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稗疏卷二汉阳王夫之撰

译旗帜、旐旗、斾旗以及鸟章，凡是旗帜这一类，有縿有旒的叫做常，叫做旗，就像现在的镶边大旗一样。用杂色帛做的叫做物，用纯色帛做的叫做旃，它们的形制都是方形的。纯色帛的是几幅同一种颜色，就像现在的五方大旗一样。杂色帛的是每幅颜色相间，就像现在的五色大旗之类一样。宽度充满幅面、长度八尺的叫做旐，下面用其他帛接续并裁剪成燕尾形状的叫做斾，它的形制狭长，就像现在的高招一样。旗、旟、旞、旌，都像斾一样，但竿头各自有所装饰，因此以所装饰的东西来区分。装饰熊、虎皮的叫做旗，《曲礼》所说的“载虎皮，载貔貅”就是这种情况。装饰合剥鸟隼皮毛的叫做旟，《曲礼》所说的“载飞鸿，载鸣鸢”就是这种情况。装饰龟龙甲皮的叫做旐，装饰革鸟而保留其羽毛的叫做旞，析开其羽毛的叫做旌。《韩诗外传》所说的“赤羽如日，白羽如月”就是这种情况。现在都不保留这种制度，只有旌首有时用旄牛尾来制作。幢旒则与《尔雅》注中“旄首曰旌”的说法相合。除此之外，则没有其他的装饰了。常、旗、物、旃，宽大而方正，是为了具备美好的容饰，所以称为文旌；旐、旟、旗、旞，狭窄而细长，是为了便于戎车使用，所以称为武旌。《周礼》九旗以及《尔雅》、《说文》都吻合且可以验证。只有《考工记》说旟、旐有斿，这是不同的；旐施燕尾则为斾，可知它没有斿。即使有斿，也必定细碎多岐。如果像《考工记》所说或四或七，那么三方就不相称了。《考工记》是先代的书，不全是周代的制度，那么实际上是不同而名称偶然相同罢了。毛传说：“错杂草鸟为章，白斾继旐。”意义非常明确。郑氏开始误将鸟章当作衣饰，以及将交龙当作旗、龟龙当作旐的画饰，都不符合古代制度。《集传》于是引用《曲礼》“前朱鸟，后玄武，左青龙，右白鹿”来附会，与郑氏《礼记》注中四兽为军阵的说法相左。想要用后世的画旗来概括西周的鸟章，未见其可行。而且如果按照四方四兽的说法，那么南仲所率领的军队不应该唯独缺少右部，而《采芑》只有前军，《六月》只有左后两军，都于事理不合。《曲礼》四兽不说载，只有虎皮、貔貅、飞鸿、鸣鸢说载，不说绘。只有招摇为旗，似乎与现在的七星高招相似。大概旗帜是用来示众的，画鸟兽作为标识，但风吹雨淋，或舒展或卷曲，那么纹路混乱而无法辨认，徒增眩目，不如装饰羽毛在竿头那样易于识别，作为三军的标志。古人制定制度质朴而实用，大概就是这样，不是后代所能企及的。

译关于“在宗”的考证，《集传》认为夜饮必定在宗室，大概是路寝一类的建筑，但用事实来考证，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郑玄笺注说：茂盛的草比喻同姓诸侯。夜饮的礼仪，是在宗室宴会同姓诸侯。宗室，就是宗子的家庙。按宴饮是为了完成礼仪，必定有固定的场所。只有诸侯宴饮大夫，才在寝宫；因为大夫地位低，用臣下的礼节来对待他们。公宴饮前来聘问的大夫，则在宗庙，用宾客的礼节对待他们。天子接待诸侯朝见，则在户牖之间设置斧扆；诸侯袒露上身，在宗庙门的东边，再到宗庙里朝见，这是因为诸侯尊贵，不纯粹用臣下的礼节来对待他们。在宗庙朝见而在宗庙宴饮，则嫌于纯粹是宾客之礼；如果改在寝宫宴饮，则嫌于纯粹是臣下之礼。所以在宗子的家庙宴会同姓诸侯，既不失臣礼，又能推行亲爱亲属的道义。凡是君主宴饮臣下，必定另立主人来互相敬酒。如诸侯宴饮大夫，则由宰夫做主人；现在这里则以宗子做主人。所以毛亨传注说：宗子将有祭祀之事，则族人侍奉。郑氏没有通达这个旨意，却说天子宴饮诸侯的礼仪已经失传，这是借用宗子与族人宴饮来解释，这就错了。宗子，就是礼制中所说的大宗。《丧服小记》说：别子作为祖，继承别子的人作为宗。郑氏认为这就是百世不迁的宗。《大传》说：用姓氏来联系而不分别，用饮食来连接而不殊异。用饮食来连接，就是在他的家庙里宴饮。《仪礼》说：大宗，是收合族人，收合就是聚合起来宴饮。许多儒者大多不明白这个说法，只有杜预的《宗谱》说：别子，是君主的嫡妻之子，长子的同母弟，君主命令他作为祖，他的儿子就成为大宗，常有一个主人，审察昭穆的次序，辨别亲疏的区别。继承君位的君主是宗族中的尊者，支庶不敢尊奉宗子，所以命令别子作为宗主，一个宗族都尊奉他，所以说祖，就是高祖。说亲属关系上达于君主，就归附君主；亲属关系断绝于君主，就适宗子家。现在这里与宴饮的同姓诸侯，对于天子来说亲属关系已经断绝，所以适宗子家而成夜饮，昭穆次序审察，亲疏区别明白，连接而不分别，可以敦厚亲爱亲属的恩情，而不损害天子的尊严。这与后世在内殿讲习家人之礼是不同的。《大传》说：即使百世也不通婚，周代的道义就是这样。只有周代有宗子，大概是周公制定礼制以此为首位，所以《尚书》称之为宗礼。其制度设立天子母弟的儿子作为大宗，让他世代继承，以序同姓。周公的长子伯禽就封于鲁，其次子君陈留在周，而世代作为大宗嗣。周公在王畿内的封地，直到春秋。时有周公阅、周公孔、周公黑肩，都世代继承周公的封地，而作为大宗的人。天子到宗子的家庙，来宴饮诸侯，而不显得压抑；诸侯得以完成夜饮，而不显得亢奋。这是因为只有宗子作为献酢的主人。宗子作为主人来宴饮，那么宴饮就是宗子的事，而族人都侍奉；即使是天子也听从主人的命令，而夜饮就通行了。在这里可以看出毛公引据的精妙，而不是郑氏所能达到的。如果《集传》“路寝”的说法，与“在宗”的文字不合，其错误就很明显了。

焦获、镐方。《尔雅》说周代有焦护，郭璞说：“现在扶风池阳县瓠中的焦护，总是一个泽的名字。”而《集传》说获是瓠中焦，未详，似乎没有征引《尔雅》。瓠中在今天武功干州界，地接西安、凤翔之间，既然深入而驻扎在这里，那么游骑所侵扰到镐京的西边，也是其形势所致。《集传》却说方是朔方，而镐是千里之镐。驻扎者在干州之南，反而把庆阳的镐、宁夏的方作为侵扰之地，这也是没有看到边腹的地形。敌人进入京畿，所以说孔炽，就像汉代的烽火到达甘泉，唐代的突厥到达渭桥一样。而且这是玁狁的归路，从太原而出塞，那么其来路应当从鄜延渡河而西，不是从宁夏入塞而东，尤其不应该到达朔方。怀疑这个方，是唐代的坊州地，在鄜州之南，所以方叔抵御它，渡河东追到太原而停止。焦护，是周代的大泽薮，水草便利，敌人既然屯聚在这里，或者向北蹂躏鄜坊，向南掠夺丰镐，不能远远到达西北边戎的境界。如果《出车》的诗说：“往城于方”，那是以讨伐西戎而言。序说：“西有昆夷的祸患，北有玁狁的祸患”，所以备载其控御之功而杂言之，并不是城朔方以抵御玁狁。大概玁狁在大同塞外，则以太原为边；昆夷在河洮、秦巩之外，则以朔方为边。两个寇敌地形相距千里，隔着大河，不能混为一谈。

织文，郑玄笺注说：徽，是织。《周礼》所谓各有属，都画其象者，织是说识[尺志切]。觐礼在旗上标识，以辨别次序；军礼各画其象，以区别部伍，而使士兵识别其将领。后世军中还有在旗上书写官位名姓的，大概是其遗留的制度。韩信拔赵帜，树汉赤帜，也是拔其主将的帜而树立自己的帜，不是尽拔其旗。流俗泛称旗帜，承讹而没有区别。

以先启行。马融《论语注》说：“前曰启，后曰殿。”《左传》说：“齐庄公伐卫，启牢成御襄，罷师胠啇，子车御侯晁。”杜预解释说：“左翼曰启，右翼曰胠。”不对。胠，是两翼的总名，就像人有

译两腋，都叫做胠。两翼之中各有一将统领的，是游军，可以部署在左边或右边。启作为前部，胠作为两翼。而《左传》中还有先驱、申驱，又位于启的前面。这里所说的“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即在启之前先行，就是所谓的前驱了。大抵首部位于大队的前方，与左、右、中、后构成五部，而先驱在大队之外，远远地探察敌情，就像现在所说的哨马撒拨一样。启还没有出发，先驱就已经先行了。《集传》说：“启，就是开的意思。”这种说法并不详尽。

译烹鳖切鲤鱼，是大射礼上陈列的多种美味。郑玄注说：“有的场合有烹鳖切鲤鱼，还有野鸡、兔子、鹌鹑、鹌鹑类的小鸟。大概燕礼的牺牲用狗，菜肴用狗肝、狗脂、狗肉酱，这是燕礼常规的美味。那些有烹鳖切鲤鱼的，是额外增加以示优待，所以说‘有的场合’。《诗经》中称述它，是为了记录饮食的丰盛。”

张仲孝顺友爱，与卿一起饮酒时，就由大夫担任宾客；与大夫宴饮时，也由大夫担任宾客。郑玄注说：“不把一起宴饮的人当作宾客，因为宴饮是为了排解欢心，而宾客与主人之间是表示恭敬的。”公父文伯宴请南宫敬叔，路堵父担任宾客，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国君宴请卿大夫，膳夫作为主人，另外任命宾客，这样国君和一起宴饮的人都尊贵安适了。天子的大夫称字，张仲就是大夫。宴请吉甫，而任命张仲为宾客，这是与卿饮酒时由大夫担任宾客的礼节。毛公认为孝顺友爱的臣子在内廷任职，宣王时执政的有仲山甫，没听说张仲治理内廷。《集传》认为张仲是参与宴饮的人，那么参与宴饮的众多臣子中也有值得称道的，为什么唯独夸耀张仲呢？

芑，《集传》说是现在的苦藚菜。查考苦藚，是《广雅》所说的□（□与巨通），人家在园圃中种植，不是新垦田地中所有的。芑，像苦藚但茎是红色的，叶子多分叉。苗刚长出来可以吃，五月时中间抽出高茎，茎顶端开出一朵花，颜色黄色像旋葍。花，《颜氏家训》称为游冬，俗称野苦藚，又名蒲公英，又名黄花地丁，生长在野外田地中，正好与《诗经》相符。另外枸杞也叫芑，苗叶也可以吃，但主要不是田地里生长的，多生长在水边。丰水有芑，或者是枸杞。因为枸杞出产在秦中，所以可以依据它作为丰水有同名异物的证据，通过考察义类来知晓。也不能一概而论。

簟笰、鱼服、钩膺、鞦革，笰是车后的遮蔽物。《尔雅》说车厢皮革包裹的部分叫鞎，后面的叫笰，竹制的叫御，后面的叫蔽。用竹簟遮蔽车厢后面而称为笰，是因为竹子外面有皮革。服，是牝服，即车厢。音房，富切，读如负。用鱼皮蒙在车旁，像大车的服一样。鱼，是鲛鱼，也叫沙鱼。之所以知道不是箭袋，是因为这些都讲车不当涉及箭袋。簟笰、钩膺，是金路车的装饰；鱼服、鞦革，是革路车的装饰。天子既然赐给方叔金路车，用公侯的礼节宠幸他，又赐给他革路车以便出征，所以说“路车有奭奭”，是盛大的意思，说它兼有这两种车的盛况。奭读如召公奭的奭。毛公把奭解释为红色的样子，郑氏把服解释为箭服，把鞦革解释为缰绳头。《集传》两者都采纳，都对车制没有完全了解。

隼。郭璞说：隼，就是雕。查考：雕像鹰但更大，尾巴长，翅膀短，土黄色，力气大，在空中盘旋，没有细微的东西看不见。出产在辽东的最敏捷，叫海东青。它的羽毛用作箭翎，也有黑色的。张华说像鹰但更大，俗称皂雕，是对的。出产在西方的叫鹫。至于隼则像鹰但更小，一名鸢，一名鸱，一名题肩。现在人只叫它鹞子，击鸟一定准确。所以水平仪的准星从隼雕，自雕隼自隼。所以《禽经》说：雕用来巡视，隼用来治理，说明它们不是同一种鸟。如果李善《文选》注说：猛击的鸟通称为隼，错误尤其严重。雕，是海东青。晨风，是鹯阿（音呀）鹘。隼，是鸢，是鸱，是鹞。古今名称不同，浅薄的人于是弄混了。

振旅阗阗。郭璞《尔雅注》说：“阗阗，是众人行走的声音。”许慎说“阗，是盛大的意思”，与郭璞相通。在振旅之下，从义理上是恰当的。郑氏却说“又振旅击鼓阗阗然”，《集传》沿袭他。出兵叫治兵，回师叫振旅。军队靠鼓声前进，靠金声后退。有功而回师，应该演奏凯乐。乐师掌管它，大司马执掌律吕来协调它。怎么会有鼓声独自震响呢？况且鼓声已经说渊渊了，又说阗阗，词语不重复吗？因此知道“阗阗”是用来形容众人行走的盛况，而不是说鼓声。至于孟子所说的“填然鼓之”，那么“填”是说尘土，尘土飞扬。说众多军队齐进像尘土飞扬一样，与这里的“阗阗”正不相通。

漆沮，是陕西的水名。漆水有两个：一个出自扶风县，《水经》所说的出自扶风杜阳县俞山向东北流入渭水；一个出自永寿县，流到耀州与沮水汇合。《禹贡》所说的渭水又向东经过漆沮汇入黄河。这首诗和《绵》篇所说的漆沮连类而举，知道它是永寿的漆水。沮水出自宜君县，经过耀州与漆水汇合，又经过同官到富平县与北洛水汇合流入渭水。《水经》所说的北洛水出自北地直路县，向东经过冯翊祋祤县北，向东流入黄河，就是这样。沮水经过祋祤而不直接流入黄河，那么《水经》就有疏漏了。《禹贡》说渭水向东经过漆沮流入黄河，是漆沮汇入渭水然后流入黄河，不是从耀州向东北直接流入黄河，这是确定的（耀州本是祋祤地）。于是孔安国《书传》说漆沮是两条水名，也叫洛水，出自冯翊县北。他说“也叫洛水”，是大错。洛是北洛水，漆沮到富平县才与北洛汇合。北洛出自延安洛川县西，不是就是漆沮，只是下游相合罢了。《集传》沿袭孔氏的错误，也说在西都畿内泾渭之北，所谓的洛

译水现今从延韦流入鄜州，到达同州后汇入黄河。既然不知道洛水有另一源头，又不知道漆水、沮水与北洛水汇合后流入渭河，同渭水一起汇入黄河，而并非直接流入黄河。朱熹在南渡之后，北方的山川大多未曾核实，为什么不取《禹贡》原文逐一疏解分析，以驳正孔氏的错误呢？如果依据“土沮漆”的注解，又说这两条水在豳地，更是荒谬。漆水、沮水发源于邠州东北，经过邠州东部后流入渭河，不再经过邠州。所谓“土沮漆”，是指邠州的东界罢了。

译百堵墙都动工建造。一丈长为一板，五板为一堵。百堵墙总共五百丈。《集传》认为这是建造房屋以居住。哪有刚回来恢复生计的流民，能够建造如此宽敞的房屋呢？如果《斯干》篇中说的“百堵”，是指天子的新宫殿，所以这首诗也称为《新宫》。郑玄笺注说：“国家败灭，征发百姓建造房屋，修筑墙壁。墙壁，就是城墙。国家已经败灭，那么城墙就会坍塌毁坏。百堵墙的建造，显然是为了修筑城墙。如果是百姓的房屋，那么周厉王时期，西京并未遭受战火，不应毁坏败落。大概是因为厉王失道，诸侯擅自互相吞并，国家破败，百姓流离失所，而宣王复兴灭亡的国家并安抚他们，像鸿雁飞翔聚集一样。所以诗人歌颂这件事，并不是流民自己的话。如果是回归的百姓，恢复生计建造房屋而自述，那么谁没有对家庭的情感，怎么会说他们夸耀骄傲呢？新即位的君主，大规模修筑城池，是为了长远的打算。愚昧的百姓难以与他们谋划开始，本来就会有人讥讽他们夸耀功劳、自我奢侈。郑玄笺注说：‘说役使众多百姓是骄奢’，就是这样。

榖，毛亨传注说：“榖，是恶木。”《集传》说：“榖，是楮树。”郭璞说：“皮可以造纸。”陆璪说：“榖，一名构，名叫榖的，果实像榖子。”榖木的榖，从榖从木；五谷的谷，从禾，本来不相通。陆璪的说法非常牵强附会。现在考察：楮和构，本来是两种树，世俗不加区分，混称为榖。其中一种，树干高大纹理疏松，果实像杨梅，皮粗厚，不能造纸，皮间有汁液像漆一样白，可以用来涂金，这是构树。而《本草》称它的果实为楮实子，果实红熟时，房中的小籽像粟米，所以陆璪说它的果实像谷子。另一种，树小枝弱，枝条只有手指粗，皮可以造纸，也不结果实，这才是楮树。谷和楮，楮不是构，又不结果实。陆璪和《本草》都错了。构树高数丈，不能依附生长在檀树荫下；楮树矮小，乔木林下多有生长。古代没有楮纸，而这种树木叶粗枝细，同于灌木杂草，所以毛公称它为恶木。如果《埤雅》说：“皮白的是谷，有斑纹的是楮。”有斑纹的，有人说：“楮没有斑纹。”有人说：“是构。”又分为三种，实际上也不对。

下莞上簟。郑玄笺注说：莞，是小蒲草编的席子。竹苇编的叫簟。《集传》则说：莞，是蒲席。现在考察莞和蒲本来不是一种。《尔雅》说：莞，苻蓠上面有蒚。郭璞说：现在西方人把蒲称为莞，江东称为符蓠。说西方人把蒲称为莞，那么也说明这是方言的错误，而莞本来不是蒲。蒲，洪以池生，瑞蒲人称它为蒲家，后来因为草付之谶，改蒲为苻蓠的苻，那么苻蒲不分，只是羌氐的语言罢了。考察《本草》说蒲像莞但叶子扁平，现在池塘里泛滥生长，叶子粗糙容易断，只能用来做米盐包的，是蒲。叶子厚实而细，坚韧可以编席子的，是莞。《周礼》中有蒲筵、莞席，也足以证明莞不是蒲。刘宋《起居注》记载：韦朗制作白莞席三十五领，古人非常珍视它，不是蒲能比的。古代坐卧有筵有席，下面铺莞是筵，上面铺簟是席。《方言》说：簟，宋魏之间称为笙。张揖也说：簟，是笙席。杜甫诗中有桃笙，大概是桃枝竹席。《尚书·顾命》说：篾席，黼纯。孔安国注释说：篾，是桃枝竹。桃枝竹，确实是竹子。这首诗的簟大概是桃枝竹做的，而郑氏说是竹苇，苇席就是现在的芦席，粗糙恶劣得很，只有丧礼才使用。唐郇模请求用苇席包裹尸体，君子会睡在上面吗？

