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氏传辨疑卷下
林父之恶大矣，岂徒曰专禄周旋而已乎？此左氏之谬论也。卫衎书名，则以别于剽耳。
译林父的罪恶很大，难道仅仅是说他独占俸禄、周旋于诸侯之间吗？这是《左传》的错误论断。卫衎被记载名字，是为了将他与卫剽区分开来罢了。
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防，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贬之也。防于夏而盟于秋，间有他事焉，故必曰「诸侯之大夫盟于宋」，则文约而事着矣。若斯盟之恶，则不必再言宋而后见也。
呉子使札来聘。札何以不称公子？贬也。辞国而生乱者，札之为也，故因其来聘而贬之，示法焉。或曰：「呉子使札，与楚子使椒、秦伯使术，一例耳。呉楚蛮夷之国，秦介戎狄之间，其礼未同于中夏，故使人之来皆略之，而札何以独为贬乎？」曰：「春秋多变例，圣笔有特书。季札让国，天下贤之。若仲尼亦贤季札，必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书之矣。今乃畧以名纪，比于楚椒、秦术之流无异称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让国为贤而贬之也。」
以不称公子为贬词欤？昔之儒者尝辨之矣【程端学】其言曰：「春秋之中，以公子称者众矣。若鲁翚、庆父之弑君，楚婴齐、壬夫之猾夏，皆王法所不得赦也，犹称公子而无异词。今谓札让国以生乱，则信可责矣，然非身自为乱也，视彼数子者，其罪亦有间乎？」或者非之曰：「翚、婴齐之徒，其恶不待贬矣。季子则贤者，夫子之所责备也。」曰：「是非吾所能知也。夫春秋之立义，不在一二字之间，亦明矣。然而今之言春秋者，类曰以一二字为褒贬。是故氏、族、名、字、爵、号之类，其书其不书，莫不有意，不可以毫髪假借也。然则是区区者，乃夫子所以荣辱斯人也，而可苟哉！今贤者之有过者必戮，而小人之极恶者不诛，是夫子之一二字者，不足为荣辱也，而春秋复何所恃以立法乎？且夫春秋之作，岂为一人？夫亦为天下万世作也。为天下万世作，而岂以一札之故乱其书法邪？是故楚椒则名，秦术则名，而札何以独得不名？夫呉之使，犹秦、楚之使也。然则变例特书之説非邪？先正有言：『圣人作春秋，褒善贬恶，以示万世不易之法也。』今用此説以诛人，又忽用此説以赏人，使天下后世求之而莫识其意，是直舞文吏之所为，而谓圣人为之乎？孔子尝曰：『道不逺人。』岂其为书而独逺于人之情乎哉？善学春秋者，无他能，不逺人以求之而已矣。」诸言札以让国生乱者，无过独孤及。吾先师太常钱公尝辨之，録如左。昔独孤氏尝言：「诸樊无季厯之贤，王僚无武王之圣，而季札为泰伯之让，是狥名也。季札闳达博物，慕义无穷，使当夀梦之眷命，接夷昧之絶统，则大业用康，多难不作，阖庐安得谋于窟室？专诸何所施其▯首哉？」于戏！斯固责备贤者之意也。然予有辨焉：诸樊之贤虽不及季札，然观其终能轻位而好徳，重父命而不为子孙谋，要亦非不贤者也。继世之君，为天之所废，必若桀、纣，如诸樊，岂遽为天之所废哉？夀梦虽欲传季札，然不彊其从而终归位于嫡长，盖亦有以识此矣。故使泰伯不为荆蛮之行，仲雍不为文身之举，则古公之位亦季歴所不受也，孰谓季札之贤而肯安处诸兄之上乎？吾以是知其不当夀梦之眷命，非狥名也。至于诸樊欲传位以成父志，约兄弟继立以次及札，札于是可以无让矣。然予观屈狐庸聘于晋，赵文子问季子立乎，对曰：「季子守节者也，虽有国不立，有此国者，必此君之子孙实终之。」当是时，夷昧在位，相之者屈狐庸也，而其言若此，又安知当时无「岂容再误」之説如赵普者乎？由此言之，札于夷昧之卒也，虽欲变子臧之节以成父兄之志，亦自有不得为者矣。诸樊之约虽在，而夷昧之意不坚，札亦何由而得其位哉？吾以是知其不接夷昧之絶统，非狥名也。至于光既弑僚而自立，史言其欲致位于季子。夫杀人以取富贵，而犹欲归之于人，此又必无之事也。借令受之，是利其谋也，而札亦岂为之哉？然则声罪致讨，亦不可乎？曰：「以札之贤闻于诸侯，一言倡之，何不可也？顾阖庐纵弑之罪虽大，而立国之名亦正，且其贤又足以大呉，非僚之碌碌比也。故札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业，社稷有奉，乃吾君也。』虽不称阖庐之贤，而称之之意固在矣。况不敢杀之仁，又札之所守
译季札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防地，是盟誓的同一地点，却再次提及宋国，这是为了贬斥他们。在防地于夏季盟誓，而在宋国于秋季盟誓，中间发生了其他事情，所以必须说“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这样文字简约而事情显明。至于这次盟誓的恶劣，就不必再次提及宋国才能显现出来了。
