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城语录解卷中

译先生说：“霍将军拥立宣帝，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博陆侯霍光的用意，也有他的考量。”我说：“怎么说呢？”先生说：“昭帝驾崩后，广陵王刘胥、燕王刘旦还在世，霍光商议立昌邑王，这两位王爷不得不与霍光争夺权力。昌邑王一旦诛杀了二百人，在街市上呼喊叫骂说：‘当断不断，反而遭受祸乱。’大概当时他们也想杀掉霍光，只是没有听说罢了。后来于是拥立宣帝，宣帝只有一身，外戚势力薄弱，只有许伯这位老宦官，容易控制，所以拥立他。藩王入宫继承皇位，必定亲信自己封国的臣子，就像汉文帝当天进入未央宫，夜里就拜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军，拜张武为郎中令，在殿中行走。况且卫将军和郎中令是汉朝的关键权位，所以文帝不隔一天就用亲信取代了原来的任职者。而陈平、周勃等人的重权，一下子被剥夺，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霍光拥立宣帝，正是因为他没有党羽。【解说：霍光拥立宣帝，正是因为他能够委任权力，得以趁势成就大事。至于有没有党羽，不必讨论了。然而从大义来说，臣子更换君主是不恭敬的，霍光拥立宣帝就是这样；君主夜里拜臣子为将是不懂礼体的，汉文帝在未央宫拜宋昌就是这样】

译先生与我谈论建国初期的事情，认为太祖的格局远远超过前代。我说：“用什么来证明呢？”先生说：“从前德宗、宪宗时，来瑱、于頔最先来朝见，接着有的被杀，有的被抄家，而河朔各藩镇却没有办法治理他们。像这样，藩镇怎肯来朝见呢？那捆绑卢从史的事，又真可笑。当初出兵惊天动地，替武元衡报仇，去讨伐王承宗，王承宗没抓住，却在自己营寨中绑了卢从史，凯旋归来，君臣互相庆贺，无耻到了这种地步。太祖的神武真是伟大啊！平定孟蜀后，两浙的钱王入朝，群臣从赵普以下都争着要留住他，圣意不答应。一天，赵相拉着晋王在后殿，奏事完毕，晋王从容地谈起钱王的事。太祖说：‘二哥，你也说这种话！我平生不欺善怕恶，不容易留住这个人。’等到捉住河东刘王，让他纳土归降后，过了几天钱王上朝辞行，太祖封了一卷文书给钱王，说：‘到了杭州再打开。’钱王到了杭州，召集部下打开看，原来是满朝臣僚请求留住钱王的奏表，君臣面向北再次拜谢皇恩。到了太平兴国四年，河东已经平定，才让钱王纳土归降。先生说：‘太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这就是所说的不欺善。’先生说：‘这固然不错。钱氏长期占据两浙，李氏不能侵夺，让钱王纳土，派大将镇守，未必能役使那里的百姓。必须派本朝军队去镇服，又未必能守住，两浙必定不敢依附李氏。李氏既然平定，那么两浙归于谁呢？这是圣明的谋略宏大深远啊【解说：宋太祖立国气象忠厚，每件事务都从宽大，总之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他再次让钱王复国，正是为了招降李氏的计策。如果说钱氏已经投降，却又拖延不纳土，那么李氏不归顺的心意怎么办？所以宽待钱氏是为了招降李氏。到了太平兴国四年，河东已经平定，果然让钱王纳土，那么宋太祖的本心就明白了】

先生曾说：“三代以上，就不问三代以下。即使是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都出在我太祖之下。”我说：“怎么说呢？”先生说：“且以立后嗣来说，高帝、太宗所立的都是他们的儿子，多少时候都处置不好。高帝就悲歌流泪，太宗不仅流泪，还想引刀自刺。没有像这样处置的。我太祖亲自冒着箭石夺取天下，自有魏王、齐王各长成奇伟，却把天下传给弟弟。况且一命之卑、十金之产，尚且想传给儿子，何况天下之富贵呢？这正是诸佛菩萨为生灵而来，既然完成了这一大事，就脱然而归，不再为子孙打算。这是尧舜的用心。”我说：“旧史说唐明宗祷天而生太祖，太祖在天成二年丁亥岁出生，后来太宗在己亥岁出生。两位圣人相继出生，所以能平定天下。”先生说：“是的【解说：宋太祖把天下传给弟弟，不传给儿子，此心却类似尧舜，超过汉唐远矣。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总之在于得人而已。孟子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所谓天与，取决于民心之所归向。所以父亲有天下传给儿子，是常道；不得已而传给贤者，是权变。圣人又有什么私心呢？所以说：太祖此心超过汉唐远矣】

