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城语录解卷上

译他们质朴节俭，终身好学，不看重官职，这是相同的。只是学问有邪正之分，各自想要实行自己所学的罢了。而众人往往过分地诋毁这个人，这是君主不信任的原因，也是天下士人至今怀疑他的原因，因为那些言论不公正，越是诋毁他，君主就越是不信任。曾记得汉代大臣在君主面前议论他人的长短，都依据事实，朱云就是其中之一。我退朝后查阅朱云的传记，华阴守丞嘉上封事，推荐朱云担任御史大夫，朝廷将此事下达询问公卿，衡回答说朱云一向喜好勇力，多次犯法逃亡，学习《易经》颇有师道。我后来见到先生，便举出这番话，先生说：“是的。”人既有善也有恶，所以人既有毁谤也有赞誉。如果不称赞他的善行，反而一并视为恶行而加以诋毁，那么人们必定不会相信，即使真的有那样的恶行。所以攻击王安石的人，只应该说他的学问乖僻，任用他必定会扰乱天下，这样君主必定会相信。如果认为他像桑弘羊那样用财利结交君主，像李林甫那样禁止他人进言以巩固地位，像卢杞那样奸邪，像王莽那样大奸大佞，那么人们就不会相信了。因为这个人一向有德行，天下人一向尊敬他，而君主考察后没有这些事，那么那些诋毁他的言论也就不会被相信了。这是进言者的大忌【解说曰：元城公议论王安石，是为了尊崇司马光。其实司马光、王安石哪里能相同呢？然而说大致相同，就已经抓住了要点。他说质朴节俭，终身好学，不看重官职，从当时来看，两位公似乎有相同之处。不知道两位公所学习的真诚与否，这也相同吗？并没有。现在仅就一件事就有足以证明的，所以蓬头垢面不符合人情。质朴节俭的人本来是这样吗？在家争夺墩子，当时舆论评价如此。不看重官职的人本来是这样吗？由此可知王安石与司马光，名声虽然大致相同，但内心实际上相差悬殊。这就是真诚与不真诚之间的区别，不可不仔细考察。然而他博学多才，应当也有不可诋毁的地方，而人们却往往诋毁他，那么他的执拗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才说：元城公议论王安石，是为了尊崇司马光】

译先生问我道：“世人之所以归罪于王安石，是为什么呢？”我回答说：“是因为他推行新法。”先生说：“这只是一件事罢了，他造成的巨大祸害，并不在此。况且论起新法，大多是周成王时期的法度，而且五帝的法度尚且各不相同，王安石却把周成王的法度施行于本朝，这是为什么呢？况且祖宗之所以不制定过多的法令，正是担心官吏借此扰民。正如庄子所说：‘打破量器，折断秤杆，百姓就不会争夺。’如果天下人都像庄子那样，自然就不会争夺；如果天下的官吏都像王安石那样，难道还需要向人索取钱财吗？”我说：“所谓的大害，是什么呢？”先生说：“正是在于开启了侥幸求进的道路。好比一间大屋子里聚集了天下的珍宝，只有一个门，门前有一条正路，非常宽阔，但极其迂回遥远，难以到达。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却走这条路的，一定有人劝阻他。然而这间屋子又有几条偏僻的小路可以到达，有几个小门可以进入。自古以来的圣君贤臣，同心协力极力关闭这些小门，如果有从邪路来的人，就拒绝他，使他不能进入，有时偶尔放一两个人进去，也不至于造成很大的祸害。如果广泛地打开这些小路，大开这些小门，那么人们就会乘此捷径而入。自从这个小门打开之后，就不再可以关闭了，何况还有人在屋子里招引他们呢？”嘉佑末年，天下的弊端在于政令松弛，王安石想要推行新法，担心州县官吏怠慢轻忽，因此提拔任用新进少年，侥幸求进的道路从此就开启了。又教唆君主使用施恩作威的手段，所以有不按常规用人，以至于特旨、御前处分、金字牌、一时指挥之类，纷纷而出，作为赏罚的手段，成为君主的权柄。况且这个权柄由君主自己掌握是可以的，如果形势必然导致被奸臣窃取，那么赏罚纲纪就会大坏，天下想要不混乱，可能吗？【解说：元城先生评论王安石引用新进之士，轻易改变纲纪，他的言论非常恰当，没有可以再议论的地方。那么王安石得罪当世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然而说‘教唆君主作威作福的手段’，似乎稍有阻碍。为什么呢？威福，是君主的大权，怎么可以一天没有呢？也说‘教唆他’吗？然而他加了一个‘术’字，那么还有可以推托的地方。《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作威，只有君主可以作福。’是说政令在君主手中。又说：‘臣下不可以作威作福。’是说权柄不可以下移。王安石却教唆他以术，那么违背正道、违逆人性的事情就多了。这是元城先生讥讽他作为大害的原因，并不是过分了】

