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通训》卷一宋张大亨撰隐公

译闵公三年，与晋国的处父结盟。宣公元年夏天，鲁君在平州防备齐侯。

译防盟是嘉礼，不是处于丧期的人所应当行的，但春秋时代，却大多实行它。外国诸侯在丧期而举行防盟的，共有十次【桓公十五年齐僖公十三年陈国二十八年齐国陈国宣公元齐防五陈八郑十六晋二十四〇昭公四年】；滕盟的有十四次【桓公十二年郑僖公五年许国八年曹国九年宋国二十五年防二十八齐文公十四年陈成公五年防十八邾防三郑二十齐定公三年邾四年】。列举他们越礼背道的缘由，固然不能全部举出，至于鲁国的五位国君，则都有特定的原因。有人说：“春秋时国君不以正道即位，诸侯既然已经和他们防盟，那么国人就不能再讨伐他们，这是衰世平息争端的方法，不是先王治理乱世的方法。”隐公、桓公、宣公的即位，可以说是很不正派的，他们急切地想与诸侯交好以安定自己的地位，所以越礼背道而为之。

鲁公与邾仪父在蔑地防盟【元年】；许叔进入许国【桓公十五年】；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十七年】；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庄公三年】；萧叔朝见鲁公【二十三年】；祭叔来聘问【二十三年】

按礼制，列国以及王畿内的国君，如果没有被赐予爵位，就视同天子的元士，以君主的身份统治其国。列国中未被赐爵的，许国、蔡国是；附庸国中未被赐爵的，邾国、酅国、萧国是；王畿内未被赐爵的，祭国是。这些都是天子任命其为国君，但没有任命其爵位的。相对于诸侯来说，他们没有爵位；相对于卿大夫来说，他们是有国的君主。因此在《春秋》中以字相称，大概是因为诸侯中子、男以上，以爵位为尊；而卿大夫，以名为正，所以未被任命爵位的国君以字相称。

郑伯在鄢地打败共叔段【元年】

共叔段是公子，却不称他为公子；是国君的弟弟，却不称他为弟，传文认为这是因为他失去了子弟应有的道义。然而楚国的公子比弑君却称公子，宋国的辰叛国却称弟，这是为什么呢？卫国州吁、陈国佗、齐国无知、莒国展舆，是已经篡位自立的人；卫国公子晋、郑国公子突、齐国小白、阳生、莒国去疾、蔡国季，是刚入国即位的人；齐国子纠、邾国防菑，是曾经被拥立为君却没有成功的人。所以都舍弃了子弟的称号。共叔段是想篡位而没有得逞的人，他占据大都，与国都抗衡，拥有军队和百姓的众多，如同两位君主一样，不再处于子弟的位置，所以断绝了他的称呼。断绝他的称呼，是不把他当作子弟看待。君主讨伐臣下，没有记载“克”字的，共叔段没有死，只是勉强战胜了他；也没有记载地名的，共叔段占据鄢地，不再是郑国所有。不说“伐”，是不承认他是国君；不说“败”，是不把他当作敌对的君主。象以杀害舜为事，舜把他封在有庳，让官吏治理他的国家并征收贡赋，不让他虐待那里的百姓，所以在瞽瞍那里不失孝道，在象那里不失友爱。现在郑伯知道共叔段失道，却不加以制止，以至于母亲被废黜而弟弟出逃，败坏了君臣、父母、兄弟的道义，这难道只是失教而已吗？

周天子派宰咺来送还惠公仲子的〇【元年】；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聘问【桓公四年〇按经文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聘问是桓公四年的事，原本误作三年，现在改正】

周王臣下的常规称呼，或者称官、或者称爵、或者称氏、或者称字，贬低时就称人，严重时又连名带姓。这个宰咺，既举出了他的官职，又斥责了他的名字，为什么呢？隐公在先君的世子之前而代其位，桓公弑杀已经即位的成君而夺取国家，扰乱了君臣、父子、兄弟的伦常。在他们开始时，天子不能讨伐，反而派使者去。不纠正他们的地位，却在〇赠的末节礼仪上周旋；不诛杀他们的乱行，却在聘问的小恩小惠上敦厚，这就是所谓大口吃饭大口喝汤却问别人是否咬断牙齿。宰咺是以道义辅佐周王治理邦国的人，地位高所以关系重大，责任重所以受责深。现在不致力于引导他的君主走上正道，却亲自实行非礼的行为，适宜以名字被斥责。不然的话，周王的众臣，居于卿大夫之位，担任非礼使者的多了，不会都在《春秋》中被斥责。

与宋人在宿地防盟【元年】；与齐国高傒在防地防盟【庄公二十二年】；与陈人、蔡人等在齐地防盟【僖公十九年】；与王人、晋人、宋人等在翟泉防盟【二十九年】；与晋国处父防盟【文公二年】；与荀庚防盟，与孙良父防盟【按经文成公三年与孙良父防盟，原本误作孙林父，现在改正】【成公二年】；与郤犨防盟【十一年】；与宋国向戌在刘地防盟【襄公十五年】

鲁国与外人防盟而隐去主名的人，是因为对方地位相当。士与士、卿大夫与卿大夫，这叫作相当；士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国君，这叫作不相当。防盟，是地位相当的道义。下位不敌对上位，臣下不敌对君主，这是正理。士敌对卿大夫，是匹敌；臣下敌对君主，是悖逆。宣叔说：“大国的上卿相当于小国的国君，小国的亚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这是古制的规定。”传文也说：“卿不与公侯防盟，与伯子男防盟是可以的。”又说：“叔老与郑伯防盟，是因为郑国是夷狄的缘故【襄公十六年】。武王战胜商朝，爵位分为五等，土地分为三等，国家的大小自然依据其爵位。春秋时代，则以强弱决定大小，但五等爵位的高低，依然如故。宣叔说卫国在晋国不能算作次国，鲁国与卫国相当，那么处父与鲁公防盟，为什么在《春秋》中被黜落呢？虢公、晋侯朝见周王，周王给予同样的赏赐，传文认为这是非礼；许男死在军中，齐桓公安葬他加了一等，传文认为有衮敛的待遇。由此可知五等爵位的高低，是先王的旧典；以强弱决定小

译“大”字，是东周晚期才出现的。《春秋》借先王的典制来防范末世的混乱。所以，当外国大夫防备本国国君时，就记载该国大夫的名字，以此来贬低国君的身份；否则就同时记载诸侯的名字，这是因为彼此之间已有旧怨，有时也会通过贬抑来体现。当本国大夫防备诸侯时，就隐去诸侯的名号，以此来贬低诸侯的身份；否则就同时记载大夫的名字，这是因为彼此之间已有旧怨，有时也会通过贬抑来体现。鄄地的会盟，是由我国大夫专断决定的，因为这不是国君的命令，所以不忌讳与地位不相等的人交往，这就是用来引导名分秩序的原因。

译祭伯前来【鲁桓公元年】。州公前往曹国【按《春秋经》州公前往曹国是鲁桓公五年的事，原本误脱漏】。春天，他前来【鲁桓公六年】。齐国的仲孙前来【鲁闵公元年】。春天，介国的葛卢前来。冬天，介国的葛卢前来【鲁僖公二十九年】。白狄前来【鲁襄公十八年】。《春秋》记载外国的君臣来与我交接，如果是朝见，就说“来”；如果是聘问或因其他事务而来，则各自以其事务命名。不属于这几类情况的，就说“来”罢了。按照礼制，王畿内的诸侯不与国外交往。祭伯前来，不是奉周天子的命令，这是外交。按照礼制，臣子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能越过国境。仲孙前来，不是奉君主的命令，这是私自越境。况且他们前来没有具体事务，那么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呢？祭伯虽然不应当进行外交，但我以尊敬周王的态度接待他，所以以宾客之礼对待并记录他，这是为了尊崇尊贵者。仲孙虽然不应当越境，但他以防范我们的态度前来，所以接纳他并记录他，这是为了亲近亲族。然而不认可他们的朝聘行为，这就是所说的不依礼制而假借于人。州公把国家托付给他人而寄居在鲁国，不符合太王、纪季的道义，自取覆灭宗庙、断绝祭祀的后果，所以不以宾客之礼称述他，称他为“寔来”。介国的葛卢一年两次朝见我们，失去了朝见疏密适度的节度，自取败坏常理、亵渎礼制的后果，所以不以君主的礼遇称述他，直呼其名葛卢。葛卢、白狄，都有仰慕中原王朝的志向，但不能依托于礼制，虽然勤勉自身、修持敬意，仍然是非礼之礼。祭伯、仲孙，都有亲近小国的心意，但不知道仗义行事，虽然诚信修睦，仍然是非义之义。所以国君和大臣的举动不可轻视。

鲁公在潜地抵御戎人【鲁桓公二年】。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鲁桓公二年】。邢人、狄人攻打卫国【鲁僖公十八年】。齐人、狄人在邢地结盟【鲁僖公二十年】。卫人与狄人结盟【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子遂抵御洛戎，在暴地结盟【鲁文公八年】。晋国军队抵御赤狄潞氏，把潞子婴儿带回来【鲁宣公十五年】。白狄前来【鲁襄公十八年】。楚子、蔡侯等等，与淮夷在申地会合【鲁昭公四年】。楚子诱骗戎蛮子并杀了他【鲁昭公十六年】。晋人抓获戎蛮子赤，把他交给楚国【鲁哀公四年】。

《诗序》说：“小雅完全废弃，那么四夷就会交错侵扰，中原王朝就衰微了。”春秋时代，王者的踪迹熄灭，小雅不止于完全废弃，大概已经灭亡了；四夷不止于交错侵扰，大概已经与中原王朝并列了。圣人忧虑天下都将无道，于是作《春秋》。《春秋》的旨意，四夷必须被排斥并贬低，即使是吴、楚、徐、越，他们的祖先都是美德的后代，因为他们自守于异俗，也不假借礼遇。在经文中出现的，戎有七种，狄有三种，夷有一种，都曾经成为诸侯的祸患。齐桓公排斥他们，只是督促保卫诸侯罢了，所以孔子有感叹管仲的话，大概说管仲的功劳对诸夏大有裨益。然而这几类中，有的自行出现在会盟中，《春秋》通称为“人”，那些人就是；有的自取灭亡，《春秋》怜悯其君主，那些君主就是。称他们为“人”，不是说他们合乎礼制，而是赞赏他们不靠武力争斗【狄人攻打卫国称“人”，是因为连着下文救邢结盟的缘故】；怜悯其君主，不是说他们值得保存，而是厌恶我们不以德行服人。自从晋国抵御各戎，祸患稍息，而方伯的政令却在吴、越之间争夺，由此可知中原王朝的衰微。

纪裂緰前来迎娶女子，伯姬嫁到纪国【鲁桓公二年】。叔姬嫁到纪国【鲁桓公七年】。纪伯姬去世，齐侯安葬纪伯姬【鲁庄公四年】。纪叔姬回到酅地【鲁庄公十二年】。纪叔姬去世【鲁庄公二十九年】。安葬纪叔姬【鲁庄公三十年】。

伯姬嫁给纪国，不久叔姬又嫁到纪国，这大概是伯姬的陪嫁妹妹。记载归宁、记载去世、记载安葬，这是夫人的礼遇。诸侯的正妻主持内政，尚且不能与嫡妻匹敌，何况嫡妻还在呢？妾的儿子继位，能为他的母亲立庙，那么记载安葬尚且不能附祭于祖姑，何况没有儿子呢？嫡妻与妾，是家庭的大分别，先王严格区分，是为了防止宠妾作乱、杜绝僭越混乱。末世改变了这一点，亡国败家，很少不是由此引起的。当世道治理时，妾知道命运有贵贱，能尽心尽责，他们的《诗》说：“早晚都在公事上，实在命运不同。”等到世道混乱，妾僭越上位，夫人失去地位，他们的《诗》说：“绿衣啊绿衣，绿衣黄里。”现在侄娣地位卑微，却用夫人的礼遇对待，这就是《春秋》用尽辞藻的原因。凡是极美或极恶的，《春秋》必定用尽辞藻，认为辞藻不尽则道理不显。辞藻用尽了，其褒贬也就用尽了，这是学者应当深入考察的。

夫人子氏去世。

国君的妻子，由天子册命，然后称为夫人。诸侯没有两个正妻，妾即使尊贵，也不能承继先祖、供奉祭祀，所以不由天子册命。妾即使有儿子，也不能代表国君，群臣不为她服丧，不附祭于嫡祖姑，所以不能称为夫人。仲子，是惠公的妾母。惠公虽然尊她为夫人，但安葬而不赐谥号。子氏，是隐公的妾母，因为隐公成为国君，也尊她为夫人，但也不赐谥号、不记载安葬。这都是知道不可以这样做。既然尊她为夫人，却不赐谥号、不记载安葬，那么尊她在哪里呢？谁不想尊崇自己的亲人？尊崇而不依礼制，就是侮辱；谁不想爱护自己的亲人？爱护而不依礼制，就是伤害。所以国君要谨慎对待礼制。孔子说：“生时依礼侍奉，死后依礼安葬，依礼祭祀，就可以称为孝了。”隐公不能称为孝，还存有敬畏礼制的心；到了文公、宣公，

译到了襄公、昭公时期，他们又更加放肆地这样做了。

译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桓公在位时有两次日食，庄公四次，僖公三次，文公两次，宣公三次，成公两次，襄公九次，昭公七次，定公三次。

日食的发生有一定的规律，但其中蕴含着上天的谴责，君子不认为这只是单纯的规律。从自然现象来说，这是阴气侵扰阳气；从人事来说，这是臣子遮蔽君主的象征。所以说：“国家没有好的政令，不任用贤良，就会招致日月灾异的谴责。”因此，君主对此感到厌恶。《春秋》记载日食灾异共三十六次，而襄公、昭公时期占了一半。襄公时有的连年发生日食，有的两年发生四次。这两位君主在位时间与庄公、僖公相同，但日食灾异却如此之多。学者们探究其原因却找不到答案，于是说：“襄公即位时，刚刚摆脱怀王；昭公即位时，童心未泯。当时掌控国家的是大臣，专断政令的是权臣。”既然如此，难道不是必然的吗？那么日食是为一个国家而变呢？还是为一个人而变呢？天下又将如何呢？《尚书》说：“上天不可轻信，我的道义在于安宁。”这就是圣人之所以能认识天意的原因。《左传》认为日食只有在正阳之月才值得忌讳，不在分至之月则不是灾异，而《诗经》讽刺十月之交的日食，也非常丑恶，这就清楚地表明前两种说法是不对的。然而昭公时期，日食发生在正阳之月，季孙意如认为这不是灾异，君子由此知道他不把君主当君主看待。

尹氏去世。尹氏立王子朝为君。尹氏、召伯、毛伯逃奔楚国。鲁公与尹子、单子等人会盟讨伐郑国。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聘问。鲁公与宰周公等人在葵丘会盟。周天子派宰周公来聘问。

《大诰》说：“尹氏统御众士。”《常武》诗说：“王对尹氏说。”《节南山》诗说：“尹氏是大师。”尹氏是王官的首领，担任宰辅的职责。称其为“氏”，就像侯氏、师氏一样。天子执政的官员，只有六卿而已。三公、宰、尹，都是从六卿中选拔兼任的。负责议论治国大道，称为公；总领百官，称为宰；统领众工，称为尹。《尚书》称周公位居冢宰，又称周公为师，这是宰兼任公的例子。《尚书》说：“于是共同召见大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这是卿兼任公的例子。《诗经》称尹氏大师，这是公担任尹的例子。《春秋》记载尹氏、召伯、毛伯，这是尹担任卿的例子。大保位居五卿之上，是因为公担任宰的缘故；尹氏位列二卿之上，是因为尹担任长官的缘故。三公、宰、尹，地位特别高于卿大夫，所以可以用官职通称；因为可以用官职通称，所以不再用字来称呼。诸侯的去世与出奔，都记载其名。三公、宰、尹，地位在诸侯之上，所以即使出奔或去世，也不再记载其名。《左传》说：“尹氏，是讥讽世卿。”《大诰》是成王初年的事；两首诗是宣王、幽王时期的事。当时已经称为尹氏，那么不仅仅春秋时期如此。那么又称尹子，是为什么呢？尹氏凭借官职在王畿获得封邑，因而用官职命名其封邑，这就是所谓“官有世功，则有官族，封邑也是如此”的意思。

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周天子派仍叔的儿子来聘问。

按照礼制，诸侯的世子世袭国家，大夫不世袭爵位。又说：外诸侯继承国家，内诸侯继承俸禄。那么天子的大夫与王畿内的诸侯，都可以世袭其俸禄。武氏，是天子的以大夫身份受命得氏的人，就像崔氏一样。仍叔，是王畿内尚未受爵的诸侯，就像祭叔一样。称其为“子”，是世袭俸禄的继承人。因为他们是世袭俸禄，所以武氏子依附于父氏，仍叔子依附于父国。依附于父氏而不称字，让人知道他不是世袭爵位；依附于父国而不称世子，让人知道他不是世袭国家。世袭俸禄的儿子，未经朝廷任命就赋予他职务，这难道适宜吗？《棫朴》诗说：“济济一堂的君王，左右侍奉着璋玉。手持璋玉庄重威严，俊才之士最为适宜。”这就是文王能够任用人才的原因。任用人才，是国家最紧迫的事，是治国之道兴衰的关键。任用不适宜的人，请求不适宜的事，聘问不适宜的人，这些都是文王的罪人。

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记载“遇”，共六次。

《春秋》记载诸侯的事，有会盟，有结盟，有相遇，都是天子接见诸侯的名称。会盟，是按时相见；结盟，是殷同之礼；相遇，是冬季相见。《左传》记载先王的制度与文公、襄公的命令，只分辨朝、聘、会、盟，而很少见到“遇”，那么“遇”大概是礼仪较简略吧？礼仪简略而史官记载，是厌恶其名称不正当。孔子论述为政的首要之事，说：“一定要端正名称！名称不正当，言语就不顺理，言语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最终导致百姓无处安放手脚，能不慎重吗！

安葬宋穆公。

卫国公叔文子去世，他的儿子戍向国君请求谥号，说：“日子已定，将要安葬了，请求用来改变他名字的字。”国君赐谥号为贞惠文子。那么古代是在安葬前赐谥号，谥号必须向国君请求。所以诸侯的谥号由天子赐予；天子的谥号，由天下人赐予；众臣的谥号，由其国君赐予。赐谥号为幽、厉，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世也不能更改。春秋时期，君臣的谥号，大多出于一两个人的私意。然而其中像楚共王、卫灵公、共世子、孔文子之类，

译同时也兼采当时的公众舆论，那么先王的恩泽大概还有未尽之处，圣人并不完全废弃它。所以安葬时不给予谥号，是为了确定名分与实情的对错；安葬时尊称为公，是为了彰显臣子忠厚的情义。

译翚率领军队，防备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翚率领军队，防备齐人、郑人攻打宋国；于是夫人妇姜从齐国来到；侨如护送夫人妇姜从齐国来到；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意如从晋国回来；婼从晋国回来。

世族，是卿大夫所尊贵的。天子的臣子，以爵位为尊，以字为正，所以称名就是贬斥；诸侯的大夫，以名为正，以族为宠，所以去掉族称就是贬斥。现在这几个人被贬斥，是为什么呢？州吁弑杀国君而虐待百姓，向诸侯请求援助以安定自己的地位，鲁国军队去防备他，这是助长叛乱。郑伯奉王命讨伐宋国却不亲自率领军队，诸侯奉王命攻打郑国却不亲身前往，鲁国军队跟随他们，这是怠慢王命。宣公杀害嫡长子，丧期未满一年就举行婚礼。成公即位，国家没有变故，十四年不娶妻。豹，国君不在防地却联合众大夫结盟。意如、婼，为国家被俘，接受乐王鲋的欺骗而抛弃礼制回国，畏惧士弥牟的违逆而用诡计脱身。这是这几个人的罪过。这几个人作为国家的正卿，不能引导国君走上正道，反而助成其非礼；不能以道义战胜私欲，而是苟且迎合以求容身。因此被贬斥。孟子说：“齐国人没有用仁义与君王交谈的，就是不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说的就是翚、遂、侨如这些人。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刚毅，因为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说的就是意如、婼这些人。那么《春秋》中大夫未被赐族的人很多，都贬斥吗？回答说：不是。先前称翚，后来称公子；先前称公子，后来称遂；先前称叔孙、季孙，后来称侨如、意如、婼。这就叫做贬斥。