先生曾说：“祖宗之时，对于人材长养成就的意思很勤。”我说：“怎么样？”先生说：“所谓长养成就，不是如今学校之类，只是对于人材爱惜保全罢了。譬如富家养山林，不天天砍伐，才可以成为栋梁之材。如果不合理地摧折，等到造屋就没有材料可用了。”这是爱惜人材，是人主自己为社稷打算。神考信任王安石，是什么次第？而老先生号称党魁，所以王安石用两府官职引诱他，想断绝他的言辞。但老先生岂可以用官职引诱呢？所以听到政府的任命，他离去更坚决。当时台谏都是王安石的党羽，于是酝酿一件大事，玷污老先生【如霍光事】神宗对王安石说：“前日言章大无谓，司马某岂有此事？”王安石请求事目。神宗说：“放着吧，谗言不足道。”所以老先生以端明殿学士为崇福宫使，退居洛阳十五六年，天下之望翕然归之。至于元佑之初，主少国疑之际，一用老先生，天下无异论。倘若神宗听人言，以一二事污蔑他，重责党魁以厉余臣之异意者，虽天下知老先生无此事，而天下之士恶直丑正，或有疑者，那么老先生之声价岂得如此大？近来朝臣之出，必有言章丑恶之辞，极力诋毁之。至今天下无一全人，万一要个好人，使安可得也？这不是国家坏人，乃是自坏也。所以祖宗时，有言事官出，即以言事不当责之，虽坏了官职，犹得此美名。近来言事之臣坐责，宰相多谕言官令搜寻撰合事节污蔑之，使之和直臣之名亦不能得。且人言事固不为名，然中人以上可以名节诱之，而

译假如让权臣至今都明知自己的奸邪，却要求天下人都必须像自己一样奸邪，并且不肯将正直之臣的名号授予他人，这是天下最大的祸患。【解释说道：元城先生称赞祖宗时代，对于人才的培养成就之意非常勤勉，又说君主爱惜人才，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这一段论述非常精纯。我们高帝重视廉洁官吏的选拔，严惩贪赃官吏的诛罚，殷切地以保护爱护百姓、务必得到真正人才为忧虑，圣人的忧虑真是宏大啊，联芳先生与宋祖相提并论了】

译先生与我讨论《春秋》，我问：西汉时期，《左氏传》没有被设立为学官，这是为什么呢？先生说：西汉的学者各自有师承传授，一旦从老师那里接受传授，就终身不再改变。《左氏传》与另外两家的说法大相径庭，所以没有被列入学官。我说：《春秋》的解释不胜其烦，这是为什么呢？先生说：我的朋友问得好。孔子门下的弟子都接受了六经的大义，而六经记载前世的事迹，可以明白地陈述得失。至于《春秋》所贬损的内容，都是当时君臣拥有威权势力，不能直接书写出来，所以孔子传授给弟子，弟子退下后各自有不同的说法，因此解释不胜其烦。《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是七十二贤弟子的著作，它们的说法都有师承，并非《公羊传》和《谷梁传》自己创作的。《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解释了《春秋》中没有明确说明的内容，《公羊传》和《谷梁传》未曾直接言说，所以汉代儒生推究本意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孔子之意。然而这两家自身也自相矛盾，那也就不是孔子的本意了。至于《左传》，对于《春秋》中有的内容，有时不解释；对于《春秋》中没有的内容，有时自己作传。所以先儒认为《左氏传》有时依据经文来叙述史事，有时在经文之后来终结义理，有时依据经文来辩明道理，有时打乱经文来调和异说。然而它的说法有时也牵强附会。总之，阅读《左氏传》的人，应当把经文当作经文，把传文当作传文，不可合而为一，这样然后才能通达。我说：那么阅读《春秋》应当采取什么方法呢？先生说：应当在两家之中，选取长处且符合我心意的跟随；或者都不选取，而用自己的见解判断，也可以。然而这件事先儒有时做过，多失于穿凿附会，认为三家都不可信，而我在数千年后独自得到了圣人的微意。唉，这诬蔑先儒、贻误后世的罪过太大了。至于唐代的啖助，尤其怪异，甚至认为《左氏传》的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论语》中孔子所引用的前人老彭、伯夷之类，不是同时代的人。所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明不是《春秋》的《左氏传》，而是《左氏传》另有其名。他妄加揣测、穿凿附会，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可以想象啖助当初创立这种新意、穿凿附会的时候，自认为可以破除万世的疑惑，不知道却成了后世的笑柄。我的朋友应当深深警戒。【解曰：《左氏传》不列入学官，元城先生的说法是对的。至于说《春秋》不胜其烦的原因，是弟子退下传授之后各有所见，我私下认为未必如此。《春秋》非孔子不能修撰，所以即使是高材弟子如子游、子夏也不能赞一词。而说弟子退下后说法不同，我因此认为未必如此。从今看来，严谨严密没有比得上《春秋》的，何曾不胜其烦？不然，难道还有另一部《春秋》吗？大概是必须有博学的人来择取。】

