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翼卷二
之象与。
圣王作井田，非亶养民，乃施教焉尔。夫民受百畆之田，三畆之庐，岁种各谷，以备灾害，易植瓜茹，环庐树桑，鸡豚善其畜，长老得衣帛焉，食粟焉，死者得葬焉。里为户八十，巷列八家，选耆而有髙徳者为父老，办护伉健者为里正。使民春夏在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则督趋耕耨，城居则戒令纺绩。自十月至正月，毕男女怨思作歌，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官于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朝，故天子不出户，知天下所苦。十月讫事，父老教于室，十岁事小学，十五事大学，秀俊者渐升于司马，曰进士。行同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之。士以累行进取，君以考功授官。是时，非里不羣，非事不习，非人不师，非正业不授。异端何由兴，衺行何由作乎？今井田废矣，而乡老里长，有司学官，由古之遗也。贪吏罄民财，庸吏颓旧制，巧吏创奇名，文吏修末饬，民诈而玩法，士骄而慕荣。不变之急，其大壊可立待也已。
译这是井田制的景象啊。
圣明的君王建立井田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养活百姓，更是为了施行教化。百姓分得百亩田地、三亩宅基地，每年种植各种谷物，以防灾荒；容易种植的瓜果蔬菜，环绕房屋种植桑树，鸡猪等牲畜饲养良好，老人得以穿上丝帛，吃上粮食，死后得以安葬。每里设有八十户人家，每条巷子排列八家，推举年长且品德高尚的人担任父老，选拔干练强健的人担任里正。让百姓春夏在田间劳作，秋冬进入城郭居住防守；在田间劳作时督促耕种除草，在城内居住时命令纺纱织布。从十月到正月，男女因思念而创作诗歌，饥饿的人歌唱食物，劳累的人歌唱劳作。官吏在民间采集诗歌，由乡传到县，由县传到国，由国上报朝廷，所以天子不出家门，就能知道天下的疾苦。十月农事结束后，父老在室内进行教化，十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优秀俊秀的人逐渐升迁到司马府，称为进士。行为相同、能力相当的人，通过射箭来区分高下，然后授予爵位。士人凭借累积的德行进取，君主依据考核的功绩授官。那时，不聚居成里就不成群体，不从事正业就不学习，不拜师就不传授，不从事正当职业就不授职。异端邪说从何兴起，奸邪行为从何产生呢？如今井田制已经废弛，但乡老、里长、有司、学官，仍是古代制度的遗留。贪婪的官吏耗尽百姓的财富，平庸的官吏败坏旧有的制度，奸巧的官吏创立奇异的名称，文饰的官吏注重末节的修饰，百姓欺诈而玩弄法律，士人骄傲而羡慕荣华。如果不急于变革，那么巨大的崩坏马上就可以等待到了。
文王而后视民如伤者，其惟我皇祖乎？古创业君，修礼乐，正法度，显诸朝廷者尔。我皇祖三诰，加意闾阎，均赋惩奸，惟恐妨民之安。夫天，岂徒尊一人于上，以宠其躬而莫之敌？凡以长民，使贫富相资，强弱相安，桑麻谷粟以相养，父子兄弟以相生。是故教者明此也，法者维此也。《诗》曰：「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言养事修而教道兴矣。
牧誓而下，其惟我皇祖北伐之檄乎？《泰誓》数纣之罪，其词敖。读者疑之曰：「武非圣也，皇祖之文复纲常，正内外，知与力弗挈矣。」噫！上配典谟可也。
元之臣若布、呼宻、张雄飞、陈天祥、张贞，其学明，其节植，其才济乎？变今论元才者曰：「虞、揭，彼特缀缉之技。」宋濓修史，采之杂而予之滥，恶在其为史也？
耶律楚材之谏杀，许衡之兴学，有肇修人纪功，无二子则万里中原郡邑而垧牧人类，而马牛虽配三圣可也。刘因不就，存中外之防，其元之伯夷与元之儒，孰大于是？
建文中，儒臣建制停罢北方学校。夫文翁在蜀，常衮在闽，兴学起其陋，况自古帝王所自立之地耶？夫建文之臣，杀身之义不能赎其亡国之罪焉。
古无理气之名，而道明；后有理气之辨，而道晦。夫干阳也，坤阴也。干则静专而动直，坤则静翕而动辟，皆于生物验之。言其迭运曰道，言其妙用曰神。后人曰：“所以一阳一阴者，道。”又曰：“其理则所谓道。”又曰：“太极，形而上之道；阴阳，形而下之器。”夫太极者，阴阳之全；阴阳者，太极之分。故以已判未判言太极，不知太极者也，况岐而二哉？
心性固不离，亦非杂知能，心之用也。爱亲敬长，性也；好利恶害，心之觉也。生可舍，死可取，性也。譬之物焉：生，生气也；谷之甘，杏之酸，桂之辣，性也。心灵而性活也，心移而性宰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乃言所主也，非用为训也。心性之辨，一言而决之矣。
易》曰：「显诸仁，藏诸用。」道周万物，曰显；日用不知，曰藏。彼穷冬自地，忽逢春而物萌牙可见其仁。自牙之后，形自形，色自色，皆造化也。人但知物之长茂尔，非藏乎？夫乾坤变化，物受气而自成，乾坤何心焉？圣人则率作兴事，屡省乃成。故曰：「不与圣人同忧。」
干常动，其曰静，言其收物也。坤常静，其曰动，言其生物也。干不交坤，曰静；坤上交干，曰动。乃气也，非形也。阴阳气也，刚柔气聚而有体也。乾坤，阴阳之纯；否泰，阴阳之交。故彖传曰：阴阳六子，惟曰刚柔，各得干■坤■之一体而已。古书言气，即有理；言理，即有气。
圣人本三才以两而成卦，故自天地定位推之，既成万物。言造化以两而为用也。是故天地相交，山泽相通，雷风相益，水火相济。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曰：「成变化而行鬼神。」自数而推之，蓍也有大衍之数，而后九六之变化生矣。变生，乃以未来之吉凶告之，所谓行鬼神也。人干事于明，鬼神司其柄于幽，惟蓍知之。五十有五之数，由五而生，故虚五不用；大衍之数，由一而生，故虚一不用。居其母而用其子，如后天图，乾坤隅而六子正也。
占、用九六，不用七八。铣意以三为竒，阳之数也；二为偶，阴之数也。卦象三才，故为画三。三竒成九，为老阳；七则乏三。偶成六，为老阴；八则赢。天下之物，至老而变；人耄而化，花开而萎，禾实而黄，大寒而温，盛暑而凉，晡则夜，黒则旦。《易》言九六，而无七八，传无证焉。
众人所不能知，问于圣哲；圣哲亦不能决，问诸鬼神。筮者，问神之法也。夫事之所向未定，理之所宰各止。圣人取物象宜，立卦系辞；占者遇之，决疑敏务。是故贞吉臻，而凶咎逺矣。龟有兆无辞，其又神哉？
井言徳性。徳性无加损，无待而成。鼎言才器，才器有大小，随量而受。井之用汲犹鼎之待举井思王明，鼎恶耳革。盖徳难见知，才每受妬也。
涣之讼曰：「涣其羣，夫坎水为难，在内风以散之。四，巽之主爻，故曰涣
译文王之后，视百姓如受伤之人般怜惜的，大概只有我的皇祖吧？古代的创业君主，修明礼乐，端正法度，在朝廷上彰显的罢了。我的皇祖颁布三篇诰命，格外关注民间，平均赋税，惩治奸恶，只恐妨碍百姓的安宁。上天难道只是尊崇一个人于上位，以宠幸其自身而无人能敌吗？大抵是为了统领百姓，使贫富相互资助，强弱相互安处，桑麻谷粟用来相互供养，父子兄弟用来相互生存。因此，教化是为了阐明这一点，法制是为了维系这一点。《诗经》说：“不要设立你的疆界，在夏历时节陈列常法。”这是说养育之事修明而教化之道兴起了。
《牧誓》之后，大概只有我皇祖北伐的檄文了吧？《泰誓》列举纣王的罪状，其言辞傲慢。读者怀疑说：“周武王并非圣人，皇祖的文德恢复纲常，端正内外，智慧与力量不相称。”唉！向上配合格古的典谟是可以的。
元朝的臣子如布、呼宻、张雄飞、陈天祥、张贞，他们的学问明达，他们的节操坚植，他们的才能济世吗？改变现在议论元朝人才的人说：“虞集、揭傒斯，他们只是缀缉文辞的技巧。”宋濂修史，采录杂乱而给予滥泛，哪里像史书呢？
耶律楚材劝谏杀戮，许衡兴办学校，有开创人伦纲纪的功绩，没有这两个人，那么万里中原的郡邑就会变成牧场，人类和马牛一样，虽然配得上三位圣人也可以。刘因不肯出仕，保存了中原与外族的界限，他是元朝的伯夷啊。元朝的儒者，谁比这更伟大呢？
建文年间，儒臣建制停罢北方学校。文翁在蜀地，常衮在闽地，兴办学校以兴起那里的陋习，何况自古帝王所自立之地呢？建文的臣子，杀身成仁的道义不能赎其亡国的罪过。
古代没有理气的名称，而道明；后来有理气的辨析，而道晦。乾是阳，坤是阴。乾则静时专一而动时直，坤则静时收敛而动时开辟，都在生物上验证。说它们交替运行叫道，说它们奇妙的作用叫神。后人说：“所以一阳一阴的，叫道。”又说：“它的理就是所谓道。”又说：“太极，是形而上的道；阴阳，是形而下的器。”太极是阴阳的全体，阴阳是太极的分别。所以用已判未判来说太极，是不懂太极的，何况分作两样呢？
心性固然不离，也不是杂知能，是心的作用。爱亲敬长，是性；好利恶害，是心的觉知。生可舍，死可取，是性。拿物品来比喻：生，是生气；谷的甘，杏的酸，桂的辣，是性。心灵而性活，心移而性主宰。孟子说：“仁是人心”，是说所主宰的，不是用作训诂。心性的辨析，一句话就决定了。
《易经》说：“显诸仁，藏诸用。”道周遍万物，叫显；日用而不知，叫藏。那严冬自地下，忽然逢春而万物萌芽可见其仁。自萌芽之后，形自形，色自色，都是造化。人只知道万物生长茂盛罢了，不是藏吗？乾坤变化，万物受气而自成，乾坤有什么心呢？圣人则率领兴起事务，屡次省察乃成。所以说：“不与圣人同忧。”
乾常动，说它静，是说它收摄万物。坤常静，说它动，是说它生育万物。乾不交坤，叫静；坤上交乾，叫动。这是气，不是形。阴阳是气，刚柔是气聚而有体。乾坤，是阴阳的纯；否泰，是阴阳的交。所以彖传说：阴阳六子，只说刚柔，各得乾、坤之一体罢了。古书言气，即有理；言理，即有气。
圣人本三才以两而成卦，所以自天地定位推之，既成万物。说造化以两而为用。因此天地相交，山泽相通，雷风相益，水火相济。所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经》说：“成变化而行鬼神。”自数而推之，蓍草有大衍之数，而后九六的变化生矣。变生，乃以未来之吉凶告之，所谓行鬼神也。人干事于明，鬼神司其柄于幽，惟蓍知之。五十有五之数，由五而生，故虚五不用；大衍之数，由一而生，故虚一不用。居其母而用其子，如后天图，乾坤隅而六子正也。
占、用九六，不用七八。铣意以三为竒，阳之数也；二为偶，阴之数也。卦象三才，故为画三。三竒成九，为老阳；七则乏三。偶成六，为老阴；八则赢。天下之物，至老而变；人耄而化，花开而萎，禾实而黄，大寒而温，盛暑而凉，晡则夜，黒则旦。《易》言九六，而无七八，传无证焉。
众人所不能知，问于圣哲；圣哲亦不能决，问诸鬼神。筮者，问神之法也。夫事之所向未定，理之所宰各止。圣人取物象宜，立卦系辞；占者遇之，决疑敏务。是故贞吉臻，而凶咎逺矣。龟有兆无辞，其又神哉？
井言徳性。徳性无加损，无待而成。鼎言才器，才器有大小，随量而受。井之用汲犹鼎之待举井思王明，鼎恶耳革。盖徳难见知，才每受妬也。
涣之讼曰：“涣其羣，夫坎水为难，在内风以散之。四，巽之主爻，故曰涣”
其羣。」以卦变言之，非也。况卦变自乾坤，程传确矣。丘髙而在上五也，四散其羣而致一以承五。巽者入也，故曰有丘。小人各立私党，不一心于君，斯所以致难与？
译“其群。”如果从卦变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对的。况且卦变源自乾坤，程颐的解说确实是正确的。丘高而位于上五，四爻分散其群而专一以承奉五爻。巽卦象征进入，所以说有丘。小人各自树立私党，不专一于君主，这就是导致艰难的原因吗？
旅六二曰：即次。九四曰：于处次者，蹔止也。故曰：左次，曰师次。处者，安处也。故曰：出处，曰处仁。九二初为旅人，待几而发，故即为善。晋文在狄，是也。行者赴家，辟难者求济，旅必有归，可以安之而无动乎？狐赵不欲晋文久于齐，是也。
洊雷，声缓而势消，故初九虩而九四泥。随风势进而威烈，故初六始起之风，利用武；六四相续之风，利去暴。夫四得位，承五依尊，履正，虽以柔御刚，能获不仁也。风亦有摧物之象焉。以刚用柔者弱【震】以柔用刚者强【巽】巽之初、四皆阴而吉，兊之三、上皆阴而凶。巽者伏于阳也，服善也，君子之道也；兊者说乎阳也，献媚也，小人之道也。巽二达诚于上，五宣命于下，顺之可信也。兊二孚以化其心，四介以阻其势，说之可忧也。顺者公，说者私。夬五阳决一阴，比大壮易为力矣。爻辞之危，忧其不胜，盖开弓及满，释矢尤难。古曰：强弩之末，不穿鲁缟。阳长将极，阴消必生。小人势穷疾甚，肆厥凶悖。况有平日周算而临事改势者，武三思匹夫耳，而唐再乱。噫！诚难哉。
易》取人之能悔，盖罪已省咎，君子也；为忠臣，为孝子，为明长。责人护短，小人也；为奸臣，为逆子，为贼吏。是故，一言而兴邦者，悔也；一言而丧邦者，吝也。