卫人在濮地杀了州吁；蔡人杀了陈佗；齐人杀了无知；楚人杀了陈夏徵舒；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里克；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宁喜；楚子、蔡侯等攻打吴国，抓获齐国的庆封并杀了他；楚子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楚公子弃疾杀了公子比。弑杀国君的贼人，他们的罪过是一样的。在官位上的杀了没有赦免，在宫中的杀了没有赦免，他们的被杀是相同的。但杀他们有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别，所以措辞不同。州吁、陈佗、无知、徵舒、庆封，是因他们的罪过而被杀，是正当的，所以不用国君、大夫、公子的体例来记载；里克、宁喜、蔡般、楚比，不是因他们的罪过而被杀，是不正当的，所以仍用国君、大夫、公子的体例来记载。他们都弑杀了国君而被诛杀，却说不是因他们的罪过，为什么呢？晋国杀里克，是为了求自保；卫国杀宁喜，是厌恶他的专权；楚国杀蔡般，是想吞并他的国家；弃疾杀公子比，是想夺取他的位置。所以说不是因他们的罪过。杀他们不是因他们的罪过，就仍用国君、大夫、公子的体例来记载，这是贼人没有被公开讨伐的意思。君子对于人，观察过错必定依据其党羽，审察案件必定依据实情。观察过错不依据党羽，那么邪恶就会在正当中产生疑惑；审察案件不依据实情，那么名义就会在事实上产生混乱。用仁义诛杀不仁，最终归于仁义；用不仁诛杀不仁，这也是不仁罢了。用无私治理私欲，最终归于无私；用私欲治理私欲，这也是私欲罢了。这是《春秋》所深刻辨别的，这也是楚子、弃疾不能遵循讨罪文辞的原因。

卫人立晋；尹氏立王子朝。

有天命，然后成为天子；有王命，然后成为诸侯。世子向王发誓然后继位，这是凭借王命即位的。不是世子，就必须请求然后确定其地位，这是想要有所承受。晋国翼公后被驱逐，武公即位，他的大夫向天子的使者请求命令，所以他的诗说“安且吉也”。鲁闵公遇弑，僖公即位，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求命令，所以他的诗说“思无邪也”。现在州吁死了，卫人不向周王报告，召公子晋而私自把国家给他。晋，也没有王命而私自从国人那里接受，这不是安且无邪的道理。因此公子晋、王子朝事情不同而措辞相同，恶行不同而罪过相同。晋得到国人的心，朝倚仗权臣的援助，这是事情不同。晋没有国君而继承，朝有国君而篡位，这是恶行不同。然而都记载为“立”，是因为他们的罪过相同。

葬卫桓公；葬我君桓公；葬齐襄公；葬陈灵公；葬蔡景公；葬蔡灵公；葬许悼公；葬蔡昭公。

《春秋》时代，国君不以正道终身的，共有三十五人，而记载葬礼的只有八人罢了。卫桓、齐襄、陈灵的贼人，被讨伐得其所正，所以葬礼没有疑问。弑杀鲁隐公的，是公子翚；弑杀齐庄公的，是崔杼。鲁国讨伐莒氏，楚国讨伐庆封，却不记载葬礼。弑杀蔡昭公的，是盗翩，蔡国讨伐公孙姓而记载了葬礼，这是可疑的。杀鲁桓公的，是齐襄公；杀蔡灵公的，是楚子。齐国弑杀襄

译楚国杀了防，而《春秋》记载了楚庄王的葬礼。杀齐舍的人，是公子商人，齐国弑杀商人而《春秋》没有记载，这是可疑的地方。弑杀晋灵公的人，是赵盾，赵盾没有讨伐弑君者，所以不记载晋灵公的葬礼。弑杀许悼公的人，是世子止，世子止没有讨伐弑君者却记载了葬礼，这也是可疑的地方。国君不能善终，大概有内外之别。祸乱发生在自己国家叫作“贼”，贼，是臣子应当讨伐的。应当讨伐而不讨伐，因此在国君去世时隐去其葬礼的记载，以此来责备臣子。祸乱发生在其他国家叫作“仇”，仇，是臣子应当报复的。不幸而无法报复，因此记录其先君的葬礼，以此来宽赦臣子。讨伐贼人，这件事是可以确定的，所以不必像卫国人杀州吁那样，才叫作讨伐。如果不正其法【如里克、宁喜】，不显其诛【如庆父、宋万】，仍然算作没有讨伐，这是要求臣子尽忠的道理。报复仇人，这件事是不确定的，所以不必像吴国人攻入越国那样，才叫作报复。在对方那里如果可以借手，在我方如果可以借口【如楚防、齐襄公】，就已经算是报复了，这是待人宽恕的道理。不要求臣子尽忠，那么臣子的道义就废弛了；不待人宽恕，那么怨恨毒害的祸患就会加深。因此，鲁隐公、齐庄公的贼人，不能因为诛杀鲁翚、庆父而免罪，而鲁桓公、蔡灵公的仇人，可以因为弑杀齐襄公、楚防而获释。蔡昭公的贼人，是盗贼，臣子中地位尊贵的人做了他们的同党，盗贼不值得讨伐，而讨伐他们的同党，是为了申明臣子的志向，这与鲁翚、庆父的情况不同。齐舍的贼人，是亲属，弑君后代替他做国君，国君本来不可讨伐，而在开始时讨伐失误，是为了防止臣子的怠慢，这与齐国、楚国的情况不同。世子止，并非弑君，却加上弑君的名号，是为了训导天下人孝顺父母，所以用记载葬礼来表明。赵盾，并非弑君，却加上弑君的名号，是为了训导天下人忠于君主，所以用再次出现来表明。鲁翚随后再次出现，表明他与桓公、宣公同恶，而且不是《春秋》所记载的。这几方面，圣人用来通达天下的意志，来判断天下的疑惑，作为后世泯灭君臣道义者的警戒，能不审察吗？至于郑髠顽、楚子麇、齐阳生遭遇弑杀而不称为弑，按理不应记载葬礼却记载了，这是《春秋》的新意，圣人褒贬的权柄在于此，大概不能用一个道理贯穿始终。

译考察仲子之宫，初次献祭六佾之舞。

仲子去世，周人归还她的赗赠之物，由此可知仲子已经安葬。子氏的葬礼，《春秋》没有记载，由此可知子氏没有附祭于宗庙。隐公服丧期满，因为他的母亲没有附祭，知道仲子也不能附祭，所以为她改建宫室。礼制规定：庶子成为国君，要为其母亲建立宗庙。惠公既然已经即位，却不为母亲立庙，这是改变了先王的礼制。礼制规定：不是夫人不能与国君同享祭祀。仲子是妾，却献祭六佾之舞，这是改变了先王的乐制。祭祀是礼制中最重要的部分；舞蹈是乐制的完成体现。不是天子不能议定礼制，不能制定制度，不能考订文辞。先王因此，所以规定了名数，确立了典章法则，与天下后世共同遵守。诸侯如果改变礼制、更易乐制，就会受到斥责惩罚，这是为了杜绝僭越妄为，慎重对待改制。孔子说：“礼乐从诸侯那里产生，大概十代很少有不败亡的。”僭越从上面开始，效法就在下面；僭越从当今开始，效法就在后世。〇武公的宫室，不该建立却建立了，桓公、僖公的庙应当毁弃，在泰山举行旅祭，舞八佾，用《雍》诗撤祭，这些不在诸侯而在大夫家中，不在隐公、桓公时代而在定公、哀公时代，所以君子要慎重对待开端。宫室有时说“考”，有时说“立”。“考”的意思是完成，是总结其终了的辞令；“立”的意思是放置，是追溯其开端的辞令。仲子的宫室，建立得迟缓，所以在它完成时加以讥讽。〇武公的宫室，不该建立却建立了，所以在它开始建立时加以讥讽。

十二月，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冬天，宋国人攻取长葛。春天，鲁公攻打邾国。三月甲戌日，攻取须句。

圣人对于取舍，难道容易吗？如果合乎道义可以取得，即使天下这么大，我也接受，尧舜就是这样；如果不合乎道义不可取得，即使一草一木也不屑一顾，伊尹就是这样，这取决于自身。取得它而百姓喜悦就取得，武王就是这样；取得它而百姓不喜悦就不取得，文王就是这样，这取决于对方。然而《春秋》记载“取”字，都是厌恶其不以道义获得。宋国不可从郑国夺取，就像鲁国不可从邾国夺取一样。攻打它的国家，包围它的城邑，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得逞，这是不分彼此界限，玩弄兵戈以放纵贪婪，这是圣人用尽辞令的原因。

郑人来更改和平。鲁公在稷地会见齐侯等以促成宋国的动乱。鲁公和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的争端，莒国人不肯。宋国人和楚国人平定争端。与齐国平定争端。与齐国平定争端。与郑国平定争端。

“平”与“成”都是平定的意思，有主动平定的人，有被平定的人。周礼设置官职来调和诸侯的友好关系，周公命令蔡仲：“努力你的功绩，和睦你的四邻，以藩屏王室，以和睦兄弟。”先王致力于使诸侯和睦，希望他们有同心协力的恭敬之心，没有乖违争斗欺凌侵犯的变故。周朝衰微，诸侯骄横放纵，愤怒伤害互相攀比，修怨释憾的战争日日寻找而不知停止，能将怨恨变为和平的很少。所以郑国人在被攻取后更改和平，“更成”意味着改过；莒国人因不肯而被厌恶，“不肯”意味着坚持到底。孔子说：“仁者安于仁，智者利于仁，畏罪者勉强行仁。”更改和平近乎仁【无所避求】，及于和平近乎智【及我欲之】，暨于和平近乎畏罪【暨不得已】。孟子说：“君子修养自身而天下平定。”又说：“大人者，端正自己而万物端正。”桓公弑兄自立，自身不修养，怎能促成宋国的动乱？宣公杀嫡子自立，自身不端正，怎能平定莒国的怨恨？最终用贿赂促成宋国的和平，用武力平定莒国的怨恨，《春秋》因此端正其辞令。

滕侯去世。

礼制规定，诸侯刚去世，小臣称其名来招魂。招魂要求审慎，所以即使称名也不嫌。称名，是致精气使其不逸散的意义。国君去世而向其他国家报丧，也要求审慎，所以称名。称名，是慎重传承世系、防止祸乱的方法。为什么说是慎重传承世系、防止祸乱呢？回答说：“现在去世的，是我旧君某人，昔日在某地盟会的人。”这是让敌国知道我国先君未曾失位，知道我国未曾改立国君，知道我国嗣君就是先君的儿子或孙子。一旦不是这样，敌国就会追问原因，臣子就要承担责任。这难道不是慎重传承世系、防止祸乱的方法吗？然而《春秋》所记载的，滕国、薛国、〇国、宿国、秦国，其国君去世有时不称名。滕、薛自昭公以后，杞国自襄公以后，就称名；秦国自昭公以后，就不称名。至于宿国，只出现一次。国家遥远或微弱，报丧有详略，史官随之记载，这不是善恶所严重关联的，圣人不加以增减。有人说国君去世，臣子斥其名向国外报丧，不符合人情。这不是真的。古代卒哭后才避讳，“惟尔元孙某”就是这样。在尚未避讳时，即使君臣同名也不嫌，卫齐恶、卫侯恶就是这样。后世废弃礼制而顺从私情，才在此处变得严厉。

修筑城中邱。总共修筑城邑二十五座。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子服景伯说：“百姓依靠城邑，城邑依靠德行。”这是说拥有国家和百姓的人，应当致力于用道义调和，用德行保护，百姓和睦德行至诚，城邑自然坚固。古代天子守在四方夷狄，诸侯守在四方邻国，依靠的是德行和百姓。像这样，有什么城邑需要修筑呢？等到地位卑微时，天子不能以诸侯为护卫，诸侯不能以四境为安宁，

译于是开始依靠城池来巩固自己。如果没有德行来安抚百姓，却只忽视守备，或者依靠这些来巩固国家而不知道以德行为根本，都是走向危亡的道路。莒国的渠邱被齐国偷袭，楚国的囊瓦被沈尹鄙夷，就是这样的例子。所以凡是提到筑城的，都是讥讽他们不致力于根本，当时，已经不只是偏重末节了。

译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郑国聘问，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与齐国结盟，卫侯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称兄弟的共有十三次。

公子是一个称谓，其中有叔伯父，也有兄弟。叔伯父代表尊贵，兄弟代表亲近。国君斩断为期一年的丧服，所以叔伯父和兄弟不能通过亲属关系来互通。凡是称兄弟的，都是为了表明亲近。亲近的人即使有不好的行为，仍然称他们为兄弟，这是因为还可以用兄弟之道来对待他们。年、语、黑背，作为国君的弟弟而承担国家事务，不是因为他们贤能，而是因为他们的亲近，这是弟弟受宠的表现。年生了无知，语生了子人氏，黑背生了剽。无知实际上弑杀了国君，子人氏实际上违背了国君的命令，剽实际上篡夺了国家。所以《春秋》推究祸乱的根本，早在受宠而被任用的时候就予以纠正。君子爱护他的子弟，不让他们陷入邪恶；众人爱护他们的子弟，却给予他们宠幸和利益。鲁公的弟弟叔牙，被赐予氏，陈侯的弟弟黄，权势逼迫他的卿，卫侯的弟弟郢，处于废立国君的职位，周天王的弟弟佞夫，能使众臣拥立自己，秦伯的弟弟鍼，富有如同两个国君，陈侯的弟弟招，杀嫡立庶，卫侯的哥哥絷，能夺取大臣的官邑，宋公的弟弟辰，能挟持大臣离开国君，这些都是因宠幸而任用的过错。所以《春秋》纠正它的措辞。不然的话，陈招是哀公的弟弟，为什么先称公子？宋公子地是景公的哥哥，为什么不称他为兄呢？

戎在楚邱攻打凡伯并把他带回去。戎朝见周天子，知道向公卿散发礼物，这是羡慕中原各国的礼仪。凡伯不接待他，而周天子不讨伐他，那么周就没有招来远方的德行。凡伯出使聘问，向卫国借道，这是奉天子的命令。戎攻打他，而卫国不救援他，那么卫国就没有尊奉周天子的心。《相鼠》讽刺无礼，诗中说：“不死何为？”君子认为卫文公的臣子有必死的道理，凡伯因此受害。单襄公聘问楚国，经过陈国而守疆的官员不在边境，司寇不查问奸邪，君子知道陈国有滔天之祸，卫宣公因此受害。伐，是上级讨伐下级的措辞；以归，是不再追究的措辞。

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祊、许两地都是从天子那里受赐的，它们不可互相交换，这是明显的。说天子不再东巡，而留下给人助祭的邑，还可以说得通；说自己不再朝见天子，而留下给人朝宿的邑，就说不通了。周朝兴盛的时候，十二年，天子才按时巡行，诸侯在方岳朝见；如果不巡守，那么六服的诸侯朝见京师。所以天子不东巡，还可以说得通。一次不朝见，就贬低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他的土地；三次不朝见，就派六师去讨伐他。所以自己不朝见天子，就说不通了。郑国害怕抛弃祊地，所以说来归还；我国嫌取祊地，所以说进入；郑国难以取得许地，所以说用璧玉；鲁国难以抛弃许地，所以说假借。那么这两个国家的恶行，不是蒙昧道义而做的，而是违犯道义的；不是没有羞恶之心而做的，而是屈服于利益的。蒙昧道义而没有羞恶之心，是小人的事，他们的罪过较小；知道羞恶是道义，却屈服于利益而公然违犯，是奸人的事，他们的罪过大。这就是所谓委婉而成章法。

鲁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鲁公与齐国大夫在蔇结盟，鲁公在蜀会见楚国公子婴齐，鲁公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许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在蜀结盟，鲁公在澶渊会见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

此外，大夫会见公的人，那是大夫以卑贱对待公的说法。有人说公与大夫会见结盟，那些隐去公的，不是避讳国内就是厌弃国外；那些不隐去的，不是深讥就是我所想要的。这大概是不推究实际，不探究始终的人。在己国之外会见，那么人大夫而申公言，他们以众顺从我，没有嫌疑，君臣同辞，所以不称名。在他国之中会见，那么黜大夫而没公言，我不是前往顺从他们，远离嫌疑，君臣异辞，所以称名。这两者都是为了尊君，不是避讳与讥讽。齐国大夫不称人，是因为无君；郑良霄不称人，是因为抗君。无君则有当国的义理，抗君则有杀身的罪过，这就是所谓彼之有故。婴齐不称人，是所谓外之。

周天子派南季来聘问，周天子派王季子来聘问。

凡是凭爵位、氏、名、字通于《春秋》的，天子的卿凭爵位而不凭氏，称氏的是大夫，天子的大夫凭字而不凭名，称名的是命士，诸侯的卿凭氏而不凭官，称官的是孤卿，凭名而不凭字，称字的是贵且贤的。天子建立国家，赐给他土地而命给他氏，所以氏卑于爵。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所以名卑于字。天子的臣子，

译被贬谪的人就称其名，有时甚至直呼其名；诸侯的臣子被贬谪也称其名，有时甚至去掉其氏。这都是为了明确贵贱，排列长幼，区分贤与不贤，辨别荣与辱，是先王驾驭臣下的关键。如果轻易改变这些规则，就会造成名分的混乱，所以拥有天下和国家的人应当对此谨慎对待。

译鲁隐公在防地防备齐侯。鲁隐公在防地防备齐侯和郑伯。鲁隐公在中邱防备齐侯和郑伯。公子翚率领军队防备齐人和郑人，讨伐宋国。鲁隐公在菅地击败宋军，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宋人、蔡人、卫人讨伐戴国，郑伯讨伐并夺取了戴国。

《书》说：“义和废弃了他的职责，在他的封邑里沉溺于酒色，诸侯奉王命出征。”由此说来，郑伯奉王命讨伐有罪之人，应当亲自率军。《诗·出车》说：“我出动我的战车，在那郊野。从天子那里，召我前来。”由此说来，齐、鲁的国君听闻王命，协助郑伯，应当亲自前往。起初，在防地谋划，在中邱告诫军队期限，这是正确的；后来委托给大夫，这是不对的。最终，鲁国击败宋国并夺取其两座城邑，郑国讨伐戴国并夺取其三军，将城邑和军队归还天子，这是正确的；后来私自占有，这是不对的。那么这两个国家，怠慢天子的命令而急于追逐利益，借讨伐罪人之师而贪婪地用来封赏自己。当明天子在上，方伯修明其职责，诸侯共同愤慨，于是有加封土地、晋升爵位的赏赐，未曾听说以王命讨伐不朝觐者而谋取私利的。这就是《春秋》用尽辞藻的原因。

鲁隐公在菅地击败宋军。《春秋》记载“败”十六次，交战而大败十五次，交战不记载“败”八次，不交战而大败一次。说“败”而不说“战”，是不等待交战；说“战”而不说“败”，是没有达到大败的地步。军队尚未列阵，客主尚未沟通，突然相遇而战胜，就说“败某师”，其中不称“师”的，是表示贬斥。敌人已经列阵，情况已经沟通，确定日期而交战，就说“某日在某地战”，其中不记载日期的，是表示贬斥。交战而说“败绩”，是极言其败；不交战而说“败绩”，是不认可其交战。所以君子论兵，说：善于治国的人不兴师，不兴师就没有军队；善于用兵的人不列阵，不列阵就没有交战；善于列阵的人不交战，不交战就没有敌人；善于交战的人不死，不死就没有失败；善于赴死的人不灭亡，不灭亡就没有大败。前三种，是商汤、周武王的仁义；后两种，是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春秋》所记载的，只有失败和大败为多，那么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大概很少，何况商汤、周武王呢？这就叫做没有正义的战争。

滕侯、薛侯来朝见。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

滕、薛屡次到来，邾、牟、葛也屡次到来。滕、薛称为“侯”，邾、牟、葛称为“人”，为什么呢？诸侯众多到来而集体朝见，两位方伯各自率领其一方的人进入，在朝廷接受住宿并区分姓氏，这是天子接见诸侯的礼节。隐公合并朝见两国，以姓氏为序，已经僭越天子了；桓公又合并朝见三国，僭越得更严重。两国并进，可以称道；三国集体进见，不可称道。因为不可称道，于是称他们为“人”。称“人”，就像那些国家的微小者一样。微小者的朝见不记载于《春秋》，从他们称朝见，就知道不是微小者；从他们不称君使，就知道不是世子。那么这三个国家有过错吗？回答说：“如果他们的国君交往邻国有道，他们的臣子辅佐国君以礼，那么小小的鲁国，又怎么能轻视我们呢？”

十一年壬辰日，鲁隐公去世。《春秋》有为鲁国避讳的意义，也有直言不讳的，学者对此有疑问。有人说对外国的大恶、国内的小恶则避讳，罪恶极大不可掩盖，则直言不讳，总之其实不然。《春秋》确立一王的法则，树立万世的公论，难道会偏袒内部而忽略外部吗！圣人对于鲁国，是父母之国，离开他国则快步而行，离开父母之国则缓慢而行。越人射他，则谈笑而讲述；他的哥哥射他，则涕泣而跟随。亲疏之情，内外之势，是理所当然的。贤臣善则称赞君主，孝子不宣扬父亲的恶行，忠孝之理，恩义之分，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春秋》记载鲁国的不善，凡是涉及外国的避讳，如奔逃、弑君、杀戮、讨伐之类；非外国所与，则无所隐讳，如丹楹、刻桷、丧礼、婚礼、逆祀之类。说避讳国恶是礼，是因为礼以尊尊、亲亲为正。又有人说为贤者、尊者避讳，对吗？回答说：要求贤者完备，推崇王室的尊严，那么在经文中可以，避讳则未曾听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通训》卷二 宋 张大亨 撰 桓公

