘四种事情都不存在’【其中若有一物，便不能处于中】，就是孟子所说‘万物都如此，心尤其如此’【心无偏倚便极其明察、公平，它察知万物胜过秤尺的精审】，就是《易经》所说‘寂静不动，一经感应便通晓天下万事的规律’。’ 这颗心所发出的，纯粹都是义理，并且同天下人共同具有的义理相合，怎么会不和呢？大临前些日子敢把赤子之心指称为中，理由就是这样。您的来信说：‘赤子之心可以称为和，不可以称为中。’大临思考这件事，所谓和，是指已经发出而言；如今说赤子之心，是讨论它尚未发出的时候【一作‘窃谓’】，纯一无伪，没有偏倚，可以说是中。如果说它已经发出，恐怕就不能称作心了。您的来信又说：‘所谓顺着本性而行，无论到哪里都不是没有义理，这句话虽然没有毛病，但圣人的气象意味很少。’大临回头思考，才觉察到自己的言辞语气迫促窘迫，没有沉浸醇厚的风味；这是浅陋的罪过，怎敢不接受教诲。大临不敢再写信叨扰先生，恐怕烦劳您往返答复，只让义山拿这封信来请教。恐怕还有堵塞而未能通达的地方，不免再三冒昧烦渎；只希望您乘空口头指示一二，由义山传达教诲，那就万分幸运了。先生说：‘你所说的“并不是说没有丝毫差异”，正是说存在差异。有差异的东西，能够成为大本吗？由这一句话推究，其余的道理都可以看见了。’ 大临说：‘大临把赤子之心看作尚未发出，先生把赤子之心看作已经发出。至于所谓大本的实质，先生和大临所说没有不同，只是解释“赤子之心”这一句不同罢了。大临起初认为“赤子之心”只是取其纯一无伪而与圣人相同【一作“处”】，恐怕孟子的意思也是如此；没有曲折地逐一比较它们的同异，所以便据此说了出来；本来从未把已经发出时的不同之处当作大本。先生说：“凡是说心，都指已经发出而言。”那么在尚未发出以前，可以称作没有心吗？我私下认为，尚未发出以前，心的本体明明白白地具存；已经发出，是心的作用。这一点是我深深疑惑的地方，还没有得到明白。又恐怕传话的人失去了原意，恳切希望您指教。’ 先生说：‘你所论述的意思，虽然是把已经发出的看作尚未发出，反过来【一作“及”】求证于言语，却是认为把已经发出的说成是措辞还不够明白，只是选择得还不精细罢了。凡是说心，都指已经发出而言，这句话本来不恰当。心只有一个，但有时指心体而言【“寂然不动”就是这种情况】，有时指心用而言【“一经感应便通晓天下万事的规律”就是这种情况】，只看所见的方面如何罢了。大体说来，议论越精微，言语越容易出现差误。所谓传话的人失去了原意，等到反复观察，虽然说有差误，却也没有失去大意。又如前面讨论“中就是性”，已经分成两个了，不如说“性之中”【“性中”这个说法还不够明白】；至于说圣人的气象意味很少，也不必说圣人。第二封信中我所作的答复已经极其明白了。’ 答杨时论西铭书 前些日子寄来的《史论》十篇，意义很正确，刚看一遍，就被别人借去了，等以后再仔细看。《西铭》的议论却不是这样。横渠立论确实有过失，正在于对正理的辨析不足。《西铭》这篇文章，推究义理以存养仁义，扩充前代圣人没有发明的道理，同孟子关于性善、养气的论说功用相同【这两方面也是前代圣人没有发明的】；哪里能同墨家的学说相比呢？《西铭》说明理本来是一而亲疏分际不同，墨家却以两个根本为本而没有亲疏区别【爱自己的老人和爱别人的老人，理本来是一；爱没有差等，根本就成为两个了】。有亲疏分际却被私心压倒而失去仁，是它的弊病；没有亲疏区别而实行兼爱，便是没有义，是它的罪过。确立亲疏区别而推明理的一致，以制止私心胜过仁爱的流弊，是仁的施行方法；没有区别而迷信兼爱，最终达到不认父亲的极端，是义的贼害。您把二者相提并论，是过错。况且您说它只谈体而没有涉及用；它本来就是要使人推而行之，根本就是在说用，反而说它没有涉及用，不也奇怪吗？’

译代人上宰相论郑白渠书 我听说天下的事情，有非常困难却容易办成的，有非常容易却难以办成的，关键只在居上位的人做还是不做罢了。从前韩国想使秦国停止用兵，让郑国游说秦国开凿泾水来灌溉农田，把注入的淤泥水引来填积土壤，灌溉盐碱地，四万顷田地每年收获常有一钟，关中于是成为肥沃的土地，没有灾荒之年，秦国因此富强。到了汉代，白公又引泾水灌溉农田，百姓获得丰饶，歌唱说：‘田地在哪里？在池阳谷口。郑国渠在前，白渠在后开凿，养活关中亿万百姓。’这是两条水渠的功劳。秦汉以来，都享受了它们的利益。熙宁年间，神宗皇帝讲求治理的典章，兴修恢复遗留下来的利益，当时先祖殿丞陈述郑渠、白渠的利益，神宗皇帝在便殿召见并赐答，大为称合圣心，把这件事交给他办理。