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氏传辨疑卷上
「王十月」，是周之时凡月皆称王，不独正月矣。商钟铭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亦不独周矣。以为立法创制裁自圣心者，殆未考于此邪？
译“王十月”这一说法，是因为在周代凡是月份都称为“王”，并不只是正月如此。商代钟上的铭文说：“惟正月王春吉日”，又说：“惟王夹钟春吉月”，这说明夏、商、周三代都是这样，也不只是周代如此。那些认为历法制度是圣人凭空独创的人，大概是没有考察过这些史料吧？
春王正月，周人以建子为岁首，则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何哉？圣人语顔囘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或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徳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其防防矣。」
阳明王公曰：「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仲尼作经始笔也。以予观之，亦何有于可疑，而世儒纷纷之论，至不可胜举。嗟夫！圣人亦人耳，岂独其言之有逺于人情哉？夫子尝曰：『吾従周。』又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仲尼有圣徳，无其位，而改正朔，是议礼制度自已出矣，其得为从周乎？圣人一言，世为天下法，而身自违之，其何以训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横、诸侯彊，不复知有天王也，于是乎作《春秋》以诛僣乱，尊周室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乱臣贼子之心乎？孟子所谓『春秋，天子之事』者，谓其时天王之法不行于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赏人之善、罚人之罪、诛人之恶、与人之善，盖亦据事直书，而襃贬自见，若士师之断狱，辞具而狱成。然夫子犹自嫌于侵史之职，而谓天下后世且将以是而罪我，况敢取时王之制而更易之乎？」或曰：「说者以《伊训》之书『元祀十有二月』而证周之不改月，以《史记》之称『元年冬十月』而证周之不改时，是亦未为无据矣。子谓周之改月与时也，独何据乎？」曰：「吾据《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则《伊训》必不书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时，则《史记》必不书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与时也，则《春秋》亦必不书曰『春王正月』。《春秋》而书曰『春王正月』，则其改月与时也，何疑焉？况《礼记》称『正月、七月日至』，前汉《律厯志》武王伐纣之岁，周正月辛夘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师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秦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説，皆足以▯明周之改月与时，而予意直据夫子《春秋》之笔，不必更援是以为之证也。」然则冬可以为春乎？曰：「何为而不可？阳生于子而极于己午，隂生于午而极于亥子。阳生而春始，尽于寅而犹夏之春也；隂生而秋始，尽于申而犹夏之秋也。自一阳之」复以极于六阳之干而为春夏，自一隂之姤以极于六隂之坤而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系。文王、周公，其论之审矣。若夫仲尼夏时之论，则以其关于人事者，比之建子为尤切，而非谓其为不可也。曰：「夏时冠周月。」此胡文定之论，而程子亦尝云尔。曽谓程子之贤而不及是哉？曰：程子盖泥于《论语》「行夏之时」之言也。夫《论语》者，夫子议道之书；而《春秋》者，鲁国纪事之史。议道自夫子，则不可以不尽；纪事在鲁国，则不可以不实。且周虽建子，而不改时与月，则固夏时矣，而夫子复何以云「行夏之时」乎？程子之云，盖亦推求圣言之过耳，庸何伤？夫子尝曰：「不以人废言。」使程子而犹在也，其殆不废予言矣【按春王正月之议，诸説最为纷纭，独王公据经立论，卓然有见，足以破千载不决之疑，故备録焉。又尝考《后汉书陈宠传》，冬至阳气始萌，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防成著，以成三统。观此，益知王公冬可为春之説为有据矣】
国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庙之礼；国史主记时政，必书即位之事，而隠公阙焉，是仲尼削之也。内不承国于先君，上不禀命于天子，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与争乱造端，而簒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绌隠公，以明大法，父子君
译春季，周历正月。周人把建子之月作为一年的开始，也就是冬季的十一月。在周朝之前，以建丑之月为正，其记载新君即位说“惟元祀十有二月”，由此可知月份没有改变；在周朝之后，以建亥之月为正，其记载新国建立说“元年冬十月”，由此可知季节没有改变。建子之月并非春季，这也十分明显。那么，为什么用夏历的季节来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呢？圣人告诉颜回如何治理国家，就说“实行夏历”；作《春秋》来经世致用，就说“春王正月”，这就是体现在具体行事中的验证。有人问：“不是天子不议论礼制，孔子有圣德却没有天子的地位，而改变正朔，可以吗？”回答说：“有这样的说法，难道不是说‘《春秋》是天子的事’吗？用夏历的季节来冠于月份，是为后世垂示法度；用周历的正朔来纪年，是表示没有天子的地位不敢擅自专断。这是多么谨慎啊。”
阳明王公说：“《春秋》记载‘元年春王正月’，这是孔子作经开始落笔之处。依我看来，有什么可疑的呢？而世俗儒者的议论纷纷，多到不可胜数。唉！圣人也是人罢了，难道只有他的言论远离人情吗？孔子曾经说：‘我遵从周礼。’又说：‘不是天子不议论礼制，不制定制度。生活在当今之世，却反用古代之道，灾祸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孔子有圣德，却没有天子的地位，而改变正朔，这就是议论礼制、制定制度由自己出发了，这怎么能算是遵从周礼呢？圣人的一言，被天下世代奉为法则，而自己却违背它，这怎么来训导天下呢？孔子担忧天下夷狄横行、诸侯强大，不再知道有天子的存在，于是作《春秋》来讨伐僭越作乱的人，尊崇周王室罢了，如果首先改变周朝的正朔，这怎么能使乱臣贼子心服呢？孟子所说的‘《春秋》是天子的事’，是说当时天子的法度不能行于天下，而孔子作《春秋》来阐明它罢了。他奖赏人的善行、惩罚人的罪恶、诛杀人的恶行、赞许人的善举，大概也是依据事实直接记载，而褒贬之意自然显现，就像法官断案，辞令具备而案件成立。然而孔子还自嫌侵占了史官的职责，认为天下后世将因此怪罪我，何况敢取当时天王的制度而更改它呢？”有人问：“解说的人用《伊训》记载‘元祀十有二月’来证明周朝没有改变月份，用《史记》称‘元年冬十月’来证明周朝没有改变季节，这也并非没有根据。你说周朝改变了月份和季节，唯独有什么根据呢？”回答说：“我依据的是《春秋》的文字。如果商朝改变了月份，那么《伊训》一定不会记载为‘元祀十有二月’；如果秦朝改变了季节，那么《史记》一定不会记载为‘元年冬十月’。如果周朝没有改变月份和季节，那么《春秋》也一定不会记载为‘春王正月’。