滕子来朝见。薛伯去世。杞伯来朝见。杞子去世。鲁僖公在防地防备尹子、单子等讨伐郑国。子来结盟。

孟子称周室分封爵位俸禄，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共五等。周官的制度，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共三等。而春秋时代，则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为一等。所以子产说：“郑国，是伯男之国，却承担公侯的贡赋。”左氏也说：“礼不防备公侯，防备伯、子、男是可以的。”他们在经文中的次序，伯、子、男的班次，高低交替，没有固定位置，那么确实是一等了。滕、薛、杞原来是侯，被贬居伯、子之列；单原来是伯，被贬居子列。这不是按一二等第排列的，而是以其等级作为差别。

译然而降低爵位不超过男爵的，是因为子爵和男爵地位相同。周王室衰微后，诸侯升降爵位的权力不再归于天子，有的听从霸主的命令，有的受制于大国。但是，秦国、晋国起初成为列侯，邾国、郳国最初被赐予王爵，也一定是向天子请求后才接受的，由此可知先王的恩泽大概并没有完全消失，孔子在《春秋》中对此如此急切关注，确实是有原因的。有人说杞国虽然是夏朝的后裔，但违背了礼制，所以孔子用“文”来贬低它的爵位，使其与吴、楚、徐、越相同，这大概是不对的。《春秋》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名称的，爵位命号是由天子授予的，孔子怎么能随意升降呢？这岂不是扰乱名分吗？至于吴、徐、越，则是边远地区的君主，虽然拥有公侯那样的封地，但原本的爵位不超过子爵，《春秋》降低它们僭越的称号而恢复其本来的爵位，并不是贬低。所以贬低吴、楚的原因，在经文中大致可以看出，并不在于称它们为子爵。

译鲁桓公在稷地会合齐侯、郑伯，以促成宋国的动乱【二】鲁桓公在袲地会合宋公等人，讨伐郑国【十五】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人、蔡国人【庄八】宋公、楚子等在盂地会合，楚子拘捕宋公以讨伐宋国【僖二十一】鲁桓公在薄地会合诸侯结盟，释放宋公【僖二十一】楚国人包围江国，晋国阳处父率领军队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文三】宋公、陈侯、卫侯、曹伯在棐林会合晋国军队，讨伐郑国【宣元】晋国人、齐国人在澶渊会合，因为宋国发生火灾【襄三十】鲁定公在召陵会合刘子、晋侯等人，侵犯楚国【定四】会合、结盟、侵犯、讨伐，不说明其所为之事，是因为所涉事务众多；指明其所为之事，是因为所涉事务专一。事务专一，所以善恶分明；善恶分明，所以褒贬清晰。稷地的会合，旨在促成宋国动乱，但实际上对平定动乱毫无损害；澶渊的会合，旨在应对宋国火灾，但实际上对救灾毫无补益；袲地的会合，旨在讨伐郑国以拥立国君，却未能成功拥立；召陵的会合，旨在侵犯楚国以整治蔡国，却未能成功整治；郎地的驻扎，旨在等待众人讨伐郕国，却未能成功等待；处父的军队，旨在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却未能成功救援；棐林的战役，旨在讨伐郑国以救援陈国，却未能成功讨伐。劳顿诸侯，暴露军队，窃取名义却无实际成效，《春秋》因此端正其辞令。盂地的会合，楚子有轻视中原之心，拘捕宋公以谋求霸权；薄地的结盟，诸侯有保卫中原之志，释放宋公以挫败楚国。楚子未能遂行其霸权之心，中原各国未能屈服于外族，《春秋》因此端正其辞令。凡是美恶的实情，如果有所显现，君子不致力于斥责，并非厌恶揭发，而是周旋合乎礼制、从容合乎中道的意义。只是所见不足以明确，既可为善，也可为不善，于是君子端正其辞令，这是学者应当深入考察的。

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戊申日，将其放入太庙【二】

〇之舞衣、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礼仪法度由此产生，所以先王用它们传示后世。夏后氏的玉璜、封父的弓、宻须的鼓、阙巩的甲胄，训诫意义存于其中，所以先王用它们分封诸侯。这些称为重器，都收藏在宗庙，作为社稷的镇守之物。那大鼎，是郜国自己制作的吗？还是周王分封郜国时赐予的吗？如果是自己制作，则不合礼法；如果是周王分封时赐予，则不可赠予他人。现在郜国不能保有而赠予宋国【郜国尚存并非被灭所得】宋国不能保有而贿赂鲁国，鲁国于是将其收藏在太庙，如果用来考察礼仪，则取得它不合礼；如果用来示现训诫，则不能起到训诫作用，适宜宗庙不接受它。三国都失礼，所以一并举出而加以谴责。凡是《春秋》记载“取”，都厌恶其不以道义获得，这是尤为严重的。

蔡侯、郑伯在邓地会合【二】

《春秋》记载外国的会合结盟，鲁国没有参与的共有二十七个。诸侯则列举其爵位，大夫则不列出其名，总称“人”而已。鲁国没有参与，而经文得以记载的，未必都是赴告的言辞，大概也有所谓听闻而知晓的情况。如果关乎治乱，圣人便予以记录。孔子说：“多听，保留疑问，谨慎地说其余的，就能少犯错误。”因此诸侯列举其爵位，没有疑问；大夫不列出其名，是避免不谨慎。那么莒子帛【隐二】郑防速【定十】为什么列出其名呢？回答说：“这两者是前文所略写的，不能凭主观臆断。谨慎地说其余的就可以了。”

鲁桓公在嬴地会合齐侯。公子翚到齐国迎接新娘。齐侯在讙地送姜氏【桓三】鲁桓公在讙地会合齐侯【三】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三】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三】

《易经》中的《咸》卦、《恒》卦，《诗经》中的《周南》、《召南》，都是夫妇之始，人伦之本。《咸》卦、《恒》卦说：“亨通、利于贞正，吉祥，利于有所前往。”《周南》、《召南》说：“端正初始之道，王化之基础。”大概没有不端正其初始，而能亨通且吉祥，可以有所行动，可以教化下属，而成为治道基础的。鲁桓公娶妻，在齐国完成婚礼，并非不称主人之义；文姜出嫁，齐侯送她，并非疏远兄弟之义；鲁桓公在讙地接受姜氏，并非亲迎之义；姜氏不与鲁桓公同时到达，并非女子随夫之义；翚迎接新娘却不致送夫人，并非迎娶新娘之义；年致送女子而聘问，并非致送女子之义。文姜失去侍奉君子、承继宗庙之道，干犯飨宴会合之礼，放纵往来之欲，以至于杀害其夫、扰乱其国，是由于其初始不端正的缘故。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以引以为戒啊！春秋十二位鲁公，闵公年幼未娶，哀公在位未终，其余得到婚姻之正的都略去不写，像桓公、庄公娶齐女，成公娶宋女，是最为失正的，所以《春秋》详尽其辞令。

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三】

命，是君主用来诏令其臣下，上级用来命令下级，有发出命令的人就有接受命令的人。天下有道，小德役使大德，小贤役使大贤，所以发出命令的人无不善良，而接受命令的人诚心服从。天下无道，小的役使大的，弱的役使强的，所以发出命令的人未必善良，而服从的人不得已。春秋时代，天子的命令固然不能使诸侯诚心服从，只有大国以威势胁迫，然后畏惧而退让听从。现在这两个国家，土地相当，德行平等，谁也不能胜过谁，他们所谓的命，是谁发出而谁接受呢

译由此可以看出周王室纲纪废弛，方伯失职，诸侯各自为政。如果不是这样，凡是边境相遇的诸侯也都不会结盟，这为何唯独在这里说“胥命”呢？

译甲戌日、己丑日，陈侯鲍去世。丙戌日，鲁君与郑伯在武父结盟。丙戌日，卫侯晋去世。夏季五月，郭公。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祀。十一月壬申日，公孙婴齐去世。

孔子说：“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就存疑不论吧。”又说：“我还赶得上史官有缺漏的文字，有马的人借给别人骑乘，现在这些都不存在了！”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与史官缺漏的文字，即使是按理容易知道、容易看见的，圣人也不敢随意增减，是害怕后世穿凿附会。所以《春秋》记载史事，像日月食那样有疑问的，尚且还留白以待后来见闻广博的人，何况比这更大的事情呢？左丘明作《左传》与《国语》所载，有时不同；司马迁作史书，一件事而杂见多种说法。不知道的人以为这是矛盾，知道的人认为这是效法圣人。这是求学的人应当深入考察的。

齐侯、郑伯前往纪国。州公前往曹国。单伯前往齐国。

外国互相朝见聘问，不记载于《春秋》。记载的，是我所参与听闻的。齐、郑朝见纪国，是想窥探其间隙而袭击它，那是我的伯姬所在的国家。州公朝见曹国，是想抛弃他的国家而离开，来寄托于我国。单伯聘问齐国，是想以周王的命令请求我的子叔姬。这些都是我所参与听闻的。纪国没有罪，齐、郑用欺诈图谋它；州国没有罪，杞国以强力逼迫它；子叔姬没有罪，齐国人杀了她的儿子而拘捕她。君子厌恶这三个国家的无道，而哀伤鲁国的弱小不能救援，于是记载下来。

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周王的军队在茅戎战败。周王的军队，只有征讨而没有战斗。现在周王对郑国有讨伐，而不说征讨，可以看出端正自己的道理不足。天子的军队，其将领都是任命卿大夫。现在周王亲自率领，三国跟随周王，而国君不亲自行动，可以看出使用民众的道理不确立。这就是《兔爰》所以哀悯周朝的原因。不说周王率领三国讨伐郑国，是不让周王首当其冲承担危难；不说郑人与周王交战，是不让郑国与君主为敌。这就是《春秋》所以尊崇周王的原因。郑国击败周王的军队，就隐去其败绩；戎人击败周王的军队，就记载下来，为什么呢？戎人，是外族，不通行礼物，礼教达不到，周王的军队败于戎人，还可以说。郑国，是周朝的宗国，周王的卿士，对内护卫王室，对外抵御戎狄，亲自拿着武器击败周王的军队，不可以说。

州公前往曹国。寔来。纪侯大大地离开他的国家。

诸侯的国家，都是接受天子而世代守护的。宗庙社稷存在其中，离开他的国家而宗庙有供奉、社稷不陨落，就不以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害人，这是仁者所做的事，太王离开邠地就是这样。离开他的国家而宗庙缺乏祭祀、社稷缺乏主持，就与百姓一起守护，效死而不离开，这是义者所做的事，孟子谈论滕国就是这样。纪侯被齐国逼迫，让他的弟弟侍奉齐国而自己离开，跟随的百姓四年后才全部离开，纪国于是再次出现，符合太王所说的离开。州公被杞国逼迫，抛弃他的国家给杞国而自己寄托于诸侯，百姓没有跟随的，州国因此不再出现，不同于孟子所说的守护。这就是《春秋》所以认为纪侯贤明而贬低州公的原因。“寔来”，是不再返回的言辞；“大去”，是不再回顾的言辞。

大雩。大雩十九次，不下雨七次，下雨一次，大旱两次。

《诗经》称春夏向上帝祈求谷物，那么雩祭就是常祀了；《左传》称龙星出现而雩祭，那么雩祭有固定的时间了；《论语》称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台下游玩，那么雩祭有固定的地点了。因为它有固定，所以《春秋》不记载；大雩不寻常，因为旱灾而举行，举行不一定在固定时间，所以《春秋》记载。雩祭而灵验，就记载雩祭；雩祭而不灵验，就记载不下雨；不下雨而成为灾害，就记载大旱。记载不下雨而说下雨，是嘉奖及时；记载不下雨而不说下雨，是不及时；记载大旱而不说饥荒，是荒政实行了。如果荒政不实行就记载饥荒。天灾流行，虽然国家所不能避免，然而先王遇到灾害而恐惧，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想要消除它，是畏惧上天、忧虑百姓的缘故。观察举行祭祀的早晚，考察记录降雨的疏密，那么人君畏惧上天、忧虑百姓的志向，就可以大概看到了。

八月壬午日大阅兵。

先王把军事政务寄托于民政，不崇尚武力；把武事藏于农事，不滥用武力。所以四季的田猎，都在农闲时节，用来检阅车马步兵、熟悉战阵。《车攻》《吉日》的诗就是这样。八月大阅兵，不借着田猎来做，不是正当的事；不等待农闲来做，不是正当的时节。那么《春秋》认为这是罪过吗？回答说：“不是。”这时鲁国很久不用兵了，国家闲暇，趁着这时明确政令刑罚，是接近懂得道理的人。假使趁着正当的时节来做，即使《车攻》《吉日》又能增加什么呢？所以明确政令刑罚，是大务；不是正当的时节，是小过。《春秋》不因为小过掩盖大务，也不因为大务废弃小过。

子同出生。

文姜的儿子同，出姜的儿子恶，齐姜的儿子午，都是嫡长子。同就记载他的出生，而恶与午不记载，为什么呢？《左传》说“同以太子出生的礼仪举行”，这不是这样。礼说：“天子的长子，还像士人一样，天下没有出生

译而尊贵的人。」虽然适长有作为世子的道理，但刚出生时，同并没有得到不同的礼遇。《内则》中的话，是因为传文而这样说的。同样具备威仪和技艺，却不能防范他的母亲，失去了做儿子的道理，人们认为他是齐侯的儿子。陈灵公的被杀，鲁桓公的死亡，陈国灭亡的原因，鲁国混乱的原因，都根源于此【陈灵公的大臣说征舒像君主，君主说：“也像你。”鲁桓公说：“同不是我的儿子，是齐侯的儿子】因此《春秋》纠正了它的措辞，对于陈国说“夏徵舒”，对于鲁国说“子同生”，用来断绝天下后世人的疑惑，作为荒淫昏乱者的警戒。

译二月，焚烧咸邱。

夏历仲春，国君告诫官吏和士卒以操练军队，随后进行搜猎，焚烧杂草，田官熄灭余火，然后献祭猎物于社神。到了季春，才允许百姓用火，这是先王的法度。如今在丑月（二月）就焚烧，不是为了操练军队，也不是为了田猎祭社，所以不称“搜”，因此《春秋》对此加以讥讽。四季的田猎，不在规定时间举行，尚且要记录其过错，何况是提前用火呢？先王规定用火和禁火，必定考察天象，然后才施行，这是为了顺应阴阳的闭合与开启，厚待百姓的生活，难道是随意而为的吗！

糓国国君绥来朝见，邓国国君吾离来朝见，郳国国君黎来朝见。

糓国和邓国，是汉水上游的小国；郳国，是邾国的分支封国。糓国和邓国受楚国逼迫，郳国受戎族逼迫，都混杂使用他们的礼仪，所以《春秋》记录他们来朝，是为了表明他们是华夏诸侯；直呼其君名，是为了贬低他们背离礼制。郳国后来接受爵位，才开始使用中原的称呼，而糓国和邓国的后代从此就无人知晓了。

正月己夘日，举行烝祭。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致祭夫人。在太庙举行大事，将僖公神位升列。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时撤去音乐。在武宫举行祭祀，叔弓去世，撤去音乐。陪祀先公。

祫祭、禘祭、烝祭、尝祭，是用来侍奉宗庙的，所以通称为“事”，也通称为“祀”。而祫祭则远及已毁庙的神主，宗庙的礼仪没有比这更隆重的，所以又称为“大事”。然而这些都是常规祭祀，如果没有过失，《春秋》是不记载的。如果过失在于祭祀本身，就指明祭祀以示讥讽；如果过失不在祭祀，而是通过祭祀显现出其他过失，就略称为“事”或“祀”而已。烝祭是冬祭，一年中不可以再次举行；尝祭是进献新谷，灾后不可以再次进献；禘祭是排列昭穆次序的祭祀，庄公不该排列而姜氏也不该排列，所以说，过失在祭祀，就指明祭祀以示讥讽。合食之祭，应该按尊卑次序却乱了次序；卿佐去世，应该废除乐舞却使用了乐舞，所以说，过失不在祭祀，而是通过祭祀显现出其他过失。陪祀先公，看似合乎正道，却是出于阳虎的作为，所以《春秋》不称“先公”，不指明其祭祀，以此来惩戒其虚伪。宗庙的礼仪，是国家最庄严的，如果在上位者肆意妄为，在下位者专擅权力，想要让人知道孝敬的实质、笃行君亲的道义，太难了！文公在防地举行祫祭，与吉禘没有区别，却说不在于祭祀的过失，为什么呢？在防地举行祫祭，本来就有过失，借此进行逆祀，那就更严重了。一件事同时违背两条道义，选取更严重的来责备，那么其余的过失不待贬斥就自然显现了。

祭公前来，随即从纪国迎回王后。纪国的季姜回到京师。刘夏从齐国迎回王后。

天子娶妻，由伯叔之国的主公前去迎接，作为主婚人，这是归正的礼制。刘夏是士，迎亲不与我商量，归宁不告诉我，天子失去了大婚的礼制，鲁国失去了主婚的道义，祭公专断命令，刘夏失职，都不是厚爱人伦、美化教化的正道。王后，是天子的配偶，以妇道教化天下。王后归国不合礼制，那么天子就不能以家为法。不能以家为法，又能教化天下吗？这就是《春秋》之所以记载的原因。【《伊川春秋传》说：祭公前来，随即从纪国迎回王后。祭公受命迎后到达鲁国，先行了私礼，所以记载“来”，而把迎后作为“遂”事，责备他不防备王命，而轻视天下之母。纪季姜回到京师。记载王室之事，不能使用无王的月份，所以只记载时节而已。有人说：“假如正月发生日食，该怎么记载？”回答说：“记载‘春日食’，其义已经明白了。”王后归国，天下应当有其礼制，诸侯没有到场，这是不能做天下的母亲，所以只记载纪女归国而已】

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季姬和鄫子在防地相遇，派鄫子来朝见。

射姑是世子，已经受命就有摄政的礼仪，父亲命令他是正当的。杞伯的儿子，还不是世子，年幼就没有朝聘的礼仪，母亲带着他，是妄为。鄫子是丈夫，制定道义就没有顺从妻子的礼仪，妻子派他，是悖逆。朝聘，是天子和诸侯的事，妇女参与其中，那么国家的政事就可以知道了。

齐侯、衞侯、郑伯来在郎地作战。

《春秋》有三十三次战争，没有用“来战”来表述的。说“来战”而不说与谁作战，知道我方未曾作战。来战，是他们的意图；不说与谁作战，是我方的意图。《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而争地争城，以至于使百姓糜烂，那就是不仁的极致。桓公即位十年于此，虽然没有侵伐但不忘武备，虽然有武备但不敢使用。在此作战，三国侵犯，而我方不与争，也差不多算是保国的仁德了。鲁郑伐宋，丁未日在宋地作战，也不说与谁作战，知道宋国未曾作战。就像这样，只是内外言辞不同而已。

郑忽出奔卫国。郑世子忽复归于郑。陈公子留出奔郑。楚国灭蔡，抓获蔡世子友带回去，杀了他。楚公子

译弃疾杀死了公子比【十三】晋国赵鞅率领军队将卫国世子蒯聩送入戚地【哀二】

译郑忽出奔时，称他为郑忽；等他回国时，称他为世子。曹友被俘时，蒯聩被接纳回国时，也都称他们为世子。卫留出奔时，称他为公子；卫比死时，也称他为公子。这些都是因为丧期未满一年，尚未正式即位为君，所以不称君号。忽、友、蒯聩被称为世子，表明他们应当被立为国君；留、比被称为公子，表明他们不应当被立为国君。蒯聩虽然尚未即位，却使用已即位的称呼，以表明他的正统地位；留、比虽然已经即位，却使用未即位的称呼，以表明他们并非正统。按照礼制，继位的儿子在丧期未满时不称君，而《春秋》的体例是，丧期过了一年就称君，所以说：“国君在世时称世子，国君去世称子某，安葬后称子，过了一年称公。”丧期未满一年，先君虽然已经安葬，也不改年号，不称君，这是为了阐明继承大统的意义，加深君臣父子之间的亲情。郑忽、曹羁、卫子、子恶、王猛就是这种情况。丧期已过一年，先君虽然尚未安葬，也要改年号以继承统绪，正位以安定百姓，这是为了阐明君道不可空缺，国命不可废弃。鲁文公、成公、定公、卫惠公、卫定公、宋共公就是这种情况。晋献公去世，《春秋》经文不记载安葬。里克杀死了两位继位的国君，丧期未满一年时称他们为君之子，丧期过了一年就称他们为君，可知这并不取决于是否安葬。齐昭公去世、晋厉公被杀，《春秋》经文也不记载安葬。齐世子舍、晋公子周都在丧期未满一年时就称君，舍是为了表明他是嫡长子，周是为了表明他并非嗣君，所以不必等到丧期过了一年。齐顷公、郑悼公、邾隐公在安葬后就除去了丧服，丧期未满一年就称君，这是不懂得君亲之爱、继承大统的意义。顷公因此在鞌之战中受辱，悼公因此被晋国抛弃，隐公因此被鲁国拘捕，这并不是不幸。至于陈佗、齐无知、莒展舆杀害国君，公子瑕驱逐国君而自立，未能稳定局势就被诛杀或驱逐，所以虽然丧期过了一年，也不以国君之道对待他们。

