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文集卷十二

译先生说：“我的县里怎么会有这种事？如果确实有，一定是某村某人。”一问，果然如此。家人惊异，问他怎么知道。先生说：“我常怀疑这个人是恶少中没有改过的一类。”河东财赋困窘，官府所征购的物品，每年都成为百姓的祸患。即使是极其低贱的东西，一到官府收取，价格便飞涨，多的达到平时的几十倍。先生常常估算所需数量，让富户预先储存，定好价格后再出售。富户没有失去加倍获利的机会，而乡民所花的费用，与往年相比十成中只需二三成。百姓缴纳的税粮常常要运往边境，路途遥远；就地买粮，价格又高。先生挑选可以任用的富户，预先让他们收购粮食，边郡因此节省了大量费用，百姓的负担也得以缓解。县库中有杂纳钱数十万，常常借此补助百姓负担。部使者到来时，先生告诉他说：“这些钱是县令自行使用的，不敢私下请求。”一概不再追问；部使者屡次更换，也没有不依从的。先前百姓害怕差役，轮到服役时便互相告发诉讼，乡邻于是成为仇敌。先生完全了解百姓财产的厚薄，排定服役先后，按照户籍命令他们服役，没有人再推辞。河东义勇军在农闲时教习武事，但过去只是应付文书、凑数而已。先生到任后，晋城百姓于是成了精锐部队。晋地的风俗崇尚焚烧尸体，即使是孝子慈孙，也习惯于此并认为安心。先生教导告诫并加以禁止，百姓才开始相信他。可是先生离任后，郡中官员有母亲去世，因为害怕远途运送，就把尸体投入烈火。愚昧的风俗看见便仿效，先生的教化于是废弃了。有见识的人为此痛惜。先生任县令时，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想要申辨事情的人，有时不带公文，直接来到庭下陈述缘由。先生从容地告知劝导，谆谆不倦。在县里三年，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离任那天，哭声震动原野。由于有人推荐，他改任著作佐郎；不久经御史中丞吕公公着推荐，授任太子中允，权任监察御史里行。神宗平素知道先生的名声，召见应对那天，从容地向他询问政事。见过两三次后，就决定将来重用他。每次先生将要退下，神宗一定说：“要常常求见。”希望以后能经常见面。有一天二人议论了很久，日官报告正午时刻已到，先生急忙请求退下。庭中的宦官互相说道：“御史难道不知道皇上还没有进食吗？”先生前后进言很多，大要以端正内心、抑制欲望、寻求贤才、培养人才为先。先生不修饰言辞、逞强辩论，只以诚意感动君主。神宗曾让他推举选拔人才，先生所推荐的有几十人，而以他的父亲表弟张载和弟弟颐为首。他所上奏章，子侄们不得查看草稿。他曾说君主应当防止尚未萌发的欲望，神宗俯身拱手说：“我应当以卿所言为戒。”后来谈到人才时，先生说：“陛下为什么轻视天下士人？”神宗说：“朕哪里敢这样做。”先生再三这样进言。当时王荆公安石日益受到信任，先生每次进见，都向神宗陈说君主之道，以至诚仁爱为根本，从未谈及功利。神宗起初怀疑他迂腐，但礼貌并未衰减。先生曾极力陈说治国之道，神宗说：“这是尧舜的事情，朕哪里敢当？”先生忧惧地说：“陛下这句话，对天下并不是福分。”荆公逐渐推行自己的主张，先生多有不赞同，事情一出现便上奏论列。几个月间，上奏章几十篇，其中尤其极力论列的有：辅政大臣不能同心，小臣参与国家大计，公论不能实行；青苗法收取利息，出售祠部度牒，差遣的提举官多非其人；以及不经过封驳，京东转运司剥削百姓以求取宠幸，却不加贬黜责罚；谋求财利的大臣日益进用，崇尚德行的风气渐渐衰败等十多件事。荆公和先生虽然道不同，却曾说先生忠诚守信。先生每次同他议论政事，都心平气和，荆公常被他的话打动。但言路中喜好直言的人，一定要竭力攻击以求取胜，因此先生便与这些言官成为敌对。先生的意见既不能实行，便恳切请求出任外官。神宗仍然看重他不愿他离去，他上奏章并当面请求十多次，神宗都不准，于是闭门等待获罪。神宗将要贬黜那些言官，命执政任先生为监司，差遣他权任京西路提刑。先生又上奏说：“臣所说的是对的，就请实行；如果是妄言，应当给予明显的责罚。如今臣请罪却得到迁调，刑罚和奖赏就混淆了。”他多次请求，终于获准罢去。后来神宗亲自批示，揭露并说明同列大臣的罪过，唯独没有责备先生，改差他签书镇寜军节度判官事。镇守者严厉苛刻而且多疑，通判以下没有人敢同他争辩。他起初认为先生曾任台宪，必定不会尽力办理职事，又担心先生轻慢自己。后来先生侍奉他十分恭敬，即使是管理仓库等细小事务也无不尽心；事情稍有不妥，便同他争辩，于是没有一件不被采纳，二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先生多次为重大案件平反，使应当处死的人得以不死，前后大概有十几人。河清的士卒依法服役，不从事其他差役。当时宦官程昉任外都水丞，倚仗权势蔑视州郡，想把各处堤岸的士卒全部调去治理二股河，先生依法拒绝。程昉向朝廷请求，朝廷命令拨给他八百人。天气正值严寒，程昉肆意虐待，众人逃回。州官早晨聚集在城门，县吏报告说河清的士卒溃散回来，将要进城。众官互相看着，畏惧程昉，想不让他们进城。先生说：“这些人是逃脱死亡后自行归来的，不让他们进城必然会造成祸乱。”程昉曾扬言：“我自会承担此事。”先生立即亲自前往开门安抚劝说，约定让他们回去休息三天再服役，众人欢呼着入城。先生把事情全部上报，因此得以不再派遣他们。后来程昉奏事经过州中，见到先生，说话甜美而气势畏缩。之后却向众人扬言：“澶州士卒的溃散，是程中允诱使的，我一定要向皇上告发。”同僚把这话告诉先生，先生说：“他正害怕我，哪里敢这样做？”果然不敢上奏。曹村堤岸决口时，先生正在救护小吴堤，距离曹村一百里。州帅刘公涣因事情紧急告知先生，先生连夜奔驰赶到。州帅在河桥等候，先生对他说：“曹村决口，京城将有危险。臣子的本分，是即使拿身体去堵，也要这样做。请把厢兵全部交给我；如果事情不能成功，您应当亲自率领禁兵接替。”州帅认为先生勇烈有义气，于是把本镇大印交给先生说：“您自行使用它。”先生得到大印后，来不及进城探望亲人，直接奔向决堤处，晓谕士卒说：“朝廷养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你们知道曹村决口会把水灌向京城吗？我将和你们一起用身体抵挡它。”众人都受到感动，争相出力。

译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决口不可能堵住，只是白白劳累百姓罢了。先生命善于泅水的人带着细绳渡过决口，水流正猛烈奔涌，能够到达对岸的只有一百人中的一个；最终却能牵引大绳渡过，众人从两边堤岸同时施工，昼夜不停，几天后便合拢了。将要合拢时，有一根大木头从中流漂下，先生回头对众人说：“如果得到那根大木头，让它横在水流中堵住决口，那么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话刚说完，木头果然横了过来，众人认为这是至诚感动所致。后来曹村下游又决口，于是长久不能堵塞，数路都受到困扰，成为朝廷的大忧患。人们认为，如果先生还在任，哪里会有这样的事？郊祀时降下大雨，先生说：“我的罪过已经洗清了，可以离去了。”于是请求担任监▯以便奉养亲人，获准罢官归家。从此嫉恨正道的人争相宣扬他是逃避新法；一年多后，才得到监西京洛河竹木务之职。推荐者说他从未按资历叙迁，请求为他升秩，朝廷特改授太常丞。神宗仍然记挂先生曾修订三经义，曾对执政说：“程某可以任用。”执政没有回答。又有一次有人入朝应对，从洛阳来，神宗问：“程某还在那里吗？”并接连称赞他是佳士。后来彗星出现在翼、轸之间，诏令百官直言，先生应诏极其切直地论述朝政。回到朝廷后，执政多次拟定他的任命，神宗都不准许。后来神宗亲自批示，任命先生为府界知县、权知扶沟县事。先生到执政那里再次请求任监当，执政告诉他，皇上的旨意不可改变。几个月后，右府共同推荐，授任判武学。新进用的人说他在新法开始时首先提出异议，于是罢免职务，恢复原来的任职。先生治理地方，专门崇尚宽厚，把教化放在首位，虽然看起来很迂缓，但百姓实际上受到风气感化。扶沟向来盗贼很多，即使年成好时，强盗案件每年也不少于十几起；先生任职期间，没有强盗案件。任职一年，广济河、蔡河流出县境，沿河那些不愿从事正当生业的人不再经营本业，专门以威胁劫取船只和货物为事，每年必焚烧十几条船来树立威势。先生刚到任，捕获一个人，让他招出同伙，得到几十人；没有追究他们过去的恶行，而是分地安置，让他们以拉纤船只为业，同时察看那些仍然作恶的人。从此县境内没有焚烧船只的祸患。京畿各县田税很重，朝廷每年常常减免，以此施加恩惠；然而良善百姓害怕催督责罚，反而先缴纳拖欠的税赋，能够获得减免的全是顽劣之民。先生制定约束规定，往年应获免除的，今年一定按期缴足；于是恩惠才开始公平。司农建议天下缴纳役钱应达到第四等户，而京畿只到第三等，请求也包括第四等。先生竭力陈说不可，司农上奏弹劾他的意见，认为他必定获罪；神宗却认为先生正确，京畿各县都得以免除。先生治理政事，常常调节粮价，不让粮价涨得过高或跌得过低。有一年大旱，麦苗将要枯死，先生教人挖井灌溉；一口井不过用几个人的工力，却能灌溉数亩田地，全县都依赖这种办法。水灾造成百姓饥饿，先生请求发放粮食借给他们，邻县也提出请求。司农发怒，派使者去核实。使者到邻县，县令便立即自己陈说粮食将要成熟，不必借粮。使者到来后，对先生说：“您为什么不也这样陈说？”先生不肯，使者便说不应借粮。先生竭力说明百姓饥饿，请求借粮，坚持不止，终于得到六千石粮食，饥民因此得到救济，而司农更加恼怒。他查看借粮户籍，认为各户等级相同而借粮数额却不相等，便下檄令县中杖责主管官吏。先生说：“救济饥民应当按照人口多少，而不应按照户等高下；况且这是县令核实后办理的，不是属吏的罪过。”这件事才得以停止。内侍都知王中正巡视保甲，权势宠幸极盛，所到之处凌辱轻慢县官，各县都争相置办华美鲜丽的供帐来取悦他。主管官吏请示此事，先生说：“我们县贫穷，怎么能仿效其他县？况且向百姓征取这些东西，是法律所禁止的。”命令拿旧有的青布帐子来使用。先生在县里一年多，王中正往来于县境附近，最终也没有进入县城。邻县有人到府中申诉，前后有五六次请求得到先生裁决。有人犯了小偷盗罪，先生对他说：“你若能改过行为，我就从轻治你的罪。” 盗贼叩头，愿意改过自新。几个月后，他又行窃，捕吏已经到了门口，盗贼告诉他的妻子说：“我同太丞约定过，不再做盗贼，如今还有什么脸面见他呢？”于是上吊自杀。官制改革后，授任奉议郎。朝廷派官员丈量牧地、民田，应当没收的有千顷，许多人拿着祖传几代的契券来证明，官员全都不采纳。各县都已经确定下来，唯独扶沟百姓不服，于是朝廷下诏把税改为租，不再增加负担，并允许像私田一样买卖交换。百姓既已厌倦追呼催逼，又得到不增加赋税的好处，于是全都服从。先生认为不可，丈量土地的官员甚至对先生说：“百姓愿意服从，而您却不允许，为什么？”先生说：“百姓只知道今天不增加赋税，却不知道以后增加租额、夺去田地，就会失业，无法生活。”于是向他讲说仁厚的道理，那人受到感动，致谢说：“我宁可受责罚，也不敢违背您的意见。”便离开了。其他县不到一个月，先生就被罢免离去。那人又来到扶沟，对代理县令说：“程奉议已经走了，你还凭什么敢拖延违背朝廷诏令？”督促责罚非常严厉，几天便办完了。邻县百姓因犯盗罪被关在县狱中，后来逃走；不久又遇赦免，先生因此获罪，被特诏罢职。县中百姓知道先生将要罢去，到府中和司农那里请求挽留的有数千人。先生离开时不让人知道，数百名老人和孩子追到县境，拉住他的车船放声哭泣，派人劝回也不肯离去。先生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在近乡任监▯，于是获任监汝州酒税。今上即位，普施恩典，改授承议郎。先生虽然只是小官，贤士大夫都把他的升降进退看作预兆，以判断国家的兴衰。圣明的政治正焕然一新，贤德之人得到升用，先生尤其受到当时舆论的期望，朝廷召他任宗正寺丞；尚未出行便因▯去世。那是元丰八年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四岁。士大夫无论认识与不认识他的，没有不悲伤的，都替朝廷和百姓感到遗憾痛惜。先生天资本来就非同寻常，又有合乎道义的涵养，纯粹如精金，温润如美玉；宽厚而有节制，和善而不随波逐流；忠诚可以贯通金石，孝悌可以感通神明。看他的神色，他接待万物，像春日阳光一样温暖；听他说话，他进入人心，像应时的雨水一样滋润。胸怀洞明无碍，看事物透彻而没有间隔；探究他的内蕴，浩大得像沧海没有边际；他的德行达到极处，美好的言辞大概也不足以形容。先生修养自身，内心以敬为主，行事以宽恕待人；见到善行如同自己做的一样，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也不施加给别人。居处在宽广的道德境界中，实行光明正大的大道；说话有实际内容，行动有恒常准则。先生求学，从十五六岁时听汝南周茂叔谈论道理起，便厌弃科举之业，慨然立下求道的志向。起初不知道求道的要领，广泛涉猎诸家学说，出入于老、释两家将近十年；后来返回六经中寻求，才得到正道。

