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通训》卷五宋张大亨撰：文公

译卿，是代替君位的；至于不告宗庙，是废除他的职责。《传》中说：“三代圣王，必定敬重他们的妻子和儿子，这是有道理的。妻子，是亲近之主；儿子，是亲近之后，怎敢不敬重呢？由妃及妃，由子及子，像这样国家就顺治了。”文公不敬重他的妻子，不把他儿子当儿子看待，他能使国家顺治吗？这就是姜氏不被鲁国所容，而两个儿子被他们的臣下所杀的原因。

译壬午日，公子遂与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乙酉日，公子遂与洛戎在暴地结盟。

会见晋国之后三天，又会见洛戎，看起来像是专擅命令的样子。如果不记载为专擅命令，就知道他是奉兼命出使的。送陈国女子出嫁，于是与齐国、宋国结盟，前往京师，又前往晋国，这是专擅命令的措辞。壬午日，在衡雍结盟；乙酉日，在暴地结盟，确定日期然后行动，这是奉兼命的措辞。晋国和戎族同受一使，丧失了作为诸侯霸主的道义，没有尊重中原国家的心，《春秋》厌恶这种行为，大概不需要贬斥就已经显而易见了。

夫人风氏去世。周王派荣叔来送含玉，并安葬我国的小君成风。周王派召伯来会葬。

妾生的儿子虽然尊贵，但他的母亲如果没有得到天子的册命，就不能称为夫人，这是先王的礼制。周王室衰微，嫡庶的分别在上层不明确，而下层国家效仿，把妾当作妻，让庶子取代宗子，周王不能治理，国家的动乱很少不是由此引起的。又进而册命她，鲁君的妾母被称为夫人，大概是从成风开始的。仲子已经安葬而周王的册命才到，所以不加上夫人的称号（《考仲子之宫》就是）；成风还没有安葬而周王的册命就到了，所以她就成为了夫人。从周襄王册命成风开始，导致后来的庶君不等待周王的册命就擅自尊贵他们的母亲（宣公、昭公、襄公），这就是箕子叹息象牙筷子、孔子讥讽制作俑偶的原因，也是《春秋》用尽辞藻的原因。

公子遂前往晋国安葬襄公。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到莒国。叔孙得臣前往京师，安葬襄王。公孙归父前往齐国，安葬惠公。叔弓前往宋国，安葬宋共姬。叔公前往滕国，安葬成公。叔孙婼前往晋国，安葬晋平公。叔弓前往宋国，安葬宋平公。季孙意如前往晋国，安葬晋昭公。叔鞅前往京师，安葬景王。叔还前往齐国，安葬齐景公。

郑国的防吉说：“先王的制度，诸侯去世，士去吊唁，大夫去送葬。只有友好交往、聘问享礼、三军战事，在这种情况下才派遣卿。”又说：“文公、襄公称霸时，国君去世，大夫去吊唁，卿负责送葬事宜；大夫和士去吊唁，大夫去送葬。”那么卿去送葬诸侯，大概是从晋襄公开始的。如果按照防吉的话，那就已经超过了先王的制度了。至于诸侯安葬周天子的礼仪，却没有说法。根据经文考察，周天子记载崩逝的有九次，记载安葬的有五次，而鲁国卿出使参与安葬事务的才三次。襄王崩逝时，公孙敖出使吊唁，没有到达就逃奔，于是叔孙得臣前往会葬，那么吊唁和安葬都派遣卿了。诸侯本来没有亲自参加周王安葬的记载，而吊唁和安葬都派遣卿，也没有见到其制度。参照防吉的话，那么礼仪或许有这种情况。然而春秋时期，王室微弱，诸侯放纵，送终的典章逐渐失去了旧制。晋平公、晋襄公去世时，鲁国人不参与，而有请求赙赠、请求金钱的事情；周灵王去世时，郑国上卿有事，而公孙段代理卿前往，他们轻视王室就是这样。晋景公去世时，鲁侯送葬；齐少姜去世时，鲁侯亲自吊唁，上卿致送丧服，郑国卿送葬；鲁襄公去世时，滕子会葬；定公去世时，邾子奔赴丧所，滕子会葬，他们畏惧大国就是这样。这不仅丧失了先王的制度，也已经丧失了文公、襄公的制度了。孟子说：“上面没有道德准则，下面没有法律遵循，朝廷不相信道义，工匠不相信法度，国家能够存在是侥幸了。”这就是《春秋》用尽辞藻的原因。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阳处父，晋国赵射姑逃奔到狄国。

晋襄公晚年，军队出行时六卿多有缺位，所以士縠以非卿的身份出使结盟，阳处父以太傅的身份专断国政。设置卿来谋划统帅，不是太傅所能专断的，而阳处父改变了它，这就叫做侵夺官职；卿的辅佐有罪，没有君主的命令不可以讨伐，而赵射姑杀了他，这就叫做专断杀戮。侵夺官职的罪过是不像君主，专断杀戮的罪过是不像臣子，都是王法应当诛杀的。何况先君刚刚安葬，继位的儿子还没有受命，就匆忙成为作乱的祸首呢？因此《春秋》不把这两人互相杀戮作为文章，而是遵循国家讨伐的法律，用来惩戒他们的作乱。

闰月不告月，仍然在宗庙朝见。鲁公四次不视朔。

闰月叫做“告月”，常月叫做“视朔”，为什么呢？闰月是附在月份之后的余日，虽然有晦日和朔日，但没有时令可以宣示，所以不叫做告朔；虽然有事要做，但没有月政可以考察，所以不叫做视朔。告月，是用来宣示正事的意思，担心人们被余日所迷惑；视朔，是用来考察颁布政令的开端，担心人们昏昧而不举行。告月不是不考察政令，以告为主；视朔不是不宣示时令，以视为主。文公废除了这两种礼仪而在宗庙朝见以示恭敬，这就叫做不知务本。

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到莒国。公孙敖死在齐国。齐国人送还公孙敖的尸体。晋国赵鞅进入晋阳叛乱。晋国赵鞅回到晋国。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接纳卫国世子蒯聩进入戚地。古时候卿违背命令，就跟随大夫的位次；如果是罪人，又以其罪行降等，这都是断绝不再做卿。所以《春秋》中已经逃奔叛乱的臣子，不再出现。现在公孙敖的逃奔、赵鞅的叛乱，《春秋》却不与他们断绝，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公孙敖的儿子请求恢复公孙敖的地位，而韩、魏请求恢复赵鞅的地位，他们的国君都答应了，并且曾经恢复了他们的地位。既然恢复了地位，就再次成为卿了。公孙敖回来后不能参与政事

译（荀罃）以卿的礼仪去世，所以单独记载他的去世；荀鞅回国后像当初一样参与政事，所以先记载他的回国。那些逃跑叛变的人，是臣子最大的罪恶，是法律所应当断绝的。如果允许人们请求赦免并让他们复职，难道不会扰乱法度吗？回答说：这两位臣子得以复职，是有原因的。圣人治理天下，以忠孝仁义为根本。所谓忠，就是尽到侍奉君主的道义；所谓孝，就是尽到侍奉父母的仁爱。只有侍奉父母孝顺，所以忠才可以转移到君主身上。荀罃的儿子可以说是孝顺了，因为儿子而赦免父亲，这是用来劝勉后世做忠臣的人，这就是《春秋》允许记载荀罃去世的原因。荀鞅的封邑，是他从君主那里接受的。在荀范之难中，荀鞅不自己回到君主身边，却背离国家逃往封邑，凭借封邑来抗拒荀范，这就是他被视为叛变的原因。然而推究他的本心，则是急于躲避祸难而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一心专守俸禄而不明白其中的道义，虽然自己防备着叛君的罪名，但起初并没有窃取封邑的实质，这就是《春秋》允许记载荀鞅回国原因。那么圣人训诫后世，没有其他方法，只是想在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上做到详尽罢了。

译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的司城来投奔。宋国的司马华孙来结盟。

古时上公享有九命之礼，可以设置一位孤卿。国君的孤卿享有四命之礼，以皮帛之礼视同小国之君，仍然位列卿大夫之位。因为孤卿视同国君，所以不称其名；因为孤卿仍属卿大夫，所以以官职来称呼。周朝分封的诸侯国中，只有宋国是上公，因此设有孤卿，而且只有一位。如今司马、司城同时出现，这是末世的虚妄之举。凡是诸侯的卿，虽然比天子的卿少，但也杂用天子六卿的名称，只有晋国因僖侯将司徒改为中军，宋国因武公将司空改为司城罢了。至于孤卿，也仿照周制，从卿大夫中选拔担任，而三公则不是诸侯国应当有的，当时即使有，春秋也不记载。孤卿以官职称呼，而又称其氏族，是因为已经受命得氏。如果是天子的三公、宰尹，那么即使受命得氏，也不称氏族。这就是用来辨别名分的方法。

春天，毛伯来求取金。

国君即位未满一年，先君虽然已葬，不称君；即位已满一年，即使先君未葬，也称君，这是古制。如今襄王虽然未葬，但顷王即位已满一年了。毛伯求取金，为什么不称使？因为毛伯受命之初，顷王即位未满一年。等到正月，毛伯才到达鲁国，所以不能以王命来记载。

秦国讨伐晋国。郑国讨伐许国。晋国讨伐鲜虞。

楚国、吴国、徐国、越国，都是外族。它们与中国交战，都以国名来称呼，不称其将帅，不区分其君臣，这是为了将它们视为外族。其中有可以进用的，经过多次考察后才给予，给予的也不止一次，这是为了区别华夏与夷狄。秦国、郑国、晋国，是中国，也以国名来称呼，为什么呢？秦国接纳庶子以夺取晋国嫡子之位，郑国讨伐许国以助楚威势，晋国假借会盟以袭击肥都，这些都是吴越那样的用心，所以《春秋》从而将它们视为外族。那么君子所视为外族的人，不一定都是应视为外族的人。以秦国、郑国、晋国所做的事来看，这也和楚国、吴国、徐国、越国一样罢了。

大室的房屋倒塌。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

君子竭尽诚孝，表达哀敬，没有比宗庙之事更重要的了，因此没有不做到极致的。大室，是宗庙中最尊贵的地方，是人子经常举行祭祀的地方。房屋倒塌，是因为人为的疏忽。建造时不谨慎，修缮不及时，这不是诚孝之道；房屋倒塌而不为此改变，这不是哀敬之道。新宫，是先父初行祔祭的地方，不忍心用谥号来区别。说“灾”，是因为天意如此，不是人为的疏忽。发生火灾而哭泣，是诚孝之道；哭了三天，是哀敬之道。文公迟缓制作神主，放纵逆祀，废除朔日朝见，他得罪宗庙的地方很多。到了大室倒塌而安然不为所动，那么人子的道义就断绝了，所以《春秋》纠正其措辞。有的说大庙，有的说大室，有的说宫，为什么呢？包祖祢之宫称为庙，当庙室之中称为大室，区别群公之居称为宫。传曰：“周公称太庙，伯禽称世室。”《尚书》称：“王入大室祼。”那么大室之名，不只是伯禽如此。

公前往晋国，卫侯在沓会见公。公从晋国返回，郑伯在棐会见公。卫、郑舍弃晋国而跟随楚国，难道是不得已吗？强弱之势不敌，灭亡的征兆可以等待，而晋国没有察觉。季文子辅佐鲁侯，为他请求讲和，以舒缓两国的祸患，这就是所谓能一日用力于仁的人。两位国君不远百里而会见，难道是天下归仁的应验吗？春秋之世，王者不作，百姓困于诸侯的暴虐，诸侯困于大国的残暴，只凭借诈力争夺寻常之地，而不知道克制自己以仁胜之，这是民心不归，而诸侯不能相尚的原因。以鲁侯之弱，一日用力于此，已能招致两国之君，如果将此心加诸彼，那么天下难道会忧虑不跟随我吗！文王作为西伯，始于二老归附，虞芮信服，然后诸侯翕然跟随其德，这就是所谓王不待大者。那么《春秋》记载两国来会之意，大概是要勉力于王道，不只是为公之行书。孟子教导齐王，意思也是如此。

齐公子商人杀了他的国君舍。

舍即位未满一年而称君，为什么呢？舍，是齐国的世嫡，继正位而即位了。商人轻视而讨伐他，如果不认为他是君，那么篡位的罪名就不正。因此未满一年不称君，是孝子之心，一年不二君的缘故；既即位则称君，是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的缘故。那么晋奚齐为什么不称君？回答说：“奚齐的即位，不是正统，是杀世子而篡位的人。如果认为他是君，那么篡位的罪名也不正。因此以君之子言之，是说国人不服他。国人不服，则不可以继先君之位，这是《春秋》别嫌明微的意思。”

