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卷下
维熊维罴，兆幽王之祸；维虺维蛇，兆褒姒之乱。安在其为祥哉？岂宣王末年好言符瑞，大人所以有是占欤？此端一开，无羊遂有牧人之梦，正月亦有故老之占，纷纷藉藉，相率而为讹言矣。
周室之亡，讹言亡之也。民言无嘉，讹言起于下矣。具曰“予圣”，讹言煽于上矣。妇有长舌，讹言及妇人矣。盖讹言兴，则是非眩；是非眩，则邪正淆；邪正淆，则谗谮行；谗谮行，则祸乱及，必至之势也。齐之稷下，汉之月旦，晋之清谈，南北之诗妖，皆讹言类也。《五行志》曰：“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是也。”
节南山正月雨无正序俱谓刺幽王。郑谓十月之交以下当刺厉王。孔氏又谓雨无正斩四国。笺云诸侯妄相侵伐，指厉王时。沔水笺云诸侯妄相侵伐，指宣王时。而论语注以为平王东迁诸侯始相侵伐。幽厉虽无道，尚能治诸侯，故论语注征伐自诸侯出，从平王为始。三家之说已乖剌不相合矣。而诗言亦有可疑者四焉。幽厉之将亡也，召公知之，芮良夫知之，伯阳父知之。然犹曰其与几何，曰周室将亡，皆惧而诫其将然之辞。今曰国既卒斩，曰宗周既灭，直是已然之事矣。若未斩未灭而以斩灭期之，不几病风丧心作诅天子乎？里巷小民为此言者，犹将隐其姓氏以免祸，不应直言家父作颂也。其可疑一也。檿弧箕服之谣虽闻于诸侯，然及褒姒之存王室大夫亦何敢言。今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其可疑二也。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来聘，十五年使家父来求车，是家父历幽平桓三王，不应若是之寿。其可疑三也。谓尔迁于王都笺以为王都为彘，刺羣臣之不从王者，厉王之流彘也。宣王在召公之宫，国人围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解。厉王之流，宣王尚不能从而谓羣臣能从之乎？且彘不闻有都之名，其可疑四也。今按节南山为家父刺尹氏，而春秋隐三年书平王崩，是年即书尹氏卒，则诗之尹氏即春秋之尹氏，其为平王时无疑矣。公羊于尹氏卒为讥世卿，其说与家父之诗合。家父之求车也在十年之后，其作诗也在十年之前，亦为不甚悬隔矣。骊山之祸振古未有，作诗示诫正宜明言曰既斩曰烕之，亦殷鍳不远之意也。且褒姒于平王为雠，陈其恶而归罪焉，亦平王意中之事，无虑其直而罹罪也。雨无正卒章明刺羣臣之不从迁者。左传瑕禽曰：「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从王而止，七姓则不从者亦多，何必纷纷曲为之解也。」刘公瑾谓：「节南山，正月雨，无正，皆东周之变雅。其后雅亡于上，而国风作于下。于是春秋托始于隐公之元年，实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甚伟，因广其意而详辨之。」
郑氏谓十月之交是夏八月，苏子由谓阳月是夏十月，孔氏及孙莘老是郑说，朱文公及严华谷是苏说。是苏说者，则以《左传》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又汉历无幽王八月朔日食之事，惟唐历有之，出于后人附会。是郑说者，则以《春秋》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其年八月卫侯恶卒，十一月季孙宿卒，以此知虽在分至亦有灾。又汉历、古历有差，古历无推日蚀者，王基独言周无八月辛卯交会之事，不足信。以此两说抵牾，又有从而为之辞者。王伯厚调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通鉴》《皇极经世》秦始皇八年岁在壬戌，《吕氏春秋》云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申]历有三年之差。后之算历者于夏之辰弗集于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术推之，亦已疎矣。余谓《诗》志岁时皆是夏正，此无俟远引，即观“下煜煜震电”之句，已知郑说之误，岂有八月震电而诗人诧为灾异者哉。
月令仲秋，虽有雷始收音之句，然历考《春秋》《史汉》记异，未有书秋月震电者，知此时雷电不足为灾异也。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孔氏曰：「左传」桓王与郑十二邑，向在其中。按隐二年莒人入向，杜注：「向，小国。」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晋书地理志：「魏武分沛立谯郡，统县七：谯、城父、酇、山桑、龙亢、蕲、铚，是在晋豫州之域也
译熊罴出现，预示了周幽王的灾祸；虺蛇出现，预示了褒姒的祸乱。哪里能说这是吉祥的征兆呢？难道是因为周宣王末年喜好谈论符瑞，所以大人（指占卜者）才有这样的占断吗？这种风气一旦开启，于是《无羊》篇就有了牧人的梦兆，《正月》篇也有了老者的占断，众人纷纷藉藉，相继制造谣言。
周王朝的灭亡，是被谣言所灭亡的。百姓的言论没有善意的，谣言便从下层兴起；君主都自称“我圣明”，谣言便在上层煽动；妇人长舌多言，谣言便波及妇人。大凡谣言兴起，那么是非就会混淆；是非混淆，那么邪正就会混杂；邪正混杂，那么谗言诬陷就会盛行；谗言诬陷盛行，那么祸乱就会到来，这是必然的趋势。齐国稷下学派的议论，汉代月旦评的品评，晋代的清谈，南北朝的诗妖，都是谣言这一类的东西。《五行志》说：“君主刚暴而残虐，臣子畏惧刑罚而闭口不言，怨恨诽谤之气发泄在歌谣中，就是这样。”
《节南山》《正月》《雨无正》的序言都说这些诗是讽刺周幽王的。郑玄认为《十月之交》以下应当是讽刺周厉王的。孔颖达又认为《雨无正》是讽刺四国诸侯的。《毛诗笺》说诸侯胡乱互相侵伐，指的是周厉王时期。《沔水》的《笺》说诸侯胡乱互相侵伐，指的是周宣王时期。而《论语》注认为平王东迁后诸侯才开始互相侵伐。周幽王、周厉王虽然无道，但还能治理诸侯，所以《论语》注说征伐由诸侯发起，是从平王开始。这三家的说法已经互相矛盾、不合拍了。而且《诗经》中的言论也有四处可疑。周幽王、周厉王将要灭亡时，召公知道，芮良夫知道，伯阳父也知道。然而他们都说“还能维持多久呢”，说“周王室将要灭亡”，都是恐惧并告诫其将要发生的言辞。现在却说“国家已经彻底断绝”，说“宗周已经灭亡”，这直接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了。如果国家没有断绝、没有灭亡，却用断绝、灭亡来预言，不近乎疯癫失心咒骂天子吗？街巷小民说这样的话，尚且会隐藏姓名以免遭祸，不应该直言是家父作的颂诗。这是第一处可疑。檿弧箕服的歌谣虽然诸侯都听到了，然而等到褒姒存在时，王室大夫又怎敢直言。现在却说“显赫的宗周被褒姒毁灭”，这是第二处可疑。《春秋》桓公八年天王派家父来聘问，十五年派家父来求车，这说明家父历经幽王、平王、桓王三代，不应该如此长寿。这是第三处可疑。《谓尔迁于王都》的《笺》认为王都是彘，讽刺群臣不跟随君王，指的是周厉王流亡彘地。周宣王在召公的宫室，国人包围他，召公用儿子代替周宣王才得解脱。周厉王流亡时，周宣王尚且不能跟随，却说群臣能跟随他吗？况且彘地没听说有“都”的名称，这是第四处可疑。现在考察《节南山》是家父讽刺尹氏，而《春秋》隐公三年记载平王去世，这一年就记载尹氏去世，那么《诗经》中的尹氏就是《春秋》中的尹氏，这肯定是平王时期无疑了。《公羊传》对尹氏去世的记载是讥讽世卿，其说法与家父的诗相合。家父求车是在平王十年之后，他作诗是在十年之前，时间上也不算相隔太远。骊山之祸自古未有，作诗示警正适宜明说“已经断绝”“被褒姒毁灭”，这也是殷鉴不远的意思。况且褒姒对于平王来说是仇敌，陈述她的罪恶并归罪于她，也是平王心中的想法，不用担心直言而获罪。《雨无正》末章明确讽刺群臣不跟随东迁的人。《左传》瑕禽说：“从前平王东迁，我们七姓跟随君王，跟随君王而停驻，七姓那么不跟随的也很多，何必纷纷曲折地为之辩解呢。”刘公瑾说：“《节南山》《正月》《雨无正》，都是东周的变雅。后来雅诗在上层消亡，而国风在下层兴起。于是《春秋》托始于隐公元年，实际上是平王四十九年。这话很伟大，我扩展他的意思而详细辨析。”
