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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儒藏准斋杂说二

准斋杂说卷上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2–13 段

格之有?是知所谓格物之物,指两物相交而言。惟其引之则蔽,所以贵乎格也。《乐记》又曰:「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于此而不知格,则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天理灭矣。是焉得为知乎?此致知所以在乎格物也。《易》之《艮》止也,彖明止义有曰:「上下敌应,不相与也。」知「上下敌应,不相与」之为止,则知物交物而不为所引,其为格物也明矣。葢不为物引,则止即格物之义也。所以《大学》推明止义为尤详。夫子告颜子以克己之目,「自非礼勿视,至非礼勿动」,是亦诲之以知止之方也。《书》言「安汝止,钦厥止」,无非格物之功用。然则欲致其知者,可不以格物为先务乎?

译格它有什么意义呢?由此可知,所谓“格物”的“物”,是指两物相交而言。正因为外物引诱就会使人蒙蔽,所以贵在“格”它。《乐记》又说:“外物来到,心知感知,然后好恶之情就显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懂得“格”,那么好恶之情在内心就没有节制,心智被外物所诱惑,天理就灭绝了。这样怎么能算是“知”呢?这就是“致知”之所以在于“格物”的原因。《易经》中的《艮》卦代表“止”,《彖传》阐明“止”的意义说:“上下爻位敌对相应,彼此不相往来。”知道“上下敌应,不相往来”就是“止”,那么就知道两物相交而不被外物所牵引,这就是“格物”,道理就很明白了。大概不被外物牵引,那么“止”就是“格物”的意义。所以《大学》推演阐明“止”的意义尤为详细。孔子告诉颜回克制自己的条目,“从‘不符合礼的不看’到‘不符合礼的不做’”,这也是教诲他懂得“知止”的方法。《尚书》说“安守你的止境,敬慎你的止境”,无非是“格物”的功用。那么想要推极自己的知识,能不把“格物”作为首要任务吗?

○穷理格物说

格物二字,先儒以穷理言,学者以穷理会。但知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而不知理若何而穷,物若何而格,知若何而可致哉?当知物物有理,是固然也。然格字本不训穷,物字本不训理,而先儒乃以穷理说格物者,岂非以理不穷则物不可格,必穷物之理而后可以知之,必知物之理而后可以格之与?葢尝即《大学》之言而明之:穷理一说,谓可以格物,于义固无碍也;谓即为格物,于义则不通焉。今观《大学》之论格物,必先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是即先穷理之旨也。不先穷理,则物之本末,事之终始,莫知其所先后,何由近道?道既不可近,安能格物哉?惟其先穷理而物斯可以格,故知所先后之知,当在格物之先。是知虽在格物之先,谓之知可也,谓为知之至则未可也。欲其知之至,非致知不可。致知者,极其知之所至也。欲极其知之所至,舍格物何以哉?此所以曰「致知在格物」也。格字之义,固尝以「曰至」「曰来」「曰法」「曰感」「曰斗」详明其训,皆有不通。惟《书》言「格其非心」以「正」为训,而孟子论「大人格君心之非」亦以「正」训「格」,故有取焉。然不言正物而言格物者,葢物格则正,不格则不正,因取孟子所论耳。目之官眀之谓物,交物而不为所引,是为格物。其义非不昭然,而或者犹以穷理之说为疑。今更即孔子所以告颜子者明之:夫「非礼勿视,非礼勿聴」,是虽克己之目也,然以耳目之于声色论,则即格物之方也。目交于色,惟礼是视,而非礼则勿视;耳交于声,惟礼是聴,而非礼则勿聴。岂非格物之方乎?在己言之,则谓之克己;在物言之,则谓之格物。克己则物斯格矣,能格物则已斯克矣。颜子其殆庶几者也。理既内明,其于克己、礼与非礼,固不待穷理而知。若夫后世学者,将以格物礼与非礼,茍不以穷理为先,则于物之本末,事之终始,何自知之?是必味《大学》知所先后之旨。先穷其理,孰为礼之当视当聴者?孰为非礼之不当视不当聴者?穷理如是,而知之审矣。夫然后于物交物之际,用其力焉。礼所当视当聴者,则视之聴之;礼所不当视不当聴者,则勿视勿聴。以己言之,即克义也;以物言之,即格义也。格物如是,则目不为色所引,而所视者无非正色;耳不为声所引,而所聴者无非正声。自然非礼声色不入耳目。夫如是,则物格矣。物既格,则先来穷理,所谓知所先后之知,斯为至矣。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国治天下平之效,于斯着矣。茍其不然,虽知穷理于其先,既知礼之所当视当聴者矣,又知非礼之所不当视不当聴者矣,至于物交物之际,乃不能用其力,卒如孟子之言,为物所引,遇非礼之色交于目,不能勿视;遇非礼之声交于耳,不能勿聴。岂所谓格物者哉?格物之功既不加耳目,为声色所引,必不能正其视聴,欲其物格也难矣。物不格,则先来穷理,所谓知所先后之知,又安能极其至也?知不至,则意不诚;意不诚,则心不正;心不正,则身不修;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于斯乱矣。此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以为《大学》之至要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穷理所以知之也,物格所以行之也。茍知于其始,而不能允蹈于终,以极其知之所至,岂所谓知至至之知,终终之者哉?其于《大学》之道,欲其有所得也难矣。昨于格物之义,解之不为不详,学者犹不明穷理之义,兹故复为之说,而摭前贤之所以论格物者终之。汉末和洽有言:“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邴原性刚直,清议以格物。《晋书》之称陆抗,谓“不以名位格物”。本朝曽南丰之论房杜,谓“不以己长格物”。明道先生答或人御吏之问,谓“正己以格物”。详其辞意,皆不以穷理为训,即此五说参之,则知穷理之说,乃「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之旨。但可以明格物之因,不可以训格

译○穷理格物说

“格物”这两个字,前代儒者用“穷究事理”来解释,求学的人也按照“穷究事理”去理解。他们只知道今天穷究一个道理,明天穷究一个道理,却不知道道理究竟怎样才算穷尽,事物究竟怎样才算格正,知识究竟怎样才算达到极致呢?应当知道,万事万物都有道理,这是本来如此。然而“格”字本来不解释为“穷”,“物”字本来不解释为“理”,而前代儒者却用“穷理”来解释“格物”,难道不是因为如果道理不穷尽,事物就无法格正,必须穷尽事物的道理然后才能知晓,必须知晓事物的道理然后才能格正吗?我曾就《大学》的言论来阐明这一点:说“穷理”可以导致“格物”,在义理上固然没有妨碍;但说“穷理”就是“格物”,在义理上则不通畅。现在看《大学》论述格物,必定先说事物有根本和枝末,事情有终结和开始,知道了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这就是先穷究事理的宗旨。如果不先穷究事理,那么事物的根本枝末,事情的终结开始,就不知道它们的先后次序,从哪里接近道呢?道既然不能接近,怎么能格正事物呢?正因为先穷究事理,事物才可以格正,所以知道先后次序的“知”,应当在格物之前。这“知”虽然在格物之前,称之为“知”是可以的,但说它是知识的极致则不可以。想要达到知识的极致,非“致知”不可。“致知”就是穷尽知识所能达到的极限。想要穷尽知识所能达到的极限,除了格物还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为什么说“致知在于格物”。