译他明白各种事物，洞察人伦，知道穷尽人的本性、达到天命，必定以孝悌为根本；穷究神妙、认识变化，必须通晓礼乐；能够辨明异端似是而非之处，解开百代以来未能明白的疑惑。秦汉以来，还没有人达到这样的道理。他认为孟子去世后，圣人之学没有流传，便把振兴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他说：“道之所以不能彰明，是因为异端危害了它。过去的危害浅近而容易辨认，今天的危害深重而难以分辨。过去迷惑人，是乘人昏暗无知；如今进入人的思想，却借助人的聪明才智。它自称能穷究神妙、认识变化，却不足以启发万物、成就事务；言论似乎无所不包，实际上却脱离伦理。它穷究神妙、推至极处，却不能进入尧舜之道。天下的学问，如果不是浅陋固执，就一定会流入这一类。自从正道不明以来，邪妄荒诞、妖异怪诞的说法竞相兴起，堵塞百姓的耳目，使天下沉溺于污浊之中。即使是才高智明的人，也会胶着于所见所闻，醉生梦死而不自知。这些都是遮蔽正路的荆棘，是圣门的障碍。排除它们之后，才可以进入正道。先生在朝廷时将要使这些人觉醒，退居时将要阐明这些道理。不幸早逝，都没有来得及实现。他辨析精微的道理，略见于世的，只是学者们所传述的部分。先生门下的学者很多。先生的言论平实浅近，容易理解，贤者和愚者都能从中受益，就像众人一起饮河，各自饮足自己的量。先生教导人，从致知讲到知止，从诚意讲到平治天下，从洒扫应对讲到穷理尽性，循循有序。他痛恨世上的学者舍弃切近的道理而追逐高远，处在低处却窥视高处，因此轻视自己而自以为大，最终一无所得。先生接待人，明辨是非却不疏远人，受到感动就能相互沟通。教导人，人们容易听从；责怒人，人们也不怨恨。无论贤愚、善恶，都能得到他的真心对待。狡猾虚伪的人向他献出诚意，暴躁傲慢的人对他表现恭敬。听到他的声名，人人诚心服从；亲见他的德行，心中陶醉。即使小人因为志趣不同，往往在涉及利害时排斥他，但退下后反省私下的评价，没有人不认为先生是君子。先生治理政事，厌恶用宽缓来处理繁杂事务，却能使政务宽裕有序。正当法令繁密的时候，他从未随众去做敷衍文书、逃避责任的事情。人们都被拘束阻碍弄得困苦，先生处理起来却从容宽绰；众人忧虑认为极其困难的事，先生做起来却十分顺畅。即使事情仓促，也不改变声色。当时监司争相采取严厉急迫的做法，他们对待先生却大都宽厚，在施行政务时也有所依赖。先生所制定的纲领、条目、法度，人们可以仿效施行；至于引导人而人们服从，感动人而人们和谐，不向外物强求而外物自然响应，尚未施行信用而百姓已经信任他，那就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了。彭夫人被封为仁和县君，为人严正有礼，侍奉公婆以孝顺著称，善于和睦宗族。比丈夫早一年去世【一说有五字】。儿子端懿，任蔡州汝阳县主簿；端本，学习进士之业【一说有四字】。女儿【一说有三字“夭二”】嫁给假承务郎朱纯之，择定今年十月乙酉日葬于伊川先人墓地。我谨慎地写下家世、品行以及历任官职和事迹的大略，请求作者为她撰写墓志。谨状。元丰八年八月日，弟颐撰状。《明道先生门人朋友叙述序》【叙述文四篇，见附录】明道先生下葬时，颐撰写行状，原本是请求撰写墓志铭，也准备供后日史官采录。后来门人朋友写文章叙述他的事迹、称述他的道学，人数很多。他们推尊赞美先生的用意，各人根据自己的所知，内容大概有所不同；但认为孟子之后传承圣人之道的只有先生一人，这一点却是相同的。文章很多，不能全部收录，便选取其中有助于补充行状不足的几篇，附在行状之后。明道先生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太师、致仕潞国公文彦博题写。先生名颢，字伯淳，葬在伊川。潞国太师为他的墓题写“明道先生”。弟弟颐叙述其中缘由，并刻在石碑上说：“周公去世，圣人之道不能实行；孟轲去世，圣人之学不能流传。道不能实行，百世没有善治；学不能流传，千年没有真儒。没有善治，士人还能够阐明善治之道，把它教化给众人，传给后代；没有真儒，天下人茫然无措，没有人知道应该走向哪里。人的欲望放纵，天理就灭亡了。”先生出生在圣人之学失传一千四百年以后，从遗留下来的经书中获得了失传的学问，立志要用此道使百姓觉醒。上天不肯多留这位哲人，他早早去世。乡里士大夫共同商议说：“正道不明已经很久了，先生出世，揭示圣人之学给人看，辨明异端，驳斥邪说，开启历代以来的沉迷。圣人之道因为得到先生而重新彰明，他的功劳太大了。”于是帝师采纳众人的意见，为他题写尊称，用来表彰他的墓。学者对于道，知道应当趋向哪里，然后才知道这个人的功劳；知道道的终点在哪里，然后才看出这个名称与其实际相称。山可以被铲平，谷可以被填塞，“明道”的名声却会延续万世而长存。把文字刻在墓旁，用以告示后人。元丰乙丑十月戊子书写。

译孝女程氏墓志 孝女程氏，是家中第二十九个孩子，是有宋名臣讳羽的后代，也是故宗正寺丞颢的女儿。她年幼而庄重安静，不随意说话。她的风格潇洒，志趣高洁；说话、考虑事情，远远超出常人的意料。她整天安静端坐，俨然如同斋戒时那样庄严。父母从未教她读书，她却自然通晓文章义理。全族都爱重她，选择婚配，希望找到相称的人家。她的父亲在当时声望很高，交游知闻遍及天下，有见识的人都希望成为他的门生。访求了七八年，仍没有合适的人选。她已经长大，亲族都为此忧虑，交游也都认为不妥，说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有因为贤德而不能出嫁的女子。不得已而降低标准寻求，曾有过议婚对象，却不忍让她知道，大概是料想她会不屑。母亲去世后，她守丧竭尽哀痛，即使古代笃孝之士也没有超过她的。最终因哀毁过度而死。病情已经危重，颐想到没有什么能让她满足，便对她说：“你喜欢听道义，我来为你讲说。”她说：“为什么不早些教我？如今我将要昏沉了。我死没有遗憾，只恨自己不能承受丧亲之痛罢了。”颐把兄弟、舅舅、外甥、侄子等人全部召来，她逐一教诫；抚视他们一会儿便断气了。唉！她虽然是女子，也确实是天地间一个非凡的人。以她高明的见识和卓越的品行，假如能享有足够的寿命，必定能名扬当世、劝励风俗，并同前代贤妇一样，使光辉垂照史册。不幸短命，还有什么痛苦能超过这件事呢？众人都认为她没有找到归宿是遗憾，颐认为不是这样。颐和她的父亲都以圣贤为老师，所作所为尚且常常担心不合圣贤的心意。假如她没有遇到贤者，却嫁给世俗的普通人，那就是让她怀着羞辱终此一生。颐痛惜她的死亡，却不遗憾她没有出嫁。她生于嘉祐辛丑九月庚戌，死于元丰乙丑二月丙寅，葬在伊川先人墓地的东边，是这一年十月乙酉日。叔父颐撰志。替家父祭祀司马温公的祭文 唉，公啊！您的至诚贯通天地，德行通达神明。只顾自己的是私心，众口一致却能包容异议；合乎众人共同听闻的，才是圣道。百姓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非议。到了老年才遇上时机，心中期望实行正道，使君主达到理想、使百姓得到恩泽。虽然有志向却未能完成，能够救弊除烦，也就已经成为功劳了。上天为什么竟不怜惜这样的人，竟让您突然去世？天下都兴起了哀悼凋残的悲痛，明主失去了倚重辅弼的希望。假如可以赎回您的生命，即使百人各死一次也愿意。生死已经极尽哀荣，您的名德将永远高悬于千古。我这个微小衰弱的老人，早年承蒙您深知。如今抚着灵柩悲痛哀哭，姑且陈列微薄祭品。替家父祭祀韩康公的祭文 唉，公啊！您天生忠义，世人都推重您的孝友。以忠心侍奉君主，成全始终如一的大节；把孝道施行于政事，成为四方的榜样。您以至诚为本来喜爱善行，勤学直到终身。因此有见识的士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到了晚年，您的谋略更加壮大；地位虽然达到将相的极致，志向却因未能充分施展而感到不足。您恢宏的气度，像海洋河流一样难以测量；您高远的风范，不是世俗之人所能企及。推举贤能、奖励善行，唯恐每天的时间不够；周济急难、乐于施舍，以至家中多次空乏。正当年高而时运正好时，却突然奉身而勇于退隐。上天为什么不怜惜您，竟突然使您亡故！忠义的表率，上天不肯多留；孝友的规范，世人今后将仿效谁？寒微之家与您有姻亲之约，两个儿子承蒙您以国士相知。感念您的大德却来不及报答，痛惜您的声音容貌骤然隔绝。如今您归葬，又不能亲临墓穴。恭敬地陈列微薄祭品，以写出哀痛的诚心。替家父祭祀吕申公的祭文 唉，公啊！您的禀赋非同寻常，得到上天最精粹的资质；遇上这样的盛世，出世便成为美好的祥瑞。生来富贵，处在富贵中却没有牵累；天资聪明，又能充实修养而达到极高境界。求学既已明白真理，做官便实行正道。出仕退处多次变更，面对平坦或险阻，操守始终如一。两位圣主临朝，人望都归向您。您从藩镇起用，入朝辅政，受命为宰相，封为公爵。平日看您，沉静缜密、恭谨诚实；国家议论的关键，您一句话便重如千钧。若说您没有地位，您却是宰相之臣；若说您得遂志愿，您的志向又仍未完全施展。然而您的心如秤一般公正，所以天下没有非议；您的德行如山岳一般高大，所以能使君主由衷敬重。在从容谈说和沉默之间，谁能估量您所补益的程度？上天为什么不怜惜，竟不肯多留一位老臣！深水无边，谁将为人们寻求渡过的地方？即使百人各死一次也不能赎回您，这是有见识者共同的悲哀。唉！我这个衰弱的老人，余生悲哀，早年承蒙您的知遇。两个儿子曾论及忘却权势的交情，却不曾得到报答。知交之路被阻隔，只能到墓穴前伸展哀情，姑且借这篇祭文倾诉出来。想来您的英灵仍然如在，请察看我的赤诚，降临顾念。替家父祭祀李屯田九县君的祭文 唉！这对夫妇不幸，都在盛年去世；美好的才华不能充分施展，贤淑的德行不能长久流传芳名，这是亲戚、交游、故旧和知闻者共同的悲痛。如今归葬，离开故乡低湿之地，得到深厚的水土，幽冥中安定，显世上也得到慰藉；这大概是善行所获的报偿，也是深厚的幸运吧。只是我这衰弱的老人不能远行，无法亲临墓穴，只能把全部哀痛寄托于此，姑且陈列微薄祭品，希望您来享用。祭祀刘质夫的祭文 唉！圣人之学不传已经很久了。我生在百世之后，立志要彰明此道，在已经断绝之后振兴斯文；力量虽小、责任重大，却不因困难而畏惧，大概也是有所希望的。我认为，如果能使知道此道的人增多，那么出力的人也会增多，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游学于我门下的人很多，但信奉笃定、所得丰富、实行果断、守持坚定而能真正成就学业的，实在很少。正要依赖您努力来辅助我，不幸您却突然去世，使我悲叹传承圣学的艰难；那么我痛惜您，难道只因为师友交游的感情吗？如今您归葬，我不能亲临墓穴，只能借微薄祭品叙述我的哀痛。祭祀李端伯的祭文 唉！自从我兄弟倡导彰明道学以来，世人正惊疑不定，能够使求学者看见榜样而信从此道，您和刘质夫是出力最多的人。质夫与您是外兄弟，同住一县，同在一个师门求学，才具器识相近，志趣操守一致。我认为你们二人可以承担大任，期望你们达到长远的成就；没想到半年之间相继去世，使我忧虑弘道之人稀少，悲叹传承圣学之艰难。唉！上天对于斯文为什么这样艰难！因官制拘束，不能亲临墓穴，只能寄去祭文作为祭品，叙述我的哀痛。祭祀杨应之的祭文 唉！从前我和您在大江之南偶然相遇，言语投契、意气相合，于是您跟随我交游。将近三十年，感情如同骨肉。忽然听到您的讣告，哪里有比这更痛苦的事！唉，应之，谁说您的生命只能止步于此呢？您才华很高、气度伟大，远远超出众人；志向美好、内蕴奇伟，却从未得到施展。上天为什么使您禀赋深厚，却吝惜您的寿命？人谁能不死，但您的死实在可恨！难道仅仅是交游故旧的感情感到悲哀而已吗？您葬在管城的原野，将归葬于先人的墓地。只是我年老衰弱，害怕长途跋涉，不能亲临墓穴痛哭一场，以伸展余下的感情。姑且献上微薄祭品，愿您的魂灵来享用这份诚意。祭祀朱公掞的祭文