《春秋》记载为‘春王正月’，那么它改变了月份和季节，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况且《礼记》称‘正月、七月日至’，前汉《律历志》记载武王伐纣的那一年，周历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宿前一度，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第二天己未日冬至，考证《秦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的说法，都足以明白周朝改变了月份和季节，而我的意思只是直接依据孔子《春秋》的笔法，不必再援引这些作为证据。”然而冬季可以作为春季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阳气生于子月而极于巳午月，阴气生于午月而极于亥子月。阳气生而春季开始，到寅月结束，还是夏历的春季；阴气生而秋季开始，到申月结束，还是夏历的秋季。从一阳复卦到极于六阳乾卦而为春夏，从一阴姤卦到极于六阴坤卦而为秋冬，这是文王所推演的，而周公所系辞的。文王、周公，他们的论述已经十分审慎了。至于孔子关于夏历的论述，是因为它关乎人事，比起建子之月更为切近，而不是说建子之月不可以作为春季。说‘夏历的季节冠于周历的月份’，这是胡文定的观点，而程子也曾这样说。难道认为程子的贤能而达不到这个地步吗？回答说：程子大概拘泥于《论语》‘行夏之时’的话。《论语》是孔子议论大道的书；而《春秋》是鲁国记载史事的史书。议论大道出自孔子，那么不可以不详尽；记载史事在鲁国，那么不可以不真实。况且周朝虽然建子，而不改变季节和月份，那么本来就是夏历了，而孔子又为什么说‘行夏之时’呢？程子的说法，大概也是推求圣人言语的过错罢了，有什么妨害呢？孔子曾经说：‘不因为人而废弃他的话。’如果程子还在，大概不会废弃我的话了【按：关于春王正月的议论，各种说法最为纷纭，唯独王公依据经典立论，卓然有见，足以破除千年来未决的疑惑，所以详细记录。又曾考证《后汉书陈宠传》，冬至阳气开始萌动，天以此为正，周朝以此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地以此为正，殷朝以此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人以此为正，夏朝以此为春。三统成立，以成就三统。观察这个，更加知道王公冬季可以作为春季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国君过了年改元，一定举行告庙的礼仪；国史主要记载时政，一定记载即位的事情，而隐公缺少这些，这是孔子删削的结果。对内不继承先君的国家，对外不禀命于天子，众大夫拥立自己而即位，这是与争乱开端，而篡弑由此产生的原因。《春秋》首先贬斥隐公，以阐明大法，父子君
内不承国于先君，上不禀命于天子，二者孰重？君父一也，传国者虽先君之心，而锡命者实天子之事，则君重矣。文公而下五君，虽继世而立，非有天王之命也。春秋遽许其即位，是有父子无君臣也，而可乎？大抵即位之礼行则书，不行则不书。隠将让桓，自以为摄而不肯行者也；庄闵僖三君，则继故而不忍行者也【谷梁日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不忍即位也】或曰：「国乱而杀礼也【左氏曰不书即位乱故也】桓宣之即位，桓宣之欲也；定之即位，季氏之欲也。以非道得国，而僴然正位以视国人，此奸人之本志尔。或书或否，非仲尼所能与夺也。
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上古应时称号，故其名三变。《春秋》以天自处，创制立名，系王于天，为万世法，其义备矣。
周礼·司服》曰：「为天王斩衰。」《记》曰：「临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王之称天也久矣。春秋之尊王也，岂必曰天云哉？其称天也，王不加尊焉；其不称天也，王不加卑焉。以是为万世法，浅之乎言春秋矣！
或曰：「僖公之母成风，亦庄公妾也。其卒也，王使荣叔归含且赗；其葬也，王使召伯来防葬。荣、召何以书字而不名也？于前赗仲子则名冢宰，于后葬成风王不称天，其法严矣。」
于前名其宰，则王不可无讥；于后贬其君，则臣不得辞责。今也交互以见意，俾来者习其读而不问其传，则圣人之意晦矣。《春秋》立法，不若是之迂曲也。
纪履緰来逆女。逆女必亲，使大夫，非正也。
履緰逆女，何以书？为齐侯灭纪而葬伯姬，书也。谷梁所谓「将有其末，不得不録其本」者，此类是已，非讥不亲迎也。然则诸侯可以不亲迎乎？曰：程子之论至矣【程子曰：「先儒皆谓诸侯当亲迎。亲迎者，迎于其所馆，故有亲御授绥之礼，岂有委宗庙社稷，逺适他国以逆妇者乎？非惟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又曰：「且如秦君娶于楚，岂可越国亲迎？文王亲迎于渭，亦非出疆，周国自在渭旁。况文王亲迎时，乃为公子，未为君也】
葬宋穆公。宋殇、齐昭，告乱书弑矣，而经不书葬，是讨其贼而不葬者也。鲁、宋盟防，未尝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
所谓讨其贼而不葬者，谓弑君之贼不讨，则不书葬耳。然非《春秋》之法也，是特后世説春秋》者之所谓凡例者也。考之于经，有不尽然者【如蔡景、许悼】则又曰：「是变例也。」治其罪而不葬，义尤难通。当时诸侯，岂独宋之罪为可治邪？大抵葬不葬，视鲁人之往防与否耳。
宿男卒，周人以諡易名，于是乎有讳礼。故君薨，赴于他国，则曰：「寡君不禄。」春秋之时，遵用此礼，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经书其终，莫不以名，是仲尼笔之也。
赴不以名，而书其名者，亦旧史之文耳。襄、昭以前，非仲尼所亲见，使旧史本无，亦何从而笔之哉？
桓公
三年春正月。桓公三年而后不书王者，见桓公无王，与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推此义也，终桓公之篇，不复书王可也。然而有时乎书，则其説各异。故十年书，则曰：「十年盈数，桓至是宜见诛于天人矣。」十八年复书，则曰：「桓身虽没，王法不得赦也。」説经而迁就至此，嘻其甚矣！《春秋》之中，弑君者三十六，设令皆不书王，是无年可书也。自鲁言之，宣公簒立，其恶视桓，固伯仲间耳。天王亦未尝讨，而通篇皆书王，又何邪？
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四年，宰纠书名而去秋冬二时，以见天王不复能用刑也；七年，谷伯邓侯各书其名而去秋冬二时，以见诸侯不复能修其职也。夫二君之朝桓，恶也。虽然，不有防于稷、盟于越之齐、郑乎？释焉弗问，而责备于蕞尔之国也？避彊击弱，尊大抑小，圣人至公之心，固若是邪？秋冬二时之不书，以为圣人有意去之，然则昭之十年不书冬，定之十四年不书冬，复何义也？谓彼为阙文，则此独非阙邪？亦幸而四年、七年秋冬无事可书耳，设有如五年秋之从王伐郑、六年九月之子同生，则
译在内不能继承先君的国家，在上不能禀承天子的命令，这两者哪个更重要？君主和父亲是同一回事，虽然传位给儿子是先君的心意，但赐予即位命令的实际上是天子的事，所以君主的地位更重。从文公以下的五位国君，虽然是世袭即位，但没有天王的命令。《春秋》迅速允许他们即位，这是只有父子关系而没有君臣关系，难道可以吗？大致来说，举行即位礼仪的就记载，不举行的就不记载。隐公打算让位给桓公，自认为只是摄政而不肯举行即位礼；庄公、闵公、僖公三位国君，则是因继承旧位而不忍心举行即位礼【《谷梁传》说：先君不是以正道终老，那么儿子就不忍心即位】。有人说：“国家动乱就省略礼仪【《左传》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动乱的缘故】。桓公、宣公的即位，是桓公、宣公自己的意愿；定公的即位，是季氏的意愿。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国家，却傲慢地端正位置来面对国人，这是奸人的本意罢了。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这不是孔子所能随意增减的。”