柔防宋公、陈侯、蔡叔于折；陈侯派女叔来聘问；公子友前往陈国；原仲；齐仲孙来；季子回国；齐高子来结盟；晦日夷伯的庙被雷震；宋子哀来投奔。

礼制规定：国君不直呼卿老的名字。又说：德行高尚的人不直呼其名。卿老，是指爵位和年龄特别高的臣子。不直呼其名，是尊敬老人、侍奉长者的意义。尊敬老人，是因为他们接近于亲人，以此来教导人们孝顺；侍奉长者，是因为他们接近于兄长，以此来教导人们敬爱兄长。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罢了。孝悌得以实行，王道的基础就确立了。所以国君对于臣子，有两种情况不直呼其名：有因礼遇而不直呼其名的，这是崇尚年长的意义；有因尊贵而不直呼其名的，这是尊重贤者的意思。崇尚年长、尊重贤者，它们的意义是一致的。

等到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齐国人讨伐卫国，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卫军大败；宋公、曹伯等讨伐齐国，宋军同齐军在甗地交战，齐军大败。

《春秋》记载讨伐就不记载交战，记载交战就不记载讨伐，既记载讨伐又记载交战的，只有这三例。记载讨伐不记载交战的，未必发生了交战；记载交战不记载讨伐的，讨伐不值得称道；既记载讨伐又记载交战的，是重视这件事。这三例为什么被重视呢？讨伐宋国的交战，鲁国不被宋国信任，不知道反省自身却用混乱来促成它；讨伐卫国的交战，齐国不被卫国信服，不能用道义来威慑却用贿赂来要挟它；讨伐齐国的交战，宋国不被齐国接受，不能依靠道义来确立正统，却强行推销它。《春秋》厌恶他们敢于施行不义之事且坚持到底不知悔改，所以用尽言辞来谴责他们。

二月，鲁公在防地会见纪侯、郑伯。己巳日，同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十一月己巳朔日，宋公同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楚人、陈侯等包围宋国，鲁公会同诸侯在宋国结盟。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军、宋军、秦军同楚人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十一月庚午日，蔡侯率领吴子同楚人在柏举交战，楚军大败。

交战时称君，战败时称师，这是正确的。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不称师。交战时称大夫，战败时称师，这是正确的。大夫是率领军队的人。交战时称人，战败时称师，就知道这个“人”是国君或大夫。包围时称人，结盟时称诸侯，就知道这个“人”是诸侯。所以纪、郑之战，所谓的燕人，是燕伯；泓水之战、宋国被围，所谓的楚人，是楚子；城濮之战，所谓的楚人，是得臣；柏举之战，所谓的楚人，是囊瓦。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图谋称霸而不能成功，楚文王争夺霸权。然而盂地会盟，宋国有忧虑中原的心，楚国有轻视中原的心；泓水之战，宋国有仁爱之心，楚国有祸害他人的心。所以自从盂地会盟之后，《春秋》记载楚国的君臣，都称他们为“人”，等到晋文公兴起后才停止。由此可以看出圣人怜悯中原没有霸主，而担忧荆楚肆意妄为。

春天没有结冰。

译【十四】二月没有结冰【成元】春季没有结冰【襄二十八】正月下雨，树木结冰【成十六】十二月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僖三十三】十月降霜冻死了豆类【定元】《诗经·七月》记载日期、星辰、霜、露的变化，用来验证万物的生长成熟，作为寒冷温暖的征兆，以此来谨慎地安排农时、预先指导百姓劳作，这是建立王业的首要任务。如今阴气过度剥落却不结冰，阳气尚未恢复却不冻杀草木，应当下雪却下了雨，应当结露却降了霜，这些都是失去了天地的和谐，违背了阴阳的正道，万物将会遭受病害，年成将会歉收，这是治国者应当深切忧虑的，不仅仅是雷电雨雹失去时节而已。

译宋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攻打郑国；鲁公率领楚军攻打齐国，夺取了谷邑；蔡侯率领吴子与楚军在柏举交战，楚军大败；刘子、单子带着周王猛居住在皇地，刘子、单子带着周王猛进入王城。

宋、鲁、蔡，国家弱小且军队稀少，他们能够攻入郑国、夺取齐地、打败楚国，是因为借用了大国的兵力，所以《春秋》用“以”字来记载。天王的征伐，霸主的讨伐，也必须借助诸侯的兵力才能成功，然而不称“以”，是因为天王以德行施行仁政，其作用不在于人多；霸主以武力假借仁义，依靠人多不值得称道。因此，商纣王在牧野的军队，无法抵挡周军；齐桓公在召陵的军队，不能使楚国屈服。如果是小国借助大国的兵力而取胜，于是就用“以”字来记载。至于刘子、单子，他们是臣子，带着他们的君主出入，《春秋》不避讳，是因为周王猛当时正在服丧，尚未正式即位。

天王派遣家父来鲁国索取车辆。

舜帝每五年巡狩一次，诸侯每四年朝见一次。其制度规定：用车马服饰来酬谢有功之人。周宣王赐命诸侯，其诗歌中说：“赐予大路车和四匹马。”由此可知，车马服饰，是帝王用来赏赐有功之人的。春秋时代，国君和大夫还有接受天子赐予大路车、命服的。如今周庄王反而向鲁国索取车辆，为什么呢？难道是征召曾经赏赐给鲁国的车辆吗？还是鲁国自己制作的车辆呢？如果是征召曾经赏赐的，那么赏赐就不诚信；如果是鲁国自己制作的，那么工匠就不合乎法度。所以赏罚失序，是从向鲁国索取车辆开始的。

郑伯突突然出逃到蔡国，郑伯突进入栎地；卫侯朔出逃到齐国；卫侯朔进入卫国；卫侯出逃到楚国，卫侯郑从楚国返回卫国；卫侯出逃到齐国；卫侯进入夷仪；卫侯衎返回卫国。

诸侯出逃，就失去国家；失去国家而改立君主，就失去君位。没有国家和君位，就不能称其原有的爵位，这是正确的。国君出逃都称名，不称名的，其义理见于僖公二十八年。这四位国君的出逃，他们的国家确实已经改立君主了。郑伯突出逃，过了十八年才复国；卫侯朔出逃，过了八年才复国；卫侯郑出逃，过了两个月才复国；卫侯衎出逃，过了十二年才复国。于是国内有一位卫侯、郑伯，国外也有一位卫侯、郑伯。《春秋》不承认其中一位，也不剥夺其中一位，不嫌一国中有两位君主，为什么呢？因为忽以世子身份继位但没有善终，叔武以君命摄政，那么他们不正统是毫无疑问的。其他情况则是，在外的，是因为无道而出逃；在内的，是因为无道而被拥立。我独自能承认谁而剥夺谁呢？有人说：“君主虽然无道，因为他出逃就剥夺他的君位，而拥立另一个人做君主，这难道不是鼓励篡位吗？”回答说：“在外的，虽然有君主的名称而没有治理国家的实际；在内的，虽然有君主的地位而没有稳固地位的威势，然而国人已经把他当君主了，诸侯已经会盟承认他了，我难道不称他为君主吗？虽然称他为君主，但外国的君主没有被抹去，这是不承认他为正统君主。国人的罪过，是因为国人有服从命令的道理；诸侯会盟承认他，是诸侯的罪过，因为诸侯有讨伐罪人的道义。我也称他为君主，是为了宽恕国人、责备诸侯。宽恕国人、责备诸侯，然后篡位者的恶行才不容于贬斥。诸侯出逃、归国，有的先称名有的后称名，都是《春秋》的新义。只有卫侯朔出入都称名，是因为他篡位。篡位者道义上本来就不应当做君主，即使他归国，也还是剥夺了他的国家。”

郑世子忽返回郑国。归国十三次，复归五次，进入十一次，复入两次。归、入说明来自何处共十六次。

都是返回国家，有难易、逆顺的区别。进入容易，就称为归，归是顺当的辞语；归国困难，就称为入，入是逆反的辞语。郑突趁着忽的软弱，曹赤趁着羁的出逃，卫侯郑先诛杀瑕咺，蔡侯庐、陈侯吴开始就任封国，邾益、卫彄有援助他们的人，曹伯、赵鞅有请托的人，蔡季、楚比有召请他们的人，他们的国家没有人给他们制造困难，那么他们进入就容易，所以都称为归。大夫而记载归国的，是因为罪过被赦免，重新得到职位的缘故。郑忽出逃，宋国拥立突来篡位；卫侯郑出逃，晋国拥立叔武来讨伐他；曹襄被晋国拘捕而瓜分他的土地，卫衎被臣子驱逐而不能进入，他们失去君位不是他们的罪过，所以在归国时以复位来记载。许叔进入许国，郑国虽然给他，但不是国人的谋划；阳生进入齐国，齐国虽然召请他，但不是国卿的意思；郑伯进入栎地，小白进入齐国，卫衎进入夷仪，去疾进入莒国，卫朔进入卫国，王猛进入王城，天王进入成周，他们的国家有人与他们竞争，那么他们归国就困难，所以都称为入。大夫而记载进入的，是想叛乱；复入的，是想颠覆他的宗国。说明来自何处，是表明不是私自返回，没有明显召请的人，就有明显接纳的人。阳生虽然有召请他的人，但不是明显

译召，栾盈虽然有接纳他的人，但并非公开接纳，所以都不说他的来源。元咺，国君被执他就回归，国君失位他就复位，占据职位以对抗国君，独占俸禄却不尽臣子之礼，所以也一同称为“复归”。身为臣子却与国君使用相同的措辞，那么元咺的罪过在这里就不可估量了。这几件事，并不是为了区分国君优劣的不同，大概是为了阐明宗庙社稷难以保全，土地人民容易丧失，爵位名器不可轻视，以此作为拥有天下国家者的警戒。

译《春秋通训》卷三，宋代张大亨撰。庄公

三月，夫人逃往齐国【元年】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一样的，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对君主和父亲的敬重是一样的，在君主面前要称呼父亲的名字，因为有至尊的人存在，不敢有贰心，这就是所说的爱要合乎礼制、敬要合乎道义。夫人，是小君，〇是用君主的道理来侍奉她的人；夫人，是国君的母亲，〇是用母亲的道理来侍奉她的人。夫人对于桓公来说，按亲情算是丈夫，按道义算是君主。父亲已经杀害了君父，却想让〇人用君主的道理、母亲的道理来侍奉自己，这能行吗？所以《春秋》因为她的离去而断绝了亲情。那么作为庄公该怎么办呢？舜做天子，皋陶做狱官，瞽叟杀人，孟子说：“抓起来就是了。”舜看轻天下就像丢弃破鞋一样，背着父亲逃跑，沿着海边居住，终身快乐，快乐得忘记了天下。这固然不是庄公所能做到的，但君子对庄公的期望却是这样的。

单伯送王姬，在城外为王姬修筑馆舍。王姬嫁往齐国【元年】齐国的王姬去世【二年】

孔子说：“君主用礼来使唤臣子，臣子用忠来侍奉君主。”先王使唤他的臣子，必定符合礼制。礼制可以命令他去做，但他不能执行，先王就不使唤他；礼制可以执行，但我不能命令他，先王就不命令他。君子侍奉他的君主，必定竭尽诚心。君主命令做事，事情如果可以做且符合道义，必定诚心去做；事情虽然可以做但道义上不能勉强，必定诚心推辞。因此必定君主使唤臣子不违背礼制，臣子侍奉君主不违背忠诚。鲁国对于齐国，不共同承担天下的怨恨。周天子不应当让鲁国主持婚礼，鲁国不应当接受天子命令而不推辞。在守丧期间，却办理喜庆之事；废弃常规制度，而进行变通谋划。这是天子使唤鲁国不合礼制，而鲁国侍奉天子不忠诚。天下本来有很多同姓的〇，何必在鲁国？这就是《春秋》用尽言辞的原因。馆舍说筑而不说作，作的制度不完备；就像邑落说筑而不说城，城的制度不完备。

周天子派荣叔来赐给桓公任命【元年】周天子派毛伯来赐给公任命【文公元年】周天子派召伯来赐给公任命【成公八年】

诸侯有了天子的任命，然后才能成为国君。即使是世子继承君位，天子必定任命他，然后确定名分，这是太平盛世的法则。王道衰落，诸侯篡夺自立，不都由天子任命，天子也都顺势任命他们，鲁闵公、宣公之类就是这样。偶尔有即位合乎正道的，天子也顺势任命他们，如鲁国的文公、成公，虽然不是太平盛世，《春秋》也记录他们，用来阐明端正开始之道，确定天下〇家的根本。唯独桓公杀害君主而得到君位，周天子不能讨伐，死后又追授任命，这是什么法则呢？君主以发布命令为重，发布得不当，就自己轻视命令；臣子以接受命令为荣，接受得不正，就自己招致耻辱。由此可以看出周庄王不明智，而桓公的罪过没有掩盖。

齐国军队迁移纪国的郱、鄑、郚【元年】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三年】纪伯姬去世。纪侯大规模离开他的国家。齐侯安葬纪伯姬【四年】纪叔姬回到酅地【十二年】纪叔姬去世【二十九年】安葬纪叔姬【三十年】

齐国迁移三座城邑，〇又归附齐国，那么纪国就灭亡了。不说纪国灭亡，是因为它的都城没有毁灭，它的国君没有离开。纪侯大规模离开他的〇之后纪国才灭亡。纪国灭亡而两位姬姓女子还系属于纪国，是因为它的祭祀没有灭亡。纪国祭祀没有灭亡，那么季的国家为什么命名？〇说：“季分割侯国成为附庸，以酅地国君的身份来奉祀纪国祭祀。”所以侯虽然失去纪国但不称为灭亡，纪国虽然没有国家但不称为防备，酅地虽然归附齐国但不称为迁移，齐国虽然得到纪国但不称为夺取，纪国虽然归属齐国但不称为投降。季归附齐国，名义上是叛变而实际上不是叛变。《春秋》中叛变的人即使地位低贱也必称其名，即使出逃也不说所去的国家；带着土地来的人不说叛变。现在季带着土地向外归附而不说叛变，且说出所去的国家，由此知道他不是叛变。纪侯舍弃国家而离开，不是人主的常情；纪季带着土地归附仇敌，不是人子的正道。然而与其为社稷而死，哪里比得上保全它可贵？与其使宗庙祭祀断绝，哪里比得上保存它可贵？事情有时不得已，归于忠恕是可以的。所以圣人对于给予和剥夺，不盲从名义而考察实际，不论表面行为而推究内心，虽然谴责他们败坏常规扰乱风俗，又厌恶固执而轻视道义。孔子说：“可以和他一起走向道，未必可以和他一起坚守；未必可以和他一起坚守，未必可以和他一起权变。”孟子说：“男女不亲手传递东西，是礼；嫂子溺水用手拉她，是权变。”权变不是贤者不能用，不是圣人不能明察。因为难以明察，所以《春秋》用尽言辞。

公和齐人在禚地打猎【四年】

公为什么和齐国的〇人打猎？齐人不是〇人，是指齐侯。为什么称人？以庄公的道义，不得不称人。鲁国对于齐国，不共同承担天下的怨恨。天下的怨恨，没有比君父更重的。断绝母亲的亲情，在城外安置王姬的馆舍，这是打算用正直来回报了。现在越境而去和他打猎，不是齐国想要而我想要，为什么呢？况且打猎以供奉宗庙为先，和别人共同进行，已经不正了；和仇敌共同进行，宗庙会享用吗？先前断绝母亲的亲情，不算不孝，是为了保存父亲；在城外安置王姬的馆舍，不算不恭敬，是为了厚待亲人。现在

译那么两种指责就同时产生了。《诗经》说：“没有谁不有个好的开始，但很少有人能坚持到底。”这就是说的荘公啊。

译周王的大夫子突救援卫国。庄公防备周王的大夫、齐侯等，在洮地结盟；庄公防备周王的大夫、晋国人等，在翟泉结盟。

《春秋》记载“王人”共有三次，都是表示贬斥。王子突既然被称作“人”，又直呼其名，为什么呢？这两次结盟的贬斥，是因为他们结盟。结盟是用来作为诚信的凭证的，不敢把不被信任的人加在尊贵者之上，所以诸侯不与天子结盟。现在周王的大夫屈尊与列国结盟，因此称他为“人”。卫国国君卫侯朔起初策划杀害他的哥哥而夺取国家，天子不能纠正，不久又被臣下驱逐，天子不能讨伐。等到诸侯接纳他，然后才去救援。从前面看是鼓励篡位，从后面看是助长叛乱。《春秋》责备周王政令不能纲纪天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周王不可直接贬斥，所以加重对子突的诛责来显示这一点。夫咺、纠是冢宰，不能治理隐公、桓公的祸乱；瑕、朝是王族，不能避免篡夺的恶行，他们自身也有罪过，直呼其名是适宜的。子突是为周王出征却失当罢了，难道也防备那最严重的责罚吗？大概古代担任使者的人，接受使命而不接受具体的言辞；担任将领的人，接受军队而不接受具体的命令。子突作为周王的将领却不知道引军以当道，也是自己招致辅佐夏桀那样的诛责。就像目责楚子杀害蔡侯，他的罪恶已经显现，又直呼其名，这是加重他的罪责啊！

齐国人送还卫国的宝物。

先前，三个国家的国君共同讨伐宋国的祸乱，而桓公迁徙了宋国的重器，那么桓公就是平定宋国的主帅了。现在，四个国家的军队共同接纳卫国国君，而庄公俘获了卫国的宝玉，那么庄公就是讨伐卫国的主帅了。讨伐祸乱的国家而确立其嗣君，讨伐叛乱的臣子而接纳其出逃的国君，这是天子的事，是方伯连率的职责。上面没有英明的天子，下面没有贤能的方伯，那么邻国主持此事是可以的。现在见利忘义，开始时正当最终却邪恶，掌握讨伐罪人的权力，却做谋取财货的打算，所以被《春秋》视为疾病。宋国因为贿赂而最终让宋公执政，贿赂不是宋国的本意，宋公是应当立的，所以称作“取”。卫国因为贿赂而最终接纳卫侯，贿赂是卫国想要的，卫侯是不应当立的，所以称作“来归”。

正月甲午日，整治军队。夏天，军队和齐国军队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国军队投降。秋天，军队回国。

孟子说：“不教育百姓就使用他们，叫做祸害百姓。祸害百姓的人，在尧舜的时代是不被容许的。”又说：“现在天下治理百姓的人，没有不喜好杀人的。”春秋时代，诸侯使用军队屡次发生，没有先治理好自己然后出兵的，也没有全军而自归的。现在庄公不把围郕的战役看作小事，而祸害百姓以逞强；不把郕国向齐国投降看作怨恨，而杀人以争夺。记载“师还”，就知道不再有什么可争夺的了。“还”，是事情已经完毕；“复”，是事情没有完毕。可以说是以仁存心，以义战胜欲望的人。军队不担心使用，担心的是不治理好就使用；军队不担心出兵，担心的是出兵而不能返回。治理好然后出兵，出兵后能返回，那么就接近文王的军队了。这就是《采薇》、《枤杜》这两首诗所作的原因。庄公的军队未必完全如此，然而能把这个原则加诸于彼，那么文王有什么遥远的呢？所以说：“有这四种善端却说自己没有防备的，是自残的人；说他的君主不能做到的，是残害他君主的人。”这就是《春秋》用尽言辞的原因。

郕国向齐国军队投降。宋国人迁徙宿国。齐国人使鄣国投降。齐国人迁徙阳国。徐国人夺取舒国。夺取根牟。夺取鄟。夺取邿。

凡是称作“降”、称作“迁”、称作“取”的，都是得到那个国家的说法。“降”，是服从而臣属它；“迁”，是迁徙它以便靠近自己；“取”，是占有它的疆土。像这样，那么它离开国防了，而不称作“防”的，是因为把它作为附庸，保存它的宗庙祭祀。诸侯拥有附庸，大概是从天子那里接受的。《诗经》说：“于是命令鲁公，让他做东方的诸侯，赐给他山川土地和附庸。”孔子说：“那颛臾，从前先王把它作为东蒙山的主祭者，是社稷的臣属。”末世诸侯放纵恣意，强大的凭借力量能够并吞，就兼并弱小而占有它，所以说大国多数圻了。《春秋》厌恶他们得到国家的方法多样，所以区别他们的用词。

