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稗疏卷一
谓之曰和。如于其着而言之，则建寅之月方在月吉朔旦，正冬春之交，严寒方冽，亦不得谓之曰和。何疑始和非建子之月乎？《豳风》言「一之日」「二之日」者，乃追赋太王以前事，不足为据。而其曰「七月流火」，则公刘以来自用夏正也。建寅者，以立春为岁首；建子者，以冬至。为岁首，不以大雪。自冬至至春分，阳气始发，可谓之春。春者，蠢也，蠢动，微动也。春分以后，百昌怒生，其动不蠢矣。建子非春之説，不可执也。何得以臆见立夏时冠周月之説，使圣人矫立王制，而乱一代之成宪哉？
译称它为“和”。如果从它所处的时节来说，建寅之月正值月吉的初一早晨，正当冬春交替之际，严寒依然凛冽，也不能称它为“和”。为什么怀疑“始和”不是建子之月呢？《豳风》中提到的“一之日”“二之日”，是追述太王以前的事，不足以作为依据。而其中说“七月流火”，则是从公刘以来就自行使用夏正了。建寅，是以立春作为岁首；建子，是以冬至作为岁首，而不是以大雪。从冬至到春分，阳气开始萌发，可以称之为春。春，就是蠢，蠢动，即微微地动。春分以后，万物蓬勃生长，它们的动作就不再是微微地动了。认为建子不是春天的说法，是不可以固执坚持的。怎么能凭主观臆断，将立夏时的说法冠于周历之月，使得圣人不得不矫枉过正地确立王制，从而扰乱一代之成法呢？
向杜解：谯国龙亢县有向城，龙亢地在今懐远县境。汉书沛郡有向县，注云：故向国，炎帝后，姜姓，地近萧县。言谯国龙亢者，晋并入龙亢为谯王国邑也。后汉书注云：地道记曰：左传隐二年入向城，在龙亢县东南。而阚骃十三州志曰：轵县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国，传谓向姜不安莒而归者此也。今按轵县之向邑也，非国也。传所谓王以苏忿生田向与郑者也，在轵县西北，地名向上，且其地去莒千里而遥，莒以小国偏师，安能越齐鲁宋郑而入其国都？则班书为是，阚説非也。地之以向名者不一，轵县有向矣，扶沟亦有向，会吴之向也，长葛有向，襄十一年诸侯师于向者也，皆如字。唯此龙亢之向国，音式亮反。顔师古注云：肰
赗。传曰：「车马曰赗。」赗以赠葬，而用车马者，疑为遣车。但遣车涂马，为物甚微，而丧礼葬有容车，列生时所椉者于匶，以为容观，不以殉也。仲子僭夫人之礼，其翟厌与仲子之卒，不见于《春秋》，葢在隐公未立之前，至是始归赗者，与秦人归襚不及大敛同，皆周末文胜之陋也。
纪履繻。《左传》作裂繻。裂与厉同。《礼记》所谓裂鞶也。小囊盛帨巾者，加繻以缘饰之。郑康成《内则》注引此经文为释繻，采色缯也。名必有义，字必从名。裂繻字子帛，故当从左上读，如裂下相兪反。
戎杜氏、何氏皆以为氐、羗之别种。按氐乃有扈氏之苗裔，子孙迁流逾陇而西；羗乃三苗、姜姓之别，舜迁之于三危，后渐入内地，居陇、蜀间。是氐、羌种类皆居西南。内则武都，外则河湟，去山东悬隔。春秋时戎、狄杂处，不闻氐、羌东徙，可云如后世氐、羌之类，不可竟指为氐、羌。传注家泥“东夷、西戎”之説，而不知通耳。杜氏谓陈留、济阳东有戎城，似矣。然《费誓》称“徐戎竝兴，东郊不开”，鲁所亟与防盟者，必此戎也。孔氏谓徐州之戎，帝王羁縻统驭。秦始皇后，此戎当在鲁之东南，安东、贑、榆之闲。若济阳乃豫州之域，地在鲁西，今曹县地，葢曹、衞之境，未闻有戎居此，则杜解固未确也。
日有食之，月之朔望，必以日月之食为准。非合朔则日何由食？非正望则月何由食？此厯法一定不易之理也。《春秋》所书，有言日不言朔者，有言朔不言日者，有但书月而日朔皆不言者。杜氏以为史失之，谷梁氏则曰：「言日不言朔，日晦食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专家之学，事理迷谬焉。有日食而可谓之晦日，可谓之既朔乎？其言夜食尤为舛妄。食限在夜，夜即朔也。所恶于日食者，以日光受蔽，人所不得见，故为灾眚。若食限在夜，无所蔽于人，闲不足为灾，故厯家可无夜食之法。又云：「王者朝日，日出而有亏伤之象，故知其食于夜，尤足令人姗笑。」不禁日食者，月正在日下，蔽日人不见耳，于日何伤？乃既复而犹有伤乎？王者朝日，春分之礼，非旦旦而朝日，即令旦旦朝日，偶有阴云，何从得见？唯算入食限，则虽京师云翳，而千里之外，阴晴既异，自见其食，岂借一王者之目击而始知哉？专家之学，闻不多而疑不阙，不知而作，如此类者众矣。其不言日不言朔者，公羊谓「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其説较是。所谓「失」者，朔失也，非日食之失也。周用天统厯为法，远而多疎，不能审定定朔，则所谓朔者非朔，故夫子曰：「行夏之时，言周厯违天，不可行也。」其不言日又不言朔者，则所置朔失之愈逺，葢有差至三四日者矣。《春秋》因其谬而分别书之，以显周厯之谬，以定百王敬授民时之大法，抑不待贬而大义自见。谷梁固不足以知之。
▯杜氏云：杞本都陈留雍邱县。桓六年，淳于公亾国，▯似并之迁都淳于。乃以地理攷证经文，雍邱去淳于地且千里。淳于即亾，▯安能越郑、宋、鲁、齐而逺并之？遽舎其故国而为千里之迁，则杜説固属未详。《汉书》注：雍邱故▯国，武王封东楼公于此。先《春秋》时徙鲁东北淳于之亾。入《春秋》后十七年，则▯初不因
译杜预解释说：谯国龙亢县有向城，龙亢的地点在今怀远县境内。《汉书》记载沛郡有向县，注解说：这是原来的向国，是炎帝的后代，姜姓，地点靠近萧县。说它在谯国龙亢，是因为晋朝将其并入龙亢，作为谯王国的属邑。《后汉书》注解说：《地道记》说：《左传》隐公二年提到的向城，在龙亢县东南。而阚骃在《十三州志》中说：轵县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就是周朝的向国，《左传》所说的向姜因不安于莒国而回国的人就是这里。现在考察，轵县的向邑，并不是国家。《左传》所说的周王把苏忿生的封地赐给向和郑，是在轵县西北，地名向上，况且那里距离莒国千里之遥，莒国作为小国，凭借偏师，怎么能越过齐、鲁、宋、郑而进入它的国都呢？那么班固的说法是对的，阚骃的说法是错误的。地名中带“向”字的有很多，轵县有向，扶沟也有向，会吴的向，长葛有向，襄公十一年诸侯军队驻扎在的向，都读原音。只有这个龙亢的向国，读音为“式亮反”。颜师古注解说：赗，赠送财物。《左传》说：“车马叫赗。”用赗来赠送葬礼，而用车马，怀疑是遣车。但遣车涂马，作为物品很微薄，而丧礼葬礼中有容车，陈列生前所乘坐的车辆在棺木旁，为了展示仪容，不用于殉葬。仲子僭越了夫人的礼仪，她的翟衣与仲子去世，没有记载在《春秋》中，大概是在隐公即位之前，到这时才归送赗礼，与秦人归送襚衣来不及大敛相同，都是周末礼文过度而导致的陋习。
纪履繻。《左传》写作裂繻。裂与厉同。《礼记》所说的裂鞶。小袋子盛放拭手巾，加上繻来装饰边缘。郑康成在《内则》注中引用这段经文来解释繻，是彩色的丝织品。名字一定有含义，字形一定跟随名字。裂繻字子帛，所以应当从左上读，如裂下相兪反。
戎。杜氏、何氏都认为他们是氐、羌的别种。考察氐是有扈氏的后代，子孙迁徙越过陇山向西；羌是三苗、姜姓的分支，舜将他们迁徙到三危，后来逐渐进入内地，居住在陇、蜀之间。因此氐、羌的种类都居住在西南。内部是武都，外部是河湟，距离山东遥远隔绝。春秋时期戎、狄杂居，没有听说氐、羌向东迁徙，可以说像后世的氐、羌这类，但不能直接指认为氐、羌。传注家拘泥于“东夷、西戎”的说法，而不知道变通。杜氏说陈留、济阳东边有戎城，似乎有理。然而《费誓》称“徐戎并起，东郊不开”，鲁国急切与之防备盟约的，一定是这个戎。孔氏说徐州的戎，帝王用羁縻政策统驭。秦始皇之后，这个戎应当在鲁国的东南，安东、赣、榆之间。如果济阳是豫州的区域，地点在鲁国西边，今曹县地，大概是曹、卫的边境，没有听说有戎居住在这里，那么杜预的解释确实不够确切。
日有食之，月亮的朔望，必须以日食月食为标准。不是合朔，太阳怎么会食？不是正望，月亮怎么会食？这是历法一定不变的道理。《春秋》所记载的，有说日不说朔的，有说朔不说日的，有只写月份而日和朔都不说的。杜氏认为是史官失误，谷梁氏则说：“说日不说朔，是晦日食；说朔不说日，是食既朔；不说日不说朔，是夜食。”专家的学问，事理迷误。有日食而可以称为晦日，称为既朔吗？他说夜食尤其错乱荒谬。食限在夜晚，夜晚就是朔。厌恶日食的原因，是因为日光被遮蔽，人们看不见，所以成为灾祸。如果食限在夜晚，不遮蔽人们，不足以成为灾祸，所以历家可以没有夜食的说法。又说：“君王朝拜太阳，日出而有亏损损伤的现象，所以知道它在夜晚食，尤其足以让人嘲笑。”日食发生时，月亮正在太阳下面，遮蔽太阳人们看不见，对太阳有什么损伤？等到恢复后还有损伤吗？君王朝拜太阳，是春分的礼仪，不是天天朝拜太阳，即使天天朝拜太阳，偶尔有阴云，从哪里看见？只有计算进入食限，那么即使京城有云翳，而千里之外，阴晴不同，自然看见日食，难道要借助君王的目击才知道吗？专家的学问，见闻不多而疑惑不断，不知道却乱说，像这样的很多。那些不说日不说朔的，公羊说“有的失在前面，有的失在后面”，这种说法比较正确。所谓的“失”，是朔的失误，不是日食的失误。周朝使用天统历为法，疏远而多疏漏，不能审定定朔，那么所谓的朔不是朔，所以孔子说：“行夏之时，说周历违背天道，不可实行。”那些不说日又不说朔的，那么所设置的朔失误得更远，大概有相差三四天的。《春秋》因为它的错误而分别记载，以显示周历的错误，以确立百王敬授民时的大法，即使不贬斥，大义自然显现。谷梁氏确实不足以知道这些。