载弄之瓦。毛亨传注把瓦当作纺砖，《集传》沿袭了这个说法。然而弄璋取义于君王，弄瓦应当取义于酒食所祝祷的，这是天子之女，她出嫁必定是公侯的配偶，虽然亲自养蚕但没有纺织的劳苦，没有故意用卑贱的役事侮辱她的，只有宾客祭祀的尊爼笾豆不能不议论罢了。而且纺砖粗糙笨重，不是小孩可以玩耍的。那么瓦，大概是燕礼中所说的瓦，大礼器中所说的瓦甒，有虞氏的尊，用来供奉君王的膳食酒水的。玩弄它也有议论酒食的意思。大致这里所说的弄，或者在三月，或者在周岁，只是稍微玩弄一下。如果像《颜氏家训》所说的试儿，现在俗世的晬盘抓周之类，不是平常玩弄的璋瓦都是重器而且脆弱容易损坏，难道会交给婴儿吗？

犉，《尔雅》说黑唇。犉，又说牛长七尺为犉。《尸子》也这样说。这里所说的九十其犉，应当以牛长七尺来说。就像卫诗所说的騋，记载其长大，以统领其矮小，极力歌颂其兴盛。如果说这是黑唇的犉，那么黄牛的嘴唇十九都是黑的，不足以显示其多了。杀时犉牡，也是说其长大博硕罢了。祭牲虽然辨别颜色，没听说过辨别嘴唇的。所以说有捄其角。牛大则犉长，只有长七尺，所以它的角捄然弯曲。

虺蜴。许慎说虺以注声鸣叫。现在传注家有的说虺是蛇。又有的说是蝮蛇。有的说是土色反鼻、鼻上有针的蛇。都错了。蛇本来不能鸣叫。即使有鸣叫的，也不以注声。颜之推因为《韩非子》有螝两首的说法，而汤左相仲虺也作仲螝，因此证明螝就是虺。而还怀疑虺是蛇。现在考察《明道杂志》说。黄州有小蛇首尾相类。因此称为两头蛇。土人说这种蛇是老蚯蚓所化

译虺又被称为山蚓。根据《韩非子》中“两首”的说法来考证，那么虺大概就是老蚯蚓罢了。蚯蚓每晚长吟，听不出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因为它的两端都是头，或许是因为从注穴中鸣叫的缘故。《宣和博古图》中的器物上有蟠虺纹，蜿蜒曲折、细长如蚯蚓。古铭文说：“为虺弗摧，为蛇奈何。”如果像蝮蛇和反鼻蛇那样，比起一般的蛇毒性更烈，这就不是铭文在祸患未深时加以防范的意思了。只有老蚯蚓如果不加摧毁，恐怕就会长成巨蛇罢了。医书说蚯蚓咬人，能让人生出像大风病那样的疱疮，治疗方法是用百舌窠土或鸭通敷在患处。所以说虺有毒。然而这首诗起初并不以毒来指称它，只是讽刺其言语没有条理。蜴，是蜥蜴、蝾螈之类。蝾螈不伤人，只是用胸部鸣叫。为什么称为虺蜴呢？是说凡是人的言语都应有条理、有骨干。哀叹现在的人言行颠倒悖谬，不遵循义理，难道是靠注穴鸣叫、靠胸部鸣叫，而不是从口中说出的吗？如果陆玑将虺蜴总称为蝾螈的别名，那就更加粗疏草率了。

译初一辛卯日，发生了日食。这首诗的小序以及申公的说法都认为是在讽刺周幽王，而郑玄的笺注却独独说是讽刺周厉王。《诗集传》改而从《小序》之说，这是不可更改的，只是没有依据来驳正郑氏的错误罢了。如今考证《竹书纪年》：幽王二年，泾、渭、洛三条河流干涸，岐山崩塌；三年，宠幸褒姒；五年，皇父建造向地；六年十月辛卯初一，发生了日食。那么这次辛卯日的日食发生在周幽王时代，是显而易见的。《竹书纪年》虽然可能有战国史官附会增益的文字，但其编年精密审慎，确实是夏商周三代流传下来的史实，所以朱熹也相信它作为证据（见《朱子语类》）。并且用《皇极经世》内篇来参证：幽王元年庚申，六月乙丑。这一年十月距离《春秋》鲁隐公三年辛酉年二月，总共五十五年零四个月。查《春秋》记载这一年二月乙巳日发生了日食，杜预依据长历定为辛卯合朔。现在用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的周期累积计算，从幽王六年乙丑十月辛卯初一往下推，到平王四十九年辛酉年二月初一，实际累积得到两万零二百零七天，历经三百三十六个甲子又四十七天，那么这一年二月初一应当是丁丑日，相差八天。而用二十八年一个闰月、两个闰月之间的间隔来看，五十五年零四个月首尾两个闰月相差十六天，因为小月的缘故缩短了八天，那么隐公三年二月初一正好是乙巳日。如今用日法来推算，梁代虞广的历法、唐代傅仁均的戊寅历、一行的大衍历、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都推算出幽王六年二月乙巳初一进入食限。向上推向下推，都与《竹书纪年》完全吻合。而“百川沸腾，山岳崩塌”，《竹书纪年》正好与《诗经》相合，那么这首诗是为周幽王而作，显然有明确的证据了。

螟蛉有子，果蠃背负它。先儒及诸传记都说果蠃背负桑虫的幼子，鼓动翅膀发出声音说：“像我，像我。”那虫子因此化成果蠃，世俗因此把过继的人称为螟蛉子。直到陶弘景才说果蠃一名蠮翁，黑色，腰部很细，衔泥在人的房屋及器物旁边筑巢，像并排的竹管，生的子像粟米大，放在里面，然后捕捉草上的青虫十余条，装满后仍封住口等待它的子长大作为粮食。《诗经》注解说细腰类的昆虫没有雌性，都捕捉青虫祈祷祝告使其变成自己的子，这是错误的。段成式也说打开巢穴看它，里面全是小蜘蛛，不只是背负桑虫。又陶辅《桑榆漫志》说在纸卷中看到这类蜂，于是取来展开看，其中用泥隔断像竹节状作为巢，有一条青虫，是蜂衔来的，其他虫背上负着一粒像米粒一样的白子，后来逐渐长大，那青虫还活着，后来那白子逐渐成形，青虫也逐渐昏死，再后来看那白子都是果蠃，也渐渐老嫩不一，那青虫也逐渐死腐，最终被果蠃所食，吃尽则穿孔飞去。又韩保升《本草注》说有人守候它封穴毁坏后看它，看见有卵像粟米在死虫之上，果然如陶弘景所说。大概是诗人知道其大略而不知道其细节。近世王浚川《雅述》、陈名夏《类书》都与二陶、段氏的说法相合。黄宗羲在南岳，有山僧如满说它如此，于是引导黄宗羲自己在纸卷中展开看，一一都符合陶弘景、段成式的说法。大概果蠃背负螟蛉，与蜜蜂采花酿蜜来喂养子是一样的。万物初生，必定依赖母胎供养；胎生的哺乳，卵生的哺育。细腰类的昆虫则储存食物让子自食，计算日子食物吃完时就能飞翔。这是造化的一种巧妙。至于《诗经》用此兴起父母教育子女，自然有它的道理。而罗愿《尔雅翼》说：“是说国君的民众被他人所取。”他不知道“似”字是“似续”的“似”，于是附会这种说法，还说“鸱鸮，鸱鸮，既取我子”，也可以说鸱鸮以众鸟为子吗？罗愿知道果蠃不以螟蛉为子，却远远附会《小序》之说，近处违背下文取兴的意义，不符合《诗经》取兴的本意。大概是说果蠃最终勤勉地攫取他人的子来喂养自己的子，兴起人取法他人的善行来教育自己的子，也像中原的豆苗，采摘者不吝惜劳苦而有所收获。解释《诗经》的人因为下文有“似之”的文字，于是依附虫声来取义，虫子并非能知《诗经》六义的人，人听它，仿佛相似罢了。那果蠃，何曾知道？凭什么称为似？什么称为我？物理不审察，而穿凿附会立说，是解释《诗经》者的过错，不是《诗经》的过错。

桑扈。桑扈大如鸲鹆（八哥），苍褐色，有黄斑点，喙微曲而厚，光泽莹润，俗称蜡嘴，喜好吃粟米稻米。《尔雅》说：“桑扈，窃脂。”窃脂，是它的颜色。窃，浅也；脂，白也。浅白色，即白间青，俗称瓦灰色。丘光庭说：“窃脂，是浅白色。”如今三四月采桑的时候，看见有小鸟灰色，俗称白颊鸟，就是它。《尔雅》又说：“夏扈，窃玄；秋扈，窃蓝；冬扈，窃黄；棘扈，窃丹。”按此例可以类推，窃如同虎豹“窃”毛的“窃”。郭璞不明白，说它喜好偷盗脂膏。陆玑也说：“喜好偷窃人的脯肉。”郑玄的笺注于是说：“桑扈，肉食，不宜啄粟。”《诗集传》沿袭了这种说法。那么“窃玄”“窃黄”，什么玄、什么黄而偷盗它来吃呢？况且脂膏脯肉，不在厨房

译厨房里的食物，都存放在架子上，从未见过野鸟飞入人家偷吃油脂和肉干的事情，即使偶尔有这种情况，也不是它们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就像老鼠那样。况且它们又从哪里知道人存放油脂肉干的地方，并能巧妙地窥伺时机去偷窃呢？凡是小鸟这一类，吃肉的都只啄食昆虫罢了，然而也并非不吃谷物。雀、燕子、戴胜都是如此。桑鳸喜欢食用粟米稻米，尤其有明确的证据，它在场院上啄食粟米，正是它的本性使然，而《毛传》和《郑笺》却认为这是它丧失了天性，这是诬蔑。这首诗所兴起的情意，是说小鸟在场院上啄食粟米，没有人厌恶或伤害它们，得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颠沛流离的寡妇遭受牢狱之灾，竟然还不如小鸟。所以说：“哀我，是哀叹自己还不如小鸟。”哪里曾经有过桑鳸不应该吃粟米的意思呢？陆佃却说《尔雅》中有两种桑鳸，“窃脂”一种是指偷吃油脂，另一种是指浅白色的鸟，却不知道《尔雅》中重复出现的条目不止这一处，他拘泥于郭璞、郑玄、陆玑的说法，而勉强曲从，不过是见识浅陋罢了。

译如果有酬酒之礼，《集传》说：“如果接受酬酒，就应当立即饮下。”考察乡饮酒礼和燕礼，主人向宾客敬酒，宾客接受并饮尽，这叫作“献”；宾客向主人敬酒，主人接受并饮尽，这叫作“酢”。如果是“酬”，那么主人送酒给宾客，面朝北坐下，将酒杯放在祭品的东侧，然后回到原位。主人作揖，走下台阶，于是走下站在西阶下面，并不立即饮下。所以郑玄注解说：“酬酒不举起，君子不耗尽别人的欢乐，不耗尽别人的忠诚，以此来保全交情。”那么酬酒并非必须立即饮下，《集传》的说法是错误的。只是对于“信谗”的含义没有采纳，所以郑玄笺注说：“酬，是指旅酬。”旅酬的礼仪，送酒的人装满酒杯送给宾客，放在祭品的西侧，宾客接受后，靠近主人才饮下，然后再装满酒杯，交给主人，主人接受后用来酬谢副宾，逐渐波及众宾客，这大概是行酒的意思。所以郑玄笺注说：“如或酬之者，是指接受并传递下去。”这个解释非常精当。

“予愼无罪”，《方言》说“愼”是“忧”的意思。宋国和卫国之间，忧愁有时称为“愼”。这首诗说上天降下威严，自己恍惚间将分不清善恶，不得不为无罪的人担忧。《集传》将“愼”解释为“审”，在文义上不通畅。

《毛传》说：“曓，苏，都是王畿内的国名。”考察《春秋》记载，公子遂在壬午日与赵盾在衡雍结盟，乙酉日与雒戎在曓结盟，相隔三天，在这两地结盟，可知曓距离衡雍很近。杜预解释说：“衡雍在荥阳卷县，晋文公在衡雍建造天子宫，并在温地会盟，这些地方都在今天的怀庆府。”杜预又说：“曓，是郑国的土地。”大概东迁之后，曓公灭亡而被郑国兼并，并非靠近新郑。苏，是苏忿生的国家，其地在温。一个地方叫苏，一个地方叫温。《春秋》记载“狄灭温”，《左传》说：“苏子背叛周王，周王就借助狄人，狄人攻打他，周王不救援，所以灭亡。”传文中说“苏子”，而经文中说“温”，可知苏就是温。温即今天的怀庆温县，两国疆土犬牙交错，所以互相猜忌而相互诽谤。畿内，是指东都的畿内。

埙和篪。《风俗通》说：埙周长五寸半，长三寸半，有四个孔，其中两个相通。郑司农说埙有六个孔，没有说其中两个相通。篪，《风俗通》说：有十个孔，长一尺一寸。《世本》说：有嘴像酸枣。郑司农说：七个孔。张揖说：有八个孔，上面一个，后面三个，前面四个。各种说法不同。《集传》所说的，是依据《五经要义》的文字，终究不能确定哪个是正确的。凡是这类无法考证确定的，广泛记录以等待折中判断就可以了。

杼柚，《方言》“杼柚”写作“也”。东齐地区，土制的叫作“杼”，木制的叫作“柚”。谭地正在东齐，说“杼柚”，是那里的方言。序言说：“困于劳役而伤于财用，杼柚空了，是说掏空国家去服劳役。”郑笺将“杼柚”解释为持纬线受经线的工具，那么职贡中有丝麻而没有布帛，与后世庸调用绢不同。觐见问候虽然有币帛，自有常规制度，不至于使机杼完全空掉。“毛传”说：“空，尽。”说人力尽于输纳劳作，这是对的。

佩璲。《毛传》说：“璲，是瑞玉。”郑笺说：“用瑞玉做佩饰。”《集传》沿袭此说。考察瑞，是诸侯命圭的名称，瑞信，作为述职的信物，装饰包裹而手持，觐见天子，献给王，回国时仍然返还给他。而且五等圭璧由王廷颁发，不是诸侯的贡品，王者各有常规制度，不可随意改变长短，尤其不是琚、瑀、衡、璜之类可以用作佩饰的，那么郑氏瑞玉的说法不合典制是明显的。考察崔豹《古今注》说：“縌，是古代的佩璲。佩绶相迎，所以叫縌。”许慎所说的绶维，长三尺，与绶同色，而首端减半。那么璲，是绶带下面的系带，用来连接佩玉，用丝制成，所以叫“鞙鞙”，不是因为它的长度。《说文》没有璲字，这个字写作繸。《后汉书·舆服志》说：“古代君臣佩玉，五霸迭起，战争不息，于是解去韨佩，留下系带作为章表。”所以《诗》说：“鞙鞙佩璲”，说的就是这个。秦用彩色的丝带连接在繸上，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所以叫绶。徐广注说：“现在称繸为縌，那么繸就是绶维。”毫无疑问青州贡丝，那么固然是谭地的职贡。

先祖匪人。郑笺说：先祖不是人吗？为什么让我遭受这灾难呢？因为受不了乱离的痛苦，而竟然詈骂先祖，这是市井无赖者的言语，怎么能说是小雅怨诽而不伤呢？那匪人，就是非他人的意思。《頍弁》的诗说：“兄弟匪他”，意义与此相同。除了自己之外，不与己亲近的，有时叫作他，有时叫作人，都是疏远不相及的词语，就像说“父母生我，为什么让我更加困苦”？郑氏解释诗经拘泥于文句而伤害义理的情况不止一处，比如解释“从之迈”，就说想要自杀；解释“求见古人，匪上帝不时”，就说纣王的混乱，不是他生不逢时。像这类迂腐鄙陋不合情理的解释，《集传》都驳斥了，而在这里却没有删削改正，为什么呢？

我从事独贤，《小尔雅》说：“我从事独贤，是劳事独多。”贤解释为多，与射礼中“某贤于某若干”

译“同义”，所以孟子说：“我独贤劳”，意思是说多劳。如果将“贤不肖”中的“贤”理解为贤能，那么从文义上就不通顺了。

译鼓声钟声响亮盛大，所谓“将将”，是形容声音宏大；所谓“喈喈”，是形容声音和谐；所谓“汤汤”，是形容水流盛大；所谓“湝湝”，是形容水流舒缓。宏大与盛大，和谐与舒缓，各自因同类事物而兴起。《毛传》对此没有加以区分，《集传》沿袭了这种说法，这是疏漏之处。

笙磬与钟磬音律相同。《毛传》说：“笙磬，是东方的乐器。”大概“笙磬”是磬的名称，并不是笙和磬两种乐器。《周礼》中记载眂瞭敲击颂磬和笙磬。郑玄注说：“笙，通‘生’。颂，有时写作‘庸’，意为‘功’。”有人认为笙磬与笙的声音相应，颂磬与镛的声音相应，这是错误的。颂声就像《春秋》中有颂一样，“琴颂”是磬的名称，那么“笙”显然不是有簧片的吹奏乐器。在大射礼中，笙磬面向西，它的南面是笙钟，笙钟的南面是镈钟，都向南陈列。颂磬面向东，它的南面是钟，钟的南面是镈钟。注解说：“东方是阳气的中位，万物由此生长。太蔟律用于金奏，以赞扬并疏通阻滞；姑洗律用于修整洁净百物，考察神灵并接纳宾客。”因此东方的钟磬被称为“笙”。“笙”的意思是“生”。笙磬说“同音”，是指《毛传》所说的“四县（四组乐器）音律相同”。笙磬、笙钟、镈钟，是一组；建鼓在西面的，与应鼙鼓是第二组；颂磬、钟、镈钟是第三组；建鼓在南面的，与朔鼙鼓是第四组。统称为“笙磬”以概括这三组乐器，是因为笙磬位于阼阶东北上方，是四组乐器中最尊贵的，用来统领所有乐器的声音。

有的陈列有的进献。《毛传》说：“肆，是陈列整齐的意思。”郑玄笺说：“有的将牲体的骨肉陈列在俎上，有的捧着进献。”现在考察，这是紧接着剥皮烹煮而言的，还未到陈列进献的时候，“肆”应当从郑玄的解释，“将”应当从《毛传》的解释。《仪礼》中“肆”与“鬄”相同，指解剖后陈列在俎上。《尔雅》说：“将，整齐。”郭璞注说：“指分配整齐。”“齐”音才细切。所谓分配整齐，比如肵俎用心和舌，祭祀用肺，尸俎用右肩，祝俎用火腿之类，各自有适宜分配的部分，所以称为“齐”。如果从陈列进献的角度来说，那么应当在“为俎孔硕”之后了。这首诗第一章讲谷物祭品，第二章讲牺牲，第三章讲俎豆。俎豆陈列之后才轮到献酒酬酢，第四章讲致福，第五章讲尸起身，以及食余，第六章结尾。古代祭祀礼仪的次序和节文，依靠这些来考证，读者应当按顺序探求。如果刚说到剥皮烹煮就立刻讲到陈列进献，那就杂乱无章了。

祝在祊处祭祀。郑玄笺说：让祝官在平生门内的旁边旁求神灵。现在考察：在有司彻礼中，只撤去尸俎。注解说：只说尸俎，那么祝官和佐食不参与傧尸的礼仪。所以出迎尸的是主人，这与正祭时让祝官迎接不同。大概傧尸的人不侍奉神灵而专门侍奉尸，没有祝官告神、拜神、安神的仪式，祝官无事可做。或者是诸侯的绎祭，其礼仪非常恰当。其奠祭时有告祊的事情。《郊特牲》说：直接在主位祭祀祝告，在祊处索祭祝告。祝告，不是说大祝这个官职。所谓的祝，就像《少牢馈食礼》中祝官说：“孝孙某某恭敬地为您洁净地进献祭品”那样。在门处祝告而在堂上飨尸，重在尸而不在祊。《礼器》说：在门外设祊。注解说：既在室内设祭，就在堂上侍奉尸。《郊特牲》说：祊在东方是错误的。祊应该在庙门的西室门处，庙门就是门。门内有室。郑玄说“平生门内的旁边”并不正确。祝字不说“使”，郑玄多余地加了“使”字。即使是绎祭用祝，祝祭也一定是君主亲自莅临。祝官不专管此事。祝官不专管，那么求神的是君主自己求，不应当说让祝官旁求。那么祝是祝告的祝，而不是大祝官的祝，这就很明白了。但这首诗讲的是烝尝的正祭，正处于剥皮烹煮、陈列进献的开始，不应当立刻涉及到绎祭。那么意思大概是《郊特牲》所说的索祭，是在进献熟食之后有在祊处祝告的礼仪，正祭和绎祭都有，而绎祭只是省去直祭而保留索祭，不必等到绎祭才在祊处祝告。时享的礼仪已经失传，郑玄也无从考证，只是随意推测罢了。

