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盖琪之为人贤而差弱，陈公所以异待之者，欲以坚其意也。琪终能自守。前辈成就人，委曲如此。教亦多术矣。
译大概李琪为人贤良但稍显软弱，陈公之所以对他另眼相看，是想以此坚定他的意志。李琪最终能够坚守节操。前辈成就他人，竟如此委曲周全。教育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啊。
刘器之论当时人物，多云弱，实中世人之病。大抵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
绍圣崇宁间诸公迁贬相继，然往往自处不甚介意。龚彦和夬贬化州，徒步径往，以扇乞钱，不以为难也。张才叔庭坚贬象州，所居屋才一间，上漏下湿，屋中间以箔隔之，家人处箔内，才叔蹑屐端坐于箔外，日看佛书，了无厌色。凡此诸公皆平昔绝无富贵念，故遇事自然如此。如使世念不忘富贵之心，尚在遇事艰难，纵欲坚忍，亦必有不怿之容，勉强之色矣。邹志完侍郎尝称才叔，云是天地间和气薰蒸所成，欲往相近，先觉和气袭人也。
丰公相之稷清节自守，一意直道，更无他说，而未尝绝物。张才叔盖师法之。相之元祐间与荥阳公同在经筵，有女之丧，荥阳公问之，曰：以公定力如此，必无过戚。相之云：正为未能如此。
李君行先生绍圣中致仕归虔州，元符庚辰岁诸公既还朝廷，君行驿召赐对，管勾宗子学，比国子司业，盖有阴沮之恐在要地者。伊川先生尝问从学者：李君行何以复出？从学者对曰：李司业承朝廷美意，不得不出，然且归矣。君行既至京师，即引疾得归。
伊川先生尝有门弟子日赴歌会过差，先生闻之大不乐，以为如此绝人理，去禽兽无几尔。
正献公作相时，每月以上尊分遗亲旧。杨十七学士应之，公之甥也，月送两壶。杨学士得酒，即送酒家易常酒数壶，欲饮酒即取之。东莱公以为杨学士英气伟度，必不以唇舌间沾玩上尊滋味为美也，得酒贵多，不问美恶，过人远矣。
李君行先生之长子格笃行博学，克肖其父，而长于四六表章。早岁登科，绍圣中知江宁府上元县，荥阳公知太平府。李以启事贺公，其略有云：知府侍讲，蕴命世之雄才，赋经邦之远器。令问令望，起韦平旧相之家；嘉谋嘉猷，翊舜禹重熙之代。危诚独立，直已不回，从容进退之仪，挺达始终之节。李寻以病不起，学士大夫惜之。
国语：公父文伯之母告季康子：君子能劳，后世有继。又谓其子：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又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饷义，劳也。左传亦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以此知勤劳者立身为善之本，不勤不劳万事不举。今夫细民能勤劳者必无冻馁之患，虽不亲人，人亦任之常。懒惰者必有饥寒之忧，虽欲亲人，人不用也。公父文伯之母与左传所记，皆故家遗俗相传之语，其必自圣人出也。然则后生处身居业，其可不以勤劳为先而懒惰自弃其身哉？
元祐末李君行先生与杨应之学士同在京师，安静自守，诸公以其不附已不甚肯进用。赵公君锡无愧为中丞当荐御史，问荥阳公所当荐者，公以应之为对。无愧亦不能用，更举杨畏子安为御史，杨畏后反攻无愧。绍圣初应之病卒，苏子由罢知汝州，李君行先生往见之，与之论当世事，子由恨知君行之晚。当时议者谓杨李二公如在，言路必不肯委靡自已。纵无所举办，亦必极言而去也。
司马温公既辞宥密之命，名冠一时，士无贤不肖皆所归重，而两程先生、孙莘老、李公择诸公尤推重正献。已而二公同居洛中。熙宁末正献起知河阳，明道以诗送行曰：晓日都门飐旆旌，晚风铙吹入三城。知公再为苍生起，不是寻常刺史行。又与温公同饯正献，复有诗与温公云：二龙闲卧洛波清，此日都门独饯行。愿得贤人均出处，始知深意在苍生。盖以二公出处无异，且恐温公以不出为高也。及正献公自河阳乞在京宫祠，神庙大喜召还，遂登枢府。人或问二程以二公出处为有优劣，二程先生曰：正不如此。吕公世臣也，不得不归见上；司马公争臣也，不得不退处。盖自熙宁初正人端士相继屏伏，上意常不乐，以为诸贤不肯为我用，故正献求在京宫祠，以明不然，上意始大喜。
元祐间伊川先生既归洛中，寄范公淳父书云：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
译刘器之评论当时的人物，大多说他们软弱，这确实切中了世人的弊病。大概是因为太平日子过得太久，人们都苟且偷安、畏惧死亡，回避事务、因循守旧、敷衍了事，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绍圣、崇宁年间，各位大臣相继被贬谪，但他们往往对自己所处的境遇并不太在意。龚彦和被贬往化州，徒步直接前往，用扇子乞讨钱财，也不觉得为难。张才叔（黄庭坚）被贬往象州，所住的屋子只有一间，上面漏雨下面潮湿，屋子中间用竹帘隔开，家人住在竹帘里面，张才叔穿着木屐端正地坐在竹帘外面，每天看佛经，毫无厌倦的神色。这些各位大臣平时都完全没有富贵之念，所以遇到事情自然如此。如果世俗的念头不忘，富贵之心还在，遇到艰难的事，纵然想要坚忍，也必定会有不悦的脸色、勉强的神态。邹志完侍郎曾经称赞张才叔，说他是天地间和气熏蒸所形成的，想要靠近他，先就感觉到和气扑面而来。
丰公（吕公著）清高守节，一心坚持正道，没有别的说法，但从不隔绝外物。张才叔大概是师法他的。吕公著在元祐年间与荥阳公（司马光）同在经筵任职，吕公著遭遇女儿去世的丧事，司马光问他，说：“以您的定力如此，一定不会有过度的哀戚。”吕公著说：“正因为没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李君行先生在绍圣年间退休回到虔州，元符庚辰年各位大臣已经回到朝廷，李君行被驿站召见并赐对，管理宗子学，职位相当于国子司业，大概是因为有人暗中阻挠他，怕他占据重要职位。伊川先生曾经问跟随学习的人：“李君行为什么又出来做官？”跟随学习的人回答说：“李司业承蒙朝廷的美意，不得不出来，但他将要回去了。”李君行到了京师，就称病得以回家。
伊川先生曾经有个门弟子每天去参加歌会，过分失当，先生听说后非常不高兴，认为这样做断绝了人的伦理，与禽兽没有多少差别了。