杜氏说：杞国原本都城在陈留雍邱县。桓公六年，淳于公逃亡国家，似乎合并后迁都到淳于。于是用地理考证经文，雍邱距离淳于将近千里。淳于即使逃亡，怎么能越过郑、宋、鲁、齐而远远合并它？突然舍弃故国而进行千里迁徙，那么杜氏的说法确实不够详细。《汉书》注：雍邱是故杞国，武王封东楼公在这里。在《春秋》之前迁徙到鲁东北淳于的亡地。进入《春秋》后十七年，那么起初并不因为
并淳于而始东迁也。莒取牟娄，牟娄▯邑。杜氏亦云：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后汉书平昌侯国有娄亭，注谓是牟娄地，属北海诸县，今诸城也。则▯之国在青州齐之南、鲁之东，《春秋》前已不都雍邱，明矣。雍邱今杞县，《春秋》时为宋、郑二国之争地。葢王子友迁于新郑之时▯，已去雍邱而迁北海。其后或都淳于，或都缘陵，皆在青州之南境。特未都淳于之时，未攷其地果何在？要其在安邱诸城之间，与莒为邻已乆，离雍邱之故封，则无疑也。
译连同淳于而开始向东迁徙。莒国夺取了牟娄，牟娄是〇国的城邑。杜氏也说：城阳诸县东北有娄乡。《后汉书》记载平昌侯国有娄亭，注解说这里是牟娄之地，属于北海郡的诸县，即今天的诸城。那么〇国的国都在青州齐国的南部、鲁国的东部，在《春秋》之前已经不再建都于雍邱，这是显而易见的。雍邱即今天的杞县，在《春秋》时期是宋国和郑国争夺的地方。大概王子友迁往新郑的时候〇，〇国已经离开雍邱而迁往北海。后来〇国有时建都于淳于，有时建都于缘陵，都在青州的南部边境。只是在未建都淳于的时候，未曾考证其都城究竟在哪里？总之它在安邱和诸城之间，与莒国为邻已经很久，离开了雍邱的旧封地，这是毫无疑问的。
翚帅师翚不称公子，四传皆以贬词。左胡以其固请彊君不义，犹为近理。公谷谓以弑君故贬，则防师之日尚未成弑，及其逆女大恶已成，不贬之于罪已彰著之后，而逆亿之于弑械未成之先，何説邪？无骇亦公族也，不称公子、公孙。传以为《春秋》之始，犹为近古，故大夫不得赐族，而但书名。挟也、柔也、溺也，皆犹之翚也。至翚以弑成桓公之篡，故与聨族属以宠之，称公子以乱国法，自翚始也。若益师、彄之称公子，则于其死而加以殊宠，非生者之可徼也。称公子之与否，固无关于褒贬。不肰庆父之恶，岂在翚下，而始终以公子称，抑又何也？
濮地以水名，则凡水之滨皆可名也。而亦必于其水之滨。按《水经》：“河水至酸枣县，濮水出焉。”又曰：“瓠子水东过廪邱为濮水。”酸枣今延津，廪邱今范县。葢西自延津，东至濮州，皆濮水之滨，可名为濮。特地在河北，与陈国之境，既限以大河，而中间宋地，陈之封壤，不得有濮名也。卫使右宰丑涖杀州吁于濮，卫人自于卫地杀之。若杀石厚，则传言涖杀于陈，亦以明濮非陈境矣。杜觧云：“濮，陈地。”非也。此时卫未东徙，尚都卫辉，而延津在其东南为邉境，自陈至卫之孔道，杀州吁于境上，亦戮于甸人之遗意。若后汉《郡国志》言东郡濮阳，春秋时曰濮，则迂道而东，非陈至卫之途。葢亦未审。
观鱼于棠。棠在今鱼台县，济水东流过之。河济合流以来，河迳其南，出庙道口。周定王以前，河方北流，独临济水，故《公羊传》曰：“棠，济上之邑也。”隐公葢临济上而观之。观《左氏》作“矢矢，陈也”。济亦大渎也，虽有鱼，非可陈而观者。葢鱼之为言渔也，陈其取鱼之具而观其获也。北方唯冬可以取鱼，故《周颂·潜》有多鱼咏，季冬荐鱼之事，周正之春夏正，仲冬以后也。于时乗冰合，鱼聚于渊，而多设罧、梁、▯、罟以取之，此谓陈鱼而观也。又按杜氏于此及防戎于唐，皆云方与之武、唐亭，一地二名者。古者侯国封疆小而人民聚，故栉比置邑，各为之名。子曰：“十室之邑，十室可名为邑”，犹今之乡图耳。则棠、唐宻迩而邑名异，无足疑矣。
艾杜解：泰山牟县有艾山，而桑钦《水经》云：“沂山出泰山葢县之艾山，南过琅邪临沂。”临沂今沂州也。郦道▯説地近莒之浮来。后汉《郡国志》琅邪临沂县注：“隐六年盟于艾。”杜预曰：“县东南有艾山。”又与《左传》觧云：“牟县者异。”按沂水有二，一则“浴乎沂”之沂在曲阜，汉晋以下曲阜并入葢县，其水南流入泗；一则▯源琅邪，东流入海。葢县亦有二，一在曲阜，读如字，古拜反；一音古盖反，齐邑也，地近于莒，后为王驩食邑，是以互相淆讹。艾山自在琅邪之葢，杜云泰山者非也。曲阜之葢【古拜反】乃鲁国都郊关内地，齐方彊盛，其肯至鲁都而受盟乎？则艾在齐南鲁东，近浮来而属琅邪，明矣。呉齐战于艾陵，其即此艾与？
垂。《左传》云遇于犬邱，杜解：“犬邱，垂也。”地有两名，则杜既知垂之即犬邱矣，而又曰：“济隂句阳县东有垂亭。”岂不自相背戾邪？犬邱于汉为敬邱，《汉书》注云：“明帝改曰犬邱。”应劭曰：“《春秋》遇于犬邱，在此。”《水经注》云：“睢水侧有犬邱，王莽改曰敬邱县，属沛郡。”而句阳县属济隂，一临睢水为宋地，一近济水为卫地。传称：“宋公以币请，先见修主道也。”则垂为宋地审矣。睢阳有□水，字从犬而音同垂，然则垂本□也，尤知其非垂亭也。
郎杜解详于纪地，唯郎阙焉。今按《后汉郡国志》：「髙平侯国注有云：『隠九年，费伯城郎在此。』高平于西汉为橐县，在金乡、钜野之间，地近于宋。隐公于时方将与宋为难，故非时亟城之。」
防 郜防 邑名有地相近而名同者攷证之所以难也防防之防在汉华县属泰山郡其地当在齐鲁之间故文姜防齐侯亦于此取防之防杜云在高平昌邑间西南与成武东南之郜城同在鲁西而为宋地鲁既取之于宋庄二十
译翚率领军队，翚不称公子，四传都用贬斥的词语。左胡认为他固执地请求，强迫君主是不义的，这还比较接近道理。公羊和谷梁认为因为弑君的缘故而贬斥他，那么防师之时尚未完成弑君，等到迎娶女子时大恶已经形成，不在罪行已经彰著之后贬斥他，却在弑君的器械尚未完成之前就逆料推测，这是什么说法呢？无骇也是公族，不称公子、公孙。传认为《春秋》的开始，还比较接近古代，所以大夫不能赐族，只写名。挟、柔、溺，都和翚一样。等到翚因为弑成桓公的篡位，所以与他联属宗族来宠幸他，称公子来扰乱国法，从翚开始。至于益师、彄称公子，是在他们死后给予特殊的宠幸，不是活着的人可以侥幸得到的。称不称公子，本来与褒贬无关。不然的话，庆父的罪恶，难道在翚之下，却始终称公子，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濮地以水命名，那么凡是水边都可以命名。但也一定在水边。查《水经》：“河水到了酸枣县，濮水从这里流出。”又说：“瓠子水向东经过廪邱成为濮水。”酸枣即今天的延津，廪邱即今天的范县。大概西起延津，东至濮州，都是濮水边，可以命名为濮。只是地在河北，与陈国的边境，既然被大河限制，而中间的宋地，陈国的封疆，不能有濮名。卫国派右宰丑在濮地杀州吁，卫人自己从卫国境内杀他。如果杀石厚，传中说在陈地杀，也是说明濮不是陈国的边境。杜预解释说：“濮，陈地。”不对。此时卫国尚未东迁，还都卫辉，而延津在其东南为边境，从陈到卫的必经之路，在边境上杀州吁，也是戮于甸人的遗意。如果后汉《郡国志》说东郡濮阳，春秋时叫濮，那么绕道向东，不是从陈到卫的路线。大概也没有审察清楚。
在棠地观鱼。棠在今天鱼台县，济水向东流过。河济合流以来，黄河经过其南，出庙道口。周定王以前，黄河向北流，只临近济水，所以《公羊传》说：“棠，济水上的城邑。”隐公大概临济水而观看。观，《左氏》作“矢矢，陈也”。济也是大河，虽然有鱼，不是可以陈列观看的。大概鱼的意思是渔，陈列取鱼的器具而观看收获。北方只有冬天可以取鱼，所以《周颂·潜》有多鱼的咏唱，季冬进献鱼的事，周正的春夏正，仲冬以后。这时冰合，鱼聚在深渊，而多设罧、梁、〇、罟来取鱼，这就是陈列鱼而观看。又查杜氏在这里以及防戎于唐，都说方与之武、唐亭，一地二名。古代侯国封疆小而人民聚集，所以像梳子齿一样排列城邑，各自命名。孔子说：“十室之邑，十室可名为邑”，就像现在的乡图。那么棠、唐靠近而邑名不同，没有什么可疑的。
艾杜解：泰山牟县有艾山，而桑钦《水经》说：“沂山出泰山葢县的艾山，南过琅邪临沂。”临沂即今天的沂州。郦道元说地近莒的浮来。后汉《郡国志》琅邪临沂县注：“隐六年盟于艾。”杜预说：“县东南有艾山。”又与《左传》解释说：“牟县者异。”查沂水有二，一是“浴乎沂”的沂在曲阜，汉晋以下曲阜并入葢县，其水南流入泗；一是〇源琅邪，东流入海。葢县也有二，一在曲阜，读如字，古拜反；一音古盖反，齐邑也，地近于莒，后为王驩食邑，因此互相混淆。艾山自在琅邪的葢，杜说泰山者不对。曲阜的葢【古拜反】乃鲁国都郊关内地，齐方强盛，其肯到鲁都而受盟乎？那么艾在齐南鲁东，近浮来而属琅邪，明了。吴齐战于艾陵，其即此艾与？
垂。《左传》说遇于犬邱，杜解：“犬邱，垂也。”地有两名，那么杜既知垂之即犬邱矣，而又说：“济隂句阳县东有垂亭。”岂不自相矛盾邪？犬邱于汉为敬邱，《汉书》注说：“明帝改曰犬邱。”应劭说：“《春秋》遇于犬邱，在此。”《水经注》说：“睢水侧有犬邱，王莽改曰敬邱县，属沛郡。”而句阳县属济隂，一临睢水为宋地，一近济水为卫地。传称：“宋公以币请，先见修主道也。”那么垂为宋地审矣。睢阳有□水，字从犬而音同垂，然则垂本□也，尤知其非垂亭也。
