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记集传卷二

译《贲贲》。赵孟说：“床笫之间的私语，不越过门槛，何况是在野外呢？不是让人所能听到的。”子西吟诵《苗》的四章。赵孟说：“我国国君在，我武能做什么呢？”子产吟诵《隰桑》。赵孟说：“我请求接受它的末章。”子太叔吟诵《野有蔓草》。赵孟说：“这是您的恩惠。”印叚吟诵《蟋蟀》。赵孟说：“好啊，这是保全国家的主人。我有希望了。”公孙叚吟诵《桑扈》。赵孟说：“彼此交往不傲慢，福禄将往哪里去？如果保持这些话，想要推辞福禄，能吗？”宴享结束。文子告诉叔向说：“伯有将被杀了。诗用来表达志向，志向欺骗他的上级，而公开怨恨他，把这当作宾客的荣耀，他能长久吗？侥幸的话，后来灭亡。”叔向说：“是的，已经奢侈了。所谓不到五年的人，说的就是夫子。”文子说：“其余都是几代的主人。子展是后来灭亡的，在上位不忘防备。印氏是其次的。快乐而不荒废，快乐以安定百姓，不淫乱以役使，之后灭亡，不也可以吗？”当赵孟到楚国时，子木和他说话，他不能回答。让叔向辅助他，和子木说话，子木也不能回答。叔向能在赵孟面前展现文采吗？所以赵孟称赞文采，就能使用叔向的缘故。

译昭公元年夏季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国大夫进入郑国，郑伯设宴同时招待他们。子皮告诫赵孟，礼仪结束后，赵孟吟诵了《匏叶》。子皮于是告诫穆叔，并把情况告诉了他。穆叔说：“赵孟想要只献一次酒，你应当顺从他的意愿。”子皮说：“敢这样做吗？”穆叔说：“这是别人所希望的，又有什么不敢的呢？”等到宴饮器具摆好，在帷幕下摆出五献的笾豆，赵孟向子产私下推辞说：“我已经向冡宰请求过了。”于是只用了一献的礼仪。赵孟作为客人，礼仪结束后才举行宴饮。穆叔吟诵了《隰有萆楚》。赵孟说：“我承受不起。”又吟诵《采蘩》说：“小国如同蘩草，大国省察农事而使用它，这难道不是天命吗？”子皮吟诵了《野有死麕》的末章。赵孟吟诵《棠棣》，并且说：“我们兄弟和睦相处以安抚猛犬，这样可以使狗不吠叫。”穆叔、子皮和曹国大夫起身拜谢，举起兕角酒杯说：“小国依赖您，知道可以免于罪过了。”饮酒欢乐，赵孟出来后说：“我不再这样做了！外表华丽而根本衰败。”赵孟因为自我节制，所以晋国的各位卿大夫中没有像赵孟那样文采斐然的，却仍然屈居于子木之下，大概也是赵衰谦让的缘故吧。谦让，是文采的本质。

昭公二年春季，晋侯派韩起来聘问。韩宣子来聘问，并且告知处理政务的情况，这是合乎礼的。他在太史氏那里观看典籍，见到《易》的卦象和《鲁春秋》，说：“周朝的礼制全在鲁国了！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晋侯设宴招待他，季武子吟诵了《緜》的末章，韩子吟诵了《角弓》。季武子拜谢说：“敢拜谢您弥补敝国的不足，我们的国君有所指望了。”武子吟诵了《节》的末章。宴饮结束后，在季氏家中宴饮，那里有一棵嘉树。宣子赞美它，武子说：“我怎敢不封植培育这棵树，以不忘《角弓》的教诲。”于是吟诵了《甘棠》。宣子说：“我承受不起，无法比得上召公。”宣子于是前往齐国，纳币求婚，见到子旗、子彊，都认为他们不像臣子。从齐国聘问卫国，卫侯设宴招待他，北宫文子吟诵了《淇澳》。宣子用《木杲》作答。所以像韩宣子，也可以说是文采斐然了。文采而有本质，就像镜子一样，所以足以了解人。季武子吟诵《緜》的末章，从中取意是什么呢？

韩宣子聘问郑国，将要出发时，郑国六卿在郊外为宣子饯行。宣子说：“各位君子，请都吟诵诗篇，我也借此了解郑国的志向。”子齹吟诵了《野有蔓草》，宣子说：“年轻人真好啊，我有指望了。”子产吟诵了《郑之羔裘》，宣子说：“我承受不起。”子太叔吟诵了《褰裳》，宣子说：“我在这里，怎敢劳烦你想到别人呢？”子太叔拜谢，宣子说：“你的话是对的，没有这样的事，怎么能善终呢？”子防吟诵了《风雨》，子旗吟诵了《有女同车》，子柳吟诵了《萚兮》。宣子高兴地说：“郑国大概可以了吧？各位君子奉君命赏赐我，吟诵的诗不出郑国的志向，都是赏赐宴饮的情好。各位君子是几代人的君主，可以没有恐惧了。”宣子都献上了马匹，并且吟诵了《我将》。子产拜谢，让五卿都拜谢说：“您平定祸乱，我们怎敢不拜谢您的恩德？”宣子的敏捷，不如赵孟的恭敬。宣子的平易干练，不如赵孟的真诚。可惜啊，鲁国的几位君子没有像郑国大夫那样文采斐然的。穆姜吟诵《緑衣》，以替代伯姬；敬姜吟诵《緑衣》，以替代公父文伯。所以文采如同火一样，是君子所谨慎对待的。天道本于文采，地道本于本质。礼乐的实务，如同绿色的丝线，是国君和夫人所不亲自处理的。那么丙吉、魏相足以参与这件事吗？回答说：“虞、夏、殷、周，遥远不可知。两汉的兴盛，人才文采与本质，大概有超过韩起、赵武的了。儿宽、于定国、卓茂、鲁恭、田叔、孟舒、宋昌、第五伦，也都足以参与这件事。然而他们的礼乐已经远去了。上天而不近人，已经尊贵而不亲近，赏赐爵位和刑罚不穷尽却败坏。那么以虞、夏、殷、周都不如秦吗？这将是以殷、周、汉为虞、夏、秦了吗？”王通说：“人们不聚居，土地不井田分配，即使是舜、禹也不能治理。”又说：“没有固定的君主而要求忠诚，没有固定的百姓而要求教化，即使想跟随，也没有办法了。”

那么后来的君子也有参与文采与本质之事的人吗？回答说：郊祀、乐律、宗法这三者，是汉宋争论不休的。神灵所不确定的，以人为标准；人所不确定的，以天为标准。观察天地的形象，以确定郊祀；考察权量的轻重，以确定乐律；基于父子之情，以确定宗法。文采的以文采，本质的以本质，忠诚的以忠诚。一个王朝所制定的，圣人不再更改宪章，遵循什么痕迹呢？那么韩愈、欧阳修足以参与这件事吗？回答说：这也足以参与这件事了。那么欧阳修背负诽谤为什么呢？回答说：欧阳修还接近于本质。他诋毁《易经》、攻击王通、斟酌濮议都是本质的表现。古代制定礼仪的人，始于简易，用陶器、匏瓜、枯草祭祀天地，即使是太古的帝王也有实行的。现在制定礼仪的人，集合几代的圣贤，分议合说而不得其故。古代制定音乐的人，始于功歌咏叹舞蹈，即使是太蒙的百姓也有实行的。现在制定音乐的人，集合百代的金石，议论高低而不得其故。所以道从本质趋向，忠诚从忠诚趋向，文物从神灵趋向，

译人从人而趋向于鬼。不考察人的性情，〇其本始，认为凭借赏赐爵位、刑罚、教谏、辩论就能治理好国家，这也是韩〇、欧阳修所不会做的。邵雍说：昊天的四府是四时，圣人的四府是四经。昊天以四时赋予人，圣人以经典效法天。观察春天就知道《易》的道理存在于哪里吗？观察夏天就知道《书》的道理存在于哪里吗？观察秋天就知道《诗》的道理存在于哪里吗？观察冬天就知道《春秋》的道理存在于哪里吗？天以四时为本质，圣人以经典为文采。《诗》以文采为主，《春秋》以本质为主；《书》以文采为主，《易》以本质为主。《春秋》采用三种正朔，是《易》、《书》、《诗》所遵循的起始。

译虞帝德行篇章第二十章

孔子说：“后世即使再有杰出的人物，也无法企及虞帝了。他统治天下，活着时没有私心，死后也不为子孙厚葬。他爱护百姓如同父母，有痛切深挚的仁爱，有忠诚有利的教化。百姓亲近他且尊敬他，安于他的统治且敬畏他，畏惧他的威严且爱戴他，富有且遵守礼制，施恩惠且能散财。他的君子尊崇仁德，敬畏道义，以浪费为耻，轻视物质实利，忠诚而不触犯法度，合乎道义且顺从，文采斐然且沉静，宽厚且有辨别力。《甫刑》说：‘德行威严才真正威严，德行光明才真正光明。’如果不是虞帝，谁能做到这样呢？”

《春秋》难道对商汤和周武王有所不满吗？商汤和周武王变革天命，顺应天意，回应人心。他们痛切忠诚，有利于尊崇亲长，恭敬爱戴且安定，威严有礼且施恩惠，这也如同虞舜和夏禹一样。但当时的君子，却有相信和不相信的。所以君子是帝王考察道义的标准。皋陶的教化，以三种德行治理家庭，以六种德行治理邦国，上下互相效法，九种德行都用于事务。到了殷商和周朝就衰落了。尊崇仁德，敬畏道义，以浪费经实为耻，忠诚而不触犯法度，合乎道义且顺从，文采斐然且沉静，宽厚且有辨别力。管仲、隰朋、赵衰、狐偃，或许还不能做到。尸虺盘説，太召毕散，他们或许能做到吗？所以观察小人，可以了解君子；观察君子，可以了解君主的德行。观察伊尹和周公，就知道商汤和周武王；观察管仲和赵衰，就知道齐桓公和晋文公；观察荀息和范武子，就知道晋景公和晋悼公。有人说：三王的臣子，不如他们的君主；五霸的君主，不如他们的臣子；五帝的治理，君臣德行相同。这也是天命如此。君主刚健而臣子顺从，从未有过混乱。

对皇帝王霸的治理深有研究的人，大概只有邵雍吧？他说：三皇心意相同而教化不同，五帝言语相同而教化不同，三王形象相同而劝勉不同，五霸数目相同而率领不同。心意相同而教化不同的，必定依靠道。用道来教化百姓，百姓也用道来归附，所以崇尚自然。自然，就是无为无有的意思。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固执地作为，所以能广大。无有，不是不拥有，而是不固执地拥有，所以能宏大。广大完备而不固执作为、拥有的人，大概只有三皇吧？圣人有话说：“我无为而百姓自然化育，我无事而百姓自然富足，我好静而百姓自然端正，我无欲而百姓自然淳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三皇仁爱相同而教化不同，五帝礼仪相同而教化不同，三王道义相同而劝勉不同，五霸智慧相同而率领不同。礼仪相同而教化不同的，必定依靠德。用德来教化百姓，百姓也用德来归附，所以崇尚谦让。谦让，就是先人后己的意思。把天下授予别人而不觉得轻率，就像本来就没有一样；接受别人授予的天下而不觉得沉重，就像本来就有的一样。所谓本来没有、本来有，是指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无或自己的有。如果当作自己的无、自己的有，那么即使拔一根汗毛给予或索取于人，还会有贪婪鄙陋之心，何况是天下呢？能知道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自己的天下的人，大概只有五帝吧？圣人有话说：“垂下衣裳而天下治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三皇本性相同而教化不同，五帝情感相同而教化不同，三王形体相同而劝勉不同，五霸体统相同而率领不同。形体相同而劝勉不同的，必定依靠功。用功来劝勉百姓，百姓也用功来归附，所以崇尚政治。政治，就是正的意思。纠正那些不正的意思。天下的正，没有比利于百姓更大的；天下的不正，没有比害于百姓更大的。能利于百姓的就是正，就称为王；能害于百姓的就是不正，就称为贼。以利除害，哪有去除王的道理？以王去贼，哪有弑君的道理？所以知道王就是正。能用功纠正天下不正的人，天下也用功来归附。圣人有话说：“天地变革而四季形成，商汤周武变革天命，顺应天意而回应人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三皇圣明相同而教化不同，五帝贤良相同而教化不同，三王才能相同而劝勉不同，五霸术数相同而率领不同。术数相同而率领不同的，必定依靠力。用力来率领百姓，百姓也用力来归附，所以崇尚争夺。争夺，就是争夺利益。小争夺用言语交锋，大争夺用兵器交锋，但仍然借助名义。名义，是命名事物、端正事务的称号。利益，是养育百姓、成就事务的工具。名义不依靠仁，无法守住基业；利益不依靠义，无法居功。五霸，是借虚名来争夺实利的人。帝位不足则称王，王位不足则称霸，霸位不足则沦为狄人。周朝东迁，文武的功德耗尽，还能维持四十二位君主，王室不绝如缕，夷狄不敢屠杀中原，这是五霸借名之力的结果。所以用力率领天下的人，天下也用力归附。因此圣人有话说：“瞎眼能看，跛脚能走，踩到老虎尾巴，咬人凶险，武人担任大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善于教化天下的人，止于尽道而已；善于教导天下的人，止于尽德而已；善于劝勉天下的人，止于尽功而已；善于率领天下的人，止于尽力而已。以道德功力进行教化的人，称为皇；以道德功力进行教导的人，称为帝；以道德功力进行劝勉的人，称为王；以道德功力进行率领的人，称为霸。以教化劝勉率领为道的人，称为《易》；以教化劝勉率领为德的人，称为《书》；以教化劝勉率领为功的人，称为《诗》；以教化劝勉率领为力的人，称为《春秋》。这四者，天地开始而开始，天地终结而终结。如果这样，那么

译皇帝王霸，是圣人治世的时势；《易》《诗》《书》《春秋》，是圣人的经典。时势有消长、否泰的变化，经典有因循、变革、增损的规律，这些道理都已穷尽了。否泰的变化穷尽，本体与功用便区分开来；增损的规律穷尽，内心与外在便判然有别。本体与功用区分，内心与外在判然有别，圣人的事业于是便完备了。皇称为正命，是因循而因循的；帝称为受命，是因循而变革的；王称为改命，是变革而因循的；霸称为摄命，是变革而变革的。变革而变革的，是一代的事业；变革而因循的，是十代的事业；因循而变革的，是百代的事业；因循而因循的，是千代的事业。可以因循就因循，可以变革就变革的，是万代的事业。人们都知道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却不知道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的根本原因。一定要想知道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的根本原因，除了天地之外还能去哪里寻求呢？邵雍的论述，错综复杂而精微深奥，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未曾有过。如果有学习邵雍学问的人，就可以具备虞舜那样的德行。《诗经》说：“有觉悟的德行，四方诸侯都顺从他。”邵雍，就是那位有觉悟的人。

译那么，春秋时期的君臣难道没有一件事能比得上虞夏时代吗？回答说：怎么会说没有呢？宋宣公把君位让给弟弟穆公，穆公又把君位还给与夷，到了防公时，公子鱼兄弟之间互相推让。齐桓公封复卫国，秦穆公悔过自新，晋悼公知人善任，楚子不筑京观，这五件事如果进一步做到纯粹，都达到了帝臣的境界，所以说纯粹就能称王，混杂就能称霸。共鲧在帝尧时代，怀着称霸的心思；旅审在篡位的国家里，推进称王的事业，天下哪里说没有贤人呢？

【隐公】三年冬季十二月癸未日，安葬宋穆公。

【公羊子说：当时记载日期是因为有危险，不能省略。这当时有什么危险呢？宣公对缪公说：“论我对与夷的爱，不如对你的爱；但论作为宗庙社稷的主君，与夷不如你。你终究要做国君了。”宣公死后，缪公即位。缪公驱逐他的两个儿子荘公冯和左师勃，说：“你们是我的儿子，活着不要相见，死了不要相哭。”与夷又说：“先君把国家交给您，是因为您可以做社稷宗庙的主君。现在您驱逐您的两个儿子，难道要把国家交给臣下吗？这不是先君的意思。况且如果儿子可以被驱逐，那么先君也会驱逐臣下了。”缪公说：“先君不驱逐您是可以知道的。我站在这里，只是暂代，最终要把国家交给与夷。”所以君子推崇居守正道。宋国的祸乱，是宣公造成的。左氏说：“宋宣公可以说是知人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了君位，这是用义来命名的。”宣公的义并不是真正的义，如果说这是祸乱的阶梯，那么祸乱并不自宣公开始。宣公和穆公，都过于看重隐公。穆公从宣公那里接受君位十年后去世，殇公从穆公那里接受君位九年后被杀，这都是超过了周公的年限。宋国的穆公、殇公，难道能比周公贤明吗？穆公、殇公不能比周公贤明，隐公不能比穆公、殇公贤明，所以禅让的道理，除了虞帝没有人能讲清楚。后来的作者，即使是周公也可以不讲。却说“禅让”，禅让是穆公、殇公的罪人。

等到荘公即位两代后成为桓公。桓公病重，太子兹父坚决请求说：“目夷年长且仁德，请立他为君。”桓公命令子鱼，子鱼推辞说：“能把国家让给别人，还有比这更大的仁德吗？我比不上。”而且这样做不顺理，于是立了防公。防公想急于谋求霸业，子鱼多次劝谏不听，最终失败而死。国人想立子鱼，子鱼不接受。所以在春秋时代，有宋国的子鱼、曹国的子臧、吴国的子札这三个人，就是所说的有虞氏的百姓。

【僖公】元年，夏季，六月，邢国迁都到夷仪。

二年春季周王正月，修筑楚丘城墙。

【僖公元年，齐桓公把邢国迁到夷仪，却说“邢迁于夷仪，就像邢国自己迁的一样”。二年，为卫国修筑楚丘城墙，却说“城楚丘，就像我们自己修筑的一样”。用我们的力量为卫国修城，与齐国为卫国修城或卫国自己修城有什么不同吗？所以说“卫国忘记了亡国的恐惧，邢国迁都如同回家”。当狄人刚刚灭卫时，卫国的遗民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国和滕国的百姓，共有五千人，拥立戴公，在曹国住草棚。许穆夫人因此赋《载驰》。齐侯派公子无亏率领战车三百辆，甲士三千人，去戍守曹国。送给公乘马，祭服五套，牛羊猪狗鸡各三百，以及门材。送给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对邢国的帮助也是如此。卫文公刚即位，穿粗布衣服，戴粗帛帽子，致力于培养人才、训练农业，通商惠工，敬重教化、鼓励学习，授予方向、任用能人。《诗经》因此赋《定之方中》。但最终邢国被灭，在《春秋》中被贬斥，活着时书写其名，与谷伯绥、邓侯吾离相比，说明邢国、卫国思念桓公。桓公在世时并防他们的危难，从狄人那里夺取土地给他们。桓公死后，不到七年就在共难之国受困。所以邢国人思念桓公比卫国人更甚。那么《春秋》不责备齐国专断吗？回答说：“卫侯是侯爵，邢国也是侯爵。天子不能救，而方伯救了，救了并为他们修城。齐鲁为卫国修城，就像齐鲁自己修城一样。种植并修筑，有什么专断封爵的呢？”那么与其救邢、卫，不如灭狄。回答说：“狄人不容易防备。与狄人为难，那么中原就多事。衣裳之防，不胜鳞介。桓公正想着如何柔化他们，干羽两阶，还没有办法。”在四国伐齐的时候，狄人能救齐，那么齐国不能防备狄人是明显的。那么狄人称霸吗？回答说：“狄人想称霸，春秋不承认狄人称霸。所以桓公不与狄人争霸，不与狄人争霸，也不与晋、楚争王。所以桓公是富有而有礼，施惠而能散财，也是所说的有虞氏的百姓。”

那么宋防公的意愿，不称为有虞氏的百姓吗？回答说：宋防公是欺诈，有什么意愿？认为仿效仁而动，仿效义而止，可以获得小名声，可以动众。身体虽然被执，但可以求得文王的赞誉。所以正之余谲，就像愿之余诈。

成信章第二十一

子说侍奉君主，先资助他的言论，拜谢并献出自己的身体，以成就他的信用。所以君主对臣子有责备，臣子对自己的言论有死节。所以他接受俸禄不虚假，他接受罪责更少。

【这可以说是虞帝驾驭臣子的方法吗？虞书说：“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

译谁敢不谦让？谁敢不恭敬？应当以圣人的方式治理国家，却对臣子提出如此严厉的言语要求。如果让人不敢不谦让，不敢不恭敬，这就接近于权术了。然而，通过言语来了解人，通过人来考核功绩，这不是权术，而是大道。首先建立诚信，上级有所责罚，下级有所效死，这不是法律，而是道义。鲧自称能治水，却治不好水；共工自称能治土，却治不好土。所以上级惩罚臣子，臣子不敢推辞；君主杀了父亲，儿子不敢怨恨。没有这种道义，就无法教化，也无法教导，也无法劝勉和率领。所以，把教化、劝勉、率领当作权术的，不只是《春秋》使用它，《易经》《诗经》《尚书》也都使用它。所以罪责少而不诬陷，这也是虞舜时代的教化。管仲在齐桓公那里建立信用，说：“我们先王昭王、穆王世代效法周文王、周武王，凭借远大的功绩来成就名声。聚合群臣，比较民众中有道义的人，设立榜样作为民众的纲纪，权衡轻重以相互呼应，比较连接以衡量标准，探究根本和开端，用赏赐来劝勉，用刑罚来纠正，按照头发花白的次序排列作为民众的纲纪统领。”所以说：“把国都分成三部分，把郊野分成五部分，安定民众的居住，完成民众的事务。”确立最终的目标，而谨慎地使用六种权柄。完成民众的事务，是让士、农、工、商各自安心，各自熟悉自己的事务，不因看到其他事物而改变志向。安定民众的居住，是把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工商之乡六个，军士之乡十五个。国君率领五个乡，国子率领五个乡，高子率领五个乡。把国都分成三部分设立三个长官。正月朝见时，乡长汇报事务，国君亲自询问，得到贤能的人，称为三选；考察隐藏的问题，称为五罪。于是建立内政并寄托军令，根据土地情况设立赋税从而获得国家赋税，减轻过错的赎罪以制作甲兵。五家为一轨，所以五人为一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一里，所以五十人为一小戎，由里有司率领；四里为一连，所以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一乡，所以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设一帅，所以一万人为一军。由丘乡之帅率领。国子、高子退下后整顿乡，乡退下后整顿连，连退下后整顿里，里退下后整顿轨，轨退下后整顿伍，伍退下后整顿家。因此，平民有善行，可以举荐；平民有恶行，可以诛罚。乡里不超越长官，朝廷不超越爵位，废退的士人没有伍籍，废退的女子没有家籍。因此，民众都劝勉行善，与其在乡里行善，不如在邻里行善；与其在邻里行善，不如在家里行善。因此，士人不敢谈论一时的便利，都有整年的计划，不敢有整年的议论，而都有整年的功绩。同伍的人，祭祀共享福泽，死丧共同抚恤，灾祸共同承担，人与人相互匹配，家与家相互匹配，世代同居，年少时一同游玩，所以夜间作战声音相闻，足以不背离；白天作战目光相视，足以相识。他们的欢欣足以让人为之效死。因此，防守时同样坚固，作战时同样强大。有这样的士人，三万人就可以横行天下，去讨伐无道之人，去保卫周王室，天下没有人能抵挡。这是管仲献给齐桓公的，也是齐桓公信任管仲的地方。

译晋文公刚回国时教导百姓，两年后想任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义，没有安居乐业，因此我们出去安定周王，回来致力于利民，百姓才怀念生存。”将要任用他们时，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信，没有宣扬他们的作用，因此我们攻打原国来向他们展示诚信。百姓容易获取资财，不追求丰裕，明白细微的言辞。”文公说：“可以了吗？”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礼，没有产生恭敬之心，因此我们举行大阅兵来向他们展示礼仪。设立执秩官来端正官职，百姓听从而不欺诈，然后才任用他们。”撤出谷地的戍守，解除对宋国的包围，一战而称霸，这是文公教化的结果。所以古人不轻易役使百姓，也不轻易役使君主，估量诚信能够成就然后才说话。说话就一定实行，没有用言语试探君主，使君主追究他的言语的。如果用言语试探君主而君主追究他的言语，那么他的言语也不足以取信，罪过也不足以致死。这是管仲、狐偃所不做的。

那么邓禹、耿弇、诸葛亮、王猛，都足以参与这种境界吗？回答说：姚崇、李泌，也足以参与这种境界。士人不欺骗他的君主，不欺骗自己的内心，经过深思熟虑而谋划，衡量才能而驾驭。百里之牛，奔驰六十千里的马，走三百里，考虑帝王的一半，王的一半，称霸虽然有山溪雷雨，也不阻挡了。那么后来的君子，足以参与这种境界吗？回答说：范景仁、张子厚，与他们共事，约定始终，那么还足以成就诚信。考虑确定而审慎，概括而持守，不因为祸难改变本质，不因为初终改变法度，大概是富郑公、李忠定吧？言语可以成就自身，自身可以为言语而死。

望受章第二十二

孔子说：侍奉君主，大的言论被采纳就期望大的利益，小的言论被采纳就期望小的利益。所以君子不因为小的言论接受大的俸禄，不因为大的言论接受小的俸禄。《易经》说：“不在家里吃饭，吉利。”利益天下之事；俸禄是一家之务。利益天下而怀念自家，仁者不做；利益自家而不利益天下，义者不做。用一家的言论利益天下，君子或许还做；用天下的言论利益自家，那么君子不做。《易经》说：“不在家里吃饭，吉利。”利益涉越大河，涉越大河履临危险；在家吃饭就安逸，辞别安逸就危险，这是君子所畏惧的。而大人或许还做，所以大人的俸禄食于天下，小人的俸禄食于一家。晋文公到齐国时，齐侯把女儿嫁给他，待他很好。有马二十乘，将要死在齐国罢了。说：“百姓生活安乐，谁知道其他？”桓公去世，孝公即位，诸侯背叛齐国。子犯知道齐国不能动摇，知道文公安于齐国而有终老于此的志向，想走而担忧。与随从的人在桑树下谋划，养蚕的妾在，不知道他们在。妾告诉姜氏，姜氏杀了她而对公子说：“随从的人将带你走，听到的人我已经除掉了。你一定要跟随他们，不可以有二心。二心没有成功的命令。”《诗经》说：“上帝监视你，不要有二心。”你离开晋国的灾难而达到这种地步，自从你出走，晋国没有安宁的年份，百姓没有确定的君主。上天没有抛弃晋国，没有别的公子拥有晋国的，不是你又是谁？你努力吧，上帝监视你，二心必有灾祸。公子说：“我不动了，一定死在这里。”姜说：“不对。周诗说：‘疲惫的征夫，常常担心来不及。早晚征行，无暇休息。’还担心来不及，何况顺从身体放纵欲望，怀念安逸将来得及什么呢？”西方的书有说：“怀念与安逸，实在损害大事。”《郑诗》说：“仲可怀念啊，人的多言，也可畏啊。”从前管敬仲有言：“小妾听说，畏惧威严如疾病，是百姓的上等；顺从怀念如流水，是百姓的下等；见到怀念想到威严，是百姓的中等。畏惧威严如疾病，才能威服百姓；威严在百姓之上，不畏惧有刑罚。顺从怀念如流水，远离威严了。”这是管仲所以纲纪齐国，辅佐先君而成霸的原因。你抛弃它，不也难吗？齐国的政治败坏了。晋国的无道很久了，随从的人的谋划忠诚了，时日到了，公子危急了。君临国家可以救济百姓而放弃它，不是人。败坏不可处，时机不可失，忠诚不可弃，怀念不可从。我听说晋国开始封国时，岁星在大火，阏伯之星，实际记录商人。商朝享国三十一王，瞽史的记载说：“唐”。叔的世代将如商朝的数量，现在还没一半。动乱不长久，如何？怀念安逸公子不听。姜与子犯谋划，灌醉而载着他走。所以像晋公子，可以涉越大河了。用二十乘食于齐国，难道还能用九诸侯食于天下吗？所以一家的言论，一家的食物。君子有所不做。

栾武子已经杀了厉公，荀防与士鲂到周迎悼公。庚午，大夫在清原迎接。公对诸大夫说：“回，我起初的愿望不及此。我达到此，是天意。或许人有了元君，将禀受天命。如果禀受而抛弃他，是焚烧谷物。如果禀受不材，是谷物不成。谷物不成，是我的过错。成了而焚烧它，是你们的暴虐。我想长久处在愿望中，出令将不敢不成。你们因为命令不从，所以寻求元君而访问。我的不元废了，怨恨谁？元而以暴虐奉承他，是你们的制度。如果想奉承元以成就大义，将在今日。如果想暴虐以背离百姓，反易民常

译（这）也在于今天。谋划事情的进退，希望从今天开始。”大夫回答说：“您安抚群臣，并且大力庇护他们，恐怕我们承受不起您的教诲，却因害怕遭受极大的杀戮，而烦劳刑官，辱没了您公允的政令，怎敢不继承您的事业。”于是结盟后进入（朝廷）。所以像晋悼公，就可以说是说大话能实现大利益，说小话能实现小利益的人了。可以说是不会让说小话的人获得大俸禄，让说大话的人获得小俸禄的人了。