先生平常也谈论佛教，常说：“孔子的话，和佛的话互为始终。孔子的话说：‘不臆测，不绝对，不固执，不自私。’佛的话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他们的话次序好像出自一人。只是孔子以三纲五常为道，以治理百姓为心，所以对于色空之说略微开启端绪，想要让人自己领悟罢了。况且孔子的心，就是佛的心。假如天下没有三纲五常的道，那么祸乱就会大作，人将没有活口，这难道是佛的心吗？好比州县长官不处理政事，而郡县大乱，却去礼佛、诵经、闭门坐禅，认为学佛可以吗？所以儒、释、道、神四者，他们的心都是一样的，只是门庭设施不同罢了。”先生说：“古今大儒因为著论毁谤佛法，大概是有原因的。况且那边尾重，这边首轻。现在作为儒家的弟子，应该各自主持自己的教化，使它不过于沉重罢了。况且三教好比鼎的三只脚，只让一只脚大可以吗？那么鼎一定会翻倒。”况且所谓的佛法，到底是什么呢？凡是可以言说的，都是有为法。称为有为法，那么就有成有败。然而万物的道理，盛极必衰。所以佛法太盛，那么不仅成为我们儒家的弊病，也成为佛法的大祸。那些世间的小儒，不知道这个道理，看见前辈有时毁谤佛法，也跟着诋毁，认为佛法都没有值得采纳的地方，这是不对的。樵夫牧童的话，圣人都要选择。况且佛法难道还不如樵夫牧童的话吗？而圣人，是尧、舜、周公、孔子。他们却自视以为超过尧、舜、周公、孔子，这是好大的毛病，与沉迷佛教以至于谄媚佛教同属一类【解说：这一段恐怕是元城先生诚意未化的地方，不然就是永卿附会他人的话，失去了真相。我不敢曲意回避，巧言掩饰，这也是我们儒家所共同认同的吧？】现在道只有一个罢了。佛家看见了，称之为寂灭；道家看见了，称之为虚无；这是把道分为二了。把它分为二的，就是非道。非道也就不可说了。现在看他们的话：“孔子的话，佛的话互为始终。”不知道所谓“互为始终”是怎样的？又说：“他们的话次序好像出自一人。”门人记录孔子所说的“意、必、固、我”，是人的私心，而孔子则完全没有这些，并不是梦幻泡影的意思。那佛说的“无我、无人”等，是说万法皆空。正因为这样，所以断绝妻子、离开人群、为丧、耳目、大乱之道，相差太远了。把它们相比而同视，不是过分了吗？况且说：“儒、释、道、神，他们的心都一”，难道有心既一而道却不同的吗？又说：“只是门庭设施不同。”既然说设施不同，又怎么可能有体段相同的呢？唉！率领天下的人，参杂异同的变化，危害天理的正道，一定从这些话开始了。我不可以不评论】

先生接着说到

译东坡先生说：“士大夫只看他在朝廷中的重大节操如何？如果重大节操一旦亏损，那么即使有细微的善行也不足以抵赎。”东坡在朝廷中的重大节操非常可观，才识高远广博，只相信自己。在元丰年间不被元丰朝所容，有人想杀他；在元祐年间虽然与老臣们议论，也有不合之处，不是那种随时迎合上下的人。我又问：“东坡称先生喜欢谈论禅理，为什么呢？”先生说：“不是这样。北归时与东坡同路，非常亲切，所以闲暇时日多谈论禅理。”我曾担忧士大夫多把这件事当作戏谑，况且这件事是佛教究竟的法门，怎么可以戏谑当作一笑的资料呢？这也应该警戒【解释说：永卿的详细情况不可考证，然而看他以东坡称先生喜欢谈论禅理为问，那么他的微意也就自然可以窥见了。而元城却把它视为究竟，又说“这也应该警戒”，我不理解元城师从孔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虽然这或许也是一条道理。常情必定有所见然后心才有定，必定心有所定然后心才没有牵累。那佛教的道理说万法皆空，那么那些急于追求富贵、忧虑贫贱的人从而品味、审视，也就因此熄灭念头而淡化心了。元城谈论禅理莫非是为了这个？不然，我又怎么敢知道呢】

