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卷上
《乐记》师乙曰：「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季札观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据此，则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如律有大小吕，诗有大小明，义不存乎大小也。
译《乐记》中师乙说：“性情宽宏博大且沉静，通达事理且诚信的人，适宜歌唱《大雅》；恭敬节俭且喜好礼仪的人，适宜歌唱《小雅》。”季札观赏乐舞，当演奏《小雅》时，他说：“美好啊！思念而不二心，怨恨而不直言。”当演奏《大雅》时，他说：“广阔啊！和乐的样子！曲折而具有正直的体态。”根据这些记载，那么《大雅》和《小雅》应当以音乐风格来区分，而不是以政治格局的大小来论定。就像音律中有大吕和小吕，诗歌中有大明和小明，其中的意义并不在于大小之分。
公羊传》曰：“什一而税，颂声作。”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然《雅》诗《家父》作颂，以救王讻。《左传》：“听舆人之颂，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刺亦可言颂矣。《国语》：“瞽献典，史献诗，师箴，瞍赋，蒙诵，谏亦可言颂矣。”按《礼》：“学乐诵诗，舞勺。”《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孟子：“诵其诗，读其书。”《左传》：“使太师歌《巧言》之卒章，太师辞，师曹请为之，遂诵之。”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师古注曰：“夜诵者，其言或秘，不可宣露。”以是观之，比音曰歌，举其词曰颂也。岂宗庙之诗，既歌之而复诵之欤？抑歌者工，而诵者又有工欤？既比其音，复诵其辞，俾在位者皆知其义，所以彰先王之盛德，故曰颂。至于所刺所谏，欲闻其人之耳，故亦曰颂也。《乐记》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疎越，一唱而三叹。”又曰：“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岂即颂之义也欤？
郑氏颂谱颂训为容，盖汉读然也。《汉书·儒林传》：“徐生善为颂。”师古注：“颂读与容同，是也。”孔氏正义：“颂之”
言，诵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是诵，即颂也。
正变之说，出于《大序》，而文中子取以说《豳风》，其后诸儒皆从之。郑渔仲始倡风雅无正变之论，而叶氏[见段氏、程氏集说]章氏因之，二者反复，莫能相一。以余观之，正变犹美刺也。《诗》有美，不能无刺，故有正，不能无变。以其略言之，如美卫武，美郑武，美周公，美宣王；刺卫宣，刺郑庄，刺时，刺乱，刺宣王，刺幽厉，此显言美刺者也。如庄姜伤己，闵无臣，思周道；大夫闵时，卫女思归，思君子，南征复古，此隐言美刺者也。美者可以为劝，刺者可以为惩，故正变俱录之。编诗先后，因乎时代，故正变错陈之。若谓《诗》无正变，则作《诗》无美刺之分，不可也。谓周、召为正，十三国风为变；《鹿鸣》以下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则《序》所谓美与刺者，俱无以处之，亦不可也。