吴国国君派季札来聘问。季札为什么不称公子？这是贬斥他。辞让国家却导致动乱，是季札造成的，所以借着他来聘问的机会贬斥他，以示法度。有人说：“吴国国君派季札，与楚国国君派椒、秦国国君派术，是一样的。吴、楚是蛮夷的国家，秦国介于戎狄之间，他们的礼仪尚未与中原相同，所以使者到来都略去称呼，而季札为什么独独被贬斥呢？”回答说：“《春秋》有很多变例，圣人的笔法有特别记载。季札让国，天下人都认为他贤德。如果孔子也认为季札贤德，必定会用字、或用氏、或用‘公子’来特别记载他。现在却略去称呼，只用名来记载，与楚国的椒、秦国的术这类人没有区别，由此可知孔子不认为他让国是贤德，而是贬斥他。”
以不称公子作为贬斥的词吗？以前的儒者曾经辨析过这个问题【程端学】，他说：“《春秋》中，称公子的很多。像鲁国的公子翚、庆父弑君，楚国的婴齐、壬夫扰乱华夏，都是王法所不能赦免的，仍然称公子而没有不同的措辞。现在说季札让国导致动乱，确实可以责备，但他并非亲身作乱，与那几个人相比，他的罪过也有区别吗？”有人反驳说：“翚、婴齐这些人，他们的恶行不需要贬斥就显而易见了。季子是贤者，是孔子所责备的对象。”回答说：“这不是我能知道的。《春秋》确立义理，并不在一两个字之间，这也很明显。然而现在谈论《春秋》的人，大都说以一两个字作为褒贬。因此，氏、族、名、字、爵、号之类，记载或不记载，没有不是有意的，不可以有丝毫的假借。那么这细微之处，就是孔子用来荣辱这些人的，怎么可以苟且呢！现在贤者有过错必定被惩处，而小人极恶却不被诛杀，这是孔子的一两个字，不足以作为荣辱的标准，那么《春秋》又凭什么来确立法度呢？况且《春秋》的写作，难道是为了一个人吗？也是为了天下万世而作的。为了天下万世而作，难道会因为一个季札的缘故而扰乱它的书法吗？所以楚国的椒称名，秦国的术称名，而季札为什么独独能不称名呢？吴国的使者，与秦、楚的使者是一样的。那么变例特书的说法不对吗？先前的正人说过：‘圣人作《春秋》，褒扬善行贬斥恶行，以显示万世不变的法度。’现在用这个说法来诛责人，又忽然用这个说法来奖赏人，让天下后世寻求却不知其意，这简直是舞文弄墨的官吏所为，难道能说圣人是这样做的吗？孔子曾说：‘道不远人。’难道他写书却独独远离人情吗？善于学习《春秋》的人，没有别的本事，只是不远求于人而已。”那些说季札因让国而生乱的人，没有超过独孤及的。我的先师太常寺卿钱公曾经辨析过，记录如下。从前独孤氏曾说：“诸樊没有季历的贤德，王僚没有武王的圣明，而季札行泰伯之让，这是追求虚名。季札博学通达，仰慕道义无穷，如果他在寿梦的眷顾任命下，承接夷昧的中断统绪，那么大业就会安康，多难就不会发生，阖庐怎么会在窟室中谋划？专诸又在哪里施展他的匕首呢？”唉！这固然是责备贤者的意思。然而我有辨析：诸樊的贤德虽然不及季札，但看他最终能轻视权位而喜好德行，重视父亲的命令而不为子孙谋划，大概也不是不贤的人。继位的君主，被上天所废弃，必定像桀、纣那样，像诸樊这样的人，难道很快就被上天废弃了吗？寿梦虽然想传位给季札，但不强迫他接受，最终将位置归还给嫡长子，大概也有识见于此。所以如果泰伯不行荆蛮之行，仲雍不行文身之举，那么古公的位子也是季历所不接受的，谁说季札贤德就肯安然处在众兄长之上呢？我由此知道他不应接受寿梦的眷顾任命，并非追求虚名。至于诸樊想传位以成全父亲的志向，约定兄弟依次继位直到季札，季札这时可以不让了。然而我看屈狐庸出使晋国，赵文子问季子会即位吗，回答说：“季子是守节的人，虽然有国家也不会即位，拥有这个国家的人，必定是这个君主的子孙最终继承。”当时夷昧在位，辅佐他的是屈狐庸，而他的言论如此，又怎么知道当时没有像赵普那样‘岂容再误’的说法呢？由此说来，季札在夷昧去世时，虽然想改变子臧的节操以成全父兄的志向，也有自己不能做的理由。诸樊的约定虽然在，但夷昧的意思不坚定，季札又从哪里得到他的位置呢？我由此知道他不接受夷昧的中断统绪，并非追求虚名。至于光已经弑杀王僚而自立，史书说他想将位置让给季子。杀人以获取富贵，却还想将位置归还给别人，这又是必定没有的事。假使接受了，这是贪图他的谋略，而季札又怎么会这样做呢？那么声罪致讨，也不可以吗？回答说：“以季札的贤德闻名于诸侯，一言倡导，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只是阖庐纵容弑君的罪过虽然大，但建立国家的名义也正，而且他的贤德又足以振兴吴国，不是王僚那样的碌碌之辈可比。所以季札说：‘如果先君没有废弃祭祀，百姓没有废弃生计，社稷有人供奉，那就是我的君主。’虽然没有称赞阖庐的贤德，但称赞他的意思本来就在其中了。况且不敢杀人的仁德，又是季札所坚守的
，而岂容或变乎【公羊传：君子以札之不受为义，不杀为仁】然则札于春秋之义无讥邪？曰：「不能无讥也。札当夷昧之终，苟能用观变之明以察其防，施救陈之力以正其国，引吴之大臣，共立嗣位之君，不归僚而归诸光，使国本豫定，争夺无自起焉，其庶乎无讥也。」
译然而怎么容许有所改变呢【《公羊传》说：君子认为札不接受君位是合乎义的，不杀害僚是合乎仁的】既然这样，那么札在春秋大义上就没有可指责的地方了吗？回答说：「不能没有可指责的地方。札处于夷昧去世之时，如果能够运用洞察变化的明智来考察防范，施展治理陈国的能力来匡正国家，引导吴国的大臣，共同拥立继承君位的人，不拥立僚而拥立诸光，使国家的根本预先确定，争夺就没有由头兴起了，那大概就没有可指责的地方了。」
