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元城语録
杂家类三
杂说之属
提要
（臣）等谨案《元城语録》三卷，宋马永卿编。永卿字大年，扬州人流寓铅山。据《广信府志》知其尝登大观三年进士。据所作《懒真子》知尝官江都丞、浙川令、夏县令。又称尝官闗中，则不知何官矣。徽宗初，刘安世与苏轼同北归。大观中寄居永城，永卿方为主簿，受学于安世，因撰集其语为此书。安世之学出于司马光，故多有光之遗说。惟光有疑孟，而安世则笃信之，亦足见君子之交不为茍同矣。其中艺祖制薫笼一事，周必大《玉堂杂记》谓其以元丰后之官制加之艺祖之时，失于附会。然安世非妄语者，或记忆偶未确耳。李心传《道命録》又论其记程子谏折栁事为虚，谓程子除说书在三月四月二日方再具辞免，四月上旬非发生之时云云。然四月上旬与三月相去几何，执此以断必无方春万物发生不可戕折之语，则强辨非正理矣。安世风裁岳岳，气节震动天下。朱子作《名臣言行録》，于王安石、吕恵卿皆有所节取，乃独不録安世。董复亨《繁露园集》有是书序曰：「朱文公《名臣言行録》不载先生，殊不可解。及阅《宋史》，然后知文公所以不録先生者，大都有三。盖先生尝上疏论程正叔，且与苏文忠交好，又好谈禅。文公左袒正叔，不与文忠，至禅则又心薄力拒者，以故不録其说，不为无因。是亦识微之论。」然《道命録》备载孔平仲诸人弹论程子疏议以示讥贬，独不载安世之疏，不过于孔平仲条下附论其不知伊川而已。盖亦知安世之人品，世所共信，不可动摇，未敢丑诋之也。近时有安邱刘源渌者，作《冷语》三卷，掇拾伊洛之糟粕，乃以卫道为名，肆言排击，指安世为邪人，谓其罪甚于章惇、邢恕，岂非但有朋党之见，絶无是非之心者欤？要之，安世心事如青天白日，非源渌一人所能障蔽众目也。《行録》一卷，明崔铣所续编。大名兵备副使于文熙。又补缀其文，旧本附语録之末，今亦并存之，庶读者知安世之行，益知证安世之言焉。至语録之中，时有似涉于禅者，此在程门髙弟游、杨、吕、谢之徒，朱子亦讥其有此弊，是不必独为安世责，亦不必更为安世讳矣。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刘元城语録解原序
余观马永卿所著《元城先生语録》：呜呼！前辈不复见矣。使余读之，至于三叹息也。余考先生所学所论，皆自不妄语中来。其论时事，论经史，皆考订是非，别白长短，不诡随，不雷同，不欺于心，而终之以慎重。此皆不妄语之功也。司马温公《心法》先生，其得之矣。绍兴丙子八月，范阳张九成序。
仆家髙邮，少从外家张氏诸舅学问。五舅氏讳枞，字圣作；七舅氏讳桐，字茂实；九舅氏讳楫，字济川。大观三年冬，将赴亳州永城县主簿，七舅氏戒仆曰：“永城有寄居刘待制者，汝知之乎？”仆谢不知，舅氏因为言先生出处起居之详，且曰：“汝到任可以书求教。”仆到任之次日，因上谒，三日以书求教。先生曰：“若果不鄙，幸时见过。”仆因三两日一造门，后数月，先生以仆为可教，意亦自喜，尝曰：“某在谪籍，少人过从。贤者少年初仕宦，肯来相从，愿他日无负此言。”是时先生寓于县之回车院，年六十三四，容貌堂堂，精神言语雄伟闿爽。每见客，无寒暑，无早晏，必冠带而出。虽谈论踰时，体无欹侧，肩背耸直，身不少动，至手足亦不移。噫，可畏人也！仆从之学凡一年有余。后先生居南京，仆往来数见之，退必疏其语。今已二十六年矣。仆既不能卓然自立，行其所学以追前辈，已负先生之托矣。若又不能追録先生之言，使之泯絶，则仆之罪大。仆懐此志久矣，独以奔走因循，欲作复止。比因窃録祠廪，晨昏之暇，辄追録之以传子孙。葢以仆声名之微，不能使他人之必传也。先生元城人，讳安世，字器之事，在国史。绍兴五年