译鄢陵之战，晋国攻打郑国，楚国去救援郑国。栾武子统帅上军，范文子统帅下军。栾武子想要出战，范文子不想出战，说：“我听说，只有德行深厚的人才能承受多福，没有德行而臣服的人众多，必定会伤害自己。衡量晋国的德行，诸侯都背叛了，国家可以稍微安定。正因为有诸侯，所以才纷扰不安。凡是诸侯，都是祸乱的根源。况且只有圣人才能没有外患，也没有内忧。既然不是圣人，没有外患，就一定会有内忧。何不暂且放过楚国和郑国，把它们当作外患呢？各位大臣在内部相互交往，一定会和睦。现在我们出战如果获胜，楚国和郑国的君主将认为晋国知道权谋而多力，懈怠教化而加重赋税，扩大私人的亲信而增加妇女的田地，如果不夺取各位大夫的田地，那么从哪里获取来增加各位大臣的私产呢？如果仅仅退兵，将与几个人作战？如果不能获胜，那就是晋国的福气。出战如果获胜，就是祸乱滋生的时候。产生的祸害将会很大。何不暂且不作战呢？”栾武子说：“从前韩地之战，惠公没有回来；舍泌之战，三军没有整顿队伍；箕地之战，先轸没有复命。国家有大耻辱。我们三人执掌国政，不消除晋国的耻辱，又违背蛮夷来加重耻辱。即使有后患，也不是我所知道的。”范文子说：“选择福气不如选择厚重的，选择祸害不如选择轻微的。福气没有用来轻的，祸害没有用来重的。晋国本来有大耻辱，与其君臣不互相听从，让诸侯嘲笑，何不暂且把违背蛮夷当作耻辱呢？”像范文子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小建议被采纳就消除小祸害，大建议被采纳就消除大祸害的人了。可以说是不用小利交换大禄位，不用大利交换小禄位的人了。所以利禄是祸害的门径，不可以不谨慎。栾书的话，有利于家而有害于国，国家不供养家，也没有利益。这是大畜卦所反首，而为无妄卦。

无终子嘉父派孟乐到晋国，通过魏庄子进献虎豹皮来请求与各个戎族和好。晋侯说：“戎狄没有亲情而贪婪，不如攻打他们。”魏绛说：“诸侯刚刚臣服，陈国刚刚来和好，将观察我们。我们有德行就和睦，否则就离心离德。在戎族身上劳累军队，而楚国攻打陈国，必定不能救援，这是抛弃陈国。各个诸侯必定背叛。戎族，是禽兽。获得戎族而失去华夏，恐怕不可以吧？”夏代的训诫中有这样的话：“有穷国的后羿。”晋侯说：“后羿怎么样？”魏绛回答说：“从前夏朝刚刚衰微的时候，后羿从鉏地迁到穷石，依靠夏民来取代夏朝政令，倚仗他的射箭本领，不修民事而沉迷于原野狩猎，抛弃武罗、伯因、熊髠、尨圉而任用寒浞。寒浞，是伯明氏的奸邪子弟，伯明后寒抛弃了他，夷羿收留了他，信任并任用他，让他做自己的相。寒浞在内献媚，在外行贿，愚弄百姓而让羿在田猎中安逸，树立欺诈邪恶来夺取他的国家，内外都信服。羿还不悔改，将从田猎回来，家众杀了他并煮了他，给他的儿子吃。他的儿子不忍心吃，死在穷门。靡逃到有鬲氏。寒浞占据羿的家室，生了浇和殪，倚仗他们的勇猛诈伪而不施德于民，让浇用军队灭掉斟灌和斟寻氏，把浇安置在过地，把殪安置在戈地。靡从有鬲氏收集两国的残余，防备寒浞而立少康。少康在过地灭掉浇，后杼在戈地灭掉殪，有穷国从此就灭亡了，是因为失去人心的缘故。从前周朝辛甲做太史的时候，命令百官规劝君王的过失，在虞人的规劝中说：“茫茫禹迹，划分为九州，经过开辟九条道路，百姓有寝庙，野兽有茂草，各有适当的地方，德行用来不扰乱。”在帝夷羿的时候，沉迷于原野狩猎，忘记国防，而思念雌雄野兽，武力不可重用，不恢复夏家，兽臣主管原野，敢告诉仆夫。虞人的规劝是这样，可以不警戒吗？”于是晋侯喜欢田猎，所以魏绛提到这件事。晋侯说：“那么不如与戎族和好？”魏绛回答说：“与戎族和好有五种利益：戎狄居住不定，看重货物而轻视土地，土地可以购买，这是第一；边境不惊恐，百姓熟悉田野，农夫成功，这是第二；戎狄事奉晋国，四邻震动，诸侯威服怀德，这是第三；用德行安抚戎族，军队不劳累，甲兵不钝挫，这是第四；鉴于后羿而使用德行法度，远至近安，这是第五。您考虑一下。”晋侯高兴，派魏绛与各个戎族结盟，于是修治民事，按时田猎，最终安抚戎狄以正诸〇。八年之中，九次会合诸侯。这是魏绛的话：“小建议被采纳就小利，大建议被采纳就大利，不用小建议接受大禄位，不用大建议接受小禄位，那么萧鱼之会，金石在悬，就是这样。”晏子的住宅靠近市场而低洼狭窄，景公命令更换它。晏子推辞说：“您的先臣容身于此，臣不足以继承它。对于臣来说已经奢侈了。况且小人靠近市场，早晚能得到所求，是小人的利益。敢烦劳邻里？”景公笑着说：“你靠近市场，知道贵贱吗？”晏子回答说：“既然有利，敢不知道吗？”景公说：“什么贵？什么贱？”当时刑罚繁多，有卖踊的人。晏子回答说：“踊贵，屦贱。”景公于是减少刑罚。君子说：“仁人的话，它的利益广博啊！”晏子一句话而齐侯减少刑罚。《诗经》说：“君子如祉，乱庶过已。”这是晏子用小话得到大利的例子。

子皮想让尹何管理封邑，子产说：“年轻，不知道行不行？”子皮说：“我愿意爱护他，他不背叛我。让他去那里学习，他也更懂得治理了。”子产说：“不行。人爱护别人，是为了求利于他。您爱护别人用政事，就像还不能操刀而让他切割，他的伤害实在多

译您有美丽的锦缎，难道会让人穿着它来学习裁剪吗？重要的官职和大的城邑，是自身赖以庇护的，却要让初学者去治理，这比美丽的锦缎重要得多啊！我听说先学习然后从政，没听说过把从政当作学习。这就好比打猎，射箭驾车熟练就能猎获禽兽，否则只怕翻车压伤，哪有空闲去考虑猎获呢？您对于郑国，就像房屋的栋梁。栋梁折断，房屋就会崩塌，我将被压在其中，怎敢不竭尽直言？”子皮说：“说得好啊！”我听说君子致力于了解重大而长远的事，小人致力于了解细小而眼前的事。我是小人，衣服穿在身上，我知道要谨慎对待。重要的官职和大的城邑，是用来庇护自身的，对于长远的事我不了解，所以像子皮、子产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利益与言论相称，言论与俸禄相称的人了。

译下邑之战，董安于多次辅助赵简子，赵简子要奖赏他，董安于坚决推辞。赵简子坚持要赏，董安于回答说：“当我年轻的时候，进献笔墨，辅助君主成就名声，使命令在诸侯中传颂，合乎道义，而君主并不记在心中。等到我壮年时，竭尽股肱之力跟随司马，苛刻邪恶之事不产生。等到我年老时，端正衣冠，佩戴蔽膝和腰带跟随宰人，百姓没有二心。如今我一旦得了狂病，却说‘一定要赏赐你’，这是用狂病来奖赏啊。不如我逃跑快步出去。”于是赵简子放过了他。董安于大概是通晓《大畜》、《无妄》卦意的人吧？《无妄》卦不躲避非分的灾祸，《大畜》卦不追求私人的福分。

秦后子在晋国做官，他的车驾有一千乘。楚子干在晋国做官，他的车驾只有五乘。叔向担任太傅，负责评定俸禄。韩宣子询问这两位公子的俸禄等级，叔向回答说：“大国的卿，享有‘一旅’之田；上大夫，享有‘一卒’之田。这两位公子，属于上大夫，享有‘一卒’之田就可以了。”韩宣子说：“秦公子富有，怎么能和他们同等对待呢？”叔向回答说：“爵位是用来建立功业的，俸禄是用来供养爵位的，德行用来评定它，功劳用来衡量它。怎么能因为富有就评定俸禄呢？绛城的富商，用皮革做藩篱，用木头做门栓，在朝廷上炫耀，只是因为他们的功劳很少罢了。他们能让车子装饰金玉，让衣服花纹交错，能行贿诸侯，却没有一寻一尺的俸禄，因为他们在百姓中没有大的功绩。况且秦国和楚国地位相当，怎么能因为富有就改变标准呢？”叔向大概是通晓“敷奏”、“明试”之义的人吧？“敷奏”一定要依据言语，“明试”一定要依据功绩，用言语考核功绩，用功绩评定功劳，所以下属不随便说话，而上级没有侥幸获得的俸禄。邵雍说：“窃取别人的财物叫做盗，刚开始获取时，只怕不多；等到败露时，只怕不少。所以贿赂和赃物是一物而有两个名字，是因为利与害的缘故。窃取别人的美誉叫做徼幸，刚开始获取时，只怕不多；等到败露时，只怕多了。所以赞誉和诋毁是一事而有两个名字，是因为名与实的缘故。君子不因为名声而丧失实质，不因为利益而招致祸害，所以在名利之间，君子居家自食其力而不存贪念。君子，是观察时势适宜，让天下人享受利益的人。那么后来的君子，谁足以参与这种境界呢？”回答说：“杨简、黄泽这一类人，足以参与这种境界。”又问：“他们是居家自食其力的人，却参与这种境界，为什么呢？”回答说：“他们是居家自食其力而不靠家产谋利，靠家产谋利就是以言行来买卖利禄的人了。”

式谷章第二十三

孔子说：侍奉君主，不向下钻营，不崇尚言辞。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不自我推荐。《小雅》说：恭敬地安守你的职位，与正直的人为伍。神明会听到，以此赐福给你。

【向下钻营就是求利，崇尚言辞就是求名，迎合非人就是徇情。利、名、情这三者，是正直所不赞同的。邵尧夫说：“名，是实的客；利，是害的主。名生于不足，利丧于有余，害生于有余，实丧于不足。”又说：“人们所说的才有利的有害的，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正与不正的区别。才的正者，利于人而惠及自身；才的不正者，利于自身而害于人。所以说：神，就是正直的意思。”那么正直的人，没有多余和不足吗？回答说：“正直就是中，中就是大。《易经》说：‘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那么大壮卦作为天地之情是什么呢？回答说：“是盛阳。雷动于上，天行于下，万物生长其间，没有人敢自私。所以为了利益侍奉君主，为了名声求取上级，为了私情结党朋友，这三者是鬼神所贬斥的。”魏绛为了利益侍奉上级，子产为了言辞保全国家，叔向因为不类俗人而保全自身，如果不是正直怎么能这样呢？那么《春秋》中列国杀死其大夫的有三十六次，都是因为不正直而失败的吗？回答说：“《春秋》不执行杀人，不杀大夫，共有五次；执行杀人三十六次，杀大夫，都是《春秋》所不允许的。”本来有名义上定罪，言辞上公正的情况，而《春秋》不罢免其官职，不记载其事，那么鬼神所听，也有缓死的情况。那么奔放的缘故，也大多坐实于此吗？回答说：“世道混乱了，厌恶正直，丑化公正，同伙众多。居位者不一定有谷，行者不一定有箨。圣人所警戒的，大概是指有位者。有位者，入则告宗社，出则就盟约，只看利益，只尚言辞，与狡诈者交往，与奴仆亲近，大概多有君子所不为的事。”《诗经》说：“那茂盛的柳树，蝉鸣嘒嘒；那深广的深渊，萑苇淠淠。”说的是杂乱。如果不杂乱怎么以为霸，不霸不狄，哪里有诸侯？所以《春秋》对此也不得不宽恕】

【僖公】三十一年，春天，夺取济西田。公子遂前往晋国。

【左氏说：夺取济西田，是分割曹国的土地。派臧文仲前往，住在重馆。重馆人告诉他说：晋国新得到诸侯，必定亲近那些恭敬的，不赶快行动将来不及。听从了他。分割曹国土地，从洮以南，东边连接到济水，全是曹国的土地。曹国的土地却夺取它，夺取是不义的。以诸侯的身份分割诸侯的田地，而且出自同姓，所以忌讳它却更加明显。那么是公子遂夺取的吗？回答说：是臧文仲夺取的。臧文仲夺取，而公子遂拜谢，为什么呢？回答说：都是向下钻营的人。向上通达的人怎么样？回答说：这是文王的昭明。只有不修习礼仪而丧失其田地，我才知道警戒了。社稷的道义，顺从天王；封疆的道义，顺从】

译大国。曹国没有失去土地，而鲁国没有失去道义。那些为晋国谋划的人，也完全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译【宣公】元年，夏季，孙行父出使齐国，鲁宣公在平州会见齐侯。

六月，齐国人夺取了济水西岸的田地。

【左传说：季文子出使齐国进献贿赂，以请求归还防邑。齐国人夺取济西田，是因为鲁国确立国君的缘故，这是贿赂。为了防邑和平州，所以进献贿赂。会盟时进献的贿赂，比起确立国君时进献的贿赂，哪个更轻呢？用贿赂确立国君，又用贿赂来防备他，这难道不是齐惠公吗？这也是用弑君的手段夺取国家啊。平州和防邑的会盟，就像羔羊大雁那样的微薄礼物。假如宣公借重齐国，那么惠公必定借重鲁国。说：这是为了国君和夫人。国君和夫人却夺取田地，为什么呢？说：这是为了兄弟情谊而给予，就像为了兄弟情谊而归还一样。那么这是为了向下传达吗？是为了推辞吗？说：不是那个人自己愿意的。防仲对于敬嬴，敬嬴对于宣公，宣公对于齐惠公，都不是自己愿意的。那么齐惠公也是不义的吗？说：他自称“己”，也有接纳竹中（指齐桓公）那样的心意。】

【成公】二年夏六月癸酉日，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在鞌地抵御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曹国的公子首以及齐侯，齐军大败。

断道之盟，不是为了郤克；鞌之战，却是为了郤克。断道之盟，共同对外抗楚，一变而同心伐齐，因为一笑之怨，三年内两位国君都卷入了。而驱使四位卿大夫跟随，不可以停止吗？况且这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因为围困龙邑的缘故，延续愤怒出兵，那么得失相当了。王室军队刚刚在贸戊战败，没有人讨伐，却在甥舅之国互相寻衅，这是王室所厌恶的。所以胥闾崇尚辞令，跛眇互相指责，自从愤兵下达以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鞌之战，鲁国是罪魁祸首。《诗经》说：“不要教猴子爬树，就像泥巴粘在泥巴上。”鲁国即使不做罪魁祸首，也是那些依附泥巴的人了。

【成公】二年秋，夺取汶阳田。冬，楚国军队、郑国军队侵犯卫国。

十一月，鲁成公在蜀地抵御楚国的公子婴齐。丙申日，鲁成公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在蜀地结盟。

汶阳田，是我们原来的田地。倚仗晋国夺取它，就像济西田一样。起初，臧宣叔与晋侯在赤棘结盟，回国后修缮城郭、准备守备，说：“齐楚结好，我们新与晋国结盟，齐军必定到来，晋国虽然伐齐，楚国必定救援，这是齐楚共同对付我们。知道困难有所准备，才可以逞愿。”到了这时，楚军侵犯卫国，于是侵犯我国于蜀地，派宣叔前往。宣叔推辞说：“楚国遥远而持久，本来就会退去。无功而受名，臣不敢。”楚军侵犯到了阳桥，孟孙请求前往，用砍柴、缝纫、织布的各百人作为贿赂，公御作为人质，以请求结盟。楚人才答应讲和。十一国的盟会，楚国为盟主，蔡国侵犯许伯，都乘坐楚国的车，不登上《春秋》。那么登上《春秋》的，是谁的人呢？所以不是那个人自己愿意的，是《春秋》所警戒的。禚地的战役，齐国防备鲁公而称人；茅津的军队，秦穆公以霸主身份降格而称人，何况子男和卿大夫呢？蔡侯、许伯大概想称人而不可得。

【襄公】二十七年夏，叔孙豹在宋国抵御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屈建、蔡国的公孙归生、卫国的石恶、陈国的孔奂、郑国的良霄、许人、曹人。秋七月辛巳日，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

宋国的向戌与赵文子交好，又与令尹子木交好，想要平息诸侯的战争，以此成名，到晋国告诉赵孟。赵孟与诸大夫谋划，韩宣子说：“战争，是百姓的残害，财用的蛀虫，小国的灾难。将有人平息它，虽然说不可以，必将答应。不答应，楚国将答应以召集诸侯，那么我们就失去盟主的地位了。”晋国人答应了。到齐国，齐国人难以答应。陈文子说：“晋、楚答应了，我们怎么能不答应？况且人说平息战争，而我们不答应，那么本来就会离间我们的百姓，将用什么来使用他们？”齐国人答应了，告诉秦国，秦国也答应了。都告诉小国，在宋国举行会盟。五月甲辰日，晋国的赵武到达宋国。丙午日，郑国的良霄到达。六月丁未朔日，宋人宴请赵文子，叔向作为副使，司马设置折爼，合乎礼仪。仲尼认为这次举动，因为多文辞，所以多文辞的，是圣人所不崇尚的。到了七月乙酉日，宋公与诸侯的大夫在蒙门外结盟。子木问赵孟说：“范武子的德行如何？”回答说：“夫子家事治理得好，在晋国说话没有隐瞒，他的祝史向鬼神陈述诚信没有惭愧的话。”子木回国告诉楚王。楚王说：“高尚啊！能取悦神人，适宜他光辅五位国君作为盟主。”所以订立约定而不信于人，订立盟誓而不信于鬼神，即使是小人不这样做。

【襄公】二十九年夏，仲孙羯在杞国抵御晋国的荀盈、齐国的高止、宋国的华定、卫国的世叔仪、郑国的公孙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修筑杞城。

晋平公让杞国迁出，所以治理杞国。六月，知悼子会合诸侯的大夫来修筑杞城。孟孝伯与郑国的子太叔、伯石前往。子太叔见到公叔文子，与他交谈。文子说：“修筑杞城太过分了！”子太叔说：“怎么办？晋国不忧虑周宗室的缺憾，而屏蔽夏肄，抛弃诸姬，也可以知道了。抛弃诸姬，其

译谁去归还它呢？我听说：抛弃同好而亲近异己，这就叫做背离德行。《诗经》说：“和睦亲近邻里，婚姻结为亲家。”晋国已不是邻国了，还能和谁结为亲家呢？

译鲁昭公二年冬天，鲁昭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就返回了。季孙宿前往晋国。

这是为了吊唁少姜。少姜受晋侯宠爱，被称为少齐。几个月后去世。鲁昭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晋侯派士文伯推辞说：“她不是正妻，请国君不要屈尊前来。”鲁昭公于是返回。季孙宿于是送去丧服。第二年正月，郑国的防吉送少姜的灵柩。梁丙和张趯见到了他。梁丙说：“您为此而来，太过分了！”子太叔说：“难道能停止吗？从前文公、襄公称霸时，他们的政令不烦扰诸侯。命令诸侯三年一次聘问，五年一次朝见，有事时会同，不协时结盟。国君去世，大夫去吊唁，卿大夫供给丧事。士人去吊唁，大夫送灵柩，足以彰显礼制、命令、事务和谋划的缺失罢了，没有额外的命令。现在宠妾的丧事，不敢选择位次而多次处于守丧的适当位置，还担心获罪，岂敢怕麻烦？少姜受宠爱而死，齐国必定会继立夫人。今年我又将前来祝贺，不只是这次出行。”张趯说：“好啊，我得以听到这些道理。然而从今以后，您将无事可做了。譬如火一样，火在寒暑中燃烧才旺盛，这是它的极致。能不衰退吗？晋国将失去诸侯，诸侯寻求烦扰却得不到。”两位大夫退下。子太叔说：“张趯有智慧，他还处在君子之后吗？诸侯大夫失去自我定位，太过分了。修筑杞城还可以，而祝贺吊唁宠妾，并且用来迎接新娘，不是卿却拘禁齐国的大夫，想要不衰退，怎么可能呢？”《诗经》说：“墓门有荆棘，用斧头砍断它。”这是说的晋平公。

鲁昭公七年三月，鲁昭公前往楚国。

九月，鲁昭公从楚国回来。

楚王在章华台建成，希望与诸侯一起落成。太宰薳启疆来召请，鲁昭公推辞说：“从前我先君成公命令我先大夫婴齐说：‘我不忘记先君的友好，将让衡父照临楚国，镇抚其社稷，以安抚你们的百姓。’婴齐在蜀地接受命令，奉行以来，不敢丢失，而将其奉献给宗庙。自我先君共王引颈北望，日夜盼望，到现在已经四代君王了。恩惠未至，只有襄公屈尊临吊我的丧事，孤与二三臣悲痛失策，社稷尚且顾不上，何况能怀念君主的恩德？现在君主如果屈尊玉趾，辱临寡君，宠临楚国，以信守蜀地的盟约，致送君主的恩惠，这是寡君已经受到赏赐了，哪里还敢奢望蜀地？其先君的鬼神实在嘉许依赖，岂止是寡君？君主如果不来，使臣请问行期，寡君将带着信物和帛在蜀地相见，以请求先君的赏赐。”鲁昭公将要前往，梦见襄公为他送行。梓慎说：“国君不会成行。”襄公去楚国时，梦见周公；现在梦见襄公，不会成行。子服惠伯说：“先君未曾去楚国，所以周公送行以引导他。襄公已经去楚国了，而襄公不送行，为什么如此严重？周公的衰败，是因为蜀地的盟约，公衡逃避质子而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公子遂乞师不也到了这个地步吗？”回答说：“薳启疆有言辞。”大概鲁国君臣的衰败到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

鲁昭公八年夏天，叔弓前往晋国。

叔弓前往晋国，祝贺虒祁宫落成。游吉辅佐郑伯前往晋国，也是祝贺虒祁宫落成。史赵见到子太叔，说：“他们太自欺欺人了，可以吊唁，却又去祝贺。”子太叔说：“怎么吊唁？难道不只是我祝贺，天下人都会祝贺。正直的人太难了。”凭借各位君子的贤能，被晋楚逼迫，从修筑杞城开始，即使少姜、虒祁、章华，也奔走不暇，何况其他呢？

鲁昭公十二年冬天十月，公子憖出逃到齐国。

季平子立，对南蒯无礼。南蒯对公子憖说：“我驱逐季氏，将其家产归还给公子，更换其职位。我以费邑作为公臣。”公子憖答应了他。起初，南蒯将要叛乱时，用蓍草占卜，得到坤卦变为比卦，说：“黄裳元吉。”认为是大吉，展示给子服惠伯。惠伯说：“我曾学过这个。忠信之事则可以，不然必定失败。外表刚强内心温和，是忠；和顺以率领贞正，是信。所以说‘黄裳元吉’。黄色是中间的颜色，裳是下面的装饰，元是善的极致。中间不忠，得不到其颜色；下面不恭敬，得不到其装饰；事情不善，得不到其极致。内外唱和为忠，率领事情以信为恭敬，供养三德为善。不具备这三者，就不恰当。而且《易经》不可以占卜险事，将做什么呢？而且可以装饰吗？”中间美能黄，上面美为元，下面美则裳。三者具备可以占卜，还有缺失。占卜虽然吉利，还不够。等到公子憖跟随国君去晋国，南蒯害怕不能叛乱，逃到齐国。子仲回到卫国，听说叛乱，也于是逃奔齐鲁。鲁国的君臣父子，都出自齐国，是南蒯造成的。南蒯在费邑的言辞。公子憖跟随他，他是那些衰败的人吗？卫国公孟絷轻慢齐豹，夺取他的司寇职位和鄄地。有战事就归还他，没有就夺取。齐豹愤怒，将要杀他，对宗鲁说：“公孟的不善，你所知道的。不要和他同乘，我将杀他。”宗鲁是齐豹所亲近的人。回答说：“我通过你侍奉公孟，你借我的名义，所以亲近我。虽然他不善，我也知道。但因为利益缘故，不能离开，这是我的过错。现在听说危难而逃跑，是欺骗你。我将死于此，以周全侍奉你而归于公孟。”等到公孟在葢获门外有事，宗鲁陪乘。齐氏用戈攻击公孟，宗鲁用背掩护他，都死了。琴张听说宗

译鲁国宗鲁死了，（有人）打算去吊唁他。孔子说：“齐豹是盗贼，孟絷是乱臣，为什么要去吊唁呢？”君子不食用奸邪之物，不接受动乱之利，不因利益而陷入邪曲，不以邪曲之心待人，不掩盖不义之事，不触犯非礼之行。所以宗鲁自我标榜为贤人，还不如苑何忌推辞赏赐。当齐豹作乱时，卫侯出逃在外，齐国派公孙青出使卫国，没有失礼。卫侯回国安定后，齐侯奖赏公孙青，遍赐大夫们。苑何忌推辞说：“接受别人的奖赏，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惩罚。父子兄弟之间不应互相牵连。”所以苑何忌可以说是谨慎对待自身的人了。逢丑父殿后掩护，齐国人没有接受他的功劳。夙沙卫的言论，鲁国人尚且甘愿接受其死，何况对于君子呢？

译鲁昭公二十五年冬季十月戊辰日，叔孙舍去世。

十一年，己亥日，宋公佐在曲棘去世。

【阳州之难发生时，叔孙昭子逃到阚地，后返回，拜见季平子。季平子叩头至地，说：“您打算对我怎么样？”昭子说：“人谁能不死？您以驱逐国君而成名，子孙后代不会忘记，不也很可悲吗？我还能对您怎么样？”平子说：“假如能让意如改过重新侍奉国君，那就是所谓的起死回生、枯骨生肉了。”昭子跟随昭公到齐国，与昭公谈话。子家子关闭公馆，昭子在帐幕内与昭公说：“将安定众人并迎回国君？”昭公的随从将要杀害昭子，昭子潜伏在道路左边。师展告知昭公，昭子秘密从铸地返回。昭子发现平子有异心。冬季十月，昭子在卧室斋戒，让祝宗祈祷求死。八天后去世。宋元公为昭公到晋国，梦见太子栾在宗庙即位，自己与平公穿着丧服辅佐他，随后也在曲棘去世。又过了几年，叔诣谋划迎回昭公，也去世了。那些以臣子身份恢复国君地位的人，都是正直的人，而神灵不保佑他们，这是为什么呢？臧防在偻句占卜得到僭越的卦象，季孙在炀宫祈祷得到享应的卦象，这些都是不正直的人，却最终荣耀地结束一生，难道是季友遗留的恩泽吗？季友杀害两位兄长，恩泽却延续十代，季友的正直，昭子、昭伯、叔肸、子家子，大概都赶不上。张载说：“因为了解人很难，所以不轻易去除尚未显露的罪行；因为安定百姓很难，所以不轻易改变尚未厌弃的君主。尧不除去四凶，等到舜时才除去。尧以君主的德行厚待终局，舜以臣子的德行防范开端，不厚待终局，不防范开端，即使霍桓也会受到同样的讥讽。鲁国的君臣，大概不足以谈论这些】

正虑章第二十四

孔子说：“侍奉君主，关系疏远却进谏，就是谄媚；关系亲近却不进谏，就是尸位素餐。”

孔子说：“近臣保持和谐，宰相端正百官，大臣思虑四方。”

孔子说：“侍奉君主，想要进谏而不想要陈述。《诗经》说：‘心中爱戴啊，为何不说呢。’藏在心中，哪一天会忘记呢？”

【进谏，是近臣的职责。近臣不进谏，那么远臣必定不敢进谏。虽然有谄媚却想要进谏的人，也很少了。楚国的臣子多进谏，以正直和思虑，虽然败给吴国，但霸业不断。晋国的臣子没有进谏的，互相保持和谐，虽然一次战胜楚国，但国家分裂，最终不能恢复。那么保持和谐有什么意义呢？回答说：就是晏子所说的义。晏子说：和谐就像调和羹汤一样，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煮鱼肉，用柴火加热，厨师调和它，用味道来均衡，补救不足，泄去过盛。君子吃了，以平复心情。君臣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行而有不可行的地方，臣子献出不可行的意见，以成就可行的部分。君主认为不可行而有可行的地方，臣子献出可行的意见，以去除不可行的部分。因此政治公平而不违背，百姓没有争心。音乐也像味道，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互相成就。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互相补救。君子听了，以平复心情。心情平和德行和谐，所以《诗经》说：德音没有瑕疵。像这样的，就是晏子所说的保持和谐。用这个来保持和谐，那么必定有正直有思虑。有正直有思虑，那么必定不能没有进谏。那么楚国有进谏而晋国没有进谏，为什么呢？回答说：楚国有进谏，从鬻拳开始。鬻拳自断双脚，担任大阍，而不失去美名。于是伍举进谏淫乐，蒍贾进谏迁都，孙叔敖进谏国是，申叔时进谏灭陈，椒举进谏慎礼，声子进谏逐臣，申无宇进谏大城，子革进谏求鼎，越及于诸大夫，多有听闻进谏的人。一听信费无极的话，诛杀伍奢，赶走伍员，几乎灭亡国家。晋国没有进谏，从灵公想要杀赵盾开始。灵公想要杀赵盾，没能成功，最终死在桃园。厉公想要杀栾书、中行偃，没有结果，最终被弑于匠丽。整个晋国，没有一句进谏臣子的话，于是使六卿兴起而瓜分晋国。晋侯颓然瓦解而不醒悟。那么齐国有婴子，也被田氏吞并，为什么呢？回答说：保持和谐正直思虑，不是一个人的事。国家有大臣，将揽夺众政，其先必定有小恩惠，来结纳言者的心。其后必定有大威严，来结纳言者的舌。不说话而赏赐，就说君主赏赐；小言重罚，就说君主惩罚。君主便于坚持错误，而臣子便于苟且禄位；君主便于放纵欲望，而臣子便于保全身体。然后大臣趁机收罗他们，使正直的人无法正直，思虑的人无法思虑，便辟左右，赞誉者聚集。称之为保持和谐，国家的败坏，必定由此而来。张载说：“考察众人舍弃自己，是尧；与人为善，是舜；听到善言就拜，是禹；用人只靠自己，改过不吝惜，是汤；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是文王。没有五圣人的才能，而想要掩饰错误延长世运，难啊】