“格”字的含义,我本来曾以“至”、“来”、“法”、“感”、“斗”等详细解释它的训诂,都有不通畅之处。只有《尚书》说“格其非心”,用“正”来解释,而孟子论“大人格君心之非”也用“正”来解释“格”,所以采纳这个说法。然而不说“正物”而说“格物”,大概是因为事物格正了就是正,不格正就是不正,因此取用孟子的论述罢了。眼睛的器官明亮叫做“物”,与外物接触而不被它牵引,这就是“格物”。它的意义并非不昭然若揭,但有的人仍然对“穷理”的说法感到疑惑。现在再就孔子告诉颜回的话来阐明:那“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这虽然是克制自己的条目,但如果从耳目对于声色来说,那就是格物的方法。眼睛接触颜色,只按礼来看,不符合礼的就不看;耳朵接触声音,只按礼来听,不符合礼的就不听。这难道不是格物的方法吗?从自己这方面说,就叫做克制自己;从外物这方面说,就叫做格物。克制了自己,外物就格正了;能格正外物,自己就克制了。颜回大概差不多做到了。道理既然内心明白,对于克制自己、礼与非礼,本来不需要穷究事理就知道。至于后世的学者,想要格正外物中的礼与非礼,如果不以穷究事理为先,那么对于事物的根本枝末,事情的终结开始,怎么能够知道呢?这一定是没有体味《大学》“知所先后”的宗旨。先穷究它的道理,哪些是礼所应当看应当听的?哪些是非礼所不应当看不应当听的?穷究事理像这样,知识就详审了。然后在与外物接触的时候,用力去做。礼所应当看应当听的,就看它听它;礼所不应当看不应当听的,就不看不听。从自己这方面说,就是克制自己;从外物这方面说,就是格物。格物像这样,眼睛就不被颜色所牵引,所看的无非是正当的颜色;耳朵就不被声音所牵引,所听的无非是正当的声音。自然不符合礼的声色不会进入耳目。像这样,外物就格正了。外物既已格正,那么先前穷究事理,所谓知道先后次序的“知”,这才算是极致了。知识达到极致然后意念真诚,意念真诚然后内心端正,内心端正然后自身修养完善,自身修养完善然后家庭和睦,国家治理,天下太平的效果,在这里就显著了。

如果不这样,虽然先前知道穷究事理,既知道了礼所应当看应当听的了,又知道了非礼所不应当看不应当听的了,但到了与外物接触的时候,却不能用力,最终像孟子所说的那样,被外物所牵引,遇到不符合礼的颜色接触眼睛,不能不看;遇到不符合礼的声音接触耳朵,不能不听。这难道叫做格物吗?格物的功夫既不加在耳目上,被声色所牵引,必定不能端正视听,想要外物格正就很难了。外物不格正,那么先前穷究事理,所谓知道先后次序的“知”,又怎么能达到极致呢?知识不极致,那么意念就不真诚;意念不真诚,那么内心就不端正;内心不端正,那么自身就不修养完善;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这里就混乱了。这就是“致知在于格物”,“外物格正然后知识达到极致”,之所以是《大学》最紧要的原因。

知道并不难,实行才困难。穷究事理是用来知道的,外物格正是用来实行的。如果在开始时知道了,而不能始终切实履行,以穷尽知识所能达到的极限,这难道叫做“知道极致并达到极致”、“始终如一”的人吗?他在《大学》的道理上,想要有所收获就很难了。昨天对于“格物”的意义,解释得不算不详细,学者仍然不明白“穷理”的意义,因此再次为之解说,并选取前贤论述格物的话来结束。汉末和洽有话说:“节俭朴素超过中道,自己用来安身是可以的”,这是格物所缺失的往往很多。邴原性格刚直,清议认为他格物。《晋书》称赞陆抗,说“不以名位来格物”。本朝曾南丰评论房玄龄、杜如晦,说“不以自己的长处来格物”。明道先生回答有人问如何驾驭官吏,说“端正自己来格物”。详细考察他们的言辞意思,都不以“穷理”来解释,拿这五种说法参证,就知道“穷理”的说法,乃是“事物有根本枝末,事情有终结开始,知道了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的宗旨。只可以用来说明格物的原因,不可以用来解释格

物之义。若以穷理训格物,谓格物即穷理,则于义诚有未尽,此学者所以不能无疑也。与

译事物的意义。如果以“穷究事理”来解释“格物”,认为格物就是穷究事理,那么在义理上确实有所未尽,这正是学者们不能没有疑惑的原因。

○退而省其私说

子与回言,谓其终日不违如愚。所谓不违者,非谓不违夫子之言也,谓回之侍夫子,其心终日不违于仁尔。惟其不违于仁,所以如愚而实非愚也。退而省其私,私者非谓燕居也。若以燕居言,何省之云乎?葢众人所共者为公,一人所独者为私。颜子之工夫,心斋也。众人所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见者,也是之所谓私。夫子因其退也,省其谨独工夫,知其有所开明,故曰「亦足以发」。既足以发,则回之不愚可知矣。

  ○仁者寿说

圣人之论仁者寿,必先以乐山与静言者,何哉?葢体性不动,生物无穷,惟山为然,仁者实如之。仁者安仁者也,故首以乐山言,次之以静,终之以寿也。惟其仁者寿,所以诗人之论寿,必以南山喻。四方皆山也,何独取乎南?当知南山乃二气厚盛之地,松栢之所由茂者也。即南山之喻而推之,则知仁者之寿也,固宜。或者徒见乎颜跖之仁否不同,而其数乃大相反,遂于仁者寿之一言不能无疑。殊不知寿之在人,其名虽一,而人之言寿主义或殊。书言五福,一曰寿,是之所谓寿者,主于人命言也。诗言乐只君子,万寿无疆,是之所谓寿者,主于君徳言也。中庸言有大徳者必得其寿,是之所谓寿者,主于子孙言也。无非言寿也,而义之不同如此。然则圣人以仁而论寿,果何所主而言哉?尧仁如天,而万世如见,性仁故也。当知圣人所谓仁者寿,主性而言耳。大哉干元,天之仁也。天惟有是仁,所以健而不息。至哉坤元,地之仁也。地惟有是仁,所以徳合无疆。天地悠久而人与之并立而为三才者,天地之性,人为贵也。人人有是性,有是仁,而不知在己有天然之寿者,昧乎人生而静之理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惟仁者能安之。扬子云论人之寿,有所谓物以其性,人以其仁,其言葢有见于此。彼庄子之论长生,有取于无摇尔精,无劳尔形,是亦知以静为寿也。然其立言之义,主于身而不主于性,若近于修养引年之说,又岂若圣人之论寿,一本于成性存存者乎?是理也,文中子亦知之。其论仁者寿,一言以蔽之曰:「其忘我之所为乎?」忘我之所为,则性安于静矣。人惟安于性之静而不为物所迁,则知在我有生生不穷之理,未尝与天地不相似也。斯其所以为仁者之寿欤?

  ○岁寒然后知松栢之后凋说

夫子尝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四时之行,天也,而夫子独取岁寒;言百物之生,天也,而夫子独取松栢。何与?当知岁寒者,冬之将终,春之将始,乃艮之所以成终成始者也。松栢者,千岁之姿,百木之长,乃艮之所谓为坚多节者也。以艮之时言之,朔风凛烈,阴气严凝,霜増肃杀之威,雪重冱寒之冻,所谓岁寒时也。于斯时也,非松栢不能全其操,此夫子所以有取焉尔。以艮之木言之,盘根固地,劲节参天,气隆东北之方,质有庚金之性,所谓松栢木也。惟斯木也,非岁寒不足见其刚,此夫子所以有取焉尔。或者曰:「当饯腊宾春之际,有氷清玉洁之容,梅非不耐岁寒也,何独取乎松栢?」曰:「梅之于岁寒也,止能耐于一时,不能耐于春夏,是何足与松栢比也?」或者又曰:「在四时长青,不改柯易叶,竹非不耐岁寒也,何独取乎松栢?」曰:「竹之于岁寒也,止能耐于十数年之间,不能耐于千百年之久,是何足与松栢比也?」所以夫子有言:「受命于地,惟松栢独也。」在冬夏青青,则知孤生劲特,信有本而然哉!虽然,《论语》一书,其所记载,非仁则义也,非孝则忠也,而夫子于此惟以松栢言,是果何义也?岁不寒,无以知松栢;事不难,无以知君子。穷而益坚,老而益壮,遇难而能正其志,虽困不失其所亨,纵至晩年,尤全晩节,后雕之义是之取尔。然则学者闻夫子之所言,欲确乎其所守,果何道而能之?亦不过曰尽艮之所以成始成终者耳,全艮之所谓为坚多节者耳。艮之取喻,或为门阙,或为阍寺,明其有所守也。艮之有守,止其所也。人能止其