易》者，阴阳之变，交而后有变，分为对待，流行已支，而又以二图当之，造化为文字所泥矣。
初九者，象也；潜龙勿用者，辞也；值其爻者，变也；用其辞者，占也。凡所谓龙之类，因爻而着义也。难明者，证以物类；易知者，指其事宜。又易者，惟曰贞吉、悔亡、无咎而已。夫卦固人可用，然圣人命辞，即一端而陈道，宏义精该，通不滞，在人推而行之。若泛议阔训，茫无执着，亦未当焉。
履初九，素履。素者，未有饰也。履者，礼也。忠信之人可以学礼。上九，履道已成，下皆视之，考于祥矣。祥者，福之兆也。九五，夬厉，况上九乎？然而徳刚位柔，居极应说，所谓旋也。旋者，回反也。进而能退，行而不偪，上而能下也。夫如是，则徳而不矜，髙而不危，何吉加焉？旋谓之回，周旋、折旋，义在周折。先儒谓周旋全备，须添字而足，则六经有隠语乎？郑康成不通经，则改字；不达礼，则推之殷。宋人入字，成其说，失阙疑之义也。
讼，公卿大夫之争，断以词；噬嗑，奸人之梗，威以刑。讼可悔而止，噬必法而定。讼以天临于上，曲自阻；噬以雷击乎下，威必终。
诸臣之争，以地、以功、以赏。以地者，虞、芮是也；以功者，论萧何是也；以赏者，王成是也。以约讼之者寡矣。食旧徳，则人莫与争；能从事无成，则人莫与争功。渝即命，则人莫与争利。何讼之有？上六不义而得赏，若后世告讦者不胜其喜，而矜其终凶者乎？命者，爵命也。曰天命者，天之所向也；曰君命者，上之所令也；曰服命者，臣之所受也。
小人之害国家，莫甚于引其党。小人事败，而斥其党，乃复蔓延而升，复怨愈棘，积祸愈深。宋王安石之徒是也。夫小人犹虎狼也，见肉必噬，至骨而后已。其心犹虺蛇也，遇人必施其毒，而益怒，非恩可结，礼可服也。宋人调停，何愚哉！
晋韦忠之不就辟，唐张彖之隠嵩山，刚矣。夫汉王生之戒寛饶，宋毕仲游之告温公，知矣。夫汉丙吉之不伐，宋程伯子之引咎，仁矣。夫
夫治乱，人为之，天成之。当春之生，和风暖日相丽使人说及秋之杀严霜冽风相续使人惨元佑更化，明道入朝，必能捄温公之直，振申公之缩而不幸死，非天耶？
诛武三思，而韦氏専方始祸也；相张九龄，而杨氏入，终怙乱也。故大臣之职，在正君心。君正而天下定矣。
问曰：「贪吏之易法也，今重其罚，可乎？」答曰：「否。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况为士者哉？」是故天子奬忠直，大臣絶私党，塞幸门，杜贿道。惟引贤而録才，士将恶衣垢面，敝车瘠马以显操矣。
天子求过，大臣荐贤，迩臣道谏，官拂守令，务养民，学官督
译旅卦六二说：靠近旅舍。九四说：对于处在旅舍的人，是暂时停留。所以说：左边驻扎，军队驻扎。处，是安处。所以说：出与处，安处仁德。九二起初作为旅人，等待时机而行动，所以立即行善。晋文公在狄国，就是如此。出行的人奔赴家园，避难的人寻求渡过难关，旅人必定有归宿，可以安处而不行动吗？狐偃、赵衰不希望晋文公长久留在齐国，就是如此。
重雷，声音迟缓而气势消散，所以初九恐惧而九四滞泥。随风势进而威严猛烈，所以初六起始的风，利于武事；六四相续的风，利于去除暴虐。九四得位，承奉九五依附尊位，履行正道，虽然以柔御刚，能获得不仁（指去除不仁）。风也有摧折事物的象征。以刚用柔者弱【震】，以柔用刚者强【巽】。巽卦的初、四都是阴爻而吉利，兑卦的三、上都是阴爻而凶险。巽是伏于阳，服从善道，是君子的道理；兑是取悦于阳，献媚，是小人的道理。巽卦九二向上传达诚意，九五向下宣示命令，顺从可以信任。兑卦九二以诚信感化其心，九四以界限阻止其势，取悦令人担忧。顺从者公正，取悦者自私。夬卦五阳决一阴，比大壮卦更容易用力了。爻辞中的危险，是担忧不能胜任，大概就像开弓拉到满，放箭尤其困难。古人说：强弩射出的箭到了末端，连鲁国的薄绢都穿不透。阳气增长将到极点，阴气消退必然产生。小人势力穷尽时凶悖更加严重，放纵其凶恶悖逆。何况有平时周密算计而临事改变态势的人，武三思不过是个匹夫，而唐朝再次动乱。唉！确实艰难啊。
《易经》取法于人能够悔改，大概反省自己的过错，是君子；成为忠臣，成为孝子，成为明智的长官。指责别人而护短，是小人；成为奸臣，成为逆子，成为贼吏。因此，一句话使国家兴盛的是悔改；一句话使国家灭亡的是吝啬。
《易经》是阴阳的变化，相交而后有变化，分为对待，流行已经支离，而又用两个图来对应，造化被文字所拘泥了。
初九是象；潜龙勿用是辞；值其爻是变；用其辞是占。凡所谓龙之类，是因为爻而彰显意义。难以明白的，用物类来证明；容易知道的，指出其事宜。又《易经》只是说贞吉、悔亡、无咎而已。卦固然人可以使用，然而圣人命辞，即从一端陈述道理，宏大的义理精要完备，通达而不滞碍，在于人推而行之。如果泛泛议论、宽泛训释，茫然没有执着，也不恰当。
履卦初九，素履。素，是没有装饰。履，是礼。忠信的人可以学礼。上九，履道已成，下面的人都看着他，考察其祥瑞了。祥，是福的征兆。九五，决断严厉，何况上九呢？然而德刚位柔，居极位应兑，所谓旋。旋，是回反。进而能退，行而不逼迫，上而能下。像这样，就有德而不矜持，高而不危险，还有什么吉利能超过呢？旋叫做回，周旋、折旋，义理在于周折。先儒说周旋全备，须添字而足，那么六经有隐语吗？郑康成不通经，就改字；不达礼，就推给殷代。宋人入字，成就其说，失去了阙疑之义。
讼，是公卿大夫之争，以言辞断案；噬嗑，是奸人的梗塞，以刑罚威慑。讼可以悔改而停止，噬必须依法而定。讼以天临于上，曲直自然阻止；噬以雷击乎下，威严必定终结。
诸臣之争，以地、以功、以赏。以地者，虞、芮是也；以功者，论萧何是也；以赏者，王成是也。以约讼之者寡矣。食旧德，则人莫与争；能从事无成，则人莫与争功。渝即命，则人莫与争利。何讼之有？上六不义而得赏，若后世告讦者不胜其喜，而矜其终凶者乎？命者，爵命也。曰天命者，天之所向也；曰君命者，上之所令也；曰服命者，臣之所受也。
小人之害国家，莫甚于引其党。小人事败，而斥其党，乃复蔓延而升，复怨愈棘，积祸愈深。宋王安石之徒是也。夫小人犹虎狼也，见肉必噬，至骨而后已。其心犹虺蛇也，遇人必施其毒，而益怒，非恩可结，礼可服也。宋人调停，何愚哉！
晋韦忠之不就辟，唐张彖之隐嵩山，刚矣。夫汉王生之戒宽饶，宋毕仲游之告温公，知矣。夫汉丙吉之不伐，宋程伯子之引咎，仁矣。夫
夫治乱，人为之，天成之。当春之生，和风暖日相丽使人悦；及秋之杀，严霜冽风相续使人惨。元佑更化，明道入朝，必能救温公之直，振申公之缩而不幸死，非天耶？
诛武三思，而韦氏专方始祸也；相张九龄，而杨氏入，终怙乱也。故大臣之职，在正君心。君正而天下定矣。
问曰：“贪吏之易法也，今重其罚，可乎？”答曰：“否。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况为士者哉？”是故天子奖忠直，大臣绝私党，塞幸门，杜贿道。惟引贤而录才，士将恶衣垢面，敝车瘠马以显操矣。
天子求过，大臣荐贤，迩臣道谏，官拂守令，务养民，学官督
士行。
古之大臣，不荐士人，皆责之。文侯之择相，以其所荐之士之品为差。噫！斯道之废，久矣。
译士行。
古代的大臣，如果不举荐贤士，人们都会责备他。魏文侯选择宰相，是根据他所举荐的贤士的品德高下作为标准。唉！这种风尚的废弃，已经很久了。
魏文侯尊卜子夏、段干木至命相，则曰成孰与璜，是以名髙乎桓、文而治夷于列国。汉武帝贤仲舒、敬汲黯至立相，则用弘与庆，是以威加乎逺夷而徳侪乎秦政，皆不能克己之故与？故曰：去谗逺色、贱货而贵徳，所以劝贤也。
朝廷之上，贵者不贤，可知其政之乱也。帷幄之间，信者不悫，可知其君之僻也。关境之外，察者不饬，可知其兵之散也。田野之中，耕者不时，可知其民之劳也。胶庠之内，游者不恪，可知其士之骄也。若是者，难必作，国必危。君子过而弗入，居而急徙可也。
有诡事者，勿予学也。有骄志者，勿予规也。有得意者，勿予政也。有争气者，勿予辩也。有易心者，勿予游也。
子贡之贤，传于货殖。君子举戾于道，而辱及之，可无慎乎？然微瑕而疵白璧，史氏其刻哉！
士之修操，俗成之也。俗之兴，义教道之也。夫佞而贵，贿而富，乡人贱之；直而贱，亷而贫，乡人荣之。士皆趋之，善矣。茍惟重贵富而揜其恶，轻贱贫而遗其节，士皆违于道矣。夫守令明禁，乡老倡化者也。今守令失职，乡老乏徳，欲俗之美，难矣哉。
昔者先圣教于洙泗之间，从者三千人。及游四方，屡遭厄难。盖教者得位，惩劝翼焉，而趋善者同。教者无位，则感乎志士而已。夫子曰：「天下其孰能宗予？」盖伤其不得同也。
克己者，犹兵御敌，进而无却；养心者，犹水渍物，渐而不骤；慎思者，如渫井浚其泉，而愈新；辩疑者，如解丝，理其序而自整。
不轻富贵，不能安贫贱；不修志意，不能小王公。故华歆挥金，管宁割席；孟生弃甑，林宗纳交。克己不如颜子，则箪瓢何乐也？省身不及曾子，则晋楚可慊也？学者宜功儆焉，毋蹈上蔡之讥也。
端吾貌，正吾言，人斯敬之矣。非人也，吾自敬也。怠吾貌，易吾言，人斯慢之矣。非人也，吾自慢也。昔苏辙毁程子，苏颂止之曰：“吾观过其门者，无不肃也，善占徳矣。”
孟子谓：「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之得我，乃不辨礼义而受万锺，谓之失其本心。」后世于是三者未克也，闭目阖户而认心体，岂所谓酒肆淫房皆般若乎？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良知也，良能也。所谓万物皆备焉，精知求毋迷其原，笃行求毋遏其生。其要诚而已矣。岐于意，丧于伪，大壊于足欲。夫农之治谷，勤矣，不过遂其自登。助长且害苗，而况伤其种乎？
吕申公、刘元城、陈了翁皆叅禅，取其定以治心，乐其空以忘忧患，谓于吾道有裨焉，犹愈于阳非阴用者。若圣人之处忧患，其成徳之地乎？是故舜孝纯于厯山，文易演于羑里。夫子晩踬而定六经，学者坚志而迈徃，贤者校功而熟仁。与夫异端之放与空者，判矣。天不以穷冬而废生，江河不以遇碍而回流。
勿因喜而发言，勿乘快而干事。故曰：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蔽。勿因人敬而喜，勿因人慢而怒。故敬必省已之实，慢必究致之由。
大治之世，大乱基焉。桓公葵丘之盛，而内嬖竞；唐宗贞观之泰，而武氏入；宋仁嘉佑之厚，而安石誉。故帝王之化，自内风俗之同，一徳。《关雎》行不渔色矣，《兔罝》行不谈空矣。
赤子之心，其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与？覆种于田，人事养之，雨露润之，秀发颖实，粒生民而开太平矣。
汉有三臣焉，曰张良之知，董仲舒之正，汲黯之直。唐有三臣焉，曰狄仁杰之密，宋璟之坚，郭子仪之大。汉有董公曰：「为义帝诛项羽。」唐有徐洪客曰：「指江都，取独夫，使汉祖守其义，唐宗得其谋。」二代之得天下，汤武何以加诸？
皇祖之平祸乱，功大于汤武，道光乎尧舜。义祖于春秋，于乎百世以俟圣人，蔑以尚之矣。
人臣道盛，无明王则泽不施。《易》曰：“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盖伤于所逢者乎？小人怙恶，无君子则事益遂。《易》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盖感于所见者乎？
剥之蒙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伤其无友也。所遇皆柔，暗相与，懐奸而济
译魏文侯尊崇卜子夏、段干木，甚至任命他们为相，却问成璜与谁相比，因此名声高于齐桓公、晋文公，而治理夷狄却不如列国。汉武帝认为董仲舒贤能、敬重汲黯，甚至立他们为相，却任用公孙弘与田千秋，因此威势加于远夷，而德行却等同于秦政，这都是不能克制自己的缘故吗？所以说：摒弃谗言、远离美色、轻视财货而崇尚道德，是用来勉励贤人的。
朝廷之上，地位尊贵的人不贤能，就可以知道政治混乱了。帷幄之间，被信任的人不诚实，就可以知道君主偏颇了。关塞边境之外，负责监察的人不整饬，就可以知道军队涣散了。田野之中，耕种的人不按时令，就可以知道百姓劳累了。学校之内，游学的人不恭敬，就可以知道士人骄横了。像这样的情况，灾祸必然发生，国家必然危险。君子路过而不进入，居住则急于迁徙是可以的。
有诡诈行为的人，不要让他学习。有骄傲志向的人，不要让他参与谋划。有得意忘形的人，不要让他掌管政事。有争强好胜之气的人，不要让他参与辩论。有轻浮之心的人，不要让他交游。
子贡的贤能，体现在经商致富上。君子在道义上举荐有偏差，而耻辱波及到他，能不谨慎吗？然而微小的瑕疵却玷污了洁白的玉璧，史官难道太苛刻了吗！
士人修养操守，是风俗形成的。风俗的兴起，是道义教化引导的。如果奸佞的人尊贵，行贿的人富有，同乡的人就会轻视他们；正直的人卑贱，廉洁的人贫穷，同乡的人就会以之为荣。士人都趋向于此，是好的。如果只看重尊贵富有而掩盖其恶行，轻视卑贱贫穷而遗弃其节操，士人就都背离道义了。太守县令明令禁止，乡间长老倡导教化。现在太守县令失职，乡间长老缺乏德行，想要风俗美好，太难了。