译先生说：“金陵（王安石）有‘三不足’的说法，你听说过吗？”我说：“没听说过。”先生说：“金陵在朝廷掌权时，有人起来攻击他。金陵驳斥众人的议论，向皇帝进言说：‘天象的变异不值得畏惧，祖宗的成法不值得效法，众人的议论不值得顾虑。’这三句话，不仅给赵宋皇室带来祸患，更是给万世带来祸患。老先生（司马光）曾经说：君主的权势，天下没有能与之抗衡的。如果君主有错误的举动，臣子想要挽回，一定要思考有比这更重大的理由，或许才能挽回。天子是天帝的儿子。如今天象变异就是天帝的愤怒，必然会有灾祸，或许可以借此挽回。现在却教唆君主不畏惧天象变异，不效法祖宗，不顾虑众人议论，那么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我说：“这话说是万世的祸患，或许有办法禁止并断绝这种说法，使它不流传到后世吗？”先生说：“怎么能断绝呢？这话一出口，天下没有不听到的，不如著文明确辩驳，说：‘这是祸害天下后世的话，即使听到了也一定不要听从。’譬如毒药，无法断绝，但神农和历代名医都说：‘这是毒药，是什么形状颜色，吃了必定杀人。’所以后人见到并认识它，就一定不吃。现在如果断绝它，不告诉别人，既然不能断绝，而人们误食了，就死了。”先生又说：“‘巴揽’这两个字，你可以记取，极有深意【解曰：元城评论金陵“三不足”的说法，足以误导百姓，祸害后世，他的用意很好，这正是金陵所说的固执己见。君主拥有天下，是承受于上天，传承于祖宗，依靠于谏言议论，自从尧舜以来，没有人违背，却说不足以畏惧，那畏惧的是什么？说不足以效法，那效法的是什么？说不足以顾虑，那顾虑的是什么？所以说：这正是金陵所说的固执己见】

先生和我谈论言行出处，并且说：“绍圣初年，我被贬谪到岭南，到了岭南后，向北眺望中原，感慨地自忖，带着父母留下的身体投奔炎热的荒远之地，恐怕不能活着回来。忽然想起老先生说的话：‘北方人在烟瘴之地，只有断绝嗜好欲望才能不死。’当天就断绝了，直到今天再也没有恢复。况且大丈夫自己发誓不做，就停止罢了，何必用方法呢？”赵清献（赵抃），是本朝的一位名臣，想要断绝欲望而不能，就把父母的画像挂在卧床中，并且躺卧在下面，让父母穿着冠服监视，不也太亵渎了吗？从前陶潜作《归去来辞》，就径直回家，而王羲之却在父母坟前发誓，并且做官？难道做官是不好的事，只看行为如何罢了。如果做官对社稷百姓有益，那比独善其身好多了。大概先生的意思，是想把自己比作陶潜，而把赵清献比作王羲之【解曰：这一段显示元城不背叛他的老师，不忘记他的亲人，这是他诚心所致的行为。所以养生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知道如何减少欲望，就知道如何养生了。然而说：‘当天就断绝了，直到今天再也没有恢复’，那么有非元城不能做到的，所以我说是诚心所致的行为】

先生说：“金陵在担任侍从官时，与老先生非常交好。当时淮南杂说流行于世，天下推崇尊重它，把它比作孟子。那时又有老苏（苏洵），被比作荀子。只是后来担任执政官，与老先生议论不合罢了。”老先生曾经对金陵说：“介甫（王安石）推行新法，却引用一副职小人，有的在清要职位，有的在监司职位，为什么呢？”介甫说：“方法刚开始推行时，旧时的人不肯向前，因此用一切有才力的人。等法推行已成，就驱逐他们，却用老成的人来守护。所谓智者推行，仁者守护。”老先生说：“介甫错了！君子难以进用容易退避，小人相反。如果小人得势，怎么能去掉呢？如果想要去掉，必定成为仇敌，将来会后悔的。”介甫沉默不语，后果真有出卖金陵的人，虽然后悔也来不及了【出卖金陵的人，是吕惠卿字吉甫。○解曰：金陵引用新进之人，变更朝廷章程，是他最大的错误。看温公所说的“将来会后悔”，他的见识深远啊。唉，他的真诚而明达吗？明达而真诚吗？金陵虽然将后悔，他能够吗】