莒人弑其君宻州。经以传为案，传有乖缪，则信经而弃传可也。左氏称：「莒子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莒子虐，国人患焉。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则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书乎？故赵匡谓其文当曰：「展舆因国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后来传写误为「以」字尔。
传有乖缪，则信经而弃传，斯至论也，亦无庸改字矣。改以为之，而文终不顺，则非左氏属辞之体也。昭公
莒展舆出奔呉。展舆曷为以国氏？罪诸侯之与其立也。
书》「展舆」而不系「莒」，则无以知其为莒之展舆也，故以国氏，曰「罪诸侯之与其立者」，其义亦迂而晦矣。
楚子麇卒。郏敖实弑而书卒，何欤？令尹围弑君以立，中国莫能致讨，则亦已矣。至大合诸侯于申，与防者凡十有三国，宋向戌、郑子产，诸侯之良也，而皆有献焉，不亦伤乎！若革其伪赴而正以弑君，将恐天下后世以簒弑之赋，非独不必致讨，又可从之以主防盟而无恶矣。圣人至此，悯之甚，惧之甚，故畧其簒弑以扶中国、制人欲、存天理，其义防矣。
麇实弑也，而《春秋》书卒，徒使围得幸免于弑君之名，十有三国之君臣得以逃党逆之罪，而簒弑之贼之不可以主盟，其义终不白也，天下后世亦恶从而知之？然则圣人之志晦矣。故吾以为言，楚围之弑郏敖，所谓天下之恶皆归焉者也。或曰：「加围以弑君之名，盖公子弃疾之徒为之。」
叔弓帅师围费。费，内邑也，命正卿为主将，举大众围其城，若敌国然者，家臣彊、大夫弱也。季孙意如以所恶于下者事其上，而不忠于其君；以所恶于上者使其下，而不礼于其臣。出乎尔者，反乎尔，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书内叛，反求诸已而已矣。其书围费，欲着其实，不没之也。
公山不狃以费畔，召孔子，欲往，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非空言也。使孔子之道行乎斯人，而鲁之兴于何有？南蒯之叛也，其始谋固曰：「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以费为公臣矣。」有君子者辅之，傥庶防乎？故郈、费之书围而不书叛，《春秋》有防意焉，不直曰反求诸已者而已也。
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干谿。或曰：「虔弑郏敖以立，比之获罪，岂其无讨贼之心，而徒贪夫位欤？」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义，不责其无讨贼之心。夫比虽当次及之序，而弃疾亦居楚国之常。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国有所归，为曹子臧、鲁叔▯，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贵戚之卿，为社稷镇，乱不自己，亦可也。今乃胁于势而忘其守，怵于利而忘其义，被之大恶，欲辞而不可得矣。」
比与弃疾皆志乎弑君取国者，而弃疾力能死虔，又能死比，是弃疾之罪重也。虽然，比既立乎其位矣，则弑君之名非比而谁当之？比不能辞斯位，能辞斯名乎？或者况诸隋▯江都之事，谓比犹化及，而弃疾、观从则虔通、徳戡之伦，其説是也。当观从召比，及郊而言其情，比能力辞而逃之，虽终身羇旅可也。既从而入蔡，虽欲为子臧、叔▯亦不可得矣。非效死不立，何以自免？若曰身居令尹，都贵戚之卿，是犹利之也，恶乎可？
晋荀呉帅师灭陆浑之戎。林父之于潞氏，士防之于甲氏，荀呉之于陆浑戎，皆灭之也。而林父、士防称师、称人，荀呉举其名氏，何哉？陆浑之戎宻迩王室，而纵之杂处，则非尊京师、别内外之义也，与辟土服逺以图彊霸则异矣。
戎而近王，王之忧，亦方伯之忧也。虽然，迁之可也，灭甚矣。晋人此举，岂诚为王室计哉？直恶其贰已而肆虐焉尔。
许世子止弑其君买。许悼公疟，饮世子止之药，卒。书曰「弑其君」者，止不尝药也。或者顾以操刃而杀与不躬进药及进药而不尝，三者罪当殊科，疑于三传之説，则误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为《春秋》，奚待于圣笔乎？墨翟兼爱，岂其无父？杨朱为我，岂其无君？孟轲氏辟之，以为禽兽逼人，人将相食。知此説，则知止不尝药，《春秋》以
译莒国人杀了他们的君主密州。《春秋》经文以《左传》为案据，如果《左传》有违背谬误之处，那么相信经文而舍弃《左传》是可以的。《左传》记载：“莒子生了去疾和展舆，立了展舆，又废黜了他。莒子暴虐，国人对此感到忧患。展舆凭借国人的力量攻打莒子，杀了他，于是自立。”如果相信这话，那就是儿子杀了父亲，《春秋》难道会不记载吗？所以赵匡说那篇文章应当说：“展舆凭借国人的力量攻打莒子，杀了他，于是自立。”后来传抄误写成了“以”字罢了。
《左传》有违背谬误，就相信经文而舍弃《左传》，这是极正确的议论，也没有必要改字了。如果改字，文章终究不顺，那就不是《左传》遣词造句的体例了。昭公