译○退而省其私说

孔子与颜回交谈,说颜回整天都不违背(老师的教诲),好像愚钝一样。所谓“不违背”,并不是说不违背孔子的言语,而是说颜回侍奉孔子时,他的心整天都不违背仁德。正因为他不违背仁德,所以看似愚钝而实际上并非愚钝。孔子退下后考察他的私下表现,“私”并不是指闲居之时。如果是指闲居,哪里谈得上“考察”呢?大概众人所共有的为公,一人独自拥有的为私。颜回的修养功夫,在于心斋。众人无法得知、无法看见的,这就是所谓的“私”。孔子趁着颜回退下的时候,考察他慎独的功夫,知道他有所开悟明达,所以说“也足以发挥(老师的教诲)”。既然足以发挥,那么颜回不愚钝就可以知道了。

○仁者寿说

圣人论述仁者长寿,必定先以喜爱山和安静来说明,为什么呢?大概因为本体性情不动,化育万物无穷无尽,只有山是这样,仁者确实如同山一样。仁者是安于仁德的人,所以首先以喜爱山来说明,其次以安静来说明,最后以长寿来说明。正因为仁者长寿,所以诗人论述长寿,必定以南山来比喻。四方都有山,为什么唯独选取南山呢?应当知道南山是阴阳二气厚重兴盛的地方,是松柏茂盛生长的原因。由南山的比喻推演开来,就知道仁者长寿,本来就是这样适宜的。有的人只看到颜渊和盗跖在仁与不仁上不同,而他们的寿命却大大相反,于是对“仁者寿”这一句话不能没有怀疑。却不知道长寿对于人来说,名称虽然一样,但人们谈论长寿的主旨或许不同。《尚书》说五福,第一是寿,这里所说的寿,是就人的寿命而言的。《诗经》说“快乐啊君子,万年长寿没有疆界”,这里所说的寿,是就君主的德行而言的。《中庸》说有大德行的人必定得到长寿,这里所说的寿,是就子孙而言的。无非都是谈论长寿,但主旨的不同竟如此之大。那么圣人以仁来论述长寿,究竟是以什么为主旨而言的呢?尧的仁德如同上天,而万世如同看见他一样,这是因为本性仁德啊。应当知道圣人所说的仁者长寿,是以本性而言的。伟大啊乾元,这是天的仁德。天只有这仁德,所以刚健而不停息。至善啊坤元,这是地的仁德。地只有这仁德,所以德行合于无穷无尽。天地悠久而人与天地并立成为三才,是因为天地的本性,人是尊贵的。人人都有这本性,有这仁德,却不知道在自己身上有天然的长寿,这是蒙昧了人生而静的道理啊。人生而静,这是天的本性。只有仁者能安于它。扬雄论述人的长寿,有所谓“万物以其本性,人以仁德”,他的话大概在这里有所见。那庄子论述长生,有取于“不摇动你的精神,不劳损你的形体”,这也是知道以安静为长寿。然而他立言的主旨,在于身体而不在于本性,如果接近于修养延年益寿的说法,又哪里比得上圣人论述长寿,完全基于成就本性、保持本性呢?这个理,文中子也知道。他论述仁者长寿,用一句话概括说:“大概是忘记了我所做的吧?”忘记了我所做的,那么本性就安于安静了。人只有安于本性的安静而不被外物所改变,就知道在自己身上有生生不息的道理,未曾与天地不相似。这就是仁者长寿的原因吧?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说

孔子曾经说:“上天说什么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上天说什么呢?”四季的运行,是天的作用,而孔子唯独选取岁寒;百物的生长,是天的作用,而孔子唯独选取松柏。为什么呢?应当知道岁寒,是冬天将结束,春天将开始,这是艮卦之所以成就终始的原因。松柏,是千年之姿,百木之长,这是艮卦所说的坚硬多节的原因。从艮卦的时令来说,北风凛冽,阴气严凝,霜增加肃杀的威力,雪加重冰冻的寒冷,这就是所谓的岁寒之时。在这个时候,除了松柏不能保全其节操,这就是孔子之所以选取它的原因。从艮卦的树木来说,盘根稳固在地,劲节参天,气势隆盛于东北方位,质地具有庚金的性质,这就是所谓的松柏木。只有这种树木,如果不是岁寒不足以显现其刚强,这就是孔子之所以选取它的原因。有的人说:“在辞旧迎新之际,有冰清玉洁的容貌,梅花并非不耐岁寒,为什么唯独选取松柏?”回答说:“梅花对于岁寒,只能耐受一时,不能耐受春夏,这哪里值得与松柏相比呢?”有的人又说:“在四季长青,不改变枝柯和叶子,竹子并非不耐岁寒,为什么唯独选取松柏?”回答说:“竹子对于岁寒,只能耐受十几年之间,不能耐受千百年的长久,这哪里值得与松柏相比呢?”所以孔子有话说:“受命于地,只有松柏是独特的。”在冬夏都青翠,就知道它孤生劲挺,确实是有根本而这样的!虽然如此,《论语》一书,它所记载的,不是仁就是义,不是孝就是忠,而孔子在这里唯独以松柏来说明,这究竟有什么含义呢?岁不寒冷,无法知道松柏;事不难,无法知道君子。处境困穷而更加坚定,年老而更加强壮,遇到危难而能端正其志向,虽然困顿也不失去其所亨通,即使到了晚年,尤其保全晚节,后凋的意义就是取于此。那么学者听闻孔子的话,想要确实地坚守,究竟用什么方法能做到呢?也不过是说尽艮卦之所以成就始终的道理罢了,保全艮卦所说的坚硬多节的品质罢了。艮卦的取喻,或者是门阙,或者是守门人,表明其有所坚守。艮卦的坚守,是止于其所。人能止于

所,而思不出其位,则所守始终不渝,斯无愧于后雕之训。苟惟时行,不行时止,不止,乖其成始成终之大义,失其为坚多节之本性,则如蒲栁之质耳。圣门何取焉?是知逰圣人之门,有愿学之志者,必能体兼山。之象于止,而知所止,则其为学之效,斯如松栢之茂,日新而又新矣。

译如果安守本分,思虑不越出自身的职位,那么所坚守的原则始终不变,这就无愧于“后凋”的教诲。如果只懂得因时而行,该行动时行动,该停止时停止,若不停止,就违背了善始善终的大义,丧失了坚韧多节的本性,那就如同蒲柳那样脆弱的资质罢了。圣人的门徒怎么会看重这样的人呢?因此知道,游学于圣人之门,有愿意学习志向的人,必定能在“止”的修养中体现兼有山的意象,并懂得应当停止的地方,那么他治学的成效,就会像松柏那样繁茂,日日更新而又更新。

○执御说

逹巷党人称夫子曰:「大哉!不可谓不知夫子者,且言博学而无所成名。」是叹美夫子所学之博,不可以一善称之也。唯其莫可得而名,所以无所成名耳,非谓惜其不成一善之名也。详其言意,即夫子称尧之大哉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之意。夫子闻其言,乃谓门弟子:「有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之语。夫射御皆艺也,苟可以成名,无不可者。夫子胡为独以吾执御矣?终之,岂夫子果欲亲执御以成名乎?况执御一艺耳,而初非成名之事也。谓圣人以之而成名,岂知圣人者哉?当知执射则不免于放纵,执御则不可以放纵。圣人以执御为言,葢其心常操而存,终不为名而有所放纵也。观圣人之言,可以求其言外之旨哉?至如夫子之论富,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是明富之不可求也。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以此章执御之言详之,则知夫子之所好,独在于执御,厥有旨也。大禹之戒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是即夫子执御之意也。尧兢兢,舜业业,汤栗栗,文王翼翼,前圣后圣,其揆一也。此戒谨恐惧,所以为圣人之至要欤?

