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卷中
葛覃之诗曰「曷澣曷否归宁父母」，言女子之适人者有省父母之礼也。泉水、螮蝀、竹竿之诗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言女子之适人者不得复省其父母兄弟也。两者抵牾如此，而《春秋左氏传》曰「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赵匡曰「诸侯之女既嫁，父母存则归宁，不然则否」。《谷梁传》曰「妇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礼也」，又各自为说如此。而毛氏传《诗》以为后妃之父母在，故得归；卫女之父母不在，故不得归。其在与不在，无论荒远，不可据。就令可据，则《诗》止言远兄弟可已，何以并及父母，而一再言之不已也？且昏礼、昏义亦当载「归宁」一条，着其仪节云何？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之类，不应详于未昏之前，而略于既昏之后，如此其疎脱也。愚尝求之孔子之意，而知「归宁」之说非也。于何知之？于《春秋》知之。《春秋》庄二十七年冬书「杞伯姬来」，左氏曰「归宁也」，杜氏曰「庄公女也，庄公在而伯姬来，则正与归宁之礼合」，而《春秋》何以书而讥之？以此知「归宁」之说非也。不宁惟是，《春秋》桓三年齐侯送姜氏于讙，庄二十七年公会杞伯姬于洮，皆讥也。齐僖于姜氏，鲁庄于伯姬，父子也。父之于子，犹不可送焉、会焉，况女之来归于父母乎？以此知「归宁」之说非也。然则后妃亦非礼乎？曰：此毛传之误，非诗意也。《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躬俭节用，尊敬师傅，可以归宁父母」云云，盖以其为女，知其能为妇，所谓「无父母贻罹者也」。《公羊传》曰「妇人谓嫁曰归」是也。《序》说自长，而毛传因左氏误焉，非《诗》之意然也。诸家之论，惟谷梁氏为知礼也。夫
赵匡曰：「讥无父母而来也。」盖谓伯姬，桓公女也。杜氏先于赵，必有所据矣。汪氏曰：「伯姬、叔姬，若皆桓公女，则伯姬三十余矣，未应二女皆失时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来求妇，则年踰七十而犹至鲁，未可必其为桓公女也。」
又六国时，左师触龙曰：「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返。』六国时且然，况文武之世乎？」
桃之花，后于梅，而诗以兴男女之及时；梅之花，先于桃，而诗以兴昏姻之后时。何也？夫妇之道，在生育，犹草木之美，在果实也。桃后梅而花反先，梅而实故曰「有蕡其实」，言桃有实则成树，犹夫妇有子则成家也。若倾筐塈之，则过时而美尽；其育不繁矣。《易》曰：「枯杨生花，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人臣之于公也，劳；则于私也，必逸。盖心思智力尽之乎君，而家无事焉。故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无私营，无私交也。不然，张汤之造请诸公，无间寒暑，有终日矻矻而不暇者矣，何委蛇之有？
士昏礼，主人爵弁纁裳，从车二乘，妇车亦如之。昏义，壻亲迎之后，出御妇车，而壻授绥，御轮三周。故曰：「之子于归，言秣其马，言得如是之女归于我，则我将亲迎而身御之。」爱之深，不觉词之昵也。不言御车，而言秣马，欲速其行，且微其词也。又《左传》有返马之文，《郑诗》有同车之语。故《汉广》以秣马、秣驹为言。若笺言礼饩，则纳征无用马者，诗人言此，亦赘矣。
诗疑问曰：「仪礼乡饮酒、射、燕礼皆合乐二南六诗。召南曰《鹊巢》《采蘩》《采苹》，不及《草虫》，何欤？」朱氏发其端，而未有解，请得而臆对之。鹊巢，言夫人有均一之德，佐君以造邦也。采蘩，言奉祭祀不失职也。采苹，言循法度以承先供祭也。妇德之大，莫大于事宗庙、循法度、佐君子，故妇顺备而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乡射燕饮，取三诗歌之宜也。若《草虫》，则言始见君子之事，婚礼所谓主人揖妇以入，御袵席于奥之时也。始曰「我心降」，再曰「我心说」，又曰「我心夷」，其言近于亵矣。床笫之言不踰阈，况可歌之君臣宾客之前乎？《坊记》曰：「子云礼非祭，男女不交爵
译《葛覃》这首诗说“什么时候洗，什么时候不洗，回娘家探望父母”，是说女子出嫁后有省视父母的礼节。《泉水》《蝃蝀》《竹竿》这几首诗说“女子出嫁，远离父母兄弟”，是说女子出嫁后不能再省视她的父母兄弟了。两者如此矛盾，而《春秋左氏传》说“凡是诸侯的女儿回娘家探望叫作‘来’”，赵匡说“诸侯的女儿既已出嫁，父母在世就回娘家探望，不然就不回去”。《谷梁传》说“妇人既已出嫁不越过国境，越过国境是不合礼的”，又各自如此解说。而毛亨传《诗》认为后妃的父母在世，所以能回去；卫女父母不在世，所以不能回去。父母在不在，无论荒远，不可作为依据。即使可以作为依据，那么《诗》只说远离兄弟就可以了，为什么连父母也一并提及，而且反复说个不停呢？况且《昏礼》《昏义》也应当记载“归宁”这一条，写明其仪节是怎样的？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之类，不应该在未嫁之前详述，而在既嫁之后简略，如此疏漏脱略。我曾探求孔子的意思，知道“归宁”的说法是不对的。从哪里知道的呢？从《春秋》知道。《春秋》庄公二十七年冬记载“杞伯姬来”，左氏说“是归宁”，杜预说“是庄公的女儿，庄公在世而伯姬来，就正好与归宁之礼相合”，而《春秋》为什么记载并讥刺她呢？由此知道“归宁”的说法是不对的。不仅如此，《春秋》桓公三年齐侯送姜氏到讙，庄公二十七年鲁庄公会杞伯姬于洮，都是被讥刺的。齐僖公对于姜氏，鲁庄公对于伯姬，是父女关系。父亲对于女儿，尚且不可以送她、会她，何况女儿回娘家探望父母呢？由此知道“归宁”的说法是不对的。那么后妃也是不合礼吗？回答说：这是毛传的误解，不是《诗》的本意。《诗序》说“《葛覃》，是后妃的根本。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红之事，亲身节俭节约，尊敬师傅，可以回娘家探望父母”等等，大概因为她是个女子，知道她能做个好妇人，所谓“没有给父母留下灾祸的人”。《公羊传》说“妇人称出嫁为归”是对的。《诗序》的说法自洽，而毛传因袭左氏的错误，并非《诗》的本意如此。诸家的议论，只有谷梁氏是懂礼的。
赵匡说：“讥刺没有父母却回娘家。”大概说伯姬是桓公的女儿。杜预在赵匡之前，必定有所依据了。汪氏说：“伯姬、叔姬，如果都是桓公的女儿，那么伯姬三十多岁了，不应两个女儿都如此失时。况且伯姬在僖公三十一年来求取媳妇，那么年龄超过七十岁还到鲁国，未必一定是桓公的女儿。”
又六国时期，左师触龙说：“您送燕后出嫁时，握着她的脚后跟为她哭泣，祭祀时一定为她祈祷，祈祷说：‘一定不要让她回来。’六国时期尚且如此，何况文武之世呢？”
