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翼卷三
笃而已矣。」问道之详，恐其岐也。适燕，南辕行愈疾，违愈逖，即途惟进之不辍耳。问曰：「此人所共知也。」答曰：「天地共戴，且履也；日月共瞻也；谷粟共食也；布帛共衣也。舍是必也为蚓乎？非子所能为也。」
译专一罢了。」探求大道的详尽，是担心它出现歧路。前往燕地，却向南驾车，行进得越快，背离得越远，只是在路途上不停地前进罢了。问的人说：“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答的人说：“天地是共同仰戴的，也是共同践踏的；日月是共同仰望的；谷物粮食是共同食用的；布匹丝绸是共同穿着的。舍弃这些，难道一定要变成蚯蚓吗？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
孔门诸子，即事为学，不辩文义，量能以进，不躐阶序，词孙而气和，盖渐圣教而然。与子路雄而率，冉子怯而细，然直言其见，不文以欺，斯为孔氏之徒耶？
扬雄之法言，知尊夫子矣。然无能发夫子之学，徒慕其号之髙，岂所谓能言距杨墨者？亦圣人之徒与？
子贡问君子，视之髙且逺也。夫子答之惟能各行其所言尔。」则君子在我，赐将跃以为矣。
至哉夫子之教也！相其明而廓之，扶其武而诱之。子路欲共车裘于友，颜子欲辞善劳于己。子路重意气，颜子达性分，犹有人已之判。夫子即其志而广之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人已两忘矣，彼宜是而我施之。四时行而百物生，天果忘言哉！
言之必行，则言不怍；中之无欲，则为何难？
程子、朱子之说《论语》，犹有过言。盖《程録》之误，门人附之；《朱注》之衍，程録道之。曾点言志，朱子许其天理流行。夫遇一事，必有一则，处之当而熟，则圣人矣。一以贯之也，岂有物见目前而可玩哉？水之流，鸢之飞，鱼之跃，皆实体也。犹吾父之慈，子之孝，皆天命之性。人不率之，愧于物矣。岂若黄花、般若为禅机哉？程子许其尧舜气象，犹前太虚、浮云之喻。子路若达，便是这气象。铣伏读《典谟》二圣，盖忧以终身。尧之传舜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之传禹，其辞溢而意益艰。夫子曰：“不与圣人同忧”，岂眇天下、薄事功而恣恣雎睢耶？夫有天下而不与，不乐有位也。乐之则且傲且逸，且欲天为民立君，君乃以民娱已。不与焉，惟求懋徳康民。夫四海民物之繁，岂一人之知，周知其利病？一人之力，曲尽其赡养乎？若曰曾点冠童是乐，而糠粃世故，薄劣朋友，毋乃庄、列之放诞与？
圣人无功者，谦也。性未易尽也，尽之乃尽。分犹人之食而饱，不然则枵腹而瘠且病。噫！此二圣有天下而不与也。
巧言，言之当也；令色，色之善也。学者之懿徳也。圣人恐文胜而质衰也，故曰：“鲜矣仁！”欲人之反观也，犹疾行者必顾，恐有所妨而踬也。孟子曰：“君子，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盎于背。”
曾子之言确而该，子夏之言切而密。
贤贤易色，一章言学，不过尽伦而已，外此非学也。吴氏讥其废学，将谓其无呻吟呫哔之功与《学记》稽程之书也？未及其本焉。
小戴记，其诸儒之记，其师之言，与衍说多，而实理寡也。仪礼，其有司之所掌与？节文繁，而诚心散也。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又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斯有会矣。李延平谓：「欲复古礼，宜节繁文。」达礼已哉。
先王修理以正心，后世迷心而修文。重冠者为成人也，使冠者曰：「吾非童子矣。」四行不饬，冠之耻也。后人谨三加之仪，四行莫之省。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之行善与恶而已，诗之咏美与刺而已。古人于诗，朝夕讽诵之，若琴瑟之御然。读其美者，慕之，善心生；读其刺者，畏之，恶者惩。故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朱子谓读者以无邪之心求之，盖朱子去序故也。
诗序，程子笃信；朱子痛斥。许鲁斋云：「书去序，恐拟议之失，甚于汉儒，是从程子也。」夫道可以知穷，事必以实着。今存其首序，正其衍词，可以言诗矣。
八佾诸章，痛僣乱也。其诸夫子，东周之志与？明王不兴，天下其孰能宗予？是以寓志于《春秋》。夫许田四井之邑，叔姬亡国之媵，大书不一书。盖伤经制废，兼并兴，王纲弛，弱小亡也。
学莫先乎辨志，故大富贵则蔑道义矣。心无两用，出义入利，义之不胜利久矣。非坚志焉能持之？故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是故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几，几而后能守，守而后能化。故造次颠沛，无违焉。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耻之不已，必求鲜衣珍味。故曰：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夫四体之病可去也，心之病则本先蹶矣。心之惑可解也，心耻之则根盘矣。学者预省棘，反可也。
未有
译孔子门下的弟子，就具体事务来学习，不辨析文辞义理，根据能力逐步进步，不超越等级次序，言辞谦逊而气息平和，大概是逐渐受到圣人教化而形成的。与子路雄健而直率，冉子怯懦而细致，然而直言自己的见解，不靠文饰来欺骗，这难道是孔氏的门徒吗？
扬雄的《法言》，知道尊崇孔子了。然而不能阐发孔子的学问，只是羡慕他名号的高大，难道是所谓能言词驳斥杨朱、墨翟的人吗？也是圣人的门徒吗？
子贡问君子，看他高大且深远。孔子回答只是能各自实行自己所说的罢了。”那么君子在于自身，赐将要跃起去做了。
孔子的教化真是伟大啊！观察他的明智而开阔它，扶持他的勇武而诱导他。子路想与朋友共享车马皮衣，颜子想推辞善行辛劳于自己。子路重视意气，颜子通达本性分际，还有人与我的分别。孔子就顺着他们的志向而扩大说：“使老年人安逸，使朋友信任，使年轻人怀念。”人与我两相忘失了，他们适宜这样而我施行它。四季运行而百物生长，上天果真忘记言语了吗！
说话一定实行，那么说话就不惭愧；心中没有欲望，那么做什么难呢？
程子、朱子解说《论语》，还有过分的言论。大概是《程子语录》的错误，门人附会它；《朱子集注》的衍文，程子语录引导它。曾点言志，朱子赞许他天理流行。凡是遇到一件事，必有一条准则，处理得当而熟练，就是圣人了。一以贯之，哪有事物在眼前可以玩味呢？水的流动，老鹰的飞翔，鱼的跳跃，都是实体。如同我父亲的慈爱，儿子的孝顺，都是天命之性。人不遵循它，对万物就惭愧了。难道像黄花、般若作为禅机吗？程子赞许他尧舜的气象，还像前太虚、浮云的比喻。子路如果通达，就是这种气象。我伏读《典谟》二圣，大概是忧虑终身。尧传位给舜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传位给禹，他的言辞溢满而意思更加艰难。孔子说：“不与圣人同忧”，难道是轻视天下、鄙薄事功而恣意妄为吗？拥有天下而不参与，是不喜欢有位。喜欢它那么就会傲慢且安逸，且想让上天为民立君，君却以民娱乐自己。不参与，只求勤勉德行安抚百姓。四海百姓事物的繁多，难道一人的知识，周知它的利弊？一人的力量，曲尽其赡养吗？如果说曾点戴冠童子是快乐，而视世故如糠秕，鄙薄朋友，岂不是庄周、列子的放诞吗？
圣人无功，是谦虚。本性不容易穷尽，穷尽它才穷尽。分际如同人吃饭而饱，不然就空腹而瘦弱且生病。唉！这二圣拥有天下而不参与。
巧言，是言语得当；令色，是神色善良。是学者美好的德行。圣人担心文饰胜过而质朴衰败，所以说：“仁德就少了！”希望人们反观自身，如同疾走的人必定回顾，恐怕有所妨碍而跌倒。孟子说：“君子，仁义礼智根植于心，它产生的神色，和悦地显现在脸上，充盈于背部。”
曾子的言论确切而概括，子夏的言论切中而严密。
尊重贤者改变好色，一章讲学习，不过是尽人伦罢了，除此之外不是学习。吴氏讥讽它废弃学习，将说它没有呻吟呫哔的功夫与《学记》稽程的书吗？没有达到根本。
小戴记，是诸儒的记录，其老师的话，与衍说多，而实理少。仪礼，是有司所掌管吗？节文繁多，而诚心分散。孔子说：“人如果不仁，礼能做什么？”又说：“礼啊礼啊，只是玉帛吗？”礼就有会通了。李延平说：“想要恢复古礼，应该节制繁文。”通达礼了。
先王修治礼来正心，后世迷失心而修文。重视冠礼的是成人，让冠者说：“我不是童子了。”四行不整饬，是冠礼的耻辱。后人谨慎三加的仪式，四行没有人省察。所以说：“人如果不仁，礼能做什么？”
人的行为善与恶罢了，诗的咏美与刺罢了。古人对于诗，朝夕讽诵，如同琴瑟的驾驭。读它美的，羡慕它，善心生；读它刺的，畏惧它，恶者惩戒。所以说：“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朱子说读者以无邪之心求之，大概是朱子去掉序的缘故。
诗序，程子笃信；朱子痛斥。许鲁斋说：“书去掉序，恐怕拟议的失误，甚于汉儒，是跟随程子。”道可以知穷，事必以实着。现在保存首序，纠正衍词，可以言诗了。
八佾诸章，痛恨僭越混乱。大概是孔子，东周的志向吗？明王不兴起，天下谁能尊奉我？因此寄托志向于《春秋》。许田四井的邑，叔姬亡国的媵，大书不一书。大概是悲伤经制废弛，兼并兴起，王纲松弛，弱小灭亡。
学习没有比辨别志向更重要的，所以大富贵就蔑视道义了。心无两用，出义入利，义之不胜利很久了。不坚定志向怎么能持守？所以说：“君子离开仁，怎么能成名？”因此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几，几而后能守，守而后能化。所以造次颠沛，无违。
士有志于道，而以恶衣恶食为耻，耻之不已，必求鲜衣珍味。所以说：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四体的病可以去，心的病则根本先蹶了。心的惑可解，心耻之则根盘了。学者预省棘，反可。
未有
无基而作室者，故圣门之道，随事躬行，积之乆而成徳。躐斯道而往，疎矣！不由跬步而致千里，其御风乘云者乎？然世岂有斯理哉！
译没有地基却想建造房屋的人，所以圣人的门径，是随着具体事务亲身践行，积累久了就形成德行。超越这个门径而前行，就疏远了！不靠半步一步的积累而到达千里之外，那难道是乘风驾云的人吗？然而世间哪有这种道理呢！
不格物而曰致知者，妄也。不履事而曰存心者，偷也。夫人不食而谓饱，即空而见花，非实也，乃病也。
谓圣人有隠乎？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非隠也，谓圣人无隠乎？下学上达，知我者天。非无隠也，故行之而着察矣，而习斯知圣人矣。
知我者，其天乎？戒学者之忽于下学也。自下达上，自上达下，只一理也。上下皆学也，学与达皆功也。
问曰：夫子事辄，若何？治卫，答曰：非末学所能知。若曰废辄立郢，势决不然。彼方据国，我往为辅。彼辄不有其父，奚假于臣？若辄用圣言致国，蒯聩。蒯聩得罪于父，国非其国。卫之臣子，请于天王而立辄，名义其庶乎？问曰：刘氏谓蒯聩之奔南子，譛之然乎？答曰：左氏于卫，盖所见之世也。且疑其载事之讹。刘敞，宋人，何据而辨其诬？盖疑经之书，世子曰无罪也。春秋不以是为例。问曰：先儒谓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何如？答曰：文谈也。当时天子如羸聩之祖，方伯乃吞啖之邻。伐郑救卫，威之削矣。道晋伐虢虞，不腊矣。齐桓胁以兵车而盛。是时有行文王之政者，如其事殷可也。
