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四
表记集传》礼类三【礼记之属】
提要
【臣】等谨案表记集传二卷，明黄道周撰。道周有《三易洞玑》，别著录。是书亦在经筵日纂辑进呈。其自序以为古者窥测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为表记之所由名。夫古者制字，表里皆从衣，谓衣之着于外者，人之言行犹衣之章身。郑康成云：以其记君子之徳见于仪表者，是为本义。必取义于八尺之表，测土深正日景，以御远近髙深反属濶远。又《表记》一篇，古注约分九节。正义曰称「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发端起义，记者详之，故称「子言之」。若于「子言」之下更广开其事，或曲説其理，则直称「子曰」。今检上文体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故于诸节脉络相承处，必详记之。如云「此经又广明恭敬之事」，又云「此一节总明仁义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广明仁义之道」。前儒説经于章段离合之间，其慎如此。陈澔不用注疏次第，强分四十余章，后来説经者皆讥其失。今乃约之为三十六章，皆古训所未有，更于説经之法有乖其解。首节云：「易与诗隐而显，书不矜而庄，春秋不厉而威，礼乐不言而信」，更属强分。葢道周此书亦全引《春秋》解之，故曰「坊表二记不专为《春秋》，而以《春秋》发其条例，则百世而下有所稽测得其晷影」。夫《坊记，一篇如曰「以此坊氏诸侯犹有畔者」，又云「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又云「以此坊民，诸侯犹有薨而不葬者」，其通于《春秋》初无事强合。至《表记》篇则多言君子恭敬仁义之徳，而必以《春秋》证之，于经之本义反荒矣。又引韦鼎见王通之事，则误信伪书，于考据亦疏。而其説《春秋》互证旁通，颇有发明。犹之胡安国《春秋传》，虽未必尽得经意，特以议论正大，因事纳规，甚有关于世教，遂亦不可废。云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表记集传卷一
明 黄道周 撰
归表章第一
子言之，归乎！君子隠而显，不矜而庄，不厉而威，不言而信。
【归者，万物所以立命也。命散于易，着于诗书，正于春秋。易与诗隠而显，书不矜而庄，春秋不厉而威，礼乐不言而信。其动于性情，播于形声，要于至命，不借权位以树表。天下揆正，百世则六经四徳，其义一也。夫子以春秋之意，酌为礼本，以大民坊。又以诗书礼乐之意，表其行事，而洗心于易，致用于春秋。是表记之所为作也。坊表二记，不专为春秋，而以春秋发其条例，则百世而下有所稽测，得其晷影焉】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正始不即位，正终无处所，薨而不▯。有春而无王，正月是春秋之所首，隐也】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丁酉，公之丧至自齐。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薨于齐，至自齐，不忘乎齐之词也。▯我君桓公，渐忘乎齐之词也。雠不可忘，礼不可谖。九月而▯，已哀矣。谷梁子曰：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后可以防矣。夫无此三者，虽九月，其犹谓蚤乎？抑以谓晚乎？葢使隐公在，亦曰：“是可以▯矣。”是尽乎内之道，非尽乎外之道也】
【桓公】二年，三月，公防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
【春秋》之命辞，未有显于此者也。其矜而庄，厉而威，亦未有甚于此者也。以桓年之无王也，至宋督之乱，乃以王治之，非为治宋，葢治鲁也。鲁防三国以成宋乱，取赂于宋，纳于太庙，是臧哀伯之所痛也。臧哀伯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况昭违乱以告太庙，其若之何？甚矣！」臧孙逹之厉也，不厉而威，不言而信，则《春秋》有取之矣。然则十年之书「王」，何也？曰：「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四
《表记集传》礼类三【属于《礼记》】
提要