吕公著（正献公）做宰相时，每月把御酒分送给亲戚故旧。杨十七学士（杨应之），是吕公著的外甥，每月送两壶。杨学士得到御酒，就送给酒家换几壶普通的酒，想喝酒时就取来喝。吕公著认为杨学士英气伟度，一定不会以口舌间品尝御酒的滋味为美，得到酒贵在多，不问好坏，这远远超过常人。
李君行先生的长子李格，品行笃实，学识渊博，很像他的父亲，而且擅长写四六骈文。早年考中进士，绍圣年间任江宁府上元县知县，司马光任太平府知府。李格写启事祝贺司马光，其中大致说：“知府侍讲，蕴藏着当世的雄才，具备治理国家的远大器量。美好的声誉和声望，兴起于韦、平两姓旧相之家；美好的计谋和谋略，辅佐舜、禹盛世的时代。危言危行，独立不倚，正直而不回曲，从容进退的礼仪，刚直通达始终的节操。”李格不久因病去世，学士大夫们都很惋惜他。
《国语》记载：公父文伯的母亲告诉季康子：“君子能够勤劳，后世会有继承者。”又对他的儿子说：“圣王安置百姓，选择贫瘠的土地让他们居住，使百姓勤劳并加以任用，所以能长久地统治天下。”又说：“百姓勤劳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善心。安逸就会淫逸，淫逸就会忘记善，忘记善就会产生恶念。肥沃土地上的百姓不成才，是因为淫逸；贫瘠土地上的百姓没有不崇尚道义的，是因为勤劳。”《左传》也说：“百姓的生活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由此可知，勤劳是立身行善的根本，不勤劳不劳动，万事都无法成就。如今平民百姓中能够勤劳的，一定没有受冻挨饿的忧患，虽然不亲近别人，别人也常常任用他。懒惰的人一定有饥寒的忧虑，虽然想要亲近别人，别人也不任用他。公父文伯的母亲和《左传》所记载的，都是世家旧俗相传的话语，这些话语一定出自圣人。那么后辈修身立业，难道可以不把勤劳放在首位，而因懒惰自弃吗？
元祐末年，李君行先生与杨应之学士同在京城，安静自守，各位大臣因为他们不依附自己，不太肯提拔任用他们。赵公君锡（赵挺之）任御史中丞，应当推荐御史，问司马光应当推荐谁，司马光回答杨应之。赵挺之也不能任用，改举杨畏（字子安）为御史，杨畏后来反过来攻击赵挺之。绍圣初年，杨应之病故，苏子由被罢免汝州知州职务，李君行先生去见他，与他谈论当时世事，苏子由遗憾了解李君行太晚。当时议论的人说，如果杨、李两位大臣还在，言路一定不肯萎靡不振、自我约束。纵然没有什么建树，也必定会极力进言然后离去。
司马光辞去枢密使的任命后，名声冠绝一时，士人无论贤与不贤都归附敬重他，而二程先生、孙莘老、李公择等各位大臣尤其推崇吕公著。不久，两位大臣同住在洛阳。熙宁末年，吕公著起用为河阳知州，程明道写诗送行说：“晓日都门飐旆旌，晚风铙吹入三城。知公再为苍生起，不是寻常刺史行。”又与司马光一同为吕公著饯行，又有诗送给司马光说：“二龙闲卧洛波清，此日都门独饯行。愿得贤人均出处，始知深意在苍生。”这是认为两位大臣的出仕与隐居没有差别，而且担心司马光以不出仕为高尚。等到吕公著从河阳请求在京师担任宫观职务，神宗大喜召他回京，于是进入枢密院。有人问二程先生，两位大臣的出仕与隐居是否有优劣之分，二程先生说：“正不是这样。吕公是世臣，不得不回朝见皇上；司马公是谏臣，不得不退居。大概从熙宁初年，正直的君子相继被排挤隐退，皇上的心意常常不高兴，认为各位贤臣不肯为我所用，所以吕公著请求在京师担任宫观职务，以表明并非如此，皇上的心意才大喜。”
元祐年间，伊川先生回到洛阳后，给范公淳父写信说：“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
意正道者，实在原明尔。（原明荥阳公字也）伊川尝言：杨应之在交游中英气伟度过绝于人，未见其比，可望以托吾道者。应之乐善尚德而论议不苟。以富文忠公处事犹不免有心，如孙威敏操行不能端一，石守道行多诡激，特以两人附己，乃荐威敏代己，荐守道可任台谏。又如刘原父文学绝人而喜讪韩富亦加摈抑。凡此之类，未免有心，况常人乎？虽然毫发之失生于心术，其流之敝有不可胜言者。岂不要贤师友以正救其微邪？此应之之论也。
译所谓正道，实在原本于明理。（原明是荥阳公的字）伊川先生曾说：杨应之在交往的朋友中，英气与伟岸的气度远远超过常人，未见有能与他相比的，可以指望托付我们的道统。应之乐于行善、崇尚德行，议论严谨不随便。他认为富弼（文忠公）处理事情尚且不免有私心，比如孙沔（威敏公）品行不能端正专一，石介（守道）行为多怪异激切，只是因为这两人依附自己，于是推荐孙沔代替自己，推荐石介可以担任台谏之职。又如刘敞（原父）文学才能远超常人，却喜欢讥讽韩琦、富弼，也加以排斥压制。凡是这类情况，未免都有私心，何况普通人呢？虽然毫发之间的过失产生于心术，但其流弊之害有不可尽言的。难道不需要贤良的师友来匡正补救其细微之处吗？这是应之的议论。
太宗真宗朝雎阳有戚先生者，名同文字同文，有至行，乡人皆化之。雎阳初建学，同文实主之。范文正与嵇内翰颖之父皆尝师事焉。戚纶其后也。所居门前有大井，每至上元夜即坐井旁，恐游人坠井，守之至夜深则掩井而后归寝。尝有人盗其所衣衫者，同文适见之，喻盗弟将去，然自此慎勿复然，坏汝行止，悔无及也。盗惭谢而去。同文竟以衫予之。南康学中至今有戚先生祠堂。
范文正公初从戚先生学，志趣特异，初在学中未知己范氏子，人或告之，归问其母，信然，曰：吾既范氏子，难受朱氏资给。因力辞之。贫甚，日糴粟米一升煮熟放冷，以刀画四段，为一日食。有道人怜之，授以烧金法，并以金一两遗之，又留金一两，谓之曰：候吾子来予之。明年道人之子来取金，文正取道人所授金法并金二两皆封完未尝动也，并以遗之。其励行如此。后登科封赠朱氏父，然后归姓。
师友渊源必有所自，未有无因而然。如周茂叔先生官守南安军，为守所不礼。两程之父太中公自虔州差摄南安倅，与茂叔相善，力庇护之。其后两程皆师事茂叔。
陕西侯无可先生，二程之舅，贤豪独立，与申颜先生为友。申先生死，侯先生倾家所有予之。
关止叔尝言伊川门弟子且是信得及师说。