  ○子絶四说

子絶四,意必固我。夫子何有哉?若以毋字作无字说,谓夫子絶无此四者,则失一章之旨矣。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与此章毋字义同。当知此絶四,葢夫子尝以四者戒训弟子,不可有此也。四者考之于书,言之者亦不一。《系辞》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大学》曰:欲正其心,先诚其意。孟子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此意之见于书者也。《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礼记》:必躬,必亲,必诚,必信。《论语》曰:齐必变食,居必迁坐。此必之见于书者也。《易》曰:贞固足以干事。《中庸》曰:择善而固执之。《论语》:与其不逊也,宁固。此固之见于书者也。《易》曰:我有好爵。《论语》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此我之见于书者也。夫四者言之于书,俱若无害也。然此章所记夫子之于四者,俱禁止之曰毋,何与?葢是之所谓意必固我,违乎中道而过之也,乃仁义礼智之贼也。意者萌心之谓也,凡事萌心而为之,则不能尽诚,诚不尽则自欺,此仁之贼也,欲成己也难矣。必者致期之谓也,凡事致期而为之,则不能合宜,宜不合则失正,此义之贼也,欲制事也难矣。固者执一之谓也,凡事执一而为之,则不能中节,节不中则废权,此礼之贼也,欲制行也难矣。我者自私之谓也,凡事自私而为之,则不能辨惑,惑不辨则多蔽,此智之贼也,欲烛理也难矣。惟其四者乃四端之贼,故夫子皆禁止曰毋。弟子从而记之曰絶,毋者皆禁止之辞,絶者禁止之义也。四端之说,或人有以辨惑为疑者,殊不知公生明,私生暗。所谓辨惑者,非谓辨人之惑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是辨在身之惑也。智者不惑,以其不自私耳。此自私所以为智之贼。

  ○子击磬说

子击磬于卫,荷蒉者过其门而闻之,曰:“有心哉,击磬乎!”因闻磬之声而知孔子之心,不可谓不知孔子者也。继之以“鄙哉硁硁乎”之言,非谓鄙夫子而发此言也,葢鄙时人耳。“硁硁非石声也,硁硁然小人哉,岂石声乎?”硁硁乃小石之坚者,喻其难入也。是鄙当时之人有言难入,莫我之知。斯时也,可已则已矣,水深则以衣而涉之,所谓“深则厉”也;水浅则摄衣而渉之,所谓“浅则掲”也。或厉或掲,当顾其时可也。夫子闻荷蒉之言,信其言曰:“果哉”,谓诚然也。“末训无之”,训往,叹其时之无所往也。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是知“末之”谓无所往也,明矣。惟其无所往,故夫子终有难矣之叹,见得圣贤相与伤时如此其切。若以为相鄙相讥,则失圣贤之意矣。“斯己之己”字,先儒有以己身而言者,葢谓善其身而已。夫子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仁之方,可谓夫子独善其身而已哉?当知“斯已

译○执御说

达巷党人称赞孔子说:“伟大啊!不能说不了解孔子的人,却说孔子博学却没有在某一方面成名。”这是赞叹孔子学问广博,不能用一种善行来称呼他。正因为无法用特定的名称来概括,所以才说没有在某一方面成名,并不是惋惜他没有成就某一方面的名声。详细考察这话的意思,就是孔子称赞尧“伟大啊!浩荡啊,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意思。孔子听到这话,就对门徒说:“让我擅长什么呢?擅长驾车呢?还是擅长射箭呢?”射箭和驾车都是技艺,如果可以用来成名,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孔子为什么偏偏说让我擅长驾车呢?最后,难道孔子真的想要亲自驾车来成名吗?况且驾车只是一种技艺,本来就不是用来成名的事情。说圣人凭借它来成名,哪里是了解圣人呢?应当知道,擅长射箭不免会放纵,擅长驾车则不可以放纵。圣人以驾车为言,大概是因为他的心常常操持并保存,最终不为了名声而有所放纵。观察圣人的言语,可以探求他言语之外的旨意啊。至于孔子谈论富贵,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即使做执鞭的差役,我也愿意去做”,这是表明富贵是不可求的。如果不可求,就顺从我所喜好,用这一章关于驾车的言论来详细考察,就知道孔子所喜好的,唯独在于驾车,其中是有深意的。大禹的告诫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这就是孔子说驾车的意思。尧小心谨慎,舜敬畏戒惧,汤恐惧战栗,文王恭敬谨慎,前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这种戒慎恐惧,大概就是成为圣人的最关键之处吧?

○子绝四说

孔子杜绝了四种毛病:意、必、固、我。孔子有什么呢?如果把“毋”字解释为“无”字,说孔子完全没有这四种毛病,那就失去这一章的旨意了。原思做宰,给他九百斗粟,原思推辞。孔子说:“不要推辞。”这与本章的“毋”字意义相同。应当知道,这杜绝的四种毛病,大概是孔子曾经用这四种毛病告诫训导弟子,不可以有这些毛病。这四种毛病在书籍中考察,谈论的人也不一致。《系辞》说:圣人设立卦象来穷尽意义。《大学》说:想要端正心,先要诚意。孟子说:以意逆志,这才是正确的。这是“意”在书中的体现。《易经》说:积累善行的家庭,必定有剩余的福庆。《礼记》说:必定亲自去做,必定亲近,必定真诚,必定守信。《论语》说:斋戒必定改变饮食,居住必定迁移座位。这是“必”在书中的体现。《易经》说:坚守正道足以成事。《中庸》说:选择善道而固执地坚守。《论语》说:与其不谦逊,宁可固执。这是“固”在书中的体现。《易经》说:我有美好的爵位。《论语》说:我想要仁,仁就来了。孟子说:万物都具备于我。这是“我”在书中的体现。这四种毛病在书中谈论,似乎都没有害处。然而本章记载孔子对于这四种毛病,都禁止说“毋”,为什么呢?大概这里所说的意、必、固、我,违背了中道而过度了,是仁义礼智的祸害。“意”是萌动心思的意思,凡事萌动心思而去做,就不能尽诚,诚不尽就会自欺,这是仁的祸害,想要成就自己就难了。“必”是期待的意思,凡事期待而去做,就不能合乎适宜,适宜不合就会失去正道,这是义的祸害,想要处理事情就难了。“固”是固执一端的意思,凡事固执一端而去做,就不能合乎节度,节度不合就会废弃权变,这是礼的祸害,想要规范行为就难了。“我”是自私的意思,凡事自私而去做,就不能辨别迷惑,迷惑不辨就会多有蒙蔽,这是智的祸害,想要洞察事理就难了。因为这四种毛病是四端的祸害,所以孔子都禁止说“毋”。弟子从而记载说“绝”,“毋”都是禁止的言辞,“绝”是禁止的意思。关于四端的说法,有人对以辨惑作为疑惑感到疑问,却不知道公正产生明察,自私产生昏暗。所谓辨惑,不是说辨别别人的迷惑,一时的愤怒,忘记自身以及亲人,这不是迷惑吗?这是辨别自身的迷惑。智者不迷惑,是因为他不自私。这就是自私成为智的祸害的原因。

○子击磬说

孔子在卫国敲击磬,背着草筐的人经过他的门前听到声音,说:“有心思啊,敲击磬的声音!”因为听到磬声就知道孔子的心思,不能说不了解孔子。接着说“鄙陋啊,硁硁的声音”,不是说鄙视孔子而发出这话,大概是鄙视当时的人。“硁硁不是石头的声音,硁硁的样子是小人,难道是石头的声音吗?”硁硁是坚硬的小石头,比喻难以进入。这是鄙视当时的人言论难以进入,没有人了解我。这个时候,可以停止就停止吧,水深就用衣服涉水,所谓“深则厉”;水浅就提起衣服涉水,所谓“浅则揭”。或者涉水或者提衣,应当看时机是否合适。孔子听到背草筐人的话,相信他的话,说:“果然如此”,意思是确实如此。“末”解释为无,“训”解释为往,感叹那个时代没有地方可去。子路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呢?”由此知道“末之”是说没有地方可去,明白了。正因为没有地方可去,所以孔子最终有难以处世的感叹,可见圣贤相互感伤时局如此深切。如果认为是相互鄙视讥讽,那就失去圣贤的意思了。“斯已”的“己”字,先儒有以自身来解释的,大概是说修养自身罢了。孔子以“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作为仁的方法,能说孔子只是修养自身罢了?应当知道“斯已