【那么正直的人有进谏而思虑的人没有进谏吗？回答说：已经思虑了，为什么说没有进谏呢？况且使大臣不进谏，那么近臣的进谏也没有由头进入。那么范氏父子，是晋国的良臣，每次听到大事，叹息而不进谏，为什么呢？回答说：晋国的政令在大夫手中，大夫进谏于君主就称为诤，进谏于卿就称为难。况且范氏父子师从赵衰，以进谏为道。郤献子愤怒齐国的嘲笑，回国请求伐齐。范武〇从朝廷对文

译孔子说：“爕啊，我听说，千人的愤怒，必定会招致祸害。郤子的愤怒太深了，他在齐国未能得逞，必定会在晋国发泄。如果得不到政权，怎么能够发泄愤怒呢？我将把政权交还给他，以成全他的愤怒，不要因内部变动而引发外部祸患。”你务必带领那几位大夫，恭敬地服从君主的命令。于是范宣子就告老退职了。鄢陵之战时，范文子对郤至说：“如果按照我的想法，诸侯都背叛晋国，那么晋国就可以有所作为了。正因为有诸侯存在，所以局势纷乱不安。凡是诸侯患难的根本，在于得到郑国，忧患就会增加，难道要长久地利用郑国吗？”郤至说：“那么称王的人忧患就多吗？”范文子说：“我是称王的人吗？称王的人成就自己的德行，远方的人带着他们的财物归附他，所以没有忧患。现在我德行浅薄却追求称王的功业，所以忧患多。你见过没有土地却想要富有的人，快乐吗？”范文子的劝谏就是这样的。有人说：“这是郤至，不是君主。”有人说：“郤至、栾书都是君主。”那么范文子不劝谏栾书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桑隧之战时，已经劝谏过他了。强谏的道理，对君主可行，对朋友不可行。”

译那么左史倚相难道没有进谏吗？回答说：倚相向臣下进谏，不敢向国君进谏。左史倚相在朝廷上请求拜见申公子亹，子亹不出来。左史就列举伯州犁的过失来告诉他，子亹愤怒地出来说道：“你难道也是认为我年老昏聩而舍弃我，却又诽谤我吗！”左史说：“正因为您年老昏聩，所以我想拜见您来互相警戒。如果您正值壮年，能够处理各种事务，倚相正忙于奔走侍奉，尚且来不及，哪里有空闲得以拜见呢？”从前卫武公年纪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内用箴言警戒自己说：“从卿大夫以下直到师长士，只要在朝廷任职的，不要认为我年老昏聩而舍弃我，一定要早晚恭敬谨慎地互相警戒我。”听到一两句有益的话，一定铭记在心并采纳它，用来教导引导我。在车上有旅贲的规劝，在官位上有官师的典训，靠着几案时有诵训的劝谏，在寝宫有女御的箴言，处理政事时有瞽史的道义，宴饮闲居时有工师的诵唱。史官不遗漏记载，蒙童不遗漏诵读，以此来训导驾驭自己，因此作《懿戒》来自我警戒。等到他去世时，人们称他为睿智圣武。公子亹实在不如倚相睿智圣武，有什么妨害呢？《周书》说：“文王直到太阳偏西，来不及吃饭，施恩惠给小民，只因为恭敬地处理政事。”文王尚且不敢懈怠，如今您主持楚国政事却想要自我安逸，用这种态度来应对数次的进谏，君王将怎么办？”子亹害怕地说：“这是我年老的过错。”于是频繁地接见左史，这就是左史的进谏。向子亹进谏，不敢向灵王进谏。子亹不是执政的人，凡是向王进谏纠正过失而向执政者表达忧虑的。晋国多表达忧虑，而楚国多直接纠正。

那么如果纠正过失的行为在百官中通行，那么宰相可以不进谏；如果表达忧虑的行为在大臣中通行，那么大臣也可以不进谏。然而说亲近国君却不进谏，那么享受俸禄做什么呢？回答说：纠正过失是依据官职，表达忧虑是依据事务。纠正和忧虑在近处显现，而在远处彰显；以不进谏为保持和谐，以进谏为小臣职责的，这是《春秋》所厌恶的。那么远处的臣子不可以进谏吗？回答说：远处的臣子不参与近处的事务，远处的臣子参与近处的事务，就是混乱。那么勃鞮、蓝尹亹不对吗？寺人勃鞮，曾经在蒲城攻打文公，文公翻越城墙，勃鞮砍断他的衣袖。等到文公回国，勃鞮请求拜见文公，文公拒绝了他。说：“骊姬的阴谋，你在屏内射我，在蒲城围困我，砍断我的衣袖，又替惠公在渭水边追赶我，命令说：‘三天内你住宿到达，我在伯楚。’这是多么深的旧怨啊！”退下来思考这件事，后来勃鞮见我，回答说：“我以为您已经知道了，所以进入朝廷您还不知道，又将出去。侍奉君主不怀二心，这叫作臣子；好恶不改变，这叫作君主。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这叫作明确的训诫。明确的训诫能够始终如一，是百姓的主宰。在两位君主的时代，蒲人、翟人，我有什么呢？除去君主所厌恶的，只尽自己的力量，有什么二心呢？如今您即位，难道没有蒲人、翟人吗？”伊尹流放太甲，最终使太甲成为明王；管仲曾伤害桓公，最终使桓公成为霸主。干时的战役，申孙的箭射中桓公的带钩，带钩靠近衣袖，却没有怨言。如今您的德行胸怀，为什么不宽宏大量呢？厌恶自己所喜好的，怎么能长久呢？我是凶暴的人，又何必担忧呢？如今不拜见我，以后会有后悔。文公立刻接见了他，于是知道了吕甥、冀芮的阴谋，因此没有在宫中放火烧死文公；竖头须的话，也是这样。吴人攻入楚国，昭王出逃，渡过成臼河，看见蓝尹亹载着他的妻儿。昭王说：“载上我。”蓝尹亹回答说：“自从先王没有失掉国家，在您的时代却失掉了，这是您的过错。”于是离开昭王回去，又请求拜见昭王，想要逮捕他。子西说：“请听他的言辞。”昭王派人告诉他说：“成臼的战役，你抛弃我，现在来做什么？”蓝尹亹回答说：“从前囊瓦只因为长期积怨，所以在柏举战败，因此您落到这个地步。如今又效仿他，恐怕不可以吧？臣子在成臼躲避，用来警戒您，希望您悔改而改变。如今敢来拜见，是观察您的德行，说：希望您改正而借鉴以前的过错。您如果不借鉴而长期如此，您不爱国家，臣子何必在乎死？死在司败那里，请君主考虑。”子西说：“让他恢复职位，以不忘记以前的失败。”昭王于是接见了他。勃鞮可以进谏，蓝尹亹不可以进谏。进谏的人有补救而没有怨恨，有规劝而没有教导，有补救而规劝，即使是阉竖自比于伊尹、管仲；有怨恨而教导，即使是伊尹、管仲也不比于阉竖、蓝尹亹，也是幸运地遇到了昭王。如果遇到了文公，那么他恢复职位还不可知呢。为什么呢？文公把阉竖当作亲近的臣子。亲近的臣子进言，远处的臣子停止谋划，这是介子推最终隐居不出来的原因。

那么邹浩、陈瓘足以参与纠正和忧虑的事务吗？回答说：远近地位不同，大小职责不同，本来不能确定。审括不出来，行动而有收获，那是向敏中、吕端吗？作为亲近的臣子不亲近实情，作为远处的臣子而远离名声。远离名声却让上面听到，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也是有四方之虑啊。善于忧虑的人不进谏，善于进谏的人不陈述。那么李沆、王曽没有四方之虑吗？回答说：这些都是古代的君子。让他们游历绛军，那么还在韩厥、荀首之间。

远离辞章第二十五

孔子说：侍奉君主，难以进用而容易退隐，那么职位就有秩序；容易进用而难以退隐，就是混乱。所以君子三次作揖而进用，一次推辞而退隐，以此来远离混乱。孔子说：侍奉君主，三次违背道义而不离开国境，就是贪图利禄。别人虽然说“不要”，我不相信。

天下的混乱，都产生于利禄

译追求利禄的臣子多，那么为国深谋远虑的臣子就少。为国深谋远虑的臣子少，那么四方就会发生祸乱败亡。君主有很多事情不了解，祸害国家的奸邪之人滋生，就无法禁止了。春秋时期的臣子，除了宋国的子鱼、鲁国的叔肸、曹国的子臧、吴国的季札之外，大多也是为了利禄。卫国的子鱄不追求利禄，却仍然不能免于祸乱。假使世上的臣子都必定像那五个公子一样（指前文提到的宋子鱼等五人），那么君主就无法驱使臣下，臣下也无法侍奉君主。假使世上的臣子中没有像那五个公子一样的人，那么看重实利而轻视名节、窃取王位、行为荒淫的人就会到处都是。既然如此，蘧伯玉、子家羁不追求利禄，却没有被记载在《春秋》中，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值得通过书名来彰显的事迹。《春秋》中记载名字的人，都是接近于祸乱的人。孝子、悌弟，也是迫不得已才被记载的。像蔡季、纪季、公子友、宋子衰就是这样的人。

译桓公十七年，秋季，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蔡季称字，是褒扬他贤德。为何褒扬他贤德？如果蔡桓公要像宋宣公那样（让位），蔡季就不会成为穆公；如果他要像公子目夷那样（辅佐），蔡季也不会成为穆公。献舞尚未即位，蔡季就离开蔡国到了陈国；献舞已经即位，过了三个月蔡季才回来。回来时献舞已经即位，所以蔡季是远离利禄的人。那么为何癸巳日称蔡桓侯呢？回答说：因为已经简略记载了。桓公在六月丁丑日去世，到此时已经七十七天了。蔡季回来时国君已经去世，薄葬的不能厚葬，速葬的不能缓葬。继位的君主作为主人，蔡季不能争夺。那么蔡季是客人吗？回答说：是客人。知道献舞不可辅佐，却仍然做他的臣子。献舞死在楚国，穆侯在蔡国即位，宗庙社稷没有倾覆，乱臣贼子没有产生，这是谁做的呢？是蔡季做的。所以《春秋》所赞许的，一定有特别赞许的地方。说陈国人中有奉命为蔡季请求谥号的，是不了解蔡季啊。如果让蔡季请求谥号而贬低他的国君，那也是《春秋》所谴责的。

庄公三年，秋季，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

纪季比许叔更贤德吗？许叔进入许国，能够长久保有许国。纪季进入齐国，不能在齐国长久，那么就没有什么可贵的了。然而《春秋》却褒扬他，为什么呢？回答说：如果说纪侯不如纪季能够驾驭缰绳侍奉大国。酅地归附齐国，能够消除齐国的怒气，那么还能凭借伯叔兄弟的关系保全纪国的祭祀；酅地归附齐国，如果不能消除齐国的怒气，那么就要凭借姑姊妹的关系免除兄长的死罪。那么纪侯大大地离开他的国家，是对的吗？回答说：土地是从天子那里接受的，宗庙是从祖先那里接受的，怎么能大大地离开它呢？回答说：酅地还有祭祀，纪国何必担心没有君主？纪侯对于纪季，是志同道合的。谷梁子说：纪侯离开国家，百姓跟随他，四年后才衰落，可惜他不在岐山之下啊。那么《春秋》褒扬两位“季”（蔡季、纪季），为什么呢？回答说：厌恶世人不做像两位“季”那样的人。臣子弑杀国君，儿子弑杀父亲，弟弟弑杀兄长，难道有别的原因吗？只是为了利禄罢了。国君以利禄诱惑臣子，臣子以利禄诱惑国君，三次作揖不停止，那么刀剑就跟随而来了。

闵公元年，秋季，八月，鲁公和齐侯在落姑结盟。

季子回来。

庆父杀了子般，季子不能讨伐他，离开鲁国到了陈国。闵公即位，季子可以回来。季子已经杀了他的兄长，不能讨伐贼人，那么形势上不能回来。鲁公和齐侯结盟后让他回来。回来并参与政事，又将舍弃贼人，那么季子就是贪图利禄的人了。《春秋》避讳他出奔而记载他回来，是说季子不是贪图利禄。三传对于季子，都说嘉奖他，欢喜他。《贲》卦初九爻辞：舍弃车马步行，道义上不应乘车。其六五爻辞说：六五的吉祥，是有喜事。季子有什么喜事呢？鲁国欢喜季子说：季子回来，庆父必定改变行为，这是鲁国所欢喜的。如果庆父弑杀闵公而季子又出奔，那么就没有什么可贵的了。季子带着僖公出奔到邾国，贿赂莒国人杀死庆父于莒国，所以季子去陈国不是为了利禄。从陈国回来，不是为了利禄。回来而出奔到邾国，不是为了利禄。讨伐莒国而俘获莒拏，不是为了利禄。虽然接受了费地和汶阳的田地，季子必定说：“我接受这些赏赐，不如国家安宁无事。”这是季子的志向。

文公十四年，秋季，宋国的子哀来投奔。

左氏说：宋国的高哀担任萧地的封人，被任命为卿，认为不义。宋公让他出逃，于是来投奔。记载说：“宋子哀来奔”，是褒扬他。来，或许就是褒扬他。来奔，为何褒扬？说是因为畏惧被选拔而来，不同于逃奔而来。担任卿而又畏惧被选拔，为什么呢？宋国的公子鲍将要成为国君，在襄夫人面前诋毁昭公。襄夫人将要攻打昭公，即使昭公也知道这件事。司城荡去世，荡的儿子寿不敢担任司城，请求让他的儿子意诸担任。对人说：“国君无道，担任近臣，害怕祸及自身。放弃官职则家族无处庇护。你是身体的副手，宁愿舒缓地死在你身上，还能不使家族灭亡。”等到襄夫人攻打并杀死昭公，荡意诸为他而死。又让荡虺担任司马。宋子哀的志向，也如同公孙寿的志向。公孙寿说：“我宁愿舒缓地死在儿子身上，而庇护我的家族。”高哀说：“我宁愿出逃，怎么能为了儿子舒缓地死，而又对国家的危难无济于事？”所以高哀的出奔，是《春秋》所褒扬的。《春秋》记载出奔的十六位大夫，得以用“子”称呼的，只有高哀。所以公孙寿的志向，不如高哀的志向。看到那些用家族的利禄交换儿子死亡的人了吗？权衡其穷困，宁愿担任封人也不愿担任司城。

卫国的孙林父将要驱逐献公时，把财货聚集在戚地，见到蘧伯玉说：“国君的暴虐，你是知道的。非常害怕国家倾覆，将怎么办？”回答说：“国君治理国家，臣子敢干预吗？即使干预，怎么知道会更好呢？”于是离开，从近处的关隘出去。孙子于是打败公室的军队，拥立公孙剽。等到宁喜将要恢复献公时，子鲜约定敬姒主持此事。宁喜又告诉蘧伯玉，伯玉说：“瑗没有听说国君出逃，敢听说他回来吗？”又于是离开，从近处的关隘出去。蘧瑗的收敛怀抱，可以说是不贪图利禄了。两次听说这件事，一再出关，而圣人认为不是过错，为什么呢？权位不足就不能讨伐贼人，不能讨伐贼人就不能平息祸乱。

译不足以消除祸乱却招致杀身之祸，君子是不会做的。那么宋高哀比蘧伯玉更贤德吗？不过是各自践行自己的志向罢了。

译定公元年，叔孙成子在干侯迎接鲁定公的灵柩。季孙说：“子家子多次对我进言，没有一次不符合我的心意。我本想让他参与政事，但你一定要阻止他，并且听从他的命令。”子家子不见叔孙，撤去几案而哭泣。叔孙请求见子家子，子家子推辞说：“羁未能拜见，就跟随国君出奔。国君没有下命令就去世了，羁不敢拜见。”叔孙派人告诉他说：“公衍、公为确实使得群臣不能侍奉国君。如果由公子宋主持国家大事，那是群臣的愿望。凡是跟随国君出奔而可以回国的人，都将只听您的命令。子家氏没有后代，季孙愿意与您共同执政，这都是季孙的愿望。”使者不敢将这些话全部告知。子家子回答说：“如果要立国君，那么有卿士大夫和守臣在，羁不敢过问。如果是跟随国君的人，那么因国君仪容而出奔的可以回国，因防备而出奔的可以行动。至于羁，国君知道羁出奔，却不知道羁回国，羁将要逃亡。”灵柩到达壊隤，公子宋先进入国都。跟随国君的人都到了壊隤就返回。那么子家羁不回国合乎礼吗？可以回国了。跟随国君的灵柩，不越过他国，那么对待仇敌如何呢？回答说：“在墓道南面隐居，编草鞋织席子，终身不吃季氏的食物。”那么季氏死了可以做官吗？回答说：“那是父母之邦，为什么不可以做官呢？”

襄公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孙纥出奔邾国。

臧武仲立悼子的时候，孟孙厌恶他。等到孟孙死了，季氏又立羯，孟氏厌恶武仲，向季孙进谗言说：“臧氏将要作乱，孟氏将要避祸。”臧孙让正夫助他披甲跟随自己。孟氏告诉季孙，季孙命令攻打臧氏。乙亥，臧纥砍断鹿门的关锁出奔邾国。起初，臧宣叔娶了铸地的女子，生了贾和为，继室因为她是穆姜的姨子，生了纥，在公宫长大，姜氏于是立纥。臧贾、臧为出自铸地。到了这时，武仲用大龟甲占卜致送臧贾说：“纥不贤，失守宗庙，敢告知不幸。纥的罪过不至于断绝祭祀，用大龟甲占卜请求，可以吗？”贾说：“这是家族的祸患，不是你的过错。贾听从命令了，再拜接受，让为来请求，于是自己做了。”臧孙到了防地，派人来报告说：“纥不是能害人，是知道不足。如果守住祖先的祭祀，不废弃两位功臣，敢不避开邑地？”鲁国为臧为立嗣，于是致送防地而奔齐。孔子说：“臧武仲凭借防地请求在鲁国立后，虽然说不胁迫国君，我不相信。”鲁国自从季友、臧纥之后，世代立幼子。武仲用龟甲占卜给贾，想要以此掩盖自己，最终却为了臧为。利禄的念头横亘在心中，即使杀嫡立庶，颠覆公室，也还要去做，为什么盟誓时没有言辞呢？邵雍说：“争，是取利的开端；让，是趋名的根本。利至则害兴，名兴则实丧。利至名兴而没有害生丧实的祸患，只有有德的人能做到。那么钱若水、张九成足以与此相比吗？”回答说：“是非难为，三让而进，一揖而退，五尺之童尚且能做到。至于大人皓首而不能做到的，舍弃子嗣则不忍，离开宗族则不能终，以身殉之，这是荡孙夀所借其高蹈之处。”

敬终章第二十六

孔子说：“侍奉国君，要谨慎开始而恭敬结束。”孔子说：“侍奉国君，可以尊贵，可以卑贱，可以富有，可以贫穷，可以生，可以死，而不可以让他作乱。”

那么《春秋》也赞许郤至吗？回答说：与其类似郤至的人。《春秋》所杀的大夫和大夫自己出奔的人，没有深罪，而深罪那些参与作乱而不自己出奔的人。参与作乱而不自己出奔，那就是让人作乱。那么《春秋》不讨伐栾书、中行偃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就像师旷的话。上天立君，难道让一个人安然肆意在百姓之上？晋厉公自己兴起作乱，而栾书、中行偃顺从了他。桀、纣、幽、厉不以死谢罪。那么《春秋》重视贵臣什么呢？回答说：《春秋》体察天道，以天来看天下都是臣。天子不能诛杀诸侯，那么诸侯不能诛杀大夫。举国弑其君，还是以天讨独夫。那么栾书、中行偃的罪，轻于赵盾吗？回答说：书、偃是作乱的人，赵盾是使人作乱的人。《春秋》不讨伐作乱的人，而讨伐使人作乱的人，这是《春秋》的道义。

成公十七年冬，晋国杀其大夫郤锜、郤犨、郤至。

晋国多杀大夫，从栾、郤杀赵同、赵括开始。于是千年了。晋厉公奢侈，多宠幸外臣，从鄢陵回来，想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因为胥克被废，怨恨郤氏，而宠幸于厉公。郤锜夺夷阳五的田地，郤犨拘禁长鱼矫，而二子都宠幸于公。知道栾书想废黜郤至，于是多次进谗言三郤。厉公田猎，先妇人而后卿佐。郤至奉豕，寺人孟张夺之。郤至射杀张。公说：“季子欺我。”胥童说：“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敌，多怨有庸。”公信之。郤锜想攻公，郤至说：“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失此三者，其谁与我？我之有罪，吾死后矣。若杀不辜，将失其民，待命而已。”

译接受君主的俸禄，又结党营私争夺权位，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于是胥童率领八百甲士，准备攻打郤氏。长鱼矫请求不要动用军队，他抽出戈，将衣襟打结，假装成诉讼的人，便在榭上杀死了驹伯和苦成叔。温季逃避祸患，逃到他的车旁，于是被杀死，三人的尸体都陈列在朝廷上。胥童趁机胁迫栾书和中行偃，请求将他们一并杀掉。晋厉公说：「一天之内杀害三位卿大夫，我不忍心再增加了。」畏鱼矫说：「人们将容忍君主。臣听说祸乱在外叫作奸，在内叫作宄。抵御奸要用德行，抵御宄要用刑罚。德行和刑罚不确立，奸宄就会同时到来。臣请求离去。」于是逃奔到狄国。晋厉公派人对栾书、中行偃说：「寡人对郤氏进行讨伐，郤氏已经伏法认罪了，大夫们不必受辱。」栾书、中行偃再次拜谢并叩头说：「君主讨伐有罪之人，而赦免臣子免于死罪，这是君主的恩惠。我们二人即使死了，怎敢忘记君主的恩德？」晋厉公于是让胥童担任卿职。后来在匠丽氏设伏，栾书、中行偃于是逮捕了晋厉公。召见士匄，士匄推辞。召见韩厥，韩厥推辞说：「从前我寄养在赵氏，孟姬进谗言，我能传达兵器（指参与平定赵氏之乱）。古人有话说：『杀老牛，没有人敢承担罪责，何况是君主呢？』你们几位不能侍奉君主，还要韩厥做什么？」过了一个月便杀了胥童，派程滑弑杀了晋厉公，将尸体弃置在翼东门之外，用一辆车到周地迎接悼公。悼公八岁即位，也没有人追究此事。所以被臣子弑杀，而最终没有人讨伐的，就是晋厉公了。可以杀可以死而不至于导致动乱的，就是郤至了。然而如果三个郤氏不死，必定会弑杀厉公。郤至的言论不如士匄、韩厥那样守信。所以不能让他们作乱，士匄、韩厥做到了。

译鲁襄公二十一年秋天，晋国的栾盈出逃到楚国。

鲁襄公二十三年夏天，晋国的栾盈又回到晋国，进入曲沃。栾盈是范氏的后代。范鞅憎恨栾黡，进而憎恨栾盈。栾盈的母亲还是赵庄姬，她向范宣子控告栾盈，说栾盈将要叛乱。范宣子驱逐了他，杀尽了栾氏的党羽。又在商任、沙随两次会盟诸侯，都是为了禁锢栾氏。栾盈年轻时就得到士人的拥戴，没有忘记晋国。他在齐国谋划，由送嫁的随员将他送入曲沃。夜里会见胥午并告诉他计划。胥午说：“不行，上天要废弃的人，谁能振兴他？我不是吝惜生命，是知道事情不会成功。”栾盈说：“虽然如此，因为你的缘故而死，我也没有悔恨了。”胥午伏在案上接受享祭。曲沃人奏起音乐。胥午说：“现在得到栾氏的年轻人，怎么样？”回答说：“有了主公而为他效死，就像没有死一样。”大家都叹息流泪。酒杯传过又说话，大家都说：“有了主公，还有什么二心？”栾盈出来，向众人遍拜，于是率领曲沃的甲士，借助魏献子的力量在白天进入绛都。有人报告范宣子说：“栾氏到了。”范宣子害怕。乐王鲋说：“侍奉国君逃到固宫，一定没有害处。”栾氏有很多仇怨，你掌握着民权，又有利权，还怕什么呢？乐王鲋让范宣子穿着黑色的丧服，由两个妇人抬着辇车去见国君，侍奉国君到固宫。范鞅迎击，魏舒跳上车胁迫他，都到了公宫。韩氏、赵氏、中行氏没有参与栾氏的。栾盈又逃回曲沃，于是杀了栾盈。于是禁锢栾氏，是因为栾氏、郤氏杀了两个赵氏的缘故。不到四十年，栾氏、郤氏都受到禁锢。三位卿大夫的尸体在朝堂被戮，在赵氏宗庙被示众。栾祁的嘴脸，像极了赵庄姬，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凭借栾盈能够渐染礼义，可以贫穷可以卑贱，可以生可以死，即使栾武子有什么过错呢？然而匠丽氏的灾难酝酿已久，反而报复了七世的家族，一举将其覆灭。所以《春秋》所说的天，与人所说的天没有不同。《春秋》所确立的王，与人所确立的王也没有不同。可惜啊，因为范宣子年老昏聩而贪婪专横，杀戮无辜，没有人敢辩白，那么子女的话就秘密而富贵者的营谋就专断，宁愿辜负人也不辜负人的算计胜过。所以晋国作乱的人，栾氏、郤氏、范氏、中行氏同样明智。

鲁定公十三年秋天，晋国的赵鞅进入晋阳以叛乱。

冬天，晋国的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以叛乱。

赵鞅被称为叛乱，为什么呢？贪图城邑而擅自杀人，使人作乱的人。他使人作乱，为什么呢？赵鞅想要迁移在邯郸的卫国人，邯郸午没有应命，赵鞅于是杀了他，邯郸因此叛离赵鞅。荀寅、士吉射正与邯郸和睦，将要攻打赵氏，董安于请求防备，赵鞅不答应，说：“晋国有命令，首先挑起祸端的人死，事后可以。”于是范氏、中行氏先攻打赵鞅的官邸，赵鞅逃到晋阳，晋国人包围了他。荀跞对晋侯说：“国君命令大臣，首先挑起祸端的人死，盟书在黄河边。现在三位大臣首先挑起祸端，却只驱逐赵鞅，刑罚不公正了。”请求都驱逐他们。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侍奉国君讨伐范氏、中行氏，没有成功。这两个人将要讨伐国君，齐国的高彊说：“多次折断手臂，才知道是良医。只有讨伐国君是不可以的，百姓不会赞同。我因为讨伐国君在这里。三家没有和睦，可以全部攻克。攻克了他们，国君将和谁在一起？如果先讨伐国君，这是使他们和睦。”不听从，于是讨伐国君，国人帮助国君，这两个人战败，逃到朝歌。荀寅、士吉射是叛乱的人，赵鞅不是叛乱的人，却先写叛乱，为什么呢？赵鞅杀邯郸午，荀氏、范氏必定以叛乱看待赵鞅。赵鞅不在这个时候向国君自首，承认擅自杀人的罪过，在公宫等待命令，却傲慢地想要兴起晋阳的甲士，那么赵鞅先作乱了。即使不兴起晋阳的甲士，而敲击木梆自卫，等待荀跞的请求，那么还是可以让他作乱的。所以世间作乱的人，没有别的，只是厌恶卑贱、厌恶贫穷、厌恶死亡这三者而已。厌恶卑贱而恰恰变得卑贱，厌恶贫穷而恰恰变得贫穷，厌恶死亡而恰恰死亡，又加上作乱。所以乐王鲋的智慧，胜过高彊的智慧；高彊的智慧，胜过荀寅、士吉射的智慧。

那么祝佗父、申蒯可以成为志士吗？齐庄公的灾难，买举、州绰等都死了。祝佗父在高唐祭祀，回来复命不脱帽子，而死在崔氏之手。申蒯侍奉渔者退下，对他的家臣说：“你带着家眷逃走，我将去死。”家臣说：“逃走，是违背你的大义。”和他一起死。说：“这可以不死吗？国君做不义的事，不再让做不义的人，也可以免死了。”只有晏子呢？崔氏在平阴杀了鬷蔑，晏子站在崔氏的门外。那人说：“死吗？”说：“只是我的国君吗？我死。”说：“逃跑吗？”说：“是我的罪过吗？我逃亡。”说：“回去吗？”说：“国君死了，回哪里？统治人民的，难道是为了凌驾人民，而是主持国家。侍奉国君的，难道是为了口腹之实，而是养育国家。所以国君为国家而死，就为他死；为国家而逃亡，就为他逃亡。国君为自己而死而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的私亲，谁敢侍奉他？况且有人有国君而杀了他，我怎么敢为他死而怎么敢为他逃亡？将回到哪里？”门开了进去，枕着尸体的大腿而哭，起来三次跳跃而出。人说崔子必定杀他，崔子说：“百姓的期望，放了他得到百姓。”晏子不作乱，容易做到。然而晏子没有泄冶的情谊，