从前先圣在洙水泗水之间教化，跟随的有三千人。等到游历四方，屡次遭遇厄难。大概教化者得到职位，惩罚与劝勉相辅相成，趋向善道的人就相同。教化者没有职位，就只能感动志士罢了。孔子说：“天下谁能尊崇我呢？”大概是悲伤不能与世人相同吧。
克制自己，就像军队抵御敌人，前进而没有退却；涵养心性，就像水浸润物体，逐渐渗透而不急躁；谨慎思考，就像疏通井泉，而更加清新；辨析疑惑，就像解开丝线，理清顺序而自然整齐。
不轻视富贵，就不能安于贫贱；不修养志意，就不能使王公谦卑。所以华歆挥金如土，管宁割席断交；孟敏丢弃瓦甑，林宗与之结交。克制自己不如颜回，那么箪食瓢饮有什么可乐呢？反省自身不及曾子，那么晋楚之富有什么可满足的呢？求学的人应当以此警戒，不要蹈上蔡侯的讥讽。
端正我的容貌，修正我的言语，人们就会尊敬我了。不是别人尊敬我，是我自己尊敬自己。懈怠我的容貌，轻率我的言语，人们就会轻慢我了。不是别人轻慢我，是我自己轻慢自己。从前苏辙诋毁程子，苏颂制止他说：“我看经过他门的人，没有不肃然起敬的，善于观察德行啊。”
孟子说：“宫室的华美，妻妾的侍奉，所认识的穷困者感激我，却分辨不出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叫做丧失本心。”后世在这三者上不能克制，闭目关门而认取心体，难道是说酒肆淫房都是般若吗？
孟子说：“伟大的人，是不丧失赤子之心的人。”赤子之心，就是良知，良能。所谓万物都具备于此，精微的认知追求不迷失其本源，笃实的践行追求不遏制其生机。关键就在于诚罢了。在意念上分歧，在虚伪中丧失，在满足欲望中大坏。农夫治理谷物，很勤劳，不过是顺应其自然成熟。拔苗助长尚且伤害禾苗，何况伤害其种子呢？
吕申公、刘元城、陈了翁都参禅，取其定境来治心，乐其空寂来忘忧患，认为对儒家之道有裨益，还胜过那些阳非阴用的人。至于圣人在忧患中，那是成就德行的地方啊。所以舜的孝道在历山纯正，文王的易道在羑里演成。孔子晚年困顿而定六经，学者坚定志向而向前迈进，贤者考核功效而熟习仁道。与那些异端的放纵与空寂，截然不同。上天不因严冬而废弃生机，江河不因遇到阻碍而回流。
不要因为喜悦而发言，不要因为痛快而办事。所以说：说话一定要考虑其最终结果，行动一定要考察其弊端。不要因为别人尊敬而喜悦，不要因为别人轻慢而愤怒。所以受到尊敬一定要反省自己的实际，受到轻慢一定要追究导致的原因。
大治的时代，大乱的根基就埋下了。齐桓公葵丘之会的盛况，而内宠争宠；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安泰，而武氏入宫；宋仁宗嘉佑之年的宽厚，而王安石显誉。所以帝王的教化，从内部风俗相同，德行统一。《关雎》推行就不贪恋美色了，《兔罝》推行就不谈论空谈了。
赤子之心，就是各正性命，保持太和的吗？种子覆于田间，人事养育它，雨露滋润它，秀穗结实，养育百姓而开创太平了。
汉国有三位大臣，叫做张良的智慧，董仲舒的正直，汲黯的刚直。唐国有三位大臣，叫做狄仁杰的周密，宋璟的坚贞，郭子仪的宏大。汉国有董公说：“为义帝诛杀项羽。”唐国有徐洪客说：“指向江都，擒获独夫，使汉高祖守住道义，唐太宗得到谋略。”这两个朝代得到天下，商汤周武王又能超过什么呢？
皇祖平定祸乱，功绩大于商汤周武王，道光照耀于尧舜。道义祖述春秋，啊，百世等待圣人，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了。
人臣之道兴盛，没有明君则恩泽不能施加。《易经》说：“乌云密布不下雨，从我西郊。”大概是悲伤所遇到的时机吧？小人依仗恶行，没有君子则事情更加顺利。《易经》说：“剥落床腿，没有援助。”大概是感慨所看到的景象吧？
剥卦的蒙辞说：剥落床腿，没有援助，悲伤他没有朋友。所遇到的都是柔顺之人，暗中勾结，怀着奸诈而助长恶行。
恶。否之遯曰：包羞，位不当也。幸其得友也，所承乃刚明，犹知冒耻而茍处。彼卑贱之徒，窃显位而播恶，扬扬乎自得矣。又六三之次也。
译不好。《否》卦变为《遯》卦说：包容羞辱，是因为所处的位置不恰当。庆幸他得到了朋友，所承奉的是刚健明达之人，尚且知道冒着耻辱而苟且安处。那些卑贱的人，窃取显赫的职位而散布恶行，却洋洋得意、自鸣得意。这又是六三爻的位次。
君子系遯，蹈濡首也；小人包羞，胜迷复也。君子百善一缺，足败之矣；小人百恶小善，犹幸之矣。张说因宋璟而直，元忠；蔡京因张觷而召，杨时国尚有赖焉。
问曰：范仲淹、韩琦孰优？答曰：以见则范也，精；以量则韩也，弘。范慷慨而近名，韩浑厚而近徳胡文定谓忠献宋臣之冠也。问李沆，答曰：当时称圣相矣，盖刚中而识微，韩范济时也，李文靖虑后也。夫臣者，节可尽，识难乎逺一时之功，泉溉也；后世之谋，泽润也。贾谊之策，久无不中，世疎其五饵，然金、元误陷之，肆夷狄之衰甚矣。兴国之财，积于闾阎；亡国之财，藏于府库。
君子虑四方，小人谋一身。君子遗休，小人种祸。君子死而献忠，史鱼也；小人死而献佞，司马相如也。
谦者，艮在内，中有定守也。坤在外，外顺时宜也。非无所主，茍以下人也。六二，鸣谦，鸣而谦也，言之孙也。九三，劳谦，劳而谦也，行之恭也。六二在下，其言谦，发中之得也。上六在上，其言谦，声人之罪也。在下以谦为谦，有功以不伐为谦。六四以下功为谦，五与六有位者，太柔则废，柄将下移，谦施于贤，非以御暴。五，王也，故侵伐无不利。上，公也，故利于自治其邑。若定之堕，三都是也。兵以顺动，志乃去间，莫非谦之用也。
鬼谷子教其徒之游说也，捭阖、飞箝，百用其奸。惟无欲之君则勿徃。夫无欲，正心之极功也。大哉，圣学乎！无对于天下矣。先儒乃惑异端，何哉？
康节卲子，其深于《易》耶？首尾百吟，其忧宋之将乱耶？其言危，其虑逺其志激以伤夫盛必衰者，有天焉，有人焉。是故气尽而漓，势极而反，天也。物丰而民骄，世异而法弛，文用而士异习，人也好竒者生事，立党者求胜，咸腓列夤，身其危哉？
王制：乱名改作，言伪学非者杀，不亦过乎？夫植粲之诗，乃弱魏也；嵇、阮之放，乃蹙晋也；蕃将之守，乃叛唐也；王安石之新法，经义南渡，儒生之争胜，乃亡宋也。是故先王以五伦为本，三徳为教，六艺为用，事周于彛常，民安于乐利，臣习其谙练，而有刑以辟奇衺。大哉治乎！王制，非躗言矣。
邵子曰：大得须防大失，若之何防之？浚得而弗止者，贪也；忧失而辟得者，偷也。若伊尹返太甲而遂致政，周公定洛都而思明农，大哉圣之谦乎！势有失而道咸得矣。《易》常防于未然，《书》贵不见是图。故事君者，立事可能也；虑后世而安之，不易能也。问曰：贾谊其庶乎？否。曰：贾生见天下之势不符其心，有经国之术，靡得其道。自亚夫之后，大臣自裁弊也。为张禹、孔光之阿容，王嘉之无能；明诸侯分王子弟弊也。为伪莽献符，崩角稽首。夫法与势未有久而中立者。昔先王仁义以本之，礼乐以结之，政刑以维之。君子亲贤，小人乐利，故中才蒙业而安，贤相乘盛而起衰。夫文帝一俭，终汉之世藉之，况先王乎？有文帝之恭俭，又用贾生之策，汉治彬彬矣。行贾生之策，无帝之恭俭，所谓徒法者与？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帝之治也。自秦之虐，刘项之战，丘阜积骸，川原流血，与民休息，黄老之言也。其时帝遣三将之伐，亲劳亚夫之军，屈尊以信将，重帝有王畧矣。世儒乃侪之黄老，何不察与？
唐徳宗少而强治，汉武帝老而悔过。唐日乱，汉遂安。故君子贵乎有终。
言忠信，行笃敬，许平仲，儒者而行乎夷狄。金日磾，覊夷而行乎中国。世祖舍其俗，而用许子；武帝以爱子，而托日磾。二子之贤有间，二主之知人至矣夫。
金日磾辟宫女，辞内女，让托孤，其徳敬矣。而识加人一等。噫！孰意夷狄而有斯人哉！
问曰：儒生亡宋，其言不已过乎？答曰：考诸宋人之文可知矣。是故党师承而争胜人，私也；事空辩而无实用，靡也。既私且靡，平居无同雠之义，临乱无活国之术。元人挺戈而下江南矣。东汉卢植、皇甫嵩之徒，咸以儒生戡国大难。已而奸雄林起，犹局蹐昏庸之主，翼卫危难之都。儒之效也。宋有一于是乎？故人臣当权而误国
译君子依附于退隐之道，是因为践行了即使首湿也不退缩的操守；小人包容羞耻，是因为战胜了迷失后回归正道的诱惑。君子即便有百种善行，只要有一处缺失，就足以导致失败；小人即便有百种恶行，只要有一点小善，还能侥幸存活。张说因为宋璟而变得刚直，元忠；蔡京因为张觷而被召见，杨时国家尚有依靠。
问：范仲淹和韩琦谁更优秀？答：从见解的精深来看，范仲淹更优；从气量的宏大来看，韩琦更优。范仲淹慷慨激昂但接近追求名声，韩琦浑厚朴实但接近道德。胡文定认为韩琦是宋代臣子中的冠冕。问李沆如何，答：当时称他为圣相，大概是因为他刚毅中正且能洞察细微。韩琦、范仲淹是济世之才，李沆则是为后世忧虑之才。作为臣子，节操可以穷尽，见识难以深远。一时的功绩，像泉水灌溉；后世的谋略，像恩泽滋润。贾谊的策略，长久以来没有不中肯的，世人疏远他的“五饵”之说，然而金、元却误入其中，致使夷狄的衰败非常严重。兴国之财，积累在民间；亡国之财，藏在府库。
君子考虑四方大局，小人谋划个人私利。君子留下美名，小人种下祸根。君子死后献出忠诚，像史鱼；小人死后献出谄媚，像司马相如。
谦卦，艮卦在内，内心有坚定的操守；坤卦在外，外表顺应时宜。并非没有主见，只是谦逊待人。六二爻，鸣谦，发出声音而谦逊，言语谦逊。九三爻，劳谦，辛劳而谦逊，行为恭敬。六二在下位，言语谦逊，是发挥中道的得当。上六在上位，言语谦逊，是招致他人指责的过错。在下位以谦逊为谦逊，有功劳以不夸耀为谦逊。六四以下以功劳为谦逊，五与六是有地位的人，过于柔弱就会废弛，权柄将下移，谦逊施于贤人，不是用来抵御暴力的。五爻是王，所以侵伐没有不利。上爻是公，所以利于自治其封邑。如果安定堕坏，三都就是例子。军队顺从行动，志向才能去除隔阂，这都是谦卦的作用。
鬼谷子教导他的门徒游说，运用捭阖、飞箝等手段，百般使用奸诈。只有没有欲望的君主，才不去游说。没有欲望，是端正心性的极致功夫。伟大啊，圣人的学问！在天下没有对立面。先儒却被异端迷惑，为什么呢？
康节邵雍，他深谙《易经》吗？首尾百吟，他担忧宋朝将要动乱吗？他的言辞危切，他的忧虑深远，他的志向激愤，伤害了盛极必衰的道理，有天的因素，也有人的因素。因此，气数耗尽而淡薄，势极而反转，这是天意。物资丰富而百姓骄傲，世道不同而法度松弛，文治盛行而士人习气不同，人也好奇生事，立党求胜，都导致腿脚弯曲，自身危险啊？
《王制》说：乱名改作，言论虚伪、学问不正的杀，不也太过分了吗？种植粲米的诗，是削弱魏国；嵇康、阮籍的放达，是促使晋国衰败；蕃将的镇守，是背叛唐朝；王安石的新法，经义南渡，儒生争胜，是灭亡宋朝。因此先王以五伦为本，三德为教，六艺为用，事务周全于常道，百姓安于乐利，臣子习于谙练，而有刑罚来辟除奇邪。伟大啊，治理之道！《王制》，不是妄言。
邵雍说：大得须防大失，如何防备？浚得而不止，是贪婪；忧虑失去而避开得到，是苟且。如果伊尹返太甲而遂致政，周公定洛都而思明农，伟大啊，圣人的谦逊！势有失而道咸得。《易经》常防患于未然，《尚书》贵在不见是图。所以侍奉君主的人，建立事功是可以的；为后世忧虑而安定，是不容易做到的。问：贾谊差不多吧？否。答：贾生见天下之势不符其心，有经国之术，未得其道。自亚夫之后，大臣自裁弊病。为张禹、孔光的阿容，王嘉的无能；明诸侯分王子弟弊病。为伪莽献符，崩角稽首。法与势未有久而中立者。昔先王仁义以本之，礼乐以结之，政刑以维之。君子亲贤，小人乐利，故中才蒙业而安，贤相乘盛而起衰。夫文帝一俭，终汉之世藉之，况先王乎？有文帝之恭俭，又用贾生之策，汉治彬彬矣。行贾生之策，无帝之恭俭，所谓徒法者与？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帝之治也。自秦之虐，刘项之战，丘阜积骸，川原流血，与民休息，黄老之言也。其时帝遣三将之伐，亲劳亚夫之军，屈尊以信将，重帝有王畧矣。世儒乃侪之黄老，何不察与？
唐德宗少而强治，汉武帝老而悔过。唐日乱，汉遂安。故君子贵乎有终。
言语忠信，行为笃敬，许平仲，儒者而行乎夷狄。金日磾，羁夷而行乎中国。世祖舍其俗，而用许子；武帝以爱子，而托日磾。二子之贤有间，二主之知人至矣夫。
金日磾辟宫女，辞内女，让托孤，其德敬矣。而识加人一等。噫！孰意夷狄而有斯人哉！
问：儒生亡宋，其言不已过乎？答：考诸宋人之文可知矣。是故党师承而争胜人，私也；事空辩而无实用，靡也。既私且靡，平居无同雠之义，临乱无活国之术。元人挺戈而下江南矣。东汉卢植、皇甫嵩之徒，咸以儒生戡国大难。已而奸雄林起，犹局蹐昏庸之主，翼卫危难之都。儒之效也。宋有一于是乎？故人臣当权而误国
圣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自性而达于万事。本之生末，与自学知利行以下，由事而协于一性。末之反本，与陆子静谓性外无道，亦笃于问学，而抗玄言以排朱氏。由是奸人立伪学之禁，促宋之亡。文公之教，孔门旧法也。若缓于本末之辨，故不能服陆氏之心。夫子罕言性道，恐人畧于实行也。子思详言之，恐人陷于异端也。