先生说：“臣子向君主进言，应当估量他的能力，就进言。如果太紧迫逼迫，或者一旦决裂，祸患一定很大。不如平时从容地讽谏，使不要太过分就可以了。”哲宗皇帝起初锐意于学习，一天经筵讲完，在一个小轩中赐茶。皇上于是起身折了一根柳枝，其中讲筵的臣子是位老儒，起身劝谏说：“正值春天万物生长繁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扔掉柳枝，脸色不平。老先生听说后不高兴，对门人说：“使君主不想亲近儒生的，正是这种人。”叹息了很久【老儒就是伊川先生程颐，字正叔。○解曰：程子作为讲官劝谏折柳一事，是为了培养君主好生之心，这叫做因事纳忠，易经所说的自牖。元城从而贬低他，并且称他为老儒，那么元城在体认天理的功夫上，我恐怕他离程子远矣。所以我深深为元城惋惜】

先生说：“天下的事，不可以一概而论。就以饮酒一事来说，《本草》说：‘三人早起赶路，其中一人独自活下来的，是因为饮酒的缘故。’况且冬天早起赶路，冒着寒冷必定生病，所以借助酒酷烈的气息来抵御它。我刚到南方，有一位高僧教我

译他说：“南方地热，而酒性也大热。《本草》所说的‘大海虽冻，而酒不冰’。如今岭南烟瘴之地，再加上饮酒，必定会引发疾病。所以疾病的症状，使人全身发黄，这是热到了极点。”因此我过岭后就戒酒，虽然历经水土恶劣虚弱、他人必死的地方，我却安然无恙。如今北归已经十年了，未曾有一天患过瘴气，这就是戒酒的功效。所以我常对别人讲这件事，想要大家都了解。如果这类人中有说酒可以避瘴的，只是看到初到炎热之乡，借此来抵御瘴气，似乎有效，却不知道日久积热在五脏之间，无法救治。如果北方人能戒绝酒色两件事，即使在炎热之地，有什么害处【解释说：圣人无欲，贤者少欲，众人多欲，这固然是自然的道理，但也由人的品格所限制。元城到岭海，以酒色为戒，这也是保全身体的一节。保全身体是为了尊重亲人，是孝道的开端。然而君子节制欲望保全身体，难道一定要到岭海才戒吗？我也未能控制欲望，所以饮酒多失之无度。读元城的训诫，深有警惕】

