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通训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通训》六巻，宋张大亨撰。是书自序谓：「少闻《春秋》于赵郡和仲先生。」考宋蘓轼年谱，轼本字和仲。又蘓洵族谱，称为唐相蘓颋之裔，系出赵郡。今所传轼题《烟江叠嶂图》诗石刻末，亦有「赵郡蘓氏」印。然则赵郡和
仲先生即轼也。蘓籀《双溪集》载，大亨以《春秋》义问轼，轼答书云：「《春秋》儒者本务，然此书有妙用，学者罕能领防，多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缴绕，竟亦何用？惟左邱明识其用，终不肯尽言，防见端末，欲使学者自求之。」云云，与大亨自序亦合。葢其学出于蘓氏故。
议论》、《宗防》亦近之。陈振孙《书録解题》及《宋史·艺文志》并作十六巻朱▯尊《经义考》云：「已佚。」
此本载《永乐大典》中，十二公各自为巻，而隠公、庄公、襄公、昭公又自分上下巻，与十六卷之数合。然每巻篇页无多，病其繁碎，今并为六巻，以便省览，其文则无所佚脱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通训》卷一宋张大亨撰隐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之言首也，人君即位之初年谓之元年，明歴数在躬，首出羣众也。正之言政也，一嵗之首月谓之正月，明奉若天道，垂法布政也。诸侯之元年，得系于嗣君者，俾因天时之变，以致维新之命也；正月必系于时王者，俾奉天子之政，以治所分之民。嗣君得有其年，不得有其政，不可异政也。王独加乎春，不以加四时，四时不可徧举也。昔尧授人时，舜协时月正日，夏商重黎世叙天地，周太史正嵗年，颁告朔，帝王承天统物，一海内之尚在此，诸侯守之，母敢辄变乱也。周衰，礼乐征伐不出扵天子，天子法度之籍，诸侯恶其害已，往往去之，独未闻有变乱王正朔者，岂以不足为之重轻，故置而弗争邪？圣人幸正朔之犹存，则以眀天命之未改；因诸侯之未敢变乱，则以明天下之有奉。故春秋纪年之首，必特加王焉，使乱臣贼子知天命未可兾，而诸侯之心知天下有所宗，而聼赏罚之命，一有不遵，则蔽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以诸侯之史而行天子之事，故曰：「罪我者惟春秋也。」公何以不书即位？隐桓皆庶也。立庶以长，国有长庶，舍之而立其少，此恵公之罪也。国有世子，已无君命，不辞诸大夫而摄居其位，遂有其国人，此隐公之罪也。成王之初，周公以冡宰摄政，非摄居其位也；王既长而复之辟，非遂有之也。然则隐之所以异扵簒者，无防矣。即位者，正始之道，有天下国家之本也。其为礼也甚重，当行而不行谓之失位，不当行而行之谓之窃位。继正而立，所当行者也；继故而立，所不当行者也。以隐为继正，则国有世子；以隐为继故，则恵以道终。特以已立之非正，而废其礼焉，是乱其本始也，何以能终？春秋之纪人事也，致严扵君亲之分，所以别嫌明微，尤详扵授受废立之际。幽王黜宜臼而立伯服，周所以东迁；恵公舍长隐而立，少桓，鲁所以失世祸乱之原，孰大扵此？是以《春秋》兴起平王、鲁隐之事，将以正其本始。本始既正，然后天下之事可得而正也。齐景公问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此《春秋》造始之説也。或谓平、隐之时相接，隐公之让可贵，是未之思耳。平之末而隐方立，所接防何？桓当继而隐摄，居安得有让？先王经世之意，岂真为是▯哉！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元】三月，公防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四月，公及郑伯盟于越【桓元】三月，公防齐侯云云于稷，以成宋乱【桓二】八月，公及戎盟于唐【隐二○按经隐公二年八月公及戎盟于唐原本误作九月今改正】八月，公及齐侯盟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通训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通训》六卷，宋代张大亨撰写。本书自序说：“我年轻时向赵郡和仲先生学习《春秋》。”考证宋代苏轼的年谱，苏轼原本字和仲。又据苏洵的族谱，称其为唐代宰相苏颋的后裔，出自赵郡。如今所传苏轼题《烟江叠嶂图》诗的石刻末尾，也有“赵郡苏氏”的印章。那么赵郡和仲先生就是苏轼。苏籀《双溪集》记载，张大亨就《春秋》义理向苏轼请教，苏轼回信说：“《春秋》是儒者的根本任务，但这本书有妙用，学者很少能领会，大多在条条框框中寻求，这就接近法家那一派，苛细纠缠，究竟有什么用？只有左丘明识得其妙用，最终不肯说尽，防备显露端倪，想让学者自己去探求。”等等，这与张大亨的自序也相合。大概他的学问出自苏氏的缘故。