【臣】等谨案：《表记集传》二卷，明代黄道周撰。黄道周著有《三易洞玑》，已另著录。本书也是他在经筵讲学时每日编纂并进呈给皇帝的。他在自序中说，古人观测天地日月，都先立表，这就是“表记”名称的由来。古人造字，“表”和“里”都从衣部，指穿在外面的衣服，人的言行就像衣服彰显身体一样。郑康成说：因为记载君子的德行体现在仪表上，这才是本义。如果一定要从八尺之表、测量土地深浅、校正日影来理解，以应对远近高深，那就过于牵强附会了。又，《表记》这一篇，古注大约分为九节。《正义》说称为“子言之”的地方，共有八处。皇氏说：这些都是发起端绪、阐明义理，记录者加以详述，所以称“子言之”。如果在“子言”之下更广泛地展开其事，或曲折地阐述其理，就直接称“子曰”。现在检查上文的体例，有的符合皇氏的说法，现在依此采用。所以在各节脉络相承的地方，必定详细记录。如说“此经又广泛阐明恭敬之事”，又说“这一节总括阐明仁义之事”，又说“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广泛阐明仁义之道”。前代儒者解说经典，在章节段落离合之间，谨慎到如此程度。陈澔不采用注疏的次第，强行分为四十多章，后来解说经典的人都讥讽他失误。现在却约减为三十六章，都是古训所没有的，更违背了解说经典的方法。首节说：“《易》与《诗》隐微而显明，《书》不矜持而庄重，《春秋》不严厉而威严，礼乐不言而可信”，更是强行划分。大概黄道周此书也完全引用《春秋》来解释，所以说“《坊记》《表记》二篇不专为《春秋》，而以《春秋》阐发其条例，那么百世之下有所查考测量，能得到其日影”。《坊记》一篇如说“以此防范，诸侯还有背叛的”，又说“以此示民，百姓还有争利而忘义的”，又说“以此防民，诸侯还有死而不葬的”，其与《春秋》相通，本无强行契合之处。至于《表记》篇则多讲君子恭敬仁义的德行，却一定要用《春秋》来证明，反而荒疏了经文的本义。又引用韦鼎见王通的事，则是误信伪书，在考据上也疏漏。而他的解说《春秋》互相印证、旁通，颇有发明。就像胡安国的《春秋传》，虽然未必完全符合经意，但特别因为议论正大，因事规劝，对世道教化很有关系，于是也不可废弃。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表记集传》卷一
明 黄道周 撰
归表章第一
孔子说，回归吧！君子隐微而显明，不矜持而庄重，不严厉而威严，不言而可信。
【归，是万物赖以确立命运的根本。命运散见于《易》，著录于《诗》《书》，正定于《春秋》。《易》与《诗》隐微而显明，《书》不矜持而庄重，《春秋》不严厉而威严，礼乐不言而可信。它们感动于性情，传播于形声，归结于至命，不借助权势地位来树立表率。天下衡量正道，百世遵循六经四德，其义理是一致的。孔子以《春秋》的意旨，斟酌作为礼的根本，以广大地防范百姓。又以《诗》《书》礼乐的意旨，彰显其行事，而在《易》中洗涤心灵，在《春秋》中致用。这就是《表记》所作的原因。《坊记》《表记》二篇，不专为《春秋》，而以《春秋》阐发其条例，那么百世之下有所查考测量，能得到其日影】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正始不即位，正终无处所，薨而不〇。有春而无王，正月是《春秋》所首，隐也】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丁酉，公之丧至自齐。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薨于齐，至自齐，是不忘记齐的词。〇我君桓公，是渐渐忘记齐的词。仇敌不可忘，礼不可忘。九月而〇，已经悲哀了。谷梁子说：智者考虑，义者行动，仁者坚守，有这三者，然后可以防备。如果没有这三者，即使是九月，难道还说早吗？还是说晚吗？大概假如隐公在，也会说：“可以〇了。”这是尽内之道，不是尽外之道】
【桓公】二年，三月，公防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
【《春秋》的命辞，没有比这更显明的了。其矜持而庄重，严厉而威严，也没有比这更甚的了。以桓公年间无王，到宋督之乱，才以王法治理，不是为了治理宋，大概是治理鲁。鲁联合三国以促成宋乱，从宋取得贿赂，纳入太庙，这是臧哀伯所痛心的。臧哀伯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何况昭示违乱以告太庙，那该怎么办？太严重了！”臧孙达的严厉，不严厉而威严，不言而可信，那么《春秋》有所取法。然而十年之书“王”，为什么呢？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