而已”,乃知夫子之道不行而劝之止耳,即楚狂接舆所谓“己而已而”之义。

译罢了”,这才知道孔子的道行不通,所以劝他停止罢了,这正是楚狂接舆所说的“己而已而”的意思。

○三变说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所谓变者,非谓有迁改也。望之俨然,即所谓动容貌也,毋不敬之义也。即之也温,即所谓正颜色也,俨若思之义也。聴其言也厉,即所谓出辞气也,安定辞之义也。变虽有三,皆自一身明之初无迁改,所以每变皆善。即子夏所言,推之在人一身,又有三变者存焉。一曰举止变,二曰精神变,三曰心志变。举止变者,必傲必忽,甚则至于慢上陵下,亲者失其为亲,故者失其为故矣。精神变者,必昏必耄,甚则至于形枯气惫,不为声色所困,必为疾病所攻矣。心志变者,必险必诈,甚则至于损人害物,非但失其本心,又将殃及子孙矣。是三变也,皆因物而变迁,致改常而莫觉,所以毎变皆不善。有志于学者,可不知所自警哉!」樊迟问仁,孔子告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是即自警之方也。居处恭,则必无骄傲之过,何患乎举止之变哉?执事敬,则必无淫佚之过,何患乎精神之变哉?与人忠,则必无欺伪之过,何患乎心志之变哉?果能此道以警夫三者之变,则意诚心正,身修其于君子之三变,斯能无愧于子夏之言矣。

  ○忠恕说

忠者,中心无欺,所谓尽其心者也。恕者,即无欺之心推以及人,所谓举斯心而加诸彼而已者是也。曽子则以为一贯,子思则以为违道不逺。何也?葢曽子之言忠恕,主生而知之者言,是指自诚明,谓之性者言也。诚者,天之道也,故直以一贯论圣人之道。子思之言忠恕,主学而知之者言,是指自明诚,谓之教者言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故以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论贤人之所学,先反求诸己,而后及诸人,于道能无违乎?然而忠恕存焉,此所以不逺也。夫子思受道于曽子者也,其论忠恕乃与曽子异者,譬之伐柯然。子思所伐之柯与曽子所伐之柯,本无异也。子思所以伐之与曽子所以伐之则异矣。曽子伐柯,胷中自有成柯,不视其所执者为法则,自然能成。子思伐柯,非以所执者为法则不能有成。所以曽子见得夫子一贯之道,忠恕而已;而子思则见得曽子忠恕违道不逺也。然则学者欲明忠恕之要,当以曽子之言明之欤?抑当以子思之言明之欤?故尝以谓曽子之言忠恕,涵养工夫也;子思之言忠恕,践履工夫也。欲尽涵养之道者,要当以一贯之旨会之于心;欲求践履之实者,必当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者行之于己。如此则合内外之道而两无不尽,斯于曽子、子思之言俱无愧矣。

  ○师说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师者,人之模范,岂人之所患乎?而人之所以患之者,好为之过也。师而好为,则存于中者必有自大之心,发于外者必将往教于人,此其为患,何可胜言?是知为师之道,必学识之明,可以为人之师,而人自然而来学,则斯无患矣。所以圣人论师,必先言其知,次言其可。如《论语》论可以为师,则先之以温故知新;《学记》论可以为师,亦先之以知教之所由兴废。夫师必贵乎先知者,葢有所知,则学识眀,由是以己所知而觉人所不知,斯尽其善喻之道,何师之不可为哉?是故《学记》一篇始终専主知言,至论能博喻,然后能为师,亦必以知至学之难易为本。葢以知则昭昭,斯可以使人昭昭也。此师道之所以贵乎知也。宜乎《中庸》曰:“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是亦以知为贵也。知所以治人,则为人之师,斯无愧矣。噫!此《大学》之道所以必先致其知与?

  ○儒行说

儒行一篇,学者皆疑其非圣门之书,谓为汉儒所作。详其文势,固有可疑。葢孔子对哀公之问,亦当有儒行之说,但不如是之铺叙耳。其间措辞立意,不可谓全无圣人之语。如言:「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非学识明者不能言,非学力至者不能行。是岂汉儒之所能言所能至哉?恐出于孔门弟子之所记,而汉儒从而润色修饰之,故有儒行之篇也。夫当道涂之间、平易之地,则逊之于人;艰险之地,则躬自履之而不辞。当冬夏之时,暑则逊人以清凉之所,寒则逊人以温暖

译○三变说

子夏说:“君子有三种变化。所谓变化,并不是指有改变的意思。远远看去庄重严肃,这就是所说的动容貌,是不敬之义的体现。接近他时温和可亲,这就是所说的正颜色,是庄重如思之义的体现。听他说话严厉果断,这就是所说的出辞气,是安定言辞之义的体现。变化虽然有三种,都源自自身显现,起初并没有改变,所以每次变化都是善的。根据子夏所说的,推究到一个人身上,又有三种变化存在。一是举止变化,二是精神变化,三是心志变化。举止变化的人,必定傲慢轻忽,严重到慢待上级、欺凌下级,亲近的人失去亲近的本分,旧友失去旧谊。精神变化的人,必定昏聩衰老,严重到形体干枯、气息疲惫,不被声色所困扰,必定被疾病所侵袭。心志变化的人,必定阴险狡诈,严重到损害他人、伤害事物,不仅失去本心,还将祸及子孙。这三种变化,都是因外物而变迁,导致改变常态而自己不觉察,所以每次变化都是不善的。有志于学习的人,怎能不知道自我警戒呢!”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告诉他居处恭敬,做事严肃,对人忠诚,这就是自我警戒的方法。居处恭敬,就一定没有骄傲的过错,何必担心举止的变化呢?做事严肃,就一定没有淫逸的过错,何必担心精神的变化呢?对人忠诚,就一定没有欺诈虚伪的过错,何必担心心志的变化呢?如果真能以此道来警戒这三种变化,那么意念真诚、心志端正,自身修养完善,对于君子的三种变化,就能无愧于子夏的话了。

○忠恕说

忠,是内心没有欺骗,所谓竭尽自己的心意。恕,就是将没有欺骗的心推己及人,所谓拿这颗心加诸他人而已。曾子认为忠恕是一以贯之的,子思认为忠恕离道不远。为什么呢?大概曾子论忠恕,是针对生而知之的人说的,是指由真诚而明白道理,称之为天性的人说的。真诚,是天道的体现,所以直接用一以贯之来论述圣人的道。子思论忠恕,是针对学而知之的人说的,是指由明白道理而达到真诚,称之为教化的人说的。追求真诚,是人道的体现,所以用施之于自己而不愿,也不施之于他人,来论述贤人的学习,先反求诸己,然后推及他人,对于道能不违背吗?然而忠恕存在其中,这就是说不远的原因。既然子思从曾子那里接受道,他论忠恕却与曾子不同,好比砍削斧柄一样。子思所砍的斧柄与曾子所砍的斧柄,本来没有不同。子思砍斧柄的方法与曾子砍斧柄的方法则不同。曾子砍斧柄,胸中自有成形的斧柄,不视手中所持者为法则,自然能做成。子思砍斧柄,不以手中所持者为法则就不能做成。所以曾子看到夫子一以贯之的道,就是忠恕而已;而子思则看到曾子的忠恕离道不远。那么学者想要明白忠恕的要领,应当用曾子的话来阐明呢?还是应当用子思的话来阐明呢?所以我认为曾子论忠恕,是涵养的功夫;子思论忠恕,是践行的功夫。想要穷尽涵养之道的人,一定要以一以贯之的宗旨融会于心;想要寻求践行实效的人,必定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施行于己。这样就能合内外之道而两方面都无不周全,对于曾子、子思的话就都无愧了。

○师说

人的祸患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老师,是人的模范,难道是人的祸患吗?而人之所以以此为祸患,是因为喜欢做老师的过错。老师如果喜欢做,那么内心必定有自大的心态,表现于外必定要去教导别人,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完呢?因此知道做老师的道理,必定学识明达,可以做别人的老师,而别人自然来学习,那么就没有祸患了。所以圣人论老师,必定先说他的知识,其次说他的能力。如《论语》论可以做老师,先以温故知新为前提;《学记》论可以做老师,也以知道教育之所以兴衰的原因为前提。老师必定贵在先知,大概有所知,则学识明达,由此用自己知道的去启发别人不知道的,这就尽到了善于比喻的道理,有什么老师不可以做呢?因此《学记》一篇始终专主于知,直到论及能广泛比喻,然后能做老师,也必定以知道学习的难易为本。大概因为知道则明亮,这样就可以使别人明亮。这就是师道之所以贵在知的原因。难怪《中庸》说:“知道如何修身,就知道如何治理他人。”这也是以知为贵。知道如何治理他人,那么做别人的老师,就无愧了。唉!这就是《大学》之道之所以必定先致其知的缘故吗?