桃花，晚于梅花开放，而《诗》用它来兴起男女及时婚配；梅花，早于桃花开放，而《诗》用它来兴起婚配过时。为什么呢？夫妇之道，在于生育，犹如草木之美，在于果实。桃花晚于梅花开放反而先开，梅花有果实所以说“果实丰硕”，说桃有果实则成树，犹如夫妇有子女则成家。如果倾筐采摘，就过时了美尽；其生育不繁盛了。《易》说：“枯杨开花，怎么可以长久呢？”老妇士夫，也可丑了。
人臣对于公事，辛劳；那么对于私事，必定安逸。大概心思智力都用在君主身上，而家中无事。所以说：“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说没有私人的经营，没有私人的交往。不然，张汤拜访各位公卿，无问寒暑，有终日忙碌而不暇的，哪里还有委蛇之态？
士昏礼，主人穿爵弁纁裳，随从车两辆，妇车也如此。昏义，新郎亲迎之后，出来驾驭妇车，而新郎授绥，驾车绕轮三周。所以说：“之子于归，言秣其马，说得到这样的女子归于我，那么我将亲迎而亲自驾驭。”爱之深，不觉言辞之昵。不说御车，而说秣马，想要速其行，且微其词。又《左传》有返马的文字，《郑诗》有同车的话语。所以《汉广》以秣马、秣驹而言。如果笺言礼饩，那么纳征无用马者，诗人言此，也赘矣。
诗疑问曰：“仪礼乡饮酒、射、燕礼皆合乐二南之六诗。召南曰《鹊巢》《采蘧》《采苹》，不及《草虫》，何也？”朱氏发其端，而未有解，请得臆对之。鹊巢，言夫人有均平之德，佐君以造邦也。采蘧，言奉祭祀不失职也。采苹，言遵法度以承先供祭也。妇德之最大，无大于事宗庙、遵法度、佐君子，故妇顺备而内和睦。内和睦而后家可长久也。乡射燕饮，取此三诗歌之宜也。若《草虫》，则说始见君子之事，婚礼所谓主人揖妇以入御衽席于奥之时也。始曰“我心降”，再曰“我心说”，又曰“我心夷”，其言近于亵矣。床笫之语不越阈，况可歌之君臣宾客之前乎？
，以此坊民。」阳侯犹杀缪侯而窃其夫人，故大享废夫人之礼。诗之不歌《草虫》，盖坊民之微旨也。问者曰：「然则《召南》有淫诗欤？」曰：「不然，序言能以礼自防，则乐而不淫者也。」
译用这些来防范百姓。阳侯尚且杀害缪侯并窃取他的夫人，所以盛大的宴享废除了夫人的礼仪。《诗经》中不歌唱《草虫》这首诗，大概是为了防范百姓的微妙旨意。有人问：“那么《召南》中有淫乱的诗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序言说能够用礼来自我防范，就是快乐而不淫乱的意思。”
旧谓草虫在采苹后，此徒以篇什先后言，且未可考也。
野有死麇。序谓恶无礼也。传曰：凶荒则礼杀，犹有物以将之。野有死麇，群田之获而分其肉。疏曰：礼虽杀，须有物以将之，故欲得用麇肉也。如此则诗人所言甚为有礼，而序何言恶无礼乎？且吾未闻婚礼之用麇肉也。按《史记》有司言：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则古之行礼有币，必有皮也。故士婚礼纳征，元纁束帛，俪皮如纳吉体，注谓执束帛以致命，两皮为庭实，皮鹿皮则纳吉、纳征皆有皮币，皮以鹿皮也。又婚礼挚不用死帛，必可制，今曰死麇，则不中礼之皮矣。曰白茅包之，则不中礼之皮，而又苟简将之矣。非礼而求婚，有诱之道焉，故曰吉士诱之也。林有朴樕，野有死鹿。言死鹿之不成皮，犹朴樕之不成林也。女恶之而不从，故曰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言束者不可解，白者不可玷也。
刘昀《唐书·志》曰：「平王东迁，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节，野麇之刺兴。岂因下？『何彼秾矣』之诗，亦疑此诗为东迁时作耶？」
何彼秾矣？明言平王，而旧说以为武王。安城刘氏引《棫朴》之“辟王”、《文王有声》之称“王后”、《江汉》之称“文人”，以实之。盖昔人误认《二南》为文王时诗，故曲说羡言，先后承袭若此。不知《二南》之诗，非一时所作，有自其前而追咏之者，有从其后而附益之者。如《甘棠》、《行露》，为思慕召伯，则非作于召伯在位之日矣。何彼秾矣？安知非编诗者录入耶？周室既微，而王姬下嫁，尚循妇道，则《关雎》、《鹊巢》之化，及于后者远，而被于人者深矣。于是美而附之，《召南》所以教天下之妇道也。《春秋》书“王姬归诸侯”，一在庄元年，为齐襄公；一在十一年，为齐桓公。二者未知孰是。窃以《肃雝》之义求之，疑是归桓公者。《春秋》庄十一年书“王姬归于齐”，传曰：“齐侯来逆共姬”，共固美谥，又与《肃雝》之意合也。
仪礼》贾疏引郑箴膏肓，言齐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车远送之，未知何据，恐是采齐鲁韩三家说也。
箪襄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乐干禄焉。若夫山林匮竭，林鹿散亡，薮泽肆既，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传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故彼茁者葭，美王道之成也。何草不黄，知周室之衰也。一系二南之终，一系小雅之末，其旨微矣。
邶、墉、先卫、魏、先唐，或曰不与卫、晋之灭国也。然桧灭于郑，何以不先于郑？且晋之灭魏，《左氏传》有之。卫之灭邶、墉，吾不知其何所据也。今读其诗，皆卫国之事，而山川土风亦无不同。邶诗曰：“亦流于淇”，墉曰：“送我洪上”，卫亦曰：“瞻彼淇澳，在彼淇梁”。墉诗曰：“在彼中河”，邶曰：“河水弥弥”，卫亦曰：“河水洋洋”。谁谓河广？俱非邻封异域也。季札观乐，歌邶、墉、卫，曰：“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不更言邶、墉，何如也？又墉诗所谓“沫乡”，即《酒诰》所谓“沬邦沬正”，康叔始封之地，而诗言云然，则邶、墉故商之诸侯，武王灭之以封康叔者也。邶、墉既灭，卫之名邑尚仍其旧，故所以作诗系之。夫子亦仍其旧而不改也。《汉书·地理志》：“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鄁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谓之三监。武王崩，三监叛，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此又谓周公灭邶、墉，盖据《书》《传》以成王封康叔故也。然《书》《传》之说，蔡氏于《康诰》辨之详已。
张氏曰：「邶、墉、卫，其音类也。故季札观乐，歌邶、墉、卫则合之；歌魏、歌唐则别之；歌郑、歌桧则远之。别之可也，远之义则凿矣。」
燕生子则委巢为戴妫比也[燕燕]鸠知雨则逐妇为弃妇咏也[氓之三章]莺闻音则鸣和为朋友言也[伐木]鹯性善飞得风而逝譬贤
译过去认为《草虫》篇排在《采苹》之后，这仅仅是根据诗篇的先后顺序来说的，而且尚且无法考证。
