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稽疑卷下
。初九既尚潜伏，故言勿用。」
系辞》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夫干之六画之类，象也；而筮之，则为变。曰「初九潜龙勿用」之属者，词也；而值之，则为占。象见乎体者也，变生乎动者也。词有准，占无方。易也者，无方者也【陆氏义説】潜龙，象也，亦占也；勿用，占也，亦象也。《系辞》圣人见赜立象、见动生爻，而不及占，明占寓于象也。岂有平居直观潜龙之象，而不及勿用之占乎？假令象外有占，圣人何蕲于一言耶【序】
译初九既然崇尚潜伏，所以说“勿用”。
《系辞》说：“君子安居时观察卦象并研习卦辞，行动时观察卦变并研习占卜。”那乾卦六爻的类别，就是“象”；而在占卜时，就表现为“变”。所谓“初九潜龙勿用”之类的话，就是“辞”；而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就作为“占”。象是体现在卦体中的，变是产生于行动中的。辞有固定的准则，占则没有固定的方法。《易经》所讲的，就是这种没有固定方法的东西。【陆氏义说】潜龙，既是象，也是占；勿用，既是占，也是象。《系辞》中说圣人见到深奥的道理就确立卦象，见到变动就产生爻辞，而没有单独提到占，这说明占是蕴含在象之中的。难道有平时只直观潜龙的象，却不去考虑勿用的占的情况吗？假如象之外还有占，圣人何必在一句话中既包含象又包含占呢？【序】
夕惕若厉
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云云，无咎」。「终日干干」，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隂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淮南·人间训】
张悚为陈崇奏莽功徳曰：「易曰：『终日干干，夕惕若厉。』公之谓矣【汉书】
后汉书》：班固荐谢夷吾云：「臣以顽钝，器非其畴，尸禄负乘，夕惕若厉。」注言：「君子终日干干，至于夕，犹怵惕戒惧，若危厉。早朝旰食，夕惕若厉【风俗通》：韩棱下】
后汉马太后云：「故日夜惕厉，思自降损。」
张衡《思▯赋》：「夕惕若厉，以省諐兮，惧余身之未勅」。《説文》骨部引《易》云：「夕惕若厉【夕部》引《易》云：「夕惕若夤】
后汉崔寔《大赦赋》：「朝乾干于万几，夕处敬而厉惕。」荀爽曰：「脩辞谓终日干干，立诚谓夕惕若厉【集解】
三国志》先主上言汉帝曰：「寤寐永叹，夕惕若厉。」
选陆机《让平原内史表》：「俛首顿膝，忧愧若厉。」
王弼云：「终日干干，至于夕惕，犹若厉也【注疏】
虞翻曰：「夕惕若厉，故不骄也。」晨竞夕惕，每恻于懐【宋袁粲传】晋惠帝永平元年诏曰：「战战兢兢，夕惕若厉。」
周武帝诏：「文皇帝敬顺昊天，忧劳庶政。」予小心弗克遵行。夕惕若厉，昧旦干干。夕惕若厉【梁武帝《浄业赋》序】
陈宣帝大建六年诏曰：「一物乖方，夕惕犹厉。」
晋传▯《叩头虫赋》：「无咎生于惕厉，悔吝来亦有由。」白居易《贺雨表》：「发于若厉之诚，散作如膏之泽。」
旧唐》：文宗试刘贲贤良防，任贤惕厉，宵衣旰食。
马骐讲《干》「夕惕若厉」，孝宗曰：「当读为『若厉』。」
按「文言虽危无咎」，疏云：「心怀惕惧，虽危不宁，以其知终知至，故无咎。」则「若厉」为句，亦自可通，况《淮南九师》去古未逺则必有所受之者矣。
其唯圣人乎
再称圣人者，叹美用九之君能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得大明终始，万国咸宁，乘六龙以御天也【集解】
黄裳元吉
隂登于五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总己，専断万机，虽情体信顺，而貌近僭疑，周公其犹病诸。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然后可以取信于神明，无尤于四海，故曰「黄裳元吉【干宝易解】
伊川不满于宣仁，故注《易》有云：「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犹可言也；妇居尊位，女娲、武后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其实用此寄意耳，前辈亦尝言之矣。然胡明仲《读史管见》论武后革命，则特举此语以言之，葢不悟其本有所为也。及毛伯玉着《易传》，乃大辟其非曰：「甚矣，正叔之陋也！臣子于君父皆隂也，羿、莽是已，何必専以女娲、武氏当之？必以妇人为隂，是儿童之见耳。况女娲事不经见，若武氏之变，固未甚于羿、莽也，而谓彼犹可言，殆有胥吏舞文之态。」胡明仲宗主程氏，一至于此，得无所见偶同耶？抑私其所主耶？晦庵明知此语有为而发，乃宛曲为之説曰：「伊川举武氏、女娲事，看来要立议论，教人可向别处説，此爻何曾有这义？都是硬入这意。」可谓欲葢而弥彰也【志雅堂杂抄】
后得主而有常
隂主卑退，若在事之后，不为物先，即得主也。此隂之恒理，故云「有常【注疏】
程子以主利为一句，朱子因之，遂以《文言》「后得主」为阙文。然《彖传》「后顺得常」与「后得主而有常」意正一律，似未见其为阙文也【余读易偶记】
以从禽也
即鹿无虞，何以从禽也【蔡邕石经郭京举正】
小贞大贞
汉书·谷永传》孟康注云：「膏者，所以入润肌肤；爵禄，亦所以养人也。小贞，臣也；大贞，君也。遭屯难饥荒，君当开仓廪振百姓，而反吝，则凶；臣吝啬，则吉也。」
贞当如周礼训问，周礼有「祈永贞」，贞亦占之美辞。又周礼天府季冬陈玉，以贞来嵗之媺恶。郑司农云：「贞，问也。易曰：『师贞，丈人吉。』问于丈人。国
译傍晚仍警惕戒惧，如同面临危险。
《易经》说：“潜藏的龙不要施展”，是说时机尚不可行动。所以君子“整天勤奋努力，没有灾祸”。“整天勤奋努力”，是因为阳气发动；“傍晚警惕戒惧”，是因为阴气休息。顺应白天而行动，顺应夜晚而休息，只有有道的人才能做到。【《淮南子·人间训》】
张悚替陈崇上奏王莽的功德说：“《易经》说：‘整天勤奋努力，傍晚警惕戒惧。’说的就是您啊。”【《汉书》】
《后汉书》：班固推荐谢夷吾说：“我因为愚钝，才器不匹配，空占职位而辜负重任，傍晚仍警惕戒惧，如同面临危险。”注解说：“君子整天勤奋努力，到了傍晚，仍然恐惧警惕，如同处于危险之中。早起晚睡，傍晚警惕戒惧。”【《风俗通义·韩棱下》】
东汉马太后说：“所以日夜警惕戒惧，想着自我贬损。”
张衡《思玄赋》：“傍晚警惕戒惧，以反省过失啊，害怕自身尚未修治。”《说文解字》骨部引用《易经》说：“傍晚警惕戒惧。”【《夕部》引用《易经》说：“傍晚警惕戒惧，如同面临危险。”】
东汉崔寔《大赦赋》：“早晨为万般事务勤奋努力，傍晚保持恭敬而警惕戒惧。”荀爽说：“修养言辞称为整天勤奋努力，确立诚信称为傍晚警惕戒惧。”【《集解》】
《三国志》先主上言汉帝说：“睡醒做梦都在长叹，傍晚警惕戒惧，如同面临危险。”
《文选》陆机《让平原内史表》：“低头跪膝，忧愁惭愧，如同面临危险。”
王弼说：“整天勤奋努力，到了傍晚警惕，仍然如同面临危险。”【《注疏》】
虞翻说：“傍晚警惕戒惧，如同面临危险，所以不骄傲。”早晨竞争傍晚警惕，常常在内心感到悲伤。【《宋书·袁粲传》】晋惠帝永平元年诏书说：“战战兢兢，傍晚警惕戒惧，如同面临危险。”
周武帝诏书：“文皇帝恭敬顺承上天，忧虑操劳各种政务。”我小心谨慎，不能遵行。傍晚警惕戒惧，如同面临危险，黎明勤奋努力。傍晚警惕戒惧，如同面临危险。【《梁武帝·净业赋》序】
陈宣帝大建六年诏书说：“有一件事违背常理，傍晚警惕仍如同面临危险。”
晋代《叩头虫赋》：“没有灾祸产生于警惕戒惧，悔恨吝惜的到来也有缘由。”白居易《贺雨表》：“发出如同面临危险的诚意，散播成如油膏般的恩泽。”
《旧唐书》：文宗考试刘贲贤良方正科，任用贤人警惕戒惧，宵衣旰食。
马骐讲解《乾卦》“傍晚警惕戒惧，如同面临危险”，孝宗说：“应当读作‘若厉’。”
按“文言虽危无咎”，疏解说：“心怀警惕恐惧，虽然危险不安，因为他知道终结知道到达，所以没有灾祸。”那么“若厉”作为一句，也自然通顺，何况《淮南九师道训》离古代不远，必定有所传承。
只有圣人吧。
再次称颂圣人，是赞叹使用九的君主能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去正道，所以能大明始终，万国安宁，乘着六龙驾驭天空。【《集解》】
黄色的下裳大吉。
阴气上升到第五爻，柔顺居于尊位，如同成昭之君、周霍之臣。百官总领自己，专断万机，虽然情理信顺，但外表接近僭越嫌疑，周公尚且担忧。言语必须忠信，行为必须笃敬，然后可以取得神明的信任，没有怨恨于四海，所以说“黄色的下裳大吉”。【《干宝易解》】
伊川不满于宣仁，所以注解《易经》有说：“臣子居于尊位，后羿、王莽就是这样，还可以说；妇人居于尊位，女娲、武则天就是这样，是非常的变故，不可以说。所以有黄裳的告诫。”其实是用此寄托心意罢了，前辈也曾说过。然而胡明仲《读史管见》论述武则天革命，则特别举出此语来说，大概没有觉悟其本有所为。等到毛伯玉著《易传》，便大力驳斥其非说：“程正叔太浅陋了！臣子对于君父都是阴，后羿、王莽就是这样，何必专门用女娲、武则天来对应？如果一定认为妇人是阴，这是儿童之见罢了。况且女娲的事不经见，如果武则天的变故，本来没有超过后羿、王莽，而说他们还可以说，大概有胥吏舞文弄墨的姿态。”胡明仲宗主程氏，一至于此，得无所见偶同耶？还是私其所主耶？晦庵明知此语有为而发，乃宛曲为之解说：“伊川举武则天、女娲事，看来要立议论，教人可向别处说，此爻何曾有这义？都是硬入这意。”可谓欲盖而弥彰也。【《志雅堂杂抄》】
后来得到主人而有常道。
阴主卑退，如果在事之后，不先于物，就是得到主人。这是阴的恒常道理，所以说“有常”。【《注疏》】
程子以“主利”为一句，朱子因之，遂以《文言》“后得主”为阙文。然而《彖传》“后顺得常”与“后得主而有常”意正一律，似未见其为阙文也。【《余读易偶记》】
以跟随禽兽。
追鹿没有虞人，怎么跟随禽兽呢？【《蔡邕石经郭京举正》】
小贞大贞。
《汉书·谷永传》孟康注说：“膏者，所以滋润肌肤；爵禄，也所以养人。小贞，臣也；大贞，君也。遭遇屯难饥荒，君应当开仓廪救济百姓，而反而吝啬，则凶；臣吝啬，则吉也。”
贞应当如周礼训问，周礼有“祈永贞”，贞也是占问的美辞。又周礼天府季冬陈列玉器，以占问来年的美恶。郑司农说：“贞，问也。《易经》说：‘师贞，丈人吉。’问于丈人。国
语曰：『贞于阳卜。』」康成曰：「问事之正曰贞。」礼中又有所谓大贞，谓卜迁国立君也【读易偶记】
译古语说：“在阳位占卜以定正事。”郑玄解释说：“询问事情的正当性称为贞。”礼制中还有所谓的大贞，指的是占卜迁都或确立国君之事【出自《读易偶记》】
丈人
崔憬曰：「《子夏传》作『大人』，并王者之师也。」按《彖》云：「师，众；贞，正也。」云云「王」矣。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则知夫为王者必大人也，岂以丈人而为王哉！
师或舆尸
二刚也，三柔居上，是兼其领，故曰「舆尸」。若无君上之命，则免矣，故曰「或」也【干宝】
舆众也，尸主也【王介甫】舆师，若作师徒，挠败凶莫甚焉，何必言艰贞亦凶【西蜀周氏】
诸家皆谓师不可以众主，晦庵独本古注，以为兵败舆尸而归。按六三「师或舆尸」，犹可言兵败；若六五「弟子舆尸」，言兵败，于文义未恊【黄氏日抄】
有孚盈缶
鲁恭疏云：「《易》曰：『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言甘雨满我之缶，诚来有他而吉也。」注：比卦，坤下坎上，坤为土，缶之象也；坎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满我之缶，有诚信则他人来附而吉也【后汉书】
显比
王因天下显，习兵于搜狩焉。驱禽而射之，三则已，发军礼也。失前禽者，谓禽在前来者不逆而射之，傍去又不射，惟背去者射之，不中亦已，是皆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杀，奔者不禁，背敌不杀，以仁恩养威之道【康成】失前禽，舍逆取顺也【周易举正】
系于苞桑
九五「系于苞桑」，犹纣囚文王羑里之狱，四臣献珍异之物而终免于难，「系于苞桑」之谓也【康成】
韦谀冉闵时为光禄大夫，时闵拜其子▯为大单于，而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谀谏曰：「或有刺客，变起悔之何及？愿深思圣王苞桑之诫也【晋儒林传】
陆宣公《収河中后请罢兵状》云：「海内大摇，物情几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不出于一城。邦国之杌▯艰屯，绵绵联联，若苞桑赘旒，幸而不殊者屡矣。」
噬干胏得金矢
四体离隂，卦骨之象，骨在干肉，脯之象。金矢所以获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于味必思其毒，于利必备其难【王肃注】
贲于丘园
荀爽曰：「艮山震林，失其正位，在山林之间。贲饰丘陵，以为园圃，隠士之象也。五为王位，体中履和，勤贤之主，尊道之君也。故六五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有终吉。』君臣失正，故吝。能以中和饰上成功，故终吉而有喜也。」
王肃云：「失位无应，陋处丘园，葢蒙闇之人，道徳弥明，必有束帛之聘也。戋戋，委积之貌。」
东京赋》聘丘园之耿洁，旅束帛之戋戋。
无妄
六十四卦象皆释卦名，「天下雷行，物与」，当读以释无妄之义，故张清子《集注》「与」字即「应」字，天雷而物应，故先王对时而育物，皆无妄也【经书补注】
过渉灭顶
赵温与李漼书云：「于《易》，一为过，再为涉，三而弗改，灭其顶凶【后赵典传】
樽酒簋贰
处重险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刚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余应以相承比。明信显著，不存华饰。处坎以斯，虽复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纳此至约，自进于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荐之于宗庙，故终无咎也【王辅嗣】
正用一樽之酒，贰以一簋之食，盛之瓦缶，质而约也。物薄诚至，纳之自明，故无咎。约者，六四之诚；牖者，九五之明也【补注】
六四上承九五，又互体在震上，又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贰副也。建星上有井，井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防诸侯，主国尊于簋副，缶设▯酒而用缶也【康成】
胡一桂曰：「自二至五，似离虚明，有牕牖之象。」
酒饮养阳，簋食养隂，刚柔际也。然象以释爻，辞爻象同辞，岂得皆错【补注】
黄离
离，南方之卦。离为火，土托位焉。土色黄，火之子。喻子有明徳，能附丽于父之道。文王之子发、旦是也【康成易】
离九三
鼓缶而歌，当衰而乐也；大耋之嗟，当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顺其常而已。不乐则哀，皆伪其动心而失其常者，故凶【
译老翁
崔憬说：“《子夏传》写作‘大人’，都是指君王的老师。”查考《彖传》说：“师，众；贞，正。”等等，已经提到了“王”。老子说：“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由此可知，成为君王的一定是大人，难道是因为老翁而成为君王吗！
师或舆尸
九二刚健，六三柔顺居于上方，是兼领其众，所以说“舆尸”。如果没有君上的命令，就可以免祸，所以说“或”【干宝】
舆是众，尸是主【王介甫】舆师，如果当作师徒，扰乱失败，凶险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何必说艰难守正也凶【西蜀周氏】
各家都认为师不可以众主，晦庵独自依据古注，认为是兵败载尸而归。查考六三“师或舆尸”，还可以说是兵败；如果六五“弟子舆尸”，说是兵败，在文义上不相协调【黄氏日抄】
有孚盈缶
鲁恭疏说：“《易》说：‘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意思是甘雨充满我的瓦罐，诚信到来，有其他的吉祥。”注：比卦，坤下坎上，坤为土，是瓦罐的象；坎为水，是雨的象。坎在坤上，所以说甘雨充满我的瓦罐，有诚信则他人来依附而吉祥【后汉书】
显比
君王因天下显明，在搜狩中习兵。驱赶禽兽而射杀，三次就停止，这是发军的礼仪。失前禽，是说禽兽在前面来的不迎射，在旁边去的也不射，只有背向离去的才射，不中也就罢了，这些都是所以失去的原因。用兵的方法也如此，投降的不杀，逃跑的不禁，背向敌人的不杀，这是用仁恩培养威势的方法【康成】失前禽，是舍弃逆者，取顺者【周易举正】
系于苞桑
九五“系于苞桑”，就像纣王囚禁文王于羑里之狱，四位大臣献珍异之物而最终免于灾难，这就是“系于苞桑”的意思【康成】
韦谀在冉闵时为光禄大夫，当时冉闵拜他的儿子〇为大单于，而以一千降胡安置在他麾下。韦谀劝谏说：“如果有刺客，变故发生后悔之何及？希望深思圣王苞桑的告诫【晋儒林传】
陆宣公《收复河中后请罢兵状》说：“海内大摇，物情几乎离去，天命不能保于片刻，王威不出于一城。邦国的危惧艰难，连绵不断，像苞桑和旒冕，幸而不死的情况屡次发生。”
噬干胏得金矢
四体离阴，卦象为骨，骨在干肉中，是脯的象。金矢用来猎获野禽，所以吃它反而得到金矢。君子对于美味一定要思考其毒，对于利益一定要防备其难【王肃注】
贲于丘园
荀爽说：“艮山震林，失去正位，在山林之间。装饰丘陵，作为园圃，是隐士的象。五为王位，体现中道履行和顺，是勤求贤才的君主，尊崇大道的君王。所以六五说：‘贲于丘园，束帛戋戋，有终吉。’君臣失去正位，所以吝惜。能够以中和装饰上位取得成功，所以最终吉祥而有喜悦。”
王肃说：“失去正位没有应援，简陋地处在丘园，大概是蒙昧之人，道德更加光明，一定有束帛的聘问。戋戋，是堆积的样子。”
《东京赋》聘问丘园的耿洁，旅送束帛的戋戋。
无妄
六十四卦的卦象都解释卦名，“天下雷行，物与”，应当读来解释无妄的意义，所以张清子《集注》“与”字就是“应”字，天雷而万物应和，所以先王顺应时节养育万物，都是无妄【经书补注】
过涉灭顶
赵温给李漼的信说：“在《易》中，一为过，再为涉，三而不变，灭其顶凶【后赵典传】
樽酒簋贰
处于重险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也得位，刚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都没有多余的应援来相承比。明信显著，不存华饰。处于坎卦以此，虽然只是一樽酒、二簋食、瓦缶器，纳此至约，自进于牖，就可以羞之于王公，荐之于宗庙，所以最终无咎【王辅嗣】
正用一樽酒，副以一簋食，盛在瓦缶中，质朴而简约。物薄诚至，纳之自明，所以无咎。约者，是六四的诚；牖者，是九五的明【补注】
六四上承九五，又互体在震上，又辰在丑，丑上值斗，有斟酒的象。斗上有建星，建星的形状像簋，贰是副。建星上有井，井星的形状又像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防诸侯，主国尊于簋副，缶设〇酒而用缶【康成】
胡一桂说：“自二至五，似离虚明，有窗户的象。”
酒饮养阳，簋食养阴，是刚柔的际遇。然而象以解释爻，辞爻象同辞，难道都能错吗【补注】
黄离
离，是南方的卦。离为火，土托位焉。土色黄，是火之子。比喻儿子有明德，能附丽于父亲之道。文王的儿子发、旦就是如此【康成易】
离九三
鼓缶而歌，是当衰而乐；大耋之嗟，是当衰而哀。盛衰之道，是天的常理。君子之心，顺其常而已。不乐则哀，都是伪其动心而失其常者，所以凶
蔡伯静】
初登于天
应劭曰：「明夷者，明伤也。初登于天者，初为天子，言以善闻于天也。后入于地者，伤贤害仁，佞恶在朝，必以恶终入于地也【杜邺传注】
译蔡伯静说：
起初升上天空，
应劭说：“明夷，是光明受损的意思。‘初登于天’，是指起初成为天子，是说以善行被上天所知晓。‘后入于地’，是指伤害贤人、残害仁德，奸佞邪恶之人在朝廷，必定以恶果终结而坠入地下。”
文举引《易》曰：「小人处盛位，虽髙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徳而能以善终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盐铁论】
汤武革命
贾逵《厯论》云：「《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厯明时。』又曰：『汤武革』，云云，应乎人。言圣人必厯象日月星辰，明数不可贯数千嵗，其间必改更，先距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后汉律厯志】
昔者圣人之作厯也，隂阳有分，寒暑有节。若夫祐术开业，淳燿天光，重黎其上也。承圣帝之命，若昊天，典厯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闰定时，以成嵗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创制，治厯明时，应天顺民，汤武其盛也【同上】帝舜叶时月正日，汤武革命，治厯明时，言承平者叶之，承乱者革之【月令章句】
何承天《新法表》曰：「《虞书》着钦若之典，《周易》明治厯之训，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也【宋书·厯志】
彖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魏晋而降，凡禅代者必据以为説。按辕固与黄生争论汤武于景帝前，但评受命之是非，不引《易》为证。象曰：「君子以治厯明时。」其意了不相涉。洪偃云：按唐一行《大衍厯》《日度议》曰：「颛帝厯上元甲寅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维之首。汤作殷厯，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此谓治厯也。至于三统之建，夏以寅为嵗首，得人统；殷以丑为，得地统；周武王改从子为，得天统。此谓明时也。刘歆作《三统厯》及谱以説《春秋》，云：「《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云云，应乎人。』又曰：『治厯明时，所以和人道也。』」又引《逸书》曰：「先其算命。」师古曰：「言王者统业，先立算数以命百事也。」推此而言，所云革命，葢谓是耳，非论其取天下也。况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厯，而革卦之序在《易》正当四十九，然则専为厯明甚。且上云「天地革而四时成」，尤极显白，然诸儒賛《易》皆不及此，王弼亦无一言【容斋四笔】田氏曰：自干至革，其卦凡四十有九，大衍之用也。分而象两，天地革矣；揲之以四，四时成矣。是以至革则治厯，后世以大衍为厯者，岂非得是欤【玉海】
林之竒曰：「夏以建寅为正，汤革之，始以建丑为正，是革正为用商正也。革正之事，古未尝有，葢始于汤，而武王因之，遂以建子为正。故《易》曰：『汤武革命』，云云。」
冯衍《显志赋》曰：「禹承平而革命。」注：舜禅位于禹，禹承尧、舜之后而改制度，禅子，故曰承平革命也。
魏髙堂隆议曰：「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顺乎人。其义曰：『水火更用事，犹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是以舜禹虽继平受禅，犹制礼乐、改正朔，以应天顺民【宋礼志】
上九鸟焚其巢
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言王者处民上，如鸟之处巢也，不顾防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鸟之自焚也，虽先快意説笑，其后必号而无及也。百姓丧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称凶【汉成帝报许后书】
易简之善配至徳
荀爽曰：「干徳至健，坤徳至顺。乾坤易简，相配于天地，故易简之善配至徳。」
伊川云：「乾坤易简之功，乃至善之徳
天一地二
此简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从之。
天数五
此简本在《大衍》之后，今按宜在此。
晦庵移「天一地二」五句，加大衍前，「至神之所为」为一章。蔡节齐亦移「天一地二」为章首，于理甚顺【日抄】易曰：「天一地二」云地十」，「天数五」云，「行鬼神也【汉律厯志】衞元嵩《元包》云：「天一」云云，「鬼神矣【运蕃篇】
按《律厯志》已如此位置，而《元包》因之，非独程、朱也。诸公云云，岂班志不足据耶？
引伸触类
虞翻曰：「引谓伏羲引伸三才，兼而雨之以六