庄公讨伐齐国接纳子纠。晋国人接纳防菑到邾国，没能接纳成功。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接纳卫国世子蒯瞆到戚地。

古代诸侯的儿子，由周王任命然后继位，虽然有父子的亲情，不敢私自决定。周王为诸侯立的儿子，不是嫡子就是长子，虽然有贤与不贤的差别，不敢扰乱。周宣王为鲁国立子，舍弃长子而立幼子，鲁国人不服从，仲山甫认为百姓必定会抛弃他们的君主，何况不是周王的命令呢？郑国驷氏为子游安置后嗣，舍弃儿子而立他的叔父，晋国人询问这件事，子产认为晋国大夫专断他的职位，何况用军队临逼他呢？所以凡是乘乱而为别人安置君主，违背众意而控制别人国家的，《春秋》一概称作“纳”，大概不根据正当与否来判定是非，因为他们都不符合正道。鲁庄公接纳子纠可以说是作恶而不悔改，进不能安定他的地位，退不能庇护他的死亡，所以《春秋》厌恶他，“我师败绩，齐取子纠”就是如此。晋赵盾接纳防菑，可以说是知错能改，不依仗力量的有余，而畏惧道义的不足，所以《春秋》称赞他，“弗克纳”就是如此。既然称赞赵盾了，为什么又称他为“人”呢？以大夫的道义，

译不能独揽废立君主的权力，即使自己后悔也无法赎罪，这是为了申明重大的教化。卫国世子被儿子拒绝接纳，而大国也不协助他回国，为什么呢？回答说：“世子想要别人加害他的母亲，而晋国不加以讨伐，却厌恶儿子拒绝父亲而坚决想要接纳世子，这正应当导致卫国人不服从，以及赵鞅不能取胜。赵鞅没有最终将世子送入国都，而是安置在戚地，因此避免了重大的贬斥。”

译齐国军队攻打防国，谭国国君逃往莒国；楚国军队攻打〇国，〇国国君逃往黄国；楚国军队攻打温国，温国国君逃往卫国；楚国军队攻打防国，将防国国君俘获带回；楚王诱骗戎蛮子并将其杀害。

这五个国家的国君，有的失去城池而逃亡，有的失去君位而被俘获，他们为什么不称名呢？灾祸没有比国家灭亡更大的，耻辱没有比沦为臣虏更甚的，然而力量有强弱之分，事情有幸与不幸之别，关键在于他们对待这些灾祸耻辱的态度如何罢了。《春秋》尊崇道义而不尊崇权势，支持正道而不支持强权。权势可以攻打别人的国家，强权可以夺取别人的君位，如果违背道义而损害正道，君子是不推崇的。灾祸和耻辱的到来，如果不是自己招致的，不幸降临到自己身上，我能把对方怎么样呢？只要不违背道义，不偏离正道，这就足够了。谭国不向齐国祝贺，回国后不祭祀楚国的祖先鬻熊，是凭借有先王的礼制；〇国不亲附楚国，温国不臣服于狄人，是凭借有中原国家的道义；戎蛮子不怀疑楚国的欺骗，是凭借有大国的信用。凭借这些原则去承受灭亡，虽然灭亡却没有遗憾；凭借这些原则去承受耻辱，虽然受辱却不屈服。孟子说：“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但我所想要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所以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严重的，所以有的祸患我不躲避。”这五个国家之所以不被《春秋》定罪，原因就在这里。

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国军队；楚国人来聘问；楚国攻打郑国；宋公、楚子在盂地会盟；楚王派椒来聘问；叔孙侨如与晋国等人在钟离会合吴国；鲁公与晋侯等人在戚地会合吴人、鄫人；鲁公与晋侯等人在柤地会合吴国；吴子乘去世；季孙宿、叔老与晋国等人在向地会合吴国；吴子派札来聘问；叔还与吴国在柤地会合。

吴、楚、徐、越，它们与戎狄是一样的。戎狄原本居住在四方边远之地，言语服饰与中原国家不通，《春秋》记载它们称为戎、称为狄罢了。徐、越地处一隅，朝聘会盟不符合正统礼制，《春秋》记载它们称为徐、称为越罢了。称它们的人，或者称它们的国君为子，并不是因为有善行值得褒扬，有功劳值得进用，而是因为它们是小国，对中原国家的祸患较浅。至于吴、楚，土地广阔而人口众多，士人勇武而兵器锋利，国家富强而力量强大，志向远大而思虑深远，是大国，对中原国家的祸患较深。《春秋》记载它们，必定依据其逐渐发展的过程，起初称为吴、称为荆、称为楚，接着称为人、称为子，称为使，积累它们的善行然后才逐步进用，并不立即将中原国家的礼制全部赋予它们。吴、楚在周代时就很强盛，圣王不再兴起，然后它们兴起并僭越作乱。楚国有政令刑罚的制度，有时能够改变其风俗，因此屡次进用而与中原国家等同。吴国是姬姓，却用裸体作为装饰，虽然屡次进用，终究不能改变其旧俗，因此排斥而将其视为外族，在会盟中将其区别对待而不列入行列。然而在齐桓公称霸时，吴国本来尚未与中原相通，楚国虽然强盛，也不能与中原国家抗衡。《春秋》所进用的，只是称他们为人罢了。齐桓公死后，然后楚国得以称子，逐渐与诸夏并列。后来吴国索取百牢，楚国询问九鼎，不再以礼义自居。由此可知，《春秋》所进用，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善行足以与中原国家并列，而是为了阐明中原与外裔盛衰的渐进过程。

鲁公与齐侯、宋公等人在幽地结盟；与蘓子在女栗地结盟；公孙敖与晋侯在戚地会合；季孙行父与齐侯在阳谷会合，齐侯未在郪邱与其结盟；公孙归父与齐侯在谷地会合；公孙归父与楚子在宋地会合；臧孙许与晋侯在赤棘结盟；叔弓与楚子在陈地会合；仲孙玃与邾子在祲祥结盟；仲孙何忌与邾子在拔地结盟；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与邾子在句绎结盟。

这是鲁国内部的大夫与诸侯会合，就贬黜他们的名字，以申明诸侯的称谓。有人说：“《春秋》尊崇鲁国，所以鲁国内部的大夫与诸侯会合没有贬斥。”这是不考察礼制、不揣度情理的人。《春秋》谨慎对待名分，不是为一个人、一个国家设立的，而是为了公之于天下、昭示后世。圣人在对待父母之邦时，虽然以亲爱亲人根本，但在名分方面，必定以尊重尊贵者为主。亲爱亲人，是希望天下后世的人都能仁爱他们的亲人；尊重尊贵者，是希望天下后世的人都能敬重他们的君主。这两者都是为了公义，怎么能顾惜委屈公义而偏私自己的国家呢？鲁国大夫与诸侯会合而没有贬斥的，都有缘故。阳谷、郪邱，是因为国君有病；戚、赤棘、句绎、祲祥，是因为国君在会盟之地。这就是所谓的自己方面有缘故。谷地的会合，是因为公孙归父傲慢；宋地的结盟，是因为邾子尚未即位；楚子的会合，是因为夷狄之礼。向地称良霄不称人，是因为傲慢；现在称归父不黜其名，也是因为傲慢。臣子傲慢对待君主，是罪过，如果名字彰明昭著，岂不是鼓励恶行吗？回答说：先王用来辨别荣辱界限的，是因为有分义。处于分义之内就是荣，置于分义之外就是辱。卫国元咺以臣子身份控告君主，与君主交替出入，《春秋》记载他回国，与君主复位的文辞相同，并不是推崇元咺，而是为了加重元咺的罪责。良霄、归父的名分道义，大概就是这样。

译此后，良霄因骄横奢侈而招致灾祸，归父因引发动乱而被驱逐，《春秋》中关于防范祸患、彰显善恶的记载，由此得到了证实。

译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十三】

齐侯为什么与各国诸侯会盟？因为桓公打算借此确立霸业。桓公打算确立霸业，那么为什么要与各国诸侯会盟呢？这对应《易经》中的《屯》卦，那是刚柔初交而艰难产生的卦象。其初九爻辞说：“盘桓，利居贞，利建侯。”《象传》说：“虽然盘桓，但志向行为端正。以尊贵之身谦下于卑贱之人，能大得民心。”在齐桓公的时代，天下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天子了，南面有僭越窃位的楚国，北面有强横的狄人。桓公将要率领诸侯尊崇周室，履行霸主的职责以平定祸乱【平定弑君之乱】，于是他在险阻中行动，通过治理来克服极度的困难，通过盘桓来践行正道，思考如何获得民心并成就此事，大概只有以尊贵之身谦下于卑贱之人吧！从北杏的会盟开始，一举得到天子的认可，一举得到诸侯的归附，所以桓公的霸业是从北杏开始的。宋襄公谋求霸业，也曾在曹南会盟，但一次会盟就虐待了两个国家的国君，这与桓公不同【僖公十九年】

春天，齐人、陈人、曹人攻打宋国。夏天，单伯会盟讨伐宋国。冬天，单伯会同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十四】

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这是正道。周王室衰微后，诸侯用兵，没有向天子请示的。现在讨伐宋国的军队，齐桓公独自向周王室请示，周王室派遣王官参与会盟，这是懂得征伐应由天子发出的道理。周王室衰微后，诸侯会盟，没有以天子为主导的。现在鄄地的会盟，齐侯独自以周王室为主导，周王室派遣王官莅临，这是懂得礼乐应由天子发出的道理。古代方伯连帅的职责，必须由天子任命，因此赐予弓矢然后才能征伐，赐予斧钺然后才能杀戮。《梓材》的记载、《韩奕》的诗篇、《文侯之命》就是证明。桓公称霸，虽然没有亲自到王朝接受任命，也是假借天子的命令来施行。所以桓公第一次会合诸侯，周王派遣召伯赐予命令【庄公二十七年】；文公开始会合诸侯，周王派遣尹氏授予会盟【僖公二十八年】，这就是成就霸业的原因。第一次在鄄地会盟，齐国尚未称霸，王官莅临，大概将要授予命令了；第二次在鄄地会盟，齐国于是称霸，诸侯亲近他，于是授予命令【超过一个季节两次在鄄地会盟，所以知道是亲近他】。第一次在幽地会盟，诸侯还有不到的【庄公十六年】；鲁侯不到，王命还没有到达他；第二次在幽地会盟，诸侯全部到达，于是任命他【庄公二十七年】

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十五】

这是齐桓公开始称霸的会盟，是九次会合诸侯的首次【两次幽地、柽地、贯阳谷、首止、宁母、葵丘共九次，谷梁传加上北杏、前鄄为十一次】。宋国是上公，应当排在诸侯之上，当时已经有排在它前面的了；陈国本来是小国，每次排在卫侯之下，而当时没有提升它的人。桓公称霸，认为宋国继承商朝是二王之后，认为陈国继承舜帝是三恪之客，所以确定了他们的位次。此后主持夏季会盟的人，不再敢改变位次，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合乎道义、符合礼仪。《诗经》说：“告诉你忧虑之事，教导你排列爵位，谁能忍受炎热，去不用水冲洗。”说的是排列爵位不可迟缓。爵位，是先王用来训导上下、安定民心的，是朝廷的首要事务。牧伯辅佐天子治理天下，在刚开始执政时，能以排列爵位为先，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齐桓公以牧伯的尊贵，自应成为诸侯的首领，而晋文公以后，也因为齐国曾经称霸中原，将齐国排在宋国之上，直到春秋结束。

宋人、齐人、邾人攻打郳国【十五】宋人、齐人、卫人攻打郑国【十六】鲁公会同宋人、齐人攻打徐国【二十六】宋公、齐侯在梁邱相遇【三十二】

齐国尚未称霸时，宋国常常以王爵身份排在诸侯之首；称霸之后，宋国常常排在齐国之下，直到春秋结束。现在齐国已经称霸了，宋人还排在齐国前面，为什么呢？《春秋》称“人”的，不是贬斥就是会盟。会盟没有位次，有的因为先到，有的因为主持军事，不是按王爵排序，所以没有嫌疑。梁邱是宋国的土地，桓公在其境内相遇，以宾主之礼交往，所以宋国排在前面。幽地，也是宋国的土地，诸侯在其境内会盟，以方伯之礼莅临，所以齐国排在首位。以宾主之礼交往，是为了崇敬谦让；以方伯之礼莅临，是为了正名定法。崇敬谦让，是和睦兄弟之道；正名定法，是尊崇王室之义。所以说：五霸之中，桓公最为兴盛。

幽地、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共同结盟【十六齐桓】幽地【二十七齐桓】新城【文公十四年晋灵】清邱【宣公十二年晋景】断道【宣公十七年晋景】虫牢【成公五年晋景】马陵【成公十年晋景】蒲【成公九年晋景】戚【成公十五年晋厉】柯陵【成公十七年晋厉】虗朾【成公十八年晋悼】鸡泽【襄公三年晋悼】戏地【襄公九年晋悼】亳城北【襄公十一年晋悼】重邱【昭公二十五年晋平】平邱【昭公十三年晋昭】

凡是聚集众人结盟，都是同盟。唯独这十六次盟约称为“同”，为什么呢？古代天子会合诸侯，六年五服全部朝见，就在国门之外结盟；十二年巡视，就在方岳之下结盟，所以命名为“同”。“同”，是协调制度、统一好恶的意思，不是因为有异心。春秋时代，霸主会合诸侯，没有固定的日期，也没有固定的地点。当时周王室虽然衰微，楚国虽然强大，天下仍然统一于周，没有异心的嫌疑。

译桓公、文公之后，楚国便与中原诸侯势均力敌了。齐桓公在幽地会盟，十二年后又在幽地会盟，大概是为了防范楚国。从此以后，诸侯中开始有人背叛中原而依附楚国，于是霸主召集诸侯会盟，也将这种会盟称为“同”。“同”的意思是讨伐有二心的人、巩固共同的意愿，这并非古代所说的“同”。晋国赵盾趁着楚庄王防备松懈，借着卫国、郑国请求讲和的机会，于是辅佐晋灵公举行新城之盟，想要彻底制服楚国，但晋灵公无道，最终未能成功。从此以来，楚国看待中原诸侯更加轻视，晋国谋划控制诸侯更加急切，所以景公、厉公、悼公三位君主凡是会盟都称为“同”，但实际上大概从未真正同心。只有悼公差不多恢复了霸业，三次出兵楚国都无法与之争锋，那么亳北之盟还存有齐桓公的遗风，于是中原诸侯才真正同心。与晋国做法不同的，反而在齐国。重邱之会，是齐平公用来使齐国臣服的；平邱之会，是齐昭公用来使齐国臣服的。过去想要同心的人，是内结中原而外拒异族；现在想要同心的人，却是中原内部自己产生分歧。由此可以看出霸主的德行日益衰微，而王道日益不能兴盛。《礼记》说：“殷人作誓，百姓开始背叛；周人作会盟，百姓开始怀疑。”如果没有忠信诚恳之心来主持，百姓能不离心吗？《诗经》讽刺频繁会盟，《春秋》讥讽同盟，它们的道理是一致的。

译邾子克去世【十六】小邾子来朝见【僖公七年】

邾国，是鲁国的附庸国，在此之前没有爵位，只称为仪父罢了。齐桓公修明霸业，开始参与北杏的会盟，跟随他讨伐郳国，他的功劳尚未显扬于天下，他的名位尚未列入诸侯，过了两年就得以凭借爵位被《春秋》所记载，这是霸主请求而封赐他的。小邾国，是宋国的附庸国，在此之前没有爵位，只称为郳黎来罢了。齐桓公初行霸业时，还有背叛宋国的罪过，被三国所讨伐，他的功劳尚未显扬于天下，他的名位尚未列入诸侯，过了二十五年才得以凭借爵位被《春秋》所记载，这也是霸主请求而封赐他的。齐桓公封立附庸国，难道是确定霸业的先决事务吗？从前周武王攻克商朝，还没来得及下车就封赐黄帝、有虞氏的后代，下车后封赐夏、殷的后代，以此来安抚诸侯、鼓励新归附者。在《易经》的《比》卦中，先王以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其《彖传》说：“比，吉祥。比，依附。不安定的地方前来归附，上下相应。”那么建立万国、亲近诸侯，是为了招来不安定地方的归附，促成上下的相应；不安定地方归附、上下相应，是为了成就比附的吉祥。邾国，是陆终的后代；郳国，是邾国的分支封国。齐桓公开始霸业时封立邾国，确立霸业后封立郳国，然后修筑楚邱城墙而封立卫国，修筑缘陵城墙而封立杞国，符合周武王的封立、《比》卦的吉祥，所以他的功劳特别优异而名声特别显赫。

齐人抓获郑詹，郑詹从齐国逃来【十七】诸侯在首止结盟，郑伯逃跑回国没有结盟【僖公五年】鲁公在鄬地会见晋侯等，陈侯逃跑回国【襄公七年】

国君，是国家的根本；大臣，是国家的骨干。根本容易动摇就会倾覆，骨干不安定就会弯曲，这是治理混乱、生存灭亡所关联的，不可忽视。陈、郑两国的国君，不知道以国家为重，看到楚国强大，轻易背离中原各国，采取诡诈跟随的计谋。郑詹执掌国家政事，不知道以道义命令为坚守，畏惧齐国的讨伐，轻易激怒大国，而采取苟且免祸的谋划。后来郑国有乞求结盟的耻辱【僖公八年】陈国有军队进入外城的祸患【襄公二十五年】所以《春秋》不通过国君、大臣的举动来叙述，而称之为“逃”。记载纣王的罪恶说：“成为天下逃亡者的首领，聚集渊薮。”所以逃亡者，是罪人的事，是盗贼所做的事，不是国君大臣应有的体统。〇说：“国家的主人不可轻视，轻视就会失去民众。”说的就是这个吧！

齐人在遂地被歼灭【十七】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闵公二年】梁国灭亡【僖公十九年】

《春秋》论断人的功过罪责，必定依据实际情况；论断功过罪责的实际情况，必定考察其情由。遂国人杀害齐国戍卒，高克防止郑国军队，秦国人夺取梁国，他们的罪责明显。然而《春秋》不把这些归咎于他们，而是以三国自我毁灭、自我抛弃、自我灭亡来行文，这就是依据实际而考察情由。齐国派人戍守遂地而不戒备，郑国派高克抵御敌人而不召回，梁国让百姓频繁筑城而不休息，即使防备敌人与秦国，遂地能免于溃散灭亡吗？〇说：“禹、汤归罪于自己，他们的兴起就迅猛；桀、纣归罪于人，他们的灭亡就迅速。”这三件事，大概是圣人想让天下后世知道自己有罪，而不责备他人的意思。

鲁公在济水以西追击戎人【十八】齐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僖公二十六年】

敌人战胜后离去，就不可以追击，追击的是被击败的敌人；敌人缓慢离去，就不必等待追击，追击的是逃跑的敌人。君子保卫国家，不是依仗自己的战能战胜敌人，敌人未战而败，就停止；不是夸耀自己的力量能击退敌人，敌人畏惧而逃跑，就停止。所以先王的法则，追逐逃兵不远，跟随撤退不及。追逐逃兵不远，就难以被诱敌；跟随撤退不及，就难以被防备。所以国家能保全社稷，百姓能安守性命，这就是所谓不嗜杀人的。现在济水、酅地很远，鲁国还追击他们，不至于遭受伏击已是侥幸了。戎人不记载“来”，说明没有到达就逃跑了；齐人不记载“败”，说明没有交战就逃走了。周宣王讨伐玁狁，到达太原，驱赶他们出去罢了；他征讨徐方，王说“回师”，臣服后舍弃他们罢了。这就是所谓仁义的军队。

公子结送陈人的妇女，在鄄地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十九】

公子是鲁国的卿，却做陈国的陪嫁臣，这是失职。陪嫁臣是低贱的役使，却与霸主结盟，这是侵越职权。卿是体恤国家的人，他接受命令出使，有可以做的，有不可以做的。顺从君主的命令而至于连累国家，这是不可以做的，即使为了固守职位而推辞，也可以；专断君主的命令而可以利于国家，这是可以做的，即使越位承担，也可以。现在公子结以国家卿的尊贵，却不能推辞低贱臣子的役使，导致他的国君使臣不以礼，不是以道事奉君主的人；公子结以陪嫁臣的低贱，却参与霸主的结盟，导致他的国家遭受西部边境的讨伐，不是出境安顿社稷的人，只有连累国家的罪责、专断命令的杀戮罢了。这就是《春秋》用尽言辞的原因。

正月，举行大祭。癸丑日，安葬我国小君文姜【二十二○按经文记载安葬文姜是庄公二十二年的事，原本误作二十一年，现在改正】

大祭是有国家的常事，常事不记载，这里记载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安葬文姜。灾祸，是过失，即使重大也必定宽恕；怙恶不悛，是故意，即使轻微也必定刑罚。这是尧舜的法度。文姜的罪恶严重，在齐国奸淫，在鲁国断绝关系，像这样不