先生曾经说：“西汉的乐章可以媲美三代。以前看到《汉礼乐志》中的房中乐十七章，看它的格调韵律高峻严整，规模简朴古雅，接近商周时期的颂歌。唉！奇怪啊！这是高帝一时的佐命功臣，不至于像叔孙通那样的人，都不能创作这样的歌。推究其源头，乃是唐山夫人所作。服虔说：‘是高帝的姬妾。’韦昭说：‘唐山是姓氏。’而汉初就有这样的人，即使与《竹竿》《载驰》相比，也显得简陋了。然而后妃传中唯独没有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先生于是说：“兴起王业之初，人才各方面都超过常人。比如唐太宗朝，将相固然不可及，至于技艺之士，医有孙真人，阴阳家有李淳风、吕才，相法家有袁天纲，也是后世不及的。”【解曰：三代的音乐，是从德行中流露出来的；《房中十七章》的说法，不过是仿佛其影响而已。而元城先生认为可以媲美三代，接近商周时期的颂歌，我私下认为过分了。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说的是根本所发出的不同；又说：‘有言论的人未必有德行，只是枝蔓的言辞罢了。这大概是唐山夫人的乐章吧。】

先生问：“我的朋友也曾看过佛书吗？”我说：“是的。”先生说：“凡是看经书的人，应当知道它的意思。如果只是寻章摘句，遇到不通畅的地方，或者产生诽谤，或者制造妖异幻象，不如不看。”我说：“为什么呢？”先生说：“《法华经》说：‘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说的是本性。先生于是取《楞严经》指示我说：‘观世音说：现在众生对我，身心获得十四种无量功德。第五是熏闻成闻，六根销复，同于声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段段坏，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旋光，性无摇动，大概是割水吹光而水火之性不动摇。犹如遇害而我的本性湛然，这是得到观音无碍之力。所谓刀寻段段坏，正是这个意思。又说：第七是性音圆销，观听反入，离诸尘妄，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着。说的是人得到无碍之力，则虽然被拘执，而我的观德反入，而枷锁不能为害。所以祖师被刑，说：‘将头迎白刃，一似斩春风’；而老黄龙住归宗，又入牢狱。像这样的人，刑杀枷锁所不能害的。’先生又说：‘我的朋友可以用这个道理告诉别人，使后人不至于诽谤佛。’【解曰：元城，宋大儒，

译学习圣贤的道理，应当以孔子“自我反省没有愧疚，有什么忧愁和恐惧”作为准则；应当以孟子“这种气，极其宏大刚强，用正直去培养而不加以损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作为准则。怎么却念念不忘地用佛经来教导永卿呢？怎么去取用观音那毫无根据的力量呢？孔子说：“主张不同，不互相商议。”元城既然已经以孔子为师，怎么又再次议论佛教呢？现在姑且用一件事来比喻，想必一定会有豁然开朗的人。天下最邪恶的，没有比盗贼更甚的了。假设有群盗杀人抢劫财物，一旦受到官府的法律制裁，在天理和王法上都没有可以赦免的理由，这是非常明显的。假如他们临刑或者被囚禁戴上枷锁，从而念想观音的力量，那么他们就能解脱吗？难道刀斧也会一段段毁坏吗？果真如此，那么从夏商周三代以来，盗贼不死于王法的也就很多了，这是导致大乱的途径，不能听从，有什么可取的呢？虽然如此，我难道诽谤佛吗？更何况怎么忍心指责元城呢？

译先生曾说：“贤明的君主，其言谈、欢笑、皱眉、叹息，足以改变风俗。”庆历年间，广州有死去的蕃商，其珍珠没入官府。有关部门低价估算其价值，十分之价才估到一分。命令郡官分别购买，作为本路监司弹劾的依据，计算赃物连同珍珠送往京师，备录案卷。奏报上去后，仁宗当时在宫中询问此事，并且命令取出所估价的珍珠，与宫官一同观看，喜爱其珍奇。张贵妃在旁边，心里想要得到它。皇上依照所估价拿出宫中钱财交换，赐给贵妃。当时宫中同列因此向皇上请求旨意平价购买，因此京城珍珠价格暴涨。皇上很知道这件事。一天，皇上在别殿赏牡丹，妃嫔全部聚集。贵妃最后到，就用前日的珍珠做首饰，向同辈夸耀，想走到皇上面前。皇上望见，用袖子遮着脸说：“满头白纷纷的，都没有一点忌讳。”贵妃羞愧地起身，换下首饰后皇上才非常高兴，派人让各人簪戴一枝牡丹。从此宫中不再佩戴珍珠，价格大幅下跌【解曰：《尚书》称成汤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利，这是万世帝王应当效法的。我曾感慨天生尤物足以改变人，而货利美色更是厉害，如果不是圣人志气如神，纯粹是天理，很少有不迷惑的。仁宗既然把珍珠赐给贵妃，等到她来时，却又用袖子遮脸，为什么呢？但还是知道用来警戒珍奇之物，不同于沉溺情欲而不知回头的人。唉！君主在一好一恶之间，四方百姓的依从或违逆就在其中，能不谨慎吗？能不谨慎吗】