真宰之功，动处见之；真宰之妙，静中会之。
知言者，人之言也。不得于言，已之言也。已言且忽，况人言乎？闻于外者，亦能移其志也。故多言败，成。
意浅则显事亦惑，心精则动微，毕识。
势败事去，虽天亦无如之何。久而待其复可也。夫王郎假汉而窃兴，孔明为汉而人莫应。为治者，其夙夜兢惕，持其势而善其事，斯可矣。
暗于成事，必当其败；失于知人，必受其欺。败而速改，欺而勿察，犹胜迷复者乎？大病之余，深谙药性，勿委而遂焉。
弗为贵所动，不骄；弗为慧所使，不妄。制贵易，制慧难。
量力而动，因时而消息之，所谓识变者乎？
咸，感也。乃动也。易以山泽象之。形之静者也。恒久也。若静也。易以风雷象之。气之动者也。
大传之言，造化皆验于生物之功，未尝及无极之先，六合之外也。其约曰：易简，曰知礼，曰徳行，曰词，皆学易之实也。周子曰：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
阳，刚也；生，也。阴，柔也；成，也。皆气也，即其理也。仁，阳也；爱，也。义，阴也；敬，也。皆气也，即其理也。古人曰：“阴阳，曰仁义，一而已。”后人和合孔孟之言性，乃立理气之名。学者勿泥于词，而泝其源，不可废理而存气也。
阴阳刚柔相胜，如二人角力云。彼胜则此负，胜者穷力而后已，负者极亏而思报，各不量其分而伺隙以逞。故中国盛而伐夷，夷狄强而猾夏，是以帝王治内而畧外也。凡事莫不然，知者握其几，预处之大壮，才四阳已止遯，惟二阴已退。盖寒始治，裘奚及乎病革？问医庸愈乎？小畜之上九，雨而处，和合也，以徳载之，否则难居也。妇贞犹厉，月望征凶，阴疑于阳，进将何为？夫刚为天徳，犹不干时，况于阴乎？况于臣子乎？
秦皇朝同列而平胡越，乃亡于适戍之徒；晋武平吴，五胡乱其家，恃胜而不反者凶，岂惟臣子哉？
天暑必寒，授衣墐户，人以预冬也。物聚则盗，重门击柝，人以御暴也。辅以防车之陷也，纚以维舟之逸也。人亦知矣，何治身理国，入于荒乱而尚无觉哉？
天而寒，人则御以裘；天而暑，人则御以葛。夫贫与富，贵与贱之于人，犹夫寒暑也。人于富贵则慕而求，于贫贱则恶而脱。是知韩、赵之为中国，而不知嵩、洛之尤中也。不知类，孰甚焉？
防乎？其防易之大纲。邵子自名其学乎？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子自述其道乎？二子，其洙泗之徒乎？
士之有识者寡矣。王安石之亡国，宋断【书名不知作者】而始尽；陆象山之学禅，至我整庵公【泰和罗先生】而明。吴澄，右乡人，而饰曲说直之疚也。吴氏博闻则有之矣。凝道以水与器为喻，以主一为尊徳性，读书为道问学。既见徳性，乃学于己，问于人。噫！本之则谬，如之何？
吴氏举于乡，则系仕籍矣。元以恃强灭宋，而忍为之臣乎？秦汉而下，难而急君如赵王之养卒，匹夫赴义如邢蒯聩之仆者，鲜矣。甚矣，吾道之衰也久矣夫！
负薪者却遗金，虞人以旌召，不徃，壮哉节乎！诵法孔氏者，愧彼多矣。久矣，吾道之衰也，甚矣。夫寒也，暑也，天之二气。此气缩，则彼气伸；彼气来，则此气徃，无并举者。凡死生、贵贱、得失、进退，皆然。方气之进盛也，天弗能消之。人置爱憎于人者，惑矣。
量寛厚，分严肃。不寛则人怨，而政不协；不严则人侮，而事不立。二者盖阴阳之会也。韩忠献，其人与？
赏曰：「天命。」罚曰：「天讨。」君犹不敢専，臣乃窃威福之柄，以树徳而复怨焉，可乎？
司马迁之述《史记》也，街谈野语，诬圣罔贤。迁文伟俊，读者歆之。不经而为信史
译圣人天生就懂得道理，安然地践行它，从本性出发而通达万事。从根本产生枝末，与通过自学获得知识、利于行动等由下而上的路径，都是从具体事物出发而协调统一于本性。枝末回归根本，与陆九渊所说的“性之外没有道”，也笃信问学，却用玄虚的言论来排斥朱熹。因此奸人设立禁止伪学的禁令，加速了宋朝的灭亡。朱熹的教化，是孔子门下的旧法。如果对于根本与枝末的辨析过于迟缓，所以不能使陆氏信服。孔子很少谈论性与天道，是担心人们忽视切实的行动。子思详细地谈论，是担心人们陷入异端邪说。
主宰者的功效，在动态中显现；主宰者的奥妙，在静定中体悟。
懂得言辞的人，说的是别人的话。不能理解言辞的人，说的是自己的话。自己的话尚且被忽视，何况别人的话呢？从外部听到的，也能改变人的志向。所以多言导致失败，少言促成成功。
意念浅薄，则明显的事情也会迷惑；心思精微，则细微的变动也能全部识别。
大势已去，事情败坏，即使是上天也无可奈何。长久等待其恢复是可以的。王郎借汉朝的名义而窃据兴起，诸葛亮为汉朝效力而无人响应。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早晚戒慎恐惧，保持其权势并妥善处理事务，这样就可以了。
对既成之事不明察，必定遭遇失败；在知人方面失误，必定遭受欺骗。失败后迅速改正，受欺后不加追究，难道不比那些迷惑而不知悔改的人好吗？大病之后，深深懂得药性，不要推诿而顺从它。
不被尊贵所动摇，就不骄傲；不被智慧所驱使，就不妄为。控制尊贵容易，控制智慧难。
衡量力量而行动，顺应时机而增减调节，这就是所谓懂得变化的人吧？
咸，是感应，也是行动。《易经》用山泽来象征它。这是形体静止的状态。恒，是长久，也是静止。《易经》用风雷来象征它。这是气息运动的状态。
《大传》所说的，造化都验证于生物的功效，未曾涉及无极之前、六合之外的事情。其简约的说法是：易简，知礼，德行，辞章，都是学习《易经》的实质。周敦颐说：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契合天道。
阳，是刚强；生，是生长。阴，是柔弱；成，是成就。都是气，也就是它们的理。仁，是阳；爱，是仁爱。义，是阴；敬，是恭敬。都是气，也就是它们的理。古人说：“阴阳，或者说仁义，只是一个整体。”后人调和孔孟关于性的言论，于是确立了理与气的名称。学者不要拘泥于词语，而要追溯其本源，不能废除理而只保留气。
阴阳刚柔相互克制，就像两个人角力一样。那方胜利则这方失败，胜利者耗尽力量才停止，失败者极度亏损而想着报复，各自不衡量自己的本分而伺机逞强。所以中原兴盛就讨伐夷狄，夷狄强大就侵扰中原，因此帝王治理内部而忽略外部。凡事都是如此，明智的人掌握其关键，预先处理得当，如大壮卦，四个阳爻已经停止退避，只有两个阴爻已经退去。大概寒冷刚开始时，皮衣怎么来得及呢？病情危重时，问庸医能痊愈吗？小畜卦的上九，下雨而安居，是和合，用德行承载它，否则难以安居。妇人贞正尚且危险，月亮圆满预示凶险，阴疑忌阳，进取将做什么呢？刚强是天德，尚且不干预时运，何况阴柔呢？何况臣子呢？
秦始皇统一六国而平定胡越，却亡于戍边的徒卒；晋武帝平定东吴，五胡乱了他的家业，倚仗胜利而不反思的人是凶险的，难道只是臣子如此吗？
天气炎热必定转寒，添置衣物堵塞门户，人们以此来预备冬天。物品聚集则招致盗贼，重门击梆，人们以此来抵御暴力。用辅车防止陷入，用绳索维系船只以防逸失。人们也知道这些，为什么治理自身和国家，陷入荒乱却还没有觉醒呢？
天气寒冷，人们就用皮衣抵御；天气炎热，人们就用葛布抵御。贫穷与富有，尊贵与卑贱对于人来说，就像寒暑一样。人们在富贵时羡慕而追求，在贫贱时厌恶而摆脱。只知道韩、赵是中原，却不知道嵩山、洛阳更是中原的核心。不懂得类比，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防备吗？那是《易经》的大纲。邵雍自命名他的学问吗？体用同源，显微无间。程颐自述他的道理吗？这两个人，是洙泗（孔子）的门徒吗？
士人中有见识的人很少。王安石导致国家灭亡，宋朝断绝【书名不知作者】而才彻底结束；陆象山之学禅，到了我的整庵公【泰和罗先生】才阐明。吴澄，是右乡人，而用曲解的学说掩饰直率的愧疚。吴氏博闻强识是有的。凝道用水和器皿作比喻，以专一为尊崇德性，以读书为追求学问。既然看到了德性，就自己学习，向人询问。唉！根本就错了，怎么办？
吴氏在乡试中举，就列入仕籍了。元朝凭借强权灭亡宋朝，而他忍心做它的臣子吗？秦汉以来，像赵王养卒那样危难时急于效忠君主，像邢蒯聩的仆从那样普通人赴义，很少了。唉，我们的道衰落得太久了！
背柴的人退还遗失的金子，虞人拿着旌旗召唤，他不前往，多么壮烈的节操啊！诵读效法孔子的人，比他们惭愧的太多了。唉，我们的道衰落得太久了，真是严重啊。寒冷和炎热，是天地的两种气。这种气收缩，那种气就伸展；那种气来，这种气就退去，没有同时并举的。凡是生死、贵贱、得失、进退，都是这样。当气进盛的时候，天也不能消减它。人在人身上放置爱憎的，是迷惑的。
度量宽厚，分际严肃。不宽厚则人们怨恨，政令不协调；不严肃则人们轻侮，事情不能建立。这两者大概是阴阳的交汇。韩忠献，就是这种人吗？
奖赏说：“天命。”惩罚说：“天讨。”君主尚且不敢专断，臣子却窃取威福的权柄，以此树立恩德而招致怨恨，可以吗？
司马迁撰写《史记》，街谈巷语，诬蔑圣人，欺骗贤人。司马迁的文章宏伟俊秀，读者羡慕它。不合经典却成为可信的历史
，然自班固而下皆然。欲信而传之，难矣哉！《武成》孟子取二三策焉。学者之读史，可以三隅反矣。
译然而自从班固以来都是这样。想要相信并传颂它，太难了！《武成》篇，孟子只选取了其中两三页。读书人研读史书，可以由此类推其他情况了。
夫子之经，可以寄微旨而达王道者，存乎精义，不必事详左氏之诬。虽列禨祥而备成败者，存乎穷理，非以耀文后史博闻，而非明道难以翼经。陈寿之存大要，欧阳修之削异端，其庶乎？欧阳玄之述宋，宋景濓之述元，其事则志传之副，其义则含胡为厚。若之何取证也夫？
陈寿之不帝汉，实録也。易汉曰蜀，佞晋也。管宁，汉之天民，华歆，宁之叛友，并列而褒贬不加，何闇劣也。
欧阳修之濮议，謟君也。五代史并前代之礼而乱之。一时私是焉，能协万世之公乎？噫！非文过者与？
诗书，史也；春秋，经也。事道一以贯之，得其一者可以修已治国矣。后人以谈道曰“经纪”，事曰“史”，是故道不关于治乱，事无补于存省。
宋张浚，其晋殷浩、唐房管乎？髙谈可听，实用不副。天性克忌，雠李纲、赵鼎、宗泽、岳飞，而荐秦桧；信吕祉，不采善谋，而致三败。世有英主，当辟失律。文公之状，似为庇护。噫！大贤牵于朋好，宋事可尽信乎？
宋诛齐愈，大纲粗立，状曰：李纲之私也，徙郭浩，抑子盖，山东失望。夫杀曲端，失关中心信吕祉，间名相士，夫落志，伊谁之为？与夫举大事者，必养民而固本，然后选将而练兵，尤必乘隙而动。敌方强，明我尚扰攘，突起而北伐，用不协之将帅，未辑之兵。孝宗愚，张浚罔矣。孝宗之志沮，自是为侄请和，已耽山水，乐妃嫔，从幸臣，养偾帅如杨甲之策，朱子之谏矣。状曰：欲附归正人，铣谓宋生一患，果仁政耶？中原遗黎，箪食壶浆，以迎故君。彼归正者，非不逞之徒，则遭刑之辟，民乃为逋逃主乎？金雍之政，过于宋，民何弃其业而南？与奉骄子者，未有得其孝者也。状曰：取羣盗降虏，以攻夷狄，夫英雄而后能驭之，梁武失于侯景矣。世之乱也，民无定主，可用是策。江南素称豪健，吴越各用一隅争雄上国，宋兼而有之，得道而王，莫之能止也。夫弱子弃其祖遗膏腴而不顾，乃欲寄生于寻丈之硗埆，樵夫农竖，咸呌呶之矣。
南轩之为子纪述父事，乃定国是，而多曲笔。子于父过，讳之可也；文饰以乱大经，不可也。
真宗之守澶渊，中国全盛也。徽宗之不可守汴，中原已扰也。宋自王安石以来，失民矣。夷狄徃来之，忽出而避之，已而复归，更治国定矣。李纲不知权者也。
徽宗之北，民不附金，中原可复，因人也。岳飞之捷，民皆应师，中原可复，乘胜也。过此无几矣。是故用贤养民，以待衅可也。越之报吴，歴年三纪，胥戮嚭宠，斯举况北势之胜，雍政之善哉。
诸葛公之相蜀，狄梁公之复唐，一人而任社稷，微二臣，则其国亡。非至诚上才，曷济哉？非三代以下之臣之班也。
夫易者，何也？圣人内崇其徳，外广其业也。知以通故，贵乎崇；礼以践故，贵乎卑。崇则彻于逺，卑则履其实，乃法乎天地焉。效法而不失，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天上地下，圣人易行其中，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易即理也，理乃性中之固有也。存其固有者，性之成，是故知礼成性，道义由此而出。明道曰：「尽天理便是易」，一言尽之矣。方易未作，止行天地；及易已作，乃见卦画。卦者，何也？圣人藴之为徳，行行之为事业，笔是二者于象为易。易因圣人有作而名也。诸儒之言，若易别有物焉，而圣人体之用之，不其舛与？仰以观于天文，至易无体，圣人之履也。
仰则观象于天，至与地之宜，圣人之博也如是，而后作《易》八卦。是也是故，道准乎天地，学贯乎三才，故徳通乎神明，事类乎万物。
圣人法易，不知易从何而有名？夫易者，道行于天地，象见于画，策名立于圣人。若曰后贤学易，可矣。
天地卑髙，方物象形，易呈于两间者，总为刚柔，分为八卦，统于乾坤，行于易简，人而体之，成位矣。