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元城语录
杂家类三
杂说之属
提要
臣等谨按《元城语录》三卷，由宋代马永卿编纂。马永卿字大年，扬州人，客居铅山。根据《广信府志》记载，他曾在宋徽宗大观三年考中进士。根据他所著的《懒真子》可知，他曾担任江都丞、浙川县令、夏县令等职。书中又提到他曾任职关中，但具体担任什么官职则不清楚了。宋徽宗初年，刘安世与苏轼一同从北方归来。大观年间，刘安世寄居在永城，当时马永卿正担任主簿，向刘安世求学，于是搜集整理刘安世的言论编成此书。刘安世的学问源自司马光，因此书中多有司马光的遗说。只是司马光对《孟子》有所怀疑，而刘安世则笃信《孟子》，这也足以说明君子之间的交往不会苟且附和。其中关于宋太祖制作薰笼一事，周必大在《玉堂杂记》中指出，这是将元丰年间的官制附会到宋太祖时期，属于牵强附会。然而刘安世并非妄言之人，或许只是记忆偶有不确罢了。李心传在《道命录》中又论述他记载程子劝谏折柳之事为虚构，说程子被任命为说书官是在三月或四月初二日才再次上疏辞免，四月上旬并非草木萌发之时等等。然而四月上旬与三月相差无几，据此断定当时一定没有“方春万物发生，不可戕害折损”这样的话，则是强词夺理，并非正论。刘安世风骨高峻，气节震动天下。朱熹编写《名臣言行录》，对于王安石、吕惠卿都有所节录选取，却唯独不收录刘安世。董复亨《繁露园集》中有此书的序言说：“朱文公《名臣言行录》不记载先生，实在令人不解。等到阅读《宋史》，才知道文公不收录先生的原因，大致有三点。因为先生曾经上疏议论程正叔，且与苏文忠交好，又喜欢谈论禅理。文公偏袒程正叔，不认同苏文忠，至于禅理更是内心鄙薄、极力抗拒，因此不收录他的言论，并非没有原因。这也是洞察细微的评论。”然而《道命录》详细记载了孔平仲等人弹劾程子的奏疏以示讥讽贬低，却唯独不记载刘安世的奏疏，只是在孔平仲的条目下附带议论他不懂伊川罢了。这大概也是知道刘安世的人品，世人共同信服，不可动摇，不敢丑化诋毁他吧。近代有一位安丘人刘源渌，写了《冷语》三卷，拾取伊洛学派的糟粕，却以捍卫道统为名，肆意攻击，指斥刘安世为邪人，说他的罪过比章惇、邢恕还重，这难道不是只有朋党之见，完全没有是非之心吗？总之，刘安世的心事如青天白日般光明，不是刘源渌一人所能遮蔽众人眼睛的。《行录》一卷，由明代崔铣续编。大名兵备副使于文熙又补缀其文，旧本附在《语录》末尾，现在也一并保存，希望读者了解刘安世的品行，更能印证刘安世的言论。至于《语录》中，有时似乎涉及禅理，这在程门高弟游酢、杨时、吕大临、谢良佐等人中，朱熹也讥讽他们有这种弊病，这不必单独归咎于刘安世，也不必再为刘安世隐讳了。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刘元城语录解原序
我观看马永卿所著的《元城先生语录》：唉！前辈不再出现了。让我读它，以至于三次叹息。我考察先生所学所论，都源自不妄语。他议论时事，议论经史，都考证是非，辨别长短，不诡随附和，不随声附和，不欺骗内心，最终以慎重结束。这都是不妄语的功劳。司马温公的《心法》，先生是领悟了。绍兴丙子年八月，范阳张九成序。