译文姜悔改，才开始僭越礼制享用祭品，防备措施如同对待别国一样。用尧舜的法律来掩盖她的罪行，这就叫做坚持作恶到底，即使天子有赦免罪过的命令，她也在不予宽恕的行列之中。而庄公因为儿子而赦免母亲，违背了尊重亲人的道义；因为母亲而废黜父亲，忘记了宗庙的敬意。这也是尧舜时代所认定的罪人。所以先大赦天下然后才安葬文姜，是因为庄公违背了道义、昏昧于法律。

译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冦【二十二】；楚国公子比出逃到晋国【昭公元年】；莒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意恢【昭公十四年】；蔡国公子履出逃到楚国【襄公二十年，按《春秋经》记载公子履奔楚是襄公二十年的事，原本误作三十年，现在改正】；陈国公子留出逃到郑国【昭公八年】；宋国公子地出逃到陈国【定公十年】。所谓公子，如果不是继位君主的伯叔父，就是他的兄弟。称“公子”是从宗族的角度来说的，称“兄弟”是从亲属关系的角度来说的。只称公子而不称大夫，是因为公子尚未被任命为大夫，因为公子比大夫尊贵，所以得以专门称其宗族身份。杀公子时同时提及大夫，是因为公子已经被任命为大夫，由于诸侯没有专杀之权，所以必须同时端正其名义。鲁国杀公子，即使已经任命也不称大夫，是为了避讳国内的恶行；外国杀公子，即使未任命也必定记载，是为了憎恶杀害亲属的行为。先王的制度规定，公族即使有罪，也不违背有司的正当法度。尧协调万国，评定百姓，大概是从亲近九族开始的。晋昭公不能亲近他的宗族，《诗经》中有枤杜的讽刺；宋昭公不能庇护他的根本，《诗经》中有藟的讥讽。所以《春秋》记载公子的事，不因他们不是大夫而省略，这就是所说的天下根本在于国家，国家根本在于家庭。

鲁公到齐国纳币【二十二】；秋天，粉刷桓公庙堂的楹柱【二十三】；春天，雕刻桓公庙堂的椽子；夏天，鲁公到齐国迎娶新娘；秋天，鲁公从齐国回来；八月丁丑日，夫人姜氏进入鲁国；戊寅日，大夫和宗妇行觌礼，使用币帛【二十四】。

《诗经·采繁》称赞召南的夫人不失职守，是说她们能够供奉祭祀。能够供奉祭祀，是说她们对公婆有孝心，对宗庙有敬意。孝敬完备，然后夫人的职责才算履行。桓公在齐国被杀，而庄公却以齐国女子为夫人，想要责备她孝顺，但她曾杀害我们的君主，这是臣子所痛恨的；想要责备她恭敬，但我们正与她结仇，这是鬼神所抛弃的。这些都是不能供奉祭祀的，不能供奉祭祀，就不能胜任夫人的职责了。庄公不知道敬重自身而宠爱孟任，不能约束母亲而亲近仇敌，即位二十四年才娶妻，母亲去世未满三年就图谋婚嫁，忽视宗庙的制度而奢侈装饰以夸耀仇敌，违背婚姻的道义而先到达以顺从约定，扰乱男女的区别而用币帛来取悦，以至于忘记父子之恩而娶仇敌来继承祭祀，这些都不是用来规范夫妇、成就孝敬的做法。夫妇关系，是端正开始的道理，是王道教化的基础。哀姜与两位卿大夫淫乱，杀死了两个儿子，祸害鲁国，最终被父母之邦讨伐，是因为她开始就不端正。所以《春秋》详尽地陈述此事。

曹国杀了他们的大夫【二十六】；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僖公二十五年】；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文公七年】；盗贼杀了卫侯的哥哥絷【昭公二十年】；盗贼杀了陈国的夏区夫【哀公十三年】。

《王制》规定：诸侯的卿，必须由天子任命。所以栾盈以士匄为天子的守臣，管仲以国氏、高氏为天子的两位守臣。晋景公请求用黻冕任命士匄为中军将，周定王说巩朔在王室没有职司，由此可知春秋时代，诸侯虽然僭越，但任命卿的制度，还保留着先王的遗风。既然凭借天子的命令辅佐国家，立于朝廷而在自家祭祀，在国家有俸禄，在军队有赋税，有罪时应当请示天子然后执行刑罚。所以在葵丘的盟会上，明确天子的禁令，其中第四项说：“不要专杀大夫。”专杀尚且不可以，何况像晋、郑那样一天之内处死三位卿呢？所以《春秋》每次在杀逐任命之卿的时候，必定称他们为大夫【指驱逐和杀害】，以此来督促他们的放肆行为。称“人”来杀，表示是众人；称“国”来杀，表示是君主；称“盗”来杀，表示是贼人。贼乱之徒，人人可以诛杀，所以即使不是众人所杀，也按众人的意志记载；罪逆之臣，上级应当讨伐，所以即使不是君主所杀，也按君主的意志记载；贪冒之人，人们鄙夷厌恶，所以即使不是贼人所杀，也按贼人的意志记载。众人不当责备，而卑贱者不足以责备，可以责备的，只有君主专杀。君主并非不可杀人，所不可的，只是专杀而已。杀人不符合其罪行，那么即使是大夫也不称其名；事情连累到上级，那么即使没有罪名也不称其名【凡是杀君主及其大夫的情况】。《孟子》说：“想做君主，就尽君道；想做臣子，就尽臣道。”这两者都效法尧、舜罢了。《春秋》记载杀大夫，不统一用词，是因为君臣之道都没有尽到缘故。

公子友到陈国，安葬原仲【二十七】；王子虎去世【文公三年】；刘卷去世，安葬刘文公【定公四年】。

天子诸侯的大夫，生前不得进行外交，死后不得向外通报，这是为了表明臣子的道义不可有二心，这是古代的制度。陈庄子去世，向鲁国通报，鲁国人想不去吊唁。县子说：“古代的大夫，束修之礼不出国境，即使想吊唁，怎么能去吊唁呢？现在的大夫，在中国进行外交，即使不想吊唁，怎么能不去吊唁呢？”所以有因为喜爱而吊唁的，有因为畏惧而吊唁的。春秋时代，天王驾崩，诸侯去世，还有不向鲁国通报的，鲁国还有不去参加葬礼的，何况大夫呢？《春秋》记载郑公孙虿去世，向晋国大夫通报。大夫向同僚通报，礼仪上或许有这种情况。现在这几人的去世安葬见于经文，那么不仅仅是向大夫通报而已，如果不是亲近所爱的人，就是出于畏惧而这样做的。天子不能明确其制度，诸侯不能谨慎其法度，大夫不能遵循其法规，径直行事而无所顾忌，这是大乱的根源。虎不称氏，

译活着时没有赐予姓氏；书卷上不称其爵位，死后也不世袭爵位。这就是《春秋》遵循王道的原因。

译莒庆来迎娶叔姬【二十七】宋荡伯姬来迎娶媳妇【僖公二十五年】齐高固来迎娶子叔姬【宣公五年】

天子为诸侯娶妻，由诸侯做主来成全；诸侯为大夫娶妻，由大夫做主来成全。君臣的名分，宾客与主人的地位，是不对等的。鲁国女子嫁给诸侯，史书予以记载，因为要面见国君，并告祭宗庙；嫁给大夫，史书就简略记载，因为不面见国君，也不告祭宗庙。这是大夫却予以记载，是因为国君做主将她嫁出去。大夫有越境的罪过，国君有委屈自己的耻辱，扰乱了君臣的正常名分，丧失了婚姻的正统礼仪，所以《春秋》对此持谨慎态度。称“妇”，是因为有公婆；称“子”，是因为有父母。迎娶时称字，是因为大夫地位对等。迎娶媳妇，是丈夫的职责，不是公婆所应当做的。

齐国攻打卫国，卫军与齐军交战，卫军大败【二十八】

《春秋》记载战争而不写地点的，只有桓公十三年和这一年。以前，桓公与纪、郑攻打宋国，而齐国却居于宋国之上；现在，齐国以霸主的身份攻打卫国，而卫国反而与齐国交战，这都不符合《春秋》的常规，为什么呢？战争不写地点，是因为地点不固定。有人说：“这是城下之战。”鲁国正与郑国和睦，所以推举鲁国为首领【十四年防曹来盟】齐国正作为小霸主，所以推举齐国为对手【齐庄公为小霸主见《郑语》】齐桓公受命称霸，秉承王命攻打卫国，不用正当的讨伐而用贿赂来达成目的，所以卫国人不服反而与他抗衡。《春秋》根据事实来修正措辞，以此来表示贬斥。

大旱无麦无禾，臧孙辰向齐国请求借粮【二十八】把粮食归还给蔡国【定公五年】

《春秋》记载灾荒年份，必须先揭示导致灾荒的原因。庄公时无麦苗，宣公时饥荒，襄公时大饥荒，有的是因为水灾，有的是因为蝗灾。现在大旱无麦无禾，以至于向邻国请求借粮，却不说明原因，为什么呢？这是为了显示人力没有尽到，农政没有修明，而不是天灾造成的。如果不尽力、不修明政治，导致国家没有积蓄，一年歉收就声称困苦，国家就不是真正的国家了。所以无麦无禾不说明原因，请求借粮不写“如齐”，以此来讽刺鲁国的君臣。请求借粮，能否得到还不确定；归还粮食，是不等对方请求就给予的。楚国正包围蔡国，于是鲁国怜悯其紧迫而周济其急难，蔡国没有缺乏积蓄的过错，鲁国有防备邻国的道义。所以蔡国不说明原因，而鲁国不等对方来请求。

新建延厩【二十九】新建南门【僖公二十年】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新建雉门和两观【定公二年】

“新”是就旧的加以增饰，“新作”是废弃旧的而改为新的。鲁国初封时，规划国都田野，本来就有周公、伯禽制定的法度。所谓的延厩，是天子的闲厩；南门，是天子的寝门；雉门，是天子的应门。《周官》中校人的职责，没有比十二闲更广的，所以知道延厩是天子的闲厩。《顾命》中在门外迎接太子钊，所以知道南门是天子的寝门。诸侯普遍有闲厩，只有鲁国得以使用天子闲厩的制度；诸侯普遍有寝门，只有鲁国得以使用南门的制度；诸侯普遍有雉门，只有鲁国得以使用应门的制度。后世变乱，失去了原来的法度，延厩应当改旧而不改，两门应当因旧而改，所以《春秋》讥讽它。圣人推崇复古，《车攻》赞美宣王，《駉》、《閟》歌颂僖公，都是说他们能够恢复文武周公伯禽的旧制。门厩虽然细微，但失去了先王礼仪法度的意义，所以圣人对此持谨慎态度。不然的话，大室新宫也曾修缮旧制，为什么没有被《春秋》记录呢？

春天在郎地筑台，夏天在薛地筑台，秋天在秦地筑台【三十一】筑鹿苑【成公十八年】筑蛇渊苑【定公十三年】

古代设立观台，是为了观察云气以作为年度的防备；设立苑囿，是为了等待射猎以作为祭祀的储备，并不是放纵欲望以从事游乐观赏。使用民力，就与百姓共享成果，不是虐待百姓以供养自己。所以文王的台，百姓乐于拥有他的灵德；文王的苑囿，百姓还认为太小。现在鲁公剥夺百姓农时，劳役百姓以从事游乐观赏，而不与百姓共享，这不是文王使用民力的方法。台说“筑”，取其高大；苑说“筑”，想要它坚固。不称为“作”，是因为没有新建的东西。

齐侯来进献戎服【三十一】

《春秋》时代，诸侯小国朝见大国，大国没有朝见小国的【国君即位，小国朝见，大国聘问】小国进献大国，大国没有进献小国的【朝见时进献物品，聘问时进献功劳】何况是霸主呢！齐桓公的霸业，靠德行不靠武力，靠功业不靠权势。会盟就亲自接待四国的使者，征伐就向天子请师，会盟王世子就不敢主持会盟，尊崇王世子就不敢与他结盟，可以说懂礼了。现在齐侯朝见鲁国并进献戎服，如果认为是谦让，就违背了先王的典制，如果认为是恩惠，就委屈了方伯的威严，而《春秋》不讥讽其非礼，为什么呢？齐桓公讨伐山戎，大概是为了保卫中原；齐桓公进献戎服，大概是为了安抚诸侯。讨伐戎狄，是小事情；保卫中原，是大功业。进献戎服，是小过失；安抚诸侯，是大德行。《尚书》说：“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德行。”这是文王之所以成为西伯的原因。《诗经》说：“不靠大声色，不靠长夏革。”这是文王之所以开创区夏的原因。宋襄公一次会盟就虐待鄫、滕的国君，晋文公一次作战就瓜分曹、卫的土地。君子比较他们的德行而计算

译他的功绩，即使与齐桓公的礼制相比，也可以问心无愧了。

译城小谷【三十二】，城楚邱【僖二】

这两次筑城的事件，是鲁国自己筑的吗？大概是齐侯率领诸侯一起筑的。那么为什么不把筑城的事归在齐侯名下呢？回答说：“管仲有确立霸业的功劳，所以桓公把封邑授予他并加以封赏，这并不是有天子的命令。诸侯的土地，过去是从天子那里受封的，没有天子的命令就授予封邑来封赏自己的臣子，这是《春秋》所厌恶的。至于管仲的功劳，确实恩泽天下、惠及后世，给他百里之地让他居住，并不算过分，然而这不符合先王的法度。卫国被狄人侵扰，国民离散，桓公救助并重新封立卫国，也没有天子的命令。诸侯的封立应当由天子任命，没有天子的命令就擅自建立国家，这也是《春秋》所厌恶的。至于卫国遭受侵扰，属于可以兴复的情况，赠送车马器物并重新立国，并不算过分，然而这不符合先王的法度。上面没有英明的天子，有功不能赏赐，有罪不能惩罚，有危难不能救助，有断绝的宗庙不能继承。《春秋》赋予诸侯霸主拯救祸患的权宜之计，开辟臣子奋发立功的途径，上面想要保存先王治理天下的法度，显示天子掌握威福的权柄。因此不认可他们筑城，就不把筑城归在齐侯名下；不剥夺他们筑城的事实，就仿佛归在鲁国名下。这是惩恶劝善的根本，是经世立教的体制。后来没有大功却得到封邑，比如晋国封赵、魏；不是霸主却专断封立，比如楚国恢复陈、蔡，这些都是桓公的罪人。”

公子牙去世【三十二】

子般可以成为世子，而庄公不知道早点确定，所以开启了叔牙的言论。庆父扰乱小君（庄公夫人），而庄公不知道早点纠正，所以导致两位公子被杀。从庆父的动乱形成来看，庆父的动乱是由叔牙的言论开启的，叔牙的言论是由庄公的迷惑造成的。然而叔牙的言论，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智慧达不到，仁德守不住，行动不依礼制。庄公还没有去世，庆父还没有篡位，叔牙的言论还没有实行，季友推究他的本心而治他的罪，所以隐晦地诛杀了他，这就是所谓的“君亲无将”（对君主的亲信不加猜忌）的意思。有人说：“不写‘杀’字，是为了给季友避讳。”周公杀了他的兄长，石碏诛杀了他的儿子，叔向处死了他的弟弟，道义重于恩情，国家重于家庭，这两者不能兼得，选取所重视的就可以了，又有什么避讳的呢？

公子庆父到齐国【三十二】，公子庆父出逃到莒【闵二】

子般被杀，国家没有嗣君；季友出逃，国家没有正卿，所以庆父得以逃往齐国。这里说“如”（到），是用来显示国家不讨伐贼人，贼人不畏惧罪责。闵公即位了，季友回来了，过了一年贼人还没有被讨伐，所以庆父得以逃往莒。接着说“奔”（逃），是用来显示罪恶已经显露。后来季友杀了他，不说“杀”，是用来显示罪责不正当。庆父去齐国的时候，鲁人的力量或许不能讨伐，君子宽恕他们；庆父逃往莒的时候，季友的力量可以做而不做，于是君子责备他。季友的心思，大概是以延缓讨伐为仁，以隐晦其恶为义，以接连杀死两位兄长作为嫌疑，这是见识善道不明、用心不刚强的过错。周公讨伐管叔、蔡叔的时候，作《大诰》来晓谕国人，作《鸱鸮》来晓谕君主，天下人不认为他揭发亲人；两年抓到罪人，三年让劳苦归于士人，天下人不认为他延缓讨伐贼人，他所存留的是公正与忠诚。假如季友回来，就明确庆父的罪恶给国人看，那么闵公的时代虽然延缓庆父的诛杀，必定没有后祸了。所以君子不因此责备鲁人，而责备季友的不作为。有人说：“阖闾杀王僚，崔杼杀庄公，季札、晏婴到了却不讨伐，君子也不责备他们，为什么呢？”回答说：“不居卿位，不闻君主的事，也就不承担君主的责罚了，哪里能和季友相比呢？”闵公。

季子回来【元】

季友到陈国的时候，不记录他出逃而记录他回来，为什么呢？凡是说“奔”的，是带着罪责出去，被逼迫驱逐而没有闲暇的言辞。季友到陈国，是保全自身以远离祸害，寻求援助以庇护国家。不是聘问，不能称为“如”；不是犯罪，不能称为“奔”。然而他出去就不能不显示，所以用“来归”来表明。君臣返回国家，没有用“来归”记录的。季友避开灾难离开，鲁国人担心他不来；离开到别的国家，鲁国人担心他不归，所以“来归”，是欢喜他。欢喜的是他能讨伐国贼、平定国难。现在贼人没有讨伐，国难没有平定，这只是能返回国家而已，所以“来归”，是责备他。为国家而出，为国家而归，就写“季子”来尊重他；回来不能除去贼人而消除祸难，就写“来归”来责备他。一句话善恶就显现了，褒贬就具备了，这就叫法言。

齐仲孙来【元】，齐高子来盟【二】

天子任命方伯，大概是想要安定诸侯；诸侯仰仗霸主，大概是想要寄托社稷。齐桓公，是受命的霸主。鲁国卿大夫接连杀死两位君主，既不能纠正他们的罪责，又趁机窥探鲁国，这是诸侯没有霸主的祸害，不是对齐桓公所期望的。仲孙能引咎自责以符合道义，使鲁国安宁并亲近他，可以说是忠了；高子能把别人的国家置于不倾覆的地位，为他立君并安抚他，可以说是仁了。所以这两个人不称名，是用来嘉奖保存鲁国的功劳；“来”不称“使”，是用来显示没有霸主的罪责。

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

禫祭，除丧之后才称为吉礼。鲁国的禫祭，是庄公的，下葬后丧服不入库门，士大夫丧服期满而麻衣不穿。那么当时君臣虽然未

译终防，大概都是吉服了，难道只有禘祭是这样吗？禘是大祭，所以在这里加以讥讽罢了。〇说：“国君去世而举行祔祭，祔祭后制作神主，在神主前举行特祀，在宗庙中举行烝、尝、禘祭。”特祀，是指防祭；在神主前，是指不在宗庙中。烝、尝、禘，是指常祭；在宗庙中，是指不在寝宫中。现在称为吉禘，那就不是防祭了；称莊公，那就不是在宗庙中了。闵公在防地，大臣臧孙纥、季友等人畏惧庆父作乱，不再对先君尽礼，所以《春秋》纠正其用辞。

译钦定四库全书《春秋通训》卷四，宋张大亨撰，僖公。

齐国、宋国、曹国的军队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元年】。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牡丘结盟，随后驻扎在匡地。公孙敖率领军队以及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十五年】。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攻打楚国，驻扎在陉地【四年】。叔孙豹率领军队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襄公二十三年】。

记载驻扎而说救援，并非仅仅是救援，而是为之声援而敌人已经退解，所以用“救”来命名。记载攻打而说驻扎，并非立即攻打，而是先以威势责备而敌人已经屈服，所以以驻扎作为结束。意图本在于驻扎，因为驻扎而达成救援，所以先说驻扎；意图本在于攻打，尚未攻打就停止了，所以先说攻打。因为驻扎而达成救援，是依靠谋略而不依靠兵力；尚未攻打就停止，是依靠德行而不依靠武力。这就叫做进入城邑的军队。同样是救援，驻扎在匡地的救援不够专一，所以不能战胜娄林的败绩；同样是驻扎，驻扎在雍榆的驻扎带有畏惧，所以不能阻止袭击莒国的军队。因此君子行善不可不专一，见到正义之事不可不勇敢。

邢国迁都到夷仪【元年】。齐国、宋国、曹国的军队为邢国筑城【元年】。

狄人攻打邢国，大概发生在二年之前，齐国人本来就已经救援过他们了。此后狄人未曾再次攻打，那么驻扎在聂北，又是救援什么呢？因为邢国迁都并为之筑城，所以再次称做救援。诸侯之间互相救援，通常能够击退敌人、解除围困罢了。如今齐桓公救援邢国，不仅击退了敌人，又使得敌人不能逼近；不仅解除了围困，又使得围困不能攻克，所谓的迁都并筑城就是如此。霸主的举措在这里最为完备，所以《春秋》用尽了赞美的辞藻。