译文举引用《易经》说：“小人处在显赫的地位，即使地位再高也必然崩溃。不充实他的道，不恒久他的德，却能以善终，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起初登临天上，后来落入地下。”
贾逵在《历论》中说：“《易经》中‘金火相革’的卦象，《象传》说：‘君子因此治理历法以明确时节。’又说：‘商汤和周武王变革天命’，等等，是顺应人心。意思是圣人必须观察日月星辰的象数，明确历数不能贯穿数千年，其间必然会有更改，预先推算度数，使之与日月星辰所在的位置相符合罢了。”
从前圣人制定历法时，阴阳有分别，寒暑有节令。至于辅助术数开创基业，彰显天光，重黎是最杰出的。秉承圣帝的命令，像昊天一样，掌管历法和日月星辰的象数，以此授命民事，设立闰月确定时节，以完成一年的功业，羲和是最隆盛的。取象于金火，变革天命创立制度，治理历法明确时节，顺应天道顺从民意，商汤和周武王是最兴盛的。帝舜协定时月校正日期，商汤和周武王变革天命，治理历法明确时节，意思是承平时期要协同时序，承乱时期要变革天命。
何承天在《新法表》中说：“《虞书》记载了钦若的典章，《周易》阐明了治理历法的训诫，意思是应当顺应天道以求相合，而不是为了相合去验证天道。”
《彖传》说：“商汤和周武王变革天命，顺应天道而回应人心。”魏晋以后，凡是禅让取代前朝的，必定依据此说来作为论据。考察辕固与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商汤和周武王的事，只是评论受命的对错，没有引用《易经》作为证据。《象传》说：“君子因此治理历法以明确时节。”其意思完全不相干。洪偃说：考察唐代一行《大衍历》《日度议》说：“颛顼历上元甲寅年辰初合朔立春，七曜都正值艮维之首。商汤制定殷历，改以十一月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沿袭了它。”这就是所说的治理历法。至于三统的建立，夏朝以寅为岁首，得到人统；殷朝以丑为岁首，得到地统；周武王改以子为岁首，得到天统。这就是所说的明确时节。刘歆作《三统历》及谱来解说《春秋》，说：“《易经》金火相革的卦说：‘商汤和周武王变革天命，等等，顺应人心。’又说：‘治理历法明确时节，是用来调和人道的。’”又引用《逸书》说：“先确定算数。”颜师古说：“意思是王者统理基业，先确立算数以命令百事。”由此推论，所说的变革天命，大概是指这个，而不是讨论夺取天下。况且大衍之数的应用是四十九，一行用它来起历，而革卦的序数在《易经》中正当四十九，那么专门用于历法就非常明显了。而且上面说“天地变革而四季形成”，尤其极其显白，然而各位儒生赞颂《易经》都没有提到这一点，王弼也没有一句话。田氏说：从乾卦到革卦，其卦象共有四十九，是大衍之数的应用。分开而象征两仪，天地就变革了；揲之以四，四季就形成了。所以到了革卦就治理历法，后世用大衍来制定历法的人，难道不是得到了这个道理吗？
林之奇说：“夏朝以建寅为正朔，商汤变革它，开始以建丑为正朔，这是变革正朔作为商朝的正朔。变革正朔的事，古代未曾有过，大概始于商汤，而周武王沿袭它，于是以建子为正朔。所以《易经》说：‘商汤和周武王变革天命’，等等。”
冯衍在《显志赋》中说：“禹承平而变革天命。”注解说：舜禅让帝位给禹，禹继承尧、舜之后而改变制度，禅让给儿子，所以说承平变革天命。
魏国高堂隆议说：“帝王兴起，接受禅让与使用武力，都要改正朔，用来昭明天道、安定民心。《易经》说：‘革卦，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商汤和周武王变革天命，顺应天道，顺从人心。其义理说：‘水火交替用事，就像王者必须改正朔、改变服色一样。’所以舜禹虽然继承太平接受禅让，仍然制定礼乐、改正朔，以顺应天道顺从人心。”
《易经》说：“鸟焚烧它的巢穴，旅人先笑后号哭，在易地丢失了牛，凶险。”意思是王者处在百姓之上，就像鸟处在巢穴中一样，不顾惜防范百姓，百姓背离而去，就像鸟自焚巢穴一样，虽然先前快意欢笑，其后必然号哭而来不及了。百姓丧失他们的君主，就像牛丢失了毛一样，所以称为凶险。
荀爽说：“乾德至健，坤德至顺。乾坤易简，与天地相配，所以易简的善德配得上至德。”
伊川先生说：“乾坤易简的功绩，是至善的德性。”
这一简本在第十章之首。程颐说：“应该在这里。”现在遵从他的说法。
这一简本在《大衍》之后，现在考察应该在这里。
朱熹将“天一地二”五句移到《大衍》之前，“至神之所为”为一章。蔡节齐也将“天一地二”移到章首，在道理上很顺畅。《易经》说：“天一地二”等等，“地十”，“天数五”等等，“行鬼神也”。卫元嵩《元包》说：“天一”等等，“鬼神矣”。
考察《律历志》已经这样排列，而《元包》沿袭它，不仅仅是程颐、朱熹。各位所说的，难道班固的《汉书》不足以依据吗？
虞翻说：“引是指伏羲引伸三才，兼而雨之以六。”
画。触动也，谓六画以成六十四卦也。」
袁子正论》云：「伏羲画八卦，触类而长六十四卦。」
译画，就是触动，是指用六画来构成六十四卦。」
《袁子正论》说：「伏羲画八卦，因触动而类推，从而推演成长出六十四卦。」
易·系》曰：「引伸触类。」曰：「干为天，为君；离为日；坎为水，为云，为雨。」是触类而长之义也【北堂书抄】
本义》云：「凡四千九十六卦，乃焦延寿《易林》变卦之法，似与《説卦》六位成章不合。」
知变化之道
程传》曰：「此节合与上文相连，不合在下。」
虞翻云：「孔子叹《易》曰：『知变化云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荀谞【爽别名】上为篇首，尤可怪笑【呉志》别传】
易》逆数也。作《易》以逆覩来事，以前民用【韩康伯注】
数往者顺，谓数已往之事，则顺而易知也；知来者逆，谓预度未来之事，则逆而难知也。易之道无他，其于未来之事，可逆睹而前知也，故曰：「易逆数也【学易记】
易》言藏往知来、彰往察来，则方来已往之事，《易》皆有以知之。然往者已过而易知，来者未形而难见。《易》之占筮为知来设，故曰：「《易》逆数也。」正如所谓占事知来，所谓遂知来物，所谓前民用，皆逆数之谓也【丘氏】
先天后天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伊川《易传》専主于辞，邵康节得陈▯数学于李挺之，乃别求《易》于辞之外，谓今之《易》，后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无不可以前知。自是二説并兴，莫能相一。言理学者宗伊川，言数学者宗康节。至朱子作《易本义》、《启蒙》，乃兼二説，穷极古始，谓《易》本为卜筮而作，康节先天图得作《易》之原，伊川言理甚备，于象数犹有阙。学者遂翕然向往之，揣摩图象，日演日髙，以先天为先，后天为次，而《易经》之上，晚添祖父矣。夫康节所谓先天之説，则《易》之书本无有也。虽据其援《易》为证者凡二章，亦未见其确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极」云云、「四象生入卦」，曰：「此先天之卦画。」于是尽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説，与文王演《易》重为六十四卦之説，而以六十四卦皆为伏羲先天之卦画。其法自一画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两、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耶？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云云、「水火不相射」，曰：「先天之卦位也。」于是尽变《易》中离南坎北之説，与凡震东方卦、兑西方卦之説，而以干南坤北为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説以离为东，以坎为西，以兑、巽为东南、西南，以震、艮为东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为火，北方寒为水，亦未见离与坎之果属东与西，而可移离、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耶？且《易》之此二章果谁为之也？谓出于孔子，孔子无先天图。葢方士托《易》为之，如《参同契》援《易》作书云尔，文、周、孔子卦爻彖象无是义也。夫羲皇、尧、舜三代几万年矣，而图之説不见于经；春秋至汉、唐几千年矣，而图之説不见于传。何至陈▯而始传之耶？邵子云：「天地定位」章，伏羲八卦之位；「帝出乎震」章，其卦……位，文王所定。夫上下经文，秦火固未亡也，曾何言及于图，分羲与文耶？葢孔子随事理以发明卦蕴，如此，故以嵗时物理生成之序衍卦义也，则曰出齐、见役、説战、劳成；以法象对待而发明卦之义理性情也，则云天地、山泽、雷风、水火。此气化物理之必然者，何主于文？何主于羲耶？且神妙万物章，先以雷、风、火、泽、水、坎为次，复以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而言，以为羲，又涉于文；以为文，复涉于羲，岂不自相杂乱矛盾乎？至此，则先天后天之説不通矣。注云：「此章所推卦位之説多未详者」，亦自不能为辞也【王浚川集】伏羲之作易也，造端于隂阳二画而已，故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先后自然之序，有非人力强为排比者。若曰因河图之数以作易，是不从太极以为易，縁图之对偶而然矣，岂不于易有太极之论相戾乎
译《易·系》说：“引伸触类。”又说：“乾为天，为君；离为日；坎为水，为云，为雨。”这是触类旁通、推演扩充的意义。【《北堂书抄》】
《本义》说：“凡是四千九十六卦，是焦延寿《易林》变卦的方法，似乎与《说卦》中六位成章的说法不相符合。”
**知变化之道**
《程传》说：“这一节应与上文相连，不应放在下面。”
虞翻说：“孔子赞叹《易》说：‘知道变化所作为的吗？’以此赞美大衍四象的创作，而荀谞【荀爽的别名】将其作为篇首，尤其令人奇怪可笑。”【《吴志》别传】
《易》是逆推的数理。创作《易》是为了逆推预见未来的事情，以便预先指导民众的行动。【韩康伯注】
推算过去的事情是顺的，意思是推算已经发生的事，就顺理成章且容易知道；预知未来的事情是逆的，意思是预先推测未来的事，就违背常理且难以知道。《易》的道理没有别的，对于未来的事情，可以逆推预见而预先知道，所以说：“《易》是逆推的数理。”【《学易记》】
《易》说藏往知来、彰往察来，那么方来已往的事情，《易》都有办法知道。然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而容易知道，未来的事情尚未成形而难以看见。《易》的占筮是为了预知未来而设立的，所以说：“《易》是逆推的数理。”正如所说的占事知来，所说的遂知来物，所说的前民用，都是逆推数理的意思。【丘氏】
**先天后天**
《易》有圣人之道四个方面。伊川《易传》专门侧重于卦辞爻辞，邵康节从李挺之那里得到陈抟的数学，于是另外在卦辞爻辞之外寻求《易》的道理，认为现在的《易》是后天之《易》，而有先天之《易》，用来推演占测事物，没有不可以预先知道的。从此两种说法并行兴起，不能统一。讲理学的尊崇伊川，讲数学的尊崇康节。到了朱熹作《易本义》、《启蒙》，于是兼采两种说法，穷究古始，认为《易》本来是为卜筮而创作的，康节先天图得到了创作《易》的根源，伊川讲道理很完备，在象数方面还有欠缺。学者于是纷纷向往，揣摩图象，日益推演日益高明，以先天为先，后天为次，而在《易经》之上，晚近增添了祖父辈的东西。康节所说的先天之说，在《易》的书本中本来是没有的。虽然依据他援引《易》作为证据的两章，也未见确实相合的地方。其中一章援引“易有太极”等等、“四象生八卦”，说：“这是先天之卦画。”于是完全改变了《易》中伏羲始作八卦的说法，与文王演《易》重为六十四卦的说法，而把六十四卦都当作伏羲先天之卦画。他的方法自一画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而生两、生四、生八，《易》中有记载；生十六、生三十二，《易》的这一章有记载吗？其中一章援引《易》说“天地定位”等等、“水火不相射”，说：“这是先天之卦位。”于是完全改变了《易》中离南坎北的说法，与凡震东方卦、兑西方卦的说法，而以乾南坤北作为伏羲先天之卦位。他的说法以离为东，以坎为西，以兑、巽为东南、西南，以震、艮为东北、西北。然而“天地定位”，怎么知道不是指天位在上、地位在下而言？南方炎热为火，北方寒冷为水，也未见离与坎确实属于东与西，而可以移动离、坎的位置来安置乾坤。《易》的这一章果真有这种位置的意思吗？况且《易》的这两章果真是谁写的呢？说出于孔子，孔子没有先天图。大概是方士依托《易》所作，如同《参同契》援引《易》作书那样，文王、周公、孔子的卦爻彖象没有这种意义。伏羲、尧、舜三代几乎万年了，而图的学说不见于经；春秋至汉、唐几千年了，而图的学说不见于传。为何到了陈抟才开始流传呢？邵子说：“天地定位”章，是伏羲八卦之位；“帝出乎震”章，其卦……位，是文王所定。上下经文，秦火固然没有焚毁，曾何言及于图，区分伏羲与文王呢？大概是孔子随事理以发明卦蕴，如此，所以以岁时物理生成之序衍卦义，就说出齐、见役、说战、劳成；以法象对待而发明卦之义理性情，就说天地、山泽、雷风、水火。这是气化物理的必然，何主于文王？何主于伏羲呢？况且神妙万物章，先以雷、风、火、泽、水、坎为次序，又以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而言，认为是伏羲，又涉及文王；认为是文王，又涉及伏羲，岂不自相杂乱矛盾吗？至此，则先天后天之说就不通了。注说：“这一章所推卦位之说多未详者”，自己也说不出话来。【王浚川集】
伏羲创作《易》，起始于阴阳二画而已，所以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先后自然的次序，有非人力强行排比的。如果说因河图之数以作《易》，是不从太极以为《易》，而是沿着图的对应关系而形成的，岂不与《易》有太极的论述相违背吗
【同上】
朱震字子发，经学深醇，有《汉上易解》云：「陈▯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脩，脩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脩以太极图传周惇颐，惇颐传程颢、程颐。」其论图书授受源委如此，葢莫知其所自云【宋史】
译朱震，字子发，经学造诣深厚纯正，他在《汉上易解》中说：“陈抟将先天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脩，穆脩传给李之才，李之才传给邵雍。种放将河图洛书传给李溉，李溉传给许坚，许坚传给范谔昌，范谔昌传给刘牧。穆脩将太极图传给周敦颐，周敦颐传给程颢、程颐。”他关于图书传授源流的论述就是这样，大概没有人知道这些学问究竟源自何处。
穆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陈▯，源流最逺，其图书象数变通之妙，秦汉以来鲜有知者。北海李之才初为衞州获加主簿，权共城令，闻邵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
此《宋道学儒林传》所载也。陆子静与朱子书亦云：「朱子发谓周子之传出于希夷，其必有考。」故知先天、后天，东发之説有据，而羲、文卦之位序，图之圆、横，要皆《易》外之添足者矣。
河图洛书
防出河图、洛书，但有朕兆而不可知，后人复妄加依托，称是孔丘，误之甚也【桓谭《新论】
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五行志》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先达共为此説。▯负洛书，经无其事。《中候》及诸纬多説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受图书之事，皆云龙负图，▯负书。纬候之书，通人谓起于哀、平【孔頴达《尚书正义】
易·系辞》云：「大易之始，河出龙图，洛出▯书【▯雄覈灵赋】葢河洛写天意，符防述圣心，昭晰着明，与天谈也。故《易》曰：「河出云则之。」孙将军子当为魏将军，着在图谶，犹光武受命，李氏为辅，并见符纬也【魏文册】
邓艾报后主书曰：「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图，云云，则之以兴洪业【蜀记】龙图出而皇道明，▯书见而帝徳昶，斯实防中之书契也【魏李彪表】欧阳脩曰：「夫河图之出也，谓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受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其曰仰观俯察，逺求近取，于是始作八卦，则所谓河图者，何所与于其间哉？若曰已授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观于天地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本始所授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图，此岂近于人情乎【童子问】
禹治洪水，彞伦攸叙。箕子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亦谓禹能顺水之性，不失髙下之宜。葢天锡以知九畴之叙，故无逆水之失。汉儒不审，乃拘于洛书▯背本文多少之数，岂知天文者？况太古文籍未生，天果以▯文示人，亦未必有所谓二十七字、三十八字之详也。又按《易系》只言河出图、洛出书，即无▯龙之説。汉世纬书起始曰龙负图、▯负书，殆汉儒增也【兰丛识遗】
易大传》曰：「河出云云，则之。」汉儒曰：「羲受河图画八卦，禹锡洛书陈九畴矣。」夫孔子赞《易》，原庖羲氏始画八卦备矣，无一言及河图，是非因图画卦也。洪，大也；范，法也；畴，类也。治天下大法有九类，犹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也。天锡者，天纵也，言天笃生圣人，其思若啓，行若翼之也。箕子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仲虺曰：「天乃锡王勇智。」一也。今曰天锡禹洛书矣，则汤之勇智天何锡焉【鲁邦彦朝选《就正録】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诗·鲁颂】
易》云：「河出……云云。」则之，象数之説昉于此矣。然《易》言河出图，而不明言图之故也；言洛书，而不明言书之故也。列言图书，而不言其象之竒偶也、数之多寡也；曰圣人则之，而不言其因图以画卦、因书以立范也。葢其説始于汉儒之附防，失在于过求圣人之道而不稽其实；成于宋儒之因袭，失在于重违汉儒之议而喜于附圣人也【丁未防録】
本义》云：「四者作《易》之由也。」然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孔子有已矣之叹，可谓已其赞《易》正乐之功耶？
河出云则之。孔安国云：「河图八卦，洛书九畴。」马融、王肃、元信等并云：「得河图而作易。」《礼含文嘉》曰：「伏羲则▯书，乃作八卦。」并乘流而逝，不探其源，搆虚传实，滋误后生。去圣久矣，众言不一。正史之书，不经宣尼笔削，则未可全是，况儒者臆説耶？按《左传》，庖牺氏有龙瑞，以龙纪官，非得八卦。八卦若先列于河图，又文王等重之，则伏羲何功于易也？又夫子
译穆脩的《易》学，师承种放，种放师承陈抟，源流最为深远，其中图书象数变通的奥妙，自秦汉以来很少有人知晓。北海人李之才起初担任卫州获嘉县主簿，代理共城县令时，听说邵雍好学，曾到他家中拜访，对他说：“你也听说过物理性命的学问吗？”邵雍回答说：“有幸接受教诲。”于是侍奉李之才，学习《河图》、《洛书》、《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
这是《宋道学儒林传》所记载的。陆九渊给朱熹的信中也说：“朱子发认为周敦颐的传授出自陈抟，这一定有考证。”所以知道先天、后天，吴澄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而伏羲、文王卦的排列次序，图的圆形、横形，大都是《易》之外的多余添加罢了。
河图洛书
陈抟传出河图、洛书，但只有迹象而不可确知，后人又妄加依托，称是孔子所作，错误太严重了【桓谭《新论》】
《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法它。”《汉书·五行志》刘歆认为伏羲氏继承天命称王，接受河图，效法它而画八卦，就是这样；禹治理洪水，上天赐予洛书，效法它而陈述《洪范》，也是这样。先代学者都持这种说法。〇背负洛书，经书中没有这件事。《中候》及各类纬书多讲黄帝、尧、舜、禹、汤、文、武接受图书的事情，都说龙背负图，〇背负书。纬候之书，通达的人认为起于哀帝、平帝时期【孔颖达《尚书正义》】
《易·系辞》说：“大易的开始，河出龙图，洛出〇书【〇雄浑灵赋】大概河洛写出天意，符瑞陈述圣心，清晰明白，如同与天交谈。所以《易》说：‘河出云则效法它。’孙将军子当为魏将军，记载在图谶中，犹如光武帝受命，李氏为辅佐，都见于符纬之中【魏文册】
邓艾给后主的信中说：“自古圣帝，直到汉、魏，受命称王的，没有不在中原的。河出图，等等，效法它而兴起宏大基业【蜀记】龙图出现而皇道光明，〇书显现而帝德昌盛，这实在是中原的书契【魏李彪表】欧阳修说：“河图出现时，是说八卦的纹路已经具备了吗？那么伏羲接受它罢了，还做什么呢？如果说仰观俯察，远求近取，于是开始作八卦，那么所谓的河图，在其中起什么作用呢？如果说已经授予河图，又需要有所作为而立卦，那么观察天地鸟兽，取法人物者都详细说到了，却唯独遗漏了最初从天所授的，不说取法于河图，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童子问】
禹治理洪水，伦理秩序得以理顺。箕子说：“上天于是赐予禹《洪范》九畴。”也是说禹能顺应水的本性，不违背高低的适宜。大概上天赐予他知晓九畴次序的能力，所以没有违背水性的过失。汉儒不审慎，竟拘泥于洛书〇背本文多少的数量，哪里懂得天文呢？况且太古时期文字典籍尚未产生，上天如果真的以〇文示人，也未必有所谓二十七字、三十八字的详细记载。又查《易系》只说河出图、洛出书，并没有〇龙的记载。汉代纬书开始说龙负图、〇负书，大概是汉儒增添的【兰丛识遗】
《易大传》说：“河出等等，效法它。”汉儒说：“伏羲接受河图画八卦，禹受赐洛书陈述九畴。”孔子赞《易》，原本说伏羲氏开始画八卦已经很完备了，没有一句话提到河图，这不是因为图画卦。洪，大；范，法；畴，类。治理天下的大法有九类，犹如说治理天下国家有九经。天锡，即天纵，说上天厚生圣人，他的思想如同启发，行为如同辅佐。箕子说：“上天于是赐予禹洪范九畴。”仲虺说：“上天于是赐予王勇智。”是一样的。现在说上天赐予禹洛书，那么汤的勇智上天又赐予什么呢【鲁邦彦朝选《就正录》】上天赐予您纯厚的福佑，长寿保佑鲁国【诗·鲁颂】
《易》说：“河出……等等。”效法它，象数的说法从此开始。然而《易》说河出图，却不明确说图的原因；说洛出书，却不明确说书的原因。列举图书，却不说明其象的奇偶、数的多少；说圣人效法它，却不说明因图而画卦、因书而立范。大概这种说法始于汉儒的附会，过失在于过分探求圣人之道而不考察事实；成于宋儒的因袭，过失在于违背汉儒的议论而喜欢附会圣人【丁未防录】
《本义》说：“四者是作《易》的原因。”然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孔子有“已矣”的感叹，可以说是停止他赞《易》正乐的功业吗？
河出云则效法它。孔安国说：“河图八卦，洛书九畴。”马融、王肃、元信等都说：“得到河图而作易。”《礼含文嘉》说：“伏羲效法〇书，于是作八卦。”都随波逐流，不探究本源，虚构传实，误导后生。距离圣人久远，众说不一。正史之书，未经孔子笔削，尚且不能全信，何况儒者的臆说呢？查《左传》，伏羲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并非得到八卦。八卦如果先列于河图，又文王等人重卦，那么伏羲对《易》有什么功劳呢？又夫子
不言因图而画卦。自黄帝、尧、舜及周公摄政时，皆得图书。河以通干出天包，洛以流坤吐地符。是知有圣人膺运，则河洛出图书，何必八卦九畴？九畴者，天始锡禹，而黄帝己获洛书。《易》曰：「天生蓍▯圣人则之。」然则伏羲岂则蓍▯而作易？言圣人者，通谓后世《易经》三古，不独指伏羲也。夫蓍▯者，或悔吝有忧虞之象，或失得有吉凶之征，或否泰有险易之辞，或刚柔有变通之理；若洛书者，或天地彞伦之法，或帝王兴亡之数，或山川品物之制，或治化合神之符。故圣人则之而已。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是也【张怀瓘《书断】