先生接着说：“公孙弘是奸诈的人，也有长处。劝谏罢黜西南夷，不任用卜式、郭解就是。况且武帝喜好征伐，天下人都想劝谏阻止他，而卜式身为平民，却愿意用家财资助边防，来迎合君主。后来他又想父子死在南越，武帝因此迁怒于列侯，不肯从军，因酎金罪失爵位的有一百六十人，实际上是卜式激怒了武帝。所以公孙弘认为卜式是不合人情、不守规矩的臣子，不可以用来教化而扰乱法度。况且郭解以平民身份夺取君主生杀的大权。况且圣人制定五刑，本来就有轻重。现在一句话不合心意就立刻杀他，这是什么道理？考察倡导这种悖乱风气的，郭解确实是魁首。所以公孙弘说：‘郭解作为平民行侠仗义，行使权力因小怨杀人，郭解不知道这罪过比他知道更严重。’所以老先生和我谈论这件事，认为这符合大臣的体统【解曰：元城说公孙弘奸诈，也有长处，这就是所说的君子不因人废言。然而公孙弘的诈，不是真诚的人不能识破；公孙弘的长处，不是有度量的人不能采纳。元城归之于温公，是有原因的】

先生说：“老先生退居洛阳，没有哪一天不见面，在读书堂见面。老先生说：‘昨晚看《三国志》，识破了一件事，因此让人取来《三国志》和《文选》给我看，于是明白了武帝遗令的意思。’老先生问：‘遗令的意思如何？’我说：‘曹公平生奸诈到这种地步，所以临死时谆谆告诫写此令。’老先生说：‘不是这样，这是曹操的深意。遗令，世人所谓遗嘱，必定选择紧要言语付嘱子孙。至于细微不紧要的事，或许来不及了。况且曹操身后的事，有比禅让更大的吗？现在曹操的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的事，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没有一句话提到禅让之事。他的意思好像是说：‘禅让之事，自然是子孙所为，我未曾教他们做。’这实际上是拿天下留给子孙，而自己享受汉臣的名声。这遗令的意思，历经千百年无人识得。昨晚偶然窥破。’老先生似有喜色，并且告诫我说：‘不是有见识的人不足以谈论它。’我说：‘不是温公见识高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先生说：‘这没有别的，只是一个‘诚’字罢了。老先生读书，必定穿戴整齐，正坐严肃，不敢懈怠，只用诚意读它。况且诚意到了极点，可以开金石，何况这虚伪之事，一看就解散了。’我因此遍观曹操平生之事，无不如此。夜里睡觉枕圆枕，吃野葛到尺许，饮鸩酒到一盏，都是这个意思。曹操辜负的人太多了，恐怕别人报复自己，所以先扬此声来欺骗时人，使人没有害他的意思。然而遗令的意思，也是扬此声来欺骗后世罢了【解曰：元城叙述温公识破曹孟德遗令之事，信乎，只是一个诚，更无别法，所以说一诚足以破万伪。唉，这就是《中庸》所以恳切强调至诚的原因】

先生和我讨论本朝名相，先生说：“本朝名相固然很多，然而最符合大臣体统的只有李沆丞相。”我说：“凭什么证明？”先生说：“李丞相常对人说：‘只要各处有人上奏利害，一概不施行罢了。’这很像失言，但有深意。况且祖宗之时，经历变故很多，所以所立法度极是稳妥便利。正如老医生看病极多，所以用药不至于鲁莽杀人。况且其法度不无小害，但利多罢了。后人不知道，于是想轻易更改，这害处纷纷而来。”李丞相每次朝见奏事完毕，必定以四方水旱盗贼、不孝恶逆之事奏闻，皇上为之变色惨然不悦。退朝后，同列认为不对，问丞相说：“我们在位，幸天下无

译处理政务时，丞相常常将那些不美好的事情上奏，以违背皇帝的意愿，然而这些又都是有关部门常规执行、不必当面奏报的事务。后来有人告知他这是公事，他不回答。屡次如此，于是他对同僚说：“君主一天难道可以不知道忧虑和恐惧吗？如果不知道忧虑和恐惧，那么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只有这两件事最为得体。在汉代，只有魏相能够实行这两件事，认为古今制度不同，当今的任务在于奉行旧例罢了。奉行旧例的诏书共有三十二条，命令属吏查核各郡国的事务，以及休假或告假从家中回到官署时，就报告各地的奇异见闻，如果有逆贼、风雨灾变，而郡国不上报，就立即上奏说明，这最为符合宰相的大体。后来担任宰相的人，则往往不是这样，喜欢炫耀个人的智巧，喜好改变祖宗的法度，想要蒙蔽君主，厌恶谈论天下的灾异，喜欢改变法度就会导致纲纪混乱，厌恶谈论灾异就会使君主骄横，这是巨大的祸患【解释说：确实像元城所说的，那么李文靖难道仅仅是宋家的名相吗！唉，我对此有所感慨了】