郎杜解详于纪地，唯郎阙焉。今按《后汉郡国志》：「髙平侯国注有云：『隠九年，费伯城郎在此。』高平于西汉为橐县，在金乡、钜野之间，地近于宋。隐公于时方将与宋为难，故非时亟城之。」
防郜防邑名有地相近而名同者攷证之所以难也防防之防在汉华县属泰山郡其地当在齐鲁之间故文姜防齐侯亦于此取防之防杜云在高平昌邑间西南与成武东南之郜城同在鲁西而为宋地鲁既取之于宋庄二十
孔父杜氏既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则知孔父之名嘉矣。又曰孔父称名者，内不能治其闺门，外取怨于民，何其自相刺谬也？名嘉而字孔，以孔为乳，子于▯鸟至之时，于时为吉，于事为亨也。故郑公孙嘉亦字子孔，孙以祖字为氏。孔子之姓由孔父而称，若谓孔为名，岂孔子以祖名为氏乎？若谓孔姓名父，则古今未有以父为名者。父与甫异，顔之推谓凡系字于父之父竝读如父母之父是也。谷梁谓孔子为祖讳，义亦得伸。父者，尊称也。孔其字也。葢亦宋之公族，故孔子曰：“丘，殷人也。”
郜大鼎。有郜邑，有郜国。隠十年，鲁取郜于宋，故乆为宋邑。若郜国为文王之子所封，至僖二十年，郜子尚见于经，非宋于此时能有其地也。杜氏于「取郜」注云：「济阴成武东南有郜城。」于「取郜大鼎」注亦云：「济阴成武县东南有郜城，又曰郜国所造器也。」则混而为一矣。成武之郜为宋鲁犬牙相入之壤，是宋邑也，非郜子之国也。郜未亾地，不得入宋，寳器亦不得迁于宋。要此大鼎，乃宋于郜邑铸之者，非郜国所造也。郜子之封未详所在，而成武之郜必非其国都。杜解淆乱，不足从。
邓杜氏解云：颍川召陵县西南有邓城，召陵于汉属汝南郡，在西华郾城之间，今属开封陈州，葢陈地也。按桓九年，邓南鄙鄾人攻巴客而夺其币，杜云：鄾在今邓县南▯水之北，则今襄阳樊城之地，在汉江北者是也，为邓之南鄙。杜氏以邓为邓县，明乎其为今邓州矣。巴人从夔州迳郧阳，循邓州之南，由襄入郜。若邓国在颍川，相去甚逺，安得南鄙在鄾为巴人之借迳乎？又庄六年，楚伐申，过邓，亦取道襄阳至邓州，遂东向申【今信阳州】若邓在颍川，则中隔陈蔡，相去亦逺，伐申安得过邓邪？邓州之为邓国，古今不易。《汉书》注应邵曰：邓县故邓侯国。《后汉书》亦言邓有鄾聚，皆属南阳郡。若召陵之有邓城，在郑之东，蔡之北，二国谋御楚，虽不应东北向而谋之。胡氏曰：其地以国邓亦与焉。郑蔡南至邓而防谋，斯为得之。
防于郕。左氏、公羊皆作成，胡氏独从谷梁作郕。按郕，国也。庄八年，齐鲁围之。文十二年，郕伯来奔。其国在济南西北，齐、卫之间。杜氏所谓东平刚父县西南郕乡也。成则鲁邑也，在汉泰山郡钜平县，后为孟氏之食邑，在齐之南，故曰无成，则齐人必至于北门。纪防鲁以谋齐，难自就鲁以谋，安敢越齐而西防于济北哉？且地以国者，其国亦与郕近齐而微弱，亦岂敢为纪主以亢齐？谷梁“成”傍加“邑”，自传写之讹耳。
祭杜解云：祭，郑邑。长垣县东北有祭城，封人守其封疆，因以为氏。胡氏则以为周之命大夫。按祭城之祭，读如字。命于周者，则祭公谋父之后，与祭伯、祭公、祭叔同族。音债，其国邑在王畿内，非长垣之祭也。《左传》称祭封人仲足，足其名也，仲其字也。故胡氏以与单伯同为命卿。封人之官，秩卑而权轻，安能操废立之权？然则封人者，昔于王室为封人，非郑之封人也。天子之元士，视子男。封人出为命卿，正相当矣。祭仲执郑之柄，使食邑于祭城，而以为氏，则当有后于郑。而终春秋之世，郑无祭氏之族，又足以见其同于单伯，仍归于周，无后于鲁也。又长垣地临濮水，于春秋为蒲，所谓卫有蒲、戚也。而《陈留志》言长垣祭城有蘧伯玉墓，则蔡城为卫邑，而非郑地。郑安得有封人于祭乎？以此攷之，胡氏之説为是。
燕 谷邱 燕南燕也字或作郑姞姓之国在河南胙城县其召公之后封于蓟者春秋称北燕谷邱左传谓之句渎【音钩豆】之邱济阴句阳县应邵曰左▯句渎之邱也郦道▯亦云在济阴句阳县东南其地当属曹卫杜云宋地未是
八月壬辰，陈侯跃卒。杜云：「壬辰七月二十三日，以是年六月有壬寅，十一月有丙戌，推之知壬辰为七月二十三日，壬寅为六月二日，丙戌为十一月十七日或十八日。但杜云从赴，则未是。岂有日不误赴而月误者？益传授相承之有讹耳。」
葛杜解：葛在梁国宁陵县东北，此
译孔父杜氏既然说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那么就知道孔父的名字叫嘉了。又说孔父称名，是因为对内不能治理好家门，对外招致百姓怨恨，这多么自相矛盾啊？名嘉而字孔，以孔为乳，子在燕子到来之时出生，在时令上是吉利的，在事情上是通达的。所以郑国的公孙嘉也字子孔，孙子以祖父的字作为姓氏。孔子的姓氏由孔父而来，如果说孔是名，难道孔子是以祖父的名字作为姓氏吗？如果说孔姓名为父，那么古今没有以父作为名字的人。父与甫不同，颜之推说凡是系字于父的父都读如父母的父，这是对的。谷梁传认为孔子为祖先避讳，道理也能讲通。父是尊称。孔是他的字。大概也是宋国的公族，所以孔子说：“丘，是殷人。”
郜大鼎。有郜邑，有郜国。隐公十年，鲁国从宋国夺取郜邑，所以郜邑长久以来是宋国的城邑。如果郜国是周文王的儿子所封，到僖公二十年，郜子还出现在经文中，宋国在这个时候不可能拥有那块土地。杜氏在“取郜”的注中说：“济阴成武东南有郜城。”在“取郜大鼎”的注中也说：“济阴成武县东南有郜城，又说这是郜国制造的器物。”这就把它们混为一谈了。成武的郜邑是宋国和鲁国交错接壤的土地，是宋国的城邑，不是郜子的国家。郜国没有灭亡土地，就不能并入宋国，宝物也不能迁移到宋国。总之这个大鼎，是宋国在郜邑铸造的，不是郜国制造的。郜子的封地所在不详，而成武的郜邑必定不是它的国都。杜氏的解释混淆不清，不值得采纳。
邓杜氏解释说：颍川召陵县西南有邓城，召陵在汉代属于汝南郡，在西华和郾城之间，现在属于开封和陈州，大概是陈地的地方。查考桓公九年，邓国南边的鄾人攻打巴国的使者并夺取了他的财物，杜氏说：鄾在现在邓县南边的〇水北岸，也就是现在襄阳樊城的地方，在汉江北岸，是邓国的南边边境。杜氏把邓国当作邓县，明显是指现在的邓州。巴人从夔州经过郧阳，沿着邓州的南边，由襄阳进入郜邑。如果邓国在颍川，相距很远，怎么能让南边边境在鄾作为巴人的借道呢？又庄公六年，楚国攻打申国，经过邓国，也是取道襄阳到邓州，然后向东攻打申国【现在信阳州】。如果邓国在颍川，那么中间隔着陈国和蔡国，相距也很远，攻打申国怎么能经过邓国呢？邓州作为邓国，古今没有改变。《汉书》注应邵说：邓县是原来的邓侯国。《后汉书》也说邓有鄾聚，都属于南阳郡。如果召陵有邓城，在郑国的东边，蔡国的北边，两国谋划抵御楚国，也不应该向东北方向谋划。胡氏说：那个地方因为国家叫邓也参与其中。郑国和蔡国向南到邓国谋划防御，这才说得通。
在郕地会盟。左传、公羊传都写成，胡氏独自跟随谷梁传写成郕。查考郕，是国家。庄公八年，齐国和鲁国围攻它。文公十二年，郕伯来投奔鲁国。它的国家在济南西北，齐国和卫国之间。杜氏所说的东平刚父县西南的郕乡。成则是鲁国的城邑，在汉代泰山郡钜平县，后来成为孟氏的食邑，在齐国的南边，所以说没有成邑，那么齐国人必定会到达北门。纪国和鲁国谋划对付齐国，难以亲自到鲁国谋划，怎么敢越过齐国向西在济北会盟呢？而且地名以国家命名的，那个国家也和郕靠近齐国而微弱，又怎么敢作为纪国的主持者来对抗齐国呢？谷梁传“成”旁边加“邑”，自然是传抄的错误。
祭杜氏解释说：祭，是郑国的城邑。长垣县东北有祭城，封人守卫它的疆界，因此作为姓氏。胡氏则认为他是周天子任命的大夫。查考祭城的祭，读如字。在周天子那里受命的，则是祭公谋父的后代，与祭伯、祭公、祭叔同族。音债，他的国家城邑在王畿内，不是长垣的祭邑。《左传》称祭封人仲足，足是他的名字，仲是他的字。所以胡氏认为他与单伯同为受命的大夫。封人的官职，品级低而权力轻，怎么能掌握废立君主的权力呢？那么封人，以前在王室担任封人，不是郑国的封人。天子的元士，相当于子男。封人出任受命的大夫，正相当。祭仲掌握郑国的权柄，让他食邑在祭城，并作为姓氏，那么应当在郑国有后代。而整个春秋时期，郑国没有祭氏的家族，又足以看出他与单伯相同，仍然归属于周，在鲁国没有后代。又长垣地临濮水，在春秋时叫蒲，所谓卫国有蒲、戚。而《陈留志》说长垣祭城有蘧伯玉墓，那么蔡城是卫国的城邑，而不是郑国的土地。郑国怎么能在祭邑有封人呢？以此考证，胡氏的说法是对的。
燕谷邱。燕是南燕，字有时写作郑，姞姓的国家，在河南胙城县。那召公的后代封在蓟的，春秋称为北燕。谷邱，左传称之为句渎【音钩豆】之邱，在济阴句阳县。应邵说：左〇句渎之邱。郦道〇也说在济阴句阳县东南，那地方应当属于曹国和卫国。杜氏说是宋地，不对。
八月壬辰，陈侯跃去世。杜氏说：“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因为这一年六月有壬寅，十一月有丙戌，推算得知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壬寅是六月二日，丙戌是十一月十七日或十八日。但杜氏说根据讣告，就不对了。哪有日子不错而月份错的呢？大概是传授相承中有错误罢了。”
葛杜氏解释说：葛在梁国宁陵县东北，这