《野有死麇》。《序》说这是讽刺无礼的。《传》说：遭遇凶荒时礼仪可以简化，但仍有物品用来助成礼仪。《野有死麇》说的是田猎的收获并分食其肉。《疏》说：礼仪虽然简化，必须有用物来助成，所以想要使用麇肉。这样看来，诗人所说的很有礼，而《序》为什么说讽刺无礼呢？况且我未曾听说婚礼中使用麇肉。查考《史记》中有关官员说：古代用皮币，诸侯用来聘问享祀，远方使用币帛，烦琐耗费且不合省制，于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边缘绣上藻纹作为皮币，价值四十万，朝觐聘问享祀必须用皮币进献玉璧，然后才能进行。那么古代行礼有币帛，一定有皮币。所以士的婚礼纳征，用玄纁色丝帛和成对的皮，如同纳吉时的体例，注解说拿着束帛来传达婚约，两张皮作为庭实，皮是鹿皮，那么纳吉、纳征都有皮币，皮是用鹿皮。又婚礼的贽礼不使用死帛，必须是可以制作的，现在说死麇，就不符合礼仪规定的皮币了。说用白茅包裹，那么不仅是不符合礼仪规定的皮币，而且是用苟且简略的物品来助成礼仪了。不合礼仪却去求婚，有引诱的意味，所以说“吉士诱之”。林中有朴樕小树，野中有死鹿。说死鹿不能制成皮币，就像朴樕不能成为树林一样。女子厌恶而不顺从，所以说“白茅纯束”，有女子如玉。说束紧的不可解开，白色的不可玷污。
刘昀《唐书·志》说：“平王东迁，诸侯蔑视法度，男女失去了冠婚的节度，于是产生了讽刺野麇的诗。难道是因为地位低下吗？《何彼秾矣》这首诗，也怀疑是东迁时作的吗？”
《何彼秾矣》？明确提到了平王，而旧说认为是武王。安城刘氏引用《棫朴》中的“辟王”、《文王有声》中的“王后”、《江汉》中的“文人”来证实这一点。大概是因为前人误认《二南》是文王时的诗，所以曲解附会，前后沿袭像这样。不知道《二南》的诗，并非一时所作，有从之前追咏的，有从之后附益的。如《甘棠》、《行露》，是思慕召伯，那么就不是作于召伯在位之日了。《何彼秾矣》？怎么知道不是编诗者录入的呢？周室已经衰微，而王姬下嫁，尚且遵循妇道，那么《关雎》、《鹊巢》的教化，影响到后来的人很远，而深入人心。于是赞美并附益它，《召南》所以用来教导天下的妇道。《春秋》记载“王姬归诸侯”，一在庄公元年，是齐襄公；一在庄公十一年，是齐桓公。这两者不知道哪个正确。我私下用《肃雝》的意义来推求，怀疑是归齐桓公的。《春秋》庄公十一年记载“王姬归于齐”，《传》说：“齐侯来迎共姬”，共本来就是美谥，又与《肃雝》的意义相合。
《仪礼》贾公彦疏引用郑玄《箴膏肓》，说齐侯嫁女，用其母王姬当初出嫁的车远送她，不知道什么依据，恐怕是采纳了齐鲁韩三家说的缘故。
襄公说：“《旱麓》中的榛楛生长，所以君子得以安乐地求取禄位。如果山林枯竭，林鹿散亡，沼泽干涸，君子将危险悲哀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安乐可言？”《传》说：“天地变化，草木繁茂；天地闭塞，贤人隐退。”所以那茁壮生长的芦苇，是赞美王道成就。《何草不黄》，是知道周室衰败。一首系于《二南》之终，一首系于《小雅》之末，其旨意微妙啊。
邶、墉，先于卫；魏，先于唐，有人说这是因为不与卫、晋的灭国相同。然而桧灭于郑，为什么不先于郑？况且晋灭魏，《左氏传》有记载。卫灭邶、墉，我不知道依据什么。现在读它们的诗，都是卫国的事，而山川土风也没有不同。邶诗说：“亦流于淇”，墉说：“送我洪上”，卫也说：“瞻彼淇澳，在彼淇梁”。墉说：“在彼中河”，邶说：“河水弥弥”，卫也说：“河水洋洋”。谁说河宽？都不是邻封异域。季札观乐，歌邶、墉、衛，说：“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像这样”，不再单独说邶、墉，怎么样呢？又墉诗所说的“沫乡”，就是《酒诰》所说的“沬邦沬正”，康叔最初受封之地，而诗这样说，那么邶、墉本来是商的诸侯，武王灭掉他们以封康叔。邶、墉既已灭亡，卫的名邑尚且保留旧称，所以作诗系于它们。孔子也保留旧称而不改。《汉书·地理志》：“周既灭商，分其畿内为三国：邶以封纣子，武庚由管叔监管；卫，由蔡叔监管，称为三监。武王去世，三监叛乱，周公诛杀他们，全部将这些土地封给弟弟康叔。”这又说周公灭邶、墉，大概是依据《书》《传》以成王封康叔的缘故。然而《书》《传》的说法，蔡氏在《康诰》中已经详细辨析过了。
张氏说：“邶、墉、卫，它们的音调类似。所以季札观乐，歌邶、墉、卫就合在一起；歌魏、歌唐就分开；歌郑、歌桧就疏远。分开是可以的，疏远的意义就牵强了。”
燕子生子则弃巢，用来比喻戴妫[《燕燕》]；斑鸠知雨则驱逐配偶，用来咏叹弃妇[《氓》之三章]；黄莺听到声音则鸣叫应和，用来谈论朋友[《伐木》]；鹯性善飞，得风而逝，用来比喻贤者
者之见几决也[晨风]鵻性专一择木而巢教使臣之行止慎也[四牡三章]鸠无戾天之翼言乱政之治难期也[小宛]隼无一定之栖言讹言之息无时也[沔水]风作而雨随之夫妇之象也。风生而雨益之朋友之义也。然风甚者雨止雨甚者风息故夫妇有相弃乖其和也。朋友不能终过其节也。此风雅所以皆取兴于谷风也。
译看见那晨风（鹯鸟）敏锐地察觉细微征兆，鹯鸟性情专一，选择树木筑巢，以此教导使臣在行为举止上要谨慎。四牡（马）的三章中提到，斑鸠没有违背天性的翅膀，说明混乱政治的治理难以期待。小宛篇中，隼没有固定的栖息地，说明谣言的止息没有定时。沔水篇中，风起而雨随之，这是夫妇的象征。风生而雨助之，这是朋友的道义。然而风太猛则雨停，雨太猛则风息，所以夫妇有相互抛弃、背离和谐的情况。朋友不能始终如一，超过了应有的节度。这就是《国风》和《大雅》《小雅》都取“谷风”作为起兴的原因。
邶风「谁谓荼苦」？大雅「堇荼如饴」。一谓之苦，一谓之甘，物性土宜，何以相异如是？按堇有二种。《尔雅》曰：「啮，注谓堇葵，即《内则》堇荁枌榆之堇，曰芨，注谓乌头，即《晋语》骊姬寘鸩于酒，寘堇于肉之堇。」荼有三种：一苦菜，一茅秀[有女如荼是也]一陆草[以薅荼蓼是也]茅秀、陆草不可食，风、雅所谓堇荼，明非乌头、茅秀、陆草，而皆可食矣。《士虞礼》「夏用葵，冬用荁」，注「堇类也」。《尔雅》「荼，苦菜」。注引《诗》「谁谓荼苦」。《本草》「荼，一名选，一名游冬」。《易纬通卦验元图》云：「苦菜生于寒秋，则知荼与堇同时而生，同时而食，故诗人以二物并举也。」然《尔雅》于堇、荼俱言苦，而《本草》独言堇味甘。邢昺《尔雅疏》则谓古人语倒，堇之言苦，犹甘草谓之大苦，则堇之味甘可知。堇、荼同类，不应堇甘而荼独苦也。窃尝深求《邶风》诗人之意，荼本不苦，而谓之甘，犹己本不恶，而谓之恶，爱憎之情，乖美恶之形，变也。昔人误解《邶风》，郭璞因《邶风》误注《尔雅》，几疑《雅》诗所言乃是抵谰置辞，亦可一笑矣。孔疏谓「周原土地之美，物之苦者亦甘」，遂以鸟头释堇。信如孔说，将使鸩生于周，亦不杀人者耶？苦堇，堇草。《尔雅》分别言之，亦不容混也。
陆玑《诗疏》：「荼，苦菜，生山口及泽中，得霜甜脆而美，亦一证。」
蝃蝀在东，阴方之气交于阳，为女惑男而蛊。朝隮于西，阳方之气交于阴，为男先女而咸。故得雨则虹灭，阴阳和也。先女则不淫，男女正也。序曰：「止奔，此之谓也。」
诗美王姬则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美庄姜则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美韩侯则曰：「汾王之孙，蹶父之子。」永嘉陈氏曰：「君子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亲也。」余谓诗人之意不止此，盖有重婚姻、别姓氏之义焉。周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卫宣公为子娶于齐而自为娶，则婚姻乱矣。聃叔娶于郑，晋献娶于贾，鲁昭娶于吴，则姓氏不辨矣。惟为明着其所自来，曰：「此某氏之男，某氏之女」，则显然有卑不得配尊、贱不得配贵、同姓不得通婚姻之义，此诗人之微旨，春秋之笔法也。故太史公作《外戚传》，惟窦太后曰「良家子」，余则曰「生微」「曰故倡」「曰母臧儿」，其亦诗人之意也。夫
