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城语録解卷下

译汉朝兴起的征兆，难道不就像夏至时一阴初生那样吗？先生说：这倒是对的。然而汉朝再次受命，在景帝生长沙定王刘发的时候就已经显现了，那么它的征兆本来就已经存在很久了。我又问道：事情的废弛与兴盛，既然都有定数，那么人的努力就没有益处了吗？先生说：不是这样。圣人有所谓“知命”，有所谓“言命”。孔子很少谈论命，又说：不懂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但是圣人知道天命却不轻易谈论，如果不懂天命，尚且不能成为君子，何况圣人呢？如果知道了天命却随意谈论，那就是教导天下后世不修人事，一切完全听天由命，纲纪废弛败坏，赏罚没有章法，百姓以至于没有活口，那灾祸本来就有说不尽的了。过了很久，先生说：天下的事情，似乎不是偶然的。太平的时候，君臣和谐，就像春夏当令，自然有和风时雨来辅助，生成万物。等到衰败的时候，君臣不合，就像秋冬当令，自然有严霜烈风来辅助，肃杀万物。大概各有各的时候，不是偶然的。先生说完了，脸色忧愁了很久。我猜到他心里有所指，于是就不敢再问了【解释说：元城与永卿讨论夏至，认为事物禁止过于兴盛，因为那是衰败的开始，这话说得对啊！领悟了亢龙有悔的旨意。说一阴生于九地之下，领悟了履霜坚冰至的旨意。大概天地间不过是六阴六阳交替循环，万古都像一个日子一样。所以说元城是懂得言辞的人。因此夏至一阴生是阴的开始，冬至一阳生是阳的开始，这就是邵雍所说的一年的呼吸啊】

译先生曾说：“《左传》只论述那些一时之间令人小小喜悦的事情，唯独不论述天下的根本大局。”我说：“为什么呢？”先生说：“姑且以讨伐原国这件事来论说。《左传》借论述讨伐原国来展示晋文公的诚信。况且原国是什么地方？是天子的城邑。天子的城邑，晋文公为什么要讨伐它？大概是晋文公用军队逼迫而夺取的。况且晋国刚刚平定了王室的危难，就请求使用天子的葬礼规格，所以周人推辞说：‘这是天子的典章制度，没有取代周朝德运却有两个天子，这也是叔父您所厌恶的。’于是把阳樊、温、原、攅茅的土地赐给晋国。况且晋文公请求使用天子葬礼规格，并不是真的想要请求，而是显示想要逼迫周天子夺取天下，就像楚庄王问鼎轻重一样。所以周人窥见他的意图，就推辞说，认为晋文公没有取代周朝夺取天下的德行，却出现了两个天子。后来周人不得已把土地赐给他，名义上是赐予，实际上是逼迫天子而夺取。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当包围阳樊时，人们呼喊说：‘这些人谁不是天子的至亲，怎么可以俘虏他们呢？’于是放出了那里的百姓。况且阳樊的百姓，往往都是天子的亲属，而晋国想要俘虏他们。唉，这真是没有臣子的礼节啊。所以既包围了阳樊，又再次包围原国。由此可以看出，天子的城邑不愿意归属晋国，而晋国用军事威势逼迫而夺取它。而《左传》反而认为这是美德，为什么呢？况且王室建都于洛邑，而温地就是现在的武原。现在晋国用军队包围而夺取它，对王室的逼迫太严重了。况且王室的危难是暂时的，而王畿的土地也会逐渐耗尽。现在晋文公既然有功，应当像文侯仇那样，接受周平王的赏赐礼仪，却反而用军队讨伐夺取土地，这就是周朝之所以越来越弱的原因。况且天子号称拥有万辆兵车，诸侯号称拥有千辆兵车，大概是说用大的制约小的，用强的使弱的服从。现在王畿如此狭小，这是晋国虽然能平定王室一时的危难，却给成周留下了无穷的祸患。大概东西二周连通的王畿，宗周镐京方圆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相当于方圆百里的六十四块。洛邑成周方圆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相当于方圆百里的三十六块。两都合计方圆百里一百块，相当于方圆千里。所以《诗经》说：‘邦畿千里，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这是周文王时候的情况。到了周幽王时，宗周灭亡，所谓方圆八百里的土地就失去了。等到周平王东迁洛邑，就只有方圆六百里了。到了周襄王时，把河南赐给晋文公，又被诸侯侵夺，所以土地变得极小。那么晋文公讨伐原国，乃是晋文公最不美好的事情，而《左传》反而称赞它，为什么呢？所以我认为《左传》只论述一时之间令人小小喜悦的事情，不论述天下的根本大局。【解释说：元城先生的这个论断很好，然而《左传》浮夸的罪过，难道只有这一处吗？虽然如此，晋文公讨伐原国，意图在于一时的小信，而不顾万世的大义；《左传》过度记载，意图在于一时令人喜悦，而不再思考天下的根本大局。总之，它们的过失是相同的。】

先生与我讨论熙宁年间殿试策问时，先生说：“诗赋和经术，都是朝廷选拔人才的科目罢了。假如像夏商周三代、两汉、魏晋时期那样，采择人的名誉声望，难道得不到人才吗？然而奔走竞争、矫饰激切的作风就会盛行。所以通过言论来选拔人才，是显示公道。殿试使用诗赋和策问，本来没有优劣之分。人们只看到策问比起诗赋的三题，似乎更有用处。不知道祖宗创立法度的初衷，极有深意。况且士人对得失的计较最为看重，怎敢极力直言时政的缺失，自己招致落选？或者即使考中下等，也必然附和迎合，这是士人初入仕途，上面的人就已经教他们谄媚了。倘若有人沽名钓誉、慷慨直言，未必有益。所以元和初年，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对策极力诋毁时政，因此引发纷争，形成牛李党争，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祸患，将近五十年。由此足以知道了。大概朝廷设立科目，没有难易之分。如果只用四句诗来选拔人才，人们来应试也有得也有失。或者让他们全部精通五经、十二史，人们来应试也有得也有失。况且刚登科时，还未显现出人才，等到后来做官，那么他们的才能智慧、名声、君子小人、贵贱就区分开了。不一定必须通过殿试，才能辨别人才。敦厚与浮薄，各种类型都有。唐文宗的话说得太好了。”先生曾说：“君主的职责，在于用人。如果能够平时有方法去采听见闻，而都为我所用，那么他治理天下就绰绰有余了。”倪宽担任廷尉卒史，被认为不熟悉事务，不主管曹事，于是去北地视察畜牧罢了。等到他替张汤起草疑难案件的奏章，张汤才开始觉得他奇特。皇上问是谁写的？张汤说是倪宽。皇上说：“我早就听说他了。”又萧望之担任治礼丞，向宣帝上疏，凭借在民间的声望，说：“这是东海的萧生吗？”况且倪宽身为廷尉卒史，而廷尉以下的人都不知道他，而天子深居九重，却早就听说他的名字，那么武帝的聪明远远超过群臣了。况且宣帝年轻时在民间斗鸡走马，每天游历三辅地区，而当时的贤人和百姓的疾苦都知道，大概是留心很久了。所以这两位君主卓然成为汉朝的贤明君主，必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所以作为君主如果没有方法自己去了解天下的豪杰，只听信左右权臣、奸佞宠幸的话，怎么能兴起太平的治世呢？我于是问说：“那么君主用什么方法可以了解他们呢？”先生说：“如果让天下的士人，凡是有言论的，都能上达于君主，又君主在闲暇之时，向同辈人广泛访求而