曾孙种田。曾孙，是相对于曾祖考庙而言的。大夫有三座庙，一是始祖，二是祖，三是祢，不祭祀曾祖，不能称曾孙。《少牢馈食礼》中，筮祝嘏都称孝孙。孝孙，是相对于祖而言的。凡是称曾孙的都是君主。《尚书》说：“有道曾孙是已。”如果《楚茨》中称孝孙，那是成王相对于文王而言。天子可以称孝孙，卿不能称曾孙，足以知道这首诗不是公卿有田禄者的诗。从这以下几章，《集传》都说：“有田禄者，诸侯入朝辅佐天子，在侯国尚且不敢用侯礼。”所以卫武公乘坐重较车而不乘坐辂车。如果卿享受侯的俸禄，不世袭其国，自然遵循三庙的制度。何况说“有田禄”，这个词尤其卑微。刚有而不是固有，怎么能立刻建立五庙？况且这首诗说：“从以骍牲”，不同于周公使用白牡。启毛爇膋，杀牲用鸾刀，尤其不是人臣所能使用的。《楚茨》说：“絜尔牛羊”，是大牢具备。以往烝尝，是天子的岁事，不同于诸侯的尝祭，诸侯不举行烝祭。祝祭于祊，直祭和索祭并举。鼓钟送尸，是尸起身时金奏肆夏。《甫田》说：“以方者”，是大司马罗网捕猎献禽的祭祀，是天子的狝祭。《大田》说：“俶载南畆者”，是耕耤的礼仪。都是天子的事，不是人臣所敢僭越的。凡此

译各篇，都应当以《序》和《传》作为正确的依据。

译田亩的走向有南有东。《司马法》说：六尺为一步，一百步为一亩。所谓一百步，是累积一亩的实际面积。取一百步的面积将其规划为方形，那么每边长十步的黍、稷、豆、麦等旱地，与稻田的田埂必然不同，必须狭长才能引水灌溉。然而朱熹认为如果宽一步、长一百步，那就太狭长，与井田制不合。况且田地整体都顺应地势，这与“南东其畆”的说法岂不矛盾？“南东其畆”，是指田亩有的南北走向，有的东西走向。《考工记》记载：耜宽五寸，两耜为一耦。一耦开垦的宽度为一尺，深度为一尺，称为甽。一亩的面积，宽五步，共三十次开垦；直径二十步，共五列。每列纵向四亩，横向四亩，两纵三横，或三纵两横组成一列，共二十亩。五个二十亩为一百步，组成一列。五个列则每边长一百步，累积一万步为一百亩。这就是田亩可以规划为方形的情况。而四个一百亩组成一夫，纵向占一半，横向占一半。所以《诗经·南山》说：“横纵其畆”，意思是横向的向南，纵向的向东。一纵一横交错形成方形，那么甽间的水就各自顺着路径注入遂沟中了。一百亩为一夫，夫有遂沟，宽二尺，深二尺。都鄙的制度，九夫为一井，井有沟渠，宽四尺，深四尺。十里为一成，成有洫渠，宽八尺，深八尺。百里为一同，同有浍渠，宽二寻，深二仞。那么沟洫都是方形的，而始于四十井为一成的，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旁边加一里。总之其数目都以四为起始，这与四亩的直径宽各二十步而构成一方相同。四是开方数目的来源。都鄙靠近国都，是车马往来的要冲，所以规划为方形以便通行，而一夫的田地有的纵向有的横向，则仍然相互交错。至于乡遂的制度，将九夫变为十夫，田间有遂沟，遂沟上有小路。十夫有沟渠，沟渠上有田埂。百夫有洫渠，洫渠上有道路。千夫有浍渠，浍渠上有大道。万夫有川流，川流上有大路。以十相乘，形势上不能规划为方形，有时弯曲一夫的遂沟，纵向或横向以顺应沟渠，或者一夫的遂沟按照都鄙的法度，而十夫的遂沟则两列各四夫，一列两夫，两沟组成一列，宽四夫，长五夫，累积五列而成洫渠。一纵一横，直到五个二十而百夫沟渠上的田埂，仍然必然有参差不齐、不相容纳的地方，形状像凹字的一半。累积百夫成千夫，累积千夫成万夫，三十三里少半里仍然不整齐。九州都为一同，然后方圆百里，参差不齐的地方得以互相容纳，疆界才开始成为方形。那么从一夫百亩直到东部，有的向东有的向南，犬牙交错，而畎亩、遂沟、洫渠、浍川、川流，参差不齐、迂回曲折的情况不一。沟洫本来是为了排水防涝，但如果直流太急，又苦于容易干涸，所以曲折以节制水流，而且地势高低无常，也借此输灌而不滞留。于是郑玄在《周礼》注中说：“以南畆图，则遂从沟，横洫纵浍，横九浍而川周其外。”这大概与朱熹宽一步长一百步的说法小异大同，不再迂回曲折，而径、畛、涂、道都直截了当。这是因为郑玄以南畆来绘图，而不是以南东其畆来绘图。只有南东其畆，那么径、畛、涂、道、畎、沟、洫、浍都随之迂回，水流既得到节制，又可以限制戎马。后世秦州的地网、河北的塘水，都是效法这个而建造的。所以郄克出使齐国，命令全部向东开垦田亩，而国佐回答说：“您整顿诸侯的疆界，却说全部向东开垦田亩，只是利于您的战车罢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全部像朱熹宽一步长一百步以及郑玄一纵一横的说法，那么与郄克的暴虐命令有什么不同呢？况且周朝授田有不换土、一易、再易的区别，一夫有时百亩，有时二百亩，有时三百亩，其大小区域更难规划为方形。齐国《周礼》说井牧其田野，《左传》说井衍沃、牧隰皋，牧不同于井，其田亩不同。夫井、邑、丘、甸的或纵或横，必然依据地势来规划其疆界，怎么能全部截然方折以趋向川流呢？推想这疆井的制度，太公实际上以兵法寓于井田，而密用其形势，既用来治理周王畿内的田地，又施行于齐国。所以此《诗》说“南东其畆”，《齐风》也说“横从其畆”，而国佐的回答也引用这个来反驳郄克。只有齐国世代坚守这个法度，而其他国家没有听说，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暴君污吏轻慢它”了。

田中有庐舍。郑玄笺注说：农人建造庐舍，以便从事农事。说以便从事农事，那么本来就不是农人的常居之地了。然而《韩诗外传》说：古时八家为一井，宽三百步，长三百步，一里田地九百亩。宽一步，长一步为一亩。宽百步，长百步为一百亩。八家为邻，每家得一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每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同作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互相保卫。《诗》说：中田有庐。赵岐《孟子》注说：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作为住宅，各入保城二亩半。朱熹认为五亩的住宅，一夫所受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大概本于此。然而考察周朝里亩的制度，则必然不是这样的。《大

译《大戴礼》说：一百步为一堵，三百步为一里。《王制》说：边长一里的正方形田地面积为九百亩。郑玄说：一里见方三百步。《汉书·食货志》说：六尺为一尺，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这是一步六尺，一亩一百步，这是周代的制度。关于一百步的制度，《韩诗》所说的长十步、宽十步，是按正方形计算的。金仁山所说的宽一步、长百步，即如今种植豆麦的田垄，是按长度累积计算的。大抵累积一百个边长一步的正方形，就是一亩。到了汉武帝才开始增加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古代的亩不同于现在的亩。周代的一亩，累积边长六尺的正方形一百个。周尺六尺相当于今尺三尺六寸。无论它是正方形还是长方形，其实际面积终究只限于此。住宅用地，不同于农田，不能按长度计算，应当以直径十步、宽十步为比率。累积边长二十五步的正方形，每边十五步七分稍弱，每边九十四尺八寸，按今尺计算，每边五丈六尺八寸八分而已。住宅四周有墙，墙内外有壕沟和沟渠，墙外有桑地。墙大约宽一尺多，沟渠内外大约宽五尺多，桑地大约宽七尺。大抵每边大约要减去地一丈四尺，从宽度上相距大约要减去地直径二丈八尺，四周环绕相距大约要减去地五丈六尺，这就是住宅的基址，直径和宽度每边二丈九尺而已。而父子分住不同房间，多余的男子也有栖宿的地方，舂米做饭有房屋，牛羊有拴系的地方，鸡猪有栖息的地方，蔬菜水果有园圃，收获晾晒有场地，八口之家，势必要具备这些，而且不可缺少。不知道这三丈见方的地方，怎么能安置得下而毫无不足呢？至于在城邑中的二亩半住宅。以边长百里的国家来计算，总土地为一万井，作为农户的有八万家，那么在城邑中应当用二十万亩作为住宅。累积二十万亩的实际面积，得到边长一步的正方形二千万个。按正方形估算，其地直径和宽度各为四百四十七亩，每三百步为一里，应当得到十四里零十分里的九。而朝庙、市场、学校、泽宫、官署、卿大夫、商贾、府史、舆台的住宅、宾客的馆舍、府库、仓廪、马厩、物资储备、监狱、牢狱的场所、街巷、沟渠、城墙壕沟之间的空地，应当也如此。那么一座城累积四十万亩，每边六百三十二亩，直径和宽度各为六千三百二十步，作为里数则是二十一里多。边长百里的国家，是殷代的侯国，周代子男的封国。而它的城池竟然如此之大。如果按照周制公侯边长五百里的封国，总土地为二十五万井，虽然有下属城邑和采地，或者分散居住，但国都邑居的民众占三分之一，也有六十四万家。其城池的广阔更加无法估量了。《春秋传》说：“大都占国都的三分之一。”又说：“都城不超过百雉。”三丈为一雉，一雉相当于五步。百雉的城池，其周长为一里零三分里的二，其直径七十五丈，按步计算，只有一百二十五步，其实际面积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步，按亩计算，一百五十六亩四分亩之一。既然不能容纳所食采邑农户的住宅，而国都又占私邑的三分之一，用三去乘，应当只有九百丈的周长。城中累积得到十四万零六百二十五步，按亩计算，得到一千四百零六亩稍多。又从哪里得到二十万亩作为农户的住宅呢？更何况大国的总土地是这里的二十五倍呢？如果真的有四十万亩的城池，其周长八十四里多，按雉计算，五千五十六雉，而占国都三分之一的，其周长八千四百八十二步，按雉计算，一千六百八十五雉半多，与所谓都城不超过百雉的说法，几乎相差二十五倍，其说法的不相符太远了。郑司农众说：“规划国都边长九里，九条经路九条纬路，左边祖庙右边社稷，前面朝廷后面市场，是天子的都城。”其总土地百万井，而都城只边长九里，难道区区边长百里的国家，而有边长二十多里的城池吗？《绵》诗说：“百堵皆兴。”按《大戴礼》一百步为一堵计算，岐周城的周长只一万步。按五板为一堵计算，只五百丈，也可以。证明其不能容纳这么多民众的住宅。那么二亩半的住宅，在国都中的，既然国都中不能容纳；二亩半的住宅，在田野中的，又不足以容纳八口之家的农户。这是孟子所说的五亩住宅，全都位于野外。其直径和宽度各二十五步二尺多，作为周尺是十三丈四尺。相当于今尺八丈零四寸，大致可以作为八口之家墙、桑、场、圃、居室住宅用地。孟子说住宅，这首诗说庐舍，住宅不同于庐舍，其不相通明显了。住宅，是民众的长久居所，不只是为了种田方便，必定要依据山水砍柴汲水的便利，阴阳向背的适宜。自从祖先以来，子孙长在这块土地上，八口各自划定界限，以区别男女而饲养鸡猪，粪土之争，不是先王制定产业才开始有的，那么也不在经界之内。根据土地情况授受，平均其宽窄，完全依据原野沼泽自然的地势，而不能按亩计算。《周礼》上等地一夫一廛，中等地一夫一廛，下等地一夫一廛。郑司农众说：廛，是居住的地方。扬子云有田一廛，百亩的居所。只要有田百亩，就有住宅用地一廛，田以亩计算，而住宅没有固定限制，明显

译了。至于庐，则是耕种收获时的临时住所，只是暂时休息的地方，并非长久居住之所。许慎说：庐，就是寄居。说是寄居，那就不是百姓的固定居所，而与固定的宅院不同，由此可知。大概是在公田之中，划出二十亩地作为草舍，八家共用一处，没有门窗墙壁的界限，前面作为场院和菜园，后面作为庐舍，用来安放耒耜等农具，收集禾把、打谷、堆积秸秆，以遮蔽风雨，方便从事农事；妇女和子女送饭来时有地方遮荫休息，田官督促耕作时有地方停留。先王体恤民情，使这些用途都得到便利，可谓周全。而李悝、商鞅等人，认为这是闲置的土地而加以开垦，所以后世没有留存下来的。因此郑玄说：农民建造庐舍，是为了方便农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中田有庐”，这个“有”字并不是表示固有（拥有）的意思。如果认为是长久居住的宅院，那么谁没有家室呢？这就和边界上的瓜果有时有、有时无的情况一样了，何必夸张地说它“有”呢？况且像韩婴、赵岐所说，百姓没有固定的居所，一会儿在城里，一会儿在田里，背着锅甑，牵着鸡猪，扶着老人，提着幼儿，疲惫不堪地在道路上奔波，那么田里的粮仓由谁来守护呢？城里的干粮，必定每天都有背负搬运的劳累，如果突然遇到冰雪连绵十天，运送食物的道路受阻，柴火不够，势必会在城市中饥饿困顿，田地抛荒在野外，施肥整治不及时，肥沃的土地变得贫瘠。何况北方土地同时种植五谷，麦子秋天播种，冬天培土，春天除草，夏天收获；高粱、粟、稻、豆，春天播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一年到头没有空闲的田地，也就没有空闲的日子。到了冬天，进入城里，原野寂静无人，虎狼肆意出入，鹿群闯入庭院，盗贼趁虚而入，邻国越境侵犯，沟渠崩塌而不修缮，茅草屋顶飘摇而不修补，而城里居住的人不熟悉经商，没有捕鱼设梁的利益，没有狩猎的收获，没有园圃的蔬菜，没有养猪养鸡的地方，老人无人赡养，病人无人供养，辛苦困顿，永远没有安居的快乐，虐待百姓不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难道先王会这样做吗？所以知道“二亩半在城里”的说法，必定是没有的事。至于赵岐所说的，进入保城是因为四郊有警报，正卒进入守卫的寓舍，大概是《檀弓》所说的“负杖入保”的意思，既然不是带着家眷前往，就不必每人都有庐舍，也不需要二亩半的宽广，让全家都进入保城郭，正像后世“清野”的暴政，命令乡村空无一人以引诱敌人深入，而原野萧瑟，百姓无法生存，那又怎么治理国家呢？所以相信韩婴、赵岐不经之谈，而不通晓事理，差不多就要用王政来祸害天下了。

译祭祀时献上清酒。郑玄笺注说：清酒指的是玄酒。查考《周礼·酒正》中辨别三种酒的品类，郑氏注解说：清酒，是如今中山地区冬季酿造、延续到夏季才完成的酒。不知郑康成为何在注解《周礼》时明白，而在笺注《诗经》时却糊涂，两人的说法仿佛出自不同之人。假如清酒果真就是玄酒，又怎能说“你的酒已经清澈”呢？《韩奕》这首诗说：“清酒百壶”，显父难道会用百壶水来为韩侯饯行吗？《礼运》篇说：“玄酒在室内，澄酒在堂下”，澄酒就是清酒。清酒与玄酒的区别，是很清楚的。郑司农郑众说：清酒是祭祀用的酒，但这不能通用于韩侯的饯行场合。自然应当以郑康成《周礼》的注解为准。如果《集传》说清酒是“郁鬯之类”，不知郁鬯怎么会有同类？况且只有天子宴请诸侯时才使用郁鬯，显父怎么会有百壶郁鬯来为韩侯饯行呢？况且假如像《集传》所说，清酒是郁鬯，那是用于祼礼和飨礼的，那就明确是天子祭祀了。又怎能说是“公卿等有田禄者的祭祀”呢？道理在此处成立却在那处不通，往往自相矛盾，这就太严重了。训诂之难，由此可见。

田祖。毛亨传注说：祖先就是先啬。查考先啬是八蜡祭祀中的神祇之一，其祭祀在孟冬之月举行，天子借此大索万物以休息老物。《周礼》规定，国家向田祖祈求丰年，要吹奏《豳雅》，敲击土鼓来娱乐田畯；国家祭祀蜡神，则吹奏《豳颂》，敲击土鼓来休息老物。可见祈年祭与蜡祭本不是同一祭祀，田祖与先啬本不是同一神祇，不能把田祖当作先啬。《风俗通》说：《周礼》说二十五家设立一个社，只为田祖报功求福，这就竟然把社当作田祖，错误更加严重。《周礼》所说的，是合并二十五家来设立社，因而合并起来报功求福。如果《集传》说田祖是开始耕作的人，即指先啬，大概是神农，这种说法的错误本源于郑司农，又混杂了毛公的说法，所以把三位神祇合为一位，更加造成混乱。庶民没有祭祀天子的礼仪，所以祭祀社神的不敢祭祀颛顼而祭祀句龙，祭祀稷神的不敢祭祀炎帝而祭祀其子柱，却在田野间弹琴击鼓来宴享神农，这与后世愚民绘制牛头草衣的画像，认为是神农而推荐淫祀的行为一样猥亵，难道说典礼中有这样的规定吗？查考《周礼》说在田间树立田主，郑玄注解说：田主，是田神后土和田正所依附的对象。《诗经》称之为田祖，所谓依附，是指天神没有固定的主宰，以人鬼作为其主宰。后土和田正，是地祇；田祖，是人鬼。开始耕作的人在远古时代渺茫不可知，不知是谁，而不一定是神农。《山海经》说：叔均于是成为田祖。郭璞说：是主管农田的官员。又说：叔均是开始使用牛耕的人。大概叔均既有驱除旱魃的功劳，又教导牛耕以节省民力，所以黄帝任命他为田祖之官，后世就以其官职作为神号来祈求报谢。田祖祭祀叔均，就像社神祭祀句龙、稷神祭祀柱一样。《山海经》言论多驳杂，先儒不推崇，但它距离古代尚近，而且山川草木多有确凿依据，引用它作为证据，固然胜过没有事实根据的臆测。

坁，方言称蚍蜉（蚁）和{黍牛}鼠聚集的地方，叫作坁。大概是积土层层堆叠的样子，所以用来比喻粮仓中粟米之多。如果水中的高地，叫作汦，从水从氏，与坁字不同。（刘熙说：“小的沙洲叫作汦，水中小小的洲渚，平坦浅薄没有多少，粮仓中的粟米类似它，那么也就只遮蔽粮仓底部的一角罢了。”）

田稺，高诱《淮南子注》中有稺稻，或者叫作稻孙。所谓稻孙，是已经收割后又重新生长的禾苗，是农人所抛弃的，伤害它也没有损失，而且深秋霜露凛冽降下，也没有虫蛀伤害的祸患。这里说的田稺，与稺稻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同。查考《齐民要术》，二月、三月播种的叫作植禾，四月、五月播种的叫作稺禾。大概螟贼这类害虫的产生，多在秋初晴雨相间时，因湿热蒸腾而滋生。植禾已经成熟，不能承受伤害，只有晚种的稺禾普遍遭受其害，所以特别说稺而不泛泛地说禾。