则与亳为邻之国，夏之伯国，汤已灭之，不得阅殷周而仍在。邾、牟、葛皆称人，而鲁旅见之，则皆鲁之附庸。牟在泰山郡，邾在鲁南鄙，葛亦应附近于鲁。宁陵当春秋时为宋地，去鲁逺矣。此葛葢所谓葛峄也。今兖州之峄县与邹接壤，当鲁之南，为鲁附庸，其后不再见于经传，固无从攷尔。
译那么（葛国）是与亳相邻的国家，是夏朝的方伯之国，商汤已经灭掉了它，不可能历经殷商、西周而仍然存在。邾、牟、葛都被称为“人”，而鲁国的使者曾去访问它们，那么它们都是鲁国的附庸。牟国在泰山郡，邾国在鲁国的南部边境，葛国也应该靠近鲁国。宁陵在春秋时期是宋国的土地，距离鲁国很远了。这个葛大概就是所说的葛峄。如今兖州的峄县与邹国接壤，位于鲁国的南部，是鲁国的附庸，后来不再见于经传，本来就无法考证了。
庄公
单伯逆王姫。二传作逆王姫，左传作送。言逆则单伯为鲁大夫，言送则单伯为王臣。攷经之言单伯者不一，皆鲁事，则命大夫之説为长。而自此年书单伯至，文十三年凡八十二年书单伯至自齐，明非一人。若彼毕伯，为此单伯之子姓，茍非鲁人，何为世为鲁卿？则又不容不疑。但言自周而送，则必至鲁而后书。夏已至鲁，何为秋乃归齐？故二传定为鲁使往逆，乃鲁主王姫之昏，则逆之者齐事也。若鲁逆之，来鲁亦当使鲁人，不宜还使周之命卿。葢既使逆之以来，因定遣送之于齐，则可云逆，亦可云送。三传未尝不相通也。而单伯之阅八十余年无异称，则终不可觧。
公次于滑。《左传》作滑，二传作郎。滑，杜云郑地，在陈畱襄邑县西北，葢今大名之滑县。言次，则公帅师以往。纪在鲁东南，今欲救纪，而其君轻去国都，帅师以西，次于曹郑之间，独不畏齐之乗虚以致难于鲁乎？如云约郑鄫之东向纪也，亦不北迳于滑。唯郎，则按《后汉书》注，在山阳高平县，今兖州之金乡也。既不出鲁封内，又为郑纪之孔道，固宜以二传为正。
大水无麦苗，周厯自夏至起至秋分为秋麦熟于夏，夏正之夏也。大小二麦至小满而尽获，安得夏至以后尚有未获之麦为水所漂乎？杜云漂杀熟麦，非也。春秋纪灾，毎于公家赋敛之日书之。四月收麦，五月末乃登之公廪。故庄二十八年于冬书无麦，葢是年积雨败麦，至夏至后大水淹五稼之苗，故彚记之耳。此时河尚北流，鲁无决隄之患，唯汶泗诸泉积雨坌涌。以知无麦者雨败之也，无苗者水没之也。
子纠。杜氏谓子纠为桓公庻兄，程子则曰桓公兄而子纠弟。史记谓二子皆僖公子，程子则谓皆襄公子。程子所据者薄昭与淮南王书，桓公杀其弟之文也。杜氏所云则荀卿言桓公杀兄争国，已先薄昭言之矣。乃以经传攷之，则二説皆未得其实。胡氏于纳纠从公谷，不称子；于取纠杀之，又从左氏称子。胡氏杂用三传，惟其意以为去取则是，屈古文以殉己意，往往有此淆乱之病。圣人立法，必无一人而顷刻变易之。文既称纠为子，则纳与杀皆称子矣。必如左氏而后径有定论。称子者从乎襄公而言，犹之乎子般为庄公之子，以未即位而称名，实则在丧之孤也。韩宣子谓齐桓卫姫之子有宠于僖，确有明证。而传云防公立无常，鲍叔知乱将作，奉公子小白奔莒。当防公初立之日，使小白为其子，则尚在幼冲，且未尝有申生之衅，鲍叔何为遽奉其子，背父而逃？其为防公之弟明甚。若管召奉纠奔鲁，传云乱作乃奔，则畏无知而出，纠固防公之子也。纠为防公之子，有继防之义，故在丧而称子。小白，防公弟也，于分不当立，故但以名书。葢防公既弑无知，又诛纠，以父死子继之义，因鲁求入，而防公使民慢虐，为国人所不与，故大夫虽受盟于鲁，而不愿戴暴君之裔。故桓公入而众助之，以败鲁而杀纠。是纠非小白之兄，抑非其弟，乃其从子也。于分当立而桓公夺之耳。若夫子称管仲之仁，则自以具功在天下后世，初不以纠之不当有齐，而以徙义予之。一能徙义，而遂曰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乎。
乘邱杜觧但云鲁地未得委悉。一统志曹县有乘邱城，谓鲁庄败宋师于此，乃据应邵说，以济阳郡之乗氏县为乗邱也。乗氏曹地，非鲁地。按传公子偃自雩门窃出而犯之，是宋师已深入鲁地，不当西南逺在曹境。史记正义曰：乗邱在兖州瑕邱县西北三十五里，瑕邱在今滋阳县，为兖州府治，去曲阜为近。乗邱自当在此。
荆楚曰：荆者，二传皆谓州举狄之也。夫州大而国小，楚未能全有荆州之地，而举一州以与之，是纵之也。岂狄之邪？狄吴不名之为扬，赤狄在潞，不名冀，何独以一州授楚乎？书称「荆及衡阳，惟荆州」，荆自荆也，荆州自荆州也。楚封于丹阳，依荆山以为国，荆山在今南漳县，为荆州之北境，故因以名州耳。其或称荆，或称楚者，荆楚一也，皆木名也。黄荆本名楚，以之为刑杖，则名荆。楚国木名荆，至其后始改
译庄公
单伯迎接王姬。《公羊传》和《谷梁传》记载为“迎王姬”，《左传》记载为“送”。说“迎”，则单伯是鲁国大夫；说“送”，则单伯是周王室的臣子。考察经文中提到单伯的地方不止一处，都是关于鲁国的事，那么认为他是受命的大夫的说法更为合理。然而从这一年开始记载单伯到来，到文公十三年记载单伯从齐国回来，中间相隔八十二年，显然不是同一个人。如果那个毕伯是这位单伯的后代，如果不是鲁国人，为什么世代担任鲁国卿大夫？这又让人不能不怀疑。但如果说是从周王室送嫁，那么必定到达鲁国后才记载。夏天已经到达鲁国，为什么秋天才回到齐国？所以《公羊传》和《谷梁传》断定是鲁国派遣使者前往迎接，这是鲁国主持王姬的婚事，那么迎接她是齐国的事。如果是鲁国去迎接，来到鲁国也应当使用鲁国人，不适宜再派遣周王室任命的大夫。大概既然已经派遣去迎接并带来，于是决定送往齐国，那么可以说“迎”，也可以说“送”。三部传文并非不相通。而单伯历经八十多年称呼没有变化，终究无法解释。
庄公驻扎在滑地。《左传》作“滑”，《公羊传》和《谷梁传》作“郎”。滑地，杜预说是郑国的地方，在陈留襄邑县西北，大概是今天大名府的滑县。说“驻扎”，则是庄公率领军队前往。纪国在鲁国的东南，现在想要救援纪国，而其国君轻易离开国都，率领军队向西，驻扎在曹国和郑国之间，难道不害怕齐国乘虚而入给鲁国带来灾难吗？如果说约定郑国和鄫国向东进攻纪国，也不应该向北经过滑地。只有郎地，按照《后汉书》注，在山阳高平县，即今天兖州的金乡县。既不在鲁国境内，又是郑国和纪国的交通要道，所以应当以《公羊传》和《谷梁传》为准。
大水，没有麦苗。周历从夏至开始到秋分为秋季，麦子在夏季成熟，即夏历的夏季。大小两种麦子到小满节气就全部收获完毕，哪里会有夏至以后还有未收获的麦子被水冲走呢？杜预说被水冲走的是成熟的麦子，这是错误的。《春秋》记载灾害，往往在公家征收赋税的时候记录。四月收获麦子，五月末才运入公家的粮仓。所以庄公二十八年冬天记载“无麦”，大概是这一年连续降雨破坏了麦子，到夏至后大水淹没了五谷的幼苗，所以一并记录罢了。此时黄河尚向北流，鲁国没有堤坝决口的祸患，只有汶水、泗水等泉水因积雨而涌出。由此可知，“无麦”是雨水破坏所致，“无苗”是水淹没所致。
子纠。杜预认为子纠是桓公的庶兄，程子则说桓公是兄而子纠是弟。《史记》说两人都是齐僖公的儿子，程子则说都是齐襄公的儿子。程子所依据的是薄昭给淮南王的信中，桓公杀其弟的记载。杜预所说的则是荀况言桓公杀兄争国，这比薄昭更早。然而用经传考证，则两种说法都没有得到事实真相。胡安国在记载接纳子纠时跟随《公羊传》和《谷梁传》，不称“子”；在记载捕获子纠并杀他时，又跟随《左传》称“子”。胡安国杂用三部传文，只凭自己的意思决定取舍，这是对的，但为了迎合自己的意思而歪曲古文，往往有这种混乱的弊病。圣人制定体例，绝不会对同一个人顷刻之间改变称呼。经文既然称纠为“子”，那么接纳和杀害都应当称“子”。必定像《左传》那样才有确定的结论。称“子”是相对于襄公而言，就像子般是庄公的儿子，因为未即位而称名，实际上是守丧期间的孤儿。韩宣子说齐桓公和卫姬的儿子受僖公宠爱，确有明证。而传文说襄公即位后没有常道，鲍叔牙知道祸乱将起，奉公子小白逃往莒国。当襄公刚即位时，如果小白是他的儿子，那么还在幼年，况且没有申生那样的嫌隙，鲍叔牙为什么急忙奉其子，背离父亲逃跑？这明显是襄公的弟弟。至于管仲、召忽奉子纠逃往鲁国，传文说祸乱发生才逃跑，则是畏惧无知而出逃，子纠固然是襄公的儿子。子纠是襄公的儿子，有继承襄公的意义，所以在守丧期间称“子”。小白是襄公的弟弟，按名分不当立，所以只以名字记载。大概襄公既杀了无知，又诛杀子纠，依据父死子继的道理，通过鲁国请求回国，而襄公使百姓轻慢暴虐，不被国人所接受，所以大夫虽然与鲁国结盟，但不愿拥戴暴君的子孙。所以桓公回国而众人帮助他，打败鲁国并杀了子纠。这说明子纠不是小白的哥哥，也不是他的弟弟，而是他的侄子。按名分应当立他而桓公夺取了君位。至于孔子称赞管仲的仁德，自然是基于他的功业惠及天下后世，起初并不因为子纠不应当拥有齐国，而是因为他能顺应大义而给予肯定。一旦能顺应大义，就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
乘邱。杜预的注解只说是鲁国的地方，没有详细说明。《一统志》说曹县有乘邱城，认为鲁庄公在此打败宋军，是依据应劭的说法，将济阳郡的乘氏县当作乘邱。乘氏是曹国的地方，不是鲁国的地方。按照传文，公子偃从雩门偷偷出兵袭击，说明宋军已经深入鲁地，不应当远在西南的曹国境内。《史记正义》说：乘邱在兖州瑕邱县西北三十五里，瑕邱在今天滋阳县，是兖州府治，距离曲阜较近。乘邱自然应当在这里。