莒国的展舆出逃到吴国。展舆为什么用国氏？是为了谴责诸侯参与拥立他。
《春秋》只写“展舆”而不连属“莒”，就无法知道他是莒国的展舆，所以用国氏，说“谴责参与拥立他的诸侯”，其义理也迂曲晦涩了。
楚子麇去世。郏敖实际上是被杀却记载为去世，为什么呢？令尹围杀君自立，中原各国不能去讨伐，也就罢了。至于在申地大会诸侯，参加盟会的共有十三个国家，宋国的向戌、郑国的子产，是诸侯中的贤良之士，却都有进献，不也很令人伤痛吗！如果改变他们虚假的赴告，正确地以弑君来记载，恐怕天下后世对于篡弑的罪行，不仅不必去讨伐，还可以跟随他们主持盟会而没有恶名了。圣人对此，怜悯得很，恐惧得很，所以略去他们的篡弑行为来扶持中原、制约人欲、保存天理，其义理是严密的。
麇实际上是被杀的，而《春秋》记载为去世，只是让围得以侥幸免于弑君的名声，十三个国家的君臣得以逃避同党逆贼的罪责，而篡弑的贼人不可以主持盟会，其义理终究没有明白，天下后世又怎么知道呢？然而圣人的志向晦暗了。所以我以为，楚围杀郏敖，就是所谓天下所有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有人说：“给围加上弑君的名声，大概是公子弃疾之类的人做的。”
叔弓率领军队包围费邑。费邑，是鲁国的内邑，任命正卿做主将，出动大军包围它的城池，像对待敌国一样，这是家臣强横、大夫弱小的缘故。季孙意如用他厌恶下属的方式侍奉他的上级，而不忠于他的君主；用他厌恶上级的方式使唤他的下属，而不礼待他的臣子。出于你这样的行为，回报给你的也是这样的，南蒯落到这个地步是适宜的。《春秋》的法则，不记载内部的叛乱，只是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罢了。它记载包围费邑，是想彰显事实，不掩盖它。
公山不狃凭借费邑反叛，召请孔子，孔子想前往，说：“如果有任用我的人，我大概能复兴东周吧？”这不是空话。假使孔子的道在这人身上施行，鲁国的兴盛有什么困难呢？南蒯反叛，他起初谋划本来就说：“我驱逐季氏而把他的家产归还给国君，让费邑成为国君的臣属。”如果有君子辅佐他，或许差不多吧？所以郈、费记载包围而不记载叛乱，《春秋》有防范的意图，不只是说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罢了。
楚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在干谿杀了他的君主虔。有人说：“虔杀郏敖自立，比获罪，难道他没有讨伐贼人的心思，而只是贪图那个位置吗？”回答说：“《春秋》谴责比，是因为不明白君臣的大义，不责备他没有讨伐贼人的心思。比虽然处于依次继承的顺序，而弃疾也居于楚国的常位。作为比，应当效死而不即位。如果国家有所归属，做曹国的子臧、鲁国的叔孙，不也很好吗？不然，身居令尹，都是贵戚之卿，作为社稷的镇守，动乱不源于自己，也可以了。现在却被形势胁迫而忘记操守，被利益诱惑而忘记道义，蒙受大恶，想推辞也来不及了。”
比和弃疾都志在杀君取国，而弃疾有能力杀死虔，又能杀死比，是弃疾的罪责更重。虽然如此，比既然已经立在那个位置上了，那么弑君的名声不是比而是谁承担呢？比不能推辞这个位置，能推辞这个名声吗？有人拿隋炀帝江都的事做比喻，说比好比宇文化及，而弃疾、观从则是虔通、德戡之类，这种说法是对的。当观从召比，在郊外告诉他实情时，比如果能极力推辞而逃跑，即使终身流落他乡也可以。既然跟随进入蔡国，即使想做子臧、叔孙也不可得。如果不效死而不即位，怎么自免呢？如果说身居令尹，都是贵戚之卿，这还是贪图利益，怎么可以呢？
晋国的荀吴率领军队灭掉陆浑的戎人。林父对于潞氏，士匄对于甲氏，荀吴对于陆浑戎，都是灭掉他们。而林父、士匄称师、称人，荀吴举其名氏，为什么呢？陆浑的戎人靠近王室，而放纵他们杂居，就不符合尊崇京师、区别内外的义理，这与开拓土地、降服远方以图谋强霸是不同的。
戎人靠近王室，是王室的忧患，也是方伯的忧患。虽然如此，迁移他们是可以的，灭掉他们太过分了。晋国人此举，难道真是为王室考虑吗？只是厌恶他们有二心而肆虐罢了。
许世子止杀了他的君主买。许悼公患疟疾，喝了世子止的药，去世。记载说“杀了他的君主”，是因为止没有尝药。有人考虑到操刀杀人和不亲自进药以及进药而不尝，这三种罪责应当区别对待，怀疑三传的说法，那就错了。如果真像这话所说，那么人人都能作《春秋》，哪里还需要圣人的笔呢？墨翟兼爱，难道他没有父亲吗？杨朱为我，难道他没有君主吗？孟子驳斥他们，认为禽兽逼人，人将互相残食。知道这个说法，就知道止不尝药，《春秋》以
为弑君之意矣。
饮其药而卒，是进毒以杀父也；父死而奔晋，是避讨也。止之为弑君，亦较然明矣。三传以异説乱圣经，君子不忍恣也。是故赵盾、许止之事，欧阳子之辨，圣人复起不能易矣。若孟子之讥杨墨者，则岂其伦哉？孟子论理，而《春秋》纪事；论理贵尽，纪事贵实。
译这是怀有弑君之心了。