○儒行说

《儒行》一篇,学者都怀疑它不是圣门之书,认为是汉儒所作。详细考察其文势,确实有可疑之处。大概孔子回答哀公的提问,也应当有儒行的论述,只是不像这样铺陈叙述罢了。其中措辞立意,不能说完全没有圣人的话语。如说:“道路上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不是学识明达的人不能说,不是学力达到的人不能行。这难道是汉儒所能说所能达到的吗?恐怕出自孔门弟子的记录,而汉儒从而润色修饰,所以有《儒行》这一篇。在道路之间、平易之地,则谦让于人;艰险之地,则亲自履行而不推辞。在冬夏之时,暑热则谦让人以清凉之所,寒冷则谦让人以温暖

之所,而身之所处,则虽寒暑有所不避。推其所为,谓非儒者之行可乎?且以近世为儒者论之,其在文闱也,孰不欲己得而人失?其在仕路也,孰不欲己髙而人下?凡于利害之中,能处之以不争,而无愧于儒行之所言者,几何人哉?即此两语,明其不争之义,则知儒行之言,皆儒者终身践履之法。读之者,固不可以为汉儒之言而不加意也。

译他所在的地方,以及他身体所处的环境,即使是严寒酷暑也不躲避。推究他的行为,能说这不是儒者的品行吗?况且以近世做儒生的人来论,他们在科举考场中,谁不希望自己考中而别人落榜?他们在仕途上,谁不希望自己地位高而别人地位低?凡是在利害关系之中,能够以不争的态度来处理,并且对儒者品行所说的话没有愧疚的人,能有几个呢?仅凭这两句话,阐明不争的道理,就知道儒者品行所说的话,都是儒者终身实践的方法。阅读的人,固然不能因为是汉代儒者的言论就不加以重视。

○五福六极说

五福言富不言贵,说者以为富则贵在其中。夫有财者富,有爵者贵,谓富即贵,不可也。然则五福不言贵,岂谓贵不可以言福哉?葢《洪范》之于贵,以有德为福,不以有爵为福也。虽有人爵之贵,茍天爵之不修,则虽贵不可保,安可言福?当知二曰富之后,宜以贵继之。不继之以贵,而四曰攸好徳者,是言所好者徳,则贵斯可保,此其所以为福也。故知箕子之于五福,不以贵言,而惟以攸好徳言,葢眀攸好徳则贵在其中矣。六极言贫不言贱,说者以为贫则贱在其中。夫无财者贫,无爵者贱,谓贫即贱,不可也。然则六极不言贱,岂谓贱不可以言极哉?葢《洪范》之于贱,以无徳为极,不以无爵为极也。人虽无人爵之贵,茍天爵之不弃,则虽贱不能移,安可言极?当知四曰贫之下,宜以贱次之。不次之以贱,而五曰恶者,是言恶则所好者非徳,而贱必至于移,此其所以为极也。故知箕子之于六极,不以贱言,而惟以恶言,葢明恶则贱在其中矣。三复箕子之论,福极贵者可以谓之福,而不以贵言福,必以攸好徳为福;贱者可以谓之极,而不以贱言极,必以恶为极。是欲贵者不以贵而骄奢,贱者不以贱而暴弃也。然则处贵与贱者,观箕子之言,其于福善祸淫之道,可不知所戒哉?可不知所谨哉?

  ○种徳说

种徳之旨,发于大禹之论皋陶,必以迈为言者,葢种徳之在人,禀受于天,昭明于心,践履于身,此乃根本在此,惟其根本在此,故以种之为贵。种也者,讲学以耨之,如农夫之殖苖,日新日益,所以熟夫仁也。不种则生意不续,不续则不可久逺,而所谓根本者,斯如朽木之不可雕也。种则系辞所言“生生之谓易”,诗之所言“实函斯活者”,于是乎发见,与天地同流,宜乎大禹以迈之一字推明其义也。武王知此,亦曰“植徳务滋”,植徳即种徳,义务滋即迈义。中庸论寿,断之以“子孙保之”之辞,由家而论,必其乃祖乃父种之于先,若子若孙种之于后,续续不已,斯可以寿言之。寿则迈与滋之义咸在其中矣。即一中庸之言,取诗中所言“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论文王之徳之“纯纯亦不已”,是发明至诚无息之理也。惟至诚无息,自然不已,非有所勉而然也。易言“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与此不已同义。若夫义有不可巳,必待勉而不已者,乃学者进徳之功也。如颜子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孔子以为“吾见其进”,此知其不可已,自勉而不己者也。所以未见其止,无愧于不己之义。如冉子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以为“今女画”,是于其不可已,不能自勉而终己之者也。所以中道而废,其于不己之义终不能无愧焉。夫冉子之不己,较之颜子之不已,所学固有浅深(原本缺)用其心而不己者,则冉子之己,是亦自(原本缺)逮耳,未为得罪于名教者也。何以言之?葢不己有二义,有为善而不己者,有为利而不己者。鸡鸣而起,孶孶为善,此不己于善者也,所以为舜之徒。鸡鸣而起,孶孶为利,此不己于利者也,所以为跖之徒。人而为跖之徒,是为名教之罪人矣。于此而不知戒,圣人之所深忧也。故孔子曰:“老之时,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是戒其为利而不己也。当苍头白发之余,而贪多务得之念不息,劳其筋力,瘁其体肤,耗其精神,一不暇顾。其所以家传者,守为世宝,自然流芳绵逺,岂非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者哉?

  ○种徳喻

种麻得麻,种荳得荳。顾其所种者种(上声)如何耳。惟其种有不同,故人之种之,近取诸身,逺取诸物,亦不能无异也。有种而求获者,有种而不求获者。求获者为利也,不求获者为善也。由是而推,则知朝种暮获,市人之种也;时种岁获,农夫之种也。所以种者,皆为利,非种徳之谓也。若夫以时而种,久不求获,此圣贤之种也。所以种者,本为善,初无利心焉。斯可谓之种徳矣。

  ○理一说

理在天下,一而已矣。理之所以一者,根于心也。由其心而推之,何

译○五福六极说

五福提到“富”却没有提到“贵”,解说的人认为有了财富,尊贵就在其中了。然而,拥有钱财叫作富,拥有爵位叫作贵,说富就是贵,是不可以的。那么,五福不提及“贵”,难道是说尊贵不可以称为福吗?大概《洪范》对于尊贵,是以有德行为福,而不是以有爵位为福。虽然有人间爵位的尊贵,如果上天赋予的德行不修养,那么即使尊贵也无法保持,哪里能称为福呢?应当知道,在第二项“富”之后,适宜接着说“贵”。不接着说“贵”,而第四项说“攸好德”,这是说所喜好的是德行,那么尊贵就可以保持,这就是它成为福的原因。所以知道箕子对于五福,不用“贵”来说,而只用“攸好德”来说,大概是表明喜好德行,尊贵就在其中了。六极提到“贫”却没有提到“贱”,解说的人认为贫穷,卑贱就在其中了。然而,没有钱财叫作贫,没有爵位叫作贱,说贫就是贱,是不可以的。那么,六极不提及“贱”,难道是说卑贱不可以称为极(祸害)吗?大概《洪范》对于卑贱,是以无德行为极,而不是以无爵位为极。人虽然没有人间爵位的尊贵,如果上天赋予的德行不抛弃,那么即使卑贱也不能改变,哪里能称为极呢?应当知道,在第四项“贫”之下,适宜接着说“贱”。不接着说“贱”,而第五项说“恶”,这是说恶,那么所喜好的就不是德行,而卑贱必定会到来,这就是它成为极的原因。所以知道箕子对于六极,不用“贱”来说,而只用“恶”来说,大概是表明恶,卑贱就在其中了。反复研读箕子的论述,尊贵的人可以称为福,但不以尊贵来说福,必定以喜好德行为福;卑贱的人可以称为极,但不以卑贱来说极,必定以恶为极。这是想要尊贵的人不因尊贵而骄奢,卑贱的人不因卑贱而自暴自弃。那么,处于尊贵与卑贱地位的人,观看箕子的言论,对于福善祸淫的道理,难道不知道警戒吗?难道不知道谨慎吗?