译唉！正道既已不明，世上很少有人相信它。不相信就不会追求，不追求又能得到什么？这正是正道长久不能彰明的原因。自从我兄弟开始倡导求学时，众人正感到惊异。您当时年纪很轻，却独自坚信而毫不怀疑。若不是豪杰而卓然独立的人，能这样吗？您笃志求学、努力实践，直到终身不改；志向坚如金石，行为可以对神明质证。在国家和家庭中，在治理百姓和处理事务时，无论仓促还是闲暇、行动还是静止，一切都出于至诚。向上追论古人，难道有容易相比的吗？困厄时守王臣之节，凛然可敬；循良官吏的风范，也鲜明地表现出来。您的所作所为都值得记述，本应在当时大有作为。假如能得到长寿，上天为什么偏偏难以使之实现？竟然止步于此！唉，悲哀啊！不幸七八年之间，同志共学的人相继去世【刘质夫、李端伯、吕与叔、范淳之、杨履之相继去世】如今您又离去，使我孤独地留在世上，忧虑道学缺少援助；那么我哭悼您，难道只是交朋的感情吗？您将归葬邙山之阳，附葬于先人墓地。想到平生深厚的契合，痛惜声音容貌永远隔绝。陈列微薄祭品表达诚心，希望您的英灵前来相会。《二程文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二程文集》卷十三 《伊川文集》　宋·程颐撰 墓志、家传、祭文 大中自撰墓志 我姓程，名珦，字伯温。家族世系在家谱中记载得很详细，所以不再书写。曾祖父是尚书兵部侍郎、赠太子少师，名羽；曾祖母有清河太君张氏、襄陵太君贾氏。祖父是尚书虞部员外郎，名希振；祖母是高密县君崔氏。父亲赠司空，名遹；母亲追封赵国太夫人张氏、冀国太夫人张氏。我天性愚钝蒙昧，学问浅薄，不能自我奋发，以继承先世。天圣年间，仁宗皇帝念及祖宗旧臣，按例录用一名子孙，补任郊社斋郎。历任黄州黄陂县尉、吉州庐陵县尉、润州观察支使。因按察官论荐，改任大理寺丞；任知防州兴国县、龚州监、徐州沛县监；在京西染院任职；又任知凤、磁、汉三州事。熙宁年间，厌倦于▯事，请求就任闲职，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任期届满后再次任职，终于请求退休。官职从大理寺丞历经十三次升迁至大中大夫；勋官从骑都尉至上柱国；爵位为永年县伯，食邑九百户。娶侯氏为妻，她是获赠尚书比部员外郎侯道济的长女，封寿安县君。她比我早三十八年去世，追封上谷郡君。有六个儿子：长子应昌，次子天锡，都早年去世；次子颢，任承议郎、宗正寺丞，先于我去世；次子颐，如今任通直郎；次子韩奴、蛮奴，都夭折。有四个女儿：长女婆娇，早年去世；次女嫁给奉礼郎席延年；次女冯儿，早年去世；次女嫁给都官郎中李正臣。有五个孙子：端懿，任蔡州汝阳县主簿、监西京酒；端中，学习进士之业；端辅，早年去世；端本，学习进士之业；端彦，任郊社斋郎。有八个孙女：长孙女嫁给宣义郎李偲；次孙女嫁给假承务郎朱纯之；次孙女嫁给安定席彦正；次孙女未嫁而去世；次孙女成为李偲的继室；次孙女嫁给清河张敷；次孙女早年去世。曾孙六人：昻、昪、昺、易、旻、▯。曾孙女一人。元祐五年庚午春正月十三日己卯，我因▯在正寝去世【先前住在暖室，得病后，命人迁到正寝】，享年八十五岁。过了三个月，孟夏庚戌望日，葬于伊川先茔旁，上谷郡君附葬。我历任官职十二任，享受俸禄六十年，只知道廉洁谨慎、宽厚和善，早晚勤勉不懈；没有功勋可以报效国家，没有特殊政绩可以惠及百姓，始终得以免除过失和贬谪，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下葬之日，千万不要请托当时的贤达来撰写铭志；既然没有可以记载的事实，免不了写出虚浮夸大的言辞，只会徒然增加我的不德罢了。只把这篇文字刻在石上，面向墙壁安置。如果稍有违背遗命，就是不把我当作有知觉的人。先公大中年满七十岁时，便亲自撰写墓志，并在后面写下戒命。十五年后，他寿终正寝，子孙遵奉遗命，不敢违背；只在原文空缺处【事情尚未发生的地方都留作缺字，以便后人补充】加上后来升迁的官爵、晚年出生的孙辈、享年数目以及最终下葬的时间而已。至于醇厚的德行和美善的品行，以及应当流传后世的事迹，都不敢在家谱中另行记载。孤儿颐泣血书写。

译先公大中的家传 先公大中，名珦，字伯温，旧名温【一说有字】、字君玉。入朝为官后，改用后一个名字。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出生于京师泰宁坊，获赐宅第。他天性仁厚孝顺，温和敦厚，谨慎勤勉而敬畏谨慎。开府侍奉父兄时，恭谨敬慎过人，对子弟要求很严。先公才十多岁，开府就让他料理家事。事情稍有不合心意，便使先公恐惧得仿佛无处容身。先公年轻时就受到族兄文简公的器重。开府去世于黄陂。先公刚行冠礼，叔伯们相继去世，家属聚集甚多，又没有田园可以依靠，于是寄居黄陂，劳身苦志，奉养各位母亲，教育抚养弟妹。当时长弟璠七岁，从弟瑜六岁，其余都还是孩童【原文作“孩防”，疑有讹字】。数年后，朝廷录用旧臣的后代，授先公郊社斋郎；因家中人口众多，不能一同赴任，于是没有应调。文简公认为他很有义气，替他向朝廷请求，得以就近注授黄陂县尉。任期届满后又不能应调，便闲居守贫，等待弟弟们长大。直到长弟和从弟都获得官职、娶妻，两个妹妹也已经出嫁，才再次应调，授任吉州庐陵县尉。当时刘丞相沆已经显贵，他的子弟中有人倚仗权势在乡里横行，郡守以下的官员都向他们屈服，唯独先公不与他们交接。刘丞相听说后感到惭愧，待先公十分优厚。又调任▯州观察支使【州名疑有脱误】。有侍禁曹元哲，倚仗权贵势力同人争田，州守害怕威势而偏袒他，先公却支持对方，丝毫不被动摇。▯州政务繁重，多依靠先公办理，声望很大。部使者到任后，没有不称道并推荐他的。改任大理寺丞，任防州兴国县知县。防州人一向号称难以治理，其中衣锦乡尤其突出。过去治理这里与其他乡不同，前任县令想用残酷手段威吓他们，隆冬时让争讼双方站在庭院里，直到积雪埋到膝部，百姓反而更加不服。先公善于告诫晓谕他们，把他们同其他乡一视同仁，百姓于是信服。在兴国县任职两年，竟有一年多没有积案。江西狡猾的百姓善于伪造古旧契券来打田产官司，最难辨别，而防州尤其严重。邻县有一桩争讼积压十多年不能裁决，部使者把它交给先公办理，牵连的证人和佐证充满庭院。先公只把争讼双方叫到面前，审问不过十几句话，就完全弄清了实情，于是双方都服从裁决，顷刻之间便办结了，人们认为他神明。就地改任龚州知州。当时宜州反叛的獠人侬智高已经被诛杀，乡人忽然传说他留下话来，说应当为我在南海立祠，于是迎着他的神像前往，从宜州到龚州，已经经过好几个州了，却没有人禁止。先公派人责问这件事，对方回答说：经过浔州时，浔州守认为这是妖物，把奉神的器具投入江中，器具却逆流而上，州守害怕了，于是改而送上礼物。先公说：“再试着投一次。”越人害怕了，怕鬼胜过怕官，谁也不敢上前。先公用杖责打不奉命的人，然后把器具投入江中，它才顺流漂走。人们这才相信那不过是骗人的东西。在龚州任职两年，部使者始终没有进入州境。当时潘师旦任提点刑狱，最以严明审察著称。一路官员都害怕他；他曾经过龚州境界，写信向先公致意说：“既然听说您治理清明，就不必到这里来了。”升任太子中舍，遇明堂覃恩，改任殿中丞。任期届满回朝途中，侬智高作乱，攻破州城。后任知州因宽贷罪犯而被拘押，众人都认为先公因此得以免祸，是积善的报应。授任徐州沛县知县。防州久雨，平原积水，谷物已经没有收成，晚种也无法播下，百姓没有度过一年的粮食。先公说：“等到能够耕种时，农时已经过去了。”于是招募富户，借得豆子数千石，借给百姓，让他们播种在水中。水还没有完全干涸，豆苗的甲叶已经露出。这一年终于没有发生饥荒。那些在市场上乞讨的百姓中，有一百多人自称是僧伽的弟子，愚昧的人互相煽动，争相送给他们钱财；先公用杖责打他们，并把他们赶出境外。升任国子博士，赐绯鱼袋。回朝后监管京西染院，升任尚书虞部员外郎，任凤州知州。凤州处在川蜀交通要冲，车马使者来往不断，毁誉很容易因此产生。历任州守相沿以丰厚置办供应使者的宴席为务，主管官吏大多因此破产。先公裁减一半，说：“这些已经足以表示礼意，并不算菲薄。”防州汉中一带歉收，饥民从褒斜山谷中出来，先公教人在路口熬粥等待救济，救活的人很多。升任司门员外郎，遭逢崇国太夫人丧服，服丧期满，暂代判鸿胪寺。英宗即位，遇覃恩，升任库部员外郎，任磁州知州。磁州城是赵简子修筑的，东南角水泉水质恶劣，连灌溉和洗涤都不能使用。居民习惯已久，妇女每天早晨出门到远处汲水，不仅劳苦，而且仍然不够使用；这种风俗沿袭了一千多年，没有人考虑改变。先公估量城墙弯曲处的地势，说：“这里距离护城河不过几步，逐渐浸润日久，地脉应当已经改变了。”于是挖了两口井，果然得到清美的泉水，人们非常依赖它们。当时连日下雨，黄河以北各城的城墙都坍塌了，先公向帅府陈说，请求发动民众修治。帅府不敢作主，让他听候朝廷命令。先公三次向朝廷请求，都没有得到答复。大概自北朝通好以来，从未发动民众修治城池。当时韩魏公执政，派人告诉先公说：“城坏了，州里应当自行修治，为什么还要请求？” 先公说：“按照劳役的大法，不允许擅自兴役；况且这是修完旧城，并不是新筑城池，有什么妨害呢？”于是获得批准。几个月后，朝廷才大体下令各州修治城池。每年春初兴工修河，民间从秋收后就为此准备，贫困人家尚且担心来不及。这一年两项劳役同时兴起，百姓十分困苦。唯独磁州早已完工，百姓得以重新经营修河所需的事务，又在冰冻以前筑好城墙，城池因此坚固。升任水部郎中。神宗即位，遇覃恩，升任司门郎中。这一年，城中的瓦屋以及护城河上的冰凌盘曲缠绕，形成花卉形状，奇异得令人惊骇。郡中官员都认为这是嘉瑞，请求上报朝廷。先公说：“石晋末年曾有过这种现象，朝廷难道不认为这是不祥吗？”众人都服气。任期届满回朝，任汉州知州，升任库部郎中。蜀地风俗轻浮，先公以安静持重治理他们。到任第二天，他上表谢恩，命人在园中取竹制成竹筒。众吏拿着竹筒跑来禀报，说剖开竹筒后，竹节中的纹理显出“君王万岁”四字。先公知道是伪造的，不予回应，官吏害怕而退下。中元节在开元寺设宴，那是盛大的游观活动。酒刚开始传递，众人呼喊：“佛光出现了！”观看的人互相践踏，无法禁止；先公安坐不动，过了一会儿人群才平定。大力兴办州学，亲自巡视并勉励士人，受其教化的人很多。

译汉州太守有园圃公田的收入，一向被称为优厚，历任到任者没有不丰厚收藏后离开的。先公刚接受任命时，亲友因为知道他一向贫穷，都替他高兴。先公选择其中可取的收入，任期终了所得不过布数百匹而已。熙宁年间，商议推行新法，州县一片喧嚣，都认为不可行。先公从未深入议论。等到法令颁布，做守令的却奉行唯恐落后。成都一路上书抗议，指出新法中有不便之处，只有先公一人如此。当时李元瑜任使者，倚仗朝廷势力，凌辱轻视州郡，阻挠先公，认为他是在妄加议论。先公上奏请求不等任期届满便罢职，奏章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改任▯【官名有疑】并请求派人接替，不再处理政事。回朝后，希望就任闲职，得以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任期届满后再次任职，升任司农少卿。南郊恩赐金紫，因为年满七十，请求致仕。家贫而人口多，依靠俸禄生活；按照礼制以年老请求退休，完全不把生活营谋放在心上，人人都佩服他的果断勇决。两次遇南郊恩，因为儿子的功劳叙迁为中散大夫、中大夫。当今皇帝即位，遇覃恩，升任大中大夫，累次封为永年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勋阶上柱国。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卒因字有疑】终于西京国子监。先公住在原来的暖室，病重时才移到正寝，享年八十五岁。太师文公彦博、西京留守韩公缜、现任左丞苏公颂等九人，相继以先公清正的节操向朝廷进言，诏令赐帛二百匹，并命有关官署供给他的葬事，于四月十五日葬在伊川先祖坟地旁。起初，少师厌恶五代时河北地区战乱频繁，把少监迁葬到京兆兴平，打算在醴泉置居；后来显贵后在泰宁坊获赐宅第，于是两代都居住在京师。嘉祐初年，先公选择在伊川安葬祖先，那里是家族开始居住河南的地方。先公娶侯氏，为赠尚书比部员外郎道济之女，封寿安县君，先于先公去世。三十八年后，追封上谷郡君。儿子六人，长子应昌，次子天锡，都在幼年夭亡；次子颢，任承议郎、宗正寺丞，先公五年去世；其次是颐，次是韩奴，次是蛮奴，都在幼年夭亡。女儿四人，长女幼年夭亡；次女嫁奉礼郎席延年；三女幼年夭亡；四女嫁都官郎中李正臣。先公侍奉双亲孝顺，对长辈恭顺，抚养子女慈爱，治理百姓宽厚。两岁时失去母亲，祖母崔夫人对他的抚爱不同于其他孙子，曾用漆钵装钱给他，先公终身保存这只漆钵，并命子孙珍藏。开府再婚娶崇国太夫人，当时先公才八岁，已经能够亲近顺从、察言观色；崇国太夫人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爱他。他奉养崇国太夫人五十年，她从未显露怒色。开府喜欢饮酒，先公一生每遇到美酒，从来没有不想起父亲的。颐从垂发童年直到白发满头，记得他从未有一次偶然忘记这件事。遇到同开府同年出生的士人，不论贤愚贵贱，先公一定向他行拜礼；即使是地位低贱的人，也更加以礼相待。开府曾向赵炎借钱五千，尚未偿还；先公记住了他的姓名，却不知道他的子孙和乡里，终身访求，未能找到便以为遗憾。当初先公抚育几个失去父亲的弟弟，其中两个长大后入仕并升至朝省，二十多年间却都去世了。长弟的儿子九岁，从弟的儿子十一岁，先公又把他们抚养成人，替他们完成婚姻和入仕之事。抚育两个孤儿而使他们都延续两代，也是异常之事。先后五次获得任子恩，拿来均分给各位叔父的子孙。嫁出孤女时，一定竭尽自己的力量。所得俸禄，分出供养贫困的亲戚。伯母刘氏守寡，先公奉养她极为周到。她的女婿去世后，先公把这位女兄接回家，教育抚养她的儿子，和自己的子侄一样。后来女兄的女儿又守寡，先公担心女兄悲伤思念，又把外甥女接回家替她出嫁。当时先公官小禄薄，却能克制自己成全义举，人们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后来在防州遇到刘氏的族侄，偶然询问他的宗族关系，才知道是姻亲；不久刘氏去世，她的儿子立之才七岁，先公把他接回家教育抚养，如今已经考中进士，任宣德郎。先公慈祥宽恕而刚正有原则，平日同仆役和地位低下的人交谈，唯恐伤害他们的心意；但如果触犯义理，就绝不宽贷。身边供使唤的人，他没有一天不察看他们是否饥饿、饱足、寒冷或温暖。同人交往，平淡而有常，不随便结交。对于自己信任喜爱的人，交往越久感情越深。在防州时，曾任南安军通判，有个狱掾周惇实，年纪很轻，不被太守所知。先公看他的气质相貌不同常人，同他交谈后，果然是一个学问通达、明白道理的人，于是同他结为朋友。先公任郎官后，按惯例应当荐举替代官员，每次升迁都推荐他一次。听说别人有值得庆贺快乐的事，先公就像自己遇到一样高兴，并不以自己品行高洁自矜。平生不亲附权势，但对正常的请托和礼节也不废弃。对于亲旧中显贵的人，既不因此更加亲近，也不故意表示疏远，所以贤能的人无不敬爱他，不贤的人也不敢轻慢他。寄居黄陂时，主簿是个贪婪凶恶的人，常说：“俗话说，明镜替丑妇抱冤；您住在这里照见我，我多么不幸啊！”于是颇为收敛自己。有个欧阳乾曜，自负才华，常在众人聚集处任意轻侮别人。他嫌先公年轻，常用言语侵犯先公，先公像没有听见一样。后来先公任职岭南，乾曜恰好厌倦旅途，先公用自己的船帮助他渡行。乾曜说：“真可以说您的胸襟像千顷波涛一样宽广。” 南昌人黄灏有很高的才华，名声震动江南，但颇为放纵不拘，在人多的场合没有什么人不被他戏弄侮辱。先公当时年纪最小，他却唯独对先公以礼敬重，常看着先公说：“长者不要笑我，我从年轻时起就以德行气度使人信服，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先公做官处理事务，勤勉不倦，历任四郡太守，温和恭敬地对待下属，亲自以清廉谨慎作表率，所到之处属官都不敢贪污放纵。朝廷施行考课法以后，他没有一年不列在上等。先公一生任官，不因私事鞭打人；先公亲近的人有时犯怒，请求一定要杖打他们，说：“吏卒是小人，不用威势约束，就会使他们轻慢。”先公说：“做官使用刑罚，不过是借公事之手罢了，怎么可以用于私事呢？”始终不答应。他谦逊退让，不夸耀自己的长处，常常自认为不足；即使他擅长曲艺小技，也没有人知道。自少师以来，家族世代清白，而先公对自己的生活尤其俭约；官至四品，奉养自己仍如寒士，绢帛衣服有的穿了二三十年也不更换。他终身除非宴会，不吃两种肉；辞官以后便除去朝服，宾客来访不论贵贱，即使是公卿宰相也不亲自去回拜。