郑玄认为《十月之交》是夏历八月，苏子由认为阳月是夏历十月，孔颖达和孙莘老赞同郑玄的说法，朱熹和严华谷赞同苏子由的说法。赞同苏子由说法的人，认为《左传》说二至二分日食不为灾，又汉代历法没有幽王八月朔日日食的事，只有唐代历法有，这是后人附会。赞同郑玄说法的人，认为《春秋》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这一年八月卫侯恶去世，十一月季孙宿去世，由此知道即使在分至也有灾。又汉代历法、古代历法有误差，古代历法没有推算日食的方法，王基独自说周朝没有八月辛卯交会的事，不足信。因为这两种说法抵触，又有人为之辩解。王伯厚调和说黄帝、颛顼、夏、殷、周、魯六历都没有推算日食的方法，《通鉴》《皇极经世》说秦始皇八年岁在壬戌，《吕氏春秋》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申），历法有三年之差。后来的算历者对于夏朝的“辰弗集于房”，周朝的“十月之交”，都想用术数推算，也太疏漏了。我认为《诗经》记载岁时都是夏正，这无需远引，只看“下煜煜震电”这句，就知道郑玄说法的错误，哪有八月打雷闪电而诗人诧为灾异的呢。
《月令》仲秋，虽然有“雷始收声”的句子，然而历考《春秋》《史记》《汉书》记载异象，没有记载秋月打雷闪电的，知道此时雷电不足以成为灾异。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孔颖达说：“《左传》桓王给郑国十二邑，向在其中。”查考隐公二年莒人入侵向国，杜预注：“向，小国。”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晋书·地理志》：“魏武帝分沛郡设立谯郡，统领七县：谯、城父、酇、山桑、龍亢、蕲、铚，这是在晋豫州的区域。”
。」又十一年王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攒茅、向、盟州、陉、隤、怀。杜注：「向，轵县西有地名向上。」晋书地理志：「河内郡，汉志统县九：野王、州、怀、平皐、河阳、沁水、轵、山阳、温。轵小注：『故周原邑』，是在晋司州之域，河内之地也。」今据正义及诸说，则皇父之都是河内之向，非龙亢之向矣。河内于东都则近，于西周则远。皇父若为幽王卿士，何为食采远地？其为平王时无疑。或曰：「周封卿士，安得尽以近地予之？如山甫在樊，苏公在温，非皆河内之地乎？」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书曰：「司寇苏公，以长我王国。」皆言诸侯也。诸侯之国远近惟命，非若卿士采邑必近王室也。且都之与国，固有间矣。「曰樊」「曰苏」皆国名，未闻河内有向国也。若前所谓龙亢之向，又不在河内矣。
译又过了十一年，周王将郑国大夫苏忿生的田地赐给皇父，这些田地包括：温、原、絺、樊、隰、成、攒茅、向、盟州、陉、颓、怀。杜预注解说：“向，在轵县西边有一个叫向上的地方。”《晋书·地理志》记载：“河内郡，汉代志书统辖九个县：野王、州、怀、平皋、河阳、沁水、轵、山阳、�的。轵县的小注说：‘是周朝原来的邑’，这属于晋司州的区域，也就是河内的地方。”现在根据孔颖达的《正义》以及诸家的说法，那么皇父的都城就是河内的向，而不是龙亢的向。河内距离东都较近，距离西周较远。如果皇父是周幽王的卿士，为什么要在遥远的地方受封食邑？由此可知他是周平王时的人无疑。有人问：“周朝分封卿士，怎么能够全都把近处的土地赐给他们呢？比如山甫在樊，苏公在温，不都是河内的地方吗？”回答说：“周王命令仲山甫，作为百官的表率。”《尚书》说：“司寇苏公，辅佐我们的王国。”这都是指诸侯而言。诸侯的封国远近由王命决定，不像卿士的采邑必须靠近王室。况且“都”和“国”本来就有区别。“曰樊”、“曰苏”都是国名，没听说过河内有向国。如果前面所说的龙亢的向，又不在河内境内了。
书传「忿生为武王司寇，封苏国」，毛传「仲山甫，樊侯」。
十月之交，刺皇父也。皇父世为卿士，又握兵枋，曾与司徒艳妻之辈惑乱幽王，以致亡国。及至平王，尤骄恣不臣，天子不敢问下民，不敢言。诗人特历数其罪而切责之。艳妻以上，数其前日之恶也；抑此以下，数其今日之罪也。胡僭莫惩？所谓天变不足畏也。不即我谋，所谓人言不足恤也。曰作言，始自皇父也。曰择非命于天子也。不遗一老，有强劫诸臣之势焉；以居徂向，有不奉朝请之心焉。平王乘乱柬迁，依人立国，所以容此跋扈之臣。若幽、厉虽衰，威令尚行，未必如此不振也。
常父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此卿士或其子孙。疏曰：「或皇氏父字，传世称之未可知也。或皇父是一人。国危主弱，老将骄恣，亦自古有之也。」
外传史伯谓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立以为卿士。史苏亦谓褒姒与虢石父比，而逐太子宜臼。则幽王卿士乃虢石父，非皇父也。
或曰：「子谓节南山以下俱是平王时诗，其下小宛、小弁一刺宣王，一刺幽王，安有平王之诗而在幽、宣之前耶？」曰：「诗体本是歌诵，口相传授，遭秦灭学，失其伦次者多矣。郑氏大小雅谱固云：『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诸诗』，汉初师移其第十月笺，亦云，则简帙错乱，非本来之旧，明矣。『节南山』一章，安知不在移之之中耶？」
或曰：节南山，旧谓终南山，终南似宜在岐、周地，不应在东都也。曰：诗言南山屡矣，五在雅，二在风。在风者，周南、齐风是也。以南山为终南，则齐风亦言终南耶？且秦风“终南”何有？则终南自有名称，何不直指而改言南山也？又诗曰：“我徂东山”，曰：“陟彼北山”，曰：“北山有杨”，何以不言“东山”“北山”？为何名也？意诗言南山，犹门言东门，国言南国之类，凡在南者皆可曰南山也，何必指为终南乎？
君子屡盟，诸侯盟之渐也。出此三物，大夫盟之始也。《谷梁传》曰：「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盟诅兴而政教号令始不行于天下，故《诗》以是刺，《春秋》以是贬也。」
外传「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是叔向附会之说。《左傅》「成有岐阳之搜」，是也。
沔水》诗曰：「吾友敬矣，谗言其兴。」《雨无正》曰：「凡百君子，各敬尔身。」《小宛》曰：「各敬尔仪，天命不又。」《小弁》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巷伯》曰：「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言敬，惟此五篇，所以示人处乱弭谤之道，可谓简而尽矣。
小东大东，言东国之远近也。鲁颂「遂荒大东」，笺云：「极东也。」《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日东则景夕多风」，注谓「大东近日也」。贾疏云：「郑意以日出束方而西流，故言东表为近日，以极东为大东，正与鲁颂之词合矣。」远言大，则近言小，又可知矣。谭在济南平陵县，实是东国，因其国而及其邻封，故言「小东大东」也。