译先生曾问我是否参禅？我回答说也曾有过这样的事，只是未能深入罢了。先生说：“所谓‘禅’这个字，在六经中也有这样的道理，只是不叫它禅罢了。至于佛，是窥见了这个道理而改换了名称。等到达摩从西方来，这种说法大为流行。不知道我的朋友在世间，对于所谓的话头，也略有所闻吗？”我回答说：“在相识的人中，喜欢参究‘柏树子’公案的。”先生又问我的朋友如何解释？我无法回答。先生说：“根据这件事，是不容许用言语表达的，但依我所见，孔子不回答是对的。况且西来的意旨不必去问，话头也不必去回答。然而向上的老和尚喜欢戏弄人，所以用不回答来回答。所谓‘柏树子’，不过是拴驴的木桩罢了。后人不知道，只守着树，后来去寻找祖师西来的意旨，真可一笑。”又说：“佛法到了梁代就衰败了，人们都执着于色相。至于梁武帝作为君主，不懂得治理百姓，以至于天下大乱，这难道是佛的本意吗？大概佛法如果只执着于色相，那么佛法就有被消灭的道理。达摩从西方来，他的学说是不执着于色相，如果他不来，佛法的灭亡早就发生了。又因为上等根器、聪明悟性的人，大多喜欢他的学说，所以他的学说得以流传。我南迁，虽然平日从吾儒和老先生那里得力，但也不能说在这件事上没有得力。世间的事有比生死更大的吗？而这件事专门理会生死，有了见地，那么对于贵贱祸福就看得轻了。况且就像人能担得起百斤，那么五六十斤就极轻了。这件事老先生极通晓，只是口中不说罢了。大概这件事极关利害，如果经常谈论，那么人们会说平生只信奉佛法。所谓五经，不能让人明白生死的道理，所以做儒者不可以只谈佛法，这是为了维护孔子的地位。”又不明根本的人，认为寂寞枯槁才是佛法，至于三纲五常不是佛法，不肯用心。又有更下等的，又拘泥于报应因果的说法，不修人事，政教错乱，生灵涂炭，其祸害大概有说不尽的。所以我平生未曾与人谈论的，也是基于老先生的告诫。【解释说】元城用参禅的话头问永卿，可惜永卿没有深入研究圣学，不能用正道回答，所以元城谈禅的癖好，也是永卿有误导他的原因。正与邪不曾两立，说佛窥见了这个道理，这个理不是我们儒家的理。我看佛的学说，大体上认为人世是梦幻，生死是泡影，这是认物而遗性，不再讨论理的本然了。这怎么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呢？推而广之。必将使三纲五常沦灭无遗，那么它的私心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圣人所以说：“攻取异端，祸害就停止了。”大概不仅仅是一时的愤激。

先生平日都是庄重的言语，有一个雅致的戏谑，随意记下来。先生担任谏议大夫时，正值任命一位执政官，姓胡，名字不想记下来。先生再三论列，诏书没有下达。出朝时，刘贡父担任给事中，先生在朝路上遇见他，问说：“昨晚有什么诏书下达？”贡父说：“难道不是器之对新任命的人有不同意见吗？”先生说：“是的，如果迟疑不决，应当率领全体谏官攻击他。孔子所说的鸣鼓而攻之。”贡父应声说：“还以为是暗箭，原来是鸣鼓。”听到的人都笑了。先生素来严肃刚毅，也笑了，又说：“贡父善于戏谑，然而立身立朝极有可观之处，所以我与他交游。【解释说：元城听到贡父的戏谑而笑，也有包老笑比黄河清的意思，那么他平生严重不同流俗可知，然而贡父的善于戏谑，也是不值得取的】

先生与我谈论变法之初，我说：“神宗必定要变法，为什么呢？”先生说：“是有原因的。天下的法，没有没有弊端的。祖宗以来，用忠厚仁慈治理天下，到了嘉祐末年，天下的事似乎舒缓委靡不振，当时的士大夫也自己厌恶，多有文字论列，但其实天下的根本牢固。到了神宗即位，年轻，天资过人，读书一看就明白大意。这时看到两蕃不服，以及朝廷州县多舒缓，不及汉唐全盛时，每次与大臣论议，有不悦的神色。当时的执政从官中有识见的人，认为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园开辟，屋舍牢壮，财用充足，只是屋宇少装饰，器用少精巧，仆妾朴鲁迟钝，不敢作过，但有邻舍来相凌侮，不免岁时以物赠之，其来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当上意改革法度。只有王安石揣知上意，以身当之，用激切奋怒的话来打动上意，于是把仁宗朝看作是不治之朝。神宗一旦得到他，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改法之初，把天下公论称为流俗，内则太后，外则顾命大臣等，尚不能挽回，何况台谏侍从州县呢？只增加他的势力罢了。虽然天下的人群起而攻击他，而王安石不可动摇的，大概这八个字，我的朋友应当记住。”我说：“什么八个字？”先生说：“虚名、实行、强辩、坚志。当时天下的议论，认为王安石不做执政是委屈，这是虚名。平生行止没有可以指责的，虽然想诬陷他，君主相信吗？这是实行。在君主面前论议，贯穿经