秉畀炎火。《集传》说：“希望田祖之神为我拿着这些害虫而交付给烈火，这就很明白了。炎火不是人用火焚烧。”又说：“姚崇派遣使者捕蝗，引用此作为证据，夜间投火，火边掘坑，一边焚烧一边掩埋，大概是古代遗留的方法，那么人就可以拿着害虫投入火中，又何必希望于神呢？蝗虫有翅膀善于跳跃，所以可以用火引诱而焚烧。螟螣蟊贼，则在禾根节叶之间蠕动，即使设置火坑，怎么能逼迫它们进入呢？螟螣这类害虫，因晴空中夹杂雨水，东风吹拂黏附而成，只有电光灼照，才会枯黄而死。这里说的‘炎火’，是电火。祝祷神明用电光照耀，使它们死亡。‘炎’，是火光闪烁赤红的样子。”

敛穧，遗秉。《聘礼》说四秉叫作筥。郑玄注解说：“这里的秉指收割禾稼满手的把束。”筥是穧的名称。四秉为穧。既然已经收割并聚集成把、成束，有什么难处不能带回家，为什么还要遗留呢？假如像郑玄笺注所说，成王之时，百谷已经多种且整齐，谁收割得急促，力气都不足，而不收获不收敛，那么懒惰的农夫狼藉地糟蹋天物，而田畯不加以督理，他的职责就没有修好了。然而这里的不收获不收敛而遗留滞留的，大概是有意为之，用来惠及矜寡之人。把多余的给矜寡者，去给他们，嫌于没有分别；让他们来求取，则嫌于显得乞讨。留下多余的而好像忘记了，让他们来拾取，那么双方都没有嫌隙。

译先王完备周全的仁政方法，用来培养百姓忠厚淳朴的风俗。所谓“彼有此有”，是说任凭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多寡，而不强求一定达到某种标准。

译韎韐有奭。韎韐是士人的服饰。在士冠礼中，穿着纯色的衣服，系着黑色的腰带，佩带韎韐。郑玄注解说：“韎韐，就是缊色的蔽膝。”士人佩戴缊色的蔽膝和幽色的衡，用皮革制成，用茅草染成这种颜色，因此得名。这大概是爵弁所配的蔽膝，是士人与国君祭祀时所穿的礼服。《玉藻》篇说：“一命之官佩缊色蔽膝和幽色衡。”郑玄注解说：“缊是赤黄之间的颜色。”所谓韎，许慎说士人不佩芾，只佩韐，形状像榼，缺了四个角。爵弁服的蔽膝颜色是韎色。士人地位低贱，不能与国君的裳同色。这首诗咏叹诸侯却使用士人的服饰，是因为殷人五十岁才受爵，周朝大夫四十岁才受爵，诸侯终丧入见天子后才受爵。《白虎通》说：“世子受命，穿士人的衣服，是谦逊不敢自尊。”郑玄笺注所说诸侯世子除去三年丧服后穿士服前来，正是此意，但说以祭服临阵作战，在义理上并不协调。这首诗下面两章没有提到征伐之事，这里说“六师”，不过是说万乘之众，意思是辅佐天子以振兴天下的治理罢了。下文说“家室家邦”，没有提到天子，也明确这是天子赐命诸侯的话，而不是诸侯祝颂天子的诗。

先集维霰，郑玄笺注说：“将要下大雪，起初必定微微温暖，雪从上下落，遇到温暖的气流而凝聚，叫做霰。”这种说法不对。未下雪先下霰的时候，必定极冷，霰转变为六角形的雪之后，寒冷才稳定下来，哪里曾经先有微温？况且雪凝结在上面，遇到温暖就会融化，怎么能再次凝聚成霰呢？霰不能散开变成雪，雪也不能聚合变成霰。形成景象和形状，同类而形状不同，所以霰晶莹而微黑，雪洁白而不润泽。霰不是由雪形成的，这是很明显的。董仲舒回答鲍敞的话说：“雨凝结在上面，形体尚且轻微，因为风相互侵袭，所以形成雪。”寒冷有高低之分，上面温暖下面寒冷，那么上面聚合成为大雨，下面凝结成为冰霰。他的说法是对的。风从地面升起，逐渐向上，所以起初下霰最后下雪。《诗集传》收录采用郑玄的笺注，是不恰当的。

举酬逸逸。举酬逸逸，是射礼中的宴饮不同于一般燕礼的地方。按照乡射礼，献酢结束后，主人洒酒酬宾，宾客不举杯。等到众宾都献酒之后，主人的吏员再次举杯向宾客敬酒，宾客又接受酒杯放在荐席的东边。乐工合奏房中之乐，司正饮酒。在燕礼中接着进行旅酬，而在射礼中不想结束宴饮，所以在即将射箭时暂时停止旅酬，酬酒的举杯变得缓慢，“逸逸”是缓慢的意思。就是射礼中所说的未旅酬时告知宾客，请求射箭。射箭结束后从西阶上升，然后宾客酬主人。如果是燕射礼，虽然献酢已经结束，媵爵的人将酒杯献给国君，国君拿起媵爵的酒杯，起身酬宾。宾客告知摈者，请求旅酬以向大夫敬酒，在西阶进行。射箭之前虽然有一次举酬，但射箭结束后，国君又举杯赐给宾客和长者，在西阶旅酬如初。礼仪中射箭夹着酬酒进行，前一次举酬，后一次举酬，礼仪不主要在于酒，所以酬酒也缓慢从容。所谓“钟鼓既设”，是指三县钟鼓在御前，演奏《鹿鸣》、《新宫》、瑟笙三终之后，旅酬不举杯，缓慢从容地等待射箭。毛亨传误将逸逸解释为往来次序，而《诗集传》沿袭了这个错误。郑玄笺注将“钟鼓既设”解释为将要射箭，改变县钟鼓的位置与时序不合，而且大射礼与乡射礼不同，没有改变县钟鼓的记载。所谓“钟鼓既设，大侯既抗”，诸侯的礼仪，宿县钟鼓在两阶的东西两侧，不阻碍射箭，不需要等待改变。那么上文所说的“酒既和旨”，大概是以宾客拜谢酒味醇美的礼仪来说的吧？

有颁其首。《说文解字》：“颁，大头。”本音如字，布还切。这个字从页，页是头面的意思。后人借用来表示分赐的颁，以颁赐为正字，解释反而将大头作为借用，读如焚，这是错误的。

猱。陆玑疏说：“猱，是猕猴。”《诗集传》沿袭了这个说法。现在考察《尔雅》“蒙颂猱状”，郭璞说：“就是蒙贵。形状像蜼但较小，紫黑色，可以驯养，善于捕鼠。九真、日南都出产。”说“猱状”，是说蒙贵像猱。猱不是蒙贵，但与蒙贵相似，与猩猩同类，所以《尔雅》说“猱猨善援”。猱像蒙贵但较大，善于爬树就像猿猴。陆佃说：“猱，一名狨，轻快敏捷善于攀援树木，大小类似猿猴，长尾巴，尾巴呈金色，俗称金线狨，生长在川峡深山中。”陈藏器说它像猴子但较大，毛长黄黑色，人用它的皮做鞍褥。猱大概是毛发丰厚柔软下垂的野兽，所以俗话把光头叫做猱头，狗长毛的叫做猱丝，与猕猴完全不同。陆玑的疏解错误明显。

如涂涂附。涂中泥泞叫做涂。如涂，是说走在泥泞中沾染了泥涂。涂附，是说前面已经沾染了泥涂，后面的泥涂因为黏在前面的泥涂上而相互附着。凡是穿木屐或鞋走在泥泞中都是这样，而这里说的是车轮碾压泥淖。《考工记》说：“用杼来行走于沼泽，这就是用刀来切割泥涂。”所以泥涂不附着。郑玄注解说：“附着（读如酌）。”这首诗毛亨传也说：“泥涂附着。”与《考工记》正相符合。《诗集传》说：“在泥涂之上再加泥涂附着，似乎是指抹墙壁而言，不对。”这里用来比喻小人，世俗本无良善的君子，又教他们不让，于是相互沾染更加邪恶，而没有涤除的期限，不是美好道义可以归属的。

充耳琇实，礼自大夫以下，弁

译没有冕冠，充耳就是瑱，是冕冠的装饰。《玉古图考》绘有充耳的形状，圆而长像大枣，顶部有一个孔用来穿系，下垂的部分像赘肉。所以《旄丘》这首诗说：“褎如充耳”，意思是像瑱那样垂挂，空空地缀在左右两边[《集传》认为这是说耳聋多笑，纤巧而不合典制]。士人佩戴充耳，其实他是卿。卿被称为士，是因为“士”是男子的美称，可以通称，而且相对于君子和女子而言，称为士女。

译尹吉，吉是姓氏，亡考，字有的版本写作姞。这是南燕国的姓氏，其国在今胙城县。然而南燕未曾听说有人入仕于周朝，也未听说与王室通婚。大概是周朝的庶姓，并非贵族。或许这里所称的尹吉，就是吉甫的后代子孙，以祖父的字作为氏。古代赐姓的人，有时以字为氏。吉甫地位声望显赫，因此赐给他的众孙为尹吉氏，以区别于其他的尹氏，从而世代继承吉甫的禄位，所以称为尹吉。

蓝，蓝这种草，古今品类不一，但只要叶子可以浸泡染出青碧色的，都蒙受这个名称。李时珍《本草考》中有五种：一是蓼蓝，叶子像蓼，五六月开花成穗，细小浅红色，种子也像蓼，一年可以收割三四次。《月令》禁止百姓收割蓝草，说的就是这种。二是菘蓝，叶子像白菘。三是马蓝，叶子像苦荬，就是《尔雅》所说的“葴，马蓝”，郭璞说：“现在的大叶冬蓝就是。”俗称为板蓝。菘蓝、马蓝开花结籽，都像蓼。四是吴蓝，长茎像蒿，花是白色的。五是木蓝，长茎像决明，高的有三四尺，分枝布叶，叶子像槐叶，七月开淡红花，结荚长一寸左右，累累像小豆角，收取种子在畦中种植。现在俗称为青子蓝。任昉《述异记》认为汉宫葼园供给染绿色纹绶，“小蓝就是这种”。于是李时珍生长在蕲黄，不知道闽岭、湖南在畦中种植作靛，以供东南布帛衣被天下之用的，另外有大蓝丛生，叶子像嫩茶，而枝肥叶茂，清明时取近根的宿茎插之，霜降时收割。收割如果不快，那么一夜经过霜冻就会萎黑。收割后，就取它的茎窖藏起来，作为来年的种子，无花无实。如果不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耕耘培育三四次，就不会茂盛。此外另有甘蓝，它的叶子长大而厚，经冬不死，开黄花，煮食它的叶子甘美。胡洽说：“河东羌胡多种植它。”就是现在潞州人用来染竹根青的那种。贾思勰说：“蓼中的虫子，哪里知道蓝的甘甜呢？”说的就是这种蓝。如果《诗经》中说的蓝，就是蓼蓝。只有这一种蓝生长在原野低湿之地，不一定在家园畦中种植，也有采回来种植的。所以《齐民要术》“种蓝法”说：“初生三叶时，浇灌它，除草治理使它洁净。五月新雨后，就拔出来移栽。”其余各种蓝都以可以浸泡汁液而染色，与蓝同用，而沿袭蓝的名称罢了。古今称呼名称，互相假借，像这类的不止一种，不能不辨别。

英英白云，露水降落不是因为云才聚集。传注认为这是水上轻清之气。然而水气上蒸像云的，有时在早晨有时在傍晚，固然也霏微地在岸边的草丛间，忽生忽散，不能湿润菅茅。如果露水湿润草木，高山平原无水的地方，随处都有，固然不依赖水气。况且水气腾升，不能超过二三尺，冉冉盘旋，平伏涣散，不能称为英英。与云完全不同，也不能称为白云。用这种说法解释《诗经》，虽然巧妙但实际上并不妥当。现在考察晴夜所降的露水，所谓白露，有云就没有，无云就有。而凡是浓雾细雨，沾湿草木，湿润人衣履的，也可以称为露。张旭诗说：“入云深处亦沾衣。”高山大壑云起之处，看见像微雨，而渐渐到了平野，回望则只见是白云罢了。露的意思是濡湿，是说湿云濡湿菅茅。遥望则称为云，进入其中则为雾，雾也称为露。所以《素问》说：“雾露中人肌肤。”《乐府清商曲》说：“雾露隐芙蓉。”都是这个意思。白云自然可以濡湿菅茅，哪里在于它是水上轻清之气呢？

滮池向北流。《三辅黄图》说：冰池在长安城西。旧图说：西边有滮池，一名圣女泉。大概是冰滮声音相近，传说的讹误。《一统志》说：滮水出自咸阳县的滮池，流到西安府西北与镐水汇合。然而镐在渭南，咸阳在渭北，那么滮水不能横渡渭水而流入镐水。大概是滮池在咸阳县的南境，地在渭水之南，与现在的县治隔着渭水，所以北流入镐以汇入渭水。滮池归属咸阳，是因为在咸阳县境内。毛传说：滮，水流的样子。郑氏说丰镐之间的水都向北流，都属疏漏。况且停积的是池，流动的是流。如果不是确实有这个池作为滮水的源头，那么说滮就不应当称为池，称为池又不应当说流了。

苕是草木的名称，古今互相不同，有同名而异实，有异名而同实，只根据所说的前后文来考证，这才算是定论。经文说“苕之华，芸其黄矣”，那么就应当在黄花中寻求，然后才是经文所咏的苕，而不可以混淆。所引用的证据不足以作为真实审慎的依据。《尔雅》：“苕，陵苕。”陆玑疏则说：“苕，陵时，一名鼠尾草，像王刍，叶紫花，可以染皂。”现在考察，紫葳，是凌霄花，一名陵时，蔓生依附树木而生，高数丈，它的花红艳，不是芸黄。蘧麦者，是石竹，一名南天竹，花有细白、粉红、紫色、赤色几种，俗呼洛阳花。陶弘景说其

译“根”就是紫葳，苏恭辨析并纠正了其中的错误，这是正确的。鼠尾草，又名陵翘，又名葝，叶子像蒿草，可以用来染皂，穗子像车前草，花有红色和白色两种。这几种草，都不是黄华，足以说明古今名称不同，陵时、陵翘借用了“陵苕”的名称，而不是《诗经》中所说的苕。现在考察，苕可以做扫帚，称为“苕帚”，那么现在所说的地肤子草，《尔雅》中称之为王篲。这种草在七月开黄花，叶子与蘧麦相似，所以张揖因为相似而混淆，那么《尔雅》中“苕，陵时”或许是与王篲异名互见，而凡是被称为陵霄花、蘧麦、鼠尾草的，都是不对的。

译牂羊头大，三星在竹笼中。《尔雅》说：“吴地的羊，母羊叫牂；夏地的羊，母羊叫羖。吴地的羊是绵羊；夏地的羊是山羊。”吴地绵羊头小角短，夏地山羊头大角长。《大雅·初筵》的诗说：“让那只没长角的公山羊出来。”吴地绵羊即使瘦，终究没有头小的道理。所以毛亨传文说：“牂羊头大，是说没有这样的事。”竹笼小而星光移动，其影子容易消失，所以毛亨传文说：“是说不能长久。”如果像朱熹《诗集传》所说，没有鱼而水静止，那就完全没有可吃的东西了，岂止是不能吃饱呢？所以毛亨传文说：“人可以吃到食物，但很少能吃饱。”是说治世的日子少而乱世的日子多。应当以毛亨传文为正确。

《诗经稗疏》卷三 汉阳王夫之撰

大雅

殷士。毛亨传文说：“殷士，是殷地的诸侯。”郑玄笺注说：“是殷的臣子。”朱熹《诗集传》于是说：“是商朝子孙的臣属。大概把‘士’当作大夫士的‘士’，那就是低贱的官吏罢了。”现在考察：祼礼是将鬯酒献给尸的大礼，不是士所能参与的。常服黼服和冔冠的，是诸侯的服饰，不是士的服饰。在殷代称为冔的，在周代称为冕。黼服，是元冕的服饰。士戴弁冠而在公室祭祀，怎能僭越穿着黼服和冔冠呢？殷代的侯伯，周代降格为子男。毳冕用来助祭上帝，希冕用来助祭先王，玄冕用来助祭先公。这里说穿着黼服戴着冕冠来助祭祼礼，是将禘礼和祫礼合祭先公吗？固然应当以毛亨传文为正确。殷士，犹言殷人，区别于商朝子孙而指异姓诸侯的词语。

祼将。毛亨传文说：祼是灌鬯酒。只说灌鬯酒，起初并未说灌在地上。自从《白虎通》开始有灌地降神的说法。唐代《开元礼》于是列举浇酒委地的事情。朱熹《诗集传》被后世流俗迷惑，而庆源辅广为之解说曰：先以郁鬯灌地，在阴处求神。已经奠酒后然后取血和膋放在萧草上焚烧，在阳处求神，那就大错特错了。《礼记·郊特牲》说：已经灌酒后然后迎接牺牲，是致阴气。萧草混合黍稷，气味容易传到墙屋，所以已经奠酒后然后焚烧萧草混合膻香。说已经灌酒，又说已经奠酒，奠就是灌，都是用郁鬯的意思。灌酒与迎接牺牲相接，迎接牺牲在尸进入之后，君主出迎牺牲而大宗伯亚祼。牺牲进入后然后焚烧萧草，那么焚烧萧草以报答气味在尸接受亚祼之后，而君主祼礼在尸进入之初。尸进入则有尸可以献酒，固然不应当灌地以间隔对尸的敬意。如果说尸未进入而先灌地，又与已经奠酒然后焚烧萧草的文字不合。奠的意思是放置，《昏礼》中妇人拿着笲盛枣栗放置在席上，《特牲馈食礼》中祝洒酒酌奠，放置在铏南。许慎说：奠，是放置祭品，把酒放在下面的基座上。大概古人不以亲手授予为敬，所以臣拿着贽见君主，女婿带着雁见岳父，都称为奠。奠用郁鬯就称为灌。后世不知道灌的意思，因而不知道奠的意思。那么新妇的枣栗也倾倒在地下吗？直立站着，取酒浇泼，粪土等同于呵斥踢打，已经是仁人孝子所不忍做的。况且饮酒以养阳，浇在土上就失去了它的类别。何况所谓降，是自上而下的词语，如果沃灌在地上，那就是求于地中上升而不是降了。推究倾酒委地，所谓酹，起于争战的时代，要鬼设誓，倨傲侮辱忿戾者所做的。流俗不察，用来事奉祖先神祗，不知是哪个陋儒循为典礼，而诬引古礼来顺从他们的鄙陋轻慢。试想这浇泼的时候，反求于心，于心安吗？张载说：奠，是安置，像说奠贽、奠枕一样。注在地上是不对的，他的说法正确。《家礼》已经辨明其非，倾在地上又有束茅降神之礼，那就是顺从俗见而不正。邪说横行，贤智尚且不能自拔，为什么不详细考察礼文呢？考察《祭统》说：君主拿着圭瓒祼尸，大宗伯拿着璋瓒亚祼。郑玄注说：天子的祭礼，先有祼尸的事，然后迎牲。它不同于《特牲》《少牢》的祭礼，祝酌奠，君主自己祼而不让祝奠，这是天子之礼所以特别，其为事尸之初献则是一样的。特牲少牢所奠的觯，必定等待尸进入而奠在尸席，尸才即席，坐答拜，执奠，坐祭而尝之，告知美味而仍奠之，也不倾在地上，而尸必定举起。何况祼是礼中大的，君主与大宗伯所拜献，而王尸不举，却把它丢弃在土壤中吗？倘若馈食的觯已经倾泼了，尸又祭什么，而尝什么呢？所以《考工记》注说：“祼是说始献酌奠。”说献也就是九献之一，而献给尸了。况且那所谓灌地的，将背对尸而灌吗？尸已经即几筵，而在几筵之外寻求，是把祖先当作游魂了。如果对着尸而灌吗？那么尸是人，相对而倾酒在地上，有这个道理吗？所以《祭统》明言祼尸而不说灌地，怎么能不察呢？又《周礼》大宗伯“以肆献祼享受先王”，郑玄注说：“灌以郁鬯，是说始献尸求神的时候。”小宰“赞王祼将之事”，郑玄注说：“将，是送。送祼，是说赞王酌郁鬯以献尸，称为祼。祼的意思是灌。”明确不是饮用，主于祭祀，不是饮用的，与馈食尝而不饮，其义相同。所以郑氏又说：“凡郁