译并非因为先有图才画出卦象。自黄帝、尧、舜以及周公摄政时期，都获得了河图洛书。黄河因通达乾位而呈现天包，洛水因流贯坤位而吐露地符。由此可知，只要有圣人承受天命，河图洛书就会显现，何必局限于八卦和九畴呢？九畴是上天最初赐给大禹的，但黄帝已经获得了洛书。《易经》说：“天生蓍草，圣人效法它。”那么，伏羲难道是因为效法蓍草才创作《易经》的吗？这里所说的圣人，是统指后世《易经》所涵盖的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代，不仅仅指伏羲一人。至于蓍草，有时呈现悔恨忧虑的征兆，有时显示得失吉凶的征象，有时包含否泰险易的言辞，有时蕴含刚柔变通的道理；而洛书，有时体现天地伦理的法度，有时揭示帝王兴亡的数理，有时规定山川万物的制度，有时作为治理天下、感通神明的符瑞。所以圣人只是效法它们罢了。孔子说：“凤凰不飞来，黄河不出现河图，我大概完了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葵丘之防，天子致胙。桓公曰：「昔三代受命者，其异于此乎？」管仲曰：「昔人之受命者，龙▯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乎【管子】朱子《易图》有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伏羲图，干与坤对，艮与兑对，震与巽对，离与坎对；文王图，则干位西北，坤位西南，巽东南而艮东北，坎、离、震、兑各居四方。其説本《易·説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説伏羲易也。」「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説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兑，正秋也；干，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此説周易也。」夫八卦自是有定位，非圣人所与，岂有羲、文之异？如以《説卦》「天地定位」为干与坤对，「山泽通气」为艮与兑对，「雷风相薄」为震与巽对，「水火不相射」为离与坎对，遂别之为伏羲卦图，则《杂卦》所谓「干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亦是卦卦相对，当又为孔子卦图乎【扪虱新话】
昔者箕子为周武王陈禹所有《洪范》之书，条其事为九类，别其説为九章，谓之九畴。考其説初不相附属，而刘向为《五行传》，乃取其五事、皇极、庶徴附于五行，以为八事皆属五行欤？则至于八政、五纪、三徳稽疑、福极之类，又不能附，至俾《洪范》之书失其伦理，有以见所谓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説也【唐五行志】
朱子主卜筮，所尚不同，惟以牵合，故《本义》则依违释解，而《易説》则屡致异辞。其答吕伯恭云：「后人但见孔子所説义理，不复推本文周本意，因鄙卜筮以为不足言，其所言易遂逺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无复包含该贯。若但如此，则圣人当时自可别作一书明言义理，何用假説卦象，为此艰深隠晦之辞乎？」又黄子显録云：「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学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读本文，则见本旨，无非欲人主占而不主理耳。」鸣呼！圣人之道如天覆物也，孔子説义理，岂有委曲而不该贯者哉？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孔子之易与羲、文之易，岂有不同而可二三者哉？顾惟孔子明义理，则卜筮在其中矣。朱子専主卜筮，岂足以尽《易》之道哉【上稍增语録正文】
论语》「小道可观」，注谓医卜之属，则卜又何物耶？
自伏羲而文王、周公，虽自畧而详，所谓占筮之用则一【叶贺孙録】至于《文言》之类，却又就上面发明道理，非是圣人本意【潘时举録】
熹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书。今人説得来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熹説虽粗，却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若晓得熹説则晓得羲、文之《易》本是如此，有许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晓得圣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説道理，纵説得好，只是与《易》不相干。圣人分明説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几多分晓！熹所以説易》只是卜筮，此类可见【沈僩録】
夫以明吉凶，谓主卜筮矣，不曰弥纶天地、顺性命而类万物，圣人所以崇徳而广业乎？独举一隅，又不与他日所疑小道不足以尽易者相戾耶？
论语注》云：「圣人所以知来，葢如此，非若后世防纬术数之学。」又辟邵子先知云：「吾之所知者，惠迪吉，从逆凶，谦受益，满招损。若是明日晴，后日雨，又安能知耶？」由是推之，朱子真信卜筮耶【荷亭辨论】
黄子显《録》云：「语、孟説极详，易説大畧。此譬如笼烛，添一条骨，则障了一路明；若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乃更好。葢着不得详説也。」夫烛之加笼，所以蔽风，非以助明；经之加注，正以助明，譬如灯台添油，非若烛笼添骨也。若夫枝説障道，其烛笼添骨者与【同上】
本义
语録云：「其作《易本义》，欲将文王卦辞只大纲依文王本义畧説，至其所以然之故如此，乃不失文
译葵丘的盟会上，天子赐给桓公祭肉。桓公说：“从前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的人，难道和这里的情况不同吗？”管仲说：“从前承受天命的人，有龙马出现，黄河浮现图，洛水浮现书，大地生出乘黄。如今这三种祥瑞都没有出现，虽然说是承受天命，恐怕是失误了吧？”
朱熹的《易图》中有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伏羲图中，乾与坤相对，艮与兑相对，震与巽相对，离与坎相对；文王图中，则乾位在西北，坤位在西南，巽在东南而艮在东北，坎、离、震、兑各居四方。这种说法本于《易·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说：“这是解释伏羲易的。”“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又说：“震，是东方；巽，是东南方；离，是光明，是南方的卦；坤，是地；兑，是正秋；乾，是西北方的卦；坎，是水，是正北方的卦；艮，是东北方的卦。”“这是解释周易的。”既然八卦本来就有固定的位置，并非圣人随意赋予，怎么会有伏羲、文王的差异呢？如果以《说卦》中“天地定位”为乾与坤相对，“山泽通气”为艮与兑相对，“雷风相薄”为震与巽相对，“水火不相射”为离与坎相对，于是将它们分别称为伏羲卦图，那么《杂卦》中所说的“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也是卦卦相对，难道又要另立一个孔子卦图吗？
从前箕子为周武王陈述禹所有的《洪范》之书，将事情分为九类，将解说分为九章，称为九畴。考察其解说起初并不相互依附，而刘向撰写《五行传》，却将五事、皇极、庶征附会于五行，认为八事都属于五行吗？那么到了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之类，又无法附会，致使《洪范》之书失去了条理，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旁征博引、曲折取义而迁就其说法的做法。
朱熹主张卜筮，所崇尚的不同，只是以牵强附会，所以《本义》则模棱两可地解释，而《易说》则屡次出现不同的言辞。他回答吕伯恭说：“后人只看到孔子所说的义理，不再推究本文周文王的本意，因而鄙视卜筮认为不值得谈论，他们所谈的《易》于是远离了日常实用的实际，大多牵强附会、委曲求全，偏主一事，不再包含贯通。如果仅仅如此，那么圣人当时完全可以另外写一本书明确说明义理，何必借用卦象，说出这些艰深隐晦的话呢？”又黄子显记录说：“孔子的《易》不是文王的《易》，文王的《易》不是伏羲的《易》，学者应当依照古《易》的顺序，先读本文，才能见到本旨，无非是想让人以占卜为主而不以义理为主罢了。”唉！圣人的道如同天覆盖万物，孔子解说义理，难道会有委曲而不贯通的吗？先圣后圣，其准则是一致的。孔子的《易》与伏羲、文王的《易》，难道有不同而可以分成两三种吗？只是孔子阐明义理，那么卜筮就在其中了。朱熹专门主张卜筮，难道足以穷尽《易》的道吗？
《论语》中“小道可观”，注释说是指医卜之类，那么卜又是什么东西呢？
从伏羲到文王、周公，虽然由简略到详细，所谓占卜的作用则是一致的。至于《文言》之类，却又在上面阐发道理，并非圣人的本意。
朱熹解释一部《易》，只是当作卜筮之书。现在人说得太过精微了，再也容不下粗浅的内容。比如朱熹的说法虽然粗浅，却能容纳精微，精义都在其中。如果懂得朱熹的说法，就懂得伏羲、文王的《易》本来就是这样，有许多道理在其中，才不失去《易》的本意。现在还没有懂得圣人作《易》的本意，就先说道理，纵然说得好，也只是与《易》不相干。圣人分明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多么清楚！朱熹所以说《易》只是卜筮，这类情况可见一斑。
用来说明吉凶，是说以卜筮为主，难道不是说包罗天地、顺应性命而类比万物，圣人用来崇尚德行而扩大事业吗？只举出一隅，又不与他日所怀疑的小道不足以穷尽《易》的观点相矛盾吗？
《论语注》说：“圣人所以知道未来，大概就是这样，不像后世的谶纬术数之学。”又驳斥邵雍的预知说：“我所知道的，是顺从吉祥，违逆凶险，谦逊受益，自满招损。如果是明天晴，后天雨，又怎么能知道呢？”由此推论，朱熹真的相信卜筮吗？
黄子显《录》说：“《语》《孟》说得极详细，《易》说得大概。这好比笼烛，添一根骨头，就挡住了一路光明；如果去掉所有障碍，使整体光明，才更好。大概是不允许详细解说。”烛上加笼，是为了挡风，不是为了助明；经文加注，正是为了助明，好比灯台添油，不像烛笼添骨。至于枝蔓之说阻碍大道，那不就是烛笼添骨吗？
本义
语录说：“他作《易本义》，想要将文王的卦辞只大体上依照文王的本义略作解说，至于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才不失去文
王本意，于孔子《彖辞》中发之，但未暇整顿耳。」向见老儒括苍叶大庆云：「晦庵此语，似乎不满孔子《彖词》之意，别欲与文王重作《彖辞》，无奈何孔子已作了，故不得已言却于孔子《彖辞》发之耳。晦庵聪明至当，古人説话无一个中他意，虽孔子《彖易》之辞亦不然之也，可笑。」此语已闻之五十年【志雅堂杂抄】
译文王的本意，在孔子的《彖辞》中已经阐发出来了，只是没有来得及加以整理罢了。”以前曾听括苍的老儒叶大庆说：“晦庵（朱熹）这番话，似乎对孔子《彖辞》的意思不太满意，本想替文王重新作《彖辞》，无奈孔子已经作过了，所以不得已说是在孔子的《彖辞》中阐发出来的。晦庵聪明到了极点，古人的言论没有一句符合他的心意，即使是孔子为《周易》所作的《彖辞》，他也不以为然，真是可笑。”这话我已经听了五十年了。
书经
大麓
麓録》也，纳舜使大麓，万机之政，隂阳和，风雨时，各以其节，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徳合于天【孔传】
宰我问：「《书》云：『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何谓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应乎天也。尧既得舜，厯试诸艰，己而纳之于尊显之官，使大麓万机之政，是故隂阳清和，五星来备，烈风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孔丛子】允执其中，入光大麓【伽蓝记》、《长广王禅广陵文】
昔尧试舜于大麓者，领録天下事，如今之尚书矣，宜得大贤，乃可使处议持平焉【桓谭新语】
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録三公之事【论衡】伊川云：「若司马迁谓纳舜于山麓，岂有试人而纳于山麓耶【全语】蔡邕《杨秉碑》：「统大麓之重。」
百姓昭明
孔传》曰：「百姓，百官。」孔颖达疏云：「九族己亲睦矣，又使之恊和显明于百官之族姓。经传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谓之百姓者，隠八年《左传》云：『天子建徳，因生以赐姓。』谓建立有徳以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赐之以为其姓，令其収敛族亲，自为宗主。明王者任贤不任亲，故以百姓言之。」「百姓如丧考妣」，《传》云：「言百官感徳思慕。」疏云：「诸经传言百姓，或为百官，或为万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丧服庶民为天子齐衰三月，畿外之民无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
郑▯书注》云：「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
蔡注谓：「百姓，畿内民庶。」及丧考妣，注似皆未然。陟方乃死。
宰我问帝舜。子曰：「有虞三十五年在位，嗣帝五十载，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家语】
鲁语展禽曰：「舜勤民事而野死。」韦昭注谓征有苗，死于苍梧之野。
呉都赋》：「乌闻梁岷有陟方之舘、行宫之基？」与刘渊林注《书》云：「舜陟方，谓南巡狩也。」
舜陟方乃死，为巡狩而死之説为是。以后面周公教成王以诘戎兵、陟禹迹推之可见。葢欲成王整点六师，巡狩方国，则以陟方为巡狩，何疑【读书管见】
九嶷之葬、二妃之溺，退之《黄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国解《书》，以「陟方」训「升道」，其説尤拘。《书》固曰：「升髙必自下，陟遐必自迩。」陟岂専训升乎？然退之近舍《孟子》而逺引《竹书纪年》，帝王之没皆曰陟，何也【陆筠《翼孟】
无教逸欲有邦
哀帝时，日食，举直言。王嘉奏封事曰：「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国【汉书】
刘元城疑敖字转写作教字
怠弃三正
怠惰废弃，天地人之正道言乱常【孔传】
怠弃三正，传以为子、丑、寅之正。不知王朝颁朔，三正并颁于诸侯耶？抑止颁寅正也？而奈何责有扈以怠弃三正？且不奉正朔，是欲擅变礼乐、改易制度，何得云怠弃？或者以为禹论养民，莫重于六府、三事。威侮五行，是不脩六府；怠弃三正，是不务三事。为诸侯而不知养民，此天所以絶之也【读书管见】
马融云子丑寅三正【注疏】
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舂杵，不近人情。今以『杵』当为『扞』，字之误也。」按《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传》郄至举此，云：「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则是古人读「干」为「汗」。扞一名楯，一名橹。《汉书》云血流漂橹，橹即扞，俗呼为傍牌。此物体轻，或可漂也【兼明书】
我旧云刻子
微子曰：「我旧云孩子，王子不出。」纣为孩子之时，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恶不出众庶，长大为乱不变，故云也【论衡】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徳
孔传》云：「敬为所不可不敬之徳则下敬奉其命矣。」《正义》云：「王必敬为此不可不敬之徳
蔡云：「所处所也，犹所其无逸之所。」王能以敬为所，则无往而不居敬矣。古作一句读，所作虚字説；蔡作两句读，所作实字説。然古注不费力【日钞】
君子所其无逸
孔传》云：「叹美君子之道
译《尚书》
大麓
“麓”就是“录”（掌管、记录）的意思。尧将舜安置在“大麓”之职，让他总揽天下万机政务，于是阴阳调和，风雨应时，各自遵循节令，没有出现迷乱、差错、延误或停滞的情况，这表明舜的德行与天道相合【孔传】
宰我问道：“《尚书》上说：‘将舜安置在大麓，烈风雷雨也不会使他迷乱。’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回答说：“这是说人事顺应天道的表现。尧既然得到了舜，让他经历各种艰难险阻的考验，随后将他安置在尊贵显赫的官位上，让他总领天下万机政务，因此阴阳清明和顺，五星运行完备，狂风暴雨各自应时而至，没有出现迷乱、差错、延误或停滞，这表明舜的德行与天道相合【孔丛子】”“允执其中，入光大麓”【《伽蓝记》、《长广王禅广陵文》】
从前尧在“大麓”考验舜，是让他统领记录天下事务，就像现在的尚书一样，必须得到大贤之人，才能让他处于议论持平的位置【桓谭《新语》】
“大麓”是三公的职位，居于三公之一的地位，总领记录三公的事务【《论衡》】伊川先生说：“如果像司马迁所说，是将舜安置在山麓，哪有考验人却把他放在山麓里的呢？”【《全语》】蔡邕《杨秉碑》说：“统领大麓的重任。”
百姓昭明
《孔传》说：“百姓，指百官。”孔颖达疏说：“九族已经亲睦了，又使他们协和显明于百官的族姓之中。经传中说的‘百姓’，有时指天下百姓，但下文接着提到‘黎民’，所以知道这里的‘百姓’是指百官。百官被称为百姓，是因为《左传》隐八年说：‘天子建立有德之人，根据他们出生的地方赐给他们姓氏。’意思是建立有德之人作为公卿，依据他们出生的地方赐姓，让他们收敛族亲，自任宗主。这表明君王任用贤能而不任用亲属，所以用‘百姓’来称呼他们。‘百姓如丧考妣’，《传》说：‘是说百官感念恩德而思慕。’疏说：‘各种经传中说的百姓，有时指百官，有时指万民。知道这里的百姓是百官，是因为丧服制度中，庶民为天子服齐衰三个月，畿外的百姓没有丧服，不能像对待父母那样，所以知道是指百官。’”
《郑玄书注》说：“百姓，指群臣的父子兄弟。”
蔡注认为：“百姓，指京畿内的民众。”以及“如丧考妣”的注解，似乎都不正确。陟方乃死。
宰我问起帝舜。孔子说：“有虞氏在位三十五年，继承帝位五十年，巡行方岳，死在苍梧的荒野并葬在那里【《家语》】
《鲁语》中展禽说：“舜勤于民事而死在荒野。”韦昭注认为是征伐有苗，死在苍梧的荒野。
《吴都赋》说：“哪里听说梁岷有陟方的馆舍、行宫的基址？”与刘渊林注《书》说：“舜陟方，是说南巡狩。”
舜陟方而死，认为是巡狩而死的说法是对的。从后面周公教导成王要整顿军队、巡行禹的足迹可以推知。大概是想让成王整顿六军，巡行方国，那么将“陟方”解释为巡狩，有什么可疑的呢【《读书管见》】
九嶷山的安葬、二妃的溺亡，韩愈《黄陵碑》说都不可信。那孔安国解释《尚书》，将“陟方”训为“升道”，这种说法尤其拘泥。《尚书》本来就说：“登高必从低处开始，远行必从近处开始。”“陟”难道专门解释为“升”吗？然而韩愈就近舍弃《孟子》而远引《竹书纪年》，帝王去世都说“陟”，为什么呢【陆筠《翼孟》】
无教逸欲有邦
哀帝时，发生日食，征召直言敢谏之士。王嘉上密封奏章说：“咎繇告诫帝舜说：‘不要傲慢放逸，贪图欲望而拥有国家【《汉书》】
刘元城怀疑“敖”字转写成了“教”字
怠弃三正
怠惰废弃，天地人的正道，说的是扰乱常理【孔传】
怠弃三正，传注认为是子、丑、寅三种历法。不知道王朝颁布历法，是将三种历法都颁布给诸侯吗？还是只颁布寅正呢？那么为什么责备有扈氏怠弃三正呢？况且不奉行正朔，是想擅自改变礼乐、更改制度，怎么能说是怠弃呢？或者有人认为禹论述养育百姓，没有比六府、三事更重要的。威侮五行，是不修治六府；怠弃三正，是不致力于三事。作为诸侯却不知道养育百姓，这就是上天断绝他的原因【《读书管见》】
马融说子、丑、寅是三正【《注疏》】
血流漂杵，是夸张的说法。明说：“血流漂杵，不合常理。现在认为‘杵’应当是‘扞’，是字的错误。”查《诗经》说：“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传》郄至引用此句，说：“公侯用来扞卫城池、保护百姓。”那么古人读“干”为“汗”。扞又名楯，又名橹。《汉书》说血流漂橹，橹就是扞，俗称旁牌。这种物体轻，或许可以漂浮【《兼明书》】
我旧云刻子
微子说：“我从前说这孩子，王子不出来。”纣王还是孩子的时候，微子看到他不好的本性，本性恶劣不与众人不同，长大后作乱不变，所以这样说【《论衡》】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徳
《孔传》说：“君王恭敬地实行那不可不敬的德行，那么下面的人就会恭敬地奉行他的命令了。”《正义》说：“君王必须恭敬地实行这不可不敬的德行”
蔡说：“‘所’是处所的意思，就像‘所其无逸’中的‘所’。”君王能以恭敬为处所，那么就没有哪里不居敬了。古注作一句读，“所”作虚词解释；蔡作两句读，“所”作实词解释。然而古注不费力【《日钞》】
君子所其无逸
《孔传》说：“赞叹君子之道
蔡云：「君子以无逸为所。」愚意君子所能无逸者，以先知稼穑之艰云云，小人之依，故虽身居安逸，而此心终不敢自逸耳。「所」字疑只是虚字，平平説过【日钞】书大传》「无逸」作「毋逸」。
度作刑以诘四方
周礼·太宰》之职：「五曰刑典，以诘邦国。」注引《书》曰：「度作祥刑，以诘四方。」《汉·刑法志》：「度时作刑，以诰四方【诰，治也】诗》
诗序
作诗者不必有序，今之説者曰：「序与诗同作。」无乃惑欤？且逸诗之传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覩序耶？谓《美文王有声》为继伐，是文王以伐纣为志，武王以伐纣为功。《庭燎》、《沔水》、《鹤鸣》、《白驹》箴规诲刺于宣王，则《云汉》、《韩奕》、《崧髙》、《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恶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孟子、荀卿、左氏、贾谊、刘向、汉诸儒论説及《诗》多矣，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则序之所作晚矣【晁景迃《诗序论】衞宏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防，今行于世【后儒裱传】
闗闗
淮南子》：「《闗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泰族】▯雄《羽猎赋》：「王雎闗闗，鸿鴈嘤嘤，羣娭乎其中。」师古曰：「娭，戏也。」选作娯，五臣作嬉，乐也。
张衡《思▯赋》：「鸣鹤交颈，雎鸠相和。处子怀春，精魂回移。」《归田赋》：「王雎皷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闗闗嘤嘤。」郑笺：「挚之言至也，谓王雎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
尔雅翼》云：「夫曰相和，曰交颈，葢尝乘居而匹游矣，乌在论其有别耶？」则古之説诗者与此异矣。且后妃之意，方将乐得淑女，与其君子相与如雎鸠之相顾，岂暇言其别？且云羣娭，似亦并游而相狎矣，安知其性然耶？闗雎
周道缺，诗人本之祍席，《闗雎》作【史记·诸侯年表】夫周室衰而《闗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儒林传】
魏哀王为太子政纳妃于秦而美，王将自纳焉。如耳之母曲沃负上书云：「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闗雎》起兴，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闗雎》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父子同女，国政危矣。」王遂止【列女传】
前汉书杜钦説王凤云：「佩玉晏鸣，闗雎叹之。」李竒注云：「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此事见《鲁诗》，今亡。
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闗雎》作乎上，习治也。故习治则伤，始乱也【扬子】
冯衍《显志赋》：「美闗雎之识微兮，愍周道之将崩【后汉书】周衰而诗作，葢康王时也。康王徳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论衡·谢短篇】