舟人之子传》曰：「舟楫之人，郑曰：『舟当作周』。朱子集传用毛说。按《集古录》庚父敦铭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或谓舟为丹，又以为井。董广川以为朱鲔集字，『舟』为古文『周』字。顾野王《释》亦引诗为证。又《史伯硕父鼎铭》亦有『王母舟母』四十二字，则『舟』即为『周』。『舟人之子』即上文『西人之子』也。又按《外传》秃姓『舟人』，则周灭之。韦昭注：『舟人』，国名。《韩诗外传》文王举太公于舟人。舟人见经传者惟此，姑存以备参考。」
熊罴是裘，承上粲粲，衣服似不必以裘为求也。
大东五六七章，刺当时君臣后妃也。刘向曰：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则星辰无虚名者，此诗人不敢直指，而托之星象也。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讥臣失其度而君不明也。尔雅：天汉，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汉起东方，经箕尾间，分南北二道。石氏曰：天汉，天一所生，所以为东南西北之限，其行，其合，其起，其止，皆有常度，犹人臣之
译《书传》说：“忿生担任武王的司寇，被封在苏国”，《毛传》说：“仲山甫，是樊侯”。
《十月之交》这首诗，是讽刺皇父的。皇父世代担任卿士，又掌握兵权，曾经与司徒艳妻等人迷惑扰乱周幽王，导致国家灭亡。到了周平王时期，他更加骄横放纵、不守臣节，天子不敢过问下情，不敢说话。诗人特意列举他的罪行并严厉责备他。从“艳妻”以上，是列举他过去的恶行；从“抑此”以下，是列举他现在的罪行。“胡僭莫惩？”意思是天象变异不值得畏惧。“不即我谋”，意思是人们的议论不值得顾虑。“曰作言”，这是从皇父开始的。“曰择非命于天子”，这是说选择官员不听从天子的命令。“不遗一老”，有强行胁迫众臣的态势；“以居徂向”，有不朝见天子的心意。周平王趁着动乱东迁，依靠他人建立国家，所以容忍了这些跋扈的大臣。如果像周幽王、周厉王那样虽然衰微，但威令尚能施行，未必会如此不振作。
常父受王命担任卿士，南仲、太祖、太师皇父，这些卿士可能是他们的子孙。《疏》说：“或许是皇氏父亲的字，世代相传称呼他，未必可知。或者皇父是一个人。国家危亡、君主软弱，老将骄横放纵，自古以来就有这种情况。”
《外传》中史伯说虢石父是谗媚巧言、顺从他人的人，被立为卿士。史苏也说褒姒与虢石父勾结，驱逐了太子宜臼。那么周幽王时的卿士是虢石父，不是皇父。
有人说：“您说《节南山》以下都是周平王时期的诗，其下的《小宛》讽刺周宣王，《小弁》讽刺周幽王，怎么会有平王的诗排在幽王、宣王之前呢？”回答说：“《诗经》的体裁本是歌诵，口耳相传，遭遇秦朝焚书，失去原有顺序的很多。郑玄的《大小雅谱》本来就说：‘《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等诗’，汉初的经师移动了《十月之交》的笺注，也说，那么简册错乱，不是原来的旧貌，是明显的。《节南山》这一章，怎么知道不在被移动之列呢？”
有人说：《节南山》，旧说指终南山，终南山似乎应该在岐山、周地，不应该在东都。回答说：《诗经》中提到南山多次，五处在《雅》，两处在《风》。在《风》里的，是《周南》、《齐风》。如果把南山当作终南山，那么《齐风》也说终南山吗？况且《秦风》中“终南”有什么？那么终南山自有名称，为什么不直接指称而改说南山呢？又《诗经》说：“我往东山”，说：“登上那北山”，说：“北山有杨树”，为什么不直接说“东山”“北山”？这是什么名字呢？大概《诗经》说南山，就像门说东门，国说南国之类，凡是在南边的都可以叫南山，何必特指为终南山呢？
君子屡次结盟，是诸侯结盟的开端。拿出这三样东西，是大夫结盟的开始。《谷梁传》说：“告诫誓言不及五帝，盟誓诅咒不及三王。盟誓诅咒兴起，政教号令才开始不能通行于天下，所以《诗经》以此讽刺，《春秋》以此贬斥。”
《外传》说“成王在岐阳与诸侯结盟”，这是叔向附会的说法。《左传》说“成王有岐阳的田猎”，这才是对的。
《沔水》诗说：“我的朋友恭敬啊，谗言却兴起了。”《雨无正》说：“各位君子，各自恭敬自身。”《小宛》说：“各自恭敬仪态，天命不再来。”《小弁》说：“桑树和梓树，一定要恭敬对待。”《巷伯》说：“各位君子，恭敬地听取。”《小雅》中讲恭敬，只有这五篇，所以展示给人处在乱世消除诽谤的方法，可以说是简要而完备了。
小东大东，是说东国距离的远近。《鲁颂》说“于是荒废了大东”，笺注说：“极东。”《周礼》大司徒“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深度，校正日影，日在东则傍晚多风”，注解说“大东近日”。贾公彦疏说：“郑玄的意思是以日出东方而向西流，所以说东表为近日，以极东为大东，正好与《鲁颂》的话相合。”远说大，那么近说小，又可知了。谭国在济南平陵县，确实是东国，因为它的国家而及于邻国，所以说“小东大东”。
《舟人之子》传》说：“舟楫之人，郑玄说：‘舟应当作周’。朱熹《集传》采用毛亨的说法。查《集古录》庚父敦铭文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有人说舟是丹，又说是井。董广川认为是朱鲔集字，‘舟’是古文‘周’字。顾野王《释文》也引用《诗经》为证。又《史伯硕父鼎铭文》也有‘王母舟母’四十二字，那么‘舟’就是‘周’。‘舟人之子’即上文‘西人之子’。又查《外传》秃姓‘舟人’，则周灭之。韦昭注：‘舟人’，国名。《韩诗外传》文王在舟人举用太公。舟人见于经传的只有这里，暂且保留以备参考。”
熊罴是裘，承接上文粲粲，衣服似乎不必以裘为求也。
《大东》五六七章，讽刺当时的君臣后妃。刘向说：天官列宿，是在位者的象征，那么星辰没有虚名的，这是诗人不敢直指，而寄托于星象。说：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讥讽臣子失其法度而君主不明。《尔雅》：天汉，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汉起东方，经过箕尾之间，分南北二道。石氏说：天汉，天一所生，所以作为东南西北的界限，它的运行，它的汇合，它的起始，它的停止，都有常度，犹如人臣之
有常职，越度旷职，则人君为虚位，犹天汉之徒明矣。织女，刺后宫也。天文志：织女三星，在河北天纪东端，天女也。晋书：杜皇后未崩之前，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着服，至是后崩，故知织女为后宫也。此章前后诗俱刺幽王，大东所谓织女，岂即艳妻之类耶？不成报章所谓妇无公事，休其蚕织也。牵牛，刺将帅也。注：牵牛即河鼓。天文注：一曰三武，天子之三将军。晋志：升平三年，月犯牵牛中央大星，占曰：牵牛，天将也，犯中央大星，大将死，故知牵牛为将帅也。不服箱，言其骄悍不可制也。启明，谓大臣，其号曰太上，所谓出早为月食，晚为天妖，东西俱不可也。毕八星，主边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边将。晋穆帝永和七年，太白入毕口，升平三年，月犯毕，占为边兵为下犯上，余亦同。君臣无纪，将帅失律，边兵必兴骊山之祸，诗人其先知之矣。维南有箕，维北有斗，刺后与王也。重言之，刺之深也。天文志：箕十一度，亦谓之天律，后宫姑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为璇玑，杓三星为玉衡，又为帝居。天文志曰：斗为人君号令之主。石氏曰：第一曰正星，主阳，天子之象，故知诗言箕斗为后与王也。诗曰：哆兮哆兮，成是南箕。疏云：箕四星，二为踵，二为舌。天文志：箕主口舌，故曰载翕其舌，犹言妇有长舌也。西枋之揭，犹言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也。盖此诗与十月四章相似，但彼则明刺，此则微言耳。欧阳公谓：维天有汉以下，仰诉于天。之词，朱子仍用其说。果如欧言，则三恒列宿皆可控告何独及是乎？笺言：众官废职，庶几得之。惜未详言也。