我家在高邮，年少时跟随外家张氏各位舅舅求学。五舅名枞，字圣作；七舅名桐，字茂实；九舅名楫，字济川。大观三年冬天，我将赴任亳州永城县主簿，七舅告诫我说：“永城有一位寄居的刘待制，你知道吗？”我回答说不知道，舅舅于是详细讲述先生的出处起居，并且说：“你到任后可以用书信求教。”我到任的第二天，于是去拜见，三天后用书信求教。先生说：“如果你真的不鄙薄我，希望时常来相见。”我于是每隔两三天去一次门，后来几个月，先生认为我可以教导，心里也很高兴，曾说：“我在贬谪籍中，很少有人往来。贤者少年初出仕，肯来跟随我，希望日后不要辜负这句话。”当时先生寓居在县城的回车院，年龄六十三四岁，容貌堂堂，精神言语雄伟开朗爽快。每次见客，无论寒暑，无论早晚，必定穿戴整齐才出来。虽然谈论超过一个时辰，身体没有歪斜，肩背耸直，身体几乎没有移动，甚至手脚也不挪动。唉，真是令人敬畏的人啊！我跟随他学习共一年多。后来先生住在南京，我往来几次见到他，退下后必定记录他的言论。现在已经二十六年了。我既不能卓然自立，践行所学以追随前辈，已经辜负了先生的嘱托了。如果不能追录先生的言论，使其泯灭断绝，那么我的罪过就大了。我怀有这个志向很久了，只是因为奔波因循，想写又停止。近来因为窃录祠禄，早晚闲暇时，就追录下来以传给子孙。大概因为我的声名微弱，不能使他人必定传扬吧。先生是元城人，名安世，字器之，事迹在国史中有记载。绍兴五年
●钦定四库全书
元城语录解卷上
（宋）马永卿编（明）王崇庆解。
仆初见先生，先生问仆乡里，且曰：“王巩安否？”仆对曰：“王学士安乐。”来赴任时，尝往别，之后两日，知县詹承议辅语仆曰：“适见刘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问：“何以得之？”公曰：“后生不称前辈表徳，此为得体。”又曰：“此公极慎许可，吾友一见已蒙称道，此可重也。”王学士字定国，从先生学，居于高邮【解曰：此马永卿受教元城之始，今夫前辈表徳，称不称顾何足怪，而元城取焉。葢其一念忠厚之发，终身徳业之地于是乎在，不但为得体而已。呜呼！彼有童心未除，客气未降，而方傲视尊长，抗礼父兄，甚者从而毁焉，谓永卿之罪人非与】
仆见后三日，仆献书求教先生。再读之，似有喜色，且以言见谢。仆因问立身仕宦之道，先生问余家属毕，曰：“贤俸禄薄，当量入以为出。”仆复问请益，先生曰：“《汉书》云：‘吏道以法令为师’，有暇可看条贯。”又曰：“不独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仆归检《汉书》，前语出薛宣传。先生之意，以仆初出场屋，行已或犯法，且为吏所欺，故有此言【解曰：此元城不得已而从俗，不得已而以吏教人者也。今夫吏道以法令为师，固也。不曰儒道以六经为师也乎？不曰儒道以仁义为师也乎？是故闻有积不善而罹殃者矣，未闻躬行仁义而犯法者也。闻有不理绳墨而失身者矣，未有潜心圣经而得非报者也。乃以吏道倡如吾儒六经仁义，何故？愚尝以为六经仁义不独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故知元城不行已而从俗者也。读者尚勿以为迂】
先生问仆旧治甚经，仆对治书。先生曰：「今之书乃汉所谓尚书，若复求孔子所定之书，今不见矣。」仆闻其言，色骇。先生曰：「汉承秦火之后，诸儒各以所学谈经，或得或失，然各自名家。自济南伏生以降，不独一人。就其中取之，独孔安国古文尚书尤胜诸家，则今之尚书是也。」仆曰：「其畧何如，可得闻乎？」先生曰：「止，如曰『若稽古』字，徃徃不同，不知近日士人如何解？」仆因举新经以对。先生曰：「此非金陵说乎？非但金陵之说非，而孔氏之说亦非也。」因令取注尚书，以手指语仆曰：「自此作《尧典》以《尚书序》也。旧典他序同在一处，孔氏移于诸篇之首。」又指《尧典》曰：「以下语仆曰：此两字乃篇题也。