译刘备询问他，然后广泛记录并仔细审查。这样考察，天下就没有被遗漏的人才了。【解释说：选拔名声本来容易失之于浮泛。殿试中的诗赋等作品，虽然看似公开公正，但如果不去考察实际才能，那么又怎么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呢？既然如此，那么一定要像虞舜朝廷那样，让臣下陈述言论，明确地通过实际功绩来考验，这样才可以。我的老师甘泉湛先生曾经论述举业和德业这两种学业合而为一，然后真正的人才才会出现，世道才有希望。他的感慨非常深切啊！唉！这在于君主和宰相啊】

译先生与我讨论《左传》，先生说：“祁奚请求退休，对外推荐他的仇人，对内推荐自己的儿子，这是对的；但说他是请求退休，则不对。晋悼公三年，即鲁襄公三年，祁奚请求退休，推荐了解狐，又推荐了祁午。十八年后，晋平公七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晋国平定栾氏之乱，囚禁了叔向。叔向说：‘能救我的一定是祁大夫。祁大夫对外推荐不抛弃仇人，对内推荐不遗漏亲人，难道会唯独遗漏我吗？’这时祁奚已经退休了，听到这件事，去见宣子，使叔向获免。如果认为他七十岁才请求退休，到这时他年纪将近七十了，虽然不足为怪，但不如《史记》所载。于是取出《史记》给我看：《晋世家》记载，悼公三年，晋国会盟诸侯，悼公询问群臣中可用的人，祁奚推荐了解狐，又推荐了祁午。先生说：‘根据这个，那么当时祁奚未必是七十岁才请求退休，只是推荐群臣中可用的人罢了，应当以《世家》为准。’【解曰：祁奚是否请求退休，起初何必苦苦追究，而元城先生一定要推寻其缘故，大概也是穷究事理、考察事物的所在，不可如此苟且罢了。】

先生与我讨论作史的方法。先生说：“《新唐书》叙事喜欢简略，因此文辞晦涩，事情大多郁结而不明，这是作史的弊病。况且文章哪有繁简之分呢？一定要写得很多，就冗长而不值得读；一定要写得简略，就冷僻艰涩，让人不喜欢读。假如《新唐书》记载卓文君的事，不过只说‘年轻时曾私奔卓氏’，如此而已。班固记载这件事，将近五百字，读起来不觉其繁。况且文君的事，对天下后世又有什么补益呢？然而作史的方法，不得不如此，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像风行水上，出于自然。如果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就失之了。”《唐书》进表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而且《新唐书》之所以不及两汉文章，弊病正在这两句话上。反而认为这是工巧，为什么呢？然而新旧唐史各有长短，不容易分出优劣。【解曰：作史的方法，没有比自然更好的了，元城先生说得对。这就是古人之所以必定重视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原因。所谓自然是什么？繁简得当，是非合乎人情。推而究之，万事都是如此，难道只是作史吗？】

先生曾经对我说：“汉代诸儒所传的六经，与现在通行的六经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颇的言辞来论断。”王嘉奏对说：“臣听说咎繇告诫帝舜说：‘亡敖佚欲有国，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颜师古说：‘这是《虞书·咎繇谟》的话，意思是拥有国家的人不可傲慢放纵欲望，只应当戒慎恐惧，以治理万事的关键。’‘敖’音傲，现在《尚书》却作‘无教逸欲有邦’，恐怕‘敖’字转写成了‘教’字。如果说是天子没有教导诸侯放纵欲望，恐怕不对。”先生又说：“像这类情况，六经中很多，不要让俗人知道，恐怕产生谤议。”【解曰：圣人作经，如同造化生物，没有不是自然的；汉代诸儒传经，如同良工绘画，虽然有工巧仿佛，但终究失真的地方很多。唉！三代以后，难道只是六经与古代不同吗？元城先生顾虑俗人产生谤议，是适宜的。】

先生曾经说：“难啊！人臣侍奉君主，既要知道自己所能做的，又要知道君主所能做的。如果不知道而径直向前，没有不受祸败的。况且像萧望之担任太子太傅八九年，固然应当深知元帝的为人。等到元帝即位，却想驱逐许、史、恭、显等人。萧望之虽然是师傅，但比起许、史，他的关系疏远了。况且能听信疏远臣子的话，来驱逐亲爱的人，自古人君只有一个人能做到，就是秦昭王。况且宣帝是什么样的君主？尚且委任宦官，盖宽饶一触犯就杀了他，那么他的权势可想而知了。元帝非常昏庸，他比起昭王、宣帝，犹如天冠地履。这怎么能驱逐许、史、恭、显呢？所以恭、显诬陷张堪、谷永下狱时，元帝刚即位，不知道谒者召到廷尉下狱。后来皇上召张堪、谷永说：‘下狱，皇上大惊说：‘难道只是廷尉审问吗？’况且萧望之长期担任太傅，知道太子仁柔，应当用权术辅导他，使他通晓天下之事，然后可以成为人主。现在竟然如此懵然无知，不知道萧望之八九年间辅导他的是什么事情？也不容无罪了。”晁错确实不是长者，但他的话也可取。曾经上疏说：“皇太子所读的书很多，而没有深知权术，这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大凡人性明锐的，应当用宽和谦冲之道辅助；人性仁柔的，应当用发强刚毅之术辅助。这样才可贵于学习。【解曰：人臣侍奉君主固然难，但有两种方法。所以忠诚以谋国，机敏以相时，也就差不多可以了。元帝对于许、史，是外戚；对于恭、显辈，是亲近宠幸。萧望之对此，应当示以大义，处以无事，待以不恶而严就可以了。却要驱逐他们，我恐怕万万不可能。不久受辱，是适宜的！古人有言：‘为臣良独难’，大概也是体谅这个吧。大概也是体谅这个吧。】