译没有蘧瑗那样的智慧，却背负着虚名，因过错而扰乱家门，在慎始敬终的道义上，则是有所不及的。

译那么郑国的詹、晋国的解扬、吴国的蹶繇可以称为仁人吗？回答说：可以称为能臣了。晋文公讨伐郑国时，因为郑詹是郑国的将领，曾杀过晋文公。郑人用名贵的宝物去求和，晋文公不答应，说：“把郑詹交给我，我就撤军。”郑詹请求前往，郑伯不答应。郑詹坚持请求说：“牺牲一个臣子可以赦免百姓并安定国家，君王何必吝惜我这个臣子呢？”郑人就把郑詹交给了晋人。晋人将要烹煮他，郑詹说：“臣希望说完话再死，这本来就是我的心愿。”晋文公听他说话，郑詹说：“上天降祸于郑国，让郑国淫乱、观察其状况，抛弃礼制、违背亲情。臣说不可。晋公子贤明，他身边的人都是卿相之才，如果他恢复晋国并在诸侯中得志，祸患将没有赦免之日。如今祸患降临，尊重贤明以战胜祸患，这是智慧。牺牲自身以赎回国家，这是忠诚。”于是走向烹锅，抓住鼎耳大声呼喊说：“从今以后，知道忠诚来侍奉君主的人，就和我郑詹一样。”晋侯于是下令不杀他，以隆重的礼节对待他并送他回国。郑人让郑詹担任将军，郑詹也可以说是谨慎开始、敬慎终了。凭郑詹的智慧，难道还能让他做不义的事吗？

解扬是晋国的贤大夫。楚子讨伐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侯将要救援宋国，伯宗说：“不可以，虽然鞭子很长，也打不到马腹。上天正授命给楚国，不能和他们争。美玉隐藏瑕疵，国君忍受耻辱，是天道的常理。君王还是等待吧。”于是派解扬出使宋国，让他不要防备楚国。说：“晋军全部出动，就要到了。”郑人囚禁了解扬并把他献给楚国。楚子厚厚地贿赂他，让他改变说法，他不答应。三次之后他答应了，登上楼车，让他呼喊宋国人并告诉他们，于是传达了君王的命令。楚子将要杀他，派人对他说话说：“你已经答应了我，却反悔，是什么缘故？不是我无信用，而是你抛弃了信用，赶快接受你的刑罚。”解扬回答说：“臣听说，君王能制定命令叫做义，臣子能接受命令叫做信。信承载着义而实行叫做利，谋划不失去利用来保卫国家，是民众的主宰。义没有第二个信，信没有第二个命。君王贿赂臣子，是不懂命令啊。接受命令而出使，只有死没有二心，又怎么能被贿赂呢？臣答应君王，是为了完成命令。死而完成命令，是臣的福分。寡君有信用，臣下臣获得善终，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楚子于是释放他让他回国。

楚子率领诸侯和东夷讨伐吴国，吴国匆忙没有设置防备，吴人在鹊岸打败了楚军。楚子乘驿车到达罗汭。吴子派他的弟弟蹶繇犒劳军队，楚人抓住了他，准备用他的血来衅鼓。派人问他说：“你占卜来此是吉利的吗？”回答说：“吉利。寡君听说君王将在我国治兵，占卜以守卫，说：‘我屡次派人犒劳军队，请求出行以观察君王愤怒的快慢而做准备，希望能知道它。’兆象告诉吉利说：‘能够知道。’君王如果欢快地迎接使臣，那么我国就会懈怠而忘记死亡，没有几天了。如今君王奋起，像雷霆震怒，虐待拘捕使臣，准备用他的血衅鼓，那么吴国就知道如何准备了。我国虽然衰弱，如果及早修治完善，其可以平息军队，难易都有准备，可以说是吉利了。况且吴国占卜的是社稷，难道是为了一个人使臣获得衅鼓，而我国知道准备以抵御意外，它的吉利哪有比这更大的呢？国家的守卫，什么事不占卜？一善一恶，谁能经常不变？城濮的兆象，其执掌在邲。这次出行，难道会有执掌吗？志向在于不杀，这还只是行人的言辞，不足以侍奉君主。足以侍奉君主的，大概是晋国的狼瞫、楚国的子期、子闾吧？晋襄公时抓获秦国囚犯，让车右莱驹斩首，囚犯呼喊莱驹，莱驹掉了戈，狼瞫拿起戈斩了囚犯，擒获他跟随公乘车，于是让他担任车右。箕之战，先轸罢免了他而立续简伯，狼瞫愤怒，他的防说：‘何不为此而死？’狼瞫说：‘我没有找到死的处所。’他的防说：‘我与你为难。’狼瞫说：‘《周志》有记载：‘勇敢却伤害上级，不能登上明堂。’死得不义，不是勇敢。共同使用才叫勇敢，我凭勇敢求取车右，没有勇敢而被罢免，也是应该的。说上级不了解我，罢免是合适的，这才了解我。你暂且等待。’到了彭衙，已经列阵，他率领他的部属冲向秦军，死在那里。

楚子期是楚子轸的庶兄公子结。楚子轸去世，他让位给子轸，子轸不接受。闘卒之乱时，他带着君王逃到随国。君王在随宫北面，吴人在南面，必定要得到君王。子期长得像君王，说：“把我交给他，君王一定能逃脱。”随人占卜是否交给他，不吉利，于是释放了子期。等到吴人撤退，子期割下自己的心给随人盟誓。白公入城，在朝廷上劫持子期、子西。子期说：“从前我凭力气侍奉君主，不能不始终如一。扶着豫章树杀敌而死。”子闾是王子启。昭王让位，五次推辞后才立惠王章。等到白公入城，想立子闾为王，子闾不答应，于是用兵器劫持他。子闾说：“王孙如果安定楚国，匡正王室，然后庇护我，这是启的愿望，岂敢不听从。如果要专谋私利以倾覆王室，不顾楚国，我宁死不从。”于是杀了他。子期、子闾可以说是可杀不可乱的人。那么楚国的贤者，不还有市南宜僚吗？白公想要得到五百人的勇士，问石乞。石乞说：“得不到。”市南有熊宜僚，得到他可以抵得上五百人。于是跟随他去见熊宜僚，和他说话，告诉他缘故，熊宜僚用剑承接言辞，不动。白公说：“不为利益谄媚，不为威势恐惧，不泄露别人的话以求媚的人，于是舍弃他离开了。”如果把狼瞫和熊宜僚合在一起

译（这样的人）可以抵挡一千人了。他能够抵挡一千人的原因，没有别的，是因为富贵、生死不足以动摇他的心志。张载说：“君子宁可说了话不被听从，也不去迎合不符合道义的信用；宁可身体遭受困迫侮辱，也不对人表现出不符合礼节的恭敬；宁可孤立无援，也不向可鄙之人出卖自己。”这也就是远离祸乱了。后来的君子，像胡铨、陈东、洪皓这类人，也足以参与这种境界吗？

译厚事章第二十七

孔子说：侍奉君主，在军队中不躲避危难，在朝廷上不推辞低贱的职位；如果身处其位却不履行其职责，那就是混乱。所以君主使用臣子，如果臣子得志，就应谨慎思虑而后顺从君主；如果不得志，就应深思熟虑而后顺从君主。事情做完就退隐，这是臣子忠厚之道。《易经》说：“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行为高尚。”这可以算是“肥遁”（高洁隐退）的人吗？回答说：这是“蛊”卦中的隐退，仍然还有事情要做。事情做完就退隐，使心志谦卑，而使行为高尚，这是“蛊”卦上升的表现。“蛊”卦的上升，以山和地来称为高尚，为什么呢？回答说：山有位置而地没有位置。有位置而高，虽然高必定会颠覆；没有位置而高，才能上升到天。所以“蛊”卦的上九爻，是道的高大之处。天下没有自己追求高大而能真正高大的。那么不侍奉王侯，却还称他为臣子，为什么呢？在天覆盖之下，无处可以逃避臣子的身份。无处逃避臣子身份，就无处逃避事务。君子深思熟虑而归于天道，谨慎思虑而栖身于山林。所以有谦卑的事务而没有谦卑的心志，有败坏的时代而没有败坏的事。君子所振奋的，百姓养育德行，积累微小而成高大，其道也是由此而来的。

那么介之推可以算是高尚的人吗？回答说：这也可以算是深思熟虑的人了。世上没有不经历艰难而能登上显赫职位的。在黄河边不结盟，舅犯就不会来；吕省、冀缺不惊恐，勃鞮就没有功劳。介之推虽然勤勉，他能比竖头须更亲近晋文公吗？晋侯赏赐跟随逃亡的人，一是因为不丧失礼节，二是因为手脚生茧、面色黝黑，而介之推都没有。这说明介之推没有经历艰难。《左传》说：介之推不谈论俸禄，俸禄也就没有轮到他。介之推说：“献公的九个儿子，只有君主还在。惠公、怀公没有亲信，内外都抛弃了他们。上天没有断绝晋国的祭祀，必定会有君主。主持晋国祭祀的，不是君主又是谁？上天确实安置了他，而二三子却认为是自己的力量，不也是欺骗吗？偷别人的财物还被称为盗贼，何况贪图上天的功劳而认为是自己的力量呢？下面的人把罪过当作义举，上面的人奖赏奸邪，上下互相蒙蔽，难以与他们相处。”他的母亲说：“何不也去求取呢？死了怨谁呢？”回答说：“指责别人却效仿他，罪过就更重了。况且已经发出怨言，就不吃他的俸禄。”他的母亲说：“也让君主知道呢，君主会怎样？”回答说：“言语是身上的文饰。身体将要隐藏，哪里还用文饰呢？这是追求显达。”他的母亲说：“能像这样吗？我和你一起隐退。”于是隐退而死。晋侯寻找他没有找到，把绵上作为他的田产，说：“用来标志我的过错，并且表彰善人。”因为介之推的贤德，而名字不在五人之内；因为成季的谦让，而不把介之推列入三德之间；因为文公的厚道，亲自率领军队收留两个仇人，而介之推唯独没有参与，以此表明。谚语说：“坚硬的东西容易缺损，洁白的东西容易污染。”这说的就是介之推吧。

那么展禽可以算是高尚的人吗？回答说：这也可以算是忠厚终老的人了。鲁国没有艰难之事，就罢免展禽；有艰难之事，众人就推举展禽。问有职位的事，展禽就处于低贱；问无职位的事，展禽就处于尊贵。齐孝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鲁公派展喜犒劳军队，让展喜向展禽受命。齐侯还没有进入鲁国边境，展喜跟随他，说：“我们国君听说您亲自举步，将要屈尊来到我们国家，派下臣犒劳您的办事人员。”齐侯说：“鲁国人害怕吗？”回答说：“小人害怕了，君子则不害怕。”齐侯说：“室内像悬挂的磬一样空虚，野外没有青草，依靠什么而不害怕？”回答说：“依靠先王的命令。从前周公、太公是周室的股肱之臣，辅佐成王，成王慰劳他们并赐予盟约，说：‘世世代代子孙不要互相伤害。’记载在盟府，太师掌管它。桓公因此纠合诸侯而谋划那些不协调的事，弥补他们的缺失而匡救他们的灾难，这是昭示旧职。等到您即位，诸侯期望说：‘大概会遵循桓公的功业。’我们国家因此不敢聚集保卫，说：‘难道他继承王位九年就抛弃命令废弃职事吗？那对先君如何交代？’您一定不会这样，依靠这个而不害怕。”齐侯于是回国。后来有人用假鼎乞求季子的言论，季子不答应。季子有事务就不躲避危难，有职位就不躲避低贱，终身没有得志的时候，而每次都有事情做完的思虑，所以季子就是所谓忠厚终老的人。

那么烛之武可以算是高尚的人吗？回答说：这也可以算是熟思的人了。晋侯、秦伯围攻郑国，讨伐它无礼并且对楚国有二心。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汜南。佚之狐对郑伯说：“国家危险了！如果派烛之武去见秦君，军队一定会撤退。”郑伯听从了他。烛之武推辞说：“我壮年的时候，尚且不如别人；现在老了，不能做什么了。”郑伯说：“我早先不能任用您，现在危急才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您也有不利啊。”烛之武答应了。夜里用绳子吊出城，见到秦伯说：“秦、晋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如果灭亡郑国对您有益，怎敢拿这件事烦劳您？越过别国把远方的土地作为边邑，您知道这是困难的。哪里用得着灭亡郑国来增加邻国的土地呢？邻国土地增厚，您的土地就减薄。如果放弃郑国让它作为东方道路上的主人，使者往来，供给他们缺乏的物资，对您也没有害处。况且您曾经对晋君有恩惠，他答应给您焦、瑕两地，早上渡过黄河回国，晚上就筑城防御，这是您所知道的。晋国，有什么满足的呢？既然在东边把郑国作为边邑，又想扩张西边的边邑。如果不损害秦国，将从哪里取得土地呢？损害秦国来使晋国获利，希望您仔细考虑。”秦伯很高兴，与郑国人结盟，派杞子、逢孙、杨孙驻守郑国，然后回国。这是烛之武不躲避危难，不推辞低贱，垂老处于下位，缓解国家的急难而不独占功劳，这不是熟思而能这样吗？所以介之推、展季、烛之武，行为不同，功绩各异，

译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不轻慢的态度是一样的。那么，谁才是高尚的人呢？大概只有吴国的季札了吧。

译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派遣季札前来鲁国聘问。

《公羊传》说：吴国没有国君和大夫，这里为什么称国君和大夫？是因为敬重季子。为什么敬重季子？因为他让国。他让国的情形是怎样的？谒、余祭、夷昧和季子是同母的四个兄弟，季子年幼而有才能，兄弟们都很喜爱他，都想立他为国君。谒说：“现在如果急着把国家给季子，季子还是不会接受的。请不把国家传给儿子，而是传给弟弟，兄弟们轮流做国君，最终把国家传给季子。”大家都说：“好。”所以那些做国君的都轻视死亡而崇尚勇武，饮食时一定祷告说：“上天如果保佑吴国，请赶快降祸于我自身。”所以谒死了，余祭继位；余祭死了，夷昧继位；夷昧死了，国家本该传给季子。但季子出使在外，没有回国。僚是庶出的长子，就即位了。季子出使回来，到了吴国，也就承认僚为国君罢了。阖庐说：“先君不把国家传给儿子而传给弟弟，都是为了季子的缘故。如果遵从先君的命令，那么国家本该属于季子；如果不遵从先君的命令，那么我本该即位。僚怎么能做国君呢？”于是派专诸刺杀僚，把国家献给季子。季子不接受，说：“你杀了我的国君，我接受你的国家，这就是我和你一起篡位。你杀了我的哥哥，我又杀你，这就是父子兄弟互相残杀，终身没有止境。”于是离开吴国到延陵，终身不再进入吴国。所以君子认为他不接受国家是义，不杀人复仇是仁。敬重季子，为什么还称国君和大夫？因为以季子为臣，就应当有国君。札是什么？是吴季子的名字。《春秋》对贤者不称名，这里为什么称名？因为对夷狄的认可不能一概而论而满足。季子是我们所敬重的，为什么在季子身上不能达到认可的标准？认可人臣，就必须让他尽臣道；认可人子，就必须让他尽子道。公羊子论述臣子的道理，是懂得《春秋》大义的人。《春秋》的大义不推崇记载“弟”和“公子”，记载“季”就容易被怀疑是弟弟。迅速提升他，使他能够做人臣，使他能够做人子，即使与楚国的椒、秦国的术相比，也没有不可的。那么季子在各国聘问时，改变称呼季子，不是考虑不周吗？回答说：季子本来就是考虑周密的。防止伯仲雍那样的事情不能再次发生，子期、子闾那样的情况无法再被任用。吴国对于僚、光（阖庐）的争斗，正当的时候还没有停止。我不亲身酿成祸乱，得以保全两代人的安定，所借重的力量已经很多了。季子在延陵亲自耕种，隐居而不推辞卑贱，在期頥救助陈国，出使不躲避危难。如果不是考虑慎重周密，能使子弟再次改变命运，不倾覆宗族，不牵连自身，早去早回，坦然没有罪过吗？所以季子，就是所谓治理祸乱而最终以高尚著称的人。季子来聘问，见到叔孙穆子，很赏识他。对穆子说：“您恐怕不得善终吧？喜好善行而不能选择人，君子致力于选择人。您是鲁国的宗卿，掌管大政，不慎重举荐，怎么能承受得住？灾祸一定会降临到您身上。”于是到齐国聘问，赏识晏平仲，对他说：“您赶快交出封地和政权，没有封地和政权，才能免于灾难。齐国的政权将有所归属，还没有得到归属，灾难就不会停止。”所以晏子通过陈桓子交出政权和封地，因此免于栾高之难。到郑国聘问，见到子产，像老朋友一样，送给他白绢带子，子产献给他苎麻衣服。对子产说：“郑国的执政者奢侈，灾难将要来了，政权一定会落到您手中。您执政，要用礼来谨慎对待，不然郑国将会败亡。”到卫国，赏识蘧瑗、史狗、史防、公子荆、公叔、公子朝，说：“卫国有很多君子，没有祸患。”从卫国到晋国，将要住在戚地，听到钟声，说：“奇怪啊！我听说，明辨是非而不修德行，一定会招致杀戮。夫子得罪了国君，所以在这里，恐惧还不够，又怎么能快乐？夫子担任这个职位，就像燕子在帐幕上筑巢。国君还在殡宫，怎么能快乐呢？”于是离开。文子听说后，终身不听琴瑟。到晋国，赏识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的政权大概会聚集在这三族吧？”赏识叔向，对叔向说：“您努力吧，国君奢侈而有很多良臣，大夫都很富有，政权将在大夫家中。您喜好正直，一定要思考如何免于祸患。”以季子的慎重考虑、周密考虑，竟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大概季子防备归国十八年，夷昧才去世，又过了十三年，才有专诸的祸难。季子所匡正维持的时间很久了，所慎重考虑得很周到了，所图谋的最终结果很深厚了。弑君的祸难，哪个国家没有？想要用五六十年让混乱开始而端正结束，没有冰霜那样的裂痕，不是圣人谁能做到呢？那么季子周密考虑，不知道越国防备吴国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越国有很多君子，吴国没有君子。君子考虑国家的最终事务而退隐，不后悔自身，不辱没亲人罢了。颛顼、炎帝神农的后代，现在还有几乎存在的吗？”

邵雍说：承担天下的事情容易，为天下的事情而死难。为天下的事情而死容易，成就天下的事情难。如果成就了，又何必计较死与生呢？如果不能成就，即使死了有什么益处？何况还有正与不正的区别呢？与其死得不正，不如活得正；与其活得不正，不如死得正。这在于忠智之人的选择。姓氏固然可惜，可贵的是成就天下的事情。如果败坏了天下的事情，一死怎么抵偿责任？生命固然可爱，可贵的是成就天下的事情。如果败坏了天下的事情，一生怎么收功？能成就天下的事情，又不失正道而生存的人，大概是汉代的留侯张良，唐代的狄梁公狄仁杰吧？那么《春秋》也认可狄梁公吗？

译回答说：不允许梁公这样做。怎么知道不允许梁公这样做呢？回答说：从僖公元年就能知道了。

译僖公元年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击败莒国军队，俘虏了莒国国君莒拏。

十二月丁巳日，夫人姜氏的灵柩从齐国运抵鲁国。

【公子友击败莒国军队，是为了讨伐庆父的党羽。夫人被去掉“姜”氏之称，是因为认为她参与了叛乱。夫人杀害了两个儿子，庆父弑杀了两位国君。齐桓公和鲁国的季友秉持道义进行讨伐。《春秋》没有记载事情的终结，而是夸大了他们的功绩。假如在柽地的防御战中不记载齐侯，在郦地的战获中不夸大季友，那么梁公就可以被认可了。既然在柽地的防御战中记载了齐侯，在郦地的战获中夸大了季友，这就意味着《春秋》不认可梁公。然而，如果世上没有齐侯和季友，而哀姜又正掌握权柄，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深思熟虑后顺从命令，事情结束后就退隐，这是《春秋》的道义。考虑不周详，事情结束后也不退隐，这就是《春秋》所谴责的。那么，在鲁庄公时期，文姜在世二十一年，公子庆父、公子结都名声显赫，却没有被删去，而对文姜也没有讨伐，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文姜不是弑杀桓公的人。鲁国既然宽待齐国，就不能严厉对待文姜。在公子溺的防御战中，齐国军队撤去了公子，所以让《春秋》记载。仁杰必定会去除仁杰的官职，五臣跟随晋文公十九年才返回晋国，义士尚且非议他们，更何况其他人呢？那么，吕夷简、吕好问可以算是深思熟虑的人吗？回答说：也可以算是谨慎考虑的人了。吕夷简废黜母后，吕好问污蔑伪官，这可以算是谨慎考虑吗？回答说：吕夷简处境容易，吕好问处境艰难，处理家务事的原则，大概还没有学习，更何况是高洁的人士呢】

顺命章第二十八

孔子说：“只有天子接受天命，士人接受君命。所以君主的命令顺应天道，臣子就有顺从的命令；君主的命令违背天道，臣子就有违抗的命令。《诗经》说：‘喜鹊飞翔姿态美，鹌鹑奔跑气势盛。那人品行不善良，我却把他当君主。’”

【这是说《春秋》以天道治理君王，以君王治理天下。诸侯不顺应君王，大夫就不顺应诸侯，家臣就不顺应大夫，君臣之间的道义就会互相效仿而混乱。诸侯称为君，大夫称为主，士人三代侍奉大夫也称为主。诸侯、大夫、士人都受命于天子，天子不诛杀的人，诸侯不得诛杀。楚国是僭越混乱的国家，八次杀害其大夫，如宜申、公子侧、公子申、壬夫、追舒、成、熊子、比、却宛等。然而《春秋》都不允许杀害他们，说虽然他们未受天子任命，但也都有天子的道义存在。宋国是先代后裔的国家，三次杀害其大夫，有的记载名字有的不记载，但《春秋》都不允许这种私刑。所以《春秋》的道义认为，诸侯敢于背叛天子，必定是从擅自杀害大夫开始的。诸侯擅自杀害大夫，大夫擅自杀害士人，士大夫不能以礼义与诸侯相抗衡，就会相继做出违抗命令的事情。所以诸侯与王人结盟，大夫与诸侯结盟，家臣与大夫结盟，积渐所至，不可挽回。那么天下制定命令的只有天子一人。天王杀害其弟佞夫，《春秋》仍然起来纠正，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代表天道，以天道纠正君王，就像以春天纠正正月一样。所以有纠正春天的，必定没有扰乱秋天的。《春秋》的道义，纠正了四季的气序，四季的气序正常了，万物的本性道理就显现了，万物的本性道理显现后，帝天的命令就可以看到了】

【隐公】二年春季，鲁公在潜地会见戎人。

秋季八月，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四年秋季，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同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会见戎人，是为了什么？疏远天子。攻打郑国，是为了什么？结党州吁。会见戎人后又与他们结盟，在这几年间，戎人攻打天子的使者，鲁国不敢过问，这就是鲁国与戎人同流合污。州吁弑君，不讨伐他的罪行，反而跟随他攻打郑国。在这几年间，公子翚弑君，宋、陈、蔡、卫没有讨伐的人，这就是隐公与州吁同流合污。隐公与戎人同流合污，就不能禁止公子翚不做戎人；隐公与州吁同流合污，就不能禁止公子翚不做州吁。《诗经》说：‘你远离正道，百姓都这样；你教导百姓，百姓都效仿。’这就是隐公和公子翚的情况。隐公并没有不顺从，但内部的瑕疵产生了，奸邪就应和了。《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大概说的是顺从。顺从的就吉利，违逆的就凶险。顺逆之间，辨别不可不早】

【庄公】二年夏季，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

六年春季周王正月，王人子突救援卫国。

秋季，鲁公从攻打卫国回来。

【公子翚两次率领军队，不称公子；庆父率领军队，却称公子。那些说共仲比羽父贤德的人，是把共仲的贤德归因于羽父。隐公宠信羽父导致自己丧命，庄公宠信共仲导致自己儿子丧命。那些说共仲的贤德来自羽父的人，是把共仲的贤德归因于庄公。庄公违抗王命接纳卫朔，卫朔驱逐公子黔牟并将他流放到周朝。《春秋》以救援卫国肯定子突，以攻打卫国讨伐庄公。像这样顺从，卫朔杀害两个兄长并违抗天子，还能得以使用四国的军队。那么庆父杀害两位国君以要挟国家，也可以免于天子的讨伐了。所以庆父的不顺从，是庄公造成的。庄公忘记仇恨以侍奉大国，庆父倚仗外援弑杀两位国君。所以蔇地的结盟与于余丘的攻打，两者都是知晓天命的人】

【文公】八年十月乙酉日，公子遂会见洛戎并在暴地结盟。

十六年六月戊辰日，公子遂与齐侯在郪丘结盟。十七年夏季，齐侯攻打我国西部边境。六月癸未日，鲁公与齐侯在谷地结盟

译这是仲遂，接受了庆父遗祸的人。仲遂凭借拥立国君的尊贵地位作为外援。齐舍没有外援，被商人杀害；叔姬没有外援，被齐国拘捕。假使立国能有所依靠，即使篡位弑君也无害。以商人的恶劣，对外得不到阎邴的支持，对内得不到公子元的拥护，这就像穷困潦倒的沼泽一样，却急切地与他结盟；在阳谷未能得逞，就在郪丘贿赂他，几乎在郪丘失败，又在谷地再次结盟。仲遂必定说：“这是大国令人畏惧啊。他杀害国君，拘捕国母，污辱天子的使者，羞辱宗室之女，却没有人敢围攻他。”如果真的得到大国的援助，自己成为商人那样的人，也就心满意足了。所以杀害赤和视，是襄仲的意愿；拥立宣公以安抚敬嬴，是季孙行父的意愿。襄仲对于羽父，行父对于季友，情况相似。假使文公有讨伐商人的决心，行父有师从季友的志向，襄仲怎敢如此放肆呢？齐舍被立为君五个月，史书称“弑君子”；赤被立为君九个月，史书称“子卒”。这是真的痛惜他，真的哀怜他。如果说文公留下的基业就是这样，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仰慕外援的缘故。《诗经》说：“像这样的人，贪图姻亲关系，极其没有信用，不知天命。”这说的就是仲遂、季孙行父吧。

译【昭公】八年秋天，在红地举行搜狩。

十一年五月甲申日，夫人归氏去世。在比蒲举行大规模搜狩【二十二年春天，在昌间举行大规模搜狩】。

【定公】八年冬天，跟随祭祀先公，被盗窃了宝玉和大弓。

【这是三家（季孙、孟孙、叔孙）所为，鲁国的疆域没有扩大，但赋税却日益加重。红地的搜狩，从根牟一直到商、卫，兵车多达千乘。于是夸耀其甲士，连年炫耀武力。十年秋天，三家攻打莒国，季孙意如夺取郠地，开始在亳社献俘并杀人祭祀。十一年夏五月，国家有大丧事，却在比蒲举行大规模搜狩，对内蔑视君臣之礼，对外挟制东夷。他们的意图是认为邾、莒归附，那么齐、晋就会因大奢侈而衰弱。然而他们怀有像三晋那样变革天命的心思。还没过一年，南蒯在费地叛乱，晋国人讨伐郠地，鲁君亲自被俘，在大邑受辱。家宰各自捍卫主人的命令。定公八年，阳虎窃取宝玉和大弓，进入讙阳关叛乱。十年，侯犯凭借郈地叛乱。两位卿帅率军围攻，几乎不能攻克。所以说：“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天子受命于天，他所诛杀的，没有不顺的。儋括之难，责任归于五子，但《春秋》记载说：“天王杀其弟佞夫。”为什么呢？回答说：“《常棣》这首诗，所推崇的是先觉者。”周室的祸难，大概多源于其兄弟。不只是周室，天下有权位的人，成双成对，都是《常棣》所指的兄弟。郑国有忽、突，卫国有衎、剽，莒国有展舆、去疾，《春秋》对他们都没有取舍褒贬，以显示兄弟的命受于天，先后的命受于王，不是众人所能共同扰乱。】

【襄公】三十年，夏天，天王杀其弟佞夫。

【昭公】元年，夏天，秦伯的弟弟鍼出逃到晋国。

秋天，莒国的去疾从齐国进入莒国。莒国的展舆出逃到吴国。

【莒国细小，不能与卫、郑相比。从兄弟关系来看，与齐、秦没有不同。天王杀其弟，而秦鍼逃往晋国，那么不杀的是对的。展舆不杀去疾，而去疾又进入莒国，那么杀去疾的是对的。杀与不杀都是为了利禄，不是为了兄弟情义。从天来看，从管叔、蔡叔到隐公、桓公，从隐公、桓公到公子纠、公子小白，从公子纠、公子小白到衎、剽、突、忽，与齐看待鲁、鲁看待莒没有不同。所以《春秋》记载说：“天王杀其弟佞夫。”让周公看到，也会为之动容。那么庄王放逐王子克到燕国，是对的吗？回答说：是对的。比卫国放逐黔牟更贤明。】

【昭公】二十六年冬天十月，天王进入成周。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逃往楚国。

【定公】十年冬天，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

十一年春天，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地叛乱【十四年秋天，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投奔鲁国】。

【佞夫得以称为弟，王子朝不得称为兄，诸侯的兄长困于卫国的絷，诸侯的弟弟困于宋国的辰。宋辰无罪出逃，虽然进入萧地、投奔鲁国，仍记载为“宋公之弟辰以无罪出逃”，虽然逃往楚国又返回，也记载为“陈侯之弟”。所以说诸侯中尊绝亲属的说法是过分的。天子受命于天，道义上不得以伯叔兄弟隶属于天子。然而天子称呼同姓，必定称伯父叔父，所以天子得以以伯父叔父的身份庇护同姓。同姓不得以伯父叔父的身份凌驾于天子之上。那么《春秋》重视兄弟称谓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兄弟是五伦的纲纪。兄弟关系确定，君臣就不争；兄弟关系确定，父子就有序；兄弟关系确定，夫妇就不乱；兄弟关系确定，朋友就有所摄受。从王子克、王子頺、叔带、子朝以来，都是兄弟。所以《春秋》所记载的十一位兄弟，不及吴、楚，而吴、楚友爱恭敬，有子期、子闾、余祭、夷昧，这是《春秋》所哀伤的。所以《春秋》所隐痛的事，不止这些。那么君命逆，则臣有逆命，是为了共世子伋、寿，楚太子建而发的吗？还是为了孟文伯不弛宅，申无宇执阍人而发的吗？回答说：《春秋》的道义，不止这些。取其可以作为训诫的，说：从天子以下，《春秋》都以天道治理。仰雍说：天与人互为表里，天有阴阳，人有邪正。君择臣，臣择君，取决于人。君得臣，臣得君，不取决于人，而取决于天。知道那取决于天的，以各自正其命，即使是君也不能牵制。这是伊尹、周公之道，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那么《春秋》之道，大于伊尹、周公。孔子说：《春秋》，是天。何须伊尹、周公。】