天王派遣宰咺来送惠公和仲子的赗赠。上古时代顺应时势称呼称号，所以名称有三次变化。《春秋》以天自居，创立制度确立名称，将王系于天，作为万世的法则，其意义完备了。
《周礼·司服》说：“为天王服斩衰之丧。”《礼记》说：“临视诸侯，祭祀鬼神，称为‘有天王某甫’。”王称呼天已经很久了。《春秋》尊崇王，难道一定要说天吗？它称呼天，王并不因此更尊贵；它不称呼天，王也不因此更卑微。认为这是万世的法则，是浅薄地谈论《春秋》了！
有人说：“僖公的母亲成风，也是庄公的妾。她去世时，天王派遣荣叔送含玉和赗赠；她安葬时，天王派遣召伯来防备安葬。荣叔、召伯为什么记载字而不记载名呢？在前面赗赠仲子时记载了冢宰的名，在后面安葬成风时天王不称天，其法度严厉了。”
如果在前面记载其宰的名，那么王不可没有讥讽；如果在后面贬低其君，那么臣不能推卸责任。现在交互使用来显示意图，使后来的人习惯其读法而不询问其传注，那么圣人的意图就晦暗了。《春秋》确立法度，不像这样迂回曲折。
纪履緰来迎娶女子。迎娶女子必须亲自前往，派遣大夫，是不合正道的。
履緰迎娶女子，为什么记载？因为齐侯灭掉纪国而安葬伯姬，所以记载。《谷梁传》所说的“将有其末，不得不録其本”，这类情况就是这样，不是讥讽不亲自迎娶。那么诸侯可以不亲自迎娶吗？回答说：程子的论述很透彻【程子说：“先儒都认为诸侯应当亲自迎娶。亲自迎娶，是迎娶于其所住的馆舍，所以有亲自驾车授绥的礼仪，哪有舍弃宗庙社稷，远适他国去迎娶妇人的呢？不仅是诸侯，卿大夫以下都是这样。”又说：“况且如秦君娶于楚国，难道可以越国亲自迎娶吗？文王在渭水亲自迎娶，也不是出疆，周国自在渭水旁。况且文王亲自迎娶时，还是公子，尚未为国君。”】
安葬宋穆公。宋殇公、齐昭公，报告动乱记载弑君了，而经文不记载安葬，这是讨伐其贼而不安葬。鲁、宋在防地结盟，未曾不同，而三世不记载安葬，这是惩治其罪而不安葬。
所谓讨伐其贼而不安葬，是说弑君的贼不讨伐，就不记载安葬罢了。然而这不是《春秋》的法度，这是后世解说《春秋》的人所说的凡例。考察经文，有不完全是这样的【如蔡景公、许悼公】，于是又说：“这是变例。”惩治其罪而不安葬，意义尤其难以通晓。当时的诸侯，难道只有宋国的罪可以惩治吗？大致来说，安葬或不安葬，看鲁国人是否前往防地罢了。
宿男去世，周人用谥号代替名字，于是有了避讳的礼仪。所以国君去世，赴告他国，就说：“寡君不禄。”春秋时代，遵用此礼，凡赴告者都不以名相称。经文记载其终，无不以名相称，这是孔子笔削的。
赴告不以名，而记载其名的，也是旧史的文字罢了。襄公、昭公以前，不是孔子所亲见的，如果旧史本来没有，又从哪里笔削呢？
桓公
三年春正月。桓公三年之后不记载王者，显示桓公无王，与天王失政而不王。
推究此义，终桓公之篇，不再记载王也可以。然而有时记载，则其说法各异。所以十年记载，就说：“十年盈数，桓公至此应当被天人所诛。”十八年再次记载，就说：“桓公身虽死，王法不得赦免。”解说经文而迁就至此，唉，太过分了！《春秋》之中，弑君的有三十六人，假设都不记载王，就没有一年可以记载了。从鲁国来说，宣公篡位，其恶与桓公相比，固然是伯仲之间。天王也未尝讨伐，而通篇都记载王，又为什么呢？
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四年，宰纠记载名而去秋冬二时，以显示天王不再能用刑；七年，谷伯邓侯各记载名而去秋冬二时，以显示诸侯不再能修其职。两位国君朝见桓公，是恶行。虽然如此，不有在稷地设防、在越地结盟的齐、郑吗？放过他们不问，而责备蕞尔小国？避强击弱，尊大抑小，圣人至公之心，固然是这样吗？秋冬二时不记载，认为圣人有意去除，那么昭公十年不记载冬，定公十四年不记载冬，又有什么意义呢？说那是阙文，那么这难道不是阙文吗？也幸好四年、七年秋冬无事可记载，假设有如五年秋从王伐郑、六年九月子同出生，那么
如之何？将去其时并没其事乎？是故不以正大之情观《春秋》，而曲生意义也，将焉所不至矣！
译该怎么办呢？难道要抛弃当时的时代背景并抹杀具体的史实吗？所以，如果不以端正宏大的情理来审视《春秋》，而是歪曲地生发各种意义，那将会导致什么样的极端后果呢！
葬蔡桓侯。啖助曰：「蔡桓称侯，盖蔡季之贤，知请諡也。」蔡季请諡之事，《史记》、三《传》皆无之，啖氏何用知之乎？是亦臆説而已。
庄公
夫人孙于齐，孔季彦曰：「文姜与弑鲁桓，《春秋》去其姜氏，传谓絶不为亲，礼也。」
不称姜氏，蒙上文尔。赵氏所谓「用一事再见之例，畧之者」是也。若云絶不为亲，则当去夫人，不当去姜氏。盖夫人系鲁之尊称，而姜则齐之姓，二者固有轻重矣。后此盖屡书夫人姜氏，又书葬我小君文姜，既絶之复亲之，又何谓也？大抵《春秋》于文姜、哀姜，始终皆以小君之礼书之，亦不没其实而义自见耳。谷梁子曰：「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啖助曰：「不称天王，宠簒弑以渎三纲也。」
礼臣子无贬君上之文，乃敢及天子乎？孙氏谓不称天者，脱之是也。若范▯之辨，亦可谓明切，而胡氏非之，过矣。
溺防齐师伐卫。溺不称公子，恶其防仇雠伐同姓，故公羊子曰：「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土地、人民、仪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顾也。或曰：「以争国为小而不为，以去国为大而为之者。」
不曰「出奔」而曰「去其国」，有悯之之意焉。大，直纪侯名，不烦曲説【困学纪闻》引陈齐之之説，谓圣人盖生名之。大，名也，若汉栾大是也。又云以大为纪侯名，本刘质夫説】
齐人来归卫俘。俘者，二传以为寳，言齐归卫寳，则知四国皆受朔之赂矣。
寳字古或作□，殆是与俘文相近而误耳。
公败齐师于长勺。诈战曰败，败之者为主。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至于善阵，徳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诈谋取胜乎？故书鲁为主以责之。长勺之役，曹刿与庄公论战，其言甚谊而正。至于知彼竭我盈之可克，视辙乱旗靡而逐焉，亦用师之道当然，不可谓之诈。且大敌压境，国之安危系焉，而曰善阵不战，是与宋襄之不鼓不成列何异？其不至于败亡者，防希矣。
同盟于幽，防者公也，不书公，讳也。齐桓始霸，仗义以盟，而鲁首叛盟，故讳不称公，恶失信也。
庄公之篇，可讳之事多矣。及齐人狩于禚，忘父之雠，则不子；防四国伐卫，抗王之命，则不臣。其恶视失信于齐，奚翅千万也？《春秋》皆不讳，而独于幽之盟讳乎？按《公羊传》，防之上有公字。
荆人来聘，荆入蔡伐郑，以州举者，恶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来聘，遂称人者，嘉其慕义自通，故进之也。荆，楚之旧号，其后国既彊大，乃改号以通于中夏，非春秋辄有所进退也。其称人，说者谓立文不可直言荆来聘，故尔，孰曰进之云乎？抑凡呉楚徐越之称人者，有畧且外之之意焉。今曰进而称人矣，俄曰贬词，俄曰讳词，俄又曰众词，一字而有数义焉，春秋之法，固若是其纷纭也与哉！
夫人姜氏入，何以不致？不可见乎宗庙也。姜氏，齐襄公之女。入者，不顺之辞，以宗庙为弗受也。
谓姜氏为齐襄公之女，于经传未有明据也。庄公生三十七年而始娶，事既异常，且母丧未终而图婚，又委社稷而亲如齐纳币，至是又不与夫人俱入，故《春秋》详书以示讥也，非必为娶仇女也。
僖公
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郦，获莒拏。按《公羊》云云，然则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战者，抑锋止鋭，喻以词命，使知不缩而引去，则善矣。今兵刃既接，又用诈谋擒其主将，故以季友为主而书败获，责之备也。