显宗永平八年，诏曰：「昔应门失守，闗雎刺世【注】春秋説题辞》曰：「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闗雎以感之。」宋均云：「应门，聴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闗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脩应门之政者也。」班固《离骚赋序》云：「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闗雎哀周道而不伤。」
杨赐上封事曰：「康王一朝晏起，闗雎见几而作【后汉书】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闗雎之人见几而作。
韩诗》曰：「《闗雎》，刺时也。」薛君《章句》曰：「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隠蔽无人之处。故人君动静，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及燕处，体安志明。今时人君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闗雎》，説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也。」
张超诮《青衣赋》云：「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闗雎》，性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渐，讽谕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古文苑】
康王晚朝，《闗雎》作讽；宣后宴起，姜氏请愆【后汉·后妃传序】
后妃
匡衡疏曰：「孔子论诗以《闗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理万物之宜。故诗曰：『
译蔡云说：“君子把不贪图安逸作为立身的根本。”我的意思是，君子之所以能够不贪图安逸，是因为预先知道了耕种收获的艰辛等等，这是小人所依赖的生存之道，所以虽然身体处于安逸之中，但内心始终不敢自我放纵罢了。“所”字恐怕只是虚词，平平地读过去即可。《日钞》说，《书大传》中“无逸”写作“毋逸”。
制定刑法来审察四方。
《周礼·太宰》的职掌中说：“第五是刑典，用来审察邦国。”注引《尚书》说：“度时作祥刑，用来审察四方。”《汉书·刑法志》说：“度时作刑，用来告诫四方【诰，治理的意思】《诗经》
《诗经》的序言
创作诗歌的人不一定有序言，现在解说的人说：“序言与诗歌同时创作。”这难道不是迷惑吗？况且流传下来的逸诗，比如岐山下的石鼓文，又哪里能看到序言呢？说《美文王有声》是继《伐》之后，这是说文王以伐纣为志向，武王以伐纣为功业。《庭燎》、《沔水》、《鹤鸣》、《白驹》等篇是对宣王的规劝和讽刺，那么《云汉》、《韩奕》、《崧高》、《烝民》的创作就是荒谬的了。没有小雅如此恶劣，而大雅又如此美好的情况。孟子、荀卿、左丘明、贾谊、刘向、汉代诸儒论述《诗经》很多，从未有一句话以《诗序》为议论对象的，那么序言的创作年代就很晚了。晁景迃《诗序论》说，卫宏创作了《毛诗序》，很好地把握了风雅的界限，现在流行于世。后儒裱传。
关关
《淮南子》说：“《关雎》兴起于鸟，而君子赞美它，因为它的雌雄不分离居住【泰族】。”雄《羽猎赋》说：“王雎关关，鸿雁嘤嘤，群鸟在其中嬉戏。”师古说：“娭，嬉戏的意思。”选本作娯，五臣本作嬉，快乐的意思。
张衡《思玄赋》说：“鸣鹤交颈，雎鸠相和。处子怀春，精魂回移。”《归田赋》说：“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郑玄笺注说：“挚的意思是至，是说王雎雌雄情意至深却有分别。”
《尔雅翼》说：“说相和，说交颈，大概是曾经乘居而匹游了，哪里还论什么有别呢？”那么古代解说《诗经》的人与此不同了。况且后妃的心意，正将乐于得到淑女，与她的君子像雎鸠一样相顾，哪里有空闲说他们的分别呢？况且说群娭，似乎也是一起游玩而相狎昵了，怎么知道它们的本性如此呢？关雎
周道衰微，诗人本之于床席，《关雎》于是创作【史记·诸侯年表】。周室衰败而《关雎》创作，幽王厉王微弱而礼乐崩坏【儒林传】。
魏哀王做太子时，在秦国纳妃，妃子很美，魏王打算自己纳娶。如耳的母亲曲沃负上书说：“周康王的夫人晚出朝，《关雎》兴起，思念得到淑女来匹配君子。那《关雎》的鸟，尚且不曾见乘居而匹处。父子同女，国家政治就危险了。”魏王于是停止【列女传】。
《前汉书》杜钦对王凤说：“佩玉晚鸣，关雎叹息。”李奇注说：“后夫人鸡鸣时佩玉离开君所，周康王的后妃不是这样，所以诗人叹息而悲伤。”这件事见于《鲁诗》，现在失传了。
周康王的时候，颂声在下兴起，《关雎》在上创作，是习治的表现。所以习治就悲伤，开始混乱【扬子】。
冯衍《显志赋》说：“赞美关雎识微兮，怜悯周道将崩【后汉书】。”周衰败而诗创作，大概是康王的时候。康王德行缺失于房中，大臣讽刺晚起，所以诗创作【论衡·谢短篇】。
显宗永平八年，诏书说：“从前应门失守，关雎讽刺世道【注】。”《春秋说题辞》说：“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所以歌关雎来感化他。”宋均说：“应门，是听政的地方。说不以政事为务，就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念得到贤人来与他共同教化，修应门之政的人。”班固《离骚赋序》说：“君子道穷，是命啊。所以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
杨赐上封事说：“康王一朝晚起，关雎见几而作【后汉书】。”从前周王继承文王的盛世，一朝晚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几而作。
《韩诗》说：“《关雎》，讽刺时世。”薛君《章句》说：“诗人说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在河之洲隐蔽无人之处。所以人君动静，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及燕处，体安志明。现在时世人君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芽，所以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来讽刺时世。”
张超诮《青衣赋》说：“周渐将衰，康王晚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性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渐，讽谕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古文苑】。”
康王晚朝，《关雎》作讽；宣后宴起，姜氏请愆【后汉·后妃传序】。
后妃
匡衡疏说：“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说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理万物之宜。所以诗说：‘
窈窕云云，好逑。』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莫不由此【前汉书】
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纲纪的首要，也是君王教化之道的开端。从上古以来，夏、商、周三代的兴盛与衰亡，没有不是由此决定的。
桓彦范上中宗《书》云：「《诗》以《闗雎》为始，言后妃者，人伦之本，理乱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兴，任姒归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祸阶妹喜；鲁桓灭国，惑以齐媛【旧唐书】
按卜序毛郑止云匡桓引诗不称谁氏，集解以为文王、太姒，岂因《妬记》以为周公所作耶？
衞山斋云：「向见先生言：《闗雎》后妃之徳注家皆以为太姒，非也。葢后即君也，妃乃夫人，以夫人为后，乃自秦始然也，当攷【志雅堂杂钞】
书·大禹谟》：「后克艰厥后，后非众，罔与守邦。」《诗·商颂》：「方命厥后。」《周颂》：「允王维后。」《易》：「后以财成辅相，后以施命诰四方。」凡皆谓君也。《世本》：「黄帝四妃。」《檀弓》：「二妃未从。」《列女传》：「禹妃涂山女，汤妃有莘女。」《大雅》：「思齐太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音。」皆未称后也。《琐语》：「宣王夜卧晏起，姜后脱簪待罪。」王曰：「寡人不徳，非夫人之罪。」《春秋》：「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纪季姜归于京师。」《左氏》曰：「凢诸侯之女行，惟王后书。」《孟子》称：「礼曰：『夫人蚕缫，以为衣服。』」《战国防》：「秦有太后。」吕不韦曰：「王后之门，必生蓬蒿。」《齐防》：「齐王夫人死，闵王立太史氏女为君王后。」赵有威后，是其时后与夫人未始有定称也。至秦制，适正为皇后。汉兴因之，名始不易。《尚书大传》：「古者后夫人将侍君前。」《周官》：「上春诏王后。」《礼记》：「天子之妃曰后。」率皆汉人语，则谓太姒为后妃，为序者追称之，葢亦依违迁就之词。山斋之言不为无见，乆则难变，谁其信之矣。
吕氏诗记》云：「《闗雎》正风之首，鲁、齐、韩者乃以为刺，余可知矣。」夫去古日逺无从质问，则作者竟是何人？传者讵知谁是耶？若云篇首不可为刺，则《干》九三无日夕之厉，上九无亢龙之悔矣。
兔罝
古者圣王列徳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有能则举之。故尧举舜于服泽之中，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隂方之中，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西土服【墨子】
兔罝之诗，与此正合。肃肃，敬也。兔罝贱事而能敬，可知其贤，故文王取之。冀缺耕于野，夫妇相敬如賔，胥臣荐之文公。茅容避雨危坐，郭林宗见而异之，率是道也。颠夭先为文王奔走御侮之隣，后为武王将威刘杀之，人信乎干城腹心者矣【诗缉纲目前编】
父母孔迩
韩诗曰：「汝坟，辞家也。」其卒章曰：「鲂鱼頳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薛君《章句》言：「鲂鱼劳则尾赤，君子劳苦则顔色变，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犹触冐而仕者，以父母迫近饥寒之忧，为此禄仕。」《外传》同。
列女传》曰：「汝坟，周南大夫之妻所作也。」与韩同义。驺虞，驺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兽者【贾谊新书】
齐诗章句》：「驺虞为天子掌鸟兽官【解颐新语】
鲁诗▯云：「古有梁驺，天子之田也。」
欧阳氏曰：「诗首句言田猎之得时，次言君仁不尽杀，卒叹虞人之得礼【诗本义】严氏曰：「驺御虞人【诗衡】
驺虞操》者，即国女之所作也。古有圣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逾时，不失嘉防，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及周道衰微，礼义废弛，强凌弱，众暴寡，万民骚动，百姓愁苦，男怨于外，女伤其内，内外无主，内迫性情，外逼礼义，叹伤所谗而不逢时，于是援琴而歌【蔡邕琴操】
集传》云：「驺虞不食生物，诸侯仁心，即真驺虞。」夫一▯五豝，则害物而反于驺虞矣，吁嗟之词，得非禽荒之刺乎？
泛彼柏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衞顷公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序】孔子诛少正卯，语子贡曰：「诗云：『忧心云云，羣小小人成羣，斯足忧矢【家语】孔子曰：「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孔丛子】
柏舟》，毛序以为仁而不遇，朱子以为妇人之作，而引刘向《列女▯为证。
译桓彦范呈给中宗的《书》中说：“《诗经》以《关雎》为开端，说的是后妃，这是人伦的根本，治乱的源头。所以皇英下嫁而虞舜之道兴盛，任姒归周而姬姓宗庙昌盛。夏桀逃奔南巢，祸端始于妹喜；鲁桓公亡国，是因为被齐女迷惑。”
《旧唐书》按语：《毛诗序》和郑玄只说匡救桓公，引用《诗经》却不称说具体是谁，集解认为是文王和太姒，难道是因为《妒记》而认为是周公所作吗？
卫山斋说：“先前听先生讲：《关雎》后妃之德，注家都认为是太姒，这是不对的。大概‘后’就是君主，‘妃’才是夫人，把夫人称为后，是从秦朝才开始这样的，应当考证。”
《尚书·大禹谟》说：“后能艰难地履行后的职责，后如果不得众心，就没有人与他共同守邦。”《诗经·商颂》说：“违背命令的是他的君主。”《周颂》说：“信实的大王是君主。”《易经》说：“君主以此裁成辅相，君主以此施命告谕四方。”这些都是指君主。《世本》说：“黄帝有四位妃子。”《檀弓》说：“两位妃子没有跟随。”《列女传》说：“禹的妃子是涂山氏之女，汤的妃子是有莘氏之女。”《大雅》说：“思念太任的端庄，思念周姜的妩媚，太姒继承美好的德行。”都没有称她们为后。《琐语》说：“宣王晚上睡觉晚起，姜后脱去簪珥等待治罪。”宣王说：“寡人没有德行，不是夫人的罪过。”《春秋》记载：“祭公前来，于是从纪国迎回王后。纪国的季姜回到京师。”《左传》说：“凡是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王后才记载。”《孟子》说：“礼制说：‘夫人养蚕缫丝，用来制作衣服。’”《战国策》说：“秦国有太后。”吕不韦说：“王后的门前，必定长满蓬蒿。”《齐策》说：“齐王的夫人死了，闵王立太史氏的女儿为君王后。”赵国有威后，可见那时“后”与“夫人”并没有固定的称呼。到了秦朝制度，正妻称为皇后。汉朝兴起沿袭这一制度，名称才开始不再改变。《尚书大传》说：“古代后和夫人将侍奉在君主面前。”《周官》说：“上春时节告诫王后。”《礼记》说：“天子的妃子称为后。”大都是汉人的说法，那么称太姒为后妃，是《诗序》作者追称的，大概也是模棱两可、迁就附会的言辞。山斋的话不是没有见解，但习惯久了难以改变，谁会相信呢。
《吕氏诗记》说：“《关雎》是正风之首，鲁、齐、韩三家诗派却认为是讽刺，其余的可以推知了。”既然远离古代无法质问，那么作者究竟是谁？传述者又怎能知道是谁呢？如果说篇首不可以是讽刺，那么《乾卦》九三没有日夕的灾厉，上九没有亢龙的悔恨了。
兔罝
古代圣王排列德行而崇尚贤能，即使在农民和工匠之中，有才能就举荐他。所以尧在服泽之中举荐舜，授予他政事，天下太平；禹在阴方之中举荐益，九州成就；汤在庖厨之中举荐伊尹，他的谋略得以实现；文王在捕兽网中举荐闳夭、泰颠，西土归服。
《兔罝》这首诗，与此正好相合。肃肃，是恭敬的样子。捕兔设网是卑贱的事却能恭敬，可知他是贤人，所以文王任用他。冀缺在田野耕作，夫妇互相尊敬如同宾客，胥臣向文公推荐他。茅容避雨时端正危坐，郭林宗看见后认为他奇异，都是遵循这个道理。泰颠先前为文王奔走抵御侮辱，后来为武王将威杀戮，人们相信他是干城腹心般的人了。
父母孔迩
韩诗说：“《汝坟》，是辞别家乡的诗。”它的末章说：“鲂鱼尾巴发红，王室如同烈火。虽然如同烈火，父母近在眼前。”薛君《章句》说：“鲂鱼劳累则尾巴发红，君子劳苦则脸色改变，因为王室政教如同烈火。仍然冒着危险做官，是因为父母迫近饥寒之忧，为了这份俸禄做官。”《外传》说法相同。
《列女传》说：“《汝坟》，是周南大夫的妻子所作。”与韩诗意义相同。驺虞，驺是天子的苑囿；虞是苑囿中管理野兽的官员。
《齐诗章句》说：“驺虞是天子掌管鸟兽的官员。”
《鲁诗》说：“古代有梁驺，是天子的田猎之地。”
欧阳氏说：“诗的第一句讲田猎合乎时节，第二句讲君主仁爱不过度杀戮，最后感叹虞人合乎礼制。”严氏说：“驺御虞人。”
《驺虞操》是国女所作的。古代有圣王在上，君子在位，劳役不超过时节，不违背美好的法度，内没有怨恨的女子，外没有旷野的男子。等到周道衰微，礼义废弛，强凌弱，众暴寡，万民骚动，百姓愁苦，男子在外怨恨，女子在内悲伤，内外没有主心骨，内迫于性情，外逼于礼义，感叹遭谗言而不逢时，于是援琴而歌。
《集传》说：“驺虞不吃活物，诸侯有仁心，就是真正的驺虞。”如果一百五十只野猪，那就害物而违背驺虞的本性了，叹息之词，难道不是讽刺沉溺于田猎吗？
泛彼柏舟
《柏舟》，说的是仁德之人不得志。卫国顷公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孔子诛杀少正卯，对子贡说：“《诗经》说：‘忧心忡忡，群小成群，这就足以令人担忧了。’”孔子说：“从《柏舟》中，可以看到匹夫坚守志向不可改变。”
《柏舟》，毛《诗序》认为是仁而不遇，朱子认为是妇人所作，并引用刘向《列女传》作为证据。
然向上封事，论▯恭、石显倾陷正人，引诗云：「忧心云云，羣小」，而继之曰：「小人成羣，诚足愠也」，正毛序之意。夫一刘向也，《列女▯可信，封事独不可信手葢朱子恶序之意太过，而援引指摘，似亦未能尽出于公平而当人心也【文献通考】
译然而刘向上书，弹劾恭、石显倾陷正直之人，引用《诗经》说：“忧心忡忡，群小”，接着又说：“小人结成团伙，实在令人愤恨”，这正是《毛诗序》的本意。同一个刘向，《列女传》可信，唯独奏章不可信吗？大概朱熹厌恶《毛诗序》的意思太过分，因而援引并加以指责，似乎也不能完全出于公平且符合人心。
孟子忧心悄悄。注云：「诗本言衞之仁人见怒于羣小，孔子当之。」夫説诗鄙序而解孟复用之，何居？
夫序以为顷公之时，谓其依托欺罔矣。然《集传》云：「岂亦庄姜之诗？」固亦臆断也，可必后人之已信耶？《二子乗舟》
乘舟》之诗，为伋、寿作也。左传云：「宣公烝于庶母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是为宣姜，生寿及朔，属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遂兄弟并命。」案：宣公于鲁隠四年立，至桓十二年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乱，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势须十五嵗然后娶。既娶而夺之，又生寿、朔，朔以能同母谮兄，寿又能代为使者以越境，非十嵗以下儿所能办也。然则十九年间如何消破？此最难晓也【容斋随笔】
或谓夷姜必宣公未立时事，曰：「其父庄公，兄桓公在位，渠敢灭礼贼伦如此？则必不赦之矣，敢复以烝子属右公子哉？」《春秋》称「逆公子晋于邢」，未有已为公子而子复称左右公子者。噫！新台、乘舟之诗，圣善昭闻之諡，至是愈无据矣【郊亭偶见】
衞宣公之子伋也、寿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寿与朔后母子也。寿之母与朔谋，欲杀太子伋而立寿也，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沉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二人乘舟》之诗是也。其诗曰：「二人乘舟，云云养养。」于是寿闵其兄之将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其诗曰：「行迈靡靡，云云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齐，将使盗见载旌要而杀之。寿止伋，伋曰：「弃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寿又与之偕行。寿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寿无为前也。」寿又伪前，窃伋旌以先行，几及齐矣，盗见而杀之。伋至，见寿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载其尸还，至境而自杀。兄弟俱死，故君子义此二人，而伤宣公之聴谗也【新序】
焉得谖草
释文》云：「谖，本又作萱。《説文》作藼，云：『令人忘忧也。』或作蕿。」《正义》曰：「谖训为忘，非草名，故传本其意，言『焉得谖草』，谓欲得令人善忘忧之草，不谓谖为草名。故《释训》云：『谖，忘也。』孙氏引诗云：『焉得谖草？』是谖非草名也。背者，向北之义，故知在北。妇人欲树草于堂上，冀数见之，明非逺地也。妇人所常处者，堂也，故知北堂。」
俗谓母为萱堂，考之《诗》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注云：「背，北堂也。」笺云：「忧以生疾，恐将危身，欲忘之。」是诗既以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而作，以忘忧解之极通，于母何干预【防璞】野客丛书》同。
按萱草名也，诗曰「焉得云云之背」，谖与萱同音，而谖之义为忘，故草名萱，亦取其能忘忧。北堂谓之背，妇洗在北堂，见于昏礼之文；而萱草忘忧，出于叔夜之论。后世相承，以北堂喻母道，而又有萱堂之称，不知何据。聂夷中诗：「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亲倚堂门，不见萱草花。」乃谓母思其子，有忧而无欢，虽有忘忧之草，如不见焉，非以萱比母也【覆瓿集】
江淹拟潘岳悼妇诗：「销忧非萱草，永怀寄梦寐【文选】梁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心如膏火，独夜自煎；思等流波，终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忧之言不实；团团轻扇，合欢之用为虚【艺文类聚】皆作妇事用。
郑衞淫声
郑、衞之乐皆为淫声，然衞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衞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衞矣。故夫子独以郑声为戒【集传】
郑、衞皆淫声，孔子独先于郑。今郑之淫诗，顾少于衞，何也？诗之见在者，孔子所存以为世戒也。圣笔所删多矣。言郑声淫者，举其大体言之，不备今诗之多寡，不必尽黜国史所题，例目之为男女之诗，以求合于
译孟子心中忧虑不安。注解说：“《诗经》原本说的是卫国的仁人遭到群小怨恨，孔子以此自况。”既然鄙薄《诗序》的解释，而在解说《孟子》时却又沿用这种说法，这是什么缘故呢？
《诗序》认为这首诗作于卫顷公时期，这是牵强附会的说法。然而《诗集传》说：“这难道也是庄姜的诗吗？”这也只是主观臆断，难道可以必定是后人已经相信的吗？
《二子乘舟》这首诗，是为伋和寿而作的。《左传》记载：“卫宣公与庶母夷姜通奸，生下了急子，把他托付给右公子。为急子从齐国娶妻，因为妻子貌美，宣公自己占有了她，这就是宣姜，生下了寿和朔，把他们托付给左公子。夷姜自缢身亡。宣姜与公子朔构陷急子。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盗贼在莘地等候，准备杀害他。寿子把消息告诉了急子，让他逃走。急子不肯。寿子载着急子的旗帜先行，盗贼杀了寿子。于是兄弟二人一同丧命。”考据：卫宣公在鲁隐公四年即位，到鲁桓公十二年去世，共十九年。姑且假设他即位之初就发生了乱伦之事，而急子在次年出生，那么急子必须十五岁才能娶妻。娶妻后被夺妻，又生下寿和朔，朔能够凭借同母之利诬陷兄长，寿又能代替使者越境出行，这些都不是十岁以下的儿童所能做到的。那么这十九年间是如何度过的呢？这是最难理解的地方。
有人说夷姜之事必定发生在宣公即位之前，理由是：“他的父亲庄公、兄长桓公在位时，他怎敢如此灭礼败伦？否则必定不会赦免他，怎敢再把儿子托付给右公子呢？”《春秋》记载“在邢地迎接公子晋”，没有身为公子而其子又被称为左右公子的情况。唉！《新台》《乘舟》这两首诗，所谓圣人美善的昭示，至此更加没有依据了。
卫宣公的儿子伋、寿、朔，伋是前母所生，寿和朔是后母所生。寿的母亲与朔谋划，想要杀死太子伋而立寿为君，派人让伋在河中乘船，打算沉船杀他。寿知道无法阻止，于是与他同船，船夫便不能杀伋。正在乘船时，伋的傅母担心他死，怜悯他而作了诗，这就是《二人乘舟》这首诗。诗中说：“二人乘舟，云云养养。”于是寿怜悯兄长将要受害，作了忧愁思念的诗，这就是《黍离》这首诗。诗中说：“行迈靡靡，云云此何人哉。”又让伋出使齐国，打算让盗贼看见载着旗帜的车马而拦截杀害他。寿阻止伋，伋说：“违背父亲的命令，不符合做儿子的道义，不可以。”寿又与他一同前往。寿的母亲知道无法阻止，于是告诫他说：“寿不要走在前面。”寿又假装走在前面，偷拿伋的旗帜先行，几乎快到齐国了，盗贼看见就杀了他。伋到达后，看见寿死了，痛惜他代替自己而死，哭泣悲哀，于是载着他的尸体返回，到了边境就自杀了。兄弟都死了，所以君子认为这两人合乎道义，而哀伤宣公听信谗言。