先生与我讨论官制，因而谈到玉堂的故事。先生说：“况且像‘玉堂’两个字，很多人不理解。

译太宗皇帝曾用飞白书体题写翰林学士院为“玉堂之庐”，大概这四个字出自《李寻传》，而且玉堂是殿名。而待诏的官员有直庐在殿旁，李寻当时在黄门待诏，所以说“久污玉堂之庐”。到了英宗皇帝即位，才撤去这块匾额。等到元丰年间，有翰林学士上奏，请求摘去“玉堂”二字，重新在院门上题榜，以此作为臣下的荣耀。皇帝下诏同意，这是请求用殿名来命名学士院，太不谦逊了。”于是查阅《汉书》，大概汉代的待诏官员，有的在公交车，有的在金马门，有的在宦官的庐舍，有的在黄门。当时李寻在黄门待诏，哀帝派侍中前往询问灾异之事，李寻回答说：“臣李寻地位卑微、学识浅薄，过错在于跟随众贤在待诏，吃太官的食物，穿御府的衣物，长久玷污玉堂之庐。”颜师古注释说：“玉堂殿在未央宫，然而制度没有详细记载，只有《翼奉传》略微记载。翼奉曾经上疏说：‘汉代的德行隆盛，在于孝文皇帝亲身实行节俭，减少外省的徭役，那时还没有甘泉、建章以及上林中的各种离宫馆舍。未央宫也没有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等殿，只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承明罢了。’以此考证，那么玉堂殿是汉武帝建造的。”我后来拿这个问题请教先生，先生说：“是的【解释说：元城先生论述玉堂故事的始末，也是教导永卿格物考古的一件事。虽然古今名物可以考证而得知的很多，这正是我们儒家之所以必须重视博学的原因啊】

译过了几天，我问道：“高帝七年，萧何修建未央宫，设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帝看到宫殿壮丽，非常生气，对萧何说：‘天下战乱未平，百姓劳苦多年，成败还未可知，为什么修建宫室如此过度？’萧何说：‘天下局势尚未安定，可以借此机会建成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如果不壮丽，就无法彰显威严，而且如果不壮丽，后世也不会再加以扩建。’高帝听了很高兴。”我对萧何这样做感到奇怪，于是吟了一首绝句：“创业艰难尚尔为，太平奢侈可前知。欲令后世无能过，可笑萧何尔许痴。”我因此举起这首诗，先生笑着说：“这固然不错，但萧何的意思很深。高帝和项王都是楚人，丰、沛、临淮，相距很近，他们的心，难道有一天会忘记山东吗？项羽看到秦地都已烧残，才想东归，如果像昔日那样兴盛，未必不会定都关中。汉五年夏，虽然从洛阳驾车到关中，但长安宫殿未成，暂且寄治栎阳。而且高帝在关中时间不久。五年秋，亲自征讨臧荼，又回到洛阳。六年十二月，擒获韩信，回到洛阳。七年冬十月，亲自征讨韩信，又从洛阳到长安，当时宫阙已建成，于是从栎阳迁都长安，那么高帝定都长安的心才安定。但萧何想顺适他的心意以成就大事，不想让他窥探自己的秘密，所以假托言辞如此，这是萧何的深意。而史官看到萧何的意思，又不想明白说出，又不想不说，于是写下‘上说’两个字，以显示高帝在萧何的计谋中，而且乐于定都关中【解曰：酇侯修建未央宫的过错，温公老先生大概曾经论述过。但史书‘上说’二字，恐怕当时实录如此，没有什么计谋的说法。但元城叙述以教导永卿，必定有独到之处，不是后来人敢轻易议论的】

先生又说：“子弟固然希望他们优秀，但不优秀的未必没有用处。”元丰二年秋冬之交，东坡下御史狱，天下士人痛惜他，环视而不敢救援。当时张安道退休在南京，于是愤然上书，想附在南京递府，官员不敢接受，于是让他的儿子张恕持到登闻鼓院投进。张恕一向愚懦，徘徊不敢投，很久。东坡出狱，后来东坡看到副本，于是吐舌色动，很久。有人问他原因，东坡不回答。后来子由也看到，说：“宜吾兄之吐舌也。”此时正得张恕之力。有人问他原因，子由说：“难道没看到郑崇救盖宽饶吗？他的疏中有云：‘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这句话正是激怒宣帝。而且宽饶正以犯许史辈有此祸，现在再揭发，是益其怒也。而且东坡何罪

译（有人）只是认为（苏东坡）名声太高，与朝廷争胜罢了。如今安道的奏疏却说：‘他确实是天下的奇才，只是不敢激怒君主，当时急于救他，所以才说了这样的话。’我说：‘那么，当时救苏东坡应该怎么说呢？’先生说：‘只需说本朝从未杀过士大夫，如今若开此先例，那就是杀士大夫从陛下开始，而后世子孙因此杀害贤能的士大夫，必定援引陛下作为先例。神宗爱惜名声且敬畏道义，大概可以用这番话阻止他。【解说：元城先生因为张恕没有投递苏东坡的奏疏这一件事，认为子弟品行不佳的未必没有用处，这固然体现了圣贤不抛弃任何人的心意。然而，张恕不投递奏疏与苏东坡得以出狱，恐怕也是人事机缘巧合罢了，不能因此就认为品行不佳的子弟都可以任用。孟子说：‘中庸之人可以教化不中庸的人，有才能的人可以教化无才能的人。’所以人们乐于拥有贤能的父兄，这话真是至极啊】

译先生说：“我北归时，与苏东坡同行，两船首尾相接，未曾有三天不见面的时候。曾记得苏东坡自己说：‘年轻时曾与父亲和弟弟一起阅读郑公（郑畋）出使北方的记录，其中提到大辽国主说：‘如果用兵，士兵和马匹就会死伤，国家承受其害；爵位赏赐日益增加，臣子享受其利。所以凡是北朝臣子中劝谏用兵的，都是为自己打算，而不是为北朝打算。’辽主明知利害所在，所以不用兵。’三人听后都感叹这话，认为它明白而切中事理的关键。当时苏洵对两个儿子说：‘古人有这种意思吗？’苏东坡回答说：‘严安也有这种意思，但不像这样明白。’苏洵笑着认为他说得对。”先生又说：“前辈读书，大抵都是这样，所以称之为学问，一定要能在实际中运用才可贵，否则就是腐儒罢了。汉武帝时严安上疏劝谏用兵，其大意说：‘如今征服南夷，使夜郎来朝，深入匈奴境内，焚烧他们的龙城，议论的人赞美这些，这是臣子的私利，不是天下的长久之策。’郑公的话，其源头就出于此【解说：看这个就知道三苏开口谈论天下大事，如同指掌般清晰，是有源流的。古人读书本来就是这样，如果那些寻章摘句、夸耀多而斗靡丽，最终却无所用处的人，那么读书又有什么可贵呢？虽然如此还不够，一定要像周敦颐、程颢那样潜心理学，像颜回、孟子那样努力修养性情，然后才更加可贵】