胡氏《春秋集传》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自《黍离》降为国风，天下无复有雅，而王者之诗亡矣。春秋作于隐公，适当雅亡之后，谓诗亡者，雅诗亡也。夫诗必雅而后为诗，则周、召十三国风不得谓之诗欤？诗有美刺，而风亦有美刺；雅有讽谕，而风亦有讽谕，安在风不如雅无与于诗亡之数也？即曰十三国风，朝会燕享不歌其诗，而二南则乡饮用之，乡射用之，房中用之，安在风不如雅无与于诗亡之数也？苟风与雅同谓之诗，则风诗中多春秋时事，而孟子谓之「诗亡然后春秋作」，其合雅与风言之无疑矣。按《小雅·六月》序曰：「小雅尽废，则中国微。」则雅亡于幽厉矣。列国之诗终于《株林》《泽陂》，则风亡于陈灵矣。陈氏曰：「桧亡，东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终也。」于《桧》之卒章曰：「思周道也，伤天下之无王也。」于《曹》之卒章曰：「思治也，伤天下之无霸也。」合而观之，雅之亡，亡于无王；风之亡，亡于无霸。雅亡而风存，人犹知是非美刺也。迨风雅俱亡，而诗遂扫地尽矣，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齐、晋者，《春秋》之始终也。宣公十一年冬，楚子入陈，明年六月，遂有邲之战。是时楚庄始霸，而晋始衰，未及十年，成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又及楚盟，天下政枋自此尽失，不可复挽，故风所以终陈灵也，诗之所以亡。孟子固微言之人，特习而不察耳。
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大序引以为说。盖风、雅、颂者，诗之名也；兴、比、赋者，诗之体也。名不可乱，故雅、颂各有其所；体不可偏举，故兴、比、赋合而后成诗。自三百篇以至汉、唐，其体犹是也。毛公传诗，独言兴，不言比、赋，以兴兼比、赋也。人之心思，必触于物而后兴
译《公羊传》说：“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歌颂的声音就产生了。”《诗序》说：“颂是赞美盛大德行的仪容，用它来向神明报告功绩。”然而《雅》诗中的《家父》作颂，是为了挽救周王的纷争。《左传》说：“听取百姓的颂歌，‘原田每每’，舍弃旧的而谋求新的。”讽刺也可以称为颂了。《国语》说：“乐师进献典籍，史官进献诗歌，太师进献箴言，盲人乐师赋诗，蒙童诵读，劝谏也可以称为颂了。”查考《礼记》说：“学习音乐诵读诗歌，跳勺舞。”《文王世子》说：“春天诵读，夏天弹琴。”孟子说：“诵读他的诗歌，阅读他的书籍。”《左传》说：“让太师歌唱《巧言》的末章，太师推辞，师曹请求为他诵读，于是便诵读起来。”汉武帝制定郊祀的礼仪，于是设立乐府，采集诗歌在夜间诵读。颜师古注释说：“夜间诵读，是因为其中的言语有的隐秘，不可以公开显露。”由此看来，配合音律称为歌，举出辞句称为颂。难道宗庙的诗歌，既歌唱又诵读吗？还是歌唱有专门的乐工，而诵读又有专门的乐工呢？既配合了音律，又诵读其辞句，使在位的人都知道其中的意义，以此来彰显先王的盛大德行，所以称为颂。至于那些讽刺和劝谏的内容，想要让当事人听到，所以也称为颂。《乐记》说：“清庙的瑟，用朱红色的弦和稀疏的孔，一人歌唱而三人叹息。”又说：“君子在这里谈论，在这里称道古事。”这难道就是颂的意义吗？
郑玄在《颂谱》中将颂训释为容，大概是汉代的读法如此。《汉书·儒林传》说：“徐生擅长作颂。”颜师古注释：“颂读作容，这是对的。”孔颖达《正义》说：“颂，就是诵。诵读当今的德行，广泛地加以赞美。这就是诵，也就是颂。”
关于正变的说法，出自《大序》，而文中子取用来解释《豳风》，后来的儒者都跟随他。郑渔仲首先倡导风雅没有正变的理论，而叶氏（见段氏、程氏集说）和章氏沿袭了他，这两种观点反复争论，不能统一。在我看来，正变就像美刺一样。《诗经》有赞美，就不能没有讽刺，所以有正，就不能没有变。大致来说，比如赞美卫武公，赞美郑武公，赞美周公，赞美宣王；讽刺卫宣公，讽刺郑庄公，讽刺时局，讽刺混乱，讽刺宣王，讽刺幽王和厉王，这是明显表达美刺的。比如庄姜哀伤自己，哀悯没有忠臣，思念周道；大夫哀悯时局，卫女思念归去，思念君子，南征复古，这是隐含表达美刺的。赞美的可以作为劝勉，讽刺的可以作为惩戒，所以正变都收录其中。编排诗歌的先后，依据时代，所以正变交错陈列。如果说《诗经》没有正变，那么创作《诗经》就没有美刺的区别，这是不对的。如果说周南、召南为正，十三国风为变；《鹿鸣》以下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那么《诗序》所说的赞美与讽刺，都没有地方安置，这也是不对的。