译有固定的职事，如果超越法度、荒废职守，那么君主就只是空设的位子，就像银河徒有光明一样。
织女，是讽刺后宫的。《天文志》说：织女三星，在河北天纪的东端，是天女。《晋书》记载：杜皇后去世之前，三吴地区的女子互相佩戴白花，传言天公织女死了，为她穿丧服，到这时皇后果然去世，所以知道织女指代后宫。
这首诗前后篇章都讽刺周幽王，《大东》篇所说的织女，难道就是像艳妻之类的人吗？难道不是《报章》所说的“妇女没有公事，停止她的蚕桑纺织”吗？
牵牛，是讽刺将帅的。注：牵牛就是河鼓。《天文注》说：一说是三武，是天子的三位将军。《晋志》记载：升平三年，月亮侵犯牵牛中央的大星，占卜说：牵牛是天将，侵犯中央大星，大将死亡，所以知道牵牛指代将帅。
“不服箱”，是说他们骄横强悍，不可制服。
启明，指大臣，他的称号叫太上，所谓出来早了就是月食，晚了就是天妖，东西两边都不行。
毕八星，主管边境军队，它的大星叫天高，一说是边将。晋穆帝永和七年，太白星进入毕口，升平三年，月亮侵犯毕星，占卜说是边境军队以下犯上，其余情况也相同。
君臣没有纲纪，将帅失去法度，边境军队必定兴起骊山那样的祸乱，诗人大概早就预知了。
“维南有箕，维北有斗”，是讽刺后妃与君王的。重复言之，是讽刺得很深。
《天文志》说：箕宿十一度，也叫天律，是后宫姑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叫璇玑，杓三星叫玉衡，又是帝居。《天文志》说：斗宿是人君号令的主宰。石氏说：第一颗星叫正星，主阳，是天子的象征，所以知道诗中说的箕斗指代后妃与君王。
《诗》说：“哆兮哆兮，成是南箕。”疏说：箕宿四星，两星为踵，两星为舌。《天文志》说：箕宿主口舌，所以说“载翕其舌”，就像说妇女有长舌一样。
“西枋之揭”，就像说倒持太阿剑，把柄交给别人。
大概这首诗与《十月》第四章相似，但那是明着讽刺，这里是含蓄地讽刺。
欧阳公说：“维天有汉”以下，是仰天诉说的言辞，朱子仍然沿用他的说法。如果真像欧阳公所说，那么三恒列宿都可以控诉，为什么唯独涉及这些呢？
《笺》说：众官废弛职守，庶几能理解其意。可惜没有详细解说。
杵三星在箕南，糠一星在箕口前，故以簸扬言。外厨三星在紫微宫西南角，天厨六星在东北，又轩辕右角南三星，曰酒官之旗，主飨宴，故以酒浆言。诗人不轻下一字如此。
为宾为客，宾自君命者也，客自外至者也。《诗》“我有嘉宾”，外传承王命以为过宾，《易》“利用宾于王”，宾之义也。《诗》“我客戾止”，《左传》“先代之后于周为客”，《易》“有不速之客”，客之义也。祭祀之宾，举自宗人，《仪礼》所谓“遣宾就主人，皆盥于洗，长朼”是也。燕享之宾，择于大夫，《仪礼》所谓“命某为宾”是也。入则降而揖，出则奏陔而送，宾礼讫，然后与客宴，《仪礼》所谓“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请吾子之与寡君须臾焉”是也。宾之与客，礼固分言之，先宾而后客，《诗》与《礼》皆然。盖周之礼也，《尚书》“虞宾在位”，《周礼》“八议之宾”，《左传》“外传”或言宾，或言客，盖偏举与对举之异文也。
畀我尸宾，何谓尸宾也？尸者，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立尸而事之，则意主于尸，犹主于亲也。尸必筮于庙，求神意之所属也。既筮，宿尸以筮辞诏，承祖考之意以绥之也。尸必以昭穆孙可为王父尸，子不可为父尸也。既葬而虞，男则男尸，女则女尸。《仪礼》所谓女必使异性，不使贱者也。其合祭则男女共一尸。《仪礼》曰：“孝孙某来，日丁亥，用为歳事，皇祖伯某为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为尸，某之某者子尸父，而名尸则尸一人也。”其一人何也？别嫌也。何嫌乎？尔《礼器》：“周旅酬六尸，尸有酬礼也。”男女相酬，求之实则非，称之名则似也。礼，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袆立于东房，夫妇相授受，不相袭处，酢必易爵，夫妇且然，何有于尸也？然则虞祭不嫌乎？天子之葬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而后虞，则虞之祭为男耶？男尸为女耶？女尸？何嫌乎？二尸也？有尸矣，何为乎复有宾？孝子以人道事神也。人之饮，非主不行，非宾不欢。故祝以导尸，侑以贰尸，宾以酬尸，而尸安也。则宾为尸立也。宾为尸立，则宾尊矣。故尸入宿，宾宗人摈诏之，主人拜之，尊宾也，尊尸也。尊宾则疑厌尸之尊，故宾从主人位于门外。主人酳尸，主妇洗爵献尸，已而后宾献，不敢以宾自居，所以尊尸也。其尊尸何也？宾为尸立也。
东南其亩，南者从，东者横也。两从两横而井成，一从一横而亩分也。南其亩者，沟洫北也；东其亩者，沟浍西也。从必注于横，横必通于从。东西之畔即洫，南北之畔即浍也。钩连曲折，可以通车徒，亦可以限戎马。故曰：井田之中有兵法焉。
朱子答吕子约曰：「阡之为言千也，陌之为言百也。遂人径是百亩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从，即所谓南北之陌畛是千亩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横，所谓东西之阡。」
宴飨，小节也；而礼详载之。饮食，细故也；而诗屡言之。何也？先王所以通上下之情，而教天下尊贤亲亲之意也。《鹿鸣》燕羣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友朋。羣臣、兄弟、友朋得其所，而天下治矣。于是为之宾主，以尽其欢；为之揖让百拜，以习其礼；为之琴瑟钟鼓，以和其心；为之酒监、酒史，以防其失；为之司射、诱射，以分别其贤不肖。盖明示以欢欣交愉之情，而隐折其骄悍不驯之气，使之反情和志，怡然自化，而不知此圣人治天下之微权也。自宴享之礼废，而上下之情不通；《宾之初筵》作，于是天子无嘉宾；《頍弁》之诗作，于是天子无兄弟；《瓠叶》之诗作，于是天子无友朋。怀疑抱隙，相怨一方，而天下遂自此多故矣。谁谓饮食乃细故哉？司徒、司空，天子、诸侯皆有之。《左氏传》曰：“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是也[又泽门之皙，古本泽门作皐门，则诸侯亦有皐门也]
鸢能飞而上戾于天，风益之翼也。鱼能跃而下跃于渊，水充其气也。故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
生民之咏，姜嫄犹关雎之咏后妃也。后妃之
译杵三星位于箕宿的南方，糠一星位于箕宿口的前方，所以用簸扬来命名。外厨三星位于紫微宫西南角，天厨六星位于东北方，另外轩辕右角南方的三星，叫做酒官之旗，主管飨宴，所以用酒浆来命名。诗人下字不轻率，就是这样的。
作为宾和作为客，宾是君主命令而来的，客是从外面到来的。《诗经》中“我有嘉宾”，是指从外面传承王命而来作为过访的宾客；《易经》中“利用宾于王”，是宾的含义。《诗经》中“我客戾止”，《左传》中“先代之后在周朝为客”，《易经》中“有不速之客”，是客的含义。祭祀中的宾，是从宗人中举出的，《仪礼》所说的“派遣宾客就座于主人，都在洗处洗手，用长朼”就是这种情况。宴饮中的宾，是从大夫中选择的，《仪礼》所说的“命令某人做宾”就是这种情况。进入时降阶作揖，出去时奏《陔》乐送行，宾的礼仪结束后，然后才与客宴饮，《仪礼》所说的“寡君有微薄的酒，以此请求您与寡君稍作停留”就是这种情况。宾与客，礼仪本来分别论述，先宾后客，《诗经》和《礼记》都是这样。大概是周朝的礼仪，《尚书》中“虞宾在位”，《周礼》中“八议之宾”，《左传》中有时说宾，有时说客，大概是偏举和对举的不同文辞。