译史书所载古今之事，无法穷尽追问，所以称为“强辩”。前世的大臣想要随意推行一件事，有时可以用生死祸福来恐吓他，使他收回成命；但这位老实人（指王安石）不能用这种方式动摇，所以称为“坚志”。正因为这八个字，他的变法才必定得以推行。在得到君主信任的初期，他与皇上如同朋友一般，只要有一句话意见不合，他必定当面驳斥，反复诘问辩难，直到让君主理屈词穷、处于弱势才罢休。等到元丰初年，君主的德行已经养成，加上大臣们对他尊崇敬仰，顺从他还来不及，他依然坦然自若，严正地划分君臣的界限，这与熙宁初年的情况相比大不相同了。【解释说：天下的法度贵在坚守而不贵在变更，观察金陵新法的推行，固然基于这八个字，但也因此误了他的一生】

译先生与我讨论唐史以及唐明皇信任姚崇、宋璟的事，先生说：“这两个人和张说是武后时期的宰相，不是明皇自己选用的，所以明皇对他们敬畏忌惮。至于张九龄等人，是明皇自己选用的，所以在任免上就轻率了。”我说：“君主任用宰相，一定要专一。明皇任用两位宰相很专一，所以能成就开元的治世。”先生说：“明皇仰着脸不回答，任命官吏虽然是好事，但还不够。”我说：“怎么说呢？”先生说：“明皇任用宰相是对的，但他把实情告诉宦官是不对的。让高力士真诚地告诉李林甫，固然可以。如果加上虚妄轻慢的话，那么李林甫从何去核实呢？何不把对高力士说的话当面告诉李林甫，这样君臣之间的情意就透彻明白没有疑心了。高力士与王毛仲关系不好，以至于上奏王毛仲怨恨不满的话，最终王毛仲被杀。那么君主不当面质问他的臣子，却喜欢和宦官密谈，没有不暗中玩弄权柄而扰乱天下的。这件事可以作为警戒，不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解说：明皇知道任用姚崇、宋璟是好的，却不能当面晓谕他们，为什么呢？以至于让宦官高力士传话。万一像元城先生所说加上虚妄轻慢的话，那该怎么办？那该怎么办？唉！这是拥有天下的人所应当谨慎的。一定要像古时候君臣在朝堂上直言进谏那样才可以】

先生和我谈论仁宗皇帝恭敬节俭。先生说：“仁宗的恭敬节俭出于天性，所以四十二年像一天一样始终如一。”《易经》所说的“有始有终”，常记得老先生说：“明皇即位之初，在前殿焚烧锦绣珠玉是不对的。”我说：“怎么说呢？”先生说：“世人认为明皇起初节俭，后来奢侈，怀疑两者相差极远，这种说法不对。这正是一种见识罢了。锦绣珠玉，是世间所有的东西，自己不喜欢就不使用，何至于焚烧它们？焚烧它们一定在前殿，是想让人知道，这是喜好名声的弊病。恭敬节俭不出于天性，而出于喜好名声，喜好名声的心意衰退，那么他的奢侈一定很厉害，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当时有见识的人看到他焚烧珠玉，就知道他晚年一定有弊病。如果仁宗就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大臣问安探病，就没有机会看到他的黄绸被子、漆制的唾壶。我回去查阅《唐史》，开元二年二月己未日在前殿焚烧锦绣珠玉，但当时有见识的人不曾询问他的姓名，至今认为是遗憾【解说：元城先生论说仁宗恭敬节俭四十二年始终如一，确实是君主的盛德。至于明皇开元二年二月己未日在前殿焚烧锦绣珠玉，就已经涉及喜好名声了。所以帝王以恭敬节俭为先，恭敬节俭以自然为贵】