译鬯酒，在受祭、啐酒、奠酒时，初次献酒只啐而不饮，以区别于后来献酒时的饮尽爵中之酒，这都是为了表明祼礼是作为初献尸的仪式。”又，君王出迎牺牲，王后随后进行亚祼；如果王后不参与，则由大宗伯进行亚祼，这是担心敬尸的仪式出现间断，所以亚祼的仪式便举行。如果是通过灌地来降神，那么神灵已经依附于尸，何必还要这样反复进行祼礼而忙碌不停呢？孔安国在《论语》注中说：“在太祖处灌酒以降神。”太祖，指的是太祖的尸。禘祭以太祖为主，所以特别向太祖献酒而使用祼礼，其他群庙则是从朝践开始降神，使神灵降临于尸。朱熹竟然将“太祖”二字改为“地”字，只是采纳了《白虎通》中的俗学，破坏礼制却果断地篡改古书，有见识的人不敢盲从。又《礼器》说：“诸侯互相朝见，则灌礼使用郁鬯。”《周礼》中“郁人”的职掌：“凡是祭祀和宾客的祼礼事务。”大行人规定：“君王礼遇诸侯，公行再祼，侯、伯、子、男行壹祼。”既然如此，诸侯宾客是人，难道也要灌地来降他们吗？大概用觯叫做奠，用瓒叫做祼，用醴齐叫做朝践，用盎齐叫做酳，而用郁齐则叫做灌。灌就是酌的意思，不是灌园灌注的那个灌。《白虎通》在前误传，杜预在《左传》注中又沿袭郑司农的错误训释，将“莤酒”解释为“以菁茅藉莤，郁鬯遂谓束茅而以酒灌之”，在后承袭讹误，致使后世行礼的人用末俗设誓酹酒的陋习，施行于淫祀，甚至推广到郊庙，成为忍心悖理的大恶，随波逐流而不知改正。辅氏推崇这种邪妄，因而将焫脂当作燔祭，不顾及将肉附着于火上，上面说“有燔的明文”，却不知合萧是用膋而不用血，竟说取血和膋放入萧中焚烧，其疏漏谬误不通，惑乱礼制，已不值得采信。况且一个求阴，一个求阳，不理解《郊特牲》《祭义》的文意，强行牵强附会，难道还知道焫萧是在尸侧焚烧，而望空焚烧，于是使烧香泼酒的陋俗登上了典礼。其下流的邪妄，以至于有焚烧纸钱、浇浆饭的行为，将有用的物品付之一炬，而将酒食丢弃在地上，任凭狗猪争食，轻慢鬼神，毁坏哀敬之心，君子也使用它而不怀疑。假使辛有见到这种情况，恐怕也不知道泪水从何而止了！可悲啊。

译挚仲氏任。任姓是奚仲的后代，担任夏后氏的车正，被封于薛（今俗写作薛）。《潜夫论》说：“奚仲的后代迁到邾，他的嗣子仲虺居住在薛，担任商汤的左相，是任姓。”这里说“挚仲氏任”。《集传》说：“挚，是国名。”然而挚国在其他地方没有记载。如果认为它是殷商的诸侯，到周朝时失国，那么文王的母族不应该被废灭。挚和薛，古音相近，通用。挚大概是薛吧。仲虺是商朝的宗臣，他的后代留在殷朝做官，在王畿内受封食邑，所以说“自从殷商，到周朝改封，才开始在山东开辟土地，而国号仍然沿用旧的”。薛最初在《春秋》中称为侯，后来降称为伯，大概是大国。也应该因为太任的缘故，受到元侯的封爵，不然的话，车正的恩泽，本来不能如此丰厚。《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奚仲担任车正，受封于薛，又过了十二世，仲虺担任商汤的左相。大戊时有臣扈，武丁时有伊尹，都在邳建国。伊尹的七世孙成侯，又迁到挚，一说是挚。那么挚就是薛，很明显了。”《左传》中宗人衅夏说：“周公娶了薛的女子，与周本来世代是婚姻之国。”至于《挚虞·思逰赋序》说：“有轩辕的遗胄，仲壬的洪裔”，那是远托华胄，而近遗本支了。

缵女维莘。以莘命名的地方不止一个。古代有莘氏的国家，在河北濮东的，是晋文公登上有莘的废墟那个地方。在河、汝之间的，是《春秋》中楚国在莘打败蔡国军队那个地方。在河南圅谷之外的，是神降于虢国的莘那个地方。蔡、虢的莘是邑。城濮的莘，是古代诸侯的国家。像这样，姒姓的莘在合阳渭水边，不是古代的有莘国。《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夏后启封庶子在莘，夏后所以是姒姓。现在同州合阳县有故莘城就是这里。”姒姓的莘应当写作姺，或者写作侁。伊尹在莘野耕种，一说是作为有侁氏的媵臣。赵武说：“商朝有侁、邳。”《左传注》说：“有的音铣，有的音侁，都是错误的。”《竹书纪年》说：“河亶甲的时代，侁人叛乱进入班方，彭伯、韦伯讨伐侁，侁人来朝见。”那么侁在殷朝时是强国。等到进入周朝，莘国没有继承，姒姓的国家成为杞、成为鄫，那么侁地进入周的王畿，而改封在东国了。莘、侁、姺古字通用，这里的莘宜作侁，以区别于城濮的有莘。

其会如林。会的含义，是自外来合之称。春秋时，其他军队则称会。其起本国的兵，称帅不称会。牧野的军队，没听说有诸侯帮助纣王的。说纣有亿万人，只是天子的六军而已。纣所宠信的恶人，飞亷、恶来之类，都是畿内的卿士，奄五十国，起初都潜伏而未动，等待三监内讧，乘乱才起兵。考察经传，牧野没有与纣会师的国家，哪里会有如林之众呢？按许慎《说文》，其旝如林，字形作旝，说是建大木置石其上，发以机以追敌大概是现在的炮。然而《春秋》传云旝动而鼓，没有已经发炮而后鼓声才响的。而且炮的作用，利于守险，牧野是散地，无险可守，檀车四处布置，炮从何施？杜预说：旝，是旃，用通帛制成，大概是现在的大将的麾。所以先动旝而后鼓，是杜预所说的大将的麾，就郑国而言如此。通帛的旃，师都所载，二千五百人为师，郑国有二军，曼伯将左，蔡仲将右，每军人二千五百，所以以师都的旃为大将的麾。至于牧野的军队，纣亲自率领，自建天子的旌旗以麾进止，旝是其师都之长所建而已。假设有十万人，则建四十旝，所以说如林。因其旗以知其众，旝从从省，明为旗属而非炮。折衷众论，当以杜预的说法为长。

鹰扬。毛传说：“如鹰之说，殊未分晓。”《集传》说：“言其猛也。”太公年已老，而雄心不敛，恃筋力以为勇，身为上将，敏捷以争利于原野。廉颇、李绩之所不为，而谓太公为之乎？鹰扬者，陈也。八阵有鸟阵，鹰扬者，鸟阵也。其后郑庄公为鱼丽，郑翩为鹄，其御请为鹅，都是鹰扬之类。

菫荼如饴，毛、郑都以菫荼为菜，以实求之非也。可食的荼，味本辛香，菫则是《尔雅》所谓啮苦菫的那个，郭注云今葵菫也，叶似柳子如米，煮食之滑。许慎也说茎如荠，叶如柳。马融《广成颂》注云菫菜花色紫，叶可食而滑，所以《内则》曰菫荁枌榆以使之滑。《本草》称之为石龙芮，采苗食之，味辛甘而，谓之苦菫。旧说以为古人语倒犹甘草之为大苦也。荼以辛胜，以滑美，原不取其甘如饴。而且此诗本咏周原之肥美，宜于禾，非论野蓛。凡地之宜禾，草必不丰。若茂草之，以植五谷，必瘠而所收者薄。虽可食，而原隰之，使其茂美，非佳壤矣。

译菫荼，就是《礼记·内则》中所说的菫涂。菫，许慎说它是黏土；荼与涂相通，意思是泥。《诗经》中把涂通假为荼，《内则》中把菫通假为谨。古人文字简略，大多互相借用，或者是因为传抄时的错误。菫涂这种黏土，混合着草料，和泥后黏稠而肥沃润泽，膏液浓稠融洽像饴糖一样黏，所以说周原的土地肥沃美好。后来进入秦国，秦地适宜种植谷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把菫荼当作两种菜的名字，既不符合经义。如果《集传》说菫是乌头，那就更是沿袭了郭璞的错误，而且与“像饴糖一样”的记载尤为违背。《尔雅》提到芨菫草，而郭璞说那是乌头，却不知道芨菫草就是蒴藋，又名接骨草，又名陆英。寇宗奭说它花是白色的，种子初生时青绿像绿豆颗粒，每朵花像酒杯一样大，有一二百粒种子，这显然不是乌头的苗。大概名字里带“菫”字的草，种类不一：旱芹是一种，像芹菜但生长在陆地上，读音同“勤”；蒴藋是第二种，读音接近石龙芮；第三种，读音同“谨”；菫菜是第四种，又名箭头草，幼苗生长在低洼之地，结的荚像箭头，嫩叶也可以食用；乌头苗是第五种，又名孩儿菊；和菫是第六种，像芹菜但叶子有毛，误食会死人，又名断肠草。这些带“菫”字的草中，乌头苗和和菫有大毒，入口即死。乌头就是射罔，没有人敢尝试它，谁又能知道它像饴糖一样甜呢？即使它甜如饴糖，用它来杀人更加厉害。周原为什么要长这种恶草，却用它来作为土地美好的象征呢？《三十国春秋》记载刘殷的母亲王氏，在严冬思念菫菜，刘殷进入沼泽哭泣，得到了一斛多的菫菜，如果这是乌头就会毒死母亲，何必思念它呢？而且刘殷难道会用一斛多的毒草给母亲吃吗？更加知道郭璞的说法是错误的了。然而，堇涂并不是堇菜，而是黏土。

译柞和棫。郑玄笺注说：棫，是白桵；柞，是栎树。《诗集传》沿袭了这个说法，却又说：柞树枝条长、叶子茂盛，丛生且有刺，这就错了。查考《尔雅》说：栎树，它的果实是捄；《广雅》说：栎树的果实叫橡，那么它是橡子树无疑了。橡树有两种，大的树高而叶子小，小的树矮而叶子大，它们的枝条不长，叶子不茂盛，生长不丛生且没有刺。那些枝条长、叶子茂盛、丛生且有刺的，就是现在俗称为柞木的，而不是真正的柞木。既然说柞就是栎，就不应当把现在俗称为柞的当作柞了。柞和棫都是小树，所以说“拔矣”，不需要斧头砍伐；如果像现在俗称为柞的那种树，树高一二丈，树围几尺，树干强壮叶子茂盛，木质坚硬沉重且多树瘤，不是容易拔起的。《尔雅》说：朴枹，郭璞注解说：朴属中丛生的是枹。《诗经》所说的“棫朴枹栎”。现在考证《棫朴》这首诗，毛亨传注说：朴枹是木名。《尔雅》又说：枹是遒木，魁瘣。那么现在俗称为柞的，大概是枹，也就是《诗经》所说的朴。它的木质坚硬强劲，所以叫遒；树瘤节疤拥肿磈磊，所以叫魁瘣。那么朴就是现在的柞，而柞就是现在的栎，古今名实混淆错乱，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李时珍说现在的柞木，它的木材可以做凿子的柄，所以叫凿子木，医方书误写作柞木，都是不明白这个含义，他的说法是对的。棫即白桵，《本草》称之为蕤，它的仁叫蕤仁。韩保升说：出产于雍州，是木本植物，叶子细像枸杞但狭长，花白色，果实附着在茎上生长，有很多细刺。苏颂说：树高五七尺，茎间有刺。这种说法与郭璞《尔雅》注“白桵是小木，丛生有刺，果实像耳珰，紫红色可食用”的说法相符。桵、蕤读音相同，所以讹误为桵。生长在雍州，又与《诗经》相合，怀疑就是南方生长的胡颓子，俗称羊奶子，又名牛筋子的，是蕤仁的树木。与大叶结橡子的栎，都是矮小的树木，阻塞道路，所以以同类并举。如果是凿子木，那么它生长不繁茂，而且树木高大，不属于这一类。

昆夷惊惧逃跑了。昆夷在凤翔以西，秦陇以东，是西戎。玁狁夹黄河居住在延绥河套之间，是北狄。周太王居住在邠地，与延庆接壤，有北狄的患难，而没有西戎的警报。自从从邠地迁到岐山，就远离了北狄的祸患。到了后来才有西戎的逼迫，这里说昆夷，定为文王时事。肆不殄厥愠，“肆”的意思是“故”，即“今”。今指的是文王，不是说百姓初生之时。从“自土沮漆”之时，就很明白了。郑氏认为文王没有断绝他的恚恶，恶人的心，也不间断对邻国的聘问之礼，这是对的。孟子所说的文王事昆夷就是如此。《诗集传》常常把西戎北狄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

济济的辟王左右捧着璋。这里说辟王是周王，大概是周公的追称。即使依照毛公的说法，把璋当作祼献的器具，也只是诸侯的大璋罢了。天子用圭瓒，诸侯用璋瓒。所以《考工记》说：“天子用金，诸侯用瓒。”瓒的意思是杂。柄用大璋，而以黄金为勺，就是杂。《旱麓》所说的“黄流”就是如此。《书序》说“平王赐给晋文侯秬鬯圭瓒”，孔安国道：“以圭为勺柄，叫做圭瓒。”那么天子赐给侯伯的，柄像圭，而实际上也是璋瓒。说奉璋而不说奉圭，起初并没有说文王使用天子的礼仪。自从《公羊》学的学者，说周先称王后伐商，《春秋繁露》因此认为奉璋是文王在郊外祭天。不知道郊祀所用的玉，只有四方的圭，而没有像盘一样的瓒。如果是璋瓒，只有禘祀亚献时才使用，而祭祀山川也使用大璋、边璋、中璋。郊祀则器具用陶匏，进献用玄酒。大圭不雕琢，用来礼神。所以《郊特牲》说：“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贵在五味之本。”“大圭不琢，美其质朴。”又说：“至敬不飨味，而贵气。”《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祭祀昊天上帝，以肆献祼享”，而郁人鬯人司尊彝都没有郊祀的文字。那么郊祀不同于宗庙，没有祼鬯之礼，哪里用得着璋瓒呢？璋不是祭天的器具，却根据这奉璋的文字，诬蔑文王受命而郊祀，其荒谬是明显的。《旱麓》的诗说：“瑟彼玉瓒，黄流在中。”说黄流，那么也是璋瓒而不是圭。毛公既误把玉瓒当作圭瓒，郑氏又误把圭瓒当作青金外黄金勺的璋瓒，于是说“王季有功徳，受此赐”，而在对此诗的笺注中又引用宗庙的祭祀，王祼以圭瓒，亚祼以董瓒，混淆了。虽然比董仲舒郊祀的文字稍有典据，但不知道诸侯的璋形如天子的边璋，妄把王礼施于侯度，既使文王有了改玉的嫌疑，而董仲舒、班固、何休因此认为文王行南郊见帝之事，附会他们的质文三统的邪说，使后世奸雄妄图篡夺天位，其危害名教，开启祸乱，也太惨烈了！朱子极力驳斥《公羊》的邪学，而《集传》在这里，又屈从郑氏的说法，也是辨析不精。况且亚献的是后，那捧璋的是世妇、外宗，不是髦士所能左右的，也不是辟王所能做的了。况且这

译《诗经》第一篇尚未涉及祭祀之事，下文却说“周王出征，六师跟随”，那么这里的璋，就不是祭祀用的大璋、璋瓒，而是用于军旅的牙璋。把牙璋误认为是璋瓒，由璋瓒混淆为圭瓒，再由圭瓒指认为郊祀，辗转失真，于是诬陷文王僭越王号而在南郊祭祀。毫厘之差，不仅谬以千里了。扬雄说：“僭越没有比祭祀更严重的，祭祀没有比祭天更大的。”这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如果文王未称王却使用“六师”之称，郑玄认为这是殷末的制度，这是对的。文王专断征伐而可以拥有六师，是殷商所允许的；但以侯伯的身份使用圭瓒在郊外祭天，也是殷商的制度吗？文王在郊祀时使用天子专用的圭瓒，怎么能称为至德呢？

译榛和楛。榛有两种，其中一种结的果实像槠树的果实，味道香甜，就是《礼记》中所说的榛、栗、枣、修脯。《说文解字》中写作“□”，由“辛”和“木”组成，传文中写作“榛”，是俗体通用。□是高大的树木，并不是到处都有的常见树木。而《邶风》中与“苓”并称，这里又与“楛”连举，那么显然不是指榛栗那种榛。济济，是丛生的样子。张揖说：“榛，是丛生的树木。”丛生在旱山的脚下，所以古人动不动就说荆棘榛莽堵塞道路，大概就是《皇矣》诗中所谓的“栵”[详见《皇矣》“其栵”条下]。楛，《集传》说：“是赤荆。”赤荆，茎微呈紫红色且方形，叶子圆润而柔厚，八月开紫色的花，遍布山谷，俗称为布荆，恶木称为楛。这种树木茎脆容易折断，繁生阻碍道路，所以称为楛。往往与栵夹杂生长，同类相连，更加知道榛就是栵。

黄流在中。《集传》说：黄流是郁鬯酒。用秬黍酿酒，捣碎郁金煮后调和进去。这完全反驳了毛亨和郑玄的说法，不知依据何在。毛传云：黄金是用来装饰流鬯的，鬯就是通的意思。说用黄金装饰酒流通流出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黄金勺。流，是酒从中流出的地方。《博古图》绘制的□匜之类的器物，都有流。《士丧礼》中匜放在盘中，南边的流是玉瓒，用玉做柄而用金做流，所以叫黄流。流就是勺。这大概是诸侯祼献时用的边璋，黄金勺青金外饰，所谓的璋瓒。它外面是青金，所以黄流在中间，青金就是银。黄金是金，银质而金镶。《明堂位记》：灌尊的勺，夏后氏用龙勺，周代用蒲勺。郑氏说合蒲像野鸭的头。《广雅》说：龙疏蒲科杓。大概周代的祼瓒，它的勺是科合聚拢像野鸭头，酒从中间流出，一个叫流，一个叫勺，是酒倾注的地方。《考工记》注说：瓒像盘子，它的柄用圭，有流。又说：鼻勺就是流。那么黄流就是黄金勺就很明白了。《白虎通》说：玉装饰它的柄，象征君子的本性；金装饰其中，象征君子的道。所以《诗经》以此起兴，说和乐平易的君子，义理大概就在这里？怎么能把黄流当作郁鬯呢？如果像《集传》所说，捣碎郁金煮后调和进去，那就大相径庭了。可能是因为误读《白虎通》，而臆想郁鬯是黄色的郁金。《白虎通》说：鬯，是用百草的香气郁金金合而酿成的。所说的金合，是用金作为合酿的器具。朱子把“金”连在“郁”后面作为一句，在“秬黍为酒”之下加上“筑”，把“合酿”改为“煮和”，于是说先用秬黍酿酒，捣碎郁金成末，放入酒中煮，以改变酒的颜色，使变黄而称为黄流，割裂古文，错误太严重了。查《说文解字》：郁，是芳草。十叶为一贯，二十贯为一筑。筑，是二百叶。既不是用杵臼捣筑的意思。所谓的郁，也是芳草的叶子，而不是世人所说的郁金。刘向说：鬯，是百草的根本。许慎又说：煮百草的精华，二百叶以成郁，这是远方郁人所贡的，用来酿秬黍为酒，以降神。郁人，就是现在的郁林州。《诗含神雾》说：郁，百二十叶，采来煮它做成鬯。郁用来酿酒，大概像如今南方草曲的制作。郁本是众草的精华，不是世人所说的郁金，这是确凿的。而且煮郁，是煮百草的精华，用来合熟黍而酿酒，其作用像曲，不是像如今人煮药酒的方法，在酒酿成之后煮。所以孔安国《尚书传》说：黑黍叫秬，用鬯草来酿。郑氏《郊特牲》注说：秬鬯，其中有煮郁，和以盎齐，叫酿。说“中”，有，那么是用它来酿，而酒中本来就有，不是临时加到酒中煮的。而且说郁金煮酒为黄流，更似乎不知道什么是郁金。《魏略》说：郁金生长在大秦国，二三月开花像红蓝，四五月采摘，芳香。陈藏器《本草》也说如此。《南州异物志》说：郁金香出罽宾国，颜色正黄，像芙蓉花里柔嫩的莲花相似。《唐书》说：太宗时，伽毗国进献郁金，叶子像麦门冬，九月开花像芙蓉，颜色紫碧，香气能传到几十步远。各种说法不一。王肯堂《笔尘》说出自西域，一名撒法蓝，一名番红花，形状像红蓝花，燃烧它芬芳清润。他的说法与《魏略》、陈藏器大致相同。总之是西番的奇花。左贵嫔《郁金颂》说：有一种奇草，名叫郁金，来自异域，珍贵的它来寻访，芳香酷烈。古乐府说：中有郁金苏合香。唐诗“兰陵美酒郁金香”，都是指这种草，本来不是中国所有的。《大明一统志》记载广西罗城县产这种香，也只是有其说，现在未见。三代时西域未通，无从有此，本来就不是酿鬯的郁。而郁金的名称和实物，只有这番红花才恰当。其实朱子生在南宋，偏安于东南，大秦、罽宾被金夏阻隔，也不知道有这种香，而以为煮酒成黄色的，那是姜黄的小者，蝉肚鼠尾，破血散气的草根罢了。它气味恶，味道苦，染家用它染黄。如果用它煮酒，让人呕吐，人不能忍受，而用来献给神吗？把姜黄当作郁金，把郁金当作郁，已经辗转成讹；而把煮酿当作煮酒，把二百叶的筑当作捣筑，那么只是臆想姜黄可以捣碎可以染色，酒变色