貌也，色也，言也，天性也。逺暴慢，近信而逺鄙倍，君子之自牧也。何以能逺，能近？以道正之也。道以正是三者，故可贵也。不然，焉知其暴慢鄙倍而逺之，信而近之？夫惟有道，故心正而身修。先儒以三者为效，工夫在言表，求之深也。
贪夫不足以害亷，假亷者害亷；妄人不足以害信，伪信者害信。故曰：乡原，徳之贼也。春秋之初，诸侯无王，而有王。桓公尊王而无王，故曰：五伯，假之也。三王之罪人也。
大徳，大体也；小徳，细目也。皆自一事言之。不踰闲，则巨防设而有定体。酬酢之际，因情与势，不泥于一端。要之，未尝出闲也。当时盖有好古而泥者，子夏进之与若小徳，可以出闲害理之大者，门人必不録也。今人有行古礼者，不合至诋其亲，子夏斯言不虚矣。圣贤之言，学者各省其蔽而服焉。
知徳者鲜，践履之未至也。学者以聪知强力为可恃，一遭外困挠于心，则失其素矣。若之何践履？精义立本，克己也。知及之，仁守之，勇进之也。子路勇矣，或者知之不足与？
忠恕，譬则形影也。犹为二之忠，以行乎恕。盖恕之当也。夫子曰：“吾道有其纲，而无其目，犹曰无违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指其实，别无玄妙也。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言闻道之难也。小徳川流，大徳敦化，斯可言闻。非真积力久，奚由致之？异学超悟直入，虽得之于世道，何闗？但寛其处死之忧尔。
子之谏亲有三变：几谏，一也；又敬，二也；不怨，三也。下气怡色，柔声渐而不骤，几谏也。如是而不从，孝悌以感动之，不徒以言也。夫乡党州闾之罪，在亲劳，在已。子宁绌已而安亲也。孝敬之心，随遏随生。毋曰一谏而已责，毋曰不入而任亲。子能如是，其忠可观矣。
下气怡色，柔声处人，当如是。夫子乡党之气象，可求矣。盖渣滓化而和顺达也。
天下归仁焉，协于克一也。黙而成之，理具而物该；推而行之，理达而爱普。斯纯阳之会，而生物之晬乎？
克己必复礼，示人原具之则也。如人君絶宴游，逺货色，然拱手而不事事，可乎？必求尽君道可也。夫人饮酒，克其滥与湎，然三献旅酬，毋废一焉。
为己，为人，其事同也，其立心异也。古之学者，犹知学性，顾计效而求名，则伪矣。伪必败。《易》曰：“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徃盖为而获，惟穑必然。不耕获，不菑畬，后获也，则利有攸徃先难也，无较计大小迟速之心，惟朴质以修迈。是故，徳成而罔觉矣。
游定夫问阴阳不测之谓神。程子曰：「子疑而问乎？拣难而问乎？」尹彦明见子半年，方看《大学》《西铭》二事，有洙泗之遗教焉。噫！斯道之失久矣。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谓修已之敬也。夫父兄长上，色征而言遡之，可逆其志。若鬼神，必诚贯幽明者，诚有一分之亏，
译不探究事物的原理却声称获得了知识，这是虚妄的。不亲身实践事务却声称存养了本心，这是偷懒的。人如果不吃饭却说自己饱了，就像凭空看见花一样，这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病态。
说圣人有所隐藏吗？四季运行，万物生长，并没有隐藏。说圣人没有隐藏吗？通过下层的学问通达上层的道理，理解我的只有天，并非没有隐藏。所以通过实践来彰显和观察，通过习得来了解圣人。
理解我的，大概是天吧？这是告诫学者不要忽视下层的学问。从下通达上，从上通达下，只是同一个道理。上下都是学问，学与通达都是功夫。
问：孔子对待卫灵公太子辄这件事，是怎样的？治理卫国。答：这不是浅薄的学问所能知道的。如果说废掉辄而立郢，形势决定不可能。他正占据国家，我去做他的辅佐。他辄不承认他的父亲，哪里需要借助臣子？如果辄采用圣人的言论使国家归于蒯聩，蒯聩得罪于父亲，国家就不是他的国家。卫国的臣子，向天王请示而立辄，名分和道义大概比较合适吧？问：刘氏说蒯聩逃奔南子，是谗言造成的吗？答：《左传》关于卫国的记载，大概是作者所见的时代。况且怀疑它记载的事情有误。刘敞是宋人，凭什么辨别它的诬蔑？大概是怀疑经典的书籍，世子说无罪。《春秋》不以此为例。问：先儒说向上报告天子，向下报告方伯，怎么样？答：这是空洞的谈论。当时的天子像羸弱的祖父，方伯是吞并的邻国。讨伐郑国救援卫国，威势已经削弱了。晋国讨伐虢国和虞国，不到一年就灭亡了。齐桓公凭借兵车胁迫而兴盛。这时候如果有实行文王政治的人，像对待殷商那样就可以了。
容貌、神色、言语，是天性。远离粗暴傲慢，亲近诚信而远离鄙陋背理，这是君子的自我修养。怎么能远离，怎么能亲近？用道来端正它们。道用来端正这三者，所以可贵。不然，怎么知道粗暴傲慢鄙陋背理而远离它们，诚信而亲近它们？只有有道，所以心正而身修。先儒把这三者作为效验，功夫在言语之外，追求得太深了。
贪婪的人不足以损害廉洁，假装廉洁的人损害廉洁；妄为的人不足以损害诚信，假装诚信的人损害诚信。所以说：乡原，是道德的贼。春秋初期，诸侯没有王，却有王。桓公尊崇王却没有王，所以说：五霸，是借用的。是三王的罪人。
大德，是主要的方面；小德，是细微的条目。都是从一件事来说的。不逾越界限，那么巨大的堤防设立而有固定的体统。应酬交际的时候，根据情感和形势，不拘泥于一个方面。总之，没有超出界限。当时大概有喜好古代而拘泥的人，子夏进言说如果小德可以超出界限危害道理的大者，门人一定不会记录。现在有人实行古礼，不合时宜甚至诋毁他的亲人，子夏的话不虚假了。圣贤的话，学者各自反省自己的弊病而信服。
懂得德的人很少，是因为实践没有达到。学者认为聪明智慧强力可以依赖，一旦遭遇外在的困扰扰乱内心，就失去了平素的状态。怎么实践？精研义理确立根本，克制自己。智慧达到它，仁爱守住它，勇敢进取它。子路勇敢了，或许是因为智慧不足吗？
忠恕，好比形体和影子。还是把忠和恕分为二，用忠来实行恕。大概是恕的恰当之处。孔子说：“我的道有一个纲领，而没有条目，就像说不要违背。”曾子说：“孔子的道，只是忠恕罢了。”指出它的实质，没有别的玄妙。
孔子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说的是听到道的困难。小德像河流一样流淌，大德敦厚化育，这才可以说听到。如果不是真正积累力量长久，怎么达到？异端学说超然领悟直接进入，虽然在世间得到，有什么关系？只是放宽了对死亡的忧虑罢了。
儿子劝谏父母有三种变化：委婉劝谏，第一；又恭敬，第二；不怨恨，第三。态度谦和神色愉悦，声音柔和逐渐而不急躁，这是委婉劝谏。像这样而不听从，用孝悌来感动他，不只是用言语。乡党州闾的罪过，在父母劳累，在自己。儿子宁愿贬低自己而让父母安心。孝敬的心，随遏制随产生。不要说劝谏一次就责备，不要说不听从就放任父母。儿子能像这样，他的忠诚可观了。
态度谦和神色愉悦，声音柔和对待人，应当像这样。孔子在乡党的气象，可以寻求了。大概是渣滓化去而和顺通达。
天下归向仁，协调于能够统一。沉默而成，道理具备而事物涵盖；推行而实行，道理通达而爱普遍。这是纯阳的会合，而生物的喜悦吗？
克制自己一定要恢复礼，显示人原本具有的准则。比如君主断绝宴饮游乐，远离财货女色，然而拱手而不做事，可以吗？一定要寻求尽到君道才可以。人饮酒，克制其过度与沉溺，然而三次献酒酬答，不要废弃一项。
为自己，为他人，事情相同，立心不同。古代的学者，还知道学习本性，顾计效果而求名，就虚伪了。虚伪必然失败。《易经》说：“不耕种收获，不垦荒熟田，那么利益有所前往大概是为了而获得，只有收获必然。不耕种收获，不垦荒熟田，后收获，那么利益有所前往先难，没有计较大小迟速的心，只是质朴地修养迈进。所以，德成而不觉。”
游定夫问阴阳不测叫做神。程子说：“你是怀疑而问吗？挑选难的而问吗？”尹彦明见子半年，才看《大学》《西铭》两件事，有洙泗的遗教。唉！这个道失去很久了。
季路问侍奉鬼神，孔子说：“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说的是修养自己的恭敬。父亲兄长长辈，神色征验而言语追溯，可以逆推他的意志。至于鬼神，必须真诚贯通幽明，真诚有一分的亏欠，
则幽有寻丈之违矣。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谓处生之道也。自昭明徳是已。夫无所猷为，所知不过情欲之间，汶汶而昼，昏昏而夜，谓之死可也。奚以为问焉？
译那么幽明之间就有极大的差异了。有人问关于死亡的事，孔子说：“还不知道生的道理，怎么能知道死呢？”这是说安处生命的道理罢了。只要显明自己的德行就可以了。如果人没有远大的谋划作为，所知道的不过是在情欲之间打转，白天浑浑噩噩，夜晚昏昏沉沉，这样的人称之为死也可以。何必还要问呢？
视人之过，若在其躬，忠告也。微开其端，俾可细绎善道也。不可则止，恐见疏也。皆易之道焉。
故旧贵达而吾贫贱，故旧在上而吾为底吏，顾待之厚，听彼之施耳。若责望重而不酬，必交怨，故惟尽已之分而已矣。
用人去短而録长，取人即新而弃旧。子贡以下皆器也，况众人乎？祝鮀之佞，夫子録其典祀之能。夫中人恒过而改，乃成名徳。若以一眚而掩之，不亦刻乎？
矜功伐善，作伪盖愆，为此者劳甚矣。
用当其才，中人皆可集事；用违其才，贤者亦难奏功。灵公用三子，当也；公绰在滕、薛，违也。
知也，不欲也，勇也，艺也，文之以礼乐，正乎道也。人能有一长者，皆成人也。
巽一阴伏二阳之下，巽斯入也。学者思索义理，必用巽心入其中，长短轻重相与逶迤，斯得之。书所谓逊志，彼性粗暴者反此，故气质贵乎矫。
夫子论人之过，优游含蓄，微见其意尔。彼论《春秋》之例者，类过刻，其以学者之心窥之也。夫子取孔文子之微长，隠其大恶；不耻下问，又损赐之疾矣。
或人之讥言甚厉，子曰：「是礼，何其和？」微生之讥言甚暴，子曰：「疾固，何其直？」达巷之美言甚陋，子曰：「执御，何其平？」阳货之嘲言甚傲，子曰：「将仕，何其舒？」后人一戾于时，喋喋乎，恐已志之不白，何其浅？
夫果之实，生者味酸，熟者味甘。故孟子谓仁在夫熟，国之养才，未须其成而用之，是食生果也，涩齿咋舌，不免矣。
君子熟于忠信小人熟于巧诈
问曰：君子信而后谏。刘蕡伤于棘，何如？答曰：是时中官杀君易主，如玩婴孺于掌上。所谓宫闱将变，社稷将倾，事不可需矣。夫拱手徐趾，堂闼之矩，不可以捄溺，虽被发缨冠，可也。
交道之难，乆矣。燕朋狎友，逺之，犹能移人。是故与其失于子张之泛，毋宁失于子夏之狭，可也。
王贡之仕止，判管华之忠背逺，弑父与君。华歆从之，乃以太尉孙幼安，何其不知也？
郭林宗交游当世，而无茍就；奬鉴羣才，而又矜愚。见几秉哲，终亨时晦。其孔氏之徒与？
臣之谏君，当如子之谏父，又敬不违，虽劳不怨。孟子曰：「反复谏之而不听，以一言一事塞责欺矣。夫」
刘向事君，可谓反复谏之而不听，忠之至也。始困于石显，终困于王氏，其介不易。前人优扬雄而劣向，吾不知其取舍也。
邴原、华歆皆事魏操，管宁不可禄也。渊潜俭徳，浑乎无迹，庶乎遯世无闷者与？
