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胡氏传辨疑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胡氏传辨疑》二卷，明陆粲撰。前有自序，谓胡氏说经，或失于过求，词不厌烦，而圣人之意愈晦，故着此以论辨之。大防主于信经而不信例。其言曰：「不以正大之情观《春秋》，而曲生意义，将焉所不至矣！」又曰：「昔之君子有言：《春秋》无达例。如以例言，则有时而穷。惟其有时而穷，故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又曰：「《春秋》褒善贬恶，不易之法。今用此说以诛人，又忽用此说以赏人，使后世求之而莫识其意，是直舞文吏所为，而谓圣人为之乎？」其抉摘三传以来说经之▯，皆洞中症结，故所正胡氏之悮凡六十余条，无不精切近理。其中如谓楚子麋寔弑而书卒，徒使围得幸免，而簒弑之贼不可主盟，义终不白于天下，故言楚围弑郏敖，所谓天下之恶归之；又谓齐归郓、讙、▯阴田为和好之后反鲁侵地，非尽由畏孔子，亦非夫子自序其绩：此类皆立说明确，足破穿凿琐碎之习，非后儒所能及。自来学《春秋》者，攻击胡氏不一而足，然辨讦太过，反或自生障碍。若粲之和平通达，诚可为说经家指南矣。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臣】陆 费 墀
春秋胡氏传辨疑原序
昔仲尼作《春秋》，防微而显至。胡氏说经，庶防得之，惜其或失于过求，辞不厌繁委，而圣人之意愈晦矣。余尝欲着之论辨而未能也。今谪居多暇，复披诵其传，遇有疑处，輙书焉，乆而成帙。以视从游之士，多有骇而问者。余语之曰：「吾为此，非敢异于胡氏也，实不敢异于孔子尔。奚其昧焉而莫之信耶？」虽然，余敢遽以为是哉？当质诸深于《春秋》者，傥取二三防乎？否则无惑乎诸君病吾言也。陆粲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氏传辨疑卷上
明 陆粲 撰
隠公
鲁孝公之末，幽王已为犬戎所毙；惠王初年，周既东矣。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者，东迁之始，流风遗俗，犹有存者。及平王在位日乆，不能自强于政治，弃其九族，葛藟有终逺兄弟之刺；不抚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讥。至其晩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赗诸侯之妾。于是三纲沦，九法斁，人望絶矣。春秋托始乎隠，不亦深切着明也哉！
春秋之始于隠公也，其信为平王作乎？平王之初，以犬戎戕天王，是宇宙所无之变矣，亦不足以托始耶？而必于赗仲子也？不然，平王尝戍申矣，父怨之不复，而仇雠焉是保，于赗诸侯之妾何有哉？春秋舍其大而讥其细，何居？《葛藟》、《▯之水》二诗之作，其岁月先后，于今未有考焉。以为出于在位日乆之后也，亦有据乎？然则春秋何以始于隠公？闻之欧阳子曰：「孔子游诸侯不用，困而归，且老，始著书，得《诗》自《关雎》至于《鲁颂》，得《书》自《尧典》至于《费誓》，得鲁史记自隠公至于获麟，遂删修之，其前逺矣，不能明也。且孔子非史官，不常职乎史，故据其所得修之而止耳。」夫义在《春秋》，不在起止也，为此説者，其善言《春秋》矣！夫圣人未尝求异也，世之说《春秋》者，常不胜其好异，是故言之愈工，而意愈不近者，大抵然也。善学者，执欧阳子之论而求之，其于圣人之防也，或防矣。
元年，即位之一年必称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纪元日，《商训》称元祀，此经书元年，所谓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创制，裁自圣心，非史防之旧文矣。
古者谓首为元，元年者，即位之首年云尔。曰明人君之用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论则美矣，实则不然。古之称元年者，盖未始议及于此也。正次王，王次春，其为史文与圣笔皆未可知。今世所传古器物铭，往往有称王月者，如周仲称父鼎铭则「王五月」，父已鼎铭则「王九月」，敔敦铭则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胡氏传辨疑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胡氏传辨疑》二卷，明代陆粲撰写。书前有自序，说胡安国解说经义，有时失于过度探求，言辞不厌其烦，反而使圣人的本意更加晦暗，因此著此书来加以论辩。其主旨在于相信经文而不相信条例。他说：“不用正大光明的情理来观察《春秋》，却曲折地生发意义，那将没有做不到的事！”