译先生说：“老先生既然居住在洛阳，我跟随他，大概有十年。老先生在国子监旁边得到一块空地，建造了独乐园，自伤不能与众人同乐。因为当时的君子自比伊尹、周公、孔子、孟子，而老先生却从事种竹、浇花等事，自比唐、晋之间的人，以此来补救时弊。”独乐园的园丁叫吕直，性格愚直刚正，所以老先生用“直”来给他命名。园门旁边有两间草屋。然而独乐园在洛阳各园中最为简朴素雅，人们因为老先生的缘故，春天必定游览洛阳，惯例都要参观园子，所得的茶汤钱，在闭园之日与主人平分。有一天，园丁吕直得到十千钱，省下来要献给老先生，老先生问其原因，吕直按众人的惯例回答说：“这是您自己的钱，可以拿回去。”吕直再三想要留下，老先生发怒，于是吕直拿着钱走了，回头说：“只是端明公不爱钱罢了。”过了十多天，老先生看见园中新建了一个井亭，询问缘由，原来是前日不接受那十千钱所建造的。老先生很赞赏他【解说：不看温公建造独乐园，无法看见他仁爱同仁的度量；不看温公拒绝园丁的钱财，无法看见他修身廉洁的操守。然而老先生之所以这样，难道是矫揉造作吗？也不过是一个“诚”字罢了】

先生和我谈论建国初期攻取各国次序的问题，先生说：“王朴论述得很详细，他的话极少。虽然论述了十年用兵的先后难易，没有一字不在后来得到验证，这与韩信、诸葛武侯是同等级的人。”我问道：“河东之地最难攻取，所以唯独排在最后？”先生说：“这固然如此，然而其中有天道。太祖起初担任归德军节度使，实在是在宋国，所以国号叫宋。况且河东是晋地。从前高辛氏把阏伯迁到商丘，主管辰星，现在的应天府就是那里；把实沈迁到大夏，主管参星，现在的太原府就是那里。况且参星和商星长久以来不能相容，事物不能同时强大，所以建国初期只称并州，不加上府的称号，大概有深意。又本朝收复河东是在戊寅年的端午节，那是火土旺盛的日子，这是参星水神所忌讳的，所以能够攻克。宋朝受命已经十九年了，而晋地才开始臣服，因此本朝兴盛时它最后臣服，衰败时它最先陷落，我的朋友可以记下来。天下如果有变乱，河东必定最先发生，这不是我所能拥有的，只是老夫不再看见了。”先生又说：“这件事不远，只是不想说罢了。”说完脸色很久都很凄惨。我不敢再问。后来到了靖康之祸，我更加相信先生的话。靖康元年丙午年的重阳节，太原陷落，而晋地归属本朝才一百四十九年。唉！先生可以说是先知了。我又妄自推测说：“丙午是天水，所以火是最大的忌讳。又中国是阳位午方，所以晋出帝的事情也发生在丙午、丁未年，这可以验证。况且九是阴阳的极数，所以太原在重阳节陷落。又渊圣皇帝是第九世即位，而即位之年正好是一百六十六年，这大概是《汉书》所说的阳九之厄、百六之会，能不令人相信吗！”唉！靖康之祸虽然是因为人的谋划不善，天道也昭昭明显啊。所以我因为先生的话而详细记载下来【解说：元城与永卿谈论建国初期攻取各国的次序，于是以王朴自比。大体上帝王兴起，废立事务的成败，自有一定的道理。至于像五行相生相克，确实也有，但这不是我们儒家所急切追求的。古人说君相不谈命运，不是不知道有命运，而是不因为命运而废弃人事。大概人事尽到了，天命就在这里了】

先生说：“书传之中有大有害的事情，像卜世卜年之类就是。”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先生说：“先王拥有天下，一天比一天谨慎，而唯恐不能终老。所以《尚书》说：‘天难以信赖，命运没有常态。’《诗经》说：‘天命没有常态。’这是文王、武王、周公的书，哪有预先说历世长久，用数字告诉子孙，让子孙倚仗天命，放纵淫虐而不畏惧危亡呢？”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王孙满的话就是妄言了。”先生说：“大概有说法。当楚子问鼎的时候，王室的威严不能制服他，天子的德行不能安抚他，所以借天命神告的事情来拒绝他，并且说：‘卜世三十年，七百而今天尚未到。’不然的话，文王、武王、周公的志向就荒废了。”我回去查阅《史记》，武王灭商到定王共二十世，总共四百二十年，所以《史记》说：“王派王孙满用言辞应对，楚军才离开。”大概是让他托辞来拒绝楚子的话。我后来拿这个向先生求证，先生说：“对【解说：元城论述卜世卜年的说法不是先王的本意，这话很美。唉，知道这个就知道拥有天下的人不可不加强自我修治了】

先生曾经说，我初次拜见老先生请求教诲，老先生说：“诚。”我回去三天，思考“诚”这个字，找不到入门的途径，于是再次拜见请问说：“前几天承蒙教诲以诚，然而我思考了三天，得不到它的说法，不知道从哪个门进入。”老先生说：“从不妄语中进入。”我从此不敢妄语。况且六经之中绝无“真”字，所谓“诚”就是“真”。所以古代君臣师弟子之间，只是诚实，心中想说的就说出来。所以冉求说：“不是不喜欢您的道，是力量不足。”子路说：“有这样吗，您的迂腐。”宰我想缩短丧期，自认为一年就可以了，吃