古之君子求人于有过后之君子责人于无过申生季札是也铣尝着论以示诸生焉「申生论曰」孟子言有求全之毁予读左氏至申生以谗见诛未尝不垂泣也及见后人责过申生则又低回太息深闵其不幸嗟乎昏如幽王故褒姒得以逐宜臼庸愚如卫灵故南子得以奔蒯聩晋献者奸人之雄也绐虞伐虢一举而就桓公威振列侯不能致其一来岂一姬之知所能欺而使之盖耽于邪嬖废适立孽之谋内决乆矣金玦之佩偏衣之衣二伐之役国人咸知世子之将危姬告优施曰君许我杀太子立奚齐矣申生已践东朝之位国之属望而归心者也重耳夷吾庶公子也莫适主国故二子能亡申生存则晋终非二孽有也故献公必杀之也申生如被恶名以出献公犹欲甘心焉为宋冯之受伐为长万之赂获父恶愈着身死为逆孰若受命自裁之恭且安乎夫反常之祸辞难明也快心之忿情难释也世子之虑审矣其心纯乎仁未可以轻訾也「季札论曰」更至者事也准权者义也不察其势望以所难居不量其后处以所近安戾愈积而义全损矣季子春秋之哲人也不以爱子伤其性不因寳物违其心闻乐知徳觇国知终如此其哲也曾谓于其宗国而忍付之颠越哉夫立适者常取贤者权常则一夫可由权则众贤斯举以禹之圣不能袭尧舜之让盖顺时宜民之道非已可得而强违焉季子逆见其国俗既狡而王僚暨光又皆喜乱而多才撄国攘位后必有之吾既莫之何也已吾洁已以禁始祸自靖以献于先王虽废先君之命姑全其义盖叔齐之流也后人议曰季子非中庸实祸吴国故春秋书名以贬夫季子聘鲁已三十年而后光乱作圣人之仁不如是之深险也
译看待别人的过错，就像过错在自己身上一样，这是忠诚的劝告。稍微开启话题的端绪，使对方能够细细推究善道。如果对方不接受就停止，恐怕会被疏远。这都是《易经》的道理。
老朋友显贵通达而我贫贱，老朋友在上位而我做底层官吏，既然他对待我优厚，我就听任他的施予罢了。如果对他期望过重而得不到回报，必定互相怨恨，所以只尽自己的本分罢了。
用人时舍弃短处而录用长处，选人时接纳新人而抛弃旧人。子贡以下的人都是有局限的器量，何况普通人呢？祝鮀善于花言巧语，孔子录用了他主持祭祀的能力。普通人常常犯错但能改正，才能成就名声和德行。如果因为一次过失就掩盖他的全部，不也太苛刻了吗？
夸耀功劳、自夸善行，弄虚作假、掩盖过错，做这些事的人非常劳苦。
任用得当其才，普通人也能成就事业；任用违背其才，贤能的人也难以建功。鲁灵公任用三位贤人，是得当的；公绰在滕、薛两国任职，是不得当的。
智慧，不贪欲，勇敢，技艺，用礼乐来修饰，这就符合正道了。人只要具备其中一项长处，都是成人。
巽卦是一阴爻伏在二阳爻之下，巽就是顺从进入。学者思索义理，必须用谦逊之心深入其中，长短轻重相互交织延展，这样才能领悟。《尚书》所说的“逊志”，那些性情粗暴的人与此相反，所以气质贵在矫正。
孔子评论别人的过错，从容含蓄，只是略微显露他的意思罢了。那些论述《春秋》笔法的人，大多过于苛刻，这是因为他们以学者的心态去窥测罢了。孔子取用孔文子微小的长处，隐藏他大的恶行；“不耻下问”，又减轻了子贡的毛病。
有人讥讽的话非常严厉，孔子说：“这是礼，为什么这么温和？”微生高讥讽的话非常粗暴，孔子说：“厌恶固执，为什么这么直率？”达巷人赞美孔子的话非常浅陋，孔子说：“擅长驾车，为什么这么平庸？”阳货嘲笑孔子的话非常傲慢，孔子说：“将要出仕，为什么这么舒缓？”后人一旦违背时势，就喋喋不休，恐怕自己的志向不能表白，多么浅薄啊！
水果的果实，生的味道酸，熟的味道甜。所以孟子说仁在于成熟，国家培养人才，不等待他们成熟就使用他们，这是吃生水果，涩齿刺舌，是难免的。
君子在忠信方面成熟，小人在巧诈方面成熟。
问：君子先取得信任然后进谏。刘蕡被荆棘所伤，该怎么办？答：当时宦官杀害君主、更换君主，就像在手掌上玩弄婴儿一样。所谓宫廷将要发生变故，国家将要倾覆，事情不能等待了。拱手缓步，是厅堂内的规矩，不能用来拯救溺水的人，即使披头散发、帽带系在头上（形容急迫），也是可以的。
交友之难，由来已久。轻浮的朋友、亲密的伙伴，远离他们，尚且能改变人。所以与其犯子张那样交友过泛的错误，宁可犯子夏那样交友过狭的错误，是可以的。
王贡的出仕与隐退，与管宁、华歆的忠诚与背叛相差甚远，管宁、华歆曾弑父与君。华歆跟随他们，于是以太尉孙幼安为榜样，多么无知啊？
郭林宗与当世之人交往，没有苟且迎合；奖赏鉴别群才，又怜悯愚笨的人。洞察事理、秉持智慧，最终在时局昏暗时亨通。他是孔子门徒一类的人吗？
臣子劝谏君主，应当像儿子劝谏父亲一样，又恭敬不违背，虽然劳苦也不怨恨。孟子说：“反复劝谏而不听，就用一句话一件事来敷衍塞责欺骗罢了。”
刘向侍奉君主，可以说是反复劝谏而不听，这是忠诚的极致。起初被石显困住，最终被王氏困住，他的节操没有改变。前人赞扬扬雄而贬低刘向，我不知道他们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邴原、华歆都侍奉魏曹操，管宁不肯接受俸禄。深潜节俭的德行，浑然没有痕迹，大概是隐居世间而不烦闷的人吧？
古代的君子在有过错时求取人才，后世的君子在没有过错时责备人才，申生、季札就是这样的人。我曾经写论来给学生们看。“申生论说：”孟子说有不求全责备的毁谤，我读《左传》到申生因谗言被杀，没有不流泪的。等到看到后人责备申生的过错，就又徘徊叹息，深深怜悯他的不幸。唉！昏庸如周幽王，所以褒姒得以驱逐宜臼；平庸愚昧如卫灵公，所以南子得以使蒯聩奔逃。晋献公是奸雄，欺骗虞国攻打虢国，一举成功；齐桓公威震诸侯，不能让他来一次，难道是一个妃子的智慧所能欺骗并使他这样做的吗？大概是因为沉溺于邪僻宠幸，废嫡立庶的阴谋在心里决定很久了。佩戴金玦、穿着偏衣、两次出征，国人都知道世子将要危险。骊姬告诉优施说：“君主答应我杀太子立奚齐了。”申生已经践履东宫之位，是国家所期望并归心的。重耳、夷吾是庶公子，没有人适合主持国家，所以这两个人能逃亡，申生存活，晋国终究不是这两个孽子所有的。所以献公一定要杀他。申生如果背负恶名出走，献公还想要称心如意，像宋冯那样遭受讨伐，像长万那样贿赂获罪，父亲的恶名更加显著，自己死了也被视为叛逆，哪里比得上接受命令自杀来得恭敬且安宁呢？反常的祸难，言辞难以说明；快意的愤怒，情感难以消释。世子的考虑审慎了，他的心纯粹于仁，不可以轻易诋毁。“季札论说：”更替的是事情，权衡的是道义。不考察形势，用难以承受的地位来居住；不衡量后果，用接近安逸的方式来安置，罪过越积累，道义就越受损。季子是《春秋》中的智者，不因为爱子而伤害本性，不因为宝物而违背心意。听乐知德，观察国家知终局，像他这样有智慧，难道会在他的宗国忍心让它陷入混乱吗？立嫡子是常规，取贤人是权变。常规则一，可以由权变；权变则众贤并举。以禹的圣明，不能沿袭尧舜的禅让，大概是顺应时宜、顺应民心的道理，不是自己可以强行违背的。季子预见国家风俗已经狡诈，而王僚和光又都喜欢动乱且多才，争夺国家、篡夺地位，后来必定会有。我已经无法阻止他们了，我洁身自好以禁止祸端开始，自己安定以献给先王，虽然废除了先君的命令，姑且保全道义，大概是叔齐一类的人。后人议论说：季子不符合中庸，实际上祸害了吴国，所以《春秋》写他的名字来贬斥他。季子出使鲁国已经三十年，然后光作乱，圣人的仁爱不是这样深险的。
欲人徳我，则怨至矣；欲人誉我，则毁至矣。
问曰：「神仙长生之言信乎？」答曰：「使天有昼而无夜，有春而无冬，吾斯信之矣。夫物之鲜槁，花之开落，人之生死，即化之消长也。故疫岁人鲜不病者，得之太虚，还之太虚，我何容心之有？」
问曰：今之谈禅者，心术简直径于学子之饰威仪、研文义也？答曰：享室家，美服食，大居宇，党同朋，骋雄辩，而求空识，吾恐为禅之蠧也。问曰：陈白沙氏何如？答曰：今有白沙，如宋有林逋、魏野，以见则白沙髙，以行则二子真。以白沙附于儒者，不类矣。尝筑阳春台，闭闗习静，穴壁进餐，如是者数年。粤又有曹溪矣夫？
臣优于君，则君藉其安；鲁友之翼，僖卫俞之保，成也。君髙于臣，则臣受其成：魏文之兴化，周世宗之怯敌也。我皇祖文宗平乱定燕，英断神略，臣下奔奏。我皇祖记阅江碑，皇陵直述其艰，以法于万代。荡荡乎天地之无私蔽，盛哉三代而下无有也。
鲁子家懿伯持心坚，正义不亡君，发谋料事，动即中。会鲁臣之冠，与晋却至，闻命就戮。据逆胜而无异图，槩之书偃之徒，不其忠与？
周之臣从子朝者，逆相敬王者，忠国乱，君弱，大臣辅翼，当立身捍大艰，传者乃有责言，何也？
尧曰篇，记尧舜之禅受，汤武之伐国，其以着世变与？子称文王至徳，武未尽善，乃其微意与？
申生为晋泰伯，不亦善乎？比诛而逃，无及矣。
泰伯三让，言其让之确也。曰：“以天下让”，臣子之辞也。
心一有所系即事失其平
谷伤烝湿，种之不生。太和保合者，入于地即达于上矣。可以体仁。凡种之播，必立根于下，而乃芽甲。故《易》曰：「反生可以知学」。
观诸造化，静多于动。虽阳气毕达，万有并作，本体固凝也。可以知徳矣。
病未除其里，但解其标，善医之忧，庸医喜之也。政不正其本，蹔去其末，识者之虑，常人快之也。
观诸造化，动而无息。是故絶涧石壁，草藓之生；冬冽地拆，荠麦之青。可以知仁矣。
行之失，事已有迹，犹身之疡溃乎？瘢结可无慎乎？
择言而后发，则言自简；视地而后行，则行自慎。圣贤见知、闻知，云者，皆谓尽性也。夫道一而已矣，故其揆同。彼以言而征者，取诸一端尔。
服尧舜之服，诵尧舜之言，行尧舜之行，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也。若所造之域，则系乎资与力云尔。
孟子言必称尧舜，学则愿孔子；下而扬雄著述，必准经。大哉，志也！后之人安于卑陋，言及圣人若神明之不可扳，万事皆茍就而已矣。
实不副名，功未及志，勉而进之，百倍其功可也。若有惮难之心，必退恧矣；有袭成之心，必助长矣。是故功贵及日，效则须时。古人有炼丹之喻也。
实过其名。宋有尹和靖，元有许鲁斋。
列圣，元气也。羣贤，犹风霆之助其施。吴草庐以四徳拟之，既妄矣。直以已当之，不其僣乎？
谈评义理，曰学道也；缀缉遗文，曰继统也。则举天下而有圣贤，夫圣人言述其所履，直纸上求之耶？故自南宋而来，辩太极，谈心性，布卦画，亦学之蠧也。
孔门首颜子，宋儒优明道。二子无所著，它人识其绪言，简而宏确。欲希圣者，宜知所用心矣。
刘向之所纂，博而杂；扬雄之所摹，简而晦。向以救时，雄欲成名，厥心公私，判矣。
大学者，全体大用之文治，与学一以贯之也。功始于格物者，承小学之后也。是故正容谨节，闲于六艺幼学之心，如泉出山，未之污滑，自此道之避碍而通于海。朱子曰：「先事于敬，补小学之废也。」近时有讥其赘者，妄也。
大学之为文，乃一篇与《洪范》同制，先撮总，而后分目。要之，皆明明徳而已。仁者与物同体，遗一物，涂一民，非仁也。故新民即明徳古人字简通用，新亲其互行。与今必曰亲，非新也。孟子谓“于民仁之而弗亲，何为混其施也”？
学莫先乎辨志。志何辨？盖义与利尔。心诚注于义，凡合于义者必行之，疚于义者必去之。犹谷种立根于下，而后乃芽乃甲。师友之
译想要别人感激我，怨恨就会到来；想要别人赞誉我，诋毁就会到来。
有人问：“神仙长生的说法可信吗？”回答说：“假如天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只有春天而没有冬天，我就相信了。草木的鲜嫩与枯槁，花朵的开放与凋零，人的出生与死亡，都是造化消长变化的体现。所以在瘟疫流行的年份，人很少有不生病的。从太虚中来，又回归太虚中去，我心中还有什么可执着的呢？”
有人问：“现在谈论禅理的人，其心术是否比学子们修饰威仪、钻研文义更加直接纯粹？”回答说：“享受家庭之乐，讲究服饰饮食，居住宽敞的房屋，结党营私，逞口舌之辩，却追求空灵的意识，我恐怕这是禅学的蛀虫啊。”有人问：“陈白沙这个人怎么样？”回答说：“现在有陈白沙，就像宋朝有林逋、魏野一样，从见识上看，陈白沙更高明；从品行上看，林逋、魏野更真诚。把陈白沙归附于儒家，是不恰当的。他曾经建造阳春台，闭关修习静定，在墙壁上挖洞送饭，像这样过了好几年。广东不是已经有曹溪（禅宗祖庭）了吗？”
臣子优于君主，君主就借以得到安宁；鲁友辅佐齐僖公，卫俞保护晋文公，这都是成功的例子。君主高于臣子，臣子就承受君主的成就：魏文帝振兴教化，周世宗怯敌，都是如此。我们的皇祖文宗平定叛乱、安定燕地，英明果断，神机妙算，臣下奔走奏报。我们的皇祖在《阅江碑》中记录，在皇陵碑文中直述创业的艰难，以此作为万代的法则。浩浩荡荡啊，天地没有私心遮蔽，这是三代以下所没有的盛世。
