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翼卷一
与其强求闻道，不若勇于改过；与其力骛速成，不若安于循序。少过则心纯，道在是矣。有序则行迈成，可冀矣。故冶炼铅锡而得金，泉进科坎而达海。《诗》曰：「柞棫拔矣，行道兊矣。」又曰：「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此之谓也。
大学中庸，论治之书也。自羲、轩至于汤、武，圣人必得位，伊尹、周公建天子之功夫。太甲纵于欲也，无尹则无商矣。成王惑于谗也，无公则无周矣。圣而穷者，自夫子始，故删定六经，永垂法戒。其徒曾子、子思述为二书，陈治本焉。先王之道，壊于伯图，淆于异言矣。大学之治曰「明明徳尔」，中庸之治曰「率性尔」。自仁敬至于不察鸡豚，皆徳之明；自戒慎至于省工柔逺，皆性是率。后人谓中庸多言上达，是夷之于虚言也，不其迂乎？学者发蒙即读《论语》，抗志之士曰「惟学孔子」。然自求心习静之论兴，窃见孔经之在世，犹襄、献之王周、汉也。骤强之臣外曰「同奬王室」，然别出令教，自立社稷矣。人之贵于物，以具彝伦也。人之所以尽伦者，内积纯心，外修曲礼也。夫心即事也，事即道也。事合于道则存心矣，事戾于道则失心矣。故即涂者必由门户，累髙者自厚下基。动之不能无静，犹静之不能无动，各值其遇而已矣。静而无事，勿生妄念，勿从惰容；动而酬用，勿昧本心，勿殉外欲。动而殉欲，难以求静；静而杂念，胡以制动？是故颜子复礼，在四事也；曾子忠恕，善厥施也。大学正心，中庸致中，勿滞四性也。求静者曰「真空真识」，抑何注与？
语曰：「圣人心如镜。」此亶喻其体也。人必戴冠，镜能别其欹与正。尔圣人为人正其欹，故学者能静以修实行。释子之静止悟空境。夫天者，羣物之祖也。人者，万物之备也。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缺其一，非天也。三纲正焉，九畴叙焉。缺其一，非人也。
问曰：原道何以谓之翼圣之书也？曰：见道之显者也。周道微，九流兴，老氏为盛，冲虚肆言矣。晋以降，佛氏售而言，尤微渺。韩子谓道者仁义礼乐而已，孰不由之？圣人修明之，与天下同其言曰：「欲治其身而外天下国家。」尤要言与问曰：歴圣何传也？曰：即其所举父子君臣、丝麻粟米之类也。是故典礼命讨天也，圣人惇叙章用，奉乎天也。二氏自明其私，与天非类，故曰：「孰传之？」问曰：火攻之可乎？曰：韩子盖先乎养也。夫民止有四则，无弃业而袖手坐食者矣。疲癃残疾，君养之，罔俾一人失所。是故配夫妻，亲父子，裕衣食，乐耕凿，礼旋恩洽，乡邻朋友，孰肯髠首絶类，相从于幽寂乎？故二氏之徒之繁，君无以养而安之也。问曰：佛氏之为道何也？曰：西域葢夷之夷也，贪淫毒虐，殆越犬豕虎狼然。佛生于其中，思反其俗而洁其行，非上知者耶？彼于中国圣人之教何由闻乎？徒以其断欲苦行之坚，超然有得于心，自名知解，创立文字，使见圣人全体大用之书，服礼乐文章之美，必乐修而徧履之。今舍中国之化而习之，是犹舍脍炙而啖野人之蕨籺也。野人岂乐乎此哉？
问曰：「伊川曰：性即理也，然乎？」答曰：「然。性者，仁义而已，曾谓仁义非理乎？仁义有不善与？」问曰：「孔子何谓相近也？」答曰：「别其所赋之等也。」问曰：「性何以有等？」答曰：「气也。然则气即理乎？」答曰：「然。何以明之？今夫孩童，知爱其亲，仁也，即其喜笑慕恋，谓之爱；长而知敬其长，义也，即其恭敬推孙，谓之敬，是非气乎？发于外，即其在于中者也。理者，气之条；善者，气之徳，岂伊二物哉？」问曰：「气有原乎？」答曰：「有之。《易》曰：『易有太极』；《诗》云：『有物有则』。夫极者，易之翕；则者，物之能，故曰纯粹精也。变是而谈理气，支矣。夫」
阳有知，而阴无知。是故，质受神以为运，魄资魂以为识。阳有去，而阴常居。是故，炎火熄而灰存，花色落而朽贮。人生为阳，志则宰而气则从。气为阳中之阴，人死为阴，气则升而魄则止。气为阴中之
译与其勉强追求听闻大道，不如勇于改正过错；与其竭力追求速成，不如安心遵循次序。过错少了，内心就纯粹，大道就在其中了。有了次序，行动就能成功，是可以期望的。所以冶炼铅锡才能得到黄金，泉水从坎穴涌出才能到达大海。《诗经》说：“柞树棫树被拔除，道路变得平坦。”又说：“那鸣叫的斑鸠，高飞直达天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大学》《中庸》，是论述治国的书。从伏羲、轩辕到商汤、周武，圣人必定获得君位，伊尹、周公建立天子功业。太甲放纵欲望，没有伊尹就没有商朝了。成王被谗言迷惑，没有周公就没有周朝了。圣而不得位的人，从孔子开始，所以他删定六经，永远留下法则戒律。他的弟子曾子、子思写成这两本书，陈述治国的根本。先王的道，败坏于霸主的图谋，混淆于异端言论了。《大学》的治国之道说“彰显明德”，《中庸》的治国之道说“遵循本性”。从仁爱恭敬到不忽视鸡猪等小事，都是明德的体现；从谨慎戒惧到省察工巧、安抚远方，都是遵循本性。后人认为《中庸》多谈论向上通达，把它等同于空谈，这不是很迂腐吗？学者启蒙就读《论语》，志向高远的士人说“只学习孔子”。然而自从追求内心习静之说兴起，我私下看到孔子经典在世间，就像襄王、献王在周、汉时期一样。骤然强盛的臣子对外说“共同奖助王室”，但实际上另出命令教化，自立社稷了。人比万物尊贵，是因为具备常理伦理。人之所以能尽伦理，是因为内心积累纯诚之心，外在修习曲折礼仪。心就是事，事就是道。事符合道就存心，事违背道就失心。所以走路必定经过门户，堆高必定从厚实的下基开始。动不能没有静，就像静不能没有动，只是各自遇到时机罢了。静而无事时，不要产生妄念，不要放纵懒惰；动而应酬时，不要蒙蔽本心，不要殉身外欲。动而殉欲，难以求得静；静而杂念，怎么制约动？所以颜回复礼，在于四件事；曾子忠恕，善于施行。《大学》正心，《中庸》致中，不要滞留在四种本性上。追求静的人说“真空真识”，这是什么注解呢？
俗话说：“圣人之心像镜子。”这确实比喻它的本体。人必定戴帽子，镜子能辨别它的歪斜与端正。圣人替人纠正歪斜，所以学者能静心修实行。佛徒的静只是悟空境。天，是众物的祖先。人，是万物完备的体现。四季运行，百物生长。缺少一样，就不是天。三纲端正，九畴有序。缺少一样，就不是人。
问：《原道》为什么被称为辅佐圣人的书？答：因为它显现了道的显明之处。周道衰微，九流兴起，老子最为兴盛，冲虚之言肆意泛滥。晋代以后，佛教传播言论，尤其微妙渺茫。韩愈说道就是仁义礼乐，谁不遵循它？圣人修明它，与天下人共同说：“想要治理自身却排斥天下国家。”这是重要的言论。问：历代圣人传什么？答：就是他们所举的父子君臣、丝麻粟米之类。所以典礼命令讨伐天命，圣人敦厚次序章用，奉行天命。佛道二家自明私欲，与天不同类，所以说：“谁传的？”问：用火攻可以吗？答：韩愈大概先于养育。百姓只有四种职业，没有抛弃职业袖手坐吃的人。老弱残疾，君主养育他们，不让一人失所。所以匹配夫妻，亲近父子，充裕衣食，快乐耕种，礼仪旋转恩惠融洽，乡邻朋友，谁肯剃头绝类，相从于幽寂呢？所以佛道二家徒众多，君主无法养育而安顿他们。问：佛教作为道是什么？答：西域大概是夷狄中的夷狄，贪婪淫乱毒虐，几乎超过犬豕虎狼。佛生于其中，想反对其习俗而洁身自好，不是上知的人吗？他怎么能听到中国圣人的教化呢？只是因为他断欲苦行的坚定，超然有所心得，自命知解，创立文字，使看到圣人全体大用的书，服膺礼乐文章之美，必定乐于修习而普遍履行。现在舍弃中国的教化而学习它，就像舍弃脍炙而吃野人的蕨籺一样。野人难道喜欢这个吗？
问：“伊川说：性即理也，对吗？”答：“对。性就是仁义，难道仁义不是理吗？仁义有不善的吗？”问：“孔子为什么说相近？”答：“区分所赋予的等级。”问：“性为什么有等级？”答：“气。那么气就是理吗？”答：“对。怎么证明？现在孩童，知道爱他的亲人，是仁，就是他的喜笑慕恋，叫做爱；长大后知道敬他的长辈，是义，就是他的恭敬推让，叫做敬，这不是气吗？发于外，就是在于中的。理，是气的条理；善，是气的德性，难道它们是两样东西吗？”问：“气有本源吗？”答：“有。《易经》说：‘易有太极’；《诗经》说：‘有物有则’。太极，是易的收敛；则，是物的能力，所以说纯粹精。改变这个谈论理气，就支离了。阳有知，而阴无知。所以，质受神以为运，魄资魂以为识。阳有去，而阴常居。所以，炎火熄而灰存，花色落而朽贮。人生为阳，志则宰而气则从。气为阳中之阴，人死为阴，气则升而魄则止。气为阴中之”
阳欧阳永叔之本论拟原道也，犹扬雄之拟相如也。髙其论以相胜，岂治世之良策乎？佛氏害天下，既遍且深。言其末者，寺院之繁，僧尼之众，生奸费财，靡有纪极。韩子火书庐居，施之不可缓也。是故治民者，养之足食，教之明伦，禁度僧尼，壮狡还俗。譬之拨乱之君，内修外攘，并行可矣。
译欧阳永叔的《本论》仿效《原道》，就像扬雄仿效司马相如一样。抬高自己的论调以压倒对方，这难道是治理天下的好策略吗？佛教危害天下，既普遍又深远。说到它的弊端，寺院的繁多、僧尼的众多，滋生奸邪、耗费钱财，没有止境。韩愈烧毁佛经、拆毁寺院，这种措施是不可延缓的。因此治理百姓的人，要让他们衣食充足，教导他们明白伦理纲常，禁止剃度僧尼，让强壮狡诈之人还俗。这就好比拨乱反正的君主，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抵御外侮，两者并行是可以的。
程子曰：「权只是经也。其至言哉！夫天下之理，惟其当然耳。可经而经，当然也；可权而权，亦当然也。夫叔嫂之相视也，生则嫌疑之别，当慎；溺则生死之变，又大义各有适，皆天命焉。」朱子曰：「权者，称物轻重，游移前却，以适平；节量仁义而时措之。故圣人之学，程子发其微，朱子排其伪。程子犹曾子也，朱子犹孟子也。」
髙宗梦傅说，事涉怪诞，《古文尚书》晚晋之伪文也，岂宜尽信耶？夫君之相臣，未悉藴抱，非出荐扬，梦得之即爰立之，岂非听命于茫昧乎？尧舜用人，咨之于众，考之以言，试之以事，然后信而用之，斯万世官人之准与？事适变而后用权，非圣人则流于谲矣。
臣不量君志而有为，鲜不紾矣；君不相臣能而授任，鲜不偾矣。故贾生、范仲淹弃于治朝，袁粲、张徳逺促其败势。
失道求名，古人所贱；专欲兴事，近患即生。
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谓也。夫耳目有用而无思，故邪正兼收。心则能思以制用，故取舍不忒。心不思，则役于物，犹夫耳目也，何立之有？故外思而言立，非告子之强制，则释氏之悟空，范茂明之心箴，虚词也。何以即工？陆氏之援孟御人也，非其适论。」
圣人之别于异端，皆实事也。古儒之髙于后人，无过言也。谈理至宋人而精，然而滋蔓矣。讲学至宋而切，然而即空矣。夫先圣之教，载诸《论语》，他如大小戴之所记，荀卿氏之所援，家语之所余。其言道曰修身从政，其言功曰孝弟敬让，其言徳曰审贵安贫厚已。略外言或可疵，旨无大戾。夫子告曾氏曰：「吾道一以贯之，教之守约也。」曾子名之曰「忠恕」，乃合内外之道。岂若传述者大言哉？
文公谓气有聚散，理无聚散，铣所未详。窃意造化之原理常聚，而气亦聚；人物之生气若散，而理亦散。气既散矣，理安所附？是故天地寒暑也，人物禾稼也。暑来禾生，寒来禾死，尽矣。明年又蕃，其鲜者故曰「日新之谓盛徳」。人心岂可以自满哉？舜耕歴山，惟见已罪，不知亲之顽，精一之孝，遂化嚚傲。及其征苗也，自省无愆，怒彼梗教，异乎祗见之心矣。振旅舞干，性天充溢，苗安得而不服？噫！人心岂可以自满哉？
天命之谓性，故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见天下之物，各有则而不可易，即此则以应之，故时措之宜矣。曰穷理，则隠而难求；曰格物，则显而可据。格物者，修治其目，人伦其先也。若泛乎其务，则荒而靡就。故博非颜子之文，则约非不叛之道。
阴阳之大分，严矣乎！是故阳倡，阴和；干尊，坤卑。干之交者，曰震，曰坎，曰艮，皆无赖而济；坤之交者，曰巽，曰离，曰兊，皆有待而成。雷乃地奋，风因物吹；雷自击而震，风入窍而鸣。水行有常，火然必丽；山厚木生，泽溉资汲。故子之无专，必父命也；臣之奉职，必君令也；妇之主馈，惟承夫也；幼之执孙，以顺长也。安此而治，反此而乱。礼乐由治而作，兵刑由乱而施。