《释文》说：“谖，原本又写作萱。《说文解字》写作藼，说：‘使人忘记忧愁。’有的写作蕿。”《正义》说：“谖解释为忘，不是草名，所以传文推究其意，说‘焉得谖草’，是指想要得到使人善于忘记忧愁的草，并不是说谖是草名。所以《释训》说：‘谖，忘也。’孙氏引用《诗经》说：‘焉得谖草？’说明谖不是草名。背，是向北的意思，所以知道在北边。妇人想在堂上种植这种草，希望经常看见它，说明不是遥远的地方。妇人经常居住的地方是堂，所以知道是北堂。”
俗话把母亲称为萱堂，考查《诗经》说：“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注解说：“背，北堂也。”笺注说：“忧愁导致疾病，恐怕危及身体，想要忘记它。”既然这首诗是为君子为王前驱服役而作，用忘记忧愁来解释非常通顺，与母亲有什么关系呢？
按：萱是草名，《诗经》说“焉得云云之背”，谖与萱同音，而谖的意思是忘，所以草名叫萱，也是取它能让人忘记忧愁的意思。北堂称为背，妇人在北堂洗涤，见于婚礼的记载；而萱草能忘忧，出自嵇康的论述。后世沿袭，用北堂比喻母亲，因而又有萱堂之称，不知依据是什么。聂夷中的诗：“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亲倚堂门，不见萱草花。”是说母亲思念儿子，有忧愁而没有欢乐，虽然有忘忧的草，却看不见它，并不是用萱草来比喻母亲。
江淹拟潘岳《悼妇诗》：“销忧非萱草，永怀寄梦寐。”梁何逊为衡山侯写给妻子的信：“心如膏火，独夜自煎；思等流波，终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忧之言不实；团团轻扇，合欢之用为虚。”都是用在妻子身上的。
郑、卫的音乐都被认为是淫靡之声，然而卫诗有三十九篇，其中淫奔的诗才占四分之一；郑诗有二十一章，其中淫奔的诗已超过五分之七。卫诗还是男子取悦女子的辞藻，而郑诗都是女子迷惑男子的言语。这样看来，郑声的淫靡，比卫声更甚。所以孔子唯独以郑声为戒。
郑、卫都是淫靡之声，孔子唯独先提到郑声。现在郑国的淫诗，反而少于卫国，为什么呢？现存于《诗经》中的，是孔子保留下来作为世人警戒的。圣人删削的很多。说郑声淫靡，是就大体而言，不取决于现在诗歌数量的多少，不必完全废除国史所题写的篇目，一概视为男女之诗，以求符合……
郑声淫之説也【诗缉】
季札来聘，请观乐。叔孙穆子使工为之歌《▯鄘衞》，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衞康叔、武公之徳如是，是其衞风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襄二十九】
译“郑声淫”的说法，出自《诗缉》。
季札前来聘问，请求观赏乐舞。叔孙穆子让乐工为他演唱《鄘》和《卫》的诗歌，季札说：“美妙啊，深沉啊！忧愁却不困顿。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这大概就是《卫风》吧？”乐工又为他演唱《郑》的诗歌，季札说：“美妙啊！但它的风格过于细碎，百姓难以承受，郑国恐怕会最先灭亡吧？”
郑衞多淫风，季子皆曰「美哉」，且谓康叔、武公之徳如是。郑虽讥其细，亦不及于淫，何也【震泽长语】
晋韩起聘于郑，六卿饯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亦以知郑志。」子▯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昭十六】按六卿所赋，郑志也。若为淫诗，岂肯引以自况而不讳乎？宣子之喜，岂惟恐其倦而伪赞其庶乎？
青青子衿
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
大宁中，征虞喜为博士，诏曰：「丧乱以来，儒雅陵夷，毎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北史】
集传》此亦淫奔之诗，其非小序，谓词意儇薄，施之学校，尤不相似。然《白鹿洞赋》广「青衿」之疑问，则又从序説。安成刘瑾谓其断章取义。夫毛、郑去古未逺，其説当有所自，故吕氏《诗记》宗之。朱子乃戏其为毛、郑佞臣焉，若刘子者，殆亦朱子之佞臣乎？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序】
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恱也【集传】
袁粲初名愍孙，峻于仪范。废帝倮之，迫使走。粲雅步如常，顾而言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南史】
郭馨叛，吕光遗杨轨书曰：「陵霜不雕者，松柏也；临难不移者，君子也。何图松柏雕于微霜，而鸡鸣已于风雨【载记】
梁简文于幽絷中自序云：「梁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已，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非欺暗室，何况三光？数至如此，命也如何【广▯明集】
风雨之诗，序以为世乱，君子不改其度，而必以为淫奔之诗；王风君子阳阳，序以为贤人仕于伶官，与邶风简兮同意，而必以为室家思夫之作。夫毛公之序诗，与朱子之释诗，皆未得诗人之面命也。即如序说，犹足以存礼义于衰乱，昭贤达之忧勤，乃改曰淫奔、室家之辞。夫必欲捐成说而任独见，此则朱子之过也【田汝成】
维岳防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
郑▯云：「言周道将兴，五岳为之生贤辅佐仲山甫及申伯，为周之干臣【礼·仲尼闲居》注】
此诗尹吉甫美申伯，而以山甫并言，推原于岳降以尊之，犹《蒸民》言「天生仲山甫」耳，非申甫实为岳神也。旧说谓姜氏之先主四岳之祀，岳神福兴其子孙，则执着于岳降之文，以辞害意矣。郑氏注《礼》既以甫为山甫，而笺《诗》乃以甫为甫侯，自为异义【诗缉】
刘定之云：「申者，宣王之舅申伯；甫者，宣王之相仲山甫。二人左右宣王，如鸟之有羽翰于左右，以翼其身，故吉甫作诗美之。于《崧髙》首章总言之，自第二章至八章専美申伯，凡曰申伯者十有七，乃结之曰：『吉甫作诵，以赠申伯。』《蒸民》第一章至八章専美仲山甫，凡曰仲山甫者十有二，乃结之曰：『仲山甫永懐，以慰其心。』盖先总言而后分结之也。唐吕温分赞房、杜，末云：『万有千古，永称房、杜，如周申、甫。』葢希吉甫而变化之者。今诗传于《嵩髙》总言申、甫处，不言仲山甫，而以甫即穆王时甫侯作《吕刑》者，或曰作《吕刑》者之子孙，失之矣【明文衡】
王伯厚云：「申、吕，形势要地。甫即吕也。岳降通耶？熠燿宵行。」
毛云：「熠燿，燐也。」燐，萤火也。《古今注》、《本草》、《埤雅》、《尔雅翼》、《通志》、《诗缉》因之。不曰「熠燿其羽」乎？陈思王论萤火夜飞，故曰宵行。《集传》曰：「宵行，虫名。」不曰「肃肃宵征」乎？
鹿鸣
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史记】鹿鸣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倾留心声色，内顾妃后，设防酒嘉殽，不能厚养贤者，尽礼极欢，形见于色。大臣昭然独见，必知贤士幽隠
译郑国和卫国多淫靡的风气，季札却都称赞说“美啊”，并且认为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的。郑国虽然被讥讽其细节，但也不至于淫靡，这是为什么呢？【震泽长语】
晋国韩起出使郑国，郑国六卿在郊外设酒饯行。宣子说：“各位君子请都赋诗，也可以借此了解郑国的志向。”子〇赋了《野有蔓草》。宣子说：“年轻人好啊！我有希望了。”子产赋了《郑》国的《羔裘》。宣子说：“韩起承受不起啊。”子大叔赋了《褰裳》。宣子说：“韩起在这里，怎敢劳烦您去思念别人呢？”子游赋了《风雨》，子旗赋了《有女同车》，子柳赋了《萚兮》。宣子高兴地说：“郑国大概可以兴盛了吧！各位君子用君主的命令赏赐韩起，所赋之诗不超出郑国的志向，都是亲昵宴饮友好的意思。各位君子，是几代君主的人选，可以没有担忧了。”【昭十六】按六卿所赋的诗，正是郑国的志向。如果是淫诗，怎会引用来比喻自己而不避讳呢？宣子的高兴，难道只是怕他们疲倦而虚假地称赞其兴盛吗？
青青子衿
《子衿》，讽刺学校荒废。乱世则学校不修治。
大宁年间，征召虞喜为博士，诏书说：“自丧乱以来，儒雅之风衰微，每次读到《子衿》这首诗，没有不感慨的。”【北史】
《集传》说：这也是淫奔的诗，它不符合小序的说法，认为词意轻浮浅薄，把它施用于学校，尤其不相似。然而《白鹿洞赋》广泛探讨“青衿”的疑问，却又跟随小序的说法。安成刘瑾说这是断章取义。毛亨、郑玄距离古代不远，他们的说法应当有所依据，所以吕氏《诗记》推崇它。朱子却戏称他们是毛、郑的佞臣，像刘子这样的人，大概也是朱子的佞臣吧？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风雨》，思念君子。乱世则思念君子不改其节度。【小序】
淫奔的女子，说在这个时候，见到她所期待的人而心里喜悦。【集传】
袁粲起初名叫愍孙，仪态风范严谨。废帝脱光他的衣服，强迫他跑。袁粲迈着优雅的步子如常，回头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南史】
郭馨叛乱，吕光给杨轨写信说：“凌霜不凋零的是松柏；临难不改变的是君子。怎么想到松柏在微霜中凋零，而鸡鸣在风雨中停止呢？”【载记】
梁简文帝在被囚禁中自序说：“梁朝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事，始终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欺骗暗室，何况日月星辰？命运到了这种地步，又能如何呢？”【广〇明集】
《风雨》这首诗，小序认为是世道混乱，君子不改其节度，却一定要认为是淫奔的诗；《王风·君子阳阳》，小序认为是贤人任职于伶官，与《邶风·简兮》意思相同，却一定要认为是妻子思念丈夫的作品。毛公的小序诗，与朱子的解释诗，都没有得到诗人的当面教诲。即使按照小序的说法，还足以在衰乱中保存礼义，彰显贤达的忧勤，却改称为淫奔、室家之辞。一定要抛弃成说而凭个人见解，这是朱子的过错。【田汝成】
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
郑〇说：“说周道将要兴盛，五岳为此生出贤臣辅佐仲山甫和申伯，作为周朝的骨干大臣。”【礼·仲尼闲居》注】
这首诗是尹吉甫赞美申伯，而把山甫一并提及，追溯到岳降来尊崇他们，就像《蒸民》说“天生仲山甫”一样，并不是申甫实在是岳神。旧说认为姜氏的祖先主持四岳的祭祀，岳神福佑兴起他们的子孙，这是执着于岳降的文字，以辞害意了。郑氏注《礼》既把甫当作山甫，而笺《诗》却把甫当作甫侯，自相矛盾。【诗缉】
刘定之说：“申，是宣王的舅舅申伯；甫，是宣王的宰相仲山甫。二人左右辅佐宣王，像鸟有羽毛在左右，以护卫其身，所以吉甫作诗赞美他们。在《崧高》首章总说，从第二章到第八章专门赞美申伯，凡是说申伯的有十七处，最后总结说：‘吉甫作诵，以赠申伯。’《蒸民》第一章到第八章专门赞美仲山甫，凡是说仲山甫的有十二处，最后总结说：‘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大概先总说而后分结。唐吕温分赞房、杜，最后说：‘万有千古，永称房、杜，如周申、甫。’大概是希望像吉甫而变化它的人。现在诗传在《嵩高》总说申、甫的地方，不说仲山甫，而把甫当作穆王时甫侯作《吕刑》的人，或者说是作《吕刑》的人的子孙，错了。”【明文衡】
王伯厚说：“申、吕，是形势要地。甫就是吕。岳降通耶？熠燿宵行。”
毛说：“熠燿，是磷火。”磷，是萤火虫。《古今注》、《本草》、《埤雅》、《尔雅翼》、《通志》、《诗缉》沿袭它。不是说“熠燿其羽”吗？陈思王论萤火虫夜飞，所以说宵行。《集传》说：“宵行，虫名。”不是说“肃肃宵征”吗？
鹿鸣
仁义衰微，鹿鸣讽刺它。【史记】《鹿鸣操》，是周大臣所作的。王道衰微，君主心志倾斜留恋声色，内顾妃后，设置酒宴嘉肴，不能厚养贤者，尽礼极欢，形见于色。大臣昭然独见，必知贤士幽隐
，小人在位，周道陵迟，必自是始。故弹琴以讽諌，歌以感之，庶几可复。歌『呦呦鹿鸣』云云，『示我周行』。此言禽兽得美甘之食，尚知相呼，伤时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而刺之，故曰鹿鸣也【琴操】
译小人占据高位，周朝的政教衰败，必定是从这时开始的。所以弹琴来讽喻劝谏，作歌来感化他们，希望周道能够恢复。歌中唱道“呦呦鹿鸣”等等，“指引我周朝的大道”。这是说禽兽得到美味甘甜的食物，尚且知道互相呼唤，哀伤当时在位的人做不到这样，于是援琴弹奏来讽刺他们，所以称为《鹿鸣》。
鄂不韡韡
郑笺曰：「承华者曰鄂，不当作拊。拊，鄂足也。」正义曰：「以鄂足比于弟，华比于兄，鄂既承华，又与拊连，则鄂、拊同，比兄弟之相佐，犹华、鄂之相承覆也。」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序】
诸家皆同。朱子谓此序全失诗意，然《白鹿洞赋》「乐菁莪之长育」，又指为学校事矣。
鹤鸣
序曰：「鹤鸣」，诲宣王也。笺云：「教周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其诗曰：「鹤鸣于九臯，声闻于野。」言身隠而名著，喻贤者虽隠居，人咸知之【注疏】
后汉杨震疏曰：「令野无鹤鸣之叹，朝无小明之晦。」杨赐传速徴鹤鸣之士。
韩诗云：「九臯，九折之泽【释文】
集传》云：「鹤身白，颈、尾黑。」遇九臯之介鸟，伟胎化之仙禽，其黑者尾耶？
沈僩云：「先生于《诗传》自以为无复遗恨，曰：『后世若有扬子云，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满于《易本义》，葢《本义》反《大传》，终疑为孔子所胜，故有遗恨；《诗传》反《小序》，谅不为汉儒所胜，故无遗恨【荷亭辨论】
此章《集传》不用郑笺，不容置喙矣。然鹤乃人所共见者，而其説如此，又即「风济盈，不濡轨」，谓轨与晷同，推类而言，无复遗恨，谅其然耶？
天夭是防
速速，方谷，天夭是防。毛云：「速速，陋也。」郑云：「谷，禄也，言鄙陋小人将贵而得禄也。夭，杀也，掾破之也。」韩诗亦同。此作毂者，葢谓小人乘宠方毂而行也【后汉书注】
张衡《应间》云：「利端始萌，害渐亦牙。速速方谷，夭夭亦加。欲丰其屋，乃蔀其家。」据此，则以天夭为夭夭也。衡去古未逺，疑得其真。且佌佌、速速、夭夭连文为是，不应速速下又特出天夭也【丹铅续録】
夭夭之説近之，此蔡邕《释诲》语也，以为《应间》误。「先祖匪人」
先祖匪人，胡宁忍子？葢刺幽王在位贪残，怨乱并兴而作。注：「谓我先祖非人乎？人则当知患难，何为使我当此乱世？」詈先祖为非人，岂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为人乎？何忍使我当此乱世【野客丛书】
惟桑与梓必恭敬止
言桑梓，人赖其用，故养而成之，莫肯残毁，寓恭敬之道。况父子相与，岂特如人之亲桑梓？今乃以父母之邦称桑梓者，非也【温叟诗话》、《野客丛书】
有渰萋萋兴云祁祁
毛云：「渰，隂云貌。萋萋，云行貌。祁祁，徐貌也。」笺云：「古者隂阳和，风雨时，其来祁祁然，不暴疾也。」按：渰已是隂云，何劳复云「兴云祁祁」耶？云当为雨，俗写误耳。班固《灵台诗》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此其证也【顔氏家训】
陆徳明《经典释文》云：「渰，《汉书》作黤，雨。本或作兴云，非也。」按汉《无极山碑》文有云：「兴云祁祁，雨我公田。」乃知汉以前本皆作兴云，顔氏初无所据，徳明因而改之，故后来本皆作雨【金石録】吕览》引《诗》云：「有晻凄凄，兴云祁祁。」
汉·食货志》引《诗》「兴云祁祁，雨我公田」，《诗·韩奕》云「诸娣从之，祁祁如云」，则「祁祁」兴云无疑【风俗通·嫁娶篇》引「诸」作「侄】姜嫄、简狄
毛公注《生民》诗「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从于髙辛帝而见于天也。」《▯鸟》诗「天命▯鸟，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鸟降，简狄配髙辛帝，帝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鸟至而生焉。」其説本自明白。至郑氏笺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时，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遂有身，后则生子。」又谓：「鳦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其説本于《史记》，谓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忻然践之，因生稷；简狄行浴，见燕堕卵，取吞之，因生契。夫适野而见巨迹，人将走避之不暇，岂复故欲践履以求不可知之禨祥？飞鸟堕卵，知为何物，而遽取以吞之耶？固不待辨而
译鄂不韡韡
郑玄笺注说：“承托花蕊的部分叫做鄂，不应写作拊。拊，是鄂的基脚。”孔颖达正义说：“用鄂的基脚来比喻弟弟，用花蕊来比喻哥哥，鄂既承托花蕊，又与拊相连，那么鄂、拊是相同的，用来比喻兄弟之间相互辅佐，就像花蕊与鄂相互承托覆盖一样。”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是歌颂培育人才的意思。君子能够培养教育人才，那么天下人就会为之喜悦【《毛诗序》】
各家说法都相同。朱熹认为这个《序》完全失去了诗意，然而《白鹿洞赋》中“乐菁莪之长育”一句，又是指学校的事情而言了。
鹤鸣
《序》说：“《鹤鸣》这首诗，是教诲周宣王的。”郑玄笺注说：“教导周宣王去寻求那些尚未出仕的贤人。”诗中说：“鹤鸣于九臯，声闻于野。”意思是说自身隐居而名声显扬，用来比喻贤者虽然隐居，人们也都知晓【《注疏》】
后汉杨震上疏说：“让野外没有鹤鸣的叹息，朝廷没有《小明》那样的昏暗。”杨赐传记中说要迅速征召鹤鸣之士。
《韩诗》说：“九臯，是曲折多处的沼泽【《释文》】
《集传》说：“鹤身体白色，颈部、尾部黑色。”遇到九臯这种介鸟，伟大的胎化仙禽，那黑色的部分是尾部吗？
沈僩说：“朱熹在《诗传》中自以为没有遗憾，说：‘后世如果有扬雄那样的人，一定会喜欢它。’但他对《易本义》的意思并不满意，大概因为《本义》违背了《大传》，终究怀疑会被孔子胜过，所以有遗憾；《诗传》违背了《小序》，料想不会被汉儒胜过，所以没有遗憾【《荷亭辨论》】
这一章《集传》不采用郑玄的笺注，是不容置喙的了。然而鹤是人们共同见过的，而它的解说却如此，又比如“风济盈，不濡轨”，说轨与晷同义，类推而言，没有遗憾，大概确实如此吧？
天夭是防
速速，方谷，天夭是防。毛亨说：“速速，是鄙陋的意思。”郑玄说：“谷，是禄位的意思，说的是鄙陋的小人将要显贵而得到禄位。夭，是杀伐的意思，掾破之，是破坏的意思。”《韩诗》也相同。这里写作毂，大概是指小人乘着恩宠，正像车毂一样前行【《后汉书注》】
张衡《应间》说：“利益的开端刚开始萌芽，祸害的苗头也逐渐显露。速速方谷，夭夭亦加。想要丰满他的屋宇，却遮蔽了他的家。”根据这个，那么就把天夭当作夭夭了。张衡距离古代不远，怀疑他得到了真相。而且佌佌、速速、夭夭连用才是对的，不应该在速速下面又特别提出天夭【《丹铅续録》】
夭夭的说法接近正确，这是蔡邕《释诲》中的话，认为《应间》有误。“先祖匪人”
先祖匪人，胡宁忍子？大概是讽刺周幽王在位时贪婪残暴，怨恨和动乱同时兴起而作的。注解说：“是说我的先祖不是人吗？是人就应当知道患难，为什么让我处于这乱世之中？”辱骂先祖不是人，哪里合乎情理呢？不如说：“先祖不把我当人看吗？为什么忍心让我处于这乱世之中【《野客丛书》】
惟桑与梓必恭敬止
说到桑树和梓树，人们依赖它们的用处，所以养育而成，没有人肯残害毁坏，寄托了恭敬的道理。何况父子相处，难道仅仅像人们亲近桑梓那样吗？现在把父母之邦称为桑梓，是不对的【《温叟诗话》、《野客丛书》】
有渰萋萋兴云祁祁
毛亨说：“渰，是阴云的样子。萋萋，是云流动的样子。祁祁，是缓慢的样子。”郑玄笺注说：“古时候阴阳调和，风雨适时，它来的时候缓慢从容，不猛烈急速。”按：渰已经是阴云，何必再说“兴云祁祁”呢？云应当是雨，是俗体字写错了。班固《灵台诗》说：“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这就是证据【《颜氏家训》】
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渰，《汉书》作黤，雨。原本有的作兴云，是不对的。”按：汉代《无极山碑》文中有说：“兴云祁祁，雨我公田。”才知道汉代以前原本都作兴云，颜师古起初没有依据，陆德明因而改动了它，所以后来的版本都作雨【《金石録》】《吕览》引用《诗》说：“有晻凄凄，兴云祁祁。”
汉代《食货志》引用《诗》“兴云祁祁，雨我公田”，《诗·韩奕》说“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那么“祁祁”修饰兴云是无疑的【《风俗通·嫁娶篇》引“诸”作“侄”】姜嫄、简狄
毛公注解《生民》诗中“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这句说：“跟从高辛帝而见到上天。”《玄鸟》诗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句说：“春分玄鸟降临，简狄配高辛帝，帝与她到郊禖祈祷而生契，所以根本是上天所命，因为玄鸟到来而生了他。”他的说法本来很明白。到了郑玄笺注才开始说：“帝，是上帝。敏，是拇指。祭祀郊禖时，有巨人的足迹，姜嫄踩上去，脚不能完全覆盖，踩在拇指的地方，心里欢喜的样子，好像有人道感应自己，于是有了身孕，后来生了儿子。”又说：“燕子留下卵，简狄吞下而生契。”他的说法本于《史记》，说姜嫄出外，看见巨人的足迹，高兴地踩上去，因此生了稷；简狄出行沐浴，看见燕子掉落卵，取来吞下，因此生了契。到了野外看见巨大的足迹，人们将躲避还来不及，哪里会故意想要踩踏以求不可知的吉祥？飞鸟掉落的卵，知道是什么东西，就立刻取来吞下吗？这不用辩驳就
明矣【容斋随笔】
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自黄帝转相生，不更禀气于天。及作《本纪》，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母姜嫄野出，见大人迹，履之则娠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按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论衡】
译明白了。《史记·三代世表》说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从黄帝开始辗转相生，不再重新禀受天的精气。等到写《本纪》，却说契的母亲简狄在河里洗澡，遇到玄鸟掉落蛋，吞下后，就生了契。等到《周本纪》，说后稷的母亲姜嫄到野外去，看见巨人的脚印，踩上去就怀孕，生了后稷。看《世表》，那么契和后稷是黄帝的子孙；读《殷本纪》、《周本纪》，那么他们是玄鸟、巨人的精气所生。这两种说法不能同时成立，而太史公兼录而不加辨别。查考帝王的妃子不适宜到野外去，在河水中洗澡，现在说在河里洗澡吞下玄鸟的蛋，到野外踩巨人的脚印，违背了尊贵的礼节，混淆了是非的言论。
泮水、辟廱。王朗云：「辟雍所以脩礼乐，太学所以集儒林【魏士注】
泮水》一诗，八章，五章为伐淮夷发。首二章述鲁侯涖泮之仪，仅第二章内「匪怒伊教」一语似学校中事。《泮水》果为学校作，则当铺张黉宇之制，颂説教养之美，与人才兴盛之效，今皆不然而释者例以学校明之。其説实肇于汉儒《王制》。《王制》曰：「天子辟廱，诸侯頖宫。」葢谓环水为天子之学，则泮水为诸侯之学。又以诗言献囚、献馘、献功，遂于天子出征之下，系以受成于学、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等语。其实汉儒本释泮水、辟廱，本「匪怒伊教」一语，后儒援以释诗，自唐陆徳明始，不知汉儒泥于一语，通牵诸章之防也。孟子言古之学，惟曰校、庠、序，而诗本防及小序俱不以泮名学。郑▯《礼记》注曰：「頖者，班也，所以颁政教。」窃谓释为班政之所，则小大从公、饮酒落成、事祖事帝、献囚、献功、献俘、献琛，所举甚宏，不然，何必事事自学出也【识道】
孟子曰：「学则三代共之。」荀子曰：「立大学，设庠序以导之。」俱不云泮宫，岂荀、孟不知诸侯之学名耶？
鲁宝潭士能云：「泮水非颂僖公诗，其中多言伐淮夷，稽之《书》，伯禽尝征淮夷、徐戎，小序曰颂僖公，亦误矣。又参閟宫，诗曰鲁侯者指伯禽，曰鲁公者指僖公，泮水曰鲁侯，只当为颂伯禽诗【识遗】