荆楚。说“荆”，两部传文都说是举州以称狄。然而州大而国小，楚国未能完全占有荆州之地，而举一个州来称呼它，这是放纵它。难道是称它为狄吗？吴国不被称为扬州，赤狄在潞国，不被称为冀州，为什么唯独用一个州来称呼楚国呢？《尚书》说“荆及衡阳，惟荆州”，荆自是荆，荆州自是荆州。楚国封于丹阳，依靠荆山建国，荆山在今天南漳县，是荆州的北境，所以因此命名该州。有时称荆，有时称楚，荆和楚是一样的，都是树木的名称。黄荆本名叫楚，用作刑杖，则叫荆。楚国以荆为木名，到后来才改
曰楚。杜氏曰：「荆楚本号，后改为楚。」是也。其地产楚，因以名山而名国，或亦恶刑杖之名，改从其木之本号耳。非春秋故抑之。《诗》称「▯伐荆楚」，又云「裒荆之旅」，荆国之为荆旧矣。
译说是楚国。杜氏说：“荆楚是原本的称号，后来改称为楚。”这是正确的。那地方出产楚木，因此用山名来命名国家，或者也是厌恶“刑杖”这个名字，改而采用这种树木的本名罢了。并不是《春秋》故意贬低它。《诗经》中称“征伐荆楚”，又说“聚集荆国的军队”，荆国称为“荆”由来已久了。
莘 地名莘者不一晋文登有莘之墟乃伊尹所耕之野在河濮之间汉为阳平县今东昌之莘县是缵女维莘之莘姒姓之国字或作侁在郃阳渭涘今同州郃阳县有故莘城是也左传神防于莘之莘虢邑也在大河之北此莘乃蔡地字或作新汉为新阳县应邵曰在新水之阳今汝宁眞阳县是也楚防入蔡地蔡侯出御而败之
扈杜云：扈，郑地，在荥阳卷县西北。卷县今修武。此文宣二公时，晋防诸侯之扈，去齐且千里，去鲁亦逺。齐鲁接壤之国，防盟以讲姻好，非有事于西方，何为逺渉千里以结盟？地固有名同而实异者，足知此扈非荥阳之扈。▯称：夏有观扈，其地在今东昌之观城，邻于卫，而为齐鲁之西界。孙氏曰：扈，齐地，得之。
郭公。杜氏曰：葢经阙误。胡氏曰：义不可晓，是已。乂据刘氏以为郭亾，汪氏谓亾字从人从▯，与公字相近，乃公字▯文与亾字逈异，不可彊通。大要郭公为失地之君，与州公、虞公一例，其下或有出奔见执之事，旧史阙之耳。其称公者，所谓寓公也。寓公不论侯伯子男，皆曰公。葢已失其故爵，而所寓之国必以诸侯之礼接之，为之名曰公，与本国之君敌体耳。胡氏于州公则言：天子三公，王者之后称公，州非三恪，抑非入相于周，僻在东夷之小国耳。义既不立于虞公，则又曰：从下执之之词。曹伯、郑伯皆下执之而不称公，何独于虞而云然？
洮旧注洮音他刀反，非也。水之以洮名者不一，其音亦异。水出陇西，过临洮，东入渭者，则音他刀反；水出零陵，东入湘者，音徒到反。此洮在济水之西，濮水之南，传所谓「自洮以南，东傅于济」是也。音推小反。观传所言，则洮南故属鲁，而僖公以前为曹所侵夺；庄公之时为曹地。若洮以北，则终始为曹地。定公四年，齐、宋防洮，杜云「曹地」是已，而此云鲁地，踈矣。
郿，公羊作防。京相璠曰：东平寿张县西北三十里有故防乡，王氏曰：殷王元子启所封，其地正在鲁西。杜云鲁下邑，则公羊之说为长。按《尔雅》：水草交曰郿，通谷者微，微之为地下临济水，葢泽薮也。则微郿互称有自来矣。《春秋》筑城皆曰城，有堞闉也；囿则曰筑围堑而已。然则微囿之筑围，其泽薮而已。故《谷梁传》曰：虞之非正也，于义亦通。胡氏以完旧为城，筑为创始，未是。
新延廏。《左传》云：“新作延廏。”赵氏谓：“若新作，但当云‘作’，不当云‘新’。”其说良是。左氏似以“延”为廏名。廏偶为之佳名，无当于典故，何足纪録？以实求之，“延”者，增益而使广袤之谓。廏增，则马增；马增，故廏必加广。在礼，诸侯之马六闲，闲为一廏。一闲良马、田马、驽马二百一十六疋，其畜马一千二百九十六疋。今鲁増其闲数，广其廏以庌之。故至僖公之世，盛称其马之富，如《駉颂》所云。葢自庄公时畜牧已夙矣。
蜚蜚音芳味切，刘歆曰：「负蠜是也。」《尔雅》谓之蠦蜰，《广雅》谓之蝲□【音戚觅】小虫也。形圆而薄，气臭。毎缘稻茎上，食稻花，令不成实。以其害谷，故《左传》曰：「为灾也。」刘向乃谓男女同川，滛风所生，则是▯也，非蜚也。刘歆引《山海经》：「白首一目，行水则竭，行艸则死。」音非之蜚，为此蜚，则古今不再见，为怪而已。汪克寛以负蠜常有，不当言有为疑，不知此虫唯水田种稻则多有之，鲁地平衍麦稷之乡，固不宜有，有之安得不为灾异？
鄣公谷皆云纪之遗邑，杜氏则云纪附庸国，乃杜又云东平无盐县东北有鄣城。按纪国在齐莒东南，今日照安东之间，无盐在今东平州，相去悬絶，纪安得遥有属邑？在东平即云附庸，亦必相邻附，如鲁之于邾牟，宋之于萧郳，何容逺隔齐鲁而附于纪？足知杜说非矣。按▯称齐伐莒，莒子奔纪鄣，纪鄣者纪之鄣也，地属琅邪，在今淮安之贑榆，此则固为纪邑矣。纪亾而纪季犹保酅，兼有鄣邑，齐复防而有之。杜氏以次成之师相连而书，疑鲁以降鄣，故设偹而东平之鄣去成为近，乃于时齐鲁方睦，齐之降鄣将卑师少，
译莘，地名。名为莘的地方不止一处。晋文公登临的莘墟，是伊尹耕作的田野，位于黄河与濮水之间，汉代为阳平县，即现在东昌府的莘县。《诗经·大雅·大明》中“缵女维莘”的莘，是姒姓的国家，字有时写作“侁”，位于郃阳渭水之滨，现在同州郃阳县有旧莘城，就是这里。《左传》中“神防于莘”的莘，是虢国的城邑，位于黄河以北。这个莘是蔡国的土地，字有时写作“新”，汉代为新阳县，应劭说在新水之北，现在汝宁府的眞阳县就是。楚国军队入侵蔡国，蔡侯出城迎战，结果被打败。
扈，杜预说：扈，是郑国的土地，在荥阳卷县西北。卷县即现在的修武。这是文公、宣公二公时期，晋国在扈地会盟诸侯，距离齐国将近千里，距离鲁国也很远。齐国和鲁国是接壤的国家，会盟是为了增进姻亲友好关系，如果没有西方有事，为什么远涉千里去结盟？土地本来就有同名而实际不同的情况，足以知道这个扈不是荥阳的扈。〇称：夏朝有观扈，其地在今东昌府的观城，邻近卫国，作为齐国和鲁国的西界。孙氏说：扈，是齐国的土地，这个说法是对的。
郭公。杜氏说：大概是经文缺失有误。胡氏说：意义不可理解，说得对。又据刘氏认为是“郭亾”，汪氏说“亾”字从人从〇，与“公”字相近，于是“公”字的〇文与“亾”字截然不同，不可强行贯通。大抵郭公是失去封地的君主，与州公、虞公同类，其下或许有出奔或被俘之事，旧史缺失罢了。称他为公，是所谓的寓公。寓公不论侯、伯、子、男，都称为公。大概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爵位，而所寄居的国家必定以诸侯之礼接待他，为他命名为公，与本国的君主地位相当。胡氏对于州公则说：天子的三公，王者的后代称公，州不是三恪，也不是入朝为周相，只是僻处东夷的小国罢了。意义既然在虞公那里不成立，又说：是顺着“执之”的说法。曹伯、郑伯都被执之而不称公，为什么唯独在虞公这里这样说？
洮，旧注洮音他刀反，不对。以洮命名的水不止一条，其读音也不同。水出陇西，经过临洮，向东流入渭水的，读音为他刀反；水出零陵，向东流入湘水的，读音为徒到反。这个洮在济水之西，濮水之南，《传》所谓“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就是这里。读音为推小反。看《传》所说，那么洮南原本属于鲁国，而在僖公以前被曹国侵夺；庄公时期是曹国的土地。如果洮以北，则始终为曹国土地。定公四年，齐、宋在洮会盟，杜预说“曹地”是对的，而这里说是鲁地，疏漏了。
郿，《公羊传》作微。京相璠说：东平寿张县西北三十里有旧微乡，王氏说：殷王元子启所封，其地正在鲁国西部。杜预说鲁国下邑，那么《公羊传》的说法更优。按《尔雅》：水草交错的地方叫郿，通谷的地方叫微，微就是地下临济水，大概是沼泽薮泽。那么微、郿互称由来已久。《春秋》筑城都叫城，有女墙和门道；囿则只筑围堑而已。那么微囿的筑围，不过是沼泽薮泽罢了。所以《谷梁传》说：虞之非正也，在义理上也通。胡氏以完旧为城，筑为创始，不对。
新延廏。《左传》说：“新作延廏。”赵氏说：“如果是新作，只应当说‘作’，不应当说‘新’。”他的说法很对。左氏似乎把“延”当作廏名。廏偶为之佳名，无当于典故，何足纪録？以实求之，“延”者，增益而使广袤之谓。廏增，则马增；马增，故廏必加广。在礼，诸侯之马六闲，闲为一廏。一闲良马、田马、驽马二百一十六疋，其畜马一千二百九十六疋。今鲁増其闲数，广其廏以庌之。故至僖公之世，盛称其马之富，如《駉颂》所云。葢自庄公时畜牧已夙矣。
蜚，蜚音芳味切，刘歆说：“负蠜是也。”《尔雅》谓之蠦蜰，《广雅》谓之蝲□【音戚觅】小虫也。形圆而薄，气臭。毎缘稻茎上，食稻花，令不成实。以其害谷，故《左传》曰：“为灾也。”刘向乃谓男女同川，滛风所生，则是〇也，非蜚也。刘歆引《山海经》：“白首一目，行水则竭，行艸则死。”音非之蜚，为此蜚，则古今不再见，为怪而已。汪克寛以负蠜常有，不当言有为疑，不知此虫唯水田种稻则多有之，鲁地平衍麦稷之乡，固不宜有，有之安得不为灾异？
鄣，《公羊》《谷梁》皆云纪之遗邑，杜氏则云纪附庸国，乃杜又云东平无盐县东北有鄣城。按纪国在齐莒东南，今日照安东之间，无盐在今东平州，相去悬絶，纪安得遥有属邑？在东平即云附庸，亦必相邻附，如鲁之于邾牟，宋之于萧郳，何容逺隔齐鲁而附于纪？足知杜说非矣。按〇称齐伐莒，莒子奔纪鄣，纪鄣者纪之鄣也，地属琅邪，在今淮安之贑榆，此则固为纪邑矣。纪亾而纪季犹保酅，兼有鄣邑，齐复防而有之。杜氏以次成之师相连而书，疑鲁以降鄣，故设偹而东平之鄣去成为近，乃于时齐鲁方睦，齐之降鄣将卑师少，
何足为防？葢次成之师自有他故，其事不成，徒劳师乆驻，故书以示讥，非缘鄣而次也。