其下当为『粤若稽古』，『粤若』发语之辞也。稽，考也。言史氏考古有此事也。今孔氏以『若』为顺古道而行之，非也。」然此事贤卒未能解，可取前汉《儒林传》《艺文志》熟读之，则可见矣。仆后数日再见，且曰：「《尧典》之说果如先生之言。」因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窃恐今之尚书非古文也。」先生笑曰：「是也。古文尚书乃科斗，科斗变为大篆，大篆变为小篆，小篆变为隶书。所谓今文字，乃汉之隶书也。故《尚书序》云：『为隶古定』，其去科斗逺矣。」仆又曰：「『粤若』者，则所谓『越若来三月』是也。所谓『稽古』者，则所谓『惟稽古』是也。」先生曰：「然。今按《艺文志》注曰：『秦延君说曰：『若稽古』二三万言』，则是『曰若稽古』当作四字一句也。今乃以《尧典》曰为一句，『若稽古帝尧』为一句，非也。」秦恭字延君，信都人也，见《儒林传【解曰：此元城教永卿读书之大畧也。大段去古旣逺，则文必以渐而变，义必因人而更。惟二帝三王之大经大法，今载诸典谟训诰者，固皆定而可考也。是故书以道政事，然帝王之道心法既同，则亦不可以形迹泥矣。此在穷经者变通如何耳。是故以尧舜之揖让其道，未有増焉。以汤武之放伐，其道未有损焉，分定故也。若乃科斗篆隶之说，盖评经之书法云耳，非论经之道也】
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学问，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与老先生畧同。」先生呼温公则曰：「老先生。」呼荆公则曰：「金陵。
译钦定四库全书
元城语录解卷上
（宋）马永卿编（明）王崇庆解。
我初次拜见先生时，先生询问我的籍贯，并且问道：“王巩身体安康吗？”我回答说：“王学士安好。”我来赴任时，曾去向他辞行，两天后，知县詹承议辅对我说：“刚才见到刘待制说，新来的主簿是可以教导的。”于是我问：“他是根据什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先生回答说：“年轻人不称呼前辈的表字，这是合乎礼节的。”又说：“这位先生非常谨慎地给予赞许，我的朋友一见就受到称道，这值得重视。”王学士字定国，跟随先生学习，居住在高邮。【解说：这是马永卿接受元城先生教诲的开始。如今那些前辈的表字，称不称道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而元城先生却以此取悦于人。大概是他一念忠厚之心的流露，终身道德事业的根基就在这里，不仅仅是因为合乎礼节而已。唉！那些童心未除、傲气未降，反而傲视尊长、对父兄无礼，甚至进而诋毁的人，难道不是马永卿的罪人吗？】
我拜见先生三天后，我呈上书信请求教导。先生读了两遍，似乎露出喜色，并且用言语表示感谢。我于是询问立身处世和做官的道理，先生问完我的家庭情况后，说：“你的俸禄微薄，应当量入为出。”我又请求进一步指教，先生说：“《汉书》说：‘做官的道理以法令为师’，有空可以看看法令条文。”又说：“这不仅可以用来治理百姓，也可以用来保全自身。”我回家后查阅《汉书》，前面的话出自薛宣的传记。先生的意思，是认为我刚从科举考场出来，行为或许会触犯法律，并且容易受到官吏的欺骗，所以有这番话。【解说：这是元城先生不得已而顺从世俗，不得已而用官吏之道教导人。如今说做官的道理以法令为师，固然没错。难道不说儒者的道理以六经为师吗？难道不说儒者的道理以仁义为师吗？因此听说有积累不善而遭受灾祸的人，没听说亲身践行仁义而触犯法律的人。听说有不遵循法度而丧失性命的人，没听说潜心研究圣经而得到不好回报的人。竟然用官吏之道来提倡，如同我们儒家的六经仁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曾经认为六经仁义不仅可以治理百姓，也可以保全自身。所以知道元城先生不践行自己的主张而顺从世俗。读者千万不要认为这是迂腐。】