单伯前往齐国，齐人拘捕了单伯。单伯从齐国回来。

《春秋》记载单伯，有时会见诸侯，有时前往齐国，有时被拘捕而书至，都像鲁大夫的文体，所以解说者称他为鲁卿。总之事实并非如此。齐侯、郑伯前往纪国，州公前往曹国，鄫世子巫前往晋国，也与

译鲁国的君臣说法一致，难道就能说（他们）是鲁国的君臣吗？凡是涉及他国而鲁国也参与其中的事情，都按照鲁国的记载来书写，这是《春秋》的一贯体例。单伯初次出现在《春秋》是在庄公元年，当时他已经是周王的卿士，那么他就不是年幼的防叔了。距离现在有一百多年，虽然古今人的寿命长短不同，但百岁高龄仍担任卿职，是史籍中从未有过的。况且鲁国的卿大夫，以氏族名爵出现在经文中的人很多，也没有像单伯这样的。这大概是研究经书的人拘泥于成例来推求文辞的过错。《春秋》所体现的内容有三方面，即事、文、义。其中的“事”是指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其中的“文”是指史官的记载，这两方面是人们共同知道、共同看见的。至于其中的“义”，则是圣人独自选取的，不是对大道有深刻领悟、对权变通达的人，是不能知道、不能看见的。难道认为凭借固定的成例就能穷尽《春秋》的义理吗？

译齐国人拘捕了单伯，齐国人拘捕了子叔姬【十四○按《春秋经》记载拘捕子叔姬是文公十四年的事，原本误作十五年，现在改正】

戎人对待凡伯，是攻打他并把他带回去。戎人，如同禽兽一样，不能用礼义来治理。把他带回去，比拘捕他稍好一些。齐国对待单伯，是拘捕他。齐国，是霸主国家，是天子所褒奖、大加封赐的国家。拘捕他，比带回去更为严重。凡伯，并不是出使戎国的使者，在途中相遇而攻打他，他的罪过是不恭敬。单伯，是出使齐国的使者，到了国都之中而被拘捕，他的罪过是不臣服。这就是公子元不顺从懿公施政的原因。单伯因为子叔姬而被拘捕，却不记载“及”字，是因为拘捕天子使者的罪恶重大，所以单独列出子叔姬以示区别。

齐国人送还子叔姬【十五】郯国的伯姬送还【宣公十六年】〇叔姬送还【成公五年】《春秋》记载鲁国女子出嫁，没有罪过的说“来归某”，有罪过的说“某来归”。子叔姬没有罪过却被送还，为什么呢？齐懿公无道，杀害了他的国君并夺取了他的位置，杀害了他的儿子并拘捕了他的母亲，天子为他求情，他却拘捕天子的使者，废弃亲近亲人的恩情，违背尊重尊长的道义，国人不称他为公，所以发生了申池的祸乱，诸侯不能对他进行讨伐，所以没有列入扈地的盟会。《春秋》想要表明懿公的罪过，所以说叔姬是没有罪过的。

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攻打蔡国，戊申日进入蔡国【十五】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于是攻打曹国，进入其外城【十五】蔡侯率领吴国国君和楚国人战于柏举，楚军大败。庚辰日，吴国进入郢都【定公四年】

进入他国都城而没有与战伐同时记载的，这里却同时记载，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要加重这三个国家的罪过。攻打蔡国的军队，是晋国畏惧其弱小；攻打曹国的军队，是齐国迁怒；柏举之战，是吴国修明德行。晋国不知道用德行来自强，齐国不知道用礼义来反省，吴国不知道用正义来取胜，却轻视百姓的死亡，在寻常小事上争斗，认为战伐还不够，于是又竭尽力量进入他国都城，这就是所谓嗜杀的人，所以《春秋》用尽言辞来记载。进入其外城，没有到达国都，还比进入国都好一些。

宋国人杀害他们的国君杵臼【十六】齐国人杀害他们的国君商人，莒国杀害他们的国君庶其【十八】晋国杀害他们的国君州蒲【成公十八年○按《春秋经》记载晋国杀害他们的国君州蒲是成公十八年的事，原本误作襄公二十六年，现在改正】

莒国人杀害他们的国君宻州【襄公三十一年○按《春秋经》记载莒国人杀害他们的国君是襄公三十一年事，原本脱去一字，现在补正】

吴国杀害他们的国君僚【昭公二十七年】薛国杀害他们的国君比【定公十三年】盗贼杀害蔡侯申【哀公四年】杀害国君称“人”，是众人的意思；称国家，是尊贵的意思；称盗贼，是卑贱的意思。不称杀害者，是因为国君无道。国君如果有道，那么德行礼义足以自卫，仁爱足以得民心，所谓众人喜悦他，尊贵的人服从他，卑贱的人仰仗他，又怎么会有聚集群恶而给自己带来灾难的人呢？宋国杵臼的死，是襄夫人造成的；莒国宻州的死，是世子展舆造成的。虽然借助国人来首祸，怎么能完全归咎于众人呢？回答说：襄夫人在国内淫乱，世子展舆已经失去地位，又怎么能有所作为？由于两位国君长期失去民心，所以这两人得以乘间发动。如果专门把罪过归于这两人，那么两位国君失去民心的罪恶就无法显现；虽然专门归于这两人而以众人来说，那么这两人的罪过也包含在其中了。这就叫做善于记载。有人说：“春秋时代，国君因为无道而招致祸患的很多，唯独这八个不称杀害者的名字，为什么呢？”上天所要废弃的，必定像桀、纣那样。然而以桀的暴虐，百姓想和他一起灭亡，而成汤流放他，还有惭愧的德行；以纣的不善，亿万百姓离心，而文王侍奉他，还不敢违逆。何况国君的罪过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就立即施行杀害的计划呢？所以《春秋》记载杀害者的名字，用来纠正臣子的罪恶；保留这八个不称杀害者名字的记载，用来警示国君。

公子遂、叔孙得臣出使齐国【十八】季孙宿、叔老等等在向地会见吴国【襄公十四年】季孙斯、仲孙何忌出使晋国【定公六年】

出使必定有副使，卿出使，大夫做副使，那么只记载正使不记载副使，是《春秋》的常例。如果正使和副使都是卿，那么就一起记载。正使和副使都是卿，是不合礼的。孟子在齐国为卿，出使滕国吊唁，齐王派盖地的大夫王驩做副使。副使，就是副使。王驩以大夫身份做卿的副使，适宜他不傲慢，却还专断处理出使事务，导致孟子不与他说话，何况同位做副使呢？那么副使虽然没有专断事务的过错，但国君不免有不合礼的出使了。

宣公

公子遂出使齐国迎娶女子【元年】季孙行父出使齐国【元年】宣公会齐侯于平州。公子遂出使齐国。齐国人夺取济西田地【元年】

前年公子遂、叔孙得臣出使齐国，向齐侯请求，杀害他们的国君，驱逐他们的母亲，并立宣公。今年公子遂又为宣公迎娶女子，季孙行父又为他纳贿赂请求会见齐惠公。新遭杀害篡逆之变，却帮助成就杀害嫡子的阴谋；不念及出姜的悲哀，却继续为防地的婚姻结好；贪取济西的贿赂，于是确定篡位者的地位。废弃君臣、兄弟、夫妇的道义，这是以混乱助长混乱的人。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以称为大臣吗？”孔子说：“大臣用道义侍奉国君，行不通就停止。现在仲由和冉求，可以称为备位的大臣了。”那么顺从他们的人呢？回答说

译“杀害父亲和君主，也不会顺从。”这三个人身居大臣之位，却互相勾结参与篡夺之事，连做一般臣子的资格都不如。在当时，能够稍微符合孔子言论标准的，只有叔彭生罢了。从此以后，爵禄离开了公室，政令下达到大夫手中，鲁君于是失去了民心，这就是《春秋》极力详尽其辞藻的原因。

译晋国将其大夫胥甲父放逐到卫国【元】楚国军队灭掉陈国，抓获陈国公子招，将他放逐到越国【昭八】蔡国将其大夫公孙猎放逐到吴国【哀三】

古代卿大夫有罪而离职，就住在边境上等待放逐，如果国君的命令没有到达，然后才去其他国家。国君也派人引导他出境，不立即扫荡他的宗庙，不匆忙没收他的田产和住宅，出入国家时仍然宣告于国中，爵位和俸禄仍然在朝廷上保留，三年不回来，然后才作罢，这叫做依照礼制退让人才。春秋时代，卿大夫有变故就被驱逐而逃亡，否则就被逮捕并处死，或者与国人盟誓，或者断绝他的世袭祭祀。所以有能力归附的，往往成为敌方的首领；没有能力的，就为人谋划颠覆自己的宗国，这叫做防范仇敌。现在三位大臣被放逐，虽然不足以与古代相比，然而有接近古代的风气，所以《春秋》记载他们。郑国放逐楚国有罪的人，子产不杀他，用国君的命令放逐他；丰卷出逃，子产请求保留他的田产和住宅，三年后让他回来。由此可知当时先王的礼制还有存在的，只是诸侯放纵，没有人实行罢了。

楚子、郑人侵犯陈国，接着侵犯宋国。晋国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元】宋公、陈侯、卫国侯、曹伯在棐林会见晋军，讨伐郑国【元】

救援陈国的军队，赵盾担任将领。《春秋》中将领地位低而军队众多就称“师”，现在赵盾担任将领，诸侯会合他，不说“会赵盾”而说“晋军”，这是为了贬低赵盾。赵盾执掌晋国政事，主持诸侯盟会，而在二扈的盟会上，贪图宋国、齐国的贿赂，放纵大恶而不惩治，劳顿诸侯却没有功劳，所以郑伯认为晋国不值得与他一道去讨伐陈国、宋国。从此楚国与晋国争夺，晋国不能竞争，第二年就有问鼎之事，这难道只是灵公奢侈导致的吗？大概也是赵盾不能用正道辅佐他的国君的罪过。所以在棐林的战役中，《春秋》贬斥他，不让他与诸侯会合，认为他不足以会合，只是会合他的军队罢了。孟子说：“人不足以与他相处，政事不足以干预，只有大德之人能够纠正国君心中的错误，一旦端正了国君，国家就安定了。”

晋国赵盾弑杀他的国君夷皋【二】郑国公子归生弑杀他的国君夷【四】楚国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在干谿弑杀他的国君芈【昭十三】许国世子止弑杀他的国君买【十九】齐国陈乞弑杀他的国君荼【哀六】

圣人教化天下后世，虽然方法不一，但归结到最重要的，就是忠与孝罢了。忠不足以侍奉国君，孝不足以侍奉父母，其极端竟然流于弑君叛逆的罪过，圣人对此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来辨别它。《春秋》对臣子要求忠孝，一定要探究其实情而定下罪名，遵循其根本而追究其末节，所以人没有可以隐瞒的实情，事情知道其根本。赵盾厌恶灵公，所以赵穿得以发动变乱；陈乞召来阳生，所以朱毛得以肆意叛逆；归生害怕谗言，公子比顺从胁迫，虽然不是祸乱的始作俑者，但祸乱起源于自己，这叫做探究其实情。世子止虽然没有弑父的实情，但悼公的死由世子止的药引起，这叫做遵循其根本。如果不探究其实情，那么后来的凶恶狡诈之人或许会借他人之手来危害他的上级；如果不遵循其根本，那么后来的狂妄轻率之人或许会终于无情地更换他的亲人。然而赵盾是忠臣，只是不讨伐贼人，怀疑他对国君的忠不足；世子止是孝子，只是不尝药，怀疑他对父亲的孝不足。所以弑君的贼人不再被提及，而赵盾再次被记载；弑贼未讨伐不记载弑君，而悼公记载下葬，这是辨别到极致了。

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八】癸酉日，在武宫举行祭祀。籥舞进入，叔弓死。去掉音乐，完成祭祀【昭十五】

干、羽、管、籥，都是乐器。去掉籥，那么干、羽还保留；去掉音乐，那么就全部去掉了。大臣，是国家体制，死了为他改变礼制，是礼的常道。仲遂杀嫡子而立公，国君本来想厚待他的终礼，然而国人不服从，众臣不赞同，所以在他死时，虽然为他改变礼制但不尽全礼。礼，是国家的纲纪，有大臣、庶臣的区别。那个人不足以承担这个职位，那么贬黜他的职位是可以的。因为一个人而废除常礼，这是《春秋》所讥讽的。