译正在做官时，他常叹息说：“我贫穷，不能舍弃俸禄和官职；如果能够早些退休闲居十年，志愿就满足了。”自从主管崇福宫后，对外没有职事，对内也不询问家中有无，这样过了二十多年。他平常总是默默静坐，人们说：“静坐这么久，难道不会闷吗？”先公笑说：“我并不闷。”家人想让他快乐，经常劝他出游；他有时到亲戚家、园亭和佛寺去，但先公的快乐并不在这些地方。曾经陪两个儿子游寿安山，作诗说：“收敛拙朴归来已经十年，身心都同世事没有关系。洛阳的山水还要一一游遍，还有什么人能像我这样清闲？”又回头对两个儿子说：“游山的快乐还不如静坐，大概我也并不喜欢游山。”晚年同文潞公、席君从、司马伯康作为同年出生的人在洛阳聚会，画像流传下来，被视为盛事，当时年已八十多岁。长子和亲友因先公一向慈爱深厚，担心他不能承受丧子之痛。先公以理自持，并没有过度悲哀。颐当时还没有做官，合家惶惶，不知靠什么生活，先公也不因此忧虑。等到颐被征召，得以参与劝讲，人人都为此庆贺，先公却没有特别欢喜。曾经因病召医诊脉，医生说没有妨害，先公笑说：“我已经活到这个年纪了，有害无害都可以了。” 即使病重服药，也一定戴好头巾。年满七十岁时，自己写了墓志，只记述一生的履历始末罢了。又在后面写下这些话告诫子孙：“我历任十二个官职，享受俸禄六十年，只知道谨慎、宽和，早晚勤勉，没有功勋劳绩可以报效国家，也没有特殊政绩可以惠及百姓，始终能够免遭过失和贬谪，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下葬时切不可请求当时贤达撰写铭志；既然没有事实可以记载，难免写出浮夸赞美的空话，只会增加我的不德。只把这篇文章刻在石上，面向墙壁安置。如果稍有违背我的遗命，就是不把我当作有知觉的人。不肖孤儿奉行父亲遗命，不敢违背。既然没有铭文叙述，家传所记也不敢有一句过分赞美，以免获诬蔑亲人的罪名。这是继承先公的遗志。

译上谷郡君家传。先母夫人姓侯，是太原孟县人，排行第一【一作第二】，世代是河东的大姓。曾祖元祖暠，在五代战乱时以勇武闻名。刘氏割据一方，每天把土地赐给乌河川一带，以控制盗贼，后来失去了爵位。父亲道济，开始凭儒学考中科举，任▯州丹徒县令【州名疑有讹误】，追赠尚书比部员外郎。母亲是福昌县太君刁氏。夫人幼年就聪慧过人，女工方面无所不能，又喜欢读书史，广泛通晓古今。丹徒君爱她胜过儿子，常常拿政事询问她，她所说的多合他的心意，丹徒君常叹息说：“遗憾你不是男子。”她七八岁时，父亲常教她古诗说：“女子夜里不出门，夜出要手持明烛。”从此每到天黑，她就不再走出房门。刁夫人一向患有风厥病，多在夜间发作，发作时长久不省人事。夫人流泪扶侍她，常常接连几个晚上不能入睡。十九岁时嫁到我家，侍奉公婆以孝顺谨慎著称，同先公彼此相待如宾客。她的德行和仪容非常美盛，内外亲戚没有不敬爱她的。众人游观的地方，往往舍弃原本观赏的景物，转而观看夫人。夫人对先公在内政上的帮助很大，先公对她格外礼敬；但夫人谦逊柔顺，自我约束，即使是小事也从不专断，一定禀告后才去做。她仁慈宽厚，抚养爱护各房庶出子女，同亲生的一样。叔父失去父亲后成为孤儿，夫人抚养照料他，始终同自己的儿子一样。她治理家事有章法，不严厉却整齐有序，不喜欢鞭打奴婢，把年幼的奴仆看得如同儿女。几个儿子有时加以呵责，她一定告诫说：“贵贱虽然不同，人却是一样的。等你们这样年纪大时，能做这种事吗？”路上屡次收养被遗弃的小儿。有个小商人出门未归，他的妻子死了，儿女各自离散，只有一个才三岁，没有人愿意收养。夫人担心他一定会死，就让人抱回家。当时族人聚集很多，大家脸上都露出不愿意的神色，夫人便另外买粮食供他吃。他父亲回来致谢说：“幸蒙您收养，才保全了他的性命，愿意把他献给您。”夫人说：“我本来就是为了等你回来，并不是想要这个孩子。”她喜欢制作药物和药食来救济病人。大寒天，有人背着炭、身上被捆绑，经过门前，家人想叫住他，夫人劝阻说：“千万不要这样，胜过他，反而会使贫困的人更加困苦。”先公凡是发怒，她一定替对方宽解；只有孩子有过错时，她才不替他们遮掩。她常说：“孩子之所以不成材，是因为母亲遮蔽他的过错，使父亲不知道。”夫人生有六个儿子，存活的只有两个，她的慈爱可以说到了极点；然而在教育他们的道理上，却从不稍有宽纵。孩子才几岁，走路偶尔跌倒，家人赶上前去扶抱，担心他受惊哭泣，夫人却总是呵责说：“你如果安稳徐行，怎么会跌倒呢？”饮食常放在她身旁，曾有孩子吃带絮的羹，她都呵斥制止，说：“孩子想求得称心如意、长大成人，应当怎么办？”即使对使唤的人，也不许用恶言辱骂他。因此颐兄弟一生对于饮食衣服没有挑剔，也不会用恶言骂人，并不是天性如此，而是教育造成的。同人争执发怒，即使自己有理，也不偏袒。她说：“只怕他不能屈服，不怕他不能伸张。”孩子稍大后，她常让他们同善良的师友交游。家里虽贫穷，有人想请客，她反而高兴地替他准备。她教育女儿，常常使用《曹大家女诫》。平日教导家人说：“看到别人的长处，就应当像自己的长处一样，必须共同成全；看待别人的财物，应当像自己的财物一样，必须更加爱护。”先公罢免庐陵县尉后，赴调时寄居历阳。叔父也解除毗陵县属官职务，家中人口很多，储备不足。夫人筹划经营、转运贸易，使家中没有陷于困乏。先公回来后问她做了什么，感叹说：“真是个优秀的转运使人才。”她所居住的地方，邻妇和里中老妇都愿意替她做事，即使劳苦也不抱怨。起初寄居丹阳，借住在葛氏的房子里。房主王氏老翁老妪庸俗狡猾，先后居住的人没有不以他们为苦的。夫人用合乎道理的方法对待他们，他们于是反而变得柔顺善良。迁居离开时，王老太太流泪依恋不止。夫人安于贫困俭约，衣服器用朴素，看到亲族之间竞相崇尚奢华，仿佛没有看见一样。小女儿才几岁，忽然不知去了哪里，乳母等人悲哭呼喊。夫人骂止她们说：“应该去寻找，总能找得到；如果真的丢失了，你们这样哭喊又有什么用？”在庐陵时，官舍中常有怪事。家人报告说：“有东西在扇门。”夫人说：“那是天气热。”又报告说：“有东西在击鼓。”夫人说：“有槌吗？可以给它。”后来家人不敢再说怪事，怪事也不再出现，于是得以安居。夫人有识人的鉴别力。姜应明考中神童科，众人争相观看他。夫人说：“不是远大的器度。”后来果然因罪被废弃。颐兄弟年幼时，夫人勉励他们读书，曾在书页夹线上写道：“我爱惜勤奋读书的孩子。”又写了两行：“第一句是‘殿前及第程延寿’，这是我先兄幼年时的名号。第二句是‘处士及先兄登第，颐以不才罢应科举’。”由此才知道夫人在他们幼年时就已经能识见他们的将来。她珍藏这些手迹，使后世子孙知道夫人的精明识见。夫人喜爱文章，却不写辞章；看到世上的妇女凭文章书札传名于人，深深认为这是不对的。她一生所作的诗不过两三篇，都没有保存下来。只记得在历阳时，先公入朝觐见父母，夜里听到雁鸣，夫人曾作诗说：“不知从哪里惊飞起来，雁声和鸣飞过草堂。早已因为忧愁而无法入睡，忽然听见雁声，心情更加悲伤。我的丈夫在遥远的边塞之外，羁留的我独守空房。想寄一封回文诗信，又有谁能托付给你带去？”读史书看到奸邪叛乱之事，她常常掩卷愤慨叹息；看到忠孝守节的人，就钦佩仰慕不已。她曾称赞唐太宗掌握了抵御外族的方法，见识谋虑高远，有英雄气概。夫人的弟弟可世，被称为名儒，才智很高，曾经自认为不如夫人。夫人从小多病，喜欢研究药方和养生的方法，效果很好。随先公在岭外任职时，偶然迎着凉露露宿，便染上瘴疠。等到北归途中，病势危急，召医诊脉，医生说可以医治，她对两个儿子说：“这是在骗你们。”去世前一天，她命令颐说：“今天是百五日，你替我祭祀父母，明年就不能再祭祀了。”夫人生于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一作二十二日】，终于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江宁，享年四十九岁，起初封寿安县君，追封上谷郡君。叔父朝奉墓志铭。