左传》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序亦谓庄公惑于嬖妾，使骄上僭。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则《硕人》之诗，所以忧无子而受制嬖妾，非徒咏其美而贤也。其三章曰：「硕人敖敖，说于农郊。」所以弗无子也。月令仲春祠高禖，焦乔谓高禖祠在南郊，仲春往祠，值农事之兴，故曰农郊也。孔子之生尚祷尼山，则诸侯之祠高禖礼未必禁也。既祠而归，诸大夫皆望庄姜之有子，故曰：「大夫夙退，无使君劳也。」如是而无子，则嬖妾之宠固州吁之祸成矣。其四章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犹《白华》之刺幽后而言「滮池北流」也。「曰：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言葭菼擢，则鳣鲔依，有罛无所施，犹庄公嬖则贱妾张，有法不能制也。程子曰：「活活激流，儿葭菼众多，儿孽孽不顺，儿施罛不安，强大之鱼不能制也。」盖得诗人之微旨矣。
左传》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注：谓宣公庶母也。先是庄公娶于齐，曰庄姜矣；又娶于陈，曰厉妫、戴妫矣。吾不知夷姜为庄姜之娣耶？抑更娶于齐者耶？传何以不详也？又曰：为急子娶于斋，而美，公取之，是为宣姜。今《新台》之诗是也。生寿及朔，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而使盗杀之。莘寿窃急子之旌以先，亦见杀。今《二子乘舟》之诗是也。卫庄之没，不见《春秋》；而州吁之乱，宣公尚在邢也。州吁杀，而宣公立，在鲁隐公四年。其卒也在桓公十二年，则宣公在位纔十九年耳。即位而烝夷姜，必踰年而后生子。及子之可娶也，计已十五六
译《邶风》说：“谁说苦菜真苦？”《大雅》说：“堇菜和苦菜都像饴糖一样甜。”一个说苦，一个说甜，物的本性随土地适宜而不同，为什么差异如此之大呢？查考堇菜有两种。《尔雅》说：“啮，注解说叫堇葵，就是《内则》中堇荁枌榆的堇；叫芨，注解说叫乌头，就是《晋语》中骊姬把鸩毒放入酒中，把堇毒放入肉里的堇。”苦菜有三种：一是苦菜，一是茅草的花穗[“有女如荼”说的就是这个]，一是陆生的草[“以薅荼蓼”说的就是这个]。茅草的花穗和陆生的草不可食用，《风》《雅》中所说的堇和荼，显然不是乌头、茅草花穗、陆生草，而是都可以食用的。《士虞礼》说：“夏天用葵，冬天用荁”，注解说：“属于堇类”。《尔雅》说：“荼，是苦菜。”注引《诗经》“谁说苦菜真苦”。《本草》说：“荼，一名选，一名游冬。”《易纬通卦验元图》说：“苦菜生长在寒秋，由此可知荼与堇同时生长，同时食用，所以诗人将这两样东西并举。”然而《尔雅》对堇、荼都说苦，而《本草》唯独说堇味甜。邢昺《尔雅疏》则认为这是古人语序颠倒，堇说苦，就像甘草被称为大苦，那么堇味甜就可以知道了。堇、荼同类，不应该堇甜而荼独苦。我私下曾深入探究《邶风》诗人的意图，荼本来不苦，却说是甜，就像自己本来不坏，却说是坏，爱憎的情感，违背了美恶的表象，是变化所致。前人误解了《邶风》，郭璞因《邶风误注《尔雅》，几乎让人怀疑《雅》诗所说的乃是抵赖之辞，这也令人一笑。孔颖达疏说：“周原土地肥沃，物中苦的也变得甜”，于是用乌头来解释堇。真像孔颖达所说，难道会让鸩毒生在周地，也不杀人吗？苦堇，是堇草。《尔雅》分别叙述，也不容混淆。
陆玑《诗疏》：“荼，苦菜，生长在山口和水泽中，经霜后甜脆而美味，这也是一个证据。”
虹霓在东边，是阴方的气与阳方相交，表现为女子迷惑男子而蛊惑。虹霓在西边，是阳方的气与阴方相交，表现为男子先于女子而咸宜。所以得到雨水虹霓就消失，这是阴阳调和。先于女子就不淫乱，男女端正。《序》说：“制止奔淫，说的就是这个。”
《诗经》赞美王姬就说：“平王的孙女，齐侯的女儿。”赞美庄姜就说：“齐侯的女儿，卫侯的妻子。”赞美韩侯就说：“汾王的孙子，蹶父的儿子。”永嘉陈氏说：“君子善于赞美善意的意图，不仅及于其自身，而且及于其亲人。”我认为诗人的意图不止于此，大概有重视婚姻、辨别姓氏的含义。周幽王得到褒姒而废黜申后，卫宣公为儿子在齐国娶妻而自己娶了，那么婚姻就乱了。聃叔在郑国娶妻，晋献公在贾国娶妻，鲁昭公在吴国娶妻，那么姓氏就不辨明了。只有明确标示其来源，说：“这是某氏的男子，某氏的女子”，那么就显然有卑贱不能配尊贵、低贱不能配高贵、同姓不能通婚姻的含义，这是诗人的微言大义，也是《春秋》的笔法。所以太史公作《外戚传》，只有窦太后说是“良家子”，其余则说“出身微贱”、“说是旧日歌女”、“说是母亲臧儿”，这也符合诗人的意图。
《左传》说卫庄公在齐国娶妻，东宫得臣的妹妹，叫庄姜，美丽但没有儿子。卫国人因此作了《硕人》。《序》也说庄公迷惑于宠妾，使她们骄横僭越。庄姜贤德但不应答，最终因为没有儿子。那么《硕人》这首诗，是用来忧虑没有儿子而受制于宠妾，不仅仅是赞美她的美德和贤良。第三章说：“硕人高大，在农郊下车。”这是为了没有儿子。《月令》仲春祭祀高禖，焦乔说高禖祠在南郊，仲春去祭祀，正值农事兴起，所以叫农郊。孔子出生尚且祈祷尼山，那么诸侯祭祀高禖的礼仪未必禁止。祭祀归来，众大夫都盼望庄姜有儿子，所以说：“大夫早退，不要让君主劳累。”像这样却没有儿子，那么宠妾的宠爱巩固，州吁的祸患就形成了。第四章说：“河水浩荡，向北流去哗哗作响。”就像《白华》讽刺幽后而说“滮池北流”一样。“说：撒网声濊濊，鳣鲔鱼发发，葭菼草揭揭。”说葭菼草拔起，那么鳣鲔鱼依附，有网无处施展，就像庄公宠幸那么贱妾张扬，有法度不能制约。程子说：“活活激流，葭菼众多，孽孽不顺，施罛不安，强大的鱼不能制约。”大概得到了诗人的微言大义。
《左传》说卫宣公与夷姜通奸，生了急子。注解说：指宣公的庶母。在此之前庄公在齐国娶妻，叫庄姜；又在陈国娶妻，叫厉妫、戴妫。我不知道夷姜是庄姜的妹妹呢？还是另娶于齐国的人呢？《传》为什么不详细呢？又说：为急子在齐国娶妻，而美丽，宣公夺了，这就是宣姜。现在的《新台》这首诗就是说的这个。生了寿和朔，夷姜自缢。宣姜与公子朔构陷急子，而派盗贼杀了他。寿偷了急子的旗帜先行，也被杀。现在的《二子乘舟》这首诗就是说的这个。卫庄公去世，不见于《春秋》；而州吁作乱，宣公还在邢地。州吁被杀，而宣公即位，在鲁隐公四年。他去世在桓公十二年，那么宣公在位才十九年。即位就与夷姜通奸，必定过了一年才生子。等到儿子可以娶妻时，计算已经十五六
年矣。宣姜之生寿及朔，又必更历二三年。至宣公之卒，朔犹在襁褓，而能与其母构急子耶？寿长于朔仅一二年，而能载其旌以越竟耶？计急、寿之死，当在公子朔即位之后，不然急子之谮独宣姜为之，而惠公不知也。鲁史记事，或得于赴告，或得于传闻。隐公初年，未与卫亲，记事容有不核者，未可知也。