工程进行一年多，功绩已经有了头绪，却有能作害的人巧妙地加以阻挠，没有完成全部工程，陕右的人至今还以此为恨。我每次想到神宗皇帝知道它的利益而想兴修的心意，以及先祖竭尽力量却遭阻挠的遗恨，没有一次不愤懑叹息直到流泪。阁下曾经任长安尹，一定听说过这件事；如今的情形又不是当年的情况可比。泾水水位低，渠口位置高，灌溉的功效恐怕快要全部废弃了，百姓因此困乏，物价和粮食斗斛价格暴涨，原因正在这里。如今外部有不顺服的羌人，军队兴起，军粮储备最为急迫；如果能使秦中每年增加数百万斛粮食，所起的帮助难道不十分巨大吗？我是关西鄙陋的儒生，只因稍有收成才知道这件事；然而身处偏远，无从亲自申述胸中的愤懑，幸而遇到仆射相公凭借经纬天下的才能，逢到时机而得到君主信任，把天下的事情作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我才敢不顾狂妄获罪，冒昧烦扰您的听闻。倘蒙您采纳记录，或许能够取得成功，使先祖不至于抱恨于地下，那么我一生的愿望就满足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万斛〕 上谢帅师直书 颐惶恐上书给知府、安抚、宝文阁下。颐极其愚陋，学习圣道将近五十年，只是自己相信所学，实行自己所知，不敢被世俗改变。是被人知晓还是被人责罪，就在于他人了。我恭读律令条文：各医生替人配药时误配，药效不如原方而杀人的，判徒刑二年半；所以药效不如原方而杀伤人的，依故意杀伤论罪；即使没有伤人，也杖责六十。古人制定法律的用意，不只是怜悯死者无辜，也在于警戒庸医，使他们不敢轻率妄为而危害人的性命；这样做的好处，难道不大吗？近世以来，律文虽存在，实际上却不施行。庸俗的官吏拘泥文句，竟说律文所称的是配药时误配而药效不如原方；如果是用药不合方剂来论罪，那么即使一天杀死千人，法律也不禁止，官府也不应治罪。于是使庸医之流放纵其盲目妄为，再无忌惮，杀人如麻。耳闻目见，士大夫被庸医违反阴阳、背离方剂而治死的，多得数不清。何况天下广大，百姓众多，哪里说得尽呢？只有嘉祐年间，族兄大中嗣宗任扶沟县知县，曾因医生用药过量杀人，把医生送到府中，鞭打他的背部。用药过量是用药的过失，并不是配药时误配。当时众人都称赞他，因为别人从来没有使用这一条法律的缘故。如今死者的家属，没有人肯同医生争辩，原因有三：一是认为主管官员没有爱护百姓之心，只想苟且省事，不肯替他们追究到底；二是同医生熟悉，不忍心告发诉讼；三是担心今后再也无法请医生用药。这些都是把利害得失放在心上，却不顾骨肉亲情。明知亲人是冤死的，却不替他争辩，骨肉之情就断绝了。既然不能争辩，便替医生辩解说：‘他没有恶意。’又说：‘控告他也没有用。’又说：‘这是他自己的命。’这些全是极其愚昧、不懂义理的话。他若有恶意，自然应当依照故意杀伤的法律；这条律文正是为没有故意的人设置的。替亲人争辩，是为了伸张骨肉之情，难道取决于有没有用吗？如果说这是他自己的命，那么被人殴打而死，也可以不予追究了。世上的人，即使父母本来并不是死于疾病，而是被医生治死，能够忍耐隐瞒、不替父母争辩的也很多。众人看见这种情形，也不认为不对。习俗迷惑人，竟到了这种程度。如今的士大夫，让马医医治马，马医误治而使马死，因而杖责马医，这是眼睛常见、耳朵常闻的事，众人不认为不对；至于父母骨肉被医生治死而责罚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难道爱亲人还不如爱马吗？这是愚昧迷惑而不加思考到了极点。凡是人的疾病误治的很多，像把风病用治气的药，把肝病反而攻治脾脏之类，即使没有治中，疾病也未必能害死人；即便死了，也是病死，不能说是医生杀死的。若医书明明说服下此药就会死，那就是说不服下便不会死。如今服药杀了人，这同拿着刀子割断人的喉咙有什么不同？古人制定法律，推究其本意原本并不恶劣，所以罪只判徒刑，已经是极大的宽赦了。若任凭他胡乱杀人而不加惩治，难道是治理政事的道理吗？我的侄子某任醴泉县令，患阴证伤寒，县中的医生却给他大剂量攻下，又给他服洗心散，终于使他冤死。如今已有诉状陈述此事，伏愿明公身居大帅之任，掌握劝善惩恶的权柄，经典学术和政治才干闻名天下，见识高远，卓然超出常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事情，尚且可以酌量适宜而施行，何况有法律可以依据呢？