译这哪里值得防备呢？大概次成之师另有其他原因，事情没有成功，白白耗费军队长期驻扎，所以史书这样记载以示讥讽，并不是因为鄣地才驻扎的。
山戎 狄 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礼有此文以春秋攷之则不尽然山戎在北犯鲁之戎与徐近在东潞氏之狄在西要此戎狄皆非塞外史称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孤竹乃墨胎氏之封汉曰令支今为永平之迁安县固幽州之东境在榆关之内戎而曰山依山而居则蓟州宻云东联喜峰口一▯高山峻谷自为国邑与燕杂处者也狄之病中国也伐邢入卫又尝伐凡伯于楚邱固非絶燕赵而猝至顺德卫辉东昌之内地盖大行东麓下属井陉南迤顺德之黑山据险为国者其山之西则赤狄白狄倚泽潞辽沁之山以居要此戎狄皆受子爵于王廷以时享贡特阻险弄兵不纯乎臣仆犹六代之义阳蛮仇池杨氏及今川湖贵广之土司与生熟苗猺曰戎曰狄者其族种之旧号不必定以西为戎北为狄也若杜氏云山戎北狄则又失之狄而系之曰北乃极北塞外之狄周为獯鬻汉为匈奴不通中国不受王爵者也三代有附塞而居控御塞外故中国不守邉而自固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
闵公
闵公公名启方，而史记云名开者，汉景帝讳启，故易开为启。去方而但言开，则沿公羊氏之琐说，谓《春秋》讥二名也。《史记》桓公名允，宣公名俀，亦林尧叜所传异，未闻孰是。
季子仲孙髙子三子皆不名，非春秋之通例。三传以为贤之、嘉之、贵之，或曰外之，义皆未安。大夫之称，犹侯伯子男之称，公皆假尊号以面谀之。春秋时习俗则然而书之史册，固不可以五等之爵加之列国之臣。况仲湫曰孙，尤非名之正。葢鲁国之乱于闵公之世为已极，闵公虽立幼穉无知，唯国人之所为，故仲湫、高徯之来，皆不以礼见主君。故湫与徯不言使，无所致命也。湫不言聘，不成礼于庙也。季友不言至，自无所告至也。国人接之，国人纳之，从国人之尊称而书之，所以着鲁乱之甚也。故曰：齐桓存三亾国，鲁无君，无异于亾也。
阳杜但云阳国名不详其地。按《汉书·东海郡都阳县》注云：「应劭曰：春秋齐人迁阳，是其地当在郯沂濵海之间。」杜未攷耳。
禘于庄公。言庄公者，杜氏谓时别立庙，庙成而吉祭。然言公而不言宫，则非庙也。故胡氏、汪氏以为于寝，乃丧唯在殡，则寝为先君之殡宫；既塟卒哭，则主祔于祖，寝为新君之寝矣，不得仍系于先君。维时庄公塟已逾年，主祔于惠公之庙，鲁人屈其祖以从庄公之主于惠公之庙，庙未迁，不得言庄宫。为升庄公于禘祭之列，初行吉祭，又不得言惠宫于庄公者，以主之所在而言之，实则惠公之庙也。失礼之尤，名不能正，益于此而见，传注皆属未悉。
僖公
聂北夷仪杜解但云邢地，未详其处。按《后汉郡国志》：东郡聊城县有夷仪聚，有聂戚，注云：《左传》聊摄以东即此，则二邑皆在今东昌府治。邢本都顺德，于时河水北流，邢本都河西，东渡河而都聊城，则阻大河以御狄。故齐、宋、曹师次于聂北，以待其迁。聂北、夷仪地相宻迩，次聂北时，已为经营夷仪矣。但聊摄为齐之东境，去邢逺，而去卫近，夷仪当是齐、卫之闲地。桓公割以为邢都，杜云邢地，未是。其后邢、卫交恶，至于相灭，葢由此也。聂与摄通音，尝渉反。
夫人姜氏薨于夷。杜云：夷，鲁地。按哀姜已奔邾，不敢复入鲁境。杜云：邾人送之还，亦无所据。按隐元年纪人伐夷，注云：夷在城阳壮武县，于汉属胶东。葢哀姜自邾径莒，欲沿海以归齐，而齐拒杀之也。高宻有夷安故县，葢其地与。
下阳。胡氏谓下阳邑尔，而书灭以下阳举，而虞虢亾，故经无此例。灭者，必其国也。虢有三：荥泽之虢，亭东虢也；下阳在平陆县大阳之南濵河之北，北虢也；陜州之上，南虢也。东虢，虢叔所封，南北二虢皆虢仲地。北虢为其故都，逼近于虞，后或渡河南迁，而宗庙社稷故在下阳。晋侯后再举伐虢，兼取南虢耳。虢国之亾，实亾于下阳。下阳濒河南，虢亾下阳而未失大河之险。晋在虞北，下阳在南，亦不可云虞虢之塞地，特以包虞而逼南虢尔。
江黄贯江？国杜觧在汝南安阳县东坡图在蕲州界汝南地接黄陂蕲州而国以江名必
译山戎、狄，西方称为戎，北方称为狄，礼书上有这样的记载，但用《春秋》来考证，则不完全如此。山戎在北方，侵犯鲁国的戎与徐国相近，在东方；潞氏的狄在西方。大抵这些戎狄都不是塞外之人。史称齐桓公救援燕国，于是讨伐山戎，到达孤竹。孤竹是墨胎氏的封地，汉代称为令支，现在为永平府的迁安县，本来是幽州的东境，在榆关之内。戎而称为山戎，是依山而居，那么蓟州、密云以东连接喜峰口，高山峻谷，自成一个国邑，与燕国杂居。狄国危害中原，讨伐邢国，进入卫国，又曾在楚丘讨伐凡伯，本来不是隔绝燕赵而突然到达顺德、卫辉、东昌的内地的。大概是在太行山东麓，下属井陉，向南延伸到顺德的黑山，凭借险要地势建立国家。山的西边，则是赤狄、白狄，依靠泽州、潞州、辽州、沁州的山区居住。大抵这些戎狄都从周王朝廷受封子爵，按时进献贡品，只是凭借险要地势玩弄兵权，不纯粹是臣仆，如同六代的义阳蛮、仇池杨氏，以及现在四川、湖广、贵州、广西的土司和生苗、熟苗、猺人一样。称为戎、称为狄，是他们族种的旧称，不一定西方就是戎，北方就是狄。如果杜预说山戎是北狄，那就错了。狄而称为北狄，乃是极北塞外的狄，周朝称为獯鬻，汉朝称为匈奴，不与中原相通，不接受周王的爵位。夏商周三代有依附塞外而居住、控制塞外的情况，所以中原不守边疆而自然稳固，这就是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闵公
闵公，公名启方，而《史记》说名开，是因为汉景帝名启，所以把开改为启。去掉方字而只说开，是沿袭《公羊传》的琐碎说法，认为《春秋》讥讽有两个名字。《史记》说桓公名允，宣公名俀，也是林尧叜所传的异说，没听说哪个是对的。
季子、仲孙、髙子，这三个人都不称名，不是《春秋》的通例。三传认为这是为了表示他们的贤德、嘉奖他们、尊重他们，有人说这是为了疏远他们，这些解释都不妥当。大夫的称呼，如同侯、伯、子、男的称呼，都是借用的尊号来当面谄媚。春秋时的习俗就是这样，记载在史册上，本来不可以把五等爵位加在列国的大臣身上。何况仲湫称为孙，尤其不是名字的正统写法。大概鲁国的动乱在闵公时期已经到了极点，闵公虽然即位，但年幼无知，只听从国人的意愿，所以仲湫、高徯的到来，都不按礼节拜见君主。所以湫和高徯不说“使”，没有奉命出使的意思。湫不说“聘”，没有在宗庙完成礼节。季友不说“至”，自然也没有报告到达的意思。国人迎接他们，国人接纳他们，跟随国人的尊称来记载，是为了彰显鲁国动乱的严重。所以说：齐桓公保存了三个灭亡的国家，鲁国没有君主，与灭亡没有区别。
阳杜，杜预只说阳是国名，不详其地。查《汉书·东海郡都阳县》注说：“应劭说：春秋时齐人迁移到阳，这个地方应当在郯、沂、海滨之间。”杜预没有考证罢了。
在庄公庙举行禘祭。说庄公，杜预认为当时另外立庙，庙建成后举行吉祭。但说公而不说宫，那就不是庙。所以胡氏、汪氏认为是在寝宫。如果是丧事，只有灵柩停放在殡宫，那么寝宫是先君的殡宫；已经安葬并结束哭丧，那么神主附祭于祖庙，寝宫是新君的寝宫，不能仍然归属于先君。当时庄公安葬已经过了一年，神主附祭于惠公的庙，鲁国人委屈其祖先，让庄公的神主在惠公的庙中，庙没有迁移，不能说庄宫。为了把庄公升格到禘祭的行列，初次举行吉祭，又不能说惠宫属于庄公，这是根据神主所在的地方来说的，实际上是惠公的庙。失礼到了极点，名分不能端正，在这里更加明显，传注都理解得不透彻。
僖公
聂北、夷仪，杜预解释只说邢地，不详其处。查《后汉郡国志》：东郡聊城县有夷仪聚，有聂戚，注说：《左传》说聊摄以东就是这里，那么这两个邑都在现在的东昌府治所。邢国本来建都于顺德，当时河水北流，邢国本来建都于河西，向东渡过黄河而建都于聊城，于是凭借大河来抵御狄人。所以齐、宋、曹军队驻扎在聂北，等待他们迁移。聂北、夷仪两地相近，驻扎在聂北时，已经在经营夷仪了。但聊摄是齐国的东境，离邢国远，而离卫国近，夷仪应当是齐、卫之间的土地。桓公割让给邢国作为都城，杜预说是邢地，不对。后来邢、卫交恶，以至于互相攻灭，大概由此开始。聂与摄音通，尝涉反。
夫人姜氏死在夷。杜预说：夷，是鲁地。查哀姜已经逃到邾国，不敢再进入鲁国境内。杜预说：邾国人送她回来，也没有依据。查隐公元年记载人攻打夷，注说：夷在城阳壮武县，汉代属于胶东。大概哀姜从邾国经过莒国，想沿海路回齐国，而齐国拒绝并杀了她。高密有夷安故县，大概是那个地方。
下阳。胡氏说下阳是邑，而记载灭以下阳举，而虞虢灭亡，所以经文中没有这个例子。灭，一定是国家。虢有三个：荥泽的虢，是东虢；下阳在平陆县大阳的南边、黄河的北边，是北虢；陕州的上面，是南虢。东虢，是虢叔所封，南北二虢都是虢仲的地盘。北虢是其故都，靠近虞国，后来或许渡河南迁，而宗庙社稷本来在下阳。晋侯后来再次讨伐虢国，兼取南虢罢了。虢国的灭亡，实际上灭亡于下阳。下阳濒临黄河，虢国灭亡于下阳而没有失去黄河的险要。晋国在虞国北边，下阳在南边，也不能说虞虢的塞地，只是包围虞国而逼近南虢罢了。
江、黄、贯江？国，杜预解释在汝南安阳县，东坡图在蕲州界，汝南地接黄陂，蕲州而国以江名，必