陈国杀其大夫泄冶【九】

士人死并不难，难的是处理死的方式。君子不认为死本身可贵，可贵的是符合道义。春秋时代，人臣死得不符合罪过的，没有比泄冶更严重的，然而《春秋》记载他，竟然不异于因罪而死，为什么呢？有人说：“宣公君臣宣淫已久，泄冶不早辨明，又失去了危行言孙的意义。”这不是这样。古代做臣子的，方法不一：有正臣，有贤臣。正臣侍奉国君，国君有大过错就劝谏，反复劝谏而不听就离开，所以国君没有杀臣的暴虐，臣子没有失身的累赘，《齐》南山、《桧》羔裘就是这样的。贤臣侍奉国君，衡量后进入，不可就停止，所以身体离开而被思念，道义尊贵而不屈服，孔子离开鲁国、孟子离开齐国就是这样的。上等不能做贤臣，次等不能做正臣，多取直声而不能挽救混乱，身死国辱而祸及国家，那么处理死的方式就不值得称道了，不是君子所看重的。

齐国崔氏出逃到卫国【十】

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所羡慕的，一国羡慕；一国所羡慕的，天下羡慕。所以沛然德教溢于四海。”崔氏是齐国的世家，所谓的巨室。顷公刚即位，高国害怕他的逼迫而驱逐他，使全族出逃，不

译如果将国人所仰慕的人视为可疑，那么他的道德教化就可以知道了。子产在郑国执政，先拿城邑贿赂公孙段，子大叔反对他。子产说：“安定国家，一定要先安抚地位高的人。暂且先安抚地位高的人，来等待其他人心归附。”于是子产的政治得以推行，郑国因此兴盛，比高国贤明得远了。然而鲁成公末年，崔杼见到经书的人，大概是齐国人报复他，就像仲婴齐那样。灾祸最终在庄公时代降临，崔氏也被灭族。所以《春秋》追溯败乱产生的根源，作为后世君臣的警戒。

译陈国夏徵舒弑杀了他的国君陈灵公。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徵舒，楚庄王进入陈国，把公孙宁、仪行父安置在陈国。齐国崔杼弑杀了他的国君齐庄公。齐国庆封来投奔鲁国。楚庄王、蔡侯等讨伐吴国，捉住齐国的庆封并杀了他。夏徵舒弑君，公孙宁、仪行父两位大夫本来就有罪，然而向楚国控告并诛杀夏徵舒的，正是这两位大夫；崔杼弑君，庆封本来就有罪，然而凭借众人的力量诛杀崔杼的，是庆封。两位大夫得以因诛杀贼子而免除罪责，而庆封却不能因立功而消除他的罪过，为什么呢？回答说：“两位大夫，是国君的党羽，借助外力来诛杀贼子，虽然正义不足但忠诚有余；庆封，是贼子的党羽，借由诛杀儿子来图谋父亲，贪图其死而独揽大权，假借公议来实现私欲。”《春秋》的编纂，是为了确定真诚与虚伪、辨别内心与行迹、端正名分与实际，使得天下行善作恶的人不能用似是而非的情况来欺骗世人，然后乱臣贼子才会感到畏惧。

晋侯在欑函会见狄人。仲孙蔑、卫国孙林父在善道抵御吴国。《春秋》记载与外族会盟，说“某侯某人会盟于某地”，这是为了区别于鲁国。记载中原诸侯会见外族，有时是会见后又再次会见，这是为了以中原为尊，钟离、柤、向就是这种情况；有时特别记载为会见，这是为了将中原纳入其中，欑函、善道就是这种情况。楚国也是外族，为什么不像这样呢？回答说：“楚国曾经有共同尊崇王室、平定动乱国家、保存灭亡国家、延续断绝世系的功劳，这类事情不是外族所能做到的，所以《春秋》累积它的善行而提升它的地位，不纯粹用对待外族的方式来对待它。圣人对天下没有偏私之心。如果把中原当作外族，那么外族的谷、邓就是这样；如果把外族当作中原，那么中原的楚国就是这样。这是惩恶劝善的意思。孟子说：‘你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做尧的事，那就是尧罢了；你穿桀的衣服，说桀的话，做桀的事，那就是桀罢了。’尧和桀之间的差距，难道仅仅是中原和荆蛮的区别吗！虽然如此，戚地会见吴国为什么没有区别对待呢？回答说：地位低微者不嫌于过于自尊，就像狄人、徐人并列一样。”

十月，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徵舒。丁亥日，楚庄王进入陈国，把公孙宁、仪行父安置在陈国。

楚庄王进入陈国，然后杀了夏徵舒，安置了两位大夫，而《春秋》记载“进入陈国”，却在杀夏徵舒之后，为什么呢？人们做善事或恶事，有名声好而实际不好，开始时邪恶而最终正当的情况。从众人的角度看，或许看重名声而忽略实际，抓住开始而遗忘结局，所以是非判断失当而邪正颠倒。圣人则不然。楚国讨伐陈国，起初想要把陈国设为县，听到劝谏而停止，于是以讨伐罪人成名。《春秋》先记载“杀夏徵舒”，大概是不让楚国最终把陈国设为县的恶行得逞；后记载“进入陈国”，大概是不让楚国完全拥有讨伐罪人的美名。这是厌恶恶行就痛恨其开始、喜爱善行就乐于其结局的道理，这是审理大小案件必须依据情理的原则。所以说：“不是圣人谁能修正它呢？”

楚庄王进入陈国。楚庄王包围郑国。

楚庄王进入陈国而分封陈侯，《春秋》说“入”；楚庄王进入郑国而赦免郑国，《春秋》说“围”，为什么呢？楚庄王进入陈国时，想要把陈国设为县，有人说不可以，于是分封陈侯；他进入郑国时，想要赦免郑国，有人说不可以，最终与郑国讲和。分封陈侯，不是原本的谋划，是不善而能改正，所以用“入”来记载而不说“灭”；与郑国讲和，是原本的谋划，是见到义理而能改变，所以用“围”来记载而不说“入”。这就是君子认为楚庄王不纯粹是荆蛮的原因。

王札子杀了召伯、毛伯。楚国公子弃疾杀了公子比。传文说：“能够掌握生杀大权的就是王。”又说：“奖赏庆贺、刑罚威慑的就是君。”上面有道德准则，那么生杀赏刑的大权就不会转移到下面；下面有法律约束，那么生杀赏刑的大权必定禀承于上面。所以君子不触犯道义，小人不触犯刑法。现在周王的三位卿因为争夺政权而互相残杀，楚国的两位臣子因为争夺国家而互相杀害。楚国没有君主，它的混乱还不足以说，而周朝的卿大夫也是这样，那么周王失去权柄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说：“国家之所以还存在，是侥幸的。”周幽王的时候，苏公和暴公互相憎恶，苏公作了《何人斯》这首诗，等到他们反复无常而断绝关系，也就这样罢了。当时，国家虽然没有政令，但先王的恩泽大概还有留存，现在没有了啊！

开始按亩征税。制作邱甲。使用田赋。

孟子说：“君主必须恭敬节俭，礼遇下属，向百姓取税有制度。”所说的制度是什么呢？古代耕种的人实行助法而不征税，这是尧、舜、三代的法则。现在按亩征税，这是废除了十分之一的税率。古代的赋税，从邱以上作为甲的，从甸以上，这是周公的典章。现在让邱作为甲，这是增加了常规赋税。破坏圣人的法则，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就是仁政不能实行，而百姓因此困苦的原因。《春秋》改变古代制度的地方很多，唯独记载宗庙、军旅、赋税收入、兴建工程的事情，因为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没有比宗庙更优先的，没有比军旅更重要的，没有比赋税收入更紧急的，没有比兴建工程更重大的。古代的圣人，考察得详细，思虑得周全，制度得完备，然后设立得当而实行长久。后世应当遵循而不丢失。《诗经》说：“不犯错误不遗忘，遵循旧有的规章。”孔子说：“沿袭旧例，怎么样？何必重新改作？”由此知道旧有的规章

译这是先王所遵循的道，而加以更改的，是孔子所畏惧的。谁说鲁国的三家，可以与圣人相提并论呢！

译秋，螽虫为害。初次按亩征税。冬，蝝虫滋生。饥荒【十五】

先王致力于农业，即使害虫微小也必定尽力清除，如果危害农业，田间的防护设施尚且要去除，何况是螽虫和螟虫呢？《诗经》说：“除去螟虫和螣虫，以及蟊虫和贼虫，不要伤害我田里的幼苗。田祖神灵有灵，拿着它们投入烈火。”这就是能够留下遗穗和滞穗的原因。秋天有螽虫，冬天又有蝝虫滋生，说明螽虫留下了后代，危害农业的害虫没有完全清除，适宜以饥荒上报。水灾、旱灾、螽虫、螟虫，都是天灾。水灾和旱灾不是人力所能消除的，但先王仍有祈雨、祭神、减膳、撤乐等礼仪，凡是能够尽到人力之处，无不尽力，对上以体现敬畏上天的实质，对下以显示忧虑百姓的诚意，因此如此。如果是螽虫和螟虫，则可以用人力去除。可以用人力去除却不知道尽力，导致年成饥荒、用度不足，却又加重赋税来困顿百姓，这哪里还体现得上天敬畏和忧虑百姓呢？这就是《春秋》详尽其辞的原因。

楚子旅去世【十八】吴子乘去世【襄公十二年】

先儒认为吴、楚的葬礼，僭越而不合典制，所以《春秋》断绝而不详尽记载，其实并非如此。楚国的僭越，在于国君称王，臣下称王子，《春秋》只记载其本来的爵位，国君称子，臣下称公子，至于葬礼，为何唯独断绝不记呢？况且莒国未曾僭越，也只记载去世而不记载葬礼，由此可知凡是记载葬礼的，是鲁国曾经会盟过的国家。小国或者偏远，玉帛使者不能按时往来，因而省略而不相会，所以经文无从记载。那么楚康王的葬礼，襄公亲自参加了会盟，却不记载，为什么呢？参加葬礼不是国君的事务。襄公本来朝见楚国，自然不能以葬礼来记载。成公

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会同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曹国的公子首，与齐侯在鞌地交战，齐军大败【二】公孙婴齐出使晋国，仲孙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侵犯宋国【六】季孙行父出使晋国【六】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率领军队讨伐莒国【昭公十年】叔孙婼出使晋国【昭公十年】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讨伐邾国【哀公二年】

《王制》规定：天子有六卿，诸侯国减半。大国都由天子任命，次国任命其中两位，小国任命其中一位，其余的都由国君任命。鲁国对于周王室，属于次国【臧孙许说：“卫国在鲁国看来，不能算作次国。鲁卫是一样的。”大概当时是以强弱来区分大小】应当有两位命卿，而现在四位卿同时出现，为什么呢？春秋时代，诸侯放纵，不再遵循先王的法度，鲁、宋、晋、郑都设置了六卿【鲁文公时，臧孙辰、公子遂、公孙敖、叔孙得臣、季孙行父、叔彭生同时出现】宋国又有两位司寇、两位宰，晋国又有散位跟随卿的【士縠、赵穿、郤缺初被任命之类】后来设立六军，连同旧有的将佐，共有十二位卿了。又有太师、太傅，也是孤卿，像阳处父、贾季这类，都不由天子任命。圣人根据事实记载，是为了诛责他们的僭越。叔孙穆子说：“诸侯有卿没有军，伯、子、男有大夫没有卿。”而《公羊传》说曹国没有大夫，《左传》也说莒挐不是卿，又说三个叛人是贱人，都是说小国不能有命卿。然而《王制》：小国有两位卿，由国君任命。又说：小国的卿有上、中、下。现在考察经文，曹、郑、邾、莒、吴、楚，固然是伯、子、男的国家，他们的卿出现在经文中不止一个，难道也是僭越先王的法度而自行任命吗？还是周王室分封爵位的制度不存在，后世无从考证呢？然而周朝的治理，当时天子虽然有六卿，但冡宰实际上总领国家治理，像周公、召公这类；后来有时专门委托政事给一位卿，像郑国、虢国这类。诸侯也让上卿执政，像晋国中军、宋国右师这类；后来有时专门委托政事给一位卿，像郑国子产、宋国子罕这类。既然专掌政事，那么国家的好坏独自承担责任，所以鲁文公废除六关、实行逆祀，孔子唯独归罪于臧文仲。至于军队统帅也是如此。大司马说：“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两军，小国一军。”他们的将领都是命卿。解说者认为卿应当统领一军，那么鞌之战，鲁国四位卿都统军，鲁国难道有四军吗？襄公开始设立三军，到昭公废除其中一军，在鞌之战时，还没有三军，怎么会有四军呢？昭公讨伐莒国、哀公讨伐邾国，都是三位卿统军，当时已经废除了中军，怎么会有三军呢？由此可知卿统领一军，未必如此。然而自从晋文公以来，以军行将佐为卿。景公设立六军，救援郑国的战役【成公元年】十二位卿都在，而经文只记载栾书；讨伐秦国的战役【襄公十四年】六位卿都出征而经文只记载荀偃，则知道，虽然人数虽多，但中军实际上专掌军政。晋国主持夏季盟会，军政尤其严肃，所以能够威震诸侯，没有敢抗拒的。鲁国政令不纲纪，元帅不确立，所以最终衰弱而不能自我振兴。