陈莹中尝作青沈文送其侄孙几叟云：予元丰乙丑夏为礼部贡院点检官，适与校书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尝论颜子之不迁不贰，唯伯淳能之。予问公曰：伯淳谁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伯淳耶？予谢曰：生长东南，实未知也。时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来，常以寡陋自愧。得其传者如杨中立先生，亦未之识也云云。所谓责沈者叶公沈诸梁也。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叶公当世贤者，鲁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对也。莹中以谓世有伯淳而己不知，宜自责者也。今世之人闻己所不知其不愠而发谤骂者几希矣，况能自责日夜以为愧乎！莹中之所以超绝古今特立独行而不顾，非偶然也。
莹中为都司，上曾子宣论日录书云：目今观之成哀之世，使大臣之门有负恩之士，则汉之宗社未至危亡。然则为大臣者不欺其君尽忠之士，亦安忍负其门哉。如此等语，皆足以立懦夫之志矣。其后上吕吉甫书：列子有言世以生人为行人，则死人为归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此御寇未了之语。生死无时而不一，四大无时而不离，何待死乃为归乎。其生也心归，其死也形化。归而待化，复何俟于言哉。其精识远见，殆過古人。此蓋誘吉甫使之為善，老子所謂常善救人者也。
高邮守晁仲约，有大贼过城下，欲攻城。守醵民金与贼，贼乃去。范文正公富郑公同在政府，郑公建议守不能死守，乃以金与贼，失节当诛。范公以为守能醵金却贼为有功，纵不欲赏，安可诛耶。既退，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举，方欲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范公密告云：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寮之间，同心者几人？虽上意亦未定也，而轻道人主以杀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富公曰：闻高邮人欲食守肉。范公曰：高邮守既能为民却贼，民感戴之不暇，岂有欲食守肉之理。仁庙卒从范公议。明日富公称疾不出。仁庙问宰执：富弼何以不出？范曰：必是为争高邮事。上曰：富弼非卿门人耶？范曰：富弼虽与臣相知，然弼为人守义不回心不安者，不肯从也。此正是弼好处。上曰：此却是卿好处。后范富俱罢政，富以事召至京师，谮之者甚众。或以为富公有不臣之意，至京城不得见者累日。富公甚恐惧，且悔建议高邮之非，叹曰：范六丈真圣人，与吾浅见不同！
荥阳公尝榜文中子数语于家中壁上，云：子之室酒不絶。注云：用有节，礼不缺也。
周恭叔行已尝言：见吕与叔博士，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浩然之气充塞天地，虽难得而言非虚无也，必有事焉。但正其名而取之，则失之矣。又不可忘之也
译太宗、真宗朝时，睢阳有一位戚先生，名叫戚同文，字同文，有极高的德行，乡里的人都受他感化。睢阳刚开始建立学校时，戚同文实际主持其事。范仲淹和嵇内翰嵇颖的父亲都曾拜他为师。戚纶是他的后人。戚同文住所门前有一口大井，每逢上元节夜晚，他就坐在井旁，担心游人掉进井里，一直守护到深夜，然后盖好井盖才回去睡觉。曾经有人偷了他的衣衫，戚同文正好看见，劝告小偷说：“你将要离开，但从今以后千万不要再这样做了，这会败坏你的品行，后悔就来不及了。”小偷惭愧地谢罪离去。戚同文最终把衣衫送给了他。南康学宫中至今还有戚先生的祠堂。
范仲淹起初跟随戚先生学习，志趣特异，起初在学中时，人们不知道他是范家的儿子，有人告诉了他，他回去问母亲，果然如此，说：“我既然是范家的儿子，就不能接受朱家的资助。”于是极力推辞。他非常贫穷，每天买一升粟米煮熟放凉，用刀切成四块，作为一天的食物。有一位道士可怜他，传授给他烧金术，并赠送他一两金子，又留下一两金子，对他说：“等我的儿子来给他。”第二年道士的儿子来取金子，范仲淹把道士传授的金术以及两两金子都封存完好未曾动用，一并送给了他。他磨砺品行就是这样。后来他考中进士，朝廷追封朱家父亲，然后他才恢复范姓。
师友之间的渊源必定有所本，没有无缘无故这样的。比如周敦颐先生任职南安军，不被太守礼遇。二程的父亲程太中公从虔州被差遣代理南安通判，与周敦颐交好，极力庇护他。后来二程都拜周敦颐为师。
陕西侯无可先生，是二程的舅舅，贤能豪爽，独立不倚，与申颜先生是朋友。申先生死后，侯先生拿出全部家产给他。
关止叔曾说，伊川的门弟子尚且能深信老师的学说。
陈莹中曾写《青沈文》送给他侄孙几叟说：“我元丰乙丑年夏天担任礼部贡院点检官，恰好与校书郎范公淳夫同住。范公曾论述颜回的不迁怒、不贰过，只有伯淳能做到。我问范公说：‘伯淳是谁？’范公沉默了很久，说：‘你不知道有伯淳吗？’我谢罪说：‘生长在东南，确实不知道。’当时我二十九岁。从此以后，常以见识浅陋自愧。得到他真传的人如杨中立先生，我也未曾认识等等。”所谓责沈指的是叶公沈诸梁。叶公向子路问孔子，子路不回答。叶公是当世的贤者，鲁国有仲尼却不知道，难怪子路不回答。陈莹中认为世上有伯淳而自己不知道，应当自责。现在世上的人听到自己不知道的事，不生气反而发谤骂的很少了，何况能自责日夜以为愧呢！陈莹中之所以超绝古今，特立独行而不顾世俗，不是偶然的。
陈莹中担任都司时，给曾子宣写信论述《日录》说：“如今看来，成哀之世，如果大臣的门下有负恩之士，那么汉朝的宗社还未到危亡的地步。然而作为大臣的不欺骗君主、尽忠之士，又怎忍心辜负他的门庭呢。”这样的话，都足以树立懦夫的志气。后来给吕吉甫写信说：“《列子》有话说，世以生人为行人，则死人为归人。行而不知归，是失家的人。这是御寇未了之语。生死无时不一，四大无时不离，何待死乃为归乎。其生也心归，其死也形化。归而待化，复何俟于言哉。其精识远见，几乎超过古人。这是诱导吉甫使他为善，老子所说的常善救人。”