译叔父名珫，字季聪，追赠太子少师，讳羽；是清河郡太君张氏、襄陵郡太君贾氏的曾孙，是尚书虞部员外郎讳希振、高密县君崔氏的孙子，是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讳遹、荣国太夫人张氏、崇国太夫人张氏的儿子，是先公大中的小弟。他的上世居住在深州博野，几代聚族而居，以孝义著称。到少师在朝廷显达，获赐京师宅第，才开始居住在开府。先君把祖先葬在伊川，于是迁居河南。先公天性孝顺友爱，质朴厚重，不事文饰。幼年丧父后侍奉崇国太夫人，能竭尽力量帮助宗族，深厚地施行恩义，爱护兄弟子侄如同亲生，侍奉伯兄和嫂子如父母。同人交往，总是倾尽心腹，把别人信得如同自己，因此屡屡受到欺骗，却始终不改。人们多笑他，但有德之人却敬重他。四十五岁时，才因伯兄大中的恩荫补任郊社斋郎，调任怀州修武县主簿；任期届满后，接受权知泽州端氏县令，过了一年就正式任命。因推荐改任大理寺丞，又四次升迁至朝奉郎，累积勋阶至上轻车都尉，赐银绯服，历任河中府龙门、汝州襄城县知县，暂代管勾西京国子监，最终致仕。侍奉先公、任官时竭尽力量，不挑拣难易；尽心爱护百姓，因此所到之处百姓都爱戴他。曾经捕蝗时亲自步行拿着扫帚，做众人的先导；他不惜力气，都是这一类事情。他喜欢探求百姓的疾苦，有力量实行的就实行，不能实行的就向上官说明，即使受到阻挠也不怨恨。五十岁才有儿子，怜悯从兄没有子嗣，于是把儿子过继给他。先君六次获得任子恩，先公和两个儿子恰好占其中三次；由此可见先君对弟弟的厚爱，也可见先公受到兄长的疼爱。娶贾氏，追封宜兴县君；继室张氏，封寿光县君。两个儿子，长子頔，由郊社斋郎出身，承继从伯父之后；次子颙，任太庙斋郎。两个女儿，长女嫁承议郎刘立之，次女嫁进士王霂。先公生于天圣元年四月壬寅，终于绍圣四年六月乙酉，享年七十五岁。这年十月某日葬于伊川先祖坟地。孤侄颐号哭着在墓穴上铭刻说：侍奉父母孝顺，顺从兄长，质朴正直而喜好义理，勤劳困苦以奉行公事。家中没有离间之言，做官有良好的成效。古人所说亲身实行道义的君子，大概就是先公吧？归返完整的生命于此地。呜呼，悲哀啊！家世旧事。少师的影帐上画着两个侍婢，一个叫凤子，一个叫宜子。颐幼年时还记得伯祖母指着画像说她们是谁，如今却没有人能够辨认了。抱着笏板的苍头说：“福郎，家里相传说：画工叫她来喝茶，观察她的样子后画下来的。”福郎不久便死了，人们认为是画像害死了叔父七郎。中影帐上也画着两个侍者，大的叫楚云，小的叫僿奴【一作赛奴】。不久两人都死了，因此家里更加把这件事视为神异。人的寿命长短自有定数，难道画像能够杀人吗？大概只是偶然罢了。成都的寺院都没有高门槛，传说是因为少师脚短，当时都把门槛拆掉了，直到今天仍不再使用高门槛。少师打算居住在醴泉时，宅第低矮狭小。颐小时候曾到那里，屋舍宛然如旧，几间房门上都题着“谁居”，这是先公大中所记的。十年后再次到那里，宅第已经被四翁【名逢尧】房中的子孙卖掉，房屋格局也被更改，不忍心再观看了。自少师显贵后，居住在京师；醴泉的宅第后来被大评事诸孙的后人居住，于是分割出售，先公从未过问。契券都还保存着，因为上面有少师的手书，所以不忍销毁，但收藏得非常严密，家中子弟还有从未见过的。先公守凤州时，四翁问他是否想要这所宅第，先公回答说：“叔父有它，我有它，正是一样的，只应当好好守护罢了。”四翁又拿出一枚少师小印，合起来给颐看，说：“这是祖上的物件，可以收下。”颐说：“老人您能保存它就足够了，我不敢接受，正是为了使您安心。”又如太宗皇帝御书和少监的画像也在那里，颐也不敢请求观看。没想到才过了几年，四翁去世；等再次到醴泉时，东西已经全部散失。想到这些，令人痛心。后来又过了二十年，颐到醴泉改葬少师，才从三翁家找到少监段太君的诰命，从长安太监簿家找到少师的犀带，从四翁女儿种氏家找到少师的绿玉枕，又从三翁家找到鞍兀【器物名疑有讹字】。少师厌恶河北五代时期的战乱，等到任醴泉县令，便打算在那里居住。他把少监迁葬到县城西面。显贵以后，虽然获赐宅第而居于京师，从行囊到御书诰敕等物，大多仍在醴泉。从高祖大评事、四评事以来，经营生计都淳朴俭约、严整有序。大评事家里的人从未见过▯【字义不明】，只有长孙出生时【即长安虞部】一个老妇禀报说：“承防【即将军】的新妇生了男孩，承防稍微露出笑容，说：‘好好照看他。’”曾祖母崔夫人也留在醴泉，和从曾祖母雷氏【将军的妻子】一起侍奉两位叔祖母，早晚都恭敬畏惧。平时一定拖着长衣服的后襟，烹饪稍有不合规矩便不吃，拱手起身离开。两个媳妇害怕，不敢询问原因，等她们吃得香时，取她们剩下的尝一尝，然后才知道她们喜欢吃什么。太高祖母杨氏先去世，四高祖母李氏主持内务，性情尤其严厉。两个媳妇白天供奉侍候，夜里还要接受女工方面的训课。雷氏不能承受这种劳苦，稍有空闲就在后院哭泣。崔夫人常劝勉她，雷氏最终因积劳成疾而死，崔夫人仍神色怡然。叔祖父母于是更加爱护她。后来外祖父崔驾部经过雍地，看到她们生活极其艰苦，嘱咐少师把她们接到京师；帷帐不撤，行李箱笼全都装好，只说：“暂且去省亲。” 叔祖父母正等着她们到来。少师对待兄弟，崔夫人侍奉叔祖父母，都是后世应当效法的。少师治理醴泉，对百姓的惠爱深厚至极。后来各房子弟渐多，难免侵扰损害当地百姓，但百姓对他的敬爱始终不衰。有争执发怒的人，走到少师门前就停止，等离开后再继续争吵。小孩拿着盘子卖水果，被族中一群孩子抢走，哭泣却不敢争辩。嘉祐初年，颐经过醴泉离开时，少师已经八十岁了。当地一头驴脚有病，便叫医生来医治。医生询问得知他姓程，辞谢钱财不接受。过去村妇多拿香和茶到坟墓祈求蚕事，便挖取坟土来求神灵保佑，后来禁止了这种做法。族父文简公来京师应试，住在少师宅旁的书房里，只骑一头驴，此外没有余钱。到京后卖驴得到几千钱，伯祖殿直轻视钱财而喜好义举，待族人非常优厚，每天责令文简公准备酒肴，想看看他的器度。文简公诉苦说：“驴子已经吃到尾巴了。”

译文简公一天夜里梦见一个穿紫衣的人，手持箱子和包裹，里面似乎是诏书，交给他说：“寿州陈氏的事不可预料。”所谓“以问伯祖殿直”，也没有人能弄明白。后来文简公考中科举，有媒人来告诉他，有陈氏人家求女婿，一定要找考取高第的人。询问籍贯，原来是寿州人。文简公年轻而才华高，想娶名门之女，便不答应。伯祖说：“你的梦既然如此，大概婚姻已经暗中注定了，怎么可以违背呢？”强迫他前去应婚。后来多年仍闷闷不乐。陈夫人贤德，能够治理好家庭，夫妇白头偕老，享受封赠成为大国夫人，子孙接连显达，难道是偶然的吗？叔祖寺丞有识人的鉴别力，常说文简公有宰辅的器度。文简公任著作佐郎时，贾文元还年轻。一天侍奉叔祖坐着，贾文元说：“我昨夜梦见坐在这里，有一个人骑驴而来，索要纸张写门状，又骑驴离开。座中有人指着他说：‘这就是将来的宰相。’”不久，文简公骑驴而来，索要纸张写门状，又上驴离去，正如梦中所说。贾文元说：“程六将来一定做宰相。”叹息羡慕不已。叔祖对他说：“你不要羡慕他，你做宰相应当在他之前。”后来文简公任两制时，贾文元还只是小官；等文简公参与大政，声望震动朝廷，众人都认为他不久就会入相，忽然因事罢职离去。等到他先后换任三处藩郡，贾文元已经登上宰辅之位，刚被授为使相。即使古代精通术数的人，也没有谁能超过这种预言。叔祖寺丞四十岁时，对家人说：“我明年就要死了。”过了几个月，又指着堂前的房屋说：“我离死亡就像隔着这间屋子一样近了。”又过了几个月，指着室内的窗户说：“我离死亡只像隔着这扇窗纸一样近了。”不久便去世了。叔祖多才多艺，同人比赛射箭时，发出的箭能够完全符合自己的意愿。他常常跟在主人身后，主人射中他也射中，主人射得远他也射得远，分毫不差。伯祖殿直喜欢施舍，并且周济他人。一天严寒，有个读书人登门，他立即拿棉裤给他。那人大吃一惊说：“您怎么知道我没有棉裤呢？”原来伯祖在交游之间曾经察觉到他的不足。到了晚年，家产已经耗尽，但行义之事仍不衰。有读书人因为讲学说经而集资，当时家里一无所有，恰好伯祖母有一串珠子，装饰在抹胸上，卖得一万三千钱，全部拿给了他。明道先生任晋城县令时，有个富民张氏的儿子，他的父亲去世还不久。一天早晨，有个老人站在门外，问他说：“我是你的父亲，今天来投靠你居住。”并详细陈说缘由。张氏子惊疑不定，便一起到县衙请求辨明。老人说：“我以行医为业，曾远行出诊；妻子生了孩子，家贫不能抚养，便把孩子送给张氏。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走了孩子；某人某人看见了这件事。”先生对他说：“时间已经很久了，你怎么记得这样详细？”老人说：“我回来得知此事后，就把它写在药方册子的后面。”于是从怀中取出册子呈上。上面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着孩子给了张三翁家。”先生问张氏子：“你今年多大？”他回答：“三十六岁。”又问：“如果你的父亲还在世，今年多大？”他回答：“七十六岁。”先生对老人说：“这个孩子出生时，他的父亲才四十岁，怎么会有人已经称他为‘三翁’呢？”老人惊骇，服罪认错。明道任主簿时，适逢上元节，谢师直任江东转运判官。师宰来探望兄长，曾向明道借用公家的仆役去挖桑白皮。明道对他说：“漕司役卒很多，为什么不使用他们？”师宰说：“《本草》说，桑白皮出土见日会杀人；因为伯淳所使用的人不会欺骗我，所以才来借用他的仆役。”师宰就是这样信任明道。谢师直任洛阳令时，曾经谈论经义，见解同我的意见不合，于是说：“伯淳也是这样。”过去在上元时，我讲说《春秋》，他还常常有所取用；到了讲《易》，他却都说：“不是这样。”颐对他说：“你们两位都是通晓《易》的人。监司谈经时，主簿却说‘不是这样’，监司不发怒，主簿敢于直言；若不是通晓《易》，怎么能这样呢？” 改葬告少监文。元祐六年辛未二月癸卯，玄孙、右承议郎、权司管勾西京国子监、轻车都尉、赐绯鱼袋珫，恭敬地派侄儿颐前往坟地，带着酒肴等祭品，祭告于高祖少监、高祖母京兆太君段氏的灵前：秦地人的风俗，以盗掘坟墓为业。近年以来，大评事、四评事的坟墓相继遭到盗掘，少师的墓也曾被挖出洞穴，实在不知道是否完好。如果已经不完好，按道理应当改葬；幸而仍然完整，也不得不考虑日后的祸患。如今将要改葬少师，同时迁移您的坟丘，使后人不知道墓地所在，以求长久安稳。谨备祭品昭告，恭请神灵鉴察并享用。祭奠席仁叟的文章。某年某月某日，河南程颐谨以酒醪在亡姊夫奉礼郎席仁叟的灵前祭奠。自我未成年时，便与您结为姻亲；防止[疑“方”]一同嬉戏，关系不异于同群之鱼；情谊深厚而合乎义理，不同于一家至亲。您了解我的心意，我们以赤诚相照；您信奉我的道义，虽到老年，情谊反而比从前更新【仁叟晚年见信更加笃厚】。在聚散之间，尚且难以承受凄惨之情，何况隔着死生，又怎能形容这种悲痛辛酸？从前我的姐姐去世时，我盼望您舍弃一切赶来奔丧；哀悼她中途夭亡，我们各自怀着悲愤而难以抒发。为了表明真情始终不变，于是重新议定婚姻关系。这样，您的女儿嫁给了我的侄子，我的儿子又娶回了您家。契约般的情义深厚到如此地步，岂是浅薄关系所能达到的？为什么您的寿命竟不长，突然听到讣告；相隔千里，只能徒然在魂梦中增添劳苦。直到如今过了三年，才得以到您的坟前祭奠。坟上的宿草虽然已经很久，儿辈的哀痛却还没有消除。如今带着外甥女将要归去，叙说内心的情怀，向您告别。清香一炷，芳酒一杯。愿您来享用，也当鉴察我内心的悲痛。祭奠张子直的文章

译妹夫、已故尚书虞部员外郎张君子直的灵前：唉！我与您交游相从，年数超过一纪；因为姻亲关系，感情十分亲睦，我对您已经很深厚，而您心存乐善，对我更加隆厚。相聚时尽享簪笏相会的欢乐，分别时便有独居的叹息。您信奉我的道义，到老年情谊更加坚定；您了解我的内心，彼此心意从未间断。您住在洛阳南面，我居住在京畿，常常约定驾车相访，正深切地感受着离群独处的恋惜。忽然收到驿站传来的书信，知道您又有结亲的愿望。虽然只是怜爱幼女，我感动于您的深情眷顾，很快便回信答应。还不到一个月，您派来的使者忽然到了。他说您患了病，从遣词告别中看出病情十分急迫，我已经惊惶失措。奔驰十舍的长途，冒着像火烧一样炽烈的太阳，刚到近郊，便已听说您去世；抚慰孤儿寡妇，长声痛哭。痛惜死生永远隔绝。唉，子直！只因您一生竭力行善，任官处理政务，有慈惠能干的声誉；居住乡里，又被推重为谨慎厚道、淳朴和善的人。都说您应当享有长寿，为什么上天降下的命运却不可测，使福祐浅薄、寿命短促，成为人们的悲哀？母亲年老，儿女幼小，这灾祸哪里有尽头？即使行路之人也为之叹息，更应当令亲朋共同痛惜。您的命运为什么竟如此，使我的心受到重重创伤？我羁旅途中，祭品粗陋简略，只愿您的灵魂鉴察这片诚心，前来享用。祭奠四十一郎的文章 叔父程颐备办酒肴，祭奠侄儿四十一郎的灵魂。唉！你的祖父和父亲，世代积累善庆，可是你的兄弟姐妹都不能长寿；上天造化竟有差错，到了这种地步吗？唯独你资质善良温和，修身谨慎，没有子弟常有的过失，我正期望你有所成就，为什么却突然死去了呢？我正因获罪流窜拘系在远方，活着不能看望你的病情，死后又不能抚摸你的灵柩，冤屈悲痛深重，内心如同刀割。我知道你有未能实现的志向，怀抱无穷的遗恨；我一定尽力在黄泉之下慰藉你的心灵。你的妻子还正值盛年，从今以后我应当更加厚待她，希望她能够安居。你的嗣子循良端正，如今已经可以看出；我将教诲他，期望他成人立业，这样你就算有了后代。此外我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尽到了。唉！我将近七十岁，本来盼望你来收殓我，怎么反倒由我来哭你呢？天啊，真是冤枉啊！祭奠李邦直的文章 唉！公世代以文章著称，官位升至丞相辅弼；典籍中可以看到您的才华，朝廷中还留存着您的风采，本来就不必等到写诔文以后才知道这些。自从我与您在这里分别，已经九年了；既然仕途升沉各不相同，想再望见您的鞋履也已无缘，只盼望将来您与我都辞官以后，住在洛水之滨，戴葛巾、拄藜杖，每天亲近相处。谁知志愿未能实现，竟从此与您的音容永远隔绝。追念往日，悲痛辛酸充满胸怀。唉，悲哉！我年轻时便仰慕您的名声，晚年才得以认识您的面容；又因为姻亲关系，始终承蒙您格外的厚爱。感念您的知遇之恩，赤诚之心无从表达。对着灵筵痛哭一场，姑且略陈菲薄祭品。祭奠李通直的文章【先生的女婿】唉！我周游天下，见过的人很多了。要寻找像你这样忠孝仁厚的人，恐怕很少吧？你既然应当享有长寿，为什么竟突然死去？我已经老了，正有赖于你，却反而来哭祭你，这是多么残酷啊！以菲薄祭品表达诚意，愿你的灵魂来享用。《二程文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二程文集》卷上 附录 《放蝎颂》【见《游氏本拾遗》】杀死它就会伤害仁德，放掉它就会损害义理。《酌贪泉诗》【见刘立之叙述】内心如果能够自我坚定，外在事物哪里能够使它改变？