建立武宫【六】建立〇宫【定公元年】从祀先公【八】桓宫僖宫发生火灾【哀公三年】武〇记载建立，说明已经毁坏而又重新建立；桓宫僖宫不记载建立而记载火灾，说明未曾毁坏。那么鲁君虽然无道，难道祭祀九代祖先吗？大概自从庄公以来，三桓专权，直到春秋结束，由此可知桓庙没有毁坏，是由于诸臣的私爱。鲁国人认为僖公是圣贤，把他排在闵公之上，由此可知僖庙没有毁坏，是由于诸臣的私敬。君子对于君亲

译对于祖先，喜爱他们、尊敬他们，必须以礼为根本，然后才能成就尊亲的名声；对于宗庙，保留它或毁弃它，必须合乎礼制，然后才能尽忠孝的道义。如今武公、炀公的庙已经毁弃却又重新建立，桓公、僖公的庙应当毁弃却没有迁出，僖公的位次应在闵公之下却置于其上，致使国家受到淫祀的讥讽，亲属受到越礼的享祭，这哪里能算是爱与敬呢？配享先公，已经可疑于不合正礼了，而且也是出于阳虎的私意。那么，宗庙是国家的大典，而众臣却都凭私意行事，由此可知鲁君侍奉其祖先的情况了。《传》说：“天子制定公、侯、伯、子、男的等级是有节制的，节制中没有比僭越更差的，僭越中没有比祭祀更僭越的。”鲁国祭祀九座宗庙，而天子不去征讨，诸侯不认为这是错的，那么三家使用雍彻之礼，季氏使用八佾之舞，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译宋公派公孙寿来送聘礼。卫国人来送陪嫁女子。伯姬嫁到宋国。季孙行父到宋国送新娘。晋国人来送陪嫁女子。齐国人来送陪嫁女子。古时候诸侯有罪，方伯向天子请示后才能惩治，罪行大的就诛杀讨伐，罪行小的就废黜削地，所以王室的威权能行于诸侯国，而四方没有轻侮。世道衰微，王道不兴，霸主失职，所讨伐惩治的，不再公正，被大国武力胁迫的，表面上顺从而内心并不真诚信服。所以《春秋》记载诸侯互相拘捕，只称“人”罢了。唯独曹伯有背叛国家、国人杀死世子而让他自立的罪行，晋厉公顺应众意想要讨伐，会合诸侯拘捕了他，并且把他送回京师，又从京师释放了他，这多么符合霸主的职责啊？因此唯独称“侯”来拘捕他。《春秋》对贤者要求详细，而对普通人宽容。晋文公的霸业，特别在于他的权诈，未曾进而授予他霸主的地位。晋厉公不像君主，却唯独允许他以霸主身份讨伐，由此可知圣人与普通人，各自根据他们的才能而厚待。孟子认为齐宣王爱牛的心足以称王，也是因为这个道理。然而齐、晋的先祖，都已经有了天子的任命，而齐桓公、晋文公又重申接受了任命，他们做霸主本来适宜。齐桓公死后齐国不再复兴，唯独晋国凭借强大传了几代，还是霸主之国。晋文公的子孙，不是受命为霸主的人，而《春秋》也允许他们以霸主身份讨伐，为什么呢？回答说：“卫国康叔开始受封，也接受了州监的命令，《尚书》中的《梓材》就是证明。到了宣公失道，诗人责备他不能修习方伯连帅的职责，何况晋国强大，如果能率领正义而行，以继承其世业，圣人为什么不允许呢？”那么韩不信拘捕宋国的仲防，就无异于诸侯互相拘捕，为什么呢？回答说：“仲防被拘捕，是因为不接受修筑成周的劳役。晋国大夫以方伯的命令，承担勤王的事务，而宋国独自不服从，不凭借君主的命令向天子请示，却擅自拘捕其老臣，两者都有罪。《春秋》称晋国大夫为‘人’，是为了贬斥其专断；记载地点在京师，是为了表明这是王事。这都是为了保存天下的大义，所以说：‘不是圣人谁能修明呢？’”

鲁公在沙随会见晋侯等，不见鲁公。鲁公从会盟之地回来。晋国人拘捕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邱。鲁公会见刘子、晋侯等，在平邱结盟，鲁公不参与结盟。晋国人拘捕季孙意如带回去。鲁公从防地回来。

《春秋》有为鲁国避讳的原则，也有直言不讳而不隐瞒的情况，学者对此感到疑惑。有人说对外国的大恶、本国的小恶就避讳，又说过错太严重无法掩盖，就直言不讳而不隐瞒。总之这都不对。《春秋》确立一王的法度，树立万世的公论，难道故意偏袒内国而忽略外国吗？圣人对于鲁国，是父母之邦，有君亲之道。贤臣行善就归功于君主，孝子不宣扬父亲的恶行，这是用来教导天下人做忠孝的。因此鲁国不善的行为涉及外国，就避讳；不涉及外国的，就不避讳。丹楹、刻桷、防昏、逆祀，这类事情，是不涉及外国的。奔逃而称“孙”，被杀而称“薨”，被侵伐而系于鄙地，杀大夫而名曰“刺”，这类事情，是涉及外国的。之所以说避讳国恶是礼，是因为以尊尊、亲亲为政。现在沙随之会，晋侯不见鲁公而拘捕其卿；平邱之会，晋侯不让鲁公结盟而拘捕其卿，国家的耻辱太大了，涉及外国的情况太多了，而《春秋》不避讳，从形势看，晋国控制鲁国的命运，连臣仆都不如，众人认为是耻辱；从道义看，晋国使用谗言邪恶，断绝兄弟之好，鲁国虽然一时受屈，但必定在万世伸张，君子认为是荣耀。《春秋》辨别荣辱的界限，就在这里，这本来不是浅薄智慧所能达到的。那么为什么还要避讳呢？

楚子、郑伯讨伐宋国。宋国鱼石重新进入彭城。晋国栾盈重新进入曲沃。

鱼石进入，是楚子接纳他；栾盈进入，是齐侯接纳他。而都不说“纳”，为什么呢？鱼石借助大国的民力，讨伐夺取其地；栾盈率领故邑的甲士，白天进入都城。这都是想要灭亡其国家的人。诸侯接纳罪人，不合道义，然而未必想要灭亡其国家；人臣借外力进入，不顺从，然而未必想要灭亡其国家。现在这两个人进入，实在有灭亡宗国的心，如果只说“纳”罢了，那么他们的罪过就不明显，所以用“复入”来记载。楚子显讨伐而夺取彭城，齐侯潜载而安置于曲沃，所以用不同的辞藻。《春秋》明辨善恶的实质，舍弃其表象而论其内心，所以天下不可以是非混淆。从表象看，这两个人进入，是他国接纳他们；从内心考察，首倡戎狄称乱，实际上是他们在做。因此不以外国接纳为文，而以“复入”正其罪，这就是乱臣贼子恐惧的原因。

宋国鱼石重新进入彭城。仲孙蔑会同晋国栾黡、宋国华元、卫国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攻宋国彭城。仲孙蔑会见晋国荀防、齐国崔杼、宋国华元、

译卫国孙林父、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在戚地会合，于是修筑虎牢的城墙【襄公二年】；戍守郑国的虎牢【襄公十年】

译鱼石进入彭城时，彭城尚未脱离宋国，所以《春秋》不称其为宋地。后来楚国夺取彭城封给鱼石，彭城就不再属于宋国了，但《春秋》仍称其为“宋彭城”，这是为了表明不承认楚国对它的占有，并且不让叛乱者得以占据这块土地。诸侯军队驻守虎牢时，虎牢已经脱离郑国，所以《春秋》不称其为郑地。后来郑人请求臣服，虎牢又归郑国所有。郑国再次顺从楚国，虎牢按理不应再归属郑国，但《春秋》称其为“郑虎牢”，这是为了表明最终将虎牢归于郑国，并且不让外族势力介入中原事务。楚国夺取宋国土地来封赏叛臣，这是中原各国应当排斥的，所以彭城从未真正脱离宋国；郑国因军事威胁而顺从楚国，这是中原各国应当援助的，所以虎牢最终归于郑国。晋悼公尊崇周王室而讨伐叛乱，援助中原各国而赦免被迫顺从者，其行为符合道义而不贪图利益，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也不能超过他。晋国之所以能恢复霸业，郑国之所以最终臣服于晋国，而楚国之所以不能与晋国争锋，都是有原因的。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从，就修明文德来招致他们；既然来了，就使他们安定下来。”郑国人之所以屡次背叛晋国，是因为晋国与楚国争夺霸权而虐待他们的缘故。南蒯凭借费邑叛乱，季孙命令会见费邑人，并逮捕了他们。冶区夫说：“如果给寒冷的人衣服穿，给饥饿的人食物吃，费邑人就会像回家一样归顺，南氏就灭亡了。如果用威势和愤怒对待他们，费邑人就没有归顺的对象，不归顺南氏，又能归顺谁呢？”戍守虎牢的次年，晋国举行了亳北之盟和萧鱼之会，诸侯喜悦地顺从而后楚国最终臣服，确实证明了德行可以招致远方的人。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通训》卷六 宋·张大亨撰·襄公

鲁襄公在防地会见单子、晋侯等，己未日，在鸡泽结盟。陈侯派袁侨来到防地。戊寅日，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以及陈国的袁侨结盟【三】鲁襄公在溴梁会见晋侯等。戊寅日，大夫们结盟【十六】叔孙豹在宋国会见晋国的赵武等。辛巳日，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二十七】

鸡泽的会见，诸侯已经结盟，而陈国的袁侨才到，晋悼公又派大夫与他结盟，所以称叔孙豹以及诸侯的大夫，这是大夫秉承君命行事。溴梁的会见，齐国的高厚不服从，晋平公与诸侯都在场却没有结盟，荀偃派诸侯的大夫结盟，所以略称大夫而不称名字，这是大夫专断行事。宋国的会见，与溴梁相比，君主没有出面，与鸡泽相比，君主没有命令，所以记载诸侯的大夫而贬低叔孙豹的家族。这三种情况，是为了端正君臣的名分，阐明治乱的根本，也是为了彰显晋悼公的霸业和晋平公的衰弱。然而在宋国的会见，赵武以平息战争、休养生息为心，这是盛德的举动。当时，虽然晋国主持中原盟会，实际上没有文公、悼公那样的霸德，执政者联合诸侯的臣子来完成这一功业，使天下百姓十年没有战争灾祸，圣人是赞许的。于是记载诸侯的大夫以示有功，贬低叔孙豹的家族以表明专断，举出一件事而善恶都具备，赏罚得以施行。孔子说：“没有动用武力，这是管仲的功劳。”孟子又说：“你怎么曾把我比作管仲？”圣人在用人和废黜、抑制方面，道义大概就是这样。

叔孙豹、鄫国世子巫前往晋国【五】鲁襄公在戚地会见晋侯等。吴国人、鄫国人【五】莒国人会见鄫国【六】

鲁侯请求将鄫国附属给晋国，这是想要让鄫国成为附庸。附庸，是天子用来陪衬有功诸侯的封地。鲁国没有功劳，不应该得到；晋国不是天子，不应该命令。然而鄫国因为莒国的祸患，将依靠外力来保存国家，却不知道依附大国，上不能像太王躲避狄人那样，下不能像纪季依附齐国那样，自身受辱、国家卑微而不能挽救危亡，这就是《春秋》之所以详尽措辞的原因。巫是鄫国世子，那么已经在王室宣誓了，应当以皮帛继任子男之位，不应当与鲁国卿大夫同列。现在因为他属于鲁国，所以他的国君与鲁国卿大夫同列，他的世子排在鲁国卿大夫之下，他的大夫排在吴国人之下。然而鄫国虽然是诸夏，但不是完整的国家；吴国虽然是夷狄，但知道仰慕道义【辞令不避讳鸡泽，听从诸侯的好意】，这就是《春秋》之所以升降黜陟的原因。