天地之化，两而已。两者并立，生生不穷，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神者，二气之英灵，所以行乎是道也。道者，实用；神者，妙用。《大传》两其文，安得混其称耶？
阴阳，形而上者
译孔子的经典，能够寄托微妙的意旨而通达王道，在于精深的义理，不必像左氏那样事无巨细地记载那些虚妄之辞。虽然列举了灾祥而详尽成败，在于穷究事理，并非为了炫耀文采、博取后世的见闻；如果不阐明大道，就难以辅翼经典。陈寿保留大要，欧阳修删削异端，这大概差不多了吧？欧阳玄记述宋朝，宋濂记述元朝，其事是志传的补充，其义则含蓄深厚。怎么能以此作为取证的依据呢？
陈寿不尊汉为帝，是如实记录。改称汉为蜀，是谄媚晋朝。管宁是汉朝的遗民，华歆是管宁的叛友，将他们并列而褒贬不加，何其昏庸低劣。
欧阳修关于濮议的争论，是谄媚君主。《五代史》连同前代的礼制一起扰乱了。一时的私意认为正确，怎么能符合万世的公论呢？唉！这不是文过饰非的人吗？
《诗》《书》是史，《春秋》是经。事与道一贯相通，掌握其中一端就可以修身治国了。后人把谈论道称为“经纪”，把记事称为“史”，因此道不关乎治乱，事无补于存省。
宋朝的张浚，大概是晋朝的殷浩、唐朝的房琯一类人吧？高谈阔论听起来悦耳，实际效用却不相符。他天性刻薄忌刻，仇视李纲、赵鼎、宗泽、岳飞，却推荐秦桧；信任吕祉，不采纳好的计谋，导致三次战败。世上若有英明的君主，应当斥责他违背军律。朱熹写的行状，似乎是在庇护他。唉！大贤被朋党私情所牵制，宋朝的事情能完全相信吗？
宋朝诛杀齐愈，大体纲纪粗立，行状说：这是李纲的私心，调离郭浩，压制子盖，山东地区失望。至于杀害曲端，失去关中民心，信任吕祉，离间名相士大夫，使志气消沉，这是谁造成的呢？与那些举大事的人相比，必定要先养育百姓巩固根本，然后选拔将领训练军队，尤其必须乘虚而动。敌方强大，我方尚且纷乱，突然兴起北伐，使用不协调的将帅，未加整饬的军队。孝宗愚昧，张浚欺骗了他。孝宗的志向受挫，从此为侄儿请求和议，沉溺山水，喜爱妃嫔，听从幸臣，像杨甲那样养着败军之将的策略，朱子劝谏了。行状说：想要依附归正人，李铣说宋朝产生了一个祸患，这果真是仁政吗？中原遗民，箪食壶浆，来迎接故君。那些归正的人，不是不得志的流民，就是遭受刑罚的逃犯，百姓难道成了他们的庇护主吗？金朝雍熙年间的政治，优于宋朝，百姓为何抛弃产业而南逃？与那些侍奉骄横儿子的人相比，没有谁得到孝道的。行状说：招募群盗降虏，用来攻打夷狄，只有英雄才能驾驭他们，梁武帝失于侯景。世道混乱时，百姓没有固定的主人，可以用这种策略。江南素来号称豪健，吴越各自占据一隅争夺上国，宋朝兼而有之，得道而称王，没有人能阻止。那弱小的儿子抛弃祖先遗留的肥沃土地而不顾，却想寄生在狭小的贫瘠之地，樵夫农奴，都大声喧哗反对了。
南轩作为儿子记述父亲的事迹，却确定国是，而多有曲笔。儿子对于父亲的过错，隐瞒是可以的；文饰以扰乱大经，是不可以的。
真宗坚守澶渊，是中国全盛时期。徽宗不能坚守汴京，中原已经扰乱。宋朝自王安石以来，失去了民心。夷狄往来，忽然出现就避开，不久又回来，更治国定矣。李纲是不懂权变的人。
徽宗北逃，百姓不依附金朝，中原可以恢复，这是依靠人心。岳飞取胜，百姓都响应军队，中原可以恢复，这是乘胜追击。超过这个时间就不多了。因此任用贤才养育百姓，等待时机是可以的。越国报复吴国，历时三纪，伍子胥被杀，伯嚭受宠，何况北势之胜，雍政之善呢。
诸葛亮辅佐蜀汉，狄仁杰复兴唐朝，一人承担社稷重任，如果没有这两位大臣，他们的国家就会灭亡。如果不是至诚的上等人才，怎么能成功呢？这不是三代以下臣子的行列。
所谓易，是什么？圣人内在崇尚其德，外在广展其业。因为知道以通达过去，所以崇尚崇高；因为礼以践行，所以崇尚卑微。崇高则通达于远方，卑微则履行其实，于是效法天地。效法而不失，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天在上地在下，圣人在其中践行易，成就本性并保存它，这是道义的门径。易就是理，理是本性中固有的。保存其固有的，是本性的成就，因此知道礼成就本性，道义由此产生。明道说：“尽天理就是易”，一句话概括了。在易尚未创作时，只运行天地；等到易已经创作，才见到卦画。卦，是什么？圣人蕴藏为德，践行为事业，将这两者描绘在象上就是易。易因圣人有创作而得名。诸儒的话，好像易另有物体，而圣人体会并使用它，这不荒谬吗？仰观天文，直到易无体，是圣人的践行。
仰观天象，直到适宜于地，圣人的广博就是这样，然后创作《易》八卦。因此，道以天地为标准，学贯通三才，所以德通达神明，事类比万物。
圣人效法易，不知道易从何而有名？所谓易，是道运行于天地，象显现于画，策名确立于圣人。如果说后贤学习易，是可以的。
天地有卑有高，万物有形象，易在两间呈现的，总括为刚柔，分为八卦，统于乾坤，运行于易简，人体会它，成就地位了。
天地的变化，只有两而已。两者并立，生生不息，所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神，是二气的英灵，所以运行于此道。道，是实用；神，是妙用。《大传》两分其文，怎么能混淆其称呼呢？
阴阳，是形而上的
；器象而制者，网罟之类也。《易》有圣人之道四焉，缺其一则不足。是故，精粗一理也。
译器物形象而制成的，是渔网一类。《易经》中有圣人的道理四个方面，缺少其中一个就不完备。因此，精微与粗浅的道理是统一的。
太极者，仪象卦之合也。仪而象，象而卦，太极之辟也。夫卦之画三，三才之象也。三才各两，故卦再倍而成。邵子曰：「一分为二，渐推至六十四先天之数。」程直方之解确矣。《启蒙》之图不已凿乎？四画者，太极生两仪；五画者，两仪生四象。名实俱谬。五行生克，纬书之野，以训河图，无稽矣。河图相生，洛书相克。马背旋文，龟甲拆象，具数尔。若何而证生克耶？五行者，圣人取地之五物，象天之五气。阳主生，主暖，主动，少阳渐长，故名木。木生物之暖者，萌牙而合抱，有长之象焉。老阳为火，则活动炎炽之极也。阴主杀，主冷，主静，少阴渐收，故名金。金杀物而冷者，凝固而内明，有静之象焉。老阴为水，则渊澄甘寒之极也。两阴两阳之中，虽非其气，然资之而不能外，名土。犹金木水火，无地无附载也。阴阳环而生，薪木之传火；火烬之变灰，厚壤之生金；金化而液，水润而物。阴阳贞而胜，斧斤举而林伐；草木牙而土裂，土拥而水涸，水灌而火熄，火然而金铄。是故名义可得而推矣。夫夏当囚水而发洪涛，木因火盗而极茂畅，拘于时者泥也。夫土可一息而离乎？坤元之敦龎而夷于金木，则二物之化，伊谁属耶？夫天地之覆载，水火之变化，造物者妙于是。若《洪范》之五行，乃禹谟之六府，民用攸资，国脉是延，亦乱于虚浮，何哉？何粹夫曰：「水体凝结，本静为天；火所化而流，至冬凝结极寒，乃遂其性也。」
夫惟一气分合，生杀静动，盛衰厥运差也。圣人借物之形而名之，欲人之易于识别也。故一而混曰浑元，浑水之浊也，假以名气之一也。元人之首也，假以名气之始也。山之背者，云蔽之曰阴，假以名地气之卑匿而幽也。山之向者，日射之曰阳，假以名天气之髙显而明也。
子产医和论晋侯之疾，同义而致微，故传者比而属之。奈注者失其旨焉。子产曰：「君子有四时，节宣其气，一之则生疾。」医和谓女当有节，然难言也，故喻以乐曰：「有五声，迟速本末中也。」又曰：「烦手淫声，慆堙心耳，则非中声矣。物亦如之，指女也。」烦乃舍也，无以生疾，则节女矣。六气生五味，发五色，征五声，皆指五行也。淫生六疾，四者之过也。晋侯之疾，以女故，言六气之淫。夫阴之气，凛冽也；阳之气，温煗也；晦之气，瞢闇也；明之气，宣朗也；风雨之寒凉也。以六者分朝、昼、夕、夜焉。曰：「四时、朝、昼、明、夕、夜、晦、风雨、阴阳时见，序为五节，即乐之节也。」阴迟则阳速，相及使阴阳得中；风本则雨末，相及使风雨得中；晦明皆然，失中为过。过则失菑，六气之淫，犹乐声之淫也。故曰：「过寒热诸疾，犹声之慆堙耳目也。」故曰：「菑，女，阳物也。言其体温柔，礼适四方，以妇人晦时言，近女当以夜疾生，以类应。」子产所谓「一之」也。夫人道基于男女，谓天降命，淫则败徳与身，谓天降威，日用至切要者，可不敬乎？颐之爻辞曰：「灵龟曰虎视，龟气自咽也，不渔食也。虎交有时也，能逐欲也。」戒人之穷口嗜而极情好也。
周公系辞，有以一爻取义，姤、复、大有、比是也。有以二象取义，需、遯是也。观四阴逼而势危，乃主二阳。归妹，兊为妹而震归之上六，言夫妇之无终。考其辞，则义有适；推而行，则用咸该。在需，阳方进也。小人出言害之，渐进为寇，御之已至而不敌，则顺以听。圣人处小人以安君子。六四贪而固宠，以位为安，教之出。上六卦终则变，无固位之心，教之入。遯初六，戒勿上逼，初之势锐。六二，令其自止，二之位中。九三，系遯位连也，谓比二阴。九四，好遯情洽也，谓应初九。五，嘉遯好逑也，谓二五正应。上九，絶逺于外，无阴之疑，故肥饶裕也。问曰：小人可为之谋与？答曰：小人心奸而性狠，然畏罪而避害，相时而慎动，亦人同耳。在治朝，羣正人当事首，亦可用长而集事。古人谓佞于隋而忠于唐者也。
乾坤相索而生六子，所谓阴阳合徳而刚
译太极，是仪、象、卦三者的结合。由仪而象，由象而卦，这是太极的展开过程。卦的爻画有三，这是三才的象征。三才各自包含两仪，所以卦的数目加倍而形成。邵雍说：“一分为二，逐渐推演到六十四卦的先天之数。”程直方的解释确实正确。《启蒙》中的图示不是过于穿凿附会吗？四画表示太极生两仪；五画表示两仪生四象。名称和实际都错了。五行相生相克，是纬书中的荒诞说法，用来解释河图，是没有根据的。河图是相生，洛书是相克。马背上的旋纹，龟甲上的裂纹，只是数字罢了。怎么能证明相生相克呢？五行，是圣人选取地上的五种物质，来象征天上的五种气。阳气主生发、温暖、运动，少阳逐渐增长，所以命名为木。木是生物中温暖的，从萌芽到合抱，有生长的象征。老阳为火，就是活动炎炽的极致。阴气主肃杀、寒冷、静止，少阴逐渐收敛，所以命名为金。金是肃杀且寒冷的，凝固而内里明亮，有静止的象征。老阴为水，就是深渊清澈甘寒的极致。在两阴两阳之中，虽然不是其气，但依赖它而不能离开，命名为土。就像金木水火，没有土地就没有依附承载的地方。阴阳循环而生，像柴薪传递火种；火烬变成灰，厚土生出金；金融化成液体，水润育万物。阴阳贞固而相胜，斧斤举起而林木被砍伐；草木萌芽而土壤开裂，土壤堆积而水流干涸，水灌溉而火熄灭，火燃烧而金属熔化。因此，名称和意义可以由此推知。夏天应当囚禁水却爆发洪涛，木因为火盗泄而极其茂盛，拘泥于时令的人是固执的。土可以一瞬间离开吗？坤元的敦厚朴实而等同于金木，那么这两种物质的变化，又归属于谁呢？天地的覆盖承载，水火的變化，造物主的妙用就在这里。至于《洪范》中的五行，是禹谟中的六府，百姓赖以生存，国家命脉由此延续，也被虚浮之论扰乱，为什么呢？何粹夫说：“水体凝结，本静为天；火所化而流动，到冬天凝结极寒，才遂其本性。”
只有一气分合，生杀静动，盛衰的运行有差异。圣人借用事物的形态来命名，是为了让人容易识别。所以一而混同称为浑元，浑水浑浊，借以命名气的统一。元是人头，借以命名气的开始。山的背面，云遮蔽称为阴，借以命名地气的卑微隐匿而幽暗。山的正面，日光照射称为阳，借以命名天气的高显而明亮。
子产和医和讨论晋侯的病，意义相同而细微，所以传述者将他们并列归属。无奈注者失去了主旨。子产说：“君子有四季，调节宣发其气，专一就会生病。”医和认为女子应当有节制，但这难以直言，所以用音乐比喻说：“有五声，迟速本末都要适中。”又说：“繁杂的手法和淫靡的声音，沉溺迷惑心耳，就不是中正之声了。事物也是如此，指的是女子。”烦就是舍弃，没有因此生病，就是节制女子了。六气产生五味，发出五色，征验五声，都指的是五行。淫乱产生六种疾病，是四种过度的结果。晋侯的病，是因为女子，说的是六气的淫乱。阴的气，凛冽；阳的气，温暖；晦的气，昏暗；明的气，明朗；风雨的气，寒凉。用这六者区分朝、昼、夕、夜。说：“四季、朝、昼、明、夕、夜、晦、风雨、阴阳按时出现，顺序为五节，就是音乐的节制。”阴迟则阳速，相互衔接使阴阳得中；风为本则雨为末，相互衔接使风雨得中；晦明也是如此，失去中道就是过度。过度就会招致灾祸，六气的淫乱，就像音乐声音的淫乱。所以说：“过寒过热等各种疾病，就像声音沉溺迷惑耳目。”所以说：“灾，女，是阳物。说它体质温柔，礼仪适宜四方，以妇人晦时来说，接近女子应当在夜里生病，以同类相应。”这就是子产所说的“专一”。人道基于男女，说天命降下，淫乱就败坏德行和身体，说天威降下，日常用到最切要的东西，能不恭敬吗？颐卦的爻辞说：“灵龟像老虎注视，龟气自咽，不捕鱼吃。老虎交配有定时，能追逐欲望。”告诫人们不要穷尽口腹之欲而极尽情欲爱好。