译《书县防壁》【见《龟山语录》】看待百姓，要像他们受到伤害一样忧心。以上是明道先生的文章。《易》上下篇义理【已收入《易传》】《易》序【见《性理群书》，已收入《易传》】《礼》序【见《性理群书》】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全都出于人的本性，并不是虚伪的外貌和矫饰的感情。鄙陋之人和乡野之人，突然受到敬意，便迟疑退让，不敢接受；三尺高的孩童，拱手快步走进市场，凶暴强悍的人也不敢轻慢他。他们并不是平素受过教导或为了博取别人的赞誉才这样做，而是因为本性中本来具有这些东西，受到外物感发便如此表现出来。因此，上天尊贵、土地卑下，礼本来就确立了；同类聚集、群体分开，礼本来就运行了。人处在天地之间，立于万物之上；天地与我同为一体，万物与我同一气息。尊卑和类别，不待特别设置便自然彰明。圣人顺着这一原则制定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朝聘、宴享等礼仪，用来实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义理。属于形而下的方面，具现在饮食、器物、衣服的使用上；属于形而上的方面，则达到无声无臭的境界。普通人努力去做，贤人实行它，圣人顺其自然而行。因此，一个人如何修身，以及如何治理家庭、国家和天下，都取决于礼：礼得到治理，社会就得到治理；礼混乱，社会就混乱；礼存在，社会就存在；礼灭亡，社会也就灭亡。上自古代开始，下至五代，虽然质朴与文饰各不相同，却没有不依循这一原则的。然而世代之间有增有损，只有周代最为完备。所以孔子曾说：“多么盛美而有文采啊，我遵从周礼。” 等到礼的弊端出现时，忠义变得浅薄，情感和文饰却日益繁多。林放提出礼的根本是什么的问题，孔子却想从先进之礼入手，大概都是为了矫正这种反常的弊病。但这难道是礼本身的过错吗？是行礼之人的过错。秦朝焚毁典籍，夏商周三代的礼仪文献遭到极大破坏。汉朝兴起后搜求书籍，《礼记》四十九篇，杂出于各家传记，不能完全得到圣人的本意。考察其中的文辞义理，有时彼此抵牾。然而它的文辞丰富，义理广博，学者读它，就像来到宽广的大道上，珠玉珍宝、器物丝帛，任凭自己取用；又像游览阿房宫，千门万户，任凭自己进入。只要博览之后加以约取，也可以不违背正道。大体说来，其中粗浅的内容在于应答、进退之间，精深的内容在于道德、性命的根本；开始于儿童的日常学习，最终归于圣人的境界。只有通达道的人，才能懂得其中的话；能够懂得这些话，然后才能获得礼的真意。这样看来，礼之所以成为礼，它的准则并不遥远。从前颜子所从事的学问，不超出视、听、言、动之间；《乡党》篇记述孔子，也多是在容貌举止、周旋进退之际。这是学者应当认真疑问、深入思考，以求通达的地方。《禘说》【见《朱子文集》】禘祭所祭祀的是始祖所从出的祖先，也就是最初接受姓氏的祖先；要把那位始祖作为配享。后世一定以文王配享。始祖所从出的祖先在太祖庙中没有专庙，所以只举行禘祭罢了。万物以天为根本，人以祖先为根本，所以要把始祖所从出的祖先配享上天。周人的后稷出生于姜嫄，姜嫄以上便无法再推溯了。文王、武王的功业起源于后稷，所以配天必须用后稷。尊敬父亲没有比配天更大的，因此在明堂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上帝就是天；聚集并称说天的神灵，便称为上帝。这是武王祭祀文王，把父亲推为配享上帝的人，所以必须用父亲。经书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不说武王，是因为周代的礼乐出自周公制定，所以用制定礼乐的人来称说。这就像说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周公的制度衰败了，即是说周公之法毁坏了。如果是成王祭祀上帝，就必须以武王配享。配天的祖先不能改变，即使百世也只用后稷配天；配享上帝则必定用父亲。若宣王祭祀上帝，也就应当以厉王配享。即使圣明如尧、舜，也不能成为配享者的父亲；即使邪恶如幽王、厉王，也不妨碍他们是所生之父。所以《祭法》说有虞氏以尧为宗，不对。这样说，就必须认定舜是尧的儿子；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即使把天下的重任授予舜，也不能说尧是舜的父亲。这样一来，便成了尧收养舜作为养子，禅让之事也就荡然无存了。以始祖配天，必须在冬至举行，因为这时一阳初生，是万物开始的时候；祭祀用圆丘，礼器用陶器、匏器和藁秸，服饰用大裘。而宗祀在九月举行，因为这是万物成熟的时候；父亲是我生命所由来的根源。上帝是生育万物的祖先，所以推尊父亲作为配享者，在明堂祭祀。本朝在圆丘祭祀太祖，在明堂以祢祖配享。自从介甫提出这个议论，才算端正；此前祭祀五帝，又把昊天上帝合计在内，配享者共有六位。自从介甫主张只祭祀昊天上帝，以祢祖配享太祖，而上代已有僖、顺、翼、宣先祖，僖祖已经迁入祧庙。介甫认为不应迁祧僖祖，顺祖以下则可以迁祧。为什么呢？本朝推尊僖祖为始祖，再往上已无法继续推求。有的人质疑说，僖祖没有功业，也应当迁祧。照这种说法，那么英雄凭借自己的力量取得天下，反而不能与祖先的德业相提并论了。有人说，灵芝没有根，醴泉没有源头，世间万物难道会没有根本而产生吗？今日天下的根基大概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后人怎么能说他没有功业？所以朝廷重新建立僖祖庙，是合乎礼的。介甫的见识终究高出世俗儒者。

译《书铭》【见《遗言》】含藏花朵的精华，咀嚼果实的滋味；精于思考，慎于一言。《与方元宷手帖》【见《近思录》】圣人的道，平坦得像大路；学者的问题，只在于找不到它的门径罢了。找到了门径，就没有遥远而不能到达的地方。要想进入这道的门径，难道不应当从经典入手吗？如今研究经书的人也很多，然而把匣子买下却退还珍珠的弊病，人人都有。经书是用来承载道的；只诵读它的言辞，解释它的训诂，却达不到道，那只是没有用的糟粕罢了。希望您通过经典来求道，再努力，再努力！将来有一天，您看见卓然挺立的道理就在眼前，然后便会不知不觉手舞足蹈；即使不勉强自己，也不能停止了【按：朱子为此帖作跋有两篇，其中一篇有“应举耕田”的话；又曾得到先生二十五岁时写给方氏的手帖，可惜都看不到了。姑且记载朱子的说法如此】。《谢执政书》【见《张绎师说》】您懂得射箭吗？有个人在这里拿着弓，射出去多次命中，众人都认为他善于射箭。有一天，让后羿站在他身旁，把拉满弓的法则告诉他；他不听从，后羿便生气离去了。如果听从后羿的教导，他就会违反原来的习惯，失去多次命中的本领【一作“技巧”】。所以不如让后羿处在无事可做的地方，这样后羿便能把自己的话全部说完，而是否采用他的意见，后羿也不必介意。我的才能并不像后羿那样，但我已经听闻后羿的道理，担心它反而会损害您原有的多次命中。《谢传耆伯寿手谒》【见《朱子文集》】程颐谨到行馆拜谢。长官秘书，十月某日，河南程颐呈上。《答晁以道书》【见《吕氏杂志》】我与尧夫住在同一里巷三十多年，世间的事情没有不谈论的，唯独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关于“数”的字。《与横渠简》【见《朱子语录》】尧夫谈论《易》，讲得很好；今晚试着去听听他怎么说【一作：“说先天之图，很有道理，可以试着去听听他怎么说”】。《答谢良佐书》【见《遗言》，又见《杨遵道录》；只是简短答语，不说有书】族侄浅薄愚钝，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老朋友一向深厚，不敢怀疑。孟子既然已经知道天命，又何必责怪呢？臧氏。《寄范淳夫书》【同上】丞相长久留在身边，能够帮助他一心扶持正道的人，实际上只有原明罢了。以上是伊川先生的文章。

译《传闻续记》【此记取自《朱子名臣言行录》和邵氏《易学辨惑》所载，用来补充《遗书》《外书》未完备之处。至于其他书，难道没有附带记载的吗？然而不敢保证一定可信，所以不再收入】【承上】某日，二程先生陪同大中公到天津的庐舍拜访康节。康节带着酒，在月陂上饮酒，十分欢畅，谈论他一生学术和出处的大概。第二天，明道惆怅地对门生周纯明【一作“甫”】说：“昨天跟随尧夫先生交游，听他谈论，真是自古以来的豪杰，可惜他没有机会为世所用。”纯明说：“他说的是什么？”明道说：“内圣外王之道。”这一天，康节作了一首诗，明道作诗唱和；如今两诗都收入各自的文集【《闻见录》】。以上是二位先生的言论。李文定公还是举子时，跟随种放明逸先生学习。将要赴京应试，他带着明逸的书信去拜见柳开仲涂，把文章卷作为贽礼，和名帖一起进去。过了很久，仲涂出来说：“读您的文章，必须沐浴之后才敢接见您。”于是把他留在门下。有一天，仲涂亲自出题，让文定与他的几个儿子以及门下宾客一同作赋。赋写成后，仲涂惊叹说：“您一定会成为天下第一，并且做宰相。”又让门下宾客和自己的儿子拜见文定，说：“将来不要忘记我这句话。”等到文定做了宰相，仲涂门下有个姓柳的宾客，文定便命长子东之娶他的女儿，没有忘记仲涂当年的话。文定拟定的赋题没有流传下来；例如王沂公曾经初次作《有物混成赋》，有见识的人知道他一定会做宰相。大概一个人平日的涵养和所学，发之于言辞，便可以从中看出来。程明道先生为伯温说【《闻见录》】。神宗想任用司马光，召他知许州，命他经过宫阙入殿觐见。诏令刚要下达，神宗对监察御史里行程颢说：“朕召司马光，你估计他会来吗？”程颢回答：“陛下如果能够采用他的意见，司马光一定会来；如果不能采用他的意见，司马光一定不会来。”皇帝说：“先不谈是否采用他的意见，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常在身边，君主自然可以少犯过错。”司马光果然推辞了诏命【同上】。熙宁十年春，吕申公起任河阳知州，河南尹贾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到福先寺上东院为他饯行。康节因病没有赴宴。第二天，伯淳对康节说：“君实和晦叔在席间不停地争论出处问题，我作诗解释了这件事，大意如此【同上】。” 陈左司瓘说：“范公淳夫曾评论颜子不迁怒、不贰过，只有伯淳能够做到。”我问范公：“伯淳是谁？”范公沉默了很久，说：“难道你不知道有程伯淳吗？”我道歉说：“我生长在东南，实在不知道。”我常常因为自己见识浅陋而惭愧。了翁的儿子正由说：“了翁每次得到明道先生的文章，一定要穿戴整齐，然后才阅读它【《范太史遗事》】。” 以上是明道先生的言论。曹彬攻打金陵，眼看就要攻克时，忽然称病不再处理政务。各位将领都来问候病情，曹彬说：“我的病不是药石能够治好的，只有你们共同发自诚心，自己发誓在攻克城池的日子里不滥杀一人，我的病才会痊愈。”诸将答应了，一同焚香发誓。第二天，曹彬的病稍稍好转。等到攻克金陵，城中百姓都安然如故。曹翰攻克江州后，因痛恨江州久攻不下，便大肆杀戮，一个也没有留下。曹彬的子孙显贵兴盛，直到今天仍未断绝；曹翰死后不到三十年，他的子孙却有人在海上乞讨。这是程颐说的【《涑水记闻》】。程伊川说：“凡是跟随安定先生学习的人，他们醇厚和易的气质，远远看去就能知道【《闻见录》】。” 有人问伊川：“气量可以学习吗？”他说：“可以学习。见识进步，气量就会进步；见识进步，气量就会进步。”又问：“像魏公那样的人可以学习吗？”他说：“魏公是天地间特殊之气所生的人【《胡氏传家录》】。” 有一次，伊川与朱公掞一同拜访先君，先君留他们饮酒，因而谈论道理。伊川指着面前的食案说：“这个食案安放在哪里？只知道它在地上，却不知道天地安放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先君为他极力讲论天地万物的道理，以及天地四方之外的事情。伊川感叹说：“我一生只见周茂叔谈到过这个地步，但还不如先生讲得有条理【《易学辨惑》】。” 伊川又与张子坚一同来访。正值春天，先君带着他们同游天门街看花。伊川推辞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看过花。”先君说：“这有什么妨碍呢？万事万物都有最高的道理，我们看花与常人不同，正可以从中观察天地造化的妙处。”伊川说：“如果这样，那么我愿意跟随先生游览【同上】。” 先君病情危重，伊川说：“先生到了这个地步，别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尽力的了，希望先生自己作主张。”先君说：“我一生学习道理，本来知道这一点；然而现在也没有什么可作主张的。”伊川仍不停地与他问答辩难。先君戏弄他说：“正叔可以说是生姜在树头生长，必定也要在生姜树头死去。”伊川说：“从今以后就要与先生永远诀别了，还有可以告诉我的事情吗？”先君的声音气息已经微弱，便举起双手张开给他看。伊川问：“这是什么意思？”先君说：“眼前的道路，必须常常使它宽阔。道路狭窄，自己尚且没有容身之处，何况还能让别人通行吗【《易学辨惑》】？” 以上是伊川先生的言论。《二程文集附录》卷上