昔者伏羲之作《易》也，天火阳之正，其卦为干为离；地水阴之正，其卦为坤为坎。风为天之变，雷为火之变，其卦为巽为震；山为地之变，泽为水之变，其卦为艮为兑。然而间兊于干，离首巽于坎艮，盖阳降而下，阴上而升。泽上于天，风行乎地，斯以明相交之用与？
夫珠玉者，世主之所寳也。和氏献璧，再却于闇工，况于进贤人乎？汉文，仁主也，冯唐老于郎署，贾谊终于长沙。宣帝，严主也，石显用事，韩盖不终。夫谗臣巧中，奸臣遂毒，庸臣沮志，三者贤之雠也。而使得售其计于闇君，贤者岂不危哉？齐桓公，伯以管仲，乱以竖刁。唐徳宗，难则陆贽，安则延龄。一人之心，惟所措之。夫得失之别，常立于取舍之元，而荣辱悬絶。是故杨朱泣路，墨翟悲丝，伤其迷本也。夫臣之事君，莫先于同志，莫急于辨学。同利不交而欢，同害不盟而固。事功之要，颊辅之感，难矣哉！
水火者，阴阳之实体也。水成形，火化之，天地之妙用，二者止矣
译程子说：“权变其实就是常道。这真是至理名言啊！天下的道理，只有应当如此罢了。可以遵循常道就遵循常道，这是应当的；可以权变就权变，这也是应当的。叔嫂之间互相注视，活着的时候因为有嫌疑之别，应当谨慎；溺水时涉及生死变故，又有更大的道义各自有所适宜，这都是天命所在。”朱子说：“权，就是称量事物的轻重，游移进退，以达到平衡；衡量仁义并适时施行。所以圣人的学问，程子阐发了其中的精微，朱子排除了其中的虚伪。程子就像曾子，朱子就像孟子。”
高宗梦见傅说，这件事涉及怪诞，《古文尚书》是晚晋时期的伪作，难道应该完全相信吗？君主选拔臣子，如果不全面了解其才能，如果不是出于推荐举扬，仅凭梦见就立刻任用，难道不是听命于模糊不明吗？尧舜用人，向众人咨询，通过言语考察，通过事务试用，然后信任并任用，这才是万世选拔官员的标准啊。事情适应变化而后使用权变，如果不是圣人就会流于诡诈。
臣子不估量君主的志向而有所作为，很少有不遭受挫折的；君主不衡量臣子的能力而授予重任，很少有不失败的。所以贾谊、范仲淹在治世被弃用，袁粲、张德远加速了败势。
失去正道去求取名声，是古人所轻视的；专一想要兴办事情，祸患随即产生。
孟子说：“先确立那大的方面，这就是能够思考的意思。耳目有用处但不能思考，所以邪正兼收。心能思考来制约作用，所以取舍没有差错。心不思考，就被外物役使，就像耳目一样，有什么可确立的呢？所以外在思考而言语确立，如果不是告子的强制，就是佛家的悟空，范茂明的《心箴》，都是虚妄之词。怎么能立刻成功呢？陆氏援引孟子来抵御他人，并不是恰当的理论。”
圣人与异端的区别，都在于实事。古代儒者高于后人，不过在于言语罢了。谈论道理到宋人那里变得精微，然而却滋长蔓延了。讲学到宋代变得切实，然而却立刻空泛了。先圣的教导，记载在《论语》中，其他如大小戴所记录的，荀卿所引用的，《家语》所剩余的。他们谈论道说是修身从政，谈论功说是孝悌敬让，谈论德说是审慎贵安贫厚己。略微外在的言论或许可以挑剔，主旨没有大的违背。孔子告诉曾子说：“我的道用一个根本贯穿着，教导人们守约。”曾子称之为“忠恕”，这是合内外之道。哪里像传述者的大话呢？
文公说气有聚散，理无聚散，我未曾详细知晓。私下认为造化的原理常聚，而气也聚；人物的生气如果散，而理也散。气既然散了，理依附在哪里呢？所以天地是寒暑，人物是禾稼。暑来禾生，寒来禾死，这就完了。明年又繁茂，那新鲜的就叫“日日更新叫做盛德”。人心难道可以自满吗？舜在历山耕种，只看到自己的罪过，不知道父母的顽固，精一之孝，于是感化了愚顽傲慢。等到他征伐有苗时，自我反省没有过错，愤怒那些违抗教化的人，不同于只看见自己过错的心了。整顿军队舞动盾牌，天性充满，有苗怎能不服？唉！人心难道可以自满吗？
天命叫做性，所以事物的理就是我心的理。外在的事物被穷尽，内在的知识就得到。看见天下的事物，各有法则而不可改变，就用这个法则来应对，所以适时施行适宜了。说穷理，就隐晦而难求；说格物，就显明而可据。格物，就是修治眼睛，人伦是首要的。如果泛泛地从事，就荒废而无成就。所以广博不是颜回的文采，简约不是不背叛的道。
阴阳的大分别，严厉啊！所以阳倡导，阴应和；乾尊贵，坤卑下。乾相交的，叫震，叫坎，叫艮，都无所依赖而成功；坤相交的，叫巽，叫离，叫兑，都有待于条件而成就。雷是地奋，风因物吹；雷自击而震，风入窍而鸣。水行有常，火燃必依附；山厚木生，泽溉资汲。所以儿子没有专断，必须听从父亲命令；臣子奉行职务，必须听从君主命令；妇女主持饮食，只承奉丈夫；幼辈执持孙辈，以顺从长辈。安于此而治，反于此而乱。礼乐由治而作，兵刑由乱而施。
从前伏羲作《易》，天火是阳的正，其卦为乾为离；地水是阴的正，其卦为坤为坎。风是天之变，雷是火之变，其卦为巽为震；山是地之变，泽是水之变，其卦为艮为兑。然而间兑于乾，离首巽于坎艮，大概是阳降而下，阴上而升。泽上于天，风行乎地，这是为了说明相交的作用吗？
珠玉，是当世君主所珍视的。和氏献璧，两次被昏暗的工匠拒绝，何况进献贤人呢？汉文帝，是仁主，冯唐老死于郎署，贾谊终于长沙。宣帝，是严主，石显用事，韩安国、盖宽饶不得善终。谗臣巧中，奸臣遂毒，庸臣沮志，这三者是贤人的仇敌。而让他们在昏暗的君主那里施展计谋，贤者难道不危险吗？齐桓公，称霸靠管仲，作乱靠竖刁。唐德宗，危难时靠陆贽，安定时靠延龄。一个人的心，只在于如何处置。得失的区别，常立于取舍的根源，而荣辱悬殊。所以杨朱在路上哭泣，墨翟对丝悲伤，哀伤他们迷失本源。臣子侍奉君主，没有比志同道合更重要的，没有比辨别学问更急迫的。同利不交往而欢，同害不结盟而固。事功的要领，颊辅的感应，难啊！
水火，是阴阳的实体。水成形，火化之，天地的妙用，二者止矣。
。洪范之五行，指地上五材，资于民生者。若曰五行化生人物，易未有训焉。仁义者，性之全体也。仁属火，乃其发施；义属水，乃其断制。仁主爱，义主敬，乃推行之实也。五常云者，兼其用也。礼者，理此也；知者，通此也；信者，守此也。夫子告颜渊曰：「克复为仁，其的在礼。克者，去其私；复者，止其则，如在手。去慢为恭，然衡与心齐，如鸟舒翼可矣。在友，去欺为直，然忠告善道，不内则止可矣。」
译《洪范》中的五行，指的是地上的五种材料，是供给民生所用的。如果说五行化生了人和万物，《周易》中并没有这样的训释。仁义，是人性完整的体现。仁属于火，是它的施予；义属于水，是它的裁断。仁以爱为主，义以敬为主，这是推行仁义的实际内容。所谓五常，是兼括了它们的作用。礼，是理清这些；智，是通达这些；信，是坚守这些。孔子告诉颜渊说：“克制私欲、回归天理就是仁，其关键在礼。克制，是去除私欲；回归，是止于准则，就像东西拿在手里一样。去除怠慢就是恭敬，只要内心与准则相齐，像鸟儿舒展翅膀那样自然就可以了。在朋友交往中，去除欺骗就是正直，只要忠诚地劝告、善意地引导，不违背原则就可以停止了。”
元武恪好《易》，每日坚坐。或问曰：“先生之学奚本？”答曰：“敬而已。”吁！武氏可谓善学矣。宋胡宏病革，谓彪徳美曰：“圣门工夫要处是敬。”吁！胡氏可谓考终矣。
人非生知，义理焉能自会？工夫焉能自真？指引者，圣人之训也。故曰：知一字，行一字；得一尺，守一尺。髙逺之道，待其深造，积久而得，岂可悬空而思，躐等而袭乎？但存心而余自解，必也圣乎？夫子其犹病诸。
人动则涉危机，故曰履虎尾。能敬则寡患矣。敬则必为善，善则福至；不敬则必为不善，不善则祸侵。故《诗》曰：「战战兢兢，如履薄氷。」
衣者，身之章。古服未之能复也，必寛博朴雅，斯可。岂可随俗为獧狡乎？夫风俗之变，自服饰始。故周人思都，士王制禁异服，前史讥服妖。
四孕而得八才，天之兴周乎？一氏而产四凶【蔡京等】天之弃宋乎？天岂切切然为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周文其自兴乎？放贤狎佞，謟鬼侈害，宋徽其自弃乎？
治亦多术，其要养民而已矣。是故导农，使専务；抑末，使定趋；薄赋，使乐积；省役，使尽力。学亦多术，其要明伦而已矣。是故博学以广业，好问以协善，深思以极微，笃行以既实。
天道有相反而相成者，阴之杀物厚，阳之生也。亦有相成而相反者，风之致雨，又开霁景也。人道有相反而相成者，臣之咈旨，流君之徳也。亦有相成而相反者，子之从命，乃贻亲恶也。是故贞观之治，魏征终之；申生之恭，君子惜焉。故邪正决于一念，安危判于片言，存亡成于俄顷。微乎微乎！精知者知危乎？危乎！见几者持。
昏暴之君，任知相，荒纵之君，得强辅，皆可保邦。《易》曰：“贞疾，恒不死。”卜以问疑，贝乃持资贞之立文也。故求正于人曰贞。豫之九四，刚臣也；六五，溺于豫，疾君也。然居中处动，执柔中，无愎动可渝，柔能下，故正疾于九四，乃得不死。是故明皇无韩休，先禄山而乱也；齐洋无杨愔，不髙纬而亡也。
问曰：周子谓「无欲可圣」也，信乎？答曰：其言大而宜审。夫欲非欲之辨，贵精；欲不欲之决，贵豫。欲莫甚于酒色，然奉祀养老，酒为元也；引嗣宜家，欲乃天也。夫圣人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斯纯乎仁义，岂独守二言而可造乎？问曰：太极之说何如？答曰：陆氏谓之老氏。夫无极者，气之元也，清虚而不可象，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太极者，既生二五，万物之总号也，所谓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上自二五，下至人物，皆一生之谓无极。二五合而生人者，理气之谬，自兹蔓矣。故周子之书奇哉，而下学无可修，果能实用其力于日用乎？则玄谈其逺诸。
圣人作易，所以开物也。古法不传，京房、梁丘之学絶。易存陈编，髙者玩其意，学者习其读。问曰：「学易者，明乎消长，以审进退而已，奚必寻流逐末乎？」答曰：「达兹四者，其惟圣人乎？贤人犹未能焉。夫易与舟车、网罟、耒耜同为民用所须，故曰『吉凶与民同患』。虽蠢蠢一夫，皆可按法依象而为趋辟。使不逢不若，以阏其生。夫舍事而言道，昧实而循虚，斯诵古者之通患也。」
五行，养生也；五品，尽性也；五礼、五乐，正徳也；五刑，弼教也；五兵，去间也。刑，所不移者也；三医，捄札也；五卜、二占，道吉也。九者，圣人治世之全道也。
宋之有天下也，弱，其由基之未固耶？国基于民，民固于养。文帝力农尚俭，故西京富；光武専内略外，故东汉安。卿士大夫其才皆能立事，其志皆欲忠君。唐贞观之行仁义，效矣，而崇宫室，伐夷貊，无两汉安靖之治焉。宋祖创业未就而殂，太宗之好大，真宗之作伪，中岁而奉辽矣。仁宗仁而疎贤，明而狎奸，北献西遗，支陪不给。夫自宋云兴，朝无定政，民鲜厚生，神宗而后，非国矣。故金人一难，遂颠而莫之兴也已。
汉之乱，首外戚也，宦官也。儒臣张禹、孔光之徒，持禄茍容，被鄙夫之讥。宋之乱，首自丁谓、王安石而下，皆诵诗书，称
译元武恪喜爱《周易》，每天端坐静修。有人问他：“先生的学问以什么为根本？”他回答：“只是恭敬罢了。”唉！武氏可以说善于学习了。宋代胡宏病重将死时，对彪德美说：“儒家工夫的关键在于‘敬’。”唉！胡氏可以说善始善终了。
人不是生来就知晓道理的，义理怎么能自然领悟？工夫怎么能自然真切？指引我们的，是圣人的教诲。所以说：懂得一个字，就践行一个字；获得一尺的进步，就坚守一尺的成果。高远的道理，等待深入研习，积累久了自然获得，怎么可以凭空思索，越级冒进呢？只要存养本心，其余自然明白，那必定是圣人吧？孔子对此恐怕也有所担忧。
人一旦行动就会涉及危险，所以说像踩到老虎尾巴一样。能够恭敬就会减少祸患。恭敬就一定会行善，行善福气就会到来；不恭敬就一定会做不善之事，不善祸患就会侵袭。所以《诗经》说：“战战兢兢，好像踩在薄冰上。”
衣服，是身体的标志。古代的服饰已经无法完全恢复，一定要宽博朴素典雅，这才可以。怎么可以随波逐流变得轻浮狡诈呢？风俗的变迁，是从服饰开始的。所以周人思念故都，士王制禁止奇装异服，前代史书讥讽服饰怪异。
四次怀孕得到八位贤才，这是上天要兴盛周朝吗？一个家族产生四个凶恶之人（蔡京等），这是上天要抛弃宋朝吗？上天难道会急切地去做这些事吗？小心翼翼侍奉上帝，周文王是自己兴盛起来的吗？疏远贤人亲近奸佞，谄媚鬼神奢侈害民，宋徽宗是自己抛弃国家的吗？
治理国家也有多种方法，其关键只是养育百姓罢了。因此引导农业，使百姓专心务农；抑制商业，使百姓方向明确；减轻赋税，使百姓乐于积蓄；减少徭役，使百姓尽力劳作。学习也有多种方法，其关键只是明白伦理罢了。因此广泛学习以扩大事业，喜好提问以协调善行，深入思考以探究精微，切实履行以达成真实。