畀我尸宾，什么叫尸宾呢？尸，就是主。孝子祭祀时，看不见亲人，设立尸来侍奉，那么心意就专注于尸，就像专注于亲人一样。尸必须在庙中占卜，寻求神意所归属的人。占卜之后，让尸住宿，用占卜的辞令告知他，承接祖考的意思来安抚他。尸必须由昭穆辈分的孙子担任，可以担任祖父的尸，儿子不可以担任父亲的尸。下葬后举行虞祭，男性则用男性做尸，女性则用女性做尸。《仪礼》所说的女性必须使用异性，不使用地位低贱的人。如果是合祭，则男女共用一个尸。《仪礼》说：“孝孙某某来到，日期是丁亥，用来进行岁末祭祀，皇祖伯某某为某某妃配某某氏，用某某的某某做尸，某某的某某是儿子做父亲的尸，而命名尸则尸只有一个人。”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呢？是为了区别嫌疑。有什么嫌疑呢？《礼器》说：“周朝旅酬六个尸，尸有酬答的礼仪。”男女互相酬答，追求实质则不对，称其名分则似乎可以。礼仪上，君主穿着卷冕站在阼阶，夫人戴着副袆站在东房，夫妇互相授受，不互相袭取位置，酢礼必须更换酒爵，夫妇尚且如此，何况尸呢？那么虞祭不嫌嫌疑吗？天子下葬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满一个月，下葬后才举行虞祭，那么虞祭是为男性吗？男性尸为女性吗？女性尸？有什么嫌疑呢？两个尸吗？有了尸，为什么还有宾呢？孝子用人道来侍奉神灵。人饮酒，没有主人不能进行，没有宾客不能欢乐。所以祝官引导尸，侑官辅助尸，宾客酬答尸，这样尸就安定了。那么宾是为尸设立的。宾为尸设立，那么宾就尊贵了。所以尸进入住宿，宾由宗人摈相告知，主人拜见，这是尊重宾，也是尊重尸。尊重宾则怀疑压抑尸的尊贵，所以宾跟随主人的位置在门外。主人酳尸，主妇洗爵献给尸，然后宾客才献酒，不敢以宾客自居，这是为了尊重尸。为什么尊重尸呢？因为宾是为尸设立的。
东南其亩，南是纵向，东是横向。两纵两横而井田形成，一纵一横而亩分开。南其亩，沟洫在北；东其亩，沟浍在西。纵向必然注入横向，横向必然通达纵向。东西的田界就是洫，南北的田界就是浍。钩连曲折，可以通行车马行人，也可以限制戎马。所以说：井田之中有兵法。
朱子回答吕子约说：“阡的意思是千，陌的意思是百。遂人径是百亩的边界，涂是百夫的边界，而这两者都是纵向的，就是所谓的南北之陌；畛是千亩的边界，道是千夫的边界，而这两者都是横向的，就是所谓的東西之阡。”
宴飨，是小节；而礼仪详细记载它。饮食，是细故；而诗歌屡次提到它。为什么呢？这是先王用来沟通上下之情，而教导天下尊重贤人、亲近亲人的意思。《鹿鸣》宴饮群臣，《常棣》宴饮兄弟，《伐木》宴饮朋友。群臣、兄弟、朋友各得其所，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于是设立宾主，以尽欢愉；设立揖让百拜，以习礼仪；设立琴瑟钟鼓，以和人心；设立酒监、酒史，以防过失；设立司射、诱射，以分别贤与不肖。大概明示欢欣交愉之情，而暗折骄悍不驯之气，使他们返归真情、和合意志，怡然自得地教化，而不知道这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微妙权术。自从宴享之礼废除，上下之情就不通了；《宾之初筵》这首诗作出来，于是天子没有嘉宾；《頍弁》这首诗作出来，于是天子没有兄弟；《瓠叶》这首诗作出来，于是天子没有朋友。怀疑抱隙，互相怨恨，天下于是从此多事。谁说饮食是细故呢？司徒、司空，天子和诸侯都有。《左氏传》说：“晋国因为僖侯废除了司徒，宋国因为武公废除了司空。”就是这样[又泽门之皙，古本泽门写作皐门，那么诸侯也有皐门]
鸢能飞而上达于天，是风助长了它的翅膀。鱼能跃而下潜于渊，是水充实了它的气息。所以说：和乐平易的君子，难道不造就人才吗？
《生民》的咏叹，姜嫄就如同《关雎》咏叹后妃一样。后妃的
化，远被南国，则文王所以齐家者至矣。姜嫄之德，下逮文武，则帝喾所以始基者厚矣。故传于履帝武句，释为姜嫄从高辛帝见于天将事齐敏。言姜姬之齐敏，则帝喾之敬德可知。此诗人善于立言，毛公之善于逆志也。郑氏则不然，以为祀郊禖之时，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如有人道感己。此乃上帝之气也。张融从而附会之，孔氏从而释诂之。张融之言曰：「配合生子，人道之常。诗但叹其母，不美其父。明知姜嫄感上帝之气而生稷也。」孔氏之言曰：「人不当共天交接，今乃与天生子。子虽生讫，其心不宁，故曰上帝不宁也。」其言秽亵不经，不必言。即如其说，稷非帝喾之生，则直祀姜嫄祀上帝足矣。乃更禘喾而以祖配，不亦多事乎？推其说之弊，必至杨墨之无父无君，禄山之先母后父而后已。岂不悖于礼而背于教哉？郑氏之意，不过藉是以文其感生帝说耳。乃附会纷纷，转展加甚，侪姜嫄于房后，比上帝于丹朱，侮圣亵天，煽惑后世。而感生帝之说至宋不改，当时人臣无敢颂言其非，是者亦可慨也夫。
译教化远播至南国，那么文王用来齐家的道理就达到了极致。姜嫄的德行，下延至周文王、周武王，那么帝喾用来奠定基业的基础就深厚了。所以《毛传》在解释“履帝武敏”时，认为姜嫄跟随高辛帝在天庭侍奉，恭敬勤勉。说姜嫄恭敬勤勉，那么帝喾敬重德行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了。这是诗人善于立言，毛公善于推究诗旨。郑玄却不是这样，他认为在祭祀郊禖的时候，有巨人的足迹，姜嫄踩上去，就像有人道感应自己一样。这其实是上帝的气。张融于是附会这种说法，孔颖达于是据此进行训诂。张融说：“夫妻配合生子，是人道的常理。《诗经》只赞叹其母，不赞美其父。这明显知道姜嫄是感应上帝之气而生了稷。”孔颖达说：“人不应当与天交接，现在却与天生下儿子。儿子虽然已经生下，但内心不安宁，所以说‘上帝不宁’。”他们的言论污秽亵渎，不合常理，不必多言。即使按照他们的说法，稷不是帝喾所生，那么直接祭祀姜嫄和上帝就足够了。却还要禘祭帝喾并以祖先配享，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推究这种说法的弊端，必定会发展到杨朱、墨翟那样无父无君，安禄山那样先母后父的地步。这难道不是违背礼制、背离教化吗？郑玄的本意，不过是借此来粉饰他关于感生帝的说法罢了。于是附会之说纷纷出现，辗转加剧，把姜嫄等同于房后，把上帝比同于丹朱，侮辱圣人，亵渎上天，煽惑后世。而感生帝的说法直到宋代都没有改变，当时臣子没有敢直言其非的，这真是令人感慨啊。
郑玄之说本于史迁，迁亦附会汉高五帝之意，特未有感生帝之说耳。老泉《帝喾妃》一论极正，大子由亲，老泉子乃背父而从郑、张。子朱子，宋代大儒，亦左袒康成邪说之惑人，贤者亦不免也。
太王之迁岐也，先营宗庙。宗庙立，则思邱墓者有所凭，所谓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也。公刘之迁豳也，先相民居民居定，则怀妻子者有所归，所谓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也。然太王因避狄之众，公刘动安土之民，势有难易，故事有先后也。
天保之言祭也曰「吉蠲为饎，是用孝享」。六月之言宴也曰「饮御诸友，炰鳖脍鲤」。楚茨之献皇祖也曰「中田有庐，疆场有瓜，瓠叶之酌」。君子也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至于风之采蘩、采苹，雅之行苇、泂酌，何其俭而易行欤？先王之意，非不知备物之为贵，多品之为诚，而如是止者，以为后将不可继也。后不可继，天下必有因此而废礼者，则何如俭而屡行之为愈也？先王于一岁中，祀天二，迎气五，祭地二，宗庙曰「羣祀」，宴享无算，其间隆杀不同。杀者大约如诗所谓，故屡行而不病其不足也。后世宴享已废，独有郊庙之礼，迟至三年一行，或议罢北郊，或议望祀苑中，或议遣官摄事，岂不以费而害礼哉？惜乎元佑诸臣，纷纷于分祭合祭之是非，而未有识及此者也。