高邮太守晁仲约，有大贼经过城下，想要攻城。太守凑集百姓的钱给贼人，贼人才离去。范仲淹、富弼同在政府，富弼建议太守不能死守，却拿钱给贼人，失节应当诛杀。范仲淹认为太守能凑集金钱退却贼人为有功，纵然不想赏赐，怎么可以诛杀呢。退朝后，富弼生气地说：“当今担心法律不执行，正想执行法律却多方阻止，怎么整肃众人？”范仲淹秘密告诉他说：“祖宗以来未曾轻易杀害臣下，这是盛德之事。怎么轻易破坏它？况且我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的人有几人？即使皇上心意也未定，却轻易劝谏君主杀戮臣下。他日手滑，即使我们也不敢自保。”富弼说：“听说高邮人想吃太守的肉。”范仲淹说：“高邮太守既然能为百姓退却贼人，百姓感激戴德还来不及，哪有想吃太守肉的道理。”仁宗最终听从范仲淹的意见。第二天富弼称病不出。仁宗问宰执：“富弼为什么不出？”范仲淹说：“一定是因为争高邮的事。”皇上说：“富弼不是你的门人吗？”范仲淹说：“富弼虽然与我相知，但富弼为人坚守道义，心意不安的，不肯顺从。这正是富弼的好处。”皇上说：“这却是你的好处。”后来范、富都罢免政事，富弼因事被召到京师，进谗言的人很多。有人认为富弼有不臣之意，到京城多日不得见。富弼非常恐惧，且后悔建议高邮之非，感叹说：“范六丈真是圣人，与我浅见不同！”
荥阳公曾在家里墙壁上张贴文中子的几句话，说：“子之室酒不绝。”注解说：“用有节制，礼不缺。”
周恭叔行己曾说：见到吕与叔博士，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浩然之气充塞天地，虽然难得而言非虚无，必有事焉。但正其名而取之，则失之矣。又不可忘之也。
伊川先生尝言：成王不当赐鲁以天子礼乐。使周公在，必不受也。故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后世儒者以为周公能为人臣所不能为之功，故赐人臣不得用之礼乐，此尤伤教害义也。为人臣如周公始可，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范正平子夷尧夫，丞相之子，贤者也。能世其家。尝言其家家学：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尽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学圣人也。若以为州县之职徒劳人尔，非所以学圣人也。
周恭叔又说先生教人为学，当自格物始。格物者，穷理之谓也。欲穷理，直须思始得。思之有悟处始可。不然所学者恐有限也。恭叔又言：阴阳不测之谓神（横渠先生云两在故不测），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然则圣人之道，仁知者皆不能测也。一阴一阳之谓道，仁，且知夫子所以既圣也。乾坤之于易，犹阴阳之于道，仁知之于圣也。故曰乾坤其易之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李君行先生说武王数纣之罪曰：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歴观诸书，皆以郊对社。盖郊者所以祭天，社者所以祭地也。南郊北郊五帝之类，皆出于周礼。圣人书中不见也。严父配天之礼，盖始自周公。若自古有之，则孔子何得言则周公其人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盖至周始定。若夏商以前俱如此，则书为妄也。因言吾徒学圣人者，当自用意看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孝经而已。中心既有所主，则散看诸书，方圆轻重之来，必为规矩权衡所正也。又言史书尚可，最是庄老，读时大段害道。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富有之大业，至诚无息日新之盛德也。
田腴诚伯尝说他用心多使气胜心，毎心有所不善者，常使气胜之。且云自知如此，未得为善也。
诚伯又言读书须是尽去某人说某人说之心，然后经可穷矣。
李君行先生学问，以去利欲为本。利欲去则诚心存矣。李君行先生说年二十余时，见安退处士刘师正解春秋文字，甚爱之，从他观其文，他亦不惜也。后于楚州聚学，他一日见访，问曰：李君在此何欲？答曰：为大人令去应举令及第后归，今次以朞服碍，却欲且就此处修学，以俟后次应举也。刘曰：不然，夫不可得而久者在父母之左右也。君行于是便归乡。然则刘师正者，君行之师与。又云尝语君行：今之人所以为学者，某却不会如此为学。
徐仲车先生少年时为母置膳，先过一卖肉家中，心欲买他肉，遂先于市中买他物，而别路于归，途为顺且亦有卖肉者。因自念言：心中已许买他家肉，若舍而之他，能不欺心乎？遂迂道买肉而归。且云：已之行信自此始也。又言少年时逐日以衫帽揖母，一日当见贵官，乃用幞头襕衫。因自念言天下之尊，无逾父母，今反不若见贵官？自明日以幞头襕衫往揖母焉。家人之见者莫不笑之，既久亦不笑也。且云：己之行敬自此始也。
徐仲车见门人，多于空中书一正字。且云：于安定处得此一字，亦用不尽。徐仲车说：以信解诚，不能尽诚。至诚无息，信岂能尽之乎？
伊川先生尝说：杨子云云圣人之言逺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是不然也。当为他易数字曰：圣人之言其逺如天，其近如地。其逺者，须谓之逺。其近者，须谓之近也。
范辩叔说：今太学长贰博士居此住者，皆利于养资考求外进也。为之学生者，皆利于岁月而应举也。上下以利相聚，其能长育人才乎！此于本亦已错了，更不须言也。
田诚伯说：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未以为然也。乃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未以圣人之言为然而问之，而圣人以仲弓之言为然也。学圣人者，如仲弓可也。且云见君行如此说。
诚伯说公羊不知圣人之意也，故其立言多伤教害义，至如母以子贵，子以母贵，及人臣无将，将则必诛，此二者尤甚。至令西汉时尊崇丁
译伊川先生曾说：成王不应当把天子的礼乐赐给鲁国。假使周公在世，必定不会接受。所以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是不合礼制的。周公的礼制已经衰落了，后世的儒者认为周公能成就人臣所不能成就的功业，所以赐给人臣不得使用的礼乐，这尤其伤害教化、损害道义。做人臣像周公那样才可以，所以说不用舜侍奉尧的方式来侍奉君主，就是不敬重自己的君主。