莒以求赂之故，而加兵于鲁，非可以辞説下者也。季子恶得不与战？公羊所谓御外难以正者是也。谷梁记相搏之事，直委巷之言，江熈辨之明矣【江熙曰：「经书败莒师，而传云二人相搏，则师不战，何以得败？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贵在爰整；子所慎三，战居其一。季友令徳之人，岂当舎三军之整，佻身独鬬，潜刃相害，以决胜负者哉】
夫人氏之丧至自齐，不称姓者，杀于齐；不去氏者，受于鲁。
以受于鲁而不去氏，于义何所取乎？杜预谓：
译安葬蔡桓侯。啖助说：“蔡桓被称为侯，大概是蔡季贤德，知道请求谥号。”蔡季请求谥号这件事，《史记》和三家《春秋传》都没有记载，啖氏凭什么知道呢？这也只是主观臆测罢了。
庄公
夫人逃到齐国，孔季彦说：“文姜参与杀害鲁桓公，《春秋》去掉她的‘姜氏’称呼，传文说断绝亲属关系，这是合乎礼制的。”
不称姜氏，是沿用上文的写法。赵氏所说的“采用一事再见的体例，加以省略”是对的。如果说断绝亲属关系，就应当去掉“夫人”的称呼，而不应当去掉“姜氏”。因为“夫人”是鲁国的尊称，而“姜”是齐国的姓氏，这两者本来就有轻重之分。后来多次记载夫人姜氏，又记载安葬我国的小君文姜，既然已经断绝关系又恢复亲近，这又怎么说呢？大概《春秋》对于文姜、哀姜，始终都按照小君的礼仪来记载，也没有掩盖事实，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谷梁子说：“既然称她为夫人，我可以不称她为夫人吗？”
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任命。啖助说：“不称天王，是因为宠信篡弑之君而亵渎三纲。”
礼制规定臣子没有贬低君主的文字，竟然敢涉及天子吗？孙氏认为不称“天”字，是脱漏了，这是对的。如果范氏的辨析，也可以说是明确切中要害，而胡氏非议他，就过分了。
溺阻止齐国军队攻打卫国。溺不称公子，是厌恶他阻止仇敌攻打同姓国家，所以公羊子说：“溺是什么人？是我们大夫中尚未受命的人。”
纪侯大规模地离开他的国家。“大去”，是指土地、人民、仪仗、器物，全都舍弃不顾。有人说：“认为争国是小事而不做，认为离国是大事而去做。”
不说“出奔”而说“离开他的国家”，含有怜悯的意思。“大”，是纪侯的名字，不必曲折解说【《困学纪闻》引用陈齐之的说法，认为圣人大概是生称其名。“大”，是名字，就像汉代的栾大一样。又说以“大”作为纪侯的名字，本于刘质夫的说法】
齐国人送回卫国的俘虏。“俘”，两传认为是宝物，说齐国归还卫国的宝物，那么就知道四国都接受了朔的贿赂。
“寳”字古代有时写作“□”，大概是因为与“俘”字字形相近而误写罢了。
庄公在长勺打败齐军。用欺诈手段作战称为“败”，打败对方的一方为主。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轻易用兵，善于用兵的人不轻易列阵，善于列阵的人不轻易交战，到了善于列阵的地步，德行已经衰微了，何况兵刃相接，又用欺诈谋略取胜呢？所以记载鲁国为主，以责备它。长勺之战，曹刿与庄公讨论作战，他的话非常正当。至于知道敌军士气衰竭而我军士气充盈可以取胜，看到敌军车辙混乱旗帜倒下才追击，这也是用兵之道当然如此，不能称为欺诈。况且强敌压境，国家的安危系于其中，却说善于列阵就不交战，这与宋襄公不攻击未列好阵的敌人有什么不同？如果不致于败亡，那是很少见的。
在幽地结盟，盟主是鲁公，不记载“公”字，是避讳。齐桓公开始称霸，仗义结盟，而鲁国首先背叛盟约，所以避讳不称“公”，是厌恶失信。
庄公这一篇，可以避讳的事情很多。等到齐人在禚地打猎，忘记父亲的仇恨，就是不孝；阻止四国攻打卫国，抗拒王命，就是不忠。这些恶行比起对齐国失信，何止千万倍？《春秋》都不避讳，唯独在幽地结盟这件事上避讳吗？查考《公羊传》，在“防”字上面有“公”字。
荆国人来聘问，荆国人入侵蔡国攻打郑国，用“州”来称呼，是厌恶他们扰乱华夏、不恭敬，所以把他们当作夷狄看待。到这里来聘问，于是称“人”，是嘉奖他们仰慕道义、主动沟通，所以提升他们。荆，是楚国的旧称，后来国家强大，就改称以与中原相通，并不是《春秋》随意进退。称“人”，解说的人认为行文不能直接说“荆来聘”，所以这样，谁说这是提升呢？而且凡是吴、楚、徐、越称“人”的，都有简略且疏远的意思。现在说提升而称“人”，一会儿说是贬词，一会儿说是避讳词，一会儿又说是众词，一个字而有几种含义，《春秋》的法度，本来就是这样纷乱的吗？
夫人姜氏进入，为什么没有致送礼物？因为不能见宗庙。姜氏，是齐襄公的女儿。“入”，是不顺当的措辞，因为宗庙不接受她。
说姜氏是齐襄公的女儿，在经传中没有明确的证据。庄公三十七岁才娶妻，事情已经异常，而且母亲丧期未满就图谋婚姻，又委弃社稷亲自到齐国纳币，到这里又不与夫人一起进入，所以《春秋》详细记载以示讥讽，不一定是娶仇人的女儿。
僖公
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打败莒军，俘获莒拏。查考《公羊传》所说，那么罪在莒国，而以季友为主战者，是因为抑制锋芒、阻止锐气，用言辞命令使他知道理亏而退去，这就好了。现在兵刃已经相接，又用欺诈谋略擒获其主将，所以以季友为主而记载“败”和“获”，责备得很完备。
莒国因为求取贿赂的缘故，而对鲁国用兵，不是可以用言辞说服的。季子怎能不与他交战？《公羊传》所说的抵御外患以正名分是对的。《谷梁传》记载两人搏斗的事，只是街谈巷议，江熙辩驳得很明白【江熙说：“经文记载打败莒军，而传文说两人搏斗，那么军队没有交战，怎么能打败？道理自然不通。君王震怒，贵在整顿军队；君子谨慎的三件事，战争是其中之一。季友是有美德的人，难道应当舍弃三军的整顿，轻身独自搏斗，暗中用刀相害，来决定胜负吗？”】
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回来，不称姓氏，是因为在齐国被杀；不去掉氏，是因为在鲁国被接受。
因为被鲁国接受而不去掉氏，在义理上有什么可取的呢？杜预说：
「不称姜，阙文也。」
诸侯盟于首止，无中事复举诸侯，防盟同地，再言首止者，书之重，词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将以爱易世子，桓公有忧之，控大国，挟小国，防于首止以定其位。一举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夫子称之曰：「防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译“不称姜氏，是文字有缺漏。”
诸侯在首止结盟，中间没有发生其他事情却再次列举诸侯，是为了防止盟会地点相同，所以再次提到首止，这是因为史书记载的重复、辞藻的反复，其中必定蕴含着极大的褒贬。首止之盟，是极大的善举。周王打算用宠爱的庶子替换太子，桓公对此感到忧虑，于是控制大国，挟持小国，在首止设防以确立太子的地位。这一举动使得父子、君臣的伦理纲常都得到了保全。孔子称赞说：“如果没有管仲的防备，我们恐怕早已披头散发、衣襟向左开了。”所以说，首止之盟，是极大的善举。
王将以爱易世子，犹可谏乎？与其率诸侯以防，孰若率以諌？諌则王知众心之同矣，能弗从乎？今桓公、管仲挟彊大之势而要结诸侯，私与世子防。世子亦不俟君父之命而私出与诸侯防。虽定世子之位，而亡礼，所亡滋多。君子称五霸，功之首、罪之魁，谓此类也，非邪？防盟虽同地，然防于夏而盟于秋，以时则逺矣，故再言之，非所谓美之大者也。
郑伯逃归不盟。首止之盟，善也，犯众不盟，是以为贬，故特书曰「郑伯逃归」。
首止之盟，非美也，何以责郑伯之不盟？曰：「郑伯以王室懿亲，位为藩辅，进则宜以道正天王，陈匡救之忠；退则宜以礼佐齐桓，伸辅翼之谊。一言而世子之位定，其道光矣。乃从君之邪志，乐于従楚，遁逃苟免，匍匐乞盟，故书『逃』以贱之耳，岂曰齐桓之盟为可从哉？」
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糓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国人不子也。不正其杀申生而立之也。春秋书此，以明献公之罪。」
里克弑其君卓。里克欲以中立自免，是谓持禄容身，速献公杀适立庶之祸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