十二月，季孙行父去世【五】冬天，季孙宿前往晋国【六】八月，仲孙蔑去世【十九】正月，仲孙速会见莒国人，在向地结盟【二十】八月，仲孙速去世【二十三】春天，仲孙羯率领军队侵犯齐国【二十四】

古代臣子有大丧，君主三年不呼唤他出门。自己或者停灵或者安葬，或者在卒哭之后才去侍奉君主。如果迫于战争之事，不得已，那么在练祭之后才去。君子还认为这不符合人心，所以在上位者重视不剥夺人的亲情，而在下位者也不剥夺亲情，这是忠孝并行的道理。现在这三个臣子，都没有经过练祭就参与政事，又都代替父亲担任卿职，不是迫于时君的命令，也不是都有战争之事，却安然接受，这就是所谓因私利而违背丧礼的人，这就是所谓世卿。然而春秋时期像这样的人很多，只列举这三个臣子，是因为他们乘君主软弱、掌握国家命脉，同时相继出现，而世人不认为这是错的，是最有害教化的。不掩盖他们的实际行为，然而却没有受到讥讽贬斥，这就叫做记录而隐晦。

鲁襄公在鄬地会见晋侯等，郑伯髡顽来到会见地点，没有见到诸侯。丙戌日，在鄵地去世【七】〇郑僖公【八】

晋国和楚国争夺陈国、郑国，僖公有归顺中原的志向，但无法战胜权臣，在路上被弑杀，而以生病为由报告给会见地点。晋悼公想要联合诸侯来救援陈国，听说郑伯死了，不能为他讨伐贼人，而接受了他的虚假报告

译郑国赴告诸侯的辞令，所以《春秋》改变措辞来显示大义【僖公四年许穆公死于军中，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死于曲棘，都没有改变措辞】说：“郑伯前往防地”，是说他有归附中原诸侯的志向；“没有见到诸侯，死在鄵地”，是说诸侯没有人能明察他的志向；弑君贼臣没有讨伐就记载为“〇”，是说诸侯从此不再纠正他死亡的性质。霸主是用来代替天子治理诸侯的，国君想要归附中原诸侯，臣子想要叛乱并弑杀他，又掩盖自己的罪恶来欺骗诸侯霸主，诸侯霸主怎么能接受这种欺骗，不能明察死去的国君的志向，破除贼臣的阴谋，那么诸侯还能依靠谁呢？想要让他们不怀二心很难了【此后齐、陈、邾、莒都怀有二心】这就是陈侯逃跑回国的原因。然而郑国的臣子为什么不承担罪责【因为记载为“〇”的缘故】回答说：《春秋》正用大义督促霸主，那么郑国的罪过就在所忽略；后来虽然杀了子驷，却称他为盗贼，那么臣子的罪责也就无法逃避了。

译鲁国设立三军，后来舍去中军。

左氏记载周朝有六军，诸侯中大国设三军，这与周代大司马官制中军队的数量相符。然而鲁国初封时，本是大国，后来逐渐削弱变小，不能等同于次等国家的行列。但《鲁颂·泮水》中说“公徒三万”，那么当时似乎也是三军。有人说是《鲁颂》多夸张之辞，所以学者不以此为依据。直到襄公才设立三军，三军都称为“作”，那么鲁国的军制在此之前只是尚未确定。昭公舍去中军，就只剩下两军了。叔孙穆子说：“诸侯有卿而无军，率领教化的卫队来辅佐元侯。”相信这话，那么鲁国岂止不能设三军，本来就不应当有军队。国家没有军队，凭什么成为国家？现在应当以《周官》、《左氏》为准。春秋时期，诸侯僭越差别，先王制定军制的法则不再存在。晋国起初以一军作为侯国，献公增加为二军，文公既设立三军，又设立三行，逐渐比拟天子。后来自己知道不对，于是减损为五军，襄公又舍去两军，而景公又设立六军，几年之后，罢去新设的上军和下军，仍然与旧军合为四军。到悼公再次称霸，然后完全遵循古制。晋国主持中原盟会，是用来承奉天子、号令诸侯的，自己却不合法度，凭什么使人信服？所以虽然成为强大的霸主，但最终不能达到王道，是有原因的。

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攻打郑国。秋七月己未日，在亳城北结盟。四月，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及前述九国攻打郑国。九月，在萧鱼会盟。

亳北之盟，先会盟而后结盟，是春秋的常例。萧鱼之会，先会盟而后会盟，为什么呢？那两次扈地的盟会，晋灵公兴起诸侯讨伐宋、齐的罪过，都因为贿赂而返回。于是郑伯认为晋国不值得交往，而接受楚国的盟约。晋国又不知道致力于德行，而只以力争。五十年间，晋楚争夺郑国，天天交战，百姓因此困苦。悼公即位后，开始任用荀防、赵武、魏绛等贤人，谋划使百姓休养生息的办法，勤勉施恩而节制用度，实行一年，晋国因此恢复霸业。所以亳北之盟，救灾患，防祸乱，同好恶，奖助王室，有葵邱之盟的遗风。这时郑国将要臣服，但尚未成功。等到萧鱼之会，接纳斥逐之人，禁止侵掠，赦免郑国的囚犯，以礼相待并送他们回去，告知诸侯，诸侯都听从，郑国于是最终臣服，而楚国就不能再与之争夺，所以《春秋》推崇它。孟子说：“以武力使人服从的，不是真心服从，是因为力量不足；以德行使人服从的，是内心喜悦而真诚服从。”灵公失道，诸侯背叛他，经过五十年才安定。悼公修德，实行一年而强敌臣服。由此看来，霸业成败的效果，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正月，季孙宿、叔老会同晋国士匄、齐人、宋人、卫人、郑国公孙虿、曹人等，在向来会盟吴国。四月，叔孙豹会同晋国荀偃、齐人、宋人、卫国北宫括、郑国公孙虿、曹人等，攻打秦国。冬天，季孙宿会同晋国士匄、宋国华阅、卫国孙林父、郑国公孙虿、莒人、邾人在戚地会盟。诸侯的大夫一年内进行这三次会盟，各国各一人参与三次会盟吗？回答说：“根据传文考察，似乎是一人参与三次；根据经文考察，则不一定如此。”传文因为公孙虿出现三次，去向之会、伐秦之役，崔杼、华阅不记载，是因为懈怠；北宫括在向来不记载，在伐秦时记载，是因为代理。这只是一人遍参与这三次会盟罢了。然而崔、华再次懈怠不记载，北宫括中途代理却记载，那么华阅难道也是懈怠而最终代理吗？况且三次会盟之间，鲁、晋、卫曾经更换人选，难道这三国唯独不是一人参与三次吗？《春秋》记载先王的法则，都是天下后世治乱所系的大事。两次会盟的是非（向地为吴国谋划楚国，戚地为卫国立剽），伐秦的善恶（报复檪地的怨恨），经文已经具备了，一个人的得失对大体没有害处，圣人难道会顾惜琐碎之事吗？诸侯世子，大国在公侯之下，小国在子男之下；诸侯的卿，在世子之下；诸侯的大夫，在命卿之下。从先王以来未曾改变。世道衰微，王道昏暗而霸国强盛，班列的高低就随意升降。晋悼公兴起，想要对诸侯加礼，成就霸业，诸侯的世子、卿、大夫只以国家的大小为次序，不再遵守先王的常规。所以会向、伐秦，虽然齐、宋不是卿，仍然列在命卿之上。圣人不删改其过失，是为了惩戒其过错。悼公死后，伐许之役，宋人排列在卫国宁殖之下，由此知道只有悼公的时代是好的。卿贬称为人，固然是《春秋》的常例。然而圣人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度，难道拘泥于一定的绳约，到了不通之处，又迁就而曲为之说吗？孟子说：“推崇评论古人，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不了解其人，可以吗？所以要评论他的时代。”这是学者应当深入考察的。

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

译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一同围攻齐国【十八】

译围攻齐国的战役，晋国是为鲁国讨伐，而《春秋》记载为“一同围攻”，这是认为诸侯都因齐国不义吗？那么邾国、莒国也应当怨恨鲁国了。认为是诸侯都亲附晋国而背离齐国吗？那么滕国、薛国、小邾国既然已归属齐国，为什么还说是一同围攻呢？所谓一同围攻，就像一同结盟一样，因为大家有分歧，所以想要统一行动罢了。晋悼公起初修养德行，就能使横行霸道的楚国臣服；到了晚年德行衰微，就不能制服弱主的齐国。何况晋平公刚刚即位，未能继承先公的基业，就急于举行溴梁之盟来号令诸侯，怎么能得逞呢！《尚书》所说“商朝亿万民众离心，周朝十人同心”，大概是说统一人心的艰难。有周武王的圣明，加上文王的功德，然后孟津会师时不期而至的诸侯有八百，由此可知有德行则人们不约而同，德行不建立，那么即使以威武胁迫，以盟誓约束，也不能使人心统一。孟子说：“人心所共同认可的，叫做理、义。圣人先于我心得知这些共同认可的东西。”又说：“天下人心不服而能称王的，从来没有过。”晋国不能兴盛，是理所当然的！

晋国人抓获莒子、邾子带回去【十六】晋国人抓获卫国使者石买【十八】晋国人抓获邾子，夺取邾国田地，从漷水【十九】

传文说：“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是霸主，霸主必须是大国；凭借德行施行仁义的是王者，王者不依赖大国。”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就是所说的大国。桓公抓获郑詹、陈辕涛涂，文公抓获曹伯、卫侯，就是所说的凭借武力假借仁义。在这两位君主在世时，诸侯服从；他们死后叛乱者兴起，不是因为内心真诚信服。楚武王在盂地会盟，抓获宋公；灵王在申地会盟，抓获徐子，又是依仗武力而不仁，诸侯随即叛乱是理所当然的！晋悼公起初，修养德行以求霸业，十五年间，南面使吴、楚臣服，北面获得陈、郑、莒、宋，渐渐接近桓公、文公了。然而他还没去世，齐、卫、邾、莒已经不服从命令。平公继位，抓获他们的君主，占据他们的土地，用军队威慑，然后才勉强取胜。由此看来，凭借德行施行仁义与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不同，难道不确实吗！那么治理天下国家的人，想要长久保持政权、安抚百姓，没有谁不服从，如果不明了王道，怎么能达到呢？

齐侯环去世【十九】晋国士匄率领军队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就撤军【十九】诸侯的会盟，同姓在宗庙内吊唁，异姓在宗庙外吊唁，而且有吊唁、赠送衣衾、赠马等礼节，这是用来防止祸灾，增进和睦，是先王的典章制度。春秋时代，因为会盟而施加兵力的很多【僖公十八年宋伐齐，宣公四年、成公七年楚伐郑，襄公二年晋侵郑，哀公十年晋侵齐】严重的甚至灭掉他们的国家【昭公八年楚灭陈，十一年灭蔡】楚国不值得说，而晋国主持中原会盟，也这样做。当时的君臣，没有谁顾念先王的典章制度，只有士匄知道，没有完成军事行动就撤军，所以《春秋》用正当的辞藻记载，大概是赞许他。士匄没有请示国君，不算专断，因为将领接受军队指挥权而不接受具体命令，使者接受使命而不接受具体言辞，如果可以使国家安定、有利于社稷，那么在境外专断是可以的，何况使齐君符合礼节，其安定且有利，意义重大。

蔡国杀其大夫公子爕，蔡公子履出逃到楚国【二十】

君子谋划国事，必须审察自己的力量，观察形势，揣度时机，这三者可行，然后衡量道义。道义虽然可以做，而这三者不可行，君子不轻举妄动。蔡国侍奉楚国，将近百年了，楚国不与中原诸侯交战，才十年而已。这两个人看到楚国稍微屈从于晋国，就想伸雪百年的耻辱，改而从晋国，这就是所说的道义虽然可以做，而这三者不可行。所以爕的死，履的出逃，众人怜悯他们志向未能实现，而君子谴责他们谋划不善。楚国已经怨恨他们，而晋国不能救援，最终导致国家灭亡，可悲啊！