天道有相反却相互成就的，阴气肃杀万物，却成就了阳气的生发。也有相互成就却相反的，风带来雨水，却又带来晴朗的景象。人道有相反却相互成就的，臣子违背旨意，却成就了君主的德行。也有相互成就却相反的，儿子顺从命令，却给父母留下恶名。所以贞观之治，由魏征最终成就；申生的恭顺，君子为之惋惜。所以邪正决定于一念之间，安危判断于片言之中，存亡形成于顷刻之间。微妙啊！精明的智者知道危险吗？危险啊！见微知著的人能够持守。
昏庸暴虐的君主，任用智谋的宰相；荒淫放纵的君主，得到强有力的辅佐，都可以保全国家。《周易》说：“患有重病，却长久不死。”占卜用来询问疑惑，龟甲是持守贞正的依据。所以向人求取正道叫做“贞”。豫卦的九四，是刚强的臣子；六五，沉溺于安乐，是有病的君主。然而居中处于动位，执守柔顺中正，没有固执妄动的可能，柔顺能够谦下，所以九四纠正六五的疾病，才得以不死。所以唐玄宗没有韩休，在安禄山之前就动乱了；齐文宣帝没有杨愔，不像高纬那样灭亡。
问：周敦颐说“无欲就可以成为圣人”，可信吗？答：这话太大，应该审慎。欲望与非欲望的辨别，贵在精微；欲望与不欲望的决定，贵在预先判断。欲望没有比酒色更严重的，然而祭祀养老，酒是首要的；繁衍后代和睦家庭，欲望是天性。圣人通晓万物，明察人伦，这才纯粹符合仁义，难道仅仅守着“无欲”两个字就能达到吗？问：太极的说法怎么样？答：陆氏认为那是老子的学说。无极，是气的本源，清虚而没有形象，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太极，是已经生出二气五行，万物的总称，所谓“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上自二气五行，下至人物，都是“一生”所说的无极。二气五行结合而生人，理气的谬误，从此蔓延开来。所以周敦颐的书奇特啊，而初学者没有可修习的内容，果真能在日常生活中实用其力吗？那么玄谈就远离了。
圣人创作《周易》，是为了开导万物。古法不传，京房、梁丘的学问断绝。《周易》留存于旧籍，高明的人玩味其意，学者习读其文。问：“学习《周易》的人，明白消长规律，以审慎进退罢了，何必寻根究底呢？”答：“通达这四个方面，只有圣人吧？贤人尚且不能做到。《周易》与舟车、网罟、耒耜一样，是百姓生活所必需的，所以说‘吉凶与民同患’。即使是愚笨的普通人，都可以按照法则依据卦象来趋吉避凶。如果不遇到不顺，就会阻碍其生存。舍弃实事而谈论大道，蒙昧实质而遵循虚妄，这是诵读古书者的通病。”
五行，是养生；五品，是尽性；五礼、五乐，是正德；五刑，是辅助教化；五兵，是消除隔阂。刑罚，是不可改变的；三种医术，是救治疫病；五种占卜、两种占候，是引导吉祥。这九项，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完整道理。
宋朝拥有天下，却软弱，是因为根基没有稳固吗？国家的根基在于百姓，百姓的稳固在于养育。汉文帝努力农桑崇尚节俭，所以西汉富裕；光武帝专意内政略施外略，所以东汉安定。卿士大夫的才能都能建功立业，志向都想忠于君主。唐代贞观年间施行仁义，效果显著，但崇尚宫室，征伐夷狄，没有两汉那样的安定治理。宋太祖创业未成而去世，太宗喜好宏大，真宗弄虚作假，中年就侍奉辽国了。仁宗仁爱但疏远贤人，明察但亲近奸佞，北方进贡西方馈赠，支出不给。自从宋朝兴起，朝廷没有确定的政令，百姓很少得到厚养，神宗以后，就不是国家了。所以金人一次进犯，就颠覆而不能再兴起。
汉朝的动乱，首推外戚，其次是宦官。儒臣张禹、孔光之流，贪恋俸禄苟且容身，受到鄙夫的讥讽。宋朝的动乱，首推丁谓、王安石等人，都诵读诗书，称
无气外之形，无神外之气，无理外之神，无命外之理，无心外之命，无帝外之心。心者，具万理而出命也。
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者，所藴者也。降则作用之，能神之发也。人之性衷也，不能自动，所以运用敷施者，心之灵。故孟子曰：「仁义礼知根于心。」葢理在人者滞，在天者活也。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之生，神也；死，鬼也。祭而格，鬼之神也。天地之判，神也；混，鬼也。又辟焉，鬼之神也。
人言曰：「天地混沌，又复开辟，不然也。」天地之始，元气，息之故，自无而有；天地之终，元气消焉，故自有而无。终焉者，非二者之合也。不得元气之息，故天无以运而裂，地无以凝而坠。由是混沌昏暗，日化而无元气之母，别生新气而复开辟矣。
天机不器于物，在方为方，在圆为圆。知此者，可与言性命矣。
日，火也。惟一气，月，水也。乃有质，日常光照，月有盈亏。月本黑体，日铄之则明。日铄不透，故中存黒质。夫凡活动温暖之气，皆火也；凝静寒凉之气，皆水也。《易·大象》所谓火者，皆指气；所谓明者，方指日。朱子谓天外有殻，其言似怪而真。不然，日何以西没而东升乎？
水静物也，激于势而澎湃。若草拂于风而翔动，河汉，水之精也。唐史谓“一阴生而见，一阳生而收者”，当列子谓“注于归墟者”妄矣。水流于地，犹星系于天。水可天行，则星可地列也。古人以数求天地，则精；以理究天地，多谬。惟知阴阳判而二物，水火尽其妙用者，可渐推矣。
左氏曰：「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又曰：「魂魄去之，是谓魄为形体之精灵。」外传曰：「魄魂之术。」髙诱曰：「魂，阳神；魄，阴神是也。」记礼者谓魄为形体，若然则死而为枯槁，奚能灵？祭义报魄与祭地同，夫地亦形质也，而灵，岂魄遂块然而已哉？然地生物也，魄往物也，疑亦不类焉。
问曰：「古之祭天地山川，不屋谓栋宇，不能囿其形也，乃以人之食饮荐之。夫岂知神之所嗜乎？」答曰：「祭也者，致其敬与礼也，故以人道之所极重者奉之，尽其报本之诚已尔。若神之所嗜，夫恶知之？豺之祭兽，獭之祭鱼，亦就其性之所能也。夫」
祭义》自思其居处，至闻乎叹息一节，自《中庸》“洋洋乎如在其上，左右”之义，而衍说之也。夫斋者，湛然纯一，与神明交。如礼所言，则未祭纷于念虑，当祭志于恍惚，何湛一之有？先儒谓能祭已为上等人，盖中之能静也。
凡运于天者，皆气，故曰文，言其动而相错；凡具于地者，皆质，故曰理，言其静而有条。天岂有正色耶？即人所见而然。犹下瞰千仭之谷，而窈然深黒也。
天之所废，王者不敢存，桀纣是也。天子所罪，大臣不敢宥，蔡叔是也。父之所絶，子不得私，文姜是也。生寛于诛，死遗之罚，愚安于忍，圣严其法焉。夫天普覆，之地气区疆，日永照之，月晦匿景。故王奉天，臣若君子，承父妇顺夫，反斯道者丧无日矣。
衣裳，所以暖躬；宫室，所以栖形。然而染文章，设榱桷者，将以贵贵，让贤，别上下之伦。是故等威辨而分定，教化行而治成。茍隳制越度，人从可能之力，以逐难穷之欲，则乱大伦而縻财用，僣斯骄矣，贪斯贫矣。骄则奸位，贫则丛盗。故立国者，必谨法度焉。
谓气无理乎？则一元之运，精而粹者何物？谓中有理乎？则一元之混，岐而二之者何居？《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可谓浑合而曲尽矣。
虚藉于实，阳冯于阴。有阴受而后阳施，故阴为道体，阳来物生，阳去物死。无阳造则无阴功，故阳主全能。是故月不敌日，地不配天。圣人仰观俯察，而制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也。
吹为风，喷为雨，吁为云，呵为雾，呼为雷。人其肖于天乎？肃为雨，乂为旸，哲为燠，谋为寒，圣为风。天其赖于人乎？人有心，而天无心。故流为机诈，则济恶之不才者乎？
小人喜功而嗜利，功不己出，则利不足欲；功不出奇，则利不速致
译没有形体之外的气，没有气之外的神，没有神之外的理，没有理之外的命，没有命之外的心，没有心之外的帝。心，是具备万理并由此发出命的。
《尚书》说：“伟大的上帝将本性降给下民。”衷，是所蕴藏的东西。降，就是发挥作用，是神明的发动。人的本性是衷，不能自动，所以能够运用和施行的，是心的灵明。所以孟子说：“仁义礼智根植于心。”大概理在人身上是滞涩的，在天上是活泼的。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不是道能弘扬人。”
人的生存，是神；死亡，是鬼。祭祀而感应，是鬼转化为神。天地的分离，是神；混合，是鬼。再次开辟，是鬼转化为神。
人们说：“天地混沌，又再次开辟，不是这样的。”天地的开始，是元气的生息，所以从无到有；天地的终结，是元气的消散，所以从有到无。终结的时候，不是两者的结合。得不到元气的生息，所以天无法运转而破裂，地无法凝聚而坠落。由此混沌昏暗，逐渐化去而没有元气之母，另外产生新气而再次开辟了。
天机不局限于事物，在方形中就是方形，在圆形中就是圆形。懂得这一点的人，可以和他谈论性命了。
太阳，是火。只有一种气；月亮，是水。是有实体的，太阳经常光照，月亮有盈亏。月亮本是黑色的实体，太阳照耀它才明亮。太阳照耀不透，所以中间存有黑色的实体。大凡活动温暖的气，都是火；凝滞寒冷的气，都是水。《易经·大象传》所说的火，都指气；所说的明，才指太阳。朱熹说天外有壳，他的话似乎奇怪却是真实的。不然，太阳为什么西落而东升呢？
水是静止的物体，受到势的激荡而澎湃。就像草被风吹而飞扬舞动，银河，是水的精华。唐史说“一阴生而显现，一阳生而收敛的”，应当是列子所说“注入归墟的”是荒谬的。水流在地上，就像星星排列在天上。水可以在天上运行，那么星星也可以在地上排列。古人用数理推求天地，就精妙；用道理探究天地，大多错误。只有知道阴阳分离而成为二物，水火尽其妙用的人，可以逐渐推演了。
《左传》说：“魂魄还能依附于人，成为淫厉。”又说：“魂魄离去，这就叫魄为形体的精灵。”《左传》外传说：“魄魂之术。”高诱说：“魂，是阳神；魄，是阴神。”记录礼制的人认为魄是形体，如果这样，死后成为枯槁，怎么能灵？《祭义》中报答魄与祭地相同，大地也是形质，却灵，难道魄只是块然不动而已吗？然而大地生养万物，魄去往万物，怀疑也不类似啊。
问：“古代祭祀天地山川，不叫屋宇，不能局限其形体，却用人的饮食进献。难道知道神所嗜好的吗？”答：“祭祀，是表达敬意和礼节，所以用人道中最尊重的东西供奉，尽到报答根本的诚意罢了。至于神所嗜好的，怎么知道呢？豺祭祀兽，獭祭祀鱼，也是就其本性所能做到的。”
《祭义》中思考其居处，直到听到叹息一节，是从《中庸》“洋洋乎如在其上，左右”的意思，而引申阐述的。斋戒，是湛然纯一，与神明交往。如果像礼所说，祭祀前思绪纷乱，祭祀时意志恍惚，哪里还有湛然纯一呢？先儒说能祭祀已是上等人，大概是中等人中能静下来的。
大凡运行于天的，都是气，所以叫文，是说它动而交错；大凡具备于地的，都是质，所以叫理，是说它静而有条。天哪有正色呢？就是人所看到的这样。就像俯瞰千仞深的山谷，而幽深黑暗。
天所废弃的，王者不敢保存，桀纣就是这样。天子所罪的，大臣不敢宽恕，蔡叔就是这样。父亲所断绝的，儿子不得私通，文姜就是这样。活着宽于诛杀，死后遗留惩罚，愚人安于忍耐，圣人严格其法制。天普遍覆盖，地气划分疆界，太阳长久照耀，月亮晦暗隐藏影子。所以王奉行天道，臣像君子，继承父亲，妇人顺从丈夫，违背这个道的，灭亡没有几天了。
衣裳，是用来温暖身体的；宫室，是用来栖息形体的。然而染上花纹，设置椽子，是为了尊贵贵人，谦让贤人，区别上下的伦理。所以等级威严分明而分定，教化施行而治理成功。如果毁坏制度超越法度，人凭借可能的力量，去追逐难以穷尽的欲望，就会扰乱大伦而耗费财物，僭越就骄傲了，贪婪就贫困了。骄傲就奸邪占据职位，贫困就聚集盗贼。所以立国的人，必须谨慎法度。
说气没有理吗？那么一元运行，精粹的是什么？说其中有理吗？那么一元混合，分岔为二的是什么？《诗经》说：“天生众民，有物有则。”可以说浑合而曲尽无遗了。
虚依托于实，阳依附于阴。有阴接受而后阳施予，所以阴是道体，阳来万物生，阳去万物死。没有阳的创造就没有阴的功效，所以阳主宰全能。因此月亮不敌太阳，大地不配上天。圣人仰观俯察，而制定君臣、父子、夫妇的道义。
吹是风，喷是雨，吁是云，呵是雾，呼是雷。人难道肖似天吗？肃是雨，乂是晴，哲是暖，谋是寒，圣是风。天难道依赖人吗？人有心，而天无心。所以流于机诈，就是助长恶的不才之人吗？