鲁国大夫懿伯持心坚定，坚守正义不抛弃君主，出谋划策、预料事情，行动立刻就能切中要害。恰逢鲁国大夫戴伯与晋国的却至会面，听到命令就去受戮。面对逆胜的局面而没有异心，大概像书偃那样的人，难道不忠诚吗？
周朝跟随王子朝的臣子，是逆相敬王，忠于国家却导致混乱，君主软弱，大臣辅佐，应当立身抵御大难，传述的人却有责难的话，为什么呢？
《尧曰》篇，记载了尧舜禅让、汤武伐国的事情，这是为了彰显世道的变迁吗？孔子称颂文王至德，认为武王未尽善，这是他的微言大义吗？
申生成为晋国的泰伯，不也很好吗？等到被诛杀才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泰伯三次辞让，说的是他辞让的坚决。说：“把天下让给别人”，这是臣子的言辞。
心一旦有所牵挂，事情就会失去平衡。
谷物受到蒸湿的伤害，种子就不会生长。太和之气保持和谐，进入地下就能通达于上方。这可以体现仁德。凡是种子的播种，一定要先在下面扎根，然后才能发芽破土。所以《易经》说：“反生可以知道学习。”
观察自然造化，静多于动。虽然阳气完全通达，万物一起生长，但本体却是凝定的。这可以知道德了。
病没有去除内部的根源，只是解除表面的症状，这是好医生的忧虑，庸医却喜欢这样。政治不纠正根本，只是暂时去除末节，这是有识之士的忧虑，常人却感到痛快。
观察自然造化，运动而没有停息。所以绝涧石壁上，草藓生长；冬天寒冷地裂，荠麦青青。这可以知道仁了。
行为的过失，事情已经留下痕迹，就像身上的疮疡溃烂吗？疤痕结痂能不谨慎吗？
选择言辞然后发出，言辞自然简练；看清地面然后行走，行走自然谨慎。圣贤所说的见知、闻知，说的都是尽性。道只有一个，所以它的准则相同。那些通过言辞来验证的人，只是取其中一端罢了。
穿尧舜的衣服，说尧舜的话，做尧舜的事，这就是所谓的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至于所达到的境界，则取决于资质和努力。
孟子说话必定称颂尧舜，学习则愿意效法孔子；下至扬雄著述，必定以经典为标准。伟大啊，志向！后来的人安于卑陋，谈到圣人就像神明不可企及，万事都苟且应付罢了。
实际不符合名声，功劳没有达到志向，努力进取，加倍努力是可以的。如果有畏难之心，必定退缩惭愧；有沿袭成法之心，必定拔苗助长。所以功劳贵在日积月累，效果则需要时间。古人有炼丹的比喻。
实际超过名声。宋朝有尹和靖，元朝有许鲁斋。
历代圣王，是元气。众贤，就像风雷辅助元气施行。吴草庐用四德来比拟，已经荒谬了。直接把自己当作圣王，不僭越吗？
谈论评析义理，说是学道；搜集整理遗文，说是继统。那么全天下都有圣贤，圣人所说的述其所履，难道只是在纸上寻求吗？所以自从南宋以来，辩论太极，谈论心性，布置卦画，也是学问的蛀虫。
孔门首推颜子，宋儒推崇明道。这两个人没有著作，其他人识得他们的绪言，简练而宏大确切。想要希圣的人，应该知道用心之处了。
刘向所编纂的，博杂；扬雄所模仿的，简晦。刘向为了救时，扬雄为了成名，他们的用心公私，判然不同。
《大学》是全体大用的文治，与学一以贯之。功夫始于格物，是承接小学之后。所以正容谨节，闲暇于六艺的幼学之心，就像泉水出山，没有被污染滑腻，从此道避开障碍而通达于海。朱子说：“先从事于敬，弥补小学的废弛。”近时有讥讽其多余的人，是妄言。
《大学》作为文章，是一篇与《洪范》同制的文章，先总括，然后分目。总之，都是明明德而已。仁者与万物同体，遗弃一物，涂炭一民，不是仁。所以新民就是明德，古人字简通用，新亲互相通用。现在必定说亲，不是新。孟子说“对人民仁爱而不亲近，为什么混淆施予呢？”
学习没有比辨别志向更先的。志向辨别什么？大概是义与利。心真诚注于义，凡符合义的必定实行，愧疚于义的必定去除。就像谷种立根于下，然后发芽破土。师友的
讲析，古训之指引，其诸风雨之润，人事之达与？
不仁之人，非礼之事，疾之已甚，非矣。然拒之必严，违之必逺。毋曰姑寛之，如墨点白，污之易而难湔也。
译讲解分析，是古代训诫的指引，难道不是像风雨滋润万物、通达人事那样吗？
对于不仁的人和不合礼的事，憎恶得太厉害，是不对的。然而拒绝他们必须严厉，远离他们必须坚决。不要说暂且宽容他们，就像墨汁滴在白布上，污染容易而清洗困难啊。
君之于臣，不用其道，而爵禄溢之，是豢之也。曾谓君子而可豢乎？臣能轻爵而秉义，难縻而易退，君斯不敢以其所操骄其臣，故《易》曰：「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衣服所以表徳，故君子衰绖则色哀，端服则色庄，甲胄则色威。服其服而容不称，则其徳与行可征。《诗》刺不称其服，礼称不贰，壹民。
君子亲人不以色，惠人不以口，爱人不以姑息。礼曰：“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即谓九礼四飨也。”故示人以敬，曾子之修容是已；着人之失，子游之麻衰是已；授人以托，郈成子之加璧是已。杨慈湖之训过矣，真西山取之，何谓乎？怙其才不以茂徳，用其刚不以修礼，皆乱之道也。
礼有复雠之文，铣所未详。死者果有罪耶？有司论之，君辟之；果非辜耶？直枉理寃，亦上也。庶民安得而私报之？人杀我之父兄，我亦杀之；我杀人之父兄，人又杀之，是相杀无已也。盖东迁之后，列国自为政，如宋万弑君，越诸异邦，故有养士结党，多方以快志，岂盛世之政乎？周礼乃设官以调之，夫真迂儒之言也。
汉人约文王之孝，立世子之礼。夫色忧云云者，出于本情，夫安可立法使为之？圣人人伦之至，为法于天下后世，薄待天下，乃下圣人一等以制礼。且内竖言复初，则子竟不面其父而问其疾，皆背礼者也。
公孙弘论族郭解，而后私报之风少衰，故弘亦名汉相。与弘有相之末，无相之本，盖妬贤也。汲直非受知于君，必死弘手，盖陷之以事，兼使丧节。吕夷简似之。
许鲁斋尝病文籍之繁，曰：“有圣人出，必大芟而治之。大哉，志乎！虽三礼之文，亦难尽信也。”
读书先求其大者，余文琐意，略之可也；脱篇误字，阙之可也。凡医方传之古者，疑则不服，恐伤人尔。
易》与《诗》皆全书。《易》以卜筮，《诗》以口咏。王栢欲删郑、卫诸篇，为其淫也。然以序求之，则各有指。夫録《桑中》，可以知卫之乱；録《溱洧》，可以知郑之衰。彼男女赠答之狎，夫子必不録也。《春秋》壊君臣、兄弟之伦，郑先之；壊父子、夫妇之伦，卫先之。卫録《緑衣》，而验于定中；郑録《叔田》，而验于东门。《春秋》其纲，《诗》其目耶？
子曰：「郑声淫，声者雅乐也。淫者，其调也。古乐和平，可以消欲释躁。淫者过巧也，使人好之，好之则长欲矣。盖用之祭祀燕享，工者染于习，若闾里男女之诱，言未必被之声也。夫郑韶对举，乃以治天下，何为肆然倡彼狎慢者哉？后世万寳常闻隋乐淫厉而哀，知其将乱，亦雅乐与？」
程子谓：「世有笃志力行而不闻道者，盖未能本性与，是以知则蔽而行有滞也。」
学者端黙存心，则问辩而精思之，践履而实验之，笃则久久则化。茍恃合情之奋激，义之气也，如火然草，焰甫腾而烬矣，奚从而有光？
鸟知择荫而息，人可不知择地而处乎？
奸人之得志也，亦知公论所与，每择谨愿懿和者荐之同升，乃又施尊官，出清秩，尽罗天下之才，见道未固者为所致矣。惟其知我，是以污我；惟其贵我，是以祸我。故俭徳而夷名者上也，名闻而晦迹者次也。昔人隠牛，侩卒阿里，甚乃讼田于嫠，深恐其禄之及。然使士如此为之上者，可以警且愧矣。
君子之处衰世，孙言可也，行不贬也，晦迹可也，志则抗也。昔白乐天，进之忠，退之安，有君子之道焉。佞佛耽酒，大聚声伎，寄达于污，君子不为也。
心贵乎虚，无私也；心贵乎实，存性也。
小忠有大祸之基，小亷有大贪之伏。
虎豹之疑，不如螫蜂之遂。故处事贵果。鹳鹤之亮，不如击隼之匿。故谋事戒露。丘阜之止，不如涓泉之逝。故学贵不已。雷风之迅，不如霡霂之润。故心贵不躁。
丘园之隠，以虚易实；终南之捷，用退作进。甚哉，士之狡也！夫人君崇隠贵节，乃基此弊，况以贪躁取之？
士不自贵，而后君贱之；后世开国劳臣，多不全身，亦其初售之易，而君宿轻之耶？李绩稍知报主，太宗托以孤士，如三代当有成汤、
译君主对待臣下，如果不按照正道任用，却给予过分的爵位和俸禄，这就像豢养牲畜一样。难道君子是可以被豢养的吗？臣子能够轻视爵禄而秉持道义，难以被束缚而容易引退，君主因此就不敢凭借手中的权力对臣下傲慢，所以《易经》说：“利于守正，出征则有凶险，不要随意减损或增益。”
服饰是用来表现德行的，所以君子穿戴丧服时神色悲哀，穿着礼服时神色庄重，穿戴铠甲时神色威严。穿着相应的服饰而仪容却不相称，那么他的德行和行为就可以被考察。《诗经》讽刺那些仪容与服饰不相称的人，礼制强调不怀二心，统一民心。
君子亲近人不靠脸色讨好，施惠于人不用口头许诺，爱护人不靠姑息纵容。《礼记》说：“古代的君子不一定亲自交谈，而是通过礼乐来互相示意，这就是所说的九种礼节和四种宴享。”所以向人表示敬意，曾子修饰仪容就是例子；指出别人的过失，子游穿麻制丧服就是例子；接受别人的托付，郈成子加上玉璧就是例子。杨慈湖的训诫错了，真西山采纳了他的观点，这怎么说得通呢？倚仗才华而不培养美德，运用刚强而不修习礼制，这些都是导致混乱的途径。
礼制中有复仇的条文，这是我不太明白的。死者如果有罪，由有关部门审理，由君主判决；如果死者无罪，那么冤枉了正直的人，这也是上级官员的责任。平民百姓怎么能私自报复呢？别人杀了我的父兄，我也杀了他；我杀了别人的父兄，别人又杀了我，这样互相杀戮就没有止境了。大概是在周平王东迁之后，各国各自为政，比如宋万弑君，越国在异国行事，所以有养士结党，用各种方法来满足私欲，这难道是盛世的政治吗？《周礼》设立官员来调解，这真是迂腐儒生的言论啊。
汉代人简约文王的孝道，确立了太子的礼仪。那些表现出忧愁的神色等等，是出于本真的情感，怎么能立法强制人们这样做呢？圣人是人伦的极致，为天下后世制定法则，如果轻慢地对待天下人，那就比圣人低一等了。况且内侍说恢复初心，那么儿子竟然不见父亲的面而询问他的病情，这都是违背礼制的行为。
公孙弘议论灭族郭解，之后私自报复的风气稍微衰落，所以公孙弘也获得了汉相的名声。与公孙弘有宰相的末节，却没有宰相的根本，大概是因为嫉妒贤能吧。汲黯如果不是被君主了解，必定死在公孙弘手中，大概是因为公孙弘设事陷害他，并使他丧失节操。吕夷简类似这种情况。
许鲁斋曾经批评文籍过于繁杂，说：“如果有圣人出现，一定会大力删减整理。志向多么伟大啊！即使是三礼的文字，也很难完全相信。”
读书首先要追求其大义，其余琐碎的文意，可以忽略；脱漏的篇章和错误的文字，可以空缺。凡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医方，有疑问就不服用，恐怕伤害人罢了。
《易经》和《诗经》都是完整的书。《易经》用于占卜，《诗经》用于口头吟咏。王栢想要删去郑、卫等国的篇章，因为它们淫靡。然而根据序言来探究，它们各自有所指。收录《桑中》，可以知道卫国的混乱；收录《溱洧》，可以知道郑国的衰败。那些男女之间轻浮的赠答，孔子一定不会收录。《春秋》破坏君臣、兄弟的伦理，郑国最先；破坏父子、夫妇的伦理，卫国最先。卫国收录《绿衣》，而在定公时期得到验证；郑国收录《叔田》，而在东门得到验证。《春秋》是纲领，《诗经》是条目吗？
孔子说：“郑国的音乐淫靡，声音是指雅乐。淫靡，是指其曲调。古代的音乐平和，可以消除欲望、缓解烦躁。淫靡的音乐过于巧饰，使人喜爱，喜爱就会助长欲望。大概是在祭祀宴享时使用，乐工受习气感染，如同里巷男女的引诱，言语未必被谱成曲调。郑声和韶乐对比，是用来治理天下的，为什么要肆意宣扬那些轻慢的行为呢？后世万宝常听到隋朝音乐淫厉而悲哀，知道国家将要动乱，这也是雅乐吗？”
程子说：“世上有笃志力行却未闻大道的人，大概是因为未能以本性为根本，所以认知受到蒙蔽，行为有所停滞。”
学者端正沉默地存养心性，那么提问辩论并深入思考，实践并验证，笃实就会长久，长久就会转化。如果只依赖合乎情理的激昂，那是义气，如同火烧草，火焰刚腾起就熄灭了，哪里会有光亮呢？