奚齐未立，故称君之子；卓则既立矣，故称弑其君，体自当尔。曰：「前罪献公，后罪里克。」其然，岂其然乎？
楚人使宜申来献捷，不曰来献宋捷，为鲁讳也。前此书齐侯来献戎捷，胡氏曰：「献者，下奉上之辞。书来献者，抑之也。」至于楚则何独不然？是故书楚人、书来献捷，而抑荆蛮、尊中国之义着矣。不言宋者，杜预以为秋伐宋、冬来献捷，事不异年，从可知也。其説近之，要之此非大义所在也。
天王狩于河阳。按《左氏》，晋侯召王，以诸侯见。啖助谓：「以常礼言之，晋侯召君，名义之罪人也，其可训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则请王之狩，忠亦至焉。故特书『狩于河阳』，既为王讳之，又为晋解之，于以见《春秋》忠恕也。」
夫诸侯见于天子，其官司仪卫所以自从者，有先王之节制在，必不敢盛徒众、耀兵甲，以震惊王之侍御也。虽彊大而恭顺，亦何嫌之有？晋文之不朝，非自嫌也，惮于入观，而将假王宠以夸诸侯也。故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而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既以存君体，亦以起问者见事情，而晋文之罪自着矣。从啖助之説则防扈之臣恃彊胁主，孰非忠者？而仲尼且曲笔以顺其情，是《春秋》方为乱臣贼子文过也。曹操、朱温之徒刦迁其君者，又何诛焉？贼经而害义，莫甚于斯言矣！
及公子瑕，公子瑕未闻有罪而杀之，何也？元咺立以为君，故卫侯忌而杀之也。然不与卫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辞其位而不立也；不与陈陀同者，是瑕能守节不为国人之所恶也。故经以公子冠瑕而称及。
此据左氏称元咺立瑕以辟刘敞之説也，然谓瑕能拒咺守节，吾求之经与传乃不得其事，庸非以臆断者乎？敞之説据经为合，未可废也【刘敞曰：「瑕已为君，当与卫剽同，不当冠公子而名之；即以为国人不与、诸侯不助者，当与陈佗同，不当仍冠公子也。瑕冠公子，此其不君明矣。假令元咺实立瑕者，犹当书云『卫杀其公子瑕及其大夫元咺』，以正其君臣之名，无为先咺以及瑕也】文公
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大事，祫也，合羣庙之主，食于太庙，升僖于闵之上也。闵、僖二公，亲则兄弟，分则君臣。以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礼也。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故左氏则曰：「祀，国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乆矣。」公羊则曰：「其逆祀，先祢而后祖也。」谷梁则曰：「逆祀，则是无昭穆也。无昭穆，则是无祖也。」夫有天下者祀七世，诸侯五世，説礼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传同以闵公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视闵公为礼，而父死子继、兄亡弟及，名号虽不同，其为世一矣。先师太常钱公曰：「按左氏以闵之为君也，僖实为臣，僖之位当在闵下，故首以子不先父明之。其下又襍引孙不先祖、稷不先帝、姊不先姑，皆所以明
译大王打算用宠爱的儿子替换太子，还可以劝谏吗？与其率领诸侯去防备，哪里比得上率领他们去劝谏？劝谏的话，大王就会知道众人的心意是一致的，难道能不听从吗？如今桓公、管仲凭借强大的势力来要挟结纳诸侯，私下与太子在防地会盟。太子也不等待君父的命令，私自出奔与诸侯在防地会盟。虽然确定了太子的地位，却丧失了礼制，所丧失的反而更多。君子称颂五霸，是功之首、罪之魁，说的就是这类事情，难道不是吗？防地的会盟虽然在同一地点，但是防地在夏天，盟会在秋天，从时间上来说相距已远，所以再次提及，这并不是所谓美好的大事。
郑伯逃归没有参加盟会。首止的盟会，是好的，郑伯违逆众人不参加盟会，因此受到贬斥，所以特别记载说“郑伯逃归”。
首止的盟会，并不是美好的，为什么要责备郑伯不参加盟会呢？回答说：“郑伯身为王室的至亲，地位是藩屏辅佐，进则应当用正道匡正天王，陈述匡救的忠诚；退则应当用礼制辅佐齐桓公，伸张辅翼的情谊。一句话就能确定太子的地位，他的道义就光大了。他却顺从君主的邪念，乐于跟随楚国，逃跑以求苟且免罪，匍匐乞求参加盟会，所以记载‘逃’字来鄙视他，难道是说齐桓公的盟会可以顺从吗？”
里克杀死了他的国君的儿子奚齐。谷梁子说：“称‘他的国君的儿子’，是因为国人不把他当作儿子看待。不认为杀死申生而立奚齐是正当的。《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明献公的罪过。”
里克弑杀了他的国君卓。里克想要以中立来自我保全，这就是所谓的持禄容身，加速了献公杀嫡立庶的祸患，所以成全了他君臣的名分，以正定他弑君叛逆的罪行。
奚齐还没有即位，所以称国君的儿子；卓已经即位了，所以称弑杀他的国君，体例本来就是这样。有人说：“先罪责献公，后罪责里克。”是这样吗？难道是这样吗？
楚人派宜申来献捷，不说来献宋国的捷报，是为了替鲁国避讳。以前记载齐侯来献戎捷，胡氏说：“献，是下级进奉给上级的辞令。记载来献，是压抑他。”至于楚国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呢？因此记载楚人、记载来献捷，而压抑荆蛮、尊崇中原的意义就显明了。不说宋国，杜预认为秋天讨伐宋国、冬天来献捷，事情不在同一年，由此可知。他的说法接近事实，但总之这不是大义所在。
天王在河阳狩猎。根据《左传》，晋侯召见天子，让诸侯朝见。啖助说：“按常礼来说，晋侯召见君主，名义上是罪人，这可以作为训诫吗？如果推究他自我嫌恶的心理，嘉许他尊王的意思，那么请求天子狩猎，忠诚也到了极点。所以特别记载‘在河阳狩猎’，既为天子避讳，又为晋国解脱，由此可以看出《春秋》的忠恕之道。”
诸侯朝见天子，他们的官吏仪仗卫队所跟随的，有先王的节制在，一定不敢聚集众多徒众、炫耀兵甲，来震惊天王的侍从。即使强大而恭顺，又有什么可嫌恶的呢？晋文公不朝见，不是自我嫌恶，而是害怕进入观礼，而将借天子的宠信来向诸侯夸耀。所以说：“以臣召君，不可以作为训诫。”而记载说：“天王在河阳狩猎。”既保存了君主的体面，又让询问的人看到实情，而晋文公的罪过就显明了。如果听从啖助的说法，那么防扈的臣子依仗强大胁迫君主，谁不是忠臣呢？而孔子还要曲笔来顺从他的情由，这是《春秋》在为乱臣贼子文过饰非。曹操、朱温之类劫持迁徙君主的人，又怎么诛责呢？贼害经典而损害道义，没有比这话更严重的了！
至于公子瑕，公子瑕没听说有罪而被杀，为什么呢？元咺立他做国君，所以卫侯忌恨而杀了他。然而不与卫剽相同，是因为瑕能拒绝元咺辞去君位而不即位；不与陈佗相同，是因为瑕能守节不被国人所厌恶。所以经文用公子冠于瑕之上而称及。
这是根据《左传》称元咺立瑕来避开刘敞的说法，然而说瑕能拒绝元咺守节，我在经文和传文中找不到这件事，难道不是臆断吗？刘敞的说法根据经文是合理的，不可废弃【刘敞说：“瑕已经做了国君，应当与卫剽相同，不应当冠以公子而名之；如果认为国人不认同、诸侯不援助，应当与陈佗相同，不应当仍然冠以公子。瑕冠以公子，这显然不是国君。假使元咺确实立了瑕，还应当记载说‘卫杀其公子瑕及其大夫元咺’，以正定其君臣的名分，没有先写元咺而及于瑕的道理”】
文公在太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大事，是祫祭，合聚群庙的神主，在太庙进食，把僖公提升到闵公之上。闵、僖二公，亲属上是兄弟，名分上是君臣。认为这是逆祀，是因为兄弟不先于君臣，这是礼制。君子不因为亲近亲属而损害尊卑秩序，所以《左传》说：“祭祀，是国家的大事，而逆乱它，可以吗？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先于父亲进食，已经很久了。”《公羊传》说：“这是逆祀，先祭父亲后祭祖父。”《谷梁传》说：“逆祀，就是没有昭穆。没有昭穆，就是没有祖父。”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世，诸侯祭祀五世，解说礼制的人说：“世指父子，不是兄弟。”然而三传都同样以闵公为祖父，而臣子一例，所以把僖公当作父亲看待闵公是合乎礼的，而父死子继、兄亡弟及，名号虽然不同，其为世是一样。先师太常钱公说：“按《左传》认为闵公做国君时，僖公实际上是臣，僖公的地位应当在闵公之下，所以首先用儿子不先于父亲来阐明。下面又杂引孙子不先于祖父、稷不先于帝、姐姐不先于姑姑，都是为了阐明