先生与我讨论历法，曾说：“古今历法各不相同，其闰法也随之不同。秦朝使用颛顼历，以水德王天下，以十月为岁首，所以遇到闰年就闰九月，称为后九月，大概是取《左传》‘归余于终’的意思。到了汉初沿袭而不改变。”先生于是命人取来《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给我看：“秦二世二年后九月，徐广说：应当闰建酉；汉二年后九月，徐广说：应当闰建巳；汉五年后九月，徐广说：应当闰建寅。大概徐广推算历法，认为这三年合该闰八月、四月、正月，为了归余于终，所以闰九月。”不仅如此，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去世，群臣诛杀诸吕后，迎立代王，闰月己酉日，王即皇帝位，当年十月辛亥日，皇帝在高庙接受朝见。况且己酉、辛亥相隔三天，已经隔了一年，就知道闰月就是后九月。我说：“书上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称为定四时，那就是四时之间有闰月。”先生说：“不对，大概是指没有闰月就会把春天当作夏天，把夏天当作秋天了，所以说定四时，不是说四时之间有闰月【解说：尧命令羲和制定历法，历法的源头开始于此。这元城认为古今历法各不相同，闰法也不同，总之在小过不及之间，或许有增减而已，其大体确定的法则确实不可改变。我曾思考，天地开辟以来，一气滚滚不息，而理实在主宰其中。所以邵雍以二至为天地一气的呼吸，就知道春夏是气的呼出，秋冬是气的吸入。圣人有所见其理而推测其度数，所以定为年月日时，作为民生日用的候应。不然，寒暑失时则早晚没有准则，早晚没有准则则起居失宜，起居失宜则作息违背常理，而希望天下治理、百姓安宁、万物顺遂吗】

先生与我讨论唐十一族的事。先生说：“甘露之变，大概也很疏漏了。考察当时，是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时，李训谋划以甘露降于禁中，诏令百官入朝祝贺，借此想杀宦官。况且十一月末，难道是甘露降下的时候吗？谋划的疏漏，可以想见，大抵样样如此。我的意思，宦官早就知道这个谋划了，所以不可能杀得掉。况且天下的事，有比这更大的吗？凡是能救命的，没有不做的。如果当时只是贬黜他们，其祸患未必会到这个地步。竟然以死逼人，而疏漏如此，适宜其失败。《易经》说：‘君主不机密就失去臣子，臣子不机密就失去自身，机密的事不机密就害成大事。’圣人的话，确实可信。”先生又说：“这时，凡是覆灭十一族。而王涯，年过七十，不能引退，而与小人同位，所以虽然没有参与谋划，但那些宦官怎么知道呢？他遭遇祸患，是应当的！况且王涯自己说留心《太玄经》很久了。始于贞元十二年丙子，至元和四年己丑，共十四年，也曾写作文章。后二十六年，才有甘露之祸。况且《太玄》只以进退消息为说，王涯知道其说而不能实行，为什么呢？所以说：‘知道不难，实行才难【解说：元城论甘露之变一事，最得大体。宦官有罪，确实不可姑息；如果没有罪，也没有尽诛的道理。所以李训的谋划，虽然说是疏漏，也可以。唉，这就是孔子所以假年学《易》的原因】

先生曾说《魏征传》称：“曾仆所为碑，停叔玉昏，顾其家衰矣。”这话不对。郑公的德行，国史可以传颂，何须依赖碑文？而停止叔玉的婚事，是天来保佑魏氏。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因为娶公主，遂成为房氏大祸的开始。因淫荡败坏家法，而最终灭族。我后来考察魏氏的家谱，郑公四个儿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

译而叔瑜生莘莘，莘莘生商，商生明明，明明生冯，冯生謩。到这里已经是五代了。假使魏家还像以前那样主持朝政，而遭遇的灾祸或许像房氏那样，难道还有再次振兴的道理吗？先生说：“停止叔玉的婚约，这是上天用来保佑魏氏的，在这里可以确信了【解释说：人的德行功业的显达或隐没，本来就有固定的定数；而子孙的兴盛或衰败，也有固定的命运。所以元城先生凭借魏郑公的名声，不依赖碑文，又因为停止婚约这件事认为是魏氏的幸运】

译先生曾说：“宰相的职位，真是艰难啊！自古以来，没有辜负毁谤的人很少。”元载被诛杀后，当时的声望归于刘晏。代宗鉴于前事，于是提拔太常卿杨绾、礼部侍郎常衮为宰相。当时是大历十三年乙巳年四月壬午日，到七月己巳日，杨绾去世。相距才一百八十天罢了。然而杨绾的名望如此，假使他不死，给他一些时间，或许建立的功业，又超过这个。有人说：“不是这样。”当时杨绾、常衮齐名，常衮到这一年闰五月甲戌日才被罢免，所以舆论议论如此，至于称他为“濌伯”，那么杨绾早逝，未必是不幸。大概权力是被人嫉妒的，掌握权力既久，又没有建立功业，他被毁谤不也是应该的吗【解说：元城曾感叹宰相的职位艰难，又说：“自古以来，没有辜负毁谤的人很少。”他的论断是恰当的。然而古来辜负毁谤，难道只是宰相吗？特立独行的人也很少不背负毁谤的。又说：“权力是被人嫉妒的。”我认为特立独行的人也很少不被人嫉妒的。所以曾考察人事，人没有嫉妒而不毁谤的，也没有毁谤而不源于嫉妒的。那么君子处世，何必担心自己的德行不修养，不担心毁谤是否辜负呢？这也差不多吧】