译吃稻米，穿锦缎，你心里安适吗？回答说：“安适。”况且如今如果有士人在这里，必定不会自称在守丧期间而安心于吃稻米、穿锦缎。那三个人都是孔子的高足弟子，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出于极度的真诚。西汉初年，距离古代不远，人心质朴，只追求纯粹真实，更没有忌讳。汉文帝时，贾谊上奏疏说：“活着做英明的皇帝，死后做英明的神灵，在顾成庙祭祀，尊称为太宗。”汉元帝时，翼奉上奏疏说：“万岁之后，尊称为高宗。”大概当时群臣凡是心中想说的话就直接说出来，不认为这些话是不可以说的。大概因为君臣之间的真诚，所以能够这样【解释说：元城自认为从司马光那里受教之后，从此不敢说妄语，这是对的。然而他不知道自己常常谈论佛教而陷入妄语之中。虽然如此，元城并非妄语，而是谈论佛教的人所说的才是妄语。我敢附上这条妄议，希望有道德的人予以纠正】

译先生又说：“天下欺诈虚伪的风气太严重了。从我从年轻到老年的观察来看，诚实的风气几乎是一天比一天衰微，一年比一年衰微。如今连夫妻、兄弟、父母之间，尚且互相阿谀奉承，互相欺诈，何况在君臣、朋友之间呢？况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遵循的是同一个道理，如果一处败坏，那么全都败坏了。这种风气非常可怕，当祸乱尚未发生时，人们还一切含糊其辞，看不出丑恶怪异。如果万一发生大祸乱，那么君臣之间就会无所不为了。所以贾谊有话说：‘见到利益就离去，见到便利就夺取，君主有失败，就趁机推卸责任；君主有祸患，我就只求苟且免祸罢了，站着观看而已；有有利于我自身的事情，就欺骗出卖君主而谋取利益。’凡此种种，我的朋友将来会看到的。”【解说曰：元城先生感叹欺诈虚伪的风气日益严重，他的诚意达到了纯熟的地步。甚至感叹夫妻、兄弟、父母之间也不免于此，可见他阅历世事之精到。唉，他是用诚意来教化人吧？他是用诚意来教化人吧】

先生与我讨论《诗经》到《国风》时，先生说：“读《诗》应当探求它的意旨，不应当探求它的字义。如果探求字义，有时会陷入穿凿附会；如果探求意旨，就能看见古人用心之处了。”比如《黍离》这首诗，我曾听老先生说：“只有刘炫的说法最好。他的说法认为，凡人的情感，对于忧愁快乐的事情，初次遇到时内心就会发生变化，再次遇到时内心稍微变化，第三次遇到时内心就恢复常态了，这是人的常情。至于君子忠厚的情感则不然，他出行服役往来，本来就不是一次看见。初次看见稷的苗，又看见稷的穗，又看见稷的果实，而感伤的心情始终如一，没有丝毫改变，这是诗人的意旨。如果认为看苗以为是穗，看穗以为是果实，那就相差太远了。”又说：“孔子时代的《诗》现在无法见到了，暂且用《论语》来考证，现在《硕人》这首诗还没有‘素以为绚兮’这一句，就知道孔子时代的《诗》已经亡失了。”大概汉朝初年处于秦朝焚书之后，诸儒所传授的不一致，当时有《鲁诗》、《齐诗》、《韩诗》三家：《鲁诗》以申公为本，《齐诗》以辕固为本，《韩诗》以韩婴为本，三家都列入学官，设置博士弟子员，讲解传授。又有毛公的学问，自称是子夏所传，只有河间献王喜好它，不能列入学官。到了后汉大儒马融、郑玄等人喜好它，于是流行于世，而三家的说法就被废弃了。先生又说：“汉朝四家《诗》各有短长，不容易一概而论。”我曾记得少年时读《韩诗》有《雨无极》篇，序言说：“正大夫讽刺周幽王。”开头说：“雨没有尽头，伤害我的庄稼。浩浩苍天，不彰显它的德行。”像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我说：“诗中说到‘正大夫离居’，难道不是序言所说的正大夫吗？”先生说：“是的。凡是这类事情，只是想让我的朋友知道罢了，如果又认为先儒是错误的，就会开启后生穿凿附会的风气，危害更大了。”【解说曰：元城先生的这个论述，就是孟子‘以意逆志’才是正确的意思。从前我的朋友吕仲木曾说：‘《诗》《易》《春秋》应当抛开言辞而探求意旨’，以现在来看，确实如此】