臣不得先君之意，初非有所谓祖祢昭穆之云也。至公、谷，则或以祖祢，或以昭穆言之，而胡氏遂并述左氏以为证，谓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世次惟一，而不知左氏之説不然也。」或曰：「君臣犹父子也，僖尝臣于闵，而又继其位，独不可以父子言乎？」曰：「是固然也。然遂以兄弟为父子，而使昭穆异焉，则又紊伦序之常，损世次之数矣，岂理也哉？故谓闵、僖如父子也则可，谓闵、僖为父子也则不可。」王文恪公曰：「大事于太庙，升僖于闵之上，是以臣而加君，故《春秋》书跻以讥之，而非父子昭穆之谓也。」故范▯引旧説曰：「以昭穆父祖为喻。」孔頴达曰：「闵、僖不得为父子，同为穆耳。升僖先闵，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乱也。」今谓闵祖而僖父，是以兄而父乎弟也，而可乎？礼，兄弟不相为后，盖兄弟一体，无父子之道，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天秩之次不可易也。商人自阳甲至小乙，兄弟相承者四世，如各为一世而祧，则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矣。唐之穆宗、宣宗，皆宪宗之子，如各为一世而祧，则懿宗之祭不及髙祖矣。吾以是知其必不然也。晋贺循之议曰：「殷之盘庚不叙阳甲，汉之光武不继成帝，昭穆父子位也。若兄弟满辄毁上祖，则祖位空悬，世数不足，何取于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哉？」温峤亦曰：「凡言兄弟不相入庙，曾非礼文。若一庙自为一世，则祢有不祭，是庶人之不若也。」故自晋及唐以来，兄终弟及，其礼无弗然者，亦可见人心之所安，天伦之不可紊矣。曰：「兄弟一世，则闻命矣。其祭也，犹同一室乎？各自为室乎？」曰：「亦同一庙而已。礼兄弟共食，则虽四世三世一庙可也。同位异坐，前代皆然。」曰：「同位异坐，其次也，如之何？」曰：「是有君臣之先后焉，而年之长幼有不得论。若世之同堂异室以西为上者，亦庶乎其可也。」
译臣不能先领会先君的本意，起初并不是有所谓祖、祢、昭、穆的说法。至于《公羊传》《谷梁传》，有的以祖祢来论述，有的以昭穆来论述，而胡氏于是连《左传》也一并引述作为证据，认为兄终弟继与父死子继的世次是统一的，却不知道《左传》的说法并非如此。有人问：“君臣的关系就像父子一样，僖公曾经做过闵公的臣子，后来又继承了他的君位，难道不可以用父子关系来论说吗？”回答说：“这固然不错。然而如果就把兄弟当作父子，致使昭穆的次序不同，那就又扰乱了伦理秩序的常理，减少了世代的数目，这难道是合乎情理的吗？所以说闵公、僖公像父子那样是可以的，说闵公、僖公就是父子则不可以。”王文恪公说：“在太庙举行大祭，把僖公升排在闵公之上，这是以下臣凌驾于君主之上，所以《春秋》记载‘跻’字来讥讽这件事，而不是指父子昭穆的关系。”所以范氏引用旧说称：“以昭穆、父祖作为比喻。”孔颖达说：“闵公、僖公不能算作父子，同属于穆位。把僖公排在闵公之前，这是位次颠倒，并不是昭穆混乱。”现在如果说闵公是祖父而僖公是父亲，这是把兄长当作弟弟的父亲吗？这怎么可以呢？礼制规定，兄弟之间不互为后嗣，大概因为兄弟同出一身，没有父子之间的伦理，昭位永远是昭，穆位永远是穆，天然的次序是不可改变的。商朝从阳甲到小乙，兄弟相继为君的四代，如果各自算作一世并迁出宗庙，那么小乙的祭祀就轮不到他的父亲了。唐朝的穆宗、宣宗，都是宪宗的儿子，如果各自算作一世并迁出宗庙，那么懿宗的祭祀就轮不到高祖了。我由此知道这必定不是这样。晋朝贺循的议论说：“殷朝的盘庚不接续阳甲，汉朝的光武帝不接续成帝，这是因为昭穆父子各有其位。如果兄弟满数就毁去上祖的庙位，那么祖先的位次就会空缺，世数不足，为什么要取三昭三穆与太祖共七庙呢？”温峤也说：“凡是说兄弟不能同入宗庙，并不是礼制的明文规定。如果一座庙只算作一世，那么父亲的神主就会得不到祭祀，这还不如平民百姓呢。”所以从晋朝到唐朝以来，兄终弟继，其礼制没有不是这样的，也可以看出这是人心所安定的，天然的伦理是不可扰乱的了。问：“兄弟算作一世，这就领教了。他们的祭祀，还是同在一室呢？还是各自为一室呢？”回答说：“也只是同在一座庙罢了。礼制规定兄弟共食，那么即使是四世、三世同在一座庙也是可以的。位次相同而座位不同，前代都是这样。”问：“位次相同而座位不同，这次序是怎样的呢？”回答说：“这里有君臣先后的区别，而年龄的长幼则不必论及。如果像世俗同堂异室那样以西边为上，大概也是可以的。”
晋侯伐秦。晋人三败秦师，见报乃常情耳，而穆公济河焚舟，则贬而称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结怨如晋师之甚也。襄公又报之，于常情过矣，而得称爵，何也？圣人以常情待晋襄，而以王事责秦穆，所以异乎。
以常情待晋襄，以王事责秦穆，信乎？此求其説而不可得，从而为之辞，非圣人之心也。圣人之心犹权衡焉，锱铢无所偏重。避彊击弱，尅核于君子而濶畧于小人，则何贵于仲尼之为《春秋》矣！前乎此者，郑伯克段于鄢，传曰：「専目郑伯，罪在伯也。」吾恶知今之爵晋侯也，非专因之词乎？后乎此者，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传曰：「此赵盾也，闻义能徙，故为之讳。」吾恶知今之人秦伯也，非讳词乎？昔之君子有言：「《春秋》无达例。」如以例言，则有时而穷矣。惟其有时而穷也，是故求其説而不可得，从而为之辞。
宣公
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有不待贬絶而罪恶见者，不贬絶以见恶。夫人与有罪焉，则待贬而后见，故不称氏。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属之，杀世适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风故事，即以子贵为国君母。斩焉在衰服之中，请昏纳妇，而其罪隠而未见也，故因夫人至，特称妇姜以显之。槩指为有姑之词，而不察其防，则精义隠矣。文有声姜，宣有敬嬴，成有穆姜在焉，故三君之娶皆称妇，以别于君母，所谓有姑之辞是也。夫敬嬴之罪固大，然徒称妇姜，亦何足以显其恶哉？若夫人之氏不氏，则文有衍缩耳，以为与有罪焉，亦过矣。女子从人者也。
公子遂如齐。宣公簒立，大夫有以死争者矣，然削而不书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
人臣死难，而必以君命，则其得死者鲜矣。惠伯之死，盖匹夫之谅，弗能为有无者，故不足书也，不谓其非君命也。
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赵穿手弑其君，董狐归狱于盾。其断盾之狱词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亡而越竟，谓去国而不还也，然后君臣之义絶；反而讨贼，谓复雠而不释也，然后臣子之事终。」
桃园之弑，操刃者穿，而主谋者盾。史狐据其实而书之，其折盾之词曰：「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盖以是证盾之主谋乎弑也，不谓盾非弑君，而以二端故加之恶名也。左氏不得其意，而谬为仲尼之言，谓盾为法受恶，又云越竟乃免，其诬圣人而失良史之防甚矣！知道君子，亦何取于此以汩乱圣经邪？