范正平，字子夷，号尧夫，是丞相的儿子，是一位贤人。能够继承家业。他曾谈及其家的家学：不轻视小官，担任一个官职就想着尽心治理这个官职的事务。仅仅这一点就是学习圣人了。如果认为州县的职务只是徒劳于人，就不是用来学习圣人的方法。
周恭叔又说先生教导人做学问，应当从格物开始。格物，就是穷尽事理的称谓。想要穷尽事理，必须从思考开始才行。思考到有领悟的地方才可以。不然所学的知识恐怕是有限的。恭叔又说：阴阳变化不可测度叫做神（横渠先生说因为两者并存所以不可测度），仁爱的人见到它称之为仁，智慧的人见到它称之为智。那么圣人的道，仁和智都不能测度。一阴一阳叫做道，仁和智，况且知道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乾坤对于《易经》，就像阴阳对于道，仁和智对于圣人一样。所以说乾坤是《易经》的蕴藏吗，乾坤排列成形，《易经》就确立在其中了。乾坤毁灭就无法显现《易经》，《易经》无法显现，那么乾坤或许几乎停息了。
李君行先生说武王列举纣王的罪状说：郊社祭祀不修，宗庙祭祀不享。纵观各种书籍，都以郊对应社。大概郊是用来祭天的，社是用来祭地的。南郊北郊五帝之类，都出自《周礼》。圣人的书中没有记载。严父配天的礼仪，大概始于周公。如果自古就有，那么孔子怎么能说周公是那个人呢。分爵位只有五等，分土地只有三等，大概到周朝才确定。如果夏商以前都这样，那么《尚书》就是妄言了。因此说我们学习圣人的人，应当自己用心阅读《易经》《诗经》《尚书》《春秋》《论语》《孟子》《孝经》罢了。内心既然有所主宰，那么分散阅读各种书籍，方圆轻重的道理，必定会被规矩权衡所校正。又说史书还可以，最有害的是《庄子》《老子》，阅读时大大妨害正道。
万物都具备于我身了，反省自身而诚实，就是富有的大业，至诚不息，就是日日更新的盛德。
田腴，字诚伯，曾说他用心得多，常让意气胜过私心，每当心中有什么不善的念头，常让意气去战胜它。并且说知道自己这样，还不能算是善。
诚伯又说读书必须完全去除某人这么说某人那么说的心态，然后经典才能穷尽。
李君行先生的学问，以去除利欲为根本。利欲去除诚心就存在了。李君行先生说二十多岁时，看见安退处士刘师正解释《春秋》的文字，非常喜爱，跟随他观看他的文章，他也不吝惜。后来在楚州聚集求学，他一天来拜访，问说：李君在这里有什么愿望？回答说：因为父亲命令去应试，希望考中后归来，这次因为期服守丧受阻，却想暂且在这里修习学问，以等待下次应试。刘说：不对，不可长久留在父母身边的。君行于是便回乡。那么刘师正，是君行的老师吗。又说曾经对君行说：现在的人之所以做学问，我却不会这样做学问。
徐仲车先生年轻时为母亲准备膳食，先经过一家卖肉的人家，心里想买他的肉，于是先在市中买其他东西，而另走一条路回家，路途顺当且也有卖肉的。因此自己心想：心中已经答应买他家的肉，如果舍弃而买别家的，能不欺骗自己的心吗？于是绕道买肉回家。并且说：自己的行为诚信从此开始。又说年轻时每天穿着衫帽向母亲行礼，一天将要见贵官，于是使用幞头襕衫。因此自己心想：天下最尊贵的，没有超过父母的，现在反而不如见贵官？从第二天起穿着幞头襕衫去向母亲行礼。家人看见的没有不笑的，时间久了也不笑了。并且说：自己的行为恭敬从此开始。
徐仲车见门人，多在空气中写一个“正”字。并且说：在安定处得到这个字，也用不尽。徐仲车说：用信来解释诚，不能穷尽诚。至诚不息，信怎么能穷尽它呢？
伊川先生曾说：扬子云说圣人的话远如天，贤人的话近如地，这是不对的。应当为他改几个字说：圣人的话其远如天，其近如地。其远的，必须称为远。其近的，必须称为近。
范辩叔说：现在太学的长贰博士住在这里的，都利于俸禄考核谋求外放晋升。做学生的，都利于岁月而应试。上下以利相聚，他们能培养人才吗！这在本源上已经错了，更不必说了。
田诚伯说：仲弓问子桑伯子，孔子说可以，简略，仲弓不以为然。于是说居敬而行简，以此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居简而行简，恐怕太简略了吧。孔子说雍的话对。仲弓不认为圣人的话对而询问，而圣人认为仲弓的话对。学习圣人的人，像仲弓那样就可以了。并且说看见君行这样说。
诚伯说《公羊传》不知道圣人的意思，所以它的立言多伤害教化损害道义，至于像母以子贵，子以母贵，以及人臣无将，将则必诛，这两点尤其严重。以至于西汉时尊崇丁
李朴先之说临离洛时，请教于先生，先生言：当养浩然之气。语先之云：观张子厚所作西铭，能养浩然之气者也。
先之说以举业育人才，不知要作何使用。
诚伯说近世学者恐无有如横渠先生者也。正叔其次也。又云：向日因看正蒙书，似有个所得处。又云：每见与叔中庸解，便想见其为人。由是观之，诚伯师横渠也。
刘元承元礼尝师事伊川，说纪侯大去其国。大者纪侯之名也，齐师未入境而已去之，则罪不在齐侯也，故不书齐侯焉。又见伊川先生说，仲尼曰惜乎出境乃免，须终身不反始可免罪。
宿州高朝奉说他师事伊川先生，尝见先生说义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礼者节文此者也。皆训诂得尽。惟仁字，古今人训诂不尽。或以谓仁者爱也，爱虽仁之一端，然喜怒哀惧爱恶欲情也，非性也。故孟子云：仁者人也。
乐文仲说眉浩学士事，亦好常见人写字不端正，必须劝戒之。或人问之，曰：每事无不端正，则心自正矣。
陈正端诚说：王辅嗣王介甫有大段不通处，须要说应故也。田明之说易，所以尤多过者，须要说无应故也。易中自说上下敌应，刚柔相应之类甚多，岂得谓之无应？但不可执定耳。
又说：邵尧夫先生说孟子虽不说易，然精于易者也。且云能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及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非精于易，岂及此乎？
李君行说他每日常多只读易书诗春秋孝经，间读孟子。
田明之说他常只读易论语孟子老子杨子，如庄子未暇读也。
呉叔扬绍圣中尝说：世人多欲胜于学，故无所不为。惟陈莹中学胜于欲，故有所不为。且云莹中，今诸公非不知他，但不可得而用也。