先生和我讨论唐史，谈到明皇任用宰相。先生说：“从明皇任用韩休这件事来看，确实忠臣难以遇到，而奸佞之臣难以除去。假使君主知道某人忠，某人奸，也未必能任用忠臣而罢免奸臣。明皇明明知道韩休忠诚，却很快罢免他；明明知道萧嵩奸佞，却长期任用他。后来任用李林甫，更可笑。明明知道他的奸诈，却任用他十多年，直到死才罢免。君主只担心不能分辨忠奸，现在明明知道了，却这样，想要天下不乱，可以吗？”我说：“譬如人服药，不了解药性而误服，一旦醒悟，就一定会去掉它而改服良药。现在已知药有害人，因为它甘甜而长期服用；药有益处，因为它苦而去掉它，那么想要人不死，可能吗？”先生说：“即使是大无道的君主，也厌恶动乱灭亡，而明皇是中等才能的君主，知道奸邪却任用他，为什么呢？”我无言以对。先生说：“这是弊病在于左右的奸佞宠幸之人。所谓奸佞宠幸之人，就是妃嫔、宦官、外戚、宠臣。这些人都在君主左右可以进言。贤相不与奸佞宠幸之人交结，他们有所求取，就依法抑制他们，人人都与他们结仇，一定天天进谗言，而君主对他们的恩宠就日渐衰落了。奸臣则与奸佞宠幸之人交结，他们有所求取，就谨慎奉行，人人都感激他的私恩，一定天天赞誉他，那么君主对他的恩宠就日渐加深了。所谓进谗言，不是明显地进谗言，而是借着一件事，凡是能够构陷的，无所不为。所谓赞誉，不是明显地帮助，而是借着一件事，凡是能够结党营私的，无所不为。君主虽然想用忠臣而罢免奸臣，也不可能。况且君主罢免宰相，一定是积累怒气然后才罢免，不是一天的事。左右的奸佞宠幸之人最能揣测君主的喜怒，那些奸臣做宰相，难道没有一件事惹怒君主吗？但刚觉察到怒气，一定在奸佞宠幸之人那里得知，急忙补救，所以不至于积累怒气而罢免他。又君主不知道被左右之人逐渐侵蚀，只以为自己能进退大臣，不知道奸佞宠幸之人早就知道了。李林甫之所以做宰相二十年不被罢免，正是因为有高力士、安禄山、陈希烈等内外赞助的缘故。”我回去查阅唐书，如先生所说。开元十六年九月，萧嵩做宰相；二十一年三月，韩休做宰相；这一年十二月，萧嵩、韩休一同被罢免。开元二年五月，李林甫做宰相；到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死在任上。韩休做宰相时，明皇曾经照镜子，默默不快乐。左右说：“自从韩休入朝，陛下没有一天高兴，为什么自寻烦恼，不赶走他？”皇帝说：“我虽然消瘦，天下却富足了。萧嵩每次上奏

译顺从我的旨意，我退朝后便思虑不安；韩休陈述治国之道，多直言规谏，我退朝后思虑，天下必定安宁。我任用韩休，是为了国家社稷的打算。”《李林甫传》记载：“裴士淹与唐明皇评论宰相，谈到李林甫时，说：‘这个人嫉妒贤才、憎恨能人，举世无双。’裴士淹接着说：‘陛下如果真的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任用他这么久呢？’皇帝沉默不回答。【解释说：元城先生借唐明皇任用韩休这件事，指出忠臣难以遇到，奸佞之臣难以除去，这确实是至理名言。以我看来，夏商周三代以后，难道不都是这样吗，难道只有唐明皇如此吗？所以君主任用贤良、斥退不肖，必须以刚正明察为主导】

译先生曾说：“太祖皇帝即位后，曾命令后苑作坊制作熏笼，过了几天还没送到。太祖责问发怒，左右的人回答说：‘事情已下达尚书省，尚书省下达所属部门，所属部门下达具体科室，具体科室下达作坊，再次奏报又得到旨意，才依照程序下达制造，这才进献御用。因为经过各处办理程序，即使速度最快，也需要几天时间。’太祖愤怒地说：‘是谁制定这样的规章制度来约束我？’左右的人说：‘可以问宰相。’皇上说：‘叫赵学究来。’赵相到来后，皇上说：‘我在民间时，花几十文钱就能买到一个熏笼，如今身为天子，却几天都得不到，这是为什么？’赵普说：‘这是历来就有的规章制度，大概不是为陛下您设立的，而是为陛下的子孙设立的。如果后代子孙不按理制造奢侈物品，浪费钱财，因为经过各处办理程序，必然会有台谏官员来纠察。这规章制度的深意就在于此。’太祖非常高兴地说：‘这规章制度极好，如果没有熏笼，不过是件小事罢了。’后来法制败坏，从御前直接下达后苑作坊，不再经过朝廷程序，至今以此为例。”【解说：创业的君主一举一动都成为子孙的法则，看后苑制作熏笼，几天没送到，太祖的愤怒，按理说似乎难以平息，而赵普却用历来规章制度来回答，又说这是为陛下的子孙设立的，这也算是合乎情理了，太祖因此有所领悟也就理所当然了。《易经》说：‘通过窗户接纳简约的约定’，赵韩王就有这样的智慧。】