○种德说

种德的宗旨,发端于大禹论述皋陶,必定以“迈”(前进、发扬)来表述,大概是因为种德在人身上,禀受于天,昭明于心,践履于身,这根本在于此,正因为根本在于此,所以以“种”为贵。所谓种,就是用讲学来耕耘它,如同农夫种植禾苗,日日更新日益增长,从而使仁德成熟。不种,那么生机就不能延续,不延续就不能长久深远,而所谓的根本,就像朽木一样不可雕刻了。种,那么《系辞》所说的“生生不息叫做易”,《诗经》所说的“充实蕴含则生机勃发”,就在这里显现,与天地同流,适宜大禹用“迈”这一个字来推明其意义。武王知道这一点,也说“植德务滋”,植德就是种德,务滋就是迈的意义。《中庸》论述长寿,断言以“子孙保之”的话,从家庭来论述,必定是其祖先种之于先,如果子孙种之于后,连续不断,这才可以称为长寿。长寿,那么迈与滋的意义都包含在其中了。即使《中庸》中的一句话,取《诗经》中所说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论述文王之德的“纯纯亦不已”,这是阐发至诚无息的道理。只有至诚无息,自然不停止,不是有所勉强而这样的。《易经》说“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与此不已意义相同。至于意义有不可停止的,必定等待勉强而不停止的,乃是学者进德的功效。比如颜子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孔子认为“我看见他进步”,这是知道不可停止,自我勉励而不停止的人。所以没有看见他停止,无愧于不已的意义。比如冉子不是不喜欢孔子的道,而是力量不足,孔子认为“现在你画地为牢”,这是对于不可停止的,不能自我勉励而最终停止的人。所以中途废弃,对于不已的意义终究不能无愧。冉子的停止,与颜子的不停止相比,所学固然有深浅(原本缺)用心而不停止的人,那么冉子的停止,也是自(原本缺)及罢了,没有得罪于名教。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概不已有两个意义,有为善而不停止的,有为利而不停止的。鸡鸣而起,勤勉为善,这是为善而不停止的,所以是舜的门徒。鸡鸣而起,勤勉为利,这是为利而不停止的,所以是跖的门徒。人成为跖的门徒,是名教的罪人了。在这里不知道警戒,是圣人深深忧虑的。所以孔子说:“年老的时候,血气已经衰弱,要戒除贪得”,这是戒除为利而不停止。当满头白发之余,而贪多务得的念头不息,劳累筋力,憔悴体肤,耗损精神,一概不顾。他之所以家传,守为世宝,自然流芳绵远,难道不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吗?

○种德喻

种麻得麻,种豆得豆。只看他所种的是什么罢了。因为所种的不同,所以人种它,近取之于身,远取之于物,也不能没有差异。有种而求收获的,有种而不求收获的。求收获的是为了利,不求收获的是为了善。由此推论,就知道早上种晚上收获,是市井之人的种;按时种一年收获,是农夫的种。所以种的,都是为了利,不是种德的意思。至于按时种,很久不求收获,这是圣贤的种。所以种的,本来是为了善,起初没有利心。这才可以称为种德。

○理一说

理在天下,只有一个罢了。理之所以唯一,根源于心。由心推演出去,何

适而非理哉?统于心而无不善之谓性,动于中而有所欲之为情,萌于心而有所为之谓意,存于心而有所慕之谓志,凝于心而有所想之谓思,想于心而有所懐之谓念,念于心而有所谋之谓虑,公于心而有所觉之谓仁,行于心而无不当之谓义,别于心而有所节之谓礼,明于心而有所见之谓智,究于心而无不孚之谓信,得于心而无所歉之谓徳,运于心而无不通之谓道,立于心而无所倚之谓中,发于心而无所戾之谓和,尽于心而无或欺之谓忠,推于心而无不容之谓恕,一于心而无不敬之谓诚,妙于心而不可测之谓神,神于心而有所变之谓易。无非心也,无非理也。人人有是心,具是理,而不能无智愚、贤不肖之殊者,学与不学之分耳。学则有以用其心,不学则心无所用,此人所以不可不学也。学明则心明,心明则理明,理明则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而系辞之所谓一,致论语之所谓一贯,孟子之所谓一揆,自然黙而成之,不言而信矣。然则膺千里牧民之任,诚体此以承流宣化,而邦民有不被其泽哉?

译难道这不符合道理吗?统摄于心而没有不善的叫做性,发动于内心而产生欲望的叫做情,萌发于心而产生行为的叫做意,存留于心而产生向往的叫做志,凝聚于心而产生想象的叫做思,想象于心而产生怀想的叫做念,怀想于心而产生谋划的叫做虑,公正于心而产生觉察的叫做仁,践行于心而没有不当的叫做义,辨别于心而产生节制的叫做礼,明察于心而产生见解的叫做智,穷究于心而没有不诚信的叫做信,获得于心而没有愧疚的叫做德,运行于心而没有不通的叫做道,确立于心而没有偏倚的叫做中,发动于心而没有乖违的叫做和,竭尽于心而没有欺诈的叫做忠,推及于心而没有不包容的叫做恕,专一于心而没有不恭敬的叫做诚,微妙于心而不可测度的叫做神,神妙于心而产生变化的叫做易。这些没有不是心的作用,没有不是天理的体现。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具备这样的理,之所以会有智慧与愚笨、贤良与不肖的区别,不过是学习与不学习的分别罢了。学习就有方法运用其心,不学习则心无处施展,这就是人不可不学习的原因。学习明达则心明达,心明达则理明达,理明达则能领悟其终极准则,回归其终极准则,从而契合《系辞》所说的“一”,达到《论语》所说的“一贯”,符合孟子所说的“一揆”,自然就能默默成就,不言而令人信服了。既然如此,那么承担治理千里百姓的重任,真诚地体认并运用这些道理来承续教化、宣扬德政,难道百姓会不蒙受恩泽吗?

○天理人欲说

天理人欲,说者多分而言之。谓天理为善,人欲为不善。殊不知天理初不外乎人欲,而人欲中固未尝无天理也。使夫人之所欲与天理相违,谓为不善可也。若其所欲与天理相合,其可以为不善哉?当知人欲之与天理合之则一而公,公则无不善也;违之则二而私,私则斯为不善矣。所以孔子有言:「我欲仁,斯仁至。」而孟子亦言:「可欲之为善,曰仁,曰可,无非本天理言。」之所欲如是,谓之不善可乎?而说者多以不善言欲者,葢以欲之在人所不能无,而人之所欲常患其纵,纵则违乎天理。故孔子发明从心之旨,复有所欲不踰矩之训;而孟子推明养心之要,又有寡欲之说,皆所以戒其纵也。《易》损卦之象不言无欲,惟言窒欲,此其旨也。故尝以谓:有无心之欲,有有心之欲。无心之欲,不能无;有心之欲,不可有。《记》言:「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此无心之欲也,在人岂能无哉?「语言枨也,欲焉得刚?」则有心之欲也,在人岂可有哉?《诗》于隰有苌楚序言:「思无情欲。」夫诗之所谓情欲者,欲之私也。惟其私欲不可有,故以「思无言」。人如有此,则灭天理,穷人欲矣。灭天理,蔽夫天理而无所明者也;穷人欲,纵乎人欲而至于极者也。天理不灭,则人欲不穷。故欲其天理之明者,必当以情欲为戒。能无情欲,则天理自明,何灭之云?天理既明,则人欲不纵,何穷之云?夫如是,则天理人欲合而为一于道,斯为得矣。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其斯之谓欤?