淡成章第二十九

孔子说：“君子不凭言辞来穷尽对人品的判断。所以天下有道，行为就有枝叶；天下无道，言辞就有枝叶。因此君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如果不能资助，就不问他的花费；在有病的人旁边，如果不能馈赠，就不问他的需求；有客人不能安置，就不问他的住处。所以君子的交往如水，小人的交往如甜酒。君子淡泊而成功，小人甘甜而败坏。”《小雅》说：“盗贼的话非常甘甜，混乱因此蔓延。”

【这是指齐、鲁、晋、郑的事吗？齐国的夸诈，晋国的贪

译贿赂，是那些甜言蜜语和甘美酒浆滋生的根源。郑国有辞令，而鲁国却没有辞令。鲁国和卫国的君子，大概还是崇尚质朴吧？子家羁的质朴，又不如宁武子的文采。如果像子犹、士鞅所说的话，那就叫做盗言了。

译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在野井慰问鲁昭公。

左传记载：鲁昭公流亡到齐国，驻扎在阳州。齐侯在野井慰问他，这是合乎礼节的。想要向人求助，就先降低自己的身份，这是礼中美好的表现。齐侯说：“从莒国边境以西，请献上千社之地，等待您的命令。我将率领齐国的军队，听从您的差遣，唯命是从。您的忧患，就是我的忧患。”鲁昭公很高兴。子家子说：“上天的福禄不会重复赐予，如果上天保佑您，不过像周公拥有鲁国那样就足够了。失去了鲁国而用千社之地作为臣属，谁愿意与您共存？况且齐侯没有信用，不如早点去晋国。”鲁昭公没有听从，晋国也因此对鲁昭公不尽力帮助。公羊传记载：齐侯在野井慰问鲁昭公，说：“为什么您抛弃了鲁国的社稷？”鲁昭公说：“我无才无德，失守了鲁国的社稷，让各位蒙羞。”于是两次拜谢，以头触地。庆子家驹说：“庆子使您免于大难了。”子家驹说：“我无才无德，使您免于大难，您不忍心对我施加斧钺之刑，赐我死罪。”于是两次拜谢，以头触地。高子拿着竹篮盛的食物和四块干肉，国子拿着壶装的水，说：“我们国君听说您流亡在外，早饭还没吃，敢向您的随从献上干粮。”鲁昭公说：“您不忘记我的先君，恩惠延及我这个丧国之人，赐给我大礼。”于是两次拜谢，叩头至地，用衣襟接着食物。高子说：“有不幸之事，您不必屈尊接受大礼。”鲁昭公大概祭祀了食物而没有品尝。齐景公说：“我有先君留下的不丰厚的衣服，不敢穿；有不丰厚的器物，不敢用，敢以此相赠。”鲁昭公说：“我无才无德，失守了鲁国的社稷，让各位蒙羞，怎敢屈尊接受大礼，请允许我推辞。”齐侯再次赠送。鲁昭公说：“因为我的宗庙还在鲁国，有先君留下的衣服，不能穿；有先君留下的器物，不能带出来，请允许我坚决推辞。”齐侯第三次赠送。鲁昭公说：“我这个丧国之人该用什么名分来接受呢？”齐景公说：“哪有国君没有名分的？”鲁昭公于是大声哭泣，各位大夫也都哭了，用人作为屏障，用马车的帷幕作为席子，用马鞍作为几案，以接待流亡者的礼节相见。孔子说：“他们的礼节和言辞值得观赏，这就是所谓的枝叶之辞。”

昭公二十六年，夏天，鲁昭公包围成地。秋天，鲁昭公与齐侯、莒子、邾子、杞伯在鄟陵结盟。

齐侯不包围成地，却让鲁昭公去包围，那么就没有必要重视这个盟约了。子犹从季氏那里收受了贿赂，对齐侯说：“群臣不为鲁君尽力，不是不能侍奉君主，而是另有打算。”宋元公为了鲁君的事前往晋国，死在曲棘。叔孙婼请求让鲁君回国，没有生病就死了。不知道是上天抛弃了鲁国呢，还是鲁君得罪了鬼神，所以落到这个地步？您如果停留在曲棘，让群臣跟随鲁君去占卜。如果吉利，军队就能成功，您就继承这个盟约。如果不成功，您也不受屈辱。齐侯听从了，派公子鉏率领军队跟随鲁昭公。鲁国成地准备充分，然后在炊鼻报告开战，这就像儿戏一样。这一年秋天，才在鄟陵结盟。三个小国看待齐国的军队，也不知道把弓袋和箭袋放在哪里了。所以鄟陵的盟约，也像扈地之盟一样。扈地之盟就是所谓的盗言。

昭公二十七年秋天，晋国的士鞅、宋国的乐祁犁、卫国的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在扈地设防。

左传记载：秋天在扈地会盟，命令戍守周王室，并且谋划让鲁昭公回国。宋国、卫国都利于让鲁昭公回国，坚决请求这样做。范献子从季孙那里收受了贿赂，对司城子梁和北宫贞子说：“季孙还不知道自己的罪过，而国君讨伐他，请求囚禁他，请求让他逃亡。在这种情况下没能抓住国君，又没能战胜而让他自己出逃。难道是没有防备就能让国君出逃吗？季氏的复辟，是上天救助的结果。平息了公徒的愤怒，而开启了叔孙的心，不然，难道会讨伐别人却脱掉铠甲拿着冰去游玩吗？叔孙害怕灾祸泛滥，而把自己等同于季氏，这是天理。鲁君在齐国停留三年而没有成功，季氏很得民心。淮夷与他有十年的准备，有齐国、楚国的援助，有上天的赞助，有百姓的帮助，有坚守的决心，有列国的权谋，而不敢宣扬。侍奉君主就像在国内一样，所以我认为很难。两位都是为国谋划的人，想要让鲁君回国，是我的愿望。请跟随两位谋划鲁国，不成功就死。”两位害怕，都死了，于是推辞小国而以困难为由回复，这就太严重了。士鞅推辞小国，怎么能得到这种枝叶之辞而称道它呢？

昭公二十九年春天，齐侯派高张来慰问鲁昭公。

三十一年春天，季孙意如在适历与晋国的荀跞设防。夏天，晋侯派荀跞在干侯慰问鲁昭公。

晋侯打算用军队让鲁昭公回国，范献子说：“如果召见季孙而他不来，那就确实是不臣了，然后讨伐他，怎么样？”于是派人告诉季孙说：“您一定要来，我接受您没有罪过。”季孙于是在适历会见荀跞。荀跞说：“我们国君派我对您说：为什么让国君出逃？有君主不侍奉，周朝有固定的刑罚，您自己考虑吧。”季孙穿着练冠麻衣，赤脚行走，伏地回答说：“侍奉君主，是我所不能做到的，怎敢逃避刑罚的命令？国君如果认为我有罪，请让我囚禁在费地，等待国君的审察，也只听凭国君。如果因为先臣的缘故，不灭绝季氏而赐我死罪；如果不杀我不放逐我，是国君的恩惠，死且不朽。如果能跟随国君回国，那本来是我的愿望，怎敢有异心？”夏天四月，季孙跟随知伯到干侯。子家子说：“国君与他一起回去，一时的羞耻不忍，而终身羞耻吗？”鲁昭公说：“好吧。”众人说：“在一句话上，国君一定要驱逐他。”荀跞以晋侯的命令慰问鲁昭公，并且说：“我们国君以您的命令讨伐意如，意如

译不敢逃避死亡，您还是进去吧。”鲁昭公说：“您顾念先君的情谊，恩惠施及到我这个流亡之人，让我回去清扫宗庙以侍奉您，那么我不能见到夫人，我所能见到的，有河神为证。”荀跞捂着耳朵跑开说：“我们国君恐怕要治我的罪，怎敢参与鲁国的危难，请允许我回去向国君复命。”退下后对季孙说：“国君的怒气尚未平息，您暂且回去祭祀。”子家羁说：“国君如果带着一辆车进入鲁军，季孙必定会跟国君一起回来。”昭公想听从他的建议，随从的人胁迫昭公，使他不能回去，昭公因此死在干侯。荀跞的甜言蜜语，难道比范鞅的好吗？回答说：都是盗言。国君的怒气尚未平息，您暂且回去祭祀。祭祀是主持宗庙香酒之事，让季孙意如主持香酒，那么昭公最终就不能回来了。那么意如请求囚禁、请求逃跑，顺从他难道不是缓解祸乱吗？回答说：这也是所谓的盗言。昭公在干侯时，季孙意如每年买马具和随从的衣服鞋子送到干侯。昭公抓住送马的人，卖掉他们才不送马。卫侯来献他的乘马，说：“马因陷入坑中而死。”昭公打算为它做棺材。子家羁说：“随从的人病了，请用来给他们吃。”于是用布包裹了马。昭公赐给公衍羔羊皮衣，让他献给齐侯龙辅，于是穿上了羔羊皮衣。齐侯很高兴，把阳谷给了他。那么齐国的甜言蜜语，难道比晋国的好吗？回答说：晋国是盟主，齐国不是盟主。齐国得以接纳昭公，必定会索取利益；晋国和齐国不能接纳昭公，那么必定会看晋国的脸色。高张慰问昭公时称他为：“主君。”齐侯宴请昭公时想让他见内主，这说明起初就不接纳昭公。那么子家羁不派使者去晋国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晋国的政令在六卿手中，六卿的政令在士鞅手中。当初出奔时回到晋国，那么季孙的贿赂还没有送进去。季孙的贿赂没有送进去，那么鲁国就能与晋国争辩道义。李的贿赂已经送进去，那么鲁国就不能与晋国争利了。当时在野外，井臧眧伯率领随从将要盟誓，盟书说：“同心协力，好恶相同。相信罪过的有无，紧紧跟随昭公，不勾结内外。”把昭公的命令展示给子家羁看。子家羁说：“像这样，我不能盟誓。羁没有才能，不能与各位同心。有人想勾结内外，有人想离开国君，却认为都有罪。各位喜欢流亡厌恶安定，怎么可以相同呢？勾结内外而离开国君，国君将迅速回国防止国君遇难，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不勾结，做什么？”于是没有参与盟誓。那么子家羁不勾结内外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昭公违背他们，昭公的随从守护他们。请求进入晋国，不行。请求在晋国边境等待命令，不行。请求骑马进入鲁军，不行。昭公的随从都是盗贼，而昭公却信任他们。”《诗经》说：“君子信任盗贼，祸乱因此兴起。”那么《春秋》厌恶盗贼，是说厌恶季孙吗？厌恶齐晋吗？回答说：“厌恶齐晋。”君子询问饮食就给予食物，询问住宿就给予馆舍。作为同盟的国君，流亡七年，却像破鞋一样抛弃他，没有人探望他。让高张、士鞅、荀跞之流，用甜言蜜语从中谋取利益，这是不把他当国君啊。与桓公带三百匹马拥立卫侯相比，难道把那些像水一样的人看作好吗】

译昭公十一年，夏季四月丁巳日，楚庄王在申地诱骗蔡侯般，将他杀死。楚公子弃疾率领军队包围蔡国。

楚庄王在申地，召见蔡灵侯。蔡灵侯准备前往，蔡国的大夫说：“楚王贪婪而没有信用，唯独对蔡国有怨恨。现在他赠送的礼物厚重，言语甜腻，这是诱骗我们，不如不去。”蔡侯不听从。三月丙申日，楚庄王埋伏甲士并宴请蔡侯，蔡侯喝醉后被逮捕。夏季四月丁巳日，楚王杀了蔡侯，并刑罚了他的七十名士人。这时弃疾率领军队图谋蔡国。韩宣子问叔向说：“楚国能成功吗？”叔向回答说：“能成功！蔡侯得罪了他的君主，又不能治理他的百姓，上天将借楚国之手让他灭亡，为什么不成功呢？然而我听说，靠不诚信而侥幸成功，是不能再次的。”楚庄王曾秉持道义讨伐陈国，说：“要安定你们的国家。”陈国人听从命令，于是楚王就将其设为县邑。现在又诱骗蔡国并杀死其君主，进而包围其国家，即使侥幸成功，也必定会遭受罪责，不能长久。夏桀战胜了有缗国，却因此丧失了国家；商纣王战胜了东夷，却损害了自己的生命。楚国地位低微，却屡次效仿这两位亡国之君，能没有罪责吗？上天借助力量去惩罚不善之人，并不是赐福给他，而是加重他的凶恶而降下惩罚。这就好比上天，五种材料都加以利用，所以没有拯救。《诗经》说：“枝叶还没有受害，根本却先被拔除。”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哀公四年，夏季，晋国人逮捕了戎蛮子赤，把他交给楚国。

楚国人已经攻克夷虎，于是谋划北方的事务。约定一夜为期，袭击梁和霍，包围蛮氏，蛮子赤溃败逃奔到晋国的阴地。楚国司马起用狄戎军队，逼近上雒，派人对阴地大夫士蔑说：“晋楚之间有盟约，好恶相同。如果不想废弃我君主的愿望，否则就要通过少习来听候命令。”士蔑向赵孟请示，赵孟说：“晋国尚未安宁，怎么能与楚国交恶？一定要迅速答应他们。”士蔑于是召集九州之戎，打算分割田地给蛮子并为他筑城，且将为他占卜。蛮子听从占卜，于是被逮捕，连同他的五大夫一起在三户交给楚军。楚国司马赐予城邑并建立宗庙，以此诱骗其遗民，于是全部俘虏带回国。赵孟诱骗戎子，就像楚子诱骗蔡侯一样。楚子诱骗蔡侯，《春秋》记载了月份、日期、人物、地点；至于晋国则简略了。晋国不称“诱执”，是因为效仿楚国。效仿楚国而归于楚国，就像没有人把罪责归于楚国一样。可惜戎蛮子没有给晋国厚重的贿赂。如果有厚重的贿赂给晋国，那么那些逆江而上奔命的人还没来得及为少习之事效力。

邵雍说：天下将要治理好，人们必定崇尚行为。天下将要混乱，人们必定崇尚言语。崇尚行为，那么笃实的风气就会流行。崇尚言语，那么诡诈的风气就会流行。天下将要治理好，人们必定崇尚道义。天下将要混乱，人们必定崇尚利益。崇尚道义，那么谦让的风气就会流行。崇尚利益，那么争夺的风气就会流行。三王，是崇尚行为的人。五霸，是崇尚言语的人。崇尚行为的人，必定进入道义。崇尚言语的人，必定进入利益。道义和利益相差，有多么遥远呢？那五霸中的齐桓公，还算是崇尚行为。防御谭国、消灭遂国，还没有盗用言语。防御鄣国、迁移阳国，还没有盗用行为。大概到了讨伐原国以示诚信，才开始盗取名声。那么后世盗取名声的人，也都是盗用言语吗？回答说：都是盗用言语。盗用的言语必定甜腻，正当的行为必定平淡。除了《诗经》《尚书》的枝叶之外，得其根本的，大概只有徐积、陈师道、孔某、刘宰这一类人吧？他们的行为安静而深远，他们的学问质朴而不夸饰。

作忠章第三十

孔子说：“君子不靠口头称赞别人，那么百姓就会兴起忠诚之心。所以君子询问别人的寒冷，就给他衣服；询问别人的饥饿，就给他食物；称赞别人的善行，就给他爵位。”《国风》说：“心中的忧愁啊，在我这里得到安乐。”

像这样，君子厌恶遮蔽贤才吗？厌恶知道贤才却不举荐吗？厌恶举荐贤才却不优先吗？孙叔敖、百里奚在秦、楚被任用，也是善于举荐，但没有记载在《春秋》中。记载在《春秋》中的，只有管仲、郤缺罢了。桓公从莒国返回齐国，让鲍叔做宰相，鲍叔推辞说：“我是君主的普通臣子。君主对我施加恩惠，使我不受冻馁，这是君主的恩赐。如果一定要治理国家，那就是管夷吾啊。我不如夷吾的地方有五点：宽厚仁爱安抚百姓，不如他；治理国家不失去权柄，不如他；忠诚守信能结交百姓，不如他；制定礼义能作为四方效法的榜样，不如他；拿着鼓槌站在军门，使百姓更加勇敢，不如他。”桓公说：“那管夷吾射中我的带钩，因此我差点死掉。”鲍叔回答说：“那是为了他的君主而动。君主如果宽恕并让他回来，他也会像这样（忠诚）。”于是向鲁国请求，想要活捉并杀了他。庄公捆绑了他交给齐国，齐国接受后撤退，等到到达后三次衅祭三次沐浴。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他，把政事交给他，立为仲父。

臼季出使，住在冀野，看到冀缺在除草，他的妻子送饭给他，互相恭敬对待像宾客一样，于是跟随询问，得知他是冀芮的儿子。和他一起回来，复命后推荐他说：“我得到贤人，应当报告。”文公说：“他的父亲有罪，可以吗？”回答说：“他是国家的良才，防备他以前的恶行，所以舜的刑罚是杀死鲧，他的举荐是兴起禹。现在君主所听到的，齐桓公亲自举荐管敬仲，他是贼啊。”公说：“你凭什么知道他是贤人？”回答说：“我看到他不忘记恭敬。恭敬，是德行的谨慎，谨慎于德行以临

译事情，怎么会不成功呢？”《康诰》说：“父亲不慈爱，儿子不恭敬，兄长不友善，弟弟不和睦，彼此不相牵连。”《诗经》说：“采摘蔓菁和萝卜，不要挑剔它们的根茎。”君主选取他们的节操就可以了。于是晋文公任命郤缺担任下军大夫。世上像鲍叔牙、臼季那样举荐贤才的人，也很少了。管仲和郤缺都是曾经有过仇怨的人，却凭借他们的才能德行隐居在民间，即使隐藏光芒、隐匿踪迹，还担心不能保全自身。然而举荐他们的人不以此为嫌隙，任用他们的人不以此为疑虑，所以这两位君主成就霸业也都体现了舜、禹那样的道义。如果不是鲍叔牙、臼季，就达不到这种境界了】

译那么，鲍叔牙举荐管仲，而管仲所举荐的人却没有被记载在《春秋》中，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管仲所举荐的人，才能不如管仲。管仲担任宰相三天就确定了政令，三个月就评定百官的职位，他说：“在礼仪上升降揖让，进退娴熟，辨别言辞的刚柔，我不如隰朋，请立他为大行。”“开垦荒地，聚集粮食众多，尽地利之利，我不如宁咸，请立他为大司田。”“在平原广阔的地方放牧，战车不交错车辙，击鼓进军，三军将士不后退，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他为司马。”“审理案件公正，不杀无辜，不诬陷无罪的人，我不如宾胥无，请立他为大理。”“敢于冒犯君主的脸色，进谏必定忠诚，不避死亡，不因富贵而屈服，我不如东郭牙，请立他为大谏。”这五位大臣，也都是贤人，但才能不如管仲，所以管仲虽然授予他们官职，却只是口头称赞他们而已。成季（赵衰）所推荐的狐偃、先且居、箕郑、胥婴、先都、栾枝、先轸、胥臣，才能都仅次于赵衰，所以赵衰的名字独自显赫于《春秋》。那么齐国没有贤人吗？回答说：凭借齐国这样的大国，怎么会没有贤人呢？管子制定内政时，正月朝会，乡长汇报事务，君主亲自询问说：“在你的乡里，有居家好学，对父母慈孝，聪明质朴仁爱，在乡里闻名的人吗？有的就告诉我，有而不告诉我，叫做遮蔽贤明，其罪有五。”官员处理完事务后，君主又亲自询问说：“在你的乡里，有秉承勇力，才能出众的人吗？有的就告诉我，有而不告诉我，叫做遮蔽贤才，其罪有五。”官员处理完事务后，君主又亲自询问说：“在你的乡里，有对父母不慈孝，在乡里不尊敬兄长，骄横急躁淫乱，不服从上级命令的人吗？有的就告诉我，有而不告诉我，叫做结党营私，其罪有五。”五属大夫汇报事务，国君询问他们，也是这样的。齐桓公，难道是用口舌称赞人的人吗？为什么没有举荐贤人的名声呢？除了齐桓公，只有晋悼公了。

晋悼公了解人，了解人并且能够用人。初次在武宫朝见，确定百事，设立百官，培育门子，提拔贤良，复兴旧族，推荐积德之人，振作被埋没的人才，年龄超过七十岁的人，国君亲自接见。称呼说：“祖父！”祖父不敢不承受。即位之后，就让吕宣子辅佐下军，说：“邲之战，吕锜在上军辅佐知庄子，俘获楚公子谷臣和连尹襄老，从而免除了子羽的灾祸。鄢之战，亲自射中楚王而击败其军队，以此安定晋国，却没有后代，他的子孙不可以不尊崇。”让彘恭子率领新军，说：“他是武子的弟弟，文子的同母弟。武子宣扬法度以安定晋国，文子勤劳自身以安定诸侯，你们二人的德行，怎么可以忘记呢？”所以用彘季保护他的宗族，让令狐文子辅佐他，说：“从前攻克潞国的战役，秦国来图谋破坏晋国的功绩，魏颗用他的身体在辅氏抵挡秦军，亲自制止杜回，他的功勋铭刻在景钟上，到现在还没有被养育，他的儿子不可以不兴起。”左氏又说：“国君知道士贞子志向专一，博闻强记并且宣扬恩惠于教化，让他担任太傅。知道右行辛能够用数字宣扬事物确定功绩，让他担任司空。知道栾纠能够驾驭并且调和政事，让他担任戎御。知道荀宾有力气而不骄横，让他担任戎右。”栾伯请求担任公族大夫，国君说：“荀家敦厚恩惠，荀会文雅敏捷，黡果敢无忌，镇静，让这四个人担任。富贵子弟的性情难以端正，所以让敦厚恩惠的人教导他们，让文雅敏捷的人引导他们，让果敢的人议论他们，让镇静的人修养他们。敦厚恩惠的人教导他们，就会偏执而不疲倦；文雅敏捷的人引导他们，就会委婉而进入；果敢的人议论他们，过错就不会隐藏；镇静的人修养他们，就会专一。这四个人担任公族大夫。”知道祁奚果敢而不淫乱，让他担任元尉。知道羊舌职聪敏严肃敏捷，让他辅佐他。知道魏绛勇敢而不混乱，让他担任元司马。知道张老明智而不欺诈，让他担任元侯。知道铎遏防恭敬而信实刚强，让他担任舆尉。知道籍偃敦厚遵循旧职，让他担任舆司马。知道程郑端正而不淫乱，喜好进谏而不隐瞒，让他担任赞仆。开始在虚朾会合诸侯，以救援宋国，让张老在四方传播美誉，以观察道义和逆乱。吕宣子去世，因为赵文子文雅，并且能够忧虑大事，让他辅佐新军。所以像晋悼公这样了解人，即使是虞舜朝廷的辅佐和谐，遇到这样的人也是可能的。假使他乘着昌明的时运，食着醇厚的风气，与太上主臣相处，即使演奏云门和咸池，也未尝不可。所以像齐桓公、晋悼公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能够作忠的人了。那么祁奚、晏婴不足以参与其中吗？回答说：祁奚举荐他的儿子，就不得不举荐他的仇人。春秋时代，公族执政，子弟杰出，生前被卿大夫所尊贵，举荐贤人是为了宣扬侧陋之人，为了疏通寒微之人，午也，而贤人不等待祁奚的举荐。晏婴的食客是四公子引荐的，称赞他的大良，止于越石父，没有一个士人，以纠正栾、高、陈、鲍的危难。这还只是托名于众人而取誉于人。张载说：君子对于天下，通达善与不善，遵循理的人共同喜悦，不遵循理的人共同攻击。这不如宣扬善隐藏恶的简约。善可以通达，不善不可以通达，通达善

译如果通达不善之人，就会造成混乱。君子听到自己的过错，就像害怕伤害别人一样谨慎；看到贤能的人，就像害怕赶不上他们一样急切。世间的小人，推举劣才来彰显自己的巧诈，推举昏庸之人来标榜自己的智慧，就像李林甫推荐陈希烈、吕夷简推荐张士逊那样。用言语称赞别人，尚且比苛责自己要好。诺责章第三十一

译孔子说：“嘴上说得好听而实际行动跟不上，怨恨和灾祸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君子与其做出承诺却背负责难，宁可不做。关于怨恨，《国风》中说：‘谈笑温和，誓言诚恳。没想到他反悔，既然他反悔，也就罢了！’”

【这难道就像鄟陵之盟那样吗？回答说：确实像鄟陵之盟。春秋时期令人悲哀的是，宗主国对诸侯的责难，不胜枚举。齐桓公主持了十五次大防，参与盟会的有十次，没有早上订立盟约晚上就违背的情况。鄟陵之会，动员了五国的军队，却因士鞅的一句话就突然解散，这也是不考虑后果啊。天道循环往复，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反面转化。溴梁之会以后，大夫专权，六卿主持的盟会如同家事一般。大概也有向齐国、鲁国通报，却没有人与他们商议的情况。范氏、中行氏、智氏，也是如此。范氏先耍诡计而先灭亡，晋国先分裂，齐国也紧随其后。所以怨恨灾祸的到来，是从扈地、鄟陵之盟开始的，也是从扈地、鄟陵之盟结束的。那么鄟陵之败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回答说：从蒲地之盟开始。蒲地之盟之后是夷仪之盟，夷仪之盟之后是澶渊之盟，接着是平丘之盟，这才令人悲哀。蒲地之盟要求归还田地，澶渊之盟遗留了送给宋国的馈赠，嘴上说得好听而实际行动跟不上，这是春秋所讥讽的】

【鲁成公】八年春天，晋侯派韩穿来告诉鲁国，把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九年春天，鲁成公与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在蒲地结盟。

【汶阳的田地，是齐国的田地。济水以西的田地，齐国已经归还给鲁国，而汶阳的田地，鲁国不归还给齐国，鲁国也不算做得对。然而已经祝贺战胜齐国了。晋国把田地给鲁国，又把它夺走，这是鲁国不能自主啊。况且这是鲁国的旧田，不需要从齐国夺取，而晋国借此插手。韩穿回国时，季文子为他饯行，私下说：‘大国制定道义来作为盟主，因此诸侯怀念恩德、畏惧讨伐，没有二心。认为汶阳的田地，是我们国家的旧地，于是对齐国用兵，让齐国归还给我们。现在又有第二道命令，说归还给齐国。用诚信来推行道义，用道义来完成命令，这是小国所期望并怀念的。如果诚信不可知，道义无处立足，四方诸侯谁不离心离德？’《诗经》说：‘女子没有差错，男子行为不一。男子没有准则，三心二意。’七年之中，一次给予一次夺走，还有什么比这更三心二意呢？男子的三心二意，尚且丧失配偶，何况霸主以德行来统领，却这样三心二意，怎么能长久拥有诸侯呢？《诗经》说：‘如果还不远，因此大力劝谏。’行父担心晋国不长远考虑，从而失去诸侯，所以敢私下陈述。第二年诸侯将背叛晋国，晋国人害怕，于是在蒲地会盟，以重申马陵之盟。季文子对范文子说：‘德行不竞争，重申盟约做什么？’范文子说：‘勤勉地安抚他们，宽厚地对待他们，坚强地抵御他们，用神明来约束他们，对顺从的安抚而对背叛的征伐，这是次一等的德行。’范文子还有诚信誓言的想法吗？《易经》说：‘中孚，就是诚信。’诚信是反复验证，都符合中孚。诚信不可反复，反复不可恢复，也就没有诚信的可贵了。这次行动将开始防备吴国，而吴国人不来，所以只有吴国不参与诚信的盟约】

【鲁襄公】二十五年夏天，鲁襄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夷仪会盟。

秋天八月己巳日，诸侯在重丘结盟。

【夷仪之战，这是第二次会盟了。晋国将要报复齐国朝歌之战，再次动员诸侯，渡过泮水，在夷仪会盟。齐国人以庄公被杀作为对晋国的报复，派隰鉏请求讲和。庆封来到军中，男女按班次进献贿赂。晋侯把宗庙器物、乐器从六正、五吏、三十师、三军的大夫、百官之长、正师旅以及留守者都有贿赂。晋侯答应了，派叔向告知诸侯。鲁公派子服惠伯回答说：‘您宽恕有罪之人来安定小国，是您的恩惠。寡君听到命令了。’这时将要接纳卫侯。在重丘结盟，赵武考虑到诸侯的辛劳，命令减少诸侯的贡品而加重礼仪。穆叔见到他，对穆叔说：‘从今以后，战争大概可以减少了。齐国的崔杼、庆封刚掌权，将寻求与诸侯友好。赵武知道楚国的令尹，如果恭敬地执行礼仪，用文辞引导，战争大概可以平息。这可以算是美好的盟约了。而君子为什么称它为旦旦呢？’前年八月，夷仪刚会盟，因水阻而返回。今年再次会盟，齐国又杀了国君，舍弃贼人不讨伐，却接受贿赂来动员诸侯，将要结盟，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如果讨伐齐国就不讨伐崔杼，如果接纳卫侯就不讨伐孙林父，而想以平息战争来谢罪天下的诸侯，这也是所谓的口惠。盟主费尽口惠，诸侯丧失实利。大义不彰，而贿赂公行，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鲁襄公】三十年冬天，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在澶渊会盟。宋国发生火灾，所以【因为宋国火灾的缘故，诸侯的大夫谋划归还宋国的财物。冬天十月，叔孙豹会同晋国的赵武、齐国的公孙虿、宋国的向戌、卫国的北宫佗、郑国的罕虎以及小邾国的大夫在澶渊会盟。后来没有归还财物给宋国，所以不记载人名。君子说：‘诚信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澶渊之会，卿不记载，是不诚信啊。诸侯的上卿会盟而不诚信，宠名都抛弃了。不诚信的不可行，就是这样。《诗经》说：‘文王上下，在帝左右。