又说字说，诗字从言从寺，诗者法度之言也。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惟诗不可拘以法度。若必以寺为法度，则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古之置字者，诗也峙也侍也痔也，特以其声相近取耳。又说今之学者必要一其说，是不知圣人之意也。无妄之往何之矣，言无妄之世，往无所之也。无妄之往得志，言无妄而往，则可以得志也。其言无妄之往，则一其所以为无妄之往，则异也。
任淳夫说庄子儵忽混沌之说，郭象只以为者败之解之。则解经者何用多言。
范子夷说其祖作外任官时，与京中人书居京慎勿窃论，曲直不同。任言官时，取小名受大祸，因言吾徒相见，正当论行已立身之事耳。
又说仲尼圣人也，才作陪臣。颜子大贤也，箪食瓢饮。后之人不及孔子颜子逺矣，而常叹仕宦不达，何愚之甚。若能以自己官爵比方孔颜，侥幸甚矣。
又说凡人为事须是由衷方可，若矫饰为之恐不免。有变时任诚而已。虽时有失，亦不覆藏使人不知，但改之而已。
李君行田明之俱说，读书须是不要看别人解者。圣人之言易晓，看传解则愈惑矣。田诚伯说不然，须是先看古人解说，但不当有所执，择其善者从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见处也。
陈端诚说易须是说到可行处始可。
陈莹中说：书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盖尧授舜，舜授禹，禹授启，三圣一贤相继，未始失道也。至太康失邦，故上推陶唐而云。今失厥道，自尧至太康百二十年矣。
又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夫能如是，故能养其大体，而为大人，故能格君心之非，而使天下利见，故能言动以为法则。后之人急急然唯欲已为是也，恐其畔己以利诱之，以害驱之，天下终不以为然，而自以为过天下，何愚之甚。
又说安而行之，圣人也，自非圣人，皆利而行之者也。何也？欲迁善逺罪，是利于善也。欲忠于君，是利于忠也。欲孝于父，是利于孝也。其余皆然。今之学者不能见其近者小者，而妄意谈其大者逺者，故终汗漫而
译李朴先之讲述，在离开洛阳时，曾向先生请教，先生说：应当培养浩然之气。先生对先之说：看张子厚所作的《西铭》，就是能够培养浩然之气的。
先之说，用科举之学来培育人才，不知道要用来做什么。
诚伯说，近世的学者恐怕没有像横渠先生那样的了。正叔次之。又说：从前因为看《正蒙》一书，似乎有所心得。又说：每次看到与叔对《中庸》的解说，就能想象出他的为人。由此看来，诚伯是师法横渠先生的。
刘元承元礼曾经师从伊川先生，他说“纪侯大去其国”这句话中，“大”是纪侯的名字。齐国的军队还没有入境，纪侯就已经离开了，那么罪责就不在齐侯身上，所以史书不记载齐侯。又见伊川先生说，孔子说“可惜啊，出了国境才得以免罪”，必须终身不返回，才可以免罪。
宿州高朝奉说，他师从伊川先生，曾听先生说，“义”就是适宜，“智”就是知道这种适宜，“礼”就是节制和修饰这种适宜。这些训诂都解释得透彻。只有“仁”字，古今人的训诂都不完备。有人认为是“仁者爱也”，爱虽然是仁的一个方面，然而喜、怒、哀、惧、爱、恶、欲都是情，不是性。所以孟子说：“仁者，人也。”
乐文仲说，眉浩学士做事，也喜欢常见人写字不端正，必须劝诫他们。有人问他，他说：每件事无不端正，那么心自然就正了。
陈正端诚说：王辅嗣、王介甫有大段不通的地方，是因为他们一定要说卦爻之间有应故。田明之说《易》，之所以过错更多，是因为一定要说没有应故。《易》中自己说上下敌应、刚柔相应之类的话很多，怎么能说没有应故呢？只是不可执着罢了。
又说：邵尧夫先生说，孟子虽然不讲《易》，但是精通《易》的人。并且说，能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以及“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如果不精通《易》，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
李君行说，他每天平常大多只读《易》、《书》、《诗》、《春秋》、《孝经》，偶尔读《孟子》。
田明之说，他平常只读《易》、《论语》、《孟子》、《老子》、《扬子》，像《庄子》就没有空闲读了。
吴叔扬在绍圣年间曾说：世人大多欲望胜过学问，所以无所不为。只有陈莹中学问胜过欲望，所以有所不为。并且说，陈莹中，现在各位公卿不是不知道他，只是不可得到而任用他。
又说“字说”，“诗”字从言从寺，诗是法度之言。解说诗的人不因为文辞而损害辞意，不因为辞意而损害志向，只有诗不可拘泥于法度。如果一定要把“寺”当作法度，那么“侍”就是法度之人，“峙”就是法度之山，“痔”就是法度之病了。古代造字的人，诗、峙、侍、痔，只是因为它们声音相近而取用罢了。又说现在的学者一定要统一说法，这是不知道圣人的心意。《无妄》卦说“往何之矣”，是说在无妄的时代，前往没有目的地。《无妄》卦说“往得志”，是说在无妄的时候前往，就可以得志。说“无妄之往”，那么统一它作为无妄之往的理由，就不同了。
任淳夫说，庄子儵、忽、混沌的说法，郭象只以“者败之”来解释。那么解释经书的人何必多言呢。
范子夷说，他的祖父做外任官时，给京城的人写信说，居住在京城千万不要私下议论，曲直不同。担任言官时，因为小名而遭受大祸，因此说，我们这类人相见，正当讨论修身立身的事情罢了。
又说，孔子是圣人，才做陪臣。颜子是大学问家，一箪食一瓢饮。后来的人远不及孔子和颜子，却常常感叹仕途不通达，多么愚蠢啊。如果能以自己的官爵来比附孔子和颜子，那就太侥幸了。
又说，凡是人做事必须发自内心才可以，如果矫饰去做恐怕难免。有变故时只要真诚罢了。虽然有时有失误，也不隐瞒使人不知道，只是改正罢了。
李君行、田明之都说，读书必须不要看别人的解说。圣人的话容易理解，看传注解说反而更加迷惑。田诚伯说不然，必须先看古人的解说，但不应当有所执着，选择好的听从。如果都不看，不知道要用多少工夫才能达到先儒的境界。
陈端诚说，《易》必须说到可以实行的地方才可以。