百姓对于县令，情义最为重大；致使县令死亡，却不加一丝罪责，按道义能够心安吗？我私下听说县中愤懑叹息、不平的声音已经传到道路上了，难道任职的人唯独不思量这件事吗？再三思量阁下是天下官吏的师表，如果真能把这件事施行于各郡县，一定会有许多人仿效。若使远近都传扬此事，让庸医之流都知道戒惧，不敢轻视人命，那么公为他人施惠的功德难道还小吗？不只是先兄父子将怀着结草报恩之心，当能获得上天的福佑，后代子孙也将享有繁衍盛大的福分；我悲痛恳切，惶恐不胜，谨此上诉。

译与金堂谢君书 颐启：上月月底，吴斋郎送到书信，我随即递上答复，算来要半个月才能送达。冬日寒冷，遥想您的起居安康。您寄居外地，转眼又成为客居之人；第二天因为等待远方消息，才知道您已经停止前行，心中十分郁闷。来年春天江水安稳，若有机会接受任命，能来访问一次就很好了。只说要在忠、涪之间探望亲人，我一定不会怀疑。颐和小儿都很平安。来年春天本想撰写《春秋》方面的文章，因为没有书，所以未能开始，不过先把《论语》《孟子》或《礼记》写完了。《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明白如日月星辰，不容遗忘；只恐怕在探究细密的义例方面，年老后精神有所遗漏，且请推官用心寻究，日后也能帮助我。比如往年所说的许止、蔡般书葬之类。若想研究《易》，先要寻绎熟读，使之贯通；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的文字，使其融会贯通，其余人的《易》说没有可取之处，只是白白耗费功夫，而且年岁也会增长，应当赶紧用功。尚未相见期间，千万谨慎保重。十一月初九日，颐启，寄给知县推官。答周孚先问【并跋】问：先生过去对门人说：“天下最忙碌的人没有谁比得上禅客。市井之人虽然说是在经营谋利，仍然有休息的时候。禅客无论行走、站立、坐下、躺卧，没有一刻不在道中；存有无时不在道中的心，就是最忙碌的状态。”孚先私下认为，这句话正如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有所期待、急于求成，或刻意助长，便是忙乱。有人说，这句话不是为求学者说的，是说圣人拿来同禅客相比，也从未有闲暇。如果求学者必须在行住坐卧之间都处于道中，存有无时不在道中的心，便是刻意助长；在求学的时候，本来应当有所用心，也应当知道刻意助长是不对的。问《尚书》说：“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孚先私下认为：“所谓圣，是说具有圣人的资质，只要一旦不加思念，就会流入狂妄；所谓狂，是积极进取的人，曾晳一类的人就是如此。假如颜子不能时时恭敬地把道理牢记在心，也必然会达到这种地步。若是圣人本人，便能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即使不加思念也没有妨害。” 六德是知、仁、圣、义、中、和。“圣”是通达明彻的称谓；“狂”是狂妄愚昧的称谓。问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孚先私下认为：“乐山、乐水，是形容仁和知的本体；动、静，是说明仁和知的作用；快乐与长寿，是说明仁和知的功效。知，就是能够认识事物；能够认识事物，就会致力于穷究事物的道理。致力于穷究事物的道理，运用便不会停息，所以喜爱水。水，是说它周流不息，所以说动。动，是说它的道理没有穷尽，所以说快乐。快乐，是说心中没有疑惑。仁，就是能够体认道理；能够体认道理，就会在自己的本性中有所获得。在自己的本性中有所获得，就会循着道理实行，所以喜爱山。山，是说它安定止息，所以说静。静，是说它不依待外物，所以说长寿。长寿，是说它通达生命的道理。” 这些话的意义还没有能够完全体现仁和知，应当暂且潜心思考。问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孚先私下认为，这句话是告诉求学者的，也是入道的次序。所以说“知及之”，是说见识已经达到；“仁能守之”，是说孜孜不倦地守持这一点；“庄以涖之”，是说在外表上设置藩篱，以远离暴慢；“动之以礼”，是说观察时机而施用，都是要合乎节度。