邾国庶其带着漆、闾邱来投奔【二十一】莒国牟夷带着牟娄及防、兹来投奔【昭公五年】黒肱带着滥地来投奔【三十一】

周文王的法令说：“有逃亡者要大规模搜查”，意思是逃亡者应当大规模搜查并驱逐，这是用来成就周朝的原因。楚文王的法令说：“隐藏盗贼所获财物的人，与盗贼同罪”，意思是隐藏盗贼所得，与之同罪，这是用来封赏汝地的原因。三位大臣窃取城邑背叛君主而投奔鲁国，鲁国的道义应当拒绝而不接受。现在贪图这不义之地，庇护这不忠之臣，触犯邻国所忌讳的，违背天下所厌恶的，谁愿意与他们交往？那么鲁国的削弱是理所当然的。晋国赵武惩治齐国乌余的罪行，而诸侯和睦；鲁国接纳三个叛臣，而季氏作乱、阳虎为贼，能不引以为戒吗！

晋国栾盈出逃到楚国【二十一】鲁公在商任会见晋侯、齐侯等【二十一】鲁公在沙随会见晋侯、齐侯等【二十二】晋国栾盈返回晋国，进入曲沃【二十三】晋国人杀死栾盈【二十三】

孔子说：“人如果不仁，厌恶他太过分，就会引发动乱。”栾盈的罪过没有波及国家，而范氏的愤怒本出于私怨，以至于动员诸侯，举行盟会来禁锢他。栾盈得民心，而在外不被诸侯容纳，在内不能回国邑，逆乱的谋划从此产生，大概是厌恶太过分的过错。所以君子认为栾氏的恶行成于两次盟会的禁锢，盟会直到亡国，是由于晋国人做事不顺、施恩不恕，这是《春秋》用尽辞藻的原因。自古掌握国家的人，依仗权势作威，倚靠法律削夺，很少不遮蔽这一点的。如汉王允不赦免郭汜，唐

译卢〇不容纳黄巢，其祸患的根源，竟然导致天下动荡不安而无法挽救，这难道不值得谨慎吗！

译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追舒。古代作为见面礼的物品，卿拿着小羊，大夫拿着大雁，是希望他们合群而不结党。公子追舒与观起关系亲密，就不同于此了。凭借楚国的力量，除去一个大夫的宠臣，难道还难吗？然而楚康王起初为他哭泣，替别人的儿子谋划他的父亲；最终却杀了他，并在四境车裂他的党羽，这是因为威权在上层丧失了，刑罚诛杀不足以驾驭下属的缘故。如果威权已经确立，那么责备呵斥足以挫败奸臣的锋芒；等到威权丧失，那么刀锯不足以穷尽奸臣的罪过。那怨恨毒害所聚集，终于在楚灵王时代爆发。楚国没有灭亡，是侥幸罢了。后来的人，应当以此为鉴戒！

晋国的栾盈重新进入晋国，进入曲沃。郑国的良霄从许国进入郑国。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从陈国进入宋国南里以叛乱。《春秋》记载人君从外面进入拥有他的国家，就说“进入某国”；没有得到他的国家而居住在他的国境之内，就说“进入某地”。现在这几个人，是人臣，从外面进入而想要夺取他的国家，所以也用进入国家来说。栾盈失败后再次防守曲沃以对抗内部，华亥、向宁就在他们都城的里巷跟随外部势力，所以栾盈不说叛乱，而华亥、向宁不再说进入。鱼石、栾盈、良霄，他们的罪行是一样的。然而良霄已经进入国家而盗取库中的铠甲来作乱，这两个人还没有进入就已经凭借兵力图谋他的国家，所以这两个人独自蒙受重新进入的恶名。《春秋》的写作，本来就以乱臣贼子为忧虑。同样是贼乱，但情情有深浅，罪有大小，圣人每每仔细考察，然后人们不能以虚妄欺骗来迷惑了。

晋国人杀了栾盈。郑国人杀了良霄。

这两个人在他们国家被杀，不称大夫，似乎是被他国诛杀，为什么呢？解说的人说：“既然出奔失去职位，从外面进入，就不再是晋国、郑国的卿了。”如果卿违背命令，就跟随大夫的职位，何况因为罪过出来，那就又降低而更加卑微，卑微就不与《春秋》相通。他们再次出现的，都是返回国家而恢复他们的职位的。这两个人不是卿，那么他们的死似乎不应当记载，而《春秋》记载了，为什么呢？大概《春秋》对于篡弑祸逆的人，或者剥夺他们的爵位，或者贬黜他们的世族，断绝他们与民众的关系，陈佗、州吁、无知之类就是这样。这两个人进入，盗取兵力来讨伐国家，灭绝众人来危害国君，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祸心已经发动，所以圣人推究本意而确定诛杀，与曾经篡逆的人同样施加这种文辞。传文说：“对于君主和父亲没有篡弑的意图，有意图就诛杀，何况已经实行的呢？”

卫国的宁喜杀了他的国君剽。晋国人拘捕了卫国的宁喜。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宁喜。

《春秋》的道义，君父是一条道，臣子是一个理。做天下的君父，天下都是臣子；做一国的君父，一国都是臣子；做一家的君父，一家都是臣子。大小虽然不同，但道理是一致的。衎既然做了卫国的国君，那么宁殖就是衎的臣子；宁殖既然驱逐衎而立剽，那么剽就是宁殖的君父。宁殖的君父，也就是宁喜的君父。宁殖的后悔，是因为驱逐衎不符合臣子的道义，只知道驱逐衎不符合臣子的道义，不知道自己也同样是剽的臣子。宁喜的跟随父亲，是因为背离宁殖是违背君父的命令，只知道背离宁殖是违背君父的命令，不知道剽也是自己的君父。大臣，是国家体制的根本，怎么能不明白《春秋》的道义呢？不明白《春秋》的道义，就不知道君臣父子的道理；不知道君臣父子的道理，那么怎么体现国家体制呢？现在宁殖和宁喜顺从一己的私欲，而忘记天下的常道，以至于达到大恶而不自知，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鲁昭公在楚国。鲁昭公在干侯。

《春秋》以内为中国而以外为夷狄，以内为自己国家而以外为他国。鲁昭公在楚国，不因为他是夷狄而疏远他；鲁昭公在干侯，不因为他是他国而疏远他。以前鲁昭公到他国超过一年的很多，居住在郓、驻扎在干侯超过一年的也很多，到现在才开始记载他的所在，从中国来说，他国不是外部，所以以前到他国、居住在郓、驻扎在干侯，虽然超过一年不记载，因为这是中国的道；从自己国家来说，郓是内部，干侯是外部。郓溃散了，鲁昭公不再居住在国都之中了，所以在干侯超过一年就记载，因为这是自己国家的道。起初季氏虽然叛乱，有郓让鲁昭公居住，还没有失去国家；现在郓又叛乱，而鲁昭公越过国境在晋国的野外，是失去国家的人了。既然失去国家了，而圣人却凭借正月来保存他，是不让鲁昭公灭亡。不让鲁昭公灭亡，是不赞成季氏驱逐鲁昭公。这是尊崇君主抑制臣下、鼓励忠诚阻止叛乱的方法。

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去世。叔弓到宋国，安葬宋共伯。

国家的女子嫁为国君的夫人，她的归宁、休弃、去世、安葬，本来就有先王的常典。不因为喜爱而加厚，不因为疏远而减薄，使施予者没有德色的表情，接受者没有惭愧的言辞，然后才称为礼。现在宋共伯的去世，从父母国家来说，是值得怜悯的；从夫家国家来说，是值得推崇的。值得怜悯的，防止过度表达哀伤是可以的；值得推崇的，国家记载她的善行是可以的。又怎么能超越礼制顺从私情，亵渎先王的常典呢？那么喜爱她，恰恰是拖累她了。

昭公

楚灵王麇去世

译楚国的公子比出逃到晋国

译这是弑君，却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向诸侯报丧，《春秋》也顺从这种虚假的说法而记载，为什么呢？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虽然违背礼制，但毕竟还是基于君臣父子的名分。麇不能成为公子围的君主，就像公子围不能做麇的臣子一样，国人知道这一点，大臣知道这一点，邻国也知道这一点，只有麇自己不知道，这难道仅仅是辨别得不够早吗！所以楚国杀麇，不是按照君臣的名分来杀的【就像强盗杀人不能称为弑君】。那么这样做难道不是有利于乱臣贼子吗？回答说：“麇不是被弑杀的，公子围也不是通过弑君而继位的，断绝了君臣之间的道义，这是不让公子围把麇当作君主。既然臣子不能把他的君主当作君主，那么他的罪过本来就不容赦免了。”

取郓【元】取鄫【四】取阚【三十二】

夺取城邑而不冠以国名的，是鲁国原有的城邑【成公十六年公住在郓，襄公四年鲁国收复鄫，二十五年叔孙前往阚】后来被其他国家占有，现在重新夺回，所以不另外冠以国名。《诗经》说：“居住在常地和许地，恢复周公的疆土。”

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在申地会盟。秋，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讨伐吴国【四】

中原诸侯之所以称为中原，是因为他们遵循理和义。理和义，是人心所共同认可的，大概不需要驱赶就会顺从。舍弃中原而追随荆楚，难道是人心所愿意的吗？不过是迫不得已罢了。申地的会盟，楚灵王不修养德行而要求诸侯服从，诸侯畏惧楚国的强大，遵守宋国的盟约而跟随他，然而还是不能招致鲁、卫、曹、邾。到了讨伐吴国的战役，中原诸侯都离开了，跟随的只有楚国的附属国，人心的向背，可以清楚地知道了。中原诸侯不强大，然后荆楚才能肆意实现其志向。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如果知道在理义上自我加强以巩固人心，还担忧别人不跟随自己吗！

春，陈侯的弟弟招杀陈世子偃师【八】夏，陈侯溺去世【八】楚人抓住陈国的使者于徵师并杀了他【八】陈公子防出逃到郑国【八】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公子过【八】冬，楚军灭陈，抓住陈公子招，把他流放到越国【八】杀陈孔奂【八】〇陈哀公【八】

楚观从接纳公子比，而灵王自缢，《春秋》称比弑杀了他的君主【昭公十三年】陈侯的弟弟招拥立公子留，而哀公自缢，《春秋》不称留弑君，为什么呢？比的继位，是没有君主的，灵王即使不自缢，也不能与比共存，所以灵王的死是由比造成的。招拥立留，是因为君主被废黜，而且君主有遗命，哀公即使不自缢，也不能治理国家，所以哀公的死不是由防造成的。君臣之间，生死之际，善恶的嫌疑，赏罚的区别，关系重大啊！圣人用来端正名分而穷尽言辞的原因就在这里。

齐髙偃率领军队接纳北燕伯于阳【十二】晋赵鞅率领军队接纳卫世子蒯瞆于戚【哀公二年】

郑伯进入栎【桓公五年】卫侯进入夷仪【襄公二十五年】他们的国家已有君主，自己又没有军队，也没有大国、霸主的帮助，所以只得到一个城邑而居住。现在北燕伯借助大国的威势，蒯瞆借助霸主的权力，大夫率领军队却不能把他们接纳回他们的国家，为什么呢？燕伯想用宠臣离间大臣，蒯瞆想让家臣害死他的母亲，这是两位君主的罪过。然而燕国大臣专权夺禄而驱逐他们的君主，卫侯辄占据君位而抗拒他的父亲，违背君臣父子之道，这本来就可以依理诛杀而依义讨伐。凭借鲁国季孙的强大，却畏惧荀跞的责问；凭借曹负刍的残暴，却惧怕子臧的离去。假如齐晋的大夫捆绑两位君主并用军队威胁，说：“你们为什么驱逐你们的君主？你们为什么抗拒你们的父亲？”那么燕卫的乱臣贼子将忙得连死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不能把他们接纳回他们的国家的情况呢？所以《春秋》唯独在这两件事上称大夫率领军队来接纳他们，是用来端正他们的罪过的。