译于是将“酒”解释为“流”，这与先儒的传注相违背，那就错误得厉害了。义理可以日新月异，但训诂必须依据古人的说法，否则没有不陷入流俗而失去事实真相的。

译憎恶其规模宏大。毛传说：“廓，大。”憎恶他使用大的地位，施行大的政事，这似乎像歇后语。郑玄笺注说：“憎恶他所任用的作恶的人很多。”又似乎像隐语，所以《诗集传》对此表示怀疑，说：“不详。”《潜夫论》说：“夏、殷两国的政治，崇尚奢侈夸耀、宏大。”这个说法较为通达。式，是用，见于《尔雅》。“廓，就像宋人用‘丰亨豫大’迷惑其君主那样。”

那些枯死倒伏的树木，毛传说：“自己枯死的树木遮蔽的样子，那么直立而死的，又谁去遮蔽它呢？”《尔雅》说：“树木自己枯死叫柛，直立而死叫椔，枯死而倒下的叫翳。”大概统称自己死去的树木为柛，自己死去而直立的叫菑，自己死去而倒下的叫翳。所以荀子说：“周公的样子，身体像断菑，意思是直立不动。”自己枯死的“弊”，是毙的意思；枯死者的“弊”，是倒下的意思。与《周礼》中“弊田”、《仪礼》中“弊旌”的“弊”意义相同。作者说“作其菑”，是挖起它的根而使其倒下；屏除者说“屏其翳”，是清除而去掉它们。

栵，《尔雅》说：“栵，就是栭。”毛传说：“郭璞说：树像槲樕但矮小，果实像细栗，可以吃。大概就是狙公分配芧栗中的芧。杜甫诗说：‘园收芧栗’，并非完全贫困。俗误将芧读作茅，因此称茅栗。”《内则》中有“芝栭”，栭就是这个。这种树也叫榛，是丛生的小木。许慎认为它是栝，这是不对的。栝，是好的树木，不应与灌木同类。其修平，如果像《集传》所说是指成行生长的树木，树木没有生来就成行的，松杉成行，是人为造成的。既然种成行，必然不会妨碍人，何必要修平呢？修平，是砍除杂草使道路平坦。如果像陆玑疏所说：“叶子像榆树，坚韧而红，可以做车轮。”那就更错了。

串夷充满道路。太王之时，既然没有西戎的祸患，那么这串夷就不是昆夷是明显的了。毛传说：“串，习；夷，常；路，大。”这与帝迁明德的义理相承接。郑笺、《集传》的解释，不如毛说恰当。《尔雅》说：“路，大；串，贯习。”郭璞注说：“串，厌习。”与毛传吻合。“载”是语词，在《诗经》中出现的不少。路解释为大，路车、路寝都是大的意思。如果说“载路”是充满道路，那么只说“载路”，怎么看出昆夷是满路而去，而不是满路而来呢？《生民》的诗说：“厥声载路”，意义与此相同。覃长吁大而又说“载大”，是重言“厥声”以补足上文，不嫌重复。如果认为呱声充满道路，那么在寒冰、鸟集之下，原本不是通衢大道，而且满路，是纵满呢？还是横满呢？认为横满，那么即使是九轨的大道，婴儿的啼哭都可以互相听见，不必是覃吁的呱声。如果认为纵满，那么道路延长，没有极限，将划定什么地方作为充满的区域界限呢？古人虽然无意在文章上求工，但体物精当，必定不会说半明半昧的歇后语。如果不说昆夷的遁去，而只说“载路”；不说后稷的呱声，让路人听到而说充满于道路，这是后世稍知修辞的人所不做的，而说六经有这样的情况吗？自然应当以《尔雅》、毛传为稳妥。

以按徂莒。按，是自上临下，正好相当而压住它。《夏小正》：“汉按戸，当戸上也。”用手压下叫按。所以导引法称为按摩。侵犯阮的寇贼，与阮相持。文王的军队兴起而逼抑其营垒。关陇之地，西高东下，从岐山向阮，乘高而下。文王接受专征的命令，率领六师以压制他们，正当其冲要，使他们想进不能，想退不得，销沮折服，这就是所谓的按。按本读安去声，其入声音与遏相同。所以孟子借用遏字，实际上与遏意义不同：按，是压；遏，是止。即使读为頞[頞，遏音近]也应当以压抑为义。

侵自阮疆。《春秋左氏传》的体例，有钟鼓叫伐，无钟鼓叫侵。榖梁氏说：裹挟人民，驱赶牛马叫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叫伐。陆佃说：无名行师叫侵。胡氏折衷其义，说：潜师掠境叫侵。然而潜师的意义，也有不妥。潜师，必定是孤军潜至，如齐桓公率领八国之师，越千里而往，军队怎么能潜呢？《周礼》大司马九伐之法：负固不伏，则侵之。王师讨有罪者，也没有潜掠的道理。只有公羊氏说：粗者叫侵，精者叫伐。精粗，是从受兵者受害的深浅来说的。郑氏《礼》注说：侵，是兵加其境而己用兵浅者，许慎解释侵，是渐进。从人手执帚，像扫地那样渐进，就是公羊所说的粗。所以《泰誓》说：侵于之疆。这里说“侵自阮疆”，都以“疆”言，抵达其境，未进入其国。负固不服，则侵之，掠其境，夺其险。知道侵是兵加境上的名称了。那么这里说“侵自阮疆”，而不是侵密。如果伐密，师于阮以救阮，那么应当说伐、说救、说袭，而不应当说侵。侵密，必定从密境，怎么能从阮疆而侵之呢？大概密阮相攻，两俱不道，由近略远故

译先讨伐阮国，进而讨伐密国。“自云”的意思是，如同商汤征伐从葛国开始，记载从用兵的开端说起。阮国的土地后来也并入周朝，与密国一同被灭，大概是一举而兼并两国，这就是所谓的“兼并弱国，攻打昏昧之国，趁其混乱而夺取，因其灭亡而轻侮”。如果阮国没有与密国一同承受因顽固抗拒而受到的讨伐，那么密国战败而阮国平安，阮国即使长久存在也是可以的。为什么不久之后它的土地就并入周朝了呢？“我的山冈，我的山陵”，意思是军队所到之处，随即收取其土地，纳入版图之中。

译鲜原，《逸周书》说：“王于是出兵，从商地一直到达鲜原。”孔晁注解说：“这是靠近岐周的地方。”《竹书纪年》记载：“商纣王五十二年，周开始讨伐殷。秋天，周军驻扎在鲜原。”《帝王世纪》说：“岐山下的周城，是古公亶父迁徙居住的地方。南面有鲜原。”鲜原，是指岐山南面山下有小山，而下面连着平原，也就是所谓的周原。毛公说：“小山区别于大山叫做鲜。岐山是大山，而原山旁边有小山。”郑玄笺解说：“鲜，是善的意思。”《诗集传》沿袭此说，是不正确的。

是类是禡。毛传说：“在国都内祭祀叫做类，在野外祭祀叫做禡。”《尔雅》说：“是类是禡，是军队出征前的祭祀。”郑玄沿袭此说，但都没有说明所祭祀的是什么神。现在考察，“类”作为祭祀的名称，名字相同但制度不一。《虞书》中“于是类祭上帝”，《周礼》大祝职中“在社神前宜祭，在祖庙前造祭，设立军社，类祭上帝”，这里祭祀上帝的仪式有名为“类”的，而《诗集传》沿袭此说。然而文王当时以臣属身份侍奉殷商，遵守诸侯的礼制，必定没有祭祀上帝的道理。那些认为文王祭祀上帝的说法，是《公羊传》中“先受天命”的说法，被秦国僭越设立帝畤所迷惑，从而诬蔑圣人。那么，这里所说的“类”，与《虞书》、《周礼》大祝中的“类”名同而实异，是可以知道的。《周礼》中第四项是类祭，郑司农说：“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郑康成说：“日月星辰运行没有常轨，以气类来设立它们的位置。”许慎说：“以事类来祭祀天神，天神是统属于天的神，就是郑康成所说的日月星辰，不是上帝。”《周礼》将类祭排在四望之下，天神不应该排在地祇之后，那么祭祀的对象兼及人鬼。郑司农认为是祭祀先代拥有天下的人，也讲得通。大概祭祀天神，必定要配以人鬼作为依附，那么类祭日月星辰，而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配享。这是礼仪所适宜的，也是向先王或所征伐国家的祖先告明兴师的原因，因为他们是那些人的后裔，希望安抚他们，使他们没有怨恨恐惧。这里的类祭，大概就是指这个。祭祀上帝与祭祀天神、先代帝王，都称为“类”，是因为类祭的礼仪没有祭坛只有兆位。舜刚摄政，不能举行郊祭，而在圜丘见上帝，所以降低规格而使用类礼。兼祭上帝和天神合祀，后世因此把它作为王者出征前祭祀的礼仪。周武王所说的“陈述商朝的罪行，告于皇天上帝，以及所经过的名山大川”就是如此。“类”的意思是聚集，所谓以事类祭祀，是指应该告祭的神灵聚集在一起合祀，不像一般祭祀那样专门有所事奉，而且牺牲、币玉的礼仪也简化了。有的兼祭上帝，有的只从天神以下开始，只根据事情的适宜程度，礼仪从简而与事情相称。舜摄政巡狩的典制，《周礼》大祝的职掌定在成王之后，所以有类祭上帝的礼仪。文王始终遵守诸侯的礼制，那么只祭祀天神和人鬼而不涉及上帝。总之，因为以事类告祭，所以都可以命名为“类”。然而其隆重与简略的区别，固然不能引用彼来证明此。再考证《周礼》小宗伯职：“凡有大灾，类祭社稷宗庙，就为他们设立位次”，可见社稷宗庙也有类祭的名称，也只是因为事故合祭告之，有兆位而不设祭坛，这才可以命名为“类”。更加知道类祭不一定祭祀上帝了。至于禡与类的不同，毛公以“在国都内和在野外”来区分。《尔雅》、《说文》都统称为师祭，那么禡所祭告的神，就是类所祭告的神。军队未出发时在国都内立兆祭祀叫做类，已经出发驻扎时在驻扎地立表祭祀叫做禡。所以郑康成说它与田猎时祭祀表貉的“貉”相同，郭璞也说：“在征伐之地进行禡祭。”大概是地点不同而祝祷的名号没有区别。《诗集传》却说祭祀黄帝和蚩尤，不知依据什么？况且主祭黄帝而同时享祭蚩尤，不论正邪，种类不同而生为仇敌，死后共用兆位，这与拓跋氏用尔朱荣配享其祖先有什么区别呢？汉代儒者中不可毁弃的，这类说法就是如此。

灵台。毛传说：神灵中精明者称为灵。郑玄笺解说：天子有灵台，用来观察云气景象，辨别氛气的吉凶。胡安国的《春秋传》也说：天子有灵台，用来观测天时。大概都本于此，因为观察氛祲，所以称为灵台，那么又凭什么称为灵囿、灵沼呢？所以孟子说“百姓称之为灵”，是赞美的言辞，灵是善的意思。《尚书》说：“吊由灵。”《盐铁论》引用《修文篇》说：“积累恩惠为爱，积累爱为仁，积累仁为灵。仁积累则物性尽而清明四达，所以说神灵的精明者，是说明德通于神明。”灵台的名称，意义取自于此。如果朱熹说“好像神灵为之”，那么与汉武帝以“通天”命名观台，宋徽宗以“神运”题刻石头，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灵台定为游观之所，不是为观测天象而设。汉人习于专家之学，于是建立灵台，让天文官任职，实在是附会失实。又因为认为只有天子才有灵台，于是说文王受命于丰地建造灵台，使用天子的制度。不知道文王灭崇，疆域逐渐扩大，因水土便利而迁居丰地，也就像齐国迁都临淄，晋国迁都新田一样，怎么能诬蔑为受命，给篡位者提供口实呢？诗中称“王者”，大概是因为诗作于革除商朝之后，追尊文王为王。那些认为文王受命建造灵台的，只是被天子有

译灵台是用来观察云气吉凶的，却不知“灵”字训释为善，是臣民归美于君主的词语。灵台的遗址在今鄠县，《三辅黄图》说它在长安城西四十二里，高二丈，周长一百二十步，台高两丈，折合现在的尺子是一丈二尺，本来不足以高出山冈土丘来观察云气吉凶。

译辟廱，据《王制》记载：“天子的叫辟廱，诸侯的叫頖宫。”《鲁颂》中“思乐泮水”一句，毛亨的传注与《王制》的说法相同。郑玄笺注说：“辟廱，是在外面筑土围水，形状圆如璧，四方来观的人都能均等看到。”“泮的意思是半，半水，大概是东西开门以通水，北面没有门。”天子和诸侯的宫室制度不同但形状相同，既然称为天子和诸侯的宫室，那么宫就不是学校，这是郑氏注解《王制》的观点。他又说：“尊卑不同，学校名称也不同，辟是明，廱是和，用来明和天下。判的意思是班，用来颁布政教。”同样出自郑氏一人之口，却如此参差矛盾，大概是因为迷惑于《王制》中有“受成于学”、“释奠于学”、“将讯馘告”的文字，与《鲁颂》中“在泮献馘”的语意相混淆，因而自己纷乱而没有统一的论断。《王制》一书杂引而不相通。卢植说：“《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记录，并非周代的遗典，大概不足以依据。”然而其中说：“小学在公宫南面的左边，大学在郊外。”既然有大学，又有辟廱，那么《王制》已经将其分为二了。凡是古今谈论辟廱、泮宫的说法不一，不可偏信一家。《白虎通》说：“泮宫，是天子宫室的一半，说的是墙垣宫室名称的区别，以示尊卑。”《广雅》说：“辟廱，頖宫，是官署。官就是署。”因此将辟廱视为天子和诸侯的宫室。《大戴礼记》说：“明堂有九室，用茅草覆盖屋顶，上圆下方，这水名叫辟廱。”蔡邕《明堂论》引用《左传》“臧孙清庙茅屋”的说法，证明明堂、辟廱、大学是一回事，因此将辟廱视为明堂的流水。《明堂位》说：“瞽宗，是殷代的学校；泮宫，是周代的学校。”蔡邕《独断》说：“三代学校的别名：夏代叫校，殷代叫序，周代叫庠；天子的叫辟廱，诸侯的叫頖宫。”这与郑氏的说法相同，将辟廱视为学校。众说纷纭，无法确定，就是这样。现在考察《三辅黄图》：“周文王的辟廱在长安西北四十里，汉代的辟廱在长安北七里，汉代大学在长安西北七里。”又说：“在犍为郡水边得到古磬十六枚。”刘向说：“皇帝应该兴建辟廱。”那么汉成帝才开始建立辟廱。而董仲舒对策说：“大学，是贤士的关隘，教化的本源。”这说明汉武帝时已有大学。从大学、辟廱，到辟廱在汉代尚且如此，何况周代呢？桓谭《新论》说：“辟廱是说上承天道以教化。”终军的书上说：“建立三宫的文饰，实质是三宫：辟廱、明堂、灵台。”又齐地泰山之下有明堂，却没听说有辟廱，那么明堂本来就不是与辟廱为一的缘故，陆机《策秀才文》说：“辟廱用来颁布礼教，大学用来讲习艺文。”而蔡邕《月令》认为它们是一物，将依从谁呢？那么陆机本来就已经怀疑蔡邕的说法不对了。朱熹折衷古说而说：“辟廱，是天子上大射的地方，这个说法很恰当。”然而仍有不妥之处。张衡《东京赋》“徐至于射宫”，薛综注说：“射宫就是辟廱。”朱熹的说法与此相合。现在以《诗经》的本文与《周礼》及许慎的说法参考对照，那么辟廱不是大射的宫室。许慎说：“泮宫，是诸侯乡飨射的地方。”又说：“辟廱，天子在辟廱飨饮。”《周礼·司弓矢》“泽宫提供射椹质用的弓矢”，郑司农说：“泽宫，是用来射选士的地方。”《射义》说：“天子将要祭祀，一定先在泽宫习射。泽，是用来选拔士人的。”泽宫，是壅水成泽，大概就是辟廱、泮水的说法了。在泽宫射，然后才在射宫行大射礼。泽宫与射宫，宫室不同，射箭日期不同，椹质与大侯器物不同，那么它不是大射的宫室就很明白了。《郊特牲》说：“占卜之日，王站在泽宫，亲自听取誓命。”那么泽宫又是临誓的地方，不像大射的宫室专为射箭而设。在泮宫饮酒，是飨宴；既然建成泮宫，淮夷来归服，是习射讲武，誓众威远的方法。在这里誓师，就在这里献功，所以在泮宫献馘。也许许慎关于飨饮的说法，在这里最为确切。《诗经·抑》说：“虡业维枞，贲鼓维镛。”《论语》“鼓钟”于乐，“辟廱鼍鼓逢逢，蒙瞍奏歌。”大射礼乐，人宿县笙钟，建应鼙、朔鼙陈列，就是“鼓钟”所说的。大师、少师从西阶升，奏《鹿鸣》《驺虞》《狸》，最后奏《陔》《公入》《骜》，奏《功》，就是所说的。这些音乐都是射宫所设，而泽宫也有的，因为习射必配合音乐，射箭前必先宴饮，燕射的音乐，不容与大射不同，况且有时来飨饮，必定具备音乐。那么辟廱都是泽宫的名称，在这里飨宴，在这里射椹质，在这里设置悬挂乐器演奏音乐，有戎祀的大事，就在这里临誓；军队出征有功，就在这里献捷。所以文王在这里奏歌，鲁侯在这里饮酒，在这里献馘，在这里淑问郊卜，临誓。桓谭、陆机所谓“颁布教令”的，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