先生曾说：太祖皇帝非常喜爱读书，每晚在寝殿中阅读历代史书，有时直到半夜，只是别人不知道，他嘴上不说罢了。等到和大臣讨论事情时，说出一句话，往往能独自道出利害的实质。河东折氏、灵武李氏，自从五代以来世代镇守这些地方，两个蕃族畏惧他们，所以让他们世袭。大概太祖的意思是说：如果不让他们防守抵御，那么敌人入侵，首先破坏的就是世袭之地，这是他们本家子孙长久以来的产业，必定会爱惜，格外防备。如果把土地交给蕃族，不过让他们依旧世守；本朝一定会去处理。如果他们反叛，那么太原及陕西路的统帅就会抵御他们，不像安禄山那样兼任三路节度使，这策略极为得当。后来认为世袭不便，因为折氏平定河东有功，依旧保留，于是将李氏调任为陕西两镇的长官，因此失去了灵夏，至今成为祸患。又说：太祖与群臣从未进行过文雅的谈话，大概是为了激励将士的士气。如果自己也进行文雅谈话，那么将士就会以勇武刚健为耻，不肯效命。这是汉高祖溺死儒生帽子的用意。澶渊之战，真宗皇帝已经渡过黄河，走到浮桥一半时，高琼握着马缰绳说：‘这里正好叫宰相吟两首诗。’因为平时宰相王钦若、陈尧佐等人喜好诗赋，以此来轻视这类人，所以平时对他们有怨恨，才说了这话。”【解说：元城称赞宋太祖极好读书，这也是臣子宣扬祖宗至美之处。因为读书，所以论事各中要害。与群臣从未文雅谈话，以激励将士之气。恐怕太祖当时并没有这个意思，大概他质朴自然就是这样。却又说‘这是汉高祖溺死儒生帽子的用意’，尤其没有根据。】

元城语录解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元城语录解卷中

（宋）马永卿编（明）王崇庆解。

先生曾说：老先生每当朝廷政务有缺失时，只在君主面前极力陈述议论，从未与士大夫闲谈，认为那样没有益处。熙宁初年，曾写文章劝谏用兵，却没有留下草稿。然而我有幸在弟子之列，曾听到大致内容，认为中国与契丹为邻，就像富人与穷人邻居一样，用礼节对待他们，用恩惠结交他们，加高城墙，用刑法威慑他们。用礼节对待他们，那么国家每次有使节往来，有确定的规章制度，用礼数束缚他们。用恩惠结交他们，那么每年用剩余的物品让他们吃饱。加高城墙，那么平时讲和而不丧失边防准备。用刑法威慑他们，等到他们先侵犯边境，然后才应当用兵。现在却不这样做，这是富人爱惜邻家穷人的些小财物，开门邀请他们进来一起赌博。如果赢了，那么得到的都是微小低贱的东西，不足以影响富人财产的多少。如果输了，那么富人的房屋田地财物就都归穷人了。更何况赌博是穷人日常所从事的，是他们擅长的，而富人却不擅长。穷人日夜专等着富人和他们赌博，只是没有机会罢了。现在却自己先邀请并呼唤他们，穷人何其幸运啊！而且富人对待穷人，到了动用刑法的地步，那就是进入官府了。到了这一步就无计可施了。如果不到进入官府的地步，那就是好的了。况且官吏中清廉严明的人，常说富人仗势欺压穷人，所以穷人往往能占理。现在既然用兵，那么两国用兵的胜负取决于天意，哪里知道天意不像清廉严明的官吏那样公正呢？更何况边境没有空隙却率先发动战争，这是古今最大的忌讳，也就是官府所说的先动手打人。失败是必然的。这篇奏疏几千字，大概就是这样。”【解说：温公这篇奏疏现在也没见到全文，恐怕其大意也是帝王不治理荒远之地之类。所以深入治理它。崇庆往年任职云中，也有九件事呈给当权者，其中一条说：自古有两个国家，必定会有战争，没有彻底消灭对方的道理。关键看自己如何处置，用我的静止制约对方的行动，用我的充实攻击对方的空虚等等。然而惭愧自己轻率言论没有实效，没能付诸实用，每次面对草稿没有不叹息三次的。】

先生与我讨论霍光拥立宣帝的事情。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