让他喝下药而死，这是进献毒药杀害父亲；父亲死后逃往晋国，这是逃避讨伐。停止（追究）他弑君之罪，也是显而易见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用不同的说法扰乱圣人的经典，君子不忍心放纵这种混乱。因此，关于赵盾、许止案件的辨析，欧阳修的论断，即使圣人复活也不能改变。至于孟子讥讽杨朱、墨翟的情况，又怎能与此相提并论呢？孟子是在论述义理，而《春秋》是在记载史事；论述义理贵在穷尽透彻，记载史事贵在真实确凿。
曹公孙防自鄸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刘敞曰：「待放也。曹无大夫，其曰公孙，贤之也。何以贤之？为公子喜时之后贤之也。喜时者，能以国让，不取乎为诸侯，所谓子臧是也。春秋之义，善善也长，恶恶也短。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以其贤者之后，苟可善焉，斯进之矣。」
此公羊子之説也。夫喜时让国之节髙矣，圣人不特书以着之，而独记公孙防之出奔，防有公羊子之传在，则世孰从而知之？圣人岂逆知传之当作而书以待之邪？罪季札之生乱也，则豫贬之于数十年之前；贤喜时之让国也，则仅録其子孙于数十年之后。善善也缓，而恶恶也迫，曽是以为《春秋》之义乎？
盗杀卫侯之兄絷，左氏以为齐豹杀之也。臣窃以为仲尼断此狱，罪在宗鲁。豹之不义，人人皆知之也。若宗鲁欲事豹而死于公孟，盖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张闻其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孟絷之贼，汝何吊焉？」非圣人▯其食奸受乱、盖不义、犯非礼之罪，书于《春秋》，则齐豹所畜养之盗、孟絷所见杀之贼，其大恶隠矣。谓宗鲁盗者，以仲尼之言故也。仲尼之意若曰：成齐豹之盗而速孟絷之贼者，宗鲁耳，非谓宗鲁盗也。
叔孙舍至自晋，大夫执而致则名，此独书其姓氏，何？贤之也。
左氏》、《谷梁传》皆无「叔孙」字，所谓一事而再见者，卒名尔。舍虽良大夫，然仅书氏，亦何足以见其贤乎？定公
齐人来归郓、讙、▯隂田。齐人前此尝归济西田矣，后此尝归讙及阐矣，此独书来归，何也？曰归者，鲁请而得之也；曰来归者，齐人心服而归之也。定公、齐侯防于夹谷，孔子摄相事，却裔俘，拒兵车之命，罢享礼之设于野，由是齐侯归三邑以谢过。书曰来，序绩也。春秋，夫子之笔削，自序其绩可乎？圣人防人物于一身，万象异形而同体；通古今于一息，百王异世而同神。其曰「天之将丧斯文」云云，是以天自处矣，而亦何嫌之有？
以归三田为仲尼之功，自三传、《家语》及太史迁所记皆然。以予考之，定公之世，鲁与齐盖数相侵伐，至是及齐平，故有夹谷之防，而以侵疆归鲁。此事在《春秋》中何国蔑有？如醉而怒、醒而喜耳，而于仲尼何与焉！自战国以后，鲁之老儒先生既没，俗士之耳学者乃取委巷所传竒言怪语附着之孔氏，以为夸大，而不知其待圣人者浅矣。故郓、讙、▯隂之归与济西、讙、阐之归一也。诚以书来为夫子自序其绩者，前此尝书「郑伯使宛来归祊」，又书「齐人来归卫俘」矣，为复序谁之绩乎？
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郈。费、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礼，各固其城，公室欲张而不得也。三桓既防陪臣擅命，慿倚其城，数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问于仲尼，遂堕三都，是谓以礼为国，可以为之兆也。公围成。公至自围成。书「公围成」，彊也；其致，危之也。仲由为季氏宰，孔子为鲁司寇，而不能堕成，何也？按是冬公围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摄相事，然后诛少正夘，与闻国政，三月而商贾信于市，男女别于途，及齐人馈女乐，孔子遂行。然则围成之时，仲尼虽用事，未能专得鲁国之政也，而辩言乱政如少正夘等，必肆疑沮于其间矣。成虽未堕，无与为比，亦不能为患。使圣人得志行乎鲁国，以及朞月，则不待兵革而自堕矣。
三都之堕，其孔子以张公室乎？当是时，费人不服，公与三子狼狈登台，兵及君侧，仅能胜之。及公敛阳一言，而孟氏之意中变，则鲁公亲驾围成而弗克也。圣人以礼为国之功防矣。孔子尝言：「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三都之堕，曽不能逆防其成否，而轻▯哉？或曰：「成之不服，定公狃于速克之过也。郈、费堕，则曰仲尼之功；成不克，则曰定公之过。胜则归已，败而归君，非君子所忍言也。」左氏言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夫是举也，谓孔氏之徒或与焉则可，谓自孔氏谋之则不可。不然，则三子者之意，而仲由赞之，孔子或不与闻也。曰：「夫公
译曹国的公孙防从鄸地出逃到宋国。出逃的记载中未曾出现“自”字，这里说“自”是什么意思呢？刘敞说：“这是等待放逐。曹国没有大夫，称他为公孙，是认为他贤德。为什么认为他贤德？因为他是公子喜时的后代，所以认为他贤德。喜时这个人，能够把国家让给别人，不谋求成为诸侯，就是所谓的子臧。《春秋》的道义，是褒扬善行要长久，谴责恶行要短暂。褒扬善行会惠及子孙，谴责恶行只限于本人。因为他是贤者的后代，如果值得褒扬，就提升他。”