小人喜欢功劳而嗜求利益，功劳不是自己出的，那么利益不足以欲望；功劳不出奇，那么利益不迅速得到。
。于是变先王之法以就已，逆天下之心以要君。自谓髙于古而破乎俗矣，不知事不师古，谋不佥同，乌能治国家？况君之立政，本与民同行乎？
译于是改变先王的法度来迎合自己，违背天下人的心意来要挟君主。自认为比古人高明而能破除世俗，却不知道做事不效法古人，谋划不与众人一致，怎么能治理好国家？何况君主建立政令，本来就是与百姓共同遵循的吗？
人当平居，亦知自反，而不责人。一旦闻谤讟之入，怒激气涌，忘其旧志，肆其新忿，必求报复而后已。故曰：学至于不责人，尽矣。盖功深而心平，识定而量宏。譬之千仭之渊，岂石所能激而鸣乎？
立政之用人，有二道：未用，明察之；已用，专任之。不明，恐乱于伪；不专，恐郁其才。故曰：“迪知忱恂，曰克即克知，曰灼见，曰克宅心，曰克由绎，皆明也。”曰：“乃宅人，曰丕式克用，曰罔攸兼，曰罔敢知，曰勿有间之，皆专也。”之二者，明尤急焉。宋神宗之志，而以安石丧邦，吁！知人其难哉！
汉祖之取天下也，以知；光武之取天下也，以度；唐宗之取天下也，尽已之武；宋祖之取天下也，乗人之弱。其敌愈脆，其道愈降，其才愈劣，其得愈易也。
云敞厚于师，背汉事莽；王祥孝于母，叛魏附晋。有是四端，而不能充之者，与？
春秋之法，君在本国曰居，适异邦曰在。必天王越在侯服也，而曰居于郑。唐鉴书，帝在房州，是夷之于诸侯也。
春秋春王正月，周建子也。说者曰：行夏之时。武曌之簒，中宗遭废也。史书嗣圣之号，则夫子为自专，而唐有二统。史以録实，非以立论。如镜照不爽，人自改虑焉。
国家置臣，所以匡主。今视其主入于丧亡之域，而不之救。且臣谏则有死之理，黙则有保之安。非志士大忠，孰肯就死而弃安乎？先王之制刑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将以激懦而劝忠。臣之茍容固位，犹夫黩贿肥家也，故亦名之墨。夫君臣一体，未有君败而臣存者。故昌邑废而羣属诛，刘鋹禽而龚、李戮。
唐相罢而为节度，宋相罢而守大郡，所谓辞十万而受万也，异乎夫子所谓「不可则止」者矣。宋之祠禄，始也奸臣以置元老，终也儒者以当辟地，皆处义之未精与？故遯必出，逖违必内，禄舍是无臣道焉。
君乐佞言，则正论逺；国纪乱，故政归私家，而公道塞；贤人隠。鲁叔孙昭子，孟懿子贤也，而不建功；齐晏平仲贤也，而徒风议。鲁羁之不忘君也，逃焉尔矣。
皋陶之九徳，自寛至强，皆生之质也；自栗至义，皆学之功也。寛而以栗矫之，则栗者进于寛，可知矣。三代恪守九言，以立取人之则，观诸《洪范》《立政》，见之。
问曰：「点，尔之见与何也？」答曰：「为其有礼也。」是故舍瑟之起，异撰之对，异乎子路之率尔也。子路自雄其才，点也舞雩之咏，少长有序，事在日用焉尔。夫子之哂路，即其与点者。《论语》之立文也，前语未白，后则发之。生事三事，即无违也。忠恕即道之一也。舜、禹仁知之相用，举二臣也。学者毋舍本文，他求奇妙。圣人未尝说人之穷髙逺也。《家语》曰：「晢欲修礼教，孔子善之。」所谓浴乎沂，风乎舞雩之下。问曰：「如是，何以谓之狂也？」答曰：「言不毕践也。非蔑弃礼教，犹冉求之聚敛，谓其善治常赋。夫背于徳，踰于分而富，是图恶得而有乎？」是以夫子恶之。
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盖求放心，即学问之道也。犹言善利，即舜跖之分也。夫心必有所用，非若枯木然，故存乎仁义之谓收，驰于利欲之谓放。求者，儆觉而常存之词也。故学问也者，乃约之于仁义，出乎是则入乎利矣。夫日用皆道也，孔孟皆事言也。象山附会于禅，程子发意犹疎。若先事乎求心，乃进乎学问者，固异说可假也。夫理无大小，故学无精粗。惟物是体，乃心之存遗。洒扫者非精也，骤而务精义者亦粗也。后人曰「穷理」，犹落于虚；古学曰「格物」，乃当其实。
孔子教人有序，故学曰博文，约礼治曰道徳齐礼何也？性相近也，渐以一之也。孟子直指本体，故学曰求放心而已，治曰善推所为而已，何也？性善也，即此得之也。孔子敷治也，孟子捄乱也。
问大学正心何义？答曰：诚意者，笃切之学也。夫笃切者，恒患于固滞，故进之以正心。正者，居中而待应也。鉴之照，以空有留景焉，虽临泰山而不内。故四者有一，则心滞于一隅，发而中节，鲜
译人处于平常安居之时，也懂得自我反省，而不苛责他人。一旦听到诽谤诋毁之言传入耳中，愤怒激发、气血上涌，便忘记了平日的志向，放纵新起的忿恨，一定要寻求报复才肯罢休。所以说：学习达到了不苛责他人的境界，也就到了极致。这是因为功夫深厚而心境平和，见识坚定而气量宏大。譬如千仞深的深渊，难道石头投入就能激起声响吗？
确立政令、任用人才，有两条原则：未任用之前，要明察；已任用之后，要专任。不明察，恐怕被虚伪所扰乱；不专任，恐怕压抑了人才。所以说：“引导他知晓真诚谨慎，说他能够胜任，说他洞察明了，说他能够安守本心，说他能够推究事理，这些都是明察。”又说：“让他安守职位，说他非常能够任用，说不让他兼任其他职务，说不敢随意干预，说不让他受到离间，这些都是专任。”这两者之中，明察尤其紧迫。宋神宗有志于治国，却因任用王安石而败坏国家，唉！知人真是难啊！
汉高祖夺取天下，凭借的是知人善任；光武帝夺取天下，凭借的是宽宏度量；唐太宗夺取天下，凭借的是竭尽自己的武勇；宋太祖夺取天下，凭借的是趁人之弱。他们的敌人越脆弱，他们的方法就越降格，他们的才能就越平庸，他们得到天下就越容易。
云敞对老师厚道，却背叛汉朝侍奉王莽；王祥对母亲孝顺，却背叛魏国依附晋朝。具备这四种美德，却不能将其扩充发扬的人，难道不是吗？
《春秋》的法则，国君在本国称为“居”，到别的国家称为“在”。一定是天王越位在诸侯之地，才说“居于郑”。《唐鉴》记载皇帝在房州，这是把他等同于诸侯看待。
《春秋》记载“春王正月”，是因为周朝以子月为正月。解说的人说：这是实行夏朝的历法。武则天篡位，中宗遭到废黜。史书使用“嗣圣”这个年号，那么孔子就是自作主张，而唐朝就有了两个正统。史书是用来记录事实的，不是用来确立论点的。就像镜子照物没有差错，人自己会改变想法罢了。
国家设置臣子，是用来匡正君主的。现在看着君主陷入丧亡的境地，却不加以挽救。况且臣子进谏就有死的道理，沉默就有保全的安全。如果不是有志之士和大忠之臣，谁肯赴死而抛弃安全呢？先王制定刑罚说：“臣下不匡正君主，刑罚是墨刑。”这是用来激励懦弱之人而劝勉忠诚。臣子苟且容身、固守职位，就如同贪赃枉法、使自家富裕一样，所以也称之为墨刑。君臣本为一体，没有君主败亡而臣子能存活的。所以昌邑王被废黜，群臣都被诛杀；刘鋹被擒获，龚、李都被处死。
唐朝宰相罢免后去做节度使，宋朝宰相罢免后去守大郡，这就是所谓辞去十万俸禄而接受一万俸禄，这与孔子所说的“行不通就停止”是不同的。宋朝的祠禄制度，起初是奸臣用来安置元老，后来是儒者用来当作避祸之地，这都是对义理把握不够精微吧？所以退隐必须出仕，远离必须回归，舍弃俸禄就没有臣子的道理了。
君主喜欢谄媚之言，那么正直的言论就会远离；国家纲纪混乱，所以政令归于私门，而公道堵塞；贤人隐居。鲁国的叔孙昭子、孟懿子贤能，却没有建功立业；齐国的晏平仲贤能，却只是发表议论。鲁羁不忘君主，也不过是逃跑罢了。
皋陶的九德，从宽厚到刚强，都是天生的资质；从庄重到正义，都是学习的功夫。宽厚而用庄重来矫正它，那么庄重的人就会趋向宽厚，由此可知。三代恪守这九句话，以此确立选拔人才的标准，在《洪范》《立政》中可以看到。
问：“曾点，你的见解是什么？”答：“因为那里有礼乐。”所以曾点放下瑟站起来，他的回答，与子路的轻率不同。子路自恃其才，曾点则在舞雩台上咏唱，少长有序，事情就在日常用度之中罢了。孔子嘲笑子路，也就是赞许曾点。《论语》的立文，前面的话没有说白，后面就加以阐发。侍奉父母、侍奉君主、侍奉朋友，就是不违背礼。忠恕就是道的一部分。舜、禹仁与智的相互运用，是举出两位臣子为例。学者不要舍弃本文，去别处寻求奇妙。圣人从未说过要穷尽高远之理。《家语》说：“曾晢想要修习礼教，孔子认为很好。”这就是所谓的在沂水洗澡，在舞雩台下吹风。问：“像这样，为什么称之为狂呢？”答：“因为言语不能完全践行。并不是蔑弃礼教，就像冉求聚敛财富，认为他善于治理常赋。违背道德，逾越本分而致富，这种图谋怎么能拥有呢？”所以孔子厌恶他。
孟子说：“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找回放失的本心罢了。”大概找回放失的本心，就是学问之道。就像说善于利益，就是舜和跖的区别。心必定有所作用，不像枯木那样，所以存于仁义叫做收，驰于利欲叫做放。求，是警戒觉悟而常存的词。所以学问，就是约束在仁义之中，超出这个范围就进入利欲了。日常用度都是道，孔孟都是就事而言。陆九渊附会禅宗，程颐阐发意思还显得疏漏。如果先从事求心，进而进入学问，那确实是异说可以借用的。理没有大小，所以学没有精粗。只有事物是本体，才是心的存留或遗失。洒扫并不是精微，骤然追求精义也是粗疏。后人说的“穷理”，还落在虚空；古学说的“格物”，才符合实际。
孔子教人有序，所以学习说广博文献，约束礼仪；治理说道德齐一，礼仪规范，为什么呢？因为人性相近，逐渐使之统一。孟子直指本体，所以学习说只求找回放失的本心，治理说善于推究所做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人性本善，就此就能得到。孔子是铺陈治理，孟子是救济乱世。
问《大学》中正心的含义是什么？答：诚意，是笃实切近的学问。笃实切近的人，常担心固滞，所以用正心来推进。正，是居中而等待应对。镜子照物，因为空明而有影像停留，即使面对泰山也不内陷。所以四者中有一项，心就会滞留在一个角落，发动而符合节度，很少
矣。此指本心之体，非用之失也。问曰：然必无是可乎？答曰：何为其然？夫心非死灰，胡能不应？此四者，天性也，但勿系吝。学者且持其志，横渠曰：志公而意私。盖志者，直注也；意者，营为也。营则易岐。问曰：修身之五者，何谓也？答曰：达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者也。前四者，约之于心，省而易；此五者，察之于物，繁而难。人能自知者，鲜矣，况知人乎？况骨肉之间，恩义易掩者乎？事愈细，而功愈密矣。圣如尧，斯知丹朱；贤如吉甫，犹罪伯竒。子思明而诚者，故恕茍变；孔明观大略也，故失马谡。问曰：前四者，縁何而有？答曰：感也。激则多忿，难则多惧，达则多好，困则多忧。
译罢了。这是指本心的本体，并非作用上的失误。有人问：那么一定没有这些是可以的吗？回答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心不是死灰，怎么能没有反应？这四种情况，是天性使然，只是不要执着吝惜。求学的人姑且坚守自己的志向，张载说：志向是公的，意念是私的。大概志向是径直灌注；意念是经营谋划。经营谋划就容易偏离正道。有人问：修身所涉及的五个方面，是指什么呢？回答说：是指通达于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前面那四个方面，约束在心，反省起来容易；这五个方面，观察在外物，繁杂而困难。人能够了解自身的，很少了，何况了解别人呢？何况在骨肉亲情之间，恩情道义容易被遮蔽的情况呢？事情越细微，功夫就越要细密。像尧那样圣明，才知道丹朱的品行；像吉甫那样贤能，还曾错怪伯竒。子思因为明白且真诚，所以宽恕了苟变；孔明因为只看大略，所以错失了马谡。有人问：前面那四个方面，是因为什么而产生的？回答说：是因为感应。受到刺激就容易多愤怒，遇到危难就容易多恐惧，通达顺利就容易多喜好，陷入困境就容易多忧愁。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训敬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训恕也。敬者，畏也；恕者，如也。此二言近之矣。
寒暑之变，自微而着；庶物之生，自勾而实；江河之达，自源泉而汪洋；男女之生，自襁褓而耄耋。天命也，学者乃欲一蹴而造道，果道与非与？