译这就是“信”的含义。《谷梁传》说：“会盟不记载原因，这里说‘因为宋国发生火灾’，是为什么呢？”如果不说火灾的原因，就无法体现其中的善举。这里说“人”，是为什么呢？救灾需要众人之力，救什么呢？是为了弥补宋国所遭受的丧失和败坏。澶渊之会，中原各国不侵犯，夷狄也不进入中原，没有侵伐之事，长达八年，这是晋国赵武和楚国屈建的力量。那么八年的停战，难道不是向戌的力量吗？回答说：“向戌有什么力量呢？刚强所摧毁的是柔弱，势力所压制的是谦让。晋楚争夺盟主，天下开始战乱。宋国的盟会，晋国将盟主之位让给屈建；虢国的会盟，楚国将旧盟书加在祭祀用的牺牲上。楚国既然得志，那么争斗就稍微减弱，天下的诸侯也可以无事。所以八年的停战，不是因为保存宋国的缘故，而是因为尊崇楚国的缘故。为了保存宋国而空口许诺，还可以说；为了尊崇楚国而丧失实际利益，就不可以说了。天天发誓，有什么可贵呢？”那么战争不可以停止吗？回答说：“周武王收藏兵器，是有原因的。天下清明，干戈不使用，所以《诗经》说：‘收藏干戈，装入弓矢。我寻求美德，施于华夏。’自溴梁之会以后，江汉地区侵凌，吴越开始竞争。作为大夫们，不寻求美德，反而让华夏屈从于蛮荆。宋国的两次防御，这难道可以停止吗？所以杞国和宋国都受到磨练。杞国不可以筑城，就像宋国不可以称霸一样。宋襄公讲称霸，而石鴧发生火灾；向戌停战，而渐台一起烧毁。所以祝融，是楚国最初封地；商丘，是大火的废墟。大火相继，其火种自焚。《尚书》说：‘像火烧原野，不可靠近，还可以扑灭吗？’防备十二国的大夫，都是像燎原之火。燎原之火，没有人，所以因而有人。那么杞国筑城而不被人，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杞国筑城，是小事；澶渊之会，是大事。杞国从晋，澶渊从楚，反过来不思考，也就罢了。’”

译鲁昭公十一年秋季，季孙意如与晋国的韩起、齐国的国弱、宋国的华亥、卫国的北宫佗、郑国的罕虎以及曹国、杞国的人在厥憖会盟。

左氏说：楚军驻扎在蔡国，晋国的荀吴对韩宣子说：“不能救援陈国，又不能救援蔡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亲近诸侯，晋国的无能，也可以知道了。”自己身为盟主，却不防备国家的灭亡，那盟主还有什么用呢？秋季，在厥憖设防，谋划救援蔡国。郑国的子皮准备出发，子产说：“走不远，不能救援蔡国。”蔡国弱小而不顺从，楚国强大而不施德行，上天将要抛弃蔡国来助长楚国，等到楚国盈满再惩罚它，蔡国必定灭亡。况且丧失国君而能坚守的很少。楚王三年后会有灾祸吗？美与恶的周期，必定会反复。楚王的恶行已经满盈了。晋国人于是派狐父向楚国请求救援蔡国，楚国人没有答应，诸侯便回去了。这就是所谓的“口头上施惠而实际上没有做到”吧？在贯地会盟，江国、黄国前来结盟。等到在楚地会盟，黄桓公没有救援。桓公也是所谓的“口惠”之人吗？回答说：“桓公在位时，亲自为诸侯操劳，不以将帅的身份凌驾于盟国之上，国内有淮夷的防备，国外有狄人的祸患，他不能救援黄国，是形势所迫。”晋国凭借四千辆兵车胁迫十二个国家，低头侍奉楚军，连邻国的灾难都不能救援，反而还要向楚请求命令，所以厥憖的会盟，是《春秋》所感到羞耻的。

鲁昭公十三年秋季，鲁昭公与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平丘会盟。八月甲戌日，在平丘共同结盟。鲁昭公没有参加结盟。

先前晋侯招待齐侯时，举起箭矢分给俊才，齐国和晋国将要竞争。这时将要重温盟约，齐国人不同意。晋侯派叔向告诉刘献公说：“齐国人不愿结盟，该怎么办？”刘献公回答说：“结盟是为了确立信用，您如果有信用，诸侯就不会有二心，担心什么呢？”用文辞告知他们，用军队督促他们，即使齐国不答应，您也做得很多了。天子的老臣，请求率领王室的赋税和十辆大车，率先出发。于是晋国将要讨伐齐国，齐国人害怕，便请求结盟。叔向说：“诸侯有询问，不能不向众人展示。”八月辛未日，整顿军队，竖起旗帜但不展开。壬申日，再次展开旗帜，诸侯畏惧。邾人、莒人向晋国控告说：“鲁国早晚攻打我们，几乎灭亡了。我们不进贡，是鲁国的缘故。”因为晋侯没有接见鲁昭公，鲁昭公派叔向来辞别说：“诸侯将在甲戌日结盟，我知道不能侍奉您了，请您不要劳累。”子服惠伯回答说：“您相信蛮夷的控告，断绝兄弟之邦，抛弃周公的后代，也只看您的了。”寡君听从命令。叔向说：“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存在，即使以无道的方式行事，也必定令人畏惧，何况遵循正道，有什么敌人呢？”鲁国人害怕，听从命令，因此在盟外结盟，并在苕丘拘捕了季孙。叔向难道有叔鱼的心吗？不致力于德行，却挟持王使向宗国显示武力。起初说是威慑齐国，接着又讨伐鲁国。齐桓公在召陵，晋文公在葵丘，晋悼公在亳北，他们对外抵御楚国以奖助王室，难道说的是这些吗？《诗经》说：“不思其反，反是不思。”说的就是叔向。

那么《春秋》厌恶盟誓，是从清丘开始的吗？回答说：清丘，是恐惧的盟约。受惊网罗的鱼，在洳水、沮水诅咒；背负箭矢的兽，在原野发誓。楚国已经进入陈国，包围郑国打败晋国，消灭萧国，让诸侯聚集而呼号结盟，已经胆怯，所以让群大夫结盟说：“不得已啊。”这还有体恤病患、讨伐背叛的意思。那么卫国违背盟约，为什么呢？回答说：陈国已经遭受兵祸，而宋国又攻打它。卫国救援陈国，没有失去体恤病患的意思。宋国攻打陈国，对萧国没有救援，而卫国救援陈国，没有背叛楚国。晋国又接着讨伐卫国，必定杀死他们的大夫；卫国又接着杀死孔违来取悦晋国。所以赏罚失去中道，愤怒悲哀扰乱节度，没有比清丘更严重的了。至于盟誓的频繁，口惠而实违，在十二公中，隐公、桓公最严重。所以清丘的盟约，《春秋》来不及讨伐。

那么楚国打败夏盟，而众大夫共同会师，是谁开始的？回答说：从文公三年讨伐沈国开始。沈国微小，不参与会盟，向南服从楚国，也就罢了。而晋国联合六国的军队进入它的边境，驱赶它的人民。于是楚人发泄愤恨而图谋江国，晋军无力，在狼渊失去郑国，在厥貉失去蔡国。诸侯开始震惊恐惧，在新城结盟，而陈国开始归附楚国，最终不能返回。所以新城的盟约，是盟约中最正确的。而晋国凭借赵盾与七国的诸侯结盟，《春秋》也不取。所以《春秋》不赞成盟誓，是遵循虞夏正殷周的道理。那么隐公、桓公之间，盟誓二十次，都没有好的吗？回答说：都是口惠。口惠而实不至，是神明所厌恶的。那么隐公比桓公差吗？十年而九次会盟，频繁于桓公，始于邾仪父，都没有接受命令。终于浮来，还是亵渎盟约。回答说：隐公没有正名而正实，他的盟约取信于人；桓公扰乱实而正名，他的盟约不取信于己。所以自从稷的会盟成功，天下就没有会盟；折的盟约成功，天下就没有盟约。《春秋》讨伐会盟，必定从鲁桓公开始。怎么能说隐公比桓公差呢？所以《旦旦》的诗，也是为鲁桓公诵读的。

鲁桓公十一年秋季，在柔地会合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鲁桓公在

译钟。

冬季十二月，鲁桓公在阚地会见宋庄公。

译鲁桓公十二年【夏季，六月壬寅日，鲁桓公与杞侯、莒子在曲池结盟】

秋季，七月丁亥日，鲁桓公在谷丘防备宋公、燕人并与之结盟。

八月，鲁桓公在虚地防备宋公。

冬季，十一月，鲁桓公在〇地防备宋公。丙戌日，鲁桓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

十二月，鲁桓公与郑伯一起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

【《春秋》在这里没有加以讥讽。为什么不加讥讽呢？因为罪行已经昭著。在两年之间，四次结盟，四次防备，时而信任，时而僭越。所交往的人，都是篡夺国家而争夺权位，依靠贿赂而得以生存的人：华督拥立宋冯，祭仲拥立郑突，羽父拥立桓公。事情有正面和反面，罪过有轻重等级，但归结到篡夺和贿赂这一点上则是一样的。潮湿与干燥相互寻求，歌唱与哭泣并不诚信。《春秋》所记载的结盟与防备，大体上也是如此。《诗经》说：‘言语欢笑温和愉快，誓言诚恳坚定，没想到他会反悔。’既然反悔而不思悔改，那也就罢了！邵雍说：‘君子看到善行就喜欢，看到不善就厌恶；小人看到善行就厌恶，看到不善就喜欢。善与恶各自跟随其同类。君子看到善行就接近，看到不善就回避；小人看到善行就回避，看到不善就接近。君子见到义就行动，见到利就停止；小人见到义就停止，见到利就行动。趋向义则利于人，趋向利则害于人。利与害相差，多么遥远啊！’然而还有表面利于人而暗中害人的，表面喜欢人而暗中厌恶人的，表面接近人而暗中背离人的，这些人口实与阴阳同样有弊病。像蔡确对待韩维，邢恕对待司马光，丁谓对待范准，都是这样】

情辞章第三十二

孔子说：“君子不凭脸色来亲近。人情疏远而表面亲近，对于小人来说，就是穿墙挖洞的小偷。”与子说：“情感要真诚，言辞要巧妙【巧作考】

【这就像对待扈和鄟陵一样。圣人痛心于宗国，不止一次。这不是指出入三次朝见，竟然请求使用天子隧道的行为吗？说：晋文公的功业，怎么能忘记呢？城濮、鄢陵，仅仅两件事罢了。如果在后世九锡的任命下，躺着就能晋升，有什么穿墙挖洞的呢？齐侯打算与臧纥打猎，并询问讨伐晋国的事。臧纥说：‘难道您像夜间行动而白天防备的人吗？’不处在寝庙之中，而乘人之危。桓公、文公虽然污浊，还不伺机而动。那么，凭脸色亲近人，人情疏远而表面亲近，是指什么呢？说：也是指高张、范鞅之类的人。那么黄父之盟，不就像张义一样吗？说：平丘之后齐国不服从晋国，晋国也不敢讨伐。窃取周的名义说：‘我将向周输送粮食，使齐国不能疏远周，也不能疏远晋。’然后招致齐国而晋国主持盟约，所以晋国戍守周、向周输送粮食，都不是为了周。害怕齐国察觉，而代替夏盟。所以晋国与齐国，都是乘楚国的疏忽，而在周的寝庙中防备的】

【昭公】二十五年夏季，叔诣在黄父防备晋赵鞅、宋乐大心、北宫喜、郑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夏季在黄父防备，谋划王室之事。赵简子命令诸侯的大夫向王室输送粮食，准备戍守的人，说：‘明年将迎立周王。周王居住在狄泉，大概已经两年了。’两年后才谋划，谋划又过了一年才迎立，‘如果义有坚固的城墙和严密的锁钥，窃取它也就窃取了，然而还要窥视而后行动，说是齐国还没有来。’如果齐国一定不来，晋国告诉诸侯，竖起旗帜并询问他们，‘倒下的牛伏在防备之处，形势也已经分明，然而不敢害怕军队行动而祸患产生。’知道范氏、中行氏的形势不安定，所以退避等待，先前退却而持守，‘夺取晋国则不可，讨伐齐国则不敢，一定想借周的名义，似乎维系天下的诸侯，这是赵鞅所做的穿墙挖洞的事。’那么赵鞅的穿墙挖洞，不比世间的强横之人贤明吗】

【昭公】三十二年冬季，仲孙何忌在成周防备晋韩不信、齐高张、宋仲防、防世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修筑成周的城墙。

【秋季八月，周王派遣富辛与石张到晋国，请求修筑成周的城墙。天子说：‘上天降祸于周，使我们兄弟都有叛乱之心，成为伯父的忧虑。我的一二亲近甥舅，不得安宁，至今十年，辛苦戍守五年。我一人没有一天忘记，忧虑的样子如同农夫盼望丰收，恐惧地等待时机。伯父如果施以大恩，恢复文王、武王的功业，解除周室的忧虑，祈求文王、武王的福佑，以巩固盟主的地位，宣扬昭示美好的名声，那么我一人就有大的愿望了。从前成王会合诸侯，修筑成周的城墙，作为东都，推崇文德。现在我想要借助成王的灵验，修筑成周的城墙，使戍守的人不辛苦，诸侯得以安宁，害虫远离，这是晋国的力量。伯父实在要慎重考虑，使我一人不招致百姓的怨恨，而伯父对先王有荣耀的施恩，先王会任用他。’范献子对魏献子说：‘与其戍守周，不如修筑城墙。’天子实在说：‘即使有后事，晋国不必知道也可以。’范献子可以说是穿墙挖洞的人了。天子正想借助盟主的力量，以巩固其后事，而献子想要不知道后事，以便自身，图谋人情疏远而表面亲近，心意懈怠而礼节傲慢，他所谓穿墙挖洞之下的人。晋氏尚未分裂，而范氏先灭亡，不就是这样吗】

【定公】四年三月，鲁定公在〇地防备刘子、晋侯、宋公、蔡侯、衞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

译夏天，在召陵，侵犯楚国【五月，鲁庄公与诸侯在臯鼬结盟】

译刘文公在召陵会合诸侯，谋划讨伐楚国。晋国的荀寅向蔡侯索取贿赂，没有得逞。他对范献子说：“国家正处于危难，诸侯正有二心，打算借此袭击敌人，不是很难吗？雨水正下，疟疾正起，中山国不服从，背弃盟约招致怨恨，对楚国没有损害，却失去了中山国，不如辞谢蔡侯。自从我们从方城以来，楚国还没有可以得逞的时候，只是徒然劳苦罢了。”于是辞谢了蔡侯。凭借诸侯的兵力赋税，天子的宠信威灵，不足以使亲近，反而亲近贿赂，其情不真诚，其辞不考察。有看脸色就知道远近的人了。古时的召陵之盟，向诸侯彰显诚信，放下兵器而入，满载而归，天下都知道桓公的情意，可信且可亲。因此四十二年间，楚国不敢窥视中原。况且以执玉沉汉的蔡国，可以加重索取吗？那么蔡国灭沈国可以吗？回答说：“这是楚国拘禁蔡侯、沈子所导致的。”文公三年，诸侯讨伐沈国，而楚国于是防守长江。沈国煽动楚国，已经很久了。晋国不救蔡国，而蔡国开始依附吴国。柏举之战，蔡国借助吴国打败楚国，这是《春秋》所深深赞许的。所以《春秋》不祝贺战胜，祝贺战胜的只有三次：城濮、鄢陵、柏举。鸡父之战，也有赞许之意。所以自从萧鱼之盟以后，晋国的脸色不如吴国的脸色。吴国质朴而容易明白，晋国文饰而难以亲近。所以召陵两次结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终始。

【臯鼬之盟】卫国子行敬子对灵公说：“会盟很难，众口纷纭，没有人能治理。让祝佗跟随吧。”于是派子鱼，子鱼推辞说：“臣伸展四肢来履行旧职，还怕不够，又烦劳刑书。如果又共同承担两大罪过。况且祝是社稷的常职，社稷不动，祝不出境。这是官制的规定。国君因军事行动，祓除社庙，衅祭战鼓，祝捧着祭品跟随，这才出境。如果是友好之事，国君出行军队跟随，卿出行旅从，臣无事可做。”灵公说：“去吧。”到了臯鼬，将要让蔡国排在卫国前面，卫侯派祝佗私下对苌弘说：“听说蔡国将排在卫国前面，是真的吗？”苌弘说：“蔡叔是康叔的哥哥，排在卫国前面不也可以吗？”子鱼说：“以先王来看，是崇尚德行的。从前武王攻克商朝，成王安定天下，选拔建立明德之人，作为周朝的屏障。所以周公辅佐王室，治理天下，对周朝和睦。分给周公大路、大旂、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让他们率领宗族，安抚分族，带领同类，以法则治理。周公因商奄之民，任命伯禽，封在少皥的墟地。分给康叔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疆土略，从武父以南，到圃田的北境，取于有阎的土地，以供奉王职，取于相土的东都，以防备王的东巡。聃季授土，陶叔授民，任命康诰，封在殷墟，都开启商政，以周法划定疆界。分给唐叔大路、宻须之鼓、阙巩、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任命唐诰，封在夏墟，开启夏政，以戎法划定疆界。这三者都是叔父，而有美德，所以用分物来彰显。不然，文、武、成、康的伯父还多而没有得到这些分封，只是不崇尚年长罢了。管叔、蔡叔开启商朝怨恨，离间王室，王于是杀了管叔而流放了蔡叔，用车七乘，徒众七十人。他的儿子蔡仲改过自新，率领德行，周公举荐他，作为自己的卿士，见王而任命他为蔡侯。他的命书说：‘王说：胡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为什么让蔡国排在卫国前面？’武王的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没有官职，难道崇尚年长吗？曹文是昭公的后代，晋武是穆公的后代。曹为伯甸，不是崇尚年长。现在要崇尚年长，是违背先王。晋文公为践土之盟，卫成公不在，夷叔是他的母弟，还排在蔡国前面。载书说：‘王说：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防、齐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以复查。您想恢复文、武的方略，而不正其德行，将怎么办？”苌弘高兴，告诉刘子与范献子谋划，于是让卫侯排在前面。那么让卫侯排在前面是对的吗？回答说：“是对的。”晋为盟主，而排在齐国前面；齐为盟主，而排在鲁国前面，有什么次序？蔡国乘此车败，而反辙，其后于鲁、卫不为过。那么《春秋》的记载，蔡国曾排在卫国前面，践土之盟，郑国排在卫国前面，您怎么说？回答说：“隐、桓之际，蔡为王卿，或合或离，以王爵为序。践土之盟，叔武未君，《春秋》进退，定之于天，当日载书，又安足以知之乎。”

那么子鱼的言辞是信于情呢？还是信于辞呢？回答说：都信。而子鱼的考察不如子产的诚信。襄公二十五年，子产献陈防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回答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頼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

译陈国，因为具备三恪的资格，所以是我们周朝王室的后裔。直到今天，我们仍依赖这种关系。桓公作乱时，蔡国人想立他的儿子，我们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他为君，蔡国人却杀了他。我们又和蔡国人一起拥立厉公，至于庄公、宣公，都是我们自己拥立的。夏氏作乱时，成公流亡在外，又是我们自己迎他回国，这些国君您都是知道的。如今陈国忘记了周朝的大德，轻视我们的厚恩，抛弃我们的姻亲关系，倚仗楚国的兵力，来欺凌我们弱小的国家，这不可能得逞。因此我们有往年的进谏，没有得到成功的命令，于是就有了东门之战。在陈国战道上的井都被填平，树木都被砍伐，我们国家非常害怕不能竞争而感到耻辱。大姬上天启发我们的心意，陈国知道它的罪过，向我们投降，所以我们敢向您献上报捷的功劳。」晋国人说：「为什么要侵犯小国？」回答说：「先王的命令，只针对有罪的地方，各自承担相应的刑罚。况且从前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诸侯国方圆百里，从此以后逐渐减少。现在大国拥有方圆数千里的土地，如果不侵犯小国，怎么能达到这样呢？」晋国人说：「为什么要穿军装？」回答说：「我们先君武公、庄公担任平王、桓王的卿士，城濮之战时，文公发布命令说：「各自恢复原来的职务。」命令我文公穿军装，辅佐周王授予楚国防御，不敢废弃周王的命令罢了。」士庄伯不能反驳，回报赵文子。文子说：「他的言辞顺理，冒犯顺理不吉利，于是接受了他的功劳。」冬十月，子展辅佐郑伯到晋国，拜谢陈国的功劳。仲尼说：「晋国作为霸主而郑国进入陈国，不是靠文辞不能成功，要谨慎言辞啊！谨慎言辞的诚信不如考察情实的诚信。」所以有子产的情实，祝佗的文辞，差不多可以不靠脸色亲近人了。张载说：「发自内心，失于声音，迷谬于四肢，认为已经当然，是自欺。想要别人停止，是从欺人。君子没有自欺的脸色，没有欺人的声音，所以他的情实可信而他的文辞可考。」后来的学者，大概是马伸、吕大临这样的人吧？马伸刚毅像曾子，大临笃挚像子夏，充类不为二贤，大概足以接近他们了。那么尹焞、张绎、谢良佐、朱光庭、防酢、杨时都足以接近他们吗？回答说：这不是绝德。信情而考辞，有什么不能接近的呢】

译不违龟筮章第三十三

孔子说：“从前夏、商、周三代的明君都侍奉天地神明，没有不使用卜筮的，不敢凭自己的私意去侍奉上帝，因此不触犯日月运行的规律，不违背卜筮的结果。卜和筮不互相替代。大事要选定时日，小事不选定时日。有筮占时，外事选用刚日，内事选用柔日，不违背龟卜和蓍筮。”孔子说：“牺牲纯正，礼乐齐备，因此对鬼神没有妨害，对百姓没有怨恨。”

【夏道尊崇天命，天命通达于神明，因此有卜筮的天命。殷道尊崇神明，神明通过礼仪相交，因此有卜筮的礼仪。周人两者都用，一次不再次，再次不三次。所以轻慢卜辞、轻慢礼仪、轻慢神明，都是轻慢。那么三代不废除卜筮，是为什么呢？圣人不用人来治理人，而用天道来治理人。】

【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夘日举行烝祭，夏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

【两次烝祭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是卜选日期的结果。为什么没有卜选月份呢？回答说：这是桓公的偏颇之处。说：我将实行夏历，把烝祭移到正月，那么必定要把禴祭移到五月。烝，是物产丰盛的名字；禴，是物产稀薄的名字。用夏历祭祀而备齐丰盛物产，那么这种做法无法持续；做法无法持续却还要实行，那就是让鬼神怀疑其名实不符，让百姓损害其簿籍账目。那么御廪发生火灾，可以停止尝祭吗？回答说：怎么能因为灾祸就停止尝祭呢？锅釜的损害，不使父母停止进献食物；御廪发生火灾却使祖宗停止尝祭，谁认为可以呢？那么《春秋》记载这些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展示礼制的极致。四天将要举行尝祭了，祭品所出的地方，在斋戒的期限内，国君夫人不亲自参与，百官不警戒，却导致有遗漏烧焦的情况，对于宗庙钟簴的忧虑，宗祝如何推辞呢？所以《春秋》厌恶那些怠慢开始的人，并非厌恶那些防备终结的人。那么桓公、僖公的宫室发生火灾也不缺夏祭，世室的房屋倒塌也不废秋尝，是这样吗？回答说：确实如此。修缮祖庙，是臣子的职责；进献时令食物，是祖先的意志。桓公、僖公亲尽，就把神主藏于太庙；世室的亲未尽，就每年四次尝祭，没有人改变它。那么庙祭卜选日期而有己卯、丁丑、乙亥，符合礼制吗？回答说：周人使用丁、辛、癸日，大概有固定的日期。大事不卜选，小祀有筮占，以四季的常规祭祀而屡次更改日期，逐渐到更改月份，那么霜露的感应，鬼神也有所不交流。那么大事不卜选日期，而鲁国的郊祀屡次卜选日期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怀疑的缘故。孔子说：“我观察周道，幽王、厉王伤害了它，我依托鲁国又能去哪里呢？”鲁国的郊禘不符合礼制，周公的衰微啊。杞国的郊祀，是因为禹；宋国的郊祀，是因为契。这是天子的事，是守成的。张载说：“杞、宋的郊祀，是因为他们是二王之后。”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是成王的心意，不敢以臣礼对待周公，所以以二王之后对待鲁国，但这并非周公的本意。成王可以赐予伯禽，但伯禽不可接受。先儒认为乐用宫悬，舞用八佾，在周公的庙里可以，在其他庙里不可以。然而自汉儒以上，没有讥讽鲁国使用郊祀的。《礼记》说：“成王因为周公有大功勋劳于天下，命令鲁公世世代代，像周公一样使用天子的礼乐，因此鲁君孟春乘坐大辂，载着弧韣，旗帜十二旒，日月之章，在郊外祭祀上帝，配以后稷，这是天子的礼制。”《明堂位》说：“鲁君孟春在郊外祭祀上帝，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大庙举行禘礼。”所以《左传》说惊蛰时郊祀，又说郊祀后稷以祈求农事，那么鲁国有郊祀，只用于祈求谷物，避开建子月而顺应建寅月，像杜预、赵伯循的说法那样。而《公羊》、《谷梁》都把郊祀当作子月，周公之义通用三正，所以以十二月卜正月，以正月卜二月，以二月卜三月，取鬼神的取舍作为祭祀的先后，这是夫子所说的不敢凭私意亵渎上帝。那么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筮，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有时日的，比如郊祀下辛日而卜上辛日；无时日者的，比如烝尝使用己夘、丁丑、乙亥，大阅治兵使用壬午、甲午，会盟使用辛酉、辛卯。那么〇比于祀，祀比于盟，都用柔日；筑比于搜，搜比于戎，都用刚日。而庄公末年两次筑城四次筑墙，昭公、定公之间有五次大搜，都不筮选日期，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的城、筑、搜、狩都不记载日期，认为这与礼制无关。朝聘觐问不如去京师，那么繁琐的礼节也可以停止了。那么雩是大祀，《春秋》十一次雩祭都不记载日期，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雩，是求雨。干旱求雨，就不知道是哪一天。求雨那么僖公、文公之间屡次有大旱都不雩祭，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人事与天道各自不相应，即使是圣人也无可奈何。僖公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七月大雩，二十一年夏大旱而不雩，文公三年、十年、十三年都很干旱而不雩。《公羊子》说：“说雩则旱灾显现，说旱灾则雩祭不显现。”用旱灾掩盖雩祭，那么还是不相应，所以雩祭无处致其日期。那么雩祭不是祭祀上帝吗？回答说：其常

译这是雩祭。经常举行雩祭却不扩大规模，为什么呢？回答说：只是没有动员全国的民众罢了。那么把鲁国的两种祭祀称为郊祭和雩祭，不对吗？回答说：惊蛰时节举行郊祭，唯独鲁国如此；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天下通行。那么鲁国只有郊祭这一种吗？回答说：有一种郊祭和一种禘祭。郊祭不占卜具体日期而只占卜月份，禘祭不占卜月份而只占卜具体日期，为什么说禘祭不占卜月份而只占卜日期呢？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僖公八年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七月是大祭，五月是时祭。大祭不占卜具体日期，时祭要占卜具体日期，所以乙酉、己卯、乙亥、丁丑这四个时辰都可以举行祭祀。那么孔子讥讽鲁国郊祭，是为什么呢？孔子因为要确立爵位以纠正吴、楚国君的僭越，就不得不通过郊祭和禘祭来端正宗庙祭祀；因为文献记载让人痛惜杞、宋两国周代遗风的丧失，就不得不借礼乐来感叹周公之道的衰微。所以孔子的感叹，这也是不得已啊。那么孔子对于占卜郊祭，没有讥讽吗？回答说：占卜郊祭，是合乎礼制的。不该占卜却仍然举行郊祭，那就是不合礼制了。那么占卜后得以举行郊祭，鲁国就最终一直举行郊祭吗？回答说：这是周王室所褒扬的。道统在东方，楚国僭越了礼制器物，秦国僭越了祭祀规格，齐国窃取了礼乐文饰，晋国窃取了实际权力。鲁国所坚守的，还是先人的遗风。郑国请求隧葬、问鼎轻重，齐国在防地、殽地举行烝祭，周王室收藏的史官，尚且能分辨清楚，而说这是惠公所冒犯、请史角所追讨的，如果不是错误，那也是谬误，是过错啊。祝佗是熟悉史事的史官。他说：成王分给鲁国士田陪敦，祝官、宗伯、卜官、史官具备祭品，典防官掌管常备的礼器。这四种人，是礼乐寄托的对象。没有重大的礼乐，就不称为具备祭品。既然具备了祭品，就记录在典防官的档案中，祝官、宗伯记述它来告祭天地宗庙，卜官、史官记载它来告祭鬼神。日月运行依靠典防官彰显于常备礼器，因此鲁国的祭祀不亵渎天地，不违逆日月，不伤害鬼神，不招致百姓怨恨，不得罪霸主诸侯。而后来的儒生一定要诋毁它，只是显得他们浅陋罢了。那么汉代儒生没有诋毁鲁国祭祀的吗？回答说：有。这也是《春秋》的大义，而不是当时天子的法度。