近江水蕲州东濵大江有故江夏城于汉晋或属汝南东坡图非无据已黄嬴姓国杜云在弋阳县今光州也地接黄梅黄之为州名肇于此贯杜氏以为字误是防县西北之贳城按防县之有贳城他无所攷独闻杜説汉有贳县自属钜鹿贳矦吕之国也贯之非贳三传无异范▯注音古乱反明非音世之贳按史记田齐世家齐伐卫取毌邱索隠曰毌同贯古国名卫邑葢今东昌之冠县毌贯冠音义相通地与阳谷近江黄北来受盟于齐自应至齐卫之境不当屈齐宋南来杜于此破文以仲已说非是
译靠近江水的蕲州，东面濒临大江，有旧时的江夏城，在汉晋时期有时隶属于汝南，苏东坡的地图并非没有依据。
已经（考证）黄是嬴姓国家，杜预说它在弋阳县，即现在的光州，地界连接黄梅，“黄”作为州名便起源于此。
贯穿杜氏认为“贯”字是错误，这是指防县西北的贳城。
查考防县有贳城，其他地方没有记载，只听说杜预的说法：汉代有贳县，隶属于钜鹿，是贳侯吕氏的封国。
“贯”不是“贳”，《左传》三传没有异议，范晔注音为“古乱反”，明确不是世俗“贳”字的读音。
查考《史记·田齐世家》记载，齐国攻打卫国，夺取毌邱，索隐说：“毌”同“贯”，是古代国名，卫国的城邑，大概即现在东昌府的冠县。
“毌”、“贯”、“冠”音义相通，地界与阳谷相近。
江水从黄河北来，在盟地受盟于齐国，理应到达齐、卫边境，不应当弯曲流向齐、宋南部。
杜预在此处割裂文意，用仲已的说法，是不对的。
陉杜云：颍川召陵南有陉亭。按齐桓自蔡伐楚，师进而南，召陵在今郾城县，直蔡西而稍北。既言伐楚，则已扣楚境，故楚曰“渉吾地”。召陵之盟，传曰“师退次于召陵”，与上言“师进次于陉”相应，则陉不在召陵明矣。山径曰陉，自防阨而北，千里无山。苏秦说韩曰：“南有陉山”，则陉为楚塞之山，其地应在应山之北，山径微通光山、固始之闲，非召陵之境矣。后汉书言召陵有陉亭，亦范晔沿杜氏之误也。
▯。晋书·地道记：西阳郡治▯子之国。西阳右对鄂城，今黄州府治也。杜解在弋阳▯县，于汉属江夏，与弋阳有楚塞之隔，不得云在弋阳。江、黄▯皆濵江之国，杜尽系之汝南，皆属未审。
天王崩。经志「天王崩」者，此时系以「曰」，尤为详确。而左▯谓惠王以前年闰月崩，襄王畏叔带之难，惧不得立，不▯丧。夫襄王已为诸侯所翼戴，齐桓且坚勿易「树子」之誓。惠王一崩，即当速讣以召诸侯，援已弗容迟缓。叔带近在宫闱，岂能秘至经年？则左氏之説诬矣。史本纪、年表俱载惠王在位二十五年。《竹书纪年》：惠王阆二十五年己巳嵗陟。唯皇甫谧作二十四年，当亦雷同左杜耳。
缘陵，缘陵营陵也。而薛瓒曰：营邱即临淄，营陵非是。营邱今临淄县，太公所封，为齐之都，防何容迁▯于此？营陵今昌乐县也▯。迁都淳于，在齐南郯莒之间，淮夷沿海而病之。齐桓迁之近齐以避其患，乃营陵近齐而去▯。逺杜云▯：地亦非葢，亦齐邑。桓公以易▯而使安，既迁以后乃为▯地耳。
沙鹿。杜氏云：「在晋地，葢据卜偃之言，谓灾应其国，则山其境内尒。」沙鹿在今大名府元城县，而晋在河南，当献惠之世，晋未尝越大行、王屋而东，有尺寸之土。及文公受赐，启南阳，始有今怀▯地。赤狄既灭，乃出井陉而东，有鸡泽、邯郸、朝歌，然亦止此而已。大名在东昌、封邱之闲，郑、衞之界，中隔衞、邢及狄，晋安得遥而有之？实衞地也。若卜偃之言，则山崩之变，大天下皆受其灾，而无德者当之。晋惠失信，妄争，以人事言，应受其咎。乃自是十年之内，齐桓卒，国内大乱，宋防被执，兵败身伤，中国无霸，兵争复起，周室愈衰，则灾应抑不独晋也？
厉古与赖通，公羊注音赖是已。此所伐之厉，即楚围所灭之赖也。老子生于苦县之厉乡，一曰赖乡，地在考城、鹿邑、亳州之间。齐移救徐之师西向伐厉，厉与楚而病徐也。杜氏乃谓义阳随县北之厉乡，随州之厉乃神农所生之厉山，亦曰烈山，非国也。齐桓帅八国之兵以伐楚，尚次陉而不防入，安能轻率一曹越江汉之北而向随乎？且随为随侯之国，非厉国明矣。于时随方率汉东诸侯叛楚，齐所宜招徕者，何为逺渉以伐之邪？
鹢。古无鹢字，许慎曰：「春秋六鶂退飞，其字从儿从鸟，入声，五歴反，读如雌霓。」连蜷之霓，水鸟也。雌雄相视而孕，亦谓之青雀。船首畵之，以辟水灾。飞不能高，故其退飞，人得而见之。
项项今项城县去鲁逺，鲁不能越曹、宋、陈而有其地。《左传》谓鲁师灭之，未是。二传谓齐灭之，葢齐方伐英氏，英氏者今之英山。自英旋师而北，因灭项以与徐。胡氏谓未有外灭而不书国者，灭赖不言吴，非外灭乎？
梁梁国所在，杜氏失注。小司马谓在冯翊夏阳，夏阳之梁以梁山得名，谓之少梁。旧为韩侯之封，居秦晋之间，梁山为晋望，未闻有梁伯之封。此梁国者，乃汉中西乡县，古曰梁州是也。在秦之南，故梁亾而秦有之。又河南汝州亦为故梁国。后汉书言柏翳后所封，然去秦逺，秦不得有其地，与传不合。
鹿上。杜云：鹿上，宋地。汝阴有原鹿县，水南曰阴汝。水自汝阳、上蔡、西平东流入淮，原鹿在其南，则蔡之南鄙，申、息、光、黄之境。宋地，安得在彼？杜之不审甚矣。汉志，原鹿属汝南郡。楚于时已有申、息，故《史记·索隠以为楚地。然宋、齐不应逺即楚而受盟。京相璠、郦道▯皆以济阴乘氏县之鹿城乡为鹿上，其地在今曹县，乃曹、宋
译陉杜说：颍川召陵以南有陉亭。按齐桓公从蔡国讨伐楚国，军队向南推进，召陵在今郾城县，正对蔡国西侧而稍偏北。既然说是讨伐楚国，那么已经触及楚国边境，所以楚人说“进入我国境”。召陵之盟，《左传》说“军队撤退驻扎在召陵”，与上文“军队前进驻扎在陉”相呼应，那么陉不在召陵是明显的了。山间小路叫陉，自防阨向北，千里没有山。苏秦游说韩国说：“南面有陉山”，那么陉是楚国边塞的山，其地应在应山之北，山间小路微通光山、固始之间，不属于召陵的地界了。《后汉书》说召陵有陉亭，也是范晔沿袭杜预的错误。
〇。《晋书·地道记》：西阳郡治〇子之国。西阳右边对着鄂城，即今黄州府治所。杜预解释在弋阳〇县，在汉代属于江夏，与弋阳有楚国边塞相隔，不能说在弋阳。江、黄〇都是沿江的国家，杜预全把它们归入汝南，都不够审慎。
天王崩。经传中记载“天王崩”，此时用“曰”字，尤为详细确切。而《左传》〇说惠王在前一年闰月去世，襄王畏惧叔带的祸难，害怕不能继位，不〇发丧。襄王已经被诸侯拥戴，齐桓公且坚决不改变“立太子”的誓言。惠王一死，就应当迅速通报以召集诸侯，援助自己不容迟缓。叔带近在宫禁，岂能秘密长达一年？那么《左传》的说法是诬妄的。《史记》本纪、年表都记载惠王在位二十五年。《竹书纪年》：惠王阆二十五年己巳年去世。只有皇甫谧说是二十四年，应当也是附和《左传》和杜预的错误。
缘陵，缘陵即营陵。而薛瓒说：营邱即临淄，营陵不对。营邱今临淄县，是太公被封之地，作为齐国的都城，怎会迁〇到这里？营陵今昌乐县也〇。迁都淳于，在齐国南部郯、莒之间，淮夷沿海而侵扰它。齐桓公迁它靠近齐国以避开祸患，而营陵靠近齐国却去〇。远杜云〇：地也不是盖，也是齐邑。桓公用它交换〇而使安定，既迁以后才成为〇地罢了。
沙鹿。杜氏说：“在晋地，大概根据卜偃的话，说灾祸应验其国，那么山在其境内罢了。”沙鹿在今大名府元城县，而晋在河南，当献公、惠公之时，晋未曾越过大行、王屋向东，有尺寸的土地。等到文公受赐，开拓南阳，才开始有今怀〇地。赤狄既灭，才出井陉向东，有鸡泽、邯郸、朝歌，然而也仅止于此。大名在东昌、封邱之间，郑、卫的边界，中间隔着卫、邢及狄，晋怎能遥远地拥有它？实在是卫地。如果卜偃的话，那么山崩的变故，天下都受其灾，而无德者当受其祸。晋惠公失信，妄自争夺，以人事来说，应当受其罪责。然而从此十年之内，齐桓公去世，国内大乱，宋襄公被俘，兵败身伤，中原无霸主，兵争复起，周室更加衰微，那么灾祸应验难道唯独在晋吗？
厉古与赖通，《公羊传》注音赖是已。这里所伐的厉，就是楚国围攻所灭的赖。老子生于苦县的厉乡，一说赖乡，地在考城、鹿邑、亳州之间。齐国转移救援徐国的军队向西讨伐厉，厉与楚国交好而侵扰徐国。杜氏却说义阳随县北的厉乡，随州的厉是神农所生的厉山，也叫烈山，不是国家。齐桓公率领八国之兵讨伐楚国，尚且驻扎在陉而不〇进入，怎能轻率地越过江汉之北而向随州呢？况且随是随侯的国家，不是厉国是明显的。当时随正率领汉东诸侯背叛楚国，齐国应当招徕的，为何远涉而去讨伐它呢？
鹢。古无鹢字，许慎说：“春秋六鶂退飞，其字从儿从鸟，入声，五歴反，读如雌霓。”连蜷之霓，水鸟也。雌雄相视而孕，也叫青雀。船首画它，以辟水灾。飞不能高，所以它退飞，人得而见之。
项项今项城县离鲁国远，鲁国不能越过曹、宋、陈而有其地。《左传》说鲁国军队灭它，不对。两《传》说齐国灭它，大概齐国正讨伐英氏，英氏是今之英山。从英山回师向北，趁机灭项以给徐国。胡氏说没有外灭而不书国的，灭赖不言吴，不是外灭吗？
梁梁国所在，杜氏失注。小司马说在冯翊夏阳，夏阳之梁以梁山得名，叫少梁。旧为韩侯之封，居秦晋之间，梁山为晋望，未闻有梁伯之封。此梁国者，乃汉中西乡县，古曰梁州是也。在秦之南，所以梁亡而秦有之。又河南汝州也为故梁国。《后汉书》说柏翳后所封，然而离秦远，秦不得有其地，与传不合。
鹿上。杜云：鹿上，宋地。汝阴有原鹿县，水南曰阴汝。水自汝阳、上蔡、西平东流入淮，原鹿在其南，那么是蔡之南鄙，申、息、光、黄之境。宋地，安得在彼？杜之不审甚矣。《汉书》地理志，原鹿属汝南郡。楚国当时已有申、息，所以《史记·索隐》以为楚地。然而宋、齐不应远就楚国而受盟。京相璠、郦道〇皆以济阴乘氏县之鹿城乡为鹿上，其地在今曹县，乃曹、宋