译钦定《四库全书》《二程文集》卷下 附录 《朱子辨论胡本错误书》【附《南轩语》】我最近略微到了城中，回来才几天，看见平父给我看近来承蒙您寄来的书信，问候之意令人感激。但您所论二先生文集的事情，我的意见不能没有疑问。伯逢维护家学，本来应当如此，我不敢议论。不能理解的是，凭老兄的聪明博识、钦夫的造诣精深，竟不明白这一点，这实在奇怪。如果这部书是文定所著，就必须以文定的本子为准。如今这只是二先生文集，而那一处的本子偶然出自文定家；文定当时也不过是把自己所传录的本子拿来，虽然是文定，也不能保证没有一个字的错误。现在另外得到善本，又加以补缀，这正是文定想听到的；即使文定复生，也不会对此介意。不知二位兄长为什么还要如此犹疑迁就？这里所用的两个本子固然不能尽善，也确实有些地方明明是这里的本子错了；当时没有再抄寄给你们，只是希望平心静气、虚心考察，哪里义理通顺，便应当从哪里，怎么可以肚子里先横着一个胡文定，便不再相信道理呢？例如《定性书》以及明道叙述上给富公、谢帅的书信中删去数千字，辞官表颠倒次序，《易传序》把“沿”改成“泝”，祭文把“侄”改成“犹子”等，都不是原文，必定是文定删改的。我看这几处改动，有些并没有什么大的害处，但改动原文也实在可惜，因为原文自身并不损害义理。明道叙述以及给富公、谢帅的书信，确实有委曲回护、反而失去事实的地方；辞官表就是如此。想要回护便是私意，便会损害义理。至于《定性书》，首尾虽然不是关键性的言辞，但明道说横渠其实是自己的表弟，听道有先后，却不应该因为听道有先后便傲视他的父兄。像这样的语录，二先生与学者谈话有不相合的地方，明道只是说“还可以商量”，伊川却直说“不对”；明道的气象就是如此，与如今删改后的文字气象相似还是不相似呢？况且文定给学者的书信即使有不合之处，也十分委婉，不至于这样毫无含蓄，何况明道呢？如今这样删去，不过减少几十个闲字，却破坏了从容和乐的整体气象。恐怕文定也只是一时偶然起意，想直截了当地发明上达之事，没有来得及顾及这些地方；或者当时没有见到完整的本子，也未可知。如今怎么可以委曲自己的意思而苟且听从呢？以前见到李先生的本子出自龟山家，尚且杂有游察院的文章；等找到《游集》，才知道那是错误的，于是告诉李先生，先生叹息说：“这部书的来源可以说是确实可靠的。” 连这样可靠的本子尚且有错误，何况其他本子，又怎么能全部相信呢？这本来就是虚心接受善意、公平正大的心，并不难做到；只是今人先把一个私意横在肚中，便觉得这类事情困难罢了。还有“犹子”二字，前面的论述还没有说尽。《礼记》说：“丧服中的兄弟之子，称为犹子。”意思是说，对兄弟的儿子服丧，就像对自己的儿子服丧一样，并不是平时的称呼。何况“犹”字本来也不是称呼，只是记礼者所用的说法。如下文说“嫂叔之间没有丧服，是姑姊妹丧服很轻的缘故”，难道如今可以沿用这句话，便说嫂嫂是“无服”，把姑姊妹称为“薄”吗？古人固然不把兄弟的儿子称为“侄”，但也没有称为“犹子”的，只说兄之子、弟之子、孙，也可以称为兄孙罢了。二位先生不是不知道这些，却仍然顺从世俗称“侄”，大概也是因为这不妨害义理。这类地方，文定既然可以根据一时所见改易二程原文，今人却不能依据相传的别本，改正文定改得不妥之处，这是什么道理呢？又如明道论王霸札子等几篇，胡本也没有，那是这里抄录时有所脱漏错误，并不是文定的过失。伊川给仁宗上的书，这里的本子没有，后来是用钦夫原先寄给胡家的本子校对的，却又脱漏了两句。这不是用别人的本子改正文定的本子，而是印本本来就没有依照文定本。类似这种情况，恐怕是完全没有互相参照，只听别人说自己刻的文字错误很多、校得不精，便一概逆拒；这样离开口发出自满拒人的声音、神色，把人拒于千里之外还会远吗？乐于听取过错、勇于改正善行，比这件事重要得多；我原本还对二位兄长抱有希望，没想到只因这样一件小事便如此，实在大失所望。那么，我之所以反复激烈地议论而不停止，正是担心这种私意的根株不能消除，随着事情增长，造成的祸害不小，也不只是为了二先生的文章。如果一定认为胡氏的书一个字也不能改，那就再用一件事说明：文集中与吕与叔讨论中书的注语说：“子居，是和叔的儿子。”胡氏编《语录》时，以为他是邢恕的儿子，于是删去这条注释，直接在正文“子居”上加了一个“邢”字。近来我怀疑吕氏也有一个“和叔”，于是写信问钦夫；他回答说：“我曾经查问过，邢氏果然没有名叫子居的人。” 按照这个例子来看，胡氏的书难道也能一点错误都没有吗？难道不问是非，便一概听从吗？况且这只是文字之间的讹误，与原本的纲领条目丝毫没有妨碍，何必一一遵守而不敢改动呢？近来因为文定应当在乡郡建立祠堂，我说应当访求邦彦、二公，二人都只指出文定的小节而表示怀疑；魏元履甚至为此扼腕叹息。如今二位兄长想尊崇老师，却又拘守他所犯的更小的细节，认为一点也不可改，这样，文定所谓重大的地方，终究不会被当世理解。这些地方，不只是二先生文章的不幸，也是文定的不幸。如今既然用了官钱刊刻一部书，却全然看不见其中的是非，只守着胡家错误的原本文字，认为那就是最正确的做法，可以说是完全不成道理。我想文定的本意，应当是希望道理流通通达，绝不会如此浅陋。如果说文定坚决主张这部书，认为天下后世都必须依照它，那与王介甫坚持三经字说有什么不同？这样说的人，反而是在诽谤文定。即使文定确实有这样的意思，也只是他的私意还没有完全克服。所谓贤者的过错，正如横渠所说，应当让大家共同改正；这正是对后世贤者的期望，不应当守着自己的残缺而嫉妒真正的道理，使他的遗风余弊流传到末世。

译程子曾说，人做学问，过失在于自作主张太过分。横渠还告诫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以至于不再吸收天下的善处。如今看二位兄长维护这件事，难道不接近这种情况吗？圣贤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成见，兼听并观的意思，似乎不是这样。胡子在《知言》中也说，学习应该简约，不应该浅陋。如今这种做法难道不接近浅陋吗？如果说应当在另外的地方自行参看，这尤其是无情无理、敷衍含糊的说法，与每月偷一只鸡有什么不同？这不是我所敢听闻的。我常常痛恨此道衰微、邪说昌盛，天下没有可以谈论的人。对于千里之外的二位兄长，我的渴望不亚于饥渴之人需要饮食，却不知道二位的主意竟如此偏狭枯槁。如果能在宾客闲暇时从容相处，整日正言交谈，又不知我们之间还会有多少不能相合的地方。钦夫尊兄，来不及另写一封信，我想说的不过如此。幸望将此信给他看；如果所说不合道理，还望指教，我也不敢害怕改正。以前抄录寄去的几册书，本来应该改正；当时费了很大心力，又劳烦许多人，以为你们一定会依此改正，所以这里没有留下别本。既然如今不用，千万不要毁弃，请尽量收拾好，方便时寄回来，我当珍重收藏，以等待后世。以前我想求几十本，分送给朋友，如今也不必寄来了。我不敢拿这些错误的文字去误导朋友。天气寒冷，手冻得不能写字，无法倾尽胸怀，只希望您体察并宽恕我的狂妄【朱子与刘共夫】。昨天看见共父家来信，说到二先生集中有错误的字。老兄认为既然曾经经过文定之手，就更不能改动。我愚昧，不能明白这个道理。文定固然有不可改动的地方，例如尊奉君父、辨定内外、讨伐乱臣、诛杀贼子的重大伦理和法则，即使圣贤再生也不能改；但若是文字上的讹误，怎么知道当时流传的本子也有不完美之处，只是没有得到善本来订正呢？至于特别改动的几处，我私下按照义理来考察，恐怕也不如先生旧本的好。如果按老兄所说，那么伊川所谓“过去没有来得及做的事，今后便不能再做；以前没有安妥的地方，后来便不能再订正”，又要在今天重新出现了。我已经写信给共父详细说明，在这里再一并禀告。还希望虚心平气，去除彼此的嫌疑，只依据义理来考察；这样，在取舍、从违之间自然知道应当如何。道术衰微，世俗学问浅陋，已经到了极点！振兴道术的责任，我平日对老兄寄望很深。忽然听到这样的议论，实在非常忧虑。如果每件事都这样自作主张，必定没有好问和考察言论的道理，将来任事必有不合人意的地方；这种风气和余弊还会传给后来的学者，就不只是当时一时的危害。比如近世各位先达，闻道有深浅，涵养有厚薄，扩充和运用有广狭，却也不能不各自有所偏倚。只是希望您公正地观察自己的内心和气象，自然会看出哪些地方应当矫正改革；不能用火去助长火、用水去助长水，反而使病情加重。我听道虽晚，幸赖老兄提携指引，如今才略微窥见大概；然而对这件事不能没有疑问，不敢自我鄙弃而置身于明智之人的范围之外，所以冒昧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说出。不知道您的意思认为怎样？详细情况还写在给共父的信中，希望取来一并阅读。请不要责怪我的言辞太直【《与张钦夫》】。“不先天而开人，各因时而立政。”【胡本作“天作时”，钦夫说“天”字作“天”会造成很大妨碍】我认为，这里的“先天”与《文言》中的“先天”不同。《文言》所说先天、后天，是左右辅佐、参赞的意思；如《左传》说“实先后之”，意思正在二者之间，正好符合天运丝毫不差，所谓啐啄同时。这里序文所说的“先天”，却是天时尚未到来，便妄以私意抢先行事，如耕作、收获、菑畬之类。两个“先天”文字相同而意义不同；“先天”即先于时令，本身并无不同，只是上句说天，下句说人；上句说时，下句说政，在文义上相互协调。“窥见圣人的用心”【胡本没有“心”字，钦夫说：加上“心”字会造成很大妨碍，请深思】我认为《孟子》说：“尧舜治理天下，难道没有用心的地方吗？”说“用心”，大概并不损害义理吧【均见上文】。称作“侄”固然不妥，称作“犹子”也不合典制。按照礼制有从祖、从父的名称，那么也应当有从子、从孙的称目。用这种称呼，似乎稍微稳妥些。我偶然想到这一点，因而请教您，并不是敢于再次议论修改先生的文章。给富公和谢帅的书，整篇反复申说，无非是义理。结尾的话，只是直截了当地说义理所产生的感应是常理。就像《易》六十四卦，无非说明吉凶祸福；《书》四十八篇，无非说明灾祥成败。《诗》的雅、颂，极力陈述福禄寿考的盛美，用来使君主受到感动而有所警戒，其中告诫的话尤其不少【《卷阿》最为明显】。孟子最不谈利，却对梁王说：“没有实行仁义却遗弃后代和亲族的，从来没有。”回答宋牼时又说：“这样却不能称王的，从来没有。”这难道是用利害来打动他吗？只是人们用私心去计算，便把它看成利。因此，不肖的人便生起贪欲之心，贤者则产生嫌疑和回避的意思。所趋向的虽不同，但内心防备的私意却是一样的。至于圣贤以大公至正之心，说出大公至正的话，推究本始、考察终极，无不是真正的道理，又有什么嫌疑需要回避呢？如果先生整篇文章的主旨专门采用这种说法，那确实会损害义理【此前所承教的“同行异情”之说，在这里也可以看见】。《春秋》序有两处，从语脉和文势来看，似乎我所依据的本子是对的。“先天”二字，卷中已经详细论述了。难道它会损害义理吗？既然不损害义理，文意又协调，为什么不能依从呢？“圣人的用”下面加上“心”字，语意才完整，也更显得亲切。“主宰”下面所说的“得其意”，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能窥见圣人的用心，那么他的作用岂是容易说清的？所以先要得到他的意旨，然后才能效法他的作用，语序正是如此。他的精微曲折，大概并不是随便写成的。如果说“用心”不能用来说明圣人，那么《孟子》《易传》中谈圣人用心的地方很多。大概凡是人的运用，没有不是心的运用；从圣人到最愚昧的人都是如此。只是运用它的方式有精粗、邪正的不同，所以才有圣贤与下愚的区别。不能说圣人完全不用心，也不能说圣人没有可以运用的心；只是圣人的运用，精妙奇异，不同于常人的运用罢了。然而还必须知道，心就是作用，作用就是心，并不是先有这个心，然后另有一个东西去运用它【别纸】。