出话不然，则迩言是听矣。迩言者，谄谀之阶也。为猷不远，则细娱是玩矣。细娱者，祸乱之伏也。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曰：「国家应天受命，创业垂统，未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
抑之四章曰：「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蛮方。岂卫在河朔，密迩北翟，故举以自儆欤？抑厉王之世，武备不修，将有窥伺阑入之患欤？内修德则彘之乱不作，外修武则戏之变不萌。所谓远猷辰告，莫大于此，而奈何听之藐藐也？」
宣惩厉王之乱，欲立威以服众，故讨玁狁，则有《六月》之诗；征荆蛮，则有《采芑》之诗；平淮夷，则有《江汉》之诗；伐徐方，则有《常武》之诗。岂所谓不务德而勤远略者耶？幽王狃于先世之威，以为天下不足复虑，专事荒淫，遂以亡国。实宣王之好战启之，故王子晋曰：“昔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旤，至于今未弭也。”
镐京之有戎，犹东都之有荆也。宣王封韩侯于方城，欲以制北翟；封申伯于南阳，欲以制荆蛮。其诗曰：「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国。」意可见矣。然其最失策者，莫如封申之役。盖南阳者，东都之咽喉，天下之形胜，四面以制诸侯者也。圃田之狩，其地犹在天子畿内。及申侯封，而宛之东南、荥阳之东北俱非周有。东都之险失，镐京之形孤矣。畎戎入周，东南诸侯无一人来救者，以申侯据形胜而塞其路也。畎戎不得申侯之援，则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阳之路，则不得召戎犄角之形成。幽王之亡，必矣。韩侯虽强，岂能踰一二千里以相援哉？其后镐灭于戎，申灭于荆，韩灭于晋，而东周遂不能国。则《崧高》《韩奕》二诗，实周室兴亡之所系也。故《召旻》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诗人立言之旨，夫子终雅之意，深矣哉。
春秋外传》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竹书》宣七年，锡申伯命。四十一年，王师败于申。按富辰曰：「齐、许、申、吕，由大姜王子晋曰胙，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又曰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则申固姜姓也。」《左传》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冑。」《外传》：「南有荆蛮，申、吕又曰姜嬴、荆芉，实与诸姬代相干。」则申固诸戎也。《竹书》所谓败于申，岂即《外传》所谓败于姜氏之戎耶？第年岁不同，千亩又在河西，未必越国犯阙，要亦申侯同姓之戎，戎败王而申侯继之也。即此亦可见申国之强，而宣王封之为失策矣。
范宣子曰：「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是
译郑玄的学说本源于司马迁，司马迁也是附会汉高祖关于五帝的说法，只是还没有产生感生帝的说法罢了。苏洵（老泉）《帝喾妃》一论极为正确，但苏洵的儿子却背离父亲而追随郑玄、张载。至于朱子，作为宋代大儒，也偏袒郑玄邪说迷惑人心，贤者也不免如此。
太王迁往岐山时，先营建宗庙。宗庙建立，那么思念祖坟的人就有了依托，这就是所谓“隆重祭祀先王，你的祖先也会一同享用祭品”的意思。公刘迁往豳地时，先勘察百姓居住的地方，民居安定，那么怀念妻儿的人就有了归宿，这就是所谓“养育百姓、谋划百姓的安居、叙述恭敬”的意思。然而太王是因为躲避狄人的侵扰，公刘是安抚安土重迁的百姓，形势有难易之分，所以事情有先后之别。
《天保》中关于祭祀说：“洁净地准备酒食，以此尽孝道进行享祭。”《六月》中关于宴饮说：“宴请各位朋友，烹煮甲鱼、切细鲤鱼。”《楚茨》中献祭皇祖说：“田中有庐舍，田界有瓜，用葫芦叶酌酒。”《君子》中说：“有兔子头，烤熟它、烧熟它。”至于《国风》中的采蘩、采苹，《雅》中的行苇、泂酌，是多么节俭且容易实行啊！先王的意思，并非不知道备齐物品是珍贵的，多品种是诚意的，而如此简朴停止，是认为后代无法继承。后代无法继承，天下必定有人因此废除礼制，那么哪里比得上节俭而屡次实行更好呢？先王在一年中，祭祀上天两次，迎气五次，祭祀大地两次，宗庙称为“群祀”，宴饮享祭没有定数，其间隆重与简省不同。简省的大约如《诗经》所说，所以屡次实行而不担心不足。后世的宴饮享祭已经废除，只有郊庙之礼，拖延到三年举行一次，有的议论废除北郊祭祀，有的议论在苑中遥祭，有的议论派遣官员代理事务，难道不是因为费用高昂而损害礼制吗？可惜元祐年间的各位大臣，纷纷争论分祭与合祭的是非，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远大的谋略不正确，那么就会听从近便的言论了。近便的言论，是谄媚阿谀的阶梯。谋略不长远，那么就会沉溺于细微的娱乐了。细微的娱乐，是祸乱潜伏的地方。何曾侍奉武帝宴饮，退下后告诉他的儿子说：“国家顺应天命接受帝位，开创基业垂范后世，没听说治理国家的长远规划，只谈论平生常事及自身而已。后嗣大概会因此危险，这是子孙的忧患。”
《抑》诗第四章说：“修整你的车马、弓箭、兵器，用来戒备军事行动、威慑蛮夷之地。难道是因为卫国在黄河以北，紧邻北狄，所以举此来自我警戒吗？还是因为厉王时期，武备不修，将有窥伺入侵的祸患吗？对内修德则彘地的叛乱不会发生，对外修武则戏地的变故不会萌发。所谓长远谋略及时告诫，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然而为什么听之藐藐呢？”
宣王惩戒厉王的混乱，想要树立威势以服众，所以讨伐玁狁，就有《六月》之诗；征讨荆蛮，就有《采芑》之诗；平定淮夷，就有《江汉》之诗；讨伐徐方，就有《常武》之诗。难道这就是所谓不致力于德政而勤于远略的人吗？幽王沉溺于先世的威势，认为天下不值得再忧虑，专门从事荒淫，于是导致亡国。实际上是宣王的好战开启了这一端，所以王子晋说：“从前我们的先王厉王、宣王、幽王、平王，贪求天降的灾祸，直到今天还没有消除。”
镐京有戎人，就像东都有荆人一样。宣王封韩侯于方城，想要用来制约北狄；封申伯于南阳，想要用来制约荆蛮。他的诗说：“在谢地建邑，作为南国的典范。”说：“那些追、貊，完全接受北国。”意图可见了。然而其中最失策的，莫过于封申的举动。因为南阳是东都的咽喉，天下的形胜之地，四面制约诸侯的地方。圃田的狩猎，其地还在天子畿内。等到申侯受封，宛城的东南、荥阳的东北都不再是周朝所有。东都的险要失去，镐京的形势孤立了。畎戎进入周地，东南诸侯没有一人来救援，是因为申侯占据形胜之地而堵塞了道路。畎戎得不到申侯的援助，就不敢深入；申侯不堵塞南阳的道路，就不能形成召戎夹击之势。幽王的灭亡，是必然的。韩侯虽然强大，难道能跨越一二千里来相援吗？后来镐京被戎人灭掉，申国被荆人灭掉，韩国被晋国灭掉，而东周于是不能成国。那么《崧高》《韩奕》两首诗，实在是周室兴亡所系的关键。所以《召旻》末章说：“从前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每天开拓国土百里；现在每天缩减国土百里。”诗人立言的宗旨，孔子终结《雅》诗的深意，真是深远啊。