译如果《明堂位》将瞽宗与辟廱视为同类，蔡邕认为辟廱就是大学，那么或许是因为大司成兼任校正乐典教化之事，而此《诗》中有“鼓钟奏公”的文字，于是便相互附会，却不知大司乐。大司乐在瞽宗祭祀，大胥在春季入学，各自有官署，这在《周礼》中记载得足以作为依据。而国子的教育在大胥，就说“舍采合舞”；大司乐就说“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小胥就说“巡舞列钥”；师就说“舞羽吹钥”。《月令》也说“上丁入学习舞，入学习吹”。那么国子在学中所练习的，是舞和吹。钟鼓的敲击，既不是学子所做的事；奏公的蒙瞍，也不是主持教化的人。参考可知，不容混为一谈。如果戴埴《鼠璞》说辟廱、泮宫是文王、鲁侯所居的别宫，那么又是被班固、张揖的议论所迷惑，而不审慎《明堂位》。又说“鲁人先有事于頖宫，以泮宫与虖池相配，林同为方望之祀”，这反而与其周学的说法相违背了。杜佑《通典》说：“鲁郡泗水县有泮水流出”，那么泮水本是鲁国的水名，而泽宫建立在其上。而郑玄笺注说：“辟廱者，筑土于雍水之外”，也明确雍是岐周的水名。大概是因为水而建立宫室，引水环绕它，那么在周称为雍，在鲁称为泮。如果其他国家的泽宫不称为泮，夏、殷的泽宫不称为廱，汉人沿袭而不改正，实在是不合典制。郑氏“辟明廱和”的训释，也是拘泥于文字而失实。胡氏《春秋传》说：“鲁曾经作泮宫了，学校用来教化国子的子弟，所以不记载”，大概也是被《明堂位》的说法所扰乱。现在世人却在先师庙门内作泮池，来仿效泮水，把孔夫子的宫室等同于射饮、莅誓的泽宫，实在是不敬的大错。倘若如《明堂位》所说“瞽宗、頖宫是一回事”，那么又把夫子当作乐祖，不是更加悖谬吗？礼制的混乱，是俗儒的错误。泮水之侧有芹有茅，难道是半亩污池的意思吗？文王时为西伯而立辟廱，那么也与鲁的泮宫相等。周拥有天下，才开始尊为天子之制，实际上是以雍、泮二水命名，不像《明堂》、大学那样定为天子所独有。

译丰水岸边有芑树。毛传解释说：“芑，是一种草。”查考名为芑的草有两种：一种是白梁，即《诗经》中“维糜维芑”的芑；另一种是苦藚，即《广雅》所说的荬菜，也就是《诗经》中“薄言采芑”的芑。芑与苣读音相近，有的叫苣，有的叫芑，古字通用。芑字又与“杞”通用，《诗经》中“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大概也是指荬菜，但字形从木，这是丰水边所有的芑木，而字形从草，不必拘泥。名为芑的树也有两种，即《尔雅》所说的杞、枸檵。《孟子》说“性犹杞柳”，赵岐解释说：“杞，就是柳树；柜柳就是这种树。”柜也与杞通用，字形有时写作榉。丰水边所有的芑，就是杞柳。大概白梁种植在田间，苦苣生长在原野，都不是水边所有的，所以采摘它们的人要么登上北山，要么在田间，不能沿着水边去寻找。之所以知道不是枸杞，是因为《山海经》说：“东始山，有一种树，形状像杨树，纹理发红，汁液如血，不结果实，名字叫芑。”字形正从草，形状像杨树，汁液发红，正是现在所说的榉柳，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杞柳。这种树与柽柳同类，但柽柳较小，杞柳较大，它们生长必定在水边，高大的树木形成树林，所以武王依靠它来建立国家，大概是故国乔木的意思，如果只是区区一种草，哪里值得记载呢。

《生民》篇说后稷没有经过人道而出生，这种说法非常荒诞。朱熹认为先儒对此表示怀疑，是对的。而张载引用天地生物之初的道理，来相信必定有这种事，大概是不对的。天地初生时不可知的事情没有边际，怎么能一概而论到中古时期呢？或者用虱子无种而生来作比喻？虱子的一天相当于人的十年，一百个人的身上，一百天之内，必定有特别出生的虱子。从后稷以来，历经数千年，遍及四海，难道没有一个特别出生的人吗？郊禖之礼，天子亲自前往，率领九嫔侍奉姜嫄，她既然不是处女，却参与祈子的行列，怎么知道她没有经过人道呢？凡是这首诗的意思都很明白，只是读者没有理解罢了。履，是踩踏；蹑，是踩着踪迹跟随。帝，是高辛；武，是大；敏，是感动歆羡。跟随帝去祭祀，祭祀完毕归来，内心大大感动，因此迎接帝并留宿。介，是迎接；止，是留宿。帝与姜嫄一同留宿，正是说明有人道之感。如果还没有同房就怀孕，那么姜嫄不敢告诉宫中，不被认为有罪，必定被认为有妖异，怎么还会郑重地对待她呢？侧室告诫不再侍奉，却用生子满月的礼仪对待她吗？而且到了这时才说不侍奉，那么以前经常侍奉就可知了，又怎么能说没有人道之感呢？用生子满月的礼仪对待她，既然没有嫌疑，后来为什么又要抛弃她呢？正因为被抛弃，所以引起后人的怀疑，因而产生了无人道这种荒诞的说法。至于被抛弃的原因，诗中已经明确说了。上帝不安宁，天不保佑高辛而让他安宁吗？不康禋祀，宗社危险啊。凡是说“不”而解释为“岂不”的，正是解释不通就反过来解释，不一定是不这样做，而是岂不这样做吗？偶尔生子的容易，人间正复何限，也至于称颂上帝的安宁，禋祀的康乐，如此郑重吗？相信他们如此郑重欣幸，后来又为什么抛弃她呢？大概高辛，就是帝挚。姜嫄，是挚的妃子。后稷，是挚的儿子。帝喾拥有天下，号称高辛氏，世人以为这是称号。帝挚还称高辛，尧从唐侯入继大位，后来改号为唐。如果说必定是帝喾才称高辛，那么黄帝与炎帝作战，也是轩辕与神农作战吗？只有后稷是帝挚的儿子，所以《尚书》、《世本》都不说稷是尧的弟弟。等到夏禹拥有天下，后稷还活着，如果是喾的儿子，那么稷就超过一百五十岁了，没听说稷有如此超常的寿命。帝挚，是无道的君主。天命不保佑，宗祀不安康，国内大乱，诸侯讨伐并废黜他，迎接尧并拥立他。在这个时候，必定有大规模的战争，只是典籍不存，无从考证，所幸流传下来的，正依靠这首诗罢了。居然生子，不先不后，恰好在不安康不宁大乱之际分娩。挚既失守，后妃嫔御流落草莽，姜嫄不能保住她的儿子，把他放在狭窄的巷子里，有人从狭窄的巷子里收养他，知道是帝妃所生，就送他到平林。平林，是古代诸侯的国家。《逸周书》说：“挟持德行而责备，数日疏位均争，平林因此灭亡。”古代有这个国家在河北隆虑的废墟，后来灭亡，或者是姜嫄的母党，或者是帝挚的党羽。国伐，是国家被人讨伐。送的人刚到，而平林遭受兵祸，来不及收恤，把他扔在寒冰上。等到动乱稍微平定，才在飞鸟之下收养他。这时天下逐渐平定，尧已经确定地位，姜嫄母子才得以回到唐，后稷受封于有邰。这就是后稷历经多难得以保全的事实。诗一一叙述，清晰如日星，而人们不能理解。汉儒喜欢谈论祥瑞，因此用妖妄之说加以修饰，诬蔑经义以附会，致使姜嫄蒙受不贞的嫌疑，后稷成为无父之子，造成千秋不解的大惑。读者以道理审视，以心意探求，以事实验证，以文辞契合，应当知道我的言论并非凭空创造，而是乐于与前人不同。

诞降嘉种。郑笺说：“天响应尧显扬后稷，所以为他降下嘉种。”说法非常夸张。

译诞。孔子顺说：“《诗经》赞美后稷能够大力教导百姓种植优良的谷物，以利于天下。所以《诗经》说：‘诞降嘉种’，这就如同《尚书》所说的‘稷降播种农植嘉榖’，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大概是因为洪水之后，耕种的人有的失去了生计，种植的谷物不齐全，即使稍微有一点，也是从粗疏马虎、草率行事中得来的，而不是优良的谷物。后稷凭借他除草的功能，完全掌握了农事的道理，独自得到了茂盛优良的谷物，所以下赐给百姓，让他们作为种子。就像宋朝把占城早稻颁赐给天下，也是同样的遗意。降，是下赐，是颁赐。嘉种，就是黄茂。所以毛公说：“黄茂就是优良的谷物。”汉代儒者喜欢谈论祥瑞感应，于是有了上天降下的说法。不知道天上下雨粟，也是怪异的现象而不是吉祥的征兆。王充认为那是风吹来别处的粟，并不是天能够下雨粟，这种说法也很正确。他认为圣人能够感动天上下雨粟的，也是佛教荒诞虚妄的说法，与之同类罢了。汉代的俗儒赞同佛老关于鬼神的说法，宋代的驳杂儒者赞同佛老关于性命的宗旨，都是违背经典以端正人心的人必须辨明的[驳儒指的是杨时、陆九渊这一类人]

译取公羊来祭路神。祭路神，是出行前的祭祀。《周礼》大驭所说的“冲撞土堆然后驱车前行”，《聘礼》所说的“于是停下祭路神，在车马之间饮酒”，说的就是这件事。《聘礼》既然是大夫越境出行，大驭驾驭天子的玉路车在郊外祭祀南郊，在国门外出行远道，所以必须冲撞土堆以祓除不祥。齐仆驾驭若王车去修治宗庙的祭祀，在公宫左侧，没有冲撞土堆的余地。这首诗上面说“释烝黍粱”，下面说“燔烈”，既然是馈食之祭，那么就没有冲撞土堆的礼仪，这是很明显的。况且祭路神所用的牺牲，杜子春说：“轹軷磔犬，也不用公羊。”大概是因为这件事较小，不能使用宗庙祭祀的牺牲。后稷在唐虞时代担任卿士，所以说有家室而不说有国家，按礼制不能使用太牢，那么就用羊作为上等的祭品。这个“軷”字或许是“羞”字的讹误，“羞”与上文的“揄、蹂、叟、浮”押韵，“脂惟”也可以通押，不敢确信一定是这样，暂时存疑也可以。顺着错误去曲解，必定会有窒碍不通的地方。

铺设筵席，毛传说：“铺设重席。”朱熹《诗集传》沿用了这个说法。按重席，就是席上加席，一个筵上铺两个席子。现在这里优待同姓的诸侯，虽然情意深厚，但重席只有天子在斧依之前使用，是用来自尊的礼仪，不可超越，不能为诸侯铺设。那么所谓的筵，就是莞席加上纷纯；席，就是缫席加上画纯；几，就是彤几。一个筵一个席，并没有重席。《周礼》中诸侯的酢席与筵，国宾在窗前的布置就是这样，这是对待诸侯的隆重礼仪，但绝不可与天子相同。毛传搞错了。

四支鍭矢已经均匀，毛传说：“钧矢参亭，参亭就是三次校正使之均匀。”鍭矢一支在前，两支在后，三次校正，所以叫参亭。然而鍭矢，是弩矢。与弓矢等长的，是杀矢。杀矢、鍭矢用于近距离射击和田猎，只有恒矢才用于散射。散射，就是礼射，这里应该使用恒矢中轩輖的那种，却反而使用参亭的鍭矢，大概是因为射击椹质而不是射击大侯。椹质难以射入，所以用鍭矢来增加力量。《周礼》中泽宫供应射击椹质的弓矢，郑司农众说：“泽，就是泽宫，是练习射箭选拔士人的地方。”《射义》说：“天子将要祭祀，必定先在泽宫练习射箭。泽，是用来选拔士人的。在泽宫射过之后，然后在射宫射箭。射中的人可以参与祭祀，所以叫序宾。宾，是祭祀的宾客而不是射箭的宾客。”这个礼仪在祭祀的前一天举行，这里是追叙此事。朱熹《诗集传》说：“宴饮之后射箭以为乐。”大概是不明白。

用大斗斟酒。这个斗字本音知庾切，字有时写作枓。《仪礼》中司宫在洗的东面设置罍有枓，注解说{奭斗}是容器。按《宣和博古图》中有汉龙首鐎斗，它的器形圆，容量一升；又有熊足鐎斗，圆形上面有口承接盖子，容量一升四合半，都有流有柄，三足有耳。许慎解说鐎斗是温物的器具。又赵襄子让厨师拿着斗来给代王吃饭，斗，本来是行食的器具。而那些有流虬起的，如《博古图》所绘的两个斗，必定是斟酒的器具。容量不过一升多，这里说大斗，容量必定加倍。用来斟酒装满觯爵，必定相容，自然与量器的斗[陡]容量十升不同。淳于髠说：“一斗[陡]也醉”，那是总计所饮而言，不是用来斟酒的。《谈苑醍醐》引用《律厯志》“聚于斗”，《沟洫志》“其泥数斗”，《易》“日中见斗”，都读知庾切，也是错误的。北斗的斗，象{奭斗}器，应当读如大斗的斗，其泥数斗，十升，自然应当如字读，当口切。旧注把这个斗字读知庾切，当作叶韵，是不对的。

鞞琫容刀。《小尔雅》说：刀鞘的削[七笑切]叫做室，室叫做鞞，琫珌是鞞的装饰。分疏不详细，不如刘熙《释名》明白。刘熙说：琫，捧也，捧束口。下末的装饰叫鞞，鞞，卑也，在下的意思。都是刀鞘的装饰。所以毛公说：下叫鞞，上叫琫。现在按《玉古图考》绘有玉螭鞞琫二，它的琫形如环而椭长，旁边盘绕螭，环孔大而穿鞞如筩，旁边伸出蟠螭，筩中孔小而不穿。说是高辛墓中的物品，如环孔大椭长而穿的，是鞘口装饰；狭长如筩孔小而不穿的，是鞘下装饰。正与毛公、刘熙的说法相合。只有《左传》杜预解释说：鞞，佩刀削[鞘]上装饰；鞛[同琫]下装饰。那么就把鞞当作琫，琫当作鞞，但它们都是鞘室的装饰则相同。朱熹《诗集传》却把鞞当作刀鞘，琫当作刀上装饰，错了。把鞘当作鞞，似乎是沿袭《小尔雅》而误；把琫当作刀上装饰，则更无依据了。刀剑上装饰叫做鹿卢，《古衣服令》说：鹿卢玉具剑就是。容刀，是作为仪容的刀具，刀形而无利刃，如今肩舆前旁边插的剑，作为仪容观赏而不适用。传注不详细。

在牢里抓住猪，上面说“曹者，牧豕之地”，这里说“牢者，豢而待杀之槛”。

译《独断》中所说的“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虽然祭祀用的牺牲与宴饮用的牺牲在饲养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可以借此来了解牢的规制。

译那军队是三次更替。毛亨传解释说：“三单，就是相继更替的意思。”这个释义精当严谨，却不容易理解。郑玄却说：“成年男子刚好凑足三军的数量，单是指没有多余的士兵。”这就错了。公刘从西戎之地迁到豳地，土地狭小，人口稀少，怎么会有三军的赋税呢？单，就是董仲舒所说的“口军”。一百亩田地供养八口人，除去老弱妇女，大概可以服役的有三人，三分之中取其一，大概就是一百亩田地征发一个口军，与后世所说的“三丁抽一”的说法大致相同。单是一个单位，三口人出一个军卒，所以叫三单。这种赋税大多与周朝的制度不同，是因为公刘处于创业初期，对外抵御戎狄的侵扰，对内修筑边疆防御，这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上下共同承担祸患，百姓不怨恨劳苦，这是仁爱凝聚的结果，也体谅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确定赋税制度后，上面的役事休整，轮流更替充任军伍，所以毛公说“相袭”，也就是相互替代的意思，这也是为了说明三单不是横征暴敛的徭役。然而这种三单的方法，只用来衡量低湿平原地区的赋税，而夕阳山那样贫瘠的地方，只是彻底征收田粮而不征发军卒。等到芮鞫之地已经归属之后，低湿平原的赋税也应该逐渐减少，这就是所谓“止旅乃密”的意思。

取厉取锻。毛亨传解释说：锻是石头。郑玄笺注说：是用来做锻打铁器的砧石。大概是许慎所说的小冶。小冶，是用泥土混杂瓦屑制成的，用来盛放五种金属进行熔炼的器具。如果用石头来做，那么遇到火就会爆裂，这是物理的必然规律，古今都是一样的。况且厉石和锻石到处都有，豳地在渭水以北，距离渭水两百多里，一定要远远渡过渭水到南边去取，为什么如此迂腐而不怕麻烦呢？况且对厉石和锻石的需求并不多，让几个人去取，就够万人使用几年，这又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厉和锻大概是古代的地名，延绥边塞上有旧的祖厉城，怀疑就是厉地。取，是收夺的意思，乱，是治理的意思。渡过渭水称为乱，是向南拓展土地到达渭水；取厉取锻，是向北拓展土地到达狄人的边境，所以说“止基乃理”。这是从土地开拓的角度来说的。人口众多，物资丰富，所以说“止旅乃密”，土地开拓了，百姓因此增多。从文义来推求，自然应该这样。如果《集传》说：锻是铁，尤其不知道依据在哪里。

戎虽小子，民劳板抑。三首诗中提到“小子”的，有“戎虽小子”。郑玄则认为这是周王以小子自居，“小子蹻蹻”，郑玄则认为这是女子反而蹻蹻的样子，像小子一样。于乎小子！《集传》则认为这是卫武公的自称。然而斥责周王为小子，既显得傲慢侮辱。卫武公八十岁自称小子，谦卑得不合礼了。《周书·芮良夫》说：“惟尔执政小子。”又说：“惟尔执政小子。”那么“小子”大概是当时执政者的称呼。查考《周礼·夏官》中有小子一职，其属下有下士二人，职位虽然卑微，但掌管巡视陈列、赞颂牺牲、接受祭品等事务，是君王左右的近臣。或许因为亲近熟悉而参与执政，所以《诗》《书》都斥责告诫他们。就像“趣马”也是下士，而《十月》《云汉》都郑重地提到。大概是周朝末年宠信愚昧的童仆和宠臣，“小子”在君王左右得以执掌国家大政，于是成为固定的职官了。《淮南子》说：“卫武侯对他的臣下说：‘小子不要以为我年老体弱，我有过错一定要告诉我。’”更加知道“小子”不是卫武公的自称了。

泄泄，《尔雅》说“宪宪泄泄”，是制定法度的意思。郭璞注说：“辅佐兴起暴虐的政治，设立教令。”厉王暴虐，与幽王荒淫昏庸，他们的恶行各不相同。更改旧有的章程，兴办功利，虐待百姓，像消除诽谤之类，教令烦琐苛刻。而荣夷公之流，广泛设立科条禁令，来迎合他，就是下文所说的“自立辟”。所以孟子把改变先王之道的人称为“泄泄”。泄泄，沓沓，都是水流冗杂紧迫喧闹的样子。失之急迫，而不是失之缓慢。如果认为是怠慢迟缓，那么琐碎的小人不足以造成大害。况且厉王苛酷暴虐，也不足以迎合他的恶行。孟子所指责的，也是李悝、商鞅、申不害之类的人，不是奸佞宠幸之人。

曾莫我敢葵。葵作为揆，在意义上没有可取的。揆音求垒切，与葵字的音义相差很远。查考葵，是一种草名，向着太阳倾斜而荫蔽它的根部。所以《左传》说：“葵尚且能自卫它的足。”这是葵有荫蔽的意思，借为庇荫的含义。莫我敢葵，是说上面正在兴起暴虐的政治，疾苦百姓，治理百姓的人没有敢违背君意来庇佑百姓的。《小雅》“天子葵之”意义相同，是说乐善好施的君子，应该受到天子的荫庇。

夸毗，《方言》说夸是淫的意思。毗，是懑的意思。《尔雅》：“夸毗，身体柔顺。”《毛传》也说：“身体柔顺的人。”大概是淫夫沉溺于美色，心中懑急而身体柔靡的样子，所以说“威仪卒迷”，那么夸毗的人，筋骨不约束而没有仪态可效仿。小人沉迷于货财权势，确实像淫者那样懑闷而骨醉情柔。《集传》说：“夸大毗附。”拆字立义，而不是古语的本意。古今各有方言，自然不能用今人的字义去解释。