译年岁已久了。宣姜生下寿和朔，必定又经过了二三年。等到宣公去世时，朔还在襁褓之中，怎么能与其母合谋杀害急子呢？寿比朔年长仅仅一二年，怎么能拿着他的旗帜越过国境呢？推想急子和寿的死，应当是在公子朔即位之后，否则急子被诬陷只有宣姜一人所为，而惠公却不知情吗？鲁国史书记载史事，有的来自赴告，有的来自传闻。隐公初年，鲁国与卫国关系不亲近，记载史事或许有不核实的地方，这是难以预料的。
左傅惠公之即位也，少杜言，年十五六，盖未详考也。
次王于卫，伤周也。卫懿公灭于狄，而庐漕；周幽王灭于戎，而东迁。甚矣，周之似卫也。然卫有文公之贤，而国家再造；周自此不复振焉。重伤平王也。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初以离离者为黍矣，而不知实稷也。忧思之深，黍稷不能辨也。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初以蓼蓼者为莪矣，而不知实蒿也。哀痛之至，莪蒿有时眩也。
平王东迁，申侯迁之也。何言乎申侯？申侯构西戎以入周，诸侯不与也。诸侯不与，则申危，故迁王近申以自固也。何以知诸侯之不与也？《扬之水》曰：“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是也。董卓之将筑郿坞也，迁帝于长安；曹操之将篡汉室也，迁帝于许下。申侯之意，其曹、董之智也欤？
周之东迁，君臣衔胆栖冰之日也。乃有执簧执翿以为乐者，何哉？呼曰：「君子着其位以责之也。」曰：「阳阳本其心以刺之也。」乐忧者，忧必及之，翟难所以复作也。
葛蔓而善缘也[采葛]谗言之中人，善类之获免者寡矣。苓甘而易入也[采苓]谗言之馋人，君子之不茹者鲜矣。故臭香乱兰艾，不能保其馨焉；喜怒易，则甘苦有时失其味焉。
彼留子嗟，传谓留大夫氏。按《说文》：留，从卯户，开为卯，卯为春，门户阖为西，酉为秋门，则留自从卯，卯为酉之省文。董逌据此谓留不从卯，汉人言“卯金刀”者，纬书之附会。也许氏以刘为镏，其转为刘，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谓汉姓自当为镏，或为留，岂古文从省，留与刘通用耶？后世留异，又谓系出留侯，何耶？《左传》：士会归晋，其处者为刘氏。然周大夫有食采于刘者，岂又其别系耶？周故有刘氏，而《诗》言“留子”，则许氏、董氏之说未为无据也。传谓“子嗟”、“留子”、“字子国”、“留子父”，其言则近于凿。嗟者，语助；国者，食邑也。留仕于周，故有采地也。
小星》诗：“维参与昴。”传曰：“昴留也。”陆氏音义：“昴，一名刘。盖古读昴为留，故萧、尤等韵通用也。”
朱子释《诗》，据夹漈之说，凡于《郑风》小序“刺时”“刺忽”“闵乱”之作，力诋其谬，改为“淫奔”之诗，其言亦辨而正。然不知郑国之乱，在君臣风俗之淫，犹其小者也。三十年中，公子五争弒夺数见，既立昭公，又立厉公，已而厉公见逐，昭公入即弒昭公而立子亹，子亹杀于齐，而子仪立，子仪立十四年，又弒之而纳厉公。易君窜国，等于儿戏，君臣之变，未有甚于郑者。岂区区淫乱之罪，足以蔽其辜哉？朱子欲绝郑，而实宽其大恶，亦弗思矣。
卫俗之淫也，郑声之淫也。今以事迹之，卫宣之恶，亘古未有；郑则无是也。自朱子指斥郑诗，其恶几浮于卫，固已轻重失伦矣。至金华黄鲁斋，则又取卫黜郑，削去郑诗十一首，尢近于僭矣。彼见《雄雉》引于《论语》，《淇澳》引于《大学》，而郑独不然是以取此黜彼，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敝笱》序谓鲁桓微弱不能防闲文姜，朱子改桓为庄，误也。夫之能禁其妻，不犹愈于子之能禁其母乎？《春秋》桓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滦，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则姜氏之淫乱，桓公实导之，故曰“齐子归止，其从如云”，隐然桓公亦在从之之内矣。且《南山》刺齐襄，《猗嗟》刺鲁庄，而桓公反无一词及焉，岂理也哉？
猗嗟之咏，鲁庄也。先辨其长短，次审其眉目，终得其趋跄步武，弯弓执矢之状。非亲见而还观之，不能详悉如是。是为鲁庄适齐时作，可知也。按庄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是时桓公尚未立也。十三年春，与齐侯会于北杏；冬，又盟于柯。十五年，又会于鄄，皆未至齐也。二十一年，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始如齐纳币。二十三年，如齐观社。庄公如齐，惟此以意求之，当在纳币之年，盖文姜薨之明年也。公以嘉礼往，齐国人聚观，固其恒情。而又亲见文姜昔年淫乱，疑其类于襄公，于是注目谛观，知其非是，而始忼然曰：「展我甥兮」。则人言藉藉，从此衰
译左传记载惠公即位时，年少且言语谨慎，年纪十五六岁，大概是因为没有详细考察的缘故。
周平王暂居卫国，是因为哀伤周室的衰败。卫懿公被狄人灭亡，周平王便住在漕邑；周幽王被戎人灭亡，周室便东迁。周室的情况与卫国多么相似啊！然而卫国有文公这样的贤君，国家得以复兴；周室从此却再也不能振兴。这是深切哀伤周平王啊。
那黍子长得茂盛，那稷苗正在生长。起初以为长得茂盛的是黍子，却不知道实际上是稷。忧思之深重，连黍和稷都无法分辨。那莪蒿长得高大，那不是莪蒿而是蒿草。起初以为长得高大的是莪蒿，却不知道实际上是蒿草。哀痛到了极点，莪蒿和蒿草有时也会让人眼花缭乱。
周平王东迁，是申侯促成的。为什么要提到申侯呢？申侯勾结西戎入侵周朝，诸侯并不赞同。诸侯不赞同，那么申国就危险，所以申侯将周王迁到靠近申国的地方以巩固自己。怎么知道诸侯不赞同呢？《扬之水》中说：“那个人啊，不和我一起去戍守申国”，就是证明。董卓将要修筑郿坞时，将皇帝迁到长安；曹操将要篡夺汉室时，将皇帝迁到许都。申侯的意图，难道就是曹操、董卓那样的智谋吗？
周室东迁，是君臣含胆卧冰的日子。竟然还有拿着笙簧和羽扇来作乐的人，为什么呢？回答说：“君子指出他们的职位来责备他们。”回答说：“阳阳推究他们的本心来讽刺他们。”在忧愁中作乐，忧愁必定会波及自身，翟人的祸难之所以再次发生，原因就在于此。
葛藤蔓延且善于攀附，[《采葛》]比喻进谗言陷害他人的人，善良的人能够幸免的很少了。茯苓甘甜且易于入口，[《采苓》]比喻进谗言诱人的人，君子不吞食的很少了。所以臭气与香气混杂，兰草与艾草不分，就不能保持其芬芳；喜怒无常，那么甘甜与苦涩有时也会失去其本味。
那个留地的子嗟，传注说留是大夫的姓氏。查考《说文解字》：留，从卯从户，打开为卯，卯代表春季，门户关闭为酉，酉代表秋季，那么留字自然从卯，卯是酉的省文。董逌据此认为留字不从卯，汉人说“卯金刀”的，是纬书的附会。也许氏将刘改为镏，其转变为刘，是用田替换了刀。董氏又说汉姓应当是镏，或者是留，难道古文有省写，留与刘通用吗？后世留异，又说留氏出自留侯，为什么呢？《左传》记载：士会回到晋国，留在那里的人成为刘氏。然而周朝大夫有在刘地受封的，难道又是另一支系吗？周朝本来就有刘氏，而《诗经》说“留子”，那么许氏、董氏的说法并非没有依据。传注说“子嗟”、“留子”、“字子国 ”、“留子父”，这种说法近乎穿凿附会。嗟，是语助词；国，是食邑。留在周朝做官，所以有采地。
《小星》诗说：“维参与昴。”传注说：“昴就是留。”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说：“昴，一名刘。大概古时候昴读作留，所以萧、尤等韵部通用。”