先生与我讨论淮阴侯韩信和武侯诸葛亮两人的不同。如果论人品，那么韩信远远不及诸葛亮。如果论功业，那么诸葛亮又为何如此寥寥无几呢？我说：“西南是汉朝始终的地方。所以汉朝兴起于西南，最终也终结于此。而韩信正值汉朝初兴，所以能如此卓越。而诸葛亮的时候，汉朝的火种即将烧尽了，所以没有成就。”先生说：“这固然如此。然而韩信之所以能占便宜，是因为平素名声太低微；而诸葛亮之所以没有成就，是因为平素名声太高了。韩信有在胯下乞食的耻辱，而诸葛亮就隐居在隆中，当时称他为卧龙，这是一件事。又韩信既跟随项梁，又侍奉项羽，又归附汉朝；而诸葛亮则一定要等到三次拜访后才出山，这是另一件事。又楚汉相争时，用兵的人都不是韩信的对手，而且常常轻视他，所以韩信能取胜。三国时，像司马懿这类人，是诸葛亮的同辈人，而且一向畏惧孔明，所以诸葛亮不能取胜。比如下围棋，有两个国手：一个国手没有名气，对手就轻视他，不知道他是国手而常常轻视他，所以狼狈大败；有一个国手已有名气，对手也是国手但稍弱，谨慎对待他，所以胜负未分。况且韩信既平定魏、赵，功业如此卓越，而龙且尚且轻视他说：‘我平生知道韩信为人容易对付。寄食于漂母，没有安身立命的策略；受辱于胯下，没有超人的勇力。’这是因为韩信平素名声素来低微。孔明与司马宣王对垒，不能取得尺寸之地，宣王接受他的巾帼之辱而不敢出兵，等到他死后，巡视军营堡垒，还说‘天下的奇才啊’，所以当时有‘死诸葛吓跑活仲达’的嘲笑。这是因为孔明平素名声素来高。人品高下不同，而他们的功业反而相差很远，原因就在这里。”【解说曰：人品的高下取决于人，功业的成败取决于天。所以以韩信辅佐汉朝，不妨害他品位的低微；以诸葛亮没有成就，不妨害他品位的高尚。更何况英雄不可以成败来论断呢】

先生问我近来读什么书？

译我回答说：“我正在读《西汉书》，读到了《酷吏传》。”先生问：“班固特别宽恕杜周、张汤，是为什么呢？”我说：“司马迁的时代，张汤、周后的后代还没有显贵；到了班固时，他独自认为他们有子孙赎父罪的情况，所以将他们列入列传。”先生说：“孟子说：‘称他们为幽王、厉王，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代也不能改变。’而班固却擅自隐没他们酷吏的名声，是为什么呢？”我说：“世上的评论者认为，这两个人都是有意为之，司马迁的意图是想以此教导后世臣子的忠诚，班固的意图是想以此教导后世子女的孝道。”先生说：“这固然如此，然而班固在这里极有深意。张汤的后代直到东汉仍然兴盛，有一位恭侯叫张纯，即使在王莽时期也没有失去爵位；到了建武年间，历任官职直到大司空，所以班固不让他进入《酷吏传》，是因为张纯的缘故。”我说：“那时杜氏断绝已经很久了，也没有进入《酷吏传》，是为什么呢？”先生说：“杜周、张汤是同等级的人，如果只让张汤进入列传，那么世人就会议论我，所以一并宽贷杜周，这是子产立公孙泄的道理。”我退下后查阅《左传》，郑国卿士良霄，字伯有，死后成为厉鬼，国人非常恐惧。子产认为鬼有所归属，就不会成为厉鬼，于是立公孙泄和良止来制止他。公孙泄是子孔的儿子，良止是良霄的儿子。郑国杀了子孔，子孔虽然没有成为厉鬼，所以也立了他。况且伯有因罪而死，立其后代不合道义，恐怕迷惑百姓，所以立公孙泄，使得看起来像是以大义保存被诛绝的后代，而不是因为他成为厉鬼的缘故。我认为先生的话深得班固的本意，所以详细记载下来【解释说：班固被称为汉朝的良史，然而张汤不进入《酷吏传》，是因为张纯的缘故，于是连已经断绝的杜氏和杜周也一并宽贷，这是恐怕别人议论自己，所以元城先生认为这是子产立公孙泄的道理，是这样吗？史官的处境真是艰难啊！我深受感触】

译先生与我谈论西方用兵之事，先生说：“天下的大祸患，没有比用兵的成败更严重的了，而君主被身边的人蒙蔽却不自知。”老先生住在夏县的私宅里，早晚都在赐书阁读书。有一天他非常高兴，对他的兄长旦说：“我昨晚读《轮台诏》，才知道汉武帝用兵时间虽长，但中原没有灭亡。大概是因为每次派遣将领出征，成败胜负都如实上报，没有丝毫不清楚的情况，所以天下的权柄都归于君主，而不被身边人欺骗蒙蔽。这就是用兵三十年而中原不灭亡的原因。”我查阅《汉书》考证，确实如此。【解说：君主所担忧的，没有比被蒙蔽更严重的，这就是舜帝之所以要明目达聪的原因。唉，难道只是用兵这一件事吗？】