周公系辞，有用一爻取义的，姤、复、大有、比就是这样。有用二象取义的，需、遯就是这样。观察四阴逼近而形势危险，于是以二阳为主。归妹卦，兑为妹而震归至上六，说夫妇没有终局。考察其文辞，意义就有适宜；推演而行，作用就全面涵盖。在需卦，阳气正在前进。小人出言害他，逐渐进逼成为寇盗，抵御他已经到来而不能敌对，就顺从听任。圣人安置小人以安定君子。六四贪婪而固宠，以地位为安，教导他出去。上六卦终则变，没有固守地位的心，教导他进来。遯卦初六，告诫不要向上逼迫，初爻的势头锐利。六二，命令他自行停止，二爻的位置居中。九三，系遯位连，指的是比邻二阴。九四，好遯情洽，指的是应和初九。九五，嘉遯好逑，指的是二五正应。上九，绝远于外，没有阴的疑虑，所以肥饶裕。问：可以为小人谋划吗？答：小人心奸而性狠，然而畏罪而避害，看时机而谨慎行动，也是和人相同。在治朝，群正人当事首，也可以用长处而集事。古人说在隋朝佞而在唐朝忠的人。
乾坤相索而生六子，所谓阴阳合德而刚
邪之易染，由膏之近火也。正之易污，由白之点墨也。《易》曰：「君子以逺小人，不恶而严。」严者，自持也。非礼弗履，故禄不可得而荣，名不可得而动，谄不可得而说，害不可得而加。申屠蟠之辟董卓，得之矣。
小过之辞，说者未明。盖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谓四阴也。不宜上，宜下，大吉，谓二阳也。初在卦始而锐，上居卦终而极，故飞鸟离其凶。然党锢尽而阉竖灭，伪学禁而侂胄诛，小人之雠，君子能自免乎？善人，国之纪，害之则逆天也。逆天者亡。二五中也，圣人教之处过之宜。祖谓初人之始也，妣配祖君，谓三阳为君也。臣服君，位过其祖与之配。进则孙君，安于臣，阴可过而阳不可过，如是者无咎。六五阴盛阳微，不和洽而雨，以六之在上也。弋之则解。夫位过非胤徳之美，弋取非拨乱之才，所谓小事也。君子处小人之下，彼犹忌其才而戾其升，茍过之则百方害之。九三弗过上六而当为之防，一小人生心，其羣丛起而助之虐，或戕，谓初也。九四弗过五而遇，谓承之也。虽曰无咎，当戒徃而永贞。三居下卦之上，故凶。四居上卦之下，故无咎。九四君子之失位者，虽逊以遇小人，亦不与同流而徃。子之于阳货是也。徃则与小人同受其败。龟山之从京辟是也。小人虽一时得志，而终不久。君子敬徳洁已，逺利与害，以待天之复而已矣。夫弗过遇之，君子待小人之恭。弗遇过之，小人凌君子之横。六五之权不能雨，盖有穴其间而为之间者，上六也。不仁居亢，以屯其膏。小人恃君之宠，居髙位而播恶于众，君徳为之累。夫君子茍无意于盗弋而去之，阴过之祸息，而吾心明于天下矣【小畜极而雨者，阳在上也。小过不雨，阴在上也。尚徃而畜之则雨矣】
造化阴阳而已，国家君子小人而已，为学天理人欲而已，相制相胜，迭消迭长，吉凶悔吝生矣。大治生乱，静久而动也；大乱生治，动极而静也。天主之，人为之，命之所在，时也；时之所向，势也。顺而处之，义也。
治，为养民而布教；为明伦而生。饥食渴饮，天性也。爱亲敬长，良知也。圣人发而遂之也。
君子之学有五恶焉：恶浮，恐其粃实也；恶杂，恐其淆真也；恶疏，恐其害成也；恶自足，恐其止善也；恶自是，恐其始乱也。
仁之贯乎伦纪也，犹气之周身也。气所不能达，斯痿；谓之无肢之人可也。心生物也，仁生之徳也。故灵曰：「心活曰仁。」忍于父，必逆；忍于君，必欺；忍于友，必弃。斯谓之无伦之人可也。
龟山杨氏进，以蔡京入，即发其奸，犹可捄乱；逮其贬，而后劾之，敌已在门。诗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龟山之谓乎？荀爽为卓所刼而出，附和羣正，密谋诛卓，事虽不逮，志可则也。龟山论贬安石，徒摘其误经之疵，是舍其盗谷而责其蹊田者与？
程门真传，尹和靖一人而已。学主乎敬，言纯乎经，道行乎富贵患难。辨《程録之赝，有功于师门者也。
尧舜事业，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言所性不存焉。然流于旷诞，尧舜盖钦钦尔。
闻必躬行，犹方必疗疾也。行之则诞言，自废药之则良方，斯传言之必可行，真言也。行之或有弊，陂言也。若诞言，则美听而行塞。夫屑金为糁，磨珠为芑，非不贵且丽，然不可养生，故虽沟壑之人不食。
李郭同舟而济，望之者若登仙。云小人犹未逞于君子，诸人重相标表。在坤之豫，无咎可也，而必无誉，何慎之至耶？不知消息而决为所谓纳诸陷穽而莫之辟也。耕莘筑岩者，以上徳而安于鄙事，声闻落然，一起而天下赖之矣。
问曰：患难，其人之不幸与？答曰：人之药石也。人未经事者，一服之可已其终身之疾。秦穆困于殽，悔而作誓，足殿典谟矣。然有服之而不已疾者，栁宗元是已。困而尚口尤人，故也。
问曰：宋璟不与宦者交谈，陈寔乃送张阉之葬，贤者固异行乎？答曰：宋相危行，遇明主也；陈长孙处当乱世也。宋在位，陈在野，居相异也。宦者思陈子之义，多活善类，屈身济众，仁
译邪气之所以容易沾染，是因为油脂靠近火焰的缘故。正气之所以容易受到污染，是因为白色沾染了墨汁的缘故。《易经》说：“君子因此远离小人，不厌恶他们但保持严肃。”严肃，是指自我持守。不合乎礼法的事不去做，所以俸禄不能用来收买他，荣誉不能用来动摇他，谄媚不能用来取悦他，祸害不能加在他身上。申屠蟠拒绝董卓的征召，就做到了这一点。
《小过》卦的卦辞，解说的人没有阐明。大概“亨通、利于贞正，可以办小事，不可以办大事”，是指四个阴爻而言。“不宜向上，适宜向下，大吉”，是指两个阳爻而言。初爻处于卦的起始而锐利，上爻处于卦的终结而极端，所以飞鸟离开会有凶险。然而党锢之祸结束后宦官被消灭，伪学被禁止后韩侂胄被诛杀，小人的仇敌，君子能够自己避免吗？善良的人，是国家的纲纪，伤害他们就是违背天意。违背天意的人会灭亡。二爻和五爻处于中位，是圣人教导处理过错的适宜方法。祖，是指初爻为人的起始；妣，配祖为君，是指三阳爻为君。臣服从君，地位超过其祖并与之匹配。进则成为孙辈的君主，安于臣位，阴可以超过阳而阳不可以超过阴，像这样就没有灾祸。六五阴盛阳微，不能和洽而降雨，是因为六爻在上面。用箭射取它就能解脱。地位超过并非继承美德的美好，射取并非拨乱反正的才能，这就是所谓的小事。君子处于小人之下，他们仍然嫉妒君子的才能而阻挠其晋升，如果超过他们就会用各种方法加害。九三爻不越过上六爻而应当为之防备，一个小人生出坏心，他的党羽就会群起而助长他的暴虐，或者杀害，是指初爻而言。九四爻不越过五爻而相遇，是指承奉它而言。虽然说是没有灾祸，应当警戒前往而永远保持贞正。三爻处于下卦的上面，所以凶险。四爻处于上卦的下面，所以没有灾祸。九四爻是君子失去位置的情况，虽然谦逊地遇到小人，也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而前往。孔子对待阳货就是这样。前往就会与小人一起遭受败坏。杨时跟随京兆尹辟召就是这样。小人虽然一时得志，但最终不会长久。君子敬重德行、洁身自好，远离利益与祸害，等待天道的恢复罢了。所谓不越过而相遇，是君子对待小人的恭敬。不相遇而越过，是小人欺凌君子的蛮横。六五的权柄不能降雨，大概是因为有穴居其中而进行离间，那是上六爻。不仁德的人居于高位，囤积恩泽。小人依仗君主的宠信，身居高位而在众人中散布恶行，君主的德行因此受到拖累。如果君子没有盗取射取的意思而远离他们，阴爻越过的祸患就会平息，而我的心就能在天下显明了【小畜卦极盛而降雨，是因为阳爻在上面。小过卦不降雨，是因为阴爻在上面。崇尚前往而畜养它就会降雨了】
造化只有阴阳而已，国家只有君子小人而已，做学问只有天理人欲而已，相互制约相互战胜，交替消长，吉凶悔吝就产生了。大治产生动乱，是静止久了就会动；大乱产生治理，是动极就会静。天主宰它，人作为它，命运所在的地方，就是时；时之所向，就是势。顺应它而处之，就是义。
治理，是为了养育百姓而颁布教化；是为了阐明伦理而生。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是天性。爱戴亲人尊敬长辈，是良知。圣人发扬并实现它。
君子的学问有五种厌恶：厌恶浮华，担心它虚而不实；厌恶杂乱，担心它混淆真知；厌恶疏漏，担心它妨害成功；厌恶自满，担心它停止向善；厌恶自以为是，担心它开始混乱。
仁贯穿于伦理纲常，就像气遍布全身一样。气不能到达的地方，就会痿弱；称他为没有肢体的人也可以。心产生万物，仁是产生万物的德性。所以灵说：“心活就是仁。”对父亲残忍，必然叛逆；对君主残忍，必然欺骗；对朋友残忍，必然抛弃。称他为没有伦理的人也可以。
杨时进言，因为蔡京入朝，就揭发他的奸恶，还可以挽救动乱；等到他被贬后，才弹劾他，敌人已经在门口了。《诗经》说：“喝着泪水哭泣，后悔又有什么用呢！”说的就是杨时吧？荀爽被董卓胁迫而出仕，附和群臣，密谋诛杀董卓，事情虽然没有成功，志向值得效法。杨时论述贬斥王安石，只是摘取他曲解经书的毛病，这是舍弃他盗取粮食而责备他践踏田地的人吗？
程门真传，只有尹和靖一人而已。学问以敬为主，言论纯正合乎经典，道行体现在富贵患难之中。辨别《程氏遗书》的伪作，对师门有功的人。
尧舜的事业，在太虚中就像一点浮云掠过眼前，所说的本性并不存在其中。然而流于空泛荒诞，尧舜大概是恭敬谨慎的样子。
听到必须亲身实行，就像药方必须治疗疾病一样。实行了就是空话，自己废弃了药方，那么良方，这就是传言必须可行，是真言。实行了可能有弊端，是偏颇的话。如果是空话，那么好听但实行堵塞。把金屑磨成饭粒，把珍珠磨成米，不是不珍贵华丽，但不能养生，所以即使是沟壑中的人也不吃。
李郭同舟渡河，望去的人好像登仙。说小人还没有在君子面前逞能，众人互相标榜。在坤卦的豫卦中，没有灾祸是可以的，但一定没有赞誉，为什么谨慎到极点呢？不知道消长而决断为所谓投入陷阱而无法躲避。在莘野耕种、在岩穴筑屋的人，以高尚的德行安于鄙俗之事，名声淡薄，一旦起用天下就依赖他们了。
问：患难，是人的不幸吗？答：是人的药石。人没有经历过事情的，服用一次可以治愈终身的疾病。秦穆公在殽山被困，后悔而作誓，足以作为典谟的典范。然而有服用而不能治愈疾病的，柳宗元就是这样。困顿而崇尚口舌责怪别人，所以如此。
问：宋璟不与宦官交谈，陈寔却送张让下葬，贤者本来行为不同吗？答：宋璟行为危正，遇到明主；陈寔处在乱世。宋璟在朝位，陈寔在民间，所处的地位不同。宦官思念陈寔的义气，多救了善良的人，委屈自身救济众人，仁
武曌之簒，淳风甞占曰：“女主当有天下。”岂其徒饰之欲神其事耶？夫天道好生，奚必故生毒厉？剥唐室而噬其子孙，史奚所当而载之？天之正气消，而厉气兴，或臣或女，或盗或夷，莫之为而为。然开治之几，弭乱之贤，无代无也。人自失之，天乎？何尤？
吕夷简之用范仲淹，甚哉其谲也！不报其怨，而揜以徳；不阻其进，而困其知。使当怨丛谤，力穷计尽，而身亦不安。我收用贤之名，彼当不胜任之咎。范公明乎进退先后之几，结主知，正人心，言量而发，事协而举，勿棘于成，否则退而已。奚为而受其罔？复冀功于外藩乎？范公，功名之士，不能卷而懐之。欧公之志，文公之辩，未烛吕之奸也。
重臣为间于中，虽大知不能成绩。是故有孝友张仲，然后有文武吉甫；有魏相识兵畧，然后有充国就屯田。范公知人料事，两失之矣。
名节之士，进锐于退。夫子论史鱼、伯玉之等，示学者以徳。与是故，不协其道，不可立事；不固其交，不可立事；不得其会，不可立事；不就其势，不可立事。
朱子之文浩繁，难得体要，学者惮于翻阅，遂若废然。近者或于一简之中节取十余言，不原发词之旨，及其全文之归，或右陆氏，或附禅谈，罔先贤惑。今听凡文公所辟而塞之者，乃复衍而昌之【如以约礼为理】岂特妄作而已哉！
志之所生，则气随之。乘而之善忠义，愈力；乘而之恶暴慢，乃引气之所乏，则志沮焉。强者即涂，日惟百里；痿者上山，时无跬步。故志持之勿败于非义，气节之勿费于无谓。
天地交而万物生，人道交而万善成。故君子之交，名曰友，徳相先也；小人之交，名曰党，利相倾也。
人自为善恶也，人斯善恶名之。人自召祸福也，天斯祸福降之。故君子正已而已，不怨天，不尤人。
存心必公，必诚；讲学必平，必正。不公则矜胜生焉，不平则奇恠生焉。视圣贤之所为，曰常人共知，且能必出，特异斯足名世。人情喜新，遂以真有过乎人者相与和之，成其伪名。由是宏才逺志，祇以基弊而已。常人无中，小人无静。
喜立功者，尚为失于相时；求立徳者，知退过于洁已程明道从容忠厚，有夫子之道焉。
士之失遇也，拂其刚，必愤于情；沮其义，必激为放。夫忠义之于人，犹夫饮食也。愤且激，则失其常理之御；气公也，心之察理正也。激则就偏，愤则益忿，求其行之中，鲜矣。夫水，天下之至平也，走下而触于石，涛则鍧然，固非行潦之所有。然岂水之性哉？
读《谷风》之诗，则《离骚》其犹薄夫之词与？
宋伊洛之学，上继孔氏，卓乎莫之与俪。若余子之文艺，则下汉、唐也逺诸。抑有悖理害教者焉？黄诗险而失和，苏文达而鲜质。众皆师之，惑之甚也。
程子之实，间于苏之浮；朱子之精，沮于陆之简。干知始，坤作成，既大且广。曰：「易简者，其主本也。」是故一气自运，无为而主张易也；众形自植，至约而事详，简也。乃以文禅并诬天地矣。
朱子谓屈原之词，放旷悲愁而已。既沮而归，乃注之。盖以游艺之间，泄其愤世之志乎？
易》之词，诗之兴，显道于象，指事以物，有假义而无浮言也。自屈原之词，庄周之书，撰事立名，而荒诞莫之诘矣。《天问》漶漫旷诡，泄其忿心，其怨天与文公即理为答，非作者之情，虽无训可也。
