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稗疏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稗疏》二卷，本朝王夫之撰。王夫之另有《周易稗疏》，已另行著录。这部书论述《春秋》的书法以及历法、天象、典章制度之类的内容，仅占十分之一，而考证地理的占了十分之九。他论述书法，认为闵公元年记载“季子”、“仲孙髙子”都不称名，是因为闵公年幼体弱，听任国人的作为，所以顺从国人的尊称。然而考察襄公即位，实际上只有四岁；昭公出逃，也不止一年，都没听说过因为君主不参与政事而改变记事方式，为何唯独闵公在世时，才顺从国人的立义？他论述《春秋》记载“戎”，都指徐戎，驳斥杜预“陈留济阳东有戎城”的说法是错误的，并且认为曹、卫之间不应该有戎人，用《费誓》来证明，似乎合乎情理。然而戎人与各国交错杂居，实际上并非一种。看经文记载“追戎济西”，则距离曹国近，而距离徐国远；至于凡伯出使鲁国，返回周朝，戎人在楚丘攻打他，那么凡伯没有经过徐地，徐戎也断难越过别国到达，能说曹、卫之间戎人不杂居吗？像这类情况，固然不免失于主观臆断。以至于把“鸜鹆”当作寒号虫，反而斥责《埤雅》的错误；把“延之廏”解释为“延袤”其廏，也是疏漏错误。杜注说“防亭在召陵南”，并没有说就在召陵，却删去“南”字来驳斥它，更是牵强附会地指责其过失。然而如“莒人入向”的“向”，认为应当从杜预所说在龙亢，而驳斥《水经注》所引阚骃的说法，误把邑名当作国名，足以申明杜注的意义。辨明杞国东迁在《春秋》之前；辨明“杀州吁于濮”不是在陈地；辨明“洮”是曹地，不是鲁地；“音推小反”，不读“音他刀反”；辨明“贯”字不是“贳”字的误写；辨明“厉”就是“赖”国，不是随县的“厉”乡；辨明“践土”不是郑地；辨明“翟泉”在周朝时不在王城之内；辨明莒、鲁之间有两个郓地；辨明仲遂去世的“垂”不是齐地；辨明“次鄫”的“鄫”不是鄫国，也不是郑地；辨明《春秋》的“祝其”不是汉代的“祝其”；都足以纠正杜注的失误。根据《后汉郡国志》认为“郎”在高平；根据《括地志》认为“胡”在堰城；根据《汉书·地理志》认为“重丘”在平原；根据应劭《汉书注》认为“阳”在都阳；都足以补充杜注的遗漏。至于认为“子纠”是齐襄公的儿子；认为鲁襄公时频繁出现月食日食，是由于误看了晕珥，也足以提供一种解释。在近人解说经书的著作中，颇有根基。他的书向来没有刊行，所以“子纠”的说法，近代梁锡璵据为新义；“翚不书族”、“定姒非谥”的说法，近代叶酉也据为新义，大概都是没有看到他的书。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稗疏卷一

岳州王夫之撰

隐公

春王正月。用夏历季节来冠于周历月份的学说，朱子详细辨明了胡氏的错误。况且从经文来推求，说正月而冠以“王”，则明显这正月是周天子颁布的正月。公羊学派说王者，是指谁？是指文王。说法虽然迂阔荒谬，也是用来阐明改正历法、授予时节，只有革命之王确定其名实，而正月的名目自然由周朝颁布了。如果孔子凭自己的心意想要实行夏历，那么就应当只说春正月，不可以称王。王不把它作为正月，即使不得天命，也不能矫揉造作、欺瞒以泯灭扰乱一代的制度。又哪里是孔子想要垂范后世的正月，可以自称王呢？不敢独自专断，又哪里敢假冒王章来欺骗天下呢？《春秋》的意义含蓄而显明，这里说王者，其意义不止一种。周朝已经东迁，诸侯僭越擅权，大概有不遵奉其正朔的，所以称王以显示鲁国奉行的是周礼。公羊学派所谓的大一统，这是其中一个意义。王是当今的王，用王来冠于月，明确三统依次建立，正月的名号不一，而这正月是当今王的正月，不是夏、商的正月，这又是一个意义。然而把建子之月作为正月，只有周朝王天下因为革命不相沿袭的缘故，建立晦暗不明的天统，而不同于天的显明之道，则这正月是王的正月，不是天的正月，用来寄托周正的偏差、夏时得天意的意思，这又是一个意义。经文措辞工巧的笔法，子游、子夏都不能在此处赞一词，可见了。三统的学说说道：“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说正建，是以所建的月份为正月。所以说王者改正朔，如果仍然以前王的正月作为正月，那么正朔就没有改变。明确说周正建子，却说周朝称建子之月为冬十有一月，那么有什么改变呢？《周礼》有正月，有正岁。正岁是建寅之月，正月是建子之月。有人以正月之吉始和为疑，说建子之月，冬气凛冽，不能说是和。不知道古人观察气机于细微之处，所以三统称为三微。冬至日回，北陆一阳生于地下，所以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