齐国、宋国、曹国的军队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齐国、宋国、曹国的军队为邢国筑城【元年】。鲁公与齐侯等人在首止会见周天子的世子。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五年】。鲁公与宰周公等人在葵丘会见。九月，诸侯在葵丘结盟【九年】。叔孙豹与晋国赵武等人在宋国会见【襄公二十七年】。鲁公与刘子等人在平丘会见。八月，在平丘共同结盟【昭公十三年】。诸侯为缘陵筑城【僖公十四年】。鲁公与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文公七年】。诸侯在扈地结盟【十五年】。诸侯在扈地会见【十七年】。

孔子说：“《尚书》中重复的记载，言辞的反复，不可不仔细考察，其中必定有美好的意义。”《公羊传》说：“《春秋》中言辞繁多而不删减的，是正当的。”那书写言辞重复而不删减的，就像言语不足以表达而至于感叹，感叹不足以表达而至于咏歌一样。所以正当而有美好，凡是同一件事叙述两次、同一个地方提及两次的就是如此。以重复不删减为美好，就知道简略而不详尽是有贬义，凡是总称诸侯而不逐一列举的就是如此。为邢国筑城的军队，是齐桓公用来保卫中原的举措，霸主的功绩没有比这更盛大的，所以同一件事叙述两次。首止的盟会，确立了王室的位置；葵丘的盟会，明确了天子的禁令；宋国的盟会，平息了诸侯的战争；平丘的盟会，申明了玉器的制度。会盟的美好没有比这更盛大的，所以同一个地方提及两次。缘陵的筑城【十四年】，齐侯专断封国的重任，而诸侯不能纠正；三次扈地的盟会，晋国大夫专断废立的权利，齐国、宋国专断诛杀篡位者的罪恶，而诸侯不能讨伐，所以都简略而不逐一列举。这就是《春秋》惩恶劝善的宗旨【其他先列举后总称诸侯的，都是前目后凡】。

虞国、晋国的军队在下阳会见【二年】。晋人拘捕了虞公【五年】。

下阳，是虞国、虢国的边塞城邑。城邑而说会见，为什么呢？虞国的存在，是因为有虢国；虢国的存在，是因为有下阳。失去下阳，那么虞国、虢国就都灭亡了。《春秋》记载虞国、虢国的灭亡，不直接指出其已经灭亡的结果，而在下阳将亡的征兆上征验，那么记载的言辞不必等到社稷毁灭之后才让人知晓。对于虞国、虢国的灭亡不单独记载，是说没有虞国、虢国了。大概是让有国家、有家族的人，知道祸患产生于疏忽之处，而忧患贵在预防，生存时不忘灭亡，治理时不忘动乱，那么自身安定而国家可以保全。虞公见利忘义，固执拒谏而疏远贤人，即使不被晋国灭亡，也是有国家的罪人，所以在他灭亡时又通过被拘捕来明示这一点。

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攻打楚国，驻扎在陉地【四年】。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于是攻打曹国，进入其外城【文公十五年】。凡是军队称罪责而讨伐叫做伐，秘密行军掠夺土地叫做侵。大司马的职责：杀害贤人、残害百姓就讨伐他，依仗险固不服从就侵犯他。侵犯未必不是讨罪，以掠夺土地为主，掠夺土地是为了夺取其险固；讨伐未必不是掠夺土地，以讨罪为主，讨罪是为了清除其贼害。周官九伐之法，其中第五种叫做侵；《泰誓》中侵犯其疆界，其下叫做伐。由此可知文王、武王的军队，大概没有不兼有侵犯和讨伐的。《春秋》时代，所谓的侵犯和讨伐，固然未必都符合司马的制度，然而诸侯兴师，往往借讨罪的名义来实行，直到无法借名，才叫做侵。所以在经文中伐的次数常是侵的四倍，圣人并不都纠正其辞藻，是为了昭示其罪过。只有齐桓公因为蔡姬而侵犯蔡国，懿公因为叔姬而侵犯我国，起初没有名义，而最终却责备楚国不供给贡品，责备曹国朝见之事不当，虽然所责备的不是实情，而这两支军队也

译因为他是被放逐出国的，所以《春秋》对此加以辨析。由此看来，凡是讨伐无罪之人而记载为“伐”、驱逐没有罪名的君主而记载为“侵”的，都是周文王、周武王的罪人。

译楚国屈完来到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四】齐侯派国佐前往军中，在袁娄与国佐结盟【成二】

屈完来到军中结盟，是楚国的意愿；不允许他在军中结盟，而允许他在召陵结盟，是齐国的意愿。这表明不使一个楚国与诸侯为敌。召陵距离陉地一舍，桓公退兵后与他结盟，表明不凭借诸侯的众多兵力去与楚国竞争。认为等待已经尽力了，这是尊崇周王室、安定中原各国，崇尚德行而不崇尚武力的做法。国佐前往军中，是齐国的意愿；不与他直接在军中结盟，等到袁娄才与他结盟，是晋国的意愿。这表明鞌之战的失败，齐国已经屈服但晋国没有立即放过。袁娄距离鞌地四百五十里，想要逼迫并跟随他，表明想要趁机灭亡齐国。认为操控已经紧迫了，这是结怨释恨、嗜杀成性者的做法。齐、晋都是霸主国家。齐桓公能任用贤臣，以德行礼义辅佐，所以夷狄归服；晋景公不能制约强臣，以怨恨毒害引导，所以诸侯背叛。因此《春秋》记载盟会地点的远近，来显示善恶的实质。召陵之盟，不写齐桓公与屈完，是褒扬齐桓公，因为尊崇王室。袁娄之盟，写郤克与国佐，是归罪郤克，因为侮辱人母的缘故。

公孙兹率领军队防备齐人云云侵犯陈国【四】公孙敖率领军队及诸侯大夫救援徐国【十五】

兹，是叔牙的儿子。两位父亲参与叛乱，季友诛杀他们，是正当的。诛杀后却立其后代，并让其儿子同为卿，是不对的。有人说：“古代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所以舜诛杀鲧而任用禹，周公讨伐蔡叔而封蔡仲。”这是对的，但必须有禹那样的圣德、蔡仲那样的德行，然后才可以这样议论。兹的贤能未在鲁国闻名，敖的罪行又在莒国暴露，与禹、蔡仲不可相比。这是季友偏私自己的亲人。叛乱国家，是大罪；诛杀叛乱，是大刑；任命卿，是大任。因亲近亲属而偏私，这不需要贬斥就显而易见了。

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见王世子【五】

用“及”字来记载会见，是齐桓公不敢主持这次会见，用来尊崇王世子。特别用“防”字记载，是诸侯不敢与王世子同列，也是用来尊崇世子。有人说：“《春秋》记载会见吴国也特别用‘防’字，怎么体现尊崇呢？”特别记载王世子，是用“及”字来会见，是尊崇；特别记载吴国，是用“防”字来排斥。戚地的会见，吴人不忌讳与诸侯同列【襄五】是因为用“防”字的缘故。黄池的会见，吴子不忌讳与诸侯同列【哀十三】是因为晋国为主持的缘故。《春秋》贵贱不忌讳相同的称号，美恶不忌讳相同的措辞，各自根据实际来论述，就明显可见了。

郑伯逃归不结盟【五】郑伯请求结盟【八】

首止的会见，齐桓公率领诸侯扶持王室，端正君臣父子的名分，安定天下的根本，是盛德之举。当时，中原诸侯没有背叛周王室的心，而惠王因宠幸孽子的私情，抛弃理义的正道，开启郑国追随楚国的先例，离间中原各国，从此楚国便与中原各国争衡，以至于拘辱上公，窥伺王室。如果不是齐桓公以德行礼义安抚，郑国终究不会返回，就会成为荆楚的属国了。《春秋》之所以端正其措辞，虽然是因为郑伯见识不明而获罪，也是因为厌恶惠王治国无道。

鲁公会见齐侯云云讨伐郑国包围新城，秋天，诸侯救援许国。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六】鲁公会见尹子云云讨伐郑国。鲁公从会见回来【成十六】鲁公会见晋侯云云在柤地会见吴国。五月，随即在偪阳会见。鲁公从会见回来【襄十】鲁公会见晋侯云云讨伐郑国。七月，在亳城北共同结盟。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十一】鲁公会见晋侯云云共同包围齐国【十八○按经同围齐系襄公十八年事原本脱落今増注】正月，诸侯在祝柯结盟。鲁公从讨伐齐国回来【十九】

凡是鲁公出行在外有两件事，等到他回来，就以后面的事记载归来，这是《春秋》的常例。那些以前面的事记载归来的，是鲁公没有参与后面的事。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讨伐郑国的战役【成公】鲁军不敢经过郑国，所以以会见记载归来；灭偪阳的战役，鲁国大夫随军，所以也以会见记载归来。由此推论，那么凡是以前面的事记载归来的，都不参与战役是明显的。包围齐国的战役，前面的事说是包围，却以讨伐记载归来，为什么呢？包围之后讨伐，讨伐之后结盟，鲁公参与包围、讨伐而不参与结盟。记载包围而不记载讨伐，因为是同一战役的缘故。凡是鲁公出入，必须向宗庙报告，在祖祢前释币，这是侍奉宗庙的道理。国家危险，他前往时担忧他回来时喜悦，这是爱戴君主的道理。出去不报告出行，那么回来就不报告归来，对上失去对宗庙的敬意，对下失去国人的心，因此《春秋》详细记载其所志，以彰显其不然之处。孔子说：“对宗庙的敬意，是用来教导天下人的孝道的。忘记自己的亲人而想让人忠于自己，太难了！”

在大庙举行禘祭并迎致夫人【八】

文姜的孙女齐哀姜来到宗庙，都不称姜氏，是因为贬斥而断绝关系。文姜因奔齐而断绝关系，而哀姜因迎致宗庙而断绝关系，为什么呢？齐国，是文姜父母之国，庄公的舅甥关系。文姜在父母之国淫乱并杀死其夫，庄公以君父之义，就不能再维持舅甥之好，所以奔齐就断绝关系。断绝关系，是不再作为舅甥。大庙，是周公的庙，鲁君用来继承祭祀统绪的地方。哀姜在本国淫乱，杀死两个儿子而断绝统绪，曾经

译已经被齐国讨伐了。僖公因为宗庙祭祀的礼义，就不能再配享他的先君，所以在致祭于宗庙时便断绝了他。所谓断绝，就是不能配享于宗庙。然而这所谓的断绝，并不是两位国君自行断绝的【庄公曾与齐人在禚地狩猎，僖公在举行禘祭后去世，庄公仍致祭于他】，而是《春秋》依据大义断绝了他罢了。圣人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时，难道是随意而为的吗？如果认为礼制在人情方面有所欠缺，就用仁爱来贯通；如果认为人情不符合礼制，就用道义来裁断。这就是它成为万世法则的原因。

译诸侯为杞国修筑缘陵城。这是齐桓公专断封国的行为，而诸侯不能匡正，所以略称“诸侯”而不按次序记载。然而小谷、楚邱也是专断封国，却不略称“诸侯”，反而像是鲁国自己修筑城池一样，为什么呢？杞国被淮夷侵扰，霸主率领诸侯修筑城池并迁移杞国，这是对的，只是因为没有周王的命令而受到贬斥。但是杞国只是旧有的国家，所以还可以用“诸侯”的名义来记载。卫国被狄人侵扰，不向周王请示就重建国家；齐国占据天子的土地，不向周王请示就分封臣下，这都不符合节制法度的原则，所以不能用“诸侯”的名义来记载。那么为什么不记载杞国迁移，也不记载迁移杞国的人呢？迁移杞国的人虽然说是迁移杞国，实际上是让杞国跟随自己；被迁移的人虽然说是自己迁移，实际上是借助外力。现在齐国迁移杞国却不让它跟随自己，杞国借助齐国迁移而事情有缺失，所以只记载修筑城池罢了。

季姬在防地遇见鄫子，派鄫子来朝见。季姬回到鄫国。鄫国的季姬去世。季姬到鄫国，从鄫国回娘家省亲，都不在《春秋》中记载，这是省略日常事务。季姬与鄫子在防地相遇，就知道她曾经嫁到鄫国；既然嫁了却不依附于鄫国，就知道曾经被鄫国断绝关系；断绝关系后记载“归”，就知道又改嫁了；死后记载“卒”，就知道又恢复了夫人的身份。妇人只有被夫家休弃，没有被父母之国断绝关系的。现在僖公因为鄫国发怒而断绝婚约，季姬被断绝关系后在防地相遇，相遇后让她的丈夫来朝见，朝见后僖公又娶她为妻，这些都是违背婚姻礼制的行为。在《易经》中，《咸》卦和《恒》卦是婚姻之卦。少年互相追求，希望他们感应而喜悦，所以是《咸》卦。咸，就是感应。长久相处，希望他们顺从而持久，所以是《恒》卦。恒，就是持久。这是夫妇的正道，人伦的根本，王道教化的基础，所以《春秋》详尽地用辞藻来记载。

秋七月，无事，记载季节以确立年份。二十一，十月朔日，发生日食。二十五，夜晚恒星看不见，半夜星星陨落像雨一样。九月己卯晦日。正月戊申朔日。十有一月己巳朔日。闰月不告朔。公四次不视朔。庚寅日正午才安葬。六月甲午晦日。戊午日太阳下山才安葬。闰月安葬齐景公。

《春秋》记载年月，列举季节以确立年份，列举月份以确立季节，列举晦朔以确立月份，列举甲乙以确立日期，列举中午和偏西以确立早晚，列举昼夜以确立晦明，列举闰月以确立寒暑，用来衡量历法、区别远近、明确先后、显示早晚。这是尧舜治理百官、成就功业的方法。有人说：“《春秋》不记载晦日和闰月。”在经文中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俘获了晋侯。郑人侵犯蔡国，俘获了蔡公子爕。侵犯作战，作战失败，失败被俘，这是兵家常事。晋国正在作战尚未失败，蔡国被侵犯尚未作战，为什么突然说被俘获？由此可以看出两国失去民心，百姓不亲近上级，而将自己托付给敌人。君子治理国家，养育百姓有恩惠，役使百姓合乎道义，所以下级侍奉上级，就像子弟爱护父兄，手足护卫头目，哪有面临危难而将自己托付给敌人的呢？邹穆公与鲁国作战，官吏死了三十三人，而百姓不去救援。孟子教导他说：“君主实行仁政，百姓就会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如果晋惠公、蔡公子爕知道遵循这些话，那么秦国、郑国虽然强大，必定不会在失败之前就侮辱他们。

宋人拘捕郑国祭仲。公子季友去世。叔孙得臣前往京师。仲遂在垂地去世。公弟叔肹去世。仲婴齐去世。卫公孟彄从齐国回到卫国。古代做臣子的，对国家有功，死后君主赐给他氏，或者字，或者官职，或者封邑，或者谥号，让他能够建立世族。古代做儿子的，出生时取名，行冠礼时父亲赐给他字，或者子，或者甫，五十岁则称伯、仲、叔、季，让他能够匹配国家封邑，这是礼制的常规。有生下来就赐名的，有不等到五十岁就称伯仲叔季的，这是礼制的非常规。祭仲，是祭地的封人；季友、仲遂、叔肹、公孟彄，是公子；得臣、婴齐，是公孙。在他们去世前就举用他们的氏，就知道他们生下来就赐名了。闵公元年，季友称季子；宣公十七年，叔肹称叔，就知道不等到五十岁就称伯仲叔季了。不等到五十岁就称叔季，过失较小；生前就赐给氏，过失较大。他们都是权足以震慑君主，威足以控制国家，然后才得到这些。季氏世代担任上卿，最终驱逐了昭公；仲遂、得臣一同出使齐国，回国后杀害了子恶；祭仲在宋国受盟，回国后废黜了太子忽。君主失去驾驭臣下的权柄，而轻易将名器借给人，祸患如此，怎能不引以为戒！

宋人、齐人、楚人在鹿上结盟。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盟，拘捕宋公以讨伐宋国。古代任命州牧方伯，从诸侯中选拔，在祖庙任命，必定有明德然后才建立他，否则是对王室有大功的人。桓公、文公的霸业，德行虽然不足，然而能够到达天子

译天命；晋国的历代君主承继夏朝的统绪，功业虽然有所不足，但能够保持先代留下的威望。这难道是可以通过智谋去探求、通过力争去获得的吗？宋襄公在鹿上会盟，向楚国谋求诸侯的盟主地位，楚国人答应了他，这并不是因为拥有天子的任命；作为一个小国却争着做盟主，也不是因为拥有先代留下的威望。宋襄公因此自身被俘、国家被攻伐，楚成公因此自称为王而位居诸侯之上。齐桓公、晋文公的会盟，是为了抵御楚国，德行足以安抚他们，力量足以威慑他们，所以蒙受其利；宋襄公的会盟，却是招致楚国，不估量德行，不衡量力量，所以遭受其害。那么齐桓公、晋文公虽然还没有达到王道的境界，但他们恩惠中原、安抚四方，难道是宋襄公可以相比的吗？

译楚国人派宜申来进献防地。

宜申是楚国的大夫。称“人”来派遣，就知道所谓的“人”是指楚子。为什么称他为“人”呢？在此之前，楚国虽然逐渐强大，《春秋》必定累积他的善行然后才提升他的称谓，不过称为“人”就停止了。宋襄公谋求霸业导致楚成王崛起，使诸侯尊崇他，于是才开始以爵位称呼他。在此之前，楚国未曾凌驾于诸侯之上，到这时才位居诸侯之上。在此之前，楚国未曾拘捕诸侯，到这时才开始拘捕宋公来讨伐宋国。讨伐宋国而获胜，却又向未曾通好之国进献防地，以此夸耀他的功劳。荆蛮横行无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春秋》称楚君为“人”，贬低防地来压制他。诸侯向天子进献平定四方蛮夷的功劳，这是太平盛世常行的典制；荆楚向诸侯进献宋人的防地，这是乱世的事情。诸侯中有霸主，那么霸主就会惩戒他的侮辱行为；诸侯中没有霸主，那么《春秋》就会压制他的混乱。这就是《春秋》代替天子施行赏罚的原因。

鲁公在薄地会合诸侯，释放宋公。晋国人拘捕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邱。

前面说拘捕宋公，不说谁拘捕的；这里说释放宋公，不说谁释放的，为什么呢？宋国不修养德行却谋求诸侯地位，招致荆蛮而祸害中原，这是众人所不赞同的。然而他有弘扬华夏、修明仁义的心意，只是他的作为不顺理、施予不宽恕罢了。所以在他被拘捕时，虽然众人不赞同他，也不让夷狄拘捕他；在他被释放时，虽然楚国与他讲和，也不让夷狄释放他。好像说是众人拘捕他而众人释放他一样，这是圣人惩戒荆舒的意思。宋公称为“释”，行父称为“舍”。“释”的意思是，本来有罪的人；“舍”的意思是，本来无罪的人。

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

孟子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霸业的人，又说管仲、晏子的功劳不值得称道，这都是想要勉励他们的君主达到王道罢了。现在宋襄公羡慕王者的术数，想要做王者的军队，不幸在泓水战败，这本是圣人赞许的，而《春秋》却不推崇他，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只羡慕他的名声却没有达到他的实质，不是那个人却效仿他的事迹的缘故吗？王者的术数，施行仁义，大概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天下人信任他而不怀疑，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宋公趁着中原没有霸主的时机，讨伐齐国的丧事，虐待邾国、滕国，包围曹国，国家都不依循德行，大臣忠诚劝谏而不能采纳，等到与楚国争斗，才开始想用仁义战胜他们，王者的术数原来是这样的吗？这就是所谓的不是那个人却效仿他的事迹。王者的军队，誓师教民，也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众人习惯民众安定然后才可以制服敌人。宋公平时的军队，以杀伐为事，等到与楚国作战，才开始告诫他们不伤害重伤的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人，不攻击没有排好阵势的敌人，事情不是平时练习的，改变了他平时的坚守，以至于灭绝百姓丧失自己，祸及他国，王者的军队果真是这样的吗？这就是所谓的只羡慕他的名声却没有达到他的实质。那么齐宣王有爱护牛的心意，孟子取用他，说足以称王，而宋襄公羡慕王者的名声，效仿王者的事迹，却不能与爱护牛相比，为什么呢？回答说：“齐宣王爱护牛，出于仁心的真诚，不是有所作为而做的，推举这种心并加以推广，就是王道的根本，孟子取用他，是用来劝勉德义的；宋襄公的羡慕效仿，出于谋求霸业的心，是有所作为而做的，推究其实质来论断，就是王道的祸害，《春秋》贬低他，是用来辨别真情与虚伪的。”然而宋襄公虽然不好，而楚国也被贬低，那么对抗中原、惩戒荆舒的道义就显现了。