译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卦象不吉，于是免除牺牲，但仍进行三望之祭。【为何要四次占卜郊祀？是因为占卜三个正月都不吉，又再次占卜，这是为了顺应启蛰之时的郊祀。启蛰之时的郊祀本可以不占卜，却又占卜，是出于谨慎。分析谷神不称为郊祀，却也称为郊祀，是因为有先帝后稷存在。】

宣公三年春，周历正月，郊祀用的牛口受伤，改卜另一头牛，牛死了，于是没有进行郊祀，但仍进行三望之祭。

成公七年春，周历正月，小鼠咬食郊祀牛的角，改卜另一头牛，小鼠又咬食其角，于是免除这头牛。夏五月，没有进行郊祀，但仍进行三望之祭。

十年夏四月，五次占卜郊祀，卦象不吉，于是没有进行郊祀。

十七年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祀。【郊祀从冬至开始，到启蛰结束。夏五月不举行郊祀。到了秋九月，是不合礼义的。不合礼义的要记载，合礼义的不记载。占卜不吉的要记载，吉的不记载。〇的记载，顺祀的记载，违背礼义的也记载其中可记之处，以探究天人之义。】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次占卜郊祀，卦象不吉，于是免除牺牲。

十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卦象不吉，于是没有进行郊祀。

定公十五年春，周历正月，小鼠咬食郊祀牛，牛死了，改卜另一头牛。夏五月辛亥日，举行郊祀。

哀公元年，小鼠咬食郊祀牛，改卜另一头牛。夏四月辛巳日，举行郊祀。

《谷梁传》说：“这是概括变通之道。在变通之中，又有言论。小鼠咬食郊祀牛的角，改卜另一头牛，记载这是不敬。郊祀牛每日检查，量角而知受伤，检查之道已尽。郊祀，从正月到三月，是郊祀的时节。夏四月，夏五月，郊祀不合时节。夏之初，可以承接春；以秋之末，承接春之始，更加不可。九月举行郊祀，‘用’字表示不适宜使用。郊祀占卜三次，是礼；四次，非礼；五次，是勉强。占卜免除牺牲，吉就免除，不吉就不免除。牛受伤不说‘伤之’，因为伤是牛自己造成的，所以言辞缓和。完整的称为‘牲’，受伤的称为‘牛’，未成牺牲的称为‘牛’。牛是一样的，所以称为牛的原因不同。有变故而不用郊祀，所以占卜免除牛。已经是牛了，为何还要占卜免除它？礼与其失去，宁可有尝，置于上帝之上，所以占卜后才免除，不敢专断。占卜不吉，怎么办？不免除，安置它，系着等待。六月上甲日，开始准备牺牲，然后左右辅助。以六月上甲日开始准备牺牲，十月上甲日开始系牲。十一月、十二月，牺牲虽有变，不记载。以十二月下辛日占卜正月上辛日，如果不吉，就以正月下辛日占卜二月上辛日；如果不吉，就以二月下辛日占卜三月上辛日；如果不吉，就不举行郊祀。所以这样，是三代明王重视卜筮的原因。那么《春秋》之道，起初并未毁弃郊祀。未毁弃郊祀而其言辞像毁弃郊祀，像是庆幸不举行郊祀，惋惜仍举行郊祀，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之道，以天为本；郊祀之典，以王为本。王垂范于当年，天垂范于百世。以百世彰显天，就说：‘这就可以停止了。’王而不以天为本，以当世彰显王，就说：‘这仍有存在的。’天而彰显王，所以天王与《春秋》互相纠正。所以汉儒与鲁郊，与宋儒诋毁鲁郊，都未得其正。】

易富章第三十四

孔子说：“后稷的祭祀，容易富足。其言辞恭敬，其欲望节俭，其福泽惠及子孙。《诗》说：‘后稷开始祭祀，庶几无罪无悔，以至于今。’”

【那么《春秋》不赞许鲁郊而赞许鲁社吗？回答说：郊社是一样的。冬至之郊，以报答根本，回归起始；寅正之郊，以祈求农耕借。都祭祀上帝而配以后稷。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鲁人郊祀后稷，祖周公而宗鲁公。鲁人不敢禘帝喾，不敢祖文王，所以以后稷为始祖，以周公为祖，所以区别于天子而保存诸侯之分。所以鲁之郊禘都是义的。那么周天王以至日郊天，用上辛日，鲁也用，无所避讳吗？回答说：武王柴望大告，其日庚戌；周公作雒，攻位也在庚戌。郊社用上辛日，是鲁礼。那么戎事用刚，祀事用柔。雒邑始郊，实用丁巳，郊牛、稷牛各一。那么先甲后甲，先庚后庚，周鲁通用。天子以至日事上帝，立春祈谷，不再卜日，其余都卜。鲁人郊祀不敢用冬至，祈谷不敢用元春，卜用三正，主于辛日，所以区别于周室而参三代之意。所以鲁之郊禘都是礼。郊禘两祀，都祖后稷，不及帝喾；祖周公，不及文王。所以其诗说：‘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周公‘皇祖’，也是其福女。古之议礼者，未有昧君臣之分，乱明王之制，而烦后世之诛求者。其牲角茧栗，牲体全脀，太羮不和。其器牺尊、疏布、羃椫、杓蒲、越藁鞂，器用陶匏，粢盛秬鬯。所以说：后稷之祀易富也。周鲁之祀后稷，都奏思文而歌生民之诗，《閟宫》之诗，是鲁人所跻僖公。跻僖公而左氏用以箴夏父】

译为什么呢？有人说：这是鲁僖公，是季孙祈祷后为他修建宫室的。

译那么，春王正月都是周天子在郊外祭祀，既然周天子已经郊祭，鲁国就可以不郊祭了。然而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都有“春王正月”的记载，这说明周天子已经郊祭，而鲁国又占卜是否郊祭，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前面已经说过了。鲁国避开冬至日，但不避开上辛日，而且如果在正月占卜，就会早于十二月，如果在正月占卜，那就是占卜二月的事。所以襄公七年四月占卜郊祭，孟献子认为太晚了，说：“我现在才知道有占卜这件事。”郊祭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所以惊蛰时郊祭，郊祭后才耕作，现在已经耕作却还要占卜郊祭，占卜结果不吉利是理所当然的。孟献子的意思，也是认为子、丑、寅三个月可以依次占卜，不仅仅是依次占卜，也可以进行祭祀，所以孟献子又说：“正月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冬至，可以祭祀祖先。”所以《春秋》并不曾不允许鲁国郊祭，只是厌恶其僭越而又轻慢，轻慢而又强行坚持，好像不祭祀就不罢休的样子，这也是后稷所厌恶的。那么鲁国只有祈谷、大雩这两件事吗？回答说：祈谷、大雩，是天下各国共同举行的；郊祭昊天并配享后稷，祖祭后稷并宗祭周公，是天下各国不共同举行的。孔子的意思，是想让天下共同回归质朴。朱干玉戚，刻画的椽子，红色的柱子，万舞八佾，在后稷看来不知是什么事。文饰到了极点就会兴起质朴，质朴到了极点就会产生文饰。《诗经》说：“思念文德的后稷，能够配享上天。”如果没有后稷的文饰，就会丧失周公的质朴，即使《閟宫》不筑，《生民》不歌，对于考核政绩也没有益处。

威敬章第三十五

孔子说：大人的器物，在于威严和恭敬。天子不用占卜，诸侯有固定的占卜。天子出行用占卜，诸侯不在自己的国家不用占卜。占卜住宅和寝室，天子不占卜太庙的位置。【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回答说：是为了襄公行冠礼而说的。在戱地结盟，襄公送晋侯。晋侯在河上宴请襄公，询问襄公的年龄。季武子说：在沙随之会的那一年，我们的国君出生。晋侯说：十二年了。这是一个终，也是一个星终。国君十五岁生子，行冠礼后生子，这是礼制。国君可以行冠礼了。大夫何不准备冠礼的器具？武子回答说：国君行冠礼必须用祼享的礼仪进行，用金石之乐节制，在先君的祧庙举行。现在我们的国君在出行，还不能具备这些。请等到兄弟之国去借用完备的器具。晋侯说：好。襄公回国到达卫国，在卫成公的庙里行冠礼，借用了钟磬，这是合乎礼的。那么悼公十四岁称霸诸侯，不行冠礼吗？回答说：栾书、中行偃又怎么能知道呢？行冠礼必须告于祢庙，百官执事都齐备，然后谒告于太庙世室。入朝视事，在位者受赏，宴享贵戚，然后宗祝没有惭愧的话，百官没有羞愧的脸色。那么古代没有天子诸侯的冠礼为什么呢？回答说：天子诸侯作为世子，都是从士礼开始的。不及士礼，就先绂而后絻，因丧事而即位，免丧后释放吉服，遍见群臣，这就如同冠礼一样。借庙行冠礼，诸侯古代没有听说过。这一年将尽。作为季孙氏的人也说：凭借大国的宠幸恩惠我们的国君，等到烝祭，有周公的旗帜，禽父的钟簴，不敢琐碎，以为国君担忧，只有滋植，敢拜谢国君的恩赐。借庙行冠礼，则礼制没有听说过。而且这不占卜日期，不占卜寝室，而居住在卫成公的庙里，不符合威严和恭敬。阳桥之战，楚人救齐。楚子审方年幼，率领军队到达蜀地。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两位国君年轻，都强行让他们行冠礼。所以蜀地之盟不记载，蔡侯、许男说两位国君强行行冠礼，又乘坐楚国的车。晋国想要蔡、许归附我吗】

【成公】二年冬十一月丙申，襄公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在蜀地结盟。

【这次结盟，楚公子婴齐执政。《春秋》不记载蔡侯、许男。距离襄公行冠礼二十七年了】

【僖公】五年秋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郑伯逃归，没有结盟【首止之盟，是为了安定周王世子。惠王不协调，召郑伯告诉他说：「我安抚你跟随楚国，辅佐你依靠晋国，可以稍微安定。」郑伯高兴于王命，却害怕不朝见齐国，所以逃归。孔叔阻止他说：「国君不可以轻率，轻率就会失去亲近，失去亲近祸患必然到来。生病而乞求结盟，损失多了。国君一定会后悔。」不听。又过了一年，开始在母地乞求结盟，又在洮地乞求结盟。所以郑文公可以说是不威严恭敬的人了。所谓「不在自己的国家不用占卜」吗？襄公七年，鄬地之会，陈侯逃归，也是害怕楚国。听从二庆而做出匹夫的行为，所以整个春秋时期郑、陈害怕楚国，也是威严恭敬之道丧失了】

【庄公】四年冬，庄公与齐人在禚地打猎。

【远处有彭生，近处有纪侯，却越过国家去微狩，为什么呢？谷梁子说：齐人，就是齐侯，降低庄公的敌手，所以降低庄公。忘记仇恨而释放怨恨，如同嬉戏一样。难道没有诸侯的守筮吗？而越过在草莽中，是群臣的过错】

二十三年夏，庄公到齐国观社

【这是曹刿所说的国君举动必须记载的。古代居住必须占卜，出行必须占卜。像这样就没有用处占卜了】

【昭公】二年冬，昭公到晋国，到达黄河，就返回了。

译季孙宿前往晋国。

【这是为了少姜的缘故，其实也可以不占卜了。然而古人并不废弃占卜，圣人想要在此记载日期，却又有不可记载之处。所谓“日”，是指威仪与敬慎之道已经穷尽了。威仪与敬慎之道穷尽，那么尊崇亲爱之义也就断绝了；尊崇亲爱之义断绝，那么王霸的余风遗烈也就全部消失了】

译僖公二十四年冬天，周天子出居郑国。

昭公二十三年秋天，周天子居住在狄泉。

栎地有郑国的宗庙，汜地没有郑国的宗庙。狄人已经攻打郑国，又居住在郑国，离开郑国就没有地方可住了。为什么住在狄泉呢？所以威严和恭敬，是天子守护的宝物。天子居住时有守护的宫室，出行时有道路，占卜出行时筑坛，进入宫室时有处所，在宗庙中却轻慢他的意志，从而兴起战事，出行时喜好抛弃辎重，从而放纵他的事务，这是公卿百官的过错，不是占卜的过错。那么占卜必定不可废弃的原因是什么？回答说：鬼神，是天地的灵知之气。天地的灵知之气，汇聚于精爽之中，心灵与之相接，恭敬则气聚，不恭敬则气不聚。日月所照耀的地方，都有魂魄存在。占卜，是图书象数的总汇。借助它的名象，来宿止灵知之气，教导人们威严恭敬，以便与清明相交接，与鬼神谋划事理的意义。张载说：天能赋予本性，人的谋虑能发挥能力，大人穷尽本性，不把天的赋予当作能力，而把人的谋虑当作能力。所以说：天地设立位置，圣人成就能力。所以占卜，是圣人用来穷尽人事而向天谋划的方法。人的谋虑不穷尽，那么天的灵知就不显现；天的灵知不显现，那么天的能力就不成就。所以占卜，是鬼神的良好能力。那么《春秋》尊崇鬼神吗？回答说：《春秋》就是天，天是鬼神的总汇，它的功能位置存在其中。成就能力成就位置，然后日月霜露在其中运行，这就是《春秋》用来创造万物命运的原因。

用祭器章第三十六

孔子说：“君子恭敬，就使用祭器，因此不废弃。不违背日月，用占卜来恭敬地侍奉君长，所以上层不轻慢百姓，下层不防备上层。”

【祭器是什么？是威严恭敬的意思。威严恭敬的器物，体现在四肢，表现在蓍草上。三代明王，没有不使用占卜的，所以借助清明来通达日月，借助日月来通达天地。那么齐桓公不使用占卜是什么缘故？宋襄公被神所蒙蔽而不通达人事，齐桓公被人事所蒙蔽而不通达天命。桓公十八次会盟，都不占卜日期，到葵丘才占卜日期。晋文公在践土占卜日期，在河阳不占卜日期。践土占卜日期，是合乎道义的；河阳不占卜日期，是形势使然。葵丘占卜日期而首止不占卜日期，就不是用来恭敬天子、通达王世子事务的做法。那么葵丘用戊辰日作为外事，践土用癸丑日作为内事，是什么缘故？回答说：践土离王城近，葵丘离王城远。那么征伐也都占卜日期吗？回答说：在宗庙告祭，在社坛类祭祃祭，内祀外戎，这两者是占卜的起始。国家危亡、迁都、立君，也可以凭心意决定。然而圣人不敢这样做，圣人所不敢的是什么？不敢用自己的聪明，而有怨恨鬼神、伤害百姓的意思。那么《春秋》三次询问都不占卜，是什么缘故？回答说：《春秋》没有三次询问。征伐数百次，迁都以十乘兵车作乱而立的，比比皆是。所以人事在内混乱，那么日月在上混乱，鬼神在下混乱。《春秋》记载，立君的，外国只有卫国立位而记载日期的，定公一位君主而已，都改变文辞而取质朴，转移权力而归于平衡。至于外国君主，违背时日，都屏除排斥不记载，以表明周礼应当尊贵日月，鬼神不可侵犯。鲁国奉行周礼，鲁君夫人及纪叔姬，没有违犯时日的。桓公文公的丧事，也是这样。而周朝唯独以襄王闻名，所以奉行礼制很难。奉行小的以及大的，所以细小的律令不破坏而大的界限不逾越。那么鲁国多拘泥忌讳，不违犯时日却不因此获得福报，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奉行礼制，是臣子的道义；防备福报，是上天的事情。君子不用臣子的道义去邀求上天的事情。那么诸侯非朝聘而自行会盟，是不合礼的。不合礼就不能告祭鬼神，不能告祭日月，占卜也可以废弃了。然而不废弃，是什么缘故？回答说：伯叔甥舅非时而觐见献享，未为违背礼制。鬼神日月，也偶尔相值。伐木的亲亲，天保的尊尊，难道有两种意义吗？所以燕享会盟，不放松占卜。那么蔑不占卜而唐占卜，唐用刚日而艾用柔日，艾用柔日而瓦屋用刚日，是什么缘故？回答说：蔑是内，唐是外，艾是内，瓦屋是外。那么浮来是内吗？回答说：邾莒都是内。内地等同于祭祀，外地等同于战争。那么入郕、入许都称日期，是什么缘故？回答说：这是乱命。征伐之事，得到就搏杀。鹰獭开始祭祀，为它记载日期。等到肆杀搏杀，也就罢了。难道说鹰獭而修习占卜吗？所以《春秋》记载日期，有四种意义：谨慎开始，防备终结，识别重大，审察细微。战争、祭祀、会盟、享礼、嘉奖、恶行，都有这四种意义。这也只是得到占卜的意思罢了。得不到占卜的意思，即使钻灼七十二次，也没有益处】

隐公元年三月，公与邾仪父在蔑地会盟。

九月与宋人在宿地会盟。

大事有时日就不占卜，小事无时日就占卜。这不可以占卜吗？回答说：不足以占卜。公自认为摄政，惠公不作为丧主，而自行与邾仪父并列。邾仪父未被任命，未被任命就称人，如同宋人一样。而

译公退让而不敢在诸侯中设防，这是公的恭敬。不使用祭祀的礼器，却怀有使用簠簋那样的恭敬之心。

译【隐公】六年，夏季五月辛酉日，隐公在艾地与齐侯结盟。

八年，秋季九月辛夘日，隐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

【这都是占卜吉日结盟。艾地的结盟，是隐公初次会见诸侯。会见诸侯，就成就了隐公的君位。那么，清地的相遇，没有见到宋公吗？回答说：这是与夷狄一同行动。在郑国寻找军队，偏袒州吁而仇视宋国。冯地不允许隐公与夷狄相见。那么隐公与齐、莒结盟，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齐、莒没有参与宋国的行动。没有参与宋国却与他们结盟，比已经攻打郑国再与他们结盟要贤明。所以齐、莒的结盟，都保留了日期，认为这是得到了吉日。那么瓦屋的日期为什么也保留呢？程子说：大道隐没而天下成为私产，然后才有诰命和誓约；忠信淡薄而人心怀疑，然后才有盟誓和诅咒；盟誓诅咒繁多而契约混乱，然后才有交换人质。于是倾覆危亡形成而百姓无法安身。《春秋》革除淡薄而崇尚忠信，在多次结盟时谨慎地记载日期，是同一个道理。由外国主持，不参与占卜的意义，就像庚寅日进入祊地、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的意义一样。说：只是谨慎开始以防备最终罢了。那么隐公用柔日与诸侯结盟，用刚日与戎狄结盟，为什么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回答说：可取之处在于道义无法坚守。到了桓公时代就衰败了。桓公在防地结盟记载日期的有六次：越谷丘使用柔日，曲池、武父、黄趡使用刚日。对于日月、鬼神、君长的道义，都没有可取之处。然而用月日，还是都记载下来，也只是表达祭祀器物的意思罢了】

【那么隐公、庄公素春的道义是什么呢？回答说：已经疏远了。而又拖延迟缓，就那些事情而言，也可以废弃日月，也可以废弃占卜。像防地抵御戎狄、棠地观鱼、郑人来输平，这些难道是用祭祀器物的吗？那么宋卫相遇，南季来聘问，滕侯、薛侯来朝见，都用祭祀器物，却废弃了日月，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一定是有不用祭祀器物的，而假托为祭祀器物。《诗经》说：‘不记日不记月，何时能有所约束？’大概是说疏远。疏远了就简略它，《春秋》对于事情，没有遗漏的言辞罢了】

【隐公】二年春季，隐公在潜地抵御戎狄。

五年春季，隐公在棠地观鱼。

六年春季，郑人来输平。

【清地的相遇，说是隐公与宋公。隐公不与宋公，而公子翚与宋公，那就是与宋公。于是输平，大概还有疑虑。因为孤壤而怀疑吗？那么还有进入祊地的约定，中丘的会盟。为什么废弃月日呢】

【隐公】八年春季，宋公、卫侯在垂地相遇。

九年春季，周天子派南季来聘问。

十一年春季，滕侯、薛侯来朝见。

【几乎相遇了，然后才相遇；几乎聘问了，然后才聘问；几乎朝见了，然后才朝见。《诗经》说：‘约定时间却不到，反而多生忧虑。’那么纪季姜嫁到京师，也不记月日，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以长久迟缓为贵。像单伯迎接王姬，在城外为王姬修建馆舍，按时令行事，这是礼的重大体现。不是春季不记月日的意思】

【那么桓公四年没有秋冬两季，为什么呢？这大概有隐含的意义。让后世看到，就以为史官缺漏。秦军侵犯芮国，周王军队包围魏国。圣人认为这与《春秋》无关。而齐、鲁两国不相往来，询问者长达十五年。难道有归怀的咏叹见于艺麻吗？却让《春秋》废弃两个季节。所以利贞，是天地的性情。天地的性情丧失，那么《春秋》的律令就残缺。《春秋》的律令残缺，那么礼乐的损益就没有开始的依据了。这是君子所感叹的】

【桓公】三年秋季七月壬辰朔，发生日食，全食。

公子翚到齐国迎接夫人。

【这叫做触犯日月吗？回答说：这不是所触犯的日月。日月的运行，符合其常规度数，超过就超过了，是小的过错。君夫人的行为，失去其常规度数，超过就不超过，是大的过错。凡是晦蚀、雷电，君子就废弃占卜。占卜不可行，何况娶君夫人？回答说：日食全食后光明产生，占卜在那个月，不在那日。说那个月，是谨慎避讳罢了】

九月夫人姜氏从齐国到达。

【娶夫人而不占卜吉日，占卜吉日而《春秋》不记载，表明无可告于日月鬼神，也就无可告于社稷宗庙。那么哀姜进入的八月丁丑日，还占卜吉日，《春秋》记载了，为什么呢？回答说：哀姜记载丁丑日，是为了戊寅日觌见宗妇。丁丑日占卜吉日，戊寅日不占卜吉日。占卜吉日的，是正亲迎的开始；不占卜吉日的，是正用币的混乱。那么文公四年夏季在齐国迎接妇，不记载日期，也不记载到达，为什么呢？回答说：大婚的礼仪从此开始衰败了，没有尊崇开始，也没有隆重结束，这是襄仲的暴虐，《春秋》早就占卜出来了。那么哀姜的尊崇开始也没有隆重结束，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两个哀姜，有的盈余，有的不足，不得其中道，这就是鬼神日月所归咎的灾祸。那么说鲁国秉持礼制，是什么呢？回答说：戎事和祭祀，鲁国秉持礼制在这两件事上没有触犯日月的，也是列国所看重的】

【桓公】六年秋季八月壬午日，大阅兵。

【这是占卜吉日，戎事使用刚日，鹑火的分野，马祖所食，于是选取这一天。车攻吉日，还是这个意义。古代有国家，四季讲习事务，秋的意思是狝，意思是止。刈兰

译筑起高台，手持谷物来阻止他。鲁国拥有八百辆战车，地处齐、晋两国之间，受到侵犯掠夺的情况时有发生，形势上不敢轻慢，况且此时已入秋季。庄稼即将成熟，祭告宗庙并检阅车马步兵，这算不上大的过失。然而，前一年的秋天，鲁国国君在郑国受伤；这个月内，蔡国杀死了陈佗。对外没有勤王救主的道义，对内没有体恤邻邦的谋略，反而在国内清点百姓，以此惊动视听，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桓公的志向所致。周王室衰微，诸侯开始用兵，州、纪、谷、邓、惠等国相继来朝见，桓公大概已有称霸之心。诸侯战败的开端，是从桓公在宋国作战开始的。桓公凭借一次战役战胜了宋国和齐国，齐国心怀猜忌，产生了嫉妒怨恨之心，而桓公却安然地与彭生同乘一辆车，所以齐襄公说要报仇，是为了宋国之战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在齐僖公时期，长达十五年，齐国弓矢精良，为什么会有《猗嗟》这首诗呢？因此，残忍好战，轻敌而入侵他国，这两点是桓公失败的原因。最终因为文姜蒙受了巨大的耻辱，所以公子彭生，不过是钟巫借以杀人的工具罢了。

译庄公八年春天，周历正月，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和蔡国的军队。

甲午日整治军队。

【这也是占卜日期的。驻扎在郎地，就不占卜日期而整治军队。为什么要占卜日期呢？驻扎在郎地，是晦暗之事；整治军队，是显耀之事。晦暗是为了希望得到援助，显耀是为了侵犯郕国。郕国已经投降，齐国就不再参与其中。所以诚信失于诸侯，仁爱失于同姓。这是齐国被陈国、蔡国所鄙视嘲笑的原因。那么庄公效法桓公却有所不及。桓公喜好用兵，在宋国作战而大败，回到齐国；庄公喜好用兵，在干时作战而大败，回到鲁国。《春秋》记载大败，是从这两位国君开始的。所以行事没有必胜之心，也就没有大败的，没有比礼义更恰当的了。日月鬼神，又怎么能用羽籥来感化干戚呢？那么大规模阅兵整治军队，都还是占卜日期才进行的。三军舍中军，都不占卜日期，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使用祭器的义理。到了三桓时期就衰落了。窃取兵权的人，就像穿墙越户的小偷一样。他们的道义不足以侍奉君长、调和上下，随意地做，随意地停止，那么也就保留其大砭罢了。那么大规模阅兵整治军队，也不足以侍奉君长、调和上下，却还要占卜日期，为什么呢？回答说：桓公、庄公没有霸业，又没有王命。桓公会合诸侯，打败齐军；庄公打败宋军，接纳卫朔，都有称雄称霸之心。后行礼义而先动甲兵，五霸的开端，鲁国是率先发声的。《春秋》用大规模阅兵整治军队，防备五霸的开端，用设立三军舍中军，贬斥五霸的终结。所以用天道治理鲁国，用王道治理天下，匡正鲁国的三桓，以治理晋国的六卿，关键在于侍奉君长、调和上下，使震慑恐惧的旁边不失去祭器，其义理是一致的】

襄公十一年，春天，周历正月，设立三军。

昭公五年春天，周历正月，废除中军。

【这都是占卜月份的，而不占卜日期。不占卜日期，是因为不是一天。占卜月份，就在这个月里。这难道有占卜吗？强者为之，而鬼神不参与谋划，那么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谋划】

文公二年八月丁夘日，在大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

定公八年冬天，顺祀先公。

【逆祀就记载日期，顺祀不记载日期，为什么呢？阳虎想要除去三桓，而顺祀先公，占卜月份辛夘日，在僖公的庙里举行禘祭。第二天壬辰日，将在蒲圃杀季氏，这就是以乱祀。乱事不占卜，不占卜就不记载日月，说是鬼神日月所不参与的。不参与的，就称为顺祀，为什么呢？回答说：虽然不占卜，但说其义理已经正当了。正当其义理，不夸大其事；保留其事，不夸大其功。说：这是宗庙的常典，虽然不记载日期也可以。不记载日期并且不记载月份，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烝祭。问而知其为十月。那么锡命、归脤、用祭器的大事，都不记载月份日期，为什么呢？回答说：其来源遥远了。记载受赐者就不尊贵，记载赐予者就不亲近，为之记载时间，顺从天道，是《春秋》的义理】

那么考仲子的宫，立武宫、丹桓宫、楹刻桓宫、桷都不占卜日期吗？回答说：有占卜的而都不当，那么就像不占卜一样。考仲子的宫而说不当，为什么呢？回答说：以嫡子则有孟子，以继位则有声子。况且其母在而为父立继，没有以为母的理由。所以占卜，是人鬼所合谋的。人鬼不合谋，天地不成能，那么就像不占卜一样。辛巳日立武宫，是占卜的。那么立君即位，是祭器的大事。书元年而不书元日，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不占卜的。那么不占卜的都是元日吗？回答说：有的。如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就是这样。禘祭不是元日，就占卜。如夏五月乙酉日吉禘于庄公就是这样。所以《春秋》的法度，有记载日期的，有不记载日期的，有记载日期不如不记载日期质朴的，有记载日期不如不记载日期决断的。用以谨慎开始防备终结，识别大事审察细微，那么日月筮龟参证其端了】

隐公四年冬天十二月，卫国人立晋。

【这是立君，《春秋》特别记载而不记载日期，为什么呢？回答说：外国立君，就像其他国君返回本国一样，举一个例子作为杀立而弑不立的例子。杀立而弑不立，那么蔡人杀陈佗，不记载立跃，为什么呢？回答说：郑人立之，不与蔡之立出。那么是与卫人同罪吗？卫人说：卫人杀一君，立一君，《春秋》有什么关系？卫人以王命杀州吁，必以王命立晋，《春秋》有什么罪？还是卫人，以国废置，那么也以国治之。义分于弑不弑，那么名正于立不立。那么陈桓公的卒有两日，卫宣公的终再见丙戊，为什么呢？回答说：这都是有子祸的。不记载日期就疑于凶终的，记载日期就有疑日，所以疑而质存之，是《春秋》的谨慎。《春秋》的谨慎终结甚于谨慎开始，谨慎开始则百姓不害，谨慎终结则鬼神无怨】

定公元年，夏天，六月癸亥日，公的丧事从干侯回来。戊辰日，公即位。

【这是立君，《春秋》特别记载而记载。记载为癸亥，而记载戊辰；为昭公，而记载定公。五月之间，大概有不胜记载的。举其可记载的，变正月为夏六月，变

译元旦是戊辰日。在十二公的历法中，这是最大的变局。遇到大变要占卜日期，小变则不占卜日期。

译【宣公】八年冬季十月己丑日，安葬我国夫人敬嬴。因下雨，未能安葬。庚寅日，太阳升到中天时，才得以安葬。

【定公】十五年九月，滕国国君前来参加葬礼。丁巳日，安葬我国国君定公。因下雨，未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时，才得以安葬。