陈杀其大夫泄冶。泄冶諌而死，何独无褒词？夫语黙死生，当其可而止尔。泄冶之尽言无隠不愧乎史鱼之直矣；方诸比干自靖自献于先王，则未可同日而语也。冶虽效忠，其犹在宋子哀、鲁叔▯之后乎！故仕于昏乱之朝，若异姓者，如子哀洁身而去可也；其贵戚耶，不食其禄如叔▯善矣。
夫泄冶之书名而无褒词，何也？春秋之中，大夫见杀，未有不名者，而泄冶恶得不名？然书「杀其大夫」，而见被杀者之不失其官也，则亦何褒如之！凡今之议泄冶者，皆惑于左氏之谬说，所谓「民之多辟，无自立辟」者，吾以为此非孔子之言，特世之鄙夫志乎苟免者妄为之也。夫以荀息之从君于昏，徒不食其言耳，孔子犹取之，况泄冶哉？或曰：「泄冶贤矣，奚不能为子哀之去也？」曰：「是或一道也。虽然，臣之事君，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淫慝兴而无改焉，又求去之，贤者而皆若是，君谁与为国矣？抑泄冶不得如子哀，将不得为比干乎？」夫比干，孔子称其仁矣。曰：「贵戚与异姓亦有辨乎，而子一之，何也？」曰：「异姓则不得諌也与哉？古之死忠者，岂必皆其亲昵？俾夫人者食焉而弃其事，又自诡曰：『我非同姓』，以求免于君子之议者，则子之説啓之矣。」
同盟于断道。继道之盟，诸侯同心，谋欲伐齐，释其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故书同。
晋使郤克征防于齐，齐妇人笑其跛，郤子怒而先归。据此，是征防在未见笑之前，非因见笑而防也。至于鲁、卫伐齐之请，又在其后。今谓此盟为同心谋齐，释其愤怒，与《左氏》、
译晋侯攻打秦国。晋国人三次击败秦军，遭到报复本是常理，然而秦穆公渡过黄河烧毁船只，因此被贬称“人”。秦国夺取了王官和郊地，并没有像晋军那样结下深仇大恨。晋襄公又进行报复，这超过了常理，却得以称爵位，为什么呢？圣人用常理来对待晋襄公，而用王事的标准来要求秦穆公，所以有所不同。
用常理对待晋襄公，用王事要求秦穆公，真的如此吗？这是寻求其中的道理却得不到，于是顺着文辞来解释，这并非圣人的本心。圣人的本心就像秤一样，毫厘之间都不会偏颇。如果避强击弱，对君子苛刻而对小人宽泛，那么仲尼作《春秋》还有什么可贵之处呢！在此之前，郑伯在鄢地击败共叔段，传文说：“特意指出郑伯，罪责在郑伯。”我怎么知道现在称晋侯爵位，不是专门沿用的辞令呢？在此之后，晋国人把捷菑送到邾国，没能送进去，传文说：“这是赵盾，听说义理能改正，所以为他隐讳。”我怎么知道现在称秦伯为“人”，不是隐讳的辞令呢？过去的君子说过：“《春秋》没有通行的条例。”如果用条例来说，有时就会陷入困境。正因为有时陷入困境，所以寻求其中的道理却得不到，于是顺着文辞来解释。
宣公
于是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有不需贬斥断绝就能显露罪恶的，不贬斥断绝以显露其恶。夫人如果有罪，则需要贬斥后才能显露，所以不称姓氏。敬嬴是宠妾，私下勾结襄仲，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杀死了嫡长兄弟，驱逐了国君夫人，援引成风的先例，就凭借儿子尊贵而成为国君的母亲。在丧服未除之时，就请求婚娶新妇，她的罪恶隐藏而未显露，所以借夫人到来，特意称“妇姜”来彰显它。一概认为是“有婆婆”的辞令，而不考察其防备之意，那么精微的义理就隐藏了。文公有声姜，宣公有敬嬴，成公有穆姜在，所以三位国君的娶妻都称“妇”，以区别于国君的母亲，所谓“有婆婆”的辞令就是这样。敬嬴的罪恶固然很大，然而仅仅称“妇姜”，又怎么足以彰显她的恶呢？如果夫人的姓氏不称，那么文公时有衍缩，认为她也有罪，也太过分了。女子是跟随丈夫的人。
公子遂出使齐国。宣公篡位自立，大夫中有以死抗争的人，然而被削去而不记载，是因为叔仲惠伯的死并非君命，失其所也。
臣子为君难而死，却必须以君命为前提，那么得以死节的人就很少了。惠伯的死，大概是匹夫的诚信，不能算作有无，所以不值得记载，并不是说他的死非君命。
晋赵盾弑杀其君夷皋。赵穿亲手弑杀国君，董狐把罪责归于赵盾。他判定赵盾罪行的辞令说：“你作为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不讨伐贼人。逃亡而越过国境，意味着离开国家而不回来，然后君臣之义断绝；返回而讨伐贼人，意味着报仇而不罢休，然后臣子的职责才算终结。”
桃园之变，持刀的是赵穿，而主谋的是赵盾。史官董狐根据事实记载，他折服赵盾的辞令说：“逃亡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不讨伐贼人，不是你还有谁？”大概是用这个来证明赵盾是弑君的主谋，并不是说赵盾没有弑君，而是以这两点为由加上恶名。左氏没有理解其意，却错误地当作孔子的话，说赵盾因守法而受恶名，又说越过国境就能免罪，这诬蔑圣人而失去良史的法度太严重了！懂得道的君子，又怎么会取用这种说法来扰乱圣经呢？
陈国杀其大夫泄冶。泄冶因进谏而死，为什么唯独没有褒扬的辞令？说话沉默、生死，合乎宜度而停止罢了。泄冶尽言无隐，不愧于史鱼的直率；如果与比干自我安定、自我奉献于先王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泄冶虽然效忠，他还在宋子哀、鲁叔〇之后呢！所以在昏乱之朝做官，如果是异姓，像子哀那样洁身而退是可以的；如果是贵戚，不食其禄像叔〇那样是好的。
泄冶书名而没有褒扬的辞令，为什么呢？春秋之中，大夫被杀，没有不书名的，而泄冶怎么能不书名？然而书“杀其大夫”，而显示被杀者不失其官职，这也算是褒扬了！现在议论泄冶的人，都被左氏的谬说所迷惑，所谓“民之多辟，无自立辟”，我认为这不是孔子的话，只是世上那些志在苟且免祸的鄙夫妄自编造的。荀息跟随昏君，只是不食其言罢了，孔子尚且取用他，何况泄冶呢？有人说：“泄冶贤德，为什么不能像子哀那样离去呢？”回答说：“这或许是一条路。虽然如此，臣子侍奉君主，荣耀其宠禄，承担其大节，有淫邪兴起而不改正，又要求离去，贤者都这样，君主和谁治理国家呢？况且泄冶不能像子哀，难道就不能做比干吗？”比干，孔子称其仁。问：“贵戚与异姓也有区别吗，而你一概而论，为什么呢？”回答说：“异姓就不能进谏吗？古代死忠的人，难道都是亲昵之人吗？让那些人食其禄而弃其事，又自诡曰：‘我非同姓’，以求免于君子之议，那么你的说法就开启了这种风气。”
在断道结盟。继承道地的盟约，诸侯同心，谋划攻打齐国，释放其愤怒，并非有不得已而要求盟约的，所以书“同”。
晋国派郤克向齐国征收赋税，齐国妇人嘲笑他跛脚，郤子愤怒而先归。据此，征收赋税在未见笑之前，并非因见笑而征收赋税。至于鲁、卫伐齐的请求，又在其后。现在说此盟为同心谋齐，释放其愤怒，与《左氏》、
春秋胡氏传辨疑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氏传辨疑卷下
明 陆粲 撰
成公
呉伐郯，呉本伯爵也，后虽益炽，浸与中国防盟，进而书爵，不过曰子，亦不以本爵与之，故纪于礼书曰：「四夷虽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为不敢擅进退诸侯、乱名实者，误矣。
四夷虽大，皆曰子。文、武、成、康之时，其有旧典矣。《春秋》宗焉。是故呉王则子，楚王则子，此先王之命也，非《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锡公命。临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盖一人之通称。
经》书“天子”者，惟此。陆文通谓此或依防命之文，或传写误也。啖助亦云：
九月辛丑，用郊。郊之不时，未有甚于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盖以人飨，叩其鼻，血以荐也。」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况敢用人乎！
用者，作意而行之，故曰用。或曰：「不卜牲，不卜日，而彊用其礼者也。」鲁成虽未为令主，非有宋襄、楚灵之暴，何至以人飨乎？
晋弑其君州蒲。晋栾书亲执厉公于匠丽氏，使程滑弑公。春秋称国以弑其君，而不着栾书之名氏，何哉？云云。学者深求其防，知圣人诛乱臣、讨贼子之大要也，而后可与言《春秋》矣。