鸟知道选择荫蔽的地方休息，人怎么能不知道选择地方居住呢？
奸人得志，也知道舆论所支持的人，常常选择谨慎温和的人推荐他们一同升迁，然后又授予高官，安排清贵的职位，网罗天下那些见识道义不坚定的人。正因为了解我，所以污染我；正因为看重我，所以祸害我。所以保持节俭的德行而淡泊名声的是上等，名声显扬而隐藏踪迹的是次等。古人隐居在牛车中，像阿里一样做卒役，甚至向寡妇诉讼田地，深深担心俸禄波及到自己。然而如果士人这样做到上等，可以警戒并感到羞愧了。
君子处在衰世，言语可以谦逊，行为不贬损，可以隐藏踪迹，但志向要高昂。从前白居易，进则忠诚，退则安适，有君子的道。谄媚佛教、沉溺酒色，大量聚集歌伎，寄托通达于污浊，君子不这样做。
心贵在虚，是因为无私；心贵在实，是因为存养本性。
小的忠诚有大祸的根基，小的廉洁有大贪的潜伏。
虎豹的迟疑，不如毒蜂的果断。所以处理事情贵在果断。鹳鹤的明亮，不如击隼的隐蔽。所以谋划事情忌讳暴露。山丘的静止，不如细流的流逝。所以学习贵在不停止。雷风的迅速，不如细雨的滋润。所以心贵在浮躁。
丘园的隐居，以虚换实；终南山的捷径，用退作进。士人的狡猾太严重了！君主崇尚隐居、看重节操，是造成这种弊端的根源，何况用贪婪急躁的心态去获取呢？
士人不自我珍视，然后君主轻视他；后世开国功臣，大多不能保全自身，也是因为起初成功容易，而君主向来轻视他们吗？李绩稍微懂得报答主人，太宗托付他孤儿寡母，像三代那样会有成汤、
武丁者，礼之矣。
铣教乡闾之士作二篇授之使毋悖儒道也士叹篇曰胥攻乎律也仕则弗踬士习夫经也仕则格岂经之咎哉胥以律仕士则弃经夫士藉经以自肥尔非服之心而发之用也经犹农之田商之利本也诵习以求仕犹耕之期获本之生息也虽有善宦者上者取名下者冀后利故饰行兴而纯心亡浮文售而实徳隠体势存而情志离虽然农获稼而勤于耕商取息而丰其本士之成宦而笃乎经者几人哉重可叹已儒耻篇曰由宋而来学者何其纷纷乎其于释氏也不几乎阳排而阴取之乎其由求精之早而省烦之亟耶昔夫子之教人仁也慎于处与事而隠其体孟子之言本心也察其死与安而就其重非离物而索之恍惚也夫心之丧者欲之深也理之易晦者习之未安也居之移者存主之岐也是故有安仁利仁强仁之等焉后之言心者异乎是直超径造一蹴而入堂户曰道无待乎外求是释氏之偷也其无遗而弗举用而无具者乎夫今之黄冠者必斥缁流缁流者必屏黄冠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儒者乃袭彼禅悟之绪且哆然多其学也重可耻已
译武丁这个人，是懂得礼制的。
铣教导乡里的读书人，写了这两篇文章交给他们，让他们不要违背儒家的正道。
《士叹篇》说：读书人全都钻研律法，做官就不会跌倒；读书人研习儒家经典，做官就会受阻。难道是经典的过错吗？是因为读书人用律法去做官，就抛弃了经典。读书人只是借经典来使自己获利罢了，并不是内心真正信服而发挥其作用。经典好比农夫的田地、商人的资本，是根本。诵读学习以求得做官，好比耕种期待收获、资本产生利息。虽然有善于做官的人，在上位者追求名声，在下位者希望后代得利，所以修饰行为兴起而纯朴的本心消亡，浮华的文辞卖弄而真实的德行隐藏，权势地位存在而真情实意背离。虽然如此，农夫收获庄稼却勤于耕种，商人获取利息却充实资本，读书人成就官业却笃信经典的，有几个人呢？实在值得感叹啊！
《儒耻篇》说：从宋代以来，求学的人为什么如此众多？他们对于佛教，不几乎是表面排斥而暗中采纳吗？这是因为他们急于求精简而迫切于省事吗？从前孔子教导人，讲究仁德，谨慎地处理人际关系和事务，而隐去其本体；孟子谈论本心，考察生死与安宁，从而趋向重要的方面，并不是脱离事物而在恍惚中寻求。心志丧失是因为欲望太深，天理容易昏暗是因为习惯尚未安定，居住环境影响人是因为内心主宰分歧。因此有安于仁、利于仁、勉强为仁的等级区别。后来谈论本心的人与此不同，直接超越常规、径直造访，一步就进入堂屋，说“道不需要向外寻求”，这是佛教的偷懒做法。难道没有遗漏而不举用、使用却没有具体内容的吗？如今的道士必定斥责和尚，和尚必定排斥道士，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儒者却沿袭那种禅宗顿悟的绪余，并且大言不惭地夸耀自己的学问，实在可耻啊！
易》之书，一句以尽之曰：「君子小人迭胜。」然夬之五阳盛矣，其辞危，阳若负然。姤之一阴微矣，其辞惧，阴已难制久矣乎？正不胜邪，然非力之可与，则已矣。君子正大宅心，光明行事，岂为包承甘临而惑哉？不然，何以名君子？小人之攻《易》明，小人之谮难防，小人之敖可抗，小人之甘《易》惑。故鸩毒愚知辟之，酒旨知亦好之。比及害人，一也。
气聚则雨，雪坠而形，风霆鼓而声；散则寂然。心用则威仪中而适，言辞应而安；止则湛然。天其神乎？人其天乎？问曰：「国之乏财，胡以充之？」答曰：「薄征敛，省力役，革冗滥，止工筑，断祷祀。」问曰：「如是则上将益贫？」答曰：「《诗》云：「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且孝，忍馁其亲也。」
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君子之行，简而厚；小人之行，详而薄。
君不出环堵之外，而知周天下好问之故也。
运于帷幄之中，而徳加方外；亲贤之谓也。
负石入渊，行之难也。申屠狄行之，君子不蹈也。委辩解纷，言之能也。鲁仲连效之，君子不贵也。君子捄事于几，道人以诚。《诗》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辞之辑矣，民之洽矣。」
离之六三，不歌则嗟，皆谓不能处老也。晋人之丝竹，赵孟之语偷，是也。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夫焉有大耋之嗟乎？」士不闻圣道，美材成蠧矣。
君子不耻，恶衣恶食，令出于心，不信耳目。君子不可迁怒，迁爱，道发于性，毋任意向。
君子居君子之位，则小人居小人之位，是以贤治不肖也。故政必平，事必简，举措必协民心，胡不治？小人居君子之位，则君子居小人之位，是以不肖治贤也。故政必陂，事必繁，举措必失民心，胡不乱？夫君子、小人，皆以其彚征。彼小人者，穴虺蛇于窟室，从虎狼于衢术，民之害，蔓延矣夫？
预知莽之奸而避之，孔休一人而已；不畏卓之威而拒之，申屠蟠一人而已。士之有识者，可贵矣夫！
予君子以位，而心膂不寄，犹外也；置小人于散，而意念未忘，犹内也。故李绛罢，而承璀入矣。
兊之六三，来上六也。兊之上六，引六三也。致彼曰“来”，汲下曰“引”。二小人合，则君蛊而国危。九四以刚得位，又居二邪之中，故介而别之。伐其交，离其萃。然需乃事，贼迟则几失，故贵乎疾。君无孚剥之厉，喜矣。
文字支离，渊潜恍惚，需功既失，锐进则退。夫子善诱，有循者矩，盖性率为道，心着于行，博乃可约，文精为礼，主曰忠信，徙义则克己，多言败徳，杂学溺心，嗜欲使行乱，谀从使知损，勿色厉内荏，勿轻誉多毁，污行不可浣，败事不可完，慎患于微，止悔于吝，祸生于足欲，福基于亨，困尊人卑，我服善容，愚穷通天之运行，义士之止从吾所好，适遇皆可，毋谓天无闻，兢兢者存，毋谓人可欺，烨烨者亏，盗憎其主，民怒其贵，勿骄以矜，必恭以畏。夫子一言之符曰恕。
尸禄之臣，难与存邦；善畏之友，不能规过。
问曰：「谏有五，夫子从风者，则余皆非耶？」答曰：「求济其事，不显其迹。古人以直谏死者多矣。贤者非有所畏而茍免也，为杀身无益而章主之暴也。世有贪位怙宠者，弗可借口。盖君不可谏，则去否？亦卑散者也。」
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故人有过言，天且闻之。非天殃之，必人害之。故王者罪已，学者省咎。
大舜征苗，归修文徳。夫子讳君，恶自幸有过，况在学者乎？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而已矣。
大舜之耕厯田也，惟怨慕。文王之在羑里，曰：「臣有罪，非自抑也，乃求尽分也。」夫凡臣子所能为者，皆分也。亲之过，即已之过；君之恶，即已之恶。吾诚不能动徳，不能化，则亲焉用子？君焉用臣乎？
春秋亡陈之罪，首则公孙宁、仪行父，次则征舒。盖二子致君于弑者也。无二子，则征舒非怙恶好乱也。
说苑》载子夏之言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
译《易经》这部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君子与小人的胜负交替。”然而，夬卦中五个阳爻已经非常强盛了，但其卦辞却充满危机感，阳刚之气仿佛处于劣势。姤卦中一个阴爻虽然微弱，但其卦辞却令人畏惧，难道阴柔之气难以制约已经很久了吗？正道不能战胜邪道，但这并非依靠力量就能取胜，那就罢了。君子以正大光明作为立身之本，行事光明磊落，怎么会因为小人的阿谀奉承和甜言蜜语而迷惑呢？如果不这样，又怎么能称为君子呢？小人攻击《易经》的道理是明显的，小人的谗言难以防备，小人的傲慢可以抵抗，但小人的甜言蜜语最容易让人迷惑。所以，鸩酒之毒，愚笨和智慧的人都会避开；美酒之味，愚笨和智慧的人也都喜爱。等到害人时，结果是一样的。
气聚集就形成雨，雪落下就显现出形状，风和雷霆激荡就发出声音；气散了就寂静无声。心发挥作用时，威仪适中得体，言辞应对安详；心停止活动时，就深沉宁静。天难道有神灵吗？人难道就是天吗？有人问：“国家缺乏财物，用什么来充实它？”回答说：“减轻赋税征收，节省劳役，革除冗杂滥用的开支，停止工程建筑，断绝祈祷祭祀。”又问：“这样做难道会使国家更加贫困吗？”回答说：“《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没有子女富裕且孝顺，却忍心让父母挨饿的道理。”
君子的言论，少而真实；小人的言论，多而虚妄。君子的行为，简约而深厚；小人的行为，详尽而浅薄。
君主不出居室之外，却能了解天下喜好询问的原因。
在帷幄之中运筹帷幄，而恩德施加于四方之外；这就是亲近贤人的意思。
背着石头跳入深渊，行动很难做到。申屠狄这样做了，君子不效仿。委曲求全以辩解纷扰，言语能力很强。鲁仲连这样做了，君子不推崇。君子在事情萌芽阶段就加以补救，用真诚引导他人。《诗经》说：“既聪明又智慧，以此保全自身。”又说：“言辞和谐，百姓就融洽。”
离卦的六三爻，不唱歌就叹息，都是说不能安于年老。晋国人沉迷丝竹音乐，赵孟言语轻浮，就是这样。孔子说：“发愤用功忘了吃饭，快乐得忘了忧愁，哪里会有年老时的叹息呢？”士人不听闻圣人之道，美好的资质就会变成蛀虫。
君子不以穿破旧衣服、吃粗劣食物为耻，命令发自内心，不轻信耳目。君子不可以迁怒，不可以转移喜爱，道义发自本性，不要任意妄为。
君子处在君子的位置，那么小人就处在小人的位置，因此贤能的人治理不贤的人。所以政事必然公平，事务必然简约，举措必然符合民心，怎么会治理不好呢？小人处在君子的位置，那么君子就处在小人的位置，因此不贤的人治理贤能的人。所以政事必然偏颇，事务必然繁杂，举措必然失去民心，怎么会不乱呢？君子和小人，都按照他们的类别行事。那些小人，在窟室中藏匿毒蛇，在道路上跟随虎狼，对百姓的危害，蔓延开来啊？
预先知道王莽的奸诈而避开他，只有孔休一个人；不畏惧董卓的威势而拒绝他，只有申屠蟠一个人。士人中有见识的，可贵啊！
给予君子职位，但不把心腹重任托付给他，就像对待外人一样；把小人安置在闲散职位，但心里还惦记着他，就像对待内部人一样。所以李绛被罢免，而承璀就进入了权力中心。