  准斋杂说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准斋杂说卷下

  (宋)吴如愚撰

  ○忍说

忍之字一也,而有二义焉。有不仁之忍,有能容之忍。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是以不忍为仁也。齐宣不忍牛之觳觫,孟子以为仁术。夫既以不忍为仁,则忍为不仁也,明矣。故知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先以是可忍也”为言者,盖明季氏之不仁也。八佾,天子之舞,而季氏不仁之心且忍扵僭,则推是心以徃何所不至?所以继之曰“孰不可忍也”,抑明季氏之不仁将不止乎此矣?是所谓不仁之忍也。乃若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下文继言“有容,徳乃大”,是所谓能容之忍也。惟其忍可以济事,故孔子亦言“小不忍则乱大谋”,盖谓小不能容忍,则大谋不可成。此忍之一字,所以义有不同也。由其字同而义异,故主仁术言之,不忍为善,而忍乃为不善;主容徳言之,能忍为善,而不忍为不善。二说虽若相反而义则在扵兼明。盖存心贵有所不忍,而忍则非恻隐之端;临事贵能有所忍,而不忍则无含宏之量。此忍之在人,所以贵乎两尽其义也。求之扵古,能两尽其义者,其周之太王乎?当其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事之以犬马,事之以珠玉,亦可谓能忍矣。至其不免,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是即不忍人之心也。夫惟有不忍人之心,而又能临事而忍,此所以邠人称之为仁人,从之者如归市,卒至八百年之基业由是而成焉。噫!忍之为义,闗系于人也,其大如此。然则后世之士有志于事功者,其扵存心临事之间,可不知所以用其力乎?虽然,存心固不可有不仁之忍,临事固不可无能容之忍,又当顾性禀而加之以学力,则义斯两尽。性之所禀者柔,则用力扵忍也为易;性之所禀者刚,则用力扵忍也为难。颜子禀性柔,而益之以学力,故能其心三月不违仁,终至于犯而不校,子路禀性刚,虽益之以学力,终不能无愠见之色,行行之气,是又学者不可不知者也。知此而用力焉,其扵忍也,何患乎不能两尽其义哉?义至扵两尽,则终归扵一道。何以言之?盖存心无不仁之忍者,其心必恕;临事有能容之忍者,其心亦恕。是知恕者,忍之良方也。孔子曰:“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学者不用力扵忍则已,茍用力扵忍,请以是思之。

译○天理人欲说

关于天理与人欲,谈论的人大多将它们分开来说。认为天理是善,人欲是不善。却不知道天理最初并不在人欲之外,而人欲之中本来也没有没有天理。假如人的欲望与天理相违背,称它为不善是可以的。如果他的欲望与天理相符合,难道可以说它是不善吗?应当知道,人欲与天理相合,则合而为一且公正,公正就没有不善了;相违背,则分为二且自私,自私这才成为不善。所以孔子有话说:“我欲求仁,仁就来了。”而孟子也说:“值得向往的就是善,叫做仁,叫做可,无非都是依据天理而言。”这样的欲望,可以说它是不善吗?而谈论的人大多把欲望说成是不善,大概是因为欲望是人所不能没有的,而人的欲望常常担心其放纵,放纵就违背了天理。所以孔子阐发顺从本心的主旨,又有“欲望不越出规矩”的训诫;而孟子推究阐明修养心性的关键,又有减少欲望的说法,这都是用来警戒放纵的。《易经》损卦的卦象不说无欲,只说堵塞欲望,这就是它的旨意。所以我曾经认为:有无心的欲望,有有心的欲望。无心的欲望,不能没有;有心的欲望,不可以有。《礼记》说:“感触于外物而心动,这是性情的欲望。”这是无心的欲望,在人身上难道能没有吗?“言语莽撞的仲由,欲望强烈,怎么能刚强?”这是有心的欲望,在人身上难道可以有吗?《诗经》在《隰有苌楚》的序言中说:“思无邪,即没有私欲。”诗中所谓的情欲,是欲望中的私欲。正因为私欲不可以有,所以说“思无邪”。人如果有这种私欲,就会灭掉天理,穷尽人欲了。灭天理,是遮蔽天理而无所明察;穷人欲,是放纵人欲而达到极点。天理不灭亡,人欲就不会穷尽。所以想要天理明察的人,必定应当以情欲为警戒。能够没有私欲,天理自然明察,何谈灭亡?天理既然明察,人欲就不会放纵,何谈穷尽?像这样,天理与人欲合而为一于道,这才是正确的。孟子说:“仁,就是人,合起来说就是道。”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准斋杂说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准斋杂说卷下

(宋)吴如愚撰

○忍说

“忍”这个字只有一个,却有两种含义。有残忍的忍,有宽容的忍。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于是就有不忍伤害别人的政治。”这是把不忍视为仁。齐宣王不忍心看牛恐惧发抖的样子,孟子认为这是仁术。既然把不忍视为仁,那么忍就是残忍,这就很明显了。所以知道孔子说季氏“在庭院中跳八佾舞,这样的事如果都能忍心做”,大概是为了阐明季氏的残忍。八佾舞是天子的舞蹈,而季氏残忍的心竟然忍心僭越,那么推演这种心去做事,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所以接着说“还有什么不能忍心做的呢”,更是阐明季氏的残忍将不止于此。这就是所谓的残忍之忍。至于《尚书》说:“必定要有忍,才能成功。”下文接着说“有宽容,德行才能宏大”,这就是所谓的宽容之忍。正因为忍可以成就事情,所以孔子也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大概是指小的地方不能容忍,大的谋略就不能成功。这个“忍”字,所以含义有所不同。因为字相同而含义不同,所以从仁术的角度来说,不忍是善,而忍就是不善;从宽容德行的角度来说,能忍是善,而不忍就是不善。两种说法虽然看似相反,但道理在于兼通明白。大概存心贵在有所不忍,而忍就不是恻隐之心的开端;处理事情贵在能有所忍,而不忍就没有包容宏大的气量。这就是“忍”在人身上,贵在两方面都穷尽其含义的原因。在古人中寻找,能两方面都穷尽其含义的,大概是周朝的太王吧?当他居住在邠地时,狄人侵犯他,他用皮币侍奉他们,用犬马侍奉他们,用珠玉侍奉他们,也可以说是能忍了。到了无法避免的时候,于是嘱咐他的长老并告诉他们说:“狄人所想要的,是我的土地。我听说,君子不拿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去害人。”这就是不忍伤害别人的心。正因为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而又能在处理事情时忍耐,所以邠人称他为仁人,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最终八百年基业由此而成。唉!“忍”的含义,与人关系重大,竟然如此。那么后世有志于建功立业的士人,在存心和处理事情之间,能不知道如何用力吗?虽然如此,存心固然不可以有残忍的忍,处理事情固然不可以没有宽容的忍,还应当顾及本性禀赋并加上学问功夫,那么含义就能两方面都穷尽。本性禀赋柔和的人,在忍上用力就容易;本性禀赋刚强的人,在忍上用力就困难。颜回禀性柔和,又加上学问功夫,所以能三个月不违背仁,最终达到被冒犯也不计较的地步;子路禀性刚强,虽然加上学问功夫,最终也不能没有愠怒的脸色、刚强的气势,这又是求学的人不可不知道的。知道这些而用力,在“忍”上,还担心不能两方面都穷尽其含义吗?含义到了两方面都穷尽的地步,最终就归于一个道理。为什么说呢?大概存心没有残忍之忍的人,他的心必定宽恕;处理事情有宽容之忍的人,他的心也宽恕。由此知道,宽恕是忍的良方。孔子说:“一句话可以终身实行的,大概是宽恕吧?”求学的人不在忍上用力也就罢了,如果在忍上用力,请以此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