朱熹解释《诗经》，依据夹漈郑樵的说法，凡是《郑风》小序中“刺时”、“刺忽”、“闵乱”的作品，极力指责其错误，改为“淫奔”之诗，他的言论也辨析得明白且正确。然而他不知道郑国的动乱，在于君臣风俗的淫乱，这还算是小的方面。三十年间，公子五次争夺弑君夺位屡见不鲜，立了昭公，又立了厉公，不久厉公被驱逐，昭公回来即位后弑杀昭公而立子亹，子亹被齐国杀死，于是立子仪，子仪即位十四年，又被弑杀而迎回厉公。更换君主、流亡国家，如同儿戏，君臣之间的变故，没有比郑国更严重的了。难道仅仅是淫乱的罪过，足以掩盖其大罪吗？朱熹想要断绝郑国的恶名，实际上却宽恕了其大恶，这也是没有深思熟虑啊。
卫国风俗的淫乱，郑国音乐的淫乱。现在用事迹来考察，卫宣公的罪恶，古来未有；郑国却没有这样的事。自从朱熹指斥郑诗，郑国的恶名几乎超过了卫国，这本来就已经轻重失序了。到了金华的黄鲁斋，又选取卫国而贬斥郑国，删去郑诗十一首，尤其近乎僭越了。他看到《雄雉》被《论语》引用，《淇澳》被《大学》引用，而郑国却没有这样，因此取此而黜彼，真是高叟在论诗时的固执啊。《敝笱》的小序说鲁桓公微弱不能防范文姜，朱熹将桓改为庄，这是错误的。丈夫能禁止妻子，难道不优于儿子能禁止母亲吗？《春秋》桓公十八年，鲁桓公会齐侯于滦，鲁桓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那么姜氏的淫乱，桓公实际上是引导者，所以说“齐子归止，其从如云”，隐约桓公也在随从之中了。况且《南山》讽刺齐襄公，《猗嗟》讽刺鲁庄公，而桓公反而没有一词提及，这难道合乎情理吗？
《猗嗟》的咏唱，是关于鲁庄公的。先辨别其身材长短，次审视其眉目，最后得其趋跄步武，弯弓执矢的样子。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并反复观察，不能如此详细。由此可知这是鲁庄公到齐国时所作。查考庄公九年，鲁庄公与齐大夫在蔇地结盟。这时齐桓公尚未即位。十三年春，与齐侯在北杏相会；冬，又在柯地结盟。十五年，又在鄄地相会，都没有到齐国去。二十一年，夫人姜氏去世。二十二年，才到齐国纳币。二十三年，到齐国观社。庄公到齐国，只有这次，根据推测，应当在纳币那年，大概是文姜去世的次年。庄公以嘉礼前往，齐国人聚集观看，本是常情。而又亲眼看见文姜当年的淫乱，怀疑她像襄公，于是注目仔细观察，知道她不是那样，才感慨地说：“展我甥兮”。那么流言蜚语，从此衰微。
俭非恶德，而魏以之亡国，何哉？盖俭之极者，必贪；《伐檀》、《硕鼠》所以作也。国小民贫，掊克不已，安得不亡？
晋言唐从乎封地也。《左传》子产曰：「当武王、邑姜方娠太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而繁育其子孙。』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故号太叔为唐叔，而命以唐诰也。」《国语》叔向曰：「昔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则晋之名，晋自唐叔时已然矣。」《史记·晋世家》：「以子燮因晋水，改唐为晋。」盖史迁时《左传》未行，故亦不见外传，宜其言云尔，而后人至今仍之。何也？《诗总闻》曰：「子燮谥晋，非晋号也。自唐叔至靖侯五世，史不载年数，不知何时为晋，当是以燮谥号为晋美名也。」唐侯谥晋，卫侯名晋，则晋者其后创起之名。王质说《诗》，穿凿类如此，尤不足据也。
敬尔威仪，所以昭其文也。弗曳弗娄，则下民易之矣。修尔戎兵，所以诘其武也。弗驰弗驱，则四邻侮之矣。夙兴夜寐，洒扫庭内，所以无废事也。弗洒弗扫，则门内无訾省矣。琴瑟酒食，燕乐嘉宾，所以无遗贤也。弗饮弗鼓，则在位皆解体矣。性啬者，爱皮壶浆；好俭者，不事边幅。至于客坐生尘，宫悬不设，自谓减衣节口，生殖日繁矣。岂知死随其后，而终身劳攘，卒为他人地耶？
扬之水序，谓刺昭公也。昭公分国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国人将畔而归沃焉。欧阳诗本义亦云：扬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强于晋国，如白石凿凿然见于水中，其民乐而从之。余窃以为不然。其诗虽刺昭公，实刺桓叔也。桓叔之倾晋，惟潘父、栾宾之党从之，国人弗予也。其谋已泄，微闻于晋，晋之臣如师服者，已知晋之不能久，特昭公弗知耳。故其时深识远虑之人如师服者，作此诗以儆桓叔，盖亦无谓秦无人意也。其曰「扬之水，白石凿凿」，言见之审也。水之渟蓄者能鉴物，激扬之水似无所见，然水中之石凿凿然不能掩也。桓叔之谋，其可掩乎哉？故终之曰「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则直指而明言之矣。既见君子，云何不乐？云何其忧？不直言乐而言何不乐？不直言不忧而言何其忧？皆抑扬其辞以见意也。人有异志，容止改常见者，必从而疑之，而彼又忌人之疑之也。故泄其谋者必不免，则假为喜乐于桓叔之前，诗人之所以免祸也。然其情迫而其词危矣。昭公卒不悟，所以见杀也。若云民乐而从，则将为讳之不暇，而敢曰「我闻有命」乎？曲沃窜晋，晋人始终不予。及武公杀晋侯缗，尽以其宝器赂周僖王，王始命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晋人始不得已而从之。故《扬之水》、《椒聊》、《无衣》悉是刺诗，而序谓国人叛而归沃，君子见沃能修其政，笺谓国人欲从桓叔，欧阳谓其民乐而从之，恐皆未有据也。
风之言王者，五卫之诗曰「王事敦我」，又曰「为王前驱」。晋之诗曰「王事靡盬」，秦之诗曰「王于兴师」，而终以曹之诗曰「四国有王」，此编诗之微旨也。然以事求之，卫《伯兮》笺言宣公从王伐郑于邶之北门，则未有说。然序于《匏有苦叶》曰「刺宣公」，至新台亦曰「刺宣公」，则自《匏有苦叶》以至《新台》皆宣公时也。伐郑之役，邶人或与焉，则北门与《伯兮》同是一时之诗，以其地异而分系之也。晋之《鸨羽》在春秋前，其事无所考。然周桓公谓「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则文侯以后，孝侯以前，或亦有事于王室也。秦《无衣》序不言秦何君，而笺谓此责康公诗，郑盖见前《晨风》诗为刺康公，故亦以此为康公也。然考康公之即位，与晋战者二，与楚灭庸者一，未尝有事于王，而诗曰「王于兴师」「曰与子偕行」，则实有其事矣。按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郑，使简师父告于晋，左鄢父告于秦。二十五年春，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二十七年，又与晋侯及诸侯会于温，天王因是狩于河阳。此皆穆公时事，疑此是穆公诗，而不在《黄鸟》前，或是编
译节俭并非恶劣的德行，但魏国却因此亡国，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节俭到了极点，必然会导致贪婪；《诗经》中的《伐檀》、《硕鼠》等诗就是因此而创作的。国家狭小，百姓贫困，如果搜刮剥削不停止，怎么能不灭亡呢？