兑卦的六三爻，来到上六爻。兑卦的上六爻，牵引六三爻。导致对方来叫“来”，从下面汲取叫“引”。两个小人结合，那么君主就会受害，国家就会危险。九四爻以刚健得位，又处在两个邪佞之间，所以像介子一样区别对待他们。破坏他们的交往，分离他们的聚集。然而需要等待时机，贼人迟缓就会几乎失败，所以贵在迅速。君主没有信任剥卦的严厉，欢喜啊。
文字支离破碎，深奥潜藏恍惚，等待时机既已失去，锐进就会退步。夫子善于诱导，有遵循的人就有规矩，大概本性率直就是道，心专注于行动，博学才可以简约，文辞精妙就是礼，主旨是忠信，迁移道义就能克制自己，多言败坏德行，杂学沉溺心灵，嗜欲使行为混乱，阿谀顺从使智慧受损，不要色厉内荏，不要轻率赞誉多毁谤，污浊的行为不可洗刷，失败的事情不可挽回，在细微处谨慎防患，在吝啬时停止悔恨，祸患产生于满足欲望，福气基于通达，困顿时尊重他人卑贱自己，我服从善意的容纳，愚笨穷困通达天的运行，义士的止息跟随我的喜好，遇到什么都可以，不要说上天没有听闻，兢兢业业的人存在，不要说人可以欺骗，光辉的人亏损，盗贼憎恨他的主人，百姓愤怒他的贵族，不要骄傲自矜，一定要恭敬畏惧。夫子一句话的符验就是恕。
尸位素餐的臣子，难以与他共存国家；善于畏惧的朋友，不能规劝过错。
有人问：“进谏有五种，夫子顺从风势的，那么其余的都是不对的吗？”回答说：“追求成就事情，不显露踪迹。古人因直谏而死的人很多。贤者不是有所畏惧而苟且免祸，而是因为杀身无益却彰显君主的残暴。世上有贪恋权位、依仗宠幸的人，不可以借口。大概君主不可进谏，就离开吗？那也是地位低微闲散的人啊。”
上天说明亮，与你一起出行。所以人有错误的言论，上天也会听到。不是上天降灾，一定是人加害。所以君王归罪于自己，学者反省过错。
大舜征伐三苗，回来修明文德。夫子忌讳君主，厌恶自己侥幸有过错，何况在学者身上呢？行为没有达到预期，都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原因罢了。
大舜在历山耕种时，只有怨恨和思慕。周文王在羑里时，说：“臣有罪，不是自我压抑，而是力求尽到本分。”凡是臣子所能做的，都是本分。父母的过错，就是自己的过错；君主的恶行，就是自己的恶行。我如果不能感动德行，不能教化，那么父母哪里用得着儿子？君主哪里用得着臣子呢？
春秋时期陈国灭亡的罪责，首先在于公孙宁、仪行父，其次在于征舒。因为这两个人导致君主被弑。如果没有这两个人，那么征舒就不会怙恶好乱。
《说苑》记载子夏的话说：“《春秋》，是记录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书。这不是一天的事情，有
渐以至焉。”铣谓：“臣而弑君，何诛焉？致弑者，则君父之失道，乃上之鉴与？”郑子家、子公之遂恶，起于一食。先儒疑传之诬。夫列国君失其权，臣济其奸，所谓“非一日之事”，素弁髦其主，偶拂其欲，乃逞逆心，又何疑焉？
译逐渐发展到这一步。”铣说：“臣子弑杀君主，还诛杀什么呢？导致弑君发生的，是君主和父亲失去了正道，这难道不是上天的鉴戒吗？”郑国的子家、子公最终走向恶果，起源于一顿饭。以前的儒者怀疑《左传》记载的虚假。那些诸侯国的君主失去权力，臣子助长奸邪，所谓“不是一天造成的”，向来把君主当作草芥，偶尔违背了他们的欲望，就放纵逆反之心，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中庸戒惧慎独，夫何注拟？盖体道也。性者，道之所从出。中庸不指仁义为性，而曰喜怒哀乐。盖二者旨微而难言，四者常发而易见。夫仁义之训，至宋而明，今即田父市人而语之曰：“女喜，女怒，性也。”皆晓然而领。四者即仁义之用，考孟子之四端，则参得之矣。戒惧以体验此中，使勿有所系而偏。大学所谓正心慎独，以儆省此和，使勿有所逐而流。大学所谓修身静立，动之本，动达静之具，交养互发，非二事也。问曰：“程子谓未发不可言求，何也？”答曰：“此恐人执着以助长也。”夫欲射，必注的；欲御，必主辔。若学无所事事，则静而溟溟昏昏，动而拘拘剪剪。况圣人之道，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岂一言半语可毕其功与次哉？然静中之象，缓急俱病。纸上之词，擿议愈乱。其反求之，可也。
喜怒哀乐，性之实也；中，性之徳也。犹孟子谓之善也。天曰阴与阳，地曰刚与柔。天施地合而生人，喜与乐，阳与刚也；哀与怒，阴与柔也。古之修学曰性，性之由治曰中。舜命契曰：「直而温，寛而栗，刚无虐，简无敖。」夫子称颜子曰：「不迁怒，不贰过。」《大学》正心，中庸修道，同乎是也。孟子曰：「仁义乃充其恻隠、羞恶而已矣。」四性中焉则和矣。惟圣能之，学者矫以正偏，强以树。矫则愚可明，而柔可立。后人求详于仁义之诂，论日髙美，反若疎逺。由是治性者益寡。
不欺君，不虐民，不乱法，臣之三道也。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行典法，则不阿权党；举贤才，则不徇爱憎。臣之四节也。
天啬于冬，而布于春；泽上于天，而雨于土。故多积弗施，名之怨。《府诗》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知而用私，不若愚而奉公；巧而乱常，不若拙而守旧。
半言之寛，世解罔罗一役之罢，民已受惠，君其易为者也。危亡之祸，胎于不虞；肘腋之变，生于所忽，君其难为者也。朝而知改，易桀为舜；夕而罔念，自圣入狂，心其易变者也。自反而缩，履险如夷，果见之真；舍生取义，心其不变者也。
千钧之弩，发于寸机；万石之钟，县于尺追。盖所操者，要也。夫士之百行，国之万务，皆出于心，可不慎所操乎？
不欺闇室，可以莅朝廷；不欺孺子，可以临百姓。
人臣言于朝者，无隠情；反于家者，无愧词，斯忠矣。否则，如正人何？
鼎待铉举钟以追，县鼎不举则雉膏不食，钟不县则宏声不播。然而言钟鼎之功者，铉与追不与焉。昔萧何荐韩信，房、杜用诸臣，狄仁杰荐张柬之，彼皆绩伟劳巨，我则无闻。噫，其有古大臣之道耶？
霍光延汉祚者也，狄仁杰复唐室者也。渊谋定力，素履诚节，当大变而上下信之，屹然天人耶？后人易而讪之，噫！胡不自审与？光发显之邪谋，阖门请死，已自放于閴寂，臣节终矣。忍而覆之，又贵其女学之不讲，陨族隳忠，惜哉！惜哉！
有意悦人，则非仁矣。故君子持已也庄，发言也恪。
小人不可与尽言，浅夫不可与深谋。
无外好则逢恶售技之徒逺矣
心才放，则私意生；敬不属，则怠行入。
言才发，即思黙；物才接，便思省。非必于黙与省也。盖循理则一介弗所易也。
缕肉而集，众蛆勺水而活，百鱼人欲専利免夺乎？
诗人谏君，有述古事之美者，以伤今；《楚茨》以下，是也。有述古人之恶者，以伤今；《荡》是也。虽《闗雎》鲁诗，亦曰刺也。盖古有此法，以陈谏今。三百篇，必皆君子之文，或称先王之徳，或述闾巷之情。夫子取其义之可鉴、音之可歌者为经，云尔。
板之章曰：「牖民，孔易。盖道本易简，毋作聪明为邪辟以乱之。故孟子曰：『行所无事，则知亦大矣。』」
诗之美，君万年寿也。昭明髙朗，令终徳也。景福，福也。室家之安，子孙之继，康宁也。五福备矣。
不大声以色者，不假色以大其声。如怒而言疾，和而言温也。不长夏以革者，不变作以为之长，如更制度，建都邑，易诸侯也。然事有不得不然者，循天之则也。
译《中庸》讲戒慎恐惧、慎独，这有什么可揣测的呢？这是为了体悟大道。性，是道产生的根源。《中庸》不直接把仁义称为性，而是说喜怒哀乐。这是因为仁义的旨意微妙而难以言说，而喜怒哀乐经常发动且容易察觉。仁义的训诫，到了宋代才明确，现在即使对农夫市井之人说：“你喜，你怒，这就是性。”他们都能明白并领会。喜怒哀乐就是仁义的功用，考察孟子的四端说，就能参悟其中的道理。通过戒慎恐惧来体验这其中的道理，使心不有所系缚而偏颇。《大学》所说的正心慎独，是为了警醒反省这种和谐，使心不有所追逐而流荡。《大学》所说的修身静立，是动的根本，动是静的表现，二者相互滋养、互相激发，并非两件事。问：“程子说未发时不可言求，为什么呢？”答：“这是怕人执着于追求而助长妄念。”想要射箭，必须瞄准靶心；想要驾车，必须掌握缰绳。如果学习无所事事，那么静时就会冥冥昏昏，动时就会拘谨狭隘。况且圣人的大道，明察万物，洞察人伦，岂是一言半语就能完成其功效和次第的呢？然而静中的景象，缓急都是毛病。纸上的言辞，摘取议论只会更加混乱。不如反求诸己，是可以的。
喜怒哀乐，是性的实质；中，是性的德性。就像孟子所说的善一样。天有阴和阳，地有刚和柔。天施地合而生人，喜与乐，属于阳与刚；哀与怒，属于阴与柔。古人修习学问叫做性，性的治理叫做中。舜命令契说：“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孔子称赞颜回说：“不迁怒，不贰过。”《大学》的正心，《中庸》的修道，与此相同。孟子说：“仁义不过是充实了恻隐、羞恶罢了。”四性合乎中道就和谐了。只有圣人能做到，学者矫正以正偏颇，勉强以树立。矫正则愚昧可以变明智，柔弱可以变刚强。后人追求仁义训诂的详细解释，议论日益高深美好，反而显得疏远。因此治理性的人越来越少。
不欺骗君主，不虐待百姓，不扰乱法度，这是臣子的三条正道。处理官事，不经营私人家业；在公门，不谈货利；执行典章法度，不阿附权贵党羽；举荐贤才，不徇私情爱憎。这是臣子的四种节操。
天在冬天吝啬，在春天布施；水泽上升到天，化作雨水降落到土地。所以多积聚而不施予，叫做怨。《府诗》说：“中原有豆，百姓采集它。”
知道却利用私心，不如愚笨却奉行公义；巧诈而扰乱常道，不如笨拙而守旧。
半句话的宽容，世间解除罗网，一次劳役的免除，百姓已经受惠，君主这是容易做到的。危亡的祸患，孕育于不防备；身边的变故，产生于疏忽，君主这是难以做到的。早上知道改正，容易从桀变为舜；晚上没有念头，从圣变成狂，心这是容易变化的。自我反省而理直，履险如夷，果敢见识真实；舍生取义，心这是不变的。
千钧的弩，发动于寸许的机括；万石的钟，悬挂于尺许的绳索。这是因为所掌握的，是关键。士人的百种品行，国家的万种事务，都出于心，能不慎重所掌握的吗？
不欺骗暗室，可以治理朝廷；不欺骗孩童，可以面对百姓。
臣子在朝廷上说话，没有隐瞒实情；回到家中，没有愧对的话，这就是忠。否则，怎么对得起正人君子呢？
鼎等待铉举起，钟用绳索悬挂，鼎不举起则野鸡的膏脂不吃，钟不悬挂则宏大的声音不传播。然而谈论钟鼎功劳的人，铉和绳索不参与。从前萧何推荐韩信，房玄龄、杜如晦任用众臣，狄仁杰推荐张柬之，他们都有伟大的业绩和巨大的功劳，我却默默无闻。唉，他们有古代大臣的道吗？
霍光延续汉室国运，狄仁杰恢复唐室。深谋远虑，定力坚定，素行诚节，面对大变而上下信任他，屹立如天人吗？后人轻易地讥讽他，唉！为什么不自我审视呢？霍光揭露显的邪谋，阖门请死，已经自我放逐于寂静，臣节终结了。忍心而覆灭他，又指责他女儿不讲究学问，导致家族陨落、忠义毁坏，可惜啊！可惜啊！
有意取悦人，就不是仁了。所以君子持身庄重，发言恭敬。
小人不可与他尽言，浅薄的人不可与他深谋。
没有外在的好恶，逢迎邪恶、卖弄技艺的人就远离了。
心才放逸，私意就产生；敬不专注，怠惰就进入。
话才发出，就想着沉默；物才接触，就想着反省。并非一定要沉默与反省。这是因为遵循理则，一介草芥也不轻易改变。
缕肉聚集，众蛆勺水而活，百鱼人欲专享利益避免被掠夺吗？
诗人劝谏君主，有叙述古事美好的，以伤今；《楚茨》以下，就是这样。有叙述古人恶行的，以伤今；《荡》就是这样。即使《关雎》鲁诗，也说它是刺。大概古代有这种方法，以陈述劝谏今人。三百篇，必定都是君子的文章，或称颂先王的德行，或叙述街巷的情感。孔子选取其义可鉴、音可歌的作为经，如此而已。
《板》的章节说：“引导百姓，很容易。大概道本来简易，不要自作聪明作邪辟以扰乱它。所以孟子说：‘行所无事，则知亦大矣。’”