有人说，这是人君的事情。处理政事、安顿自身，没有不是这样。所谓“仁能守之”，就是孜孜不倦地守持这一点。这句话还没有把仁说尽，应当暂且用心思考。仁便能安定，所以说是“守”。孚先过去在太学讲习。建中靖国庚辰年冬天，经过洛阳游览伊川，先生的门下列在众弟子之中，亲自接受熏陶和教范，时常听到先生的教诲。到了第二年暮春，回去探望父母，约定一年后重新入学，便把疑问写成书信，请先生指教，全都得到先生亲笔开示。到如今差不多四十年了，以今日看从前，才知道自己的学习本来就不广博，提问也不够恳切。日月流逝，功夫没有加倍，只更加感到惭愧。绍兴丁巳年冬，周孚先谨慎地书写。答周闳中书 《易》的传注是否传下去，要看自己的精力还没有衰退，或许还能有所增进。然而也不必一定等到身后，感觉衰老了就可以传授。书虽然还没有刊出，学问却从来没有停止传授，只是担心没有接受它的人罢了。来信说：“《易》的意义本来起于数；说意义起于数，是不对的。先有道理，然后有象；先有象，然后有数。《易》依据象来说明道理，由象而知道数。得到它的意义，象数便都包含其中了。一定要穷究象的隐微，穷尽数的细微末节，那就是追逐支流末节，是术数家所崇尚的，不是儒者所致力的。”管辂、郭璞一类人就是这样。道理没有形体，所以要凭借象来说明道理。道理既然已经显现在文辞中，就可以通过文辞来观察象。所以说：得到它的意义，象数便都包含在其中了。答杨时书 颐启：分别多年，一直深深思念。前些日子从伊川回来，收到十一月十五日从南康寄来的书信，知道您将赴新任，身体安好，遥远的思念得到慰藉。颐一切如常，从去年冬天以来多半住在伊川，打算在伊川置居，只是力量微薄，不能很快办成。朝廷设置教官，大概是想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如果能够尽到职守，便不是白吃俸禄，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参加省试，您的儿子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如果考中，可以告诉我。名叫廸的，喜爱学习，资质美好，应当成为远大的器用，恐怕还没有北来的日期。两个小儿【大的任项城县尉，小的任鄢陵县尉】，承蒙问候，所以一并提到。如今只是和几个孙子相处，年成如果丰熟，此外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春暖之时，只愿您增进学业、自爱自重。不一一尽述。颐启。杨君教授【三月六日】答杨廸书 分别几个月了，十分思念。前次承蒙惠书，因为以为您已经出京，所以没有再答复。近来又收到书信，才知道您还没有出行，听说夏日炎热中身体安好，很是高兴。前信所问心与迹的说法，本来就知道您还不能没有疑惑。若认为心与迹有所分别，那么“象忧亦忧”就是虚假的了。这件事应当精心探究，不容易明白。又说“有道，又有《易》”，怎么样？这句话完全不对。再把《易传·序》详细思考一番，自然就会贯通【先有变化而后合于道，“易”字与“道”字并不是同一意义】。大体上，您所说的文辞和意义太多了，孔子、孟子的门人，难道能够完全同孔子、孟子一样吗？正因为他们不敢相信自己，而相信老师的学说，所以能够思考，最终也就同老师相合了。如果纷纷产生疑惑，最终也一定会丧失所学罢了。努力吧，努力吧！盛夏在旅途上，千万保重自己。

译答门人书 前些时候奉答，正好因病疲倦，不能详尽说明。后来亲友之间相互讲论，几乎装满了箱子。提出的端绪虽然很多，大体上意思并不相距太远。对于大概的道理尚且不能认识，何况在屈伸、迟速的关节点上呢？平日没有想到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都是因为知识不足而不能达到吗？大概是被众人的说法吹动，不能自立。这是由于信奉不够坚定。孔子、孟子的门下，难道都是贤哲吗？本来有很多普通人。普通人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圣贤，不能认识的地方自然很多。只是因为他们不敢相信自己，而相信自己的老师，所以探求之后才能有所获得。如今诸位对于我的话，才一有不合就放置不顾，不再思考，所以最终总是不同。不可立刻放下，还应当再思考，这正是求得知识的方法。