《春秋外传》记载宣王三十九年，在千亩作战，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竹书记载宣王七年，赐命申伯。四十一年，王师败于申。按照富辰所说：“齐、许、申、吕，源自大姜，王子晋说胙，四岳受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称为吕，又称为申吕。虽然衰落，齐、许还在，那么申本来就是姜姓。”《左传》说：“我们诸戎，是四岳的后裔。”《外传》说：“南有荆蛮，申、吕又称为姜嬴、荆芉，实际上与诸姬交替相干。”那么申本来就是诸戎。《竹书》所说的败于申，难道就是《外传》所说的败于姜氏之戎吗？只是年岁不同，千亩又在河西，未必是越国犯阙，大概是申侯同姓的戎人，戎人打败王师而申侯随后也打败了。即使这样也可以看出申国的强大，而宣王封申是失策了。
范宣子说：“姜戎氏，从前秦人驱逐其祖吾离于瓜州，是
禘祀之说，先儒纷纷，未有定论。以禘祫为一，祖宗并陈，昭穆皆列者，王肃之说也。以后稷配喾，不兼羣庙之主者，赵匡之说也。朱文公、杨信斋皆是赵说，而非王说。然细求之，二者皆不能无疑。王谓合羣庙之主，则喾宜占东向之尊，稷退子孙之位，将以稷为穆耶？为昭耶？抑虚昭之位而不居耶？吾不得而知也。赵谓后稷配喾，则雝为禘祭乐章，歌文王而不歌后稷，不应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朱子不得其说，于是以序为误，改为武王祭文王之诗。然则禘祀大典，周人竟无一诗及之耶？按《祭法》，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不易之大典也。《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礼经之明文也。合而观之，可以得禘之说矣。曰：“祖文王”，则文王即所谓其祖也。曰“禘喾”，即禘文王所自出之祖也。推文世系，上溯帝喾，始为受命发祥之祖。厥初生民，时惟姜嫄，诗人已明言之矣。赵氏改《大传》“其祖”为“始祖”，故致诗礼互相谬剌。若直以文王为祖，而配帝喾所自出之祖，则诗词礼文彼此发明，而昭穆之位亦不必疑其难处矣。禘喾则姜嫄合食，文王太姒配食，故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也。或曰：“雝既禘，何以不咏喾而咏文王？”曰：“此作诗者之旨也。戒时王则陈先世之功，示艰难之不可忘也。述祖德则道子孙之贤，颂贻谋之所及远也。且揆之人情，安有美其子孙而祖宗不欣说者乎？”是诗不及帝喾，所以颂帝喾者至矣。
禘以祖配，不及武王，皇考、烈考俱谓文王，而传谓烈考为武王，悮矣。武在昭位，不宜居右，且无文母反在武王之右之理。赵悳《诗疑问》又据《三礼辨》以《祭法》为非，是悮之悮者也。
我将维天其右之，既右享之雝，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郑俱释右为助，惟朱子集传于“我将维天右”句，谓神坐东向，在馔之右。而雝诗则仍如郑说。今按，“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明堂之祭南向，则南者上帝，东者文王也。神道祀天，所以向明；鬼道事祖，所以受生气。故曰“右文位，上帝之右也”。雝祀帝喾于宗庙，宗庙之祭东向，东者喾，北者文王也。穆本向北，文世次在穆，配祖宗则不敢越其序，故亦曰“右文位，帝喾之右也”。
文位右，太姒从文之位而居右，阴阳之义也。《通典》注：“夫人之主处右。”贾顼《祭仪》亦云：“夫人版皆设于府君之右。”是也。韩魏公《祭图》以妣位居考之东，故朱子疑有悮字也。
振振鹭，鹭于飞。《隋书·志》谓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颂音之息，饰鼓以鹭，存其风流，盖因汉鼓吹《朱鹭》曲而附会之也。《周礼》一变而致羽物，盖乐音和则鹭之飞止适其常，犹君意渥则臣之宴饮尽其欢也。记曰：“鼓无当于五音，五音弗得弗和。”鼓音和则乐之和可知，非专言鼓也。泮水采芹，采藻，采茆。陆佃谓茆取有味，士之于学，揽其芳臭，则采芹之譬也。学文则采藻之譬也，知道之味，嗜而学焉，则采茆之譬也。其言近穿凿矣。此诗始终言鲁侯在泮事，是克淮夷之后，释菜而傧宾也。释奠、释菜，祭之略者也。释奠、释菜不舞，诗言不及乐，故知为释菜也。礼，释菜退傧于东序，一献无介。语诗言“永锡难老”，故知为傧宾也。芹藻之类，释菜之用也。祭先圣先师，贵诚不贵物，故曰礼之略也。三者于水泥而不滓，取洁己以进，听先圣先师之教也。故士服有藻，风诗有采藻，皆洁之义也。
周颂之文简，鲁颂之文繁。周颂之文质，鲁颂之文夸。周颂多述祖宗之德，鲁颂则称孙子之功。周颂因烈考而及文母，鲁颂则后寿母而先令妻。周颂于武王之克殷，仅一二言；鲁颂于僖公之克淮夷，则反复道之。此世道之升降，亦诗体之升降也。
记曰：成王以周公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又曰：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牲用白牡。朱子谓鲁之禘祭以文王为所出之祖而周公配之，是也。今按之《诗》词
译关于禘祀的说法，前代儒者议论纷纷，没有定论。认为禘祭和祫祭是一回事，祖宗牌位并列，昭穆次序都排列在其中的，是王肃的说法。认为以后稷配享帝喾，不兼合群庙牌位的，是赵匡的说法。朱文公、杨信斋都赞同赵说，而反对王说。然而仔细推究，这两种说法都不能没有疑问。王肃说合群庙牌位，那么帝喾应当占据东向的尊位，后稷退居子孙的位置，这是要把后稷当作穆呢？还是当作昭呢？或者空出昭的位置而不坐呢？我无法知道。赵匡说后稷配享帝喾，那么《雍》作为禘祭的乐章，歌颂文王却不歌颂后稷，不应该歌颂所不祭祀的，祭祀所不歌颂的。朱子无法解释，于是认为《诗序》有误，改为武王祭祀文王的诗。那么禘祀这样的大典，周人竟然没有一首诗涉及它吗？查考《祭法》，周人禘祭帝喾而郊祭后稷，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这是不可改变的大典。《大传》说“礼制规定非王者不能行禘祭，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帝，以其祖先配享。”这是礼经的明文。综合来看，可以得出禘祭的说法了。说“祖祭文王”，那么文王就是所谓的祖先。说“禘祭帝喾”，就是禘祭文王所由出的祖先。推究文王的世系，上溯到帝喾，才是受命发祥的祖先。当初生民之时，只有姜嫄，诗人已经明确说过了。赵氏把《大传》中的“其祖”改为“始祖”，所以导致诗礼互相矛盾。如果直接把文王当作祖先，而配享帝喾所由出的祖先，那么诗词礼文彼此印证，昭穆的位置也不必怀疑难以处置了。禘祭帝喾则姜嫄合食，文王和太姒配食，所以说“既佑助烈考，也佑助文母”。有人说：“《雍》既然是禘祭，为什么歌颂文王而不歌颂帝喾？”回答说：“这是作诗者的旨意。告诫当时的君王就陈述先世的功绩，显示艰难不可忘记。叙述祖先的德行就称道子孙的贤能，颂扬遗谋所及深远。而且揣度人情，哪有赞美子孙而祖宗不高兴的？”这首诗不涉及帝喾，所以颂扬帝喾到了极点。
禘祭以祖先配享，不涉及武王，皇考、烈考都指文王，而传文说烈考是武王，错了。武王在昭位，不宜居右，况且没有文母反而在武王右边的道理。赵悳《诗疑问》又依据《三礼辨》认为《祭法》不对，这是错上加错。
我将维天其右之，既右享之雍，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郑玄都解释右为助，只有朱子《集传》在“我将维天右”句，说神坐东向，在馔食的右边。而《雍》诗则仍如郑说。现在查考，“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明堂的祭祀南向，那么南面的是上帝，东面的是文王。神道祀天，所以向明；鬼道事祖先，所以接受生气。所以说“右文位，是上帝的右边”。《雍》在宗庙祭祀帝喾，宗庙的祭祀东向，东面的是帝喾，北面的是文王。穆本来向北，文王世次在穆，配享祖宗则不敢超越其次序，所以也说“右文位，是帝喾的右边”。