《议论》、《宗防》也接近于此。陈振孙《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都记载为十六卷。朱彝尊《经义考》说：“已经散佚。”
这个本子载于《永乐大典》中，十二位国君各自成卷，而隐公、庄公、襄公、昭公又各自分为上下卷，与十六卷的数量相符。然而每卷篇幅不多，弊病在于繁碎，现在合并为六卷，以便阅览，其文字则没有散佚脱落。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通训》卷一 宋张大亨撰 隐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的意思是首。君主即位的第一年称为元年，表明历数在自身，首出众人之上。“正”的意思是政。一年的首月称为正月，表明奉行天道，垂示法度、颁布政令。诸侯的元年，得以系于嗣君，是为了借天时之变，以致维新之命；正月必须系于时王，是为了奉行天子的政令，以治理所分封的百姓。嗣君可以拥有其年，不可以拥有其政，不可以有不同的政令。王唯独加在春上，不加之于四时，因为四时不可遍举。昔日尧授予人时，舜协调时月正日，夏商重黎世代叙述天地，周太史正岁年，颁告朔日，帝王承天统物，统一海内的崇尚在此，诸侯遵守它，不敢擅自变乱。周室衰微，礼乐征伐不出自天子，天子的法度典籍，诸侯厌恶其危害自己，往往去除它，唯独没有听说有变乱王正朔的，难道是因为不足以作为轻重之权衡，所以放置而不争吗？圣人庆幸正朔尚存，以此来表明天命未改；因诸侯未敢变乱，以此来表明天下有所尊崇。所以《春秋》纪年的开头，必定特加“王”字，使乱臣贼子知道天命不可企及，而诸侯之心知道天下有所宗奉，从而听从赏罚之命，一有不遵，就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来遮蔽，所以说：“《春秋》，是天子之事。”以诸侯之史而行天子之事，所以说：“罪我者惟《春秋》也。”公为什么不书即位？隐公和桓公都是庶子。立庶子以长，国有长庶子，舍弃而立其少，这是惠公的罪过。国有世子，已无君命，不告诸大夫而摄居其位，遂拥有其国人，这是隐公的罪过。成王之初，周公以冢宰摄政，不是摄居其位；王既长而还政于君，不是遂有之。那么隐公之所以不同于篡位，没有区别了。即位，是正始之道，有天下国家的根本。其礼非常隆重，当行而不行称为失位，不当行而行称为窃位。继正而立，是所当行的；继故而立，是所不当行的。以隐公为继正，则国有世子；以隐公为继故，则惠公以道终。特别因为已立之非正，而废除其礼，是乱其本始，何以能终？《春秋》纪人事，对君亲之分致严，所以别嫌明微，尤详于授受废立之际。幽王黜宜臼而立伯服，周所以东迁；惠公舍长隐而立少桓，鲁所以失世祸乱之原，孰大于此？是以《春秋》兴起平王、鲁隐之事，将以正其本始。本始既正，然后天下之事可得而正也。齐景公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是《春秋》造始之说。或谓平、隐之时相接，隐公之让可贵，是未之思耳。平之末而隐方立，所接防何？桓当继而隐摄，居安得有让？先王经世之意，岂真为是〇哉！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元】三月，公防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四月，公及郑伯盟于越【桓元】三月，公防齐侯云云于稷，以成宋乱【桓二】八月，公及戎盟于唐【隐二○按经隐公二年八月公及戎盟于唐原本误作九月今改正】八月，公及齐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