姑且求得自己明白，不必忧虑其他。对于那种深深地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的人，实在不应当如此。答鲍若雨书并答问 颐告诸位：平常常常问候您们，近来忽然收到惠书，知道您已经安康，欣慰之情可以想见。颐一切如常，不必烦劳挂念。信中提到的疑问，百忙之中谢君告知，来不及周详答复，只能略加答说，您可以再思考。夏日炎热，千万保重。五月十日，颐告鲍君秀才。疑难六条，谨慎地抄写奉上，伏乞您详细赐予指教。若雨拜覆。佛氏有所谓轮回的说法：凡是行善的人，死后便重新生为善人；行恶的人，死后便变成禽兽一类。虽然未必真有这种实际的应验，我私下恐怕确实有这种道理。为什么呢？凡是禀受冲和之气而生的人，开始时没有不同。圣人先获得人所共同具有的东西，并且践履它，所以能够保全太和；直到死时，他的气仍然深藏在中和之中。在造化之中，自然有重新生为人的道理。愚人平时作恶，冲和之气已经被损伤；到死时，他的气便陷入乖谬悖乱之中。在造化之中，自然有变成禽兽的道理。所以说，恐怕确实有这种道理。夫子说：“连生都还没有认识，哪里能认识死？认识生就能认识死了。能够推究开始，就能够探究结局了。” 《易》说：“阴阳变化不可测知，叫作神。”又说：“神使万物神妙而成其为言。”由此看来，佛氏所谓鬼神是虚妄的。然而“祖考来格，敬鬼神而远之”的说法，似乎又有佛氏所说的意思吗？气类之间相互感应的地方就是“来格”，但应当极其至诚，不应当使它过分逼近。若说亲近之后确实会有感应，也不是没有。只是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究竟如何。潜心思考久了，自然会明白。孟子说：“这种气，最广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损害它，就会充塞在天地之间。”我曾说，普通人的气量狭窄，只是因为被私心隔断遮蔽。如果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损害它，就没有私心；如果没有私心，志气自然广大，充满天地之间。气象本来可以用意会，却无法形容，这就是所说的难以言说。有人说：“充塞在天地之间，只是到处都能去。”这种说法似乎没有意味。应当这样涵养。乐正子拜见孟子，孟子说：“你也是来见我的吗？”等等。看这一篇，完全没有圣人的气象。有人说，乐正子是因为子敖有意激怒他才这样说，不得不如此。这里没有疑问，确实是孟子的话。如今所谓成全人格的人，何必一定要达到什么程度呢？见到利益能想到义，遇到危难能献出生命，长久处于困厄中也不忘平生所说的话，这样也可以称为成全人格的人了。这句话是子路说的呢，还是孔子说的呢？这是仲尼说的。孟子说：“不孝有三种，不尽后代的责任是最大的一种。所谓另外两种不孝，是什么呢？解释的人说，是使父亲陷于不义，以及家贫亲老却不求取俸禄官职。我私下恐怕不是这样。” 怎么知道不是这样？所谓求取俸禄而出仕，凡是用来奉养父母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定亲书 颐启：伏以古人重视婚礼，是因为大婚将要为万世传承后嗣；礼中称它为最隆重的敬礼，是为了结合两个姓氏的欢好。只是顾念我族类并不显赫，惭愧声望和德行未能振兴。不自量力，妄想高门。我的长子虽然已经超过冠礼之年，却还没有合适的婚配。恭承贤阁下的长女，资质【一作性质】十分美好，德行容貌都有光彩。正因为两家有交往，才敢提出婚姻的愿望；哪里想到您谦厚宽容，立即赐允。谨慎选择良辰，恭敬地陈述订婚之意。略备少量礼物，详见另牒。又书 不自量衰微的家族，久已仰慕高门；冒昧凭借咫尺书信，已经承诺婚姻之好，略备少量礼物，详见另牒。答求婚书 颐启：我族声望不高，声誉德行也未能振兴；承蒙您谦逊地垂爱，屡次送来诚恳的书信。于是考察合姓婚姻的礼文，将要卜定宜室宜家的喜庆。伏承某人资质挺拔，器度涵养早已成熟。我的长女年已及笄，按礼义应当出嫁；特意劳烦您写信前来，使两家结为秦晋之好。我仰承您的深厚诚意，哪里敢说不相称呢？对于师傅的教训，虽然惭愧自己还不熟习；但愿让她以操持箕帚的劳务，恭敬地侍奉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