又说：“过去的君子说过：《春秋》没有通行的条例。如果只凭条例来说，有时就会陷入困境。正因为有时陷入困境，所以寻求解释而不得，于是便编造借口。”又说：“《春秋》褒扬善行、贬斥恶行，是不变的法则。现在用这种说法来诛责人，又忽然用这种说法来奖赏人，让后世寻求其意旨却无法明白，这简直是舞文弄法的官吏所为，难道能说圣人是这样做的吗？”他剖析自《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来解说经义的弊端，都切中要害，所以纠正胡安国错误的大约有六十多条，无不精当切近事理。其中如说楚子麋实际上是弑君，却记载为“卒”，只是让楚围得以侥幸免罪，而篡弑的贼人不可主持盟会，道义终究不能昭示天下，所以说楚围弑杀郏敖，这就是所谓的天下恶名归于一人；又说齐国归还郓、讙、龟阴田地，是在和好之后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并非全是因为畏惧孔子，也不是孔子自述其功绩：这类观点都立论明确，足以破除穿凿附会、琐碎细碎的习气，不是后世儒者所能企及的。自古以来学习《春秋》的人，攻击胡安国的言论不一而足，然而辩驳攻击太过，反而可能自生障碍。像陆粲这样平和通达，确实可以作为解说经义者的指南了。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胡氏传辨疑原序
从前孔子作《春秋》，防止细微之恶而彰显极致之善。胡安国解说经义，大致能符合这个宗旨，可惜他有时失于过度探求，言辞不厌其烦冗，反而使圣人的本意更加晦暗了。我曾想著书论辩却未能做到。如今被贬谪居住，闲暇较多，再次翻阅诵读他的传注，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就随手记下，久而久之成了一卷。拿给跟随学习的士人看，大多感到惊骇而询问。我对他们说：“我这样做，并非敢与胡安国不同，实在是不敢与孔子不同。为什么他们蒙昧而不相信呢？”虽然如此，我敢立刻认为这是对的吗？应当向深通《春秋》的人请教，或许能采纳其中两三条吧？否则不要奇怪诸位认为我的话有病了。陆粲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氏传辨疑卷上
明 陆粲 撰
隐公
鲁孝公末年，周幽王已经被犬戎杀死；周惠王初年，周王室已经东迁了。《春秋》不始于孝公、惠公的原因，是因为东迁之初，流风遗俗，还有留存。等到周平王在位日久，不能在政治上自强，抛弃他的宗族，《葛藟》诗中有疏远兄弟的讽刺；不安抚他的百姓，周人有“束薪蒲楚”的讥讽。到了他晚年，失道更加严重，竟然以天子的尊贵，向下赠送诸侯妾室的丧礼。于是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人心绝望了。《春秋》寄托始于隐公，不也是深切明显吗！
《春秋》始于隐公，难道真的是因为平王吗？平王初年，犬戎杀害天子，这是宇宙间没有过的变故，不足以作为寄托的开始吗？而一定要在赠送仲子丧礼时开始吗？不是这样，平王曾经戍守申国，父亲的怨恨没有恢复，却保护仇敌，对于赠送诸侯妾室的丧礼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春秋》舍弃大的而讥讽小的，这是什么原因？《葛藟》、《溱洧》两首诗的创作，其时间先后，到现在还没有考证。认为它们产生于在位日久之后，有根据吗？那么《春秋》为什么始于隐公？听说欧阳修说：“孔子游历诸侯不被任用，困顿而归，且年老，才开始著书，得到《诗经》从《关雎》到《鲁颂》，得到《尚书》从《尧典》到《费誓》，得到鲁国史记从隐公到获麟，于是删修它们，其前久远，不能弄明白。而且孔子不是史官，不常任职于史官，所以根据他所得到的修撰而停止罢了。”道义在于《春秋》，不在于起止，这样说的人，是善于谈论《春秋》的！圣人未曾追求奇异，世上解说《春秋》的人，常常不能克制喜好奇异，所以言辞越工巧，而意思越不近情理，大抵都是这样。善于学习的人，拿着欧阳修的论点来探求，对于圣人的宗旨，或许就接近了。
元年，即位的第一年必定称元年，是为了阐明人君的作用。元就是仁，仁，是人心。《春秋》立文兼有叙述和创作，按照《舜典》称元年，《商训》称元祀，这里经文称元年，所谓继承二帝、阐明三王，是叙述而不创作。正字在王字之前，王字在春字之前，是立法创制，裁断出于圣心，不是史官旧文的体例了。
古人称首为元，元年，就是即位的首年罢了。说阐明人君的作用，元就是仁，仁是人心，论调虽然美好，实际上并非如此。古人称元年，大概未曾议论到这一点。正字在王字之前，王字在春字之前，它是史官的文字还是圣人的笔迹，都难以确定。现在世上所传的古器物铭文，往往有称王月的，如周仲称父鼎铭文则称“王五月”，父已鼎铭文则称“王九月”，敔敦铭文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