蜩、螗，毛亨传解释说：“蜩，是蝉；螗，是蝘。”蝘，就是《夏小正》所说的“匽”。《夏小正》五月：“良蜩鸣”，良蜔，是五色俱全。又说：“匽之兴五日，翕望乃伏。”又说：“唐蜩鸣”，唐蜩，就是匽。那么蜩与螗，同类

译看似相同，实际上却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尔雅》说：“蜩，即蜋蜩；螗，即螗蜩。大概蜋蜩就是蜩，螗蜩就是螗。”《埤雅》说：“蜩与螗不同，实际上不是同一种东西。”螗，江南地区称为螗{虫弟}蜩，也是蝉的一种，体型大而颜色黑。古人食用它，《礼记》中有“蜩范”的记载就是证明。所以《庄子》中“痀瘘承蜩”的故事，是承接蝉来食用。然而如果认为螗颜色黑，那就与《小正》中“五采具”的记载不符。现在考察，颜色黑且鸣声大的，是马蜩，一种叫蝒，一种叫蚱蝉。具备五种颜色的，是蜋蜩。这两者都是蜩，那么《小正》和《埤雅》的说法，不妨同时保留。虫鱼禽兽，形状相同而颜色不同，原本就没有严格区分，就像红色和白色的都是鸡，赤色和黑色的都是牛一样。至于螗，则像蝉但体型较小。郭璞说：“螗蜩，就是蝘，俗称胡蝉。”《方言》注又说：“像蝉但较小，鸣声清脆。”现在山中有这样一种，大小如小指，在涧边薄草间鸣叫，不登上高树。初夏雨后，鸣声圆润细密，到了盛夏就消失了，大概这就是《小正》所说的“五日翕望乃伏”吧。这两者形状大致相同，而体型大的乃是蜣螂粪丸中所生的幼虫，蜕皮后再次变成蜣螂；体型小的则是蛴螬变化而来，所谓复育为蝉。它们潜伏后就不知去向。总之，螗比蜩小，而陆玑却把螗当作蜩中的小者，这是错误的。像蜩像螗，各自有所比喻：“像蜩，是烦嚣嘈杂、互相应和；像螗，是隐现无常、不恒定；像沸水，是混乱不安；像肉羹，是模糊不分。”经传和注疏对此都没有详细解说。

译并非上帝不善，广雅解释说：时，就是善。并非上帝不善，是说并非上帝不生出善人，只是殷朝没有任用罢了。旧注将“时”解释为“辰”，这与下文的文义不相衔接。

飞虫，是赫虫中会飞的那种，扑打它就可以了，不值得用带丝绳的箭去射获它。弋，是用生丝系在箭上，用来射鸟的，不是用来捕获虫子的。飞虫大概就是指《诗经》中提到的会飞的桃虫、鹪鹩。所以郑玄笺注说：“它们随意飞翔，有时也会被射鸟的人射中。”这是说小人放纵，长久没有约束，就会遇到伺机害你的人而遭到诛杀。我担心你被射获，前往教导纠正你以庇护你，使你免于灾祸。你却对我发出恐吓之声。“赫”读如《庄子》中“鸢鸱视之曰吓”的“吓”，是鸟有所挟持而发出的鸣叫声，用以吓唬物体的声音。

职凉善背。《小尔雅》说：凉，是辅佐的意思。毛传说：职，是主管的意思。当时荣公位居三公，主管国家政事，芮伯身为大夫，辅佐他，两人不相协调，有时顺从有时背离，乖异而不能为百姓树立准则，所以说“职凉善背”。主管者行为如同寇盗，辅佐者因为无法争辩阻止，不被听从反而互相巧言诋毁，所以说“凉曰不可覆背，善詈”。毛传将“凉”解释为薄，郑笺解释为谅，在义理上都不通晓。

靡神不宗。毛传说：“宗，是尊奉的意思。国家有凶荒，就搜索鬼神来祭祀。”《虞书》说“禋于六宗”，孔氏传解释说：“宗，是尊奉的意思。所尊奉祭祀的，其祭祀有六种。”那么“宗”，就是六宗的祭祀，而说“尊奉”，是用来解释宗祭名称的由来。郑氏却去掉“无不”、“齐肃”而说尊敬，这是不对的。六宗的祭祀，孔氏认为是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孔丛子》说：“在大昭埋少牢，来祭祀时祖；在坎坛迎接，来祭祀寒暑；在郊宫设立主位，来祭祀日；在夜明祭祀月；在幽禜祭祀星；在雩禜祭祀水旱。”《礼记·祭法》与此完全相同，而“祖迎”讹传为“相近”，“幽禜”“雩禜”中的“禜”都讹传为“宗”，所以《干禄书》说：“雩宗的宗，读音同禜。”那么“靡神不宗”，也就是“靡神不禜”了。大祝的六种祈祷，第四种叫“禜”。郑司农众说：“禜，是日月星辰山川的祭祀。”这与六宗的祭祀相合，日是郊宫的祭祀，月是夜明的祭祀，星是幽雩的祭祀，周礼宗伯所掌管，用槱燎祭祀的，是司中、司命、司民、司禄。辰，就是时；是大昭的祭祀；坎坛所祭祀的寒暑，也包含在内。而雩禜，应当就是槱燎所祭祀的风伯、雨师，因为它们是原本的“禜”，所以略去不说。兼及山川的，就是《月令》所说的“命令有司为民祈请山川百源”了。大概日、月、星、时、寒暑，各自为一宗，而雩禜则合祭，又加上山川，所以说“靡神不宗”。而毛公认为是“搜索鬼神来祭祀”，“索”，是尽的意思，尽六宗而皆“禜”也。日、月、星辰在上，山川在下。大昭、坎坛，是坛而没有主位，就埋藏少牢；郊宫、夜明有主位，就奠放牲币。所以说“上下奠瘗，都是雩宗的祭祀”。如果汉朝以风伯、雨师、灵星、后土、社神、先农为六宗，那么星有三种祭祀，日、月、时、寒暑不在其中，已经是缺典，而将地祗、人鬼合于天宗，也特别不伦不类。应邵、贾逵认为另有天田星，尤其属于穿凿附会。然而终究认为是祈年的祭祀，那么“宗”就是“禜”祀，用来禳除水旱，而不能说是斋肃而尊敬。郑氏礼注却说“宗”是“禜”字的误写，而自己不知道错误得很厉害。如果王莽以《易》六子为六宗，王以六合之间助天地变化，王者尊奉而祭祀称为六宗，就失去了祈禜的宗旨。至于张髦以三昭三穆的庙为六宗，后汉书臣昭注以六宗祭祀地，那就更加错误了。这是礼家中的稂莠，必须铲除去除的。

云如何里？郑笺说：“里，是忧的意思。”如何忧，那么就可以不忧了吗？这种说法是不通的。郑氏的意思，是说“里”与“悝”相通，“悝”字有“大”、“病”两个义项。集传采用郑说，又说与《汉书》“无俚”的“俚”相同，是“聊赖”的意思。如果有聊赖，就不忧了。如何忧？与如何聊赖？词语正相反，这又与“里忧也”的解释相矛盾。查《考工记》“里为式”的注：“里”与“已”相通，“已”是停止的意思。说“如何停止”，不知道“旱既大甚”之后，会有什么结果？也就是下文“夭命近止”的深忧。

锡尔介圭。郑笺说：圭长尺二寸，称为介。尺二寸的，是天子的镇圭。王用它赐给申伯，就是上替。申伯接受赐圭而不推辞，就是下陵。即使是东周衰弱的天子，也必定以改玉改步，拒绝强侯的僭越，而说宣王对于申伯，用天子的圭任命他吗？集传说：介圭，是诸侯的封圭。介，是介绍以见于王。觐礼：侯入门右坐，

译奠放玉圭。“锡尔介圭”的意思是，赐给你大圭，使你可以凭借它进见天子。申伯受封为伯爵，大概他亲自执持的玉圭长七寸。

译仲山甫。毛传说：“仲山甫，就是樊侯。”《集传》沿袭了这一说法。查考《潜夫论》说：“庆姓，樊、尹、骆、仲山，也都姓樊。”谥号为穆仲，封地在南阳。南阳在今河内地区。后来有樊伯子。如今考证所谓的南阳，就是晋国起兵南阳时的南阳，位于大行山以南，所以又称阳樊。杜预说：“野王县西南有阳城，其地在今怀庆府的修武县。”《后汉书》注中说樊在襄州赡养乡的，是错误的。樊地后来成为苏忿生的田地，周桓王把它赐给了郑国，又夺回来赐给了皮。皮叛乱，虢公讨伐他，土地归入王室。周襄王把它赐给了晋文公，那么樊是东都的采邑而不是诸侯国。仲山甫是周宣王的大夫，在樊地享有食邑，虽然受地视同侯爵，但并不以国君自居，所以遵循天子大夫称字的惯例。他活着时叫仲山甫，死后谥号为穆仲。这与申伯、韩侯称侯、称伯不同。服虔说：“阳樊，是樊仲山居住的地方。”说居住，那就明显不是侯国了。所谓“樊仲山”，是大夫赐氏，有的以官职，有的以封邑，有的以氏。但一定是死后才赐氏，那么仲山甫的子孙就用祖父的封邑作为姓氏，而追称为“樊仲山”。如果仲山甫本姓庆，那么王符“仲山甫也姓樊”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尹也姓庆，吉甫与仲山甫同姓，所以吉甫作诗称仲山甫而不提他的氏，大概是表示亲近。

梁山韩貊。《潜夫论》说：周宣王也有韩侯，他的国家靠近燕国，这是对的。又说后来被卫满所灭，迁居海中，这则是三韩的先世，是夷狄的君长，不是受封的诸侯国。如果郑氏认为梁山是韩国的镇山，现在在冯翊夏阳县西北，而《集传》沿袭了这一说法，那么就把这个韩国当作周武王的后裔，即《左传》所说的邘、晋、应、韩，其国后来被晋国所灭，用来封给韩万的韩国，而梁山就是春秋时期梁山崩塌、壅塞黄河不流的梁山了。查考这首诗说：燕师所完，如今韩地在陕西韩城县，梁山在干州境内，距离燕国二千五百多里，势难远役燕师。郑氏曲为之说，把燕师解释为燕安之师，牵强附会，不成文义。查考《竹书纪年》：王率领燕师筑韩城，自有明证。至于以梁命名的山，到处都有，不仅仅是夏阳西北的梁山。《山海经》说：管涔山以北有梁渠山，修水发源于此，而其水流注入雁门。计算这梁渠山，应当在山西忻州、代州境内，居庸关以东，与燕国邻近，所以燕师就近前往服役。而韩国出产熊罴、貙虎，韩国进贡赤豹、黄罴，都是北方山谷所产。《一统志》记载忻州产豹，代州产熊皮、豹尾古今物产有常，与《诗经》吻合。如果干州韩城滨河的荒野，未曾听说有此物产，而且诗中称颂川泽之美，不及黄河，那么梁山不是夏阳的梁山，又很明显了。又貊是韩的附庸地，必定靠近韩国。查考《山海经》：貊国在汉水东北，地方靠近燕国，是燕国所灭。所谓汉水，不详其地。然而漾水、沔水都叫汉水，而距离燕国很远，那么“汉”字或许是“涞”字，传写之误。貊国在涞水的东北，东界燕国的西境，与燕国接壤，被燕国兼并，而其初附庸于韩国，本来适宜。如果郭璞说：如今扶余国即濊貊故地，在长城北，距离玄菟千里，与王符灭于卫满，迁于海东的说法相合。然而荒远之地，不是韩侯受命的土地。四夷虽然强大，都称子，不得称侯。而且王赐韩侯以革路，革路是用来封四卫的，夏阳的韩国距离王畿近，是侯服。韩与晋、邘同封的，是武王的穆姓，同姓懿亲，应当受金路的赏赐。唯独这个韩国北界貊狄，距离王畿千里之外，隔着大河，所以受革路的封赐，而其命之词说：继承你的祖考，你的女儿。如果是夏阳的韩国，那么是武王的后裔，韩的祖就是周的祖。为何疏远地说“戎祖”呢？王符距离古代不远，而详于世系之学，所以他的说法较为可据。如果一时之间有两个韩国，那么也如同召公的后代封于蓟，姞姓的国家封于胙城，都名叫燕，不嫌同名。其在于今，府州县有七个，太平、六、永宁、固，互不相迁避。

钩膺镂锡。镂锡，是马面当卢刻金为之。只有天子的玉路才有。金路、钩象路、朱革路、龙路，都没有锡。臧哀伯说：“锡鸾和铃，彰显其鸣声。锡盖铃属，动则鸣者，昭示区别。只有天子的车路有锡，诸侯只有鸾和铃而已，所以昭示贵贱的等级。”韩侯的爵位，只配得有金路以下，而远为四卫之国，所以赐以革路，且不得有钩，何况锡呢？施钩锡于革路之马，既庞杂而不成章。以玉路的装饰给予诸侯，那么就是器假人而鸣，不昭示了。周朝衰微典礼紊乱，宣王沿袭而不能革正。诗人意在夸示，虽不是以刺其滥僭，而读者可因之看到典礼的缺失。所以说：“诗可以观。”

鞗革，金厄。鞗音他刀。鞗革者，鞗

译“缨”是装饰在五次鞔革的革路车上的饰物。韩是拥有四卫的诸侯国，所以天子赐给他革路车。至于方叔，作为天子的大夫，本应乘坐夏缦车，但经文也提到“鞗革”，大概是因为革路车又用于即戎奉命，专门出征时则使用天子的戎路车，就像天子亲自出征一样。“厄”与“轭”相通。《士丧礼》注解说：“楔的形状像轭。”今文也写作“厄轭”，这是用来安装在衡上的部件，由金铜制成。毛传说这就是乌蠋。《宣和博古图》中有周代辂车的托辕两件，都是用铜制成的。根部粗大末端细小，露在上面的部分短而向上弯曲，下面的部分像鹅顶一样弯曲向上，末端平直尖锐如同鸟颈承接鸟喙，大概这就是所谓的乌蠋，即蠋的喙。郑氏认为这是用来约束皮革缰绳的小金环，这是错误的。

译程伯休父，是颛顼之子黎的后代，世代担任火正。尧继承重黎的后人，任命羲伯重新治理火正之职。所以重黎世代推演天地的秩序，以区分他们各自主管的事务，历经夏、商、周三代，被封于程地。休父担任周宣王的大司马，所以司马迁在自序中认为他的祖先程，是休父所食邑范围内的国家；称伯，就像《春秋》中的渠伯、凡伯、毛伯、召伯一样，是他们的爵位。大司马是卿一级的高官。《集传》认为他是大夫，这是错误的。程这个地方，在西周的京畿范围内。《帝王世纪》说：“文王居住在程，迁都到丰。”《周书》说：“王从程出发。”《竹书纪年》说“王作程”，都是指这个程。孟子称之为毕郢（音程），在丰的西面。等到迁都到丰镐之后，程地成为闲田，于是分割封赐，休父因为担任大司马有功而受封此地。《汉书·郡国志》记载：“洛阳有上程聚，注释说：古程国，伯休父的国家。”大概宣王定都西京，休父的食邑适宜在西都京畿内，而上程在洛阳百里之内，是用来供给官府使用的，并不是分封的土地。

《诗经稗疏》卷四，汉阳王夫之撰

《周颂》

单厥心。毛传解释说：“单，厚也。”现在考察：单就是薄，没有看到它厚的意思。《大雅》说：“俾尔单厚。”难道可以说“俾尔厚厚”吗？《礼记·大传》说：“戚单于下。”《礼记·郊特牲》说：“单出里。”《礼记·祭义》说：“岁旣单矣。”这里的“单”都解释为尽，犹如说专一、全部使用。“单厥心”，是说专一其心并竭尽它。《集传》说：“阐明文武的功业，而竭尽心力于义，自然通达。”

《时迈》、《执竞》、《思文》。郑玄在《周礼》注中将这三首诗作为《肆夏》、《昭夏》、《纳夏》的乐章，他的说法与韦昭《国语》注以及吕叔玉的论述相合，而《集传》采纳了它。现在考察，九夏都是金奏之乐，所以《周礼》由钟师掌管，而歌工不参与其事。《左传》记载叔孙豹出使晋国，金奏《肆夏》三篇，工歌《文王》三篇，金奏和工歌既然分别而不相混杂。郑氏却说：以《文王》《鹿鸣》来说，那么九夏都是诗篇名，实在是不审慎。杜子春说：尸出入时奏《肆夏》，牺牲出入时奏《昭夏》，四方宾客到来时奏《纳夏》。叔孙穆子说：三夏，是天子用来宴请元侯的。现在看《时迈》一章，与尸有什么关系？《执竞》《思文》，与迎接牺牲和接待宾客有什么关系？合这三首诗，对于宴请元侯的意义也没有可取之处，而用以后稷配天的歌，来延请四方宾客，尤其是不伦不类。况且尸、宾客与牺牲正出正入，不是献酒酬答的时候，只能凭金奏来节制他们的威仪，渐渐让金奏配上歌诗，又有谁来听呢？所以宴饮一定要等到坐定行完酬答之礼，然后弦歌才奏响，以抒发心意而合欢，没有人在出入间杂乱地用歌声的。所以知道吕叔玉的说法是附会而失实。倘若以“肆于时夏”与“陈常于时雅”两个“夏”字为依据，那就更加迂腐谬误了。“时夏”的“夏”，毛传解释说：大也。《集传》解释说：中国也。而九夏的“夏”，则是金奏之声合于夏舞而得名。《谷梁传》说：舞夏，天子八佾，诸公六佽，诸侯四佾。范宁说：夏，大也。大指大雉、大雉翟雉。《周礼》天官的属官有夏采，注释说：夏采，夏翟五采，那么乐以“夏”命名的，大概就是《禹贡》“夏翟”的“夏”。金奏配合舞蹈而得名，所以也叫“夏”。大概舞蹈可以配合金奏，而不能配合歌舞，如果配合歌，那就既跳舞又唱歌，而歌声的气韵就不连贯了。金奏也可以配合舞蹈，而不能配合歌，金奏如果配合歌，那么钟磬铿锵的声音，能压倒歌声而使人失声。《内则》说二十岁舞大夏，郑注说：大夏，是乐之文武兼备的。然而文舞用羽，武舞用干羽，称为夏，干称为万。郑氏也错了，而“夏”作为乐舞的名称，那么郑康成也知道它不是“时夏”的“夏”了。金奏配合舞蹈的节拍而称为“夏”，而燕礼宾客到庭院奏《肆夏》，大射礼宾客降阶奏《陔》，公入奏《骜》（陔、骜都是九夏的名称），都没有舞者，那么这九夏的节拍是从舞蹈而来，不必配合舞蹈也可以单独演奏。犹如燕礼，如果跳舞就跳《勺》，也单独有《勺》舞，不必接着唱《于烁》的诗。金奏用钟磬来演奏，鼓磬来应和。大射礼，乐人预先在阼阶的东面、西阶的西面悬挂乐器，而歌工的席位则在西阶上稍偏东的地方。他们的位次既远而不相邻，歌工不能越位去靠近悬挂的乐器，舞者不能升堂来应和歌声。况且歌工刚升堂，就席就奏《肆夏》，告知旨意礼成而音乐结束。酢酬礼完毕，然后歌工才进入。那么在奏《肆夏》的时候，歌工还没有进入，谁与唱这三首诗来配合音乐呢？最后，歌工参与旅酬之礼，而钟人则在门内溜下接受宾客赐给的肉干。这样掌管金奏的人与歌工，贵贱礼制不同，终究不能合在一起。如果说用金鼓来表现诗章的音旨，那么钟磬的声音余韵，因为其形制的宽窄而有固定的声响，不能凭意念来收敛或放纵，不像笙管那样激扬，因为人的气息嘘吸，能令其符合新宫等曲谱。只是用其轻重疾徐来应和舞蹈节拍的起伏旋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