先生一天与我讨论《左传》中绛县老人的岁数，我说：“已经考察过，不能解开。”先生说：“老夫能说出。”于是从桌子上取来《左氏春秋》和纸笔，再三注释，并且说：“不是喜好古学的人，不值得与他谈论。”我秘密保存很久了，又担心因此泯灭，就写在后面。先生解释说：“我出生的年份，正月甲子初一，有四百四十五个甲子了。它的末尾到现在是三分之一。所谓它的末尾到现在是三分之一，末尾是末，现在是今天，说已经得到四百四十四整个甲子，末尾一个甲子六十天，而今天是癸未，才得到二十天，所以说三分之一。”文公十一年夏天，叔彭生与晋国的郄缺在承匡会见；冬天十一月甲午日，叔孙得臣在咸打败狄人。文公历经十八年，宣公历经十八年，成公历经十八年，到襄公三十年，总共七十四年，用表考察。文公十一年岁在乙巳，襄公三十年岁在戊午，现在说七十三年，大概说襄公三十年上距文公十一年得到七十三年。所谓“亥二首六身”，注释说：“亥字二画在上，并三六为身，如算子的六，大概古代的亥字这样写，所以说二首六身。”下面六画如算子三个六数。所谓“下二如身定其日数”，注释说：“下亥上二画立置身旁，大概如字是往，移下亥上二画往于亥字身旁则应当这样写。”左边立的二画是二万，右边重的六画是三个算子六数，就是六千六百六十天，所以说这是日数。而且四百四十五个甲子合计得到二万六千七百，现在差四十天，那么前面所谓“它的末尾到现在是三分之一”称为旬的，大概古代用甲子数日所以称为旬，如今阴阳家所谓甲午旬中之类是这样，与书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同义【解说：元城论绛县老人的岁数说：“四百四十五个甲子”，恐怕《左传》此事颇涉荒诞怪异，终究不可信。虽然元城不是妄语的人，他必定有所考察，而我用《左氏》浮夸判断，终究不敢信】

先生喜欢谈论《易经》，曾问我：“《易经》经过三位圣人，为什么呢？”我说：“《汉书·艺文志》说伏羲氏开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作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类十篇，所以说《易经》经过三位圣人。”先生说：“以大传来说，神农氏作耒耜，大概取之于益；日中为市，大概取之于噬嗑；黄帝、尧、舜作舟楫，大概取之于涣；服牛乘马，大概取之于随。而且益、噬嗑、涣、随都是六十四卦的名字。神农、黄帝、尧、舜都在文王之前，那么重《易》六爻说是文王可以吗？《周官》太卜掌管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作为经卦都是八，其别都是六十四。大概夏曰连山，商曰归藏，周曰周易。这又可见夏、商之时已有六十四卦，不是到文王才重《易》六爻。那么扬雄、班固之类，为什么说文王重《易》爻？大概文王拘于羑里，而演六十四卦的辞，如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是这样。不是重六爻。至于爻辞，则恐怕是周公所作，如乾初九“潜龙勿用”，坤初六“履霜坚冰至”是这样。如果爻辞是文王作，那么不应说“王用亨于西山”，又不应说“箕子之明夷”。所以《汉书·艺文志》也说文王作上下篇，就是现在卦辞上下二经。恐怕先儒传习的错误。至于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类十篇，班固认为是孔子所作。由此来说，那么作《易》的不止三位圣人了。”先生又说：“现在所谓系辞，就是古代所谓大传。司马迁传《易》大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

译那么在汉代时称它为《大传》，不称为《系辞》。又说：“《易》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然而现在的《易经》中没有这两句话，那么这也恐怕是《大传》中的话。现在失传了。“《易》说‘系辞焉以断吉凶’”，因此称之为爻。凡是这两句话，观察圣人的意图，那么爻就是所系的辞。大凡一卦中所记载的爻，都是它的辞。因为把辞系在一卦之下，所以叫《系辞》。这是后人弄错了。所以《诗序》也称它为《大传》。大概“传”取的是解释经文的含义，就像《春秋》有三传之类，都是取它们解释经文的意思。”先生说：“‘吉凶生大业’，韩康伯注说：‘既然确定了吉凶，那么广大就都具备了。’这话不对，大概有兴起有衰废，像商汤、周武王、秦、汉的事情一样。又说：‘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应当是‘正以直内’。又说‘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应当是‘能研诸虑’。像这类错误，在五经中非常多。”我说：“前辈大多不谈论这些，为什么呢？”先生说：“这件事极关利害，五经流传已经很久，前辈恐怕倡导后学穿凿附会的开端，所以不敢发表议论。只是想要知道罢了，如果倡导了，那么后学竞相产生新意来互相夸耀，六经就没有完整的书了。它的危害比不立论时大万倍。这是前辈所以慎重，暂且搁置不说的原因。”韩魏公与欧阳文忠公同在政府任职很久，整天聚在一起，没有事不谈论，只是不曾与文忠公讨论《系辞》。我说：“为什么呢？”先生说：“文忠公关于《系辞》的论述在文集中，我的朋友见过。其中有错误，如果与他相同，那就是又一个错误。文忠公如果议论不同，或许会导致争执愤怒，所以魏公存而不论。”

译《元城语录解》卷下

●钦定四库全书

《元城语录解》【附《行录》】

刘安世考中进士后，不去参加吏部的选官，直接回到洛阳，跟随司马光学习。司马光问：“为什么不做官？”刘安世用“漆雕开说‘我对做官这件事还没有信心’”这句话来回答。司马光很高兴，又跟随他学习了好几年。有一天，刘安世离开坐席，询问尽心行己的关键，以及可以终身奉行的准则。司马光说：“大概是‘诚’吧。”刘安世问：“实行它从哪里开始？”司马光说：“从不说谎话开始。”刘安世起初觉得这很容易，等到退下来自我检点，发现每天的行为和所说的话，自相矛盾、互相牵制的地方很多。他努力践行七年之后才有所成就，从此言行一致，内外相应，遇事坦然，常常从容有余裕。【解说：学问没有终极，所以曾子有“死而后已”的议论。元城公弃官而向司马光求学，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然而说‘努力践行七年之后才有所成就’，恐怕‘诚’作为道理，不能这样限定。《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同道的士人，应当知道只有自强不息，然后才能坦然有余裕。唉！‘诚’可以轻视看待吗？】

刘安世说：“我平生只是一个‘诚’字，更加牢不可破。诚是天道，思诚是人道。天与人没有两个道理。”于是举起左右手看着，笑着说：“只是因为有了这具躯壳，所以借助思虑来通达它罢了。等到取得成功，是一样的。”刘安世自从十五岁以后，就知道这个道理，也曾事事着力，毕竟不只是有个‘诚’字。纵横妙用，无处不通，因此闭门独立，其乐无穷。这样怎么能动摇刘安世呢？【解说：元城公论述天与人没有两个道理，最为精要。天与人只是一个实理罢了，但必须借助思虑来通达它，所以称为思诚。至于纵横妙用，无处不通，是因为有这个实体缘故。所以说：体用同源，显微无间。】