叔弓率领军队包围费【十三】齐人来归还郓、讙、〇、隂田【定公十年】

庶其、牟夷、黒肱三个叛臣带着土地来投奔，虽然地位低微，也记载他们的名字。南蒯、阳虎两个叛臣带着土地投奔齐国，地位低微而不记载，为什么呢？三个叛人，是国家的臣子，窃取国家的城邑来投奔，来了而我们接受他们，终究是不义的，所以记载他们的名字，用来传播他们的恶行。两个叛臣，是家族的臣子，窃取家族的城邑而出逃，出逃而国外不接受，没有完成他们的恶行。后来费背叛南氏，讙不帮助阳虎，祁葵驱逐南蒯而收复费，齐人抓住阳虎而归还讙，这是内部没有失去土地的耻辱，外部没有接纳叛臣的嫌疑，所以不记载他们的名字，用来平息他们的动乱。圣人对人，给予、剥夺、抑制、〇无所不慎重，惩恶劝善，归于恰当罢了。

楚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在干谿弑杀他的君主防【十三】齐阳生进入齐国【二】陈乞弑杀他的君主荼【哀公六年】

《春秋》记载弑杀君主的贼人，虽然那个人不是亲自做的，必定以祸患从哪里发生为主，用来诛杀他的意图。观从召来子比而灵王死，陈乞召来阳生而孺子荼死。陈乞蒙受弑君的恶名，而观从却把罪责推给比，为什么呢？观从是陪臣，能挑起祸患而不能安定他所拥立的人；比凭借众人拥立而不顾念他的君主，这是比弑杀了他。陈乞是大臣，齐国已有君主却又向外寻求阳生，阳生虽然进入却不能自己安定他的地位，陈乞凭借强力拥立他而不顾念他的君主，这是陈乞弑杀了他。

译虽然召比回国，但公子有三条罪状，召比自己无法自立，是可以的；请求召阳生回国，本来就是要让他做国君，阳生做了国君，那么孺子荼又该安置在哪里呢？所以《春秋》辨别嫌疑、明示防范，不因为行为表象相似就给予相同的谴责，如果不是天下最公正的人，谁能做到这样？

译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十三】

只有得到天子的命令，才能治理国家；只有得到父亲的命令，才能继承世系，这是古代的制度。陈国、蔡国被楚灵王所灭，晋平王不凭借天子的命令就擅自封立他们，《春秋》也承认他们的爵位，为什么呢？陈招杀害嫡子，蔡般弑杀父亲，考察先王的制度，履行天吏职责的人，应当将他们治罪。楚灵王怀着恶意进行讨伐，不是天吏；将两国设为县邑，不符合王制。所以如果有王者兴起，那么这两国即使有罪，它们的灭亡也是可以复兴的，它们的断绝也是可以继承的。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天下诸侯有互相灭亡的情况，有力能振兴并扶起它们的，圣人会参与其中，晋平王就是这样的人。什么叫参与？实际上是参与而文辞上不参与。因为实际上参与，所以两国得以凭借爵位回归；回归，是保存其国家的意义。因为文辞上不参与，所以两位诸侯以名字书写；名字，是不等待天子命令的意思。孔子说：“复兴灭亡的国家，继承断绝的世系，天下的百姓就会归心。”如果晋平王充实地怀着这种心意施加于他们，那么朝会诸侯、统一天下，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

叔鞅前往京师〇景王时期，王室发生动乱【二十二】刘子、单子带着王子猛居住在皇【二十二】刘子、单子带着王子猛进入王城【二十二】天王进入成周【二十六】

有人说：“京师”，有人说：“王室”，有人说：“王城”，有人说：“成周”，为什么呢？京师，是区别于下国（诸侯国）的称呼；王室，是区别于外朝的称呼；王城，是区别于郊甸的称呼；成周，是统临天下的称呼。从下国指向王都，就用众大来称呼；从兄弟争位，就用王室来称呼；从郊甸归来，就用王城来称呼；从进入据守正统从而统临天下，就用成周来称呼。王室动乱，是指动乱没有波及外部；进入王城，是指得到了国家而没有正式即位；直到进入成周，就正式即位了。成周就像宗周一样。因为天下的法度尊崇武王，就称为宗周；因为天下的法度成就于成王，就称为成周。王子猛虽然继位但未满一年，兄弟正在争斗而局势未定，借助晋国的力量勉强能够回国而已，未能正式即位。等到晋国接纳敬王，然后才居住在成周而统临天下。

王子猛去世【二十二】

先君去世〇未满一年，嗣子称子某，鲁国的子般、子野，陈国的公子防，蔡国的世子友就是这样。先君去世〇未满一年，嗣子称子，子去世，卫国的卫子就是这样。现在景王已经去世〇了，王子猛未满一年，应当称子，而《春秋》仍然称他的名字，为什么呢？王子猛继位后出奔，虽然有应当立为君主的道理，但未能自己安定下来。未能自己安定，就没有成为真正的君王。因为有应当立为君主的道理，所以他出奔称为居，还像天王一样；因为未成为真正的君王，所以他出奔、他去世都称名字，像王子、诸侯一样。这就是〇名分的区别。

公孙于齐，驻扎在阳州【二十五】齐侯在野井慰问鲁公【二十五】鲁公前往晋国，驻扎在干侯【二十八】鲁公从干侯回来，居住在郓【二十九】齐侯派高张来慰问鲁公【二十九】季孙意如在适历与晋国的荀跞会见，晋侯派荀跞在干侯慰问鲁公【三十一】

凡是出奔，都寄居在他国以求庇护。阳州，是齐国和鲁国的边境，鲁公离开国家而驻扎在这里，不是指地名。凡是慰问，都前往其所居之处以表达哀悼。野井，还没有到达阳州，齐国厌恶路途遥远而停止在这里，不是真正的慰问。鲁公从晋国回来而以干侯到达，知道鲁公不被晋国接纳。荀跞慰问鲁公而先在适历与季氏会见，知道他的心意不在鲁公身上。齐国，是邻国，所以这样慰问鲁公，不值得称道。晋国，是霸主国家，所以这样对待鲁国，不是救患分灾、讨乱扶衰的道理。大概在这个时候，晋国公室地位卑微，知氏、范氏、韩氏、魏氏正在争斗，又怎么会为鲁国讨伐季氏呢？《记》说：“诸侯僭越天子，大夫逼迫诸侯，陪臣胁迫大夫，这是逐渐形成的。”

宋公佐在曲棘去世【二十五】

诸侯死在国内，国境之内不记载地名，记载地名的，是有原因的。郑国的鄵、楚国的干谿就是这样。宋公在曲棘去世，也记载地名，为什么呢？宋公想要接纳鲁公，而担心没有霸主的权威、大国的威严，所以前往晋国请求，不是为了在诸侯中博取声誉，在鲁君那里求得恩德。他有顺从正道去除逆乱的心意，遏制邪恶安定动乱的志向，被正义激发而发自真诚，却在途中去世，所以《春秋》记录这件事，用来谴责齐国、晋国失掉方伯连率的职责，没有大国爱护小国的道义，而哀悼宋公有这样的志向却没有实现。孔子说：“克制自己，回归礼制，天下就会归向仁德。”这是惩戒邪恶而鼓励善行的关键。

齐侯夺取郓【二十五】鲁公包围成【二十六】鲁公与齐侯在鄟陵会见【二十六○按经文鲁公与齐侯在鄟陵会见是昭公二十六年的事，原本误作十年，现在改正】晋国士鞅云云在扈会见【二十七】

晋国在夷仪会合诸侯，夺取郓来安置卫侯，诸侯没有敢不听从的，是因为赵武正在执政的缘故。齐国包围郓，夺取来安置鲁公，又为他出兵攻打成，在鄟陵会合诸侯。晋国也在扈会合诸侯的大夫，想要接纳鲁公但最终不能战胜季氏，是因为范鞅正在执政的缘故。赵武辅佐他的国家凭借道义，范鞅辅佐他的国家凭借利益。孟子说：“如果后义而先

译利益，不夺取就不会满足。没有施行仁德却遗弃自己父母的，也没有秉持正义却怠慢自己君主的。」那么商鞅不是怠慢他的君主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叔孙婼感叹诸侯没有霸主是祸害的原因。

译定公

元年春季周王三月【元】

《春秋》记载十二位国君，即使是篡夺君位而立的，在其即位的第一年必定都加上“王正”二字，这是为了表明他们接受天子的正统，并继承这个正统来行事，这是拥有国家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邪正不同而有所差异。唯独定公没有记载正月，《左传》认为这是因为昭公没有正当的终局，所以定公没有正当的开始。那么，隐公、桓公、闵公、宣公交替之际又该如何解释呢？定公即位之初，昭公失去君位死在国外，这是没有国家的人；定公过了半年才即位，这是还没有国家的人。正月，是天子的历法颁布给各国的。昭公没有国家可以接受，定公还没有国家可以继承，所以缺而不写。如果不这样，那么隐公、闵公的终局，桓公、宣公的开始，难道不列在两位国君之下吗？那么昭公失位八年，他无国家已经很久了，却五次记载“王正月”，到这里唯独不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昭公出逃时，季氏虽然主持祭祀，但国君实际上还在，本来应当接受王正历法并实行。昭公去世而定公尚未即位，于是鲁国开始没有国君，没有国君那么凭什么承受天子的正朔呢？”

六月癸亥日，定公的灵柩从干侯回到鲁国。戊辰日，定公即位【元】

即位有两种情况：先君已经入殓，天子七天，诸侯五天，嗣子即位，这是继承丧位的即位；过了年朝拜宗庙，改换年号登上宝座，面对臣民，这是继承世位的即位。在丧位时虽然即位，但未成为正式的国君，必须过了年然后君道才正当，这是拥有天下国家的人所共同的。像昭公、定公交替之际，就有不同。昭公死在国外，过了年才入殓而嗣子即位，这是失去了在丧位时即位的礼仪；定公虽然过了年，但一定要等到入殓后才即位，这是失去了继承世位即位的礼仪。晋厉公死后，悼公从国外进入即位，他不是嗣子。辛巳日在宗庙朝拜，乙酉日在朝廷即位，虽然是五天的制度，但他是接受宗庙而非接受先君，这是变通中的正当。定公不知道这样做，所以《春秋》详细记载日期来显示他的过失。所谓“定公、哀公时期多忌讳之辞，主人习惯诵读并询问传文，却不知道自己有罪过”的，这类情况就是这样。

从祀先公【八】

《春秋》的记载，祭祀之事有时说郊祭，有时说禘祭，有时说烝祭，有时说尝祭，必定要端正它们的名称；有时说在太庙，有时说在某宫，有时说在某公，必定要指明地点。现在这里只说“从祀先公”罢了。根据《左传》考察，十月在僖公庙举行禘祭，然而不记载，是因为阳虎矫诏举行，这是反正而非其实，追求私欲而不出于公心，所以圣人略去不记。祭祀，是国家的大事；宗庙，是人伦的大纲。而乱臣贼子得以专断废立，处置升降，这可见公室被削弱，三家专权，而国家命脉受制于家臣。

宋公子地出逃到陈国【十】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十】宋公的弟弟辰和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地叛乱【十一】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投奔鲁国【十四】

弟弟以道义顺从兄长，兄长做不义之事，就应当哭泣劝谏他，这是爱戴到了极点。臣子以正道侍奉君主，君主做不道义之事，就应当反复劝谏他，这是敬重到了极点。现在辰厌恶他的兄长而挟持大臣违背他，佗、彄沉溺于私党而背叛君父跟随他，败坏兄弟君臣的道义，这是《春秋》所声讨的。然而辰和佗、彄，他们起初出逃是想要挟君主使其改过，是不得已的，所以说“暨”；后来占据城邑背叛君主，就是所谓能停止而不停止的，所以说“及”。这是《春秋》推究本心定罪的原则。

定公在夹谷会见齐侯【十】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拆毁郈邑【十二】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毁费邑【十二】定公包围成邑【十二】

孟子说：“君子居住在这个国家，他的君主任用他，就安富尊荣；他的子弟跟随他，就孝悌忠信。”又说：“虞国不用百里奚而灭亡，秦穆公任用他而称霸。”凭着鲁国的衰微，夹在强大的齐国之间，至于富强的三家，这种情况很久了，而一旦任用孔子，就能使齐人归还侵占的疆土，三家拆毁私邑，难道有其他方法吗？只是理义罢了。理义由贤者发出，人心是相同的。那些不能感化的人，是因为实行得不坚定，展示得不明白的缘故。那么治理天下国家的人，知道用理义来引导他们，还担心他们不跟随吗！