难曰：「干如物物而刻之，岂易乎？」答曰：「冲漠之中，万象森具，故一象不具，则一物有缺矣。」《易》言知也。
夫民者，农桑生之孝弟道之生，厚而徳正，然后以其壮健为兵，修武业焉。斯无敌于天下，强国非是，必剥弱国，守此可立。陈亮拾功利之余迹，济其张大之气，为主复雠，可谓不自量已。夫立功者，沈博有谋，方重而断，虽相夷之臣如猛及绰，皆然。斯少致微济，亮其孔融之徒，与晋悼公五代，周世宗英哲而有道，故兵之所向不衂，义之所服皆孚。然晋之驾郑，周之夺唐，道促而量不宏，皆早世而国遂弱矣。
士贵立志，须有实功以济之，否则夺于欲而不
译武则天篡位时，李淳风曾占卜说：“女主将拥有天下。”这难道只是他为了神化此事而故意粉饰的吗？天道喜爱生命，何必故意产生毒害？剥蚀唐朝皇室并吞噬其子孙，史书为何要记载这些？当天地的正气消退，而邪气兴起时，无论是臣子还是女子，无论是盗贼还是夷狄，都是无人刻意作为却自然发生的。然而，开启治世的契机，平息动乱的贤人，没有哪个时代是没有的。人们自己失去了这些，还能怪罪上天吗？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吕夷简任用范仲淹，真是极其狡诈啊！不报复他的怨恨，反而用恩德来掩盖；不阻止他的晋升，却困住他的才智。让范仲淹承受怨恨和诽谤的聚集，力量穷尽、计策用尽，而吕夷简自身也得以安稳。我收获了任用贤才的名声，他却承担了不能胜任的罪责。范仲淹明白进退先后的关键，结交君主的知遇，端正人心，言论经过衡量才发出，事情协调才推行，不急于求成，否则就退隐罢了。为什么要遭受他的蒙蔽呢？还希望在外藩建立功业吗？范仲淹是追求功名的人，不能收敛自己的锋芒而怀藏于心。欧阳修的志向，周敦颐的辩才，都没有看清吕夷简的奸诈。
重臣在中间充当奸细，即使有大智慧也不能成就功业。因此，有了孝友贤良的张仲，然后才有文武双全的吉甫；有了了解军事策略的魏相，然后才有赵充国实行屯田。范仲淹在知人料事方面，两方面都失误了。
注重名节的人，进取时锐利，退守时却不足。孔子论述史鱼、蘧伯玉等人的等级，向学者展示德行。因此，不协调其道，不能建立功业；不巩固交情，不能建立功业；不抓住时机，不能建立功业；不顺应形势，不能建立功业。
朱子的文章浩繁，难以把握要点，学者害怕翻阅，于是就像废弃了一样。近来有人在一篇文章中截取十余句话，不探究原词的旨意，以及全文的归宿，有的偏向陆九渊，有的附和禅宗谈话，误导先贤，迷惑世人。现在听任凡是文公所排斥并堵塞的，反而再次发扬光大【比如把“约礼”当作“理”】，这难道只是胡乱作为而已吗！
志向产生，气就随之而来。乘着志向趋向善的忠义，更加有力；乘着志向趋向恶的暴慢，就引导出气所缺乏的部分，那么志向就受挫了。强壮的人在路上行走，每天走百里；痿弱的人上山，有时连半步都走不动。所以要用志向持守，不要在非义之事上败坏，要用气节节制，不要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耗费。
天地交感而万物生长，人道交感而万善成就。所以君子的交往，叫做朋友，是德行互相推崇；小人的交往，叫做党羽，是利益互相倾轧。
人自己做出善恶的行为，人们就用善恶来命名他。人自己招致祸福，上天就降下祸福给他。所以君子只要端正自己罢了，不抱怨天，不责怪人。
存心一定要公正，一定要真诚；讲学一定要平和，一定要端正。不公正就会产生骄傲争胜之心，不平就会产生奇异怪诞之念。看待圣贤的所作所为，说常人共同知道，并且一定能做到，特别奇异才足以闻名于世。人情喜好新奇，于是用真正超过常人的东西互相附和，成就其虚假的名声。因此宏大的才能和远大的志向，只成为弊端的根基罢了。常人没有中道，小人没有宁静。
喜欢建立功业的人，尚且失于不能审时度势；追求建立德行的人，知道退让，过于洁身自好。程明道从容忠厚，有孔夫子的道风。
士人失去机遇，拂逆他的刚强，必然在情感上愤怒；阻碍他的道义，必然激变为放纵。忠义对于人，就像饮食一样。愤怒且激动，就失去了常理的驾驭；气是公正的，心是明察事理且端正的。激动就偏向一端，愤怒就更加愤恨，寻求行为的适中，很少能做到。水，是天下最平的，向下流动而撞击石头，波涛就轰鸣作响，这本来不是普通水流所具有的。但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
读《谷风》这首诗，那么《离骚》难道还是薄夫的词句吗？
宋代伊洛的学问，上承孔子，卓越非凡，没有人能与之相比。至于其他人的文艺，则远远低于汉唐。难道有违背道理、危害教化的吗？黄庭坚的诗险峻而失去和谐，苏轼的文章通达而缺乏质朴。众人都以他们为师，迷惑得太深了。
程子的朴实，夹杂在苏轼的浮华之中；朱子的精微，受阻于陆九渊的简略。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既大且广。说：“简易的，是它的主宰根本。”因此一气自然运行，无为而主张简易；众形自然生长，至约而事情详尽，这就是简略。于是用文章和禅宗来诬蔑天地了。
朱子说屈原的词，只是放旷悲愁罢了。既已受挫而归，于是注解它。大概是在游玩技艺之间，发泄他愤世嫉俗的志向吧？
《易经》的词，诗歌的兴象，通过形象显示道理，通过事物指明事理，有借义而没有浮言。自从屈原的词，庄周的书，编造事理树立名目，荒诞不经却无人质问。《天问》漫无边际、空旷诡异，发泄他的愤懑之心，他怨恨上天，与文公以理作答，不符合作者的情意，即使没有训诂也可以。
问难说：“乾如果像万物那样去刻画，难道容易吗？”回答说：“在冲虚寂漠之中，万象森然具备，所以一个形象不具备，那么一个事物就有缺陷了。”《易经》讲的是认知。
民众，靠农桑养育，靠孝悌之道教化，生活丰厚而德行端正，然后让他们强壮健壮的人成为士兵，修习武业。这样就能无敌于天下，强国如果不是这样，必然剥削弱国，坚守这个原则可以立国。陈亮拾取功利的残余痕迹，助长他张狂的气焰，主张复仇，可以说是不自量力了。建立功业的人，深沉广博有谋略，方正厚重而果断，即使是像猛和绰这样的夷狄之臣，都是如此。这稍微有些微小的救济，陈亮是孔融那一类人，与晋悼公、五代、周世宗相比，英明智慧而有道，所以军队所指向的地方不挫败，道义所服的人都很信服。然而晋国驾驭郑国，周朝夺取唐朝，道义狭隘而气量不宏大，都早逝而国家随之衰弱了。
士人贵在立志，必须有实际的功业来济助它，否则就会被欲望所夺取而不能
坚；士贵有徳，须见实理以居之，否则叅以人而易失。故子曰：「志于道，据于徳，依于仁。」
译坚定；士人贵在拥有德行，必须见到真实的道理并以此安身立命，否则掺杂了人为的因素就容易迷失。所以孔子说：“立志于道，坚守于德，依凭于仁。”
道在事，故曰志自此注彼也。徳在已，故曰据由外及内也。仁者徳之主，故曰依乃造精也。艺者道之寓，故曰游非専业也。各因其轻重而深浅，其功非有先后之等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徃者，言所用皆王祭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言鲁之不当禘也。春秋胡为而乱？上替无以制下，下陵弥以僣上。大夫效之而犯诸侯，家臣效之而囚大夫。孔子得政，正名而已。是故易见而最甚者，禘也。自余文武之政，修举废坠尔。」程子之解，当矣。
有朋自逺方来，言朋友讲习，斯见道之同也。一曲之学，非通方之论，致逺则难。若许行之徒焉。
陆氏谓论语言无头柄。夫先圣之训，岂后人月旦之具乎？夫子之时，周礼之善尚存，比党老师耆儒犹传先王，今左氏可考焉。故人少学知善，今姑言颜子。方其仰钻瞻忽之时，必有注拟，乃由博约而入理。无形事易泯，文载则传，文广故学博。孔门以求仁为学，孝弟为仁之基。夫自父推之以尽父之行，自兄推之以尽兄之行，恩同而义杀，义杀而事迁。凡此载于典，存于俗，传于老及师者，皆识之。礼者，理也，制也。有条之谓理，有节之谓制。文之规矩，可由者是。故采其精实，去其汗漫，发于情以正行，酌于行以协情。方其博也，逺求近取，精考熟究，其功也烦。及其约也，循经按辙，専力直行，其功也省。不博文，则闻见单寡，焉能得礼之中正者为归？同一闻斯行诸，无子路之所闻，则子失之専；无冉有之所闻，则徳失之懦。亲炙先圣，有如此者，况残编坠简，微词赜句，因言得意，会意尽变者，岂易言哉？晚宋禅学者指礼乃心之理，文公斥之。近乃有挈为己论，翻非前哲，人非生知，理无自解。为此论者，岂其生知乎？亦尝由学乎？使人皆以无星之秤而权物，可得其质与铣？掌南雍尝语诸生曰：学始之一也，中之殊也，末之反一也。盖始言其志，中言其据，末言其合。夫四方万侯同期入觐，然而道涂险易，舟车利钝，风雨留滞，日月久近，期至则赤舄之趋无后者，岂可安居而神游者哉？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犹存其志而未敢遂也。不然，是有死其亲之心。人君于奔臣，尚存其田里三年，况子于父乎？道者，事之当然，如居不主奥，坐不中席之类也。先儒如道非道之别，费辞矣。故人君谅阴不言，然天下万几，一日失理，则乱矣。故冢宰是寄焉。
易》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盖事虽更变，意乃顺承。人君之孝，在利生民，保社稷而已矣。
管仲之功，天下颂之，而二子疑焉。盖学于圣人之门者，重道而轻功也。子路勇者，故责其死；子贡知者，故非其相。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盖仁义根于心，晬盎发于气。中未得仁义之充，外不必修晬盎之饰，是勿求于气也。然晬盎岂可弃之？日充其仁义以征之可也。故告子之言未尽。
问曰：易専为卜而作，信乎？答曰：圣人见天道人事之变，阳合阴化，其总一机，故作卦系辞，设处身履运之方，无事玩辞，有动考占，趋吉辟凶，身安矣，遏恶充善，性尽矣。若曰専以卜也，不其陋与？
朱子论宋祧主，取诸商周。夫汤文兴自诸侯，契、稷始封之君也。宗之固当，布衣而有天下如宋太祖，除乱奠民，创业垂统，宜正东向之位，为百代之祖。自宣祖而上，悉以亲尽而祧。天子崩，臣子称天以诔之，其祭也奉天以尊之。若曰先世积徳而致，则大贤之后多湮，何乃弃赫赫之功而求冥冥之报？若曰子孙不当自择其先，则自一世、二世以至百世皆不迁可也。
礼曰：「祖有功，宗有徳。」则周祖后稷，汉祖髙帝，可矣。
祭法》曰：「去祧为坛，去坛为墠。」盖祖《金縢》之文，与夫三坛同墠，因祷而为之，非宗庙之外豫为之，以待它日之祷也。周公时三王皆正祀，文王不迁之主，胡为而去祧耶？《礼记》汉儒传闻旧章缀辑成书，固难据也。
天子得四海之心以奉其亲，合诸方之物以共其祀。盖功徳穹厚，天下共报之。主之者，天子也。礼协诸人情，岂一家之私徳哉
译道体现在具体事务中，所以说志向是从这里指向那里的。德在于自身修养，所以说依据是从外部影响到内部的。仁是德的根本，所以说依靠它才能造就精纯的境界。艺是道的载体，所以说游艺并非专门从事某项技艺。各自根据轻重而有深浅之分，它们的功效并没有先后的等级。
孔子说：“禘祭，从第一次灌酒之后，所说的都是王者祭祀所用的礼仪。懂得其中道理的人对于天下大事，是说鲁国不应当举行禘祭。《春秋》为什么记载混乱？因为上位者衰微无法制约下位者，下位者僭越更加冒犯上位者。大夫效仿而侵犯诸侯，家臣效仿而囚禁大夫。孔子如果掌权，只需正名分罢了。因此最容易看到且最严重的，就是禘祭的问题。其余关于文王武王的政事，不过是修举那些被废弃衰败的罢了。”程子的解释，是恰当的。
有朋友从远方来，说的是朋友之间讲习学问，这才体现出道的相同。偏狭一面的学问，不是通达全面的论述，想要达到高远的境界就困难了。就像许行那一类人一样。
陆氏说《论语》语言没有头绪和把柄。先圣的教诲，难道是后人品评人物的工具吗？孔子时代，周礼的美好尚存，乡党中的老师、老儒还传述先王的道理，现在《左传》可以考证。所以人从小学习就知道什么是善，现在暂且说说颜回。当他仰望钻研、忽而瞻望的时候，必定有所专注和比拟，从而由广博简约而进入义理。无形的事物容易消亡，文字记载才能流传，文字广博所以学问广博。孔门以追求仁为学问，孝悌是仁的基础。从父亲那里推演以尽到作为儿子的行为，从兄长那里推演以尽到作为弟弟的行为，恩情相同但道义有递减，道义递减而事务随之变化。所有这些记载在典籍中，存在于风俗中，由老人和老师传授的，人们都知晓。礼，就是理，就是制度。有条理叫做理，有节制叫做制度。文章的规矩，可以遵循的就是这些。所以采纳其精实的内容，去除其散漫的部分，从情感出发以端正行为，斟酌行为以协调情感。当他广博学习时，远求近取，精细考究，功夫是繁重的。当他简约持守时，遵循经典和常规，专心直行，功夫是简省的。不广博学习，那么见闻就单薄少寡，怎么能以礼的中正作为归宿呢？同样是听到就去做，如果没有子路所听到的，那么德行就会失之于专断；如果没有冉有所听到的，那么德行就会失之于懦弱。亲近受教先圣，情况尚且如此，何况面对残缺的竹简、微妙的言辞和深奥的句子，通过言辞领会意旨，融会贯通各种变化，这难道容易说清吗？晚宋的禅学者指出礼就是心中的理，朱熹驳斥了他们。近来却有人将其作为自己的论点，反而否定前代哲人，人不是生来就知晓的，理不会自己解释。持这种论点的人，难道是生来就知晓的吗？也曾通过学习吗？如果让人都用没有刻度的秤去称量物品，能得到它的轻重吗？我在南京国子监曾对学生说：学习开始时是一致的，中间阶段有差异，最终又回归一致。开始说的是志向，中间说的是依据，最终说的是契合。四方万侯同时入京朝见，然而道路险阻平坦不同，舟车便利迟钝不同，风雨滞留不同，时间长短不同，到期到达时穿着红色鞋子快步前行没有落后的，难道可以安居而神游吗？