这是《公羊传》的说法。喜时让国的节操确实很高，圣人不仅仅记载这件事来彰显他，却只记录公孙防的出逃，公孙防有《公羊传》的解说在，那么世人谁跟着知道呢？圣人难道预先知道会有解说而记载下来等待它吗？如果谴责季札导致动乱，就在几十年前预先贬低他；如果褒扬喜时让国，就在几十年后仅仅记录他的子孙。褒扬善行迟缓，而谴责恶行紧迫，难道这就是《春秋》的道义吗？
盗贼杀死了卫侯的哥哥絷，《左传》认为是齐豹杀死的。我私下认为仲尼判定这个案件，罪责在宗鲁。齐豹的不义，人人都知道。如果宗鲁想要侍奉齐豹而死于公孟，大概没有人知道他的罪过。所以琴张听说他死了，将要去吊唁。仲尼说：“齐豹是盗贼，孟絷是贼寇，你吊唁什么呢？”如果不是圣人掩盖他吃下奸邪、接受动乱、掩盖不义、触犯非礼的罪过，并记载在《春秋》中，那么齐豹所豢养的盗贼、孟絷所见杀的贼寇，他们的重大罪恶就隐藏了。说宗鲁是盗贼，是因为仲尼的话。仲尼的意思好像是说：促成齐豹成为盗贼而加速孟絷成为贼寇的，是宗鲁，并不是说宗鲁是盗贼。
叔孙舍从晋国回来，大夫逮捕他并交付审判就只写名字，这里只写他的姓氏，为什么呢？认为他贤德。
《左传》、《谷梁传》都没有“叔孙”二字，所谓同一件事再次出现，最终只写名字。叔孙舍虽然是优秀的大夫，但仅仅写姓氏，又怎么足以显示他的贤德呢？定公
齐国人归还郓、讙、龟阴田地。齐国人此前曾经归还济西田地，此后曾经归还讙及阐，这里只写“来归”，为什么呢？说“归”，是鲁国请求而得到的；说“来归”，是齐人心服而归还的。定公、齐侯在夹谷会盟，孔子代理相礼，击退夷人俘虏，拒绝兵车的命令，罢免野外享礼的设立，因此齐侯归还三座城邑以谢罪。记载说“来”，是叙说功绩。《春秋》是孔子的笔削，自己叙说功绩可以吗？圣人将人物合于一身，万象形态不同而本体相同；贯通古今于一息之间，百王时代不同而精神相同。他说“上天将要丧失这种文化”等等，是以天自居，又有什么嫌疑呢？
把归还三块田地当作仲尼的功劳，从三传、《家语》到太史迁的记载都是这样。根据我的考证，定公的时代，鲁国与齐国多次互相侵伐，到这时与齐国讲和，所以有夹谷的会盟，而把侵占的疆土归还鲁国。这种事在《春秋》中哪个国家没有？就像喝醉了发怒、醒了高兴一样，这与仲尼有什么关系呢！自从战国以后，鲁国的老儒先生去世，世俗学者的耳食之徒便把街巷流传的奇言怪语附会在孔氏身上，以为夸大，却不知道他们对待圣人的态度太浅薄了。所以郓、讙、龟阴的归还与济西、讙、阐的归还是一回事。如果认为记载“来”是夫子自己叙说功绩，此前曾经记载“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又记载“齐人来归还卫国的俘虏”，那是叙说谁的功绩呢？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毁费、郈。费、成，是三家的大邑。政权在大夫手中，三卿超越礼制，各自巩固他们的城池，公室想要扩张却做不到。三桓既然防备陪臣擅自发号施令，倚仗他们的城池，多次有叛乱者，三家也不能控制，于是向仲尼询问，于是拆毁三座城邑，这叫做以礼治国，可以作为开端。公包围成。公从包围成回来。记载“公包围成”，是强大；其归来，是危险。仲由做季氏的家宰，孔子做鲁国的司寇，却不能拆毁成，为什么呢？考察这一年冬天公包围成没有攻克，第二年，孔子由大司寇代理相礼，然后诛杀少正卯，参与国家政事，三个月后商贾在市场中守信，男女在路上有别，等到齐人赠送女乐，孔子于是离开。那么包围成的时候，仲尼虽然掌权，未能完全掌握鲁国的政事，而像少正卯这样用巧言扰乱政事的人，必定在其中肆意怀疑阻挠。成虽然没有拆毁，没有人与它相比，也不能成为祸患。假使圣人在鲁国得志行事，等到满一年，就不需要动用武力而自然拆毁了。
拆毁三座城邑，是孔子用来扩张公室吗？当时，费人不顺服，公与三子狼狈登台，兵器逼近君侧，仅仅能够战胜。等到公敛阳一句话，孟氏的意思中途改变，那么鲁公亲自驾车包围成而不能攻克。圣人以礼治国的功劳微薄了。孔子曾经说：“面临事情而恐惧，善于谋划而成功。”拆毁三座城邑，竟然不能预先防备其成功与否，而轻率吗？有人说：“成的不顺服，是定公习惯于快速克制的过错。郈、费拆毁，就说仲尼的功劳；成不能攻克，就说定公的过错。胜利就归自己，失败就归君主，不是君子所忍心说的。”《左传》说仲由做季氏的家宰，将要拆毁三座城邑。这件事，说孔氏的门徒参与是可以的，说由孔氏谋划则不可以。不然，那么三子的意思，而仲由赞同，孔子或许不参与。说：“夫公
山、佛▯之召，孔子犹欲往就之，将以有为也。矧三桓自堕其城，非可乗之防邪？而圣人不屑也。」曰：「圣人应变之权，非吾徒所知矣。然吾以为孔子诚与夫二三子者共事，则所以消息其间者，宜自有道，亦何至动干戈于邦内，而抢攘至此乎？」所谓与闻国政、诛少正夘者，亦非事实。昔之君子以为此《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盖齐鲁间陋儒者为之。摄行相事之云，愚谓亦因左氏「防于夹谷，孔丘相」之一言而误耳。相，防礼之相，非相国也。是时政在季氏，定公不能为有无。孔子仕日浅，谓其君臣能知敬信以咨谋议则有之，谓举相事以授焉，使摄行之，无是理也。然则三都终不可堕乎？曰：「何为不可？使圣人而得鲁国之政，将举周公之典法，率三家以尊鲁，率鲁以尊周，虽以复文武之盛可也，而于区区之三城何有？」