译承蒙您下达指示。此前讨论《程集》的错误时，关于《定性书》和辞官表的两处，已经蒙您收录；其他许多地方也得到采纳，这说明您高明而能够择善从之，本来没有偏爱和排斥，而是我先前妄自发表意见的过错。不过，所谓“不必改”“不应改”的说法，我反复求证，内心似乎仍不能完全没有疑惑，所以又逐条陈述，请求指教。所谓“不必改”，难道是说文字之间有些小小的不同，与义理得失没有关系，所以不必改吗？如果我所说只是出于自己的意见，这种说法当然可以。如今这件事是汇集各个本子加以考证，依据旧文之后再刊正；即使不能一一完全相同，也只是归纳几种说法，寻求最合适的文势和语气。除了怀疑某字应当作某字这一类情况外，我从未敢任凭己意更定一字一画。这才无疑与先生当日的原文相合。现在如果真有尊敬原文、重视正确而不敢轻易更改的心，就应当完全依循旧文，不允许其中有丝毫苟且迁就，这才是尽善。只是如果不这样做，字义迂曲隐晦的地方，就必须承认错误而强行解释才能通顺【如“遵”误作“尊”，现在便强说成“尊重他所听闻的”之类】；语句残缺的地方，也必须凭意思连接起来才能完整【如“尝食絮羹叱止”没有“之”字，便不能成文之类】。这些做法不只会损害文字，反过来考察自己的内心，隐微之处难道不会有自欺吗？况且像我们执笔记事，只求明白，难道肯故意舍弃应该使用的字，另用其他字，非要让读者强行解释才通顺吗？难道肯故意写成残缺的句子，让读者连接文意之后才完整吗？人情相差并不远，由此可以知道，他们一定不会这样做。改动它们，不过是因为印本中字数疏密不匀，不够美观，此外并没有其他害处；那么为什么不改呢？卷中这样的地方，我已经全部用朱圈标在上面，又抄呈给您；没有圈出的地方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只是当时执笔时不能没有一点顾虑和回避的私心，所以未能尽情说明。如今有人又来催促刻书，不允许我再次校阅，只能再请您详细考察。所谓不应改，难道是指给富公、谢帅的书和《春秋序》一类的文章，以及书中所说“沿”“泝”和“犹子”两件事也不应改吗？在我看来，所谓尤其不应改的地方，恰恰正是尤其应当改的地方。总的说来，我的愚见只是不要专擅地改易前贤文字，稍微保存谦退敬让之心罢了。如果圣贤已经完成的书稍有不合自己的意思，便任性奋笔，肆意涂改，恐怕这种气象本身也不好。即使所改之处全都完善，仍然会给后世留下轻率放肆、自高自大的弊病，何况未必全都完善呢？伊川先生曾对求学者说：“如果因为自己的话与前人的话不相合，就把它搁置起来，不再思考，那么最终就不可能与前人相合了【杨迪及门二书见《集》】。如今我朱熹看这些改字，私下恐怕先生的意思还有不可不思考之处，而改字的人却没有思考。这样做不只是自己不再思考，还使后人再也看不到先生手迹的原文；即使想通过思考来通达先生的意思，也办不到了。这种危害，难道不是很严重吗？就自己而言，这是丧失恭敬退让之心；就他人而言，这是开启轻率放纵、任意妄为的弊端；就先生的意思而言，恐怕仍有未能完全表达之处，却断绝了他人思考的机会。姑且不问所改的是对是错，只从这三点来论，其不应改动之处就显而易见了。老兄试想，前代圣人在太庙里每件事都要询问，保存祭祀用的生羊，谨慎保留缺文，‘传述而不创作，诚实地信守古道而爱好古道’，深切告诫人们不要凭空创作，教人养成多闻而对疑处存疑的心，这些做法究竟怎样？再看今天这种纷纷更改、专门另立一套说法的意气，又究竟怎样？明白了这一点，对此事大概也无需等我的话便可作出判断；也就会知道我朱熹之所以再三冒昧地进献这些先生不乐意听的话，难道是因为喜欢自己的说法胜过别人，明明可以罢休却偏不罢休吗？” 朱熹请求再谈一谈把“沿”改为“泝”的说法，以便落实前面的议论。把“沿”改成“泝”的说法，我私下也听说过。这样解释得清楚透彻，并不是没有力量。然而之所以不能改，是因为先生的话流传于世已经很久了，而且这个字本身也没有多大妨害。若义理不因文字而损害其本意，那么只用“沿”字，在文意上把它训释为“因”“寻”“循”之类，似乎并无妨害，意思也颇觉宽舒。一定要改成“泝”字，虽然不能说一点正确之处也没有，但气象却显得特别急迫，仿佛有强行探索、用力攫取的弊端。我怀疑先生不用这个字，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否则，他难道会不知道“沿”和“泝”的区别而出现这样的错误吗？况且古书中的“沿”字，也不全都是顺流而下的意思【《荀子》说“反铅察之”，注释说：“铅与沿相同，是循的意思”】。可惜当时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并加以询问，以解除后人的疑惑；后来产生疑惑的人，又不能保留疑处而仓促改动它，因此先生的意思始终没有明白，天下人也都没有思考它。大体说来，古书中有不妥之处，只要随事加以论述，使人知道就可以了。若仓促改动它而埋没原来的实情，又怎么知道其中果真没有尚未尽达的意思呢？汉代儒者解释经书时，有想要改换文字的，只是说‘某字应作某字’，后世尚且有人非议他们，何况竟然径自改掉呢？而且不只是汉代儒者如此：孔子删定《尚书》时，对于‘血流漂杵’的文字，仍因袭而不改。孟子继承这一做法，也说：‘我对于《武成》，只取其中二三片竹简罢了’，始终没有删去这段文字，以迁就自己的意见。可是我朱熹又私下推想，改这个字的人当时的意思，也只是想让人知道其中有这样的意思，未必不是像孟子对待《武成》那样。只是后人推崇信奉得过分，便凭这句话涂改旧文，这才是自己的过失。我私下认为这个字确实应当沿用旧本，尤其是应当改动之处。若老兄一定要保留它，以显示“泝”字用力深切，那么请在正文中只作“沿”字，并在下面作注说【某人说“沿”应作“泝”】；否则就说【胡本“沿”作“泝”】，再不然只说‘有人这样说’也可以。这样两者都保留，使读者知道下功夫的途径，改字的人也没有专擅改本之过，而先生文章的余音余韵，后世还会有默默领会它的人，岂不是两全其美而没有损伤吗？“犹子”的称谓不应改动，我也还没有明白。您的来信只说‘侄’不过是沿袭通行的称呼，却没有说明它有什么害处，也没有说明为什么义理上不能这样称呼。您说称作“犹子”也许差不多可以，却没有说明所谓‘差不多可以’的理由，所以我愚昧不明，始终不能完全理解。

译然而考察经书传注，也并非没有来由。因为《尔雅》说：‘女子把兄弟的儿子称为侄。’注释引用《左传》‘侄其从姑’来解释它，但反复考察寻究，始终没有说男子把兄弟的儿子称作什么。考察《汉书》可知，‘二父’就是今世所谓的叔侄关系，而史传却把他们按父子来称呼；这说明古人直接把他称作儿子，即使汉代人也仍然如此。古人淳朴质实，不认为这样称呼有什么嫌疑，所以这样称呼，自以为安妥。到了后世，心里有人认为不能不加以辨别，于是像这样借用他对姑母自称的称呼来称他；虽然这不是古制，却也能达到区别亲疏、表明礼防的意思。况且伯父、叔父以及所谓姑母，又都是我父亲的同胞，这对于亲亲的原则又有什么妨害呢？如今如果想遵从古制，就直接称作‘子’罢了；如果暂且依从世俗，那么伊川、横渠二位先生都应当称作‘侄’。伊川曾说：‘礼要依从适宜，假如依从世俗会严重损害义理，就必须改正。’既然他说了这样的话，却仍称‘侄’，这必定是认为这样做对义理没有大的妨害。因此，他的遗文由其家人刊出，他的儿子为之作序并使之流传于世，其中全都没有称作‘犹子’的说法，而胡本却特意这样称呼，这无疑一定是出于家人删改编次【如果说为什么其他地方不改，大概是因为有不能改的地方】。有些篇章如祭文，便有对偶之类的文字】如果认为称‘侄’不对，改作‘犹子’才对，也应当保留旧文而附上新的意思，何况它本来并不妨害义理，怎么能仓促改掉呢？如今所改的字，出自《檀弓》的文字；而《檀弓》那句话只是说为兄弟之子服丧的礼制与为自己的儿子服丧相同，所以说‘兄弟之子犹子也’，和下文‘嫂叔之间无服，姑姊妹的服制较薄’的文字是同一类意思，难道是把它当作亲属的固定名称吗？‘犹’就是‘如同’的意思，它的意义联系着上文，不能割裂开来，这是很明白的。如果单独把它作为称呼，就和世俗所说的歇后语没有区别；平日里权且借用来称呼，尚且可以，哪里能指认它是亲属的固定名称呢？如果一定认为这样才对，那么就由我自创新例，另立一家之俗，又有谁能阻止呢？似乎没有必要强行牵合前代贤达，使他们同自己的意见一致，从而引起后世的疑惑。因此我对此也认为，尤其应当改回旧本；如果一定要改，那么也请沿用前面的例子，正文作‘侄’，注释说【胡本作‘犹子’】，这样也可以。《春秋》序、《富谢书》的说法大略如此；至于书中其他部分，不知是否也是这样？本想再详细讨论，以求得出可否改动的结论，但此人即将启程，屡次来催促书信，没有时间再谈了。如果仍然认为可疑，那么也姑且在下面作注说【元本有某某若干字】，这样或许可以使读者既看到当时文字和意思的真实情况，又不掩盖后贤删削文字的功劳。其他地方也有许多类似情况，希望您赐予详细审阅；这样就会看出，我并不是偏执地坚持某一方、一定要取胜，只是希望这部集子早日成为完整的书，不要误导后来的学者罢了。想来老兄的意思，难道会和这个不同吗？只是恐怕您见理太明，所以在文字意义的琐细处不免疏略；用心太刚，所以对于一时认为妥当的意见，必定要坚持到底，这就是诸事纷纷而始终不能最后确定的原因。像我朱熹这样浅陋、昏暗而迟钝，一生都在文义上钻研琢磨；如果所见还不明白，实在不敢妄自坚持主张。我的才智浅陋而专一，因此对于这些地方不敢立即接受您的教诲，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有僭越冒昧之处。伏望您稍加宽容，使我能够把愚见全部说出，以便将来修改确定新本；方便的时候，希望您告诉共父，让他寄两部本子来，好容我再加以参校，确定笺注，向您请教【之所以要两部，是想留下一部作为底本，以备日后又有所得】。倘蒙您怜悯宽恕，不记录我的过失而留下来听取我的意见，我将感到万分荣幸【同上】。以上是《明道先生遗文》九篇。长沙学官刻成《二先生文集》后三年，新安朱熹又把这些文章寄给张拭，说是从玉山汪应辰那里得到的，恭敬地交给教授何蕴，请他继续刊刻。乾道己丑四月初一，广汉张拭谨记【南轩《书〈明道先生遗文〉后》】。《河南二程先生文集》，宪使杨公已经把《三山学官遗书》刻成书板；至于外书，则是庾司旧日已有的本子。乙未年发生火灾，与其他书一同焚毁，已经不存在了。各书虽然还没有全部恢复，这部书怎么可以迟延？师耕承乏任职于此，赶紧把旧本改用大字，与文集合为一体，在后圃明教堂刻印。依靠同道诸人的共同校订，比旧本更加严密。二位先生的书到此才算完整。时在淳祐丙午，古汴赵师耕记【麻沙本后序】。程氏遗书，长沙本最好，但字颇小。经过多年，刻板已经漫漶不清。教授王君湜拿出五羊本给我看，参照校订十分精审，字体大也便于阅读；然而其中没有附刻外书。于是就在舂陵郡库摹刻，又取长沙所刊的外书附刻在后。愿与同道者共同学习。淳祐六年立秋日，东川李袭之谨题【舂陵本后序】。以上是河南程氏遗书，外书全都出自程门弟子的手记。考亭朱夫子收藏的家本，是分类访求、旁搜所得，按先后次第编成这部书。世上刊行的版本没有不同之处，只有二先生文集出自胡文定公家，颇有删改。例如《定性书》以及《明道行述》中给富公、谢帅的书信删去了几十个字，《辞官表》颠倒了次序，《易传序》把‘沿’改作‘泝’，祭文把‘侄’改作‘犹子’。刘、张二公据此本在长沙刊刻。考亭认为其中有些地方应当改回旧本，写了数封信给共父刘帅，又多次写信给南轩张子，严肃地担心承袭错误习气、以讹传讹而使末流泛滥，然而最终也没有人听从他的意见。如今流传的文集，大体上是混杂的本子，当然不能说没有其他议论。临川谭善心元之早年读过这两部书，担心它们的传本日渐减少，便全部付诸刊刻；对于文集又加以详细审定，并同蜀郡虞槃叔常往来讨论，恢复考亭所改之前的旧本，同时把刘本、张本的异同注在下面。其余遗文凡是文集中没有收录的，也各按类别附入。至于伊川的经学解释，其目录见于《近思录》，其书见于时氏本；只是《易传》止于《系辞》上篇，《春秋传》止于鲁桓公九年的书解，《尚书》止于‘舜格于文祖’，《诗解》止于‘四方以无拂’，《论语解》止于‘吾从下’；可惜其中有许多错字，不敢凭臆断定。

译只有《易系》取用吕氏所编的《精义》，《春秋传》取用尹氏纂集、补辑的内容，依据旧刻本审订校对后先行刊刻；其他书则等待寻得善本，校勘后再续刻。这样做的用意，本来就是要汇集程氏著述，使其完整，彰明程朱传授承继的正统，考察它而不违背前代贤哲，并把它传给后代而没有穷尽。阅读这部书的人，就像汲取坐春风之中的教益，又像站在程门雪地里求学；这些都不是随便做成的。唉，元之的用心，也可以说是勤勉之至了。装订成册，使家学得以传诵；我谨将大意辑录下来，写在书的左边。至治二年壬戌秋七月既望，临川后学邹次陈谨记。我根据晁昭德的《读书志》，校订了周子、二程、张子、邵子的著作。周子《通书》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一卷，《书说》一卷，《诗说》两卷，《论语说》十卷，《孟子解》十四卷，伊川集二十卷，程氏《杂说》十卷，张子《正蒙书》十卷，《渔樵问对》一卷，《信闻纪》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说》十卷，《春秋说》一卷，横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极经世》十二卷，《观物篇》六卷，《击壤集》二十卷，共十九部一百五十四卷。所谓程氏《杂说》十卷，我怀疑就是朱子所说的诸位先生各自撰成、散出流行的书中的一种。遗书所收录的书目没有见到它，朱子依据先人旧藏，又分类访求，编成《遗书》二十五卷，另编《外书》十二卷，所收杂说比原来多出数倍，而《杂说》本身反倒没有流传下来。把晁氏所记与如今流传的续本合起来，大概就可以看出其情况了。然而如今流传的版本全是家藏本，所以几十年前刻的书，即使刻板还在，想来也已经有不少漫漶、废弃了。清庙的雅乐，姑且还用来充数；郑、卫的音乐，人们却争相喜爱，那么今天这种书少、那种书多，也正是形势所造成的。近年才有新刻的邵子著作，有些闻风而起的人讥笑它迂腐疏阔，并且轻视它。宜黄谭善心，是同县传君友谅的同道，毅然奋发而不顾这些议论，取二程遗书和文集加以刊刻，并且将考订程氏经说，依次刻印。虞槃凭借姻亲的情谊，得以预先听闻此事；我为这件事能够成功而高兴，也为学者能够传读先儒遗文而不懈怠而高兴。他这种卓越的见识，确实很有可取之处，所以在书后题写这些话，以勉励同道之士。蜀郡后学虞槃。《二程文集附录》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