陈莹中说：《尚书》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大概是尧授舜，舜授禹，禹授启，三圣一贤相继，未曾失去道统。到了太康失去国家，所以上推陶唐而说。现在失去了道统，从尧到太康一百二十年了。
又说，大舜有大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于取人之善以为善，从耕稼陶渔直到成为帝王，无非是取之于人。取诸人以为善，就是与人为善。所以君子没有比与人为善更大的了。能够这样，所以能培养其大体，而成为大人，所以能纠正君心的错误，而使天下利于相见，所以能言行成为法则。后来的人急急忙忙只想要自己是对的，恐怕别人背离自己，用利诱之，用害驱之，天下终究不以为然，却自以为超过天下，多么愚蠢啊。
又说，安而行之，是圣人，如果不是圣人，都是利而行之的人。为什么呢？想要迁善远罪，这是利于善。想要忠于君主，这是利于忠。想要孝顺父亲，这是利于孝。其余都这样。现在的学者不能看见近处的小处，而妄意谈论远处的大处，所以最终漫无边际而
无成也。
陈莹中说学者非独为己而已也，将以为人也。自王介甫解经，止尚高论，故使学者弃民絶物，管仲晏婴霸者之佐一也。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能死，有三归反坫，官事不摄，可谓违礼之极矣。崔杼弑君，晏子从容于其间，成礼而后去，可谓有节矣。然孔子之称晏子则曰：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而已。及称管仲则曰：如其仁，如其仁。岂不以管仲功及天下所济者广，而晏子独善其身而已哉！
译没有成就。
陈莹中说，做学问的人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将是为了别人。自从王介甫解释经典以来，只崇尚高谈阔论，所以使得做学问的人抛弃百姓、隔绝事物，管仲和晏婴都是霸主的辅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能殉死，拥有三归、反坫，官职不相兼任，可以说是违背礼制的极致了。崔杼弑杀国君，晏子从容地处在其中，完成礼仪后才离开，可以说是很有节操了。然而孔子称赞晏子就说：善于与人交往，时间久了人们依然尊敬他罢了。等到称赞管仲就说：他的仁德啊，他的仁德啊。难道不是因为管仲的功绩惠及天下，所救济的范围广大，而晏子只是独自完善自身罢了！
又说阴阳灾异之说，虽儒者不可泥此，亦不可全废。王介甫不用此。若为政依介甫之意，是不畏天者也。（已上皆绍圣中语）
前邵倅呉朝奉说，近世士大夫太不以节操为事。因说与他立节，非一朝一夕所能为，盖在平日之所养也。他甚然之。时李自明在坐，云：此事闲时说时甚易，在于临事时，要执得定耳。因言昔人有自谏官以言事，被责时兼判国子监，乃与诸生往贺焉。盖嘉佑以前，以言事被责为荣也。既见，颜色惨沮，殆不能说话。昔人尚如此，他人未易能也。呉因言自小读书，用得工夫不正，当立节非素养不能。若学得不正，则所养亦非也。
陈莹中又说：学者非止读诵语言，撰缀文词而已，将以求吾之放心也。故大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谓识者，识其是非也、识其邪正也。夫如是，故能畜其德。所以言天在山中者，前言往行，无有纪极。故取天之象焉。
莹中说：今有人曰仕宦显达者，使天下谓之贤人则不可，使天下谓之不贤人，则可矣。使天下谓之贤人，是自取其善而归过于其君也，使天下谓之不贤，是自取其恶而归美于其君也。曰是不然，此乃李斯分谤之说也。不能尽受其恶名，使恶名不及于君，是李斯而已，何况天下谓之不贤，未必不为其君之累也。
又说范子思所知所守过于其兄，范氏家学便有使处。又说孔子以柔文刚，故内有圣德，而外与人同也。孟子以刚文刚，故自信其道而不为人屈也。众人以刚文柔，故色厉而内荏也。却说与他杨子之书唯是，说到孟子之书，如自得之发于面，平旦之气养浩然之气之类，皆自得处。孔子则并自得处亦无。
又说学者非特习于诵数，发于文章而已。将以学古人之所为也。自荆公之学兴，此道坏矣。又说，凡欲解经，必先反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然后为之说焉。纵未能尽圣人之心，亦庶几矣。若不如是，虽辞辩通畅，亦未免乎凿也。今有语人曰：冬日饮水夏日饮汤，何也？冬日阴在外阳在内，阳在内则内热，故令人思水。夏日阳在外阴在内，阴在内则内寒，故令人思汤。虽甚辩者不能破其说也。然反诸其身而不安也，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呜呼，学者能如是用心，岂曰小补之哉。庄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土苴以治天下国家，曰：是不然。礼记曰诚者非独成已也，将以成物也。我之所得者不能尽推于人，非圣人之道也。但行之一身有先后耳。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方其穷也，独善一身之道，乃兼善天下之道。及其达也，兼善天下之道，乃独善一身之道也。施于一身而非有余也，施于天下而非不足也，是之谓圣人之道。学圣人者不能以孔子孟子为心，而专以庄周为我之书为说，乌在其学圣人也。
莹中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寻常人便说作两事，失之逺矣。盖语学则益道则损，二卦未尝偏废也。所损者惩忿窒欲，所益者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也。若用此说方始可行，不然则虚语也。又云：胡先生在迩英讲损益卦，专以损上益下，损下益上为说。
跋
昉儿时侍乡长老，尝从旁窃窥所谓吕氏童蒙训者。其间格言至论，粗可记者一二。稍长务钻（阙）举子业而亲旧，几案上亦不复有此（阙）矣。世道之升降于此可占也。客授金华太守丘公，先生语次及之，且曰：“昔先公每以训子侄。”某初在傅，日诵习焉。将求善本刻之学宫，或太史祠中，使流布于世。昉因从臾成之曰：“书出于吕氏，刻于祠堂，宜也。”会公有民曹之命，乃出钱五万以从初约。吕兄巽（阙）家所臧本最为精密，前此长沙郡龙溪学皆尝锓木，而讹舛特甚。丘公所诵习者，未知何所从得也。初舍人吕公以正献长孙，逮事元佑遗老与诸名胜游，渊源所渐者逺（阙）。转徙流落之余，中原文献与之俱南（阙）。即畴昔所闻见者，辑为是编。仓部既手写而臧之，巽伯又是正而刋之，庶几可以传矣。书之所载，自立身行已、读书取友、抚世