司马光推荐他担任馆阁职务，于是对他说：“知道为什么推荐你吗？”刘安世说：“我有幸跟随您游学很久了。”司马光说：“不对。我闲居时，你按时问候不断；我位居政府要职，你唯独没有书信，这就是我推荐你的原因。”刘安世被提拔为右正言。这时任命官员很多，政府官员的亲戚，刘安世上言说：“祖宗以来，执政大臣的亲戚子弟未曾敢接受显要职位；自从王安石执政以后，完全废除了历代圣王的制度，专用亲信党羽，务必满足私意。几年间廉耻扫地。现在朝廷之上还沿袭旧习。”接连上疏说：“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左仆射韩缜，右仆射司马光，门下侍郎范纯仁，左丞吕公著，右丞吕公著，堂除子弟亲戚共几十人。”并且说：“中书侍郎安焘未见所引荐的私亲，而在其中模棱两可，不能纠正，随声附和，沉默不语，难道没有罪过吗？”希望拿出我的奏章，遍示三省，使从此以后励精图治，改过自新。【解说：司马光所以推荐元城公与元城公所以被推荐，可以互相观照了。而且文彦博、吕公著、韩缜都是当时所谓的名相，而元城公却不稍加宽容，然后知道司马光的推荐人与元城公的被推荐者，不是后世可比拟的。】

恰逢知汉阳军吴处厚上奏蔡确在安州所作谤诗，刘安世立即论奏说：“蔡确的诗十篇，多涉及讥讽，而两篇尤其严重，借唐代比喻，诽谤君主和亲人。至于‘沧海扬波’之语，其所包藏，尤为悖逆。大概蔡确自认为齿发方盛，足以有为，意图在他日时事变易，侥幸复用，发泄祸心。这如果放过，国法就废弛了。”不久蔡确被责授光禄卿，分司南京，刘安世与梁焘同上疏力争，认为责罚太轻，未能平息舆论。疏奏上了十多次，才将蔡确贬到新州。【解说：元城公论蔡确之事，疏奏十多次，才将蔡确贬到新州，这是《易经》所说的‘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蔡确虽然被贬，还和章惇等自认为有定策之功，制造言论，恐吓威胁权贵近臣。刘安世又说：“蔡确、黄履、邢恕、章惇四个人，在元丰末年，号称死党。章惇、蔡确执政，在内部倡导；黄履任中丞，与其僚属在外部附和；邢恕立在其中，往来传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圣上嗣位，都是太皇太后圣虑深远，为宗庙社稷做无穷之计。那四个人，竟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确近已贬窜外，所有章惇、黄履、邢恕，请求一并逐之远方，终身不齿。”因此这三个人也都获罪。【解说：看元城公的议论，蔡确、黄履、章惇、邢恕也难以用力了。所以虽然暂时离去，但因此遭受祸变者，终究也没有穷尽。《易经》说：‘孚号有厉，其为君子之谋至矣’。】

刘安世迁任起居舍人兼司谏，他偶然为家人顾乳母牙媪，说没有，追问原因，于是说内降指挥现在求乳母，刘安世怒说：“你怎敢这样？妄言！况且当今皇上还未纳后，怎么会有这个？”牙媪说：“内东门司开封府录实预其事。”刘安世与府录有交情，于是趁空闲问他，回答如所闻，即上疏说：“前世之主，鲜有不以声色为累，

译至于近来大旱，应对却没有节制，这就不能保全巩固根本元气，增加寿命，这是圣贤所警戒的，令人感到寒心。况且世俗之人听说稍微有百金的财产，尚且知道爱护自己的子孙，将其作为继承后代的寄托，何况本朝百三十年的太平盛世，六位圣君忧虑勤勉、积累下来的基业，陛下继承拥有它，怎能不自爱自重，以此作为宗庙社稷长远的打算呢？如果陛下确实没有这样做，那么臣所说的话还不失为谏官的职责；万一真有此事，那么臣的进言就已经晚了。只希望陛下爱护身体、增进德行，留心学问，清心寡欲，增厚福气的根基。”宣仁太后起初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吕公著的言论才开始彻底追问此事，才知道给乳母顾氏的是刘氏，太后愤怒地鞭打了她。因此刘深对吕公著产生怨恨【解释说：这大概就是元城先生所说的“事先的防备，对症的良药”吧？因为一件乳母的小事，曾经没有详细查清，就听闻后感到忧虑，以至于在奏章中如此急切地表达，如果没有宣仁太后的贤明，揭露并澄清此事，我恐怕元城先生对国家忧虑的念头就不会停止了。唉，真是贤明啊】

译自崇庆太后垂帘听政，恢复祖宗旧政。司马光去世后，王安石一党多散布流言，以动摇在位大臣，用利益引诱，用灾祸威胁，无所不用其极。大臣大多首鼠两端，只为保全自己。吕公、范公两位宰相尤其畏惧他们，想任用他们的党羽来平息旧怨，称之为“调停”。在任命官员时，刘安世与梁焘、朱光庭每次都极力争辩。吕公对此感到厌恶，于是推荐熙丰年间的旧人邓温伯担任翰林承旨。他的意图是，言官必定会争辩，借此顺势达成目的。刘安世上奏说：“邓温伯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吕惠卿互相倾轧陷害，邓温伯始终反复无常，在两党之间出入，又依附蔡确，为他起草诏书，称赞他有定策之功，请求罢免他。”奏疏多次上呈，没有回复，刘安世便称病请假，请求出任宫观闲职，于是被任命为集贤修撰，提举西京崇福宫。

刘安世遍历言官职位，严肃正直地立于朝廷，知道的无不直言，直言无不详尽。他常以辨别是非、邪正，进用君子、退斥小人为急务，当面驳斥、在朝廷争辩，即使面对雷霆之怒，也依然手持笏板退后站立，等待天威稍缓，再次上前极力论辩。一时之间，奏对时进退反复多达四五次。殿前观看的人都汗流浃背、惊恐聆听，称他为“殿上虎”。