【这就是所说的“小的变故不占卜日期”。自十公以来的二十年中，没有使用刚日的，而敬嬴和定公却使用了。有人说敬嬴和定公大概有隐恶。按照《春秋》的道义，则认为他们不够完备。所谓完备，就是谨慎地开始、防范地结束，明辨大事、审慎细微，这四点都具备了才算完备。那么，具备这四点的就记载日期，也有记载日期却不具备这四点，具备这四点却不记载日期的吗？回答说：有。天道治理的记载日期，人道治理的不记载日期，天人争夺胜负的记载日期，天人不争夺胜负的不记载日期。天道治理而记载日期的，像三十六次日食、五次地震、九次灾害之类，天道正在治理，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干预。人道治理而不记载日期的，是人自我治理的，像十九次筑城、八次建筑之类，圣人不干预，天道也不能干预。天人争夺胜负的，像郑国公孙舍之进入陈国，虽然事情细微但仍记载日期。天人不争夺胜负的，像宋公拘捕曹伯阳，虽然事情重大但仍不记载日期。所以用这四点来确定记载月份和日期的道义，即使不占卜也可以】

【僖公】二十年春季新建南门

五月乙巳日西宫发生火灾

【定公】二年夏季五月壬辰日，雉门和两座观台发生火灾。

冬季十月新建雉门和两座观台

【这两件事，是天道与人道分别治理的。人道治理的，记载时间到月份就可以了；天道治理的，记载时间到日期就可以了。君子不因为积累时间的人为因素，去触犯记载日期的天道；不因为积累月份的时间，去触犯记载时刻的日期。所以节俭而容易富足，恭敬而少有怨恨，敬畏而没有悔恨。如果不是这样，鬼神与圣人分别治理，即使占卜也无能为力】

【那么圣人尊崇神、尊崇礼还是尊崇天命呢？回答说：尊崇天命。天命出于天，把它当作神就尊崇它，把它当作礼就遵循它。《春秋》记载十四次战败，都记载日期；只有王师在贸戎战败，不记载日期。二十三次战争，都记载胜负；只有我国军队在井陉作战，不记载胜负。八次国君回国，都记载日期；而楚国拘捕蔡侯的开始，宋国拘捕伯阳的结束，都不记载日期。所以《春秋》尊崇王、尊崇君、尊崇中原而亲近同姓，这四者，是《春秋》所确立的天命。《春秋》尊崇它所尊崇的，亲近它所亲近的，日月和卜筮，是这两种尊崇与亲近之间的媒介。日月的本质是尊崇而作用亲近，卜筮的本质是亲近而作用尊崇。圣人兼用它们。神的事用神的方式，礼的事用礼的方式，天命的事用天命的方式，以此来洗涤心灵成就能力，应对变化，包罗天地之道。那么史墨、梓慎、裨灶谈论阴阳、星辰，南蒯、阳虎谈论卜筮，也可以接近《春秋》的道义吗？回答说：《春秋》尊崇天命，天命是神与礼的结合。神率领鬼而顺从天，礼率领义而顺应人。人与天不结合，性命就无法施行，却说接近《春秋》，那就很少了。邵雍说：天地的根本，大概起源于中吧？因此乾坤交变而不离开中。人居住在天地中心，居住在人群之中，太阳到中天就盛大，月亮到月中就圆满，所以君子贵中，说的是消长进退的开始。又说：天变化时节而地应和万物，时节是阴变而阳应，万物是阳变而阴应，所以时节可以逆推而知，万物必然顺成，因此阳迎而阴随，阴逆而阳顺。说它们的本体，则天分化而为地，地分化而为万物，而道不可分。探究它们的终结，则万物归于地，地归于天，天归于道，所以君子贵道。不知道这些而谈论日月卜筮，都是偏颇的，何况《春秋》呢？《春秋》是天地日月鬼神礼乐所建立的纲纪】

表记集传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表记问业附录

明 黄道周 撰

灾异不记载月食

【商应椿问：《春秋》记载“公夫人王及王后”，表明阴阳合德、内外分治。夫人出入变故都记载，而月食唯独不记载，为什么呢？《诗经》说：“那月亮昏暗，就是它的常态。”月亮显现本体而遮蔽太阳，是阴蔽，所以认为是怪异；太阳显现光辉而冲击月亮，是阳射，所以不认为是怪异。那么陨石坠落、鹢鸟飞行已经细微了，却也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这还比有麋鹿、蜮虫飞行更重大。蜮虫飞行、鸜鹆鸟飞行还记载，何况比这更重大的呢？那么圣人谈论怪异吗？回答说：已经记载了，有什么怪异呢】

里克荀息

【又问晋国里克弑杀国君卓子以及大夫荀息，里克是跟随申生的。申生在防邑死去，里克想立重耳，是正当的。荀息是跟随奚齐的，奚齐死于难，荀息又立卓子，是不正当的。正当的被加上贼的罪名，不正当的标明其官职。虽然里克有加重罪行的恶，荀息有不食言的美德，但后世那些背离传文看待经文的人，都贼视里克而君视齐卓，而且自己贼视他们。又记载其官职，那么里克和荀息都是死于官职的人。死于官职不如死于道义，里克和荀息都是接近官职而远离道义吗？回答说：确实如此。这两个人都不知道道义。然而高哀远远寄托于宗国，子骓离开木门，这两个人可以并行吗？回答说：哀和骓没有官职，里克和荀息有职守，这怎么能相同呢

译那么，什么叫做“道”呢？回答说：“道”这个词的含义，是预先谋划而合乎正道，深藏不露而通达事理。留侯张良预先谋划而合乎正道，曲逆侯陈平深藏不露而通达事理。

译胡逢甲说：曲逆足以算是懂得道义吗？绛侯和曲逆，也还算是中立罢了。幸运的话就像狄梁那样，不幸的话就像里克那样。狄梁和里克相比，只是没有加害的恶行罢了，但要说他们践行了道义，那还谈不上。那么周昌、褚遂良可以算是恪守官职吗？回答说：周昌也差不多算是懂得道义了。

晋侯抓获曹伯，把他押回京师。

商应椿说：诸侯抓获别人，如果被抓的人有罪，就召他来。晋文公抓获卫侯，也称他为“人”。陈佗篡夺太子之位，直接记载为“蔡人杀陈佗”。现在晋厉公的道义不及晋文公，而曹负刍弑杀太子，与陈佗相同，却改变文辞称他为“人”，去掉名字而称爵位，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既然是在防地抓获他，不得不称晋侯。既然结盟后抓获他，又送他回去，不得不称曹伯。如果像晋文公亲自进入曹国抓获曹伯，不称晋侯，那么委屈就没有归处。曹伯贿赂筮史，又回到曹国，不称曹伯襄，那么罪责就没有依附之处。在曹国和卫国之间斟酌，来确定爵位和名称的道义，那么褒贬自然显现了。商应椿说：观察状况的对比，弑君篡夺的罪责，相差悬殊；贿赂筮史，又有什么罪呢？曹伯襄既然称名，而负刍直接称伯，那么弑君篡夺的罪责就比观状轻，逃避贼人的道义就比贿赂免罪轻。况且说已经列在防地，道义上不再讨伐，那么就是诸侯执政，而罪责和贿赂相继出现。《公羊传》说：抓获并送回的称曹伯，为什么不称名？又不说复归于曹，是为了公子喜时。公子喜时对内平定国家，对外治理诸侯，还是没有困难了。《谷梁传》说：出入不称名，认为没有失去他的国家。如果让弑君的贼人因为贤能的公子而免罪，出入不称名，那么公子遂、季孙行父就不会被《春秋》厌恶了。不知道晋文公对于曹、卫，晋厉公对于负刍，同样的讨伐却不同的文辞，其中的道义何在？回答说：在这里可以看到霸主的兴盛与衰落，以及京师的隆盛与衰替。霸主兴盛就奉送权力给京师，诸侯回到他们的国家，致送牺牲而称名。霸主衰落就分权给卿士，诸侯从京师回来，没有地方辨别他们的罪责与否。回答说：以勤勉开始，以懈怠结束；以讨伐罪责开始，以逃避惩罚结束，与世道一起升降罢了。公子喜时与此有什么关系呢？

商应椿说：石碏讨伐州吁，对外向周王请求，对内派右宰涖执行。负刍弑杀太子而欢喜，喜时在国内主持，又在国外治理，让他安然回国，拘泥于小节，不能再次向天下申明大义。整个春秋时期，母亲弟弟出现在《春秋》中的很多，而喜时没有被记录，意思是这样的吗？回答说：《春秋》所记录的，没有非常盛大的，孔门不称道管仲、晏婴，即使季友、叔肸也以内大夫的惯例书写，不是为了通达节操。石碏的权变施于父子之间，子臧的情义等同于君臣。左氏认为曹伯的恶行没有波及百姓，当时的事，存在于细微和显明之间，是权变和宽恕罢了。《礼记》说：恭敬接近礼，节俭接近仁，诚信接近情。接近礼的人过错少，接近情的人可信，接近仁的人容易宽容。这就是说的子臧吧。

胡逢甲说：《礼记》说：君子用道义衡量别人，就很难做到；用人情衡量别人，那么贤者就可以知道。整部《春秋》，都用道义衡量别人。对于管仲却说他是人，如果拿着《春秋》的道义，用管仲、子产来衡量别人，那么世上都是那样的人吗？人没有值得计算的，圣人怎么在天下自处呢？比如韩公不因为胆识允许别人，卷帘一事，郑公终身怨恨。靖安想要用中丞的职位允许赞皇，杜悰一句话，赞皇也认为是恩德。凡人的感情，可以期望而知，只有一种小人，像李训、郑注、章惇、蔡确之流，切不可以人情期望他们。如果遇到这种人，不深恶痛绝，就会危及国家；深恶痛绝他们，那么他们一定会凭借才能自我进身，先杀掉他所忌惮的人，然后波及宗庙社稷。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春秋》不非议他的大夫，像羽父、庆父、公子遂，圣人只是平平地对待他们，宣布事实，先后都可见。善于下手的人，何必以刀笔为能事。

鲁桓称霸

戴造口前记称五霸不始于齐桓，只是齐桓最为兴盛罢了。宋国打败秦国，筵席夷狄，应该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从晋厉公、晋悼公往上，只有鲁桓公的谥法以开拓土地、使远方臣服为桓。桓公二十次会合诸侯，两次打败宋、郑的军队，八个国家来朝见天子，三次聘问，他作为开始称霸是无疑的。不知道在宋、齐的会盟中，鲁国得以作为宗国成为班列之首呢？还是还在宋、齐之后呢？回答说：既然称霸，就主持齐盟，不主持齐盟，有什么霸业呢？自从纪、郑会战，齐宋在郎地战败，断绝欢好十年不亲近。曹国之后，鲁国实际上统领宋、齐，还未称霸。有什么齐国的役使呢？那么北戎的馈赠，鲁国为什么成为班列之首呢？回答说：鲁国秉持礼义，鲁国作为班列爵位，而郑国实际上处在后面，郑国因此怨恨，而鲁国没有过失。桓公主持齐盟，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荀息、公子地、乐大心。

陈有度说：《礼记》说：“君主对臣子有责罚，臣子有死于自己的言论，所以他接受俸禄不虚假，接受罪责就更少。”有人说：“侍奉君主，难进而易退，那么职位就有秩序；易进而难退，就会混乱。”如果荀息的不食言，公子地、公子辰的离开国家，《春秋》也允许他们吗？回答说：“《春秋》有什么允许的？君子侍奉君主，大言入则

译追求大的利益，不崇尚言辞；不是合适的人选，事情就不会成功。苟息传位给奚齐，就不是合适的人选。有陨落而没有辅佐，有什么利益呢？”古代贵戚之臣不轻易离开自己的国家，公子地地位卑微，向魋一天之内就离开国家，公子辰又出逃，他们国家的臣子以此胁迫他们的君主，《春秋》为什么认可这种行为呢？那么乐大心难道不比华向贤明吗？回答说：“侍奉君主，开始要谨慎，结束要恭敬，可以生可以死，但不能让他作乱。”公子辰已经在萧叛变，乐大心从曹国进入并跟随他，这就是同作乱了。所以乐大心就和仲佗、石彄一样。那么赵鞅进入晋国，实际上是叛变，但记载说“回到晋国”；公子辰从萧国来投奔，实际上没有叛变，但记载说“进入萧国叛变”。《春秋》的权衡难道就是这样吗？回答说：“赵鞅进入晋阳，就说叛变；讨伐荀士后回来，就不说叛变。公子地挟持三位卿大夫离开他们的君主，虽然没有动用武力，但有诛杀祁向的心思。萧国还算是宋国的边境，三次违抗命令而不离开边境，虽然说不胁迫，我不相信。”那么公子辰在萧国住了三年，没有被君主召回，逃到宗国，难道不是符合礼制的正确做法吗？回答说：“这是宋公的罪过。礼制规定，三年不返回，就收回他的田产和居所；而公子辰说：‘你为君主守礼，不过离开边境，君主一定会阻止。’你因此失去了你的兄长，因此丧命。四位卿大夫，公子辰哪里懂得礼制呢？”那么公子辰不懂礼制，难道不比孙林父贤明吗？回答说：“孙林父是驱逐君主的人，公子辰是抛弃君主的人。土地是君主的土地，戚和萧，它们的争斗有什么区别？用土地胁迫君主，不知道其他的事情。”

译卫侯衎、郑伯突、卫侯朔

【陈允元说：郑伯突争夺嫡位，卫侯朔构陷兄长，这是极大的过错。所以郑伯出奔到蔡国，进入栎地，都记载为“突”；卫侯出奔到齐国，进入卫国，都记载为“朔”，以此来正名定罪，告诉万世作为口实。卫侯衎舍弃他的大臣，蔑视他的师保，虐待定姜，并非没有罪过，但《春秋》在他出亡时都不称他的名。说“卫侯出奔齐”，在他回归时，说“卫侯进入夷仪”。既然已经做了国君，于是记载说“卫侯衎复归于衡”。同样都有罪过，而笔法的惩罚等级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突、朔是自己犯罪，衎是与他的臣子分担罪责。臣子的过错重于国君，就宽恕国君；国君的过错重于臣子，就宽恕臣子。当时天下没有霸主，诸侯出入不知道有周王，卫侯衎的复归，没有向周王请示，他的出入取决于臣下，取决于臣下的，依据他原有的爵位；不向周王请示的，受到《春秋》的诛责。观察其轻重先后，关于授予与剥夺的道义就全部显现了】

楚灭江、黄

【商应椿说：江、黄远离齐国而靠近楚国，贯之盟时，管仲想要推辞江、黄，桓公不听。等到后来黄国被灭，齐国不能救援，于是后悔自己的话。考证《左传》，黄国被灭在僖公十二年夏，那年秋天，管仲在周王那里平定戎人。《史记》记载管仲死于桓公四十一年，相当于僖公十五年，那么灭黄的时候，管仲还没有死，而《谷梁传》却说他已经死了，这固然错误。然而管仲在世时，为什么不劝谏？况且以管仲的才能，十倍于阳处父，阳处父能讨伐楚国来救援江国，管仲不能讨伐楚国来救援黄国，为什么呢？回答说：小国的祸难无常，不能自立，大国怎么能频繁出兵？况且在阳谷会盟之前，桓公还没有荒淫，狄人已经灭了温国，侵犯卫国，晋国拘捕了虞公，狄人又讨伐晋国，齐国都不能讨伐，为什么唯独与楚国为难呢？温国在王城之内，虞国是太王的昭穆霸主，正在兴起，不能全部体恤，楚人灭国，国君逃到黄国，黄国有招致灭亡的道理，管仲怎么能立刻为他谋划呢？假如让圣人处在这个位置，停止山戎的战事，去讨伐北狄，质问晋人的罪责，以及虞公，召集晋、秦来救援周王室，讨伐子带而清理伊洛地区，有大器之才的人，必定会做这些事。齐、晋相距不到三千里，高粱之战，中途返回，五公子的祸患，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薄宋

【戴造说：僖公亲自跟随齐桓公，匡正聚合天下。齐桓公死后，天下没有霸主。盂之会，实际上释放了宋公。《春秋》谨慎地记载日期，写“十有二月癸丑，公会诸侯盟于薄”。后六年，楚国又包围宋国，实际上解除了宋国的包围。《春秋》又谨慎地记载日期，写“十有二月甲戌，公防诸侯盟于宋”。虽然没说解除宋国包围，但宋国的包围实际上从此解除。癸未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作战，宋军大败。己丑年，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与楚人在城濮作战，楚军大败。这四条书法相等，明确不把霸主地位给宋、楚，而把霸主地位给鲁国。《僖公·駉》的颂诗，又极力称赞僖公的功绩，那么齐桓公之后，应当有鲁僖公了。而公羊、谷梁的诸儒，还夸大宋襄公，为什么呢？回答说：僖公没有失德，但还是依靠桓公成就事业。桓公死后被齐国侵犯，于是派公子遂到楚国乞求军队。二十六年冬，僖公率领楚军讨伐齐国，夺取谷邑。僖公从讨伐齐国回来，都不记载日期，这是《春秋》深深不赞许的。那么桓公杀兄而称霸主，可以吗？回答说：霸主不是王者之道。鲁桓公时，以前没有霸主，所以以宗国身份主持夏盟。鲁僖公时，桓公、文公相继兴起，所以以霸主身份贬抑宗国，道理本该如此】

龙见绛郊

【张鼎臣说：石鶂出现在宋国，《春秋》记载它。昭公二十九年秋七月，龙出现在绛郊，而《春秋》不记载，只空写秋七月，为什么呢？回答说：石鶂在宋国，鸜鹆在鲁国，都是宗国。龙出现在绛郊，龙斗在洧渊，都不是宗国。在宗国而有事应，不得不记载；不在宗国而无事应，那么也可以不记载了。那么龙出现不合时宜，又没有事应，龙比鸜鹆更愚蠢了。天子的灾异出现在列国，周室东迁后依附晋、郑，为什么说是无事应呢？回答说：圣人对于天道，敬重近处的而疏远远处的，如果列国的灾异都记载，那么《春秋》几乎就成了志怪之书了。乙酉年，王室刚安定，三晋分争，还在二十年后。至于郑国则本来无事，龙还有欲望，前人本来常谈论这些了】

王猛王子朝

【陈允元说】《春秋》尊王而亲近公，公生前死后不称名，外国则称名了。王就像天一样。《礼记》说：“选择日期来见君，恐怕百姓不恭敬。”而《春秋》生前称王为刘子、单子，因为王猛居住在皇。又说：“秋，刘子、单子带王猛进入王城。”到了冬天，才记载“王子猛死”。称王猛，就疑心他是王；称王子猛，才知道他没有逾年。《春秋》本来生前称王吗？回答说：“为了区别于王子朝。”当时王室刚开始混乱，两书子猛、子朝，那就更加混乱了。把猛系于王，以明确他应当立；死仍称子，以明确他未定王

译也。然而左氏认为“王子猛卒”是不成丧礼，公羊认为是不予承认其正当性，谁的观点更正确呢？回答说：胡氏的观点正确。胡氏的意思是，太子寿已经去世，猛、丐、朝都没有正式成为继承人，各位大臣争夺拥立，按正统则有猛，按宠爱则有朝。刘、单对于猛，就像尹氏对于朝一样。《春秋》不承认臣子拥立君主，而承认天命拥立君主。敬王虽然尚未满一年，得以称为天王；王猛虽然已经拥立，却不得称为天王。那么敬王、丐是谁拥立的呢？回答说：也是刘、单拥立的。也是刘、单拥立的，而前面不称王，后面称天，为什么呢？回答说：前面混乱而后不混乱。治乱的产生，都是天命。籍谈、荀跞率领九州之戎、四邑之师，把猛迎入王城。《春秋》不称荀、籍，而只称刘、单。刘、单拥立王猛，两次战败两次战胜，不得称为天王，而只归于敬王、丐，这都是天命。那么《春秋》是用成败来评判王位吗？回答说：王位而成功，是天命；成功而称王，是人。天人相互成就。《诗经》说：“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那么君主在前臣子在后，王称猛，而刘、单称爵位，为什么呢？回答说：刘、单的爵位受于王，王的爵位未受于天。《春秋》用天命治理王，用王治理天下，所以从王以下，《春秋》都可以用天命来治理。那么王猛的丧礼，不用王礼吗？回答说：礼还是那个礼。谥号悼称王，而混乱尚未消除，那么还是像王子一样。说：景王十五年，太子寿去世，王立猛为世子。猛立已七月，谥为悼王。既已按礼治丧，而又按非礼治理，不视为混乱吗？而且首止之会，以王世子不名，而猛以立王书名。子般之卒，以三月未成君，书卒；而王猛以七月成君，书卒，那么天王、诸侯、大夫的礼都乱了。回答说：《春秋》以三年治丧，以立国成君，其丧未逾年，君不立国，《春秋》都变文以治，之所以垂诚后世，警惕丧乱，成就王之所为，成就则也为此。《诗经》说：“将予就之，继犹泮涣。”于乎小子，未堪家多难。那么《春秋》的意思，也允许中子吗？回答说：兄弟互争，则允许不争者，丐以不争，直书天王猛朝之争，曲直相半。这虽是天道，也有人事在其中】

译陈有度说：《春秋》中说到“居”、说到“即位”、说到“立”，其含义各不相同。出居在郑国，居在郓地，居在狄泉，意义大致相同，而居在狄泉尚且在初年，刚开始溃败于蒯地，并没有流离失所、奔波劳碌的事情。至于说到“立”，古今都认为是接近正统的，但卫国国人拥立晋君，尹氏拥立王子朝，都是情理上不应该的，臣下擅自拥立君主，就像石头站立、柳木生长一样，是世人所常感到惊怪的。古今只明白自立是祸乱，却不明白拥立也是祸乱。又如进入栎地、进入夷仪、进入曲沃、进入咸地，那么其文辞就与祸乱相同了。王猛进入王城，天王进入成周，都是“入”，有的用“以”字归咎，有的不用“以”字归咎，为什么呢？回答说：进入而书写“以”字，是痛恨祸乱的辞令；进入而不书写“以”字，是厌恶祸乱的辞令。卫国国人拥立晋君，不向周王报告；尹氏拥立子朝，不承受天命，这是制造祸乱的辞令。居在狄泉，是哀怜祸乱的辞令。所以与即位相同，而桓公、宣公书写意图，其他诸侯书写事实，其文辞虽然相同，但含义却不同，区别就在此了。至于敬王进入成周，则还有庆幸治理的心思，说：庆幸啊，周王室还没有毁坏。凭借《常棣》急难之义，而仍然安定且宁静，这是周公的遗风。

黄父城周

胡梦錥说：昭公二十五年，黄父之会，范献子征召诸侯十国的大夫，共同为王室办事，准备戍守的粮食，用来捍卫王室，而《春秋》不记载这件事，如同筑城杞国、宋国发生火灾的例子。康侯认为这是臣子的常规职责吗？回答说：《春秋》列国又有什么常规职责呢？厌恶那些诸侯不与会，却让大夫们谋划这件事。王城之难，晋国已经派遣籍谈、荀跞、贾辛、司马乌、箕遗、乐徵、石行跪七位大夫渡河救师，所缺少的只是诸侯不到，就像首止、河阳的事情一样。所以散布防备来暗示他们，让看见的人不知道，以为这是参与单刘的呢？参与尹召的呢？还是叔诣自己谋划他的君主以及群大夫自有事情呢？到了狄泉的请求，群工就役，然后人们知道这是为了筑城周。所以昭公三十二年，十一国筑城成周不记载。魏舒、士景伯厌恶他们听从范鞅的教诲，认为戍守周不如共同筑城。那么魏子不记载，不是说他不面向南面称尊吗？成周的城，本来就是天子自己请求的。范鞅、魏舒有什么过错呢？回答说：天子的守卫，守卫四方蛮夷；诸侯的守卫，守卫四方邻国。《春秋》没有合乎道义的筑城，戍守与筑城同样都不恰当。所以赵鞅、魏舒所谋划的，又是齐桓公、晋文公所不说的。那么叔诣自己谋划他的君主为什么呢？回答说：鸜鹆来巢，祸难将要发生。叔诣不按时揭发李氏的罪恶，约定与国的信义，让鄟扈适合栎泛，然而没有成功，一旦忽然与曲棘同病，这也是君子所叹息的。

祖祢昭穆

商应椿说：昭穆的含义，父子不同，兄弟相同是缘故。文王出来为昭，武王出来为穆。天子七座庙，诸侯五座庙，亲尽则迁入祧庙。继世有昭穆，就像继体有祖祢，父子君臣共义是一样的。僖公把闵公视为父亲，所以新鬼为昭，旧鬼为穆。然而从夏殷到列国，兄弟相继很多。《春秋》列国，齐国有孝、昭、懿、惠四世相继；卫国有懿、戴、文；楚国有康、灵、平；吴国有诸樊、余祭、夷昧。如果以继世为昭穆，那么儿子未尽而祖父已经迁入祧庙；如果以继体为昭穆，那么父子君臣就不能等同于祖祢了。所以论昭穆于父子容易，论昭穆于兄弟困难。不知道古人立庙、祧、墠的说法，如何处理呢？回答说：论庙则应当以一世为一庙，论世也应当以一主为一世。至于世满庙定，固然有一庙而安顿数世之主，一世而藏数主之祏的。见于百姓则叫君臣，见于鬼神依然是祖祢，怎么能以继绕之义扰乱继序之实呢？太庙有夹室，宗杞有分祏，也都是并行而不悖，世代相传而没有僭越。那么君臣为昭穆称皇兄弟礼吗？回答说：也都是礼。不以昭穆之义扰乱兄弟之实，不以臣庶所称扰乱鬼神之听。虽然七庙进至十一庙，也不算大失。

入郢入吴

张鼎臣说：凡说用兵的，必称上防。如楚为吴的上防，吴为越的上防。然而楚不能破吴，而被吴所破；吴不能破越，而被越所破。事情本来在人，而不在地。中行说言：汉与匈奴饮食衣服不同，不能相并。伍子胥言：越与吴饮食衣服相同，越终为吴害。然而中国风土率皆相同，未闻终日吞争北敌。自晋、宋以来，侵凌日起，难道也是由于风土相似吗？回答说：这何须说？有道以驾驭诸侯，虽然吴越同风，无故以驾驭诸侯，虽然枯木朽株，尽为难可也。

不废日月，不违卜筮。

胡逢甲说：日月卜筮，众人所说，而圣人也说，为什么呢？回答说：众人有其器，而无其威敬；圣人用其威敬以济其道，所以道贯器者也。那么日月卜筮为一为二呢？回答说：不疑之用日月，疑之用卜筮。卜筮与日月同道也。那么卜筮之道得用日月，日月不得用卜筮。月

译日食发生在毕宿，乘坐木车出征会有功绩，圣人与世俗之人共同采纳这一说法，那就还是与普通人走同样的道路。难道圣人也要使用普通人的方法吗？回答说：普通人哪里知道天道？如果一定要采用那些威严恭敬的态度，与鬼神共同谋划，那么鬼神和百姓同样都是祭祀的器具罢了。既然如此，那么王相、孤虚、生尅、福殛这些吉凶征兆，圣人也是同样趋吉避凶吗？回答说：圣人也是人，但在对待天道方面，却不像普通人那样。圣人有决断选择而没有趋吉避凶的行为，通过三德、五纪、庶徵、五事，以恭敬的态度来奉行，没有哪一处不是可以运用的。既然如此，那么他是如何运用的呢？回答说：日月所经过的星宿，各自对应垣野中外的正应，各自对应卦爻的次序，屈指可数便能推算出来。《易经》说：“因为平易所以容易知晓，因为简约所以容易遵循。因为容易知晓所以使人亲近，因为容易遵循所以能建立功业。”这说的不就是日月卜筮中的威严与恭敬吗？

译春秋前后

【朱垣说：春秋之前有周平王四十八年，那时还未进入元法体系。到了鲁僖公二十四年乙酉年冬天，周天子出逃居住在郑国，总共一百二十五年。《易经》卦象经过坎离交替之际，东周才开始发生变化。又过了一百二十年，《易经》卦象正值乾坤交接之始，是鲁昭公乙酉年，周天子进入成周，王子朝逃奔楚国。在此之前四年壬午年秋天，周天子居住在狄泉，这是春秋的前部。剩下的三十八年，直到秦王政乙卯元年，共二百七十三年，这是春秋的后部。再增加秦二世元年，汉军在沛县起兵攻破秦朝，在胡陵监军，正好与这一年共三十九年，进入《诗经》部分。所以《诗经》与《春秋》两部分并行。如果从获麟之年直到汉乙未年，子婴向汉投降，夏季五星汇聚于东井星宿的那一年，也是二百七十三年，作为春秋的后部。所以《诗经》与《春秋》上下相互呼应，在周、秦、汉之间，两代之间有一个闰余，这不是很显著吗？陈允元说：平王辛未年还未进入元法，与明确的历法不能完全吻合，不如春秋采用己未元，或者采用桓王壬戌元，上下千年的历法推算在指掌之间就能厘清。朱垣说：鲁惠公弗皇元年，就是周平王的第三年，用惠公元年来推算，也可以简明地确定历法。为什么唯独要定平王的元年？如果不采用平王辛未元，那么周室前后就没有依据可查，同时也失去了《诗经》和《春秋》的本意了。陈允元说：《春秋》十一个元法共五千三百四十六年，已经在羲农之前，文献很少可以作为证据。《诗经》五个元法共一千五百五十五年，则断自《尧典》以下，隐公以上。如果采用辛未元，就需要五十二个元法共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二年，年代久远无法考证，所以不采用。不知道孔子的本意如何？先生说：天与人互相作用。孔子作《春秋》以前，完全是依据天道。平王有辛未，桓王有壬戌，隐公有己未，纯粹是由天道决定的。圣人采择以己未确立元法，使《诗经》和《春秋》各有纲领，其在三元之间的上下进退，在两乙酉之间的裁度斟酌，从而得到《诗经》和《春秋》的运用，这是人为的作用。天与人相互遵循，抉择取舍，在于各位贤者罢了】

春秋表记问业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