立政而敏效者，其俭乎？寛一力而民百室安，减半租而民终岁饱。圣人制用富以奉君矣，犹叹乏财。葢膳羞之溢，祷祀之妄，土木之穷，兵戎之黩，赐予之滥，淫声美色之慊，上荒于燕，下逢其欲。权门富幸，涂启轻鋭，售静重滞。不重敛而奚足乎？
汉髙疾革，却医，达哉！英主也。帝王贪于寿，方士售其欺。唐太宗且饵金丹，大渐矣。夫通昼夜之道，则死生皆常也。若帝尝学焉，考终顺正，岂直委于命哉？
唐臣之质，不胜其才；宋臣之才，不胜其质。唐臣鋭立事，而昧于退，未足与几也；宋臣勇去位，而罔于功，未足与义也。
曾公亮引安石以间韩琦，一念之克致宋南渡，是以先王必放媢嫉于四裔也。
无逸曰：「人怨女詈女，则皇自敬徳。先代多以诩言罪人，毋乃同怨与？」元佑放蔡确，弃其罔上，而摘其诗；龟山论安石，遗其蹙邦，而咎其经解。何其不知务哉！
赵普有罪而无功【普佐太祖簒君，佐太宗夺适，削兵权，下江南，乃宋祖定谟，普知之】张浚有名而无实，苏轼任气而非诚，范纯仁怯志而丧忠，宋文近理而乱真，宋事虚称而蔑实者，多有之。盖其时家传墓碑饰词溢美，史臣因而载之。唐李愬之论平蔡，述韩信也；王式之戮裘甫，又述愬也，况于宋乎？
晋以老庄乱易，道宋以禅释乱性命。清谈盛而晋灭，禅学盛而宋亡。何也？人臣经国之才不足，而立政之贞不持，弃礼法而浅先王之训。古人一道徳，禁奇衺。论治者可忽诸？
卓茂论礼律，鲁恭谏伐匈奴，其王佐之言乎？黄宪之粹，陈寔之弘，管宁之敬，其仁人之质乎？
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论不在奇，当物之真可也。政不在赫，去民之疾可也。令不在数，达巳之信可也。
董子曰：「质朴之谓性，待教而后善。譬之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夫米，岂在禾之外耶？」其论又下于扬雄矣。荀子曰：「性恶也，礼伪也。」然荀子守道好礼，谈王修仁，其皆作伪与性者，万物之原，谬于是则，学何据与？
月之盈亏，岂以去日近逺而然？盖系阴之消长，阴盛光随而盛，阴消光随而亏。故古人制字，谓月光复苏为朔也。《易》曰：「月几望。」《书》曰：「哉生明。」《诗》曰：「日居月诸。」胡迭而微？慎独岂一端而已乎？静矣而容不庄，非慎也；庄矣而念于妄，非慎也；发正言而餂人，非慎也；执尔恭而辟咎，非慎也。故君子日兢兢焉，检察其心而已矣。
东汉之戮党人，其祸烈于坑儒。崔寔谓之寛，乃愤宦寺之得志也。乱世忠邪不辨，故刑赏不中。若得明主，任李范而放节甫，世胡不治？后人议寔之非，曰不当严，是无星而移权，焉能平物？武侯曰：「亲小人，逺贤士，后汉所以倾。」得情事矣。
寛者，治世之常道；严者，摧枉之飙权。寛以立体，严以起功。乱国用重典，已即施化而泽之周，待商民是也。秦政虐，而民憔悴；汉祖约三章，而民归仁。元政弛，而民■〈隹上夬下〉诟；我皇祖作《三诰》，而民服义。一曲之士，固难与论政矣。
太极判为阴阳，别为四时，播为五行，运为天，载为地，垂为日星，散为风雨，击为雷霆，结为山阜，流为江河，潴为泽，灵为人，蠢为物，植为草木。合之名曰造化。犹众体具而曰人也，谓人事非造化，惑于诞也；谓造化止人事，拘于小也。
丽于形者，皆不相通。是故，日月不润，风霆不照。山拘于峙，川限于流。惟人乃与天地参，心为太极，辅相裁成之妙出焉。人乃自弃，甘与禽伍，而草腐者何与？
神本无也，形乃有也。夫镜厚如箸，照重渊之下；瞳大如粒，见百物之形。心方寸尔，潜宇而宇，潜宙而宙。凡此者，神也
译出门如同会见尊贵的宾客，役使百姓如同承担重大的祭祀，这是教导恭敬。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是教导宽恕。恭敬，就是敬畏；宽恕，就是推己及人。这两句话接近了大道。
寒暑的变化，从细微到显著；万物的生长，从萌芽到结实；江河的通达，从源头到汪洋；男女的生命，从襁褓到老年。这都是天命，求学的人却想一步登天就达到大道，这究竟是道还是非道呢？
建立政令而迅速见效的，大概在于节俭吧？节省一人的劳力，百姓百室就能安居；减半征收租税，百姓整年就能吃饱。圣人制定用度，富裕以奉养君主，仍然感叹财力匮乏。这是因为膳食的过度，祈祷祭祀的虚妄，土木工程的穷奢，战争征伐的滥用，赏赐的泛滥，淫声美色的贪求，君主沉溺于宴乐，臣下迎合其欲望。权贵豪门富宠，开启了轻浮锐进之风，出卖稳重滞涩之人。不加重赋税，哪里能满足这些需求呢？
汉高祖病重，拒绝医生，真是通达啊！是英明的君主。帝王贪求长寿，方士便施展欺骗。唐太宗甚至服用金丹，导致病情危重。如果通晓昼夜交替的道理，那么生死都是常态。如果帝王曾学习这个道理，善终顺正，难道只是委身于命运吗？
唐朝臣子的本质，不如他们的才能；宋朝臣子的才能，不如他们的本质。唐朝臣子锐利地建立功业，却不懂得退让，不足以参与精微的大道；宋朝臣子勇于辞官，却对功业茫然，不足以践行大义。
曾公亮引荐王安石以离间韩琦，这一念之私导致宋朝南渡，因此先王一定要将嫉妒之人放逐到四方边远之地。
《无逸》说：“人们怨恨你、咒骂你，那么君王自己就要敬慎德行。前代多以夸耀的话来归罪于人，难道不是同样招致怨恨吗？”元祐年间流放蔡确，舍弃他欺瞒君上的罪行，却摘取他的诗句；杨时评论王安石，忽略他使国家困窘的过错，却指责他的经学解释。怎么这样不识大体呢！
赵普有罪而无功【赵普辅佐太祖篡位，辅佐太宗夺嫡，削夺兵权，攻下江南，都是宋朝开国定下的谋略，赵普是知情的】，张浚有名而无实，苏轼任气而非真诚，范纯仁怯懦而丧失忠义，宋朝的文章接近事理却扰乱真相，宋朝的事功虚称而蔑视实际，大多如此。大概是因为当时家族传承的墓碑铭文修饰辞藻过度赞美，史官因而记载下来。唐朝李愬论述平定蔡州，是效法韩信；王式诛杀裘甫，又是效法李愬，何况宋朝呢？
晋朝用老庄之学扰乱《易经》，宋朝用禅宗佛学扰乱性命之学。清谈盛行而晋朝灭亡，禅学盛行而宋朝灭亡。为什么呢？因为臣子治理国家的才能不足，而执政的坚贞不能保持，抛弃礼法而轻视先王的训诫。古人统一道德，禁止奇异邪说。谈论治国的人可以忽视这些吗？
卓茂论述礼法与律令，鲁恭劝谏征伐匈奴，这是辅佐君王的言论吧？黄宪的纯粹，陈寔的宽宏，管宁的恭敬，这是仁人的本质吧？
恩惠不在于大，能赴人之急就可以了。议论不在于奇特，能符合事物的真相就可以了。政令不在于显赫，能去除百姓的疾苦就可以了。法令不在于繁多，能通达自己的诚信就可以了。
董仲舒说：“质朴叫做性，等待教化后才善。比如禾苗，虽然能产出米，但禾苗不能称为米。性虽然能生出善，但性不能称为善。米，难道在禾苗之外吗？”他的论述又低于扬雄了。荀子说：“性恶，礼是人为的。”然而荀子坚守道义喜好礼仪，谈论王道修养仁德，他那些关于人为和性的言论，作为万物的本源，如果以此为准则，学问依据什么呢？
月亮的盈亏，难道是因为距离太阳远近而形成的吗？大概是因为阴气的消长，阴气盛则月光随之盛，阴气消则月光随之亏。所以古人造字，称月光复苏为朔。《易经》说：“月亮接近圆满。”《尚书》说：“月亮初生光明。”《诗经》说：“太阳啊月亮啊。”为什么交替而微弱？慎独难道只是一个方面吗？安静了但仪容不庄重，不是慎独；庄重了但念头妄动，不是慎独；发表正言却诱人，不是慎独；保持恭敬却避祸，不是慎独。所以君子每天兢兢业业，只是检察自己的内心罢了。
东汉诛杀党人，其祸害比坑儒更烈。崔寔称之为宽，是愤恨宦官得志。乱世中忠邪不分，所以刑罚赏赐不中。如果得到明君，任用李范而放逐节甫，世道怎么会不治？后人议论崔寔的错误，说不应当严厉，这是没有秤星却移动秤杆，怎么能称量物体？诸葛亮说：“亲近小人，疏远贤士，这是后汉所以倾覆的原因。”得到了实情。
宽厚，是治世的常道；严厉，是摧折邪曲的权变。宽厚用来确立体制，严厉用来建立功业。乱世使用重典，随即施行教化而恩泽周遍，对待商朝百姓就是这样。秦朝政治暴虐，百姓憔悴；汉高祖约法三章，百姓归向仁政。元朝政治松弛，百姓诟病；我皇祖颁布《三诰》，百姓信服道义。偏狭之士，固然难以与他们谈论政事了。
太极分为阴阳，区别为四时，播散为五行，运行为天，承载为地，垂悬为日星，散逸为风雨，击打为雷霆，凝结为山阜，流淌为江河，积聚为沼泽，灵秀为人，蠢动为物，种植为草木。合起来叫做造化。就像众体具备而称为人，说人事不是造化，是被荒诞迷惑了；说造化只限于人事，是被狭小拘束了。
依附于形体的，都不相通。所以，日月不滋润，风雷不照耀。山拘泥于耸立，川限于流动。只有人能与天地并立，心为太极，辅助相成的妙用由此产生。人却自暴自弃，甘愿与禽兽为伍，而草木腐朽又与他何干？
神本来是无形的，形体才是有形的。镜子厚如筷子，能照见深潭之下；瞳孔大如米粒，能看见百物的形状。心只有方寸大小，却潜藏宇宙而宇宙在其中，潜藏时空而时空在其中。所有这些，都是神的作用。
，犹物之精也。果可测与？
古之制字，正名记事，后人作字，变巧趋简，故王颜见重，而苍史蔑闻矣。事之类此者，何限？君子可无复古之志乎？故临字帖，不若求其义；衍物数，不若究其理；辨诗格，不若逆其志；评文法，不若核其实。
译（它）就像万物的精华一样。果真可以推测吗？
古人造字，是为了端正名称、记录事物；后人造字，追求巧妙、趋向简省，所以王羲之、颜真卿受到重视，而仓颉、史籀却无人知晓了。这类事情，哪里有限度？君子难道可以没有复古的志向吗？所以临摹字帖，不如探求其含义；推演物数，不如探究其道理；辨析诗格，不如推求其本意；评论文法，不如核实其事实。
人须学也，学须敬也。学其植禾乎？日培则日茂。敬其栉发乎？日理则日整。故老学不如少，愈于无闻。譬之夕烛，不若日胜于冥踬。
士不师古，则陋，而患其迂；士不通今，则固，而患其随。质以立本，而失之木；文以适用，而失之华。君子曰：宁迂，宁木。
世之从政者，曰刚则取祸，柔则取辱。然刚则节着而纪纲存，柔则行摧而纪纲废。士可惑于利害而乱其志乎？士听父子兄弟之讼，当有教以化之，动其性而息其争。如仇香之于陈元，苏琼之于乙普明，是已。若酌情事，辨曲直，信其法，是一吏尔，奚贵于儒哉？
君子不受小人之恩，恐其责报也。不从权人之辟恶，与共政也。是故中国借兵于夷狄，必贻患，石晋之契丹是也。弱主寄国于强藩，必速亡，唐昭之宣武是也。故立国，立身，自强已矣。
君子荐士，为国，果见其人之奸，则义以质责；小人荐士，为己，虽知其人之奸，犹阴相翼赞。君子祸其身，冦准之丁谓也；小人祸其国，曾公亮之王安石也。
司马公大贤也，而明未融焉。是故疑孟子，尊扬雄，恕安石，斥方平，抑孔明，辩荀彧，下先主，寛曹操，忽二程，交范镇【镇固君子，非程之匹】安石生而深奸，谓之执拗，死而逭诛，厚其恤典。曹操弑后，胁君，盗汉之国人，得而仗义伐之，乃寇蜀哉？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故《大学》物格知至，而后意诚也与？
宋之贬蔡确也，范纯仁曰：“勿开棘路，恐自不免。”卲伯温曰：“此存国体，仁人之用心也，何言之戾与？夫存国体，可加诸君子，非以纵憸人。先王之典，奸宄者诛，乱常者辟。是故尧放四凶，孔诛正卯。且臣之去恶以存邦，遑恤其身后世袭。纯仁之知，而掩贼保奸，乱臣贼子肆无忌惮而横于天下矣。”
宋元佑何反治之难，而复乱之易耶？王安石之祸天下，元城一语尽之曰：“侥幸路开。”夫小人用其才，已常受任；学者习其文，已造成业。一旦失其所操，能无争怨乎？诸臣知变法而无所正，人心申公而下，畏其反噬，后创调停之论矣。古云：“天下势而已。”捄偏于未形，上也将成而善捄之；次也，过此无次矣。
宋孝宗有雄志而无雄才，突尔伐金，一败而虩，甘为叔侄之国。夫中兴之畧，约已知人而已。张浚愎暗，使专征伐；张说、曾觌使与政权。杨甲对策，规其乐妃嫔讳兵事，而乃日习骑射，孟子所讥匹夫之勇与？
春秋书「子卒」，隠子也，着其党也。宋理宗，其簒立者，何异于鲁宣？在官者诛，无赦。史弥逺首恶也，郑清之次之。宋之彝伦斁矣，是以夷狄得而灭之焉。
君用赏罚以示儆，至意运于法外可也；臣用论谏以着忠诚，心见于言表可也。汉文之玄黙，几君道矣；程伯淳之忠信，得臣道矣。
小人疵人之善，君子掩人之过；君子量人所不及，小人责人所难能。是故用意不如平心，制法不如议道。