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做法，是还保存着父亲的志向而不敢轻易改变。不然，这就是有让亲人死心的心态。君主对于逃亡的大臣，尚且保留他的田产和居所三年，何况儿子对于父亲呢？道，是事务中应当如此的准则，比如居住不占据内室，坐席不坐在中间之类。先儒区分道与非道，费了很多言辞。所以君主居丧期间不说话，然而天下万事，一天失去治理，就会混乱。所以寄托给冢宰。
《易经》说：“干父之蛊，意思是顺承父亲。”大概事情虽然更替变化，心意却是顺承的。君主的孝道，在于利于百姓，保全国家罢了。
管仲的功绩，天下歌颂他，而子路和子贡怀疑他。大概学习于圣人门下的人，重视道而轻视功绩。子路是勇者，所以责备他死节；子贡是智者，所以非议他辅佐齐桓公。
内心没有把握，就不要在气上追求。因为仁义根植于内心，和气充盈发于气。内心如果没有得到仁义的充实，外面就不必修饰和气的外在表现，这就是不要在气上追求。然而和气难道可以抛弃吗？每天充实仁义来验证它是可以的。所以告子的言论没有说完。
问：《易经》专门为了占卜而作，是真的吗？答：圣人看到天道人事的变化，阳合阴化，其总归一个机枢，所以作卦和系辞，设立修身处世的方策，无事时玩味辞义，有行动时考察占卜，趋吉避凶，身体安定了，遏制恶行充实善行，本性穷尽了。如果说专门为了占卜，不是很浅陋吗？
朱熹论述宋朝太庙的主位，取法商周。商汤和周文王兴起自诸侯，契和稷是始封的君主。尊崇他们是恰当的，布衣而有天下如宋太祖，平定混乱安定百姓，创业垂统，应当正东向之位，作为百代的祖先。从宣祖以上，都因为亲尽而祧迁。天子去世，臣子称天来诔祭，祭祀时奉天来尊崇他。如果说先世积德而致此，那么大贤之后多被埋没，为何舍弃显赫的功业而追求冥冥中的报应？如果说子孙不应当自己选择祖先，那么从一世、二世直到百世都不迁祧也可以。
《礼记》说：“祖有功，宗有德。”那么周祖后稷，汉祖高帝，是可以的。
《祭法》说：“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大概祖述《金縢》的文字，以及三坛同墠，是因为祈祷而设立的，不是在宗庙之外预先设立，以等待日后的祈祷。周公时代三王都是正祀，文王是不迁的主位，为何要去祧呢？《礼记》是汉儒传闻旧章缀辑成书，固然难以依据。
天子得到四海之心来奉养他的亲人，集合各方的物品来共同祭祀。因为功德宏大深厚，天下共同报答他。主持祭祀的，是天于。礼符合人情，难道是一家人的私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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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法》记虞及三代之禘郊，择其祖宗有功烈者祀之。文公乃比宋有天下，抑何其不稽古也？
译《祭法》记载虞代及夏、商、周三代举行禘祭和郊祭时，是选择祖先中有功业的人来祭祀。文公却将宋国与拥有天下的朝代相提并论，这怎么如此不考察古代的制度呢？
礼运》之文，分则三节：曰上古之质，中古之文，末世之乱。合则一纲：曰人心天理不泯，圣人因之制礼，起颓扶败，中和致而天地平，物产遂矣。从初从朔，承佑合，莫大祥，皆正典也。大假幽国僣君，胁君乱国，同国乱纪，同谑疵国，皆乱事也。
仪礼》精义，而繁文；《周礼》大规，而猥事；戴记博识，而鲜效。《周礼》其成于汉乎？周末妨列国之僣者，礼也，故皆去其籍。孟子已不闻其详。邹鲁之士，搜罗故典，叅合旧闻，而成精粝，真赝兼而存之，盖多东迁列国之异政云。
春秋有一事而是非叅，晋士匄伐齐而还是也。谷梁之义精，胡子非之曰：「古之将不从中复専制境外，盖谓用师制胜云尔。」故周亚夫坚壁，而以梁与吴。若夫纵舍之权，必也有命乎？否则何异于桓温？其时列国世卿専而不有其君，或慕善而行，或怙恶而逞，皆遂而已矣。
问曰：「近日谈锺律者众，斯学其传乎？」答曰：「器数名物，必也秦汉之诂乎？残简遗器，彼犹见之。郑氏注礼曰：『如今某谓汉制也』，亦不可知，况三代乎？夫文字之义，必宗《尔雅》《说文》；画必考篆楷，乃通今。篆变隶，楷变草，潦略趋简，无取乎尔，况于乐哉！今不形于器，不发于音，徒以辨博相髙，何也？」
问曰：同子之太极，可得闻乎？答曰：诚请行之。答曰：温公云：「自不妄语始。」问：张子之《西铭》，可得闻乎？答曰：公请行之。答曰：「师子路其言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是也。」问曰：游氏谓《西铭》犹《中庸》也，然乎？答曰：同夫，人无须臾无道，道出于天，人育乎两间者，其分殊同生于乾坤。人能修道，乃协天也；人能尽分，斯肖乾坤矣。秦穆信谝言而袭邻，晋襄冒国丧而徼胜。秦则侵人，晋乃应敌，曲直差有别矣。穆公报怨，淫兵残民以逞，中国之罪人也。书録其悔，一言之善；《春秋》详着其恶，恶在其尊之耶？
春秋伐国称君者，君主兵也；称人者，众词也；微者也。大夫称人者，恒词也；书名者，横臣専词也。出师之义，系乎其事也。
先王食饮衣服宫室器用，备文致华，已然无异物焉，所以为中制也。
元郭守敬作厯其法之精，古无有也。谓许衡知厯理，使总其事，则夫作乐者，非慎独之君子，其孰尸之？
问曰：「三代而下之无乐，何也？」曰：「无知本者也。乐者，三才之和气也。君子自慎独，积其徳而中和，与天地合，然后能辨声推以制器。今心之亡矣，而累黍以铢，度律以尺，末矣哉！」
隋之在朝者，溺于淫放；万寳常处恬而心正，一闻其声而知其乱也。予北人也，久谙俗乐。弘治末，予初入翰林，秋夕，并内西垣而行，闻其南有乐声烦促而哀，予愀然动意。未旬，孝皇崩，国事大变，至今不靖。
士翼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士翼卷三
（明）崔铣撰
○述言下
予闻之，凡物盛不如衰，凡数多不如少。草木枝叶茂而本根虚，枝叶雕而本根息。数多者实索，数少者实赢。处其盛者退乎，当其多者裒乎。
生曰含气，长曰触类，收曰成性，藏曰反位。已用者贱，当事则贵，渐消驯息，鋭进骤退。天施地养，不反厥类。奈何君子，动与化戾，兆福兴孽，非神攸萃。挹满弃余，兴兮何废？勿当其颠，而中其会。
古云：学颜子之所学，夫无其钻仰之劳，博约何循也？无其博约之功，卓尔何见也？瞻前忽后者，未立也；无所持，故尔。如有所立，有定力矣。如者，辞之孙也。卓尔者，立之状，犹言申申夭夭也。夫颜子学圣人之难，今未尝一日实用力于圣人，遽为大言，不既欺乎？
颜子之学，克己复礼，治怒改过。庄周谓之黜聪明，堕肢体，盖肆为躗言，以讥孔子之致知谨礼也。使圣王在位，必以异言罪之。宋刘彦冲诸人，祖述为文，则颜子乃孔门之达磨矣。
问曰：「学何的也？」答曰：「中庸之达道五，诚之者五事是也。夫不知无由适行，不行不为真知，学问思辨斯尽乎知行，惟
译《礼运》这篇文献，分开来看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上古时代的质朴，二是中古时代的文饰，三是末世时代的混乱。合起来看则有一个总纲：即人心与天理并未泯灭，圣人依据这些来制定礼制，挽救衰败，扶持危局，使中和之气得以彰显，天地因此太平，万物得以顺利生长。遵循初始与朔望，承受佑护并使之契合，没有比这更吉祥的了，这些都是正统的经典。至于大举假借幽国僭越君位，胁迫君主扰乱国家，同一国家内部扰乱纲纪，共同戏弄并挑剔国家的过失，这些都是混乱的事端。
《仪礼》精微深奥，但礼仪繁琐；《周礼》规模宏大，但事务杂乱；《礼记》（戴记）学识广博，但鲜有实效。《周礼》大概是成书于汉代吧？周朝末年，为了防止诸侯国僭越，依靠的是礼制，所以都去除了那些僭越的典籍。孟子已经听不到《周礼》的详细记载了。邹鲁的士人，搜集古代典籍，参合旧日传闻，从而形成了精粗混杂的内容，真伪兼存，大概多是东迁后列国不同的政令吧。
《春秋》中有一件事是非参半的，就是晋国士匄攻打齐国却又算是正确的。《谷梁传》的义理精深，胡子批评它说：“古代的将领不从中反复专断境外事务，大概是指用兵制胜罢了。”所以周亚夫坚守壁垒，而将梁地交给吴军。至于那种纵容舍弃的权变，必定有天命吧？否则与桓温有什么区别？当时列国的世卿专权而不忠于君主，有的仰慕善行而行动，有的依仗恶行而逞强，都是随心所欲罢了。
问：“近来谈论钟律的人很多，这门学问得以传承吗？”答：“器物名称和事物，必定要依据秦汉的训诂吗？残存的简牍和遗存的器物，他们还能见到。郑玄注《礼》时说：‘如今某是指汉代的制度’，尚且不可确知，何况三代呢？文字的意义，必定要尊崇《尔雅》《说文》；绘画必定要考证篆书和楷书，才能通晓今义。篆书变为隶书，楷书变为草书，潦草简略趋向简单，没有什么可取的，何况音乐呢！现在不体现在器物上，不发出声音，只是以辨析广博互相标榜，为什么呢？”
问：“同子的太极，可以听听吗？”答：“诚然，请践行它。”答：“司马光说：‘从不说谎开始。’问：张载的《西铭》，可以听听吗？”答：“请践行它。”答：“师法子路的话说：‘愿意把车马、轻暖的皮衣，与朋友共享，用坏了也不遗憾。’就是这样。”问：“游氏说《西铭》如同《中庸》，是这样吗？”答：“同子说，人没有片刻没有道，道出于天，人孕育于天地之间，其分殊同生于乾坤。人能修习道，就与天协调；人能尽到本分，就肖似乾坤了。秦穆公听信谗言而偷袭邻国，晋襄公冒着国丧而求取胜利。秦国是侵略别人，晋国是应对敌人，曲直略有区别。穆公报仇，滥用武力残害百姓以逞私欲，是中原的罪人。史书记录他的悔过，是一句善言；《春秋》详细记载他的恶行，恶在于尊崇他吗？”
《春秋》中攻打国家称君主的，是因为君主统帅军队；称人的，是众人的通称；指地位卑微的人。大夫称人的，是通常的称呼；称名字的，是专权大臣的特定称呼。出师的意义，取决于具体事情。
先王的饮食、衣服、宫室、器物，完备文饰且华丽，但并没有奇异的东西，这是为了确立中等的制度。
元朝郭守敬制定历法，其方法的精妙，古代没有。说许衡懂得历法原理，让他总管这件事，那么制作音乐的人，如果不是慎独的君子，谁能担当呢？
问：“三代以下没有音乐，为什么呢？”答：“因为没有懂得根本的人。音乐，是天地人三才的和气。君子从慎独做起，积累德行而达到中和，与天地相合，然后才能辨别声音并推演来制作乐器。现在人心已失，却用累黍来衡量铢，用尺来度量律管，这是末节啊！”
隋朝在朝的人，沉溺于淫乱放纵；万宝常处于恬淡而心地纯正，一听那声音就知道其混乱。我是北方人，久已熟悉世俗音乐。弘治末年，我刚进入翰林院，秋夜，沿着内廷西垣行走，听到南边有音乐声烦促而哀伤，我神色严肃地动了念头。不到十天，孝宗皇帝驾崩，国家大事发生巨变，至今不安宁。
士翼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士翼卷三
（明）崔铣撰
述言下
我听说，凡是事物兴盛不如衰微，凡是数量多不如少。草木枝叶茂盛而根本空虚，枝叶凋零而根本休止。数量多的实际是索取，数量少的实际是盈余。处于兴盛地位的要退让，处于众多地位的要减损。
生称为含气，长称为触类，收称为成性，藏称为反位。已经使用的变得低贱，当事则变得尊贵，逐渐消减驯服休止，锐进骤退。天施地养，不返回其同类。为什么君子，行动与变化相违背，招致福祸，不是神灵所聚集。汲取满溢抛弃多余，兴起什么废弃什么？不要当其顶点，而要击中其关键。
古人说：学习颜子所学习的，如果没有那种钻研仰慕的辛劳，广博简约遵循什么呢？如果没有广博简约的功夫，卓越的样子怎么显现呢？瞻前忽后的，是未确立的；无所持守，所以如此。如果有所确立，就有定力了。如，是言辞的谦逊。卓尔，是确立的样子，犹言申申夭夭。颜子学习圣人的艰难，现在未曾有一天真正用力于圣人，就大发议论，不已经是欺骗了吗？
颜子的学问，是克己复礼，治理愤怒改正过错。庄子称之为黜聪明，堕肢体，大概是肆意妄言，以讥讽孔子的致知谨礼。如果圣王在位，必定以异端言论治罪他。宋朝刘彦冲等人，祖述这种说法写文章，那么颜子就成了孔门中的达摩了。
问：“学习的目标是什么？”答：“《中庸》的达道有五种，诚之的五件事就是。不知道就没有途径去实行，不实行就不是真知，学问思辨这就穷尽了知行，只有