先生有一天问我：“你大概会下围棋吗？”我回答说：“也曾下过，但终究不高明，所以虽然与人对局，也总是懒洋洋的。”先生说：“围棋中有一件事，现在用公理来讨论。我曾经听高棋的人说：‘高棋和低棋的差距并不很大，只是高棋懂得先后手的道理罢了。如果是低棋，就把后手当作先手，所以失败。’从前有高棋的人说：‘汉高祖刘邦面对穷困来归的黥布，故意洗脚不起，以挫败他的锐气。黥布想要自杀，后来看到张御随从的仪仗像汉王一样，就大喜过望。’这就是懂得先后手的道理。又有低棋的人说：‘梁武帝萧衍面对穷困来归的侯景，立刻割裂土地封他为王。后来侯景凡是有所需求，梁武帝就极力压制他，所以侯景反叛，梁朝灭亡。’这就是把后手当作先手。”先生又说：“围棋中有走错棋的情况，必须都是高棋才能指出，而当局者被利害关系所迷惑，所以需要旁观者指点。如果是低棋，即使是提着耳朵明确告诉他，也不醒悟。”从前汉高祖听说韩信想当假王，立刻大怒辱骂，张良、陈平踩他的脚，这就是纠正走错棋的方法。况且高祖的见识与旁人相差并不远，只是高祖身在局中而迷惑罢了。假如张良、陈平遇到昏庸的君主，即使说上千上万句话，又有什么益处呢？【解说：元城先生关于围棋先后手的说法，穷尽了天下的变化。所以汉高祖对待黥布，梁武帝对待侯景，就是验证。】

元城语录解卷中

钦定四库全书

元城语录解卷下

（宋）马永卿编（明）王崇庆解。

先生曾经对我说：“本朝的官制大多沿袭唐朝，大概是因为时代相近。但唯独有一件事采用了汉朝的制度，深得治理国家的要领。”我问：“是什么事？”先生说：“唐朝的制度，各道节度使兼有观察使的权力，所以藩镇专权，没有人纠举检举，一定要等到罪恶暴露后才由朝廷惩治，那么危害百姓已经很多了。因此江南观察使就是宣州节度使、越州节度使兼任，荆湖观察使就是潭州节度使、鄂州节度使兼任，其他各道也是如此。至于本朝，就用前任宰相、执政、从官担任节度使，恐怕他们的权力太大，就任用有清高声望、有风采的人担任监司，来纠举他们。然而不过是台省寺监的官员，如果有藩臣一件不法之事，就立即弹劾，所以他们不敢做坏事，不等到朝廷制裁就已经有所忌惮了。”汉元封五年，初次设置刺史，管辖十三州，秋天巡行辖区，四境之内，俸禄才六百石。况且汉朝制度，万户以上的县令俸禄一千石到六百石，现在刺史的俸禄很低，然而刺史的权力极重。用六条来问事，一条是关于强宗豪右，其他五条都是关于二千石官员的不法行为。而且俸禄低则这些人激昂奋发自我进取，赋予重权则能实现他们的志向，这是好制度。汉成帝绥和元年，改名为牧，俸禄二千石，这个制度就败坏了。所以唐朝的观察使就是绥和年的制度，本朝的监司就是元封年的制度。那么不深入了解古今治乱的人，怎么能轻易改变前人的法度呢？又本朝不仅监司如此，又选取天下清德名望、刚直之士担任台谏，使宰相不敢做坏事，也是这个意思。【解说：元城先生说宋朝设置监司来纠举节度使，使他们有所忌惮；设立台谏来纠举宰相，使他们不敢做坏事，他关于治理要领的论述很恰当。说：台谏只是使宰相不敢做坏事，那么如果有遗漏呢。台谏，是以进言为职责的，上到天子，下到百官，内到后宫，外到夷夏，没有不能议论的，难道只是不让宰相做坏事而已吗？】

我有一天去拜见先生，先生坐定。先生说：“今天是夏至。”我回答说：“是的。”先生说：“天道遥远，六阳到此达到极致，万物繁茂鲜艳，可以说是极盛了。然而一阴已经生于九地之下，将来天地严寒肃杀，万物大概从今天开始。”我说：“阴阳消长的道理，应当如此。”先生说：“事物禁止过于兴盛，乃是衰败的开始。正如齐国自太公以来，没有比桓公时期更盛的，桓公七年开始称霸而会合诸侯，到十四年，齐公子完来投奔，这一年岁在己酉，而不知道有齐国的人，就是这个人。又经过三个己酉年，到齐简公四年，岁在庚申，田常杀了他的君主，于是专掌齐国。两年后，楚国灭掉陈国。从己酉到庚申，一百九十二年，这件事才得到验证。”我于是回答说：“我观察汉宣帝时的事，正与先生的话相合。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稽侯■〈犭册〉来朝见，这是汉朝极盛的时候。这一年王政君得到皇太子的宠幸，在甲观画室生下成帝，成为世适皇孙，这是新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