春秋》：僖十六年冬，公防齐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传曰：「防于淮，谋鄫，且东畧也。」十七年九月，公至自防。传曰：「淮之防，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秋，声姜以公故，防齐侯于卞。九月，公至。书曰：「至自防。」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
木讷赵鹏飞曰：「淮夷，今临淮也，东邻鲁，西逼宋，与徐有疆▯之交。前日徐为楚所败，齐救不及。齐惧淮夷诱徐为鲁、宋之患，故为兵车之防，合诸侯以观兵于淮，亦未尝有伐功。然则此齐桓垂末之举，事已可怜。僖公不过尝预防，而鲁人至借以颂僖公，何哉？夫淮之防，公且见执；次年夫人往防，公始得归。而诗所云『既克淮夷』，竟是谁之功耶？」宝潭之説似为可凭。
鲁泮宫，汉儒以为学。观《菁菁者莪》序谓乐育人才，而诗叙教养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为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颂僖公能脩泮宫，而诗言无小无大，从公于迈，则征伐之事；言顺彼长道，屈此羣丑，则克敌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获，则颂淮夷之服。借曰受成于学，献馘、献囚可也，于此受琛、元▯、象齿、大赂、南金之毕集，何也？或曰：「济济多士，克广徳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养之功，而继以「桓桓于征，狄彼东南」，不过从迈之多贤，何也？又曰：「载色载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设教，然不言教化及于羣才，而先以其马蹻蹻，其音昭昭，不过宴游之和乐，何也？合序与诗，初无养才之説【鼠璞】
按《通典》云：「鲁郡乃古鲁国，郡有泗水县，泮水出焉。」然后知泮乃鲁水名，僖公建宫于上。《诗》言「翩彼飞鹗，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为半水，泮林亦为半林乎？泮为地名，与楚之渚宫、晋虒祁之宫无以异也【防璞】泮，诸侯乡射之宫；辟雍，天子乡饮之处【説苑】
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宫者，明相见有积渐之义。有事于上帝，谓祭天也。必先有事于頖宫之中，告后稷，告以将配天也。是先告卑，然后祭尊也【礼注疏】据此亦非言学校事。
白虎通》曰：「辟廱外圆内方，明徳当圆，行当方。」蔡邕《明堂论》曰：「辟廱外圆内方，拟王者动作法天地；水环四周，譬徳广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诸侯，行不当方，徳不当广乎？其释辟廱虽明，而于泮水则碍【兰丛识遗】
诗于乐辟廱，传曰：「水旋丘如辟，曰辟廱。」以节观者。庄子言厯代乐名，黄帝、尧、舜、禹、汤、武王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廱
译《泮水》与《辟廱》。王朗说：“辟雍是用来修习礼乐的，太学是用来聚集儒林的。”
《泮水》这首诗共有八章，其中五章是为讨伐淮夷而作。前两章叙述鲁侯莅临泮水的礼仪，只有第二章中“匪怒伊教”这一句似乎与学校有关。如果《泮水》确实是为学校而作，那么应当铺陈描述学校的建筑规制，歌颂教养的美好以及人才兴盛的成效，但如今诗中都没有这些内容，而解释者却一律用学校来阐明它。这种说法实际上始于汉代儒者的《王制》。《王制》说：“天子有辟廱，诸侯有頖宫。”大概是说环绕水流的是天子的学校，那么泮水就是诸侯的学校。又因为诗中说到献俘、献首级、献战功，于是就在天子出征的叙述之后，连带上在学中接受成命、返回后在学中举行释奠礼、用审讯战俘和首级来报告等话语。其实汉代儒者本是根据“匪怒伊教”这一句话来解释《泮水》和《辟廱》的，后来的儒者援引此说来解释《诗经》，从唐代的陆德明开始，却不知道汉代儒者拘泥于一句话，从而牵强附会地贯通了各章的弊端。孟子谈到古代的学校，只说校、庠、序，而《诗经》正文及《小序》都不把“泮”称为学校。郑玄在《礼记》注中说：“頖，就是班，是用来颁布政教的地方。”我私下认为，如果解释为颁布政教的地方，那么无论大小官员都跟随公侯出征、饮酒庆祝落成、祭祀祖先和天帝、献俘、献战功、献俘虏、献珍宝，所列举的事情非常宏大；如果不是这样，何必每件事都从学校中引出呢？
孟子说：“学校是夏、商、周三代共有的。”荀子说：“设立大学，建立庠序来引导百姓。”都没有提到“泮宫”，难道荀子、孟子不知道诸侯学校的名称吗？
鲁人赵士能说：“《泮水》不是歌颂僖公的诗，其中多处提到讨伐淮夷，查考《尚书》，伯禽曾经征讨淮夷、徐戎，《小序》说是歌颂僖公，这也是错误的。又参照《閟宫》，诗中说‘鲁侯’是指伯禽，说‘鲁公’是指僖公，《泮水》中说‘鲁侯’，只应当是歌颂伯禽的诗。”
《春秋》记载：僖公十六年冬天，鲁公在淮地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左传》说：“在淮地会合，是为了谋划鄫国，并且向东扩张。”十七年九月，鲁公从淮地回来。《左传》说：“在淮地会合，鲁公有诸侯间的事务，没有回去就攻取了项国，齐国人认为这是讨伐的对象而扣留了鲁公。”秋天，声姜因为鲁公的缘故，在卞地会合齐侯。九月，鲁公回来。《春秋》记载：“从卞地回来。”还留有诸侯间的事务，并且对此加以避讳。
赵鹏飞说：“淮夷，就是现在的临淮，东边与鲁国相邻，西边逼近宋国，与徐国有疆界交错。先前徐国被楚国打败，齐国救援不及。齐国害怕淮夷引诱徐国成为鲁国、宋国的祸患，所以举行军事演习，会合诸侯在淮地展示兵力，并没有实际的讨伐战功。那么这是齐桓公晚年可怜之举。僖公不过是参与预防，而鲁国人却借用来歌颂僖公，为什么呢？在淮地会合时，鲁公尚且被扣留；第二年夫人前往会合，鲁公才得以返回。而诗中说的‘既克淮夷’，究竟是谁的战功呢？”赵士能的说法似乎可以信赖。
鲁国的泮宫，汉代儒者认为是学校。看《菁菁者莪》的序言说乐于培育人才，而诗中叙述教养的盛况，中阿、中陵，谁不知道是培育人才的地方。只有《泮水》的序言只说歌颂僖公能够修缮泮宫，而诗中说到无论大小官员都跟随公侯出征，这是征伐之事；说到顺着长道，屈服群丑，这是克敌的战功；说到淮夷归服，已经攻克淮夷，淮夷最终被俘获，这是歌颂淮夷的归服。如果说是在学中接受成命，献首级、献俘虏是可以的，但在这里接受珍宝、象牙、大象牙齿、大量贿赂、南方黄金等全部聚集，又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说：“济济多士，克广徳心”，这是在泮宫中的士人，但不说教养的功劳，而接着说“桓桓于征，狄彼东南”，不过是跟随出征的贤人多，又是怎么回事呢？又说：“载色载笑，匪怒伊教”，这是公侯设立教化，但不说教化遍及群才，而先说他的马匹高大，声音嘹亮，不过是宴饮游乐的和谐快乐，又是怎么回事呢？综合序言和诗歌，起初并没有培育人才的说法。
查考《通典》说：“鲁郡就是古代的鲁国，郡中有泗水县，泮水发源于此。”然后才知道泮是鲁国的水名，僖公在上面建造宫殿。《诗经》说“翩彼飞鹗，集于泮林”，林，是林木聚集的地方。如果把泮水解释为半水，那么泮林也解释为半林吗？泮是地名，与楚国的渚宫、晋国的虒祁宫没有不同。
泮，是诸侯举行乡射礼的宫殿；辟雍，是天子举行乡饮酒礼的地方。
鲁国人将要祭祀上帝，必定先祭祀頖宫，这是表明相见有逐渐积累的意义。祭祀上帝，是指祭天。必定先在頖宫之中，告祭后稷，告知将要配享天帝。这是先告祭地位低的，然后祭祀地位尊贵的。据此也不是说学校的事情。
《白虎通》说：“辟廱外圆内方，表明德行应当圆融，行为应当方正。”蔡邕《明堂论》说：“辟廱外圆内方，比拟王者动作效法天地；水流环绕四周，比喻德行广布四海。”不知道泮水象征诸侯，行为不应当方正，德行不应当广布吗？他们解释辟廱虽然明白，但对于泮水则有所阻碍。
《诗经》中说到“乐辟廱”，《毛传》说：“水流环绕山丘像辟，叫做辟廱。”用来节制观看的人。庄子谈到历代的乐名，黄帝、尧、舜、禹、汤、武王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间说周文王有辟廱。
，是以辟廱为天子学，亦非也。诗言「于论鼓钟，于乐辟廱」，又云「镐京辟廱，无思不服」，亦无养才之意。庄子去古未逺，必有传授【鼠璞】
译因此，认为辟雍是天子的学校，也是不对的。《诗经》说“在辟雍中议论鼓钟，在辟雍中奏乐”，又说“镐京的辟雍，没有谁不心服”，也没有培养人才的意思。庄子距离古代并不遥远，必定有所传授。
胡致堂云：「灵台诗所谓『于乐辟廱』，辟，君也；廱，和也。文王有声所谓『镐京辟廱』，义亦若此。且灵台之诗叙台池苑囿与民同乐，故以蒙瞍奏公终之，胡为勦入学校之可乐，与钟鼓谐韵而成文哉？文王有声止于继伐功，作丰邑，筑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师，亦于学校无预。上章曰『皇王维辟』，下章曰『镐京辟廱』，则知辟之为君无疑也。泮水诗言鲁侯戾止，且曰于迈，固疑非在国都之中。且诗意主于服淮夷，故献馘、献囚、出师征伐皆于泮宫，乌知泮宫之为学校也？」
艳妻扇方处
小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毛传曰：「艳妻，褒姒也【集传因之】
笺曰：「当为刺厉王。」《正月》恶褒姒，防周。此篇疾艳妻扇方处，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非此篇之所云畨也。
中候摘雒贰》曰：「昌受符，厉倡嬖期，十之世，权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贤，山崩水溃，纳小人家伯，罔主异载震。」言「昌受符」为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数之，至厉王，除文王为十世也。剡、艳古今字耳，以剡对姬，知其为姓，以此知非褒姒也。剡与家伯，与此篇事同。山崩水溃，即此篇「百川沸腾，山冢崒崩」是也【疏】
孙毓评曰：「褒姒，龙齝之妖所生，褒人养而献之，无有私党。皇父以下，七子之亲。又《尚书纬》谓厉王之妇，不斥褒姒。又《雨无正》有『宗周既灭』之言。若是幽王既为犬戎所杀，则无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谓之既灭。」郑笺皆谓厉王流于彘之后，于义为安。
春秋
春王正月
汉章帝元和二年，旱。贾宗等以为断狱不尽三冬，故隂气微弱，阳气发泄，以致旱。议下公卿。陈宠奏曰：「冬至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之应。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若以此时行刑，则殷、周嵗首皆当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帝纳之，遂以冬初十月断狱报重【本传】
定王使单襄公聘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火朝觌矣，道茀不可行也，川无舟梁。归谓王曰：「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今陈废先王之教，其能久乎【国语】
冬十有二月，螽【哀十二十三年】季康子问于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犹有螽，何也？」对曰：「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厯过也。」康子曰：「所失者几月也？」曰：「于夏十月，火既没矣。今火见，再失闰也【家语】
孟子：「徒杠、舆梁，正此月。」数谓周不改时与月，然耶？
左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昭子曰：「当夏四月，谓之孟夏。」冬，有星孛于大辰。申须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
此《月数》本传自明，而説者纷纷，何耶？
春王正月，胡传谓以夏时冠周月，而引顔渊问为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时为证。夫孔子之答顔渊也，以议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礼乐，无不可者，葢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鲁国纪事之书也。纪事而用夏正，则其所纪者夏事与？周事与？用前代之正朔以纪当代之事，则不可以成文；改当代之正朔以纪当代之事，则不可以成史。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为之，以为国史，将为私言乎？将为公言乎？且左传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则正月安得日南至也【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成公元年经书二月无氷，使用夏正，则二月惊蛰，舟楫既通矣，何以书无氷也【桓十四年正月书无氷，襄二十八年书春无氷】秋大水无麦苗【庄七】夏正之秋安得有麦也？十月殒霜杀菽【定元】夏正十月安得有菽？冬十月雨雪【桓八】冬大雨雪【僖十】夏正之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为灾也？诸若此者，其理自明，断非夏正无疑也【春秋正旨》赵访、陈定宇説
译胡致堂说：“《灵台》诗中所谓的‘于乐辟廱’，‘辟’指君主；‘廱’指和谐。《文王有声》中所谓的‘镐京辟廱’，意义也是如此。况且《灵台》这首诗叙述的是台池苑囿与百姓同乐，所以以蒙瞍演奏乐曲作为结束，怎么会牵强地附会成学校的欢乐，与钟鼓和谐韵律而写成文章呢？《文王有声》只讲到继承征伐的功业，建造丰邑，修筑城池，建立城墙以成就京师，也与学校无关。上一章说‘皇王维辟’，下一章说‘镐京辟廱’，由此可知‘辟’作为君主是毫无疑问的。《泮水》诗中说鲁侯来到，并且说‘于迈’，本来就怀疑不是在国都之中。况且诗意主要在于平定淮夷，所以献首级、献俘虏、出兵征伐都在泮宫，哪里知道泮宫就是学校呢？”
艳妻煽动方处
《小序》说：“《十月之交》，是大夫讽刺周幽王的。”《毛传》说：“艳妻，就是褒姒。”【《集传》沿袭此说】
《郑笺》说：“应当是讽刺周厉王。”《正月》篇厌恶褒姒，防范周朝。这篇痛恨艳妻煽动方处，幽王时的司徒是郑桓公，不是本篇所说的番。
《中候摘雒贰》说：“昌接受符命，厉王宠幸嬖妾的时期，第十代，权柄在宰相手中。”又说：“剡氏匹配姬姓，以此放逐贤人，山崩水溃，接纳小人家伯，没有主事者异象震动。”说“昌接受符命”是王命的开始，随即说“第十代”，从文王算起，到厉王，除去文王正好是十代。剡、艳是古今字，用剡对应姬，知道它是姓氏，由此知道不是褒姒。剡与家伯，与本篇的事情相同。山崩水溃，就是本篇中的“百川沸腾，山冢崒崩”【疏】
孙毓评论说：“褒姒，是龙漦的妖孽所生，褒人抚养后献给周王，没有私党。皇父以下，是七子的亲属。又《尚书纬》说是厉王的妻子，不斥责褒姒。又《雨无正》有‘宗周既灭’的话。如果是幽王已经被犬戎杀死，就没有什么可讽刺的；如果王还活着，就不能说已经灭亡。”郑玄的笺注都说是厉王流放到彘之后，在义理上更为妥当。
春秋
春王正月
汉章帝元和二年，大旱。贾宗等人认为断狱没有在三冬结束，所以阴气微弱，阳气发泄，导致干旱。议论下达给公卿。陈宠上奏说：“冬至阳气开始萌芽，所以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的感应。天以此为正月，周朝以此为春季。十二月阳气向上通达，野鸡鸣叫，母鸡孵卵。地以此为正月，殷朝以此为春季。十三月阳气已经到达，冬眠的虫子开始活动。人以此为正月，夏朝以此为春季。三微成为显著，以贯通三统。如果在这个时候行刑，那么殷、周的岁首都应当流血，不合人心，不考察天意。”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就在冬初十月断狱上报重罪【本传】
定王派单襄公出使宋国，于是借道陈国以出使楚国。大火星早晨已经出现了，道路杂草丛生不可通行，河流没有船只桥梁。回来对定王说：“先王的教导说：‘雨停后清除道路，水干后建成桥梁。’所以《夏令》说：‘九月清除道路，十月建成桥梁。’现在陈国废弃先王的教导，它能长久吗？”【国语】
冬十二月，螽【哀公二十三年】季康子问孔子说：“现在是周历十二月，夏历十月，还有螽，为什么呢？”孔子回答说：“大火星隐没后冬眠的虫子就全部蛰伏了。现在大火星还在西方流动，是掌管历法的人过失。”康子说：“相差几个月呢？”孔子说：“在夏历十月，大火星已经隐没了。现在大火星出现，是再次丢失闰月了。”【家语】
孟子说：“徒杠、舆梁，正当这个月。”数说周朝不改变时与月，是这样吗？
《左传》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发生日食。昭子说：“相当于夏历四月，称为孟夏。”冬天，有大星出现在大辰。申须说：“大火星在夏历为三月，在商历为四月，在周历为五月。”
这《月数》本传自明，而解说者纷纷，为什么呢？
春王正月，胡传认为用夏历冠于周历之上，而引用颜渊问为邦，孔子回答以行夏之时作为证据。孔子回答颜渊，是为了议论道义以立法，所以斟酌四代礼乐，没有不可以的，大概是孔子的私言。《春秋》，是鲁国记载史事的书。记载史事而用夏正，那么所记载的是夏朝的事呢？还是周朝的事呢？用前代的正朔来记载当代的事，就不能成文；改当代的正朔来记载当代的事，就不能成史。孔子的事，没有比《春秋》更大的；《春秋》的事，没有比正朔更大的。却任意而为，作为国史，将是私言呢？还是公言呢？况且《左传》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如果使用夏正，那么正月怎么会有日南至呢【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成公元年经书二月无冰，如果使用夏正，那么二月惊蛰，船只已经通航了，为什么记载无冰呢【桓公十四年正月记载无冰，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春无冰】秋天大水无麦苗【庄公七年】夏正的秋天怎么会有麦子呢？十月陨霜杀菽【定公元年】夏正的十月怎么会有菽呢？冬十月雨雪【桓公八年】冬大雨雪【僖公十年】夏正的冬天，正是雨雪的时节，而为什么作为灾异呢？诸如此类，其理自明，断然不是夏正无疑【《春秋正旨》赵访、陈定宇说】
稍同】
桓十四年春正月无氷，胡传云：「仲冬之月燠而无氷，则政治纵弛，不明之所致也，故书于册。」此用夏正耶？
译稍同】
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没有结冰，胡传说：“仲冬之月温暖而没有结冰，这是政治松弛、昏庸不明所导致的，所以记载在史册上。”这是使用夏历吗？
庄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此周之四月也，当夏正建卯之月，则改时改月甚明【赵访《春秋师説】胡传止云不闻诸侯相防观社，不明言社为何时事。张敷言云：「诸儒之论各执所见，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则没而不书，主不改者遇改月之义则讳而不録，信矣。」
公子益师卒
公子益师卒，不书日，程子以为因旧史，是矣。而传曰：「日之书否，恩数有厚薄也。」及考文公而上一百一十四年，书日百有七十次；宣公而下一百二十八年，书日二百二十次。年数畧同，而日数近倍，则前卒者何恩之薄，而后卒者何恩之厚乎【郊亭偶见】
夫事或时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时月而又日之，旧史之文也。二百年后而孔子脩《春秋》，使直欲书日以谨恶，而史或阙之，则何以补之哉【林少颖《春秋説】
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隠元】十有一月，夫人风氏薨【文四】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王使召伯来防葬【文五】
胡传曰：「前赗仲子，则名冢宰；后葬成风，王不称天，其法严矣。」夫圣人立言，取诸大义，或曰王，或曰天王，无异同也。夫以天子之尊而防葬诸侯之妾，是冠履倒置，纪法扫地甚矣。只据事直书，所贬自见，固不在乎王之天与不天也。且仲子事与成风同，于成风书曰「王使召伯来防葬」，于仲子书曰「天王使宰咺来归赗」，在此则王不称天而召伯称爵，岂其罪在王不在伯欤？在彼则王称天而宰咺称名，岂其罪在宰不在王欤？且狩于河阳，是何理也，而称天王？使毛伯来锡命，使家父来求车，是何理也，而皆称天王？又毛伯以爵，家父以字，抑又何欤？故知《春秋》之大旨，固自有在，非惟不系乎王之天与不天，而或书名或书字，亦非必有意于其间也。二百四十余年，王朝列国诸臣，其名其字，安得必可攷知？或亦据鲁史旧文书之耳【正防】
有年【桓三】大有年【宣十六】
胡传》曰：「二公获罪于天，宜得水旱凶灾之谴，今乃有年，则是反常也，故以为异。」又曰：「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书之则为祥，仲尼笔之则为异，此言外微旨也。」
谷梁曰：「五谷皆熟为有年。」公羊曰：「以喜书也。」或曰：「记异。」愚恐求之过也。谓桓不当有年，为异而书，则螽与大水、无氷，皆当为桓之常，又何为书？《春秋》岂専记人之凶荒，而不幸人之丰熟哉？各书其实尔【日钞】
戴岷隠曰：「其书大者，喜之甚也。」按宣公六年螽、七年旱、十年水、十三年螽、十五年螽，连年防荒，今忽大有年，圣人云胡不为之喜？世儒反以为讥贬者，何忍也【日钞】夫祥则书之为祥，异则书之为异，乃直笔也。今既书有年、大有年矣，而意则以为记异，圣人固不若是之诡也。胡氏之説曰：「有年、大有年，先儒説经者多列于瑞庆之门，至程氏发明奥旨，然后以为记异。」信斯言也，则所谓水旱凶灾者，君当之欤？民当之欤？年虽大杀，何艰于君，而民则流殍且相食矣！天诚有意诛罚无道，乃降水旱凶灾之谴，而使无辜之百姓当之，亦非所以为天矣。而况其理实有非人所能测识者乎？春秋书祥异，不书事应，而后儒必以事应符合之，葢非惟无以得圣人大公之旨，而又徒以启人君矫诬之心。故知不足取信，而徒以滋惑矣【正旨】
齐小白入于齐【庄九】
胡传云：「左氏书子纠。」二传曰：「伐齐纳纠。」君子以《公》、《谷》为正。纠不书子，明纠不当立；以小白系之齐，明小白宜有齐也。襄公见弑，纠与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纠弟也，又未尝为世子。按《谷梁》曰：「大夫出奔，反以好曰归，以恶曰入。」齐公孙无知弑襄公，公子纠、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齐人弑无知，迎公子纠。小白不让公子纠先入，又杀之于鲁，故书曰：「齐小白入于齐」，恶之也。《公羊》曰：「其言入何？簒词也。其称子纠何？贵也。其贵奈何？宜为君者也。」据此，则两家所以论纠、小白者何如也？孰兄孰弟也？而胡
译庄公二十三年夏，鲁庄公前往齐国观看祭祀土地神，这是周历的四月，相当于夏历建卯之月，那么改换时节和月份是非常明显的【赵访《春秋师説》】。胡安国的《春秋传》只是说，没听说过诸侯互相防备观看社祭，没有明确说明社祭是哪个月的事。张敷言说：“各位儒者的议论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主张改月的人遇到不改月的记载就忽略不写，主张不改月的人遇到改月的义理就避讳不录，确实如此。”
公子益师去世。公子益师去世，史书没有记载具体日期，程颐认为是沿用了旧史的记载，这是对的。而《春秋传》说：“是否记载日期，恩情的厚薄有所不同。”等到考察文公以前的一百一十四年，记载日期的有一百七十次；宣公以后的一百二十八年，记载日期的有二百二十次。年数大致相同，而日数将近一倍，那么以前去世的人为什么恩情这么薄，而后去世的人为什么恩情这么厚呢【郊亭偶见】
事情有时只记季节而不记月份，有时只记月份而不记日期，有时既记季节月份又记日期，这是旧史的体例。两百年后孔子修订《春秋》，如果真想通过记载日期来谨慎地表示厌恶，而史官却缺失了记载，那又怎么补充呢【林少颖《春秋説》】
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隐公元年】十一年，夫人风氏去世【文公四年】春天，周历正月，周王派荣叔来送含玉和助丧财物。三月辛亥，安葬我国的小君成风。周王派召伯来协助葬礼【文公五年】