宣仁太后驾崩，吕丞相留守京城，范纯仁上奏请求任命执政大臣，于是任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温伯为尚书右丞。当时大臣最终采纳了调停之说，于是有了李、邓的任命。这两人都是熙丰年间的党羽，多次在元祐年间受到攻击，于是用先朝的事情激怒皇帝。恰逢廷试策问进士，李、邓撰写策题，历数诋毁元祐年间的政治，有恢复新法之意，从而中伤元祐年间的大臣。刘安世于是出京镇守常山。不久，元丰年间的旧人全部被召回，于是章惇拜相。言官因刘安世的言论，蔡确被罢职知南安军，而吕丞相也不免被远窜，于是对刘安世深感愧疚。后来范丞相的门人陈述范公的品行说：“如果他的言论在熙丰年间得以实行，后来必定不会在元祐年间全部更改施行，必定不会有绍圣年间大臣复仇之祸。”有人以此问刘安世，刘安世说：“吕公、范公不知道君子与小人的势力势不两立如同冰炭，所以打开侥幸之门，延纳李、邓，排挤正直之人，易如反掌。调停之说究竟有什么益处呢？从前司马光担任宰相时，大概知道后来必定有反复之祸，然而拯救百姓的苦难如同救火救溺，还怕来不及，哪里有空顾及日后自身的祸患呢？”世人认为刘安世的话是知言之论。

绍圣初年，党祸兴起，刘安世尤其被章惇、蔡卞忌恨，被远谪岭南。盛夏带着老母出行，路人皆怜悯他。刘安世不屈服。一天在山中行走，扶着母亲的轿子，在树下休息，有一条大蛇缓缓而来，草木都被压倒，轿夫惊恐逃走。刘安世不动。蛇对着他看了很久，才离去。村民围拜刘安世说：“您是异人，蛇是我们山的神，见您欢喜相迎，您出行平安吗？”司马光门下的士人很多，像刘安世所坚守的，凛然面对生死祸福不变。大概他平生喜欢读《孟子》，所以刚大不弯曲的气概与他相似。

章惇、蔡卞掌权，必定想置刘安世于死地。所以刚被贬到广东，就改贬广西；到了广西，又改贬广东。凡是两广之间偏远恶劣的州军，无所不至。人们都说刘安世必死无疑，然而七年之间，未曾生过一天病。年纪将近八十，强健不衰。这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大概是上天相佑。有人问为什么能这样？回答说：诚而已。

蔡京掌权，三省上奏说：“蔡京上奏刘挚等人怀有逆心，那么当时依附他们的显著之人，同恶相济，难道没有吗？如刘安世曾经议论禁中顾乳母之事，说陛下已亲近女宠，又议论不临经筵，说陛下已迷惑于酒色，诬罔圣上，形于章疏，究竟是何居心？如今刘挚被贬死废及子孙，而刘安世不问罪罚，差别如此之大，臣不知其理由。”诏令刘安世移海州安置。刘安世当时守丧，不等服丧期满，就前往贬所。当时刘安世在贬所，有土豪通过进纳钱财入仕，于是带着厚礼入京，以求见章惇。犀角珍珠罗列，贿赂遍及仆隶，很久不得见章惇，直接以能杀刘安世的意思传达给章惇，才得以见面。没过几天，被推荐上殿，从选人改为正官。

译（他）被任命为本路转运判官。那人飞驰直驱到您被贬谪的地方，郡守派遣他的门客来劝您料理后事，哭着对您说。您神色不变，留门客饮酒，谈笑自如。当着门客的面拿笔写了几张纸，慢慢叫来仆人说：“听说朝廷赐我死，那就死吧，按照这些去做。”对门客说：“死并不难。”门客从仆人那里取过纸观看，都是详细安排自己家和同被贬谪且将死之人的家事，非常详尽。门客惊叹认为这是常人做不到的。不久报告说转运使距离城池二十多里就停下了，第二天应当到达。家人听到这个消息，更加号哭不吃东西，也无法入睡，并且料理您身后的事务。而您起居饮食像平常一样，没有丝毫不同。到了半夜守候您，却见您熟睡，鼻息如雷。忽然听到钟声响起，上下都惊叫：“钟声怎么这么早？”天亮后询问，敲钟的原来是转运判官。您一夜之间呕血而死。第二天有客人来吊唁说：“如果那个人不死，那么您的命运还难以预料。”然而您也没有露出喜色。于是人们看到您临死不乱到了这种地步。您被贬到梅州，忽然有几个与您关系深厚的士人到来，殷勤问候之余，相对流泪。您说：“难道安世又有新的命令了吗？”客人说：“刚才听说朝廷派遣使者进入郡中，将对您不利，希望您自杀，不要受辱。”您告诉他们：“安世罪大责轻，如果朝廷不宽恕，甘心接受在闹市被杀的刑罚，让国家明确正典刑，杀一儆百，也能帮助时政的万一，何至于效仿普通男女在沟渠中自缢呢？”没有被动摇。使者进入海岛被杖杀。元佑年间内臣陈衍，大概是累朝相传不杀近臣，章惇屡次制造这种祸端而没有成功，所以让使者迂回前往各郡，用虚张声势逼迫流放到那里的人，使他们自尽【解说：那个京不足道，那个所谓的转运判官是什么人，竟然阿附小人谋杀君子，究竟是什么人？伟大啊！真诚啊！真诚到了极点鬼神都会信服，天地都会感应。呕血的报应，谁说这是偶然的呢？《易经》说：“剥卦没有灾祸，是因为失去了上下。”小人可以反省了】

译先生说道：“安世担任谏官仅三日，朝廷便有大规模的任免，安世随即呈上奏章共二十四篇，又弹劾章惇十九篇。等到得罪了章惇，他必定想要置人于死地。他说春循、梅新是与死亡为邻的地方，髙窦、雷化，听说了也害怕，那是八州的恶劣之地。安世遍历了七个州【解说：章惇、蔡卞迫害元城先生时，无所不用其极。从现在看来，岭海之间所谓的恶劣之地，如春、梅、雷、化，确实险恶，而元城先生历经这些地方，最终却安然无恙。为什么呢？在于他内心的真诚与正道，本来就能战胜险恶。庄子说：‘人心比山川更险恶。’章惇、蔡卞是这样，而《易经》说：‘履行正道平坦坦荡，幽静之人守正吉祥。’元城先生是这样，读者将二者对照观看，便知道该如何选择了】

建中靖国年间，先生与苏子瞻从岭南一同北归。到了宣和年间，内侍梁师成得宠，权势震动一时，即使是蔡京、童贯都在他之下。梁师成派吴可从京师前来，宋欲勾引招致先生，打算重用他，并且写信给先生。吴可到了三次，才敢拿出信来，并且说明了前来的意图。大体上是拿先生的子孙尚未做官来说事，以此打动先生。先生推辞说：“我如果为子孙打算，就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了。况且我被废黜斥退将近三十年，不曾有一点笔墨与当朝权贵往来。我想做元祐时期的完人，不可破戒。”于是退还书信而不回复。人们都为先生担忧，而先生却神态自若【解说：梁师成在当时，既然号称蔡京、童贯都在他之下，那么他的子孙是否做官，又何必非要元城先生同意才行呢？我由此知道小人对于君子，并非不知道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然而不是看重君子本人，而是看重名义。这大概就是梁师成忌惮元城先生的原因吧】