文位居右，太姒跟随文王的位置而居右，这是阴阳的道理。《通典》注：“夫人的牌位处在右边。”贾顼《祭仪》也说：“夫人的牌位都设在府君的右边。”是对的。韩魏公《祭图》把妣位设在考的东面，所以朱子怀疑有错字。
振振鹭，鹭于飞。《隋书·音乐志》说古代的君子悲叹周道衰微，颂音消歇，装饰鼓以鹭鸟，保存其风流，大概是因汉鼓吹《朱鹭》曲而附会的。《周礼》一变而招致羽物，大概是乐音和谐则鹭鸟的飞止合乎常理，犹如君恩深厚则臣子宴饮尽其欢乐。《礼记》说：“鼓不相当于五音，五音不得鼓则不和。”鼓音和谐则乐的和谐可知，不是专门说鼓。《泮水》采芹，采藻，采茆。陆佃说茆取有味，士人对于学问，揽其芳臭，就是采芹的比喻。学习文章就是采藻的比喻，知道道的滋味，嗜好而学习，就是采茆的比喻。他的话近乎穿凿。这首诗始终说鲁侯在泮宫的事，是战胜淮夷之后，释菜而宴请宾客。释奠、释菜，是祭祀的简略形式。释奠、释菜不舞，诗言不涉及乐，所以知道是释菜。礼制，释菜退而宴请宾客于东序，一献没有介者。诗言“永锡难老”，所以知道是宴请宾客。芹藻之类，是释菜所用的。祭祀先圣先师，贵诚不贵物，所以说礼之略。三者在水泥中而不浑浊，取洁己以进，听先圣先师的教诲。所以士服有藻，风诗有采藻，都是洁的意义。
周颂的文辞简略，鲁颂的文辞繁复。周颂的文辞质朴，鲁颂的文辞夸饰。周颂多叙述祖宗的德行，鲁颂则称颂子孙的功绩。周颂因烈考而及文母，鲁颂则在寿母之后先令妻。周颂对于武王攻克殷商，仅一二言；鲁颂对于僖公攻克淮夷，则反复称道。这是世道的升降，也是诗体的升降。
《礼记》说：成王因为周公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之礼乐祭祀周公，在郊祀帝，配以后稷。又说：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牲用白牡。朱子说鲁的禘祭以文王为所出之祖而周公陪享，是对的。现在查考《诗》词
，直曰：「姜嫄曰后，帝曰后稷。」后帝者，喾也，此禘之祭也。皇祖者，稷也，此郊之祭也。鲁之禘郊与周无异，而谓禘文王而周公配，可乎？且禘郊一也，郊既祀稷，而禘则不祀喾，此又何礼乎？若鲁果用郊禘，自当祀稷以配天，祀文以配喾，如《诗》言云云，决非郊用周礼而禘用鲁礼也。惟是郊禘所祭不及周公，则周公更自有庙而祭之，仪文一如禘礼，故曰：「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也。」《通考》谓《明堂位》首言「命鲁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牲用白牡，牺象云云」，即此二言观之，可见当时止许其用郊禘之礼乐，未尝许其遂行郊禘之祀。后乃至于禘喾、郊稷、祀天、配祖，一一僭用天子之制，斯言得之矣。
译朱熹说：“姜嫄被称为后，帝喾被称为后稷。”后帝指的是帝喾，这是禘祭的对象。皇祖指的是后稷，这是郊祭的对象。鲁国的禘祭和郊祭与周朝没有区别，却有人说禘祭是祭文王而由周公配享，这说得通吗？况且禘祭和郊祭本质相同，郊祭既然祭祀后稷，而禘祭却不祭祀帝喾，这又是什么礼制呢？如果鲁国确实使用了郊祭和禘祭，自然应当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祭祀文王以配享帝喾，正如《诗经》中所说的那样，决不是郊祭采用周礼而禘祭采用鲁礼。只是郊祭和禘祭所祭祀的对象不包括周公，那么周公另外自有宗庙来祭祀他，仪节文饰完全如同禘礼，所以说：“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通考》认为《明堂位》开头说“命令鲁国世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又说“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牺牲用白色牡牛，牺象等器物……”，从这两句话来看，可见当时只允许鲁国使用郊祭和禘祭的礼乐，并没有允许鲁国真正实行郊祭和禘祭的祭祀。后来鲁国竟然在禘祭帝喾、郊祭后稷、祭祀上天、配享祖先等方面，一一僭用天子的制度，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四库全书提要
诗说三卷
国朝惠周惕撰。周惕字符龙，长洲人，康熙辛未进士，由庶吉士改密云县知县。惠氏三世以经学着，周惕其创始者也。是书于毛传郑笺朱传无所专主，多自以己意考证。其大旨谓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谓正雅变雅美刺错陈，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谓二南二十六篇皆拟为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谓周召之分，郑笺误以为文王，谓天子诸侯均得有颂，鲁颂非僭。其言皆有依据。至谓颂兼美刺，义通于诵，则其说未安。考郑康成注仪礼正歌备句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为一备。核以经文，无歌后更诵及一歌一诵之节。其周礼瞽蒙职曰讽诵诗，郑注谓闇读之，不依永也。则歌诵是两事，知颂诵亦为两事。周惕合之，非矣。又谓证以国策，礼无归宁之文，训归宁父母为无父母遗罹之义。考归宁文见左传，于礼经必有所承，何休注公羊传，称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虽无事，岁一归宁。此文当必有所受，曲礼曰：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其文承上许嫁而言，则已嫁而反，是则归宁之明证，不得曰礼无文矣。然其余类皆引据确实，树义深切，与枵腹说经、徒以臆见决是非者，固有殊焉。
译四库全书提要
《诗说》三卷
本朝惠周惕撰。惠周惕，字元龙，长洲人，康熙辛未科进士，由庶吉士改任密云县知县。惠氏三代以经学著称，惠周惕是这一传统的开创者。这本书对于《毛传》、《郑笺》、《朱传》没有专门依附哪一家，大多以自己的见解进行考证。其大致宗旨认为，《大雅》和《小雅》是按音律区分而不是按政治状况区分；认为《正雅》和《变雅》、赞美和讽刺交错排列，不必将《六月》以上分为正雅、《六月》以下分为变雅；将《文王》以下分为正雅、《民劳》以下分为变雅；认为《二南》二十六篇都是拟作的房中乐歌，不必拘泥于它们具体指向何人；认为周、召公的区分，郑玄误以为是文王；认为天子诸侯都应有颂诗，《鲁颂》并非僭越。这些言论都有依据。至于说颂诗兼有赞美和讽刺，意义通于“诵”，这种说法就不妥当。考察郑康成在《仪礼》中注“正歌备”一句说：“正歌，升歌和笙歌各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总，合为一备。”对照经文，没有歌唱之后又诵读以及一歌一诵的节次。《周礼》中瞽蒙的职掌说“讽诵诗”，郑玄注说这是暗读，不依循音律。那么歌唱和诵读是两件事，可知“颂”和“诵”也是两件事。惠周惕将它们合为一事，是错误的。又说以《战国策》为证，礼制中没有“归宁”的记载，将“归宁父母”解释为没有父母遗留灾祸的意思。考察“归宁”一词见于《左传》，在礼经中必定有所承袭，何休注《公羊传》，称诸侯夫人地位尊贵，出嫁后，除非有重大变故不得返回，只有士大夫的妻子即使无事，每年也要回娘家一次。此文应当必定有所本，《曲礼》说：“女子许配人家，系上缨饰，除非有重大变故，不进入夫家门。姑姑、姐妹、女儿已出嫁而返回娘家，兄弟不与她们同席而坐，不与她们同器而食。”这段文字承接上文许嫁而言，那么已嫁而返回，就是归宁的明证，不能说礼制中没有记载。然而其余各类观点都引据确实，立论深刻，与那些空腹谈经、仅凭主观臆断来判定是非的人，确实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