诗的美好，是君主万年长寿。昭明高朗，是令终的德行。景福，是福。室家的安宁，子孙的继承，是康宁。五福具备了。
不大声以色者，不借助脸色来加大声音。如怒而言疾，和而言温。不长夏以革者，不变作以为之长，如更制度，建都邑，易诸侯。然而事有不得不然的，遵循天的法则。
何谓天则？时之所向，义之所顺也。
诗之美刺，述国政民风也。政有纯驳，风有淳漓，冀上之人闻而儆焉，益以守善而改其恶。故邵子称「爱君」，云其真作者之志乎？
译什么叫天则？就是时势所趋向、道义所顺应的。
《诗经》中的美与刺，是叙述国家政事和民间风俗的。政事有纯正与驳杂之分，风俗有淳厚与浇薄之别，希望在上位的人听到后能因此警惕，从而更加坚守善行并改正恶行。所以邵雍称赞“爱君”，这难道不是真正作者的志向吗？
诗亡者，民亡诗也。一曰，民俗愈下，美刺不足鉴；二曰，王室大壊，刑赏无所施也。夫有诗，则奸人有所畏；亡诗，则残贼之行横行。故《春秋》纪其故，采毫毛之善，贬纎介之恶，乃人复知所惧。是故其世治者，其论公于众；其世兴者，其论公于朝；其世衰者，其论公于野。上下不公，其世不可为已。故党锢息而汉亡，朋党尽而宋乱。夫公论弗可一日而废也。
临事不辟难已事不责成
三代之季，世祸败由女宠焉？知好色之究，伐年无定制之恣足欲，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闗雎》咏淑女以配君子，间关思徳音以括其上。盖幽王昏乱，法家拂士斥矣，所信惟妇言，故诗人冀其改徳于贤女尔。
古无宦官之祸，考《诗》之所刺可知。盖故家旧臣，世掌国政，与自汉而下，始于石显，极于唐末。噫！刑余之贱，乃废天子执政权，世道之大降也夫。
先王制诸侯之赏罚，莫先于土地田野之政。故周遣臣工于庙，则戒之上。欲富其民而让于下，故曰：「骏发尔私，国之大庆。」曰：「为酒醴献祖妣，宁胡考。」是故义理之本原，皆起于稼穑之际。后之好奇功祷，妄祠者，胥乱而已矣。
鱼藻》刺幽王也。万物失其性，犹鱼相忘于江湖，而乃依于蒲藻，浅水之中，窘蹙甚矣。君则饮酒，那居其能久乎？持心猜忌，则谗言易入。诗曰：「岂弟君子，毋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樊。戒其勿入宫室，污盘盂也。蝇污白为黒，犹谗人之蔑善良。蝇驱去复来，犹小人之贪宠禄。
文王作人，外则使有文，曰追琢其章；内则使有质，曰金玉其相。夫文充其质之所能，非刓朴而散淳。夫子读《易》叹曰：「贲非正色，质有余者不受饰。若非礼之仪，不法之词，乃若续鳬短而断鹤长者，奚文之足云！」
忠直易疎，谗佞难退；宴安易溺，勤俭难居；逊志易入，逆耳难受。故常有千年之乱，而鲜有百年之治。
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子房其庶乎？然而未纯。击秦皇者，侠也；取峣关者，诈也；结项伯者，巧也；封韩信者，忍也。皆策士之余习也。韩亡矣，义不仕秦，以待天下之清可也。
诗书礼乐，教人以事穷理，乃即物而究本末精粗，兼修共贯。学之者有浅深，成才有大小，而无虚诞也。
汉人从师讲授而归，或仕，或隠，推行所习古之道也。心存则鉴物之理，气和则识仁之象。
君数问细事于小人，则谗言其兴矣。盖君子大节不可毁也，徃徃捃拾其小故，而使君疑之也。君问事于小人，为其可信也？小人岂能忠乎？由是以细故取验，以小亮取任。已乃援党朋，诬贤哲，窃重招权比。君悔而逐之，国蛊已甚矣。
君仁则草木允殖，臣有不荣者乎？君不仁则宗庙不保，臣有独存者乎？故臣之蔽其君者，适以自亡而已。世以仇士良之术为自保者，未之深思也已。
求静者，心未定也；好辩者，中未信也。
求静不如省事好辩不如黙养
君子视乎山之重，则定可也；察乎水之渊，则静可也；审乎地之翕，则畜可也；观乎天之化，则变可也。
学与治，审几而已。几在事先者成，事在几先者倾。
三才皆主于静，天运列宿，太一常居，地产万物。极北最寒，人身出百容，惟背常止。夫以其当明者出之，以其在幽者枢之。斯发之有源，而镇之不倚，故阴为道体。《易》曰：“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东北之卦也。
问曰：今之名臣有几？答曰：李忠文【时勉】之直，王忠肃【翱】之乂，王庄毅【竑】之刚，王端毅【恕】之强。问亷，答曰：刘南安【实】轩司寇【輗】潘司空【礼】其人也。司空治薪于易，洁身而贿门塞，岁省民赀累千。暨归，归徳有田一夫，躬稼以生，城无居，四时栖田庐。盗夜掠之，有粟数升，一弊裘尔。盗惊叹叩头曰：「使在官皆若公，我辈安敢乱夫？」司空亷不治名，又难能也。问循吏，答曰：铣尝称段坚者是也，天下岂无若人？更博访焉。问三杨，答曰：功过不相揜可也。
魏相由外戚言事，至今人议之。宣帝非假外
译《诗经》不再流传，是因为百姓不再创作诗歌。原因有二：一是民俗日益败坏，赞美与讽刺不足以作为鉴戒；二是王室严重衰败，刑罚与奖赏无法施行。如果有《诗经》，奸邪之人就会有所畏惧；如果没有《诗经》，残暴害人的行为就会横行无忌。所以《春秋》记载其缘由，采纳细微的善行，贬斥微小的恶行，于是人们重新知道什么是可畏惧的。因此，世道太平时，公正的舆论在民众中公开；世道兴盛时，公正的舆论在朝廷上公开；世道衰微时，公正的舆论在民间公开。上下缺乏公正，那个时代就不可为已。所以党锢之祸平息而汉朝灭亡，朋党之争结束而宋朝混乱。公正的舆论不可一天废止。
面临危难不回避，处理事务不推诿责任。
夏商周三代末期，世间的祸败难道是由女宠引起的吗？知道好色的极致，在于没有定制约束的放纵欲望，天下将蒙受教化衰微而成为习俗。所以《关雎》歌颂淑女以匹配君子，通过鸟鸣之声思念德音以匡正君主。大概周幽王昏庸混乱，守法的大臣和敢谏的贤士被排斥，所信任的只有妇人的言语，所以诗人希望他向贤德的女子学习以改变德行。
古代没有宦官之祸，考察《诗经》所讽刺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大概世家旧臣，世代掌管国家政事，与自汉朝以来相比，始于石显，极于唐末。唉！受过宫刑的卑贱之人，竟然废除天子执政的权力，这是世道的大倒退啊。
先王制定对诸侯的赏罚，没有比土地田野的政策更优先的。所以周王派遣臣工到宗庙，就告诫他们。想要使百姓富裕而谦让于下，所以说：“努力开发你的私田，这是国家的大庆。”又说：“酿造美酒献给祖先，使长寿的老人安宁。”因此义理的根本，都起源于耕种收获之时。后世那些追求奇功、祈祷、妄自祭祀的人，都是扰乱罢了。
《鱼藻》讽刺周幽王。万物失去本性，就像鱼在江湖中相互遗忘，却依附于蒲藻，在浅水中，窘迫困顿得很。君主只顾饮酒，怎么能长久呢？心存猜忌，那么谗言就容易进入。《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不要相信谗言。”
营营嗡嗡的青蝇，停在篱笆上。告诫它不要进入宫室，污染盘盂。苍蝇把白色弄脏成黑色，就像谗人蔑视善良。苍蝇驱赶后又回来，就像小人贪图宠禄。
周文王造就人才，对外使他有文采，说追琢其章；对内使他有质朴，说金玉其相。文采充实于质朴所能承载的，不是削去朴实而散失淳厚。孔子读《易经》感叹说：“贲卦不是正色，质朴有余的人不接受修饰。如果不是合乎礼仪的仪节，不合乎法度的言辞，就像续接短脚而截断鹤的长腿一样，哪里谈得上文采呢！”
忠直的人容易被疏远，谗佞的人难以退去；安逸享乐容易沉溺，勤俭难以坚持；谦逊的志向容易进入，逆耳的忠言难以接受。所以常有千年的乱世，而很少有百年的治世。
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去正道的人，张良大概接近吧？然而并不纯粹。袭击秦始皇的，是侠客；夺取峣关的，是欺诈；结交项伯的，是巧诈；封赏韩信的，是残忍。这些都是策士的余习。韩国灭亡了，坚守道义不仕秦，等待天下清明是可以的。
诗书礼乐，教导人们穷究事理，就是即物而究其本末精粗，兼修共贯。学习的人有深浅，成就有大小，而没有虚妄荒诞。
汉代人从师讲授后归来，有的做官，有的隐居，推行所习得的古道。心存则能鉴察事物的道理，气和则能认识仁的表象。
君主多次向小人询问细枝末节的事，那么谗言就会兴起。因为君子的大节不可毁坏，小人往往搜集他们的小过错，使君主怀疑他们。君主向小人问事，是因为他们可信吗？小人怎么能忠诚呢？由此以小事取验，以小聪明取任。然后他们援引党羽，诬陷贤哲，窃取重权。君主后悔而驱逐他们，国家的祸患已经很严重了。
君主仁德，草木就能茂盛生长，臣子有不荣耀的吗？君主不仁，宗庙都保不住，臣子有能独自存活的吗？所以臣子蒙蔽君主的，恰恰是自取灭亡罢了。世人认为仇士良的手段是自保，没有深入思考罢了。
追求宁静的人，心未安定；喜欢辩论的人，内心未确信。
追求宁静不如减少事务，喜欢辩论不如沉默修养。
君子看到山的厚重，就可以安定；观察水的深邃，就可以宁静；审察地的收敛，就可以蓄积；观察天的变化，就可以应变。
学习与治理，审察细微的征兆罢了。征兆在事前的成功，事在征兆前的倾覆。
三才都以静为主，天运行列宿，太一常居，地产万物。极北最寒冷，人身发出百种姿态，只有背部常止。用其当明的部分发出，用其在幽的部分作为枢纽。这样发出有源头，镇守不偏倚，所以阴是道的本体。《易经》说：“终结万物，开始万物的，没有比艮卦更盛大的。”这是东北的卦。
问：现在的名臣有几个？答：李忠文（时勉）的直，王忠肃（翱）的治，王庄毅（竑）的刚，王端毅（恕）的强。问廉洁，答：刘南安（实）、轩司寇（輗）、潘司空（礼）是这种人。司空在易州治理薪柴，洁身自好而贿赂之门堵塞，每年节省民资数千。等到归来，归德有一夫田，亲自耕种以生存，城里没有居所，四季栖息在田庐。盗贼夜间抢劫他，只有几升粟米，一件破旧的皮衣罢了。盗贼惊叹叩头说：“如果在官者都像您，我们怎么敢作乱呢？”司空廉洁不追求名声，更难能可贵。问循吏，答：铣曾经称赞段坚就是这种人，天下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再广泛访求。问三杨，答：功过不相掩盖就可以了。
魏相由外戚身份言事，至今人们议论他。宣帝不是假借外
戚以权者，况后世之臣结宦寺以进者哉？尚论者慎之。
译戚以权者，况后世之臣结宦寺以进者哉？尚论者慎之。
那些凭借外戚身份而掌握权柄的人，更何况后世那些勾结宦官以求升迁的臣子呢？推崇古道的评论者对此应当谨慎。
宋刘元城，陈了翁贫，久不移大威，不震丈夫矣哉。
未能正君，而厘弊；不务养民，而立法。其败可待也。
洪范九畴，皆尧舜之道，典谟之文，所谓六府、三事、九徳，皋陶之职，羲和之厯也。禹列之，使有叙，先养，次教，次政，帅之君，考之天，验之四时。说者贯以五行，附会缭绕。夫考易之传，则图书同出；考书之言，则洪范是锡。后人谓禹得书于洛，何无稽与？
伊尹明汤徳以训太甲，周公申文考以告成王。曷为不及尧舜？一曰逺事难能，弗责幼冲；二曰安政习民，可即兴行；三曰祖孙易感，家庭闻见之真。夫尧舜、汤、文同道，孟子之世道息泽斩矣，故复称尧舜焉尔。
气化一徃而尽，方生之气为来，一岁之运，小消息也。天地之终，大消息也。旧者已消，新者渐息，比其成而后明。故混沌之久，不然则陷造化于轮回矣。
不言常而言变异，端皆然。虽申、韩之法，皆防人之欺，疑人之叛。夫将置秉彝于何地耶？
圣人非无法也礼教先之也
戴记载教之不变，屏之逺方。夫罢之于农可矣，奈何加以治媢嫉者之刑？况移之公族乎？真躗言也。
官人之法，择贤而久任之，考成而超进之。久任则能立其政，超进则不郁其才。择之不精，则不肖者将以虐民；考之不严，则作伪者得以冒赏。