晋国之所以称为晋，是因为它继承了唐国的封地。《左传》中子产说：“当周武王和邑姜正怀着太叔的时候，梦见上帝对自己说：‘我命令你生个儿子叫虞，将要把唐地赐给他，并让他繁衍子孙。’等到周成王灭掉唐国而封给太叔时，所以称太叔为唐叔，并颁布了《唐诰》。”《国语》中叔向说：“从前我们的先祖唐叔在徒林射杀犀牛，剥皮制成大甲，以此受封于晋，那么晋这个名字，从唐叔那时就已经存在了。”《史记·晋世家》记载：“因为子燮靠近晋水，所以将唐改为晋。”大概司马迁当时《左传》尚未流传，所以也没有看到外传，他说这样的话也是理所当然的，而后人至今仍然沿袭这种说法。为什么呢？《诗总闻》说：“子燮的谥号是晋，并不是晋国的称号。从唐叔到靖侯共五世，史书没有记载年数，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称为晋，应当是把子燮的谥号当作晋国的美称吧。”唐侯的谥号是晋，卫侯的名字叫晋，那么晋这个名称是后来才创立的。王质解说《诗经》，穿凿附会就像这样，尤其不足以作为依据。
恭敬地保持你的威严仪态，是用来彰显你的文德。如果不庄重不严谨，那么百姓就会轻视你。整治你的兵器军队，是用来检阅你的武备。如果不驰骋不驱策，那么四邻就会欺侮你。早起晚睡，打扫庭院内外，是用来不荒废事务。如果不洒扫，那么门内就没有值得称赞检省的地方了。弹琴奏瑟，饮酒进食，宴乐嘉宾，是用来不遗漏贤才。如果不饮酒不奏乐，那么在位的人都会离心离德。生性吝啬的人，爱惜皮壶浆液；喜好节俭的人，不讲究边幅。至于宾客坐的地方积满灰尘，宫廷的乐器不设置，自己却认为减少了衣食开支，人口繁殖日益繁多。哪里知道死亡紧随其后，而终身劳碌不安，最终土地都成了别人的呢？
《扬之水》的序言说，这是讽刺晋昭公的诗。昭公把国家分封给沃地，沃地强盛，昭公微弱，国人将要背叛昭公而归附沃地。欧阳修的《诗本义》也说：《扬之水》的力量微弱，用来比喻昭公微弱，不能控制曲沃，而桓叔在晋国的强大，就像水中的白石一样清晰可见，百姓乐意归从他。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这首诗虽然讽刺昭公，实际上是讽刺桓叔。桓叔颠覆晋国，只有潘父、栾宾一党跟随他，国人并不赞同。他的阴谋已经泄露，稍微被晋国听闻，晋国的臣子如师服等人，已经知道晋国不能长久，只是昭公不知道罢了。所以当时有深识远虑的人如师服，创作这首诗来警示桓叔，大概也有“秦无人”的意思吧。诗中说“扬之水，白石凿凿”，是说看得很清楚。静止蓄积的水能照见物体，激扬的水似乎什么都看不见，然而水中的石头却清晰可见无法掩盖。桓叔的阴谋，难道能掩盖吗？所以最后说“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这是直指并明说了。见到君子，怎么能不快乐？怎么能忧愁？不直接说快乐而说“何不乐”？不直接说不忧愁而说“何其忧”？都是抑扬其辞以表达心意。人有异心，仪容举止改变常态，必定会被怀疑，而他又忌讳被人怀疑。所以泄露阴谋的人必定不能幸免，那么在桓叔面前假装喜乐，是诗人用来免祸的方法。然而他的情势紧迫，言辞危惧。昭公最终没有醒悟，所以被杀。如果说百姓乐意归从，那么将会避讳不及，还敢说“我闻有命”吗？曲沃吞并晋国，晋人始终不赞同。等到武公杀了晋侯缗，把所有的宝器贿赂周僖王，周王才命令虢公任命曲沃伯率领一军作为晋侯，晋人才不得已服从。所以《扬之水》、《椒聊》、《无衣全都是讽刺诗，而序言说国人背叛而归附沃地，君子看到沃地能修明政治，郑玄的笺注说国人想要跟随桓叔，欧阳修说百姓乐意归从，恐怕都没有依据。
“风”的意思是王者，五卫的诗说“王事敦我”，又说“为王前驱”。晋国的诗说“王事靡盬”，秦国的诗说“王于兴师”，最后以曹国的诗说“四国有王”，这是编诗的微言大义。然而从史实来考察，卫国的《伯兮》笺注说宣公跟随周王在邶的北门伐郑，那么没有说法。然而序言在《匏有苦叶》中说“刺宣公”，到新台也说“刺宣公”，那么从《匏有苦叶》到《新台》都是宣公时期的诗。伐郑的战役，邶地的人或许参与了，那么《北门》与《伯兮》是同一时期的诗，因为地点不同而分别归属。晋国的《鸨羽》在春秋之前，其事无从考证。然而周桓公说“我周朝东迁，依靠晋、郑”，那么文侯以后，孝侯以前，或许也有侍奉王室的事。秦国的《无衣》序言不说秦国的哪位君主，而笺注说这是责备康公的诗，郑玄大概看到前面的《晨风》诗是讽刺康公，所以也认为这是康公的诗。然而考察康公即位，与晋国交战两次，与楚国灭庸一次，未曾侍奉王室，而诗中说“王于兴师”“曰与子偕行”，那么确实有这件事。查考僖公二十四年，周天子出居郑国，派简师父告诉晋国，左鄢父告诉秦国。二十五年春，秦伯在河上驻扎军队，将要迎回周王。二十七年，又与晋侯及诸侯在温地会盟，周天子因此到河阳狩猎。这些都是穆公时期的事，怀疑这是穆公的诗，而不在《黄鸟》之前，或许是编
次之误，未可知也。至《下泉》序谓共公「共公于鲁僖九年即位」，是时齐桓始霸，挟天子以令诸侯，凡齐桓会盟，共公几于无岁不往，自晋文入曹之后，终共公世不与会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宜其思王与郇伯也。
译其次的错误，还难以知晓。至于《下泉》的序言说共公“在鲁僖公九年即位”，那时齐桓公刚开始称霸，挟持周天子来号令诸侯，凡是齐桓公会盟，共公几乎每年都要前往；自从晋文公进入曹国之后，直到共公去世，曹国都不再参加会盟，于是曹国从此就衰败不振，这正合情合理地解释了共公思念周王与郇伯的原因。
夏屋渠渠，传不详注，但云“夏大也”。笺曰：“屋具也。”言君始于我厚设礼食，大具以食我也。王肃谓“屋则立于先君，食则受于今君”。朱子集传颇用王说，然以上下文理求之，王说终未安也。逸斋补传谓左氏“有酒如渑，有肉如陵；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昔人尚以山川比饮食，则况以“夏屋”不为过。其言似是，发明郑意，然未有证也。按《鲁颂》“笾豆大房”传曰：“大房，半体之俎也。”笺曰：“大房，玉饰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柎，似乎堂后有房。然《周语》“王公立饫，则有房烝”，注引颂诗谓“半解其体，升之于房”，则风之所谓“夏屋”，即颂之所谓“大房”也。以形似而比之房，即可以形似而比之屋也。第“大房”则宗庙之祭，“房烝”则天子燕诸侯之礼，非公所以食大夫者。意秦国僻远，曾僭用是礼以飨大夫欤？“立饫”之礼，设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非体解节折可共饮食。或者其人始见之时，特设是礼以优异之，常食则否。故下章曰：“每食四簋。”“每食”者，常食也。《仪礼》“公食大夫”设六簋，彼言食于公，此言食于家也。《东门之杨》序谓“婚姻失时，女不从男也”。《易·大过》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二、五皆阳，以杨象之，则杨所以比男也。春气之动，杨最先发，所以比男先于女也。然杨易生亦易老，始而牂牂，既而肺肺，终则至于枯落，故曰“后时”也。