胡安国《春秋集传》说：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歌消亡，诗歌消亡然后《春秋》出现。”大概自从《黍离》降为国风，天下不再有雅诗，而王者的诗歌就消亡了。《春秋》作于隐公时期，正当雅诗消亡之后，所谓诗歌消亡，是指雅诗消亡。如果诗歌必须是雅才算是诗，那么周南、召南和十三国风就不能称为诗了吗？诗歌有美刺，而风也有美刺；雅有讽谕，而风也有讽谕，怎么风就不如雅，与诗歌消亡无关呢？即使说十三国风，在朝会宴享时不歌唱这些诗，而二南则在乡饮酒礼中使用，在乡射礼中使用，在房中乐中使用，怎么风就不如雅，与诗歌消亡无关呢？**如果**风和雅都称为诗，那么风诗中多有春秋时事，而孟子说“诗歌消亡然后《春秋》出现”，他无疑是将雅和风合在一起说的。查考《小雅·六月》的序说：“小雅全部废弃，那么中原就衰微了。”那么雅诗在幽王、厉王时消亡了。列国的诗歌终于《株林》《泽陂》，那么风诗在陈灵公时消亡了。陈氏说：“桧国灭亡，是东周的开端；曹国灭亡，是春秋的终结。”在《桧》诗的末章说：“思念周道，哀伤天下没有王。”在《曹》诗的末章说：“思念治世，哀伤天下没有霸主。”合起来看，雅的消亡，是因为没有王；风的消亡，是因为没有霸主。雅消亡而风尚存，人们还知道是非美刺。等到风和雅都消亡，诗歌就彻底扫地以尽了，这就是《春秋》不得不作的原因。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齐桓、晋文，是《春秋》的始终。宣公十一年冬，楚子进入陈国，第二年六月，于是发生了邲之战。这时楚庄公开始称霸，而晋国开始衰落，不到十年，成公在蜀地与楚公子婴齐会盟，又与楚国结盟，天下的政令从此完全丧失，不可挽回，所以风诗终于陈灵公，诗歌因此消亡。孟子本是含蓄表达的人，只是习惯而不察觉罢了。
《周礼》大师教六诗说：风，赋，比，兴，雅，颂。《大序》引用来解说。大概风、雅、颂是诗歌的名称；兴、比、赋是诗歌的体制。名称不可混乱，所以雅、颂各有其位置；体制不可偏举，所以兴、比、赋合起来才构成诗歌。从三百篇直到汉、唐，其体制还是这样。毛公传诗，只说兴，不说比、赋，是用兴兼括比、赋。人的心思，必定触碰到外物而后兴起
，即所兴以为比而赋之，故言兴而比、赋在其中。毛氏之意，未始不然也。然三百篇惟《狡童》《褰裳》《株林》《清庙》之类，直指其事，不假比兴；其余篇篇有之。传独于诗之山川、草木、鸟兽起句者，始谓之兴，则几于偏矣。诗或先兴而后赋，或先赋而后兴[如《简兮》至卒章始云山有榛隰有苓之类是也]见其篇法错综变化之妙。毛氏独以首章发端者为兴，则又拘于法矣。文公传诗，又以兴、比、赋分而为三，无乃失之愈远乎？
译所谓“兴”，就是借他物来比喻并以此赋诗，所以说“兴”之中已经包含了“比”和“赋”。毛亨的意思，原本并非不是这样。然而《诗经》三百篇中，只有《狡童》《褰裳》《株林》、《清庙》等少数篇章，是直接陈述其事，不借助比兴；其余的篇章篇篇都有比兴。《毛传》唯独在诗歌以山川、草木、鸟兽作为起句时，才称之为“兴”，这就近乎偏颇了。诗歌有时是先兴后赋，有时是先赋后兴（如《简兮》直到最后一章才说“山有榛隰有苓”之类就是这种情况），可见其篇章法则错综变化之妙。毛亨只把首章发端者称为“兴”，这就又拘泥于章法了。朱熹在《诗集传》中，又将兴、比、赋分为三种，岂不是离本义更远了？
文心雕龙》曰：「毛公述传，独标兴体，以比显而兴隐。」鹤林吴氏曰：「赋直而兴微，比显而兴隐，故毛公不称比赋。」朱氏又于其间增补十九篇，而摘其不合于兴者四十八条，且曰：「《关雎》兴诗也，而兼于比；《绿衣》比诗也，而兼于兴；《頍弁》一诗，兴、比、赋兼之，则析义愈精，恐未然也。」