先生说：“安世平常不曾服药。刚被贬谪时，年纪四十七岁。先母一定要跟我一起去，我百般恳求让她留下，她不答应。安世想，不幸让老母亲进入炎热瘴疠之地，这已经是不孝了。如果不合道义，固然不敢去做。父母只担忧子女的疾病，怎么能没有疾病呢？只有断绝欲望这一件事，于是决心断绝它。从此到现在，不曾有一天的疾病，也没有夜间睡眠的变故。”陈瓘说：“先生平生的学问，以真诚进入，没有哪里不是真诚的。凡是断绝欲望，是真正的断绝欲望，心不动。所以先生说这样。”先生说：“安自从断绝欲望以来三十年，气血和精神意志只像当时一样。整天与士大夫激烈交谈，即使夜里不睡觉，第二天早晨精神依然如故。平生坐着必定端正身体，不曾倾斜依靠。每天行走千步，闲坐调息，再起来看书，不曾白天睡觉。喝茶陪伴客人，有喝到六七碗的。终身不曾写草书。岁时在家庙祭祀拜跪七十二次，不曾废弃缺失。祖父相传，安世终身遵循它，用以激励子孙。一切都以真诚为根本。所以心常常能预知，两个月前自觉必定有变故，果然长子夭折。所以至诚如同神圣之人，难道是在欺骗我吗【解说：元城先生断绝欲望这一件事，大概是真诚所导致的吧？因为真诚，所以明察而刚强。因此明察就能烛照事理，刚强就能坚定意志。因为烛照事理，所以能预知；因为意志坚定，所以天下的欲望不能动摇。那么元城先生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大概就在这里吧】

先生说：“现在人们都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无法再治理。我认为这很容易。孟子说：‘上天不想平治天下罢了，如果想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不敢轻视天下的士人，只是自己确实看到天下有可以治理的道理罢了。请说一件事：我年轻时在开宝寺学习省试功课，吕公著担任枢密使兼宰相。一天因为先父在监牧司申报一件事，颇违当时朝廷的意思，召我问话。我据实回答。随后问最近有什么听到的吗？我说：‘昨天有人来访，说王安石请求离职非常坚决，恐怕相公要接替他的职位。’吕公著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譬如建造大厦，工匠独揽工程，斧头纷纷砍伐，大木头截成小的，小的再碎成更小的，还没建成，就要主人辞退他。旧屋已经毁坏，新材又损坏，后来的人怎么能做呢？’我当时年纪很小，意气颇盛，回答说：‘我虽然后进，从道理来看，似乎不是这样。’吕公著惊讶地说：‘为什么？’我说：‘今天的新政，不知道果然顺应人们的愿望，为人们带来利益吗？如果不是这样，相公应当离职，所害兴起，所利反转手掌之间罢了。’吕公著沉默不语【解说：天下没有不可行的道理，因此没有不可做的事。元城先生引用孟子的话作为‘如果想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大概是自量自己的力量足以承担天下的重任，这样并非苟且说大话而已。看吕公著处理当时世务的方式如此，适宜元城先生有所不以为然。唉！如果元城先生的志向得以实行，那么元祐之治即使比肩三代也可以，但最终没能做到，为什么呢】

胡珵问道：“刚做官之初，就负责推勘案件，不知道审理案件的要道是怎样的？”先生说：“在于平时注意，而一件事不可放过。我有一位同年宋若谷，起初在洺州做同僚，留意狱讼，当时就以审理案件有声望，监司交相推荐。后来官至中散大夫，曾说：‘案件贵在初情。’每当有系狱的人一行若干人，立即分牢房隔离，亲自前往遍问，私下放置一个簿子，随所通语全部记下，因而用手在膝盖上画，教胡珵说：‘题写某人送到某人某事若干人列

译每个人的姓名，其后行间相距大约三寸左右，将最初讯问时所得到的供词，罗列在姓名的左侧。」后来结案定罪时，没有人能说出最初的供词，大概是因为人们刚进入监狱，既仓促又身处异地，无法互相商量，此时可以探得实情。审理案件贵在查明最初的情况，这是关键的原则。【解释说：天下最难办的事情没有比审理案件更难的，所以君子对此尽心竭力。《尚书》说：“只有明智才能公允。”《易经》说：“先王以此严明刑罚、整饬法律。”这大概都体现了这个道理吧？然而，如果说一件事不可放过，又说审理案件贵在查明最初的情况，这是关键的原则。这是告诉人们，在最初探求实情，那么人的真情就能得到了。推而广之，哪里不是这样呢？】

译吕舍人说：“刘器之曾经对我说：担任官职处理事务，必须权衡轻重，务必合乎道理，不要使偏向一方就可以了。这就叫做中庸。于是提到元佑年间曾拜见冯当世，冯当世说：熙宁初年我与陈旸叔、吕宝臣一同在枢密院任职。旸叔聪明无人能比，遇到事情来临，迎刃而解；而宝臣尤其善于权衡，每件事来临，必定权衡轻重，使其得当才停止。事情经过宝臣处理的，人情事理，没有不恰当的。于是极力说‘权衡’二字，最是我们当今应当致力追求的。”

先生晚年闲居，有人问先生用什么打发日子？先生严肃地说：“君子增进品德、修习学业，每天都不够用，哪里谈得上打发日子呢？”

先生从宣和元年元旦以后，谢绝宾客，各地的书信都不拆封，家事无论大小，全不过问。夏六月丙午日，忽然大风刮飞瓦片，暴雨倾盆，雷电交加白天昏暗。在先生正寝，人们都惊恐害怕而逃跑。等到雨停天亮，先生已经去世了。听到的人都很惊异。等到下葬时，杨中立写文章吊唁他说：“劫火熊熊燃烧却不烧毁，只有玉饰的绅带，人们往往传诵认为非常恰当。”先生在宋朝，闭门不出，不随意交往，人们很少见到他的面。等到先生去世，老人百姓，妇女女子，拿着香药哭泣先生的人，每天有几千人。两年后，辽人驱赶守墓人，打开棺木见到先生容颜像活着一样，都惊讶地说：“一定是非凡的人。”一无所动，盖上棺木离开。从前有人与苏子瞻讨论元佑年间的人才，提到先生就说：“器之真是铁汉，不可企及。”

元城语录解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