胡安国的《春秋传》说：“以前助丧仲子，就称名冢宰；后来安葬成风，周王不称天王，其法度严厉了。”圣人立言，取法于大义，有时称王，有时称天王，没有区别。凭借天子的尊贵身份去协助诸侯妾室的葬礼，这是冠履倒置，纪纲法度扫地以尽了。只是据事直书，贬斥之意自然显现，本来不在于周王称不称天王。况且仲子的事与成风相同，在成风处记载说“周王派召伯来协助葬礼”，在仲子处记载说“周天王派宰咺来送助丧财物”，在这里周王不称天王而召伯称爵位，难道罪责在周王而不在召伯吗？在那里周王称天王而宰咺称名，难道罪责在宰咺而不在周王吗？况且在河阳狩猎，是什么道理，却称周天王？派毛伯来赐命，派家父来求车，是什么道理，都称周天王？又毛伯称爵位，家父称字，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所以知道《春秋》的大旨，本来自有其所在，不仅不取决于周王称不称天王，而且有时称名有时称字，也未必有意在其中。二百四十多年，周王朝和列国的各位大臣，他们的名和字，怎么能一定可以考证得知？或许也是依据鲁国史官的旧文记载罢了【正旨】
有丰收【桓公三年】大有丰收【宣公十六年】
胡安国的《春秋传》说：“两位君主获罪于天，理应遭受水旱凶灾的谴责，现在却丰收，这是反常，所以认为是怪异。”又说：“有年、大有年是一样的，古史记载它作为祥瑞，孔子笔削它作为怪异，这是言外微妙的旨意。”
《谷梁传》说：“五谷都成熟叫有年。”《公羊传》说：“因为喜悦而记载。”有人说：“记载怪异。”我恐怕是追求过度了。说桓公不应当丰收，作为怪异而记载，那么蝗灾和大水、无冰，都应当是桓公的常事，又为什么记载呢？《春秋》难道专门记载人的凶荒，而不幸人的丰熟吗？各自记载其实情罢了【日钞】
戴岷隠说：“记载‘大’字，是喜悦得很。”考察宣公六年蝗灾、七年旱灾、十年水灾、十三年蝗灾、十五年蝗灾，连年灾荒，现在忽然大有丰收，圣人怎么会不为此喜悦？世俗儒者反而认为是讥讽贬斥，多么残忍【日钞】。祥瑞就记载为祥瑞，怪异就记载为怪异，这是直笔。现在既然记载了有年、大有年，而心意却认为是记载怪异，圣人本来不是这样诡诈的。胡氏的说法说：“有年、大有年，先儒解说经义的多列在瑞庆一类，直到程氏发明奥旨，然后认为是记载怪异。”相信这话，那么所谓水旱凶灾，是君主承受呢？还是百姓承受呢？年岁虽然大减，对君主有什么艰难，而百姓却流离饿死甚至相食！上天如果有意诛罚无道，就降下水旱凶灾的谴责，却让无辜的百姓承受，也不是上天的做法。况且其道理实在有非人力所能测知的。《春秋》记载祥瑞怪异，不记载事应，而后儒一定要用事应来符合它，这不仅无法得到圣人大公的旨意，而且徒然开启人君矫饰诬妄的心。所以知道不值得采信，而徒然增加迷惑罢了【正旨】
齐小白进入齐国【庄公九年】
胡安国的《春秋传》说：“《左传》记载子纠。”《公羊》《谷梁》两传说：“伐齐纳纠。”君子以《公羊》《谷梁》为正。纠不称子，明确纠不应当立为国君；把小白系于齐，明确小白适宜拥有齐国。襄公被杀，纠和小白都以庶子身份出奔，而纠是弟弟，又未曾做过世子。按《谷梁传》说：“大夫出奔，回来以好意说归，以恶意说入。”齐公孙无知杀了襄公，公子纠、公子小白不能保全，出逃。齐人杀了无知，迎接公子纠。小白不让公子纠先进入，又在鲁国杀了他，所以记载说：“齐小白入于齐”，厌恶他。《公羊传》说：“说‘入’是什么意思？是篡位的词。称子纠是什么意思？是尊贵。怎么尊贵？是适宜做君主的人。”据此，那么两家议论纠、小白的情况如何？谁是哥哥谁是弟弟？而胡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庄二十一】
文姜之恶极矣，春秋终始以夫人之礼书之。然则孰谓春秋夺人之爵，或至贬及天王哉？亦实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耳【日钞】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庄二十二】
书文姜之葬如此，然则孰谓不书葬者为贬哉【日钞】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僖元】
胡传》曰：不称姓者，杀于齐；不去氏者，受于鲁【公、谷稍同】木讷云：「齐杀之，鲁诛之也。不书姜，阙文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僖二】
春秋》书哀姜，终之以礼如此，则上文「姜氏」偶阙「姜」字，而指以为贬者，亦过矣【日钞】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成八年】
临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葢一人之通称【胡传】秦山孙复云：「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称，亦非有异义。」
齐人来归郓、讙、▯隂田【定十】
郓、齐所取以居昭公者，讙，阳虎所挟以入齐者，▯隂，则▯山之隂也。三田皆鲁之有，而齐所侵，齐既与鲁平而归之也。左氏谓孔子却莱夷所致。叶石林云：「夹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所不为，而谓孔子为之乎【日钞】
夹谷之防侵田来归，夫子时虽与防，然鲁国事也，固鲁史之所当书者。胡氏以为夫子自序其绩，圣人防人物于一身，万象异形而同体；通古今于一息，百王异世而同神。且曰：「以天自处，而亦何嫌？」呜呼！圣人之心尔耶？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哀】
春秋》何以终获麟？适终也。仲尼以哀公十一年自衞反鲁，而后述成旧章，犹有《诗》、《书》、《礼》、《乐》之事，《春秋》其后及者也。于是鲁史之记适至获麟尔，仲尼取而述之，逾一年而卒，故于获麟之后不及他事焉【郑夹漈《春秋解】
西狩获麟，或云感麟而作，故文止于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为瑞应。夫《春秋》立百王之大法，拨乱世反之正，是万代之纲常也，而何与于麟？若云感麟而作，则使麟终不出，《春秋》不作与？使麟出于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间，《春秋》固遂止此与？若曰文成而麟至，以为瑞应，则安知麟之所出端为已与？且后世亦每有麟焉，岂亦皆圣经之应与？其终于获麟者，是时孔子年已七十一矣，越嵗而孔子没，则鲁史之脩宜止于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即直书之而已，固非取义于麟也。圣人不语怪神，夫岂以茫昧不可知者而符已之事，为若是诞乎？且麟一兽耳，与人理无与，亦何足为圣经轻重也？后人不知重圣人，而以圣人借重于麟；不知重圣人之《春秋》，而以《春秋》借重于麟，至亦惑矣。故谓经感于麟，是圣人经世之书乃因一物而起，何视经之浅也！谓麟应于经，是术家者流幻妄之説，何诬经之深也！其曰「反袂拭面，曰『吾道穷矣』」者，此又诬圣人之甚者也。夫圣人乐天知命而不忧者也，且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岂必俟获麟始知而泣乎【正防】
左传非丘明
左丘明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焚书之后，学者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以为丘明。且《左传》、《国语》之体不伦，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为也【□助辨疑】
万见春镇云：「古者天子建徳，因生赐姓，岂止一丘明姓左哉？衞有胥靡逃之魏，衞君请以左氏易之，韩非《内储説》着左氏，衞之都邑。若以邑为姓，则后之子孙皆可得姓，不止丘明可姓也。」扬雄曰：「左氏品藻。」司马迁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独刘歆《七畧》断然曰：「左丘明与圣人好恶同，亲受经于仲尼而作传。」其后诸儒从而和之，至杜预集其説注《春秋》，遂锢不可解，所谓乘虚袭伪而不反者也。尝以传语考之，左氏端为战国时人。当战国时，齐有邹衍，著书推五徳之运，以符应为验。而昭九年传云：「陈，水属也；水，火配也。」而楚所相。哀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凢此等语，皆与邹子同意。《周官》保章氏虽以星土辨九州土地，然不言某国为某星。自三家分晋之后，堪舆书出，十二次之説行，始有燕为木、赵
译秋季七月戊戌日，夫人姜氏去世【庄公二十一年】
文姜的罪恶已经极深重了，《春秋》始终按照夫人的礼仪来记载她。既然如此，谁又说《春秋》剥夺人的爵位，甚至贬低到天王呢？不过是如实记载事实，善恶自然显现罢了【日钞】
癸丑日，安葬我国的小君文姜【庄公二十二年】
记载文姜的安葬如此，既然如此，谁说不记载安葬就是贬斥呢【日钞】
鲁僖公元年十二月丁巳日，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运回【僖公元年】
《胡传》说：不称姓，是因为她被齐国所杀；不除去氏，是因为她受命于鲁国【《公羊传》、《谷梁传》稍同】木讷说：“齐国杀了她，鲁国诛讨了她。不写姜，是文字缺失。”
鲁僖公二年夏季五月辛巳日，安葬我国的小君哀姜【僖公二年】
《春秋》记载哀姜，最终按照礼仪如此记载，那么上文“姜氏”偶然缺失“姜”字，而认为这是贬斥的，也太过分了【日钞】
鲁成公八年秋季七月，天子派遣召伯来赐予鲁公命令【成公八年】
面对诸侯称为天王，统治天下称为天子，大概是一人的通称【胡传】秦山孙复说：“天王、天子，是君王的通称，也没有不同的含义。”
鲁定公十年，齐国人归还郓、讙、龟阴田地【定公十年】
郓，是齐国夺取用来安置昭公的地方；讙，是阳虎挟持进入齐国的地方；龟阴，则是龟山的北面。这三块田地都是鲁国所有，而被齐国侵占，齐国既然与鲁国讲和就归还了。《左传》认为是孔子拒绝莱夷所致。叶石林说：“夹谷之事，是匹夫之勇，智者所不为，而说孔子做了吗【日钞】
夹谷防止侵田被归还，夫子当时虽然参与了防止，但这是鲁国的事，本来也是鲁国史官应当记载的。胡氏认为这是夫子自述其功绩，圣人防止人物于一身，万象异形而同体；贯通古今于一息，百王异世而同神。并且说：“以天自处，又有什么嫌疑呢？”唉！圣人之心是这样的吗？
鲁哀公十四年春季，在西郊狩猎获得麒麟【哀公】
《春秋》为什么终于获麟？是恰好结束。仲尼在哀公十一年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述成旧章，还有《诗》、《书》、《礼》、《乐》之事，《春秋》是其后及的。于是鲁国史官的记载恰好到获麟，仲尼取而述之，过了一年就去世了，所以在获麟之后不及其他事了【郑夹漈《春秋解》】
西郊狩猎获得麒麟，有人说感麟而作，所以文字止于所起；有人说文成而麟至，以为瑞应。《春秋》确立百王的大法，拨乱反正，是万代的纲常，而与麒麟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感麟而作，那么如果麒麟始终不出，《春秋》就不作吗？如果麒麟出于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间，《春秋》就停止于此吗？如果说文成而麟至，以为瑞应，那么怎么知道麒麟的出现正是为了自己？而且后世也常有麒麟，难道也都是圣经的瑞应吗？终于获麟，是因为这时孔子年龄已经七十一岁了，过了一年孔子去世，那么鲁国史官的修撰应当停止于此。麒麟是非常有的东西，有就直书而已，本来不是取义于麒麟。圣人不语怪神，难道会以茫昧不可知的事物来符合自己的事，如此荒诞吗？而且麒麟只是一兽，与人理无关，也何足为圣经轻重？后人不知重圣人，而以圣人借重于麒麟；不知重圣人的《春秋》，而以《春秋》借重于麒麟，甚至迷惑了。所以说经感于麟，是圣人经世之书因一物而起，何视经之浅也！说麟应于经，是术家者流幻妄之说，何诬经之深也！说“反袂拭面，曰‘吾道穷矣’”，这又是诬圣人之甚者也。圣人乐天知命而不忧，且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岂必俟获麟始知而泣乎【正防】
左传非丘明
左丘明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焚书之后，学者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以为丘明。而且《左传》、《国语》之体不伦，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为也【□助辨疑】
万见春镇说：“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赐姓，岂止一丘明姓左哉？卫有胥靡逃之魏，卫君请以左氏易之，韩非《内储说》着左氏，卫之都邑。若以邑为姓，则后之子孙皆可得姓，不止丘明可姓也。”扬雄说：“左氏品藻。”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独刘歆《七略》断然说：“左丘明与圣人好恶同，亲受经于仲尼而作传。”其后诸儒从而和之，至杜预集其说注《春秋》，遂锢不可解，所谓乘虚袭伪而不反者也。尝以传语考之，左氏端为战国时人。当战国时，齐有邹衍，著书推五德之运，以符应为验。而昭九年传云：“陈，水属也；水，火配也。”而楚所相。哀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凡此等语，皆与邹子同意。《周官》保章氏虽以星土辨九州土地，然不言某国为某星。自三家分晋之后，堪舆书出，十二次之说行，始有燕为木、赵
为火、梁齐为▯枵、衞为豕韦、呉越为星纪等説。而昭十一年传云：「今嵗在豕韦，嵗及大梁。」襄二十八年传云：「嵗在星纪，而淫于▯枵。」凢此等语，皆与堪舆书合。酎酒之名起周末，而传叙郑人对晋曰：「寡人以朝见于尝酎。」秦惠王十二年初腊，传叙宫之竒之言曰：「虞不腊矣。」秦孝公时，商鞅始立赏级爵，曰不更，曰庶长。而传云：「秦败绩，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帅师及晋战于栎。」如此数者，皆出春秋后，而左氏之传其为战国时人可知矣。又子不语怪力乱神，使丘明果受经于仲尼而作传，必当达圣人之旨，何公子彭生之为豕、太子申生之请帝、伯有之厉、实沈台骀之为祟、鲧化黄熊、石言于晋、内蛇外蛇、新鬼故鬼、鸟鸣亳社、神降于莘等説累累书之？是足信左氏非受经丘明，明矣【兰丛识遗】
译关于火宿对应梁地、齐地对应〇枵宿、卫国对应豕韦、吴越对应星纪等说法。而《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今年岁星在豕韦，岁星将到达大梁。”襄公二十八年记载：“岁星在星纪，却越界到了〇枵宿。”所有这些话语，都与堪舆书籍相吻合。酎酒这个名称兴起于周末，而《左传》叙述郑国人对晋国说：“寡人因朝见而参加尝酎之礼。”秦惠王十二年刚举行腊祭，而《左传》叙述宫之奇的话说：“虞国将不再举行腊祭了。”秦孝公时期，商鞅才开始设立赏赐等级的爵位，称为不更、庶长。而《左传》却说：“秦军大败，俘获了不更女父。”又说：“秦国庶长鲍率领军队与晋军在栎地交战。”像这几种情况，都出现在《春秋》之后，由此可知《左氏传》的作者应当是战国时期的人。况且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悖乱和鬼神之事，如果左丘明果真从孔子那里接受经义而作传，必定会通达圣人的旨意，为何将公子彭生化为豕、太子申生请命于帝、伯有作祟、实沈台骀作怪、鲧化为黄熊、晋国石头说话、内蛇外蛇、新鬼故鬼、亳社鸟鸣、神降于莘等说法屡屡记载？这足以让人相信左氏并非受经于丘明，这是显而易见的【兰丛识遗】
王介甫疑《左氏》为六国时人者十一事【困学纪闻】
左传》云：「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杜预曰：「《史记》：晋懿公之四年、鲁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帅韩、魏围赵襄子于晋阳。韩、魏反与赵氏谋杀知伯于晋阳之下，在春秋后二十七年。」陈氏曰：「丘明不应年少后亡如此，故或疑非孔子所称左丘明，别自是一人为史官者【通考】
礼记
太上贵徳其次务施报
太上，致极之称，犹言大备全徳之人也。全徳之人，自得而已，夺之不以为损，予之不以为益，爱之不自以为仁，利之不自以为义，所谓不知有之者也。其次，夺之知损，予之知益，爱之为仁，利之为义，所谓亲之誉之者也。故施则必报，是以不可无礼也。自《礼记》、《左氏》、《老子》，凡所言太上者皆若此，系其人不系其时【七经小传】
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
娶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卜之者，乃恐同姓也。注曰：「卜其吉凶」，岂本文意乎【郊亭偶见】
舜葬于苍梧之野，葢三妃未之从也【檀弓】
舜葬苍梧，三妃未从，未祔之葬也，谓祔葬自周公始。然舜卒于鸣条，苍梧时在要荒之外，事未必然。尧妻舜二女，三妃亦无所考【胡氏】三妃见《帝王世纪》，恐附防。」
孟春鸿鴈来
郑注今《月令》「鸿」皆为「候」。《吕览》「候鴈北」，髙诱注：「候时之鴈，从彭蠡来，北过北极之沙漠也。」方春，非鴈来之时。
仲春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
吕览》曰：「入舞舍采。」注：「命乐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学宫习舞也。舍犹置也。初入学宫，必礼先师，置采帛于前，以贽神也。」《周礼》：「春入学舍采合舞，秋讼学舍声，以六乐之防正舞位。」此之谓也。此云习舞释菜，郑云：「将舞必释菜于先师以礼之。」夫临祭岂方习舞？释奠岂独用菜乎？
王▯生
月令》：「立夏之后十日，王▯生。」诸儒及本草多不详识。明曰：「王▯即括楼也。括楼与土▯形状、藤叶正相类，但括楼大而土▯小耳。以其大于土▯，故以王字别之。《尔雅》诸言王者，皆此类也。今验括楼，立夏之后其苗始生，正与《月令》文合，故知先儒之説皆非也【兼明书】
吕氏春秋》：「王善生。」注云：「善或作▯，□▯也。」
仲夏毋烧灰
郑注曰：「为伤火气也。」陈氏因之。《吕览》曰：「无烧炭。」注曰：「为草木未成，不欲夭物。」夫仲夏物长，故戒伐木、烧炭，若灰则何以烧为？
季夏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郑注》云：「土疆，强防之地。」《吕览》注：「疆，界畔。」
季秋鸿鴈来宾雀入大水为蛤
吕览》髙注曰：「是月候时之鴈，从北方来，南之彭蠡。葢以为八月来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稚弱，未能及之，故于是月来，过周雒也。賔爵者，老爵也，栖宿于人堂宇之间，有似宾客，故谓之宾爵【淮南子许慎注同】
郑注》曰：「来宾，言其客止未去也。」陈曰：「候鴈以仲秋先至者为主，季秋后至者为宾。孟春鸿鴈来之，来为主乎？为宾乎？」
王制周礼
秦汉之书，多以先王遗説为本，而杂以后世烦碎为博。《王制》一篇，不过因孟子数语；《周礼》六典，不过因《周官》一书，从而增益，以广旧闻。一列于经，无敢轻议，往往而然【日钞】
周室班爵之制，孟子生于周末，其详已不可复闻。汉文帝时作《王制》，果何为而反得其详？汉衰而《周礼》出于王莽家之刘歆，又与《王制》不同，尤恐难与孟子较异同也。今诸儒之説礼者，乃欲强三者之不同以为同，回护条析，动累万言，何耶【日钞》「孟子王制下】
周礼
曲礼》：“刑不上大夫。”《家语》：冉有问“刑不上于大夫”，孔子曰：“凢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之以亷耻之节也。”其言与贾谊书同而加详焉，谊葢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条狼氏誓大夫曰鞭，恐非周公之法【困学纪闻】
刑止于五，而秋官条狼氏誓驭曰「车轘」，此春秋时尝有之
译王介甫怀疑《左传》是战国六国时期的人所作，列举了十一件事作为证据【困学纪闻】
《左传》说：“知伯贪婪而刚愎自用，所以韩、魏反而背叛他，导致他灭亡。”杜预说：“《史记》记载：晋懿公四年、鲁悼公十四年，知伯率领韩、魏围攻赵襄子于晋阳。韩、魏转而与赵氏合谋，在晋阳之下杀死了知伯，这发生在《春秋》记载结束后的二十七年。”陈氏说：“左丘明不应该如此年少且去世得如此晚，所以有人怀疑他不是孔子所称道的左丘明，而是另外一位担任史官的人【通考】
《礼记》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
太上，是达到极致的称呼，就像说具备完全德行的人。具备完全德行的人，自得其乐罢了，被剥夺不认为是损失，被给予不认为是增益，爱护别人不认为自己有仁德，有利于别人不认为自己有义举，这就是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其次一等的人，被剥夺知道是损失，被给予知道是增益，爱护别人认为是仁，有利于别人认为是义，这就是所谓“亲近他、赞誉他”的人。所以施予恩惠必定要求回报，因此不能没有礼制。从《礼记》、《左传》、《老子》来看，凡是说到“太上”的，都是这个意思，取决于其人，而不取决于其时【七经小传】
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
娶妻不娶同姓，所以买妾如果不知道她的姓氏，就要占卜。占卜的原因，是恐怕是同姓。郑玄注说：“占卜吉凶”，这难道是原文的本意吗【郊亭偶见】
舜葬于苍梧之野，大概三妃没有跟随他【檀弓】
舜葬在苍梧，三妃没有跟随，这是没有合葬的葬礼，意思是合葬是从周公开始的。然而舜死在鸣条，苍梧当时在边远荒僻之地之外，事情未必如此。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三妃也没有考证依据【胡氏】三妃见于《帝王世纪》，恐怕是附会之说。
孟春鸿雁来
郑玄注现在的《月令》中，“鸿”都当作“候”。《吕览》说“候雁北”，高诱注：“候时的雁，从彭蠡来，向北经过北极的沙漠。”正当春天，并不是雁来的时节。
仲春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
《吕览》说：“入舞舍采。”注：“命令乐官正率领卿大夫的儿子进入学宫练习舞蹈。舍，放置的意思。刚入学宫，必定要礼敬先师，把采帛放在前面，作为见神的礼物。”《周礼》说：“春天入学放置采帛合练舞蹈，秋天入学放置乐器校正舞位。”说的就是这个。这里说练习舞蹈、陈列菜蔬，郑玄说：“将要舞蹈必定在先师面前陈列菜蔬以礼敬他。”面临祭祀难道才练习舞蹈？释奠礼难道只用菜蔬吗？
王〇生
《月令》：“立夏之后十日，王〇生。”诸儒及本草大多不详细认识。明说：“王〇就是括楼。括楼与土〇形状、藤叶正相类似，只是括楼大而土〇小。因为它比土〇大，所以用‘王’字来区别。《尔雅》中凡是说‘王’的，都是这类情况。现在验证括楼，立夏之后它的苗才开始生长，正与《月令》的文字相合，所以知道先儒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兼明书】
《吕氏春秋》：“王善生。”注说：“善或作〇，□〇也。”
仲夏毋烧灰
郑玄注说：“因为伤害火气。”陈氏沿袭此说。《吕览》说：“无烧炭。”注说：“因为草木尚未长成，不想夭折万物。”仲夏万物生长，所以告诫不要伐木、烧炭，如果是灰，为什么要烧呢？
季夏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郑玄注说：“土疆，是强防之地。”《吕览》注：“疆，边界。”
季秋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
《吕览》高诱注说：“这个月候时的雁，从北方来，向南到彭蠡。大概认为八月来的，是它们的父母。它们的子女羽翼稚嫩弱小，没能赶上，所以在这个月来，经过周雒。宾爵，是老爵，栖息在人的堂屋之间，像宾客一样，所以称为宾爵【淮南子许慎注同】
郑玄注说：“来宾，是说它作为客人停留没有离去。”陈氏说：“候雁以仲秋先到的为主，季秋后到的为宾。孟春鸿雁来，来的是主呢？还是宾呢？”
王制周礼
秦汉的书籍，大多以先王的遗说为本，而掺杂后世的烦琐以显示博学。《王制》一篇，不过是依据孟子的几句话；《周礼》六典，不过是依据《周官》一书，从而增益，以扩大旧闻。一旦列入经典，无人敢轻易议论，往往如此【日钞】
周室分封爵位的制度，孟子生于周末，其详情已经无法再听闻。汉文帝时作《王制》，究竟为何反而得其详情？汉朝衰微时《周礼》出于王莽家中的刘歆，又与《王制》不同，尤其恐怕难以与孟子比较异同。现在诸儒解说礼制的，却想强行把三者的不同说成相同，回护辨析，动辄上万言，为什么呢【日钞》“孟子王制下”
周礼
《曲礼》：“刑不上大夫。”《家语》：冉有问“刑不上于大夫”，孔子说：“凡是治理君子，用礼来驾驭他的心，所以用廉耻的节操来约束他。”他的话与贾谊的书相同但更详细，贾谊大概是转述孔子的话。秋官条狼氏誓大夫曰鞭，恐怕不是周公的法度【困学纪闻】