圣贤论学详矣。中庸约之曰：君子尊徳性而道问学。夫徳性者，本也。由学问之功以致尊之之实。致广大，八者皆学问之目，乃所以尊徳性焉。夫尊徳性，譬则射之的也。学问譬则修弓矢之利，审彀率之巧，乃求中的也。宋程氏出，而圣学传其徒，乃曰：先静坐以求中。夫中庸之教，慎独者存性也。自忠恕以徃至于九经，孰用非性，孰功？非慎本立道生，则操存伊始，中状徳之成。夫诚意而后正心，毕万而后协一有序矣。自是溢于陆氏，滥于杨简，认心之觉为性，肆厥诩语，畧此阶序，轻六经曰注脚，斥论语支离，黜大学非经，谓圣人有不胜诛之罪。夫经何为而作也？圣人思其身之不存，无能淑来世，故笔之书，犹父祖籍家积以贻子孙。后贤躬行有得，言之翼圣。奈何迷者误用擿寻章句，穿凿靡极易。主易箕子曰：荄滋。书改治忽曰：始咏。春秋争婼舍，周礼补司空，衍太极易卦图，白纷丘殉无益，生民豪芒之用。由前则曰：吾学陆氏之学，尊徳性也，非此则支离尔。由后则曰：吾学朱氏之学，道问学也，非此则空寂尔。究其归，皆求以炫名实。若其异端骋靡之文，稗谈野记之纂，杂起于四方，故今日载籍之繁，入充栋宇，出汗牛马。学者如入武库，浅丽易说，深淡难知，眩目滥聪，道真遂蔽。夫治七年之病，不追致原，不养生气，虽得三年之艾，蒸骨瘢肉，奚益乎？中庸谓：性者天命也，率性者道也，教以修之上古邈矣。尧舜乃可得而稽焉。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统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朋友有序与信。斯目与直而温，寛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敖。斯功与是，时士有田可生，有业可修，有友可观，嚣嚣焉求尽其分，安于终身。一旦为臣治人，止推其心立政，乃出其素。昔稷契皋夔皆圣人之徒，然各治一职，老而不易，同志协徳，天下安。而我不与焉。譬之御人，口叱，目视，手调，足践，共行一车；譬之舟子，或楫，或柁，或帆，或绠，共流一航。一人一心也，众人亦一心也。自是代则降，而道永传；民则衺，而贤不乏。商周之际，事出创生，无古可范。太王之授，泰伯之孙；王季之友，文王之臣。三臣之生死，夷齐之逃，周召之任，自靖各献，咸中天则。盖率性之外，无他夺也。故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孔氏删定为经，至教星垂，而士趋下武，是以道为天下裂。昔者夫子教曾子以孝，于是《孝经》述焉。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分愈邈；天子徳教刑于四海，庶人谨节养其父母，其事愈卑，并列为孝。夫孰人无生？孰生无亲？孰亲无爱？孰爱无本？吾惟无遏其生而伤其本，则贵
译宋代的刘元城、陈了翁家境贫寒，却长久地不改变其高尚的节操，不畏惧权势，不震慑于丈夫般的威势，真是大丈夫啊！
如果不能匡正君主，反而去整治弊端；不致力于养育百姓，反而去制定法令。其失败是迟早的事。
《洪范》九类，都是尧舜之道，是《典》《谟》中的文章，所谓六府、三事、九德，是皋陶的职责，是羲和的历法。禹将其排列，使其有条理，先养育，次教化，次政令，率领君主，考察天道，验证四时。解说的人用五行贯穿，附会缠绕。考察《易》的传，则河图洛书同出一源；考察《书》的话，则《洪范》是上天赐予。后人说禹从洛水得到书，多么没有根据啊！
伊尹阐明商汤的德行来训诫太甲，周公重申文王的教诲来告知成王。为什么不及尧舜？一是因为远古之事难以做到，不责备年幼的君主；二是因为政治安定，百姓习惯，可以立即施行；三是祖孙之间容易感动，家庭见闻真实。尧舜、商汤、周文王同道，孟子的时代王道衰微，恩泽断绝，所以再次称颂尧舜罢了。
气化一去就尽了，方生的气为来，一年的运行，是小消息。天地的终结，是大消息。旧的已经消亡，新的逐渐生长，等到它形成后才明白。所以混沌长久，不然就会使造化陷入轮回。
不言常态而言变异，开端都是如此。即使是申不害、韩非的法术，都是防备人的欺骗，怀疑人的背叛。那么将把人的常理置于何地呢？
圣人不是没有法度，而是礼教先行。
《戴记》记载教化不变，将其排斥到远方。让百姓从事农业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施加惩治嫉妒者的刑罚？何况是移用到公族身上呢？真是荒谬的话。
选拔官吏的方法，选择贤能而长期任用，考核成绩而越级晋升。长期任用就能确立其政令，越级晋升就不压抑其才能。选择不精，那么不贤的人将虐待百姓；考核不严，那么弄虚作假的人得以冒领赏赐。
圣贤论学详细了。《中庸》概括说：君子尊崇德性而引导学问。德性，是本。通过学问的功效以达到尊崇德性的实质。达到广大，八者都是学问的项目，是用来尊崇德性的。尊崇德性，譬如射箭的靶子。学问譬如修理弓箭的锋利，审察拉弓的巧妙，是求射中靶子的。宋代程氏出现，圣学传承给门徒，却说：先静坐以求中。《中庸》的教化，慎独是存养本性。从忠恕以往直到九经，哪个不用本性，哪个不是慎本？本立道生，那么操持存养开始，中的状态德性成就。诚意而后正心，毕万而后协调一致有序了。从此溢出陆氏，泛滥于杨简，认心的觉知为本性，放纵其夸耀的话，略去这阶梯次序，轻视六经说是注脚，斥责《论语》支离，贬斥《大学》不是经典，说圣人有不可胜诛的罪过。经典为什么而作？圣人思念自身不能长存，不能使后世美好，所以写下来，如同父祖登记家产以留给子孙。后贤躬行有得，言语辅助圣人。奈何迷惑的人误用摘取章句，穿凿附会，容易改变。主《易》的箕子说：荄滋。《书》改治忽说：始咏。《春秋》争婼舍，《周礼》补司空，衍太极易卦图，白纷丘殉无益，生民豪芒之用。从前则说：我学陆氏的学，尊崇德性，不是这样就支离。从后则说：我学朱氏的学，引导学问，不是这样就空寂。究其归宿，都是求以炫耀名声。如果异端驰骋靡丽的文章，稗官野史的编纂，杂起于四方，所以今天书籍的繁多，充满栋宇，出汗牛马。学者如入武库，浅显华丽容易说，深奥淡远难知，眩目滥聪，道真遂蔽。治疗七年的病，不追致原，不养生气，即使得到三年的艾，蒸骨瘢肉，有什么益处呢？《中庸》说：性是天命，率性是道，教以修之上古邈矣。尧舜乃可得而稽焉。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统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朋友有序与信。这目与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敖。这功与是，时士有田可生，有业可修，有友可观，嚣嚣焉求尽其分，安于终身。一旦为臣治人，止推其心立政，乃出其素。昔稷契皋夔皆圣人之徒，然各治一职，老而不易，同志协德，天下安。而我不与焉。譬之御人，口叱，目视，手调，足践，共行一车；譬之舟子，或楫，或柁，或帆，或绠，共流一航。一人一心也，众人亦一心也。自是代则降，而道永传；民则邪，而贤不乏。商周之际，事出创生，无古可范。太王之授，泰伯之孙；王季之友，文王之臣。三臣之生死，夷齐之逃，周召之任，自靖各献，咸中天则。盖率性之外，无他夺也。故说：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孔氏删定为经，至教星垂，而士趋下武，是以道为天下裂。昔者夫子教曾子以孝，于是《孝经》述焉。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分愈邈；天子德教刑于四海，庶人谨节养其父母，其事愈卑，并列为孝。夫孰人无生？孰生无亲？孰亲无爱？孰爱无本？吾惟无遏其生而伤其本，则贵
贱之徳同，各享其所得，安其所限。一箪之欢，九鼎之华，则丰约之敬同。位可介而仁直遂。噫！其夫子所谓「一以贯之」者乎？夫孝，匪直养而已，匪直敕其身而已。虽天子，必有尊也，而事之；必有先也，而友之；必有辅也。不敢遗，必有所矜也；不敢侮。自大夫以下，敬身以立事，推家以理官。不义则争，非法不行。由是推之，如尧斯君也，如舜斯臣也。夫然乃不辱其亲，不亏其体。噫！其夫子所谓「一以贯之」者乎？生而共，没而葬，久而思，祭而严。制礼立庙，传之子孙，则不匮。是子身有终，孝无穷已也。夫一念感神明，不曰至徳乎？自家达四海，不曰要道乎？噫！真所谓「一以贯之」者矣。
译贫贱与尊贵的德行相同，各自安享所得，安于所限。一箪食一瓢饮的欢愉，与九鼎之盛的华贵，其恭敬之心是一样的。地位可以卑微，但仁德与正直却能得以实现。唉！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吧？所谓孝，不仅仅是供养父母，也不仅仅是约束自身。即使是天子，也必定有值得尊敬的人，从而侍奉他；必定有值得推崇的人，从而与他交友；必定有值得辅佐的人。不敢有所遗漏，必定有值得怜悯的人；不敢有所轻慢。自大夫以下，敬重自身以建立功业，推及家庭以治理官府。遇到不义之事就争辩，不合礼法的事就不做。由此推而广之，就像尧那样的君主，像舜那样的臣子。这样才不使双亲受辱，不使自身受损。唉！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吧？活着时共同生活，死后安葬，长久思念，祭祀时庄严。制定礼仪建立宗庙，传给子孙，就不会匮乏。这是自身有终，而孝道无穷无尽。一个念头感动神明，不说是至高的德行吗？从自家推及四海，不说是重要的道理吗？唉！这才是真正所谓的“一以贯之”啊。
后稷封邰，周之有国也，文王三分有二；周之有天下也，故稷以配天，文以配帝，斯礼也定，而文王世世尊，故周公得遂其严父之心也。盖相其功徳非出私意，不然不几于诬亲者乎？非谓有天下者皆法此为孝，后儒欲以开国之祖厌于无闻之先者，何其迂而狭与？人臣敬以保禄，一旦事有不然者，出死辱而争之，舍爵位而去之，首阳之饿，荣于千驷之君。夫人子岂専以贵事其亲乎？今道无传矣，学无徒矣，夫何适从？曰：师。夫子圣之逝矣，世之邈矣，焉寻求？曰：诵《论语》。夫讽其文，如聆至言；考其行，如瞻睟容；察其因人之教，如亲善诱。我能步子之步，趋子之趋，见子之门墙，斯考诸子，合于师者从之，异于师者置之，背于师者挥之。毋妄辩，毋过言，毋躐行，毋退却。自是而诗以兴，礼以达，易以变，春秋以制，如饮江海，腹之大小为受焉。
士翼卷三
译后稷受封于邰，周朝由此立国；文王时，周已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周朝最终拥有天下，所以后稷配享天神，文王配享上帝，这套礼制确定下来，文王便世代受到尊崇，因此周公得以实现他尊崇父亲的心愿。这大概是依据他们的功德，并非出于私意，否则不就近乎诬蔑亲人了吗？并不是说拥有天下的人都效法这种做法才算孝顺，后世儒者想要让开国始祖凌驾于默默无闻的祖先之上，是多么迂腐狭隘啊！人臣恭敬地保持禄位，一旦事情出现不合理的状况，便不惜冒死受辱去争辩，舍弃爵位离去，像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饿死，也比拥有千辆兵车的君主更光荣。那么，人子难道仅仅凭借尊贵来侍奉亲人吗？如今大道没有传承，学问没有门徒，我们该追随谁呢？回答说：老师。孔子这位圣人已经去世，时代久远，去哪里寻找呢？回答说：诵读《论语》。吟诵它的文字，如同聆听至理名言；考察它的行为，如同瞻仰圣人温润的面容；体察它因材施教的方法，如同亲身受到善意的诱导。我能跟随孔子的步伐，快步追随他的脚步，看见他的门墙，那么考察这些内容，与老师教导一致的遵从，与老师教导不同的搁置，违背老师教导的摒弃。不要胡乱辩论，不要说过头的话，不要越级行事，不要退缩不前。从此以后，通过《诗》来感发志意，通过《礼》来通达事理，通过《易》来通晓变化，通过《春秋》来裁断是非，就像饮用江海之水，接受多少取决于腹量的大小。
士翼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