卫懿公之灭也，王室不能捄，而齐救之，礼乐征伐不在天子，故卫风以《木瓜》终[木瓜，即接《王黍离》，此世道升降之会]陈灵公之弒也，中国不能讨，而楚讨之，礼乐征伐自此不在中国，故《风》诗以《泽陂》终。
诗始周召，见造周者二公也。风终周公，雅终召公，见二公不作，周不可为也。春秋之能为周召者，其惟孔子乎？同我妇子，勤稼穑也。爰求柔桑，修女红也。女心伤悲，重婚姻也。载缵武功，教战事也。塞向墐户，居之安也。采荼新樗，食之节也。嗟我妇子，幼有所长矣。为此春酒，老有所养矣。入执公功，使民以时矣。筑场纳稼，万物告成矣。献羔祭韭，疠疾不降矣。于是举乡饮而正齿位，入学校而宾贤能，彬彬乎王道之成矣。
诗说卷下
比常棣于兄弟，一本之荣，无偏萎也。兴伐木于友朋，众力之聚，无废功也。故安乐而弃兄弟，是自蹷其本矣；富贵而弃友朋，是自翦其助矣。
文王之于混夷也，始命南仲伐之。既城朔方，御之，又遣戍役以守卫之。观《采薇》、《出车》、《杕杜》三章，经画之次第，防御之精密，尚可想而知也。自是以后，一坏于穆王，再坏于宣王。穆王之北伐也，迁畎夷于太原，则朔方之险，吾与彼共之，而防御不足恃矣。宣王之北伐也，仅至太原，不修城隍，不设戍兵，其计固已疎矣。而又东征西讨，以自挫其威于千亩，则畎夷有不窥其隙而动其心者乎？幽王之祸，吾固于宣王时卜之矣。
敖在郑州荥泽县西十五里，左传所谓设七覆于敖前是也。又左传晋师在敖鄗之间，郡县志敖鄗二山名。通鉴地里通释引诗为证，而外传又有杜伯射王于鄗之文。周春秋亦言宣王会诸侯田于圃，杜伯从道左射王。岂圃即圃田，鄗即敖鄗之鄗耶[郑笺：甫草即圃田]第周春秋又云射王中心折脊而死，考之诗词与此不类。以意度之，杜伯者公子彭生之类也。襄公见彭生未尝死，杜伯射王当亦未必死也。且外传第言射王，不言王死，岂周春秋附会以言死欤？韦昭注鄗鄗京，不知何据，姑存此以俟博雅者论定焉。
鸿鴈之子于征，传云侯伯卿士也。诗本义云使臣也。朱子集传云流民自相谓也。按《周礼》地官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旅师用粟，春颁而秋敛之。凡新甿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廪人掌九谷，以治年之凶荒，令邦移民就谷。旅师、遗人皆士，廪人有下大夫二人，则赈贷存恤之事，必有大夫士以主之，即诗所谓之子者也。劬劳于野，言之
译夏屋渠渠，传文没有详细注解，只说“夏是大”。笺解说：“屋是器具。”意思是说国君起初对我厚设礼食，大量准备食物来款待我。王肃认为“屋是立在先君前的祭器，食物是受自当今国君”。朱熹《诗集传》颇采用王肃的说法，然而根据上下文的义理来推求，王肃的说法终究不太妥当。逸斋《补传》认为《左传》中“有酒如渑，有肉如陵”、“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古人尚且用山川来比喻饮食，那么用“夏屋”来比喻也就不过分了。他的说法似乎有理，阐发了郑玄的意思，然而没有证据。查考《鲁颂》中“笾豆大房”，传文说：“大房，是盛放半只牲体的俎。”笺解说：“大房，是玉饰的俎。”它的形制足之间有横木，下面有支撑，似乎像堂后有房。然而《国语·周语》中“王公立饫礼，则有房烝”，注引《颂》诗说“将牲体半解，升放到房上”，那么《风》诗中所谓的“夏屋”，就是《颂》诗中所谓的“大房”。因为形状相似而比作房，也就因为形状相似而比作屋。只是“大房”是宗庙祭祀所用，“房烝”是天子宴请诸侯的礼仪，不是国君用来款待大夫的。推测秦国地处偏远，曾经僭越使用这种礼仪来款待大夫吗？“立饫”之礼，摆设几案而不倚靠，酒杯满溢而不饮用，并非那种肢解牲体可以共同饮食的场合。或许那个人初次见面时，特意设置这种礼仪来优待他，平常吃饭则不是这样。所以下章说：“每餐四簋。”“每餐”是指平常的饮食。《仪礼》中“公食大夫礼”设置六簋，那里说的是在国君处用餐，这里说的是在私家用餐。《东门之杨》的序言说“婚姻错过时节，女子不跟随男子”。《易经·大过》九二爻辞：“枯杨生出新芽，老夫得到年轻妻子。”九五爻辞：“枯杨开出花，老妇得到年轻丈夫。”二、五都是阳爻，用杨树来象征，那么杨树是用来比喻男子的。春气发动，杨树最先发芽，所以用来比喻男子先于女子。然而杨树容易生长也容易衰老，起初枝叶茂盛，继而叶片稀疏，最终至于枯落，所以说“后时”。
卫懿公灭亡时，王室不能救援，而齐国去救援，礼乐征伐不再由天子决定，所以《卫风》以《木瓜》作为终结[《木瓜》紧接《王黍离》，这是世道升降的交汇点]。陈灵公被弑时，中原各国不能讨伐，而楚国去讨伐，礼乐征伐从此不再由中原各国主导，所以《风》诗以《泽陂》作为终结。
《诗经》始于周公、召公，显示出缔造周朝的是这两位公爵。《国风》终于周公，《大雅》终于召公，显示出二公不再作为，周朝就不可为也。春秋时期能像周公、召公那样的人，大概只有孔子吧？与我妇子一起，是勤于耕种。寻找柔嫩的桑叶，是从事女红。女子心中悲伤，是重视婚姻。继承武功，是教导战事。堵塞北墙、糊好门窗，是居住安稳。采摘苦菜和新樗，是饮食节制。感叹我的妇子，幼小的有所成长。酿造春酒，老年的有所供养。入宫执行公事，是役使百姓合乎时宜。修筑场院收纳庄稼，是万物宣告完成。献羔羊祭韭菜，是疫病不降临。于是举行乡饮酒礼而端正长幼次序，进入学校而尊贤使能，文雅美好啊，王道成就了。
诗说卷下
将常棣比作兄弟，同根之荣，没有偏枯萎谢。兴起伐木来比喻朋友，众力聚集，没有废弃的功效。所以安乐而抛弃兄弟，是自断根本；富贵而抛弃朋友，是自剪辅助。
文王对待混夷，起初命令南仲讨伐他们。既然在朔方筑城，抵御他们，又派遣戍守的军队来守卫他们。观看《采薇》、《出车》、《杕du杜》三章，筹划的次第，防御的精密，尚且可以想而知。从此以后，一次败坏于穆王，再次败坏于宣王。穆王北伐时，将畎夷迁徙到太原，那么朔方的险要，我们与敌人共同拥有，而防御不足以依赖了。宣王北伐时，仅仅到达太原，不修筑城墙，不设置戍兵，他的计策本来就已经疏漏了。而又东征西讨，在千亩自挫威风，那么畎夷有不窥探其空隙而动心的吗？幽王的祸患，我本来就在宣王时占卜到了。
敖在郑州荥泽县西十五里，《左传》所说的在敖前设置七层埋伏就是这里。又《左传》说晋军在敖、鄗之间，郡县志说敖、鄗是两座山的名字。《通鉴地理通释》引《诗经》作为证据，而《国语·周语下》又有杜伯在鄗射周王的记载。《周春秋》也说宣王会合诸侯在圃田打猎，杜伯从道路左边射周王。难道圃就是圃田，鄗就是敖鄗的鄗吗[郑玄笺注：甫草就是圃田]？只是《周春秋》又说射中周王心脏折断脊背而死，考察诗词与此不类似。凭意推测，杜伯是公子彭生之类的人。襄公见到彭生并没有死，杜伯射王大概也未必死。而且《国语》只说射王，没说王死，难道《周春秋》是附会来说死的吗？韦昭注鄗为鄗京，不知依据什么，暂且保留此说以待博学高雅的人论定。
鸿雁之子出征，传文说是侯伯卿士。《诗本义》说是使臣。朱熹《诗集传》说是流民自相称呼。查考《周礼》地官中县都的委积，用来等待凶荒，旅师用粟米，春天分发秋天收敛。凡是新附居民的治理，都听从旅师，使他们没有征役。廪人掌管九种谷物，用来治理年成的凶荒，命令邦国移民就谷。旅师、遗人都是士，廪人有下大夫二人，那么赈贷存恤的事情，必定有大夫士来主持，就是《诗经》所说的“之子”。劬劳于野，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