二南二十二篇皆述太姒之事，然一太姒也，何以为后妃？何以为夫人？一文王也，何以为王者？何以为诸侯？或曰：文王于商为诸侯，及受命追王，则为王者；太姒亦然，时有先后故也。然追王后是诸侯，则周南宜后于召南矣，有是理乎？昔者欧阳公尝疑之，而不得其解，因取鲁诗“衰周”之说，以为近之；而朱子谓子孙无故播其先祖之失于理，未安然于后妃夫人，终仍旧说而未有所发明也。按小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云云，未尝指言后妃夫人为何如人。后之训诂家推迹其自始，以为太姒耳。《仪礼》乡饮酒、乡射皆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苹》；燕礼弦歌《周南》《召南》之诗，则周公作《仪礼》时已有《周南》《召南》，岂召公作之而被之管弦欤？抑公采之而付之太师欤？既为房中之乐，则必歌之宴寝之间。郑氏所谓后夫人所讽诵以事其君子者也。今读其词，有劝勉教诫讽谕之意，盖欲为后妃夫人者如诗言云尔，不必言后妃夫人何人也。《小雅》《鹿鸣》燕羣臣，《四牡》劳使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何尝谓如何羣臣、如何兄弟、使臣、朋友耶？古之燕享皆有乐，乐必有诗歌，诗必类二雅，如此者极多，何《风》独不然也？难者曰：“然则《周南》《召南》与文王太姒无与耶？”曰：“不然也。作诗之意或本于文王太姒，而周公隶之为房中乐，则又以是告后之为后妃夫人者矣。周自姜嫄兆祥，至太王有姜女，王季有太任，文王有太姒，累世妇德，至太姒而始大；而文王又有“刑于寡妻”之诗，故说者据是为文王耳。其实不可考矣。若泥是求之，则欧阳所谓“郑谱之说，左右皆不能合”者也。
或问曰：「郑谓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周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是为《周南》《召南》。其说然欤？」曰：「非也。二公之封在武王克般之后。《乐记》所谓『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也。《史记·鲁燕世家》载封国始末，不言文王。惟《江汉》四章有『文王受命，召公维翰』之语，郑或据是以为文王。然以《召南》言之，《甘棠》三章三咏，召伯当是时，文王已为西伯矣，而复命召奭，是一国而二伯也。且吾不知命之者为商纣耶？为文王耶？揆之二者俱未安，是以知郑说之非也。然则二南何以言文王？曰：『此追咏其事而归美焉，兼取当时国人之所作而系之，所谓善则归君臣子之义也。』且微独二南而已，《豳》《七月》八章，旧谓咏后稷先公时事，未尝以是为后稷先公之诗，而二南独谓之文王，何也？」
鲁之无风也，郑曰：周尊鲁，故巡狩述职，不陈其诗，其果然者耶？幽厉以后，王者之不巡狩久矣，十三国风，谁采而谁录之耶？天子赏罚，视其诗之贞淫，天子尊鲁，何妨采其诗之贞者，以示异于天下？乃并其美而掩蔽之，安在其尊鲁耶？纵天子不采鲁，亦不当自废。何季札观乐，徧及诸国，而鲁乃寂无歌诗，又何耶？鲁之有颂也，郑曰：孔子录之，同于王者之后，盖言褒也。朱子曰：着之于篇，所以见其僭，盖言贬也。是皆泥风为诸侯之诗，雅颂为天子之诗，故致论说之纷纷也。余闻之师曰[类藁诗问]十五国之中，有二南，是天子之诗也。雅颂之中，小雅有《宾之初筵》，大雅有《抑》，颂有《鲁》，是皆诸侯之诗也。不得以风诗专属之诸侯，雅颂专属之天子也，足以破众说之纷纷矣。
诗说卷中
其风，肆好风之义也。风自火出，家人关雎之义也。观风之所被，君子知及物之
译《文心雕龙》说：“毛公阐释《诗经》传注，唯独标举‘兴’的体例，因为‘比’是显明的，而‘兴’是隐晦的。”鹤林吴氏说：“‘赋’是直接陈述，‘兴’是微妙含蓄，‘比’是显明，‘兴’是隐晦，所以毛公不称颂‘比’和‘赋’。”朱氏又在其中增补了十九篇，并摘取其中不符合‘兴’的四十八条，并且说：“《关雎》是运用‘兴’的诗，但也兼用了‘比’；《绿衣》是运用‘比’的诗，但也兼用了‘兴’；《頍弁》这一首诗，‘兴’、‘比’、‘赋’三者兼有，那么分析义理越精细，恐怕未必正确。”