卫侯燬在防地会盟邢国。楚子在防地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关于“防”这个名字，解说者说防是同姓，诱骗而讨伐。相信这种说法，那么晋国曾经在防地会盟夏阳，楚国曾经在防地会盟防地，又曾经诱骗戎蛮子，为什么不称名呢？子贡问政，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民众信任。”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这三者中先去掉哪一项？回答说：“去掉军备。”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这两者中先去掉哪一项？回答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都有死亡，民众没有信任就不能立足。”信任比粮食和生命更重要，是先王所依靠来建立国家、长久传世、保护民众的。现在两位君主的会盟，人抛弃信任而任用欺诈，失去建立国家的实质，没有长久传世保护民众的方法，这是自同于普通人的行为、权谋的手段。《春秋》不以君主之道对待他们。晋文公讨伐原国，退让一舍而原国投降；他攻打楚国，退让三舍而楚国战败，信任的功效大概就是这样。尊为霸主，位居诸侯之上，难道不应该在防地会盟吗？

春天，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泓水，没有追上。夏天，齐国人讨伐北部边境。

侵伐称为“齐人”，追击称为“齐师”，就知道所谓的“齐人”是指齐侯。为什么称他为“人”呢？卫成公想要用两个泓水来平息两国的怨恨，这是和睦四邻、和谐兄弟、藩卫王室的道义，而齐侯讨伐他，《春秋》厌恶他。于是展喜指责他不能完成齐桓公的功业，而齐孝公回国。齐国不再称霸，是理所当然的！

公子遂到楚国请求出兵。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出兵。晋侯派栾黡来请求出兵。晋侯派荀防来请求出兵。晋侯派士鲂来请求出兵。

征伐由天子发出，受命为侯伯的人得以专断征伐，这是先王的制度。诸侯有相互侵扰暴虐，就应当向天子报告，

译向侯伯请求来惩治他们。齐国侵扰鲁国，虽然中原没有霸主，竟然不向周王报告，反而自己请求楚国出兵去讨伐它，这是僖公不把天子放在眼里。晋国称霸诸侯，虽然并非受命于天子，但实际上是继承了前代霸主的功业，不知道履行方伯的职责，却屡次向小国请求出兵，这是厉公不再具备霸主的政令权威了【士鲂的请求也是厉公霸业的尾声】。如果方伯能够履行他的职责，就能制约诸侯；诸侯知道听从侯伯，就会知道尊崇天子。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成为五霸中最兴盛的原因就在于此。孟献子不明白其中的界限，只看到他谦卑以求助，就认为他一定能战胜敌人，真是浅陋啊！

译公子买驻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就被刺杀【二十八】

春秋时期处死大夫或公子，从未在史书中写明其罪状的。如今唯独公子买被写明罪状，为什么呢？那戍卫之死的惩罚，对公子买来说是无辜的，对鲁国来说是不义的。前年鲁国借楚国军队夺取谷邑，去年又与楚国人围攻宋国，那么鲁国顺从楚国，诸侯们已经知道了。替楚国戍守卫国，这还能掩盖吗？现在因为畏惧大国的讨伐，而杀害无辜之人来为自己解脱，谁会相信呢？这是普通人苟且求合、侥幸免祸的计谋，不是治理国家、长久保全百姓的道理。孟子说伯夷、伊尹，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去做。王道所厌恶的，没有比做不义之事、杀无辜之人更大的了，所以《春秋》在此修正了它的措辞。

晋侯进入曹国，拘捕曹伯，交给宋国人【二十八】晋人拘捕戎蛮子赤，把他押回楚国【哀四】

明王在位时，诸侯不得擅自杀戮。即使是方伯连帅这样的霸主，也必须向周王请示有罪之人，然后才能拘捕他，拘捕后押回京师，用周王朝的法律来审判他，所以诸侯各自谨慎遵守法度，天下因此臣服。春秋时代衰微，诸侯凭借强权互相拘捕，有的押回去，有的杀死，他们的不道义是一样的。而晋国拘捕两位国君，那就更加严重了。不把他们押回京师，却交给其他国家，这是无视周王权威的大罪。晋定公不值得称道，而晋文公也做了这样的事，难怪孔子鄙视他们的不公正。曹国和宋国是邻国，所以说“畀”（给予）；戎国和楚国是属国，所以说“归”（押回）。曹国尚未亡国，所以不称名；戎国最终灭亡了，所以称名【国君有的被拘捕，有的被押回，有的因国家灭亡而逃亡，凡是称名的，都是死后不再复见】

五月，鲁公与晋侯等人在践土会盟〇在践土。鲁公在王所朝见【二十八】鲁公与晋侯等人在温地会盟。周天子在河阳巡狩。壬申日，鲁公在王所朝见【二十八】诸侯〇在践土，而说“鲁公在王所朝见”，就知道周王在践土。不说“周王在践土”，是不认可诸侯把天子召来。不说“会盟周王”，是不认可诸侯〇天子。诸侯在温地会盟，而说“周天子在河阳巡狩，鲁公在王所朝见”，就知道周王在温地。不说“周王在温地”，是不认可诸侯再次命令天子。不说“周王在温地巡狩”，是不认可诸侯再次把天子召来。温地，就是河阳，称邑名说温，称地名说河阳。践土的〇，是周王来慰劳晋国，所以不忌讳同地。温地的会盟，是晋国实际上召来周王，所以在同地是不义的。因为同地是不义的，所以把小诸侯的会盟写得小，而把天王巡狩写得大。按礼制，天子不为了彰显正义就不巡守，襄王不能巡守晋地，却听从晋侯的召见，这是不像君主。按礼制，天子不下殿堂而接见诸侯，晋侯不能去京师朝见，却召来天子让诸侯朝见，这是不像臣子。齐桓公称霸时，会盟周王的世子，就不主持这次会盟；尊重周王的世子，就不敢与〇。推演侍奉周王世子的礼节，来通达于天子，所以他的义理端正，言辞直率。观察他们的会盟，两位霸主的优劣就显现了。

鲁公在王所朝见。壬申日，鲁公在王所朝见【二十八】鲁公前往京师。鲁公从京师回来，于是与晋侯等人会盟，云云，讨伐秦国【成十三】

天子以四海为家，天下都是他的地方，所以朝见不说“所”，朝见而说“所”的，是失去了应有的地方。诸侯外出会盟，必定从自己的国家出发，所以会盟不说“自”，会盟而说“自”的，不是从本国出发的。周室衰微，诸侯不肯履行朝见之礼，晋文公推行霸业，〇召来天子，让诸侯在野外朝见，这就叫失去了应有的地方。晋厉公讨伐秦国，想挟持周王军队，让诸侯路过而朝见，这就叫不是从本国出发。那么晋文公并非真心尊崇天子，是想夸大自己的功劳以博取名声；晋厉公并非真心朝见天子，是想加重自己军队的声势以博取名声。而《春秋》记载说：“鲁公在王所朝见”，就好像是鲁公亲自朝见一样；又说：“鲁公前往京师”，就好像是专门为了朝见而去的一样。他们为了名声而做，我则用事实来回应，圣人庆幸他们有这种名义，就不敢不赋予这种事实，这就是为了端正君臣的名分，阐明经世的法则。《尚书》说：“你要恭敬地识别百官的朝享，也要识别那些不朝享的。如果不专心于朝享，百姓就会说他不朝享。”这是《春秋》所厌恶的说法。孟子说：“君子致力于引导他的君主走上正道，志向在于仁德罢了。”这是《春秋》所记载的深意。

卫侯出逃到楚国【二十八】鲁公与晋侯等人会盟，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卫侯郑从楚国返回卫国【二十八】

卫侯郑，是庶子出身，被强大的晋国胁迫，并非在道义上获罪，所以不称名。晋文公让叔武代替他，让他与〇在王庭，排位说“卫子在莒子上”，这是假借天子之命来任命他，等同于继位未满一年的君主了。等到让他回国时，不禀告周王，不顾及卫子，致使兄弟相残，君臣相讼。郑也没有周王的命令就私自恢复他的国家，这是晋文公专断废立之权，而卫侯有苟且得位之心。所以虽然允许他复位，却称他的名。那么郕伯来投奔，为什么也不称名？回答说：史书遗漏了他失位的实情，所以没有可考证的信据。

晋人拘捕卫侯，把他押回京师【二十八】卫侯郑返回卫国【三十】卫侯出逃到齐国【襄十四】卫侯衎返回卫国【二十六】

诸侯有罪，方伯奉周王之命拘捕他，并用周王朝的法律来审判他，史书就记载说：“押回京师。”等到

译他回国时，如果是奉周天子的命令释放他，那么史书就记载为：“从京师归来”【晋国拘捕曹伯负刍就是这种情况】。如今晋文公拘捕卫侯，却记载为“把他押送到京师”，这是打算用周王朝的法律来掩盖此事；他回国时，却不记载“从京师”，这说明不是奉周天子的命令释放他。罪行由周天子判定，天下人因此畏惧而顺服。把罪犯交给天子，自己却私自释放他，这不是节制谨慎、遵守法度的做法。所以卫侯郑被拘捕时不称其名，是因为以臣子的身份诉讼；他回国时称其名，是因为没有周天子的命令。卫侯衎出逃时不称其名，是因为被臣子驱逐；他回国时称其名，是因为向臣子请求。郑是不守臣道，衎是不守君道，都是《春秋》所谴责的罪人。

译曹伯襄回到曹国。曹伯被俘且国家分裂，作为国君遭受的耻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假如他无力向周王申诉以自证清白，那么在他返回国家时，也应当等待合乎礼制的安排后才回去。如今晋国私下许诺让他复位，他就用财物去求取，忘记了巨大的耻辱而只想着苟且得到，所以虽然允许他复位，却在史书中以罪名来称呼他。季平子在晋国被拘捕，子服惠伯有言辞辩解，晋国打算释放他。惠伯说：“召集诸侯会盟却拘捕他们的大夫，如果有罪，接受死刑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没有罪而蒙受恩惠被释放，诸侯们不知道这件事，这就是逃避死刑。请让我在防地接受国君的恩惠。”如果曹国和卫国的国君知道从这种道理出发，那么他们返回国家，就一定不会成为臣民的羞耻了。国君的一举一动，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怎么能忽视呢！

卫侯郑从楚国回到卫国，卫元咺出逃到晋国。晋国人拘捕了卫侯，把他送回京师。卫元咺从晋国回到卫国。卫国杀死了大夫元咺和公子瑕。卫侯郑回到卫国。

国君回国则臣子出逃，国君被拘捕则臣子回国。他们回国时，国君和臣子使用相同的措辞，这是不把国君和臣子的名分区别开来。臣子让国君出逃而不加以讨伐，等到国家自行杀死了臣子，然后国君才得以回国，这是不把诸侯和伯主的道义区别开来。孔子在鲁国执政时，有父子打官司的，给他们戴上刑具三个月，等待他们悔过服从后才释放他们。所以君子审理五刑的案件，一定要推究父子的亲情，确立君臣的道义来权衡。这难道是晋侯所能胜任的吗！

在翟泉会盟。诸侯会同于周王，周王在国门之外与他们结盟，方伯亲临监督，这是正确的。大夫们群集到京师，一起在王城之外结盟，周王的大夫参与会盟，这是不正确的。所以不记载鲁国的卿，而称他们为“人”，不说京师而说在翟泉，这是为了显示周王室的会盟不能制约陪臣的强势，霸主的过失在于不知道尊崇王室的大义。

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祭，占卜不吉，于是免去牺牲，仍然进行三望之祭。正月，郊祭用的牛口受伤，改卜牛，牛死了，于是不能进行郊祭，仍然进行三望之祭。正月，鼷鼠吃了郊祭牛的角，改卜牛，鼷鼠又吃了它的角，于是免去牛，不能进行郊祭，仍然进行三望之祭。四月，五次占卜郊祭，占卜不吉，于是不能进行郊祭。九月辛丑日，进行了郊祭。四月，三次占卜郊祭，占卜不吉，于是免去牺牲。四月，四次占卜郊祭，占卜不吉，于是不能进行郊祭。正月，鼷鼠吃了郊祭牛，牛死了，改卜牛，五月辛亥日，进行了郊祭。正月，鼷鼠吃了郊祭牛，改卜牛，四月辛巳日，进行了郊祭。

《礼记》说：“郊祭，是迎接长日到来的祭祀。”又说：“郊祭使用辛日，周朝开始郊祭，是在冬至日。”《周官》说：“冬至日，在圜丘祭祀天。”冬至日，在周朝是正月，周朝以这个月作为郊祭的正月，鲁国也如此。所以《春秋》记载郊祭牛的变故，只指正月。冬至日的郊祭，不需要占卜，也不一定要用卒日，所以只有正月不提及占卜和日期。鲁国有人错过了冬至日的郊祭，而想在这个时候举行，于是进行占卜，所以《春秋》记载占卜郊祭的事，只指四月。既然占卜了，就只听从吉兆，所以有时占卜三次，有时四次，有时五次，有时在五月，有时在九月，但必定以辛日为主。常规祭祀不占卜，是礼制；占卜郊祭，是不合礼制的。然而礼制中有受命作盟的记载，大概是指占卜参与祭祀的人、发誓举事的日期、专门任命祭祀的人。正月郊祭，是正当的；四月占卜，是妄为的；五月、九月，是混乱的。左氏说：“惊蛰时进行郊祭。”这是采用孟献子的说法，所以以周朝的三月作为郊祭的正月。郑氏说：“三王的郊祭，一律使用夏正。”这是采用《易纬》的说法，所以以冬至日的郊祭作为鲁国的礼制，这都是没有考证清楚的。孟献子说惊蛰时进行郊祭，郊祭后耕作；而子服景伯又说十月上辛日在上帝那里有事，先王在季辛日完成，那么当时的说法本来就已经不同了。《周官》说：“冬至日，在圜丘祭祀天。”用周正来说，冬至不是冬天；用夏正来说，周朝并非因循夏正。那么后世的议论，也就难以防范了。所以只有以经书为准则，然后才可相信。礼制称郊祭使用辛日，盟誓称占卜牺牲和日期，都是指不是在冬至的时候。不然的话，祭祀使用辛日，不只是郊祭如此，所谓上辛、大雩就是如此。牛已经占卜且完好称为牺牲，未占卜及受伤称为牛，免去牺牲及不能郊祭是明确的，所以不说不能郊祭；免去牛则可能更换，不能郊祭是不确定的，所以必定说不能郊祭。占卜而吉则不说占卜，不占卜而郊祭则不说郊祭，这是记载史事的体例。《礼记》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大概衰微了。”解说的人于是认为鲁国不应当进行郊祭和禘祭，说：“僖公开始僭越进行郊祭，所以颂诗斥责说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这也是没有考证清楚的。《春秋》所记载的，大概从未认为这两种祭祀不应当举行。只是以举行时失礼为讥讽罢了。《诗经》说：“伟大的后帝，

译皇祖后稷，用赤色的牺牲来祭祀，这是合宜的祭祀。」孔子说：「禘祭从第一次献酒之后，我就不想看了。」《诗经》认为祭祀天帝是合宜的，孔子认为第一次献酒之后的仪式不值得看，这说明他们并不认为这两种祭祀不该举行。郊祭有牺牲占卜的变故，禘祭有第一次献酒后的过失，这就是所说的祭祀不合礼制。郊祭和禘祭本是为了尊崇周公，但后世失去了其中的礼制，这就是所说的周公之道衰微了。学者推究经典来考察，然后才知道前面说法的错误。

译夺取济西的田地。齐国人夺取济西的田地。齐国人归还给我们济西的田地。夺取汶阳的田地。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夺取郓地。夺取鄫地。齐侯夺取郓地。夺取阚地。夺取邾国的田地，从漷水开始。齐国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讨伐邾国，夺取漷水东面的田地以及沂水西面的田地。齐国人夺取讙地和阐地，齐国人归还讙地和阐地。

其他国家的田邑，鲁国夺取它却不记载所属国家，是因为恢复故地（济西、汶阳、郓、鄫、阚就是这样）。鲁国的田邑，其他国家夺取它却不记载于《春秋》，是为了避免缩小国家的领土（郓、讙、龟、阴就是这样）。凡是《春秋》记载“取”，都是厌恶其不依道义而获得。鲁国恢复故地，虽然符合《车攻》、《閟宫》诗篇的精神，仍然不能算是道义，是说它不是以正道恢复的。济西是因为晋文公的欺诈，汶阳是因为郤克的怨恨，郓、鄫是因为莒人的仇怨，这就叫做不以正道恢复。不以正道恢复，就如同不以道义获得一样。以前其他国家夺取鲁国的田邑，不记载于《春秋》，现在齐国人夺取济西、讙、阐，为什么记载呢？因为它们最终归还给我们。齐侯夺取郓，为什么记载呢？因为他想占据我们的土地。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为什么记载呢？因为这不是厌恶夺取的行为。只有郓、讙、龟、阴，是以正道恢复，以道义获得，所以唯独称它们为“来归”，这是圣人立言的方法。

晋国人以及姜戎在殽地打败秦军。

子夏问道：“守丧三年，刚结束哭丧，遇到金戈铁马的战事就不回避，这是礼制吗？”孔子说：“过去鲁公伯禽为了应对战事才这样做的。现在如果为了守丧三年的便利而这样做，我就不知道了。”伯禽抵御徐戎，是因为徐戎危害他的国家。秦国人偷袭郑国并讨伐滑国，对晋国并没有危害。晋国在背弃丧礼、改变丧服的情况下兴师动众，这就是所说的为了便利，所以《春秋》贬低他们，称他们为“人”。当时诸侯在守丧期间兴师动众的不止一个（隐公四年宋公、桓公十三年卫侯、僖公二十八年陈子、成公三年宋卫、成公四年郑伯、成公十年齐侯、襄公十八年邾子、以及这一年的晋侯），然而有的已经除服，有的过了年，虽然不符合道义，还可以把自己比作伯禽，本来没有像晋国这样做的，所以唯独受到贬斥。

晋国大夫与外国盟会，如果地位对等就隐去主君的名号（与荀庚、与孙良夫、与郤犨盟会就是这样）；如果有罪就去掉其氏族名（遂侨如、豹就是这样）。这是《春秋》的常例。晋国轻视鲁侯，派大夫与他盟会，扰乱了君臣的名分，《春秋》厌恶这种行为。鲁侯虽然是国君，也隐去其主君的名号，这是特别把我国臣子中与对方对等的人加在他身上；处父虽然是晋国大夫，也去掉其氏族名，这是用对待我国有罪臣子的方式对待他。孟子说：“人必定先自我侮辱，然后别人才侮辱他。”鲁国朝见晋国，可以说是仁义且有礼，而晋国人以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他们，这就是所谓的自我侮辱。对方不以君主的礼节对待我，我就以对待自己臣子的礼节回报他，圣人有什么私心呢？只是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公平施予罢了。晋襄公之所以不再称霸，而处父之所以被杀，是有原因的。

公孙敖会同宋公、陈侯、郑伯、晋国士縠在垂陇盟会。晋侯派栾黡来请求出兵。仲孙羯会同晋国荀盈等等。郑国公孙叚修筑城邑。

《春秋》的体例，没有被任命为卿的人不记载。晋国自文公以来，凡是任命卿，都由三军的将佐担任。在垂陇盟会、请求出兵的时候，士縠、栾黡本来还没有担任军职。郑国良霄死后，才开始任命公孙叚为卿。在修筑城邑的战役中，公孙叚本来还没有担任卿位。那么这三个人为什么能在《春秋》中通行呢？根据传文考察，晋襄公以一命任命郤缺为卿，也没有担任军职。河曲之战，赵穿想奔赴秦军，宣子说：“秦国已经俘获一位卿了。”由此知道晋国大概有散位的卿，不一定是将佐。郑国的公孙叚，在灵王时期，上卿有事，派公孙叚前往，子大叔担任少卿。由此知道郑国大概有代理卿职办事的人，不一定在卿位上。《王制》规定，诸侯的卿本来有定数，有的由天子任命，有的由其君主任命，大概没有设置散位以及不等待任命就代理职务的情况。葵邱之盟，官职不代理，《春秋》不隐没事实，所以贬斥他们的妄为。

从齐国迎娶妇姜。

《春秋》记载鲁国夫人不以夫人称呼的有五种情况：宰咺归还仲子的襚衣，秦国人归还成风的襚衣，孟子、定姒的去世，出姜的迎娶，就是这样。仲子、成风、定姒都是妾母，母亲以儿子的姓氏为氏。惠公生前不尊崇她们，死后不给予谥号，所以没有可以称呼的名号。僖公内心虽然尊崇她们，但对外不显贵她们，所以仍然以儿子为氏。定姒的儿子虽然已经显贵，但还没有成为国君，所以仍然以先君的谥号来称呼。孟子，与公室同姓，不可以配享先圣之后，为了明确夫妇的区别，所以生前不称氏，死后不称谥。至于出姜则不同于这些。迎娶不使用卿，甚至不告祭宗庙，这是不以夫人的礼节来礼待她。夫人，是小君，以奉祀祭祀为职责。迎娶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