楚比弑君，胡氏之传曲说也。楚虔弑君比，不讨贼，虽适异邦，即虔之臣也。臣纵遭锢废，岂可雠君而背之？君犹天也，岂臣可与较是非耶？虔簒立十有三年，与比名分素定，何待春秋正之？葢皆弃疾之奸谋始也。借比以济乱，终也取比以归。狱已则享其位而遯贼名。何粹夫曰：「经文疑脱楚字，如曰『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楚弑其君虔于干溪』，『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则事核而义明。」铣曰：「经衍于字，比归本国，书归足矣，兼録以俟达者【旧说称国以弑，当国大臣之罪，而国有同谋者，正与此合】
传曰：「吴，泰伯之后也；楚，祝融之后也；徐，伯益之后也；越，禹之后也。」夫圣贤孙子，何得俱落南夷？况诸地在古僻陋，葢各国强大，自尊其族而诡称之。吴人尊泰伯之徳，服从其教，如箕子在东也。后世因雄长而君之，与周如立泰伯之封，内岂无邦而弃之蛮耶？史记不可信【春秋，虞公盖天子圻内，三公非外诸侯也】
武王大诸弟之国，不褒泰伯之后；封比干之墓，不表伯夷之节。固道之所缺，史之莫考者也。
学者问《
译人必须学习，学习必须恭敬。学习好比种植禾苗吗？每天培育就每天茂盛。恭敬好比梳理头发吗？每天梳理就每天整齐。所以老年学习不如少年学习，但胜过毫无听闻。好比晚上的蜡烛，不如白天胜过黑暗中的跌倒。
士人不效法古人，就浅陋，而担心他迂腐；士人不通晓当今，就固执，而担心他随波逐流。质朴用来树立根本，却容易失之于木讷；文采用来适应实用，却容易失之于浮华。君子说：宁可迂腐，宁可木讷。
世上从政的人说，刚强就会招致祸患，柔弱就会招致耻辱。然而刚强则气节显著而纲纪得以保存，柔弱则行为受挫而纲纪废弛。士人难道可以因利害而迷惑并扰乱自己的志向吗？士人审理父子兄弟的诉讼，应当有教化来感化他们，触动他们的本性从而平息争端。就像仇香对待陈元，苏琼对待乙普明那样，就是这样。如果只是酌情处理事务，辨别是非曲直，信奉法律，这只是一个官吏罢了，哪里值得推崇儒者呢？
君子不接受小人的恩惠，担心他们要求报答。不听从权贵的辟除，以免与他们共同执政。因此中原向夷狄借兵，必定遗留祸患，石晋借契丹兵就是这样。弱主把国家寄托给强藩，必定迅速灭亡，唐昭宗寄国于宣武军就是这样。所以建立国家，立身行事，只有自强罢了。
君子推荐士人，是为了国家，如果确实发现此人的奸恶，就用道义来质问责备；小人推荐士人，是为了自己，即使知道此人的奸恶，仍然暗中辅助赞颂。君子因此祸及自身，寇准对待丁谓就是这样；小人因此祸及国家，曾公亮对待王安石就是这样。
司马光是大贤人，但明察未达融通。因此怀疑孟子，尊崇扬雄，宽恕王安石，排斥方平，压制诸葛亮，为荀彧辩解，贬低刘备，宽待曹操，忽视二程，结交范镇（范镇固然是君子，但不是程颐的匹敌）。王安石生性深奸，称之为执拗，死后逃避诛戮，给予优厚的抚恤典制。曹操弑杀皇后，胁迫君主，窃取汉室江山，应当仗义讨伐他，难道反而是寇贼蜀汉吗？孔子说：“不了解言语，就无法了解人。”所以《大学》说格物致知，然后意念真诚吗？
宋朝贬谪蔡确时，范纯仁说：“不要开辟荆棘之路，恐怕自己也不免受害。”邵伯温说：“这是为了保存国家体统，是仁人的用心，为什么言语如此乖戾呢？保存国家体统，可以加诸君子，不是用来纵容奸邪之人。先王的典章，奸邪犯法者诛杀，扰乱常理者定罪。因此尧流放四凶，孔子诛杀少正卯。况且臣子去除恶人以保存国家，哪里还顾恤他身后的世袭。范纯仁的明智，却掩盖贼寇包庇奸人，乱臣贼子肆无忌惮而在天下横行。”
宋朝元祐年间为什么拨乱反正如此艰难，而恢复混乱如此容易呢？王安石祸害天下，元城一句话概括了：“侥幸之路打开了。”小人运用他们的才能，已经常常接受任命；学者学习他们的文章，已经造成学业。一旦失去他们所掌握的地位，能不争怨吗？众臣知道变法却没有纠正，人心自申公以下，害怕他们反噬，后来创立了调停的理论。古话说：“天下只是势罢了。”在偏颇尚未形成时补救，上等的人将要形成时善于补救；次一等的人，超过这个就没有次等了。
宋孝宗有雄大的志向而没有雄大的才能，突然讨伐金国，一败而恐惧，甘愿成为叔侄之国。中兴的策略，大概在于知人罢了。张浚刚愎昏暗，让他专任征伐；张说、曾觌让他们参与政权。杨甲对策，规劝他喜欢妃嫔忌讳兵事，却每天练习骑射，这是孟子所讥讽的匹夫之勇吗？
《春秋》记载“子卒”，是隐讳子，彰显他的党羽。宋理宗，他是篡位立国的，与鲁宣公有什么不同？在官者诛杀，没有赦免。史弥远是首恶，郑清之是次恶。宋朝的伦理败坏了，因此夷狄得以灭亡它。
君主运用赏罚来示警，至深的意图在法外运作是可以的；臣子运用论谏来彰显忠诚，心意见于言表是可以的。汉文帝的玄默，几乎符合君道了；程伯淳的忠信，符合臣道了。
小人挑剔别人的善行，君子掩盖别人的过错；君子体谅别人做不到的，小人责备别人难以做到的。因此用意不如平心，制定法律不如议定道义。
楚国公子比弑君，胡氏的传注是曲说。楚共王弑君公子比，不讨伐贼人，即使流亡异国，就是共王的臣子。臣子即使遭到禁锢废黜，难道可以仇视君主而背叛他吗？君主如同天，难道臣子可以与他计较是非吗？共王篡位十三年，与比的名分早已确定，何待《春秋》来纠正呢？大概都是弃疾的奸谋开始的。借比来助成混乱，最终取比来归位。狱案结束后就享受他的地位而逃避贼名。何粹夫说：“经文疑似脱漏‘楚’字，如果说‘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楚弑其君虔于干溪’，‘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那么事实核实而义理明白。”铣说：“经文衍生了‘于’字，比归回本国，书写‘归’就足够了，兼录以等待通达者（旧说称国以弑，当国大臣的罪责，而国有同谋者，正与此相合）”
传曰：“吴，是泰伯的后代；楚，是祝融的后代；徐，是伯益的后代；越，是禹的后代。”圣贤的孙子，怎么能都落入南夷呢？况且各地在古代偏僻简陋，大概各国强大，自尊其族而诡称之。吴人尊崇泰伯的德行，服从他的教化，如同箕子在东方一样。后世因为雄长而君主之，与周朝如同立泰伯的封国，内部难道没有邦国而抛弃给蛮夷吗？《史记》不可信（《春秋》，虞公大概在天子畿内，三公不是外诸侯）
武王分封众弟为国，不褒扬泰伯的后代；封比干的墓，不表彰伯夷的节操。固然是道义所缺，史书无法考证的。
学者问《
关雎》之义，铣作解一篇曰：「毛氏之说《关雎》曰：『忧在进贤，无伤善之心。』美哉，训乎！夫窈窕淑女，徳莫茂焉；君子好逑，配莫宜焉。然而君家之肥，非独知之致也；承祀之葅，非一手之办也；昌胤之道，非专宠之充也。虽然，组纂之丽，或伤于素；容袂之良，或害于贞；词思之敏，或倾于哲。必将躐进而俪于配，急售而安于须。故周之后妃，广于求助，精在得媛。宗庙之荇，左右流之；其嫔娣之属，与能事鬼神者，于人毕宜。未得而求之，已得而乐之。协彼众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尔忘其躬也；乐乃有与，尔略于色也。夫公其心，则合异以为同。《诗》曰：『白华菅兮，白茅束兮。』心一私，则判戚而为敌。《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古帝之圣，曰尧，曰舜，事咨岳牧，好察迩言。比其化也，岳孙帝位，九官让能。及乎王泽大熄，爝存秦穆，悔过求臣，犹称一。个是则一言而治者，其好善乎？一言而亡者，其妬乎？是《关雎》之义也。」
译关于《关雎》的意义，李铣作了一篇解说，说道：“毛氏解释《关雎》说：‘忧虑在于举荐贤才，没有伤害善人的心思。’这训诂多么美好啊！那文静美好的淑女，德行没有比她更盛美的；君子理想的配偶，没有比她更合适的。然而，使君主家族兴旺，并非仅仅依靠知道贤才就能达到的；继承祭祀的牺牲，并非凭一双手就能办到的；昌盛后代的道理，并非专宠一人就能充实的。虽然如此，编织的华丽，有时会损伤质朴；容貌衣袖的美好，有时会妨害贞洁；言辞思维的敏捷，有时会偏离明智。如果必定要越级进升而成为配偶，急切地求取而安于须臾之间。所以周朝的后妃，广泛地寻求援助，精妙在于得到贤媛。宗庙中的荇菜，左右采摘；那些嫔妃妾室之类，以及能够侍奉鬼神的人，对于人来说都是合适的。没有得到时去寻求，得到后便喜悦。协调众人的善德，来侍奉一人，志向在于辅佐丈夫，于是忘却自身；快乐有了伴侣，于是略去美色。如果使心公正，就能将差异融合为同一。《诗经》说：‘洁白的菅草啊，用白茅捆束啊。’如果心有一丝私念，就会将亲近变为敌对。《易经》说：‘止于腰际，撕裂脊肉，危险熏灼内心。’古代帝王的圣明，如尧、如舜，政事咨询四岳和州牧，喜好考察浅近之言。等到他们的教化施行，四岳的孙子继承帝位，九位官员让贤于能者。等到王者的恩泽大大熄灭，仅存秦穆公这样微弱的火光，他悔过求臣，尚且称道一个。这就是所谓‘一言而治’的人，是因为喜好善行吗？‘一言而亡’的人，是因为嫉妒吗？这就是《关雎》的意义。”
庄周曰：「易道阴阳，未知易也。夫易陈人道以前民用，彖爻所象，建侯行师，利见括嚢之类，岂玄谈耶？有国家者遇以立政，细民得之决事，君子精义而立道，小人怵害而消恶。所谓无有师保，如临父母者也。」夫子系传，乃推人道之原，故及隠赜。譬之观木，自叶而干而根，培根而枝叶有弗茂与？韩愈曰：「春秋谨严，未尽春秋也。」夫子记人之恶，全人之耻，诛人之意，达人之恭。是故公薨于齐，书葬夫人如齐讳。故公孙阳州非自于臣，仲孙来没觇其国。天王守而朝公狄泉，会而讳鲁意溢于言，虑先于事。夫日照雨润，霆击霜折，彼苍于穆之体，何与焉？
春秋二百二十四年，书“子同生”，一耳，葢明适也。正隠、桓之分别，其嫌也。书“逆女”，书“姜氏至”，正其为夫人也。必如是而后适其子。隠之摄桓之为太子，由惠之妃其妾，故名不正，则事不顺，而生簒。子同生，见桓之非适也，是故桓之立，惠之邪心也。世改则事异，隠之让，正也。羣臣可以争于惠，不可疾乎？桓后世不可以非隠。春秋垂父则絶子祸，左氏志末仪而失义，谷梁信野语而秽经。
帝统以支继宗，权在大臣，在君子，利于立明立长；权在宫闱，在奸人，利于立幼立昏。斯诚社稷安危之几。周勃立文，霍光立宣，汉日强；成帝立哀，梁冀立桓，汉日衰。发议则择人，易于折枝；成事则转祸，难于上天。可不慎与？可不慎与？国家非仓卒之变，人君将及立年，预取戚藩贤子二三人，育之宫中，长置良傅，教之道艺，乃取其最者为太子。若曰以次，则汉武之崩，孝昭不得立，以神器付之燕旦，天下不亦殆哉？
问曰：「晋清谈，宋禅学，孰害？」答曰：「禅学为甚。清谈者，遗落世故，恣雎保生，礼法之士疾之。禅则直指心性，上超有无，高明之士归之。以实行为粗，以古训为赘。要其极，则孟子所谓『相率而为伪』也。」
性之所寓曰心，心之所具曰性。性者，理也；心乃发用斯理者。孟子以四端验之。夫自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斯谓尽心尽性也。精一、道心者，用之执中也。中者，道心之极也。宋人以异端附会之，曰：“道即心也”，则人非心与？
夫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道即用而言，一犹言一个也。」曾子曰：「忠恕即其道之一也。忠恕者，处已待人，合内外之道，日用之实功也。」夫子尝告之矣，恐其易，故此欲其力之专也。宋人曰：「一贯」已乖文义，附异学者曰：「一而已」，何其侮圣言也！
论道统者曰：周子传之二程。今考程子之言，殆不然。以先生称安定，以茂叔字濓溪，自体天理，反求六经。盖周子之学，潘氏谓之善谈名理，尽之程子，其传孔氏者与。程録亦多玄谈，録者附之。考程伯子之文，叔子之易传，何其平实精确也。
觉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药也；矜已之是，即非也；妬人之长，即短也。
赏者，所以劝功而砺世，非以协德而礼贤。赏加于羣职，可也；及于大臣，则过。班于众人，可也；在于君子，则否。大臣与国同体，君子忠乃尽性。皋陶之谟曰：“政事懋哉，懋哉。”注曰：君主之臣，用之亦施诸彼而已。
古之人于士三聘，所以修君敬，否则贤不就。于臣九命，所以共天职，否则德不协。乃其道之谓也，非其赏之谓也。后世臣子乃有乞恩者，或下为妻子，何其自贱耶？
岑长倩于武曌之革命，请赐皇嗣姓武氏，及武三思求为太子，则止之，谓“已立皇嗣矣”，遂被诛。长倩用忠而就其势，求存唐之社稷而已，可谓志士，殆过于陈平之封产禄耶？