《周南》《召南》二十二篇都记述太姒的事迹，然而同是一个太姒，为什么称为后妃？为什么称为夫人？同是一个文王，为什么称为王者？为什么称为诸侯？有人说：文王在商朝时是诸侯，等到承受天命被追尊为王，就成了王者；太姒也是如此，因为时间有先后缘故。然而如果追尊为王之后还是诸侯，那么《周南》应该排在《召南》之后了，有这样的道理吗？从前欧阳修曾经对此有疑问，却得不到解答，于是采纳鲁诗“衰周”的说法，认为比较接近事实；而朱熹认为子孙无故宣扬先祖的过失不合情理，对后妃、夫人的说法终究感到不安，最终仍沿用旧说而没有新的阐发。查考《小序》说：“《关雎》，是后妃的德行；《葛覃》，是后妃的本分；《卷耳》，是后妃的心志”，等等，并没有明确指出后妃、夫人具体是谁。后来的训诂学家推究其源头，认为是太姒。《仪礼》中乡饮酒礼、乡射礼都合奏《周南》中的《关雎》《葛覃》《卷耳》，以及《召南》中的《鹊巢》《采蘩》《采蘩》；燕礼中弦歌《周南》《召南》的诗，那么周公制定《仪礼》时就已经有了《周南》《召南》，难道是召公创作它们并配上管弦乐吗？还是周公采集它们交给太师呢？既然作为房中之乐，那么一定是在宴寝之间歌唱。郑氏所说的后妃、夫人讽诵这些诗来侍奉她们的君子，正是这个意思。现在读这些诗的辞句，有劝勉、教诫、讽谕的意思，大概是希望做后妃、夫人的人像诗中所说的那样，不必说后妃、夫人具体是谁。《小雅》中《鹿鸣》宴请群臣，《四牡》慰劳使臣，《常棣》宴请兄弟，《伐木》宴请朋友，何曾说过是什么样的群臣、什么样的兄弟、使臣、朋友呢？古代的宴享都有音乐，音乐一定有诗歌，诗歌一定归类于二雅，像这样的例子极多，为什么《国风》就唯独不是这样呢？质疑的人说：“那么《周南》《召南》与文王、太姒没有关系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作诗的意图或许本于文王、太姒，而周公将它们编入房中乐，则是借此告诫后来成为后妃、夫人的人。周朝从姜嫄兆示祥瑞，到太王有姜女，王季有太任，文有太姒，累代妇女的德行，到太姒才达到鼎盛；而文王又有“刑于寡妻”的诗，所以解说者据此认为是文王。其实这是不可考证的。如果拘泥于此去探求，那就是欧阳修所说的“郑谱的说法，左右都不能吻合”了。
有人问：“郑玄说文王承受天命，在丰地建立城邑，于是将岐周的土地分给周公旦、召公奭作为采邑，这就是《周南》《召南》。这种说法对吗？”回答说：“不对。两位公爵的封地在武王攻克殷商之后。《乐记》所说的‘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分，周公左，召公右’就是证明。《史记·鲁燕世家》记载封国的始末，没有提到文王。只有《江汉》第四章有‘文王受命，召公维翰’的话，郑玄或许据此认为是文王。然而以《召南》来说，《甘棠》三章反复咏叹，召伯在当时，文王已经是西伯了，却又任命召奭，这是一国有两个伯啊。况且我不知道任命他的是商纣呢，还是文王呢？衡量这两种说法都不妥当，因此知道郑玄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周南》《召南》为什么提到文王呢？回答说：‘这是追咏往事而归美于文王，兼取当时国人的作品而附属于他，所谓善行归美于君臣子的道义。’而且不只是《周南》《召南》如此，《豳风》《七月》八章，旧说认为是咏叹后稷先公时事，从未认为是后稷先公的诗，而《周南》《召南》唯独说是文王的诗，为什么呢？”
鲁国没有《国风》，郑玄说：周朝尊崇鲁国，所以巡狩述职时，不陈列它的诗，真的这样吗？周幽王、周厉王以后，天子很久不巡狩了，十三国的《国风》，是谁采集、谁记录的呢？天子的赏罚，看其诗的贞正或淫邪，天子尊崇鲁国，不妨采集其贞正的诗，以示区别于天下，却连它的美德也掩盖起来，哪里体现尊崇鲁国呢？即使天子不采集鲁国的诗，鲁国也不应当自己废弃。为什么季札观乐，遍及各国，而鲁国却寂静无声没有歌诗，又是为什么呢？鲁国有《颂》，郑玄说：孔子记录它，等同于天子的后代，大概是说褒扬。朱熹说：著录在篇中，所以显示其僭越，大概是说贬斥。这都是拘泥于《风》是诸侯的诗，《雅》《颂》是天子的诗，所以导致议论纷纷。我听老师说[类藁诗问]十五国之中，《周南》《召南》是天子的诗。《雅》《颂》之中，《小雅》有《宾之初筵》，《大雅》有《抑》，《颂》有《鲁颂》，这些都是诸侯的诗。不能认为《风》诗专属诸侯，《雅》《颂》专属天子，足以破除众说的纷纷扰扰了。
诗说卷中
“风”，是广泛喜好风之义。“风自火出”，是《家人》卦《关雎》之义。观察风所覆盖的地方，君子知道及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