践土。杜云：践土，郑地。按▯云：晋师还，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衡雍在汉卷县，今并入修武县，地在河内大河之北。晋败楚于城濮，衞地也。其还师归国，即从衞辉入懐▯，取道王屋、天井而归。天子要于中道而劳之，渡河而北，以至衡雍。郑都新郑，地尽于虎牢，皆河南也。何得衡雍复为郑地？至衡雍而作宫于践土，二地相为密迩，不出修武之境。衡雍，本文王子雍叔封地，雍国絶地入于王畿，始终非郑之有。传云：晋、郑盟于衡雍，则郑渡河以北而会也。传又曰：郑使子人九行成于晋，亦越疆之辞。衡雍、践土非郑地，亦见矣。天子劳晋已毕，自温反于河阳而行狩礼。河阳，今孟县也，其南岸孟津也。从此归雒，未尝一渉郑地。杜于公子遂盟于衡雍，亦曰郑地，其不审乆矣。
翟泉。杜云：雒阳城内太仓西南池水也。其云雒阳城内者，据杜所见晋世之城而言，非周之旧也。而胡氏云近在雒阳王城之内，则失之矣。《后汉书》注云：本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绕之。《皇覧》则曰：太仓旧在雒阳城外，秦封吕不韦雒阳十万户，故大其城围，入城中。二说未知孰是，要当盟翟泉时不在城内审矣。且胡氏以雒阳王城合并而言，尤为疎谬。雒阳自雒阳，王城自王城，周公营雒时分建二城。所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雒食者是谓王城。孔氏注云：今河南城是也。其云又卜瀍水东，亦惟雒食是谓成周。孔氏注云：今雒阳也。王城在西，成周在东，中隔瀍水。《地道记》云：王城去雒城四十里。至汉犹分雒阳、河南二县，不同一城。平王东迁居王城，乃汉之河阳县。迨子朝之乱，王猛入王城而不能固其位，敬王立，自狄泉入成周，晋帅诸侯城之，遂为王都。葢王城经乱，庙社宫室想已残燬，故东迁雒阳，从此至宋皆以雒阳为东都【宋曰西都】而王城为属邑。然在汉，王城犹存，为河南县。一乱于董卓，再乱于永嘉，至拓拔氏南迁而王城废，并入雒阳，无河南县矣。若盟于翟泉之日，天子固在王城，去雒阳四十里也。而翟泉又在雒阳城外，故《春秋》书「天王居于狄【狄翟通】泉」，又书「入于成周」，明初在郊，而后乃入城也。晋孝亷董养谓翟泉在歩广里，杨▯之《伽蓝记》谓在建春门内御道南，郦道▯谓天渊池所注，晋惠帝问虾蟇之地，皆据敬王已迁都吕不▯已扩城之后而言。后世知有雒阳而不知有河南，知周之都成周而不知先都王城，见翟泉在城内而不知故在城外，胡氏之误所由起也。古今沿革不一，类如此，其可据所见以疑所闻乎？
四卜郊。公羊言三卜礼也。四卜非礼者，月有三旬，旬卜一日，四卜则逾月，故非礼。又云禘尝不卜，卜郊非礼。何休谓天子不卜郊，鲁郊非正，故卜，尤为曲说。使鲁知其不正，则不郊矣，何卜之有？《洪范》言「作内吉，作外凶」。禘尝内事，郊外事，卜者不敢自専，聼命于神，而后敢祭。曾事天事亲，而敢以已意行乎？
败狄于箕。杜云：太原阳邑县有箕城。又云：故西河郡有白狄胡。杜详于攷地，而不能审于折中，往往有此。阳邑故阳处父之食邑，今为太谷县，在太原府南。西河则今汾州，夷狄杂处，乃其濒河之北壤。晋都故绛在其中间。狄在汾州，安能掠晋而东？晋抑不御之于汾西，纵使深入而后败之。葢此狄亦泽潞依山之狄，西掠晋地而迎败之也，非西河之胡也。
陨霜不杀草，李梅实。杜氏以长厯定僖公薨之乙已为十一月十二日，乃谓陨霜亦在建戌之月，霜当微而重重，而不能杀草，所以为灾，此可谓学而不思矣。陨霜系于乙巳之后，安见其非建亥之月？且陨霜不系以月，葢通一冬而言之。若一日乍霜而草不杀，亦其恒尔，安得遽言不杀？况李梅之实，尤非一日而成。《春秋》书此，记自霜降至冬至恒燠耳，何事曲为之说哉？
春秋稗疏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稗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稗疏卷二
岳州王夫之撰
文公
跻僖公大事祫也，而丧毕之祫谓之
译践土。杜预说：践土，是郑国的地方。按：《左传》说：晋军回国，到了衡雍，在践土建造了天子的宫室。衡雍在汉代卷县境内，现在并入修武县，地处河内黄河以北。晋国在城濮打败楚国，城濮是卫国地方。晋军回国，就是从卫辉进入怀县，取道王屋山、天井关返回。天子在半路迎接慰劳他们，渡过黄河向北，到达衡雍。郑国都城在新郑，疆域止于虎牢关，都在黄河以南。怎么能让衡雍又是郑国的地方呢？到了衡雍而在践土建造宫室，两地相距很近，不出修武县的范围。衡雍，本来是周王子雍叔封的封地，雍国灭亡后土地并入王畿，始终不属于郑国。《左传》说：晋国、郑国在衡雍结盟，那是郑国渡过黄河以北去会盟。《左传》又说：郑国派子人九到晋国求和，这也是越过国境的措辞。衡雍、践土不是郑国的地方，由此可见。天子慰劳晋军完毕，从温地返回河阳举行狩猎礼仪。河阳，就是现在的孟县，其南岸是孟津。从此回到洛邑，未曾涉足郑国土地。杜预在公子遂于衡雍结盟时，也说那是郑国地方，这种不审慎的情况已经很久了。
翟泉。杜预说：是洛阳城内太仓西南的池水。他说在洛阳城内，是根据杜预所见的晋代城池而言，并非周代的旧制。而胡氏说近在洛阳王城之内，那就错了。《后汉书》注说：本来在城外，定元年城墙建成，周才将其环绕在内。《皇览》则说：太仓旧在洛阳城外，秦朝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所以扩大了城墙范围，将其纳入城中。两种说法不知哪个正确，但盟会于翟泉时肯定不在城内，这是可以审定的。况且胡氏将洛阳王城合并而言，尤其疏漏谬误。洛阳自是洛阳，王城自是王城，周公营建洛邑时分建了两座城。所谓“占卜涧水东、瀍水西，只有洛水适宜居住”的地方，称为王城。孔颖达注说：就是现在的河南城。所谓“又占卜瀍水东，也只有洛水适宜居住”的地方，称为成周。孔颖达注说：就是现在的洛阳。王城在西，成周在东，中间隔着瀍水。《地道记》说：王城距离洛城四十里。到了汉代还分设洛阳、河南两县，不是同一座城。周平王东迁居住在王城，即汉代的河阳县。等到子朝之乱，王猛进入王城但不能稳固其地位，周敬王即位，从狄泉进入成周，晋国率领诸侯修筑城墙，于是成为王都。大概王城经历战乱，宗庙社稷宫室想必已经残破毁坏，所以东迁洛阳，从此到宋代都以洛阳为东都【宋代称西都】，而王城作为属邑。然而在汉代，王城尚存，为河南县。一次动乱于董卓，再次动乱于永嘉之乱，到拓跋氏南迁时王城废弃，并入洛阳，没有河南县了。如果在翟泉盟会的时候，天子本来在王城，距离洛阳四十里。而翟泉又在洛阳城外，所以《春秋》记载“天王居住在狄泉”，又记载“进入成周”，明确说明起初在郊外，后来才进入城内。晋朝孝廉董养说翟泉在步广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说在建春门内御道南，郦道元说天渊池所注之处，晋惠帝问蛤蟆之地，都是根据周敬王已迁都、吕不韦已扩城之后而言。后世知道有洛阳而不知道有河南，知道周朝都城是成周而不知道先前都城是王城，看到翟泉在城内而不知道原来在城外，胡氏的错误由此产生。古今沿革不一，大抵如此，怎么能根据所见来怀疑所闻呢？
四次占卜郊祭。《公羊传》说三次占卜是合乎礼制的。四次占卜不合礼，是因为一个月有三十天，每旬占卜一天，四次占卜就超过一个月，所以不合礼。又说禘祭、尝祭不占卜，占卜郊祭不合礼。何休说天子不占卜郊祭，鲁国郊祭不正统，所以占卜，这更是牵强的说法。如果鲁国知道郊祭不正统，就不会举行郊祭了，还占卜什么呢？《洪范》说“在内占卜吉利，在外占卜凶险”。禘祭、尝祭是内事，郊祭是外事，占卜的人不敢擅自专断，听从神明的命令，然后才敢祭祀。曾经侍奉天神、侍奉祖先，怎么敢凭自己的意思行事呢？
在箕地打败狄人。杜预说：太原阳邑县有箕城。又说：旧西河郡有白狄胡。杜预详细考证地理，却不能审慎折中，往往有这种情况。阳邑是旧阳处父的食邑，现在是太谷县，在太原府南面。西河则是现在的汾州，夷狄杂居，那是濒临黄河北岸的土地。晋国都城旧绛在中间。狄人在汾州，怎么能掠夺晋国向东进犯？晋国也不在汾西抵御他们，任由他们深入然后才打败他们。大概这些狄人也是泽州、潞州依山而居的狄人，向西掠夺晋国土地，晋国迎击打败了他们，不是西河的胡人。
降霜但不冻死草木，李树、梅树结果。杜氏根据长历确定僖公去世的乙巳日为十一月十二日，于是说降霜也在建戌之月，霜应当轻微而重重落下，却不能冻死草木，所以成为灾害，这可以说是学习而不思考了。降霜系于乙巳日之后，怎么见得不是建亥之月？况且降霜不系于月份，大概是指整个冬天而言。如果一天突然降霜而草木不冻死，也是常事，怎么能立刻说草木不冻死？况且李树、梅树结果，尤其不是一天能完成的。《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记录从霜降到冬至天气一直温暖罢了，何必曲解来说呢？
春秋稗疏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稗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稗疏卷二
岳州王夫之撰
文公
僖公升位是大事，合祭也，而丧事完毕的合祭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