李邺侯，其留侯之徒耶？发必中，几言必济。用肃之庸，代之懦，徳之忌，皆心服其计，乐闻其词，好谈诡诞，乃知之自将也。使君不疑其谋，身私党。留侯尝从赤松矣，岂邺侯亦慕而效之与？留侯用以退，邺侯翼其进，故世轻之。盖廊庙具瞻，非若山林之自逸耶？京房攻显，郭璞沮敦，可谓守贞，惟其征于术而已。文中子讥其乱常，君子之执，可不慎乎
译庄子说：“《易经》讲的是阴阳之道，但这并不是《易经》的全部。《易经》陈述人伦之道，以便百姓使用，其中彖辞和爻辞所象征的，如建立诸侯、出兵征战、利于会见、系紧口袋之类，难道是玄虚的谈论吗？拥有国家的人依据它来建立政令，普通百姓凭借它来决断事务，君子精研义理从而确立正道，小人因畏惧祸害而消除恶念。这就是所说的没有师长保护，却如同面对父母一样（受到教诲和庇护）。”孔子作《系辞传》，是推究人道的本源，所以涉及隐微深奥之处。这好比观察树木，从叶子到树干再到树根，如果树根不稳固，枝叶难道会茂盛吗？韩愈说：“《春秋》严谨严密，但这并不是《春秋》的全部。”孔子记录别人的恶行，保全别人的羞耻，诛责别人的恶意，通达别人的恭敬。因此，鲁公死在齐国，记载葬礼时像齐国那样避讳。所以公孙阳州不是自称为臣，仲孙来没有窥探他的国家。天王在狄泉朝见鲁公，会盟时避讳鲁国的意图，言语溢出，考虑先于行动。太阳照耀雨水滋润，雷霆击打霜雪折断，那苍天肃穆的本体，与这些有什么关系呢？
《春秋》二百二十四年，记载“子同出生”，仅此一事，大概是表明嫡庶的区别。纠正隐公、桓公的分别，这是嫌疑所在。记载“迎娶女子”，记载“姜氏到达”，是确立她为夫人的身份。必须这样然后才能确立她的儿子为嫡子。隐公摄政，桓公作为太子，这是因为惠公宠爱他的妾室，所以名分不正，事情就不顺，从而产生篡位。子同出生，显示出桓公不是嫡子，因此桓公的即位，是惠公的邪念。时代改变则事情不同，隐公的让位，是正当的。群臣可以在惠公时争辩，难道不可以吗？桓公的后世不可以非议隐公。《春秋》垂示父辈的法度，断绝子辈的祸患，《左传》志在末节仪文而失大义，《谷梁传》相信野史传闻而污秽经典。
皇位继承以旁支继承宗统，权力在大臣、在君子手中，有利于立贤明、立年长；权力在宫廷、在奸人手中，有利于立年幼、立昏庸。这确实是国家安危的关键。周勃拥立汉文帝，霍光拥立汉宣帝，汉朝日益强盛；成帝立汉哀帝，梁冀立汉桓帝，汉朝日益衰败。发起议论时选择人选，容易得像折断树枝；事情成功后转祸为福，难如上青天。能不慎重吗？能不慎重吗？国家没有仓促的变故，君主将要到立太子的年龄，预先选取亲近藩王的贤子两三人，在宫中抚养，长期安置好的师傅，教导他们道艺，然后选取其中最优秀者作为太子。如果说按次序，那么汉武帝去世时，孝昭帝就不能即位，把神器托付给燕旦，天下不也就危险了吗？
有人问：“晋代的清谈，宋代的禅学，哪个危害更大？”回答说：“禅学危害更甚。清谈的人，抛弃世事，放纵自我以保全生命，礼法之士厌恶他们。禅学则直指心性，向上超越有无，高明之士归附它。把实际行动看作粗浅，把古代训诫看作多余。究其极致，就是孟子所说的‘互相带领着做虚伪的事’。”
性所寄托的地方叫心，心所具备的叫性。性是理；心是发挥运用这个理的主体。孟子用四端来验证它。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这就叫尽心尽性。精一、道心，是运用执中的方法。中，是道心的极致。宋人用异端邪说来附会它，说：“道就是心”，那么人难道不是心吗？
孔子告诉曾子说：“我的道有一个根本贯穿始终。道是从作用方面来说的，一就是说一个。”曾子说：“忠恕就是道的一个方面。忠恕，是处理自己对待他人，合乎内外之道的，日常实用的功夫。”孔子曾经告诉过他，恐怕他容易懈怠，所以这里希望他专心致力。宋人说：“一贯”已经违背了文义，附会异端的人说：“只是一个”，多么侮辱圣人的言语啊！
论说道统的人说：周敦颐传给二程。现在考察程子的言论，大概不是这样。用先生称呼张载（安定），用茂叔字程颢（濂溪），从体悟天理，反求六经。大概周子的学问，潘氏说善于谈论名理，完全体现在程子身上，他传承的是孔氏之道。程子的语录也有很多玄谈，是记录者附会上去的。考察程伯子的文章，程叔子的《易传》，多么平实精确啊。
觉察到心放逸，就是求索；知道我的毛病，就是药方；自以为是，就是错误；嫉妒别人的长处，就是短处。
赏赐，是用来鼓励功绩、砥砺世风的，不是用来协调德行、礼遇贤人的。赏赐加在群职官员身上，可以；加在大臣身上，就过分了。颁给众人，可以；给君子，就不行。大臣与国家同体，君子尽忠就是尽性。《皋陶谟》说：“政事勤勉啊，勤勉啊。”注解说：君主的臣子，任用他们也就是施用于他们罢了。
古人对士人三次聘请，是用来修明君主的敬意，否则贤人就不来就职。对臣子九次任命，是用来共同承担天职，否则德行就不协调。这是道的说法，不是赏赐的说法。后世的臣子竟然有乞求恩宠的，有的为了妻子儿女，多么自轻自贱啊？
岑长倩在武则天革命时，请求赐给皇嗣武氏姓氏，等到武三思请求做太子，就阻止他，说“已经立了皇嗣了”，于是被杀。岑长倩用忠诚来顺应形势，只求保存唐朝的社稷而已，可以说是志士，大概超过陈平封赏产禄吧？
李邺侯，大概是留侯（张良）一类的人吧？发言必定中肯，几番言论必定成功。利用肃宗的平庸，代宗的懦弱，德宗的猜忌，都心悦诚服他的计谋，乐意听他的言辞，喜欢谈论诡谲怪诞，于是知道他自己将要用计。让君主不怀疑他的谋略，自身没有私党。留侯曾经跟随赤松子，难道邺侯也羡慕而效仿他吗？留侯用来退隐，邺侯辅佐他进取，所以世人轻视他。大概朝廷之上众目睽睽，不像山林之中自我安逸啊。京房攻击石显，郭璞阻止王敦，可以说是坚守贞节，只是他们征验于术数罢了。文中子讥讽他们扰乱常理，君子的执着，能不慎重吗？
？邵子欲传数于程子，子谢之，常谈弗及。卓哉人豪！与是故不以天合人，自以义立命，不强其所不能，不治其所不见。
译邵雍想要将象数之学传授给程颐，程颐推辞了，平时谈话也不涉及这些。真是卓越的人杰啊！因此他不以天道来迎合人事，而是凭借道义来确立命运，不勉强自己做不到的事，不治理自己看不见的地方。
邵子主数，占乱生而隠；程子主理，虽乱命而禄。邵子学老子也，程子学孔子也。
耶律晋卿之止杀，许平仲之兴学，再造北方之命。元之兴，合朔漠之人而臣之。二子以书生处其间，君信之，臣服之。阿哈玛特之残贼，知许子无官货之好也。子曰：“言忠信，行笃敬。”二子有焉。
封建，后世不可行。已古之列国，皆圣贤之后。十室之邑，有忠信焉。蕞尔之国，有故家焉。一乡之中，有先生焉。故礼政修而乱不亡。及战国，天下并为七。簒贼之子孙，半之。秦穷知殚力，而仅能取。事改俗降，久矣。故势必趋于郡县，况于后世哉？区分天下之地，付之谖君，以御狡民。吾见祸乱相寻而无已也。夫古之任人，度才相徳。孔门之徒，名以政事者，其治千乘千室之邑而已。今郡大者千里，属邑十数。为长者名数，且不能悉，奚望其理？宜令大郡不过五百里，邑百里。山林闲旷者，不会择才久任，责以十令：一曰明版籍，以相数阅；二曰审什五，以相连持；三曰限夫田，以断兼并；四曰急农桑，以丰委积；五曰去末作，以一本业；六曰敦教学，以正情性；七曰表徳行，以厉风俗；八曰核才艺，以叙官宜；九曰严分谊，以杜僣忒；十曰专刑赏，以验劝惩。革其卑俛之礼，减其厨传之供，畧其簿书之稽，亦庶乎古之治也。
喜怒哀乐，道心也。徇于形气之私，或不中节，人心也。危者可正，可邪，微者极密极妙。精择而一守，求其中而执之。大本立而达道行矣。微者，道之体也。中者，微之则也。
神者，气之英也，不可以言道。觉者，心之灵也，不可以训仁。情者，发之直也，不可以配性。诚者，具之真也，不可以附理。夫皇吴设卦，仓氏作字，有是物则命是名，有是名则立是字。后世圣人因之，阐扬示道焉。
问曰：性即理也，有气乎？否。答曰：气也，惟其为理，斯谓之性。犹夫纯洁而温者，不谓之石，而谓之玉也。理之训，有条也。古用以言一事，至宋儒而言道体也。
果之仁，谷之种，其为物微矣。果之根，而枝；枝而华，华而果，皆发于仁。谷之苗，而秀；秀而实，实而硕，皆出于种。雨露之养，人事之培，亶助其达，非能益之也。心生万化，成乎学者，如此噫，不其神乎！
本心之人，日履实地，如覆种于田，日生日茂，一旦力足，过皆善也。欺心之人，日修饰行，如施采于壁，日陈日剥，一旦力怠，善皆恶也。
古书无以性情对言理气配义者，礼曰：“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则性非无为也。”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则义无可隙也。
干惟一君是故舜之田渔，初九也；升闻，九二也；厯试，九三也；居摄，九四也；受禅，九五也。传禹则无亢矣，故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坤乃六臣是故，初六谨微也；六二大臣也；六三知臣也；六四遯臣也；上六僣臣也；六五圣臣也。徳可以有天下而安下位，犹黄本为衣而乃裳，周公是也。
言从而行之，则不怍也；行从而言之，则有稽也。故君子不尚杂学以乱其行，不事茍得以易其言。
此身此理，得之太虚，还之太虚，我何有焉？彼倡因果之言者，遂欲私之耶？譬之守帑之吏，尺纸下，易置之矣。夫成而必毁者，物也；徃而必反者，势也。天地鬼神，且不能违，而况于人乎？
儒释之辨详矣。程子两言尽之曰：「圣人本天，释氏本心。」葢天，言其理也；心，兼乎血气也。释氏以精灵觉为主，故迷则皆妄，悟则皆真，甚则以身为幻，故曰「心」。圣人以仁义礼智为主，故经纶大经，裁成大化，大则与物同体，故曰「天」。今之人以禅附儒，欲求髙于人而已。噫！
老氏生于周末，时方奔于机知，利害相攻，竒诡相蒙，父子兄弟相残簒弑夺攘之淫，犹江河之委而不反也。乃思邃古之无事，曰：“此朴也，乃道也。”圣人创物成器，皆启民机知之门，谓之朴散为器，遂以冲漠虚无为道，以因物无为为用。自尧舜以来，无是言也。夫民之由朴而漓，犹人之自少而壮也。民尚朴，结绳可治；民既
译邵雍主张以数为根本，预测动乱将起便隐居避世；程颐主张以理为根本，即便在动乱中受命也接受俸禄。邵雍的学问源于老子，程颐的学问源于孔子。
耶律楚材制止杀戮，许衡兴办教育，重塑了北方的命运。元朝兴起，将朔漠之人收为臣民。这两位以书生身份身处其间，君主信任他们，臣下服从他们。阿合马残忍暴虐，知道许衡没有贪恋官位财货的嗜好。孔子说：“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这两位具备这样的品德。
分封制，后世不可实行。古代那些诸侯国，都是圣贤的后代。十户人家的小城，也有忠信之人。极小的国家，也有世家大族。一个乡里之中，也有老师存在。所以礼制政治修明，动乱就不会发生。到了战国时期，天下合并为七国。篡位贼子的子孙，占了一半。秦国耗尽智谋力气，才勉强能够夺取天下。世事改变，风俗下降，已经很久了。所以形势必然趋向于郡县制，何况后世呢？划分天下的土地，交给奸诈的君主，来驾驭狡猾的百姓。我看到祸乱相继发生而没有止境。古代任用人才，衡量才能，匹配德行。孔子门徒中，以政事著称的，治理的不过是千辆兵车、千户人家的小邑罢了。现在大的郡方圆千里，附属的县有十几个。担任长官的人，连名字都记不全，还指望他们治理好地方吗？应该规定大郡不超过方圆五百里，县不超过方圆百里。山林空旷的地方，不必选择有才能的人长期任职，而是责成他们做到十条法令：一是明确户籍，以便统计核查；二是审查什伍组织，以便相互牵制；三是限制土地，以杜绝兼并；四是重视农桑，以丰富储备；五是摒弃工商业，以专一农业；六是推崇教学，以端正性情；七是表彰德行，以激励风俗；八是考核才艺，以安排适宜的官职；九是严明名分，以杜绝僭越；十是专一刑赏，以检验劝善惩恶。革除卑躬屈膝的礼节，减少驿站供应，简化文书稽查，也就差不多接近古代的治理了。
喜怒哀乐，是道心的表现。顺从形体气息的私欲，有时不符合节度，这是人心的表现。危险的是可以正也可以邪，微妙的是极其精密极其奥妙。精心选择并坚守，寻求中道并把握它。根本确立了，通达的大道就实行了。微妙，是道的本体。中道，是微妙的准则。
神，是气的精华，不可以用来解释道。觉，是心的灵明，不可以用来解释仁。情，是发出的直接表现，不可以用来配合格性。诚，是具备的真实，不可以附会于理。伏羲设立卦象，仓颉创造文字，有这种事物就赋予这种名称，有这种名称就确立这种文字。后世的圣人沿袭它，阐发弘扬以显示大道。