译又说阴阳灾异的学说，虽然儒者不可拘泥于此，但也不可完全废弃。王安石不使用这种学说。如果执政依照王安石的意思，那就是不敬畏天意的人。（以上都是绍圣年间的言论）
前任邵州通判吴朝奉说，近世的士大夫太不把节操当作一回事了。于是我对他说，树立节操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关键在于平日里的修养。他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当时李自明也在座，他说：这件事平时说起来很容易，关键在于遇到事情时，能够坚守得住。接着他谈到，从前有人担任谏官，因为直言进谏而被贬责，同时兼任国子监判官，竟然和学生们一起去祝贺他。因为在嘉祐年间以前，因直言进谏而被贬责被视为一种荣耀。见面时，那人脸色沮丧，几乎说不出话来。古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难做到了。吴朝奉于是说，自己从小读书，用功的方向不正确，应当知道树立节操如果没有平日的修养是做不到的。如果学习方向不正确，那么所修养的也就不是正道了。
陈莹中又说：做学问不只是诵读言语、撰写文章罢了，而是要用来找回我们放失的本心。所以《大畜》卦说：君子通过多识前人的言论和往事，来蓄养自己的德行。所谓的“识”，是识别是非、识别邪正。像这样，所以能够蓄养德行。之所以说“天在山中”，是因为前人的言论和往事，没有穷尽。所以取天的意象来比喻。
莹中说：现在有人说，做官显达的人，如果让天下人称他为贤人，那是不可以的；如果让天下人称他为不贤人，那倒是可以的。如果让天下人称他为贤人，那是自己揽取善名而把过错归于君主；如果让天下人称他为不贤，那是自己承担恶名而把美名归于君主。我说：不对，这是李斯分担谤议的说法。不能完全承受恶名，使恶名不波及君主，这只是李斯的做法罢了，何况天下人称他不贤，未必不会成为君主的累赘呢。
又说范子思所知道和所坚守的超过他的兄长，范氏的家学就有可以效法的地方。又说孔子用柔来修饰刚，所以内在有圣德，而外在与常人相同。孟子用刚来修饰刚，所以自信其道而不向人屈服。众人用刚来修饰柔，所以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接着对他讲杨子的书只有这些，说到孟子的书，像自得之发于面、平旦之气养浩然之气之类，都是自得的地方。孔子则连自得的地方也没有。
又说做学问不只是习惯于诵读记数，表现在文章上罢了。而是要学习古人的行为。自从王安石之学兴起，这种正道就败坏了。又说，凡是想要解释经典，必须先反求自身，并且安顿于天下而可行，然后才为之解说。纵然不能完全领会圣人的心意，也差不多接近了。如果不这样，即使言辞辩驳通畅，也难免穿凿附会。现在有人对别人说：冬天喝水夏天喝汤，为什么呢？冬天阴气在外阳气在内，阳气在内则内部发热，所以让人想喝水。夏天阳气在外阴气在内，阴气在内则内部寒冷，所以让人想喝汤。即使非常善辩的人也不能驳倒这种说法。然而反求自身却不安心，安顿于天下却不可行。唉，做学问的人如果能这样用心，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庄子说：道的真谛用来治理自身，它的残余糟粕用来治理天下国家。我说：不对。《礼记》说：真诚的人不只是成就自己，还要成就万物。自己所得到的不能全部推及于人，就不是圣人的道理。只是在自身实行有先后罢了。孟子说：不得志时就独善其身，得志时就兼善天下。当他不得志时，独善一身之道，就是兼善天下之道。当他得志时，兼善天下之道，就是独善一身之道。施用于一身而没有多余，施用于天下而没有不足，这就叫圣人的道理。学习圣人的人不能以孔子、孟子为心，却专门以庄周为我之书作为解说，哪里算得上是学习圣人呢。
莹中说，做学问日益增加，修道日益减少。平常人便把它说成两件事，这就差得远了。大概说做学问则增加，修道则减少，这两个卦义未曾偏废。所减少的是克制愤怒、堵塞欲望，所增加的是见到善行就追随，有了过错就改正。如果用这种说法才可行，不然就是空话。又说：胡先生曾在迩英殿讲解损益卦，专门以损上益下、损下益上作为解说。
跋
我小时候侍奉乡里的长老，曾经从旁偷看所谓的《吕氏童蒙训》。其中的格言至理，粗略能记住的一二条。稍大后致力于科举学业，而亲戚故旧的书案上也不再有此书了。世道的升降在这里就可以预见了。客居金华太守丘公，先生谈话间提到它，并且说：“以前先父常常用它来训诫子侄。”我起初在傅，每天诵读学习。打算寻求善本刻印在学宫，或者太史祠中，使它在世上流传。我于是怂恿促成这件事说：“书出自吕氏，刻在祠堂，是适宜的。”恰逢丘公有民曹之命，于是拿出五万钱以履行最初的约定。吕兄巽家所藏的版本最为精密，此前长沙郡龙溪学都曾刻印，但错误特别多。丘公所诵读学习的，不知是从哪里得到的。起初舍人吕公以正献公长孙的身份，侍奉元祐遗老并与诸名胜交游，渊源所浸润的深远。辗转流落之余，中原文献随之南迁。即将往昔所闻所见，辑录成此编。仓部既手写而收藏之，巽伯又校正而刊刻之，大概可以传于世了。书中所载，自立身行己、读书取友、抚世
酬物、仕州县、立朝廷、纲条本末，皆有稽据，大要欲学者反躬抑志，循序务本，切近笃实，不累于虚骄，不骛于高逺，由成已以至成物，岂特施之童蒙而已哉。虽推之天下国家可也，巽伯属记始末，因輙附所闻于其后，是亦丘公之志焉。尔公名寿隽，字真长，文定公之嫡长子云。
译对待事物、任职州县、立于朝廷，以及纲领条目的根本与枝节，都有考证依据。其大旨是希望学者反省自身、抑制浮躁之心，循序渐进、致力于根本，切实近理、笃实厚重，不被虚浮骄矜所拖累，不追求高远空泛，由成就自己进而成就他人，这难道只是施行于孩童启蒙阶段而已吗？即使推广到天下国家也是可以的。巽伯嘱托我记录始末，于是我将所听闻的附记在文末，这也是丘公的志向所在。这位公名叫寿隽，字真长，是文定公的嫡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