译山、佛二人征召孔子，孔子尚且想要前往应召，是打算有所作为。何况三桓自行拆毁他们的城池，这难道不是可以乘机的时机吗？然而圣人却对此不屑一顾。」有人说：「圣人随机应变的权变之道，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知晓的。但我认为，孔子如果确实与那几位弟子共同处理事务，那么他在其中调和周旋的方法，应当自有其道，又怎么会致使在国内动用武力，以至于混乱到这种地步呢？」所谓孔子参与国家政事、诛杀少正卯这些事，也并非事实。过去的君子认为，《论语》中没有记载，子思、孟子也没有提及，虽然《春秋》内外传中的记载虚妄且矛盾，但依然不加以称道，这大概是齐鲁两地浅陋的儒生编造出来的。至于说孔子代理行使相国职权的说法，我认为也是因为《左传》中「夹谷会盟，孔丘为相」这一句话而造成的误解。这里的「相」，是会盟礼仪中的傧相，并非相国。当时政令掌握在季氏手中，鲁定公无法决定事物的有无。孔子任职的时间尚短，说他的君臣能够敬重信任他并咨询谋议，这是有的；但说将相国的事务全部授予他，让他代理行使，是没有这种道理的。那么，三都最终就不能拆毁吗？回答说：「为什么不能？假使圣人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将会推行周公的典章制度，率领三家尊奉鲁国，率领鲁国尊奉周王室，即使恢复周文王、周武王时的盛世也是可以的，对于区区三座城池又有什么困难呢？」
薛弑其君比，称国以弑者，当国大臣之罪也。孙复以为举国之众皆可诛，非矣。
称国以弑者有数义焉，或曰：「君无道，国人之所欲弑也。」或曰：「国小政乱，而讣告之畧也。」或曰：「地逺，而闻之弗详也。」以为举国之众皆可诛，其论固不服人心，而槩指为当国大臣之罪者，亦疑其未尽矣。
哀公
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主兵者卫也，何以序齐为首？罪齐人与卫之为恶而党之也。古者孙从祖，又孙氏王父之字，不以父命辞王父命，礼也。辄虽由嫡孙得立，然非有灵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辞父命哉？然则为辄者奈何？宜辞于国曰：「若以父为有罪，将从王父之命，则有社稷之镇公子在，我焉得为君？以为无罪，则国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则言顺而事成矣。是故辄辞其位以避父，则卫之臣子拒蒯聩而辅之可也；辄利其位以拒父，则卫之臣子舍爵禄而去之可也。乌有父不慈、子不孝，争利其国而可为者乎？
谓辄之立非灵公命不得云受之王父，辞父命似也。借令有命，遂得拒父而无讥乎？是故辞位不居，而号泣以从父，人子之心固所自尽者。若立君，则有天子、方伯与国之卿士大夫在，已不与知也。辄也能然，卫之臣子宜将顺焉，而曰拒蒯聩以辅之，何居？虽然，脱屣千乗，惟夷、齐能之，而辄非若人矣。抑其天性之爱，或有未遽亡者。卫多君子，有能为颖考叔者乎？从容引喻，俾父子如初，不崇朝而乱定矣。若曰辅之以争国，则非君子所忍言者，是不可以训。
齐阳生入于齐。阳生不称公子，诛不子也。阳生不子，则曷为系之齐？《春秋》端本之书也。阳生之不子，其谁使之然也？不有废长立少以啓乱者乎？以阳生系之齐，着乱之所由生也。
阳生曷为系之齐？徒言阳生入而已，则未知为齐之阳生也，故系以国，若曰「此齐侯之子也」云尔。如景公之废长立少以啓乱，则虽书齐，未足以见其罪也。然则郑突、曹赤何以不系国乎？书归于郑而知其郑人矣，书归于曹而知其曹人矣。归者，归其本国也；入则疑于异国焉，故详着之。
西狩获麟，河出图、洛出书而八卦画；箫韶作、《春秋》成而鳯麟至。事应虽殊，其理一也。有见乎此者，则曰文成而麟至；无见乎此者，以为妖妄而近诬。世衰道防，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伦。气志天人交相感胜之际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
文成麟至之説自郑众、贾逵、服虔之徒皆云然。杜征南非知道者，犹斥为妖妄，而大雅君子顾惑于此，何耶？尝闻之先正王文恪公曰：「孔子删《诗》、定《书》、赞《易》、正礼乐，功亦至矣，不闻有所谓瑞，独《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将何所终乎？孔子尝叹鳯鸟不至，河不出图，自伤不能致此瑞也，而独能致麟乎？且既为瑞矣，又见获于鉏商邪？」然则杜氏所谓感麟而作，因以为终者，其信然欤？曰：「否。《春秋》之作，将为万世法戒，而岂区区为一麟哉！当是时，麟虽不至，《春秋》犹作也。」曰：「从子之説则其絶笔于兹也者，无义邪？」曰：「吾固言之矣，鲁之史记适至于获麟，孔子取而删修之。盖孔子之自卫反鲁，时且老矣，乃有意于著述，犹有他经之事焉，《春秋》最后作【史记》世家言作《春秋》亦在序《易》之后】间一岁而梦奠，虽如陈恒弑君，其所尝请讨者，亦不书，盖不及书耳，而谓终于获麟有他义乎？彼方以归三田、堕郈、费，诛少正夘为圣人之极致，则其以获麟为盛事也，亦宜矣。」