刑罚止于五刑，而秋官条狼氏誓驭说“车轘”，这是春秋时曾经有过的
，至秦用之，岂成周之法哉【困学纪闻】
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隂谋之书【正义】
译到了秦朝采用它，这难道是成周时期的法度吗？【困学纪闻】
《周礼》兴起于汉成帝时期，由刘歆完成，而依附附会其中的内容占了一大半。所以林孝存认为，汉武帝知道《周官》是末世混乱、不可验证的书，所以作了十论七难来排斥摒弃它。何休也认为它是六国阴谋的书。【正义】
礼记》则古今议其杂，《周礼》则歆列上之时，包周、孟子、张林、硕、何休已不信为周公书；近代司马温公、胡致堂、胡五峯、苏颍濵、晁説之、洪容斋直谓作于刘歆。葢歆佐王莽，书与莽苛碎之政相表里。且汉儒林▯叙诸经各有▯授，礼独无之。或者见其详密，谓圣人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遗，不知孔子于礼多从周，使周公礼书如此精详，当不切切于▯宋求夏商遗礼，与夫逆为继周损益之辞；又自衞反鲁，删《诗》、定《书》、系《易》、作《春秋》，独不能措一辞于《周礼》？即孟子时，周室犹存，班爵之问已云不闻其详，而谓秦火之后，乃《周礼》灿然完备如此耶？兼其中言建国之制，与《书·洛诰》、《召诰》异；言封国之制，与《书·武成》及《孟子》异；书设官之制，与《书·周官》六典异。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岂有言之与行自相矛盾乎？又《左传》、《论》、《孟》皆晚周书，于《易》、《诗》、《书》多见之援引，胡俱无一语援《周礼》耶【识遗】
按孔子定《书》，周官六卿，冢宰掌▯治，统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刘歆所成《周礼》考之，太宰掌建▯之六典，夫太宰统五官之典以为治者也，岂于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则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属六十，小宰也、司防也、司书也、职内也、职歳也、职币也，是六官之所掌，▯皆期会簿书之末，俗吏掊克之所为，而非赞冢宰进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汉兴，经五伯七雄，圣道絶▯大乱之后，陈平为相，尚不肯任廷尉、内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徳相成王为太师，乃广置宫闱、猥防、衣服、饮食、技艺之官以为属，必不然矣。其末则又有夏采之官焉，専掌王崩复土者也。呜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礼官临大变，一时行之可矣，乃预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职，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属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则五卿之属可知矣，而可谓之经，与《易》、《诗》、《书》、《春秋》配乎【胡宏】
周礼》，世谓周公所作，非也。《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専门师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郑兴及其子众往师之，此书遂行。歆之处心积虑，用以济莽之恶，如五均、六筦、市官、賖货，诸所兴为，皆是也。故当其时，公孙禄既已斥歆「颠倒六经，毁师法」矣。王安石欲变乱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与《诗》、《书》均匹，以作《三经新义》。其《序畧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则安石所学所行实出于此，遂谓一部之书理财居其半，又谓「泉府凢国之财用取具焉，嵗终则防其出入而纳其余」，则非特摧兼并、救贫阨，因以足国事之财用，故虽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赋而国无乏事。其后吕嘉问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徧生灵。呜呼！二王托《周官》之名以为政，其归于祸民一也【容斋二笔】
设官之多
陈及之云：「或谓乡遂设官最冗，六乡之民不过七万五千家，今设官至万八千九百三十人，为大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亦不过十万五千家，而设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为大夫者四十人。乡遂为十五万家，官吏乃至二万三千人。十五万家之所入能几何，而足以养二万三千官吏？」吕氏曰：「总计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万夫有竒，府史胥徒不在数，虞衡迹人等亦不在数。据畿内之地，似难容许多官；畿内户口，亦难供许多官。」黄东发曰：「愚谓尽畿内之人不为民而尽为官，亦无此数。」黄氏曰：「春官之属七十，自大宗伯至职丧为一节，自大司乐至司干为一节，自太卜至御史为一节，自中车至凢以神仕者为一节
译《礼记》则自古以来人们议论它内容驳杂，《周礼》则在刘歆将其列为上经之时，包咸、郑玄、孟子、张林、马融、何休等人已不相信它是周公所作；近代司马光、胡寅、胡宏、苏轼、晁说之、洪迈直接说它是由刘歆伪造的。大概刘歆辅佐王莽，这本书与王莽苛刻琐碎的政治互为表里。况且汉代儒林传记中记载各经都有传授师承，唯独《周礼》没有。有人见其详尽周密，认为圣人每件事都有一种制度，推测它确实是周公的遗作，却不知道孔子对于礼多遵从周制，如果周公的礼书如此精详，孔子就不必急切地向宋国寻求夏、商两代的遗礼，也不必预先说出继承周制并加以损益的话；又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删定《诗经》、审定《尚书》、系连《易经》、创作《春秋》，唯独不能在《周礼》中措辞吗？即使到了孟子时代，周王室尚存，关于等级爵位的询问已经说不清详情，难道能说秦朝焚书之后，《周礼》反而如此灿烂完备吗？兼且其中论述建国制度，与《尚书·洛诰》、《召诰》不同；论述封国制度，与《尚书·武成》及《孟子》不同；记载设官制度，与《尚书·周官》六典不同。周代的制度大体出自周公，难道会有言语与行为自相矛盾的情况吗？又《左传》、《论语》、《孟子》都是晚周时期的书，对《易》、《诗》、《书》多有援引，为何都没有一句话援引《周礼》呢？
按孔子审定《尚书》，周代六卿，冢宰掌管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四海。现在用刘歆所编成的《周礼》来考察，太宰掌管建立六典，太宰是统领五官的典章来治理国家的，难道在五官之外还有治理的典章吗？那么掌管建立六典，是刘歆的妄说。太宰的属官有六十个，小宰、司防、司书、职内、职岁、职币，这六个官所掌管的，都是限期会集簿书的末节，是俗吏搜刮克扣所做的事，而不是辅佐冢宰进退百官、均衡四海治理的事。汉朝兴起，经历五霸七雄，圣道断绝、大乱之后，陈平做丞相，尚且不肯担任廷尉、内史的事务；周公继承文王武王的德行，辅佐成王做太师，却广泛设置宫闱、猥杂、衣服、饮食、技艺的官职作为属官，必定不是这样。其末尾又有夏采这个官职，专门掌管君王死后复土的事。唉！哪里会有这种不祥的人呢？礼官面临大变故，临时执行是可以的，却预先设置官职等待君王死后执行其职务，多么不祥啊！太宰的属官有六十二个，考察没有一个是完善的，那么五卿的属官就可以知道了，还能称之为经，与《易》、《诗》、《书》、《春秋》相配吗？
《周礼》，世人说是周公所作，不对。《汉书·儒林传》完全记载各经专门师承传授，唯独这一部没有传承。到了王莽时，刘歆做国师，才建立《周官经》作为《周礼》，并且设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向刘歆学习，回家后教给门徒。郑兴及其子郑众前往拜师，这本书于是流行。刘歆处心积虑，用来助长王莽的恶行，如五均、六筦、市官、赊贷，各种所兴办的事，都是这样。所以当时，公孙禄已经斥责刘歆“颠倒六经，毁坏师法”了。王安石想要变乱祖宗法度，于是尊崇他的话，甚至与《诗》、《书》同等，用来作《三经新义》。他的序言大略说：“那个人足以担任官职，那个官职足以施行法令，没有比成周时期更兴盛的了；那种法令可以施行于后世，那种文献有见于记载，没有比《周官》一书更完备的了。从周朝衰落到现在，太平的遗迹扫荡几乎殆尽，学者所见的没有完整的经典。在这个时候，想要训释并阐发它，臣知道很难。因为训释阐发的难，从而又知道立政造事追溯恢复的难。”那么王安石所学所行实际上出自于此，于是说一部书中理财占了一半，又说“泉府凡是国家的财用都从这里获取，年终则统计其出入而缴纳剩余”，那么不仅打击兼并、救济贫困，还用来满足国家的财用，所以即使有不顺从、不测之事，百姓不加赋税而国家不缺乏事务。后来吕嘉问效法他而设置市易务，由中央到地方，祸害遍及生灵。唉！两个君王借《周官》之名来施政，其归结于祸害百姓是一样的。
设官之多
陈及之说：“有人说乡遂设官最冗杂，六乡的百姓不过七万五千家，现在设官多达一万八千九百三十人，做大夫的有一百八十人；六遂的百姓也不过十万五千家，而设官却有三千九百九十八人，做大夫的有四十人。乡遂共十五万家，官吏却多达二万三千人。十五万家的收入能有多少，却足以供养二万三千官吏？”吕氏说：“总计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十多万夫，府史胥徒不在数内，虞衡迹人等也不在数内。根据畿内的土地，似乎难以容纳这么多官；畿内的户口，也难以供养这么多官。”黄东发说：“我认为即使畿内的人不为民而尽为官，也没有这个数目。”黄氏说：“春官的属官七十，自大宗伯至职丧为一节，自大司乐至司干为一节，自太卜至御史为一节，自中车至凡以神仕者为一节”
。卿大夫士总五百九十有四人，府史胥徒工又总二千五百十四人，女奚百有二十人，男巫为数，女巫为数，凢以神仕者无数。」
译卿、大夫、士总共五百九十四人，府、史、胥、徒、工又总共二千五百一十四人，女奚一百二十人，男巫有定数，女巫有定数，大凡以神职事奉的没有定数。
孔子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此四书正经也。《礼记》虽汉儒所集，而孔门之《中庸》、《大学》在焉；《乐记》等篇亦多格言。若《周礼》，未知其何如。夹漈郑氏尝谓：「《周礼》一书，详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严于职守而濶畧人主之身。」后来求其説而不得，或谓文王治岐之制，或谓成周理财之书，或谓战国隂谋之书，或谓汉儒附防之説，或谓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林孝存作《十论》、《七难》以排之，至孙处又独为之説曰：「《周礼》之作，周公居摄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几之制不与《禹贡》合。凢此皆预为之而未尝行也。」愚恐亦意之之言。按《周礼》，实汉成帝时刘歆始列之《七畧》，王莽时刘歆始奏置博士尔。《周礼》始用于王莽，大败；再用于王安石，又大败。夹漈以为用《周礼》者之过，非《周礼》之过，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效者，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轻哉！
周礼是非
周官》书列于经，几千百年矣。戾于经而列于经，此予所以不得不辨，其非所以明其是也。贾氏曰：「六经祸于秦，惟《周礼》最后出也，以始皇特恶之，故禁絶加严也。」此理不然。北宫锜问周室班爵禄之制，孟子谓诸侯恶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可闻其畧而不可闻其详。方战国时，周室犹存，诸侯强大，不禀周制，故已灭去其籍也。是周公所制之典、夫子所正之经，已不传于世也。故虽孟子博学大儒，不得闻其详，何待秦之祸而后亡？始皇禁絶之严，故后出乎？岂有时有《周礼》而孟子不见之乎？孟子且不见《周礼》，汉世焉得而有之？有之，则非周公之旧，后儒为之，章章矣。然秦汉去周未逺，使其洪儒硕学请闻《周礼》之旧，作为一书，使后知所本，又何幸耶！故虽非周公之亲笔，谓之《周礼》亦可也。今乃不然，所载之典，大抵以衰世之制为盛时之典，其背理伤教甚众。以理度之，特出于汉儒之才髙而不深于道者欤？所以不能使人尽信也。夫成周之制，语其最大者，莫若建都也，又莫若封国也，又莫若设官也。今其言皆与他经不合。言建都之制，则戾《书·洛诰》、《召诰》之旨；言封国之制，则戾《书·武成》与孟子之説；言设官之制，则戾《书·周官》之六典。此其事之最大、理之最明，而皆与古书戾，则其小者可知矣【颐齐】
封国
周礼》封国之制，先儒故有能言其非者，俗学又为之委曲求通以误后世，亦无能辨焉。夫子以大国为千乘之国，又曰：「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至孟子答北宫锜及慎子之言，与武王列土分爵之制无少差异，则大国不过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法固然也。又曰：「今滕絶长补短，将五十里也。」则孔孟非特闻武王周公之制，益亲见当时之诸侯则然，汉儒作《王制》亦同。独为《周官》书者，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与《论语》、《孟子》、《礼记》之言并异，无疑其为非也。陋儒郑氏释《王制》乃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商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封有功诸侯，大者至五百里，小者百里。」葢据《大司徒》之文。夫尧、舜、夏、商之地不过九州，攷周《职方》掌天下之图，无以过于《禹贡》之域。《禹》之疆域，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夫既穷于海，至于流沙，将何所广斥哉？借能开辟边境，取夷狄之地，亦不可増封于内，此是不然也。汉儒见周之衰弱，诸侯相侵吞灭小弱，开疆拓地，至于数百里之广，乃以为周制尔。子产曰：「古者列国一同，今大国数圻，若无侵小，何以至焉？」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者五。」又曰：「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观此则知春秋之大国非复一同也，战国时鲁乃五百里，齐乃千
译孔子删定《诗经》、编订《尚书》、推演《周易》、撰写《春秋》，这四部书是正统的经典。《礼记》虽然是汉代儒生编纂的，但其中包含了孔门弟子的《中庸》、《大学》；《乐记》等篇章也多有格言警句。至于《周礼》，不知它究竟如何。夹漈郑氏曾经说：“《周礼》一书，详细记载了周代的制度，却不及道德教化；严格规定臣下的职守，却宽泛忽略了君主自身。”后来人们寻求他的说法却不得要领，有人说它是周文王治理岐山的制度，有人说它是成周时期理财的书籍，有人说它是战国时期阴谋权术的书，有人说它是汉代儒生附会穿凿的说法，有人说它是末世渎乱不验的书籍。林孝存作《十论》、《七难》来排斥它，到了孙处又独自为它辩解，说：“《周礼》的成书，是在周公摄政之后，书成后归藏于丰邑，但实际上从未实行过。正因为没有实行，所以它关于建都的制度与《召诰》、《洛诰》不合，关于封国的制度与《武成》、《孟子》不合，关于设官的制度与《周官》不合，关于九畿的制度与《禹贡》不合。凡是这些，都是预先制定而没有实行过的。”我恐怕这也只是推测之辞。查考《周礼》，实际上是汉成帝时刘歆才将其列入《七略》，王莽时刘歆才奏请设立博士。《周礼》初次被王莽使用，结果大败；再次被王安石使用，又大败。夹漈认为这是使用《周礼》的人的过错，而不是《周礼》本身的过错，这固然不错。然而，既然没有使用而成功的先例，恐怕也不可以再轻易地拿天下作为试验场了！
周礼的是非
《周官》一书被列入经典，已经几千年了。它违背经义却被列入经典，这就是我不得不辩驳的原因，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它是正确的。贾氏说：“六经在秦朝遭受祸患，只有《周礼》最后出现，因为秦始皇特别厌恶它，所以禁止得特别严厉。”这个理由是不对的。北宫锜询问周室分封爵禄的制度，孟子说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而都销毁了它的典籍，只能听到大概而不能听到详情。在战国时期，周王室还存在，诸侯强大，不遵从周制，所以已经销毁了它的典籍。这意味着周公制定的典章、孔子校正的经典，已经不流传于世了。所以即使孟子是博学的大儒，也不能听到详情，哪里需要等到秦朝的祸患之后才灭亡呢？秦始皇禁止得严厉，所以它后来才出现吗？难道有《周礼》而孟子没有见到吗？孟子且没有见到《周礼》，汉代怎么会有它呢？如果有，那就不是周公的旧制，而是后世儒生所作，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秦汉距离周朝并不遥远，如果当时的洪儒硕学能够听到《周礼》的旧制，写成一本书，让后人知道根本，那该是多么幸运啊！所以即使不是周公的亲笔，称之为《周礼》也可以。现在却不是这样，所载的典章，大体上把衰世的制度当作盛世的典章，违背道理、伤害教化的地方很多。以道理推测，这大概是出于汉代那些才高但道不深的儒生之手吧？所以不能让人完全相信。成周时期的制度，说最大的，没有比建都更重要的，也没有比封国更重要的，也没有比设官更重要的。现在它的说法都与其他经典不合。说建都的制度，就违背《书·洛诰》、《召诰》的宗旨；说封国的制度，就违背《书·武成》与孟子的说法；说设官的制度，就违背《书·周官》的六典。这些事最大、理最明，却都与古书相悖，那么那些小的地方可想而知了【颐齐】
封国
《周礼》关于封国的制度，先儒本来就有能指出其错误的人，俗学又为之委曲求全以误导后世，也没有人能辩驳。孔子以大国为千乘之国，又说：“怎么见得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到孟子回答北宫锜及慎子的言论，与武王分封土地爵位的制度没有多少差异，那么大国的方圆不过百里，次等七十里，再次等五十里，周法本来就是这样。孟子又说：“现在滕国截长补短，将近五十里。”那么孔孟不仅听到了武王周公的制度，而且亲眼见到当时的诸侯就是这样，汉代儒生作《王制》也是如此。唯独写《周官》的人，说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与《论语》、《孟子》、《礼记》的说法完全不同，无疑它是错误的。浅陋的儒生郑氏解释《王制》却说：“武王初定天下，重新设立五等爵位，增加了子男两等，但仍然沿用商朝的土地，因为九州的边界尚且狭窄。周公致太平，扩大九州的边界，分封有功的诸侯，大的达到五百里，小的百里。”这是根据《大司徒》的文字。尧、舜、夏、商的土地不过九州，考察周朝《职方》掌管天下的地图，没有超过《禹贡》区域的。《禹贡》的疆域，东边到达大海，西边覆盖流沙，北南直达声教所及之处，既然已经穷尽于海，到达流沙，还能向哪里扩展呢？即使能开辟边境，夺取夷狄的土地，也不能在内部增加封地，这显然是不对的。汉代儒生看到周朝衰弱，诸侯相互侵吞，消灭小弱国家，开疆拓地，达到数百里的广阔，就认为是周朝的制度。子产说：“古代列国都是一同，现在大国数圻，如果不侵吞小国，怎么能达到这样？”孟子说：“周公分封给鲁国，是方圆百里的五倍。”又说：“现在海内方圆千里的有九个，齐国集合了其中一个。”看这些就知道春秋时期的大国不再是一同了，战国时期鲁国达到五百里，齐国达到千
里，此作《周官》者故以为据也。又《职方氏》曰：「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皆非古之制，不可信也。故曰：「举衰世之典，而为盛时之制，不可信也。」此类是也【艮斋文】
译里，这是撰写《周官》的人故意把它作为依据。又《职方氏》说：“方圆千里封给公爵，方圆五百里则有四位公爵，方圆四百里则有六位侯爵，方圆三百里则有七位伯爵，方圆二百里则有二十五位子爵，方圆百里则有百位男爵。”这些都不是古代的制度，不可相信。所以说：“拿衰败时代的典章，来作为兴盛时代的制度，是不可信的。”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设官
周礼》事之最大者，莫如建都、封国之制，予既辨其非古矣。至言设官，则更甚也。借谓尧舜之世事简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烦而建官多，夏商不过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过倍夏商之制，何得与夏商相去乃数万倍耶？葢彼但见成周建官之多，而不计其数乃其诞谩至此，世儒乃酷信之，不亦伤乎！王氏曰：「王畿受天下财赋，不当以财不足禄为疑。」不知官冗至此，禄之当以何术？世之陋学随人东西，未有如汉郑氏、近世王氏也。作《周礼》者，正以欺若人耳【山堂考索】
经典稽疑卷下
经典稽疑后语
汉石经遗字者，藏洛阳及长安人家，葢灵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则蔡邕小字八分书也。其后屡经迁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本数千字，皆土壤埋没之余，摩灭而仅存者尔。据本传称：「邕以经籍去圣久逺，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自书册于碑，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摩灭，而嵗久转写，日就讹舛，以世所传经书本校此遗字，其不同者已数百言，又篇第亦时有小异，使完本具存，则其异同岂胜数耶？而后世学者，于去古数千百嵗之后，尽绌前代诸儒之论，欲以已之私意悉通其説，难矣【赵明诚《金石録】宦者汝阳李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髙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后汉书】
夫石经之前，行赂定字；石经之后，迁徙散落，则私意求通。信如徳甫之説，故余不嫌固陋，僭辑数条如右。且巡白灵帝，使伯喈得行求正之志，其有功经学，诚足多也。因并识之。丁亥夏五，陈耀文书。
经典稽疑卷下
译《周礼》中最大的弊病，莫过于建都、封国的制度，我已经辨明它并非古制了。至于谈论设立官职，那就更加严重了。假如说尧舜时代事务简单所以设官少，周代事务繁杂所以设官多，夏商也不过是唐虞制度的两倍，周人也不过是夏商制度的两倍，怎么能与夏商相差几万倍呢？大概他们只看到成周设官之多，却不计算其数量，竟然荒谬到这种地步，世俗儒生却深信不疑，不也很可悲吗！王氏说：“王畿承受天下的财赋，不应当以财力不足以发放俸禄为疑。”却不知道官职冗杂到这种地步，俸禄应当用什么方法来发放？世俗浅陋的学者随人摇摆，没有比汉代郑氏、近世王氏更甚的。撰写《周礼》的人，正是为了欺骗这类人罢了。
汉石经遗留的字，藏在洛阳及长安的人家中，大概是灵帝熹平四年所立的，其字体是蔡邕的小字八分书。后来屡次经过迁徙，所以散落而不复存在。现在所有的，原本有数千字，都是被土壤埋没之后，磨损磨灭而仅存的。根据本传记载：“蔡邕认为经籍距离圣人久远，文字多有错误，世俗儒生穿凿附会，疑惑误导后学，于是上奏请求正定六经文字，亲自书写在石碑上，于是后来的儒生和后学都以此为准。”现在石碑原本已经磨损磨灭，而年代久远辗转抄写，日益错乱，用世间流传的经书本校对这些遗留的字，不同的已有数百言，又篇章次序也时常有小差异，假使完整版本全部存在，那么其差异岂止能数得尽呢？而后世学者，在距离古代数千百年之后，完全排斥前代诸儒的论述，想要用自己的私意全部贯通其学说，太难了。
宦官汝阳人李巡，认为各位博士在甲乙科考试中，争抢名次高低，互相告发，甚至有行贿确定兰台漆书经字以符合其私人文本的人，于是禀告皇帝，与各位儒生共同将五经文字刻在石头上，于是下诏让蔡邕等人正定文字。从此以后五经一定，争论的人因此平息。
在石经之前，行贿确定文字；在石经之后，迁徙散落，就凭私意求通。确实如德甫所说，所以我不嫌固陋，僭越地辑录几条如上。况且李巡禀告灵帝，使蔡邕得以实现正定文字的志向，他对经学的功劳，确实值得称道。因此一并记述。丁亥年五月，陈耀文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