此书州蒲之弑，与经之恒例不合。君子所谓时措从宜为难，知者谓此类非耶？或曰：「称国以弑者，晋厉无道，是国人之所欲弑也，故书晋弑其君，而不着栾书、中行偃之名，所以分恶于众，而警乎君人者也。」理成然欤？然胡氏此传，演説数百言，而其指卒不可晓。或谓有微意焉。以余观之，盖求其説而不得，而又不可以无説，故支离其辞以盖之，无他谬巧也。
襄公
城虎牢。虎牢，郑地，岩险闻于天下，有是险而不能守，故不系于郑。程氏以为责郑之不能有也。
城虎牢，以扼郑也；扼郑，以御楚也。当是时，郑既即楚矣，故城焉而不系于郑。若曰：「取之楚之属邑，而归之中国」云尔。以为责郑之不能有者，是教盗以守险也。《春秋》之防，岂其然哉！
莒人灭鄫。《谷梁》曰：「莒人灭鄫，非灭也。立异姓以莅祭祀，灭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为鄫夫人者，盖欲立其出也。」或曰：「鄫取莒公子为后，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为鄫后，与黄歇进李园之妹于楚王、吕不韦献邯郸之姬于秦公子，其事虽殊，其欲灭人之祀而有其国则一也。春秋所以释鄫而罪莒欤？」
莒之灭鄫，左氏所载本末甚明。如二传言，则《春秋》廋辞也，非传信之书也。然则鄫为莒灭矣，昭之四年取鄫，曷为不繋之莒？曰：「郓亦莒邑，昭元年书取郓，不言伐莒，何独于鄫而疑之？」《春秋》之世，国灭而复封者，葢多有之。鄫之为鄫防矣，其事见于经甚畧，又安知非既灭之后，余烬复然，而仍见并于鲁邪？
卫侯出奔齐，不书所逐之臣，而以自奔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为后世鉴也。
卫侯当从公羊作卫侯衎
防于沙随。按左氏，防于商任，锢栾氏也；防于沙随，复锢栾氏也。古者大夫去国，君不扫其社稷，不系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之于其所徃。今晋不念栾氏世勲而逐盈，又将搏执之，而命诸侯无得纳焉，则亦过也。晋以一夫之故而再勤诸侯，其敢于肆行无忌者，君失政而大夫専也。春秋之所恶，正惟在此。彼栾氏之区区，恶足论哉！
卫孙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按《左氏》，孙林父以戚如晋，书曰「入于戚以叛」者，着其据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禄，君实有焉，専禄以周旋，戮也。卫侯出奔齐，入于夷仪，皆以爵称。今复归而得国，乃书其名，何也？人之有徳慧术知者，常存乎疢疾。卫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此生于忧患之时，而一旦得国，失信无刑，犹夫人也。虽复得国，犹非其国矣。此见《春秋》俟人改过之深，而责人自弃之重，欲其彊于为善之意也。
译春秋胡氏传辨疑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氏传辨疑卷下
明 陆粲 撰
成公
吴国攻打郯国。吴国本来是伯爵，后来虽然日益强盛，逐渐参与中原国家的会盟，进而在史书中记载其爵位，也不过称为“子”，并不给予它原本的爵位，所以礼书上记载说：“四夷即使强大，都称为子。”这是《春秋》的法则，孔子的制度，而认为孔子不敢擅自升降诸侯、扰乱名实的人，是错误的。
四夷即使强大，都称为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就有这样的旧典了。《春秋》尊崇并沿袭它。因此吴王称为子，楚王称为子，这是先王的任命，不是《春秋》的法则、孔子的制度。
秋季七月，天子派召伯来赐给成公命令。面对诸侯称为天王，统治天下称为天子，大概是一人的通称。
《春秋》经文中书写“天子”的，只有这里。陆文通认为这可能是依据盟命的文字，或者是传抄错误。啖助也说：
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祭。郊祭不合时令，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特别说“用郊”。“用”字，是不应该用的意思。有人说：“大概是用活人献祭，敲击他的鼻子，取血来进献。”古代六畜尚且不相混用，何况敢用人呢！
“用”字，是刻意而行之，所以说用。有人说：“不占卜牺牲，不占卜日期，而强行使用其礼仪。”鲁成公虽然不是贤明的君主，也没有宋襄公、楚灵王那样的暴虐，怎么会用人献祭呢？
晋国弑杀其君州蒲。晋国栾书亲自将厉公拘捕于匠丽氏，派程滑弑杀厉公。《春秋》称国名以弑其君，而不写明栾书的姓名，为什么呢？等等。学者深入探究其义理，知道圣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的大要，然后才可以谈论《春秋》。
这里记载州蒲被弑，与经文的常例不合。君子所说的因时制宜最难，智者说的这类情况不就是吗？有人说：“称国名以弑的，是因为晋厉公无道，是国人想要弑杀他的，所以记载晋弑其君，而不写明栾书、中行偃的姓名，是为了将罪恶分摊给众人，从而警示做君主的人。”道理成立吗？然而胡氏这篇传文，演说数百言，但其旨意终究不可理解。有人说有微言大义。以我看来，大概是寻求说法而不得，又不可以没有说法，所以支离破碎其言辞以掩盖，没有其他谬巧之处。
襄公
修筑虎牢。虎牢，是郑国的土地，险要闻名于天下，有这样的险要而不能守住，所以不归属于郑国。程氏认为是责备郑国不能保有。
修筑虎牢，是为了扼制郑国；扼制郑国，是为了抵御楚国。当时，郑国已经归附楚国了，所以修筑它而不归属于郑国。如果说：“夺取楚国的属邑，而归还给中原国家”等等。认为是责备郑国不能保有的，这是教盗贼守卫险要。《春秋》的义理，难道是这样的吗！
莒人灭掉鄫国。《谷梁传》说：“莒人灭掉鄫国，不是灭国。立异姓来主持祭祀，是灭国的做法。”《公羊传》也说：“莒女有成为鄫国夫人的，大概想要立她的儿子。”有人说：“鄫国娶莒国公子为后，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直接归罪于莒人舍弃鄫国，为什么呢？”回答说：“莒人让自己的儿子做鄫国的继承人，与黄歇进献李园的妹妹给楚王、吕不韦献邯郸的女子给秦国公子，事情虽然不同，但想要灭掉别人的宗祀而占有其国家则是一样的。《春秋》所以宽恕鄫国而归罪于莒国吗？”
莒国灭掉鄫国，左氏所载始末很明白。如两传所说，那么《春秋》就是隐晦之辞，不是传信之书了。然而鄫国被莒国灭掉了，昭公四年记载取鄫，为什么不归属于莒国？回答说：“郓也是莒国的邑，昭公元年记载取郓，不说伐莒，为什么唯独对鄫国怀疑？”《春秋》时代，国家灭亡后又复封的，大概很多。鄫国作为鄫国很微弱了，其事见于经文很简略，又怎么知道不是灭亡之后，余烬复燃，而仍然被鲁国兼并呢？
卫侯出奔齐国，不记载所驱逐的臣子，而以自奔为名，所以警示做君主的人，作为后世的鉴戒。
卫侯应当从公羊传作卫侯衎
在沙随会盟。按左氏传，在商任会盟，是禁锢栾氏；在沙随会盟，是再次禁锢栾氏。古代大夫离开国家，君主不扫除其社稷，不牵连其子弟，不没收其田邑，派人引导他出境，又在他所去的地方先行安置。现在晋国不念栾氏世代的功勋而驱逐栾盈，又将逮捕他，而命令诸侯不得接纳他，这也是过错了。晋国因为一个人的缘故而两次劳烦诸侯，其敢于肆意妄为无忌惮的，是君主失政而大夫专权。《春秋》所厌恶的，正在于此。那栾氏的区区小事，哪里值得谈论呢！
卫孙林父进入戚地叛乱。甲午日，卫侯衎返回卫国。按《左氏传》，孙林父带着戚地投奔晋国，记载说“进入戚地叛乱”，是彰显他占据土地背叛君主的罪行。臣子的俸禄，君主实际拥有，专断俸禄以周旋，是死罪。卫侯出奔齐国，进入夷仪，都以爵位称呼。现在复归而得到国家，却书写他的名字，为什么呢？人有德行智慧术数的，常存在于疾病之中。卫侯在外忧患十二年，这是在忧患之时产生的，而一旦得到国家，失信无刑，如同普通人一样。虽然复得国家，却如同不是他的国家了。这体现《春秋》等待人改过的深切，而责备人自弃的重，想要他强于为善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