春秋胡氏传辨疑卷下
译薛弑杀了他的国君比，史书称国名以记载弑君之事，这是当国大臣的罪责。孙复认为举国之人皆可诛杀，这是错误的。
称国名以记载弑君之事有几种含义，有人说：“国君无道，是国人想要弑杀的。”有人说：“国家小且政事混乱，讣告简略。”有人说：“路途遥远，听闻的情况不详细。”认为举国之人皆可诛杀，这种论调固然不能让人信服，而一概指责为当国大臣的罪责，也怀疑其未尽妥当。
哀公
齐国的国夏、卫国的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邑。主兵的是卫国，为什么把齐国排在首位？是为了谴责齐国人参与卫国的恶行并偏袒他们。古代孙子服从祖父，又因为孙氏是祖父的字，不拿父亲的命令来推辞祖父的命令，这是合乎礼制的。辄虽然因为嫡孙的身份得以继位，然而如果没有灵公的命令，怎么能说是接受祖父的命令而推辞父亲的命令呢？那么对于辄来说该怎么办？适宜向国人辞谢说：“如果认为父亲有罪，我将遵从祖父的命令，那么有社稷的镇公子在，我怎么能成为国君？如果认为父亲无罪，那么国家就是世子的所有。天下哪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却让我站在他的位置上？”这样，言语顺理成章而事情就能成功。所以辄辞去君位以避开父亲，那么卫国的臣子拒绝蒯聩而辅佐他是可以的；辄贪图君位而抗拒父亲，那么卫国的臣子舍弃爵禄而离开他是可以的。哪有父亲不慈爱、儿子不孝顺，争夺国家利益而可以做到的呢？
说辄的继位没有灵公的命令，不能说是接受祖父的命令而推辞父亲的命令，似乎有道理。假使有命令，就能抗拒父亲而没有非议吗？所以辞去君位不居，而号啕哭泣以跟随父亲，这是人子之心本来就应该尽到的。至于立君，则有天子、方伯以及国家的卿士大夫在，自己不参与知晓。辄如果能这样做，卫国的臣子应当顺从，却说拒绝蒯聩以辅佐他，这是什么意思？虽然如此，视千乘之国如脱鞋般轻易舍弃，只有伯夷、叔齐能做到，而辄不是这样的人。或许他天性中的爱，还有没有立刻泯灭的。卫国多君子，有能做颖考叔那样的人吗？从容地引喻，使父子如初，不到一个早晨而混乱就平定了。如果说辅佐他来争夺国家，那就不是君子所忍心说的，这不可以作为训诫。
齐阳生进入齐国。阳生不称公子，是诛责他不尽人子之道。阳生不尽人子之道，那么为什么把他系于齐国？《春秋》是端正根本的书。阳生不尽人子之道，是谁使他这样的？不有废长立少以开启祸乱的人吗？把阳生系于齐国，是彰显祸乱产生的根源。
阳生为什么系于齐国？只说阳生进入，就不知道是齐国的阳生，所以系以国名，好像说“这是齐侯的儿子”一样。像景公废长立少以开启祸乱，那么即使书写齐国，也不足以显示他的罪责。那么郑突、曹赤为什么不系国名呢？书写归于郑就知道他是郑国人，书写归于曹就知道他是曹国人。归，是归回本国；入则怀疑是异国，所以详细记载。
西狩捕获麒麟，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而八卦画成；《箫韶》乐曲创作、《春秋》完成而凤凰麒麟到来。事情应验虽然不同，其道理是一样的。看到这一点的人，就说文章完成而麒麟到来；没有看到这一点的人，认为这是妖妄而近乎诬蔑。世道衰微，正道防堵，暴行交错发生，臣子弑杀国君的有，儿子弑杀父亲的有。孔子为此作《春秋》，阐明王道，端正人伦。气志天人交相感胜之际深远了，制作文章完成而麒麟到来是适宜的。
文章完成麒麟到来的说法，从郑众、贾逵、服虔之徒都这样说。杜征南不是懂得道理的人，还斥责为妖妄，而大雅君子反而迷惑于此，为什么呢？曾经听先正王文恪公说：“孔子删《诗》、定《书》、赞《易》、正礼乐，功劳也到了极点，没听说有所谓祥瑞，唯独《春秋》完成而麒麟到来吗？假如麒麟不来，《春秋》将如何终结呢？孔子曾经感叹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自伤不能致此祥瑞，而唯独能致麒麟吗？况且既然是祥瑞，又被鉏商捕获吗？”那么杜氏所说的感麒麟而作，因此作为终结，是真的吗？回答说：“不是。《春秋》的创作，将作为万世的法戒，难道仅仅为了一个麒麟吗！当时，麒麟即使不来，《春秋》仍然会创作。”回答说：“按照您的说法，那么绝笔于此，没有意义吗？”回答说：“我本来就说过了，鲁国的史记恰好到获麟，孔子取而删修它。大概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时候已经老了，于是有意于著述，还有其他经典的事情，《春秋》最后作【《史记》世家说作《春秋》也在序《易》之后】，隔了一年而梦奠，即使像陈恒弑君，他所曾经请求讨伐的，也不书写，大概是来不及书写，而说终于获麟有其他意义吗？他们正把归三田、堕郈、费，诛少正夘作为圣人的极致，那么把获麟作为盛事，也是适宜的。”
春秋胡氏传辨疑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