问：性就是理，有气吗？回答：没有。问：气呢？回答：只有它是理，这才称之为性。就像纯洁而温润的东西，不称之为石，而称之为玉。理的解释，有条理。古代用来谈论一件事，到了宋儒则用来谈论道的本体。
果实的仁，谷物的种子，它们作为事物非常微小。果实的根，长出枝条；枝条开花，花结果，都发自于仁。谷物的苗，抽穗；穗结实，果实硕大，都出于种子。雨露的滋养，人事的培育，只是帮助它们通达，并不能增加它们。心产生万种变化，成就学问的人，就是这样啊，不神奇吗！
本心的人，每天脚踏实地，就像在田里播种，一天天生长茂盛，一旦力量充足，过错都变成善行。欺心的人，每天修饰行为，就像在墙上涂彩，一天天陈旧剥落，一旦力量懈怠，善行都变成恶行。
古书中没有将性情与理气对应、将义与理配对的，礼记说：“感于外物而心动，是性的欲望，那么性不是无为的。”诗经说：“天生众民，有物就有法则。”那么义就没有空隙可乘了。
乾卦只有一位君主，所以舜耕田捕鱼，是初九；名声上达，是九二；经历考验，是九三；代理朝政，是九四；接受禅让，是九五。传位给禹就没有亢龙悔了，所以说“适时乘坐六龙以驾驭天道”。坤卦是六位大臣，所以初六是谨慎细微的大臣；六二是大臣；六三是知臣；六四是退隐的大臣；上六是僭越的大臣；六五是圣臣。德行可以拥有天下却安于下位，就像黄色本是上衣的颜色却用作下裳，周公就是这样。
言语跟随行动，就不会惭愧；行动跟随言语，就有依据。所以君子不崇尚杂学来扰乱自己的行为，不从事苟且获取来改变自己的言语。
这个身体，这个理，从太虚中获得，归还给太虚，我有什么呢？那些倡导因果之说的人，竟然想私占它吗？就像看守国库的官吏，一张纸令下达，就更换位置了。凡是形成必然毁灭的，是事物；凡是离去必然返回的，是趋势。天地鬼神，尚且不能违背，何况人呢？
儒家与佛教的辨析已经详细了。程颐两句话概括了它：“圣人本于天，佛教本于心。”大概天，说的是理；心，兼有血气。佛教以精灵觉悟为主，所以迷惑时都是虚妄，觉悟时都是真实，甚至认为身体是虚幻的，所以说“心”。圣人以仁义礼智为主，所以经营大道，裁成伟大的教化，大则与万物同体，所以说“天”。现在的人用禅学附会儒学，只是想要高人一等罢了。唉！
老子生于周末，当时人们正奔忙于机巧智识，利害相互攻击，奇异诡诈相互蒙蔽，父子兄弟相互残害篡夺的淫乱，就像江河的支流一样不可逆转。于是思考远古时代的无事，说：“这是质朴，就是道。”圣人创造事物制成器物，都开启了民智机巧的门径，称之为质朴散失成为器物，于是以冲淡虚无为道，以顺应事物无为为用。自从尧舜以来，没有这种言论。百姓从质朴变得浇薄，就像人从少年到壮年一样。百姓崇尚质朴，结绳记事就可以治理；百姓已经
漓，圣人礼乐化之，政教弼之，犹多不率，纲维一弛，奸横四出。吁！必用老氏之言也，乱无息期矣夫。
译对于愚昧之人，圣人用礼乐来教化他们，用政令来辅助他们，仍然有很多人不顺从；一旦法度松弛，奸邪之人就会四处横行。唉！如果一定要采用老子的言论，那么动乱就永无休止的时候了。
庄周有经世之畧，不胜其畏祸之心，用雄博之辩以发其忿悱之志，故其书合道者少，伤教者多。读之者放恣则易，检束则难，创立殊称，撰造空语，侮天地而讪圣贤，小人之无忌惮于乎？盍火其书！
许行，葢亷勤之士，思推其所能以治国。夫圣王作，任贤使能，省刑薄敛，俾民得耕耨，即并耕也，奚必躬操耒耜哉？古之人欲以一介之节易天下之道，不独许行然尔。夫举尺燎之光，代日月之照，何其愚！
乳犬玃虎，伏鸡搏狸，知力不及，而有讨心。恩之至也，性善征于物矣。卫宣、晋献之为父也，独何心耶？
父母鲜不正训其子者，巨盗宿猾垂死，亦知戒子勿效其为也，况于徳父令母之言乎？子能守亲之训，皆为善人矣。
天子首三纲，方其为子，入内侍膳，必有父也；入学序齿，必有长也；入燕乞言，必有师也。皆教之孝与让，故位虽极而心每下。礼贤俊，重寿耇，敬大臣，事保传。闻言则信，欲动则咨。是故君寡过，而天下治矣。
蔡秀夫寄《医闾集》读之曰：「贺子笃行君子也，然慕陈白沙也甚切。尝闻白沙谓贺子少自得，宜诵佛书。贺子不从。夫贺子忠孝亷直，履坚而安，无所得者能之乎？儒者尽伦而已，必弃日用之务，杜门合目，悟入阴界，名曰沙门，可尔。胡可附吾圣人之教哉！」
薛包明于子，故劳而敬；苏武明于臣，故危而坚；丁鸿明于弟，故爵而让；云敞明于师，故难而犯。皆自得也。然如此而已，未能充其性焉尔？岂读天竺书而悟耶？
宋赵汝愚忠而未智，光宗之疾笃，不朝重华，非罪也。宰臣明示百官，请子监国，如唐顺宪，斯定天下矣。胡为乎阶祸于凶人哉？
宋之臣，其负君耶？国有大政，不求济，而先抗论；不详处，而务洁名。
汉唐之小人，易见；宋之小人，难知。汉唐之君子，可信；宋之君子，当考。
问曰：「汉士知学乎？」曰：「萧何其人也。」又问：「唐士知学乎？」曰：「卢懐慎其人也。」未达曰：「萧之疾忘其愤而荐参，卢之相忘其躬而让崇。一日克己，天下归仁焉。何之谓也？其如有容，保我子孙黎民，卢之谓也。」
房乔，其古一个臣耶？已则无功，羣臣各得尽其才，上意不合，恐惧谢过，以谏付王、魏、马周。布衣也，天子一旦得之，冠诸百僚，乔无疑焉。狄懐英，其忠且智乎？存唐社稷，如汉之光。艰危百之非诚，曷济？诸韩退之，宗孔氏，排二家，敷陈事理，明白洞达，所谓贯道之器乎？唐一儒而已。娄师徳荐狄仁杰，仁杰斯得用其诚，存唐者娄其元功乎？
士翼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士翼卷二
（明）崔铣撰
○述言中
汉学黄老，清净其惩秦之暴耶？学之者亦能治人，庶乎居简而行简者与？唐人尚佛，溺于斋素因果，士夫假以驱遣宦情【考白氏集可见】宋儒谈禅，凡一贯道心之目，稍涉性命皆乱，以其说或窜程朱之録真赝，至今杂焉。真氏谓居丧毋废浮屠【见读书记】集中有祈福青词，又袭唐之陋矣。
问曰：「明之儒也，孰胜？」答曰：「薛敬轩之纯，陈克庵之端，章风山之质，贺医闾之笃，蔡虚斋之精，皆能审进专经，由朱氏而来，士知谈道矣。论人者必自其行观，行者先搉其出处，如蹈上蔡鹦鹉之讥，奚以名儒？」
震动也，大难之迫也。处之道曰：不丧匕鬯，仁人孝子之奉祀，精诚之至也。变丛于前，而无移心，处难者如是，则无难矣。太王之迁岐，文王之囚羑里，是也。岂惟止患，化暴而圣，垂宪矣。艮，止也。戢其身而弗迁也。处之宜曰：艮其背。夫人资众体以为用，耳目止则废视听，手足止则废持行，惟背可止，不运无见也。传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言如是乃为全徳。艮背乃止其所，虽有静无动，事若偏而道当然。伯夷之饿首阳，箕子之适朝鲜，志存大伦，可矣。震来自外，艮居自我，皆非常有之。故先儒动止、静止无我无物之训，语髙而理不畅。夫《易》，圣人处身履运之方，毋以恶外是内之心求之也。震彖传似有脱文，盖发震
译庄周有治理天下的谋略，但无法克服他畏惧灾祸的心理，于是用雄辩博大的言辞来抒发他愤懑不平的志向，所以他的书中符合大道的很少，损害教化的很多。读他书的人放纵恣意就容易，约束检点就困难，创立奇特的称谓，编造空泛的言语，侮辱天地而讥讽圣贤，小人的肆无忌惮莫过于此吧！何不把他的书烧掉！
许行，大概是廉洁勤勉的人，想着推广他的才能来治理国家。圣明的君王兴起，任用贤能之人，减轻刑罚和赋税，让百姓得以耕种，这就是共同耕种，何必一定要亲自拿着农具呢？古人想凭一点微小的节操来换取天下的正道，不只是许行如此。拿一尺长的火把之光，去代替日月照耀，多么愚蠢啊！
哺乳的狗和母虎，孵卵的鸡和母狸，智力和力量都不够，却有讨伐敌人的心意。这是恩情的极致，人性本善在万物上都有征验。卫宣公、晋献公作为父亲，究竟是什么心思呢？
父母很少有不对儿子进行正确训导的，大盗和老奸巨猾之人在临死时，也知道告诫儿子不要效仿他们的行为，何况是那些有德行的父亲和贤良的母亲的话语呢？儿子能遵守父母的训导，都成为善良的人了。
天子首重三纲，当他作为儿子时，进入内室侍奉饮食，一定有父亲；进入学校按年龄排序，一定有长辈；参与宴饮请教言论，一定有老师。都教导他孝道和谦让，所以地位虽然极高，但内心常常谦下。礼遇贤才俊杰，尊重长寿老人，敬重大臣，侍奉太保、太傅。听到言论就相信，想要行动就咨询。因此君主过错少，天下就治理好了。
蔡秀夫寄来《医闾集》，我读后说：“贺子是个笃行君子，但仰慕陈白沙太深切了。曾听说白沙对贺子说，你年少时有所自得，应该诵读佛书。贺子没有听从。贺子忠孝廉洁正直，脚踏实地而安稳，没有自得的人能做到吗？儒者尽到伦理本分罢了，一定要抛弃日常事务，闭门闭目，悟入阴界，名叫沙门，可以这样。怎么能附会我们圣人的教化呢！”
薛包通晓做儿子的道理，所以辛劳而恭敬；苏武通晓做臣子的道理，所以身处危险而坚定；丁鸿通晓做弟弟的道理，所以获得爵位而谦让；云敞通晓做学生的道理，所以面对危难而冒犯。这都是他们自得的结果。然而如此而已，未能充分实现他们的本性罢了？难道是因为读了天竺的书而悟道吗？
宋朝赵汝愚忠诚但不明智，光宗病重时，不去朝见重华宫，这不是罪过。宰相明确告知百官，请求太子监国，像唐朝顺宗、宪宗那样，天下就安定了。为什么反而给凶恶之人造成祸患的阶梯呢？
宋朝的臣子，辜负君主吗？国家有大政事，不寻求解决，却先提出反对意见；不详细处理，却务求名声清白。
汉唐的小人，容易看清；宋朝的小人，难以知晓。汉唐的君子，可以信任；宋朝的君子，应当考察。
问：“汉朝的士人懂得学习吗？”答：“萧何就是那样的人。”又问：“唐朝的士人懂得学习吗？”答：“卢怀慎就是那样的人。”不理解的人说：“萧何病重时忘记了自己的愤懑而推荐周勃，卢怀慎做宰相时忘记了自己而谦让宋璟。一天克制自己，天下归向仁德。这是什么意思？所谓‘有容’，保护我们的子孙百姓，就是卢怀慎的意思。”
房乔，大概是古代的一个臣子吧？他自己没有功劳，群臣各能尽其才，皇上心意不合，恐惧谢罪，把进谏的任务交给王珪、魏徵、马周。平民百姓，天子一旦得到他们，就让他们位居百官之上，房乔没有疑虑。狄仁杰，大概忠诚而且明智吧？保存唐朝社稷，像汉朝的光武帝。艰难危险中百折不回，不是真诚，怎能成功？至于韩愈，尊崇孔子，排斥佛老，陈述事理，明白透彻，所谓贯通大道的器具吗？唐朝只有一个儒者罢了。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狄仁杰因此能发挥他的真诚，保存唐朝的人，娄师德大概是首功吧？
士翼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士翼卷二
（明）崔铣撰
述言中
汉朝学习黄老之学，清净无为，是惩戒秦朝的暴政吗？学习它的人也能治理百姓，大概接近于居处简略而行动简略的人吧？唐朝崇尚佛教，沉溺于斋戒素食和因果报应，士大夫借以驱遣做官的情欲【考察白居易文集可见】。宋朝儒者谈论禅学，凡是贯穿道心的题目，稍微涉及性命之理都混乱，因为他们的学说有时窜入程朱的著作，真假混杂，至今仍然混杂。真德秀说居丧不要废除佛教仪式【见《读书记》】，集中有祈福的青词，又沿袭了唐朝的陋习。
问：“明朝的儒者，谁更优秀？”答：“薛敬轩的纯正，陈克庵的端正，章风山的质朴，贺医闾的笃实，蔡虚斋的精微，都能审慎进取专攻一经，从朱熹一派而来，士人知道谈论道了。评论人一定要从他的行为观察，行为要先考察他的出处，如果蹈上蔡鹦鹉的讥讽，怎么能称为名儒？”
震动，是大难逼近。处处的方法说：不丧失祭祀的匕鬯，仁人孝子奉祀祖先，是精诚的极致。变故丛集在前面，而心志不移，处难的人像这样，就没有困难了。太王迁往岐山，文王被囚羑里，就是这样。难道只是止息祸患，教化暴政而成为圣人，留下法度吗？艮，是停止。收敛自身而不迁徙。处处的适宜说：艮其背。人凭借众多肢体来发挥作用，耳目停止就废掉视听，手足停止就废掉持行，只有背部可以停止，不运动就没有显现。传曰：该停止时就停止，该行动时就行动。说像这样才是全德。艮背是停止在适当的地方，虽然有静无动，事情看似偏颇而道理当然如此。伯夷饿死首阳山，箕子前往朝鲜，志存大伦，可以了。震动来自外部，艮止来自自我，都是非同寻常的。所以先儒关于动止、静止无我无物的训诫，言语高深而道理不通畅。《易经》，是圣人处身履运的方法，不要用厌恶外部而重视内部的心去寻求它。震卦彖传似乎有脱漏的文字，大概发动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