刘卷去世【四】〇刘文公【四】

《春秋》记载周王臣子的去世，尹氏则称其官职而不称名，刘卷则称名而不称爵位，为什么呢？尹氏，是周王的公宰，尊贵于诸侯而代表天子，所以生与死都不称名，就像《周书》任命君陈、伯冏就称名，任命毕公就不称名一样。刘卷，是内诸侯，虽然世代享有禄位，不能世代享有爵位，所以活着时称爵位，是看重的禄位；死了就罢了，称名是为了正名。那么内诸侯去世为什么也报丧？安葬为什么也称公？回答说：“报丧和治丧安葬，不是王臣的礼仪；安葬后称公，不符合王制的义理。圣人训诫天下后世，以法度为界限，以情理为文饰，就是这样罢了。”

定公从包围成邑回来【十二】

包围外地的城邑，就各自系于其国；自己包围的，就不系【只有昭公二十三年晋人包围郊，因为子朝在郊，所以如同包围国都】国君出境，就记载回来；在境内，就不记载，这是《春秋》的常例。现在三家的城邑多次叛乱，费、郈

译于是卿率领军队包围它，成地则鲁公再次驾车前往，消息不出国境就传到了，这是为什么呢？那三家的强大，他们的封邑本来足以与诸侯国相匹敌，不是鲁侯所能征讨的；三个封邑的家宰，他们的强大本来足以对抗主人，不是三位大夫所能征讨的。所以费、郈两地到了动用军队的地步，如同对待敌国一样；成地到了文书送达的地步，如同在境外一样。这可以看出家臣悖逆而大夫势力衰弱，都邑强盛而公室地位卑微。所谓“三桓的子孙应当防备的”，就是这类情况了。

译晋国的赵鞅进入晋阳发动叛乱【十三】；晋国的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发动叛乱【十三】；晋国的赵鞅回归晋国【十三】。

叛乱的人不再被《春秋》记载，这是断绝他们的关系。赵鞅再次被记载，是为什么呢？赵鞅坚守自己的封邑以躲避荀氏、范氏的祸难，并不是叛乱。然而，荀氏、范氏的祸难是由他引发的，他的封邑是国君授予的，如今他不自行回归国君，反而背离国家逃往封邑，倚仗封邑来树立敌对势力，这不是叛乱又是什么呢？所以《春秋》称赵鞅为叛乱，是为了惩治他的行为；没有彻底断绝他，是为了表明他的本心。赵盾、许止的弑君，赵鞅的叛乱，圣人并不厌恶他们名义上的混乱，大概是将其作为侍奉君主、修养自身的重大警戒罢了。哀公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攻蔡国【元】

《春秋》厌恶灭亡别人的国家，而赞扬那些能使灭亡的国家复兴的人。楚灵王灭亡了陈国、蔡国【昭公八年、十一年】，而楚平王使它们复兴【昭公十三年】；郑国灭亡了许国【定公六年】，而楚昭王使许国复兴。陈国、蔡国既已复兴并回归，就称其国君的名；许国既已复兴，却不称其名，是为什么呢？陈国、蔡国的被灭亡，是有罪的：杀害他们的亲人，行为如同鸟兽。依据周朝的法制，惩治他们、灭亡他们，是应当的。楚平王没有向天子请求就封立他们，两位国君没有天子的命令就接受封立，因此称其国君的名。许国的被灭亡，是无罪的：郑国趁着楚国战败而放纵其贪婪，欺凌弱小而侵犯寡少。依据周朝的法制，许国是在可以宽恕之列的。楚昭王虽然没有向天子请求就复兴许国，许男虽然没有天子的命令就接受封立，然而考察许国的道义，是不应当被灭亡的，所以不称其名。这是惩恶劝善的方法。

齐国的国夏、卫国的石曼姑率领军队围攻戚邑【三】

《春秋》记载围攻外国的城邑，就各自连属其国名，自己国内围攻则不连属。如今齐国围攻卫国的戚邑，却不连属卫国，是因为以石曼姑为主故。以石曼姑为主，那么为什么让齐国作为军事首领呢？因为石曼姑的道义是不可以围攻的。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以称为大臣吗？”孔子说：“大臣用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如今仲由和冉求，可以称为备位的大臣了。”那么他们随从君主吗？回答说：“弑杀父亲和君主，他们也不随从。”卫国辄抗拒父亲的国家以拒绝父亲，违背了正道；父亲居住在他的封邑而他去围攻，近乎弑父了。石曼姑既不能制止，却又随从，连备位的大臣都不如！不知道而去做，罪行较小；知道不可以而去做，罪行较大。石曼姑让齐国作为军事首领，不是不知道，所以《春秋》揭露他的罪恶而加以惩治。

鲁公讨伐邾国，把邾子益带来【七】；把邾子益归还给邾国【八】

诸侯及卿大夫离开国家而回归，有的说回归到某地，有的说从某地回归，有的说从某地回归，大概没有说“归”的。这里唯独说把邾子益归还给邾国，是为什么呢？鲁国入侵邾国，起初不衡量自己的力量，乘着邾国没有防备而攻克它；最终也不能保全，又畏惧吴国的讨伐而归还它。入侵不是为了讨伐罪过，归还不是为了赦免过错，有讨伐和赦免的名义而没有其实质，触犯天子的法度而激怒强国，鲁国没有灭亡是侥幸罢了。所以《春秋》改变文字以示贬斥。

齐侯阳生去世【十】；安葬齐悼公【十】

这是被弑杀，以去世和安葬的名义向诸侯报丧，《春秋》也顺从记载，不再纠正其实情，是为什么呢？悼公的即位，不是齐国人的意愿，不是众位大夫的谋划。陈乞欺骗齐国人，诬陷大夫，而胁迫立他为君。虽然杀害了孺子，诛杀了鲍叔，大夫、国人仍然不肯拥戴他为君。悼公的死，如果就把弑君的罪责加给齐国人，齐国人就有借口了。凭着一人的私意、诈力，立妄人作为君主，却使国人承担臣子的责任，岂不是便利了乱臣贼子吗！所以楚国国君被弑而记载为去世，是不使围困国君麇；阳生被弑而记载为去世，是不使阳生成为国人的君主。这是垂范后世、确立教化的大法。

孟子去世【十二】

人没有不犯过错的，智者能知道，仁者能改正。不知道这是过错的，是不智；知道而不能改正的，是不仁。然而事情确实有已经犯错而后才知道，虽然知道却来不及改正的，君子考察这种情况，昭公就是如此。昭公十九岁时还有童心，不知道吴国女子不可以娶而娶了她，这是不智。既然已经娶了，后来虽然知道是过错，已不可更改。当时，大臣不能匡正补救，国人也不认为不对，而昭公却知道避开这个名声，不敢向天子禀告，这还算是能改正。所以孔子认为他知礼，而《春秋》不再纠正他。

鲁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子【十三】

解说的人说：“吴国想要称霸诸侯，尊崇天王，自行去掉僭越的称号，所以《春秋》进而称他为子。”这不是这样。吴国称子，在此之前就有了【襄公十二年、定公四年】，只是在会见盟会中没有称过罢了。盂地的会见，楚国开始称子；黄池的会见，吴国开始称子。大概是说他们的强盛，足以与中国诸侯并列。然而《春秋》还是不让吴国排在晋国、宋国之前。等到晋国德行衰微，然后楚灵王在申地会合诸侯而成为首领，讨伐吴国的战役，中国诸侯不参与【并见昭公四年】，以表明晋、楚各国交替盛衰，在于德行而不在于众寡，让拥有天下国家的人以此为鉴。

西郊狩猎获得麒麟【十四】

狩猎提到地点，不提到地点，就不是狩猎。狩猎不说获得，说获得，就不是狩猎。不是狩猎却说狩猎，是为了记载获得麒麟。凤凰、麒麟的出现，是圣王兴起之象。有若说：“麒麟对于走兽

译凤凰对于飞鸟，圣人对于百姓，是同类。所以凤凰不来，孔子感叹我的道将要终结了。如今麒麟出现在鲁国，虽然不得其时，却由此可知圣人的道将要实行了。然而圣明的君王没有兴起，天下没有尊崇自己的人，于是孔子作《春秋》来阐明尧、舜、三代君王的大道，并将这些道理寄托在诸侯、卿大夫的行事之中，使得后世有王者兴起，知道从这里取法，那么我的道还担心不能实行吗？那么圣人的心意，仅仅到此为止罢了。

译《春秋通训》后叙

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它们的文字都是史书，所记载的都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圣人制作经典，唯独采纳《春秋》的义理，而不涉及《乘》和《梼杌》，为什么呢？《乘》以奖赏善行为主旨，“乘”是君子所用的器物，所以如此；《梼杌》以惩罚恶行为主旨，“梼杌”是四凶之一，所以如此。这些都是人为的做法。任命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这是上天的威严。温暖而成为春天的，是它温厚的气象；凄清而成为秋天的，是它肃杀的气象。圣人施行奖赏，是为了效法上天的温厚；严明刑罚，是为了效法上天的肃杀。大概周文王建立周朝，以及周公将《春秋》授予鲁国，就是这样的道理。尧、舜和三代的君主，居于天子的位置，能够施加上天的威严，所以施行于政事、覆盖于臣民的，大抵都与天道相合而不违背。周朝衰微，王者的踪迹熄灭，天子卑弱，诸侯僭越，大夫强横，家臣放肆，善恶不基于至公，而赏罚全出于私意，善人感到恐惧，淫乱之人却倚仗权势。孔子没有地位来施加天威，又担心尧、舜、三代的道统将坠落于地，后世若有王者兴起，没有可以效法的准则，将成为天下的祸患。因此，他借用鲁国史书的名义，来寄托赏罚的真实意图，一切根本都源于天道，不掺杂人为的虚伪，然后足以矫正偏差而回归正道，这大概也是文王、周公的志向。然而《春秋》作为一部书，文字虽然直白但义理深远，事情虽然简略但道理详尽。自从圣人去世后，门徒中的高足弟子已经不能在其中措辞，何况后世的儒者，想要凭借自己的见解，在千百载之下窥测圣意呢？看那些儒者的见解，认为公羊、谷梁传经比左氏更精微，左氏的凡例不通，众说纷纭，而啖助、赵匡、陆淳的书都以凡例为主。等到凡例与经文不合，就依循模仿、迁就以求贯通，有时将一件事分析为几个类别（如宣公十五年秋冬之类就是如此），有时将多个类别归并为一例（如记载卒葬之类就是如此），导致经文的大旨被淹没而不彰显，圣人所垂示的训诫乖离失当，而他们的著作动辄卷帙浩繁，使后学者苦于繁多，老儒生畏于艰难，这道统几乎要熄灭了。殊不知去掉凡例来探求经文，略去细枝末节而观察大体，才是重要且容易的。我年轻时向赵郡和仲先生学习《春秋》，他起初曾作《五体例宗》十几卷，论述设立凡例的大要。先生说：“这本书自有妙用，学者很少能领会，大多在绳墨约束中寻求，这就接近法家那一派，苛细纠缠，究竟有什么用呢？只有丘明懂得它的妙用，但不肯全部谈出，只隐约显露端兆，想让学者自己领悟，不可轻易论断。”后来，我又对先生说：“丘明的凡例与公羊、谷梁没有不同，用来考证经文，大多不合，却唯独说他懂得这部经的妙用，这也可信吗？”先生说：“丘明是根据事件的发生设立凡例，不专门为了经文，所以有时符合有时不符合（如凡雨下三天以上称为霖、诸侯死在边境加一等之类）。他的书大概是依据经文来比附事件，通过事件来彰显义理，不专门设立凡例，所以有时说有时不说。正因为这样，所以能完备先王的志向，作为经世的法则，来训导天下后世，又何必拘泥于绳墨约束之中呢！况且丘明的书与六经、孔孟相合的十有八九，如元凯辅佐虞国、有穷扰乱夏朝、桓文以诈术行正道的事迹、臧孙要挟君主的行径、九合诸侯的谋略、葵丘之盟的盟约，像符契一样互为表里，为什么不可信呢？”我从事这些言论十多年，才开始见到其大概，用义理审视事件，用事件探求经文，曲折地贯通它，触类旁通地推演它，然后圣人的心意就明朗了。因此《通训》的写作，事件与经文相同，就引用事件来解释经文；凡例与义理相合，就借助凡例来阐明义理；经文虽然不同但事件相同，就相互跟随；凡例虽然不合但义理相合，就相互比附。希望经文不是空话，凡例不是固执一端，所谓去掉凡例来探求经文，略去细枝末节而观察大体，后来的君子大概还会对这本书有所取法吧。崇宁元年二月三日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