先生询问我过去治学的是什么经典，我回答说治的是《书经》。先生说：“现在的《书经》就是汉代所说的《尚书》，如果再去寻求孔子所确定的《书经》，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听到这话，脸色惊骇。先生说：“汉代继承秦朝焚书之后，各位儒生各自根据所学谈论经典，有的正确有的错误，然而各自成为名家。从济南伏生开始，不止一个人。从他们中间选取，只有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尤其胜过各家，就是现在的《尚书》。”我说：“它的大概情况如何，可以告诉我吗？”先生说：“罢了，比如‘若稽古’这几个字，往往不同，不知道近日的士人如何解释？”我于是举出新经的解释来回答。先生说：“这不是金陵的说法吗？不仅金陵的说法不对，孔氏的说法也不对。”于是让我取来注本的《尚书》，用手指着对我说：“从这里开始作《尧典》，以《尚书序》作为序言。旧本的《尧典》和其他序言在同一处，孔氏把它移到各篇的开头。”又指着《尧典》说：“以下的话对我说：这两个字是篇名。下面应当是‘粤若稽古’，‘粤若’是发语词。稽，是考察的意思。是说史官考察古代有这件事。现在孔氏把‘若’解释为顺从古道而实行，这是不对的。”然而这件事你终究没能理解，可以取前汉的《儒林传》《艺文志》熟读，就可以明白了。我几天后再次拜见，并且说：“《尧典》的说法果然如先生所说。”于是说：“《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字阅读它，因此兴起他的家族。’我私下担心现在的《尚书》不是古文。”先生笑着说：“是的。古文《尚书》是科斗文，科斗文变为大篆，大篆变为小篆，小篆变为隶书。所谓的今文字，就是汉代的隶书。所以《尚书序》说：‘为隶古定’，它距离科斗文已经很远了。”我又说：“‘粤若’，就是所谓的‘越若来三月’。所谓的‘稽古’，就是所谓的‘惟稽古’。”先生说：“对。现在按照《艺文志》的注释说：‘秦延君解释说：‘若稽古’二三万言’，那么‘曰若稽古’应当作为四个字一句。现在把《尧典》曰作为一句，‘若稽古帝尧’作为一句，这是不对的。”秦恭字延君，是信都人，见于《儒林传》。【解说：这是元城先生教导永卿读书的大概情况。大体上距离古代既远，那么文字必然逐渐变化，意义必然因人而异。只有二帝三王的大经大法，现在记载在典谟训诰中的，固然都是确定而可以考察的。因此《书经》用来记载政事，然而帝王之道心法既然相同，那么也不可以拘泥于形迹了。这在研究经典的人如何变通罢了。因此用尧舜的揖让之道，没有增加什么。用汤武的放伐之道，没有减少什么，因为分别确定所以如此。至于科斗篆隶的说法，大概是评论经书的书法罢了，不是论述经书的道理。】
先生于是谈到王荆公的学问，先生说：“金陵也不是平常人，他的操行与老先生大致相同。”先生称呼温公就说：“老先生。”称呼荆公就说：“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